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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生于宋代说。1995年11月8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专版刊登了邹晓明、唐信忠二先生《汉字简体字九百年前就出现》一文，认为“早在900年前的北宋时期，简体字已在人们的手书中流行，这是有关学者对最近发现的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碑刻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并举出“记、将、荣、盖”等14个共17处简化字作为证明。
1995年12月4日新华社又发了一条电讯稿《宋明清文物上发现简体字》证实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报》予以登载。文中报道说，在江西吉安市兴桥镇钓源村“发现一北宋书法家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的清代道光年间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个简体字，这又将简体字的出现前推了400多年”。
二、产生于唐代说。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刊载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简体字》，谓《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的撰刻时间为“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在270个可辨识的字中，发现‘弥、万、将、与、继’5个简体字，与我国大陆现在通用的规范简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弥’和‘万’出现两次。”
三、产生于晋代说。1996年1月3日《文汇报》载王春南先生文《中国何时出现简化字》，说“现今通用的某些简化字，岂但北宋的米芾用过，在米芾之前700多年，东晋王羲之就用过”，并举出王羲之在《兰亭序》、《游目帖》及唐怀仁和尚集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等传世墨迹、碑刻中使用简化字22个。据此，该文认为：汉字简化字出现的上限应在王羲之生活的东晋年间。
上述几种关于简化汉字出现的年代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首先应弄清楚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学中，简体字与繁体字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来说，经过简化的汉字称为简体字，而已有简体字代替的汉字，则称为繁体字。因此，用笔画简单的字代替笔画繁多的字，称为汉字的简化。其次，考诸汉字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简化的趋势是从有了文字之后就开始存在，并且贯彻在文字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内在的规律”［1］。也就是说，简体字是从汉字产生的时候起就出现的客观实在。
下面依次加以说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而成体系的汉字类型，它以象形、会意等造字方法为基础，同时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识的甲骨文字约有2000个。从这些可识的甲家文字的笔画和结构看，简繁无定是这些锲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个字出现几种乃至数十种不同的写法。如“贞”字，就有67个繁简不同的形体［2］，“马”字有50个繁简不同的形体［3］，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文字学上把这种“一字多形”的字称为“异体字”，也称“或体”、“重文”。异体字是在汉字创始之后和新陈代谢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因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在与语言的适应过程中，往往导致独立的记录符号随着语言表达的细密而相应增多，于是就产生了代表一个音节的符号出现几种不同的形体和结构的现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有异体。另外，与文字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亦有很大的关系。
甲骨文中的异体字，多数出现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复用字一般都保持着笔画的一致。如果把这些异体字作一归纳比较，可以发现使用频率越高的字异体越多。若进一步把同一字的异体按笔画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笔画越繁，其图画性越强，反之，年代较晚的字笔画就越简单。如“马”字，商王武丁时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时期的字形简单很多［4］。这种现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图形向担象符号发展的趋势，也说明了使用频率促进着文字的简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书写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字形的简化产生了影响。从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残存的少量书写文字看，这些字是用毛笔蘸墨或朱砂书写的，可见，在商代，毛笔已经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笔”字繁体作“笔”，从（附图略）
在西周金文当中，文字虽然存在着简化和繁化两种倾向，但简化始终是汉字发展的主流。
与甲骨文相同的是，两周金文中的异体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国”字，不同的写法形体仍有数十种，多数字仍是异体各存。这个时期的文字多是范畴于器物之上，工艺复杂，因而对一些字在笔画上进行了较多的省简，形体也逐渐规整。这是两周金文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日渐繁复和人类思维的发展，相应地要求语言文字的表达与之适应，因而通过假借法赋予新义，或用指事法增加义符，或用形声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笔画以区别同音异义字等，创造了一些新字；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笔画增多了，出现了所谓“繁化”现象。两周金文繁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图画形文字的复现。这主要是器物铸造日益精美，在青铜器上采用了装饰性极强的图案花纹，这种装饰意味也渗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说：“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磔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6］如东周时期的“鸟虫书”，在笔画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变形的鸟、虫图案，无疑使文字变得复杂了。但这些文字具有艺术性而无实用性，很快就因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的发展与实用汉字相分离，进入纯艺术的殿堂；而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汉字，仍然沿着简化的道路向规范化、科学化、抽象化、实用化发展。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自为政，“书不同文，车不同轨”，文字的使用也产生了混乱状况。正像唐兰先生指出的那样：“特别是到了战国末年，贵族社会崩溃，在商人社会里，书法也不讲究了，锲刻文字笔画草率，简体跟破体盛行。”［7］从汉字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时期文字混乱的状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诸侯国各按所需、各自为文，任意增减笔画，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难，影响了汉字的规范化进程；而另一方面，这种率意简笔与破体省略，却又在客观上为新体汉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促进了汉字向着简化方向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下令全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废弃六国异文，这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规范化运动，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简化运动。王国维曾经考证过秦统一文字的情况：“班孟坚言《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疑，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9］也就是说，小篆是经过“省改”大篆而产生的；所谓“省改”，即是简化之意，通过对史籀大篆的规范、简化，才得以使新的字体小篆作为统一文字颁行天下。相对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简体字。
现代意义上的简体字的大量出现，是在汉字完成了隶变之后。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关键，同时也是汉字的一次大规模的简化过程。所谓隶变，准确地说应该是“草变”。郭绍虞先生曾指出过这个问题：“隶书对篆而言，是篆书的草体。”［10］这在已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中可以得到证明。事实上，古草书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信阳楚简、仰天湖楚简等文字都已出现了简省连写的笔画，这些与常见的铭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写的篆草书体就是古草书。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为这些古草书才形成了“书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书写加大了文字与实用的距离。许慎说：“秦焚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11］赵壹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12］秦代的隶书就是篆书的草写，史称“古隶”，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古隶的发展分为两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圆转弧曲笔法的基础上规则端正，形成左右对称、方正波磔的“八分书”即今隶；二是在草化连笔快写的基础上规则简率，形成了轻捷便利的章草。
从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书草化的进程肇始于战国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战国晚期墓葬中发现的木牍文字即有明显的草化痕迹。省略、连笔、方折的笔法已经较多地取代了圆转的篆书笔法。稍后一些，从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隶的形体和章草的雏形。至少在西汉时期，章草已经成为可以应用于各种重要场合的正式字体，其使用范围已相当广泛。据笔者对现存已出土的西汉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时期至东汉章帝（76年－88年）时期的两汉简牍、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使用并和今天简化字相同的简体字有30多个。如“记、兴、为、东、张、问、来、时、麦、铺、杨、书、伦、车、头、陈、长、贯、郸、孙、干、朴、夹、鱼、萧、赋、事、门、稻”［13］等字。这些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古隶的草写，并且都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草写在客观上完成了对汉字繁复笔画的简化，因而在汉字简化的历史演进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到了东汉后期至魏晋间，出现了现代形体的楷书。楷书又称“真书”，它是从今隶和章草中演变而来的。从汉晋木简的字体和笔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渐次具备了楷书的形体。从存世的碑刻、墨迹看，汉代没有楷书的遗迹。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楷书，是钟繇（151年－230年）所书《宣示表》、《荐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吴之《谷朗碑》，字体笔画亦近楷书［14］。而流传最古的西晋陆机《平复帖》，仍存章草笔法，可见晋初章草与楷书尚在进行嬗变交替。楷书的出现，使汉字在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汉字形体系统，使方块汉字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固定下来。
楷书的定型是在对今隶的简化和对章草的吸收和基础上完成的。在笔画上，简化了今隶的波折和方撇；在结构上，吸收了章草的简省和连写替代，形成了科学的、规范的方块汉字。因此，可以说，楷书又是对今隶的一次简化。此后，简体字随着行书、草书的快写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现了如“万”、“无”等简体字。晋、唐佛教译经、写经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为发展，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戏曲等市民通俗文艺崛起迅速，都促进了简体字使用的社会化。特别是宋、元雕版书籍中大量出现的“俗字”，是刻工贪图省工省时恣意简省笔画的结果。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违背了汉字简化的规律而被淘汰，但这些“俗字”在汉字由繁趋简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第48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甲骨文编》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类编》第192页。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42－43页。
[6]郭沫若：《青铜时代·周代彝铭进化观》。
[7]唐兰：《中国文字学》第120页。
[8]《史记·秦始皇本纪》。
[9]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论》。
[10]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
[11]许慎：《说文解字·叙》。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8(b)-0211-02
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词汇也不断变化。作为汉语词汇成员之一的介词也在不断地消长更迭,由其构成的介词短语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历来成为语言学界研究的对象,成果丰硕,而对于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却不多。汉语“介词框架”的提法和命名及较早研究见之于陈昌来(2002a)一书。该书中对汉语介词框架的构成要素进行了界定和分类,并运用三个平面理论对其做了宏观的概括和分析。
而现代汉语介词框架的形成和成熟具有前因性和过程性,现代汉语介词框架研究具有系统性、适用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三个平面理论、语法化等理论和方法,对汉语介词框架进行一个概略性考察,以期能够补充或推进汉语介词框架的进一步研究。
1 20世纪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研究概述
汉语介词的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但到《马氏文通》(1898)时才有马建忠从语法学角度确立的“介字”一类。《马氏文通》(1898)奠定了汉语介词的基本格局,也影响了后人对介词的认识,但此后较长一段时间没有能够对介词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专题研究。直到《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1924)的出版,才真正标志了汉语介词研究的开始。此后,《中国现代语法》、《中国文法要略》、《汉语语法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等研究论著相继出版,介词被分别称为“副动词”、“准动词”、“受导词”、“次动词”,但“介词”这一名称却没有被确定下来。
到了20世纪中期,张志公(1953)提出设立介词的主张,影响颇大。《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以后,介词的身份讨论和纷争得到了统一,以后的语法书和教科书以及研究论述中基本上都肯定了介词的存在。此后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金昌吉(1996)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第一次对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从全新的角度进行了概述,对后世的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研究提供了依据和可参考的资料。随后,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的研究论文和论著逐年增多。诸如:《近代汉语介词》(马贝加1999)是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汉语介词的特点、形成过程及原因的专著;刘丹青(2002)基于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框架,根据汉语的共时和历时材料,考察了汉语中的框式介词,即在名词短语前后由前置词和后置词一起构成的介词结构;目前通行的《现代汉语》教材,也对介词和介词短语进行了一定说明。他们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介词的来源、性质、分类、内部差异、句法功能、语义功能、与介词有关的句式(如“被”字句、“把”字句、“在”字句、“从”字句等)等方面上。
2 汉语介词框架在汉语介词短语研究中的初步讨论
“在……上/中/下、在……的时候、在……以前/后、除(了)……以外、对(于)……来说、从……到……等等”,这些介词性结构都是由介词同一些方位词、连词、助词、准助词等词语前后搭配使用而形成的固定格式。在20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汉语学界没有系统地考察过这类结构,也没有给它们一个特定的称谓。
而前人的研究并不是完全忽略了这类结构,语法学者在研究介词及介词短语的过程中也曾注意到了这些结构并对它们做出过一些说明。《马氏文通》(1898)注意到了“自……至……”、“自……以下/以上/以南/以来/以往”一类的结构。黎锦熙(1924)认为时地介词与其所介引的词有时连着其他词而构成一种“副词语”,来表示一定范围的充实性(如“在……以内/以后”)、表示“所从”而“所经”的连续性(如“从……以/而……”)、表示“所从”至“所到”的起讫关系(如“从……到……”)等。高名凯(1948)认为“在……上、于……之上”等是由受导词加名词功能的词组成的,并对结构层次进行了分析。张寿康(1978)在《说“结构”》一文中,也已经注意到这样的结构了,他将其命名为“复合的介词结构”。崔希亮(1996)把不属于介词性结构的“在……呢”叫做“框架”。詹卫东(1998)在研究“N的V”结构时,把“在……下/上/中”称为“介词槽”。可见学者们已经注意到语言中的一些前后搭配结构,且其中的一些人已经有了类似于框架的概念,只是缺乏对它们的专题研究。
21世纪以来,汉语介词框架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新编现代汉语》(张斌主编2002)中提到“在・・・・・・上/中/下”是一种固定格式,只是没有明确说明其为汉语介词框架。
吴福祥(2003)在《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籴论SVO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两种演化模式》中提及“用……来”是一个可以填入有限词语构成逻辑关系的框架。葛婷(2004)认为:“X上”和“X里”框架格式相通交叉甚多。通过深入考察各种文本,发现了两者不仅在单纯的空间方位上有相通之处,而且在隐喻的概念范畴中,也有相通之处。该文作者尝试从隐喻角度说明和解释了这种框架现象。刘兵(2005)在探讨研究汉语中介词的隐现及介词省略时的功能替换手段问题时发现:框式介词的前项一般可以省略;标识处所、源点、终点、时间、原因、目的等论元的框式介词中的前项省略后,框式介词的标识功能就全部转移到了后项上。曾传禄(2005)谈到:汉语方位词“里、中、内、外”组成的框式词组在时间、范围、数量、状态和地位关系五个目标域中具有鲜明的表现形式和隐喻意义,其背后反映了人们的认知习惯和模式。吕兆格(2005)指出:介词与“里”、“外”组成的框式介词短语是汉语中常见的两个固定格式,它们的用法灵活多样并表现出不对称性。杨丽姣(2006)分析了介词激活其附着言语成分主题性的四种情况,其中包括框式介词的主题标志功能。讨论了介词主题标志功能的语用、语义以及句法动因。黄芳(2007)认为:汉语方位标“里”、“内”、“中”的用法功能是逐渐丰富发展起来的,方位标“里”、“内”、“中”使用的纠结现象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历时演变特征,造成了“×里”、“×内”、“×中”介词结构在使用上纠结的原因。
以上列举,都只是在汉语介词或介词短语研究中涉及到介词框架研究,没有能够深入下去。但他们对当时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问题,也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鉴的研究成果,对汉语介词框架的进一步研究起到了推进作用。
3 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概况
21世纪初期,有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汉语介词框架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刘丹青(2002)提及与介词框架类似的内容:“基于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框架,根据汉语的共时和历时材料,考察汉语中的框式介词,即在名词短语前后由前置词和后置词一起构成的介词结构。”该文通过比较其它语言的框式介词等类似现象,从共时角度分析了框式介词中前置词和后置词各自的句法范域(domain),指出了范域大小与语义抽象度的关系,并指出框式介词本质上是一种句法组合现象,而不是一种词汇现象。所以,其专著《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刘丹青2003)将其定义为框式介词,认为这是一种句法概念,而不是词类概念,通常由前置词和后置词临时搭配而成,多半不属于固定词项。框式介词可根据句法特点分成下面几类:(1)双重赋元框式介词,如:“在……上;为……起见”等。(2)词汇性框式介词,如“对……来说”等。(3)强化式框式介词,如“比……来得、为……所”等。(4)连接式框式介词,如“因……而、通过……去”等。
直接提出“介词框架”这一说法的是陈昌来。陈昌来(2002a)认为:“介词框架”是介词在前,其他词语在后,介词所介引的对象被夹在中间,形成一个框架的固定格式。这个提法的影响颇大。姚莉在《〈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丛书评介》中认为:“《介词与介引功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介词的功能。该书立足于三个平面理论,区分介词的三种功能:句法功能、语义功能、语用功能,这构成了对介词语法功能的全面认知。尤其对介词在语义结构中所起的语义功能以及介词的语用价值和篇章功能给予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对介词的语法特点,介词的范围和类别,介词跟动词和连词的区分,介词短语的构成和句法功能,介词的分布,介词的内部差异等传统课题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显示现代汉语介词的源流和特点,该书还把现代汉语介词跟古代汉语介词、近代汉语介词、现代汉语方言介词进行了比较,涉及到介词的发展和语法化问题。该书的贡献在于:a.全面区分了介词的三种语法功能;b.从汉语句子语义结构的系统性角度对汉语介词做了全新分类;c.具体讨论了每一个介词在句法结构中的分布位置,进而指出现代汉语的介词短语只能充当状语和定语,从而认定介词短语是典型的加词性短语;d.首次对由介词构成的“介词框架”给予了详细描写和分析;e.考察了汉语介词的源流和发展,讨论了介词语法化问题语用功能。”
陈昌来(2002a)在对现代汉语“介词框架”的描写中认为:汉语的介词框架是汉语介词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古代汉语中,尤其是上古汉语中没有介词框架;到了中古汉语、近代汉语中,才开始出现介词框架;现代汉语中介词框架得以大量使用。构成现代汉语介词框架是有条件的,不是所有的词语都可以进入介词框架。根据现代汉语介词框架后部词语的情况可以分为四个类型:(1)后部是方位词的。单音节方位词和双音节方位词都可以跟介词构成介词框架。如:“从……起/以后/以来、在……之前/之后/同时”等。(2)后部是名词性词语的。“时、时候/的时候、期间、方面”等可以跟介词构成介词框架。如“当……的时候、在……的时候、待/等/到……的时候”等。(3)后部是连词、动词、介词的。连词“而”、动词和介词“到、往、向”可以跟部分介词构成介词框架。如“从……到/往/向、打/打从……到”等。(4)后部是准助词的。“按、据、依着、对于、就、拿”等介词在介引事理、情理、话题范围、施事或主体、目的等对象时,往往采用介词框架,后部用“说、来说、说来、看、看来、来讲、想来、起见”等与之搭配。
陈昌来(2002a)最后还认为:汉语中存在两类不同类型、不同结构层次的介词框架,其表现复杂,形式多样,意义灵活,很值得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此后,关于介词框架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如:陈昌来(2003b)、付琨(2004)、王萌(2006)、朱峰(2006)、陈全静(2006)、段佳佳(2007)等。
目前,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尤其是现代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正蓬勃发展,态势良好,我们希望更多的学者加入到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中来,共同推进其研究。
参考文献
[1] 崔希亮,1996.“在”字结构解析――从动词的语义、配价及论元之关系考察,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2] 陈昌来,2002a.介词与介引功能.安徽教育出版社.
[3] 陈昌来2003b.现代汉语“介词框架”的考察.中国语言学报(11).北京商务印书馆.
[4] 陈全静,2006.汉语介词框架“PP上”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5] 段佳佳,2007.“在N的V”介词框架考察.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6]付琨.2004.介词框架“PpAu(来说)”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7] 高名凯,1948.汉语语法论.上海开明书店.
[8]葛婷,2004.“×上”和“×里”的认知分析.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第1期.
[9]黄芳,2007.方位标“里”、“内”、“中”的历时考察.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第1期.
[10]金昌吉.1996,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南开大学出版社.
[11]黎锦熙,2001版.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
[12]刘兵.2005.汉语介词的隐现与论元标识功能的转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13]刘丹青.2002.汉语中的框式介词.当代语言学.第4期.
[14]刘丹青.2003.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商务印书馆.
[15]吕兆格.2005.方位词“里”“外”的语义认知分析.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4期.
[16]马贝加.1999.近代汉语介词.中华书局.
[17]马建忠.1983版.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18]王萌.2006.“里”类介词框架的句法、语义及隐现规律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吴福祥,洪波主编.2003.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20]杨丽姣.2006.汉语介词的主题标志功能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21]曾传禄.2005.“里、中、内、外”方位隐喻的认知分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22]詹卫东.1998.“NP+的+VP”偏正结构在组句谋篇中的特点.语文研究.第1期.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不仅可以清晰地透视文言文语法现象，快速准确地解读文言文，而且对初次大量接触文言文的初一、高一学生来说，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更加轻松有效地学懂文言文，从而很好地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运用现代汉语句法知识，进行古今句式比较，正确理解句意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一、“三言二拍”词汇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词语考释
“三言两拍”虽然整体上比较通俗，但仍存在不少俗语词、疑难字词，所以不少论文把重点放在词语考证方面。如：汪维辉的《<两拍>词语札记》选取《二拍》中有特殊意义、特殊用法以及辞书未收的词语二十余条，通过排比材料、遍检辞书并证以现代方言的方法对其进行考释，弥补了大型辞书释义和引例上的不足，但遗憾的是未做进一步的溯源、达变工作。其他考释类论文还有周志锋《<三言>词语札记》等。另外，日本学者香坂顺一《白话语汇研究》（中华书局，1997）中有很多地方谈到了《二拍》中的词汇语法问题，谭耀炬《三言二拍语言研究》（巴蜀书社，2005）虽然着重讨论的是语法、语言特征等问题，但是其中的词语研究部分也集中考证了一些难度较大的俗字和俗语词。
（二）方言词语研究
“三言二拍”的语言基础是官话，同时也带有一定的方言色彩，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郭芹纳《〈三言〉中所见的陕西方言词语》结合现代陕西方言中的口语用法，对“三言二拍”中部分方言词语追根溯源，并研究了这些词语与近代汉语词汇的关系。晏均平《〈拍案惊奇〉与遵义方言》、石晓博《<警世通言>中关中方言词语举隅解析》等，从语气、词汇方面推论《拍案惊奇》与遵义方言、关中方言的关系，大体遵循了同样的思路。从方言角度对“三言二拍”语言学的探讨或者侧重方言词语的共时描写和本文由收集整理时比较研究，或者考证某地方言词语，或者探讨方言背后的影响因素，学者们选取了不同的视角，丰富了“三言二拍”的方言研究。
（三）“三言二拍”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的比较
“三言二拍”反映的明末口语，正处在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发展的过渡阶段，因此，不少学者致力于探讨“三言二拍”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的关系。如：匡鹏飞《<拍案惊奇>与现代汉语词汇比较研究》从“词语的消失、词形的变化、词义的演变、短语的词化、同形异实词”五个方面对《拍案惊奇》和现代汉语的词汇进行了比较研究，找出差异并分析原因，从而揭示了明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在词汇面貌上的不同之处。章一鸣等人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方法，大致勾勒出三百年前的汉语词汇向现代汉语演变的轨迹。略感不足的是，尚未有学者对“三言二拍”中与现代汉语有关的词汇进行穷尽性的分析。
（四）多科性的词汇专题研究，包括商业词汇、经济词汇、法律词汇等
词汇具有百科性，各学科都有自身的专业词汇，有些词汇专业性固然强，但在语言交际领域共现性也相当突出。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视线投入到“三言二拍”专业词汇的研究中，如：刘敏芝的《“二拍”商业词汇研究》运用“语义场”“义素分析法”等现代语义学理论，把“二拍”中的商业词汇作为一个大语义场，再下分若干子级语义场，对每个语义场进行词义分析，全面研究了“二拍”的商业词汇，把词汇的本体研究与社会文化研究较好地融合在一起，为“三言二拍”词汇的多科性专项研究开了先河。之后，有学者研究了“三言二拍”中的经济词汇、法律词汇等。
总之，在词汇研究方面，近年来词汇系统、词汇发展规律等方面的研究在逐步推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许多不足：偏重于词语考释，而忽略了“三言二拍”中的常用词及其构词法；词义的发展和词义系统研究几乎未涉及；专类词语研究，涉及到成语、俗谚语，但对同义词、反义词、偏义词、外来词等未涉及；词汇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较少。
二、“三言二拍”语法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词类研究
不同词类在形态、意义和功能等方面有不同的特点，对词类的讨论是说明语言构造规则的方法之一。词类研究是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三言二拍”中的动词、副词、数词、量词、助词、介词等都有所涉及。名词、动词、形容词是汉语中包含成员数量最多的词类，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于相风《<拍案惊奇>双音动词研究》；对副词、量词、介词、助词的研究较充分，系统性强的作品，主要有徐晶晶《<三言>量词研究》等。
个体虚词方面。虚词指不能充当语法成分的词，它是汉语表现语法关系、语法范畴的主要手段。许多文章讨论了“三言二拍”中个体虚词的用法，如董为光《从<初刻拍案惊奇>看概数词“把”的来源》认为《初刻拍案惊奇》可以反映概数词“把”的来源，文章还分析了“x把”的历时演变层次和数量评价色彩。其他论文则侧重于对个体虚词的用法进行分类分析，揭示来源，进行比较，揭示演变轨迹，将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相结合，揭示近代汉语的语法面貌，如：鲜丽霞的系列论文②对助词“得、将”用“三个平面”理论进行分析描写，并从历史角度与现代汉语普通话作比较。典型虚词“得、将、更、将、把”等之外的其他虚词，则很少有人论及。
（二）构词法研究
复音词是汉语词汇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构成的词。汉语总的趋势是由单音词变为复音词，这种复音化的情况如何，考察汉语的构词法是研究其词汇结构特点的简捷方法。有学者对“三言二拍”中复音词的构词法进行了分析，如倪永泽《关于<喻世明言>中复合型复音词的研究》通过考察认为，该书复合复音词的特点是“以联合式和偏正式为主”，验证了汉语词汇的复音化及其速度加快的趋势，揭示了近代汉语词汇演变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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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式研究
句式是按照句子的局部特征划分出来的句子类型，它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现代汉语句子的结构特点以及语义表达上的特色。学者们的研究热点是“三言二拍”中一些特殊句式，如“把”字句、“被”动句、否定句、“比”字句、存在句等。
学者们对“三言二拍”中的被动式研究较多，对于其类型，学者们看法不尽相同：王敏红认为有八种，重点探讨了“于”字式、“见”字式、“为”字式和“……所”式这些上古汉语传统模式的衰微、“被”字式在近代汉语中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教”字式、“与”字式、“吃”字式这些近代汉语才产生的被动式的特点，从而揭示了被动句式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概貌。刘媛媛认为“三言”被动式的基本类型共十种，在王敏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蒙”字式，颇具创新思想，但“蒙”字是否有被动义还有待商榷。该文对“三言”中出现的被动式进行穷尽式的调查，深入分析了每种被动式的特点，研究的深入全面，且有独到的见解。
（四）结构研究
结构是指实词和实词的非结构组合以及实词与虚词的组合，“三言二拍”结构研究主要涉及“动+将”结构、述补结构、动结式结构等。如王仕平《<初刻拍案惊奇>带助词的述补结构》、董海茹《<警世通言>动结式初探》等。
总之，语法研究逐步推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若干不足：研究虚词的论著较多，而实词的分类性论著则少见；近代汉语新兴的代词、语气词、构词方式等在“三言二拍”中的体现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句类研究仅涉及到疑问句、复句、特殊句式的研究。
总体上看，近二十年的“三言二拍”研究呈现若干特点：第一，研究理论不断拓展。学者们引入不少新的语言理论，如三个平面理论、语义特征分析法等。第二，研究方法有新拓展。学者们更多地注意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注重研究的系统性。第三，研究不平衡。语音、文字方面的研究几乎为空白，词汇、语法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三言二拍”语言学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然而该课题仍存在许多空白有待我们填补。值得注意的是，“三言二拍”专书研究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必将推动断代研究和汉语史研究。随着研究理论的日益丰富、研究方法的日益革新，相信它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更大的发展。
注 释：
中图分类号：H109.4
定语是名词性短语中心语前面的修饰成分。而现代汉语中作修饰成分的词语，意义和用法相当复杂，有的意义用法和特殊格式都具有汉语的特色，在其它语言中很难找到等同的说法。因此，定语在汉语本体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针对目前对定语的相关研究概况作一梳理和总结。
一.定语在20世纪80代前的研究
定语语法地位正式的确立始于19世纪末的《马氏文通》。《马氏文通》中认为主次，偏次由名字充当，偏次因非正意者，所以应前置于正次。由于引用的是先秦至韩愈时的用例，所以书中提到的是“之”字的隐现问题，认为“之”的出现与否与音节的奇偶有关。[1]尽管《马氏文通》对定语的表述不够充分，但定语语法地位正是由此而建立。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中使用的是“形容性的附加语”。形容性的附加语除名词外，还可以是形容词、代词、短语及句子。书中还提及了“的”的特殊用法。如“打虎的人来了”可省做“打虎‘的'来了”，认为“的”是以连接的性质而“兼代”虚位实体词的职务。在讨论“的”字隐现问题时，认为在习惯常用的短语中为了求整以及在叠用领位的短语中为了求简，“的”字往往都会省略。[2]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中把两个以上的词造成的复合意义单位叫做仂语。仂语可分主从仂语和等立仂语。主从仂语有一个中心，其余的词是修饰这个中心的。在主从仂语中凡次品加首品等于首品者，叫做组合式。由组合式所构成的整体，就是首仂。仂语里的修饰品，叫做加语。[3]
熙《定语和状语》中认为定语有表领属、表性质的。定语可以由名词、形容词、动词、代词、数量词、有连带成分的定语、“......似的”构成的助词词组、联合结构、主谓结构等构成。根据定语和中心词之间意义上的关系，可以把定语分为限制性定语和描写性定语两大类，并指出了可以由哪些词充当这两类定语的情况。[4]
二.定语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很多的大学《现代汉语》教材，如，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上、下〉》、邢福义《现代汉语》、骆小所《现代汉语引论》、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等著作中都有有关定语的论述，在吸取黎锦熙，吕叔湘，王力，丁声树，等人对定语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论述了能够充当定语的语言单位的描写，对定语的句法结构和句法意义作更透彻的分析。同时对现代汉语教学事业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有更多关于定语的文章的发表。如，王进安《定语的语义指向及表述功能的差异》从定语的形式与意义出发，探讨了定语的语义指向及在表述功能上的差异，认为定语的表述功能与形式意义之间的脱节与否有较大的关系：（1）定语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2）定语的表述功能，按定语的表述功能将其分为指称性定语和陈述性定语。[5]周丽颖《时间副词作定语分析》对现代汉语时间副词作定语的现象进行描写，并根据名词的特点归纳出时间副词作定语的语义类型。[6]张玲，顾祥《定语欧化现象究因》从英汉定语结构异同及译者主体性两方面对英译汉过程中定语欧化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提出了英语定语的翻译策略。[7]杨淑芳《定语语义分析》分析了定语同中心语的意义关系。研究了定语的语义指向。从定语语义角色变换的角度分析定语。对有关定语或定中偏正结构的歧义句式作了粗浅的探讨。[8]王利峰，肖奚强《形容词定语后“的”字隐现习得研究》中选取了140个常用的双音节形容词，考察这些形容词在语料中充当定语时带“的”和不带“的”的使用频率。[9]卢毅《英汉后置定语的前移现象对比研析》通过具体的例子阐述了英汉后置定语的前移的现象。[10]刘珊珊《英汉定语对比之异同》对英汉两种语言的定语进行了对比，如，成分，位置，语序，作用等方面。试图找出两种语言定语的异同之处，以期对现代汉语的定语研究带来帮助。[11]李秋素《现代汉语定语研究综述》对现代汉语的研究状况进行分析，研究现代汉语定语中仍然存在的分歧。[12]这些研究成果使现代汉语定语研究向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结语
通过对以上著作，教材，论文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有关定语的研究在不断地深入，有关定语研究的成果不断地涌现，对定语问题的分析，如，定语的语义指向及表述功能的差异，“的”字的隐现，定语的位移，定语欧化现象等问题仍在不断地探讨和深化。虽然目前关于定语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由于定语涉及问题之多，对问题的描写较为复杂，对定语的研究时间尚不充分，定语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因此，现代汉语定语的研究还需今后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89—97.
[2]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5—27.
[4]熙.定语和状语[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5—20.
[5]王进安.定语的语义指向及表述功能的差异[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6]周丽颖.时间副词作定语分析[J].汉语学习，2007年第2期.
[7]张玲，顾翔.定语欧化现象究因[J].海外英语，2010年10期.
[8]杨淑芳.定语语义分析[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9]王利峰，肖奚强.形容词定语后“的”字隐现习得研究[J].汉语学习，2007年第2期.
1．课程定位不明，脱离教学实际
关于现代汉语的课程定位，高校中文系现代汉语的目标一般包括：一是使学生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并掌握有关现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二是培养学生正确分析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的基本技能；三是使学生提高理解和运用汉语的能力；四是使学生了解现代汉语学科的发展方向，并获得初步的研究能力。以上这种现代汉语的课程定位，是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的，但是对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来说，有些不切实际。由于大多数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办学时间短，普遍缺乏具有编辑出版经验的现代汉语教师，于是，在实际教学中，很多编辑出版专业的院系都聘请中文系的教师进行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任科教师通常都照抄照搬中文系的课程定位，不清楚编辑出版专业整个课程体系的配置，不了解该专业其他课程与现代汉语课程的区别与联系，忽视教学对象的差异，脱离教学实际，因而大多未能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2. 教学内容陈旧，失去应用价值
首先，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出现一套针对编辑出版专业而编写的汉语教材。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所采用的现代汉语教材，大多采用中文专业通用教材，大多数教材内容陈旧，甚至有不少中学为追求高考的高升学率，将大学现代汉语教材习题拿给中学生训练。由此造成学生感觉内容陈旧，求知欲不强。其次，有些教材因成书年代久远，里面的内容脱离当前的语言生活实际，学习与应用脱离，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同时，很多教师也比较保守，注重基本理论的讲述，授课时总是以教材为依托，而不注意及时跟进语言研究领域的一些前沿动态；习惯于列举教材上陈旧的语言实例，而漠视当下的新鲜的语言现象。
3.教学模式单一，学生徒劳无功
传统的现代汉语课堂教学，一般是教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座位上听课、记笔记，一个“灌”，一个“装”。教师将现代汉语看作基础课程，满足于对教材理论知识的机械介绍，并且囿于课内学习，很少组织学生开展讨论性的学习活动，师生之间缺乏双向交流，不以启发学生思考和发现问题为前提，不以社会语言生活实际为出发点，不以为学生有能力去观察和分析研究现代汉语的种种事实，致使学生总是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为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一些规则原理，考试过后就又基本上全忘记了。这种缺乏实践环节所获取的知识，难以转化为实际的汉语能力，同时，也限制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形成僵化的思维方式，没有什么实际收获，可以说是徒劳无功。
二、编辑出版专业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1.明确目标定位，体现专业特色
教学目标是教学过程中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在以培养编辑出版专业人才为初衷和基本任务的编辑出版专业讲授现代汉语课程时，要尽可能培养学生的汉语综合能力，使其能够胜任未来的编辑出版工作。由此，我们认为，编辑出版专业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标应该立足于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培养学生运用现代汉语知识进行编辑出版工作的能力。
2.遴选教学内容，突出实用特点
编辑出版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遴选教学内容。根据编辑出版职业对汉语能力的要求，从现代汉语的语音、汉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对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内容做出适当调整。
（1）语音教学：强化普通话语音规范的教学，要求学生普通话发音正确、标准；要求学生掌握审音表，注重多音字，读对专名字，添加《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国家技术监督局1996-01-22，1996-07-01实施）。淡化或取消音位教学。
（2）汉字教学：强化汉字整理和标准化的教学，要求学生熟记规范汉字，用对简化字，不用异体字，能纠正错别字，识别部分繁体字。增加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的教学（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12-13，1996-06-01实施），特别注意常见的差错，如文学作品误用阿拉伯数字，夏历、年代、月、日、星期等误用阿拉伯数字，数量单位运用不合规范等。淡化汉字“六书”理论以及汉字形体演变方面的教学。
（3）词汇教学：强化词汇规范原则的教学，要求学生识记词语误用类型，掌握辨析同义词的方法，避免选错同义词，误用异形词，乱用外来词，错用专业词，滥用方言词，误用古语词，使用生造词，用错成语、熟语等。
（4）语法教学：强化语法规则的教学，要求学生能够自觉避免语法错误，掌握检查病句的方法，熟练改正病句。淡化句法结构分析方面的教学。
（5）修辞教学：大力拓展传统修辞学的内容，从言语交际的角度来讲修辞，要求学生掌握辞格特点，学会运用修辞方法提高表达效果，能够纠正修辞错误，分析修辞失误类型，如韵律不匀称，选词不确切，句意不畅达，语体不恰当，辞格欠妥帖等。
3. 改革教学模式，发挥学生主动性，培养学生创造力
（1）讲授与启发相结合
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教师应该信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教学时提纲挈领，少讲、精讲，讲关键，多提问，多讨论，引导学生思考，注重观察研究，勇于探索。例如，在每讲授完一个单元的知识后，选取优秀学生将作业做成幻灯片演示给同学们观看，要求学生进行讨论并评价。为了能得到教师的肯定，为了能在全班同学面前展示出自己的风采，学生们上课时都注意力集中，认真听讲，并及时完成课外作业。那些得到演示机会的同学，总是做好充分准备，精心制作幻灯片。如此，同学们在听讲的过程中，思维活跃，发言积极，课堂学习氛围十分浓厚。
（2）课堂学习与课外学习相结合
结合课堂学习，开设一些配套的课外学习课程。教师可组织学生组成兴趣小组，定期开展专题讲座，学术沙龙等课外学习活动，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同时，还可开设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现代汉语语汇研究、汉语方言调查研究、言语交际学、语用学等系列选修课，并指导学生写好这些课程的小论文。这样不仅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还能提高他们学习的层次，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进而提高论文写作水平。
（3）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相结合
编辑出版专业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总的原则应该为面向社会，面向时代，注重实践。
首先，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如组织学生利用节假日去进行社会语言调查活动，如普通话推广问题，方言与普通话融合问题，社会用字的规范问题等，并指导学生进行深入讨论、研究，并撰写调查报告。不仅使学生加深对汉语理论知识的理解，而且可锻炼其调查、分析和研究能力。
其次，现代汉语教学必须体现时代性，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时代变迁的脚步。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紧扣时代生活，联系社会生活文化知识，增加趣味感。教师在选用语料时，应精选例句，多搜集一些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语言材料中的新词语、新话语表达方式，并引导学生从多角度进行讨论，鼓励和指导他们把自己的观点撰写成小论文，这样让学生既能找到乐趣，又学到了知识。
另外，编辑出版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而在课程设置中必须加强实践环节。例如，在教学中加长实践环节，自开现代汉语课之初，就组织学生在出版社或报刊社编辑部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实习，让他们把课本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获得宝贵的工作经验，为将来的就业打下一定的基础。
4.构建多元评价体系，提升现代汉语综合能力
同步开展考试改革，丰富考核形式。根据现代汉语课程要求和教学目标，教师应重视学生在认知和思维上的差异，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形式，将课程考核贯穿到课程教学的全过程。根据《大纲》要求，基于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目标，结合当前的时代特征，分析现代汉语能力的基本构成要素，设计多元评价体系，包括：（1）现代汉语理论知识评价，包括专业基础知识以及课堂表现评价。（2）汉语综合能力评价，包括听力、表达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完成任务能力（如开展社会语言调查等能力）评价。（3）汉语社会实践能力评价。包括各项语言实践活动，如报社记者实习、刊社编辑业务实习、公司文案实习、播音主持、演讲比赛等等。根据学生的专长特点，在主观评价的基础上，兼顾自由、公平，倡导学生积极、自主地学习，并且有意识地全面建构自己的汉语知识体系，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汉语综合应用能力。
［参考文献］
［1］张雪涛.现代汉语教学改革论析［J］.语言文字应用，2005，（3）.
［2］张明仙.略论《现代汉语》教学改革［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7，（4）.
饶勤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一文，以《马氏文通》为始将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著作论文进行概述。论文将这些拟声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认为前两阶段“拟声词经历了从附属于其他词类到独立列为一类的过程”，第三阶段以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孟琮《北京话的拟声词》和马庆株《拟声词研究》等三篇论文为代表，开拓了将汉语拟声词放在语音系统中进行分析的视角。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反义相成词是由两个在意义上相反或相对的单音节词素组合而成的合成词（如“高低”“死活”“买卖”等）。无论是形式构造，还是意义内容，这类词均有其特殊性。在形式上，其特殊性表现为构成该类词的两个词素在意义上存在相反或相对的关系;在意义上，则表现为该类词的词义与其两个构成词素的意义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近三十年来，关于反义相成词的研究主要围绕这两方面的特殊性展开，切入点则往往从本体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两方面着手。
一、反义相成词的本体研究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就开始对反义相成词展开一系列的本体研究。其研究范围之广，研究程度之细，令人佩服。通过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分类，我们发现其研究视角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反义相成词的专题研究，二是反义相成词的系统研究。
（一）反义相成词的专题研究
从不同角度出发，反义相成词研究可以有很多切入点，这就形成了一个个关于反义相成词的专题研究。有的学者在某一部古代文献中，考察反义相成词产生之初的规律;有的则将研究视角放在反义相成词的形式或意义上，以探求其形式上的特殊性及词义与词素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的学者集中研究反义相成词中的副词，探究其意义上的变化及产生的语法作用。
1.古代文献中的反义相成词研究
魏达纯（1998）研究了《颜氏家训》中的反义词素并列现象，指出了反义词素并列后有的可以成词、有些则只能成为词组的事实。这其实反映了反义相成词产生之初的面貌，其中的词组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有可能词化。
汪梅枝重点考察了《论衡》中反义相成词的使用情况，指出《论衡》中存在同词素异字序的反义相成词，又从历时的角度与现代汉语中的相关现象作对比，阐明了二者在字序上的差异。此后，作者又发文（2015）比较研究了《论衡》与上古的反义相成词，发现《论衡》与上古的反义相成词既一脉相承，又推陈出新。这种历时比较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反义相成词从古到今的发展演变规律，即字序由不固定到固定，词组经词化最终成词。无论是形式上还是意义上，反义相成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反义相成词的意义和形式研究
意义层面，金硕（2007）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以及“概念要素分析法”，对反义相成词的词义发展进行了比较细致地归纳分析，揭示了反义相成词词义在构成词素义的基础上所发生的一系列复杂、深层次的变化;钱夏玲（2013）摆脱以往研究的框架，将研究视野集中到反义相成词的全称量限方面，指出反义相成词的词义在很多时候具有抽象概括性，是两个构成词素意义的上位概念，具有全称量限的特征，如“大”和“小”的意义都是比较具体的，但“大小”一词则是对“大”和“小”之间共性的一种抽象化概括，指“大小”的程度。类似的还有“快慢”指速度，“深浅”指深度，等等。这就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探索了反义相成词的词义发展演变规律。
形式层面，杨吉春（2007）利用计量统计的方法，从语法、声调、意义三个方面分析了反义相成词的外部结构。他认为反义相成词两词素的排序与声调和意义的关系紧密，而与语法无关，同时指出义序的作用大于调序。这种量化的方法，使人们对反义相成词的形式构造规律有了直观和清晰的了解。
3.反义相成副词研究
张谊生在《现代汉语副词探索》一书中探讨了反义对立式语气副词的性质、功能和成因。不仅从共时平面角度考察了反义相成副词的构成类别与表达功能之间的关系，而且注重考察反义相成副词在汉语各主要次方言区的分布情况及近代汉语反义相成副词的形成历史。张进一步讨论了反义相成词意义虚化的动因和个性特征，认为具体义素的脱落和使用领域的扩大是反义相成词意义虚化的首要步骤。另外，分界消失、词义融合、语境吸收和重新分析等因素也是导致反义相成词词义虚化的有效机制。这本专著虽然只有部分章节涉及到了反义相成副词，但其研究的视野和角度无疑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傅杰（2006）一文从语法角度探讨了反义相成词作状语的情况，并重点分析了反义相成词作状语的基本类型及其作状语的理据，认为反义相成词作状语能够达到很好的修辞效果。任磊（2012）则重点研究了反义相成词中表示无条件关系的13个语气副词，并将其分成无特殊语义和有特殊语义两类，进而考察这两类词在语义及语用方面的特点。黄哲（2014）将研究对象进一步细化，只研究反义相成副词中表情态义的一个副词“高低”，不仅指出其整体词义超出了“高”和“低”这两个反义词素的意义之和，衍生出了表周遍性的意义，而且重点探讨了该词在河南南阳方言中的用法，并将其与其他方言、普通话及近代汉语中的用法作对比，尝试探索该类反义相成词的共性特征。此外，作者还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反义相成词进行了研究，指出隐喻和转喻是反义相成词意义构建的两种机制。
（二）反义相成词的系统研究
谭达人（1989）从构成条件和意义特点、在词汇及语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是不是词这三个方面研究反义相成词，认识到义序和调序制约着反义相成词词素的排序，同时认识到复合词的词义在构成成分意义的基础上会有引申、概括、抽象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有不同的程度，可分为不同的等级。谭达人关于词形和词义方面的系统论述为后来的反义相成词研究奠定了基础。
郭奕晶（2000）从《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大词典》中搜集例词，详细分析了反义相成词的类型、特点、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产生及发展、作用等方面的内容，认为反义相成词的产生符合汉语词汇由单音词变双音词的趋势。另外，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修辞的需要也促成了反义相成词的产生。该文深刻认识到反义相成词在丰富现代汉语词汇和增强汉语表达力方面的作用，这是其他研究很少涉及的。
陈晓燕（2004）除探讨了反义相成词在结构和意义上的特点、影响词素排序的因素之外，同时注意到了利用一组或两组单音反义词构成的四字格短语，并对其结构类型进行分类，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这一时期对反义相成词展开深入研究的学者还有齐红飞、张谦、王冠、曾丹等，他们都对反义相成词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一致认为双音词的大量产生、汉民族的思维认知特点及行文修辞的需要是反义相成词产生的三个原因。另外，他们也都以不同的标准对反义相成词进行了分类。
除上述散见的文章以外，本世纪前10年还产生了一部系统研究反义相成词的专著，它就是杨吉春的《汉语反义复合词研究》。这部书系统而全面地讲解了反义相成词的产生发展、结构特点、词化和虚化、意义的演变等内容，是一部涉及面广、论述详细的研究反义相成词的专著。
二、反义相成词的汉语教学研究
韩丽丽（2008）首次提出“非偏义反义复合词”这一术语。通过对二百多个非偏义反义复合词进行深入研究，发现这类词的词素在生成词的过程中意义会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因此不能依据词素的意义推测词义，这就给第一语言非汉语的学生带来了理解和使用这类词的困难。在揭示该类词的词义在语义生成过程中的变异特征并运用义素分析法全面分析这一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之后，作者首次提出了解决这一教学难点的途径。这是将反义相成词的理论建构与汉语教学实践结合起来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王敏兰（2013）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研究现代汉语中的反义相成词。通过大量词例来说明反义相成词构成词素间的反义关系类型，并从反义义场的角度将其分为绝对反义、相对反义、关系反义和换位反义四种，从而有针对性地展开汉语教学。方颖（2014）依据《HSK考试的词汇等级大纲》，结合反义相成语气副词的语义、语法、语用等角度，深刻探讨了对外汉语教学时反义相成语气副词的教学策略。
三、反义相成词研究的新视野
综观三十年来汉语学界关于反义相成词的研究，不难发现，学者们大都将目光集中于反义相成词产生的原因、反义相成词词素排序的不均衡性（“死活”可以说，“活死”不能说;“出入”可以说，“入出”不可以说）、反义相成词词义与构成词素义之间的复杂发展演变以及反义相成词的对外汉语教学等方面，而没有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其实，关于反义相成词还可以有新的研究视角。这种反义对举组合成词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双字格，在四字格成语中也很常见，如“出生入死”“前因后果”“深入浅出”“喜新厌旧”等等，这类成语中所蕴含的规律也是值得探究的，而以往很少有研究涉及。此外，我们已经知道一些反义相成词的词义与构成词素义相比，抽象化程度往往较高，如“大小”指“大小的程度”、“远近”指“远近的程度”等;而另一些反义相成词的词义则会有很高的遍指度或泛指度，如“贵”和“贱”组合成“贵贱”一词后，便会激活一种“无论如何”的含义（他嫌太远，贵贱不肯去），诸如此类的还有“好歹”“高低”“死活”等，再如“寒暑”不再单指冬天和夏天，而是用来指整个一年，“首尾”也泛指“从开始到末了的整个过程”。为什么有些反义相成词具有较高的抽象化程度，而有些则具有较高遍指度或泛指度，这其中的差异应该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以往的研究只看到了这种差异的存在，却没有解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四、结语
反义相成词以其形式和意义上的特殊性得到了很多学者的青睐，相关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关于反义相成词的命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术语，搜集到的资料里就有诸如“反义复合词、反义相成词、反义复词、反素词、极性对立词、反义语素复合词、对立词、反义连文词”等纷繁复杂的叫法，然而却都指同一种词汇现象。反义相成词的研究是没有止境的，未来应该在统一名称的基础上，立足于新的研究视野，探索反义相成词更多的规律。
参考文献：
[1]魏达纯.《颜氏家训》中反义语素并列双音词研究[J].东北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
[2]汪梅枝.《论衡》与上古之反义相成词比较研究[J].时代文学，
2015，（1）.
[3]金硕.反义复合词词汇化过程中的语义发展[D].石家庄：河北师
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4]钱夏玲.现代汉语反义复合词全称量限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5]杨吉春.论汉语反义复词的外部结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7，（9）.
[6]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探索[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7]傅杰.浅谈反义语素复合词作状语[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06，（4）.
[8]任磊.现代汉语反义对立式语气副词的逻辑分析[D].上海：上海
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9]黄哲.浅析反义复合情态副词“高低”[J].语文知识，2014，
（11）.
[10]谭达人.略论反义相成词[J].语文研究，1989，（1）.
[11]郭奕晶.反义相成词探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00.
[12]陈晓燕.现代汉语词汇中反义语素并行构词现象说略[J].盐城
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13]杨吉春.汉语反义复合词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4]韩丽丽.非偏义反义复合词的语义变异特征及教学难点解析
[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5]方颖.反义复合语气副词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D].武汉：华中
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现代汉语是大学文科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承担着培养学生基本语言素养，提高学生语言运用技能的重要任务。但是长期以来，现代汉语的教学效率低下，成了一门令教师头痛、让学生厌烦的课程。20世纪80年代后期，语言学者史有为先生发表了《十字路口的现代汉语课》一文，指出高校的现代汉语教学基本上是失败的，引起语言学界的强烈反响。于是，在现代汉语教学界掀起了一股改革大潮，一直断断续续延续至今。总结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教学内容改革和教学方法改革两个方面。但是，以上两个方面的讨论成果基本上很少被现代汉语教学界普遍吸收，进而用于指导教学实践。高校的现代汉语课至今仍然没有大的改观。而且，前人的讨论大部分都是针对本科院校，而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的学生基础、教学要求、培养规格等都有很大差别，针对本科的教改经验在职业院校并不一定适用。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大胆提出职业院校整合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内容的设想，期望能够运用于课程教学的实践。
教学改革必须考虑的几个问题
(一)职业院校的培养目标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高等教育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一股高校合并、“专升本”的大潮。同时，职业技术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般来说，职业院校包括原来的高等专科学校和新成立的职业技术学院。其培养目标是：为社会培养既具有扎实基础知识，又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新型实用人才，其基本要求是基础扎实、理论够用、实践能力强，能够学以致用。
以师范专科学校为例，其培养目标必须重新定位。长期以来，我国建立的是师院（本科）—师专（专科）—师范（中专）三级师范教育体系，分别培养高中、初中和小学的师资。但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这种体系行将崩溃。大中城市的学校，包括初中和小学，现在一般都只接受本科甚至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师专毕业生很难在中、小学立足。因此，当前的师专应该改革以前的单一培养目标，调整为开放立体、多重面向、适应市场的多元培养目标。以师专中文专业为例，其培养目标可面向基层（乡镇、社区、中西部地区）的初中以及小学师资；侧重培养基层企事业单位从事宣传、秘书、文化、管理等方面的综合性应用型人才。从最近几年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看，只有不到半数的学生从事教师职业，超过半数的毕业生则在其他领域就业。这说明培养目标基本符合实际。
（二）课程的性质、任务以及作用
师专中文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面向基层的初中、小学师资，二是企事业单位从事宣传、秘书、文化、管理等方面的综合性应用型人才。无论是教师，还是其他应用型人才，都应该具备比较扎实的语言基本知识和语言综合运用能力。比如，需要掌握语音，即普通话、文字、词汇、语法、修辞、言语交际等方面的语言知识，具备听（即言语理解、信息接收）的能力、说（即普通话、言语表达、言语交际）的能力、读（即阅读理解、信息搜集）的能力、写（即写作通顺流畅、合乎要求的应用文字）的能力。学生上述语言知识的获得直接来源于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但听、说、读、写综合语言能力的培养，就依靠为学生创建培养综合语言能力的实践环境。
（三）职业院校的特殊情况
职业院校的特殊情况主要是指学生的实际情况。从1999年开始，国内高校普遍开始扩大招生规模。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08.8万人，2005年招生504.9万人，年均增长24.6%。我国高等教育全面步入大众化阶段。近年来，许多大学又新办了独立学院，高职高专院校被放在第四批次录取，生源质量大幅度下滑。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扩招前录取分数线一直稳定在460～480分之间，而近几年的分数线是师范专业400分左右，非师范专业分数线则更低。因此，事实上中文教育专业的学生大部分录取分数较低。与普通本科院校招收的新生相比，职业院校的学生中学阶段的文化基础普遍较差，包括语言基础知识和语言运用的基本能力。有的学生甚至连“请假条”都表述不清。面对这样的学生，在现代汉语教学改革中必须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脚踏实地，从基础做起。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使学生的语言基础知识和语言运用能力在原有基础上提升。
针对职业院校特点确定课程整合思路
基于以上分析，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针对职业院校特点的课程整合总体思路：
重新确定课程教学目标：掌握基础知识，完善语言能力，着眼语言运用。
重新安排课程教学内容：对现有教材内容实行“增、删、改”的调整，将现代汉语整合为普通话、现代汉字词汇、语法修辞、言语交际四门课程。
努力更新教
学方法，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提高教学效果。
改革考试评价体系，建立立体多元、综合适用的评价方式。
整合课程内容，
建立“四支分立”的课程体系
（一）“四支分立”课程思路的提出
一般来说，职业院校由于学制较短，课程较多，每门课程的教学时间相对不长。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新的教学计划把现代汉语定为100课时。由于假期等因素影响，实际只有90课时左右。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既要完成内容繁多的现代汉语知识传授，更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委实难以完成预期目标。出路只有综合现有课程资源，分解融合、优化整合，建立新的课程内容体系。
语言学者汪国胜先生曾经提出现代汉语课程体系采用“四支分立”的思路并付诸实践。所谓“四支分立”，就是建立现代汉语语音学、语汇学、语法学、语用学。他认为“四支分立”既便于加强课程内容的理论性和科学性，也利于加强课程中的实践环节，并用实践证明了分科教学的可行性。借鉴汪先生的“四支分立”的基本思想，笔者所在学校中文专业现开设的相关语言课程有必修课现代汉语、教师口语、选修课为语言学概论、朗读学。教师口语和朗读学都是针对学生将来从事教师职业而开设的，而相当多的学生毕业后没有从事教师职业，可见课程的适应面太窄；语言学概论一般只在本科开设，专科教学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因此，我们可以把现有的四门课程优化重组，形成四门新的课程，即“普通话”、“现代汉字词汇”、“语法修辞”、“言语交际”。提出这四门课程是有充分考虑的，主要是针对师专学生的实际及其必须具备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
（二）“四支分立”课程的具体内容
四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如下：
普通话开设30课时左右，每周2节课。这门课程融合了现代汉语课程的语音章，教师口语的部分内容以及朗读学的内容，主要讲授普通话语音知识，包括汉语拼音方案和普通话语音系统、方音辨正、语流音变、语音规范、普通话水平测试、朗读和语音运用技巧等内容。其核心任务是训练学生的普通话发音，纠正方音，通过系统训练，使学生普通话语音面貌达到较高水平，顺利通过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并取得合格等次。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行朗读训练，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朗读技能，具备较高的朗读水平。
现代汉字词汇开设35课时左右，每周2节课。这门课程主要包括现代汉语的文字、词汇两章的内容。汉字部分包括汉字概说、汉字结构、造字法、汉字简化与规范、汉字信息处理简介等。词汇部分包括词汇概说、词的构造、词义、词汇的构成、词汇的发展变化与规范化、辞书等。这门课程要求学生掌握现代汉字、词汇的基本知识，具备良好的文字词汇素养，在此基础上，增强文字词汇的规范意识，能够正确、规范地运用汉字和汉语词汇进行言语表达。
语法修辞开设55课时左右，每周3节课。这门课程主要包括现代汉语的语法、修辞两章的内容。语法部分包括概说、词类、短语、单句及其分析、句类、句型、句子的动态分析、复句、病句修改与语言规范等。修辞部分包括概说、词语选择、句式锤炼、常用辞格、语体风格，同时，介绍语用学的成熟成果。比如，话语交际的过程理论、话语交际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制约话语交际的要素、会话含义、预设等。以上三门课程仍可使用目前的现代汉语教材，在教学过程中，可对有关内容进行删减、增补、更新。
言语交际开设35课时左右，每周2节课。这门课程主要包括教师口语的部分内容和现代言语交际学的内容，其内容、范围都比教师口语要广阔得多。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主要是使学生在现代社会中具备口语交际的能力。基于中文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只有不到半数从事教师职业，所以开设言语交际课比教师口语课有更大的适应性，而且即使是从事教师职业，也非常需要这些言语交际的知识和基本技能。因为在新的课程标准中，语文教学安排有言语交际的教学内容。这门课程需要订购相关教材，以满足教学需要。有一种教材，除绪论外共有十七个专题，广泛涉及学生在各种社会交往中所面临的言语交际问题，它们是：招呼与介绍、拜访与接待、日常闲聊、提问与回答、意见与建议、褒扬与批评、说服与拒绝、协商与谈判、主持与讲话、演讲与报告、讲解与评述、讨论与辩论、求职与应聘、通讯语言、课堂教学语言、体态语言、语言交际中的谬误。这种教材涵盖了言语交际的主要方面，可作为言语交际课程的教材使用。
（三）“四支分立”课程体系的价值
“四支分立”的课程体系有利于分门别类地细化教学内容，把原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标分解开来，每门课程着重完成1~2项教学目标，这样有利于学生掌握语言知识，培养语言能力，同时又有效解决了这门课程教学时间相对不足的矛盾。新的课程体系把“言语交际”作为一门课程开设，这样，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就能落到实处，使前三门课程中所学的语言知识在这门课程中能够得到具体运用。
参考文献：
[1]史有为.十字路口的“现代汉语”课[J].语文建设，1987，（1）.
[2]汪国胜.关于现代汉语教学的几点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常有学生问起这两句诗怎么读,因为他们感到前后两句读起来很不协调,这涉及到汉语的语音节奏问题。
一个句子,诵读时不可能一个字一个字的往下念,也不可能整个句子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如果读得慢一些就不难发现,它是可以分为一个个很小的语音单位的。这个很小的语音单位所包含的音节有多有少,但以双音节最为常见。例如“我是老师。”“妈妈刚从学校回来。”(“”代表可略作停顿处)我们可以发现基本上是两个音节一顿。所以吕叔湘先生说:“在现代汉语的语句里,双音节是占优势的基本语音段落……双音节化是现代汉语的主要节奏倾向。”[1]
为了实现语句基本语音段落的双音节化,人们常常把单音节的补充成双音节,在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字,使单音节变为双音节,这个字没有意义,只起衬字作用。例如“鼻子、耳朵、老虎、顺着”;一些多于两个音节的词,常常减缩为双音节,例如:“豆沙包——豆包、第二中学——二中、空气调节器——空调”等。
四音节的语音段落具有很强的双音节倾向,其中大量的可以从中间作语法切分,语音上也可以在这里略作停顿,这时其结构关系和语音停顿是一致的。例如:
任重道远破釜沉舟异曲同工水落石出画蛇添足但是,也有不一致的情况,例如:
一衣带水青出于蓝危在旦夕顾全大局三十六计
按语法、语义切分为:一衣带水 危在旦夕顾全大局 三十六计
按语音切分为:一衣带水危在旦夕顾全大局三十六计
所以郭绍虞说:“汉语中四言词组即使在意义上不能看作两个双音词的结合,但在念的时候,还是可以不顾意义,读作两个二音步。”[2]
语法结构关系和语音停顿不一致并不限于四个音节的语音段落,在一般的语句里也是存在的。例如:
他把书包忘在公交车上了。
语法切分为:他把书包忘在公交车上了。
语音停顿为:他把书包忘在公交车上了。
由此可见,两个音节之后能稍作停顿的地方,有时和语法结构关系很不一致。这说明双音节的确是现代汉语主要的节奏倾向。“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语音停顿应为“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样也就和第一句“苦恨年年压金线”语音停顿一致,读起来就顺口了。
当然,所谓基本语音段落的双音节化,并不是要求写作时每一个节拍都安排两个音节。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事实上,一字一顿,三字一顿,乃至更多音节一顿的情况也是有的。但是每一个“顿歇”发音时持续时间的久暂大体相当,只是音节松紧的程度不一样。例如:
狮子、老虎、鹿;邢台、邯郸、石家庄
“狮子、老虎”、“邢台、邯郸”都是两个音节;而“鹿”是一个音节,“石家庄”,是三个音节,但发音时持续时间的久暂和双音节大致相同。只是双音节节奏适中,而单音节比较舒缓,音节可适当延长,多于两个音节读起来比较急促,因为音节被紧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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