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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规定是200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第五条第二款。明确以全部价款减除可扣除的费用之后作为营业额，适用税率为5%。旅游业相关税收政策存在以下不足。1.旅游涉税政策单一，但影响行业税负因素较多。旅游涉税政策主要就是营业税暂行条例，缺少对整个行业上下游及周边服务行业一起考虑的综合性政策。与旅游相配套的包括吃、住、行、娱、购等各行业，而这些相关行业税负的叠加也将间接带动我国旅游业的税负上升。对以门票收入、收入缴纳营业税的企业，因自身业务开展而发生的费用无法在流转税环节扣除，存在重复征税的可能性。2.旅游税收优惠政策较少。对于旅游消费者而言，在境外旅行购物时，一般都会考虑购物的免税或退税政策，而在国内旅游购物税收政策较少，仅为海南省离岛免税政策和上海在世博会期间的世博园区相关政策。对于旅游服务的开发和提供者而言，可以享受到的旅游行业税收优惠政策也十分有限。
（二）交通运输业税收政策及其不足
目前，对交通运输业已实施征收营业税向征收增值税改革，税率从营业税3%变为增值税11%（小规模纳税人3%），交通运输业税收政策不足在于以下两点：1.交通运输相关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较少。税收政策对于交通工具装备制造、国际运输服务公司背后的支持或辅助等行业的扶持有限。例如研发费用中，用于营业税项目的原材料消耗进项税额不能扣除；还有对基于互联网商务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物流业，其相应的仓储厂房可享受土地使用税、房产税优惠等较少。2.船舶登记政策、船员优惠政策力度较小。船舶购置往往金额巨大，购进时的关税、进口增值税等税收成本较高，对中方所有者的“方便旗”船舶进行单独发文的税收减免力度较小。此外，中方船舶往往青睐于雇佣中籍船员，但我国对于中籍船员的个人所得税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
（三）与企业走出去的税收政策待完善
与企业走出去密切相关的税收政策主要是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及在财税[2009]125号文件中详细规定了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此外，尽管已与一百一十多个国家签署税收协定，但也有尚需完善之处。一是需要用实物及配套服务等形式出资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若不具备出口经营权则不能享受增值税免抵退政策。二是对于境外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这使得企业在应对不可预见的经营风险时，容易遇到资金瓶颈。三是对于国家鼓励支持、或战略需要、以及具有明显贸易创造效应的被投资企业，其经营产品（如矿石、原油等）或服务的进口没有对应的关税、增值税减免。
二、提升服务贸易相关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策部署，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需要完善相关税收政策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加快推进“营改增”步伐，使增值税进一步扩围到服务贸易相关领域
对服务业课征增值税是国际较为通行的做法。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项目中的旅游、建筑、保险、金融尚处于应纳营业税范围。今后，对已经适用增值税的服务项目中，需要在退税政策方面予以创新，探索适用于生产业的免抵退税政策；对于尚未达到条件扩围入增值税范围的如金融、保险等服务应当考虑给予跨境服务减免营业税；探索不限于技术性离岸服务外包的增值税免税政策。
（二）构筑有助于服务业产业链上下游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
从有助于服务业发展出发，针对服务业产业链各环节，构筑和完善相关的税收政策。比如：促进旅游业发展，可参考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的优惠政策；给予旅游业企业在品牌推广、服务提升等方面研发支出予以加计扣除。重视如旅游、船运、航空等行业从业人员的培养，给予特定职业或岗位个人所得税优惠。为激发旅客购物需求，除机场免税购物以外，可在部分城市试点境外游客购物退税政策，并考虑在合适的旅游景点推广。
1.传统贸易发动机命题的提出
1937年英国学者罗伯特逊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命题，其主要着眼点在于阐述后进国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增长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增长。后来美籍爱莎尼亚学者纳克斯通过分析19世纪英国与新殖民地区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原因后，在20世纪50年代对这一学说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他认为：19世纪的英国（即他所认为的中心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过外贸带动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即他所认为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外贸起到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关键因素，是中心国家经济增长使得对初级产品需求的扩大，这样，初级产品的生产国即国家就成为国际分工格局的受益者，其初级产品的出口迅速增加，而高度的出口增长率会通过一系列的动态转换过程，把出口部门的经济增长传递到国内其它各个经济部门，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
传统的发动机理论把先进国家描绘成了后进国家的“恩人”。它构成了符合西方偏见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经济关系的框架，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推崇。
2.现代贸易发动机理论的质疑
从发展经济学家中产生的现代贸易发动机理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不但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同它们自身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更着重强调它们的出口增长受制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现代贸易发动机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刘易斯在1979年12月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说中就指出：“发达国家控制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环节是贸易，当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较快时，它们的进口增长速度也加快，而欠发达国家就出口得多。”他还根据统计得出，欠发达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增长正好是根据发达国家生产增长率所能预测的2／3，不多也不少。
而以普雷维什和辛格为主要代表的一些拉丁美洲经济学家从分析贸易条件（指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恶化的角度展开了“中心——论”。他们认为，当今的国际经济体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中心，控制着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地带，国家只能顺应中心国家的发展，这种依附关系在国际贸易方面则表现为发展中国家贸易非但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反而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原因，普雷维什还进一步指出发达国家通过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
3.纳克斯的自我否定
对于传统命题的质疑从未停止过。欧文·克拉维斯也曾指出：19世纪经济取得成功的国家几乎都不是以出口主导型增长为其标志，而经济发展不成功的国家在19世纪倒有过相当大的出口扩展，其规模不亚于一些温带地区国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出口扩展。他认为，应该把贸易扩展形容为成功的经济增长的侍女，而不是经济增长的自主发动机。也有人认为，对于岛国或小国，贸易可能起到发动机的作用，但对于幅员辽阔的大国，外贸对其经济增长一般只起着相当程度的作用，而非发动机的作用。
而丰富和发展了发动机学说的纳克斯本人后来也改变了看法，他认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观点只适用于19世纪英国与新殖民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到了20世纪，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未导致对初级产品的需求的大幅度增加，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工业结构由以轻工业为主转向以重工业为主，生产制造对原材料尤其是初级产品的需求下降，再加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劳务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原材料的需求落后于生产的增加，以及发达国家对工业原材料的节约使用，发达国家农业保护主义蔓延等各种因素造成的，因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未通过初级产品需求的增加而带动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这一观点，基于实际条件的变化，实际上否定了“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命题。
4.再度流行的发动机理论又面临诘难。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了本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并且先后步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外贸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理论再度流行。经济学家迈耳在《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一书中指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的高速增长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利益：（1）出口扩大意味着进口能力的提高，进口中的资本货物对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资本货物的进口不仅取得国际分工的利益，而且可以提高国内的技术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2）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国内的投资流向越来越集中在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促进生产的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3）出口的扩大克服了国内市场狭小的局限性，生产规模可以不断扩大，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增强国际竞争能力；（4）出口的扩大，特别是加工制成品的扩大，会增加对向出口部门提供物资投入的部门的需求，这些部门转而向其他供给部门增加需求，如此循环往复下去，不仅带动所有部门的发展，而且会大大地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一点对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的国家尤为重要；（5）出口的不断扩大鼓励外资的流入，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国内投资不足的难题，而且能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对普遍缺乏资本的落后国家日益重要；（6）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会促使国内出口产业以及相关产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从而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
相比传统的贸易发动机理论，迈耳的论述显得更为完善。进入80年代以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相继效仿日、韩等国，大力发展出口产业，并且取得成功，成为东南亚经济圈的“四小虎”，然而1997年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导致这一地区出现了近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贸易发动机理论再次面临诘难。
二、贸易发动机的实现条件——从争论中得到的启示
不管是传统的、现代的、还是再度流行的贸易发动机理论，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孤立地论述对外贸易的作用，忽视了对贸易发动机实现条件的分析。贸易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原理不会变，但贸易对经济增长作用效果如何，则完全取决于发动机的实现条件被满足的程度。
1.稳定的出口市场是贸易发动机启动的外部条件
对于19世纪新殖民地区的国家，国际贸易作为经济成长的发动机，首先依赖于稳定的出口市场，这是发动机启动的条件。新技术革命趋势出现以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呈现减弱的趋势，这就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那种“带动兼控制”的作用强度降低。对于当展中国家来说，新发展起来的制造业面临的是激烈的国际竞争，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困难远远超过当年率先工业化的国家冲破自然经济壁垒的困难，传统制成品的生产出口受到发达国家更高科技的竞争优势的压力，大量依靠低工资的生产出口又受到各种贸易壁垒的抵御，而且，整个世界经济并非一直处于繁荣而保持较高需求的，这样出口市场并不是有保证的，这些原因都使得发动机的启动比以往困难得多。
日本及“四小龙”的出口导向战略之所以成功也得益于良好的外部环境，从50年代起美国出于政治目的采取的对外政策是以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为代价的，对东亚各国，美国一直保持其国内市场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市场的相对开放状态，另一方面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1950—1974年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也使国际市场保持了长期稳定的需求，东亚各国抓住这一机遇，成功地启动了经济。然而，发展中国家出口相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会导致国际市场需求相对不足，当东盟四国效仿日本及“四小龙”先后加入出口导向行列后，东欧、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也都在加快向出口导向转化的步伐。对东盟四国而言，出口市场越来越没有保障，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日趋拥挤，这必然会加速东盟四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其出口导向战略遭受重创也就在所难免了。而对于当年获得发展的新殖民地区国家和60年代取得成功的日本、韩国，贸易发动机启动的外部条件是相同的，即保证贸易发展的稳定的出口市场。
2.贸易动力的转换是贸易发动机持续运转的内部动力
按照传统的贸易理论，贸易增长的动力来自于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这样就会合乎逻辑地推出随着这种比较优势带来的边际增长收益下降，贸易增长会逐渐减缓，发动机将无法持续运转的观点。东盟四国便是一个明证，在经历了十来年的出口高速增长期后，出口增长开始下滑，而导致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就是因为1996—1997年起国际市场电子产品的过剩，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外贸逆差增加。所以香港有影响的怡富证券公司报告指出“东南亚各国的对外贸易已从经济的推动者变成拖地区后腿的因素”。
建立在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上的贸易增长动力会随着自然资源或劳动力资源优势的逐步丧失而减弱，贸易增长到了一定时期就面临着贸易动力转换的问题。贸易增长动力转换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比较优势的高级化，即比较优势由自然禀赋上升到技术、管理和营销网络等后天禀赋，二是建立起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三个层次上：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实现贸易持续增长的关键是贸易动力的转换，创造新的比较优势。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往往表现出另一种形态：“贫困化”增长，即随着建立在原有比较优势上的出口的增长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这事实上是由于贸易增长动力没有随着贸易增长阶段变化而相应转换造成的。
3.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于促进其结构转型
贸易的基础是现行的价格结构，价格结构的基础是比较优势结构，但这两个结构只有形成贸易和强化现有分工的功能，而没有使产业结构优化和转换的功能。
从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利益看，对外贸易的发展应有助于国民经济及贸易结构的转型能力，当这一条件不被满足时，则会付出经济结构僵化，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代价。所以不能为贸易而贸易，发展出口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转换能量来自于技术进步、要素积累以及产业政策所造就的优惠的价格条件。在这里贸易动力的转换与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内在统一的。
4.资本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结构转型的关键
实现贸易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在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对于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要素积累的核心是资本要素的积累。在平衡的国际收支上，商品出口的顺差与资本要素流动的逆差是并存的，商品出口实现的国际价值用来“购买”本国短缺的生产要素、资本以及与资本相伴随的技术与管理，而降价出口、亏损出口则不利于出口部门的发展和资本要素的积累。
在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仍然是基础。一旦贸易与技术进步两者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那么必然会对经济增长形成更大刺激。尽管技术进步不论发生在任何部门对经济总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当技术进步发生在出口部门时，它可能会大大提高本国该产品的出口优势，为本国创造一种新的出口产品，扩大贸易利益，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应当特别注重于出口部门和有潜在出口可能的产品上，以形成贸易与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贸易靠技术进步创造更大的生产能力和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出口又为技术的进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即资金来源。
如果出口的扩大不能导致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要素的积累，并进而形成出口增长与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的良性互动关系，出口发动机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而如果出口部门的发展是相对孤立的，或者出口部门是一些低档次的产业部门，而非高附加值、深加工的制造业，那么出口产业对其它产业的带动力就很小，出口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就不会很明显。
总之，作为经济成长的总体来说，出口是诸动力中的一种，不是唯一的发动机，外部市场可以利用到何种程度，国家贸易政策在何种程度上促进贸易动力的转换，以及贸易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是否形成良性循环，都直接关系到贸易作为经济成长发动机的作用效果。
三、开放还是保护？出口导向还是大国经济？——并非贸易政策的本质所在
一、突破之一：非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条件下的贸易行为
1.规模经济效应的非常数性。规模收益用于微观经济学分析厂商的生产函数始于20世纪30年代。显然，国际经济学在这一方面落后了许多，一直停留在完全自由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分析基础之上。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现实显然无法得到传统贸易理论的合理诠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产品是以规模报酬递增生产的，并且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如汽车业、半导体业、计算机业等）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可分为外部经济效应和内部经济效应两部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是指厂商水平上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的递增性报酬以外部经济的形式体现的情况，因而这种厂商及其产业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展。这种外部经济效应往往并不能为各厂商同时同等程度地享受，厂商与行业间的竞争行为因而受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厂商内部规模经济效应，即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一个较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生产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同时，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费用并不会随生产规模而变化，因此其每单位成本会随着生产增加而下降。如果规模经济持续存在，则平均成本总大于边际成本，如果以边际成本定价就意味着损失，因此，内
部规模经济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了矛盾。因而，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发达国家之间与产业内、公司内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流这一现实。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才试图突破这一理论与现状的隔膜，将规模经济引入贸易分析，提出了依靠政府支持，通过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达到扩大出口、抢夺竞争对手市场份额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2.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由微观经济学可知，厂商这一层次上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价格行为与非负的利润不一致，因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西方经济学迄今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但是，毕竟放弃了传统贸易理论最不现实的假设，即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种市场结构：(1)可竞争市场（伯兰特假定这与无代价和无限制地进入和退出相结合）；(2)古诺双寡头国际竞争模型（即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3)垄断竞争。尽管一般性不完全竞争理论没有产生，但是，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在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有关贸易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有效，也是可行的。
二、突破之二：技术对贸易的内生变量性质
传统贸易理论早就注意到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贸易理论才把技术变化、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克鲁格曼等人认为企业内部存在着动态的规模经济。技术的改变是企业获得动态规模经济的最重要形式，从而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技术变化包括两种情形，其一是技术创新(Innovation)，其二是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
技术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R&D)活动来获得的。R&D所产生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企业的生产函数，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在生产过程中，同样的要素投入能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出，其表现为：(1)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这样，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就会不断下降，从而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能从学习曲线(LearningCarve)的角度阐述动态的规模经济。假定边际成本是累积产量的减函数，累积产量越多，生产经验、销售经验和管理经验越丰富，边际成本就逐渐降低，这就是边干边学。一般而言，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其技术，而是在贸易、投资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即所谓的“技术外溢”。亚那戈娃(Yanagawa)分析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传播技术及其影响的国际技术外溢，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而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则系统研究了行业间和同行业内部技术的外溢及其作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重点强调了规模经济效应是扩展国际贸易的动因之一，而技术进步是企业动态规模经济效应的来源之一。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的扩展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及各国
努力来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技术开发不再是个别国家的行为，不再是外生的经济变量，而是直接推动贸易发展的内生变量。
三、突破之三：对政府干预作用的重新定位
传统贸易理论的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干预导致资源配置扭曲，造成国民福利下降，如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政府对出口实施补贴等，都会造成国民福利的净损失。只有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才是“双赢”。当然，主流观点并不反对在出现市场失灵如外部性问题、垄断、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时，政府可以有目的、有选择地干预，目的是消除“反竞争”(Anticompetitive)现象，保证市场竞争自由有序正常地进行。但总体上强调的还是自由主义思想。当然，在自由贸易的喧嚣声里，还有几声应推行政府干预的呼声，但其势单力弱。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幼稚产业保护论”，始作俑者是李斯特。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一个良好的生存、成长环境，免受外国同行企业的竞争压力。但这一学说并无完善、系统的理论证明。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则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R&D补贴、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征税、保护国内市场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利，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转移其垄断利润，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因此，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政府起着关键的作用，必须有一个尽可能信息完备、决策独立、干预有力的政府。理所当然，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政府的干预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解释：
1.政府干预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优途径。
在非完全竞争及规模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中垄断利润普遍存在，一个企业的垄断实力越强，获得的垄断利润就越多。国家干预可以将国外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国内企业。为此，对于各贸易国来说，如何扩大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并进而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就成为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靠企业自身去积累和成长，在强手如林、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且若又是后起国家的企业，要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真正挑战者，显然困难。而借助政府力量作为“第一推动力”，选择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在一定时期内给予扶助，使其尽快扩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收益，降低成本便是最直接、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径了。
2.政府干预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模型实施的基础。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英文简写IPAEP）是克鲁格曼1984年提出来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市场由寡头垄断，并可有效分割；二是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当本国企业处于追随者地位，生产规模远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边际生产成本很高时，这时本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全部或局部地封闭本国市场，阻止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逐渐扩大，这类产业的规模经济收益便会出现，生产成本得以降低。同时，国外竞争对手由于市场份额的缩小而达不到规模经济，边际成本上升。此消彼涨，国内企业就可能占有国外市场更大的份额。而销售额的扩大又进一步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以政府干预为后盾，IPAEP理论的实施便达到保护国内市场，扩大国外市场的目的。战后，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中，汽车、电器、计算机设备等的发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
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无庸置疑，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不管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于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区位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四、突破之四：利润转移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政策，通过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来进行国际贸易，使参与国双方的福利水平都提高，实现“双赢”。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却提出了利润转移的论点，即把垄断利润从外国公司转移给国内，从而在牺牲外国福利的情况下增加本国福利。利润转移理论显然与传统贸易理论能增进双方福利水平的论点不一致，它的基本前提是国际竞争都具有寡头竞争的性质。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揭示了利润转移理论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关税的利润转移效应。布兰德和斯宾瑟提出的“新幼稚产业保护”模型，假设一家国外寡头垄断企业独家向国内市场提供某种商品，正在享受垄断利润，且存在潜在进入的情况，那么，征收关税便能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因为，外国寡头厂商会吸收部分关税来决定“目标价格”，以阻止潜在进入。否则，国内企业的进入将不可避免。特殊情形下，外国公司甚至会将关税全部吸收。国内既不会发生扭曲，又可以获得全部租金。税收收入就是转移了该厂商的垄断利润。该模型突破了传统最优关税理论关于只有大国才有可能用关税来改善其贸易条件的限制，认为即使是贸易小国也同样可以通过征收关税来改善国民福利。
第二种类型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手段的利润转移效应。该观点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逐步成型的“新幼稚产业保护论”，认为一个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里能迅速成长而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从而相对于外国厂商具有规模上的竞争优势，使其能够增加在国内市场和没有保护的外国市场的份额，从而把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到本国厂商，使本国福利增加。
第三种类型是出口补贴的利润转移效应。布兰德和斯宾瑟于1985年提出古诺双寡头国际竞争模型，认为向在第三国市场上同外国竞争者进行古诺双寡头博弈的国内厂商提供补贴，可以帮助国内厂商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增加国内福利。古诺博弈的特征是，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通过补贴降低国内厂商的边际成本，使厂商有更高的反应曲线，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总之，出口补贴降低了非完全竞争产业的垄断扭曲程度，增进的本国和消费国的总收益大于另一生产国的损失。
五、简要评价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已成功地描述了当今国际贸易的发展现象。一种经济理论在放宽假设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之后，是否依然有效往往是检验该理论优劣的最好方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之所以对现实世界能提出合理的解释，也是因为放松了传统贸易理论最根本也是最不现实的假设，即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从而确定现实的研究方向。但是，由于一个系统性完整的一般性不完全竞争理论（涉及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并没有建立起来，以其为基础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没有上升到替代传统贸易理论的高度，相反，还有许多缺陷和不足，因而受到了传统理论的批判，如：对竞争行为和公司数量过于敏感，将商品的价格纳入一般均衡的经济系统而内生地决定，以邻为壑的利润转移政策，完备信息需要，资源配置的紊乱以及政府的寻租行为，等等。
其实，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不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发展。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和不变规模经济可以看成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个特例，它的比较优势原则仍是世之公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此的认识向前迈了一大步，认为资源禀赋的相对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规模经济优势带来的比较优势。而规模经济优势明显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干预。事实上，传统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争论的实质就是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的干预只会产生经济扭曲，经济问题只能靠市场解决；而干预主义认为扭曲来自于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干预进行纠正。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问世，强调了政府行为的重要性，摆脱了纯粹自由主义的阴影。事实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始作俑者就是最市场化的美国，而日本和韩国钢铁、汽车、计算机产业的壮大发展，“波音－空中客车”的博弈佐证了该理论在实践上的成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会产生重大的理论发展，进而代替传统贸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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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贸易理论告诉我们，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交易国之间的差异，以及劳动生产率、生产技术的差异（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或是要素禀赋的差异（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并由此决定贸易格局。这对于解释南—北贸易较为有效。然而，当今世界贸易的将近一半是在要素禀赋比较相似的工业化国家之间进行的，而且发达国家之间的制成品贸易占整个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超过2／3，传统贸易理论对此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
1979～1980年前后，克鲁格曼、兰开斯特、迪克西特和诺曼几乎同时独立地发表了关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国际贸易的论文，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些模型里，不完全竞争不再被看作例外，而被视为世界经济中大量存在的普遍现象。建立在规模收益和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新理论，一方面赋予“贸易获益”定理的证明以新的内容，强化了自由贸易优于闭关自守的传统结论。因为除了传统理论所揭示的比较利益以外，进行国际贸易还能促进规模经济，使本国消费者获得以较低的价格享受同一商品不同种类的选择机会。另一方面，对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常数规模经济的背离使市场本身运行处于一种“次优”的境地。这种次优的境地并不能保证潜在的收益一定能实现，所以适当的政策干预或许有可能改进市场的运行，从而使自由贸易政策失去其最优的地位，也为一些情况下的适度干预和保护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支持，出现了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TradePolicy）”理论。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博弈理论基础
战略性的贸易和产业政策中的“战略”两字，是从博弈论中引用过来的，所以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认识，也离不开对其博弈理论基础的考察。进行战略性的政策干预，就是要把市场竞争处理成一场竞赛或博弈（Game）。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市场份额对各国厂商变得更为重要，市场竞争变成了一场少数几家企业之间的博弈：谁能占领市场，谁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在这场博弈中，政府能够通过补贴、关税、配额等各种政策工具来帮助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这样，贸易政策通过影响本国厂商及其外国竞争对手的决策行为而产生了转移“经济租（Rent）”和扩大本国企业市场份额，从而提高本国福利水平的效果。政府政策起到了寡头竞争模型中的战略的作用，从而被称之为“战略性贸易政策”。这一思想在以下的一个简单例子中表现得很清楚。
假定美国和欧盟各有一个企业，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它们有相同的生产150架喷气式客机的技术能力。如果两个公司都生产并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喷气式客机，这种喷气式客机的市场就是一个双寡头垄断的市场。假定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分别只有两种战略选择：生产或者不生产。考虑到该行业中规模经济的存在和市场容量，国际市场只能容纳一个生产者，此时该生产者享受垄断利润，即经济租。如果两个生产者都进入，则它们都会遭受损失。因为飞机制造业中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巨大，所以这一假定应该是合理的。下表是这一简单博弈模型的利润矩阵。
表1无欧盟补贴时的利润矩阵
空中客车公司
生产不生产
波音生产-5,-5100,0
公司不生产0,1000,0
矩阵有4个单元，分别表示波音和空中客车采取不同的战略组合，每个单元内的第一个数字代表波音公司的利润，第二个数字代表空中客车公司的利润。假定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波音公司由于历史原因而先于空中客车公司生产并占领了150架的客机市场。此时的均衡结果是右上方的单元（100，0），即波音公司生产并获得100的利润，空中客车公司不生产，利润为零。若空中客车公司硬要挤入市场，结果则是两败俱伤，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都亏损5，即左上方单元所示。由于－5＜0，空中客车公司在投入生产前已认识到会亏损5，所以不会进入竞争。
现在假定欧盟希望通过积极的干预来改变美国垄断的局面，即欧盟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从而影响市场均衡点。不论波音公司采取什么战略，欧盟都补贴空中客车公司10。政府的介入完全改变了这场博弈的起始条件，此时的利润矩阵如下表。
表2欧盟进行补贴时的利润矩阵
空中客车公司
生产不生产
波音生产-5,5100,0
公司不生产0,1100,0
在新的情况下，空中客车公司只要生产就有利润，而不管波音公司是否生产，因为5＞0，所以在欧盟补贴的情况下，空中客车公司显然愿意生产。形势变得对波音公司不利：如果坚持生产，则亏损5；如果停止生产，则损失为0，因为－5＜0，博弈的结果是波音公司被迫停产以避免损失。此时市场均衡是左下方的单元（0，110）：波音公司不生产，空中客车公司生产并独占世界市场。这一简单例子的令人吃惊的结果是：10的补贴给空中客车公司带来110的利润，其中100纯粹是从波音公司转移过来的超额利润，或称经济租。从欧盟角度看，其福利水平净增了100。由该例子得出，在某种市场结构下，积极的政府干预有可能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当然不可避免地损伤他国的利益。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实践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实践中比较成功的范例当属日本和韩国。政府的干预政策在帮助这两个国家的私人企业，乃至整个产业的发展壮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也是日、韩等国实践的成功，使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本身受到了更大的关注。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年来取得成功、发展较快的行业，如钢铁、汽车、电子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与资助。积极的贸易政策加快了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的相互作用过程。特别是日本政府，这种战略性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成效更为显著。50～60年代，日本政府利用外汇供应和低息贷款，加之进口限制和关税保护，支持发展了重化工业，特别是钢铁、汽车工业，从而将工业重心从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就汽车工业而言，50年代日本的汽车质量差、成本高。为了帮助汽车工业，日本政府不仅限制外国汽车的进口，而且通过日本发展银行为其提供优惠贷款。其他促进出口的措施还包括设备加速折旧、出口补贴、出口贷款、特殊优惠税收条款等。由于受到进口限制的保护而免于外国竞争，汽车工业得到了加强并在60年代中期变得具有国际竞争力。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又对半导体等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研究开发加以资助，并鼓励政府和工业部门联合研究开发新技术，从而使日本企业在80年代控制了世界芯片市场。
事实上，包括极力主张自由贸易的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都越来越重视那些具有战略意义、充满希望的高科技部门，如半导体、飞机和生物技术部门等，实行有利的贸易政策保证它们在现在和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例如，美国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三个重要的政府干预：美国政府通过那些接受大量补贴具有生产技术能力的大学研究部门而对许多产业提供巨大的R＆D补贴，例如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硅谷”。再者，政府公开资助的防御和空间研究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受保护的市场，例如通过国防预算对波音公司资助了大量的R＆D费用。另外，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非常成功的高技术产业，比如飞机产业，提供直接的出口补贴。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发展中国的借鉴意义
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所占比重最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诞生最先也是为了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日益增长的贸易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贸易政策的研究成果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就没有借鉴意义。在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中，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在过去30多年中一直在上升，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表现更为突出。这表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无疑对其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从理论上讲，许多制成品的世界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性质，所以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贸易和制定贸易政策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经济迅速发展并迅速走向国际竞争市场的中国来说也不例外。
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趋势是对外直接投资，即跨国公司的发展。1970～1989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00％，总出口增长速度为总产出增长速度的20倍，国外直接投资增长了1400％以上。而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又是各大跨国公司关注的焦点。如果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进行生产，那么由于跨国公司在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有优势，生产成本会比国内同行业厂家低，当两家企业在中国市场以同一价格出售同质产品时，跨国公司会获得较高的利润。这种情况目前并不罕见，甚至在某些行业中使中国企业举步维艰。根据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经济租的存在为适当的政策干预提供了机会。不仅如此，从国内市场直至世界市场工业品的竞争而言，的确有许多行业只有走向规模经济与垄断，才能取得优势。因此我国在某些战略性产业方面应发展较大经济规模的企业集团或大跨国公司和大型国际经济贸易公司，以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
（一）产品市场1.供给假定本国是一小国开放经济，本国有m+1个生产部门，生产m+1种可贸易产品，以第1种产品X0为计价单位，产品X0仅使用劳动要素以规模收益不变技术进行生产，投入产出系数是1。劳动供给足够保证产品X0的供给，劳动力在本国可以自由流动但是不能跨国界流动。
（二）政治市场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给定其他利益集团的捐献计划和政策的预期决策规则，每个利益集团决定对每个投票人的捐资额度，以最大化集团成员的联合福利；第二阶段，根据利益集团的捐献额，投票人按多数制进行投票以最大化捐献额和社会福利的加权值。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逆向归纳法求解均衡贸易政策。
二、结论
加工贸易管理涉及海关、质检、外汇、税务、外经贸等多个部门,部门间政策的协调一致对于加工贸易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各部门分别制定政策,缺乏正式的跨部门政策协调机制,因此,部门间的政策不一致、不配套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加工贸易监管部门的工作效率和企业的运作。例如,由于退税不及时,加工贸易“一日游”现象日趋严重,降低了企业运行效率,提高了企业运行成本,削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如果发挥现有保税区的功能,可以替代香港的中转作用,境外“一日游”将大大减少。但是,海关与税务部门对保税区的规定是不配套的,海关认为货物运到保税区视同出口,但税务部门认为只有货物离境才能享受出口退税。税务部门的这一规定,不仅使加工贸易境内“一日游”取代境外“一日游”成为不可能,而且也大大阻碍了保税区建立国际采购中心、发展国际物流业务。实际上,税务部门关于退税的规定,在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就存在差别,国内货物进入出口加工区可以享受出口退税。
在对加工贸易企业的问卷调查中,企业将“税务、外汇、海关部门规定不配套”视为现行加工贸易政策与管理中存在的第一位问题(参见表1)。
(二)深加工结转政策不统一
深加工结转政策不统一已成为现行加工贸易政策的焦点问题。深加工结转政策涉及面广,据调查,山东约25%,江苏、浙江约40%,福建、广东约60%的加工贸易进口料件需要深加工结转后再出口（《关于研究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据海关统计,2000年深圳市80%的加工贸易企业涉及深加工结转,结转进出口值占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值的20%;苏州市21%的加工贸易企业涉及深加工结转,结转进出口值占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值的12%。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意见的通知》规定,对深加工结转业务,国家有关部门视同进出口贸易实行保税监管。但是,税务部门认为,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属于国内销售行为,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应该征收增值税,出口时再予退税;如果使用国产料件加工成半成品后结转,不能退税。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自2001年1月1日始,所有企业的间接出口应统一执行中间环节征税,出口环节退税的政策。显然,税务部门的政策与国务院办公厅文件规定并不一致。
对加工贸易企业深加工结转货物实行“免、抵、退”政策,改变了以往的深加工结转货物保税政策,在出口退税手续繁琐、周期长的问题仍没解决的情况下,这种政策变化将直接打击加工贸易企业国内加长国内产业链的积极性。这种政策上的不一致造成了具体执行政策中的混乱,不同地区的作法存在明显的差别,大部分地区没有征税,有些地区采取挂帐,有些地区给予免税。
(三)一些政策违背了鼓励加工贸易加长国内产业链的方向
加工贸易发展的方向是三个:即上规模、上档次和提高附加价值。满足第一个目标,需要结合我国的比较优势,营造一个适合加工贸易发展的总体制度环境。针对第二个目标,则需要吸引技术水平更高的企业来华从事加工贸易,鼓励加工贸易企业进行技术开发与产品升级。提高附加价值则需要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加长国内产业链,分别向上游零部件产业上溯和向下游物流业延伸,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鼓励其提高国内采购率。提高附加价值不仅关系到我国从加工贸易中可能得到多少实际经济利益,而且可以使加工贸易从“无根工业”变成根植于我国的产业,关系到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但是,近年来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中,各个部门往往从本部门管理方便的角度出发,较多地关注了如何防止不法企业利用加工贸易政策“走私”、“骗退税”,忽视了鼓励企业提高国内采购率,有的政策客观上甚至不利于鼓励企业提高国内采购率。例如:
出口退税按计划而不是按出口实绩进行,导致欠退税越来越多,加大了企业财务负担,阻碍了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的积极性,是加工贸易中间投入品境外“一日游”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期实行的对来料加工国内采购不退税政策,降低了来料加工国内采购的积极性。1994年税制改革以前,增值税率很低,来料加工贸易与进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大体相当,来料加工国内增值率为23.1%,比进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高出2.22个百分点。2001年,来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为46.32%,进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则已经达到61.58%,来料加工贸易的国内增值率已经比进料加工贸易低15.26个百分点。从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国内增值率变化的对比中可以看出,退税政策对加工贸易的国内采购具有重要的影响。
尽管我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提高加工贸易的国内采购率,但因为我国现行政策中存在不少与鼓励加工贸易提高国内采购率目标相矛盾的规定,加工贸易企业感觉现行政策与政府宣传的目标不尽一致,从调查结果看,企业认为“鼓励国内采购政策不明显”是现行加工贸易政策位列第四位的问题。
之所以出现政策调整方向与长期政策目标不一致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暴露出我国现行政策制定机制的弊端。各个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往往从本部门的目标与管理出发,例如,海关关心的是如何加强监管力度防止走私,税务部门关心的是如何防止税收流失,对于如何鼓励加工贸易加长国内产业链从而提高其对国民经济贡献这个根本的政策目标,却考虑得较少。因此,部门的有关政策虽然有利于局部目标的实现,但却有损于宏观目标的实现,政策的机会成本相当高。要保证具体的政策规定有利于实现宏观目标,就必须有超越部门之上的强有力政策协调机制。这正是目前我国政策制定机制中的一个重大缺陷。
(四)加工贸易中的一些政策与管理手段不适应加工贸易发展的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际上对我国产业转移的速度与力度均大大加强,我国加工贸易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但现行政策与管理手段未能针对加工贸易的新变化做出适当的调整,在实际运作中政策与管理不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
传统管理方法远远不能满足以IT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加工贸易发展的需要。90年代中期以来,以台湾对大陆投资为导因,境外大量IT产业转移到我国,从事出口加工贸易活动。目前,IT产品已经成为我国出口的第
一大类商品。IT产业是一个国际分工非常明显的行业,其运作具有“采购全球化、订单电子化、生产零库存”的特点,这就大大缩短了从采购到交货的周期,对于货物通关效率提出了比传统产品高得多的要求。但是,我国对加工贸易的管理依然采取80年代初的合同、手册管理办法,不能适应IT产业加工贸易的要求。例如,IT产品加工贸易只有电子订单,没有合同,为了适应加工贸易需要经外贸部门审批合同的规定,企业只好人为地编造一个毫无意义的合同;IT产品对通关效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于我国通关效率不高,不少跨国公司将其高端产品的加工贸易放在中国境外进行,国内只能开展低端IT产品的加工贸易,这不利于实现我国提高加工贸易档次的政策目标。苏州和深圳已经开始了改革这种监管模式的尝试。苏州海关对关区内的四家IT企业进行了联网管理。这些企业的特点是料件繁多,用手册管理困难大。具体的监管程序是外经贸局对加工贸易企业实行总量备案,海关与被监管企业实行联网,海关直接从指定的数据库提取数据,抽查核对产品单耗,定期查验库存,查验时间与企业盘点一致,最后进行核算核销,对差异进行核销。深圳实行的是联网保税工厂的方式,即利用网络和电子摄像技术对整个企业实行全封闭的监管,整个工厂相当于一个保税区。与苏州海关的做法相比,这种方式在防范结转过程中的走私、“飞料”方面效果更明显,但投入较大,一般的企业可能无法负担。无论哪种方式,对大型加工贸易企业实行联网监管是今后加工贸易管理发展的方向。目前需要注意的是,要尽快统一思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比较一致的做法,避免因地区间差异造成不必要的效率损失。
现行政策与管理规定不适应在华建立采购与配送业务中心的要求。随着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制造业能力,成为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制成品重要的出口基地,因此,不少大型跨国公司计划在华建立采购配送中心,同时发展物流业务。但是,由于我国在保税区退税政策、保税区(仓库)监管等方面的规定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大大阻碍了加工贸易向下游产业的延伸。
(五)某些新的政策调整脱离了加工贸易企业发展的现实,政策效果低于预期
以出口加工区政策为例。出口加工区是国际上不少国家采用的加工贸易管理方式,而且成效卓著。我国参照国际经验建立出口加工区,有利于提高对加工贸易的管理水平与效率。但是,出口加工区政策出台以来,实际运作效率并不理想,不少出口加工区入区企业很少。究其原因,就在于出口加工区有关规定脱离了加工贸易发展的实际。
加工贸易企业迁入出口加工区的愿望比较低。从课题组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参见表2),86%的受调查企业不准备在出口加工区投资,准备将现有工厂搬入出口加工区的只占2.6%。
现有加工贸易企业之所以不愿搬入出口加工区,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参见表3)。对于现有企业而言,搬迁成本高昂,58%的受调查的企业将此作为不搬入出口加工区的原因。另外,31%的受调查企业因不了解出口加工区政策而拒绝做出搬入的决定。除这两项原因之外,某些具体的规定由于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成为阻碍企业入区的原因。目前,越来越多的加工贸易企业都不再是“大进大出”的100%出口企业,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已经成为主流。出口加工区的管理政策,对于“大进大出”型的企业而言,监管效率大大提高,但对于与国内产业与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加工贸易企业,则存在诸多不便。例如,出口加工区企业可以不实行手册管理,但区外的深加工结转企业必须用手册,区内企业没手册就无法与区外的企业做生意。对于部分产品内销的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加工区外的加工贸易企业内销,只需按进口零部件税率补交进口零部件的关税和增值税。但区内加工贸易企业内销产品时,补交关税时适用成品关税税率,在大部分情况下,成品的关税水平高于零部件,由此将加大区内企业内销的成本,削弱其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总之,出口加工区的有关规定,实质上削弱了区内企业与国内市场的联系,这对于大多数已经兼顾内外两个市场的企业而言,是没有吸引力的,而且,区内企业与国内市场联系的削弱,与加长加工贸易产业链的发展目标也是不符合的。这就决定了出口加工区只适合那些新建的100%出口型的加工贸易企业,而且国内采购不能太多,对于这样的企业,区内监管效率方面是存在一定优势的。对于其他加工贸易企业,绝大部分仍然将留在区外,因此,出口加工区政策只能有利于加工贸易增量部分的合理布局,不能改变目前已经存在的加工贸易“放养”现象。如果将出口加工区政策定位于给“大进大出”的100%出口型企业创造一个监管效率更高的局部小环境,出口加工区政策将是成功的,如果定位于以此改变加工贸易“放养”的状态,加强对加工贸易的监管,则注定是不会取得明显效果的。
二、我国加工贸易政策未来调整的方向
政策是对现实的反映,必须与时俱进,才能促进发展。加工贸易政策应该从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现状出发,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促进加工贸易充分发挥其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加长产业链的潜力。为此,加工贸易政策应该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
(一)对来料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采购实行出口退税政策
2001年,来料加工贸易进口额为289亿美元,占全部加工贸易进口额的30.7%。受现行来料加工国内采购不退税政策的影响,来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比进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低15个百分点。如果对来料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采购实行退税,将有力地促进来料加工贸易企业扩大使用国内料件,带动国内上游产业的出口,加长加工贸易的国内产业链。按来料加工出口的国内采购率达到进料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计算,2001年来料加工国内采购值约可增加44亿美元,而且,随着来料加工贸易出口的逐年增长,其国内采购值也将逐年增长。但需要强调的是,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的延长与监管成本和风险的增加成正比,因此在采取措施促进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延长的同时,要研究进一步提高监管效率的办法。
(二)完善深加工结转政策
深加工结转涉及面广,情况非常复杂。深加工结转政策实质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进口料件在国内加工后转厂时,是否继续实行保税监管的政策,另一个问题则是对深加工过程中所采用的国产料件是否退税。由于这两个问题高度的复杂性,不同部门对深加工结转政策调整存在不同意见。
对于第一个问题,经贸主管部门倾向于维持现行的保(免)税政策;财税部门则主张实行“免、抵、退”政策;监管部门结合了上述两种政策选择,主张对部分优秀、守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企业,继续实行保税监管的政策,对其他企业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则实行“先征后退”的政策。
对于第二个问题,各部门分歧更大,经贸主管部门认为应该对深加工结转企业使用国产原材料逐环节采取“免、抵、退”政策,即对加工贸易企业使用的国产原材料在结转时给予退税,由海关对结转产品(其中含国产原材料成分)进行保税监管;财税部门认为逐环节采取“免、抵、退”政策税收风险过大,操作困难;监管部门则认为如对国产材料进行保税监管,将进一步加大监管能力不足的矛盾。
结合各部门的意见,课题组认为,对于深加工结转政策,应该统筹考虑,分步实施,短期内为了避免对加工贸易产生过大冲击,应该总体上保持现行政策的稳定性,只作局部性改进,中长期则应该按照鼓励加工贸易提高国内采购率和附加值的原则,以及提高监管效率的原则,对现行政策进行根本调整。为了合理引导企业,确实落实吴仪同志“优化存量、控制增量,规范经营,提高水平”的指示精神,政策设计方案一经确定,就应该公布政策调整的内容和实施的时间表。
具体而言,短期内(例如3年内):
———对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仍维持现行政策,即对结转环节视同出口,免征增值税,由海关对结转进口料件继续实行保税监管。
———对深加工结转环节所采用的国产料件维持不征不退的办法,增值税进入产品成本。
———对销售给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企业视为出口,即深加工结转产品出口到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可以当作出口办理核销手续;国产品进入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可以给予出口退税。
———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销售给区外企业的产品视为进口,用于加工贸易的可以实行保税监管。这样,至少可以用“境内一日游”替代“境外一日游”,节省加工贸易成本,同时,增加了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对企业的吸引力,引导企业逐渐进入区内。
———对易于管理的大宗原材料商品参照钢材“以产顶进”做法,在生产企业销售给加工出口企业时视同出口并办理增值税退税。
中长期(3年后):
保留短期政策的后三条,除此之外,另进行如下调整:
———对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实行分类管理。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内企业和区外实行电子联网监管的加工贸易企业,其深加工结转实行保税监管。其他加工贸易企业产品可出口到境外或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如要进行深加工结转,海关对第一环节结转企业按加工贸易内销规定办理。其他环节结转,则视同国内销售,按规定向税务部门照章纳税。转入企业将其作为国产料件,享受“免、抵、退”政策。这样,海关只需对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内企业和电子联网企业的深加工实行联网监管,监管效率将大大提高。
———对深加工结转所用的国产料件实行“免、抵、退”政策。
———取消现行不符合WTO有关规则的各级政府的出口奖励政策,所结余资金用于对出口退税不及时造成的企业利息损失进行补偿。这样,即使退税有时滞,企业也不会承受过大的财务损失,实质上保证了及时退税。
———足额退税,将出口退税率提高到与增值税征收税率相同,保证出口产品国内增值税的零税率。
(三)促进加工贸易技术进步
———对高新技术产品实行更加高效的管理制度。现行的手册、合同管理办法,比较适合上下游企业关系稳定、价格变化慢的传统产品加工贸易的管理,但不适应国际市场价格瞬息万变、生产配套企业众多的电子产品的加工贸易。因此,要适应电子信息产品等高新技术产品“采购全球化、订单电子化、生产零库存”的特点,改革现行的合同、手册管理办法,取消不必要的合同审批环节,探索电子手册管理办法,提高监管效率。
———提高通关效率。上海海关实施的“大通关”试点,为提高口岸管理部门管理效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摸索了很多好的经验。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加以总结,向全国各个口岸推广。
———加强各监管部门工作的配合,提高监管效率。
———加工贸易的发展为在其基础上进行技术开发提供了有力的制造平台,国家应加强对技术、品牌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促进R&D活动的开展。
(四)促进加工贸易向下游采购、配送领域延伸
世界范围国际贸易政策演变一般分为5个阶段：
(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主要4点：一是在GATT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二是历史上尽管若干次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占主导地位；三是保护性是贯穿国际贸易政策历史演变的一条“红线”，即使历史上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四是20世纪50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2002年3月，美国对钢铁启动201条款，对来自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的钢材进口征收关税最高达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对保护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解释
2.1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
徐建斌、尹翔硕在“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自由贸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的有效性。并用扩展后的李嘉图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现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1]。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也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GATT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纠正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说明了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但是，为什么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呢？
2.2国家内部各行业因自由贸易带来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贸易保护的又一压力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以美国的钢铁产业为例。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自由贸易中其得到的利益应该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贸易利益。那么为什么美国布什政府还要挥舞201条款的大棒，不惜引发一场世界性的钢铁大战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各行业在自由贸易体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门是负的利益。资料显示，由于在自由贸易下的国际钢铁供应商的竞争，1990～1999年，美国钢铁制造工业每年有大约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国总共有18家钢铁公司破产，有23500多工人失业[2]。按照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论，像美国之类资本量较多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然后进行交换，以获取国际分工的好处。现在的问题出在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考虑，既要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又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使这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熊掌与鱼都要。毕竟美国的钢铁业曾经是他的支柱产业，并有60万的钢铁工人，将他们转变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去就业，是需要时间、非常困难的。出于国内政治压力，布什政府权衡各方利弊，最终决定启用201条款提高关税。可见贸易利益对国内各行业的不同影响也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2.3贸易政策国际协调不能改变贸易政策的保护性质
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促进了贸易政策的国际趋同化。自二战以来，双边贸易政策的协调，区域性的政策协调，尤其是致力于国际贸易体制的多边贸易政策的协调，使各国贸易政策趋于统一，体现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秩序化，给各参加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无论是哪种协调，贸易政策的本质始终具有保护性，即贸易政策的目的——保护本国市场，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改善，积累资本或资金，维护本国对外的经济、政治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就拿WTO这一多边贸易的最高成就来说，仍然改变不了各个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
(1)自由贸易是个谎言WTO规则的制定，形式上是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回合(MTN)的协商产生，实质上依据国家贸易实力决定分量，由于历史原因和贸易实力，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把持。贸易谈判（贸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贸易保护）才是贸易谈判的实质。
(2)WTO的例外条款和规则，为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据由于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围内保护本国利益，同时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国利益。因此，国家贸易政策的目的（在没有一个足够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的约束条件下），决定了这种例外条款和规则就会必然成为贸易保护的依据。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开的高度保护的行业农业、纺织业，便是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保护产业。但这些产业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发达国家中相对比较劣势的产业。
3WTO条件下国家贸易政策保护性的表现
3.1“公开型”的贸易保护
“公开型”的贸易保护，是指在关贸总协定和WTO下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过程中还未涉及的领域，或是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
判的领域，再加上谈判达成协议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以及协议中的一些规则的例外而引起的保护措施。还未涉及的领域，指某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暂时把某些行业的自由化搁置起来不予谈判；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是指某些“敏感行业”，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差悬殊，如果完全放开会导致本国产业的“严重损害”，故在多边谈判中暂时将这些行业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谈判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指根据承诺减让表现在还未兑现的部分；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则的例外，是指协议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规定的，但无论哪项协议，都是由一些规则和规则的例外拼凑起来的，这些规则的例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方面的适当保护。这些保护都是公开的，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实力较量的结果。
一般认为，在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敏感行业”，是自由化较缓慢和最不彻底的行业。如农业、纺织业、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的领域。
在WTO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型”贸易保护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运用高关税限制进口；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国内的价格支持就是常见的公开型保护措施之一。国内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国内补贴、价格管理、出口补贴和绿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隐蔽型”的贸易保护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开型”贸易保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隐蔽型”贸易保护。“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是与“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相对应的，以“反倾销壁垒”为代表，还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这类壁垒的特点是它们往往本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则”、“保护生态和人类健康”等原则，这些原则本意确实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则是它往往会成为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保护贸易政策的依据。事实上这种“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已经成了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
“隐蔽型”的贸易保护的手段包括两类：一是征收高额关税，如加征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二是禁止进口甚至就地销毁，这主要是不符合国家的检验检疫标准、环保标准等而采取的措施。
4构建中国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措施
4.1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的必然性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利益相对较小。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条件下，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不能幻想WTO会真正无私地给中国一个稳定的、自由的贸易环境。WTO下的保护更具进攻性、系统化、法律化，更加难以对付。
加入WTO后的中国，首先，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应该好好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制定出中国的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对中国国内各产业来讲，加入WTO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入世承诺，而忽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协调入世对各行业带来的利益不对等也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保护措施，而且这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对策。
4.2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规则的例外给各个国家制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中国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协议和规则并不十分严密，存在漏洞。这使得国家可以根据这些存在漏洞的协议制定本国的很容易成为保护措施的贸易法律，如反倾销协议的模糊性漏洞，就成为各个国家贸易保护的工具。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协议的不完善来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法规。
第三，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标准、绿色壁垒、技术标准壁垒等），我们的技术水平差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利用技术手段，也可以利用别的优势建立起中国特有的壁垒。前些年中国肉鸡产业受到外国的极大冲击，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对肉鸡的进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据规定每只肉鸡的鸡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为中国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鸡毛渣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用机器拔毛后剩下的鸡毛渣要少，这样的规定对我们是有利的。
总之，WTO不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许“合法”地保护，而且它使贸易保护更加系统化、法律化。
4.3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在WTO条件下，关税手段和“传统”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终要取消的，于是各国纷纷转向“新型”（“隐蔽型”）的非关税壁垒。加入WTO后的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1)以加强和提高反倾销、反补贴的能力建设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关税壁垒(NTB)作为保护措施方面，发达国家早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侧重点早已转向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的、隐蔽性强的NTB。根据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和进口招标这3种传统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将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应以加强反倾销能力建设为核心。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反倾销的规定，到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再到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应该说，中国在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的反倾销队伍还有待加强。
反补贴也是比较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各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1989～1993年期间发起的反补贴案数目占全球反补贴总数的比重高达93.2%。中国最近也颁布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至今中国的反补贴尚无实际操作经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2)积极稳妥地建立中国技术性壁垒体系一是制定和完善技术标准。虽然目前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还比较落后，但即使只能在个别领域制定出本国特有的、并且是国际领先的技术标准，也将极大地增强中国保护本国市场的能力。另外，WTO允许各国根据本国特点（如地理条件、消费习惯等）制定与别国不同的技术标准，对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加以利用。二是制定和完善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SPS)。虽然GATT中SPS协议鼓励各缔约国将自己的SPS措施同已有的国际标准或指导原则接轨，但它同时也存在漏洞。由于其技术上的复杂性，这是一种隐蔽性相当强的非关税壁垒。三是建构绿色贸易壁垒体系，又称环保壁垒。即以环境保护为理由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中国也完全可以利用ISO14000来抬高国内市场的进入门槛。
需要指出的是，在WTO条件下在必要时候适当地保护本国产业，任务是艰巨和复杂的，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说制定了几部法律或法规就可以有效保护了。它需要国家各个部门相互配合，不仅需要制定法律，也需要培养人才；不仅要制定保护性的对外贸易政策，更需要将它与国内产业政策结合起来考虑。>
现在有6种不同的电子商务媒体：电话、传真、电视、电子支付和货币转帐系统、电子数据交换和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处于支配地位，在国际服务传输方面其它手段无法与之比拟。从国际贸易多边规则及国内经济政策方面，这样的媒介提出了与其它媒介不同的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国家可以规范互联网上的贸易，税收如何，以何种方式在相同产品方面对本国供应者以优惠，这些问题取决于WTO成员是否同意采用规则。WTO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原则上，互联网上数字产品的贸易将视为产品、服务或其它事务。什么样的产品特点将决定这种贸易是受GATT规则、GATS或者两者综合或其它新协议的影响？现在，对于在互联网上定货及支付，但交货仍是传统方式的产品视为货物贸易，运用GATT规则。当产品在互联网上交货时则产生归类问题，产品在互联网上交货时，是否可以以服务对待还是被视为货物贸易。
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将所有在互联网上的传输产品视为货物，应用GATT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对传输不征收关税，现在就是这样，等同于WTO成员承诺对互联网交易完全实行自由贸易。这是因为国民待遇是WTO的一般原则。在国民待遇原则下，成员方在国内税收上，将放弃对互联网进口的歧视。此外，不征收关税将使互联网进口关税为零。现在，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建议。成员方在乌拉圭回合及以后所做的承诺，是建立在假定大多数的这些交易是服务，而不是产品贸易的基础上。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同时放弃GATT和GATS，采纳新的互联网贸易规则。但是没有人赞同这样的观点，为电子商务建立新的规则没有实际意义。互联网服务，包括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及电话线路传输流动早就受GATS及基本电讯协定的管理。所有经互联网的电子传输，在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上都有其对应物，所以GATT及GATS中亦均有必要的规章措施。
实际上可以将GATS应用于所有的互联网贸易，或将GATT应用于有相对应实物的贸易，而将GATS应用于所有的其它电子贸易。为了平衡，将所有的电子传输定义为服务的意义将更大。问题是当电子传输跨越两国边界时，一般不存在相应的实物贸易，但是如通过电子传输的书或光盘等最终形成商品时，这样不能否认跨界传输没有实际的实物。在多数情况下，电子传输下的商品不能转变成实物贸易，例如，收货者可以将书存为数字形式，在屏幕上阅读，音乐在计算机上播放就属于这种情况。
即使如此，这依然不能成为建议将所有的电子贸易归类为服务贸易的理由。从这一点上看，需要制定一个全面性的定义，其优势在于可以使产生争端的可能降到最低，这种争端可能产生于一些国家将某些传输定义为无形贸易，而有些国家归类于服务。在一种综合性的定义下，在关于互联网贸易的争端上，工作小组将不得不首先决定争端的目标是货物还是服务，来决定是否运用GATT或GATS规则来估价争端。采用全面性的定义将自动解决这一问题。
全面性的定义要首先考虑关税，关税可以应用于以实物进口的产品，但对电子传输的产品则不能。只要电子传输的成本低于实物交付，关税对后者不构成问题。电子传输比实物交付的成本低得多，这种变化相当于一国的贸易条件的改善，进而改善福利。但是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些国家，大多数消费者没有计算机或不能接触互联网。
如果电子商务归类于货物贸易，不征收关税是有意义的，但现状及美国建议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则存在疑问。目前，对电子提供的外国服务关税唯一可行的改变办法是，对其征收相对于国内提供的相同服务较高的税收。只要一国尚未承诺对外国服务以国民待遇，则对外国提供的服务征以较高税收是可以的。现在对电子传输不征收关税以及美国建议持久下去，不能避免一国对进口服务征收的增值税，或税收水平高于国内提供的服务。只有成员方承诺给予进口服务以国民待遇后，才不会出现歧视待遇。但是这样的话，现行的不征收关税以及美国的建议不会产生其它影响。在这两种情况下，禁止征收关税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效率上，GATT和GATS不同在于，前者不允许使用配额，而后者则可以。如果成员方对电子贸易产品运用GATS规则，一国将限制通过互联网传输的CD的数量，如何限制现在不太清楚。但是假若这样做，贸易将转为以实物形式，这是一种次优的交付方式。如果这种方式变得可行，其结果将次于在GATT规则下的结果。
模式1抑或模式2
GATS是全球服务贸易规则，这些规则的目的是在透明及逐步自由化的条件下扩展贸易。GATS纳入WTO几年来，其服务分类的规则不足以处理快速发展的电子交易的发展。在电子服务的归类上存在模糊地带，并且各成员在电子服务所做的市场准入承诺上也存在模糊之处，实际上很难确定这些市场准入承诺是针对电子服务的。
GATS第一条的分析框架允许成员根据服务交付的4种方式来确定市场准入承诺。即：1、模式1（跨境消费）；2、模式2（国外消费）；3、模式3（商业存在）；4、模式4（自然人的流动）。从GATS的分类角度，有必要决定这样的电子服务交付是跨国界的（模式1）或国外消费（模式2），或不在GATS现有分类中的其它模式。归类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对服务提供者保证何种程度的市场准入水平。因此，互联网不仅使模式1和模式2的区分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提出了电子服务是否在GATS框架内的问题。
1998年5月25日，WTO建立了一个全面的工作计划来检查所有与电子商务有关的贸易相关问题。似乎存在一个一致，GATS涵盖了可能是与新的电子商务相关。但未列入现有承诺计划中的电子服务。但是在哪种模式中包含电子服务则不那么一致。将通常的模式1和模式2运用于电子服务时存在困难，是因为电子服务更多的是跨国界交易，更像是国外消费式的交易。
现行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说明，在许多服务类别中，大多数国家同意不对模式2限制（即在模式2中不作承诺），保留对模式1限制的权利（模式1中所列的非约束）。在这样的承诺水平下，电子服务的模式2归类意味着许多WTO成员将发现不会对电子服务加以市场准入的限制。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服务通过电子交付，成员将发现市场准入的承诺超出了原来承诺的范围。虽然一些人认为这样的市场准入扩展是一个好的进展，并且与在GATS第19条规定的自由化谈判一致，但是电子商务的自由化待遇将会出现问题，原因有两个：
第一，这将改变各成员方在乌拉圭回合随后准入谈判中的承诺。这些承诺至少在理论上是一种优势互补的结果，即一方用在市场准入上的承诺以交换其它方利益。将电子服务纳入模式2中，相当于在不进一步谈判的情况下改变各成员方之间已经达成的交易。这似乎与GATS要求成功谈判的原则相悖，即“为了在互利的基础上提高所有参加者的利益，达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如果各成员将电子服务归类于模式2而做出新的市场准入承诺，这样的减让将带来一些成员方相似的承诺，这些成员方因为现有的承诺而不必提供新的市场准入，或这些成员方认为从电子商务的自由化中得到的利益不成比例。
模式2的电子服务归类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在模式2下，国家不做出承诺，因为相信自己没有能力控制国外交付及消费服务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规范的情况下，所有在模式2下做出承诺的成员方将在电子服务方面做出承诺，这一点是不明确的。所以将电子服务归类于模式2将导致GATS承诺的重新谈判。
第二，如果将电子服务归类于模式1，服务方面电子贸易的潜在利益可能消失，因为这些服务可能被另一种模式所代替，在这种模式下，成员方比在模式2下所做的“非”承诺较少。在模式回下缺乏非承诺意味着WTO成员将有能力对电子服务设置障碍。因此，电子服务提供者发现不能进入市场，消费者得不到电子服务。
在GATS对电子服务的归类问题上，不但要为电子服务留出发展的空间，而且不能改变现有的对GATS的承诺以及不修改GATS协议，这一两难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能否永久免税
目前，WTO成员同意电子传输产品暂时免税，但有的国家建议使免税持久下去具有法律效力。
WTO的决定有两个要素，第一是只包括电子传输；由电子手段定货，而通过正常渠道进口产品不包括在内。尽管所有类型的产品可以在电子网络上刊登广告和购买，但是电子交付的产品是有限的。只有最终产品是数字化的信息，方可以通过电子化，尤其是通过互联网传输。许多服务可以以这种方式提供。一些信息及娱乐产品，如书籍、软件、音像制品，体现了数字化信息的特点，可以通过互联网提供。此类传送方式不征收关税，而对其它的则征收关税实际等同于优惠贸易协定。在这样的规定下，存在着正的贸易创造及负的贸易转移。当免税劣于征税，但这样做只是为了避税时，则产生贸易转移。尽管电子交付是最有效的交付手段，但在有些情况下则并非如此。例如，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从互联网上下载电影或音乐的成本很高，高于以实物形式得到的成本。进口国家贸易转移的福利成本相当于放弃关税收入，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关注的。但是现在难以预测出对现在免税的产品征税将得到的收入是多少，估计将实物贸易变成电子渠道导致的收入结果的变化将很小。
第二是仅包括关税，没有提及其它方面的限制。如果同意将所有电子交付的产品看作是货物，则没有什么问题，在这方面GATT禁止其它的贸易限制措施。但是，大量的电子交付产品，实际的或潜在的，无疑是服务贸易，由GATS管辖。GATS协定允许国家来决定是否承诺市场准入，即不施加配额和国民待遇。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对电子商务可行的许多服务部门未做出承诺。在这些部门，决定给予免税待遇实际上也无效，因为各国仍然采用歧视性的内部税收，或更糟的是，可能使用配额。
建议免税的原理在于，对于种类有限的电子传输的媒体产品，可保证以后的贸易不受限制，只要同意这样的产品应视为商品。建议的弱点是未考虑服务的贸易制度，服务主要是通过电子传输的产品。
保证电子商务免税的最好途径是，在GATS下的市场准入（排除数量限制）及国民待遇（排除任何形式的歧视性税收）上谈判一个充分自由的承诺。这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现在距离这一目标有多远？实际上通过电子传输的服务才是主要关注之处，如商业，娱乐和金融服务。当分析与电子商务相关的承诺时，集中于跨境供给（模式1），尽管与模型2也有关系。在分析对不同部门供给模型的承诺水平时，可以区分三个等级的自由化承诺；一是保证非限制性准入的充分承诺；二是部分承诺，即准入是有条件的，限制性的；三是针对相应模式的非限制性准入，即无承诺，对市场准入不做保证。
面临的重要任务
WTO面临着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一个电子商务可以生存和发展的可预测的环境，并使这一新的国际贸易形式的发展不仅给所有国家的消费者带来利益，并且有利于各成员和世界经济的增长。
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借鉴和运用战略贸易政策。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对战略贸易政策的理解和运用上存在误区，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原发性自主创新能力决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战略贸易政策形成的基础和定位的基点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合作创新和模仿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的主要方式。因此，发达国家的战略贸易政策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以下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的战略贸易政策进行研究和对比分析。
一、国家战略贸易政策的导向
发达国家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是：通过国家支持和政府介入，综合运用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帮助企业率先进入和开发新产业，构筑先发优势和规模经济，通过成本领先优势抢占市场份额，扼杀潜在的和成长中的竞争对手，形成国家资助下的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优势，借助国家竞争力确立本国大企业在新兴产业开发方面的国际领先和主导地位，抢占世界高科技领域的制高点。例如，美国自90年代初就开始制定和推出“国家出口发展战略”，其内容包括财政和金融措施、产业部门支持、特定市场准入、技术性支持等各个方面，而确定为优先支持的领域均为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其目的正如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所说：“是保持美国在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
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是：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实施“空心化”战略（研发机构在本国，生产向海外劳动力价廉的地区转移）带来的有利发展机遇，通过政府介入和国家财政支持，形成最有利于国际加工业集聚和发展的战略“凹地”，吸引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流入“凹地”，融入高新技术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的环节，通过国际化生产的外溢效应，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分享当代科技创新的成果和扩散效应。
这种政策目标的确定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新产业开发和技术创新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不对称竞争”的地位：由于缺乏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很少，产业发展主要沿袭产业技术梯度转移的模式，技术发展也是以跟踪、引进、模仿为主，无论在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还是在新产业开发研究领域都滞后于发达国家十几年到几十年，本国独立完整的高新技术产品开发体系尚未形成。在这种非对称竞争的情况下，即使发展中国家仿效发达国家资助本国企业进行R&D投资，也很难从创新能力和新产业开发能力上击败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因此，只能将战略贸易政策的目标定位由“竞争”转向“合作”，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进入全球配套市场，在较短的时间内，缩小在高新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往的国际经验证明：大量引进国际资本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技术升级最迅速、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情况为例实证分析：据外经贸部统计，2000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98.2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8.9%，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76%攀升到80.51%.这说明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自主开发能力相当薄弱，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力量，而且从其增长轨迹看，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高于全国外贸出口平均增幅的发展态势。2001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64.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4%，高于全国平均出口增幅18.6个百分点，在全国新增出口总量中，高新技术产品占55.5%.如果离开“外资”，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不足现有规模的1/5而技术贸易逆差将高达500亿美元。从企业的创新能力来看，据外经贸部调查统计，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申请的专利数占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申请数的2/3以上。再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构成分析，2001年，计算机和电子、通信技术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约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90%，而这类产品绝大部分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由此可见，我国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尤其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领域）只能是“合作”。经济的“融合度”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度”，只有不断提升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度”才能逐步缩小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二、战略贸易政策的实施
从发达国家情况分析，在生产力诸要素构成中，资本要素相对充裕，因此发达国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低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存在输出资本，使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趋向均等化的倾向。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估计，2000年发展中国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金额高达2400亿美元，2001年，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9.11”事件对投资者信心打击的影响，降至2250亿美元，但仍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5%.例如，美国的国家贸易政策中非常注重“全球资源的置换效应”，即用美国的投资、知识产权、技术装备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生产要素进行置换和组合，以实现美国经济从“后工业化经济”向“智能和创造型”经济演进。这种以全球资源置换为内核的对外投资方式绩效十分显著，1998年，美国海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高达2.4万亿美元，是美国同期外贸出口的25倍。
发展中国家战略贸易政策实施的关键是通过国家财力和政府的经贸政策，改善本国的投资软硬环境，营造一个有利于国际生产要素流人的战略“凹地”，吸引发达国家处于成熟期的加工业或高新技术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的“环节”，形成国际化生产加工基地。并通过不断改善加工贸易条件，拓展加工贸易业务，最终成为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加工链”。据《商业周刊》最近统计，全球5.3万家跨国公司内部和相互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60%以上。因此，融入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体系，大力发展产业内加工贸易应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今后发展的基本取向。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方式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着年均8%的增长速度，已连续9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年都有400亿美元以上的国际资金流入。作为“世界工厂”，加工贸易逐步成长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2001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1474.5亿美元，占外贸出口总额的55.4%，加工贸易进口939.8亿美元，占外贸进口总额的38.6%，其中高新技术产品的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约占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90%.这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生产方式仍以加工装配为主，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程度和自身的加工水平，加工贸易是现阶段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方式。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发达、人才集中、劳动力素质较高、技资环境较好，如何构建和形成这样一个战略“凹地”，主动吸纳国际生产要素的流入，应成为我国制定和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的切入点。
发展中国家战略贸易政策实施的首要前提是如何构建对国际加工业最具吸引力的战略“凹地”，而战略“凹地”的构成要素取决于外国公司选择海外投资的标准和主要促成因素，以及各国在吸引国际投资方面的相对优势。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近年来经济政策的导向看，各国日益意识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性，在吸引外资的政策取向上更加趋向促进投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放宽对投资领域的限制以及放松外汇管制，各国都在致力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加有利、更具吸引力的政策环境。因此，作为国际化的加工贸易战略“凹地”一定要具备国际大环境中的政策优势和环境优势，要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创造优越的政策条件和投资环境。各国的实践表明，只有当一个国家致力于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教育体系，提供透明的、可预见性的政策、法律环境，并且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之间能够政令畅通、协调一致、高效运作，才能对国际投资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
三、对策措施
外商选择来华投资的最主要决定因素首先是成本，其次是市场，第三是环境。以下就这三个核心因素以及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措施进行分析和探讨。
1.成本因素
在产品成本构成要素中，我国最具竞争力（也是外商最看中）的是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竞争优势包括三层含义：
一是，在可用性基础上的劳动力资源充裕和价格低廉，即较容易雇佣到大批熟练的产业工人；
二是，具备一大批比较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其薪水与国际同类人员相比又非常低；
三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的可塑性很强，表现在文化基础知识较好，渴望学习、刻苦钻研，而且吃苦耐劳、便于管理。
但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整体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而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人力资源要素将逐步取代自然资源要素的主导地位，成为构成贸易条件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绝不能仅仅建立在价廉的基础上，因为劳动力的绝对成本优势终将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丧失，而劳动力的相对成本优势（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其成本的比较）是我国可以长期依托的支点。我国应加快普及高等教育的步伐，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为现代加工贸易的运作提供厚实的智力支撑，主动迎合国际跨国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推行的人才本土化战略。同时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国际合作，通过国外高技术劳务的引进，与国内低成本的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人力资源方面的组合效应和互补优势。
2.市场因素
市场是构成外商来华投资的第二大要素。目前，外商最大的不满在于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不完善：
一是，在某些市场的准入方面存在明显的经济成分歧视，限制和排斥外资企业，即使对外商部分开放的领域，还存在地域、企业数量和股权比例等方面的限制；
二是，市场约束机制不完善，外商普遍感到中国法律的聚焦点是大公司、大企业，而对小企业缺乏约束力。如对小企业侵犯知识产权、盗用国际名牌商标、偷税漏税等行为很少有人问津，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公平的地位；
三是，市场供给体系不完善，外资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进口受高关税的约束，影响了产品成本和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四是，资本市场的发育很不成熟。风险投资的发展依赖于证券市场的发展，高科技与风险投资是一对“孪生子”，缺少风险投资的孵化，高科技产业就很难成长和扩张。从我国情况看，由于受各项政策法规的限制，一方面我国风险投资尚未完全对外资开放，尤其是国内二板市场尚末启动，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国内上市很困难，运用证券市场资本运作实现高科技企业战略扩张的策略难以实施，再加上风险投资成功后的退出机制很不流畅等因素的影响，严重制约了国际风险资本的进入；另一方面，国内私人资本市场一直处于“地下运作”。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仅北京、上海、深圳三市就有3600多家公司从事私人资金运作，这类公司控制的资金高达7000多亿元，其主要功能是从事股票市场的投机。如何清除金融限制方面的政策法规障碍，使庞大的私人资本合法地“浮出水面”，同时，加快出台和完善风险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运作的法律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风险投资管理体系，加快二板市场的出台，吸引国外风险资本，清除影响风险投资进入和退出的体制障碍，引导国际资本投向我国高科技产业，对培育资本市场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将会产生巨大影响。
3.环境因素
在投资硬环境方面，外商认为我国东部地区在硬件设施（运输、通讯、电力等）方面已有重大改善，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工业整体配套能力很差，上下游产业和相关产业的配套能力均很弱，缺乏支撑现代加工业发展的完善的工业整体环境，即使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跨国公司在当地的平均采购水平仅20%左右。从目前吸引外资的新动态分析，外商在投资地区的选择上越来越注重产品价值链的衔接和增值，即投资区的整体工业配套水平，包括加工配套、人力资源配套，以及同行企业和相关企业的集聚效应，在我国沿海部分工业整体配套水平较高的地区已出现大规模的区域性外资集聚现象。例如，紧邻上海的苏州市吸引外资约占江苏全省利用外资总量的一半。
因此，在改善投资硬环境方面不仅要具有能承载现代化加工业的一流的基础设施，还要具备高速便捷、立体化的大交通网络，覆盖面广的数字化、宽带化、智能化的信息高速传输平台。在国家建设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更应加大基础设施领域与国际跨国公司的战略性合作，扩大BOT、项目融资、基础设施经营权转让等方式的利用外资，加快出台相应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同时，要注重不断提高加工水平，增强配套能力，支持国内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配套产业，在较小的协作半径内形成很强的产品乃至产业配套功能。此外，要创建高品位的文化生活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在吸引外资过程中许多地方重视生产环境建设，忽视生活环境建设，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表现：东方人强调“艰苦创业”，而西方人非常注重生活环境和质量。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利用外资较多的地方，经常会出现外企白领阶层“江浙上班，回沪住宿”这种东方人很难理解的现象。因此，在构建国际化加工贸易战略“凹地”过程中要注重生活和生态环境建设，如休闲娱乐设施的建设，国际学校和国际医院的建设，注重防治污染，加强水资源、山体资源的保护，扩大绿化覆盖面，提高生活环境的质量和品位。
国际投资对软环境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一国有稳定的政治、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或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条件）、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没有地理文化上的进入障碍。外商对中国的投资软环境总体评价较好，认为我国在投资软环境方面的国际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经济高增长、低通货膨胀、人民币币值稳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所得税减免、进口技术设备减免税、境内技术转让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等等）；投资成本低，特别是土地使用费低和建设费用低；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以及政治经济环境的相对稳定。在投资软环境方面外商反映的突出问题：一是，法制不健全，经济纠纷的执法难度很大；二是，经济贸易政策方面存在随意性、复杂性，尤其是不可预见性，使外商很难了解和把握；三是，我国税收政策与国际不接轨，仍存在较大差异和一些不合理因素。如我国企业所得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率与国际相比都很高，出口退税不到位，依然采用国际上仅少数落后国家采用的生产型增值税（购进的固定资产不能抵扣税，制约投资），以及在税收政策上重税率、轻税基等等；四是，政府部门办事程序复杂，环节多、效率低。
在改善投资软环境方面，要注意创造以下条件：
1.具备完善的与国际接轨的法律框架和经济贸易管理体制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外贸管理体制变化的最主要特征是从政策性管理转向法律框架下的规范化和可预见性管理。加入世贸组织就要求政府在管理经济贸易的法律制度方面符合WTO的各项规则，从自主制定各项规则向逐步采取世贸规则转变，使涉外经济贸易政策和法规简洁、统一、连贯和透明。只有在稳定的、与国际一致的法律框架下才有可能吸引国际跨国公司的中长期战略性投资。
在经济和贸易管理体制上与国际接轨，一是，要更新行政管理的观念和方式，逐步转向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二是，调整行政管理的职能，减少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上下之间的职能重叠，压缩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管理面和干预面；三是，调整和压缩行政管理权限，减化繁琐的管理程序和制约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各类审批手续，积极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2.建立国际化的高速物流通道
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借鉴和运用战略贸易政策。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对战略贸易政策的理解和运用上存在误区，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原发性自主创新能力决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战略贸易政策形成的基础和定位的基点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合作创新和模仿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的主要方式。因此，发达国家的战略贸易政策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以下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的战略贸易政策进行研究和对比分析。
一、国家战略贸易政策的导向
发达国家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是：通过国家支持和政府介入，综合运用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帮助企业率先进入和开发新产业，构筑先发优势和规模经济，通过成本领先优势抢占市场份额，扼杀潜在的和成长中的竞争对手，形成国家资助下的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优势，借助国家竞争力确立本国大企业在新兴产业开发方面的国际领先和主导地位，抢占世界高科技领域的制高点。例如，美国自90年代初就开始制定和推出“国家出口发展战略”，其内容包括财政和金融措施、产业部门支持、特定市场准入、技术性支持等各个方面，而确定为优先支持的领域均为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其目的正如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所说：“是保持美国在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
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是：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实施“空心化”战略（研发机构在本国，生产向海外劳动力价廉的地区转移）带来的有利发展机遇，通过政府介入和国家财政支持，形成最有利于国际加工业集聚和发展的战略“凹地”，吸引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流入“凹地”，融入高新技术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的环节，通过国际化生产的外溢效应，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分享当代科技创新的成果和扩散效应。
这种政策目标的确定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新产业开发和技术创新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不对称竞争”的地位：由于缺乏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很少，产业发展主要沿袭产业技术梯度转移的模式，技术发展也是以跟踪、引进、模仿为主，无论在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还是在新产业开发研究领域都滞后于发达国家十几年到几十年，本国独立完整的高新技术产品开发体系尚未形成。在这种非对称竞争的情况下，即使发展中国家仿效发达国家资助本国企业进行R&D投资，也很难从创新能力和新产业开发能力上击败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因此，只能将战略贸易政策的目标定位由“竞争”转向“合作”，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进入全球配套市场，在较短的时间内，缩小在高新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往的国际经验证明：大量引进国际资本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技术升级最迅速、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情况为例实证分析：据外经贸部统计，2000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98.2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8.9%，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76%攀升到80.51%.这说明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自主开发能力相当薄弱，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力量，而且从其增长轨迹看，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高于全国外贸出口平均增幅的发展态势。2001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64.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4%，高于全国平均出口增幅18.6个百分点，在全国新增出口总量中，高新技术产品占55.5%.如果离开“外资”，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不足现有规模的1/5而技术贸易逆差将高达500亿美元。从企业的创新能力来看，据外经贸部调查统计，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申请的专利数占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申请数的2/3以上。再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构成分析，2001年，计算机和电子、通信技术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约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90%，而这类产品绝大部分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由此可见，我国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尤其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领域）只能是“合作”。经济的“融合度”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度”，只有不断提升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度”才能逐步缩小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二、战略贸易政策的实施
从发达国家情况分析，在生产力诸要素构成中，资本要素相对充裕，因此发达国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低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存在输出资本，使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趋向均等化的倾向。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估计，2000年发展中国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金额高达2400亿美元，2001年，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9.11”事件对投资者信心打击的影响，降至2250亿美元，但仍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5%.例如，美国的国家贸易政策中非常注重“全球资源的置换效应”，即用美国的投资、知识产权、技术装备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生产要素进行置换和组合，以实现美国经济从“后工业化经济”向“智能和创造型”经济演进。这种以全球资源置换为内核的对外投资方式绩效十分显著，1998年，美国海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高达2.4万亿美元，是美国同期外贸出口的25倍。
发展中国家战略贸易政策实施的关键是通过国家财力和政府的经贸政策，改善本国的投资软硬环境，营造一个有利于国际生产要素流人的战略“凹地”，吸引发达国家处于成熟期的加工业或高新技术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的“环节”，形成国际化生产加工基地。并通过不断改善加工贸易条件，拓展加工贸易业务，最终成为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加工链”。据《商业周刊》最近统计，全球5.3万家跨国公司内部和相互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60%以上。因此，融入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体系，大力发展产业内加工贸易应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今后发展的基本取向。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方式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着年均8%的增长速度，已连续9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年都有400亿美元以上的国际资金流入。作为“世界工厂”，加工贸易逐步成长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2001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1474.5亿美元，占外贸出口总额的55.4%，加工贸易进口939.8亿美元，占外贸进口总额的38.6%，其中高新技术产品的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约占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90%.这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生产方式仍以加工装配为主，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程度和自身的加工水平，加工贸易是现阶段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方式。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发达、人才集中、劳动力素质较高、技资环境较好，如何构建和形成这样一个战略“凹地”，主动吸纳国际生产要素的流入，应成为我国制定和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的切入点。
发展中国家战略贸易政策实施的首要前提是如何构建对国际加工业最具吸引力的战略“凹地”，而战略“凹地”的构成要素取决于外国公司选择海外投资的标准和主要促成因素，以及各国在吸引国际投资方面的相对优势。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近年来经济政策的导向看，各国日益意识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性，在吸引外资的政策取向上更加趋向促进投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放宽对投资领域的限制以及放松外汇管制，各国都在致力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加有利、更具吸引力的政策环境。因此，作为国际化的加工贸易战略“凹地”一定要具备国际大环境中的政策优势和环境优势，要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创造优越的政策条件和投资环境。各国的实践表明，只有当一个国家致力于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教育体系，提供透明的、可预见性的政策、法律环境，并且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之间能够政令畅通、协调一致、高效运作，才能对国际投资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
三、对策措施
外商选择来华投资的最主要决定因素首先是成本，其次是市场，第三是环境。以下就这三个核心因素以及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措施进行分析和探讨。
1.成本因素
在产品成本构成要素中，我国最具竞争力（也是外商最看中）的是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竞争优势包括三层含义：
一是，在可用性基础上的劳动力资源充裕和价格低廉，即较容易雇佣到大批熟练的产业工人；
二是，具备一大批比较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其薪水与国际同类人员相比又非常低；
三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的可塑性很强，表现在文化基础知识较好，渴望学习、刻苦钻研，而且吃苦耐劳、便于管理。
但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整体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而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人力资源要素将逐步取代自然资源要素的主导地位，成为构成贸易条件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绝不能仅仅建立在价廉的基础上，因为劳动力的绝对成本优势终将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丧失，而劳动力的相对成本优势（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其成本的比较）是我国可以长期依托的支点。我国应加快普及高等教育的步伐，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为现代加工贸易的运作提供厚实的智力支撑，主动迎合国际跨国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推行的人才本土化战略。同时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国际合作，通过国外高技术劳务的引进，与国内低成本的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人力资源方面的组合效应和互补优势。
2.市场因素
市场是构成外商来华投资的第二大要素。目前，外商最大的不满在于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不完善：
一是，在某些市场的准入方面存在明显的经济成分歧视，限制和排斥外资企业，即使对外商部分开放的领域，还存在地域、企业数量和股权比例等方面的限制；
二是，市场约束机制不完善，外商普遍感到中国法律的聚焦点是大公司、大企业，而对小企业缺乏约束力。如对小企业侵犯知识产权、盗用国际名牌商标、偷税漏税等行为很少有人问津，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公平的地位；
三是，市场供给体系不完善，外资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进口受高关税的约束，影响了产品成本和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四是，资本市场的发育很不成熟。风险投资的发展依赖于证券市场的发展，高科技与风险投资是一对“孪生子”，缺少风险投资的孵化，高科技产业就很难成长和扩张。从我国情况看，由于受各项政策法规的限制，一方面我国风险投资尚未完全对外资开放，尤其是国内二板市场尚末启动，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国内上市很困难，运用证券市场资本运作实现高科技企业战略扩张的策略难以实施，再加上风险投资成功后的退出机制很不流畅等因素的影响，严重制约了国际风险资本的进入；另一方面，国内私人资本市场一直处于“地下运作”。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仅北京、上海、深圳三市就有3600多家公司从事私人资金运作，这类公司控制的资金高达7000多亿元，其主要功能是从事股票市场的投机。如何清除金融限制方面的政策法规障碍，使庞大的私人资本合法地“浮出水面”，同时，加快出台和完善风险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运作的法律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风险投资管理体系，加快二板市场的出台，吸引国外风险资本，清除影响风险投资进入和退出的体制障碍，引导国际资本投向我国高科技产业，对培育资本市场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将会产生巨大影响。
3.环境因素
在投资硬环境方面，外商认为我国东部地区在硬件设施（运输、通讯、电力等）方面已有重大改善，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工业整体配套能力很差，上下游产业和相关产业的配套能力均很弱，缺乏支撑现代加工业发展的完善的工业整体环境，即使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跨国公司在当地的平均采购水平仅20%左右。从目前吸引外资的新动态分析，外商在投资地区的选择上越来越注重产品价值链的衔接和增值，即投资区的整体工业配套水平，包括加工配套、人力资源配套，以及同行企业和相关企业的集聚效应，在我国沿海部分工业整体配套水平较高的地区已出现大规模的区域性外资集聚现象。例如，紧邻上海的苏州市吸引外资约占江苏全省利用外资总量的一半。
因此，在改善投资硬环境方面不仅要具有能承载现代化加工业的一流的基础设施，还要具备高速便捷、立体化的大交通网络，覆盖面广的数字化、宽带化、智能化的信息高速传输平台。在国家建设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更应加大基础设施领域与国际跨国公司的战略性合作，扩大BOT、项目融资、基础设施经营权转让等方式的利用外资，加快出台相应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同时，要注重不断提高加工水平，增强配套能力，支持国内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配套产业，在较小的协作半径内形成很强的产品乃至产业配套功能。此外，要创建高品位的文化生活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在吸引外资过程中许多地方重视生产环境建设，忽视生活环境建设，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表现：东方人强调“艰苦创业”，而西方人非常注重生活环境和质量。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利用外资较多的地方，经常会出现外企白领阶层“江浙上班，回沪住宿”这种东方人很难理解的现象。因此，在构建国际化加工贸易战略“凹地”过程中要注重生活和生态环境建设，如休闲娱乐设施的建设，国际学校和国际医院的建设，注重防治污染，加强水资源、山体资源的保护，扩大绿化覆盖面，提高生活环境的质量和品位。
国际投资对软环境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一国有稳定的政治、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或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条件）、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没有地理文化上的进入障碍。外商对中国的投资软环境总体评价较好，认为我国在投资软环境方面的国际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经济高增长、低通货膨胀、人民币币值稳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所得税减免、进口技术设备减免税、境内技术转让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等等）；投资成本低，特别是土地使用费低和建设费用低；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以及政治经济环境的相对稳定。在投资软环境方面外商反映的突出问题：一是，法制不健全，经济纠纷的执法难度很大；二是，经济贸易政策方面存在随意性、复杂性，尤其是不可预见性，使外商很难了解和把握；三是，我国税收政策与国际不接轨，仍存在较大差异和一些不合理因素。如我国企业所得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率与国际相比都很高，出口退税不到位，依然采用国际上仅少数落后国家采用的生产型增值税（购进的固定资产不能抵扣税，制约投资），以及在税收政策上重税率、轻税基等等；四是，政府部门办事程序复杂，环节多、效率低。
在改善投资软环境方面，要注意创造以下条件：
1.具备完善的与国际接轨的法律框架和经济贸易管理体制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外贸管理体制变化的最主要特征是从政策性管理转向法律框架下的规范化和可预见性管理。加入世贸组织就要求政府在管理经济贸易的法律制度方面符合WTO的各项规则，从自主制定各项规则向逐步采取世贸规则转变，使涉外经济贸易政策和法规简洁、统一、连贯和透明。只有在稳定的、与国际一致的法律框架下才有可能吸引国际跨国公司的中长期战略性投资。
在经济和贸易管理体制上与国际接轨，一是，要更新行政管理的观念和方式，逐步转向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二是，调整行政管理的职能，减少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上下之间的职能重叠，压缩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管理面和干预面；三是，调整和压缩行政管理权限，减化繁琐的管理程序和制约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各类审批手续，积极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2.建立国际化的高速物流通道
我国的贸易顺差除了持续增大以外，另外还有可观察到的显著的“集中”特点：第一个“集中”是指中国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预计今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将超过1000亿美元，对欧盟贸易顺差将超过63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和东盟地区。第二个“集中”是指中国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领域，加工贸易顺差远远高于一般贸易顺差。一般是附加值极低。第三个“集中”是指中国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外资企业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主力军，也反映出我国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的政策因素。
二．巨额贸易顺差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首先，使我国贸易环境更趋紧张。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容易引起我国贸易伙伴国的不满，进一步激化贸易争端。特别是基于战略利益考虑的贸易摩擦增多。同时，贸易保护的手段也在不断翻新。其次是推高外储，造成流动性过剩。第三通胀压力上升。第四，人民币升值压力继续增大。在中国贸易顺差屡屡创出历史新高的同时，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丝毫没有得到好转，据公布的美国4月份贸易数据显示，当月美国贸易赤字上升至634亿美元，与中国的逆差也上升了13.4%达到644亿美元，市场人士表示，这些数据很可能再度刺激美国政治家的神经，从而使一度降温的人民币问题再度升温。
三．我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近期可预测的发展趋势
近年我国外贸将保持稳定增长，但贸易顺差的规模超过去年的可能性不大。1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仅相当于日本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为什么会导致如此多的人立即发表如此多的悲观论调？为什么中国有钱不敢赚？基本可以得出的结论有两个：
第一个结论是，我们认为中国国际贸易的基本格局已经有了静悄悄的变化。进口方面未来将进入一个稳定期，顺差的多少将主要取决于出口的波动。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投资力度的增长，中国的进口，除非政府未来推出明确的鼓励政策，否则将会维持稳定状态。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主要商品的供应国而不是需求国。而外商投资增加导致的进口增长，因国内配套能力的加强，今后也很难大幅转化为进口增长。
第二个结论是，2006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比今年有所减少。这方面有内因和外因两种因素在发挥作用。外因是各国对华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活动，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国出口的增长。而外商投资的高峰期已过，外资拉动的出口增长也趋稳定；内因是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处于不稳定周期内，高油价使得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大幅上升，资金也因宏观调控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收紧。而人民币的升值趋势显然又抑制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这些原因都将导致中国的出口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紧缩。
四.解决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政策建议
第一,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协调增长，需要从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出发，加强外贸促进体系建设。要完善出口退税等财税政策，加大政策性金融扶持力度；要建立和完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解决企业信息不畅问题；要培育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提高企业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开展跨国经营的能力；要有针对性地支持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外贸经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第二,实现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实质上就是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的过程，改变我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低端地位，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化条件下获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机遇，将自身的比较优势与国际产业转移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这才是解决我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根本途径和有效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