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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91.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0-01
数理经济学流行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为经济学的研究和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进入现代市场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分析更是市场经济研究的重要工具。它较为直观的反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等规律，促进了人们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掌控能力。数学在现代市场经济研究应用中的绝对优势，决定了数理经济学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应用的重要地位。
一、数理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
1838年，法国人库尔诺发表的《财富理论数学原理的研究》标志着数理经济学的诞生。而在此前意大利人切瓦已将数学应用到经济领域问题的分析当中。此时，数理经济学还不能得到经济学研究者的重视。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数理经济才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瓦尔拉斯发表的《纯粹政治经济学刚要》通过假设完全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将价格与商品通过数学理论模型紧密的联系起来。他认为在完全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下，价格的存在与商品的数量及自然属性有关，商品的交换可产生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可以通过数量来计量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数学的研究领用更为广泛，微积分、线性模型等理论在市场经济环境研究中的应用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宽广的舞台，数学理论遍布了经济学的每一个领域，成为市场经济环境研究的重要手段。
二、市场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的应用
1.市场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应用的一致性。数学能进入经济学研究领域，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其中存在很多的一致性，特别是核心理论、思想、应用方向的一致性，才确保了将研究的理论模型应用到实践的经济问题的解决上。首先，两者之间的逻辑存在着一致性，数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在深层次上的范围和方向是一致的。数理的严密性、可靠性使经济学假设的范围更科学、更可靠。确保了假设条件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推导的一致性，提高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环境的掌控能力。其次，在理论研究上，一个数理研究方向可预测和解决这一方向的市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而要把握整个市场经济环境有规律、稳定的发展，就需要从几个方向研究经济问题，需要通过不同的数学理论来研究、实践。在若干个数理模型的相互参与下，才能获得最佳的市场经济问题的解决方向。再次，在市场经济环境数理学应用方面，需要注重数理模型的选择和匹配。研究过程中的假设条件一定要在数理设定的最低要求之内，以确保数理模型的最优程度。使共同的假设和假设逻辑保持一致，确保多方面的假设定值不会在模型集合中发生排斥。
2.市场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应用的适应性。数理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应用的关键是数理本身与市场经济环境的适应性。在这一过程中，强调的是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性与数理分析工具应用的适应性。如：将微积分、线性代数应用到商品和价格空间的分析上。首先，商品的有限性和自然属性决定了商品本身的价值。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商品的流通是商品具有了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又可以通过数理的计量进行数理模型分析。同样，也可以将消费者行为、既定价格、收入约束条件等纳入数理研究范畴，通过数理综合模型进行市场经济环境方面的研究，以寻求市场经济的优化发展。其次，在市场经济模型下，可将某一经济事物看成经济变量的相互作用下达到均衡的一种状态，通过这种状态维持过程中各个因素的“量”的变化，形成一种客观的、直观的经济市场模型。通过各个因素量的带入，寻求市场经济环境发展中各影响因素最佳的结合点。
3.市场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应用的优越性。市场经济环境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理论及逻辑学，而数学的严谨性、逻辑性与市场经济环境的发展是一致的。在数学公式及图表、曲线的表达下，市场经济环境更直观的展现在研究者的眼前，提高了市场经济研究的效率。如：应用数理经济学分析市场经济中商品的需求情况。首先，应用数理理论表达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商品需求量与价格水平的联系。其次，结合数理经济学分析得出需求表、需求曲线等，对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等因素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商品价格、消费者收入、消费者嗜好等经济因素与环境因素可以形成一个方向的数理模型。多个数理模型的结合分析，可有效的控制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变量，减少商品的生产风险，为市场经济赢得更好的发展。总之，数理经济学将市场经济中看似无规可循的变量，在假设的条件下转换为与数理分析一致的模型，通过对数理模型的分析、研究，人们可以更直观、更清晰的看清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预测其发展。有效的控制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持久发展。因此，数理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手段，数理经济学研究、发展和应用是市场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需要。
三、结语
数理经济学理论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与这些国家有较大差异。在市场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应用过程中，照搬和效仿是不可取的。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一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将数学理论更好的应用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提高我们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掌控能力，降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风险，为我国经济的高速、持续、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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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表现在外向型经济对学生的思想影响。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外向型的“三资”企业，中西方文化混融，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使学生所处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开始悄悄侵蚀学生的灵魂。涉外企业中的外方管理方法、手段及思想意识潜移默化地向学生渗透，一些学生盲目崇洋。收入待遇等因素使一些毕业生将外企作为择业的热点目标，国营企业即使有正式录用名额也不受他们青睐，祖国意识在一些学生的心目中渐渐淡化。其次是市场经济与学生价值观念的转变。由于部分学生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不足，界线划不清，不能全面理解其共性、特性和作用，以及积极主流与消极支流的关系，致使认识上出现误区，价值观念发生扭曲。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原则，一些学生错误地将其视为思想行为的准则，导致了做事讲价钱，付出要索取，把自己的行为用“等价交换”来衡量。在为社会付出的价值观上具有浓厚的“务实性”，在利他的同时首先要利己，更有甚者表现出只顾自己的方便和利益，而不顾他人和社会公德，认为生活的真谛就是享受。无私奉献已不再成为人的价值范畴，造成理想境界的空虚。第三是劳动力市场及用人制度的变化，提出了新的人才质量要求。
企业之间的人才竞争，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为企业输送人才的院校在培养人才上向质量要效益，应培养出觉悟高、能力强、懂理论、会操作的复合型人才。企业为适应商战竞争，还突出表现在管理制度、管理手段上的变化，强调制度的执行与制裁要奖罚分明。培养人才与工厂生产的产品一样，受到供求关系的制约，培养的人才类型、规格、特点、素质及管理手段，必须与人才市场的需求、管理制度相吻合；否则，我们的毕业生将会在人才市场的竞争中失去竞争力，甚至失去人才市常第四是市场经济给思想品德教育带来的困难。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社会观念的变化，知识的更新，信息的接受，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来说几乎是同步的。
就学生而言，他们的社会接触面及接受新事物的速度远比在校门内的教师要广、要快得多。因此，教育者往往不能提前把握社会环境的发展与变化，当学生身上已反映出一定的思想问题时，教师才被动地去进行教育，这给德育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使教师的说教显得软弱无力，针对性不强，更谈不上“及时”甚至“超前”了，造成对在校生思想品德教育滞后的局面。
二、对在校生进行德育的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德育工作的思路应是：
（一）突出爱国主义的教育主线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院校德育要坚定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将其作为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引导学生在接触开放的文化环境时，自觉抵制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的思想，把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引导学生由爱父母———爱师长———爱他人———爱集体，最后上升到爱祖国。
（二）加强对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引导德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学生的“悟”性，使其认识到如何做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性。然而学校的德育必须坚持一元化的导向，使学生明白社会所容纳的并不都是时代所提倡的。价值的真谛在于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自我价值，都要通过自身劳动来实现。说到底，人的价值就是更多地为社会创造和奉献。进行人生观教育，首先要让学生明白人活着为什么，怎样生活和做什么。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理想教育，从学生生活的最贴切处入手，诱发他们的生活理想，从而激发出强烈的职业理想，把社会理想、为祖国做贡献的理想教育落实到学生的职业理想上。理想是动力，也是激励，在理想的驱动下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三）树立新时期人才质量的德育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根本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才资源，当今市场的激烈竞争，实质是人才质量的竞争。做为为社会输送人才的高等院校，在德育上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建立新时期的人才质量标准。新时期人才质量标准，已不再单纯是过去那种踏实加肯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类型，而是思想和能力是复合型、适应型、开拓型的人才。因此，在德育上要给学生全方位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职业意识、创业意识、敬业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公关意识、科技意识和法制意识，同时要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自省能力，能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
总之，新时期的院校德育应培养出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现代的人和国际型的人。
（四）德育管理制度和手段要与企业管理相衔接学校的德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工程，德育必须把参照系由封闭的院校教育转向人才市场和企业要求上来，这一转变要求学校在德育管理制度和教育方法上都随之进行相应的转变，使之与企业的要求相衔接。如若不然，学生在校接受的是一套管理方法，到企业后是另一套，这将增加学生的不适应性，减低学生在社会上的竞争力。
为此，必须做到：
1、在日常行为规范上要与相应的企业要求衔接，把企业要求职工的行为规范，作为学校培养学生日常行为的部分规范要求，同时要设置专业环境，在环境中训练学生的日常行为。
2、德育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要与企业管理相适应。一位饭店的总经理说：“你们学生不及格还有补考机会，而在企业做错了一件事就难以挽回”。因此，在校的德育管理要与企业要求吻合。首先，应突出制度化管理，将规章制度熟知熟记，严格按制度办事，奖罚分明；其次，是在制度的执行上不能沿用“事不过三”、“下不为例”等旧的教育方法，制度不容违犯，否则就要受到处罚；第三，要适当减少耐心说服的思想教育过程，加强针对性和时效性，培养学生自律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否则就不能适应企业化管理的环境。
3、使学生进入人才市场参与竞争。创造条件使他们参加各种形式的供需见面会。在平时的学习、社会工作及各项评比和比赛中为他们设计竞争舞台，创造优胜劣汰的竞争氛围，以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达到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在共同的目标导向下，进行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而提高德育的针对性。
高校企业经济学是相对独立于整体微观经济学的学科，是通过综合分析考量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经济管理理念进行创新而设置的企业经济管理体系，是在遵守基础性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对企业经济管理理念的革新过程。目前，我国高校企业经济学的教学现状依然不容乐观，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完善，基于此，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背景下，本文简单分析了当前我国高校企业经济学教学现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所产生的教学问题，提出几点建设性改进或完善策略，期望本文的分析阐述能够为我国的高校企业经济学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与指导。
一、浅析我国高校企业经济学教学现状（存在的问题）
1.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实践教育的价值
目前，虽然我国大多数的高校均设置了企业经济学这一专业，但是，由于全国各地的高校并没有设置统一系统的教学大纲，甚至连企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都不明确，缺乏统一、科学认识，而且各大高校的企业经济学研究认识自始至终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现状认知不深刻，缺乏与时俱进的调整和相应的教学结构，忽视实际的企业经济学教学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研究，依然停留在照本宣科的传授理论知识，学生只能被动的接受教师“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对学生的健康发展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举个例子，在企业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注重学生对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的分析、粗浅的理解，依然采用板书的形式，将深奥的理论知识灌输给学生，并没有进行一系列的市场调查考证，考证相应的理论知识能否有效的契合我国企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在教学过程中，并没有与鲜明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或者相应的案例进行有机融合，学生不懂得其教育价值，而且灌输式的教学课堂，往往会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同时不利于学生毕业后的就业。
2.教学内容及教学手段均比较落后
实际上，我国正式引入企业经济学的时间较晚，而且大量的教学内容均来自于国外，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情况相脱节，其中大量的教学案例均为国外比较典型、成功的案例，与我国高校学生的心理接受能力、思考判断能力等实际上存在很大的差距。我们以企业经济学理论教学为例：企业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的创设，大多数情况下，是以完全信息假设作为设立的前提，如在博弈论的引入中，国外的理论知识为，不完全信息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均衡解，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制度、法律体系与国外的差别，国外的消费者以及产品生产者之间掌握的信息，所出现信息不对称的几率比较小，因此，该理论对国外企业的经济发展行为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但是，我国消费者与产品生产者所掌握的信息，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现象，所以，该理论对我国企业经济发展行为的解释力不强。因此，不符合我国经济制度、法律体系的教学内容，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难以实现全面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的目的。除了教学内容的落后，在教学手段上也比较落伍，难以满足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大多数的高校，在企业经济学教学中，依然采用传统老旧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在形式上表现为：学生从一个大学校门不是直接过渡到社会，而是重新走入另一所校门，即社会课堂，在高校学习期间，学生对企业经济运行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认识，更谈不上了解企业，而且现实生活中，学生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已经严重脱节于现代企业经济的实际运行，无用武之地，培养出来的学生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二、阐述几点建设性问题的改进或完善策略
1.理论与实践的共同关注，甚至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特点及规律，制定详细的、科学的企业经济学教学体系，重视教学结构的与时俱进，集中精力研究市场经济发展与企业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明确的掌握我国企业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其中，重点考量我国的法制环境以及相应的产权制度，将其与国外发达国家的企业经济学教学理念区分开来，构建企业诚信体系。另外，在立足于企业文化、市场行为以及市场绩效三者统一协调的基础上，在尊重国外企业经济学理论的就前提下，将其作为我国现阶段企业经济学教学研究的重点与方向，与此同时，提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国情的企业经济学理论，并加强其研究力度。
2.编订适应我国学生学习、掌握的教材内容，并多渠道的拓展教学手段
目前，我国高校企业经济学教材内容有待进一步规范和调整，应该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转台，全国范围内所有设立了企业经济学专业的高校，集思广益，确定与我国企业产业发展实际情况相一致的企业经济学内容，促使学生所学习、掌握的理论知识能够更加高效、优质的解释我国企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产业行为或现象，从而带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少一些拿来主义，多一些中国特色，从而在提升教材内容编订质量的基础上，全面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以便他们毕业后顺利就业。另外，还需要多渠道的拓展教学手段，如：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构建企业经济学教学信息资源的共享平台，教师、学生均可以跨时空界限的实现线上线下互动，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将学生由被动式学习转变为主动式学习，同时，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技术交流活动，鼓励支持学生积极参与，全面的提升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而且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得到强化，形成持久而强大的良性循环，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从而全面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毕业后顺利就业打好坚实的基础。
结语
总之，为了全面的提升我国高校企业经济学教学水平，需要在结合我国当前市场积极发展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融入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内容（案例等），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多渠道的拓展教学手段并加以优化等。本文的分析阐述可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是不能忽视其研究价值，期望本文能够为我国的高校企业经济学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与指导，产生一定的积极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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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唯一有市场经济定义的就是贸易领域，也是作为贸易壁垒的一个手段，即所谓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这个东西也没有统一的定义，各国国家五花八门。市场经济更多的是个政治学词汇，而非经济学概念。
其实真正的经济学也根本不支持所谓市场经济的提法。经济学中有很多经济学原理，但是没有一个所谓“市场经济原理”，经济学原理中既有支持市场调节的，但更多是是反市场的，市场失灵很早就成为一个基础的经济学概念，而且经济学中反市场，指出市场失灵的理论远多于论证市场均衡的理论，其实越到后期，经济学理论就越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因为市场失灵是明摆着的，任何经济学家都不可能视而不见。
很多人认为用市场解决问题，但市场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问题都是市场制造的，市场制造的问题还用市场来解决，这怎么可能呢，市场调节和市场失灵都是市场的本质，都不能忽视，市场失灵多种多样，比如信息经济学指出，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缺乏信息市场也会导致市场失灵，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成本过高会导致市场失灵，产业经济学认为生产能力有限，资源稀缺会导致市场失灵，公共经济学认为公共物品会导致市场失灵，企业经济学认为，自然垄断，寡头垄断会导致市场失灵，社会经济学认为外部性会导致市场失灵，而导致市场失灵的因素远不止这些。
如果一个经济学者面对这些市场失灵的因素视而不见，那不是科学的态度，或是根本就不懂经济学，或是别有用心。
政府和市场要分工明确，这种分工在经济学中是有界定的，也是有共识的，真正的经济学从来就不排斥政府干预，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学也是一种帮助或是教会政府如何通过适当干预来维持市场稳定运行的学问，政府没必要大包大揽，但该政府干的政府就大胆干，千万不要受很多伪经济学家的干扰。
政府大胆的矫正市场失灵，改善民众福利，维持市场稳定都是分内之事，都是责无旁贷的。
市场经济是在中国转轨的过程中提出的，更多是一种政治语言，而非严谨的经济学概念，中国很多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后经济学家，曾经对中国经济转轨做出过贡献，但是现在他们还用自己那点陈旧的，浅薄的，错误的知识指导中国经济那必然会酿成灾害。
市场经济并非经济学一开始就有的词汇，起码亚当斯密没用过这个词，李嘉图没用过这个词，马克思没用过这个词，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也没用过这个词。萨缪尔森也极少用这个词，其实知道现在，一切严谨的经济学家都不用这个词，而中国经济学家虽然频繁运用这个词，但大多数情况下，完全可以用“经济”这个词代替。
根据观察，市场经济这个词年老的经济学家用的多，年轻的几乎不用，不懂经济学的财经评论员喜欢用这次词，但是真正受过经济学正统教育的经济学者几乎不用这个词。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66―06
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在逻辑上应该包括转型路径研究和转型目标研究两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研究的主体集中于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这一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明显而巨大的：一方面，学术界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探索可以与世界主要市场经济类型并列的中国型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其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没有得到全面的论证，中国实践的理论意义被矮化；另一方面，忽视对转型目标的具体内容的研究，屏蔽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的潜在方案。
一、转型目标：被忽视的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热烈关注，而近年的金融危机让这一热潮继续升温。在这些研究之中，外国观察家关于“北京共识”的研究由于将中国的经验赋予与“华盛顿共识”对立的地位而备受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关于中国改革的新一轮研究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主流论述在实际内容上并没有本质差别。首先，两者都将渐进主义和试验主义视为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两者都将转型路径而不是转型目标作为研究的重点。所谓转型路径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途径和方法，而转型目标则指过渡完成之后出现的经济模式的形态和性质。很明显，转型路径和转型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一方面，路径依赖导致转型路径影响转型经济的形态和性质；另一方面，对转型目标的设计也必然影响对转型路径的选择。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明显存在不同的模式，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献之中却基本不存在对转型目标问题的深入讨论。
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把握有关。第一，传统的表述主要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经济的地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等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样的界定是从市场机制的地位和企业制度的形态；以及国有经济的强弱和宏观调控的有无等两组因素来突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内涵。从市场机制和企业制度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有意或无意地将美国型市场经济和美国型企业制度等同于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唯一形式。因此，我们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基本是在以美国型市场经济为唯一参照物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基本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只能体现在国有经济和宏观调控之中。但是，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广泛地存在于先进工业国，其地位和强弱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进一步地，在我国经济的现实运行中，国有经济更多地作为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存在，并没有明显地对国民经济的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制度建设发挥示范作用，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也仍有疑问。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有下降的危险。第二，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是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混合经济体制论的痕迹。但是，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表明，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创新活动才是区分主要市场经济类型的基础。第三，这样的界定在破除计划和市场不能共存的认识的同时，也间接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经济计划和国有经济之外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以及这种因素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体现“市场经济”因素的性质和形态的可能性。
以上原因导致我国的学术界无意亦无力分析转型目标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转型路径研究。客观地说，在经济转型的初期，与走向何种市场经济即本文所说的转型目标问题相比，选择何种转型路径以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更为紧迫的课题。但是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经确立、调整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经济学的进展和世界经济的演变表明，美国型市场经济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对转型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长期忽视对转型目标的研究，这不但有使中国的实践成为对美国型市场经济的无声复制的危险，而且限制了我们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思路。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存在显在的和潜在的两个侧面。在现阶段，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无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主要载体。但是，这样的含义更多的是显在的，并没有涵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全部内容。
二、交易形态与创新活动：市场经济的类型学分析基础
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取得的进展，集中地体现在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关于美日经济体系和美日企业行为的比较研究之中。相对而言，典型的美国企业(A企业)在劳动市场、制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短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流动的；而典型的日本企业(J企业)在上述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长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相对固定的。青木昌彦指出企业在上述三种市场中形成的交易惯例之间具有互补性，并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对这些“风格化事实”进行整理。他认为A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垂直型的，而J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水平型的。青木昌彦证明两种信息结构都可能达到最优。图1所示的这一分析视角为市场经济的类型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之后，管理学家持续地对典型的美国和日本的企业行为进行比较。以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依据，通过将产品建构的概念一产品结构(或工序)与产品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一引入组织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在产品建构具 有模块型特征的产业(IT、软件、生物制药、金融等)之中，模块型的组织原则更易于促进竞争力的形成，而在产品建构具有集成型特征的产业(汽车、摩托、高级家电等)之中，集成型的组织原则有助于竞争力的形成。换言之，如表1所示，产品建构和组织建构之间的匹配关系是企业竞争力和创新活动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集成型和模块型的组织原则高度接近比较制度分析学派所说的理念型意义上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组织形态。至此，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分析获得了具有实证基础的支持。必须提及的是，尽管理念型意义上的美日企业的实践更接近模块型和集成型的组织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日企业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已经达到极致而无法赶超。
欧美学者从制度互补性角度所进行的分析也值得关注。豪尔和索斯吉斯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型市场经济两种，英美是前者的代表，而德日是后者的典型。习前者的特点是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进行协调，而后者的特点是由制度对经济进行协调。类似地，阿玛布从产品市场的竞争形态、劳资关系、金融体系、社会保障和教育等五个制度领域出发，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将市场经济区分为市场基础型、亚洲型、欧陆型、社会民主主义型和地中海型五类，其中的市场基础型和亚洲型的代表分别是美国和日本。在研究方法方面，豪尔和索斯吉斯的研究尽管属于政治学领域，但是其研究团队将企业作为分析的焦点。他们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指出，德日的区别在于德国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产业为中心而存在，而日本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企业为中心而存在。如果用更为通用的术语来表述，那么可以认为德国是法团主义，而日本则是企业层面的法团主义。类似地，阿玛布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不但直接承认青木昌彦的研究对其有重要影响而且将科技与产业特征这一与企业行为密切相关的变量作为分析的主要因变量。因此，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领域的这两项最新的重要研究不但在主要研究工具(制度互补性)和主要分析方向(企业)方面与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具有明显的共同点，而且其对市场经济所进行的类型化也基本上是对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美日比较的扩充和细化，没有明显超出前者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说，在现阶段，以比较制度分析和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类型学仍然是我们思考我国市场经济的特征及其发展方向时最有理论价值的参考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经济的类型学最终指向是企业层面的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创新的形态和性质正在成为区分市场经济类型的核心变量。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表述如下：从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出发，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体系化的整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和现实选择
在第二节的语境之下，分析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时，我们将遇到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是否可能在逻辑上不同于美国型和日本型市场经济；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的部分，是否可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和第二节所讨论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相容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第二节提及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没有将所有的交易形式统一到一个分析框架之内。近年来获得迅速发展的包括比较制度分析在内的广义的制度经济学均将交易视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一思路明显来自旧制度经济学。但这些研究涉及的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不是旧制度经济学家所列举的交易形态的全部。如表2所示，康芒斯认为交易可以分为交涉型交易、管理型交易和配给型交易。交涉型交易的典型是产品市场中的买卖行为，管理型交易的典型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而配给型交易的典型则是判决和政策。另外，新旧制度派学都没有把自然资源和土地市场纳入分析框架。第二，与上一个问题相关，这些研究者将交易形态的形成视为自发的，忽视了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从康芒斯对交易的定义出发，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发现配给型交易必然对企业内部的管理型交易和企业之间的交涉型交易的形态和性质产生影响。
将康芒斯提示的交易类型和资源、土地市场中的交易统合进第二讨论的主流分析框架之后，我们可以获得如图3所示的新的分析框架。
从图3所示的分析框架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在以下方面获得清晰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第一，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交易形态主要是市场进化的结果。而在我国，交易形态的形成可能是市场进化和政府介入双重影响的结果。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可能存在于资源和土地市场的交易之中。在我国，由于资源和土地为国家所有，所以政府可以主导这一市场之中的交易形态并影响交易所产生的收益分配。第三，政府可以通过对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施加影响来获得对宏观经济的控制或实现对所得分配的调整。第四，依据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具有不同技术特征的产业群之中，更有助于竞争优势的形成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各有不同。不同的先进工业国中往往存在处于主导地位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其结果是这些国家往往只在同一类产业中发展出明显的竞争优势。由于我国地域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有可能分别在集成型产业和模块型产业中都发展出与之匹配的组织惯例和交易形态并在这两类产业中都形成竞争力。第五，不同的产业群要求不同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与该产业的技术特征相匹配，而我国有可能形成国有经济致力于发展更需要长期稳定的交易环境的集成型产业，而民营经济在模块型产业占据优势的格局。随着民营经济向集成型产业扩展，有可能出现民营企业在研发人员的雇佣形态和某些关键性企业间关系方面引进国有企业的比较长期而稳定的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换言之，在长期内有可能出现国有企业在特定领域向民营经济输出组织原则和制度安排的可能。
一、引论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其表述的涵义有二:其一，政治经济学只有“一门”，就是总体表达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的阶段特征没有也不可能掩盖其总体性，而只会是显露出政治经济学的内部结构随历史研究对象的发展而发展的特性;其二，广义体系与狭义体系的区分，既是相对的，又是历史发展的，因此，如果说依据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一般而言，可以将诞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划分为: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那么，后一体系本身又必然以前一体系为既定前提和发展条件，从而显露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学在本质上应具有总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质。总之可以说，总体政治经济学乃是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本身所形成的一种内在历史结构。
首先，简要的说，在政治经济学创立的初期(对应于经典作家的1840-1850年代的研究).为了资本主义革命批判任务的客观需要，经典作家确立的根本研究任务是，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为切人，努力形成一般分析与特殊分析的结合，并最终促成“科学批判分析”。通过这一初创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被规定为关于唯物史观的总体经济学表达，是关于唯物史观的总的经济学证明和运用。这一时期的经典总体政治经济学研究著作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等。
其次，相应在政治经济学的逐步科学形成和发展时期(其典型标志和核心形式是经典作家围绕《资本论》的研究)，也正是通过一般分析与特殊分析在资本主义对象内科学结合的完成，以《资本论》这部光辉著作的系统创作为载体，总体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阐释才真正具有可能。恩格斯的分析表明，《资本论》是一项“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它科学地认识到“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而“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说，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归根结底，《资本论》的总体研究性质不仅仅是关于方法论本身的，也是对于总体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结合的一种奠基。
第三，在政治经济学的实际运用和具体发展时期(即对应于经典作家之后的正统研究者的研究)，经典作家之后的正统研究者确实严重忽略了总体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结合这一关涉体系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具体表现为理论与法乃至内容与方法在方法论研究上的开始断裂，致使在实际运用与理论具体操作中的批判逻辑和建设逻辑的两分研究的状况及趋势逐渐得到强化。在教学中，政治经济学被两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完全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脱离，甚至在研究上直接对立，的正统研究方法日渐教条化。这一硬化的“正统’，一定程度上已经破坏了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使“历史”成为简单和断裂的，而不是完全相反的复杂和连续、累积的。所以，诚如卢卡奇令人信服地指出:“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所谓总体政治经济学，乃是从总体方法论角度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涉及对象的一种总体分析和全面理解，即总体政治经济学不仅包括狭义分析(对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经济系统分析)，必然同时包括广义分析(对于人类劳动和生产过程的总体一般分析)，或者说，在科学的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内，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不可偏废、有机统一的。虽然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属性，使这一结合乃至统一同时具有显著的时代性和历史阶段性特征，但总体性仍然是内在的分析逻辑。从这一意义而言，我们将要剖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应该是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有机统一，以及深层次地包括了理论与方法的有机统一分析，等等。
二、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的科学内涵
这一理论剖析，可集中在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内核方法和逻辑框架的两个有机联系方面。
先来看第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伴随着方法论的不断发展而得到发展和成熟，所以，迄今为止的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内核方法，作为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和经济实现形式，突出体现为一种“总体经济结构分析方法”。简单示意如下表。
表中，社会总体经济结构被表达为“生产方式十生产关系”，准确地说，是以特定形态生产方式为基础、与之相结合并反映其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因而，社会总体经济结构在层次划分上可以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具体生成系统，表明生产关系生成系统本身决不只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全部，而且它作为“最高层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必然由“较低层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所决定，这就是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的一般作用原理。根据这一分析，看来波普尔将马克思学说系统地简化为一种“决定论”来理解的真正危险之处不是在于“历史决定论”本身，而是在于人为制造了历史决定论与科学决定论的逻辑矛盾。简言之，马克思关于决定论的论述所包括的三个层级关系，即物质技术或生产力决定层级、经济或生产关系决定层级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决定层级，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辩证的。马克思的科学叙述一再表明决定论是科学的整体决定论，其基本逻辑是:生产力对于总体社会经济系统的决定不会是简单、直接的，或者以某种线性形式进行，而是伴随有社会中介条件和过程的不断生成的一种经济结构形式的决定，本质上乃是一个生产力决定作用的逐步社会累积发展过程。
第一，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经济变迁过程指认社会经济系统的本质结构和发展结构，这一分析最终可以表明，政治经济学始终是一门关于真正意义的动态经济过程分析的历史科学。具体而言，包括劳动过程、生产组织及相应的所有制一产权一管理制度三个子系统构成内容层级。它表明:(1)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真正基础乃是特定历史形态的劳动过程(演化)结构，包括社会经济系统所需的全部技术条件和物量基础两方面内容，通过技术结构(即劳动的物质技术条件组合系统)向社会结构(即劳动的社会组织条件或分工和协作系统)的对接和转换，从而最终实现劳动物量的社会化;(2)生产组织对于实现劳动与生产方式的结合始终具有直接的社会中介作用，内生于从特定劳动过程向社会生产方式进行历史变迁和转化的过程之中;(3)因而，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一起进一步真正构成了生产社会性质的现实基础，决定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特殊结合方式的具体形态，即表现为具体的所有制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产权形式和经济管理制度形式。
第二，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经济运行形式指认社会经济系统的形式结构，相应，这一具体分析是为了充分揭示和展现经济有机体的内在运行机理以及表层结构，从而使之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数理表达特性，如可以表征为“在时间和空间里有确定位置的一个经济整体的特性的那些比例和关系”，等等。作为本质层次的外化和实现，经济运行形式对应地具体化为社会劳动形式、社会生产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分配方式和形式等不同的运行层级形式。它表明:(1)就完整的劳动过程本身包含着劳动方式(作为劳动的物质技术和社会组织条件)和劳动形式(作为劳动结合和交换形式)而言，作为社会生产力的表层结构，劳动形式不过就是特定形态的劳动分工和协作或劳动技术组织条件的社会实现形式;(2)作为劳动(分工)形式的直接社会加总—“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因而社会生产形式在内涵上即表现为生产者之间的具体不同的社会经济联系形式，表现为基于特定生产组织形态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如基于家庭生产组织的自给自足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基于企业生产组织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等;(3)同样，完整的生产社会形式由于要全面反映劳动和生产组织的社会性质以及劳动和生产过程运行的社会全貌，因此系统包括以所有制、产权及管理制度为基础的或与之直接对应的社会经济分配方式和形式，这显然同时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在内容构成上的具体化。
总起来看，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过程或经济结构的变迁和运行的机制是这样的:特定劳动过程一社会劳动形式一生产组织一社会生产形式一生产的社会形式。它的深刻内涵包括:(1)总体生产方式包括劳动方式(作为微观层次上的物质生产方式)、生产形式(作为宏观层次上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社会生产方式本身)三个层次⑩，从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用运动具体化为完整生产方式内部结构的运动;(2)从劳动过程到生产过程的社会总合的经济运动，作为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一般原理的具体运用，无疑深化了既有的二重性经济理论，并可能重塑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逻辑路径;(3)从科学决定论的方法论出发，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构造”，劳动过程理论的时代和现实意义在于赋予劳动价值分析的结构内涵，从而可能重塑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的内部理论构成关系，实现劳动过程分析和剩余价值分析的内在结合。
进一步从第二方面看，从完整劳动过程二重性(包括劳动技术过程和劳动社会过程)出发，需要将《资本论》中的狭义逻辑论证框架—作为“商品一资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扩展为总体逻辑论证框架:劳动过程一价值一资本一市场经济。因为不仅马克思的科学资本主义批判本身就是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直接的统一，也就是同时包括了对资本主义的“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以及“从反面来表述它的规律”两方面的内容要素，而且《资本论》本身也是劳动二重性逻辑的直接展开，也就是分别作为“资本主义本质论”和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在《资本论》中，劳动技术过程的直接规定是劳动过程的自然属性，劳动社会过程的直接规定则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的社会属性，从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规定性上劳动二重性与生产二重性取得了内在的一致，并构成社会抽象劳动一资本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一经济结构”图式。但是，即使仅就资本主义过程而论，社会生产或资本积累过程也总会与特定劳动过程相联结并以之为基础，反过来，每一劳动过程的新形式的形成则会推进一种新的社会积累体系或结构形式。由此使得这种分析本身带有两个新特点:
第一，价值决不只限于狭义价值，而首先是一个总体价值的概念。在资本主义过程中，狭义劳动技术过程被直接简化和还原为劳动社会过程，社会总资本代表了简单劳动过程的完全的社会加总，社会价值关系体现为既定社会总需求结构下的社会抽象劳动关系。在广义劳动历史演化过程中，由于社会总需求结构不变假定的放松，价值首先体现为一种“劳动效用关系”—作为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概念，其真实内涵是总体劳动过程视阑对于简单劳动过程视阑的替代。总括两方面的论述，价值总体地乃是“劳动对效用的关系”。总体价值概念表明:价值作为社会作用中介，也是一个总体过程，是“劳动过程一商品一资本”过程与“劳动过程一企业一资本”过程的一种复合。关于前一过程，马克思给出的社会经济总揽的公式是“商品价值构成”，由此引出资本的各种物质形态，引出狭义资本总公式;相应，对于后一过程，则可以相对给出“企业价值构成”的社会经济总揽公式，由此引出资本的各种人力形态，引出人力资本的社会规定。由此，基于完整的价值概念，可以得到总体资本形态，也就是作为物质资本形态和人力资本形态的统一。
第二，直接嫁接在总体资本规定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与资本的总体形态对应，资本总体规定则作为历史规定(积累起来的历史劳动过程)和社会规定(积累起来的社会抽象劳动)的统一，或者说，乃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这一规定使资本概念成为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最为突出的表征，从而通过总体资本的社会作用中介，经济总过程事实地裂变为“劳动过程一价值一私人资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以及“劳动过程一价值一公有资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前一过程发展了资本和劳动的社会对立关系，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则确立了私人资本的牢不可破的社会主导地位:资本是“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资本所有权是“一种普照的光”，“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因而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后一过程发展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生产协作关系，使得“企业所有权”能够游离于资本所有权进行经济生长，从而企业不仅作为劳动生产率单位因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微观基础，也同时作为产权经济组织因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现实基础和社会载体。总括两方面的论述，社会主义劳动过程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个从具体劳动过程向抽象劳动过程进行社会转化和还原的价值增殖过程，而且更为重要的，还是一个在生产专业化以及生产和谐两方面均占有效率优势的价值和谐过程。根据这一观点，无疑，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对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将体现在对于“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乃至“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的生产经营信条的历史否定和扬弃，而且必将体现在实际劳动过程现实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
总之，对于总体政治经济学而言，商品不再简单地成为(或表现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单元形式，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历史和“被决定”的范畴，替代它的将是更为基础和根本的概念—劳动过程;而既然社会经济系统首先面对乃至需要解决的是无数个千差万别的单个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问题，那么，经济学不仅需要分析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单一形成要素，而且需要细致地理论剖析和阐明它们各自在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内部有机联系，并努力地将之推进到经济运行的现实表层结构进行分析。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
以上的论述并不表明劳动价值论在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体系中的缺失，相反，更加凸显其中心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内核基础。因此，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乃是在于，科学确立劳动价值论和经济理论体系的各个具体理论层面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打通劳动价值论发挥功能的两个基础: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实现理论与方法的一体化。这一研究是通过不断理论建设和利用完整、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来达到的。具体而言，从理论基础的角度，劳动价值论与价格理论、企业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之间的逻辑联系，除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论述的狭义价值生产、创造和转型及狭义价值流通、实现和分配诸理论，还应当包括具有广义内涵的价值创造、转型乃至实现和分配等理论;与此相应，从方法基础对应的角度，总体经济结构分析必然会进一步具体化为基本经济分析和基本制度分析等方法，前者如基于劳动的平均一边际分析方法、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后者如基于劳动的演化一博弈分析方法，等等，从而，在总体政治经济学体系内，通过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的对接以及有机结合，最终能够实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科学意识形态功能和科学方法工具功能的完美统一。
马克思早年设想的计划经济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前提下诞生的。经济在一国之内仅有一个计划决策中心，并由这个计划中心负责收集信息，最后制定出全国各地、各个产业之间相互协调、运转顺畅的庞大而细致的计划体系，并通过逐级下达而得到贯彻执行。此外任何单位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也没有计划的决策权。如果这个模式是完美的，投资多少、投资于哪个行业或哪个地区，计划中心完全可以根据总体经济而事先作出精确的安排。因此，在完美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会出现所谓的“重复建设”。
完美计划经济的不可能性与现实计划经济中的重复建设现象
完美计划经济需要建立在一系列极其苛刻的假设条件下才能成立，而事实上，这些条件时至今日尚未出现过，而且也无法估计在未来多长期限内才会形成。现实的所谓计划经济都是放松了完美计划经济假设的“不完全计划经济”。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尽管计划在经济运行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决策上也拥有相当的权力。投资决策的分散至少使重复建设具备了可能性，但为什么要重复建设还要取决于中央计划决策当局的偏好。比如“”时期，在中央的号召下，各地建设了大量的“小高炉”、“土高炉”，并由此引发了投资过度膨胀。由此可见，在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重复建设主要表现为一种在中央政府默许情况下的地方政府行为，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一种决策选择。
完美市场经济体制下重复建设是必要前提
根据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完美的市场经济就是完全自由的经济，经济的计划和决策权被分散在无数个个体手里。每个市场的参与者只是价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非价格的制定者(price maker)。因此，完美的市场经济要求有众多的参与者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各种决策，从而形成充分竞争，并在充分竞争中发现真正价格。投资是市场参与者重要的决策行为，所以，仅就投资而言，只有在市场上形成大量类似的投资（也可称为重复建设），才能真正形成充分竞争的关系。否则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垄断，而垄断就意味着效率的损失，这是完美市场经济所不能容纳的。
现实的市场经济总是倾向于阻止重复投资
同完美计划经济一样，完美的市场经济也从未在人类社会中出现过。就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看，市场竞争的参与者总是不满足作为价格的接受者，通过垄断而成为价格的制定者并由此获取超额利润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因此，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阻止其他参与者的进入就成为其重要的策略。这种行为的结果表现在投资上就是阻止重复投资的发生。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都有强硬的反垄断法，恰恰说明垄断行为在它们的市场经济中是何等突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3—0166—02
一、引言
随着西方经济学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在高校里逐渐受到冷落，教学效果不够好。本文主要从教学环节方面进行分析，提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转变教学观念，改变教学方法，选择新的教学方法来提高教学效果，完成预期的教学目标。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学面临的困境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已从计划经济步入到市场经济的正轨，并且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作为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诸多方面实现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创新和发展了经济理论[1]。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构建已初步完成，但是也需要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1.教材体系结构尚未健全和完善
在国外，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基本还是一个空白，最多也只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补充。在西方，西方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而且越来越有影响力。在国内，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本身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教材体系差异较大，专家学者都从自身的理解来编写教材。杨干忠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等六个方面来阐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卫兴华和张宇合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主要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对外开放和中国发展道路等方面阐述我国的经济理论；白永秀、任保平主编的《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主要从宏观体制、微观体制、运行机制、运行场所和运行环境等方面阐述我国的经济理论；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是一本大部头的教材，里面几乎罗列了所有的经济学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以及我国现阶段存在的经济问题及今后的出路等问题，作者主要从经济转型与体制选择、经济主体与微观经济运行、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与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经济增长与发展等四个方面阐述我国转型期的经济问题。在这些教材或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既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一家之言。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基本的体系和框架是不变的，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仍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深化。
2.西方经济学的冲击
在西方，经济学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时间，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能用严谨的推理和实用的论证分析很好地描述和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2]。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还是一门年轻的新兴学科，它的很多理论也仍然借用了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毕竟我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实践和理论也不例外。
3.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老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础性学科，它对学生以后在工作中的运用非常重要。但是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积极性不高，这就造成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效果不好。在教学过程中如果只要求学生对相关知识点进行死记硬背，那么学生的学习兴趣会大大减弱。这就要求我们要改变教学方法，转变教学理念，使学生由被动转为主动，积极地去学习、去思考、去探索。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改革的方法和对策
1.讲授法
讲授法是指教师通过口头语言向学生描绘情景、叙述事实、解释概念、论证原理和阐明规律的教学方法[3]。讲授法是一种最古老、最传统的教学方法，也是教师系统地、逻辑地传授知识的一种基本方法。这种方法确立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教师向学生传达相关知识和信息，充分调动了教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讲授法有利于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有利于教师向学生传授更多的内容，丰富学生的知识面，拓展广度和深度；有利于“教书”和“育人”的有效结合，育人是基础，教书是手段，所以在讲授的同时，也应该时时在育人[4]。但是对于学生来说，讲授法使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久而久之，学生产生厌学的情绪，或者学习的积极性会减弱，这就要求教师在使用此种方法时，一定要提高教学水平，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之后便风靡全球，这说明案例教学法的魅力所在。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主要以案例为载体，通过案例的讲解、分析和讨论，结合教学内容，积极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开发学生的智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3.研究性学习法
研究性学习法就是教师确定研究主题，鼓励学生主动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学习方法。研究性学习是学生自主地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获得结论的一种学习过程[5]。研究性学习主要是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研究性学习法是一种新型的学习方法，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应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1）提出问题。比如在讲授个人所得税相关内容时，要积极引导学生去思考问题：个人所得税是应该提高还是不变，如果提高，那么起征点应该是多少，等等。（2）分析或讨论问题。学生根据所学的相关内容，积极分析或讨论个税是保持不变或是提高以及如何提高，在讨论的过程中，有的学生还借鉴国外的经验，比如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但也有同学进行反驳。通过学生的分析和讨论，思路渐渐清晰，学生的兴趣也得到提高。（3）解决问题。通过前面的问题的提出和问题的分析或讨论，学生基本上有自己的结论。最后大多数学生一致认为，个税起征点应该提高，起征点在3 500元比较合适。他们的结论跟国家最后的起征点差距并不是很大，说明研究性学习方法可以开阔学生的思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我国的市场经济在不断的发展与成熟，相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在我国也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教学方法也会不断改进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裴晓鹏，曹长灿.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9，（18）.
[2] 张为民.政治经济学教学创新的思考[J].黄山学院学报，2010，（2）.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秘书工作有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须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秘书工作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体制发生重大转变的过程中，面临两个突出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一是如何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二是如何抓紧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二、秘书工作要为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利条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秘书工作要为这个决策服务。还要为胜利实施这个决策当好参谋助手。
秘书工作到底是怎样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做好服务呢？关键在于解决好两个根本问题。
一是，要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提高服务质量。
二是，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秘书工作要进行自我改革。
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秘书工作部门要转变思想观念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涉及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刻改革，必将引起人们也包括秘书人员行为规范、精神状态、生活方式、是非标准、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
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还必须给秘书工作部门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思维方式等方面注入新的内容。版权所有
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思想观念中，同其他党政部门一样，秘书部门还要特别注意破除"官本位"思想。"官本位"是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的。
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秘书工作的服务质量要求应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秘书工作充分发挥服务功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督促。今后，党政部门的秘书工作基本也应从这些方面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核心问题是提高服务质量。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秘书工作怎样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把对服务的要求与市场机制作用密切联系起来。应该承认，在以往经济体制下的秘书工作，为领导服务的质量还是很高的。但是应该看到，保证和维持那种水平的秘书工作的服务质量，主要依靠人们的政治自觉性和责任感，并辅之以规章制度的约束，而不可能重视市场机制对秘书人员行动的激励和制约作用。相反，许多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起作用的，往往被所谓思想教育和规章制度替代了。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单靠人的自觉性和一般规章制度的约束，来要求人们做好秘书工作是不全面的，不合理的，是难以持续地、全面地达到提高服务质量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把提高秘书工作的服务质量落到实处，除了高度重视人员素质、培养热爱本职的精神外，还要从注入市场机制方面多做文章。
五、秘书工作在注入市场机制中，要十分重视自身职业道德
“市场并不像它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经济学者对“市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买卖双方自由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换的地方，是价格存在并受供求关系影响的地方。如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并不是指任何一个特定的货物交易场所，而是指地区的全部，在这个地区中，买主和卖主彼此之间的往来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价格有迅速相等的趋势”。②斯蒂格勒也认为，“市场是一个区域，在其中一种商品的价格是趋于一致”。③普瑞尔指出，市场是“（1）买者和卖者碰面议定商品和劳务交换的过程，（2）价格存在的地方，（3）价格受到供求力影响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地区”、“区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确定的空间，也包括无形不确定的空间。④在逻辑上，价格的存在是由供求关系决定，是买卖双方在自由进行商品或劳务交易时必然伴生的现象。所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买卖双方对商品或劳务进行自由交易的行为是“市场”的根本。只要存在着关于某种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着关于该物品的市场的存在。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看法与主流经济学有明显的不同。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所说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个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时才会普遍存在和有效地进行的现象。科斯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经济体系与法律体系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存在着私人法律，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则和规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达成”。⑤布伦南和布坎南认为市场意味着一系列运作规则，“个人行为恰好是在这些规则之下在市场中产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自由交易行为并不是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是使此种行为能够有效进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则和规定”的“法律体系”。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他们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安排”或一种“制度”。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个社会体系视为依靠技术、法规或习惯对稀缺资源使用导致的冲突的解决方案”，市场只是人类所曾采取的许多“解决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种⑦。张五常说，“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样，市场被创造出来在其他约束条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鲁博顿和瑞切特说，“市场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进行反复交易（与个体之间的零星交易相对应）的社会安排，‘市场’这个组织由一系列的制度规则（一种制度）和人构成，人们创造了这些规则并将它运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这些制度“决定了每个潜在交易者的产权分配并对这些产权如何使用或转让作出了规定”，其目标是使“绝大多数潜在交易方有机会参与竞争”，⑩并“有效地组织交易”。[11]
总之，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是一种制度，是价格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们所看到的买卖双方自由地确定交换物品的价格和数量的过程或行为，只是在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社会安排”或“法则和规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普遍性存在的现象，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所力图促进的东西。
二、市场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
由于主流经济学把市场归结为人们自由自愿的交换行为，所以，对他们来说，自由交换行为的发生，即意味着市场的产生。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导致交换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作为人类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14]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无论是斯密说的交换倾向，还是门格尔所说的人类经济行为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还是“分工”，都不是由人们可识辨的外在于个人的人为的有形强制行为的结果，而是自然或基于个人理性而自发生成的。把交易行为的发生或市场的产生归因于这些自发性或自然生成的有关人性或经济的事实表明，在主流经济学里，市场被看作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资源稀缺性所必然导致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它是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这种利益冲突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产生存在的。阿尔钦指出，经济资源的稀缺性“阻碍了每个个人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社会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它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通称为竞争。因为，按照定义，既然没有办法消除竞争，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竞争形式。”[15]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人类为解决这种“利益冲突”而“作的安排包揽了人类经验的全部范围，包括战争、罢工、选举、宗教权威、法律仲裁、交换和投机。每一个社会都采用过这些方法。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它们所强调的解决与资源稀缺相联系的问题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这里的“交换”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安排”，因此显然不是主要指行为，而是指人们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为他人拥有的财物的制度，即其所说的市场制度。
由于在历史上或在现实中，人类还常用许多非市场手段如战争、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来解决经济利益冲突问题，所以他们强调，人们选择市场作为解决因资源稀缺问题所导致的利益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主要依靠市场来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17]自由交换要成为一种现实的普遍的行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权力来加以补充”，[18]需要得到“以国家暴力或惩罚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没有政府的协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用于解决其所面临的公共经济问题即由于稀缺资源使用而发生的利益冲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强调它需要公共权力的“补充”表明，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市场不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而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选择或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是基于集体理性人为建构的，具有强制的性质。这一点在新制度主义所提出的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
三、市场是确保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实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要对为什么市场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就需要对他们赖于解释的市场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对于人类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换这个倾向”，斯密本人和后来的经济学家都没有予以解释或证明，也是难以证明的[21]。分工的程度与市场范围是相互依赖的[22]，所以人们根本就不可能独立于市场对其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人类经济行为遵循“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只是经济人假设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西方经济学家至今都没能对该假设的普遍存在性进行严格的逻辑证明。所以，总的来说，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里，还没有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给予合理的理论解释。
由于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选择的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安排的一种，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就从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较的角度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他们认为，之所以是市场而不是“战争”等其他手段成了人类社会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为总的来说，市场制度的运行成本较低，能确保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率。
德姆塞茨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产权制度其实就是一组界定行为的原则，它规定了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而具体规定“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与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他说，“依靠暴力进行竞争一般不受称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许使用暴力，就看不清这种竞争的前提，即无法估计其净收益了”。而在市场上“通过‘自愿’谈判进行的竞争”之所以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就是因为它“提供了权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术手段，同样还提供了排除造成净损失的手段”，[23]即“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这就使得它“要比通过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竞争，更能为社会增加实际财富”。[24]德姆塞茨还认为，如果不经过市场协调就使用民主政治体制的集体决策或法庭裁定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就无法得到通过自由市场交易所揭示的为确保经济的高效运行所需要的信息，这样“不管它们采用哪一种效率标准，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痒’，还很容易错判”，导致比市场更低的效率。总之，在他看来，“恰恰是由于要掌握这些关于效率的先决性条件过于困难，才使得通过自由市场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权及资源使用方式成为一种很实用的方法”。[25]
张五常指出，市场上的竞争“汇集了所有潜在所有者的知识——即可供选择的合约安排知识和资源使用的知识”，而“合约当事人之间的竞争”又“降低了执行合约的成本”，这样就“降低了寻找和追求最有价值的选择来签定合约把一种资源用于生产的成本”。[26]他还认为，市场价格是“唯一已知的几乎不导致或完全不导致租金消散的标准”，[27]所以在他看来，“一般来说，管理决策是不可能优于通过价格机制作出的决策。当价格信息引导从事的每一种活动时，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必然减少”。[28]因此张五常认为，正是由于实施自由市场制度社会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场制度的社会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经济生产力，才使得市场能广泛地拓展到原来排斥市场的国家。[29]
很明显，德姆塞茨和张五常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从市场更能促进经济效率或生产力的角度来解释，而后者则是从市场更能节省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解释。但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来说，所有的经济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经济制度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这表明，他们二者的解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场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为根据来解释市场的普遍存在性。这种解释也进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集体理性和集体选择的基础。
四、界定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是使市场有效运行的一个前提条件
市场运行是买卖双方的自由交易过程，也是物品价格的形成和决定的过程。价格形成和决定的理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运行的理论。从该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主流经济学家把任何经济物品或劳务的价格描绘成了只是由那些与其产权制度安排无关的诸如偏好、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资源结构等客观因素决定的函数，因此，完全忽略了产权安排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另外，在该理论里，“交易成本被假定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界定不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会影响市场运行的效率。这表明，主流经济学蕴涵着产权与市场运行效率是不相关的市场观。
对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来说，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该经济理论的最为核心的命题。它认为，在该假设条件下，产权界定会通过影响市场交易成本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所以，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的关系是该学派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根据经济人假设，他们认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强烈的动力以最有价值的方式使用其产权”，[33]而个人产权即个人对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等的任何弱化，如产权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无法获得有效的保护，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场价格信息质量的下降，[35]从而使得以市场出清价格的交换不能实现，影响资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37]。要确保市场的有效运行，“产权界定必须首先高度稳定”，[38]“要求不存在对合约条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对合约选择的限制”，以确保每一个人即“可以自己将物品或资源用于他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用途，也可以与其他人进行合约安排达到这种用途”。[39]由于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要靠国家，对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来自国家。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政府对尊重私有产权给以可信的承诺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40]严格限制政府剥夺财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础是繁荣的市场所必备的。[41]
五、市场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
为给市场经济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除了宣扬社会利益会因为个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为得到有效促进的“无形之手”原理之外，他们还不断地提出各种不同的学说或定理来证明，在市场经济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普遍和谐。如萨伊定律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利害是休戚与共的；[42]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则更是把市场经济描绘成一个能让每一个人“凭自愿对它作出贡献，而获得的则超过他的贡献，并且总是增加着他的满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个人独立完全协调”的“美丽组织”；[43]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把自由市场经济描述成为没有剥削的正义的世界。[44]在目前，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把介绍阿罗和德布鲁等所证明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作为微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来宣扬任何一个人的福利都不可能因竞争性市场的存在而变得更差的观点。[45]
新制度经济学家明确反对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这种和谐论。在他们看来，市场并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这不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利益冲突是市场产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还在于他们认为：
1.市场并不能消除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冲突，任何交换都必然包含着冲突或竞争的方面。阿尔钦说，由于资源“稀缺”这一“约束的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资源不能同时用来满足竞争性的需求”，[47]“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在每个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都“必然地”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市场”是“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在市场制度下，“交换行为是一种手段，借助于这种手段，买者就能够为了从卖者那里获得商品而同别的买者展开竞争”。[48]因此，市场交换固然可能因为它是每个买者和卖者借以达到更理想境况的手段而具有协作行为的性质，但它具有竞争行为的性质也是显然的。所以，阿尔钦认为，经济学家不应该只把交换当作协作行为来考察，忽视它的“竞争方面”。[49]
2.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说‘自由市场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也能使社会效用实现最大化’就不正确了”。因为“市场在权衡比较得益和受损时，是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自由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他举例说，“当新产品进入市场时，自由市场在运作中承载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种新产品能给其消费者带来多大的益处，人们购买了这种产品，则被它取代的、原有产品的生产者就受到损害。”所以，他强调指出，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或认为“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的观念”，是出于“对市场功能和运营”的“完全错误”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必须摒弃”[50]。
3.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场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认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常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哪种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那样，那么也会因其无法容忍的非实用性（即没有效率），而很快就让位于其他制度安排。”自由市场“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正是该制度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尔钦认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没有哪个完美无缺的标准是有效的”。“市场”的这种“不完美”或“缺陷”是人们要获得它的“更大优点”所必须承受的“代价”。[52]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退市指标也有两个，一个是失业率要低于6.5%，另一个是通胀不可升破2.5%。
将“克强经济学”的“上、下限”与伯南克退市两指标放在一起看，是否两者高度相似？两者都不容通胀肆虐，而保就业与保GDP增长是一块银元的两面，有就业，就有GDP增长；无GDP增长，又怎会有就业？可否就此判断中美的经济财政政策已默然同步？答案：又是，又不是。
中美两国的政府，如为民生，一定要稳增长（保就业）、防通胀，但我们不可以就此说两国已是同路人，因为克强经济学还有一重点——调结构。
要调结构就要促改革，淘汰过剩产能，无论是国企、民企，都要加入这个淘汰赛。只有汰劣留优，才可在这豺狼环伺的时刻生存下去。
伯南克实现其“上下限”目标，是靠退市这一手段；实现其“上下限”目标，则是靠市场化这一手段。
有评论认为，“区间”、“上限”和“下限”所强调的更是一种“稳中有为”的政策取向。如果突破底线，中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理；没有突破底线，就要抓紧时间调结构、促改革。在这种判断的背后，是一种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经济逻辑。
与“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相适应的，是要形成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针对经济走势的不同情况，把调结构、促改革与稳增长、保就业或控通胀、防风险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
如斯区间，就像香港恒生指数在24000～21000点之间上下，21000点时托，24000点时压。如果恒指在此区间活动10年，投资者愿不愿意？一定不愿意。投资者一定只求突破，不怕你上突破，最多追买；也不怕你下突破，最多追卖；最怕你不突破，必然闷死。同样，会否是个不求突破的总理？
凡总理都想上突破（通胀除外），但上突破要有前提，即要够多资金，要够多优质企业人才始可。资金与人才何来？不能靠央行，也不能靠干校培训，要靠市场。这就是克强经济学所讲的“盘活资金，用好增量”。市场已有不少资金，只是没有投入实体经济，基于资金会向高回报流动，只要政府能为实体经济创造有利可图的市场，资金就会流到实体经济去，就可以盘活资金。资金多了，要靠人才去用好，要靠实业家、厂家，不是炒家、囤地家、投机家。
怎样为实体经济创造有利可图的市场？第一步，打破之前的垄断。开放铁路市场予民资，开放金融业市场予民资就是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