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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媒体的政论，延续的是文人论政的传统。虽然现在许多时评强调专业性，强调基于专业的独特认知，但文人论政的传统不是被削弱，而是在愈加强化。说到文人论政的历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发起、兴盛，横跨建国前后，并延续至上世纪60年代。这40年是文人论政以大众传媒为依托、指向国家政党等宏大主题的最好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政论家之多、水准之高远非现在可以企及。
对于这一时期的政论，目前仍旧是需要强化研究的。但显然，任何一个政论者都不该忽略这段中国新闻史上最好的时期。它们所提供的政论的文本、政论立场以及政论本身提供的政治智慧，都对当下的政论写作有着极重要的意义。研究政治时评，除了写作者自身的学养，向政论历史寻求启发相当必要。
作为一个时评作者，笔者以为：眼下的政论如果需要一个血脉渊源的话，那就是上述的40年。同样，如果需要对政论的写作或思考有所提升的话，思考这40年文人论政的历史也当能获致难得的经验。就国内的研究看，现在香港大学的钱钢老师对此有着深刻的体认，其某些可以公开的研究成果弥足珍贵，对观照现今传媒的政论品质相当紧要。
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文人论政的传统经过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历次运动、历史事件，已经断裂。当今的政治评论者对此有隔膜、有误解，甚至有反感。不过，政论作者一定时常有这样的疑问，那就是时评或社论当以何样的姿态面世？当以何种气质存在于政治报道中？评论员当以怎样的气度发言？答案很简单，那就是续接这一血脉，延续它，回到它的道路上。而《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就是以此为原则的。
二
回到历史，怎么回？当今的传媒环境与那个时期有了极大不同，写作者不再与政治结构有着紧密联系，不再是“参议员”或反对派，总之是写作者与政治有了疏离。更值得警惕的，也是日常遇到的，亦即政论的口径经常性地处在外力的控制下。文人论政的内在和外在压力强大，这些“压力”有着高昂的国家意志，且有着高度的目的性和自觉性，希望将政论的思维和言说的氛围引致特定的范围、实现有所筛选的论政口径。
这样的状况同样持续了40多年，并且还将持续下去。这就是回到传统需要克服的历史境遇，需要超然其上、进而有所建设的一个参照系。文人论政，若想回到过去，已经有了现实的羁绊。壁垒已经铸成，有理想的政论作者无时无刻不在努力，试图弱化这一壁垒所造成的窒息感，让自由意志能在墙缝里生长。中国政论的理想蕴涵于此，它的命运直接与破除壁垒的成就成正比。
当然，在现实政治的坐标下，政论产生了分裂，分化成趣味和旨趣迥异的格式。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时评的规模，但并不必然意味着优势，不能代表政论建设的统一成就。抑或，有些所谓的成就其实是伤害。谁都不能否认，大陆媒体的新闻评论落差太大，空白太多。政论中论说所依赖的理论框架有不足，也有卑微、乃至卑劣的一面。这样的研判使得表面繁荣的时评看起来更像是泡沫，以新闻投机心态支配的时评版则更不鲜见了。当笔者提倡回到文人论政的历史高峰时，更多的政论为自身所累，是不愿回去，其实也断然回不去的。
三
政论的功能就是政治启蒙。历史地看，这一任务完成得并不好。一方面因为政治现实使然，日复一日地对启蒙进行约束，使得政论的外部环境趋于紧张，给政论的自在探索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的问题出在新闻传媒自身，政治评论者的自我审查比以往更加严重。从某种程度上说，后者的后果比前者更严重。新闻人或政论者的勇敢需要提倡，这属于自我净化和自我追求的部分，普遍欠缺。对于一个固守的体制而言，启蒙其治下的民众，促成某种“苏醒”正是政论的方向。
日常的政论会涉及诸多议题，从民生到政治，从官员到社会，从文化到经济，无所不包。评论者站在哪里，或者说评论的立场决定了启蒙的效果，或者究竟是在启蒙还是在愚弄。学习文人论政的传统，言说者自觉地将自身置于政府以外的位置，而不是隶属位置，始终秉持批判者的立足点，也就是坚持批判不谄媚，坚持独立不依附，坚持操守不流俗。做不到这些，政论就形散而神失，成了喃喃自语。
政治评论者还是要有点志气的，不要为眼前的政治图景所迷惑，要对更完善的政治状态保持热情，进而动员而不是训导民众，传播政治的普遍价值和政治的普世原则。也只有这样的政论立场才会出现批判的空间，才能在超脱政治的同时对政治有针砭，有期望，有更合适的政治要求。政府需要这样的批判，正如我们需要政府一样。问题不是没有更好的政府形态，而是少有对理想政府的设计和戮力建设。论政即为制造这样的舆论供应不会枯竭的动力，并与其他动力一道，重申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及至成真。
相比这些政论的方向，现今的许多政论是没有方向感的。不要抱怨新闻环境，最该责问和自省的还是评论者自己，是自己陷入了误区。评论者切中问题的能力实际上在下降而不是增强，对国家与政党政治的观察水平在降低，对行政者日常政策的批评能力在萎缩――这些不足都是努力的方向。真正的政论家不是甘心做“”的，文字当有思想在支撑。如果政治环境的绝对不宽松是长期的，政论言说者尚需自我磨炼言说的力度，对论说的文本和政治认知存有“苛刻”之追求。
正如钱钢所说，评论员 “要像一个参议员那样发言”，这是包括社论在内的政论的应有姿态。在此，有必要反对政论中选题琐屑的犬儒倾向，对政论“矮化”成专注技术分析的写作习惯保持警戒，否则政论会被政治现实逐渐“吸收”，最后沦落为帮腔之无脑言论。长此以往，新闻评论就失掉魂魄，或者鬼魂附体，或者僵化成理当反对的那个样子。文人论政，这是一个难关。
有必要澄清的是，文人论政中的“文人”正在发生演变，他们正在被灌注诸多期待，总而言之是希望拓宽知识面，有实力就专业领域发言，或者以专业眼光审视经济、金融、法律诸领域。即便这里的专业主义要求令人困惑，但对大众化报纸而言，“文人论政”这一概括依旧适用。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长期的启蒙需求，媒体所培养的舆论家不会被取消。对一种发言的策略来说，文学当然不是政论的应有语言，基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理，切中既有政治格局的论调有着永久的效用。
也要看到，启蒙属下的词汇正在被政论广泛推广，即便是最下层的民众也对民主、权利等辞藻耳熟能详。对官员来说，习惯于社论等政论教育成为一种基本能力。在这样的地域里，继续推导政论面临很多困难：一方面是，根本的政治逻辑限制或禁止政论的自我演进，政论的锋芒实则遭到削弱；另一方面则是，民众对现实的“政治静止”感觉不满，连带着对纸上“停滞”了的论政也显急躁，政论的影响力因此有了折扣。当政论能够使用的词汇已成为常识，政论又何以自处？
四
政论的选题由现实政治提供，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的可能，但在更多的时候，后者对前者的钳制效用更大。真正的政论不放弃对政府、对政治的批判，这种持续努力的后果只在部分省份、甚至部分城市展示出来。目前仍要承认，相较于政论的理想，绝大多数地方的政治仍旧是保守的，对政论的期待和态度也多有不同。政治进步不是体现为一味地朝前，也有循环或倒退的时候。政论可以作为一个指标，它所言说的烈度和空间印证政治的宽容度和自由度。
政论对政治文明的作用，恐怕要从两方面理解。政论可以促进政治和解，促进舆论与官府的互动，并在公共事件上加以博弈，并最终让政治现实有所让步，民意由此得以舒展。积极的一面并不是政论的全部结果，也有一种情况是：政论的吁求无论怎么注意修辞，依旧不能对政客造成正面影响，反而引起他们的警觉，从而收紧传媒管制，或者为批评制造麻烦。更多的时候，后一种效果是政论者要面对和解决的，事实上也考验着政论者的勇气、胆识。政论从来不存在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好环境，不畏惧失去，冲锋中有进退，并把握方向，这才是常态。
这一年，在黔南州委的领导下，全州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深入学重要讲话精神，在新常态下围绕工作大局，对内汇聚后发赶超正能量，对外塑造生态黔南新形象，在服务大局上主动作为，在中央、省级媒体上增加刊播稿件数量、创新发展举措、改进自身建设，各方面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为实现黔南后发赶超，加快全面小康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
统一思想上下一心
凝心聚力跨越赶超
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和地区的长治久安，更关系民族地区的团结和谐、健康发展。
一年来， 黔南州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始终紧扣省委主基调、主战略，围绕黔南州“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战略，把握新常态，以持续打造“文峰”理论品牌为载体推进理论宣传大众化普及，解读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组织撰写《“三思三干”兴黔南》、《集中火力向“慢”发起总攻》等一批政论文章；组织撰写《让百年品牌香飘万里》、《让精神的星光照耀我们前行》、《科学布局迸发跨越赶超活力》、《在“两座山”上实现绿色崛起》等一批时评文章；推出《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率先践行者》、《持续打造黔南发展新亮点》、《努力在后发赶超全面小康中有更大作为》、《把“5531”作为一项战略性系统工程》等一批新语文章；组织拍摄《高铁时代到来，你准备好了吗》等“文峰”理论视线专题片。
同时，组建州、县、乡“百姓宣讲团”（百个宣讲团、千名宣讲员、万场宣讲），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福泉“1.23”杨刚救火英雄团体英雄事迹等百姓宣讲活动；深入机关、社区、乡村、学校、企业、园区、军营宣讲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省委十一届四次、五次全会和州委十届四次、五次全会精神；邀请专家开展社科理论走基层活动，组织实施社科理论普及活动周；牵头组织召开全州各系统、各行业学习先进典型事迹座谈会，全州共召开座谈会200多场，2000多干部群众参加座谈会。
此外，结合实际分别召开州直部门和各县（市）意识形态工作分析研判会，形成全州意识形态工作分析研判报告，并向省委宣传部和州委常委会作了专题汇报，州委常委会对全州意识形态工作作了专题研究；舆情信息工作与2013年同比报送量、采用率大幅增加和提高。
加快构建大宣传格局
着力提升黔南形象
2014年，黔南州组建覆盖州直部门和县市的三级宣传网络，成立对外宣传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州新闻工作者协会，加快形成大宣传格局。推动黔南日报与“黔南热线”报网融合，建立黔南热线新闻网，建成“新华黔南”党政客户端和“山水黔南”微信公众号，初步形成微博和微信矩阵，进入全媒体时代。
围绕“一圈两翼”发展战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乡镇行政区划调整、FAST精神等重大主题进行策划宣传。加大对福泉“1.23”扑火救灾英雄群体、“黔南骄傲”年度人物、全省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的宣传报道。
整合借力中央、省媒体资源，在央视多彩贵州集群形象推广栏目，展示“毛尖茶都、生态黔南”形象，在央视、旅游卫视天气预报栏目投放播出“都匀毛尖、香满人间”、“游山水黔南、品都匀毛尖”形象宣传推广画面，在《贵州日报》、《当代贵州》、《贵州画报》刊出都匀毛尖品牌宣传专版，开展毛尖茶广告语、“百年世博”活动方案征集等宣传活动；在《贵州日报》推出“聚焦黔南”专版宣传，在新华社外宣平台、中国经济网城市频道推出黔南专题，在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开展为期2个月的“多彩贵州・黔南旅游文化展示月”活动。
邀请中央、省及广州市主流媒体300余家800余人次，开展“一圈两翼”、项目观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都匀毛尖茶文化节、高铁经济带建设等外宣活动，讲述黔南好故事，发出黔南好声音。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黔南外宣稿件达4248篇（条），其中，中央媒体1032条，省级媒体3216条，外宣用稿、宣传领域同比明显增加。黔南广播电视台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新闻160多条，继续保持市州新闻上央视用稿量全省第一。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营造风清气正社会环境
加强道德讲堂建设。全州共建成各级各类道德讲堂3055个，评聘“德师”375名，培训各级道德讲堂管理人员、宣讲员104人，开展道德讲堂活动8003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群众参与道德讲堂活动，参与人数达60万人次；加强主题活动集中示范。以瓮安猴场古邑区全州“明礼知耻・崇德向善”主题活动周为起点，启动主题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加强街头正能量宣传。召开全州“传送街头正能量”推进会，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街头、社区、学校、公园、车站码头；加强先进典型选树。推出全省道德模范12人（含提名奖6人），推出中国好人榜上榜人物6人，“贵州好人榜”上榜人物26人，评选表彰2014“黔南骄傲”年度人物21人（含特别奖1个，提名奖10个）。持续开展“德行龙里”、“涟江骄傲人物”、“福泉好人”、“贵定榜样”等评选活动，选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各类先进典型；加强“积德榜”建设。建成各级“积德榜”493个，县乡村各级以“积德榜”为载体，组织开展“身边好人好事”评选和思想道德宣传、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弘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
推进社会突出问题治理。以餐饮企业、单位食堂为重点在食品行业、窗口单位和公共场所等领域开展专项整治，规范餐饮行业秩序；深入开展“扫黄打非”行动，强化网吧监管，净化文化市场。
深入开展文明创建。创建全国文明村镇5个，全国文明单位4个。创建省级文明城市7个、文明乡镇9个、文明村17个、文明单位68个，各类别文明创建先进81个。创建州级文明村镇146个、文明单位182个、文明单位117个、文明集市3个。
推进“多彩贵州”文明行动信息化管理。依托黔南州民生热线12345平台，建成覆盖州、县两级的不文明行为、不满意问题收集、分发、处置、反馈评价平台，加强组织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在州级媒体开辟专栏，对“多彩贵州文明行动”不文明行为进行曝光，媒体全年曝光1326篇（条）。
增强文化发展后劲
丰富群众精神生活
2014年，黔南州设立1000万元文化旅游发展基金，出台《黔南州优秀文艺作品创作奖励办法》、《黔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奖励办法》等政策措施，初步建立文艺创作和非遗传承激励机制，实施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幸福进万家――文化精品乡村行”以政府采购为主要内容的公益文化服务模式，文化惠民深入开展。
平塘国际射电天文科普文化园规划编制工作顺利完成，并在第十届深圳文博会贵州1号馆开展专题招商推介，全州各县（市）文化产业招商引资在建项目17个，已投产项目8个，一批文化产业项目顺利实施，文化产业发展不断提速。抓好文化产业统计工作，全州2013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达18.33亿元，占GDP总量为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