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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是一门应用型科学,该学科本身强调对于实物流动过程的计划和控制。如果能够将物流管理的思想融于教学管理之中,对于日常教学管理中的实验教学管理、教学资料管理和人员管理都借助现代物流管理的思想来完成,将会为物流教学过程管理开启新的思路。
一、教学资料自动化管理系统
1.教学资料管理特征分析
教学资料的管理是高等院校教学过程管理的难点,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试卷以及毕业论文等教学管理对象种类多、数量大、查询频繁,其管理一直存在很多问题。传统的教学资料管理模式下虽然可以通过分类存储并建立资料卡片进行管理,但是管理的效率比较低,查询更新都比较困难,信息的共享性也比较差;由于高校扩招等原因,原有的教学资料数量大为增加,传统的管理手段的弊端日益凸现,以试卷管理为例,不但需要大量的存储空间,而且查找十分困难。因此教学资料的管理具有管理对象复杂多样、更新速度快、涉及面广的特点,增大了其管理难度。
2.现代物流管理思想的运用
从现代物流管理思想角度理解,教学资料也是一种“货物”,其管理过程可以理解成为基本的货物库存管理,在合理地分析其特征的基础上,可以提出与之对应的教学资料自动化管理系统。借助现代化的物流设备和信息管理技术,使用包括自动化立体仓库设备、条码技术等在内的现代物流管理技术,实现教学资料的查询、存取等操作的数字化、机械化和自动化管理,极大地减轻了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教学管理的效率,该系统总体组成包括管理信息系统、自动化仓库系统、条码识别系统、物流传输系统以及智能监控系统等五部分。
二、实验教学管理
随着现代教学观念的不断转变,实验教学目前日益受到重视,但是随着实验教学对象和实验教学内容的不断扩充,实验教学的日常管理难度也在不断增加。
1.实验教学过程管理
目前高等院校中实验教学中提高开放性、资源共享性已经称为共识,而随之而来的是实验学生数量、实验教学内容大幅增加,传统的签到考勤制度等越来越显现出不适应现代教学要求,相关的学生信息,特别是记录实验过程的动态信息的管理已经成为影响实验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以利于教师能够及时的掌握相关教学情况,并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该管理系统包括以下主要的功能模块:
(1)学生基本信息管理模块:主要负责管理学生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专业,身份代码,自动识别标识等方面。
(2)学生学习任务管理模块:主要负责管理学生学习计划的制定、、以及学生实验教学的完成情况统计,该模块同时具备学习进阶权限管理功能,能够对根据系统掌握的信息对学生的实验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判定学生的实验操作水平,并确定学生分级实验教学的具体等级,为学生制定合理的实验教学计划,实现因材施教。
(3)学生实验成绩管理模块:主要负责学生实验成绩的记录、查询。
(4)实验教学内容信息管理模块:主要用于相关人员查询实验教学的基本资料,包括实验指导书、实验报告以及实验地点、实验步骤等教学信息。
(5)学生实验教学综合评价模块;能够对学生实验进行实时监测,完成实验数据的实时记录,并具有实验过程追溯能力,防止伪造实验数据,并能够对上交的实验报告进行评判,对学生的实验操作进行成绩评定。
2.实验室设备管理分析
目前由于实验教学内容不断丰富,实验室实验教学设备不断增加,同时在有限的实验资源范围内必须多个实验教学项目共享实验场地等资源,这就带来实验设备更换识别的问题,以我校的理化实验室为例,一个实验室需要承担不同教师的近十项教学实验,管理上千台(套)不同类型的实验设备,而且不同的实验项目之间还存在着人员和设备的重叠,给实验室设备管理带来诸多问题,而采用现代物流先进的货物管理方法,引入RFID技术,建立实验设备的动态储存位置管理;同时利用该技术可以实现学生领取设备的动态管理,这样就可以将实验室设备的管理责任落实到人,减轻了实验教学人员的工作量。
3.实验教学过程的人员管理
利用RFID技术可以实现教学过程人员的自动化智能管理,自动实现对实验指导教师和学生的实验出勤情况的纪录,并可以实现人员实验时间安排的合理规划,防止出现实验教学时间冲突的现象,对于简单的、基本无风险类操作实验,可以实现实验教学的无人化管理,实现学生实验时间的自动调配,有效地解决学生实验时间无法整体协调,实验教学无法整齐划一完成的难题困扰。
教学过程中的信息和资料管理的管理对象种类多样,且相互作用,并具有典型的实时动态变换特性,对教学过程的合理计划和控制,符合现代物流管理的基本思想,将现代物流管理的最新理念和技术合理地应用于教学过程管理,突破以往传统的手工资料收集、整理、查询的管理模式,以智能化、信息化为依托,从系统整体管理的角度出发,符合现代物流教学要求和实际情况的管理模式,将提高高校教学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二、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功能中的作用
1.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管理的有效方式、重要保障、具有导向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为社会管理提供思想保证,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国家才能健康有序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社会管理功能具有导向作用。现如今社会在高速的发展,社会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在多元化思想的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人们拥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着力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和宣传工作,形成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局面,保证人们的利益,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同时,在坚持主流意识时,倡导形成包容、多元、互补的文化氛围,为创新社会管理提供思想保证。
2.发挥社会教化功能,让社会拥有良好的氛围
思想政治工作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教化功能,不断净化社会风气,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让各种工作高效运转。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率,当今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文化多元给管理社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当代的年轻人更加追求新鲜事物的刺激与享受,追求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因此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其教化功能,教育引导年轻人的心态,减少人们因为价值取向、价值判断上的差异所带来麻烦摩擦,减少社会问题。
3.思想政治工作能提高社会管理的应变性
社会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是人,每一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个性,性格特点,在社会中每个人之间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差异,不同人的生长环境,文化教育程度高低,思想水平状态都会影响人的社会行为。而社会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性,思想教育恰恰相反,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相对比较柔和。思想教育是将良好的社会观念,社会观、人生观、价值的判定在无形中传播给人们,让人们自己先进行判断什么是对与错,这样无形中的传播不会让人反抗。而且也可以填补社会管理中规章制度所带来的局限性。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就像是一把尺子,能很好的丈量社会道德,社会规范。思想教育能提升人们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人们明白什么是自己想要的才能更好的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回报社会,让社会良好运转,不断发展。
4.思想政治工作能促进社会管理的公平公正
我国拥有广大的人口数量,人是社会动物,在一起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其中社会公平、公正是最主要的,要想社会正常发展,必须做到公平、公正。公平、公正是每一个人的追求,人人都希望可以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发展中阶段,部分体系可能还在完善当中,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社会竞争压力的不断加大,普遍让人们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的缓解。这时候就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让人们从认知思想上得到根本的改变,提升人们对于生活的幸福指数,让人们拥有幸福感,不会出现消极的态度,所以必须由思想政治工作推进社会的公平、公正。
5.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中协调社会关系
社会的长治久安,长远发展,必须有长久的眼光,从全局出发,不能仅仅只局限于一隅,看问题不能片面。思想政治工作会拖动社会管理的有序运行,想要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从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断提升科学文化水平,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了解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生活,民俗现状,尊重不同地区的不同的价值观念,调整发展的方向及目标,让人民的利益得到最大化体现。同时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完善到社会的机制当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们对于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些事情的诉求,从而使社会高速有效地运作,让社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降低身份,发挥榜样示范作用
德育管理活动实质上并不是强制行为,而是一个引导与感染的过程。在以往小学德育管理中,学校管理层更多是通过要求形式对学生进行管理,结果常常出现“说”和“做”不统一的现象,甚至学校管理者认为学生和管理者之间在年龄、知识、经验等方面存在差异,故而只要求学生而不要求自己,德育内化更多成为一种形式。同时,因传统教育中教师更多是站在统治者角度来进行管理,服务意识不强,德育管理只是作为学校管理日常活动展开,没有立足学生发展角度展开。从学校德育管理的实质来看,在管理过程中,教师只是学生的引导者而非统治者,在德育管理工作实施过程中,教师更多的是要去引导学生怎么做,而不是单纯地要求学生怎么做。以“卫生管理”为例,无论是学校的公共卫生还是班级卫生,学校管理层更多的是向学生提出要求,如公共卫生要做到清扫干净、没有死角、注意保持等,要求提出后就让学生实施,然后看结果。忽视了过程在德育管理中的重要性。降低身份,就是要让学校管理者从统治者的角色转变为服务者、引导者,在德育管理活动中充分发挥好学校管理者的榜样示范作用,关注过程去内涵德育管理。以“卫生管理”为例,学校要求学生不乱扔垃圾,首先就要要求教师做到这一点,在实施过程中,可发挥学生的监督作用,采用举报方式来监督教师,通过教师的行为规范来给予学生榜样示范。又如学校要求学生保持环境卫生,在实践中以“弯腰行动”(凡教师或学生,只要见到地上有垃圾就应弯腰捡起并扔垃圾桶)方式来进行,在教师的示范和引导下,学生被带动起来,然后辅以卫生评比、卫生标兵等奖励,学生的行为习惯逐渐养成,德育教育目的得到实现。
三、关注差异,促进学生不断发展
德育管理所面对的对象是学生,而学生是具有丰富个性的个体。在以往小学德育管理过程中,学校所提出的要求常常是“大”而“统一”,如学校为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和书写习惯,展开了“晨读午写”的实践活动,在活动中要求学生早八点开始晨读,对超过该时间段的学生进行相应的惩罚。在实践中发现有的学生常常因为诸多原因而受到惩罚,不仅其习惯未能得到培养,反而对活动失去了兴趣。从这一实践来看,目的是较好的,但因忽视了学生的差异而未受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如果在德育管理中能以奖励优秀、鼓励后进、减少批评的方式进行,其效果会更好。关注差异,就是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来构建德育管理机制,从而让学生在德育管理活动中得到更好的发展。以“热爱劳动”的主题德育教育活动为例,在实践中展开了“劳动创造美好未来”的主题班会活动,以“我劳动我光荣”的活动来引导学生在劳动实践中感受劳动所带来的快乐,然后以“劳动小标兵”的评选活动来对学生实施鼓励。从活动效果来看,学生在参与活动中更多得到了是奖励,其兴趣更加浓厚,参与度更高。又如在个人卫生管理活动中,学校制定要求后,班级根据学校要求再制定班级要求,学生在班级中根据班级目标、结合自己的实际制定个人卫生计划,然后再展开实践活动,这种从上到下具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要求让学生从自己需要出发去实践,让德育教育具有了丰富内涵,能更好地让学生在实践中得到发展。
2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2.1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现代企业遵循以人为本的传统管理思想,将人才作为企业的核心和宝贵资源,有充足的空间发挥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人发挥最大的人身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和为贵的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有积极的影响,企业大都公平竞争、和气生财,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十分讲求和谐,力求做到内外均和谐。受儒家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很多企业在管理中十分注重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统筹协调发展,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2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消极影响
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和制约,儒家管理思想已经在人民心中形成固有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影响现代企业管理,使得现代企业管理普遍存在形式化、利益化的现象,进而忽视了企业的最大利益。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上级或者政府部门控制着企业的管理思想、竞争方式以及经营理念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内部结构变革的难度,企业的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无法得到优化。由于受到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的影响和制约,独权专制现象依然存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导致企业内部缺乏民主性,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掌握在领导手中,进一步制约着企业的发展。过于受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影响,现代企业管理过于注重人情,将企业规章甚至国家法律法规置于不顾,导致企业涣散,人心不服,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
3现代企业管理思想
3.1以人为本
通常情况下,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包括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其中,企业制度和文化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对于现代企业来说,一般是借助规章制度对员工进行约束,用企业的文化来熏陶思想。在日常的管理中做到双管齐下,企业文化和规章制度互相作用。对于员工的行为,通过规章制度可以进行有效的约束,而企业文化是对人的思想进行长期的熏陶,这是企业追求持续发展的基础。企业的文化和制度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要,因此真正出色的企业是将以人文本的思想融入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中,做到人性化管理,让企业各层次人员都全身心投入到为企业的发展做贡献。
3.2目标性管理思想
现代企业管理把实现企业目标与实现员工需求结合在一起,将以人为本作为根出发点,以控制作为基本管理方式。经营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基础,而项目管理是企业成功经营的关键。企业在对项目进行管理的过程中,由于目标不明确,进而使得管理具有战略性。现代企业目标性管理思想使各个部门都能找到自己的目标定位,更好地发挥了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人的活动能力的自由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应该包括劳动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和完整,个人活动相应地充分达到丰富性、完整性和自由性。人们不再屈从于被迫的分工和狭隘的职业,每个人按自己的爱好、特长、天赋,自由地选择活动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是对以分工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批判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自发形成的职业性的社会分工,是奴役人和阻碍新社会成长的巨大力量。因为由于这种分工,明显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他们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当分工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由于这种分工,使个人变成片面的人、畸形的人,严重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认为,要真正使人类得到解放,必须超出政治解放的狭隘界限,根本改造市民社会,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异化。马克思恩格斯作了这样的描述:在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有人对此提出责难,认为这是意味着每个人不得不做所有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回应说:他们并不认为每个人应当完成拉斐尔的作品,他们只是认为,每一个有拉斐尔的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可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的限制,按照自己的心愿从事社会活动,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显著特征,是意志自由的表现。
(二)人的社会本质的充分发展。马克思从不把人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为能力的发展。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人的能力的形成、发展和表现都离不开人的社会关系。”所谓社会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包括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联系的一切历史的、现存的、自然的、社会的条件和关系。其中,与劳动相联系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社会关系越丰富,人的本质就越能得到全面体现,人就越有获得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今后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人类历史、甚至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都越来越打破民族的局限性,日益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为此,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千千万万工人的饭碗,而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事实。这说明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世界范围内进行交往的潮流滚滚而来,全球化时代将要来临。从个体发展史的视角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人们各种不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求得满足方式的不同,他们必须与自然界打交道,他们彼此之间必然建立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与交往决定着生产和需要。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创立了现存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每一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这样,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关系必然由片面走向全面,由单一走向丰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这一发展之路就是人的本质完善之路,即个人自由发展之路。
(三)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的本质现实地表现为每个个体所具有的个性。马克思曾把人分为“有个性的个人”和“偶然的个人”。所谓“偶然的个人”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不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没有自主性、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个人;所谓“有个性的个人”就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有自主性的个人。个体性所表现出来的是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人的个性的发展根本上表现为个人个体性水平的全面提高,也就是人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全面发展。
由上不难看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关于人的发展的理想目标。我们在进行社会管理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树立人是目的、人是关键、人是主体的社会管理理念,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政府社会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公众参与机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二、社会发展过程所要实现的首要价值——社会公正
二、全面挖掘学生身上的长处
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之中,我们通常人为地将学生划分为优等生、中等生、差等生,优等生不需要管理者去管理,会自发的遵守学校的管理制度,学习成绩优秀,中等生大多都是学习成绩平平,但工作能力较强,学生干部大多来源于这部分学生,因此中等生的管理不在此篇幅中赘述,差等生则一般是最让管理者头疼的一群人,学习成绩较差,组织纪律性也不强,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通常是这批人。通过这几类人的特点,结合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能更有效地开展高校学生管理工作。
(一)促进优等生的全面发展
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通常较为忽视优等生的管理,因为这群学生在管理者的思想中属于自觉性较强,是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政策规定的一类人,因此很少会有管理者对其投入较大的精力。其实,优等生通常只是个人优秀,属于自我管理型,很少有优等生会去主动带动身边同学共同进步,这类学生较多抱有“只扫门前雪”的心态,作为学生管理的工作者,结合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中的员工发展理论,应该充分关注到这类学生的这一特点,给这些优等生布置一定量的工作,或要求他们和需要帮助的同学结对,以增强他们的团队责任感,帮助这些同学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管理者,不能因为优等生的优,就对他们放松要求,进行偏袒,和其他同学采用双重标准,这样不仅不利于优等生的自身发展,降低这类同学的抗压和受挫能力,也不利于学生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发现差等生的闪光之处
既然有优等生,相应的也会有差等生,学生管理工作者一般会将较多的精力放在这些差等生身上,抓纪律,抓考勤,抓宿舍,抓晚归等,主要管理的内容都涉及学生的行为规范问题。从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上来说,每个员工都有闪光之处,这在学生管理工作中也是可以借鉴的。要让学生转变,根本上需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思想上化被动为主动,将“老师要我做”转变成“我自己想做”,这就需要管理者发现差等生身上的闪光点,对闪光点进行鼓励和肯定,并以该闪光点带动其他方面。比如某同学在行为规范上欠缺,但在人文艺术上十分出色,辅导员或其他学生工作者可经常在公开场合对其长处进行表扬,而后提出要求,使学生在心态上发生改变。同时,管理者自身也应该多思考,多挖掘差等生之差背后的原因,究竟是差等生本身习惯的问题,还是存在其他客观原因,并针对原因找出解决方法,帮助差等生进步。
三、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团队建设
(一)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在班级管理中应用
班级作为高校这个组织中的最基本构成单元,在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高校中的班级不同于高中、初中、小学,高校学生的心智模式、思维模式截然不同。因此,在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要结合当代学生的实际情况,把握班级运行规律,探索班级管理的新模式,才能有效地进行班级管理。当前,“90后”的人群已是高校学生的主流,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状态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们追求独立自主的思维和决策,另一方面又往往对各种问题缺乏必要的处理能力。高校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之间存在较大的社会背景、素质差异,但由于主流学生是独生子女,缺乏集体生活的意识,部分学生生活自理能力较弱,甚至存在着自私、冷漠等心理方面的问题。1.班级制度化管理模式制度规范,是组织管理过程中借以约束全体组织成员行为,确定办事方法,规定工作程序的各种章程、条例、守则、规程、程序、标准、方法等的总称。将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制度化管理应用到高校的班级管理中,就是富有每个班自身特色的班级规章制度。虽然学校层面、学院层面都有相应的规章制度,但这些规章制度大多较为宽泛,缺乏细节性、具体性的内容。班级的规章制度则应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本班特色,建立适合自己的规章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让班级同学全员参与,充分发表个人意见,并在全班表决通过,以增加其神圣性及民主性,这样的制定方式对于日后的班级管理具有良性作用,为符合当代学生特质,班级规章制度也可用例如“班级公约”、“集体守则”或其他更容易为他们所接受的名称代替。在班级中,规章制度一旦订立,就必须严格执行,及时反馈。管理的过程应该是一个闭环,从计划到组织到领导到控制,然后根据新的反馈内容制定新一轮的计划,继而进入一个新的过程。因此,在班级管理中,前文提到的学生干部队伍就承担着管理职能,他们在班级规章制度订立后就必须严格执行,对于违反规定的同学,照章处理,他们是制度的执行者、维护者,同时他们也需在这一过程中及时发现制度的不足之处,并带领班级同学及时修正,以保证整个班级秩序的正常维持。2.以目标管理思想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规划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并不是有了工作才有目标,而是相反,有了目标才能确定每个人的工作。这一思想引入班级管理中,恰好可以引导学生建立学习目标,进行自我人生规划,妥善运用大学时间。目标管理思想的一大特点在于员工参与,这与前文制度化管理中全员参与的思想不谋而合。其次,目标管理的第二大特点是以自我管理为中心,这与目前高校提倡自我管理模式异曲同工,通过目标的自我制定,自我评价,自我监督,学生作为目标管理的实施者,不断修正自己行为,以达到目标的实现。但目标管理也存在缺陷,在高校班级管理中,它更适用于自律性较强的同学,而自律性一般及较差同学则需要来自学生干部以及老师的帮助和监督。在具体落实过程中,班级管理者必须让学生明确自己的专业培养方向、未来的发展趋势、课程的体系结构、每门课程的教学大纲以及每门学科所需达到的基本要求,对就业形势也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带领学生开展自我规划的制定。帮助学生进行自身的SWOT(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分析。在此基础上,学生们分学期制定相应的大学生活学习规划,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有利于管理者每学期根据个人目标进行激励和参照,另一方面,若目标制定者发现目标有不完善处,可及时在下一学期进行修订。班级中所有成员都有自己相应的目标后,班级目标也可制定,目标可以有多种导向,如学习成绩、班级氛围等。
(二)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在第二课堂建设中的应用
在高校中,学生在第一课堂(即班级)之外最多的就是参与到各种各样的学生活动之中,如何在各类活动中应用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将这些课外活动作为第二课堂,充分培养学生,帮助学生成长,发挥活动中个体的潜能,达到人尽其能,物尽其力,以较少的人力、物力最终实现各项活动的目标。在第二课堂中,直接将人力资源的一系列措施进行运用,如企业文化建设转变成社团文化建设、企业组织设计简化为课外活动项目小组成员设计、各活动中人员的配置与培训、个人潜能开发、工作绩效、考核体系、奖惩标准等。1.第二课堂中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管理每年,学校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第二课堂活动,如志愿者团队、社团、科学创新活动小组等等。这些团队每年都会针对新生组织招新,为组织补充增加活力。目前学生活动团队招新的主要流程为一问一答,考官个人的想法往往主导了面试的整个过程。但是,由于受到个人能力或者首映效应的影响,面试者很难准确、全面地发现应试者的突出才能和潜质。针对此情况,我们可以将面试量化,引入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面试评价量表,进行定量的分析,以减少各种偏误造成的影响,选出适合的成员,这样就能在团队的招新阶段避免对人力资源的浪费。笔者通过自身从事的工作发现,大多数学生认为在第二课堂中并没有如自己预想的一般,得到多方面的锻炼,能力也没有得到很大的提升,这充分说明高校中的学生在第二课堂中的开发和培训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以社团为例,很多时候社团成员只是简单的执行者,而不是活动的组织者,大多数社团成员实际上并没有机会参与活动组织管理的全过程,而社团的负责人们往往凭借自己过往的经验,仅仅注重追求社团活动的效果,而很少有意识地对干事进行能力的开发与培养。换言之,现在的第二课堂中的种种团队只关注了活动本身,而忽略了活动中的主体,人。大多数时候学生活动团队在大量的重复过去的工作,因循守旧,缺乏创新,也因为他们对人的开发和培训不够,从而导致整个团队停滞不前。笔者认为,在学生团队中应当大量引入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开发和培训体制,在新成员加入时,可以对其就团队宗旨和内部文化进行宣讲,以使其了解团队的历史、目标和工作模式。应充分调动新进成员的积极性,让他们明确自身的责任,每一个成员都应共同参与团队的建设,每个成员都是团队的管理者,成员之间应当平等相处。此外,应在内部提倡平等协作与自由竞争,设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刺激成员的上进,为每个成员发挥与提升能力提供同等机会,个人在团队中的发展完全由其发挥的作用决定,这样的操作方法不仅能增强成员工作的动力,更使成员有归属感和成就感。2.第二课堂中的组织内部建设第二课堂中的学生活动团队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人员流动较大。学生在初入团队时往往较有激情,但在经过一年以后,热情退却,大多数同学会选择离开,仅剩一小部分同学会继续留在团队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有些人才就会流失。因此,要充分发挥第二课堂中的人力资源能量,就要革新学生活动团队的机制,组织和人员的配置方式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也可引入项目化管理的思想,主动精简人员,将边缘化人物剥离,或通过轮岗的方式来吸引团队成员兴趣并锻炼他们的工作能力,最终达到促进团队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财政政策相机抉择市场体系
一、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概论
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意味着某些财政政策没有自动稳定的作用,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对经济产生调节作用,一般来说,需要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变化情况,采用不同的财政政策,以消除通货膨胀缺口或紧缩货币缺口,是政府利用本身财力有意识干预经济运行的行为。相机抉择的主要内容是: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反经济衰退;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总需求,反通货膨胀;在总供求基本平衡时,实行中性财政政策,主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根据财政政策早期理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包括汲水政策和补偿政策。“汲水政策”,从字面上看,这种政策就如同水泵里缺水不能吸进地下水,需要诸如少许引水,以恢复抽出地下水的功能。按照汉森的财政理论,汲水政策是对付经济波动的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萧条时靠付出一定数额的公共投资使经济自动恢复其活力的政策。汲水政策有四个特点:其一,汲水政策是一种诱导景气复苏的政策,是以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自发恢复能力为前提的治理萧条政策;其二,汲水政策的载体是公共投资,以扩大公共投资规模作为启动民间投资活跃的手段;其三,财政支出规模是有限的,不进行超额的支出,只要使民间投资恢复活力即可;其四,汲水政策是一种短期的财政政策,随着经济萧条的消失而不复存在。补偿政策是政府有意识地从当时经济状态的反方向调节景气变动幅度的财政政策,以达到稳定经济波动的目的。补偿政策相对于汲水政策具有以下特点:其,补偿政策是一种全面的干预政策,它不仅在使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中得到应用,而且还可用于控制经济过渡繁荣;其二,补偿政策的载体不仅包括公共投资,还有所得税、消费税、转移支付、财政补偿等;其三,补偿政策的财政收支可以超额增长,而汲水政策是不能超额的;其四,汲水政策的调节对象是社会经济的有效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经济波动,而每次经济波动,政府都实施了相机财政政策,交替使用“松”或“紧”的手段来作用于经济周期,这些财政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稳定效果。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实际国情、相机抉择原则自身特性、及运用相机抉择原则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实际效应呈现不同程度偏离预期路径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二、相机抉择产生调控效应偏差的原因
(一)要素市场体系尚不健全,调控手段难以有效运用
一是由于各种要素市场尚未真正建立和完善,尤其是资本、土地等市场发育滞后,价格形成机制过多地受到行政干预和管制,要素价格非市场化导致市场信息的不准确或扭曲;二是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尚未根本消除,为追求行业部门和地区发展而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分割加剧,价格杠杆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三是部分要素市场还处在初期阶段,运转尚不规范,对宏观调控反应迟缓。
(二)市场主体地位尚不清晰,调控对象难以理性反应
一是由于现代企业制度尚不健全,产权制度和退出机制不健全,部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其中,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显现不够,作为宏观凋控的主要调控对象,企业的反应并非完全按理性预期“出牌”,例如,由于赖账机制的存在和许多国有企业的软约束,企业借贷需求对利率的弹性过低,导致利率政策失效。二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等配套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城镇居民作为市场主体显现也不够,由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就业制度、县乡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真正打破、农民也还没有真正成为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作为宏观调控的另一调控对象,公众也难以形成稳定的理性预期,例如,利率调低并未影响个人储蓄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赤字消费的示范并未有效引导和刺激公众的消费需求。
(三)我国实际国情的影响
运用相机抉择原则以实现预期凋控目标应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方式进行,运用与改善市场化调控方式的前提是要符合中国特有的国情。目前,我国部分经济现象与一般经济理论相不一致,例如,在人均需求较低时,宏观经济就出现了产品过剩危机,当生产性投资日益高涨,却未能带动消费需求增长,储蓄持续高速增长。但在中国却出现银行惜贷现象,这一方面缘于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初步阶段;另一方面与我国实际国情相关联。我国长期存在区域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由于东西部之间经济水平与自然环境的差异,政府投入中西部的资金又通过市场渠道流回。资金运用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导致东西部之间经济增长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导致城乡之间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差异。一方面是城市投资生产的消费品难以向购买力较弱的农村市场扩展;另一方面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镇,扩大城镇投资和总供给能力。因此,消费总量扩张和结构升级受到制约,导致我国在低水平收入条件下的消费产品过剩,显然,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投资手段来平抑区域与城乡差异的有效性受到制约。
(四)相机抉择自身特性的影响
相机抉择在宏观调控中的运用一般描述为政府为追求给定的最终政策目标,可以不受任何固定程序或原则的约束,而是依据现实情况灵活取舍,最优地制定与经济运行态势相适应的调控政策与措施,并加以实施其自身特性决定了在运用过程中产生实际效应偏差的可能性。
一是滞后性。由于相机抉择是见机行事,缺乏预警机制无疑决定了调控时机把握、调控方向确定、调控目标选择等环节在时间r的滞后性。相机抉择是建立在对宏观经济形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经济波动到何程度需要调控,何时调控,如何选择调控方案和调控目标等都取决定于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准确判断,但是当经济运行形态比较清晰时往往调控时机已错过确定方向、选择目标、出台政策。采取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加上调控效应的实际发挥也具有时滞性,因此,相机抉择的事后调控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容易导致调控效应偏差。另一种情况是当经济运行形态还不太清晰时就抢抓时机,无疑会导致调控方向与目标的不确定性。
二是振动性。由于相机抉择具有滞后性,一般是在经济过热或过冷情况比较严重时再调控,政策力度容易过大过猛,再加上调控政策的实际效应发挥也具有滞后性,容易导致调控过度,经济波动振幅过大,从而会对下一轮经济波动起负面影响。如此周而复始,不仅容易出现调控效应偏差,而且容易出现经济大起大落。以往几次宏观调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三是随机性。由于相机抉择是灵活取舍,具有随机性,能在公众中形成确定的预期,容易导致公众的观望和等待。进一步强化调控效应的实际发挥的时滞性。一旦公众停止观望,政策效应容易在短时间集中释放,经济会产生大起大落,因而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不显著,“持币待购”和“群体抢购”现象在我国并不少见。
显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在我国特有的国情条件下,由于相机抉择固有的自身特性提高,相机抉择运用的科学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从开始建立至今不过二十多年,宏观调控与经济预警体系还有待健全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和措施手段的熟练程度和准确程度还有待提高,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的预期与反应也呈现较为复杂的局面等等。相机抉择在运用中产生偏差也是一种必然,实际上,要解决相机决择财政政策的科学合理运用问题,关键在于控制和压缩政府支出规模。我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尚未真正建成,政府收支不受社会公众、不受市场和资本的约束、规范和监督。这也就需要加速深化财政公共化改革,建立真正的政府预算制度,使得政府的财政政策建立在健全的体制之上。
参考文献:
二、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情况
1.更贴近受教育者的实际生活
我们要清楚,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对象就是广大群众,因此,我们需要将群众与思政教育的关系纳入研究范围内,并针对群众的实际生活、实际思想问题等关系进行深入分析。重新审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逐渐走向与现实生活互动的世界。随着两者关系的复杂,研究一定要根据群众眼中的思想、行为特征,如何在中构建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总之,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要注重研究对象的明确,重新走向对象并审视和研究对象,以深刻把握和明确对象,从而实现研究的创新和发展。上面提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引导人、教育人以及关心和帮助人,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定要有针对性和时效性,在实际的工作开展中,我们要关注到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主动关心和帮助受教育者,坚持思想问题和生活实际问题的共同解决和处理,办实事,办好事,做到倾听群众意见,贯彻落实党的路线和思想,全面发挥传统思政教育工作的作用。
2.传统思政工作与新媒体思政教育的融合
互联网时代的掀起,促生了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而新媒体的诞生受到了人们的热烈追捧。凭借着便捷的分享方式和丰富的资源特点,使得新媒体很快成为社会大众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而新媒体在不断扩张的同时,这也给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我们可以通过利用来自新媒体、利用新媒体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真正融入同类人群中,以刺激其好奇心,从而更好的起到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例如:微博的信息传递功能也是微博最大的存在优势,思政教育工作者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利用微博的功能随时随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可以通过微博的另一些功能与用户直接进行交流,这种交流隔着一定的屏障,对于用户来说,更容易接受。而且现代人都不愿意浏览长篇大论的信息,微博的字数限制也使得人们一眼就能浏览到关键的信息。另外,微博所拥有的话题讨论也是思政教育可以利用起来的一些资源,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以发挥思政教育的作用。
3.心理与思想的双重教育结合
最后,我们可以借助心理教育等方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起到给教育对象启发的作用。一方面,教育者要根据受教育者传授一些基本的心理学知识,让受教育者对于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标准有一个了解,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我认识到自己的思想行为。另一方面,适当的心理咨询不但能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更能帮助思政工作者深入掌握受教育者的心理特征,根据不同的性格特点和实际需求来开展有效的思政工作,从而达到高效的目的。
美国著名脑心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斯佩里博士经过多年研究,探明了人脑两半球的功能分工,左脑控制抽象思维,右脑控制形象思维。这一现代脑科学的最新研究理论,从根本上纠正了长期以来的左脑优势理论和只有抽象思维才是认识的高级阶段的错误观点。它表明:在人的主观世界中,抽象思维并非是把握事物本质的唯一方式,形象思维同样也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及规律,它们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两个基本方式,不能互相代替;它们必须得到协调和平衡发展,互相补充,才能使人的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人格得到健全、发展和完善。21世纪的高素质人才,必将是左右脑协调发展、更加聪明、更富有创造力的一代新人。因此,语文教学既要发展学生的抽象思维,同时也要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
二、语文教学中如何把握两种思维的有机结合
形象思维方法和抽象思维方法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体系,但二者之间又存在密切的联系。二者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互相结合。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记叙文,特别是文学作品,它是两种思维的产物,既有抽象思维(主题的形成),又有形象思维(人物、情节、场面等生活画面的构思),因而就要求教师在教读记叙文,特别是文学作品时,必须注意这类文章的特点,注意两种思维的结合。
那么,教师应该怎样引导学生才能达到既有情感感染、又有理性分析;既能走进作品之中与人物一起体验人生的悲欢离合,又能走出作品之外,对其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我在教学中是这样做的:以语言训练为核心,注意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从而达到既训练抽象思维,又训练形象思维的目的。
1、情感体验与理性分析结合
形象思维的特征之一就是具有情感性。语文教材中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都饱含着作者及人物的丰富情感,具有激动人心、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学生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形象思维,没有感情的波澜,缺少作为主体的投入和参与,那么,即使教师作出多么细致、周密的理性分析,学生对人物形象的认识也是枯燥抽象的。而教师如果能够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使学生入情入境,丰富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然后再作理性分析,那结果可就大不一样了。
例如,讲《孔乙己》这篇小说时,文中有一处描写孔乙己到酒店喝酒的情形:“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阅读这段文字,我不是让学生首先研究分析“排出”这个词语如何运用得准确生动,而是引导学生体会孔乙己在看到别人的“笑”,听到别人的“话”之后,“排出九文大钱”时是怎样的心态,揣摩“排出”这一动词的丰富内涵,并让学生做出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的动作,来表现孔乙己的心理和神情,让学生走进孔乙己的内心世界,体验孔乙己的思想感情。然后,再对“排出”这一动词使用的妙处作理性的分析:如果换成“拿出”、“摸出”,表达效果好不好?为什么?由于有了对“排出九文大钱”这一动作的丰富内涵的体验、感受,学生对作品语言的理解深化了,认识到“排出”一词准确写出了孔乙己拿钱买酒时的得意神情,以及他要在平日取笑他的短衣帮面前摆摆阔气、聊以的心理,如果换成“拿出”、“摸出”,都不足以表现孔乙己的这种神情及心理。
学习《皇帝的新装》,我组织学生先进行表演,然后再对课文作理性分析;学习《我的叔叔于勒》,为了使学生对菲利普夫妇冷酷自私思想性格的理解不是简单的、概念化的,我指导学生反复分角色朗读人物语言,充分体会人物的思想性格;学习《背影》,我先让学生看课本剧,用直观的艺术形式,把学生带入特定的情感氛围中,师生共谈自己与父母之间的感情,然后再对课文进行分析、研究等等。
这些教学活动决不只是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它是一种伴随着学生全身心投入、参与的情感体验的认识活动。在这个情感体验与理性分析交融的过程中,学生对语言运用的认识更加丰富深刻,知识记忆更加持久。重要的是,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不仅是语文知识、语文能力,还有品德、情感、审美、心理等多方面的全方位发展。
2、形象感知与归纳概括结合
在语文教学中,对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的归纳概括不应是简单的、抽象的,而应是具体的、生动的。通过挖掘、体味作品中形象化的语言,使之留下深刻印象,从而引发学生想像,头脑中浮现出以作品语言描述的艺术形象为基本原型的、且带有自己经验色彩的新的形象。学生有了深切的形象感受作为基础,他们对人物思想性格的理解才是准确鲜明的。
例如,《药》这篇小说中的康大叔是个封建统治者的爪牙和帮凶的形象,学生对这个反面人物思想性格的归纳概括,是通过挖掘、体味作品中形象化的语言之后得出的。康大叔的眼光“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一只手“摊着”,向老栓要钱,一只手“撮着”一个鲜红的、血淋淋的人血馒头,同时还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接着“便抢过灯笼”,“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我用表情、声音、动作对加点词语加以强调,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鲜明,让学生头脑中伴随着栩栩如生的形象,归纳概括人物的思想性格:这是一个多么凶狠、贪婪、粗野、蛮横的人物。
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法院和法官认为保证保险虽然有某些担保的属性,但还是应该归为保险。其主要的、核心的理由是:虽然保证保险某种程度上具有保障合同债权实现的功能,但是,界定民事法律行为法律性质的依据应当是该行为本身而不是行为的目的或者功能。无论银行是否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作协议,特定的保证保险关系的成立,还是必须以借款人就特定的汽车消费贷款向保险公司投保并签订保险合同为前提。保险关系更加符合合同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应该指出的是,保证保险作为未经保监会核定的业务,其经营是违法的,其违法利益不应当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因此在法律意义上有关保证保险的合同均应属于无效合同,对此保险公司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但这一观点若被采纳,其影响范围将会很大,实践中是否可行尚难预料。
2.保险单与业务合作协议之间的效力优先的问题
关于合作协议与保险条款的关系,鉴于实践中保险合同订立在合作协议之后,故银行接受与合作协议不一致的保险合同,则应视为银行和保险公司在特定保证保险关系中达成了以保险合同约定变更合作协议相应约定的默示协议。但如果银行和保险公司在合作协议中已明确约定保险合同和合作协议约定相冲突时以合作协议约定为准的除外。
3.保证保险合同的效力
《保险合同》与《借款合同》系两个相互独立的合同和法律关系,相互之间不应当理解为主从合同关系。因此,法院对借款合同和保险合同之间的效力问题产生了分歧。我们认为,保证保险的保险标的是投保人(借款人)基于借款合同对银行应负的还款义务,如果借款合同无效,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就失去了保险利益,根据《保险法》第12条的规定,保险合同也应当归于无效。
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是投保人的依据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应当履行的还款义务,即合法的债务。投保人可能因非法借款(骗贷)或不当得利(借款合同未生效,使其丧失取得贷款的法律依据)使其对保险标的丧失保险利益,因为保险利益是受法律承认或保护的非法骗贷和不当得利均不应受到法律承认和保护。1
4.资产管理公司能否把借款人、担保人、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
对于将借款人与担保人作为共同被告的问题是不存在争议的,而能否将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则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实践中多数法院认为,保证保险合同和相关消费贷款合同是互相独立的,彼此并无主从关联。故除确有助于便利诉讼、解决纠纷的个案外,不宜将两类不同的法律关系合并处理。关于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其保险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
本所认为,对于债权人来说,仅就单笔贷款而言,贷款合同中约定了借款人的投保义务,而保险合同中保险事故的发生则是借款人未及时履行借款合同,两个合同相互依存,将借款人、担保人以及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并不违反一案一诉的原则,况且,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无所谓的“一案一诉”的诉讼原则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采取分别诉讼的途径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若单独保险合同纠纷,由于保险合同一般会对违约金、罚息等内容约定免除赔偿责任,因此,即使银行胜诉,债权仍无法完全实现。
其次,若单独借款人,尽管可以保证在诉讼结果上的完全胜诉,但保证保险作为对债权的保障措施则失去其实际的意义,对债权的切实保障不足。
再次,若将借款关系和保险合同纠纷分别诉讼,人为地加大了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时间和成本。
5.保险公司的抗辩权可能对资产管理公司造成影响
虽然资产管理公司取代了银行的地位,但是保险公司相关的抗辩权是依然存在的。
(1)保险公司的先诉抗辩权问题
实践中,银行不债务人及经销商,仅保险公司的案件比较多。其的依据为银行、经销商、保险公司签订的关于合作开展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的“三方协议”以及保险公司向债务人出具的保险单。突出的问题是,为查清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保险人能否主张先诉抗辩权,要求追加债务人及担保人参加诉讼。
现有案件中出现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条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约定:“被保险人索赔时应先行处分抵(质)押物或向担保人追偿以抵减欠款,抵减欠款后不足的部分,由保险人按本保险合同规定责任赔偿。”保险公司往往据此享有先诉抗辩权。如果银行未向其他担保人追偿前,单独保险公司,法院应当以银行尚不能就不保险合同行使债的请求权为由,裁定驳回银行的。如果银行将债权人、经销商、保险公司一并提讼时,法院可判决保险公司对处分物的担保或向担保人追偿后不足的部分承担保证保险责任。
有法院对以上问题持相反的意见,因为,保证保险合同并不从属于借款合同,也不是对借款合同的保证担保1,因此,不存在银行主张保险债权前,必须先借款人或先处分抵押物问题。这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个二审判决中得到了确认。
(2)保险人基于保险单的背面条款的抗辩权
保单背面条款属于有效的合同条款,对保险单上载明的当事人各方具有拘束力。但是,银行作为被保险人,并非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而只是关系人。因此,保险单的背面条款并不能当然地对被保险人产生效力。因此人民法院不能单纯依据保险单的背面条款而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而要结合其他相关的协议加以考察。
(3)保险人因投保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而产生的抗辩权
根据《保险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和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若保险公司有证据证明投保人存在故意的,将极有可能免除保险责任。这种风险对资产管理公司而言是存在的。
(4)关于贷款诈骗对保险的影响
目前,只要有证据证明借款人在贷款和投保时所提供的部分文件虚假,保险公司为达到免赔的目的就会采取刑事报案的形式要求公安机关介入。但是,根据目前个人贷款的程序规定,许多贷款和投保所需的文件形式过于格式化,对于许多具备还款能力的当事人来说是无法取得的,因此提供部分虚假文件不能等同于“具有诈骗的犯罪故意”。
在法律上,确定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贷款诈骗犯罪,应当考察当事人在办理贷款和投保时在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不应仅依据公安机关是否立案、人民法院是否制作调查笔录进行判定。对此,公安机关应当采取慎重的态度,应当避免轻易介入经济纠纷,防止他人以此逃避法律责任的承担。
参考文献:
[1]王全弟主编,《债法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
[2]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C],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陈贵民,《民商审判案例与实务》[M],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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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良主编,《贷款担保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C],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8月版。
*中山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1参见王全弟主编的《债法概论》11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
2参见《合同法》第41、42、43条,学者对此的相关理解可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181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后,可以依法取得对债权的抵押权,原抵押登记继续有效。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相关案例见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案[2001]1024号。转自陈贵民《民商审判案例与实务》308页,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
分析哲学起源于对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对语言的逻辑研究之中,因此分析一词,首先只是表明人们感兴趣的只是分析的结果,即首先表明它被看作是语言表达形式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的组成方式,但分析哲学的内容和性质却远超过对语言和逻辑形式分析的结果,它不仅是揭示了语言和逻辑形式反映世界的结构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语言和逻辑形式反映世界的结构的方式最终是以对哲学思想的表达而实现的,所以对逻辑和语言的分析自身实质上是一个超越的思维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被当作一种哲学活动,即哲学思想的方法和过程,因而被分析哲学家们称之为“治疗术”,即对语言和逻辑表达哲学思想的混乱不清的情况的清理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成为基于语言和逻辑表达的认识论,而且它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分析哲学的存在论观点。
二十世纪对语言的研究有两个相反的方同,一方面走向更加纯粹、抽象,如数理逻辑,另一方面则走向日常和具体,但这两个方面都要有自己的哲学化困境,一方面,逻辑与形式语言具有同语反复的性质,它不能表达哲学问题,另一方面,日常语言能表达哲学思想,但它充满了混乱,分析哲学的任务实质上是这两个方向的综合,把日常语言中的哲学问题以纯粹的方式表达出来,传统哲学中因语言误解而纠缠不清的命题可以用语言分析清除掉,但它达到的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
分析哲学不等同于逻辑学,逻辑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不直接研究思维形式,也不通过对逻辑形式的研究来研究思维自身;它也不同于语言的语义、语法学,语义和语法研究语言的表达方法,而分析哲学是以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自身的形式为对象,但实质上探讨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从日常的语言中清理出这种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的纯粹形式,因此它表面上不理会一般哲学研究中的存在和认识论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化解在这种语言的形式和它们的关系之中,他们的任务只是发现和纠正以语言形式表达的哲学思想的错误,因此所有的哲学问题成为语言问题,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对哲学问题的解答,相反,他们认为用语言表达哲学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实际上他们的结论是语言没有表达哲学问题的能力,在分析哲学的意义上最终将导致的结论是:哲学的最终问题是无法用哲学语言来表达的。
但是这并不是问题最后的结果,分析哲学的意义是潜在的,首先,在人类的哲学史中它是第一次直接通过语言对思想的表达的可能性分析而指向了人类自身的一个本质——思想自身,他们至少揭示了了一个事实;语言可以呈现哲学思想过程,但人们应当对此保持在语言表达上的沉默,这是西方哲学最大的自觉,它意味着在科学的或实证的意义上它接触到了自己的非先验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为具有自身动力性和统一性中国思想打开中西哲学汇合之门。
“分析哲学”几乎与“语言哲学”相同地使用,但语言哲学强调语言表达的世界的结构问题,而分析哲学,在它的最深刻的意义上,是语言对存在论问题表达的可能性,因此更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或者说它是关于认识自身的认识论,而且在它的最终方向上,以显现的方式表达了它的存在论。
对表达的分析
虽然人类还可以用其它的方式表达意义,如手势,图像等等,但毫无疑问,语言是最精确、方便的表达方式,这主要源于二个特点:第一,语言具有标准性的语法形式,即具有表达的社会性;第二,语言具有自身本质上的逻辑性,即它自身是表达的。当然还有第三点,语言是思维的形式,这是与表达的本质有关的更进一层的性质问题。
一般语言陈述的基本形式就是主词和谓词,主词提出对象,谓词进行陈说,但人们总是在双重方式上运用语言,第一是以语言的方式表达意义,这是运用语言的主要目的;第二是运用语言自身的语法形式,即以大家都能接受的语法形式说出或写出句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成是语言表达自身。因此一个句子在日常使用时如果被认为是正确的就应当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但实际上日常语言往往是在这两重意义上混乱地运用,因此表现为语言的使用与使用的环境有关,为了能纯粹地进行表达,人们就首先应当从心理、历史环境中清理出正确的语言形式,弗芮格和罗素就是在对语言表达进行理想化努力的方向上展开了一个新的领域,也带来更多的意想不到的问题。
把语言的两种表达区分开来就是把语言对意义的表与表达的形式分离开来。即把对意义的表达与对自身的表达与区分开来。实际上,这种区分由来已久,这就是从语言中抽象出逻辑型式。对逻辑的研究几乎和对哲学的研究是同时开始的,而且正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奠基人亚理士多德建立了传统的逻辑系统,并以思维的形式的研究作为逻辑学的本质。传统逻辑以日常语言作为对本身研究的工具,因此传统逻辑学是以自然语言作为表达工具所组成的逻辑型式与逻辑关系为研究对象,比如命题与复合命题,命题的关系与推理等等。
逻辑研究一开始就是在表达型式所表达的内容和表达型式作为表达的工具自身这双重意义上进行的,比如一个作为研究对象的命题既表达了它的内容,又表达了自己的形式,这种情况几乎和语言的表达一样。为了表达的纯粹化,把语言符号抽象为纯粹符号,这就是数理逻辑的方法,即以纯粹符号作为表达工具。所谓纯粹符号是只表达型式自身的符号,依靠这种符号,逻辑型式可以直接表达型式自身。
在弗芮格研究的基础上,罗素首先以对命题和命题函项的区分成功地分离了命题和命题的型式,并且可以用纯粹逻辑符号表达出来[1]。命题可以表达内容,命题函项则只表达型式,命题函项即是普通命题的逻辑型式,命题函项包含了未定成份(逻辑变元),当把这些未定成份赋予一定的命题值时,它就成为普通命题,用数理逻辑的语言说,一个命题函项是其值为命题的函项。比如,“罗素是一个哲学家”,作为普通语言,它既表达了内容,又表达了逻辑型式“某某是怎样的”,后者就是一个逻辑函项,在一定的逻辑符号系统中可以用纯粹符号表达为逻辑命题,如“p^q”等等。
逻辑分析方深入一层下去,由命题分析进入谓词分析,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把命题中的摹状词从作为名称的名词中区分开来[2]。所谓摹状词就是具有属性描述意义的词组,比如“‘数学原则’的作者”就是一个摹状词,它只表达一个属性事实,它与具有指称的名词不同,并不存在它所指称的人物或事物对象。罗素称摹状词是“不完全符号”,因为它单独出现时即不指称一个对象,也不能作为一个命题成立,如“‘数学原则’的作者”作为一个摹状词,并不指称罗素,它只表达著作与作者的属性关系,因此不具有单独的陈述意义,它只有在一个适当的陈术中才使这个陈述成为完整的,比如“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才是一个完整的陈述。日常语言中,作为具有指称的名词如“罗素”与摹状词“‘数学原则’的作者”常常不加分别,人们用“‘数学原则’的作者”和“罗素”相互代用,但是这种不加分别的混用就带来了混乱和悖论。在日常语言中,“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这个陈述如上所述具有两重表达,第一是它表达了它的意义,第二是它表达了自己,即它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形式。这样“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与“罗素是罗素”或“‘数学原则’的作者是‘数学原则’的作者”在日常语言中含混相同,但在分析意义上是不同的,前者包含了意义表达,因意义而真,后者则单独陈示自己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形式,是一个同语反复的恒真的命题形式,它是“因形式而真”(罗素语)。这样摹状词理论就使逻辑形式可以从日常语言中清理出来。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被誉为分析的典范,这并不仅仅是指这种分析的结果,即不是指这个分析从名词中区分了出了摹状词,而是指摹状词理论表现了典范的分析活动,这才是分析方法的自身的呈现。
分析的表达与不可表达
真正在内心深处困扰着分析学家的是,逻辑型式虽然是从日常语言中抽象而来,但它的普遍性保证似乎不能由这种抽象过程得到,而是由这种型式自身所保证的,前者是从经验中的抽象,而后者是自身分析的,正是在后者的纯粹型式上,表现了它的普遍适用性,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幽灵是无法驱散的,分析哲学并不是像分析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能真正地超越传统哲学问题,只是真正的传统哲学问题深藏不露而已。在分析意义上,逻辑真理是命题真值函项结构性的表达,似乎是自明的,如它是不是由抽象过程产生的,这种真理性从何而来?这最终将使语言和逻辑研究进入到认识论,成为真正的哲学。
罗素的逻辑分析基于语言形式的逻辑关系,它从语言中抽象出纯粹的逻辑关系——逻辑型式,即从语言对意义的表达分离出对逻辑型式的表达,逻辑分析的研究对象就是作为形式关系的逻辑常项即命题函项,这样语言作为对语言意义的表达和逻辑型式对逻辑关系的表达而得以区分开来;而维特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把逻辑常项也抽象掉了,即把逻辑型式对逻辑的表达与对自己的表达区分开来,因此他最后得到的就只是分析下的绝对纯粹型式,实际上它只是分析活动自自身的影子,成为维特根什坦所说的哲学活动自身。因此分析哲学在更进一层的意义上,已不是停留在被分析的语言与逻辑作为型式自身表达的结果,而是在分析下所显现的语言与逻辑的层次的表达关系,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分析过程,分析自身的方法和过程得到显现,这种显现不是别的,正是分析的思想活动自身,因此分析哲学的分析本质是对透过语言和逻辑表达而表现的人的哲学思想活动。在这种意义下,逻辑连接词既不表达逻辑对象,也不表达逻辑函项,所以它们即不表达意义,也不表达自己的形式,而只是在分析中显现分析自己。这样的推广是具有终极哲学意义的,在这样的推广下,命题既不表达真值,也不表达复合关系,它们都只是分析意义上的显现。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直接做出这样的明显结论,他们的结果只是:由于逻辑命题即不是对抽象对象之间关系的描述,也不是对宇宙中最普遍事实的描述,因此逻辑命题是无意义的,也就是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重要的胡说。
在逻辑分析的意义上,逻辑命题是对自身的表达,因此无论是名词或者是摹状词的使用,它们与逻辑形式无涉,并不妨碍逻辑形式的自身表达,甚至意义上不正确的表达,如“‘数学原则’的作者仍然在世”虽然在事实上是不真实的,但在逻辑形式上并没有错。当然在分析的情况下,这两种陈述的区别是清楚的,但在日常情况下,包括一般哲学思维中,人们并不能时时自觉到这一点,甚至无法区分这两种情况,比如“存在”是在作为摹状词被使用,或作为具有指称意义的名词被使用就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对这种情况的觉察人们才会碰到了分析意义的哲学问题,但正如以上所述,分析哲学以无意义为据,不是解答哲学问题,而是取消了哲学问题。
但是,这并没有取消哲学,维特根什坦仍然深刻地察觉到,表达的无意义自身是一种显现。尽管一切逻辑命题都在同语反复,重言式却显现了证明,每个重言式都是证明的形式过程。维特根什坦的结论就是语言与逻辑表达在哲学问题上是无意义的,但它以“显现”的方式显现了它不能表达的东西——在终极推广的意义上,它们是分析意义上的“自在之物”——“不可说”的“神秘的东西”。
分析哲学取消了企图用语言方法表达的哲学,在认识论上语言就是认识的界限,因此语言就是世界的全体,语言不能通过自己表达自己界限之外的东西,更正确地说,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表达是无意义的,这实质上就是关于认识的表达可能性,这是真正的认识论问题。虽然表达最终即不能表达意义,也不能表达自己,但仍然显现了不能表达的东西,这就是“无意义”的意义。维特根什坦的研究在“显现”上中止了自己前进的脚步,他只是以格言的形式指出了它,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它,因为它已超出了他的视野,当然他仍然以他的哲学活动显现了它,这也就是他的哲学,因此他并没有真正地取消哲学,在分析的认识论上:“对不可说的东西,必须沉默”——这也是一种哲学,它以分析的认识论表达了对世界和存在的看法,因而也就表达了分析哲学的存在论,因此分析哲学在双重意义上都是特殊的,作为分析方法的认识论和作为分析的认识论的存在论。
表达、分析与思想
以往的哲学主要都是研究客观、主观和它们的关系,哲学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从存在论到认识论,从认识论到方法,人类就像一个磨镜人,在不断清晰起来的镜子中看到自己不断清晰的自身,也看到了更多重的迷雾。当人们满怀踌躇地对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可能性,人的认识的形式、方法,包括知识的本质,以及认识的最高形式——自我意识,等等展开讨论的时候,总是发现一次又一次回到起点。比如就分析哲学而言,为了表达真理而探寻语言自身的确定性和纯粹性,分析哲学努力地摆脱日常语言的模糊性,感觉和心理因素而走向表达的纯粹形式化,但当他们认为成功在即时却发现不存在可以用理想语言表达的形而上学真理,因此一切哲学问题都因分析而被取消了。分析哲学认为"存在"问题只是一个语言问题,但是如果"存在"是一个谓词,那么关于存在的命题就什么都没说;但如果“存在”不是一个谓词,它就只能是一个有所指称的名词,这样分析哲学就又回到了它的起点——日常语言。
分析哲学自己研究对象的狭窄,表面上矛盾的论说性陈述和大量的反驳的意见表明,分析哲学遗忘了什么,遮盖了什么。实际上,语言的表达,在日常活动中不仅是在语法、意义、和逻辑形式的层面是展开,它而且是在思想中进行,就是说,一方面语言以精确的方式表达了思想内容,同时思想以语言表达的方式进行思维活动——语言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实际上是对以哲学思想的语言表达、表达关系、表达可能性为对象,因此它不是关注一般的语言表达,而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表达,即语言作为哲学思想的方法或工具,它的可能性问题,因此分析一词就不仅仅是对逻辑和语言分析,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对它们的表达关系和可能性的研究活动。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分析不仅是研究的方法,而且是分析自身在分析活动意义上的研究活动,这正是分析哲学家们强调的分析哲学的根本性质,这时分析哲学一词不仅具有相当于康德哲学中批判一词的意义,而且是自身的“哲学活动”,即哲学思想和哲学思维过程。因此分析哲学可以简捷地说:哲学就是分析,分析就是哲学活动,而哲学活动就是哲学思维,只是我们应该加上非常必要的限制条件:在语言和逻辑表达的分析意义上。
语言的本质之一是它的社会性,不同主体通过共同规则使彼此交流成为可能,这种共同的规则就是语言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中的规则一词不过是“逻辑型式”一词在日常语言中的代称。但“游戏规则”的“游戏”一词则揭示了日常语言的另一个本质——语言的过程性,正是这一本质体现了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维特根什坦后期的哲学研究强调了语言行为,反对语言的意义与使用的分离,其实这正是在强调了基于语言表达的思想的过程即思维活动。
罗素的类型论和摹状词理论把语言的逻辑结构即语言的表达形式与语言对意义表达的功能区分开来,但他没能把语言的语法过程、逻辑过程与思维活动相互缠绕、渗透的表达与表现的复杂关系精细地区分开来,也没有把语言行为与思想过程分离出来。比如在类型论中,可以用加引号和多重引号的方法表达不同的类型层次,比如罗素、“罗素”、“‘罗素’”等等,但是只有在思想中人们才能建立这种理解,并找到表达这种类型区别的方法。之所以在日常语言中存在许多混乱,真正的根源并不在完全于表达,而在于理解,在于思维。对意义的表达和对形式自身的表达在表达中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在思想中才能被理解,只有经过思维自己的训练后才能被无误地运用,因此理解像“无意义”的自身表达即“无意义”的意义之类的问题,要在能自如地运用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才能把握。
我们可举一个“逻辑哲学论”中一个稍有典型性的例子:型式概念(逻辑哲学论4.126)[3]。型式概念对应于固有概念,类似于命题型式,因此也应当可以称之为概念型式,在分析的意义上,一个概念在表达它的意义的情况下不能表达作为概念型式自己,所以“问一个型式概念是否存在是无意义的问题,因为没有命题能回答这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显现作为型式概念的自己,但是,人们仍然能够思维和理解型式概念,否则,一切讨论就不可能了,这才是哲学上的终极的无意义。
显现与无意义的意义
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借助于分析方法,虽然从语言到逻辑,从逻辑到分析自身,层次地分离了意义的表达与自身的表达,但问题依然存在,而且问题被推向事情的反面——一切对精确、纯粹表达的最终追求都被分析的认识论取消了。但是分析的自身就是显现,那就是被分析哲学所遗忘,也被自己所遮蔽的哲学思想活动自身,这正像谚语所说,骑在牛背上寻牛,因此,虽然维特根什坦说了:“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逻辑哲学论”4.)“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阐明”(“逻辑哲学论”4.112),但他并没有深入到语言、分析与思想之间的本质关系之中去,只是轻描淡写了它们:“日常语言,是人类机体的一部份,其复杂性并不低于机体。”“人类不可能直接从日常语言中得知语言的逻辑,语言遮饰思想。”在这个即将跨入的最重要哲学问题前,他止住了脚步。但是维特根什坦仍然以显现表达无意义,借此可以摆脱分析哲学自身的悖论:一方面,分析用于语言和逻辑,这相当于分析的“意义”;另一方面,分析的自身,或者可以说分析精神,只能作为方法在对语言或逻辑的分析中显现,这相当于对自己的表达,所以分析哲学自身也是双重意义的,这样维特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即是对于分析方法的使用,也同时又显示这个分析自身,因此他不能回避来自身的诘难:“逻辑哲学论”是无意义的,但他可以回答:它显示了自己。
另一方面,虽然维特根什坦提出了显现和无意义这样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但他并没有发掘到它们在存在论上的意义,只是以预言的方式说出了“逻辑哲学论”的格言:“诚然有不可言传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此即神秘的东西。”人们认为分析哲学取消了世界观等传统的哲学问题,这只是由于分析哲学未能把对分析的分析继续深入下去,主要只是停留在语言哲学阶段。但是维特根什坦却深刻地理解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问题:“历来对于哲学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并非谬妄,乃是无意义。”所谓谬妄,是说表达的错误,而无意义是指无法表达的。维特根什坦基于这种理解,以对语言和逻辑的分析替代了哲学,而不是取消了哲学:“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应该把那些没有哲学便似乎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给以明确的界限。”罗素,卡尔纳普等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意见,把哲学的唯一任务看成就是逻辑分析,正是以这个理由,他们才被以一种哲学思潮被归属到分析哲学的范围内。分析哲学所说取消了哲学并不是取消了作为认识论的和存在论的哲学,而只是取消了对终级问题的语言表达,他们认为分析哲学是一种治疗术,这种说法的真正用意是表明分析哲学的目的不是分析的结果,它是一种没有治疗结果的治疗活动本身,因此这正是表明他们只是在进行哲学活动,即积极的哲学思维。因此分析哲学就是哲学思想的活动方式,它的对象虽然是语言和逻辑,但它的结果不是被分析到的语言和逻辑结构,而是语言和逻辑在被分析过程中出现的表达关系,而且这种表达关系是在分析中层次递进的,也正是在这一层层的递进分析中,它们分析显现为分析意义的哲学活动。然而,语言表达和逻辑表达、表达与哲学思想,特别是分析作为哲学思想的活动,这之间复杂、深刻、本质性的关系仍然深藏不露,分析哲学只是冰山的一角。维特根什坦的后期哲学研究在非表达的意义上触及到了无意义问题,比如他曾举例如颜色样品、巴黎标准米等,问它们什么是红色或一米的长度这样的问题同样地也是无意义的,或许他企图建立一种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但仍未深入下去,他的后继者如牛津哲学家在这种意义理论方向上发展了它;而剑桥哲学家则继续在分析的方向上走下去,在承认语言是混乱的基础上,企图进一步弄清语言为什么是混乱的这个方向上做了一定的努力,引起了大量的讨论,但所有这些工作都未在一种全面、系统的意义上达到传统哲学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也就未能在传统哲学的意义上集聚起来,没有能够形成为一个公认的学派,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般认为,分析哲学的成果不是很大,它的结论是有限的,但这只是一种近视,分析哲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发现了语言与逻辑的不可表达问题,并把它导向了认识论和存在论,因而揭开全部哲学的新的一页,虽然它没能最终在语言、逻辑与思想之间发掘出它们之间的深刻隐藏着的本质关系,但至少它以自身的哲学思想活动显现了它,这将引导哲学分析最终走向思想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是中国思想的一个再生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