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0 18:54:11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社科经典论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1. 引言
“四书”“五经”是著名的儒家经典著作，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典籍的代表。其中“四书”包括《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一般认为《中庸》是出自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后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南宋时期，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并成为“四书”并分别作了集注。《中庸》的中心思想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宋代程颐解释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庸》主张个人道德修养乃政治成败的根本，依靠统治者的道的完善来实现国泰民安。
2. 《中庸》英译本研究
目前经典的《中庸》的英译本有《The Mean》（ D.C.Lau），《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James Legge），《The Middle Use》（Arthur Waley），《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Gu Hongming）和《The Doctrine of Mean》（Charles Muller），其中比较著名的译本有两部：一部是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辜鸿铭于1906年推出的译著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另一部是出自于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英译的五卷本《中国经典》中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这是外国译者《中庸》英译的经典之作。
截至目前，国外关于中国儒家典籍的翻译研究还没有涉及。而国内关于《中庸》英译的研究始于21世纪，《中庸》的英译研究在近十年来才逐渐受到重视，主要表现在各种研究的期刊和硕博论文的涌现。为全面的了解《中庸》英译的研究现状，笔者共搜索到与《中庸》英译研究的相关的不重复的论文共23篇：中国知网上17篇，万方上8篇（除去与中国知网上面的重复的论文）。其中核心期刊的论文2篇，硕博论文8篇。这些论文的发表时间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对《中庸》英译的研究始于21世纪之后，具体来说始于2004年以后。笔者将这25篇论文划分为四类，分别是译者及其翻译思想研究、翻译动机与策略研究、译文对比研究、文化方面研究等，并对重点论文进行评述。
表二：
由上面可见，国内外对于《中庸》英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译者及其翻译思想研究、翻译动机与策略文化方面研究和译文对比研究这四大方面。
3. 结语
通过对搜集到的论文主要内容的研究，笔者发现虽然国内对于《中庸》等儒家典籍的译本研究主要集中于上述这四大主要方面，但研究内容范围和深度有待扩展。首先，在翻译动机和策略研究的文章中，主要是从目的论，接受理论和异化归化翻译方法这几个角度去分析。研究的范围仅局限于这几个方面，理论广度和深度有很大的发掘空间。
其次，对于译者及其翻译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辜鸿铭这一个译者和他的归化翻译方法，分析研究已经比较透彻。其他译者的研究仅略有涉猎，分析评述较少，可以从理雅各，穆勒等译者及其翻译思想方面来扩展研究。
第三，文化研究方面以往的论文主要集中于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特定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这几个方面进行相应的论述，以往的研究仅浅尝辄止到文化传播和交流，笔者认为可以更深入的挖掘文化本质，如从翻译的文化转向，文化过滤机制等方面入手对比不同译者翻译时对文化方面的不同涉猎。
第四，在译文对比研究方面，目前所有关于《中庸》英译的论文中只有两篇文章对比分析不同译者的译文，而且这两篇文章出自同一作者，主要研究了两种和三种不同译文的语篇衔接机制和译者风格。对比的角度狭窄，而且对比的主要在书面和字里行间，没有触及到内容深度层面。笔者认为可以从不同研究层面比较或者比较多个《中庸》英译版本，对比其翻译不同之处，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层面，研究空间很广。
【参考文献】
[1]谢建平.文化翻译与文化“传真”[J].中国翻译，2001.
[2]王东风. 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J]. 中国翻译， 2000.
[3]钱桂荣，刘畅. 《中庸》两种英译本对比研究[J].语言研究，2010.
论文研究的目的：是指论文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后带来的成果是什么。理解了这个就能把我研究的方向，而不用做无谓的写作。
论文研究的意义：分为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理论指导意义是对以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实践研究意义是对当前工作开展的指导作用。
国内外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主要是简要介绍别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作出合理的评价。主要技巧有：
技巧一：瞄准主流。主流文献，如该领域的核心期刊、经典著作、专职部门的研究报告、重要化合物的观点和论述等，是做文献综述的必修课。而多数大众媒体上的相关报道或言论，虽然多少有点价值，但时间精力所限，可以从简。怎样摸清该领域的主流呢?建议从以下几条途径入手：一是图书馆的中外学术期刊，找到一两篇经典的文章后顺藤摸瓜，留意它们的参考文献。质量较高的学术文章，通常是不会忽略该领域的主流、经典文献的。二是利用学校图书馆的中国期刊网、外文期刊数据库检索和外文过刊阅览室，能够查到一些较为早期的经典文献。三是国家图书馆，有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出版的社科图书，学校图书馆往往没有收藏，但是国图却是一本不少(国内出版的所有图书都要送缴国家图书馆)，不仅如此，国图还收藏了很多研究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外文书籍，从互联网上可以轻松查询到。
技巧二：随时整理，如对文献进行分类，记录文献信息和藏书地点。做博士论文的时间很长，有的文献看过了当时不一定有用，事后想起来却找不着了，所以有时记录是很有必要的。罗仆人就积累有一份研究中国政策过程的书单，还特别记录了图书分类号码和藏书地点。同时，对于特别重要的文献，不妨做一个读书笔记，摘录其中的重要观点和论述。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到真正开始写论文时就积累了大量干货，可以随时享用。
技巧三：要按照问题来组织文献综述。看过一些文献以后，我们有很强烈的愿望要把自己看到的东西都陈述出来，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洋洋洒洒，蔚为壮观。仿佛一定要向读者证明自己劳苦功高。我写过十多万字的文献综述，后来发觉真正有意义的不过数千字。文献综述就像是在文献的丛林中开辟道路，这条道路本来就是要指向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是直线距离最短、最省事，但是一路上风景颇多，迷恋风景的人便往往绕行于迤逦的丛林中，反面乱花渐欲迷人眼，曲径通幽不知所终了。因此，在做文献综述时，头脑时刻要清醒：我要解决什么问题，人家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说的有没有道理，就行了。
研究的主要内容
提出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观点。具体的研究方向中要提出有创新价值的观点。并且，初步提出整个论文的写作大纲或内容结构。由此更能理解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不同于论文主要内容，而是论文的目的与核心。
论文采用的关键技术路线
关键技术路线是论文研究的方法。一般有文献综述法，调研法，实证法等。具体的内容需要你按照研究内容而定。
参考文献
论文写作前需要阅读大量的参考文献，在第二步的文献综述里，也会涉及到参考文献的引用。在次列出所有的参考文献，按照特定的格式整理。
整理开题报告的格式
开题报告有特殊的格式要求。举例说明：
一、研究的目的及其意义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1、 2、 3、 4、 5、
三、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手段
1、2、3、4、
四、参考文献
[1]、[2]、[3]、[4]
近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对文献的需求量急速增加。但由于历史客观原因、资金不足等诸多因素，外文文献资源缺漏，收藏品种少，结构失衡，无法满足文科研究需求的增长。我国人文社科研究人员一直呼吁，希望在外文文献资源方面加强国家的投资和调控力度，以改善目前文献的重复采购和空白的状况。另一方面，文献资源的宏观建设一直是高校图书馆界的热点问题之一，整体化建设与资源共建共享思想也一直指导着高校图书馆界的发展，为高校人文社科外文资源的宏观布局与联合保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高校人文社科外文资源的布局与保障方法，可以概括为:目标明确，调查先行，宏观布局，全面收藏，拓展服务，以评促建。
1.目标确立:以建立国家最终保障为基本发展战略
作为文献资源的宏观建设目标，应首先从国家层面出发考虑，把为我国人文社科教学科研提供文献资源的最终保障作为建设总目标。所谓国家最终保障，一是指倾国家之力，尽可能将文献资源收藏完整，外文文献保障率至少要达到95%以上；二是指开展国家的战略收藏和存档，以保证现在或者将来、正常情况或者出现不可预知灾难的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拥有文献，为用户提供最终的文献保障服务。
2.宏观布局:建立科学合理的分工模式与协调机制
围绕中心目标，首先要确定的是文献资源的宏观布局方案，以及相关的协调机制，这是资源发展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保障。所谓文献资源的宏观布局，强调的是把各高校图书馆的外文资源看作是一个整体，通过对不同学科、不同类型、不同载体文献的合理布局规划，统筹安排，形成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献的保障体系。
目前CASHL已经建成的三级保障体系，全国中心(2个)、区域中心(5个)、学科中心(10个)，共17个中心图书馆即为上述思想指导下的宏观布局模式，这17个中心馆或者在人文社科外文资源上具有传统的综合优势，或者在某些学科上各具特色。
3.资源调查:文献资源布局与保障的基础性工作
要做好文献资源发展工作，就要摸清家底，包括国内高校图书馆的收藏情况、国外文献资源的出版与收藏情况，找出差距和不足。
此外，还需要对人文社科文献的用户需求进行调查分析。这方面可以以学科为基础，采用引文评价、用户调查等方法，分析总结高校人文社科教学科研对文献资源的需求情况与特点，在此基础上对整体建设方案和工作进行验证与调整，并对资源的服务与合理使用提出建议。
4.文献建设:开展资源的全面收藏
资源建设工作是开展高校人文社科外文资源联合保障的基础和根本，国家的投资大部分都在这项工作上。根据前面所述调研的结果，可以比较细致地分析出我国人文社科外文资源结构性缺失的问题所在，通过国内外的数据比对，得到诸如外文文献缺藏目录、外文文献补藏方案、学科文献保障方案等具体的指导性文献，随后即可以开展资源的全面收藏工作。
1)可以开展1950-1990年的图书回溯补藏工作。
针对我国1949年以后人文社科外文文献资源(特别是图书)缺乏的问题，通过调查得出国外1950-1990年人文社会科学外文图书权威书目，对比我国高校1950-1990年外文图书收藏情况，总结出我国高校图书馆这段时间的收藏和缺藏情况，提出具体的缺藏目录，并对经典性、通用性西文图书进行最大程度的补藏。
2)可以按学科开展当前文献的保障建设工作。
选择最近几年中可以获得比较完整数据的年份，通过对国外人文社科图书出版情况及国外若干一流图书馆收藏情况的调查分析，得出各学科的文献资源目录；然后对比我国高校图书馆外文文献的收藏情况，包括收藏数量、收藏质量、学科结构、类型结构等，得出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当前的外文文献收藏和缺藏情况、对教学科研的保障水平和程度，按学科提出文献的全面和最终保障方案包括各个学科、各类型文献(图书/期刊/电子资源等)的品种、数量、类型、所需资金等具体内容。
3)动态平衡，按需调整。
在资源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根据每年的资源建设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保持各学科之间的平衡；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随时了解用户的使用情况，修订资源发展政策，例如通过引文分析、问卷调查以及深度访谈，对一些人文社科重点学科进行抽样调研与分析，了解高校人文社科教学科研人员的信息需求和信息利用行为模式，着重研究其对外文文献利用以及需要能否得到满足情况。
5.拓展服务:以共建共知共享为原则的保障途径
资源建设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文献；而对文献的利用，反过来也促进和改善了馆藏发展。因此，以共建共知共享为原则，做好人文社科外文文献的服务工作，就成为高校人文社科文献资源建设实现最终保障的保障，是直接面对用户的前沿，同时也是这项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这方面的服务主要应包括:1)共知:即对文献内容的报道和揭示；2)共享:提供文献的检索、浏览、借阅和传递服务，以及深层次的课题咨询；3)共建服务网络。
6.以评估促建设
建立有效的资源和服务绩效评估机制，发展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办法，并坚持执行下去，会起到不断改进资源建设，促进和规范文献服务的发展，发挥经费使用效益的作用。
通过整体规划布局、联合保障，我国高校图书馆将有重点、按学科、按年代收藏和补藏人文社科外文文献，有限的国家投资会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各校各地区在不同学科的长处将得到充分利用，其强势和重点学科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同时也会弥补各校外文图书经费的不足；保证外文文科重要学术性、经典性资源的全面收藏，填补我国外文图书1950-1990年代间的空白和缺陷，逐步改变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文献资源收藏的结构性缺失状况；更将建设成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科研的最终文献资源保障基地，和拥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学术水平和最完整收藏的虚拟联合图书馆。同时，通过共建共享平台的服务，使国家投资购买的文献得到充分利用，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提供有效解决外文文科图书匮乏的途径，进一步实现外文图书与中文图书之间的信息平衡，开创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新局面。
此论文为河南工业大学校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XSK048
参考文献:
对于不同的选题，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差异。一个严谨规范的学术研究，必须以严谨规范的方法为支撑。在博士生课程的日常教学中，有些老师致力于传授研究方法；有的则突出讨论方法论的问题。这都有利于我们每一个人提高自己对研究方法的认识、理解、选择与应用，并具体实施于自己的论文工作中。
开题报告(文体形式)
课题名称：
姓名：年级：班级：
成果形式：完成时间：指导老师：
一、研究的目的及其意义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1、2、3、4、5、
三、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手段
1、2、3、4、
四、实施的步骤
1、2、3、4、5、6、7、
表1—1开题报告(表格形式)
主题：
课题题目：
导师：
课题组成员：
组长：
班组：
简要背景说明(课题是如何提出来的)：
课题的目的与意义：
活动计划：
1)任务分工：
实地调查：
上网：
查书面资料：
总结论文：
发倡议：
2)阶段步骤：分阶段实施
阶段时间（周）主要任务阶段目标
一周
二周
三周
3)计划访问的专家：校内老师等
二、如何做文献综述
首先需要将“文献综述（LiteratureReview)”与“背景描述(BackupgroundDescription)”区分开来。我们在选择研究问题的时候，需要了解该问题产生的背景和来龙去脉，如“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历程”、“国外政府发展半导体产业的政策和问题”等等，这些内容属于“背景描述”，关注的是现实层面的问题，严格讲不是“文献综述”，关注的是现实层面问题，严格讲不是“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是对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整理。其次，文献综述是评论性的（Review就是“评论”的意思），因此要带着作者本人批判的眼光(criticalthinking)来归纳和评论文献，而不仅仅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堆砌”。评论的主线，要按照问题展开，也就是说，别的学者是如何看待和解决你提出的问题的，他们的方法和理论是否有什么缺陷？要是别的学者已经很完美地解决了你提出的问题，那就没有重复研究的必要了。
清楚了文献综述的意涵，现来说说怎么做文献综述。虽说，尽可能广泛地收集资料是负责任的研究态度，但如果缺乏标准，就极易将人引入文献的泥沼。
技巧一：瞄准主流。主流文献，如该领域的核心期刊、经典著作、专职部门的研究报告、重要化合物的观点和论述等，是做文献综述的“必修课”。而多数大众媒体上的相关报道或言论，虽然多少有点价值，但时间精力所限，可以从简。怎样摸清该领域的主流呢？建议从以下几条途径入手：一是图书馆的中外学术期刊，找到一两篇“经典”的文章后“顺藤摸瓜”，留意它们的参考文献。质量较高的学术文章，通常是不会忽略该领域的主流、经典文献的。二是利用学校图书馆的“中国期刊网”、“外文期刊数据库检索”和外文过刊阅览室，能够查到一些较为早期的经典文献。三是国家图书馆，有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出版的社科图书，学校图书馆往往没有收藏，但是国图却是一本不少（国内出版的所有图书都要送缴国家图书馆），不仅如此，国图还收藏了很多研究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外文书籍，从互联网上可以轻松查询到。
技巧二：随时整理，如对文献进行分类，记录文献信息和藏书地点。做博士论文的时间很长，有的文献看过了当时不一定有用，事后想起来却找不着了，所以有时记录是很有必要的。罗仆人就积累有一份研究中国政策过程的书单，还特别记录了图书分类号码和藏书地点。同时，对于特别重要的文献，不妨做一个读书笔记，摘录其中的重要观点和论述。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到真正开始写论文时就积累了大量“干货”，可以随时享用。
通读全书，我认为该书具有以下四个特色：
特色一：多年潜心研究的集大成
石磊教授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新媒体艺术与文化硕士点负责人、新媒体研究所所长。2006年7月，他发表了论文《媒介融合，报业发展新支点》，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从那以后，他发表了《从媒介融合看报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报业内容融合与渠道融合》、《报业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构建》、《媒介融合语境下媒介产品生产模式之变》、《培育跨媒体跨地域传媒集团路径选择》、《新媒体语境下公共领域重构》等10多篇报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论文。2009年10月出版了《新媒体概论》，并被北师大等许多高校作为教材。专著《传媒与文化――文化视角下的传媒研究》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他还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传媒发展对策研究”、教育部社科项目“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研究”、四川省社科项目“媒体融合时代的传统媒体发展战略”、省教育厅社科重点项目“传媒融合发展研究”，担任“新媒体理论与实务”丛书副主编，四川省精品课程“新媒体概论”第一主讲教师。
2006年初，石磊教授在四川大学攻读文艺与传媒方向博士学位期间，为构思撰写报业数字化转型的博士论文，并就相关问题多次与我进行研讨。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刚刚起步，颇具前沿性。2008年上半年他的博士论文初稿完成后，又认真听取了许多老师和同学意见，多次进行修改，终于在2010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分散与融合――数字报业研究》。这是他长期研究的成果，是报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集大成，是报业研究的可喜新成果。
特色二：努力构建数字报业研究的理论体系
该书将报业的数字化转型放到数字化生存和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进行系统全面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报业发展的的必然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创造性地提出，报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转型，更重要的是全方位的战略转型。他不仅强调报业在技术上与新媒体融合，还主张在组织构架和业务流程上进行重构和再造，破除阻碍报业数字化转型的体制机制障碍，找到数字化的商业模式，构建起报业发展新模式。这样就跳出了一般性的数字化研究，使报业数字化研究具有了厚度和高度。
石磊教授对国内外报业数字化转型历程进行了梳理和阐述，并将众多的转型路径精当准确地概括为内容融合与渠道融合。在内容融合上，以前单一的报业内容生产变成全媒体的数字内容生产，报业由“报纸业”变成“报道业”。在渠道融合上，以前分散的、各自独立的报纸、广电、新媒体等渠道有效地整合在统一的数字平台上，实现全媒体融合。内容融合和渠道融合将产生跨媒体跨地域的数字化现代传媒集团。这些分析论述，对当前我国传媒改革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
特色三：多学科交融，理论联系实际
在所有的人文经典中，毋庸置疑，文学经典是核心。正如美国学者范德勒所言，“人文学科的核心教材，不应该是历史学家或是哲学家的文本，而应当是人类审美努力的产物———文学和艺术，这是因为，通常人们记住任何一种文化，主要是通过这种文化里的文学艺术作品达成的。”[1]当前，网络文化以其全新的传播方式对文学经典的阅读造成严重冲击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其一，以图像表达意义，将传统的文本阅读转换为图像阅读。大量由经典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充斥着人们的视觉，不少学生以看电视、电影代替阅读经典作品。在对某省属重点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学生进行的古典名著阅读调查中显示，四大古典名著皆读过的不足10%，只读过其中一部的亦仅有35%，但看过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影与电视剧的则在90%以上，这样的现状令人担忧。当下由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大多对原作有所曲解，甚至是对经典的颠覆。法国小说家乔治•杜亚美曾把电影视作“被奴役者的消遣，给那些愚昧无知、身心交瘁、惶惶不可终日的可怜虫们散心用的娱乐……一种既不需要全神贯注，也不要观众有多少智商的热闹场面。”[2]以影像观赏代替经典阅读，不仅无法真正领略文学真谛，而且视觉的冲击淡化了对文学内容的深入思考与解读，压制了受众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读者有着不同的生活阅历与生命体验，在阅读中能够对同一文学形象进行不同的再创造。而一旦将其影像化，则所有的观众看到的皆是同一个“哈姆雷特”。阅读《红楼梦》，“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林黛玉”，而观看87版电视剧《红楼梦》，“林黛玉”只有一个，那就是陈晓旭所扮演的。其虽形神毕肖，深得人心，却终究与原著中的“林黛玉”不同。叶朗先生指出：“‘读图’一代与人文经典的隔绝，将导致我们的民族变成一个没有深刻思想的民族，变成一个肤浅的民族，灿烂的中华文明就会中断，那是极其危险的。”[3]电视剧《西游记》的拍摄，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经过，深得观众喜爱。然而，蕴含在原著中的对“佛性”的弘扬却无法深刻体现。如南帆先生所言：“经典文化是创造，泡沫文化是制造。泡沫文化定位为快乐的休闲，于是，所有的深刻———无论是深刻的故事、人物还是深刻的思想———都将成为画蛇添足的赘物。”[4]“读图”使学生难以体味经典蕴含的深层意蕴，长此以往，必然使其思考能力萎缩，审美趣味低下。其二，对娱乐功能的强化使影像媒介淡化经典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品位低俗，对学校的文学教育造成冲击。哈罗德•布鲁姆指出，“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5]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经典的魅力首先表现于其不受时空限制、永不磨灭的审美力量，而一旦转化成影视作品，则更注重画面与情节，反而使文学作品本身通过语言营构而发散出的审美魅力被削弱。文学经典不仅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丰富的情感、高尚的情操等内涵。通过研读经典，学生受益的不仅是读写能力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人文素养与人生境界的提升。正如高尔基所言：“文学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了解他自己；就是提高人的信心，激发他追求真理的要求；就是和人们中间的卑俗作斗争，并善于在人民中间找到好的东西；就是在人们的灵魂中唤起羞耻、愤怒和英勇，并想尽办法使人变得高尚有力，使他们能够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6]这是影视媒介所无法达到的。其三，影视作品在对文学经典改编过程中，常常在“经济利益”指挥棒下，为了提高收视率，而迎合当下社会的价值观，从而背弃原著精旨，给观众造成误读。电影《赤壁》里的孙尚香，胆大心细，武艺高强，巾帼不让须眉，潜入曹军，亲自绘制曹营地图，为蜀吴抗曹立下汗马功劳。同时她还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与极强的追求自由的渴望，以依附于男人为耻，对孙权为自己与刘备结成的政治婚姻心怀不满，却与诸葛亮产生惺惺相惜之情。这一角色的塑造显然有悖于《三国演义》的主旨，体现出现代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如果只看电影而不看原著，学生会误以为三国时期的女性就是如此。再如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潘金莲美丽、温柔、勤劳，淡化原著中对其“”形象的塑造，从而让观众对其境遇充满同情，而非谴责与痛恨，这显然是从现代人的视角进行地解读。
二、经典阅读，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必由之路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包括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作品选两门课程，不同高校所用教材可能不同，但所选文本均较为有限。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只开古代文学史这一课程，所用教材为袁行霈主编本，从大一下学期开始，每周四节课，共开四个学期。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要向学生展示数千年的文学历程，其难度可想而知。而文学史的编撰本身即具有选择性，编者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进行取舍。如果仅仅照本宣科，传授给学生的是一些教条式的结论，以此取代学生自觉主动地体味涵咏，那么，古代文学教学必然无法让学生深入感受到古代文人的理想人格、让学生在与古人心会神通中受到熏陶感染，并磨砺提升自己的品格。因此，回归经典，才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必由之路。首先，经典阅读，能够使学生置身历史文化语境，在与古人建立的平等“对话”关系中，体认古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生智慧，使自己得到心灵的净化与升华。童庆炳先生指出：“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特别是作品），凡创作这类作品的作家自然称为经典作家。”[7]古代文学经典之作，不管是诗、词、曲、赋还是散文、小说、戏曲，皆表现了言说者一定的生存处境与文化心态，蕴含着创作者的某种人格理想。不管是有感于天下的混乱无序状态而欲起救之的救世心态，还是对自己的个体生命面临的种种危机深感焦虑而欲求安身立命之术的自救心态，均寄托着古代文人的生命追求与价值理念。这种精神既指向久远的过去，也指向对不同时代读者而言的“现代”，并且在不同时代的阅读中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建立在《伊利亚特》、《圣经》、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等先辈遗产上的教育，在某种有限的形式中仍是我们的理想，虽然对我们身处闹市的生活来说，这些文化基石不免显得遥远。”[5]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在其《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指出：“在人们重温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时，他们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生活得更加充实、更加美满，因为阅读经典将使人置身于无限蕴藏的本质之中。”对学生而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然，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亦甚遥远，如果只阅读教材，理解未免偏颇，只有回到文本，在对《陶渊明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的深度阅读中，才能跨越亘古长空，切身体悟诗人的喜怒哀乐，洞悉人性的复杂与人生的坎坷，寻找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学生通过对历史上永恒经典著作的阅读，将文本中所负载的信息，还原为活生生的言说主体，从而建立起读者与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用前人智慧的雨露滋润自己的心灵，升华其精神，完善其人格，唤醒其作为“人”的良知，使其身心健康和谐地发展。其次，经典阅读，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细致分析鉴赏，使学生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而由简单的文本研究拓展至对文学现象、文学流派乃至文学精神的感悟与把握，促进学生心智成熟与心灵成长。哈罗德•布鲁姆称：“假如我们读经典是为了形成社会的、政治的或个人的道德价值，那我坚信大家都会变成自私和压榨的怪物。我认为，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的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的自我成长。”[5]自成一体的审美独特性与人类经验普遍性共同赋予经典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阅读，才能够让学生完全沉浸在阅读的乐趣中，体验到单纯阅读的愉悦，从而在阅读中暂时逃避一下甚嚣尘上的生活，感受到只有最优秀的作品中才有的清朗与宁静。而学生的心灵正是在这种阅读中日渐丰盈，从而学会明辨是非，取得进步，在与书中人物的同欢戚、共命运中培养同理心，在享受现在的同时不忘过去的。最后，文学经典是民族语言艺术的典范，经典阅读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古代汉语的凝练、精粹与传神，从而提升自身的语言感悟能力与表达能力。笔者每年指导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撰写，经常发现学生的语言功底太差，论文选题陈旧、逻辑混乱、病句连篇、错字累牍，让人不忍心读，这固然与平日缺乏写作训练有关，其根本原因则在语感太差。而当下的高校管理制度，将“金箍”戴在教师头上，将评价教师的权力交给学生，于是，教师为了得高分，不乏“媚”生之举，课堂之上，笑话、故事蜂拥，一片欢乐气氛，对学生学业应达到的要求则一降再降。加之生活于这样一个“读图”时代，在放逐思辨的同时，学生的语言能力普遍下降。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经典阅读。就目前古代文学教学而言，大部分教师仍局限在照本宣科上，并未有意识地指导学生阅读原典。
三、探究式阅读，古代文学教学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对于求知欲旺盛的大学生而言，这种探索发现未知世界的渴望尤其强烈。在激发学生阅读经典兴趣的同时，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因此，探究式阅读，是引导学生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古代文学课程所跨越的时间段从先秦一直到近代，涉及的经典之作浩如烟海，指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口味的作品进行精读，是探究式阅读的重要起步。卡尔维诺结合其自身阅读经验，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指出要读的书有两类：一是“读第一手文本，尽量避免二手书目、评论和其他解释。因为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即要读原典，而非阐释原典的评论。二是“教材要教你读一些经典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你将辨别你的经典作品。学校有责任向你提供这些工具，使你可以作出自己的决定；但是，只有那些你有学校教育之后或之外选择的东西才有价值，”[8]即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属于自己的经典，强调阅读的个性化。本着这样两个原则，结合古代文学课程本身，在学期初课程刚开始时，即给学生列出阅读书目，让其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本进行精读。如在讲授先秦文学时，考虑到大一学生的古文解读能力尚弱，为其推荐经典的译注本，包括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等。让学生结合注释与译文来解读原文，可以参阅于丹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但绝不允许以此取代对《论语》与《庄子》原著的阅读。当然，在经典选择的过程中，也要尊重学生不同的阅读兴趣，在规定的书目中，让其自主选择。在对经典精读的基础上，指导学生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作为切入点，通过搜集资料，进行深入探究，并将其成果做成PPT，根据课程进度，安排其在课堂上讲解，与老师同学交流，从而强化其阅读的兴趣与探究的信心。在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肯定与指点后，将其写成小论文，作为课程作业。如此，既提升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又锻炼学生逻辑思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在讲魏晋南北朝小说时，有同学选读干宝的《搜神记》，兴致盎然地到讲台上与同学交流阅读心得，对书中的人鬼恋进行深入探析，并为同学答疑，其效果远远超过教师单纯的讲解。利用课余时间组织的读书交流会，可视为课堂教学的延伸，也是探究式阅读的重要方式。读书交流会可围绕某部经典进行深入探究，如围绕阅读《陶渊明集》进行的“今天为什么要读陶渊明”交流会，学生从不同角度谈自己的阅读体验，既表现出其自发阅读评点的灵敏与坦率，又在旁征博引中打通古今，表现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特征，实现经典与读者跨越时空的对话，使学生在阅读交流中培养心智、拓展自我意识。在读书交流会中采用萨义德的“对位阅读（contra-puntalreading）”法，也是一种有益尝试。所谓“对位”，源于西方古典音乐“对位法（counterpoint）”，即在复调音乐中，根据一定的规则以音对音，将不同的曲调同时结合起来，从而使音乐在横向上保持各声部本身的独立与相互间的对比与联系，在纵向上又能构成和谐的效果。所谓“对位阅读”，萨义德称其为“通过现在解读过去”，“回溯性地和多调演奏性”地展开文学阅读。“在西方古典音乐的多声部乐曲中，各个主题互相替代，只给予某一个主题以短暂的突出地位。在由此而产生的复调音乐中，有协奏与秩序，有组织的相互作用。它是一种来自主题，而不是来自作品之外的严格的旋律或形式上的原则。”[9]借鉴这一做法，在读书交流时，从当下的热门话题入手，选择一个可以贯通古今的主题，让学生围绕此主题谈论其经典阅读的体会。如“愚人节里话诚信”，学生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愚人节”谈起，联系其阅读的《论语》、《孟子》等经典，探讨古人对“诚信”的见解及其对今人的启示。这样既调动学生探究的兴趣，又赋予经典以现代意义，从而让学生认识到在当今商品大潮下诚信的重要性。将经典原著与影视作品进行比较，是探究式阅读的有益做法。作为生活于影像时代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影视作品与瞬息之间层出不穷的图像。既然逃避无益，不如坦然视之。阅读经典与观赏影视最大的区别在于，“书籍予以我们某种自由——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可以使思想保持活跃而不受束缚；我们是创造（即想象）故事的全程参与者。”[10]惬意阅读的状态之美，正在于有时间去想象出一切，读者具有能动性，而影视作品则以演员的形象扼杀了观众的想象。在讲《红楼梦》时，笔者曾组织学生精读“风雨夕闷制风雨词”一节，之后又让其欣赏王扶林导演的87版《红楼梦》与李少红导演的新版《红楼梦》相关情节，通过比较，让学生探究三者在意境营构方面的异同，进而分析文字表达与影视呈现的区别与局限。从而使其明白，由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固然可以比较完整地传达作者的某些意图，却也存在对原著的误读与颠覆。不管影视拍摄多么成功，终究不能取代文字尽显人类心智与想象的魅力。所以，观看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绝不能替代对名著本身的阅读。否则，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那些闪烁在字里行间的诗意，还有思想的厚重、情感的丰富与人性的复杂。哈罗德•布鲁姆曾经悲哀地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而且“难以逆转”。他是针对形形的“政治阅读”对经典的破坏而言的，今天我们面临的不仅如此，还有来自信息时代的电视、电影、互联网、手机等高科技媒介手段对传统阅读行为的干扰。“灯火夜深书有味，墨花晨湛字生光”的情形似乎已经与经典一起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在教师的有意引导下，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回归经典未必不可实现。莘莘学子在经典阅读中，“每览昔人兴怀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11]与古人跨越时空相视而笑，体验着方块文字中葱茏着的诗意与美感。这种感觉岂是影视图像所能带来的。
作者：杨朝蕾 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批准号：13YJC75106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15BZW1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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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朗.让大学生具有更高的精神追求[J].中国大学教育，2009，（7）.
[4]南帆.泡沫文化•面具之后[M].北京：三联书店，2010.
[5][美]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
[6][苏]高尔基著，孟昌等译.高尔基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7]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J].天津社会科学，2005，（3）.
[8][意大利]伊泰洛•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为什么读经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5―0077―02
培养高校学生科研能力是高校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高校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举措之一。[1]科研创新能力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核心部分，提高大学生科研能力是增强大学生自身竞争力的一个有效途径。面对大学扩招的现状，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高等中医药院校大学生须重视科研能力的培养。
一、学好中医基础，加强经典研读
1.学好中医基础理论知识。科研的起步需要奠基石，即科研工作需要从基础做起，在大学低年级阶段培养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强化学生中医专业思想，引导学生学好中医基础理论知识。中医科研来源于其对中医基础知识的学习、理解，进而思辨，形成自己的观点，将自己的观点实施于科研工作之中。所以，我们应该重视中医入门的引导，使其打好基础，走出中医科研的第一步。
2.加强经典研读。中医科研入门除打好中医基础之外，还须加强四大经典的研读。中医泰斗邓铁涛教授能成为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源于他对中医坚定的信念及对经典的熟读，即其所提倡的做一名“铁杆中医”。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中医药高等教育也快速扩招，随之带来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严重不足、教学相对滞后等问题。[2]同时，高等中医药院校教师由于教学及科研任务较多，能潜心研读经典课程并讲好经典课程的教师并不多，加上现阶段90后学生古文基础较差，学习困难，部分院校已经将经典课程设为选修课。中医四大经典既是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又是中医药院校学生必读之书，四大经典通读熟读，诸书合一，才可清晰理解中医理论体系之全貌。所以，必须确立经典课程在中医教学中的重要地位，设立经典课程为必修课，加大经典课程教师的培养力度，增加其课时，培养中医学生的深厚理论功底，为以后更好地开展科研及临床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倡导晨读中医经典及举办中医经典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二、以点带面，形成个人―班级―社团的科研组织系统
1.树立个人典型。大学生需要榜样和引导，在科研方面亦是。我们的校园不乏文艺、体育先进分子，但在科研方面的先进分子就相对较少。我们要抓住典型，尤其是基础知识扎实、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较强、积极参加各项科研活动，并在活动中取得好成绩的同学，以他们为榜样，发动号召学生学习科研先进分子的成功之道。
2.成立班级科研小组。以3～5人为单位，成立班级科研小组，定期进行科研知识学习及讨论。在班团活动、假期实践活动时，可以班级科研小组为单位，结合团日主题、三下乡指导思想等进行社会实践及调查，如对农村医疗、中医生存现状等的调查，进而形成论文、报告等科研成果。在活动之余，提高我们的科研意识、科研能力，将活动成果转化成科研成果。
版权引进，质、量结合：积极关注国际出版合作伙伴的最新动态，向社里推荐图书品种达500种左右，签约品种数再次上升，从2010财年的40余种上升至2011财年的70余种，其中包括重点续约项目《外研社-柯林斯英汉汉英词典》和新开发的法语学校教材项目《新出租车》（从法国阿歇特出版集团引进）。另有多部重点图书在2011年出版，包括：与世界顶级科学出版机构——英国《自然》出版集团携手合作，得到中科院大力支持的《自然学科经典系列：化学的进程》，以中英对照的方式汇集呈现《自然》杂志自创刊以来，该学科及其与其他学科交叉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近百篇经典论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引进并翻译出版的文学理念经典著作《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及批评指南》；与英国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合作编写的《新视界大学英语》教材等。
外研社的人文社科图书出版在近年来取得了较大发展，其中“博雅”英汉双语社科丛书因其独特的双语社科出版定位、品位极高的作者队伍，一经问世，便受到学术研究界的肯定。我积极与海内外社科大家及其研究者、图书版权持有人进行接触，先后从台湾纪念馆引进《英文文存》（2011年出版前两卷）、《中国思想史纲要》、《口述自传》等文献作品，从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引进先生《乡土中国》的英文文本。
版权输出，多管齐下：外研社出版物多为外语教育图书，这一特点决定了外研社版权工作引进居多、输出难度大的先天条件。针对版权输出的客观条件，我在工作中另辟蹊径，积极主动发掘对港台的版权输出工作，勤于动脑，定期总结和发送我社新书书讯，2011年度实现对港台输出较大增长。其中凯信集团引进《薄冰英语语法》（台湾名《五亿人都在看英文方法》）荣登台湾图书市场风向标排行榜——金石堂语言类学习图书畅销榜前三甲。《魔鬼英语口语1.2》在港台书店均陈列在显著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港台输出各类方面，实现了文化类图书的突破，先后成功向香港中华书局输出《中国文化读本》《在彼处——大使演讲录》（傅莹大使著）。《中国文化读本》已于2011年出版，且在2011年的香港书展上作为中华书局重点新书推荐。台湾知名人文社科出版社麦田人文也对我社社科图书《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梁思成著）等显示了合作意向。在一系列图书成功落地港台市场的鼓舞下，台湾老牌出版社五南文化、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商务印书馆也陆续和外研社就韩日语学习图书、人文社科新作达成出版意向。
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输出方面，外研社对外汉语学习图书《BCT商务汉语词汇卡片》成功输出日本知名辞书出版社三省堂，实现了外研社对日输出的突破。该品种已于2012年在日本出版，三省堂还为该项目设立了主题网站。目前正与麦克米伦商议厉以宁教授著作海外出版事宜，同时跟进向法国著名出版社罗贝尔输出《精编汉法法汉词典》的工作。在麦克米伦（香港）的穿针引线下，新标准幼儿园到大学的全系列产品也有望落地印度英语教材市场。
版权工作中的一点经验体会
借力书展，寻找机会：入社至今，我已数次独立承担国际书展组织和参展任务，并在2011财年先后承担台北书展、香港书展、法兰克福书展和伦敦语言展的组织工作。在书展工作中做到展前充分准备、展中积极主动、展后及时跟进，力求每次参展都有新收获。其中，2011年法兰克福书展筹备过程中，主动寻找、细心筛选，发掘新资源，与巴西EPU出版社建立关系，并顺利就国内首套巴西葡萄语教材引进达到协议。
开拓合作，百折不挠：人文社科分社出版的作品学术品位高、社会效益大，但是其出版单位大多与外研社以往没有交集，版权关系也往往较为复杂。作为国际部对接人文社科分社的版权经理，我根据分社的需求通过各种途径争取新的合作作伴，邮件没有回音就坚持不停地发信询问、对方杳无音讯就晚上十点来社内加班打越洋电话、参加书展时主动登门拜访……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两年来，先后与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加州大学出版社、宾州大学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等建立联络，促成《失落的圆明园》《乡土中国》《英文文存》等学术作品的引进出版。
在工作中，不以公司小而不为，不以项目小而轻视。在接手港台地区项目之后，我积极主动联络、维护、建立、拓展与港台出版同仁的合作关系，擅于利用书展扩展新关系、寻求新项目。最近两个财年中，我社与港台的合作交流明显增多，合作伙伴数量明显提升，已和20余家港台出版社建立合作交流，引进和输出图书品种逐年递增。同时，积极思考，有针对性地根据港台地区的不同特色区别对待：利用台湾图书策划能力强、英日韩语学习类图书有特色的特点，帮助我社综语分社找到优秀台湾图书资源；利用香港地区对中华文化认知的需求，推荐外研社优秀文化社科类图书输出。
接待工作，一丝不苟：常言道，笨鸟先飞早进林。每逢重要项目签约仪式、合作公司高层互访等活动，必早做计划、未雨绸缪。2011财年我正式接手麦克米伦与外研社合作项目，先后圆满完成麦克米伦高层访问、新标准幼儿园英语产品首发仪式、公司合作庆祝晚宴、新标准十周年庆祝典礼等重要接待和活动组织协调工作。
自我总结，不断提高：密切跟进合作伙伴的出版动态，利用书展机会进行考察，并形成自我的思考。2010-2011财年，先后完成《麦格希公司动态调研》《麦克米伦高层变动分析》《书业专攻、就业为王——日本职业学校考察后记》《台北书展攻略》等报告，受到领导的肯定和好评。
走出去工作中的一点思考和建议
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表明，截至2011年底，中国引进图书品种数14708种，输出5982种，输出品种和引进品种数之间的差距首次降至1万种以内。这些数据有力地表明：我国出版“走出去”工作成效显著，这也给各大出版机构和版权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怎样进一步提升“走出去”的水平。
正如总署领导在2011年法兰克福书展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那样，今后的“走出去”工作，不仅要注重数量，更要注重质量。这集中体现出两点：一是优化输出内容，以介绍当代中国发展状况、学术、文化、科技、文艺和研究成果为重点；二是优化图书输出的区域和语种结构。
当前，我国图书“走出去”工作已经到达了“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刻。为尽快促成这一转变，实现出版走出去在内容和结构上的优化，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借船出海：图书“走出去”要达到规模效益，关键在于图书在海外的落地、宣传和推广工作。从目前国内出版的实际情况出发，借助海外合作伙伴的市场力量，将输出品种打入海外主流推广和销售渠道不失为一种事半功倍的途径。比如，外研社于今年出品的对外汉语教材《汉语入门》，就是外研社和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共同合作编写的汉语学习教材，将借助麦格劳-希尔在北美的发行渠道进入当地主流学校教材市场。外研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厉以宁教授著作《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也依托剑桥在全球的发行网络进入海外图书市场。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5.10.044
Improve Chinese-Western Integrated Clinical Medicine Undergraduate's Treatises on Cold Diseases Teaching Quality
GONG Xuan
（Medical School，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 From Chinese-Western integrated clinical medicine teacher-student's disadvantages in "Treatises on Cold Diseases"， primary level's clinical defects and unreasonable diploma structure，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eaching practice and ordinary educational science theory， this article proposed how to improve the Chinese-Western integrated clinical medicine "Treatises on Cold Diseases" teaching quality and evaluation， which would be of significance to improve"Treatises on Cold Diseases" teaching quality.
Key words Chinese-Western Integrated Clinical Medicine; undergraduates; Treatises on Cold Diseases teaching; Recite
1 问题的提出
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虽然中西医结合的思想、实践已经延续了将近100年，但在我们的院校教育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如果从医生身上找原因，对中医经典尤其是“伤寒论”的掌握程度不够。下面从三个方面谈谈为什么要提出这一问题。
1.1 “夹生饭”
“夹生饭”指没熟透的饭。比喻一开始没有做好就再难以做好的事。用“夹生饭”来形容我们目前的“伤寒论”教学质量，恐怕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目前高校教育唯科研、唯论文的评价机制中，教学作为一种公家田，已经很难吸引生活负担较重的教师们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课堂上。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伤寒论”的课堂，也不能免于这种潮流的冲击。在大多数的中医院校，会背“伤寒论”条文、会用经方看病的老师，远不如发了几篇SCI论文、搞了几个基金的老师过得滋润。那些能够留校任教或者能凭自己所学，在下一级别高校觅得一份教职的博士毕业生们，已经慑于外文文章、科研课题的，乖乖地缴械，改换门庭，不再用心地看用古文撰写的“伤寒论”，更不必说将“伤寒论”用于临床实践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合格的“伤寒论”教师已然难觅。这便造成了师资上的“夹生饭”。
由于“伤寒论”不在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范围内，很多学校已经把“伤寒论”改为了选修课。即便是作为必修课，在大部分中医院校，对学生的条文背诵要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更不用说各个班还或多或少地有一些混学分的学生。条文基本功没有打牢，再加上不一定有稳定、确有中医特色的临床带教平台，对于经方的使用与疗效，没有最直观的认识。最终，有的毕业生尽管能背得一些条文，但用不好或常用错经方，对“伤寒论”失去信心，对中医失去信心。这便造成了培养对象上的“夹生饭”。
“伤寒论”开中医辨证论治之先河，是中医临床的根基。一个才能配不上其所担负责任的人，会对其所从事的事业带来毁灭性打击。毋庸置疑，教不好、用不好“伤寒论”，会断送“伤寒论”在学院内的传承，断送中医临床的疗效，最终断送整个中医事业的未来。
1.2 临床一线需求
在我们绝大多数的中医院，大多数的中医大夫，已经习惯了西医打头阵，中医做陪衬。写病历做辨证分析或开具处方时，住院医师甚至是某些中、高级职称的中医师，几乎都是拿着教材誊抄，毫无独立辨治疾病的能力与动力。他们为什么抄？不过是为了上级规定的中医院的中医药使用率达到90%或60%的硬指标。若你只用中医看病，将会被视为异类，尤其当你说自己还是经方派时。
这说明在一线的临床中，至少存在以下4个问题：（1）中医院的中医师绝大部分已经不会运用中医进行诊疗;（2）“伤寒论”的法宝――经方，早已成为庸医眼中的虎狼之剂;（3）临床一线，绝非适合中医成长的好土壤;（4）我们现在的中医水平，实在是忽悠患者，愧对祖宗！这样的情况，已经极端危险了。
有人说，学了“伤寒论”，你不一定能成名医;不学“伤寒论”，你一定成不了名医！要扭转一线临床中，中医药实际运用上的颓势，必须落实“伤寒论”的传承。在师承模式很难实行的今天，现有的中医院校教育，便成了我们得以重振“伤寒论”传承与运用的一线生机。改变临床一线中医师水平的现状，只有从它目前的源头――学校抓起了。
1.3 学历结构不合理
博士进省部级、省会三甲医院，硕士进地市级三甲与某些优质县级医院，本科生进县医院与某些优质中心卫生院，专科进偏远的县医院或一般的乡镇卫生院，中专进村卫生室或中心卫生室。这是目前中医类毕业生进入医疗系统的大致行情。
这一看似较自然的行情，却因为本科生大多不愿意往县级及其以下医院，搞得高不成、低不就。人往高处走，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县级以下基层缺人，就应该多培养一些大专生、中专生，改造一批乡村医生。让这些人把中医经典读熟，让他们学会使用“伤寒论”和经方。有人说，目前中国的中医教育水平，是半个中专生的水平。20多年过去，丧失了中医经典教育的院校教育，怕是连半个中专生水平也达不到了。现在有几个博士生会号脉？连“脉而知之谓之巧”都达不到！现在有几个本科生能背方歌？这个是以前学徒入门前就应背得滚瓜烂熟的！
博士不能太滥，否则质量不高，不值钱。本科不能太多，否则就业困难就都想考研，往三甲跑，水分也大。我们最需要的是大量的大、中专中医药类学生。这样的学历结构，才符合目前中国实际，至少维持30年。在这样的学历结构下，再来抓中医经典教育，让大、中专生们学了“伤寒论”就能到基层用，让本科生们确实是因为对中医感兴趣才来读，为了搞中医学术而考研，让博士生们名副其实、学富五车、独当一面。
2 分析问题
2.1 记忆力高峰
目前，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的年龄从18岁到23岁不等，是一个人记忆力最好的时期。这个时期背诵一些经典，要比毕业后牢得多，而且条件也要优越得多。如果任由如此宝贵的青春浪费，而不去记忆一些堪称干货的经典，对于中医药从业者来说，是很可惜的事情。只有记得牢，运用的时候才会思如泉涌。在这个阶段，发挥记忆力的优势，便能打好基本功。
2.2 群体特点，依从性高
青年大学生群体，尤其是90后，生活在社会、经济相对富足的环境下。只要这个规则在事先解释得透彻、具体，在执行的过程中，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抵触心理。如果把背诵经典的重要性及其考核规则事先说明，在落实的时候，只要教师能够实事求是地安排好教学、考核流程，落实起来一般不会有太大阻力。三年来，笔者对中药学、方剂学、内经选读、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等课程，均采用类似的办法进行背诵或默写测验，实施过程都很顺利。
2.3 反复强化的教育学原理
通过文化传承，来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是教育的三大目的之一。对经典的传承，是对中医药传承的理论核心。在传承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就是强化。这是一个熟能生巧、熟能生慧的过程。一个对经典烂熟于心的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在今后的临证过程中，疗效无疑会更加有保证。这种保证，得益于反复强化。
2.4 领悟能力不如记忆力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本科生大多涉世未深，除非亲身经历，对医疗事实的把握不一定做到很准确。这种不准确，会导致学生在对某些临床细节的理解上出现错误判断。指望学生通过自己的理解，来把中西医临床过程中的所有重要知识细节掌握，是不太现实的，不太深刻的。这些重要细节的掌握，只有依靠记忆、背诵。“伤寒论”的经典条文，“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对临证要点的把握，精当之至。正如张仲景自己所说，“若能寻余所集，则思过半矣”。
2.5 课时的限制
六十年来，“伤寒论”在授课学时上，从接近200学时，到现在的不到60学时，有的院校甚至将内经、伤寒、金匮、温病4门课合为一门课，总学时却不足80学时。现在PBL、MOOCs等新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出现，想在有限的课堂学时内，将语言古朴、文义深奥的“伤寒论”条文讲透，几乎没有可能。而学生的背诵，是不受课时限制的。对条文的默写检查，每周花10分钟左右也是可以完成的。这样，课时不足的缺憾便可得到些许弥补。
3 解决方法与实践
3.1 实事求是，理论传承重于盲目创新
从以前师带徒的经验，以及众多老中医的成才之路来看，背诵是学习中医药各个行当最基础的环节。背得了，才有可能会运用，有可能会实践。目前中医药事业的整体形势是：传承不够，创新偏向。脱离了中医理论的指导，中医药的各项事业必将消亡！不好意思地说，就连普通老百姓，都对目前的中医不太信任了。尤其是那些老年人，他们很多是见识过高水平老中医的。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真的要重新拾起经典，我们的中医理论才能得以很好的传承。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只有把背诵时间交给学生，把课堂交给临床，把老师定位成引导者和检验者，才能又快、又牢固地完成如此艰巨、重要的任务。
3.2 考试改革，如何把握平时评价与总评
笔者经过3年的“伤寒论”教学试验发现，就算你不要求学生背，一些有心的学生也会自己背，而那些不想背的学生始终不愿意背。只有周期性地检查、督促，才能让学生们坚持下来。平时考查的是背诵的情况，学生背下来之后，通过临床带教、医案分析等环节，引导学生依据“伤寒论”来辨证处方，这门课程的目的就达到了。总评时，平衡好基础背诵与运用的比例，对学生的掌握情况就会有一个合理的判定。尽量让那些背诵基础好、知识运用灵活又具有悟性的学生能得高分。
就前期准备工作而言，人大商学院显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感谢工作组、班主任赵老师以及廖助理）。担任此次暑期学校的主讲教师可谓大师级、专家级学者：有著名学术杂志（ssci检索）的主编，如ike mathur 教授、ali m. kutan 教授；有国外知名教授，如tufano 教授、 vinod singhal 教授、chatterjee samir ranjan 教授；还有令人敬佩的华人夫妇--李海洋副教授和张燕副教授，以及来自香港著名学府的吕源教授。
关键词2：收获
在十余天的研讨与学习过程中，收获颇多：
领略了国外管理学大师的风采，对前沿知识（如消费者金融、event study）有了感性的认识；
震撼于haiyang li & yan zhang的high productivity、他们历时8年的投稿历程以及一个月3篇smj acceptance的奇迹;
体会了西部普通高校与在京知名学府的差距，惊叹于郭广瑞、苟彦忠等学员的出色表现；
明白了workshop的内涵，感谢沈奇泰松、赵剑波、蔡昊雯、高翔等组员的真诚帮助；
关键词3：方向
XX年留校任教的我，丝毫不敢懈怠，一直努力工作。XX年年拿到南开硕士学位后，更是积极地参与国家社科项目、教育厅项目的研究，并作为最年轻的青年教师主持了若干校级项目。然而，这些在参加完暑期学校学习后，已不值一提。
所幸下学期我即将攻读物流管理专业博士学位，学问之门已向我打开。此次暑期学校的参与，不仅让我彻底明白了什么是差距，更为重要的是帮助我明确了今后四年的努力方向：
掌握计量方法，培养数学建模思想；
阅读国外顶级学术期刊经典论文；
志当存高远--发表ssci论文。
从这番辩论看来，“卤鸡味”博士论文并非不务正业，不是一些人指责的“职业学院的水平”，也不是调侃中的“新东方烹饪学校欢迎你”。当然，如果仅仅到此为止，此事不过一场网络玩笑，给大家普及了一点科学常识，让人们知道了一些别的专业的奥秘，供网友们自嘲一下“做个吃货也不简单”。但是，若站在博士论文创新的角度去思考此事，不妨让“卤鸡味”散得慢一点。
这些年，博士论文甚至教授们的学术论文惹出的风波可不少。轻则充斥着“八股文”的味道，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满纸假大空，从头到尾套话官话，读来哪里是论文，俨然就是党政会议的公文;重则不乏“文抄公”的身影。2014年8月，一名中国社科院的女博士后，就被知名学术期刊披露其论文全部翻译、照抄外文原著。这两种行为都违反了起码的学术道德，人们往往对其持“零容忍”的态度。人们也会追问，博士们又不是傻子，明知网络时代风险无限大，一不小心就会身败名裂，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大抄小抄呢？
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创新太难。很多领域，比如那位女博士后研究的东西，已经被无数前辈翻来覆去研究得差不多了，似乎出新成果很难。故纸堆就那么几页，毕业的压力、考核的时限，很容易让人抓狂，临时抱佛脚也就只好“一抄了之”。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卤鸡味”带来了有益的启发――科研创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费劲，很多时候是学者自缚手脚、闭门造车，忘却了科研的规律与乐趣。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这是德国思想家歌德的名句。搞科研、做学问，无非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手段之一。为了研究的方便，人们划分出食品、生物、物理或者经济、法律、哲学等学科的边界。但实际上，各种问题并不是以单一学科的面貌呈现的，比如“卤鸡味”的生产就覆盖了农学、化学、生命科学不同的领域，研究好了，能解决食品生产中“工艺质量稳定性差”的问题。这其实可以激励理工科的学子们，沿着实践线路，抓着学科边界，鼓起勇气做出哪怕一丁点的小创意，就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