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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歌来源于劳动生活
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正是因为劳动才创造了人类、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文明。民歌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也是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人类音乐文化的结晶。在劳动过程中唱歌可以排解劳动的压力，为了让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使力气同时发出，协调劳动者的步伐，人们常常会发出一些呼叫的声音，这些声音有节奏、有音调并且被劳动人民广泛传唱。劳动号子就是在人们的劳动生活中产生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江号子》是长江流域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在世界江河流域音乐体系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巴渝境内，山峦重叠，江河纵横，货物流通，客运往来，都需木船载客运货，江上船行，船行船停，闯滩斗水，该快该慢，众船工都听从艄翁发号指挥。“一声号子我一身汗，一声号子我一身胆。”川江号子的历史和人们的劳动史是分不开的。此外，作为民歌的《茅山号子》具有很高的艺术品位，是兴化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劳动号子之一。“打起号子不费难，牛角扳弓两头弯；二十四个车拐随轴转，十二只脚板跟车翻。”《茅山号子》雄浑厚浊，野性十足，传唱间描绘的是这样一幅画面：蓝天白云，秧苗青青，临水的田畔，一架结实的水车之上，一群男女劳力正卷起裤腿，挽着衣袖，轻松愉快地趴在杠上踏车车水。戽板带起的哗哗水声伴着他们嘹亮的号音，响遍空旷的田野，随着每一个劳动动作，配以生动传神的号子，赋予劳作理想的光芒，劳动者的自豪感跃然而出。
（二）民歌来源于人们的感情生活
当人高兴的时候，不禁就会哼起自己喜欢的歌曲、小调。当人情绪低落的时候，也会用唱歌的方式排解内心的压抑，宣泄自己的情感。人的喜怒哀乐都可以用唱的形式来表达。唱出对于爱情的甜美、对于家人的思念、对于社会的不满等等。在表达感情的民歌中，表达浪漫、纯朴的爱情民歌居多。例如：陕北地区民歌《三十里铺》、《兰花花》、《这么好的妹妹见不上面》、《满天星星一颗明》、《走西口》；西南地区的民歌，《康定情歌》、《阿诗玛》等等，这些歌曲都是对美好爱情的传唱，是对人们那浪漫美妙爱情的表达。总之，民歌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社会生活为民歌传唱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准备，民歌又无时无刻不在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民歌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展现。
二、民歌的社会功能
民歌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展现，这就决定着民歌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音乐，同时民歌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1］民歌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是人们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民歌的主要社会功能有三个大的方面：娱乐功能、教育功能、传承功能。娱乐功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总是能听到形形的音乐。有美声的，有通俗的，还有民族的。走在大街小巷，从商铺的音响里也总是传来各种各样的音乐能让我们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民族音乐虽然没有流行音乐那么朗朗上口，但那是我们民族所独有的音乐。我们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独具特色的民族音乐总是能让我们浑浊的灵魂出现一丝丝的清醒，让我们在追求权利与利益最大化的时候还能够想到我们还应该放松一下自己的神经和大脑，想一想在追求的同时还应该娱乐一下身心，以免自己走火入魔，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金钱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值得追求。民族音乐带给我们的快乐是独特的，听一听各族人民创作出来的歌曲，了解一下各个民族的民俗和风情其实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教育功能：通过传统音乐，特别是各民族世代相传的叙事史诗歌谣等，能进行活的历史、生产生活知识、伦理道德、民族自豪感、爱国爱家乡等方面的教育。如滇南彝族尼苏支系在演唱“大曲子”时，因“大曲子”的演唱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文历史、生产生活知识等诸多方面，对于渴望追求知识的青年来说，在此可以增加、拓宽自己的知识层面，同时可以利用唱曲的机会学习汉语。有些原生态民族音乐，亦可为人类学、民族学提供资料。如哈尼族《巴沙腊核伯》（腊核独奏）的音响及弹奏法，与日本音乐“都节”调式有着惊人的相似，可给人类学提供有关族源的参考。传承功能：彝族的“梅葛”、苗族的“古歌”、瑶族的“盘王歌”、哈尼族的“开天辟地歌”、景颇族的“木瑙离瓦”、独龙族的“创世纪”等等，都是关于宇宙与人类起源的神话故事和古老的传说，以及古代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的认识，及其历史、生产、生活和礼仪知识。它们多在节日、祭祀或婚丧礼仪中由巫师或德高望重的老人主唱，气氛肃穆。这些民歌的曲调一般起伏较小，但这些歌曲的吟诵性较强，每篇歌曲的篇幅很长，有的歌词长达数万行，一般需要数小时、甚至几天才能唱完。［2］从这些带有特殊内容的民歌歌词中，现代人们能够对古代人们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历史礼仪进行了解。民歌来源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并受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反过来民歌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又有积极的作用。人们可以陶醉在原生态的民歌里放松自己压抑的情怀，人们还可以在神秘古老的民歌中，对人们未知的远古时代的知识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探讨和传承，追求那些天籁之声的美的享受。
三、民歌的审美意识
我校是一所农村民族学校，学生生源主要来自本乡的各个小村寨，傣族学生居多，还有景颇族学生、阿昌族学生、德昂族学生、汉族学生等。在一个多民族学校当班主任，工作辛苦、复杂、责任重大、工作难做，特别是在农村的初级中学，由于住校生多，班主任工作更困难、责任更大，所以很多老师都不愿当班主任。我认为班主任工作虽然难做，但只要全身心的投入去做，跟学生心与心的交流，也一定能做好。
在具体工作中，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了解学生、 记住学生名字
在一个多民族地区从事教育工作的班主任，从接班的第一天起，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既要了解每个学生的文化基础、家庭情况，个性、爱好、能力等特点，也要掌握全班同学的民族构成情况，了解班上每种民族学生基本的民族特性及经济状况，这是制定切实可行的班主任工作计划的前提条件。
其次班主任还应较快的记住学生的名字，并利用有民族特性的话或鼓励性的话叫出学生名字，例如：你是性格温和的傣族"小卜少"（小少女）×××；你是勤劳勇敢的傈僳族小伙×××等等。想像一下，在课堂，在校园，我们能清楚地叫出学生的名字，我们能亲切地和学生聊天，学生心中会是怎样的自豪和惊喜！对一个人来说，名字，是与自己关系最亲密的符号，也是最能够引起自己重视的字眼。新到一个班级，学生渴望得到班主任的注意和关心，而让学生觉得自己确实得到班主任的注意的，自然莫过于第二次见面时班主任就能叫出自己的名字。哪怕是违反了纪律的学生，我们能点出他们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他心中也会受到触动。记住学生的名字是教育公平的表现，也是顺利开展教学工作的前提，所谓"亲其师，信其道也"。
2.班级组建——选拔和培养一批优秀的班干部
班级是学校进行教育、教学的基本单位，班级管理搞不好，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要建设一个积极向上、团结友爱的班集体，仅靠班主任的力量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有一个得力的班级助手，这个助手就是班级干部。班干部队伍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班级的好坏。在组建班委时，除考虑有工作能力，肯积极负责，品学兼优等条件外，还要注意班委的民族构成及各民族人的性格特征，例如傣族学生性格温和细腻、爱干净、喜爱歌舞，适合当卫生委员、文艺委员；景颇族学生热情耿直、坚强刚毅、骁勇强悍，适合当班长、体育委员、劳动委员，阿昌族学生性格开朗、厚道，适合当生活委员、组长等。当然不能只选择民族学生当班委，只是注意引导学生选举有能力的少数民族学生担任班委。班主任应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干部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这样才能够建立起一个讲团结、有威信的班委，使每个学生都感受到自己的民族在班上是受同学尊敬的，是受教师重视的。这样才能激发起每个学生关心班集体，热爱班集体，维护班集体荣誉的热情，积极主动完成班集体的任务。
3.思想教育——树立民族学生自信心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培养人就是培养他对前途的的希望，中学是一个学生学文化、长知识、学做人的重要阶段，关系到一个人将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
民族班的学生大多生活在僻、平困的山村，由于受生活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性格较内向，不善交流，兴趣、情感被一些思想所禁锢，入校前，多数在乡村学校就读，由于师资力量、教学设备等条件的限制，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一般表现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较差，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不灵活，致使学习成绩不佳，学习信心不足，学习兴趣淡薄，一些心理素得不到正常的发展，长此以往，形成一种自卑心理，认为自己脑筋不够用，难以学好。因此在多民族学校和班级中，班主任除了加强思想、政治、品德的教育外，还注意向民族生进行国情、省情、州情、县情教育，介绍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人口大国，在各行各业都有民族人才，而且国家鼓励、提拔和重用少数民族干部。从历史上看，也有许多少数民族人才名垂青史，如郑和等。并不断告诉他们少数民族与汉族从生理上、智力上基本是一样的，不要被"民族生，脑子笨"的假象迷惑。所谓"笨"、"落后"，其实主要是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现在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只要自己振奋起来，努力学习，就能改变"落后"的状态，就会有出息。当他们认清了自身的价值，就会充满自信，积极主动学习。
4.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 营造一个团结友爱的班集体
平等对待每个学生，这是对班主任的起码要求。在多民族班级中，平等对待每个学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历史原因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长期落后于汉族。有的少数民族学生入学时甚至听不懂普通话，这时如果老师强制要求他们来校不准说他们的民族语言，要学会说普通话，他们会认为老师歧视他们的民族，他们会闭嘴不说话。作为班主任，首先鼓励各民族学生间相互学习各种语言，告诉他们多一种语言，多一条路子，班主任也学一些各民族的日常用语，适当和他们交流，他们会非常高兴，并和你很亲近，然后再慢慢鼓励他们在学校应多用普通话交流，因为普通话是通用语言。其次应该从思想上、感情上对每个学生都一视同仁，在工作和教学中平等对待每个学生，而不能厚此薄彼、喜此厌彼。有必要时对少数民族学生要给予更多的关心、帮助和爱护，在安排各种活动时，要充分照顾少数民族的特点，注意发挥少数民族学生的长处。例如傣族学生、景颇族学生喜爱歌舞，元旦晚会时尽可能提供条件让他们发挥其潜能等。只有对民族生更多的关爱，才能有助于我们的教育工作，班级才会更团结。
教育学生相互尊重。融洽、和谐的同学关系，温馨、欢悦的班集体生活，良好的班风，是学生求学和生活的理想环境，也是班主任追求的目标和做好工作的前提，同时学校贯彻教育方针、实施教学计划和管理的基础。在多民族班级中，班主任应十分重视教育学生相互尊重其他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坚决制止不利于团结的语言行为和有违民族风俗习惯的事发生。记得有一次两个学生打架，我赶到时有一个学生已被打得流鼻血，哭得很伤心，我一看很生气，抬手就打了另一个学生一巴掌，他握着拳头一副不屈服的样子，第二天就不来上学。那次我当班主任一点不成熟，后来我才了解傣族人忌讳别人叫他们"摆邑"，那是对他们民族的不尊重，那个学生犯了他们的忌讳被打，我没有了解情况全部把责任归给了那个傣族学生，对他批评有些过分。后来我和那个学生去他家赔礼道歉才解决了这事。通过此事我很注重学生之间语言，风俗习惯的了解，在表扬、奖励或处罚时，注意把握恰当的分寸，也注重沟通各民族学生之间的感情，利用各种活动有意识地培养他们之间的友谊，化解各种矛盾隔阂，努力营造一个奋发向上、团结有爱的班集体。
5.做好家访工作，多与家长沟通
班主任作为学校全面负责班级教育工作的教师，处于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中心，是联结三方面教育力量和影响的核心。众所周知，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家长是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教师的得力助手。班主任与学生家长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把学生教好，使学生成才。班主任必须充分利用家庭教育的有利因素，避免或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积极主动地争取和依靠家长配合学校教育学生，使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趋于一致，这就需要班主任与家长的沟通。班主任与家长沟通时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如召开家长会、打电话、家访、来校面谈等。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不管学生有没有犯错，作为班主任首先得尊重家长，应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用征求意见的态度与家长进行沟通，用爱心感化家长。
民族音乐是由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是各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是一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民族众多的国家，各自都有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音乐体系，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民族特征。本文从中俄民族音乐的历史发展、表现形式、音乐风格等方面进行对比和研究，展现两国民族音乐的特征和差异。
1中俄民族音乐历史之差异
中国是人类文明诞生最早的四个国家之一，音乐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四五千年前的远古时期就出现了简单的歌曲和舞蹈，主要用于敬天、祭祀、狩猎等。夏、商时期，社会生产力较原始时代有所进步，音乐不仅用于祭祀，同时也成为民间娱乐的方式，民族音乐得到了极大地推广，为我国民族音乐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西周和春秋时期，我国民族音乐达到繁荣阶段“，风雅颂”是当时音乐的经典代表，其中的“风”，即指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是从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1］至唐代，我国民族音乐已处于全面发展的高峰时期。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出现和形成较中国民族音乐的历史晚很多。中国民族音乐至公元6世纪时就已达到顶峰时期，而俄罗斯民族音乐于公元6世纪方出现雏形。公元6～9世纪的东斯拉夫部落生活时代，出现了崇拜太阳等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年历仪式歌曲”、崇拜氏族祖先的“家族仪式歌曲”“、英雄壮士歌”等有民间音乐。在古罗斯，音乐仪式成了基辅大公和武士们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出征、节日、宴会、隆重的仪式都有音乐伴奏。［2］但是，直到18世纪，俄罗斯的民族音乐，即区别于宗教音乐的世俗音乐，才被俄罗斯主流所认同和接受，从此俄罗斯世俗音乐走上了发展的道路。19世纪中期，“俄罗斯音乐之父”——伟大的音乐家格林卡从俄罗斯民间音乐中挖掘精华、汲取养分，以他卓越的音乐才华精准地诠释了俄罗斯的民族特征和音乐的精髓，创造性地运用了俄罗斯浪漫曲的传统手法，第一次表现了俄罗斯民族音乐的特色，俄罗斯音乐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征的音乐体系。
2中俄民族音乐表现形式之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各民族大多拥有自己的语言或方言，形成各自丰富多彩的民间曲艺，大约有300种，如北京地区的京剧、浙江的越剧、安徽的黄梅戏和凤阳花鼓、东北地区二人转、河南的豫剧、广东的粤剧、上海的沪剧、河南坠子、河北梆子、山东快书等。［3］我国民族器乐种类繁多，几乎各民族都自己独特的乐器，如哈萨克族的冬不拉，蒙古族的马头琴，壮族的田螺笛，哈尼族的巴乌，怒族的竹号，傣族、阿昌族的葫芦丝、二胡、板胡、琵琶、古铮、扬琴、笛、箫、鼓、锣，陕北的腰鼓等。俄罗斯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俄罗斯人口总数为1.4亿，但却有着190多个民族。民族和地域方言的种类较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俄罗斯各民族自古以来能歌善舞，民间音乐的形式多种多样，如中国人熟悉的哥萨克舞蹈、形式特异的那乃人的民间说唱、服装艳丽的阿迪格乐舞、俄罗斯民族的踢踏舞、乌克兰的戈帕克舞等都体现了俄罗斯民间音乐的民族特色。
3中俄民族音乐风格之差异
音乐是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的体现，是各族人民内心世界的反映。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两国人民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中俄两国民族音乐的风格各具自身内在的鲜明个性。中国民族传统音乐或悠长婉转、低沉呜咽或清亮高亢、气势恢宏，无不浸渍着民族历史的沉淀，寓情于其中，以行腔音韵来抒感，带给听者强烈的情感体验。气韵与意境、风骨与神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情感与伦理的结合、渗透，这些独特的追求，铸成了中国民族音乐的风格特征。［5］俄罗斯地跨欧亚大陆，俄罗斯文化既不属西方文化，也不属东方文化。特殊的地理环境、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俄罗斯民族音乐的独特风格。俄罗斯民族音乐的特性是严肃，它的严肃使俄罗斯民族音乐悦耳动听，但却像玫瑰一样带刺，平添一份深沉。俄罗斯民族音乐大多以沉静、略带忧郁的旋律开始而逐渐发展为壮阔、颂歌式具有英雄气质的旋律，体现出俄罗斯民族既热情奔放又浪漫抒情的双重性格。［6］
4结语
世界各国风格迥异的民族音乐，在世界音乐的舞台上百花争艳、五彩缤纷。中俄民族音乐间的差异，促进了中俄文化的交往合作和交流，我们既要更加热情地欢迎俄罗斯民族音乐在中国传播，又要更加主动地推动中国民族音乐走进俄罗斯，加强中俄民族音乐交流，在同一个舞台上演绎两国不同的音乐传奇。
作者:孙丽梅 吴雪松 单位:佳木斯大学
参考文献：
［1］李静.西周时期编钟材质选择探讨［J］.兰台世界，2013（15）.
［2］万昭.格林卡在俄国音乐历史上的贡献与俄罗斯民族乐派产生的根源（上）［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3）.
［3］徐源.内蒙古地方戏曲发展中的科技运用［J］.第三届北京科史哲研究生学术论坛，2012（11）.
（一）重视培养少数民族中职生的阅读能力
读懂汉语的能力是通过经常读、大量读的练习培养出来的。在汉语课堂教学中，就是要让学生读准课文、读通课文、读熟课文。借助课文这个工具，培养学生的读书能力，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在教学中，没必要用大量时间进行分段、概括段意、概括中心思想等繁琐分析与讲解，更没有必要让学生抄写这些内容，应把这些时间多用来让学生读书。在教学中，教师要采取各种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探究热情，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阅读中。如采用富有感染力与形象性的语言，创设情境，增强课堂教学的艺术魅力，使学生从美的语言情感中感觉到语言与内容相统一，产生心灵的共震，激发探究思维的生成。教师必须在课堂教学中，根据师生、生生互动的情况，因势利导，创造性地引导教学过程。
（二）加强课外阅读，培养写作兴趣
由于少数民族学生阅读面窄，教师还应鼓励学生多读课外书，经常开展一些读课外书的活动。一味的课堂知识学习，会使学生感到疲惫，阅读可以有效的缓解学生的疲惫感，同时又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加强学生的写作积累。中职生思想已经较为成熟，迫切希望了解更多跟新的知识，加上课业的繁重，迫切希望得到精神上的放松。阅读就是这样一种既可以学习知识，又可以放松精神的方法，教师可以选取适合于学生年龄段的数目推荐给学生，引导学生做好读书笔记；也可以利用作文课的时间，选择优秀美文让学生阅读，并写一写自己的感受，并让学生互相评价。这样的教学方法既让学生觉得新奇——可以读感兴趣的课外读物，可以和别的同学互相评价、互通有无；又让学生在阅读中增长了见识，培养的写作的兴趣。
二、职业语文能力的培养
少数民族中职语文教材的开发要重视突出职教特色，职业教育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它是就业教育，学生的学习要满足学生未来职业岗位的实际需求，教材的设计应在以下几方面加以考虑。
（一）教材的职业化特色
教材的职业化应该在保证课文质量的同时，力求突出职教特色和专业特色。首先，普适性教材的选编旨在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在选用此类教材时除注重语文知识能力的训练外，还要注重加强人文性，注重对职业活动中必备的精神品质其次是专业性教材，要体现专业特点，在语文课中渗透专业思想，这种专业性教材的选编在中职语文教学改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以能力的训练与形成为目标，实现教材的综合化、模块化建设
中职学校学生在未来职业生涯中遇到的问题更实际、更复杂、更具综合性，教材内容更要接近职业生活和社会实际。语文的学习仅仅考虑识字、阅读、写作、口语等学科能力的培养是不够的，还应当给各专业学生以相应的专业语文素质教育。语文基础知识部分以人文社会为主要综合内容，应用语文和文学鉴赏部分以相关专业为综合内容。以较宽厚的语文学科理论知识、体现能力训练与形成的主体教材为学生的继续学习打基础；以学习专业知识、掌握职业技能为主要功能的辅助教材满足学生适应未来职业岗位和终身学习的需要。
1.写作方面：提倡实用性写作，培养从业技能，不过高要求创作性写作
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中职教育以专业技能训练为主业，语文等文化课教学是副业，副业应该为主业服务。因此在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的时候，中职语文教学应从学生的专业课程的角度，开设相近的应用文体写作课程。
2.口语交际方面：加强具有职业背景和导向的听说练习
由于许多少数民族中职生初中语文的基础不好，致使语文学习兴趣缺失，听说能力普遍低下，面对这种状况，简单介绍听说的基本知识，介绍交谈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几乎无法进一步提高学生适应实际需要的口语交际能力。中职语文教学必须对学生加强以专业知识为内容的听说能力训练：（1）认真倾听是美德，培养学生认真专注的倾听别人的讲话的习惯，这不仅有利于培养他们的理解能力，更能够使学生上课认真听讲，专心学习，全面提高学习成绩；（2）以学生的专业知识为内容，结合专业设置情境，进行听说训练学生用熟悉的材料练习听说能力，会感到有话可说，有话会说，心理优势增强，胆子增大，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又对学生的专业学习有极大的帮助，可谓一举两得。
三、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渗透
少数民族语文教育要关注各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和经济文化，以唤起学生的亲切感和认同感，提高学习的兴趣。
（一）教材改革应重视地域性
地域性是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世代耕耘经营、创造、演变的结果。地域性一旦形成，就会影响当地人的生产和生活，使其深深烙上当地地域环境特征的印记。地域性通过社会生活、物质生活来影响教育，而且还通过地域文化心理给语文教育以重大影响。自然环境对一个民族的内部生活、文化形成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的性质都会产生影响。同一民族的人们具有共同的心理素质、特有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特有的价值观念等等。生活于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而这一切都会影响语文教材的内容与形式。语文教材改革应当充分考虑到当地的地域性，这是理解语文教育差异及多元性特点的前提。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环境、自然条件、季节气候、自然资源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俗礼仪、文化水平、风土人情等都是语文课程资源。少数民族比任何一个外来者都更加熟悉自己的发展限制、发展潜力及发展机会，如果在语文教育中，注意关注这些因素，势必会极大地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极大地促进语文教材改革的发展。
（二）语文教材的民族性应得到适度体现
语文教育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语文教材改革发展中应体现适度的民族性，语文教育应强调民族性，突出语文教育的民族特色，特别是应充分吸收各民族的民族民间文化。
语文教材应体现适度的民族性，也就是说学校语文教育除了要包含主流文化知识和人文精神的内容之外，还应努力寻求各民族优秀民族文化与民间文学教育的切合点，注意对各民族文学中的优秀成果的吸纳和整合。少数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中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积极方面，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健康的精神方向，能够鼓舞人们，同时这些东西与各民族的生活息息相关，也具有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历史继承性。所以，在学校语文课程内容的构建中应给予其充分的重视，将这些成果引进学校、引入课堂，让学生广泛参与到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活动中来，从而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比如，将各民族民间工艺作为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之一，可以使学生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这既适应了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又能使学生的学习被社会认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有不少著名的民间艺术，如白族的扎染，苗族的蜡染，壮、傣族的织锦，阿昌族的刀具、银饰等，都是蜚声海内外的。将这些工艺作为民族教育中的职业教育的内容，既能发扬民族文化，又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还能使学生学到一门技术，极易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不论是等少数民族学生，还是汉族学生，对异族文化都有浓厚的兴趣，所以，语文教材民族性的适当体现不能狭隘地只针对本民族学生，而是应该让各民族学生都有接触其它民族文学的机会。应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各少数民族要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汉族也要吸收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并且各少数民族之间也要不断地进行交流和学习，这样才能不断推进各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发展道路。所以，语文教材改革应特别重视地域性，同时体现适度的民族性。
四、教材改革中应把握的尺度
中图分类号：G12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035-06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民族的核心要素。文化与民族社会群体之间通过“传”与“承”两个并存、继起的环节实现有机的整合，促使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呈现出稳定、延续、再生的特征，最终形成模式化发展。
一直以来，传承一词常出现于民俗学研究中，是最先用于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传承性”也被看作是民俗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而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提法转变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强化了传承观，这使得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传承”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由此，关于“文化传承”的概念使用开始普遍并向加速发展，有关“文化传承”的著述和论文也接踵而出。
笔者对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关于文化传承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近年围绕着文化传承的研究，可以总结为对文化传承概念的再认识、文化传承机制的探寻、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探讨、文化传承人的研究、文化传承途径的创新探索五个议题。下文择要阐述其中的研究情况，以期对今后的文化传承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借鉴。
一、文化传承概念的再认识
在学术界，“文化传承”一词出现已久，是早已为人们所用的一个名词。从19世纪中叶起，就有学者对文化传承问题进行研究。然而，很少人论及文化传承的内涵和本质，也未确切地予以概念界定。祁庆富教授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与传承人》一文中指出，在汉语词库中“传承”不是古语，而是新词。在古代汉语中，“传”和“承”分离，并没有形成一个固定语词。只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的《既代汉语词典》有简短的“传承”词条，即：“传授和继承”。在他看来，传承是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但是文化传承的现象绝不仅仅局限在民俗学范畴，而是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特征。因而也是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对“传承”概念的认识，应当从更宏观的“大文化”视野拓宽、加深理解。而正确理解传承语义与内涵，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及保护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目前关于文化传承的著述中，学者赵世林给出了一个文化传承较为广义的理解，认为：“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也就是说，文化传承是文化具有民族性的基本机制，也是文化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因。社会成员正是通过习得和传承共同的民族文化而结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笔者以为，对民族文化传承作这种定义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传承”以及全面的认识传统、把握文化，从而能更好的理解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二、文化传承机制的探寻
机制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研究这一议题的学者，分别从两种不同的路径探寻文化是如何在传统生态环境中得以传承的。
第一种路径是寻找文化传承的渠道或媒介。晏鲤波认为民族文化典籍的保存与流传是实现民族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迟燕琼在炒数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功能一文中指出，节日是人类社会各个族群普遍传承的一种重大的显性文化事象，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是最具地方特色、蕴含丰富意义的文化符号。它总是更集中、更充分地展示着多彩多姿的民族习俗风尚，传承着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并以一种显性而独特的方式承载、传递着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是各民族多样性文化得以集中表现和传承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功能。也有学者从的角度看待文化传承。陈瑞琪就认为以宗教为载体，不仅使民族的民俗情结、传统文化情结、民族认同感、群体的内聚力得以加强，也使民族文化传承得以为继。李志清通过对桂北侗族抢花炮仪式性体育的“深描”，同样得出信仰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这一结论。基于符号学的角度，祁庆富教授认为文化传承是以象征符号为最基本的运载工具和传递手段的。他指出，社会的文化体系是由社会的象征性的符号，如语言及其结构、事物及人物的称谓、事物或社会关系的表述形式、神话及社会文化中的标志等等表现出来的。象征符号，是约定俗成的，为本民族成员所认同。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象征符号过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才得以展现、传承。传统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又一渠道也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孙丽婷以阿昌族的家庭教育为例，认为家庭教育使阿昌族的民族语言、传统生产劳动方式、风俗习惯等得以代代相传。其中牢固的婚姻制度，以及重视母亲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等是阿昌族文化通过家庭教育有效传承的原因。由此得出结论，家庭教育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对本民族成员的成长、民族文化的传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以外，更有学者从宗族制度对文化传承的影响进行探讨。吴尔泰先生以赣傩为例，指出，赣傩无论作为一种民俗事象，还是一种文艺形式，历时二千余年风雨沧桑而不绝，这在中国文化史上都不多见。创造这一“奇迹”的原因很多，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封建宗族制度在赣傩的传承和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和制约作用。
以上研究是从单一的渠道进行探讨论述的，然而，文化传承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由整体性出发，索晓霞在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运行机制进行动态分析后得出结论：制度和法规形成的社会强制，民族社会生活中的潜移默化，道德和禁忌形成的心理约束，正是潜藏在各种文化传承现象背后的“看不见的文法”。赵世林将民族文化传承的社会机制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以家庭为中心的亲亲强制、以村寨为单位的社会监督、特殊状态(战争)下的高强传承、族际交往中强化的自我意识、意味着义务延续的祖先崇拜、宗教意识。这些从整体进行的研究，让我们得以窥知文化传承的不同渠道。从另一种路径研究传承机制的是解读文化传承的方式。索晓霞在研究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方式后，指出了几种具有普适性的传承方式。(1)一对一的方式。这种方式偏重于民族物质生产文化。(2)一对多的方式。传承的是宗教意识、民族意识，可概念化为文化模式、文化观念，偏重于精神文化的范畴。(3)多对多的方式。这种传承方式主要体现为通过规范文化在社会生活中进行无形的调控，客观上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这些都是以人为载体的传承。李灿松、周智生通过对鹤庆新华村民族手工艺的田野 调查，认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传授、开放式的学徒招收等形式构成了传统手工技艺的主要传承方式。马春莲教授也从口耳相传、心领神会等角度论述了音乐的传承方式。除此以外，不少学者也对文化不同门类的传承方式有所关注。
上述研究都是从传统生态环境的视野中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学者们或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传承的机制，或就影响文化传承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述；或查阅文献记载并在一定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某一文化对其传承的生态环境及其方式进行综述。其中所获知的途径与方式都可给当代生态文明下的文化传承以重要启迪。
三、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探讨
在传统社会中，人文、生态环境的相对稳定，使得文化承传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如同赵世林教授所说，在这种环境下，文化传承具有社会强制性和不可选择性。燃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众多学者也充分意识到了要从变异性来看待文化传承。正如祁庆富教授所言，对于文化传承的研究，不仅要充分注意到传承文化的“民间性”，还要重视其民族性、群体性以及传统性与现代织在一起的文化变迁性。因此，在当前的文化传承研究中，从文化变迁角度探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成为焦点。国内研究这一命题的学者，更关注文化传承与当前社会转型的关系，常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门类划分，冠以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名目，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针对某一民族的文化进行个案分析，探讨影响某一文化样式传承的因素以及导致变异的原因。
纵观文化传承与变迁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从社会环境的角度侧重讨论社会环境对文化承传的影响。李红英以滇西德宏地区的傣族为例，论述了傣族文化的传承由原本稳定的寺庙宗教等场所，转变成为学校教育传承的方式。在她看来，寺庙中的文化传承，更能在一种共生共存的文化空间中形成一种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民旗隋感之链，而当前的学校教育则使傣族新人更多的成为了失去民族文化个性和民族文化认知的一代。这是由于汉文化与现代商品文化的涌入，冲击着傣族传统文化传承空间而造成的文化变迁与传承方式的变异。史江洪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一个传统的土家族村落为个案，分析了民间信仰在村落生活中的传承情况，认为较之其过去的形态，个案民间信仰的当前状况已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现实生活中的信仰事象主要是一种行为层面上的重演，已失去了其所产生的原始观念基础――神圣性和神秘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外来文化的影响、医药知识的普及与进步、经济生活的变化等。这种视角的着眼点在于文化受到来自体系之外的刺激而产生的变化，略有强调文化传承的变迁是外来的、被动的感觉，从而显得人和文化在社会变动中处于一种被动地位。 第二种视角是从文化自身的角度侧重探究文化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与影响力。徐英博士以萨满教传承模式为例，向我们阐述了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萨满教文化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萨满教文化的发展在由盛变衰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灵活多样的生存策略，其宗教的功能淡化，而其他文化功能加强，在民俗、艺术等领域曲折地生存下来，这种经过碎片化、变异、整合的过程，再次展现了文化传承变异性的规律及文化所具有的适应能力。齐琨博士通过对中国近百年的社会转型过程的阐释，描述了南汇清音这一传统乐种经由乐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综合运用一些方式、手段、技巧、途径等音乐文化内应机制，既适应了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又延续了音乐文化传统。在她看来，传统音乐文化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能以自我调整、自我运作、自我创造的方式在社会实践中持续发挥着影响作用。[21]这一视角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在面临新的环境时，人们总能从传统习惯和文化惯例之外去寻找适应环境的方式，从而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推动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变迁。
采用这种视角对此议题进行探究的还有陈曦的《从侗歌展演文化功能的变迁看侗族民歌文化的传承》、刘晓真的，《从乡俗仪礼到民间艺术――当代山东商河鼓子秧歌文化功能的变迁与传承》、孔培培的《从拉魂腔到柳琴戏――个剧种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变迁》、杨艳的仁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乐的传承、创新及其表现特点》等论文。
四、文化传承人的研究
在过去常见的民俗学专著中很少有学者提及传承人，然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国家开始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传承人命名的工作，传承人的地位越发凸显，日益得到广泛的关注。
郑一民的《保护传承人是“非遗”工作的重中之重》、伍振的《保人保艺齐步走》、海铃的《保护传承人至为关键》等论文都强调了传承人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如前所述，文化传承的方式是多样的，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明确的传承人。刘锡诚先生在《传承与传承人》一文中就指出，对于原本就是家族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人的界定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但对于那些原本就是群体性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人的界定就存在争议。针对这一问题，祁庆富教授在全面梳理了世界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后，将传承人定义为，“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能、技艺，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人物。”即便是已开始进行传承人的认定工作，苑利研究员却仍认为：“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群体性拥有的，并非掌握在某一个人手里。一旦只给一个人发钱，必然破坏了社群的关系。”由此，他特别建议我国政府以群体资助的方式去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并认为真正利用经济杠杆来调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积极性的最佳方式，恐怕还是要变“输血”为“造血”，即充分调动传承人的内在积极性，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多优势。杨旭东以新野猴戏为例，向我们表现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传承人的个体崛起与民俗文化发展的担忧。他认为，当民俗还是大众的生活常态时，是无所谓传承人的，传承只是个过程，是群体间的代际传递。而当开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与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身份认定后，传承人开始以个体的身份崛起。而其个人所代表的民俗文化已不再是民俗文化圈中民众的生活常态，无法再次成为民众的共享文化和共同性知识，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民俗文化的衰落。
虽然，在这一议题的讨论中，对于如何认定文化传承人?究竟以个体传承还是群体传承方式支持文化传承的工作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商讨，然而在文化传承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性与意义这一方面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五、文化传承途径的创新探索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危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从不同学科的角度，众多专家学者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现状及在当下生态环境中的传承进行了理性思考，为文化传承探索新途径，提供新思路。
从宏观的视野出发，汪春燕以民族政策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为切入点，论证民族文化政策对民族文化 保护与传承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民族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民族纲领和总政策是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保证。这一政策制定、实施是否科学、有效、合理，直接关乎民族文化的繁荣或衰败。阻一直以来，对于用旅游开发的形式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探讨是最多的。金少萍以白族扎染工艺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为着眼点，论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可以与经济产生协调发展的。其认为随着村庄经济面貌的改变、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进一步强化了村民保护、传承扎染工艺文化的意识和文化自觉，实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李于昆围绕着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探讨了在对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重视原生态社区的作用和意义，认为将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在基层社区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和有效的途径。并指出生态博物馆在中国乡村社区的开展，是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中架起新的桥梁，并有利于探讨使民间智慧在社区内如何获得世代传承的新途径。覃慧宁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人类学文化变迁和文化调适的视角，认为在积极接受、吸取和利用现代电子媒介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将使山歌文化保有与工业文明融合并存的生机和潜力。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三个方面，即具体的形式、客观的形式以及体制的形式中得到启发，卢露引出我国应该从家庭、学校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保护制度三个层面来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李磊博士从法律保障制度的角度出发，指出法律制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能够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优秀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机制和保障武器。除此之外，更有学者从日本无形文化财保护体系下的文化传承中得到启示，认为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和完善的保护体系，既要重视“传承人”的抢救，又要加强“传习人”的培养，才有可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下去。
虽然各路专家学者从不同的思路探究了文化传承的途径，然而有学者却认为，过多人为地操纵民间文化的生存反而会造成“保护性破坏”。孙晓霞就呼吁学者们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研究中，不仅要加强系统理论的探索，更应放低研究的视角，认真反思民间社会的存在意义，去发现民间文化的生存演变规律以避免盲目的保护。胡炳章与胡晨也通过民歌传承的个案指出，自然传承是一种生命的运动过程，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也只有在其自然传承过程中，民间文化才能真正焕发出自身的生命活力，展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
总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语境中的传承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对于非物质文化传承途径的思考，也已涉及到高校教育、大众媒体、法律保障机制、社区旅游开发、生态博物馆等不同的思路。
结语
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091-04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作为人类特有的现象，“文化有复杂的内容，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的体系。”[1]可见，和谐文化建设不仅是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复杂的子系统，更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课题，其中，我国少数民族多元和谐文化的建设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和谐文化的渊源及现代意蕴
汉语“和谐”一词由“和”与“谐”两字组成，“和”者，和睦也，有和衷共济之意；“谐”者，相合也，有顺和、协调之意。“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安康富足，和谐相处，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愿望和梦想。《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把“和”理解为万物普适的普遍原则。《周礼》中说“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把“和”与“谐”理解为治国安邦的根本。还有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道家的“道法自然”，佛教讲的慈悲观等都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和谐在今天也指事物相互之间的协调、有序，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和谐文化则已具有更多的现代意蕴，是指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建构一个以和谐的理念为根本，以先进文化为价值取向，把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结合起来，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通过创新，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精神的有机的文化体系。和谐文化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和谐的思想基础，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的思想导向和精神支撑。和谐文化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也是其重要内容。
二、和谐文化视野下的多元少数民族文化
（一）多元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承炎黄，经春秋，历汉唐，经过各民族的融合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包括55个少数民族在内的统一体。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虽然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其它少数民族的文化从来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6个民族水融、和谐共存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自身价值诉求。有学者也把这种自身价值诉求用一个“56+1=57”的公式来加以表达，认为“这里的1是指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大传统，56是指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 [2]可见，中华民族文化包含了我国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华各民族不论大小，都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都在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留下了自己的藏品，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3]所以，中华文化从古到今，一直是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由各民族共铸的。
（二）发展多元少数民族文化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谈到少数民族文化，先生的“中国大花园”理论是对我国多元民族文化发展最好的注解。认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花园中，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艳、和谐共生，才能相得益彰。这里，“中国大花园”理论强调了各民族的文化平等、和谐的发展要求。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有的学者指出：“这种多样性是历史形成的，是民族多样性的必然结果。” [3]事实也证明，没有这些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和谐共存与发展，就不可能有一个五彩斑斓、生机勃勃的中华民族文化生态。C.W.沃特森在《多元文化主义》一书中也说，多元文化“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则明确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现实的角度讲，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有机结合，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又是对它们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经济、政治。各民族政治、经济和谐的发展，也离不开多元民族和谐文化建设，而树立全社会的和谐理念，以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则更离不开多元民族和谐文化的建设。所以，发展多元的民族文化是我国和谐文化建设中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也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三）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丰富了和谐文化的内容
民族地区的很多文化，充分地体现着和谐的价值取向。蒙古族的谚语说“与其有一百两银子，不如有一百个朋友。”“像绵羊似地，合群走就有力；像沙土似地，散放着就无力。”“聪明人也需要朋友帮助，伛偻人更需要朋友搀扶。”“亲友多的人，走遍草原，没亲友的人，势如孤掌。”土家族过去的族谱家规中都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规定。这些文化都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很多少数民族文化里面，还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少数民族崇尚自然、崇拜天、地、山等诸神，与自然建立了一种带有原始和神秘色彩的和谐关系。“据云南学者的田野调查，彝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阿昌族等民族，都有植物崇拜的痕迹。生活在云南富民的彝族，以竹为图腾，认为竹的兴衰象征族人的兴衰；怒江的傈僳族，往往以动植物为自己氏族的名称，如茶树氏族、紫柚木氏族等等，而这些植物都是禁伐的”。[5]同样，很多民族也用自己的文化传递了对于动物的情感，侗族大歌四大类中最精华部分的声音大歌(侗语称“嘎所”)，声音的标题常以昆虫鸟兽或季节时令的名称命名，如《蝉歌》、《知了歌》、《三月歌》等；鄂伦春族崇拜虎、狼、熊这些动物；蒙古族将狼作为本民族的图腾；一些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对一些动物禁杀、禁食。虽然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些文化具有明显的“泛神论”的特点，但其中形成的维护生态平衡，万物有灵，保护自然的生态朴素观念，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多元文化，以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视角体现了和谐的价值取向，丰富了和谐文化的内容。
三、和谐文化视野下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一）和谐文化为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导向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处在边疆和偏远地区，长期封闭、发展缓慢，保留下了大量的具有很强稳定性和传承性的富有本民族特性的传统文化。但在日益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这种故步自封的状态，要不断地和其他文化进行互动和交融，因而也就避免不了相互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保持健康、有序的发展，维护各民族文化平等、和谐发展，减少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无疑需要有一个核心价值理念来引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从哲学的层面上来理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司马云杰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文化都是有民族性的。” [6]不同民族文化反映着不同民族的特性，也反映了不同民族对自身生活道路的选择，这都是特殊性。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又是各民族在互动、交融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一致认同的文化，是我国56 个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这是普遍性。用同志的话来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7]所以，要处理好和谐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这种普遍和特殊关系，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差异，重视和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充分保证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惟有如此，才能创造出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的局面。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前进方向相统一的原则，有机地将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结合起来，在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的过程中，充分保证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导向作用，使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为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和谐的环境。
事实上，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就很重视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建设，这在很多具体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都有体现。例如《民族区域自治法》就有尊重各民族的文化，支持少数民族发展各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的政策；《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也专门列举了多项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发展的事项。在其他法规和政策中，还具体规定了各民族文化平等发展的权利。所有这些都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构筑了和谐的基石。如今我们又提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导向下，党和政府要求我们不仅尊重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保护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同时还更加注重挖掘民族多元文化资源，强调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鼓励、扶持少数民族艺术创作等等，使各种多元民族文化逐步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状态。正如同志2006年4月21日在耶鲁大学的一段讲话中所说：“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画卷，世界是一座丰富多彩的艺术殿堂，各族人民创造的丰富的文化都是这座殿堂的瑰宝。”我们当今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是要创造一个更为和谐的多元民族文化发展环境。这既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任务，也是其最终目标。
（二）“文化自觉”――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有效途径
“文化自觉”的概念是1998年12月在香港召开的“中华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就是指各少数民族都要了解本民族文化的长处和不足，积极消除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意识和观念，同时，也要自觉抵制现实中一些不健康、不和谐的文化因素。毫无疑问，文化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首由始至终都和谐完美的奏鸣曲，总会时不时地掺杂一些不和谐、不合理的噪声。有的学者也把文化的这种自我相关的不合理性和矛盾性称为“文化悖论”。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中，“文化悖论” 也普遍存在。少数民族文化虽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精神食粮，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与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和谐的音符。例如大小凉山的彝族社会鬼神观念极为普遍，用来祭祀的开支巨大，常可使有的人家倾家荡产；在有些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中酗酒成风，因酒致贫或引发矛盾纠纷的现象比比皆是；另外，一些民族婚俗文化中还有近亲结婚、一夫多妻现象等等，这些都是与时展不和谐的落后意识和观念，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通过各民族的文化自觉来加以克服。
当今的国际社会，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美国哈佛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甚至提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8将文化冲突定性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亨廷顿的观点也为某些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提供了借口。文化霸权主义不仅扼杀了其他文化“话语”，导致多样性文化生态平衡的破坏，而且还使弱势民族淡化对自身历史传统和归属身份的信仰和忠诚，并因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而陷入一种绝望自卑的心理困境，以至出现信仰背离和失语症状，不得不用西方国家的价值标准来评价自身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以迎合西方世界的认同和欣赏，妨碍了自身主体的实现而走向边缘化，造成自身文化前进方向的迷失和衡量标准的错位，这也是近些年来不少发展中国家本土民族文化出现病态异化、一些迎合西方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低俗文化、泛娱乐文化和商业文化得以大肆流行的原因，有的人甚至还以发展民族文化之名而行分裂活动之实。所以，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加强文化自觉意识，必须自觉地将自身的发展纳入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轨道上来，通过有机整合，才能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创新。
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和谐文化。而发展和繁荣我国少数民族多元和谐文化，这将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程宜山. 中国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 张海洋. 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3] 徐万邦，祁庆富.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4] （英） C.W.沃特森 ，叶兴艺译.多元文化主义（出版导言）[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5] 李本书. 善待自然. 少数民族伦理的生态意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