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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项目经管存在的问题
(1)预算执行力不够。工程项目的预算工作在工程施工前已经完成了，是项目施工的前提与保证，在建筑工程中影响着工程的质量与效益，但是，我国目前的建筑工程的预算工作存在很多的问题，很多建筑企业虽然做出了预算设计，但是缺乏预算管理的制度，预算过程没有考虑投资回报率，也没有考虑工程的变动与更改，缺乏变通性，缺乏有效的误差范围，而且预算中没有加入土地征用的资金数目，这样的预算准确率不高，而且没有实际价值，没有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而预算的管理工作也缺乏执行力，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使得建筑工程的整体管理水平大大降低了，管理的效率也被削弱了。(2)资金管理效率不高。我国大部分建筑企业都存在资金管理效率不高的情况，一方面是管理水平不高，建筑工程的投资金额、融资金额以及利益分配等工作都缺乏有效的管理与利用，很多资金的利用缺乏有效的监管与控制，很容易出现制度管理漏洞，企业资金受到损失等现象。出现这类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企业的项目经管人员素质不高，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与专业的管理水平，思想觉悟不高，没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没有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竞争的激烈情况，资金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使得企业的发展速度很慢，而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甚至会使企业的债务增加，出现经济危机。(3)没有有效的控制成本。建筑管理的项目经管涉及的内容广泛，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运行过程，有效控制项目资金，可以增加工程的效益。项目资金可以控制的方面很多，比如工程造价、员工工资、材料成本、开发设计费用、工程设备机器等等，但是我国目前很多建筑企业，常常出现铺张浪费的行为，没有有效的控制资源的浪费，这样既增加了建筑工程的成本，也降低了建筑工程的收益。
3强化建筑工程项目经管的措施
3．1强化预算管理，实施全面性预算
预算管理的加强是当前我国建筑工程行业经济管理的核心，也是基础所在。良好的预算管理不仅能够根据经营目标对资金进行合理化分配，指导企业将计划作业和短期目标良好的实现。同时预算管理还能将预算和实际性项目进行差异化比较，并作出科学合理的调整，使建筑企业潜在的经济风险能得到有效的防范和避免。
3．2加强成本控制
成本的控制管理是建筑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与重点。为此，企业应注重自身成本的控制，通过合理的对项目各阶段成本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实现提高企业市场竞争优势和经济效益的目的。成本控制需要做到:合理使用外部造价咨询单位;建立完善的资料管理;使用信息化系统和台帐月报对工程项目动态进行成本监控;做好材料以及设备的核价;做好工程预结算方面的管理。
3．3优化资金结构
建筑施工企业只有通过不断优化资金结构和完善自身资金管理，才能提高对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创造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建筑企业应制定科学合理的现金使用计划，并严格执行企业相关收款责任制度，以延迟现金的流出并加快资金的回流，使企业能够实现在收支上的平衡。资金的风险主要体现在建筑企业投资方面的风险。为此需加强在工程项目投资初期的控制，并对投资项目进行科学化、专业化的调查论证，使项目资金的投资风险能降到最低。
3．4强化内部管理
强化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企业可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岗位工资标准，实施责权分明，奖惩分明等相应的规范与制度，以控制和规范建筑企业的内部管理行为和经营行为，真正实现依法经营与依法管理。建立完善的企业人才机制。建筑企业应注重对人才引进和培养，建立完善的建筑企业的人才机制，不断将有责任心、富有开拓能力和综合素质优秀的人才引进到企业的管理队伍中。同时还应定期开设专业技能的培训课程，使企业经济管理人员能吸收和接受当前先进的经济管理知识。
知识经济的到来，势必会引发我国高校对于人才培养的转变。结合当代社会的需要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就要符合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广、能力强、素质高人才的基本要求。现在，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为了增强毕业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就有必要将经济学教育纳入高校学生的素质教育中。
相对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状态，经济学教育明显显得滞后，教育理念需要进一步转变。在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背景下，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方法改革需要深化，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只有克服对经济学教育急功近利的倾向，才能建立高质量、创新性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
一、经济学教育改革面临的新形势
改革开放的深化，对经济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的现代经济学教育起步较晚，目前正处于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有一系列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尽管西方国家在经济学教育方面拥有完备的体系，但我国根本不可能也不允许完全照搬过来。于是，建立一个怎样的经济学体系教育管理论文，怎样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学体系，也就成为经济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同时，经济学教育要反映时代和实践的要求，要把经济学与社会实际联系到一起，例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三农”问题等。经济学教育教学必须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
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动往往会引起经济理论的革命。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完全消散，西方主流经济学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学教育发展的一个契机。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将何去何从？我国的经济学需要借鉴和吸取哪些经验教训？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我们该如何调整才能使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这些问题，将对我国经济学的建设和经济学教育的发展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二、经济学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
1. 我国高校经济学教育体制存在不足
很多人说，我国学者所进行的研究，是一种为了研究而进行的研究、是一种围着政府转的研究怎么写论文。暂且不论这种言论有失偏颇的地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的科研氛围相对浮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科研立项的申请审批制度和对教师的考核、职称评定制度。这种制度下，很多人会为了追求项目数量而失去潜心研究的耐心。
在我国，应试教育是一大特色，这就使得我国经济学教学课程设置、考核评价不全是围绕提高学生研究和创新能力而设计的。在这种应试教育背景下，学生往往并不会深入理解经济学知识，因为只靠死记硬背也一样可以考高分，这样就算学了经济学，也不会灵活应用。
2. 经济学教育教学方法有待改进
首先是教材问题。经济学以其特殊地位在高等教育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几乎所有的经管类学科都会以经济学为专业基础课程。但是，很多高校使用的教材都是十几年前编制的陈旧教材，缺乏时代前沿气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其次，经济学本身就具有抽象性、逻辑性和系统性强的特点，这就造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度较大。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系学生相比，我国学生一学期所学的课程内容和难度远远超过他们，但是学习课程的时间却只有他们的一半，这就导致学生在学习中感到吃力，学生的普遍反映是：经济学学不会、没意思，更没有实用价值，于是许多学生产生厌学情绪，甚至逃课。而从事教学一线的老师工作任务繁重，难以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思考和开展研究。
再次教育管理论文，教学方法有待改进。目前，我国经济学教学主要是“填鸭式”的方法，这并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地位，缺乏积极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结果就是学生只记住了一些概念或公式。当学生走向社会，面对实际问题时就会不知所措，无法适应市场经济需要。
三、改革高校经济学教育的思考
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也研究经济主体选择行为。然而，经济学不仅是一种理论，它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进行经济学教育改革，不应该将培养新时期高素质经济学人才作为最终目标，而是要培养学生形成一定的经济学思维方式，让学生拥有思辨意识、创新能力。笔者认为，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1. 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符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育体系
经济学教育教学要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在改革创新的同时还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理论。现代经济学教育起源于西方，西方经济学也一直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学。然而我们在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教育的同时，必须注意将它本土化、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学中的原理体系，而是理解它的解决方法与主体思想，然后再来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方面，我国的经验也算是比较丰富的，从完全照?崴樟模式走了不少弯路，到后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些经验教训都说明，经济学教育体系的建立∪不学习借鉴别国经验不行，否则就不可能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但是学习借鉴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否则我们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被动落后?
同时，我国的经济学教育教学还要走向国际化。中国的经济学要走向世界，世界各国的经济学也要进入中国，我们要在这种互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努力学习别国的先进的经验教育管理论文，吸取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发展自己。所以，国际化不是要放弃自我，而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凝练出中国经济理论体系．形成与西方经济学相媲美的理论。
2. 亟需改进经济学教育教学方法
首先在教材方面，我国高校普遍使用的经济学教材有一个共同特点：偏于理论阐述、与现实联系度较低，可读性不高。因此，尽快组织新的经济学教材，已成为当务之急。新的教材除必要的理论和概念外，还应该包括课程实验、案例分析和该领域的最新发展怎么写论文。欧美的经济学教材较为生动、系统，案例多，知识更新快，能够及时根据学科发展前沿加以完善。我国已经有很多出版社翻译和出版了一系列国外优秀的财经教材，我们可以以这些优秀教材为基础，加入我国近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科研课题的研究成果，并将我们国家的经济实例逐渐融入到教材中，以形成适合我国高校使用的教材。
其次，经济学教育亟需更新教育理念。社会需要的是综合性强、知识面广的人才，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跨学科的知识，因此要重视各个人文学科分支的知识储备和信息交流，实现跨学科的知识交流与碰撞，通过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和交流来克服当前经济学教育中的弊端。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我们要改变以往只注重学生应试能力的培养，转而培养学生的实际解决问题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还要让学生明确自己的定位，以便毕业后对自己选择的方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再次，在实际教学中要注意增加实践环节，使理论与实际实现有机结合。在课程设置上，可以根据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设计，将基本理论学习和热点问题讨论结合起来，加强案例教学和情景教学，通过对经典案例的分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积极思考现实问题的能力、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有助于学生独立分析、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培养。另外。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意改变过去单一的教学模式教育管理论文，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将知识以更直观生动的方式传达给学生，激发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3. 建立合理的考核制度和教学评价机制
我国对学生的成绩考核一般是用期末试卷来进行的，但是测试学生是否理解经济学知识、是否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学分析能力，这种单一的考核手段显然是不全面的。我们可以综合平时考核成绩、研讨成绩等，采用多样化的考核形式，加强对学生的实践、论文写作等活动的考核。这样不光能考察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还可以考察学生的研究能力、灵活应用掌握知识的能力等。我们希望建立起来的教学评价机制可以有利于教会学生怎样思考经济学问题，培养他们基本的经济学逻辑思维，使学生有能力分析一些现实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经济学问题。
4. 重视提高专业教师能力
一门学科的体系再健全、教育教学方法再先进、机制再合理都需要第一线的老师付诸实现。那么如何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能力，就成为当前非常重要的任务。对于教师，提倡教学相长，而要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一方面，需要鼓励老师积极的参加一些可以提高教学水平的讨论会、相关培训等；另一方面还可以采取学生评议、教师间评议、专家评议等对教师的教学进行考核，促进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最后，就是需要一些经济政策和物质鼓励的激励措施，同时建立严格的约束制度、竞争机制，以保证教师队伍的质量，这些都需要政府等相关部门的支持。
参考文献：
[1]景维民，周立群．新形势下经济学课程设置思路的再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07，(1)：16—19．
[2]侯俊华，汤作华．美国的经济学本科教育对我国地方院校的启示[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60一163．
[3]谢家训．中国教育经济学正经历着“科学革命”——简析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发展进程-[A]．2007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会议论文集[C]．2007．
[4]郑敏．浅析在经济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J]．大学时代下半月，2006，(7)：101—103．
[5]胡若痴．我国高职高专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发展与教学改革[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09，(5)：70-75．
二、经济管理信息化
（一）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内容
（1）人员管理的规范化。不论怎样的管理制度，如果员工不能真正理解管理规范之下的真正含义，那么规则条令，也只会流于形式。不断强化和优化日常财务基础管理，不只是从形式上掌握科学规范化的行为准则，可以帮助管理者从本质上学会做到人员行为的规范化，使得管理有足够的深度和更容易取得实质的效果。并能够提高内部人员素质基础来应对高层科学规范的管理方法的学习、理解和掌握，使工作事半功倍。
（2）财务数据的信息化。财务收支状况和管理成果的第一手资料需要通过财务数据管理来反映，管理和决策效率的提高需要构建统一的数据平台，并是以财务数据信息化为基础，这也是经济信息化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是进行战略决策的基本依据。
（3）基本财务流程的规范化和信息化。财务一体化是经济管理信息化的重要内容，通过整合财务流程和业务处理流程管理以及记录管理，这样不仅能使公司各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得到良好的沟通，保证信息在部门内部得到及时的共享和传递，还能使各个程序得到有效的协调管控，实现财务、业务的一体化管理，同时也能保证决策过程的透明化和科学性。
（二）经济管理现代化的意义
经济管理只有信息化才能提高整体管理水平，才能真正体现出信息化对经济管理整体管理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计算机管理体系是网络财务软件网络系统和计算机财务信息系统的整合，除此之外，经济管理信息化为信息化决策提供了信息库和全面而灵活的规划框架，也减小了可能带来潜在成本的投资风险，而财务信息化体系的建设更是建立和健全现代管理体系。同一个信息管理，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数字化的信息统筹具有灵活便捷的特点，提高了经济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
（三）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应用
如何做好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建设，需要将信息化建设辐射多个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好。另外，财务、进销、库存、生产等不同的业务流程也都有不同的重点，在不同的经济管理模式下有不同的需求，只有将每一个环节都做好，对整体和各部门的业绩进行评价也需要软件的支持，统一快捷的网络系统和深入分析数据的智能报表系统必不可少，而财务管理信息化都需要这些数据的完整性与及时性作为坚实的保障。
三、经济管理创新
（一）管理理念的创新
管理理念关系到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贯彻落实内部先进的管理理念是在经济管理创新发展中不断更新思想的关键。作为经济管理者首先应该加强自身工作素养，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经济管理新理念，坚持正确的竞争意识，贯彻于整个企业，在生产运营中将全新的思想观念形成强烈的危机意识。因此，企业创新发展经济管理的重要前提需要内部观念性理念的创新，以全新的视角指导经济管理的改革与发展，纠正落后的思想观念，不断建立与时代相符合的思想模式，才能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其次在经济管理创新发展中，是要落实以人为本的思想。现代企业应该采取以人为本思想作为出发点，对人力资源的重要作用形成充分的认识与重视，维持经济管理的高效发展。
（二）战略管理的创新
在变化多端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企业首先要不断加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发展经济管理战略的创新，制定符合企业发展的实施战略，及时准确捕捉有利的外部环境机遇。切实提高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竞争的工作重点，在新时代的发展中不断扩大生产经营模式，以正确的强势姿态迎接挑战与风险，切实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以落实经济管理目标。企业先进的生产力与长远的经济管理目标保持一致，创新发展应该具备良好的全局性、前瞻性，加强创新企业战略的多种渠道，引进各种全新的科学信息技术，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市场的重要的一席之地。
（三）组织结构的创新
在强化企业组织结构的创新中，贯彻实施经营战略的组织需要精干高效的组织结构为保证，传统的企业管理大都分散的组织结构，现代化企业管理企业组织结构需要合理与精简高效，首先应采取多层垂直的组织结构，在最大限度上增加企业管理幅度，以减少管理层次，不断精简职能机构，增强信息反馈的时效性，形成快速的传达信息的速度，使企业组织结构的建立更具有横向性、扁平化的特征，提高反馈和传达信息的速度。其次是在现代化企业应不断更新的外部环境发展趋势，经济管理工作应该摆脱传统组织机构的束缚，建立与完善柔性化的企业组织结构，形成多样化、灵活化的组织结构。
一、消费文化语境与“文学经典”
开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西方消费社会的种种特征。与此相伴随的,是消费文化的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詹姆逊指出:“文化是消费社会最基本的特征,还没有一个社会像消费社会这样充满了各种符号和概念。”[1]消费文化的出现对整个人类生活的影响极大,以至于“这场转变的历史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二十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之间持续数十年的冷战等等”[2]。以消费为标志的这种文化转变导致了文化的内部变革,并进而波及文学的当代形态的重构。客观地面对消费文化语境这一人类文化历史链条定的时空结合部,透过它观察当下的文化、文学、文学经典问题,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形形的文化和文学现象,探索埋藏在各种现象之下的矛盾运行轨迹和规律,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找寻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而“文学经典”则有可能成为我们观察这一文化变革的晴雨表,同时,站在当下消费文化这一背景之下才能使我们更加辩证地审视“文学经典”的自救与重构的可能性。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学经典”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以及这些“经典”在今天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首先,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接受和淘洗的过程。文学经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学经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其次,从横向的共时性角度看,“文学经典”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统一体,其自身内部特质的规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础。只有当文学经典的思想意蕴、艺术品质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时,才可以进入“经典”序列。而和文学经典有关的各种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道德因素、社会舆论氛围、读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学经典本身(如“红色经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及文学体制化的结果)。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典”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但同时,真正的“经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这种挑战中得以巩固,“文学经典”总是处在恒态与动态、短暂与永恒、解构与建构的矛盾统一之中。我们只有撇下今天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种种预言,着眼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才能认清文学经典的当下生存状态,并进一步揭示推动着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种种矛盾,把握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探求文学经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外部矛盾
消费文化浪潮改变着传统“文学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发了当下一系列与文学经典有关的文化现象,“红色经典”、“四大名著”的改编,甚至“戏说经典”、“大话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实,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文学经典”的尴尬还是解构,也无论是经典的危机还是地位的丧失,都首先缘自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的各种悖反和冲突,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和消费文化的大众立场的矛盾。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文学的自足性不断增强的历史。从古至今,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如果说中国古代还没有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分野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有着自足的语言审美系统和完善的体制化管理系统的文学了。这对文学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识字能力、一定的鉴赏能力、一定的思维能力等都变得必不可少。一旦社会分工将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自在体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精英们言说的工具。以发轫于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为例,其启蒙的出发与指向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谁启发,谁蒙昧”呢?显然,在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界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种精英意识。
作为人类文学活动的结晶,文学经典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化精英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价值趋向有意识地构造经典的活动,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学史家所认可的崇高地位。而公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热情,只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经典的超越公众意识的特性,即大众对精英意识的追捧。相比较而言,公众接受的程度,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照,我们甚至连此处的“公众”这个字眼都要加以怀疑———“公众”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以茅盾的《子夜》为例,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有谁进行过受众接受的实证分析来说明其已经被最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在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的识字程度可以说是小说被“广大”公众接受的最大障碍,若对受众的接受能力进行检视分析,其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以消费同时作为起点和终点的消费社会却是以最大多数的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没有了大众,消费行为就无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消费文化也无法获得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间。同时,消费社会所赖以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参与下,普通受众对消费文化的接受成为可能。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自然不会无视日益增长的大众的文化需求,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市场需求并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甚至利用消费市场中物质产品营销的惯用手段如广告、炒做等来刺激欲望、制造需求,从而形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景象。但应该看到,消费市场的无视文学与一般物质产品本质区别的生产和营销方式,使得“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性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自我实现、自我表达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与浮华消费和风格化的自我呈现融为一体”。[3]这种畸形的繁荣背后,是大众欲望的无限膨胀及不合理的夸大。
而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形成,都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是弱势群体自我表达和再现的方式,是与既有体制之主流价值对抗的方式。消费是一种涉及再现的政治策略”。①这样,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王朔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场的矛盾对抗。还有“Q版语文”现象,也反映了大众希图解构已有经典,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影响的努力。
其次,文学经典的既定价值定位和消费文化中多元价值观的矛盾。
文学为人类提供了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但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种文化传播方式的诞生,使得人类的精神需求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得以实现,这便加剧了文学的危机感,文学经典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正如有学者面对“大话文学”流行的担忧:“‘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后现代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和文学以及文学经典本身的特点有关。文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审美思维特性,有学者认为,“‘发问’是文学的哲学品质的首要表现。亦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有着最深刻的贯通———哲学作为文化思维的核心,其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价值根基,这是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立足点之一。”[5]文学往往通过审美的方式将读者引向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经过文学史沉淀的文学经典,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读者。很难想象,那些没有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灵冲击,不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无法引导读者思考关于人生、世界等问题的作品,能够成为文学经典。
可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却打破了人们关于文学经典的种种幻想,大众文化借助于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世俗情绪、享乐意识,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以金钱交易为基础的商业法则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也成为消费社会普遍的价值衡量法则,这种法则不可避免的成为衡量文学的一把尺子。“上帝死了”,“我”便是上帝,每个人都被这个狂热的消费世界不断地中心化,社会价值观也由此不断地走向多元化。在商业运行法则的驱使下,快餐式的作品通过大众媒体以华丽的包装、令人眼花缭乱的热点,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使人们通过这些文化快餐满足着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这样,当走进商品序列的文学经典一旦无法满足那些被消费文化所驱使甚至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欲望时,便再也无法躲避残酷的市场法则的规约。于是,“经典”遭遇冷落成为“现实的一种”:
一改韩剧“苦情戏”风格的《浪漫满屋》同名小说于8月19日登陆北京图书大厦,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昨日已销售326本,日均销售32本,比余华的《兄弟》日销售还高出7本。
《我叫金三顺》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今年8月该书一经出版,在全国上柜不到一周2万册就售罄,重印2万册仍然供不应求,本周已经登上上海图书畅销榜第6名。不久前韩剧《我叫金三顺》已经由国内电视台高价引进,更令这本书的市场前景看好。[6]
在兰州西北书城经常上演这样一幕:很多中学生围在漫画书栏处,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漫画书。相比之下,名著书栏处的中学生却寥寥无几。[7]
再次,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和大众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学经典的内蕴在整体结构上体现出立体化的特征。任何文本的接受都是读者从可感知的语言层获取更多的包容于内部的意义信息的过程,但是“文学经典”包容的意义信息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特说,经典是具有可写性的文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学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从而对文学经典的意义不断进行阐释。
文学经典本身意义的复杂性和可阐释性,是其意义立体化的基础。文学经典是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作家的心智劳动的成果,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往往是产生文学经典意义的土壤。孙犁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曾经谈到作家人品和文品的关系:“这些作家,文章写得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作家的文学修养、知识面、实践经验、写作技巧等等,是和作品意义的生成密切相关的。同时,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存在,无论“生活”在作品中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固在的复杂性。文学经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其意义的复杂形态。另外,读者接受活动的展开,是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实现的条件。受众一旦进入文学经典的意义的实现过程,其意义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决定,文学经典的意义因而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存在,受众的参与使得其意义日益立体化。如《红楼梦》意义的生成,就是从一般生活信息的传达深入到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进而达到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哲学思考。
但是,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的社会化、大众欲望的合法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大众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胀,在“质”上却趋向平面化,突出表现是:取消深度的倾向;追求同质化的时尚、奢侈、等;大众需求呈现群体性的个体化等特征。其原因首先是大众传媒对文化消费的介入。以先进的信息科技为支撑的电视、电影、报纸、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往往屈从于商业的利润法则,除了制造出各种文化繁荣的表象以迎合受众以外,更是强加给受众以各种不切实际的消费观念:“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工具,它一方面是遵循商业逻辑进行生产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又是操纵大众意识的工具。它充分充当‘把关人’的角色,通过创造‘模拟环境’,诱导人们接受它们宣扬的消费意识形态,从而推动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形成蔚成风气的消费文化。可以说,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充当了最佳孕育者和助产士的角色。”[8]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消费社会中公众消费行为的“合理”进行及其结果。在消费中,多元化的大众的需求都指向被商业的利润法则引导的潮流和时尚之中,这样,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商业和消费的共谋中渐渐地趋向同一层面,以便适应消费时代生产的大批量和大规模的要求,促使更大的消费,产生更多的利润。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经典”,与声音媒介、图像媒介相比体现出祛时尚化、祛奢侈化、祛化的特征,因此,文学经典也就很难摆脱被解构的命运。
第四,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共时性的矛盾。
如果从时间角度来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接受,以及消费文化的生成和蔓延,即可发现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的共时性之间的矛盾。文学经典的历时性构成首先源于文学经典接受过程的超时性。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发受众不断阐发的内驱力,在横向空间纬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众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诠释,从而获得文学经典在空间中的拓展,同时也可以在纵向的时间经度引发再阐释的欲望和生存空间的再拓展,从而获得相对恒久的超时性。其次,传统文学经典传播介质的历时性。与电子传媒相比,纸质媒介生产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从毕曰升发明活字印刷的那时到现在的激光照排,其生产已经走向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时代”。由于其载体的物质特性,为固化于纸质传媒并承载历史沧桑的文学经典大大扩展了自身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和文学经典的历时性相比,消费文化则带有更多的共时性特征。消费社会中消费的一次性倾向导致商品的符号化和消费文化的时尚化。大众媒体通过自己特有的传播手段,使得时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社会中“肆虐蔓延”,形成风尚,同时又通过时尚的不断更迭制造着走马灯似的繁荣表象。符号这个虚拟的存在引导消费者往往忽略了商品的物质实在性,而更多地沉溺于消费商品时折射出的个人欲望的虚幻的满足中。而且,消费文化赖以传播的手段如电视、网络、广播等电子传媒在有效地扩大其传播范围的同时,也潜藏着由于过分依赖高科技而引发的失语乃至瘫痪的巨大威胁。更重要的是,传播手段的不断变革会引起消费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使其很难取得恒态的存在方式。这样,消费文化虽变化多姿但却无法超时存在。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消费系统,公众会更多地倾向于将文学经典也作为商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忽略对其意义的历时性发掘,因而使得文学经典也遭遇时尚一般转瞬即逝的命运。例如,影视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四大名著改编热,以及近些年通过各种媒体参与8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的再度升温,仍摆脱不了其“热”后的短暂命运。
三、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自身的悖论
悖论一:文学经典主观上的价值回位与客观上的价值失位。
文学经典进入消费文化语境时,必然要面对给自己重新价值定位的问题。大众文化在消费时代的兴起,出现了解构经典的倾向,使得文学经典面临着价值失落的危机。“大话”之中庄严感的丧失、欲望之中精神资源的贫乏、娱乐之中审美意识的迷失,种种现象都呼唤着文学经典的价值重构。当然经典化的客观要求也是促使其价值定位的原因之一。已有的文学经典究竟应该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当代文学能否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经典?这是当代文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因而,采用什么样的价值坐标来建构经典和评价经典,成为当代文学非常迫切的问题之一。有学者认为:“所谓经典必定是指那些载入史册的优秀文学作品,因此它便首先涉及文学史的写作问题。”[9]也有学者指出:“必须看到,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4)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10]凡此种种观点都说明了学界对文学经典问题的密切关注,以及人们主观上寻求文学经典价值回位的努力。事实上,这种努力已经在学界成为共识。
如果我们反过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这种努力的背后所隐含的难以抹去的忧思:文学经典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确正在失去自己的价值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学界这种对文学经典价值定位的努力,似乎更引发了另外一种危机。因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元价值的碰撞与冲突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文学经典为自己规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价值立场时,便内在地引发了多元价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学经典价值的又一次迷失。同时,由于文学经典的价值界定牵涉到经典本身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两个方面,而内部要素往往是一种稳态的存在,外部要素却经常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当其内部要素的稳定性和外部要素的易变性产生矛盾时,文学经典便会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摇摆于价值的失位与回位之间。
当代消费文化的泛滥,引起了文学经典的各种外部要素的巨大变化,而其内部要素的相对稳定性又促使着文学经典化进程的持续,文学经典借助学界的力量消化各种外部因素变动带来的影响,以维持其固有的地位。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却面临着客观的消费文化的生态背景,消费文化形态的流动性、易变性,使得刚刚形成的价值定位顷刻间土崩瓦解,从而再一次陷入了价值的迷失状态。所以说,文学经典的这种悖论性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是很难克服的。
悖论二:文学经典意义的主观解构与客观强化。
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意义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其处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也不例外。以四大名著的解构为例,这儿有一则材料:
“大话”这个词读者一定不会陌生。自1998年《悟空传》网上流传到2003年《沙僧日记》出版,唐僧师徒全部经过了“大话”洗礼,在一个个网络的笔下,《西游记》由经典走向“非典”。
据了解,迄今《水煮三国》已经重印23次,销量突破80万册。可以预料,到今年年底它将轻松突破百万大关,成为本土财经书的一个奇迹。
当然,跟风也有不同的境界,从市场反响和媒体评论来看,《麻辣三国》、《麻辣水浒》和比较另类的《诸葛亮日记》,有脱颖而出之势。《麻辣水浒》、《诸葛亮日记》和另一本不同于“水煮”风格的《闲看水浒》都是今年6月出版。因此可以说,在《水煮三国》出版一周年之际,又形成一次游戏《三国》、《水浒》的小。[11]
我们要反思的是,名著解构热背后的经典意义的重构,是否削弱了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否使得文学经典结束了经典化的进程,而进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文学经典的改写本能够被市场认可,无疑促进了文学经典传播空间的扩大。不可否认,在当下,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改写本而进一步了解文学经典文本的。其次,虽然文学经典的原有意义被解构,但是却生成了新的意义。表面上看,这种新的意义确实和文学经典所内蕴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蕴相去甚远,但实际上,这是文学经典的经典魅力影响的必然结果。文学经典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可供人们不断阐释的结构,无论这种新的意义建构在理论家看来是何等离谱,但它终究是对文学经典意义的再诠释。同时,已经固化在文学经典文本中的意义信息并不会因此消失,相反会与新的意义信息同时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产生出全新的意义。比如,通过阅读《水煮三国》,有些人可能会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三国演义》,从而获取已经固化了的意义信息(即经典意义),同时获取高深的管理知识。所以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的意义是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悖论三:文学经典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实际质量的贫乏。
消费社会文学经典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不仅大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参与文学写作的新的群体如所谓的网络、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断出现,大大地扩充着写作者的队伍。同时,文学生产、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不断地得到改善,如微机的应用不断改变着作家用笔写作的习惯,而且疾速提高了作家生产的文字数量。文学作品传播的速度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品的商业运作体系中,有些作品甚至还没有生产出来,宣传与广告等一系列营销战略就已经展开。贾平凹的《废都》、刘晓庆的《我的路》等,都是这种运作模式下的产物。消费社会对于商品的大规模消费,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产,这也促使了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
但是,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仅仅是为文学经典生产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不能就此而形成更多的“经典”。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来看,文本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经典化的基础,各种外部条件只会加速或者延缓文本经典化的历程。在消费社会中,商业的运行法则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生产,作家为了提高文学产品的销售量,不得不屈从于市场,这样,各种媚俗的、格调低劣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现。如果作家坚持自己纯正的文学立场,则可能面临不被读者接受的尴尬,而这显然是消费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生产主体———作者所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所以,一旦当文学文本缺乏思想和艺术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时,即使消费文化用各种商业化的手段“造经典化”,这些所谓的“经典”也终会被时间所淘洗。
四、对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未来走向的思考
第一,在文学经典价值坐标的厘定中,构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动平台,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要摆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不能只看到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容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之间互相包容和互相补充的一面。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所谓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过去的大众文学,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学,两者常常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变动状态之中。但不管怎样,它们往往是互相补充的,谁也离不开谁,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消费文化的出现,使文学经典面临一系列矛盾,这与我们对大众/精英文化、高雅/通俗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全面认识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才会逐步消除。同时,如果我们把文学经典问题的出现当作处理两者矛盾的一个契机,则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文学经典的价值坐标,虽然这个问题在学界有较多的争议,但是往往限于学术理论概括层面,而没有将实践这个很重要的环节考虑进去。正如有学者所言:“调查与统计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马在北大讲演时曾做过问卷调查,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出版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2]如果将实证分析纳入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许经典的价值坐标就远非如理论家们想象的那样。
同时,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也具有相对性,其被再次解构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可以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建立一个坐标:时间是经典化的纵向贯穿线,而共时态的空间则是文学经典本身以及和它相关的各种外部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力场”。一般地讲,当文本经典化进程开始的时候,首先是文本的内核如思想内涵、审美意蕴、艺术手法、题材、体式等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它本身必须具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含量,而且这些信息能够和处在文学经典外部的各种要素如政治意识形态、读者接受、出版发行、市场运行等产生交流,形成一个全方位的互动的“力场”。如果这个“力场”可以在时间的经线上持续运行,则其经典程度就越高,从而构成所谓的“恒态经典”或者“文学经典”。但如果无法持续运行,则该文本必然会退出经典化进程,也即构成所谓的“动态经典”或者“文学史经典”。当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文本的各种外部要素有可能会先于作品本身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使其强行进入经典序列。这种价值坐标的建立,有望消解精英立场和大众立场的矛盾,构建两者之间交流的文化平台。如那些并不被精英学者看好的武侠小说,当其内蕴足以和外部的各种要素产生强烈的交流时,并且这种交流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么它就进入了经典文本序列,可以成为“文学经典”。
第二,深刻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为文学经典走向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
只有深刻认识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所面对的各种矛盾,才能因势利导,化解矛盾,为文学经典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尤其要深化对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认识和研究,文化产品消费市场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消费市场的特殊规律,两者不可以等量齐观。在文化产品消费市场上,产品的价值如何实现?产品销售的商业策划如何进行?如何追求利润的最大实现?如何引发大众的购买欲望?……这一系列问题都期待着我们去探索。尤其是具体到文学经典,当它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怎样去规避消费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潜在威胁?怎样引导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消费?这些问题变得相当迫切。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经典不但有商业价值,而且其商业价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读书月组委会曾经在2000年做过一次同样的调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依然受到年轻深圳人的偏爱。四大名著在深圳保持较大的销售量已经持续多年。这个迹象表明,年轻的深圳人渴望着对传统的接续。[13]
表面上看,文学经典的改编本销售量非常大,但是深层考虑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借助于文学经典的市场号召力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学经典的本身价值,也就没有了这些以文学经典为资源的改编本的商业成功。虽然文学经典可能遭遇暂时的市场冷落,但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消费的市场前景仍然是相当广阔的。
第三,跳出语言文本是文学经典生存惟一方式的狭小视阈,转向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
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和可能比原来大大地增强了,这为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受众背景;而同时存在的受众的接受选择指向平面化、化、时尚化,缺乏理性的规范,这对于文学经典的语言文本的接受显然是不利的。但站在更开阔的视野看,各种大众媒体却能够以自己的传播方式拉近和大众的距离,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传播乃至推销文化产品,进而影响大众的接受偏好和思想意识。所以,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生存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文学经典完全可以利用现代传播科技的成果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图像文本、声音文本、电子文本等都是文学经典可以借重的介质。文学经典可以利用大众文化的宠儿诸如电视剧、电影、网络等走进大众生活,以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接近大众,让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如近几年来非常兴盛的“电视散文”,以其优美的画面语言和娓娓动听的朗诵感染了不少的观众,其中选择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散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才开始接受这些经典作品。还有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也是推动文学经典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尽管因为媒体特性的差异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引起一些非议,但是在文学经典的大面积传播还没有寻找到更好的途径之前,仍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子。在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如钱钟书《围城》的改编,当电视剧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些评论家甚至将其看成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电视剧之一。不少受众都是在看了电视剧之后才去阅读原著的,因为导演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更易于让那些非专业的文学接受者进入经典。这样,文学经典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它的接受活动中来,在扩大文学经典影响力的同时,引导和规范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构建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四,要使文学研究尽快走出和大众相对隔绝的“象牙塔”,拉近和大众的距离。
近些年来,在一系列学术评价体制的规范与制约下,理论研究反而有封闭化的趋势,很多理论成果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流通。虽然这种相对封闭的学院式研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推动学术研究保持其理论性和独立性,但是却不利于大众对于学术成果的消化和接受。尤其是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这种问题更显突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也不例外。目前,文学批评的规范化的学术话语固然可以保持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学理性,但这对于文学经典的接受却存在着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实际的情况是大众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往往局限在比较浅显的层面,却无法把握经典复杂深刻的思想意蕴、艺术魅力,急需要审美引导。而另一方面,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尽管具有阐释经典的能力,却无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要弥补这种“断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逐渐改变自以为是(高深艰涩)的话语方式,致力于建设大众传播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和文论体系,以加快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接受。同时,探索学者和大众之间交流的多种途径,为大众提供易于为他们接受的理解方式。在这点上不乏成功之例,如近年来收视率颇高的CCTV-10的《百家讲坛》节目,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提高了普通大众对社会现象、文学作品等的认识和理解。许多知名学者之所以能够给普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源于文学经典与大众传媒的紧密结合。当然,提高学者和大众以及作家之间交流的途径并非局限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探寻其他更为有效的途径。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导作家树立“精品意识”,为读者创做出更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来。
[注释]
①狄塞陶(MicheldeCerteau)、费斯克:《消费作为一种对抗性的战术》,转引自陈坤宏《消费文化论》,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01页。
[参考文献]
[1]卢瑞.消费文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44.
[2]罗刚.西方消费文化理论述评[J].国外理论动态,2003(5):36-42.
[3]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22,34.
[4]陶东风.“大话文化”与文学经典的命运[J].中州学刊,2005(4):234-236.
[5]陈晓明.当代文学的哲学贫困[N].长江日报,2001-09-03(6).
[6]曹雪萍.韩国影视书不断搅动2005年畅销书市场[EB/OL].中国新闻网,2005-09-05.
[7]首选网络小说漫画中学生缘何不爱读名著[EB/OL].人民网,2005-02-17.
[8]燕道成.论大众媒体对消费文化的建构作用[J].中州学刊,2005(6):239-242.
[9]王宁.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铸[J].当代外国文学,2002(3):123-130.
[10]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J].天津社会科学,2005(3):86-88.
所谓电影构图，主要是指电影画面中物体的布局与构成方式。虽然电影是一种“活动影像”，它的画面时刻都处于运动中，但在时间的流程中，如何通过每一帧画面中各部分的布局和安排，来达到视觉上的愉悦感并传达出创作意图，则是每个导演都要斟酌的艺术问题。
面对这一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很多电影导演迸发出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世人奉献了很多构图精妙的电影作品。
前苏联/普多夫金·《母亲》：划时代的“蒙太奇”构图
在蒙太奇理论诞生之前，电影只不过是一种“活动照相”或“银幕戏剧”，自然也无法奢求这个时期的导演在构图方面有什么追求。只有从苏联电影学派开始，导演才开始探索电影所独有的美学特性，构图自然也是其中一部分。这种探索在普多夫金的代表作《母亲》中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脚印”。
在《母亲》中，不仅单个画面的构图显得饱满而富有表现力，最可贵的是导演开始注意到每个镜头画面构图之间的关系。根据蒙太奇理论，正是通过连续的镜头组接，不同画面的构图才能产生出单个镜头画面构图所不具备的意义。这才是电影构图的独特魅力所在。
在影片开始不久，巴维尔的父亲酗酒后回家，一个仰拍镜头，画面中父亲的背影撑出了银幕的边框，接下来母亲一个俯拍镜头，画面中母亲却佝偻着身子缩在画面中央偏下的位置，这组蒙太奇镜头就通过构图暗示出母亲受压迫的地位。在影片最后，导演将母亲牺牲的画面和一些高耸雄伟的建筑画面剪辑在一起，构图上的“崇高感”很好地渲染了革命者牺牲时“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的悲壮氛围。
中国/陈凯歌·《黄土地》：内蕴深远的“极简主义”构图
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之一，《黄土地》在整体的美学追求上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迹：影片中极强的视觉因素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积淀进行深刻揭示和沉重反思。“黄土地”作为影片的主体意象，象征着厚重、封闭、隐忍的中国内陆文明，而这些通过电影的构图得到了反复的渲染与强调。
《黄土地》的摄影张艺谋在谈及这部电影的构图时说到：“就是注重视觉的表现性，突出黄色，用高地平线的构图法，使大块黄土地占据画面主面积……构图取单纯，不取繁复……”这种构图的表现手段，正是通过在画面中占据了主体地位的黄土地和在其中显得微不足道的人形成的强烈对比，暗喻了这种封闭的生态文化格局对渴望自由发展的人性的束缚与制约：面对这样深远辽阔而又无比厚重的黄土地，人显得那么渺小而又无助。
影片中的外景构图都在着力强调黄土地的主体地位，而在拍摄内景时构图却有另一番意味，那就是显得十分均衡整饬，四平八稳。如果画面主体是一个人或物品的特写，就让它稳稳居于画面正中央；如果镜头中有多个被摄物，画面构图也安排得十分妥当，被摄物的形状大小和光影强弱都得到了微妙的平衡。这种稳当的构图也暗寓了影片中黄土高原上人们生活状态的死板与压抑。
法国/让·雅克·贝汉《鸟的迁徙》：浑然天成的“自然流”构图
同样是电影纪录片，与里芬斯塔尔《奥林匹亚》中充满了人类创造力、洋溢着人体之美的“雕塑式”构图不同，让·雅克·贝汉的《鸟的迁徙》(又译《鸟与梦飞行》)却向世人展现出另一种唯美的构图功力：那就是看上去没有丝毫的人工雕凿痕迹的“自然流”构图。当然，这种看起来浑然天成的画面，实际上也是导演苦心经营的成果。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这部纪录片中，导演充分地挖掘了大自然本身所蕴含的美感：在构图方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动静结合，用色彩饱满、层次丰富的地球表面作为画面背景，迁徙着的飞鸟则在这片美丽的画布上留下生命的痕迹，运动着的鸟类和静谧的自然所构成的电影画面，无不洋溢着郁勃的生机。
“候鸟的迁徙是一场生命的搏斗。”导演却把这场生命的搏斗拍得如此唯美，通过精心设置的各种机位与角度，成就了一幅幅曼妙和谐的画面构图。于是，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不论是丹顶鹤在覆盖着茫茫白雪的草原上翩跹起舞，还是斑头雁在喜马拉雅的冰天雪地中休憩，抑或是白头海雕在崇山峻岭间翱翔，都像是一曲曲对大自然生命的礼赞。
美国/罗伯特·罗德里格兹·《罪恶之城》：刺激眼球的“表现主义”构图
“表现主义”本是20世纪初的一个文艺流派，其艺术追求是通过夸张奇特的形式和极度变形失真的形象来表现创造者内心的强烈情绪。电影中的表现主义构图，则是指通过变形夸张、极具主观色彩的画面构图，来表现导演所要传达的意旨和艺术风格。表现主义和电影很早就结缘了：在一战后，德国导演维内的《卡里加里博士》中就大量运用了表现主义的布景道具等手法，成就了一部让人过目不忘的电影。而今年刚上映的《罪恶之城》也是这样一部影片。
在这部根据弗兰克·米勒的同名漫画改编的电影中，带有“表现主义”色彩的构图又一次大放异彩，好好地刺激了一下观众的眼球。在这部电影中，导演摒弃了丰富多彩的颜色，而主要用漫画式的“黑白灰”单色来作为影片的主色调。没有了绚烂夺目的五颜六色，更容易突显出画面构图在影片造型中所起的作用：导演正是通过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构图，才将影片绝望凌厉的黑色风格发挥到了极致。
这是一部发生在晚上的电影，当黑夜的大幕笼罩了罪恶之城时，惨白的灯光与阴沉的月色总是把整座城市装点得无比诡异。有了黑暗做画面的底色，变幻莫测的光影便很容易勾勒出夸张的构图效果。比如，当被关押在牢房中的正直警探哈提甘没有像往年一样收到南希的来信时，我们看到画面就是在漆黑中的一个透视感极强的锃亮囚笼，无助的哈提甘被关在里面。这时候的画面构图便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哈提甘的绝望与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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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本控制的创新。1.分解成本项目和控制目标,责任落实到岗位。每年年初,修井企业的财务部门将全年变动成本金额进行分解,横向上落实到修井企业机关各职能管理岗位,纵向分解到各基层队,修井企业与各职能管理岗位、各基层队队长签订《成本管控责任状》。同理,各基层队也将本队的成本控制目标金额分解到本队各岗。成本控制目标的完成情况列为修井企业年底各职能管理岗、各基层队及每名员工的业绩考核指标项,通过成本目标管理与经济责任制相结合,明确目标和责任,强化成本核算工作。2.建立单井成本写实制度,加强成本控制的动态管理。《单井成本写实记录》内容包括大修施工中变动成本费用的常用价格、单井施工概况、工序写实及费用消耗记录、主要变动费用等。《单井成本写实记录》由各修井队队长及时填写,各项消耗费用要求细化到工序,修井企业经营管理部门及时进行检查评比。通过《单井成本写实记录》,可以及时掌握单井修井施工的成本变化情况,实现成本控制的动态管理。同时,又让各修井队队长在实践中掌握成本控制的方法。3.建立修井队物资统一调度制度,提高修井工用具利用率。大修施工需要使用大量不同型号规格的工用具,但很多修井工具和器材的使用频次不高,使用完毕后就闲置在各修井队的库房中,造成很大浪费。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建立修井队物资统一调度制度,对各修井队库存物资进行统一登记造册,修井队有用料申请后,修井企业物资管理部门先在各修井队库存物资台账中进行查询,优先使用修井队库存物资,使用完毕后交回原库,以便下次再用,这样就大幅提高了修井工用具利用率,也降低了大修施工中的材料费用。
虽然从表面上看现在我们采用的经济调控政策十分的西式化，实际上很多地方都体现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子。中国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中孕育出了非常丰富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封建经济并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而是一个商品经济体系。西方历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表现在其最小经济单元为领主庄园，在这个最基本的经济单元中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给自足，不需或很少与外界发生商品交换。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中最小经济单元是个体农户，所谓男耕女织，大量手工业产品及非自产消费品都需要通过商品交换从外界取得，因此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中历来都具有商品生产和流通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持续时间长，原因除了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超稳定性，还在于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体系。由于中国政治上大一统政治体系的存在，它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与之相配套的经济管理方式，即国家以直接参与经济的方式管理和干预经济。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巨大的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每当积累到达一个顶点，就以社会组织崩溃，也就是改朝换代的方式予以暂时缓解，然后进入下一个循环，矛盾因素重新开始积累。尽管封建社会进程中众多参与者最终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历朝历代的当政者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和努力，因而为后世留下了卓越的经济思想。历史不会以断裂的方式向前演进，作为历史的后来者不应该忽视这些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现代社会经济与封建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仔细分析，加以利用。
本文试图引入现代经济理论分析工具，分析历代当政者的经济管理思想，从中梳理出中国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大致脉络。研究方法基本上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对象包括管子[1]、桑弘羊、王莽、刘晏、王安石和丘浚，之所以选取当政者的经济思想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他们都是直接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经济问题，其对策和措施都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有切实的经济运行结果或效果可以比较，这些都使得研究者更容易看清楚经济事物内在的相互关联关系。
一、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的指导原则
宏观经济管理指导原则是经济管理者在制定经济政策和措施时所采取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认识水平不高，但经济管理者通过观察实践总结出不少有益的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总体上表达了生活富裕、国泰民安的良好愿望。管子把国家的“德”具体化为政府要做好的六件事，“德有六兴。……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土带）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驰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2]管子在这里给我们描述了理想社会的各种经济特征，发展生产、兴修道路和水利、低税赋、解决社会保障等等，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政府在这个理想社会模型中所占据的控制和主导的地位。
1．国家视角
历代当政者经济管理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其国家视角，即最终目标是要使国家里的所有人都能够“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能使某一阶级或阶层过于贫穷而处于危险的边缘，同时有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自我心理感受。一方面，这与和谐中庸的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一脉相承，理想社会的标准是“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统治者的任务正如明代文渊阁大学士丘浚所言：“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赋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3]另一方面，这也是当政者在处理社会经济问题时所必须采取的现实态度，因为社会中任何一部分人过贫或过富，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直接威胁到统治者政权的稳定性。管子在国蓄篇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4]
在国富和民富的相对关系认识上，封建社会经济管理者前后发生了很大的转折。早期的经济思想中是将二者对立起来，管子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提出人君对民众财富要做到“富而能夺，贫而能予”[5]。商鞅从实施农战政策，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角度出发，提出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愚，“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国强”[6]，表明当时的管理者只看到这个问题统治者强势的一面，片面地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索取。到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管理者已认识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民富是国富的基础和前提，丘浚指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7]。通过促进生产，增加全社会财富总量，进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如是则在于民也无不足，而用于君也恒有余矣。”这较之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简单论断有了很大进步。
此外，国家视角还有一重含义在君主对天下自然之物的所有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经济体现。桑弘羊说：“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属少府。”[8]而到封建社会后期丘浚提出：“天生物以养人，非专为君也，而君专其利，已违天意矣。”[9]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认识水平在提高，自身经济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君主所有权观念在不断淡化和减弱。
2．国家占据经济管理优势地位
在国家调节经济过程中，当政者认识到自身必须在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才有利于调节措施的进行，管子轻重论是典型代表。他指出：“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10]“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11]管子充分利用“物以稀为贵”的经济原理，顺势而为，非常灵活地调节经济。当市场流通中有较多的谷物时，国家控制货币，则货币的相对价格高，当国家收购谷物后，市场流通中的货币较多，则谷物相对价格高，这样在货币与谷物的相对价值运动过程中，因国家占据垄断地位而总能够保持经济调节的优势地位。在这一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事实上扮演着一个大垄断商人的角色。在对外贸易交换中，这一原则相应演变为保持对外贸易优势地位。“天下轻，我重”[12]，“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下不吾泄矣……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13]也就是说管子认为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要出口相对价格高的商品，进口相对价格低的商品，借此达到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目的。
3．经济信息的重要性
封建社会经济管理者很早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掌握经济信息的重要性，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必须是在充分占有经济信息的基础上，而这恰恰是自由竞争市场调节下单个市场参与者所无法做到的。经济信息的迅速流动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国家和政府借助自身天然优势可以促进经济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播。管子说：“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同时，“国轨布于未形，据于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14]“国轨”是管子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一旦规划形成，宏观经济调节便依此展开，绝非随意而为。另外，《管子》中问篇、八观及入国等篇列明了对国民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的详细问题，其设计非常细致周密[1]362－364，反映出管子作为一国经济管理者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了然于胸。
到唐代，著名理财家刘晏第一次建立了全国商业价格情报系统。《旧唐书·刘晏传》载：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得其术矣[15]。可见政府为获得即时信息不惜花费大量开支，在实践中价格信息在政府调控经济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成功。
明代，丘浚建议：“在内，俾坊市逐月报米价于朝廷；在外，则闾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户部。使上之人知钱谷之数，用是而验民食之足否，以为通融转移之法，务必使钱常不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给，其价常平。”[16]由此，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个商业信息报告体系，使得政府能够及时掌握市场动态信息，相机制定决策，调节供需，平抑物价。
二、国家宏观经济调节的必要性
国家和政府是否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及如何干预，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始终存在分歧，直到现在仍是一个没有达成统一认识的问题。经济实践表明单独实行某一方面政策也是各有利弊。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中，国家干预是主基调，封建社会管理者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之后才推行这一国策。
在理论层面，管子最早以朴素的方式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认为人之本性是“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17]然而，与西方同样是经济人的微观基础，但引出的结论却很不相同。亚当·斯密由经济人假设得出的结论是自由竞争、市场调节原则，管子得出的却是国家干预的结论，“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而且“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18]，故必须有政治权力（在管子看来，这是超阶级的）出而为之指导，使其避害而就利[1]303。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做一个假设，在抽象的经济人概念掩盖之下，中西方经济体系中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其经济行为和社会发展模式出现明显的差异。
此外，管子还从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出发说明国家宏观调节的必要性，“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籴釜十镪，而道有饥民”，“物适贱，则助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19]表明在年景好与年景差时粮食价格相差十倍之多。《管子》中还有一些不同地区粮食价格差异的记载，如《轻重乙》所载：“昔狄诸侯，亩钟之国也，故粟十钟而锱金。程诸侯，山诸侯之国也，故粟五釜而锱金”[20]，表明粮食高产区和低产区粮价相差约二十倍。从以上记述中可以看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生产生活过分信赖自然条件，外界自然环境变化会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价格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经济剧烈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流通服务变得格外迫切。由政府出面组织调剂，本着安定百姓生活的社会公共性目标（而不是纯粹以赢利为目的），在谷物丰收时收购存贮，到谷物歉收时投放市场，或将谷物从高产地区运往低产地区，以调剂余缺，为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商人似乎不能起到稳定经济和价格的作用，他们会在商品丰裕时故意压低市场价格而后收购，或在市场商品短缺时囤积居奇，使得短缺现象更加严重，从而提高商品价格，以期在抛售时获取更多利润，这样做无疑会使商品价格波动更加剧烈，不利于生产发展和百姓生活。王安石在其市易法建议中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或倍本数。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缓急，擅开阖敛散之权。当其商旅并至，而物来于非时则明抑其价，使极贱而后争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车不继而京师物乏，民有所取，则往往闭塞其蓄藏，待其价昂贵而后售，至取数倍之息。”[21]
另外同等重要的是，不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工商业领域，兼并始终是经济发展的阻碍，更是社会不稳定的直接诱因，各朝经济管理者普遍持打击态度。汉代桑弘羊在主张国家经营盐铁时，指出专卖政策是为了抑制兼并，防止“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22]，“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侈、绝并兼之路也。”[23]王莽认为，对垄断性商品应该全面管制，防止豪民富商从中牟取暴利，剥削普通劳动人民。他说：“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24]宋代王安石把抑制兼并由自然垄断行业推广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指出：“有财而不理，则阡陌闾巷之，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29]也就是说如果国家放弃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采取放任的政策，必然产生兼并垄断，而不一定要有富豪大家存在才会产生兼并，因此他把摧抑兼并看成是封建国家的重要职能，其变法措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摧抑兼并同时也与巩固封建统治直接相关联，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一是商业交易的核心原则在于交易双方地位的平等性，一旦商人经济实力过强，必定会对封建社会等级秩序提出挑战，从而危及统治安全性。二是富商大贾所经营事业一般规模较大，如盐铁业，必然聚众独处，时间一长难免产生脱离朝廷统治的倾向，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桑弘羊对此就曾提到：“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25]，并指出：“鼓金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滑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乘利骄溢，散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26]
在讨论兼并产生的原因时，经济管理者也认识到由经济个体自身素质的高低差异带来的经济后果，桑弘羊说：“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27]，“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28]以后也有多人论及此点，因此，摧抑兼并也暗含了追求绝对平均的社会理想。
三、封建社会宏观经济调节的措施和目标
在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经济管理方式的独特性在于政府作为经济经营主体直接参与到经济运行过程之中，因为这样做可以将政府调节经济的公共性目标、维护政权稳定性目标和自身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是当政者的最佳选择。而一般意义上的重农抑商国策，所要限制的是民营工商业，官营工商业则不在其列。随着朝代更迭，具体调节措施包括名称多有变化，但宏观经济调节思想和政策的核心一直没有发生改变。在封建社会中，农业占据国家经济大部分比重，因此调节政策主要围绕农业领域展开。一般常见的政策是，对农产品价格实行常平，对手工业产品实行专卖，在农业信贷方面实行政府专营。
管子提出由国家掌握生产及生活资料，贷或租与农民，同时运用价格政策，防止富豪大户兼并压榨农民。“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扩可得而平也。”[29]由此可以看出，在管子的经济调节政策措施里，国家在市场丰裕、物价较低时购进，在市场短缺、物价高起时卖出，一则平抑物价，二则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三则打击富豪大户，一举三得。
汉代桑弘羊推出的经济政策中平准政策与管子类似，明显有变化而且直接发挥巨大作用的是盐铁酒的专卖。因为盐铁行业具有垄断性质，能够产生丰厚利润，以往富豪也多经营盐铁业。在桑弘羊实行专卖后，政府获得了巨额财政收入[30]，同时打击富商大贾，抑制兼并，巩固了封建统治。王莽所推行管制工商业经济活动的措施是六管政策，其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包含了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盐铁酒专卖、货币统一铸造、工商业征税和五均赊贷，其中五均赊贷是王莽经济管制措施中最突出的一部分。五均是指政府根据商品市场价格变动情况评定物价，并以“市平”价格作为标准采取相应调节措施，如购买和抛售商品，来稳定市场价格。赊贷则是由政府组织资金进行贷放。在这里，“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是实现了摧抑兼并，“公家有余”是扩大了财政收入，而“恩及小民”则是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普通劳动人民利益，同样是一项政策同时实现了三项目标。
王安石在农业方面最有影响的是青苗法。青苗法是由政府拿出资金贷放于农民，其政策目标在稳定粮价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摧抑兼并，他还要求三等以上人户担负四分利息，而这些富户实际上不需要贷款，由此青苗法在摧抑兼并这一目标上走得更远。
明代丘浚非常重视商品市场价格的稳定，把“平物价”与省力役、薄赋敛并列作为“王者”的重要任务。丘浚所提稳定价格与前朝历代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他淡化了抑制兼并和扩大政府收入两项目标，表明他意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应当停留在保持经济体系和商品市场的稳定这一层面上，而对参与市场的经济个体不加干涉，而且政府不应当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谋取自身利益。
丘浚可谓封建社会经济调节政策的集大成者，观察论述面广，对历朝历代的各种经济政策措施悉数进行了整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做出了方向性的转变，提出减少政府干预经济，只保留了“平物价”一项，同时在货币制度、财政预算、海外贸易、漕运、常平等方面提出诸多更加科学的政策主张，颇有新意，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经济管理的发展方向。在丘浚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生生不息、推陈出新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288；362－364；303．
[2]管子·五辅篇
[3]大学衍义补卷二五，市籴之令
[4]管子·国蓄篇
[5]管子·揆度篇
[6]商君书·说民篇
[7]大学衍义补卷二O，总论理财之道上
[8]盐铁论·复古
[9]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三，戒滥纵之失
[10]管子·国蓄篇
[11]管子·山权数篇
[12]管子·轻重乙篇
[13]管子·山至数篇
[14]管子·山国轨篇
[15]旧唐书·刘晏传
[16]大学衍义补卷二六，铜楮之币上
[17]管子·禁藏篇
[18]管子·禁藏篇
[19]管子·国蓄篇
[20]管子·轻重乙篇
[21]续通鉴长编卷二三一
[22]盐铁论·禁耕
[23]盐铁论·复古
[24]汉书·食货志
[25]王临川集卷八二
[26]盐铁论·复古
[27]盐铁论·刺权
走在世界前端的地铁
"我们用十年时间，设计了走在世界最前端的地铁。"佐藤优先生带着理想得以实现的满足感对记者说。当时，佐藤优设计的是日本福冈市七隈线地铁。设计方案名为"以人为本线（humanline）"，目标是要设计建造一条以人为本的地铁。这是佐藤优的设计理想所在，但却有人指出，这不过是一种过于理想主义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
尽管听到了怀疑的声音，但并不足以动摇佐藤优的决心。他认为，"以人为本"作为一种设计理念，所有的设计，都是参照这些基准来讨论的。
那么，是如何实现整体的设计？佐藤优说，这个目标的实现经历了一个过程。1995年在福冈召开了"全方位设计艺术大会"，佐藤优3年前担任庆典专门委员会表彰部会长等职务，策划了跨市和大会组织委员会之间的综合设计方案。这个设计，引发来自世界各地人们的共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设计获得了最高标志设计大奖和通产大臣奖。当时的获奖设计也是以"全方位设计"作为策划的主要理念，以宣扬和平和开发人的潜力为主题，指出福冈的魅力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还大力宣传了"人的魅力"，并确立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
为了体现人性化的设计目标，地铁所有的出入口都有自动扶梯和电梯。电梯在站台中央，可供残疾人和健全者共同使用，并配备声音引导系统，盲人乘客能够清楚听到声音指引的地铁，令人惊叹。另外，在所谓的"大家的厕所"里，设置了专供人工、人工膀胱的使用者使用的设施、扶手等，尽量追求公共设施的最优化，消除了残疾人外出活动的不便和担心。站台上，安装了透明的屏蔽门，提高了整体的空间感。站台全部是直线型的，列车与站台之间没有高度差，且空隙很小。使用轮椅和婴儿车的人能够明显感觉到它的优点。
重视患者感受的医院
"以人为本"，具体到医院就是以患者为本。佐藤优认为，以往的医院一般只强调医院的功能，而忽视了患者的感受，其实这是不应该的。
应该如何减轻患者的重负，如何营造一种温暖的充满信赖感的氛围呢？这不仅仅要着眼于建筑物的设计，更应该从包括色彩、照明、家具、标志等视点出发，追求"全方位设计"。这个理念在九州大学医院的二期工程中得以实现。该医院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感性的视角，制造出更让患者感到轻松愉快的环境。
就说九州大学医院吧。该医院的一期工程于2002年竣工。九州大学医院以371位患者和175位医院工作人员为对象，针对旧病房和一期新病房的印象，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基本的目的达到了，但是，还存在对医院工作人员来说不够舒畅，对患者来说不够亲切不够细致等方面问题。总的来说，就是"人文关怀"的不足。
既然如此，佐藤优提出，医院要体现人文关怀的要素，就要找到让人感到沉重郁闷的"罪魁祸首"--医院的颜色。白色可以满足使医院显得明亮的基本要求，但是，全部使用白色无疑增加了紧张感。病房的家具在白色的医院中是一个重要的点缀，但是，通常会因为预算的原因而被推迟考虑。
无论是走在世界前端的福冈市七隈线地铁，还是重视患者心灵感受的九州大学医院，它们的设计获得认可的关键在于：都是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设计出"以人为本"的环境。这些项目的实施，使统合各种知识的新方法得以确立，并成为今后城市规划和设计的新基准。
对话
美与仁德：二者须臾不可分离
赢周刊：作为一名环境设计专家，您是怎样理解"美学创造价值"这一说法的？
佐藤优：我个人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的：个性的尊重、爱美之心和技术与感性的融合。
赢周刊：它们分别指的是什么？
一、当前行业计划管理工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近年来，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下行的压力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经济发展面临不少挑战。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卷烟市场容量趋于饱和、市场消费需求较为疲软、控烟组合政策连续出台等影响，今年以来，行业发展面临着部分地区销量下滑、增长乏力，烟叶库存持续处于高位，卷烟市场价格出现波动的情况，行业经济平稳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计划管理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一是行业卷烟销量增量乏力，卷烟库存高位运行。卷烟销量方面：受卷烟销售市场大环境疲软的影响，今年上半年行业有4个月卷烟销量同比下降，全国有11个省级商业公司卷烟销量同比下降，其中6个省份同比下降1万箱以上，3个省份同比下降4万箱以上，全国28个省份销量增幅均低于去年同期。三季度，行业卷烟增量乏力的态势持续，1—9月，全国累计生产内销卷烟3965.75万箱，同比增加10万箱，增长0.25%，增幅同比降低0.83个百分点。结合1—9月全国卷烟总销量同比仅增加10万箱的实际，后三月要净增90万箱难度已非常大。根据各省上报的市场需求预测，全年卷烟预测销量为5052万箱，与年初制定的5100万箱目标有较大差距。卷烟库存方面：今年以来，全国卷烟库存持续偏高。9月末，全国卷烟含在途量工商库存达到465.1万箱，同比增加107.45万箱，增长31.52%，处于历史高位。其中工业库存从年初的140.7万箱持续上升到9月末的207.61万箱，卷烟商业库存虽然从年初的325.6万箱下降到257.5万箱，但仍同比增长3.32%。今年以来卷烟库存呈现工业库存逐月增加，商业库存逐月减少的趋势，但各月工业和商业库存基本都高于同期；库存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工业库存增加，9月末有17家省级中烟公司工业库存增加，从一个侧面反映是市场动销较慢的事实。卷烟社会库存也严重偏高，总体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中国卷烟销售公司对6月末社会库存的估算数为173万箱，国家局发展计划司估算数为197万箱，机构调研的估算数更是高达300万箱。由此反映出今年卷烟社会销量不增反降。二是重点卷烟品牌增幅回落，部分品牌价格出现波动。受行业销量增幅回落和库存较大的影响，行业重点品牌增幅也出现了回落现象。1—9月，行业28个重点品牌累计销售3307.37万箱，同比增加44.67万箱，增长1.37%，增速同比下降3.8百分点。卷烟市场价格方面，根据第三方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1—9月，卷烟零售条价指数价格有8个月低于100，8个月同比下降，包价指数也有6个月同比下降，表明今年以来部分卷烟品牌市场价格不够坚挺，出现了降价销售的情况，价格出现了波动。三是烟叶库存处于历史高位，调控压力加大。6月末全国工商片烟库存总量已高达8950万担，库存达到36个月，库存总量比烟叶严重过剩的1997年还翻了一番。今年多数产区风调雨顺，气候条件喜人，烟农、政府种烟积极性高涨，预计烟叶产量将是丰收之年，这为今后三年降低库存总量、严控生产规模带来很大的压力。
二、对做好我区计划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
今年以来，在行业经济运行总体不够理想的情况下，我区继续保持了持续协调稳定健康的发展势头，1—9月，全区累计实现卷烟销量125.27万箱，同比增加2.43万箱，增长1.98%，实现税利61.45亿元，同比增加7.78亿元，增长14.49%，各项指标稳步提升，多项指标在行业排位前移。但也同样存在销量增幅回落、库存高位运行、部分卷烟价格出现波动的问题，要实现年度计划目标还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针对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应该根据“113”工作指导方针的具体要求，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积极促进销量增长，确保销售总量目标的实现。要加强宏观经济形势对行业发展影响的研究，加强行业新一轮改革发展战略的研究，系统研究分析社会消费、居民收入和消费价格等宏观经济指标，准确预测宏观经济对卷烟销量、结构、品牌等的影响，把促销量作为当前卷烟销售工作的重中之重，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切实加强市场分析预测，深挖市场潜力，加大品牌培育力度，增加适销对路货源，更为精准地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个性化偏好，最大限度满足市场需求，不失时机地扩大卷烟销量，确保完成全年销量目标。二是坚守烟叶生产“两条红线”，突出抓好特色优质。各产烟单位要严控烟叶种植面积，严格烟叶收购纪律，确保种植面积不超标、收购总量不突破国家局下达的收购计划这“两条红线”。着力提高特色优质烟叶发展水平是国家局工作会议提出的明确的目标和要求，是提高烟农收益，稳定烟农队伍，满足工业对上等烟比例日益提高的客观要求，更是直接关系着广西烟叶的生存和成败，广西作为后发展的烟叶产区，要在突出抓好特色优质上下功夫，要强力落实标准化生产，大力推进管理模式和组织方式创新，迅速提升特色优质烟叶生产水平，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三是加强调控，确保卷烟市场价格稳定。要按“总量控制、稍紧平衡”的调控原则，严密监控卷烟购销存、价格和存销比情况，把握好卷烟销量、效益完成进度。要坚持把价格作为调控的第一信号，把价格稳定作为调控的第一目标，对价格出现明显波动的要果断紧缩投放，对价格出现倒挂苗头的要暂停投放。要把存销比作为调控的辅助工具，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消化社会库存，不断挤掉卷烟营销中的泡沫和水分，坚定不移地把市场状态调整到位，确保市场供求平衡、节奏均衡、库存合理、价格坚挺。
作者：苏雷
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意味着用水户将全面参与各级灌溉管理，包括灌溉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监理、融资、规制、运行维护、监测评价等，不仅参与决定工程设计而且还要参与决定体制设计（组织形式和功能）等．对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目前国外流行两种说法，一种是“参与式灌溉管理（PIM）”，另一种是灌溉管理转移（IMT）．最常见的灌溉管理转移形式是将灌溉管理职责从中央政府的灌溉机构转移到财务自主的用水户组织．
1保证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成功的重要因素
国外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无论是推行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PIM）或是灌溉管理职责的转移（IMT），保证该过程成功的重要因素包括基本条件、国家政策和法律、实施模式及灌溉协会的类型和性质．
1．1基本条件
主要包括国家预算发生危机，不能完全承担对灌溉管理的财政支持；最高层产生通过私人对灌溉排水的投资来恢复经济增长的政治意图；由于维护不及时造成灌溉基础设施相继破坏；需要提高水利用率．
1．2国家政策
主要指与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相关鼓励政策，通常因目的和区域不同而异．在菲律宾，水资源的利用、治理和保护的基本原则和框架都概括在1976年的“水法（WaterCodd）”内，政府制定了发展灌溉协会的新策略，鼓励灌溉用水户协会或协会联合会承担灌溉工程的运行维护管理工作．土耳其的立法允许将国有小型灌溉工程由国家水利工程总局移交给用水户协会，用水户协会负责向农民征集需水用水表，并上交国家水利总局，管理二级渠道以下的水量分配，清理和小修渠道及其他小型水工建筑物．阿根廷联邦政府将水管理职责转移到省、州一级，并开始实施灌溉管理转移计划，各项与水有关的政策、法规基本上都是由地方制定．墨西哥国家水委员会通过制定国家水政策，把水分配给用水户并给予相应的许可证和正式许可文件，同时将大型灌溉工程交给用水户管理．哥伦比亚政府农业政策鼓励私人资本投资灌溉排水工程建设，并积极推动用水户参与灌排工程的建设和管理．
1．3有关法律文件
国外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法律体系主要有三种法律文件，一是现行法律，二是用水户协会组织章程，三是用水户协会与灌溉机构之间的转让协议．现行法律主要明确用水户协会作为法人实体享有的权利与义务；组织章程对会员资格、组织结构和内部管理、运行维护、水费、用水户协会的清算等做具体规定，转让协议对拟转让的灌溉系统、协会与灌溉机构双方的责任、共同管理阶段如何运作等做具体规定．墨西哥的国家水法中规定用水户协会作为法人，一些国家根据旧的国家法律或地方法律来支持灌溉管理转移计划的实施（如阿根廷和土耳其），而一些国家则通过制定新的国家水法实施了灌溉管理职责转移（如菲律宾和哥伦比亚）．
1．4灌溉协会类型和性质
灌溉协会的类型和性质与各国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灌溉形式直接有关．在灌区较大、经济较发达的国家，灌溉协会有一定的经济规模，能雇佣自己的职员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专用灌溉设备，如墨西哥、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土耳其、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灌溉协会规模大（受益范围2000～50000hm2），属自我服务的合作社性质，很多职员都是雇佣的专业人员，用水费收入以现金支付其薪水，水费以现金支付．相反，在灌区很小和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灌溉协会很小，经济上不能维持，管理也存在较多问题，如菲律宾灌溉协会非常小（受益范围100～300hm2），以村庄为基础，大部分劳动力是用水户提供的义务工，只有极少数灌溉职员是雇佣的专业人员，水费多以谷物支付．阿根廷的灌溉协会享有完全合法权力（包括征税权力），而其他国家的灌溉协会确定和征收水费的权力有限，且没有其他的地方征税权力，因此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水费．
1．5实施模式
每个国家实现向用水户参与管理制度转变的方法是不同的．如菲律宾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方法，而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则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从促进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过程方面说，哥伦比亚投入的时间和做出的努力比其他国家都少，但是转移过程非常快．在转移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因为用水户事实上对他们的所有权及管理责任的变化不太了解．许多灌溉系统是靠泵从河中取水，很多管理转移都涉及能源补贴问题．阿根廷为了迅速推行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采用了报告会等形式进行宣传．墨西哥和土耳其组织用水户参加报告会，并对自己的职员进行培训．墨西哥还组织水利技术研究所和专业公司编写视听教材，以使用水户相信灌溉管理转移是一项积极的变革．菲律宾采用了最慢的方法，利用研究所技术人员和农民组织者作为“催化剂”开展工作，这些组织者住在农村，组织国家灌溉局有关人员和用水户交换意见．然而，国家灌溉局现在己意识到过分依靠这些组织者，工作进展缓慢，现已大大削减了农民组织者的数量．
从责任转移方面来说，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土耳其提到了灌溉机构和灌溉协会之间管理分担形式．分组管理的时间各国各地区不同，但一般为6～12个月．相反，阿根廷则转移很快，而菲律宾采取1期、2期、3期分期实现责任逐步转移，即使15年后，也只有不到15％的地区实现3期转移，即完全由用水户管理．
2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后产生的影响
根据国外经验，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后产生的最大好处是水费收入增加，政府的灌溉工程运行维护经费支付减少，灌溉系统能得到定期维修．如墨西哥灌溉管理责任转移后，水费收入增加了4倍，政府的灌溉工程运行维护经费支付从80％减少到25％．土耳其实施灌溉管理转移计划后灌区水费实收率提高两倍．哥伦比亚用水户参与管理的灌区与国家灌溉机构管理的灌区相对照，前者的运行维护费用仅25％来自于政府补贴，后者的运行维护费用中政府补贴占90％，并且前者的灌溉计划和种植模式更为灵活，灌溉系统能得到定期维护．墨西哥1989年创建国家水委员会，1992年制定有关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新水法并于1994年1月议会批准通过．到1996年底，全国87％的大中型灌区已移交给用水户协会管理．哥伦比亚1993年颁布了新法律，赋予了用水户协会合法地位和责任，以及赋予了国家灌溉机构的支持和监督义务．目前全国24个大中型灌区有16个（占2／3）灌区已经移交地方协会管理．土耳其1993年开始实施大型灌区灌溉管理责任转移给地方组织，只用了3年时间，61％的国有灌区的灌溉管理职责由国家水利工程总局成功地转移给地方机构或地方灌溉协会．
推行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将灌溉管理权向地方转移是一项复杂工作，涉及到国家政策法规和政府机构的调整，新的地方组织机构的建立，工程设施、设备所有权的转移以及工程管理人员的调整．在灌区管理模式转变的同时，经济和社会条件也发生了变化．
3存在的问题
虽然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无论是土耳其，还是墨西哥，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实践时间都还比较短，有关的法律和管理方法等都不太完善．从一些国家的实施情况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附表灌溉管理转移的可能影响
首先，在灌溉协会方面，存在水权不安全、资金不足、灌溉工程的修复和现代化改造政策不明确、财务和行政管理经验不足等问题，其中水权不安全被认为是对灌溉协会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没有水权，或水权不明确或不安全会造成以下结果：（1）限制对新建工程设施或现有工程设施修复的投资；（2）使部分协会管理者和农民产生短期行为；（3）导致为维护不明确的水权而投入大笔资金；（4）导致供水量减少以及系统维护不好．
灌溉工程的修复和现代化改造政策不明确对灌溉协会产生的影响也很大，因为实施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将为政府和农民带来巨大的潜在效益，但是被移交的设施应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而且大多数国家缺乏清晰、持续稳定的关于灌溉工程修复和现代化改造的政策．在现有财政情况下，用水户协会没有财力对灌溉工程进行修复和现代化改造，但从长远来看，为了提高系统的灌溉效益必须对工程进行修复和现代化改造．灌溉工程的修复和现代化改造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而且只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加速实施大规模的灌溉管理职责转移计划．所有灌溉系统都需要定期修复和现代化改造．但要完成这项工作需要政府提出有关修复责任明确而持续稳定的政策．缺乏这些政策时，协会的倾向是推迟所需的修复，希望政府采取修复措施和承担责任．
其次，在灌溉机构方面，实施灌溉管理职责转移后，原有政府专管机构的职责重新进行了调整，打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因运行责任转移引起规模减小，致使技术能力下降．
第三，在农民方面，农民要求提高农业生产率，可能改种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需要提供支持包括：生产贷款；技术推广咨询；新技术；研究成果；市场和市场信息；获得投入资金；收获后服务．
第四，在政府方面，削弱了对系统内全部灌溉活动的控制，并且减弱了利用灌溉作为执行国家其他政策和应优先考虑事项的工具的能力．例如，在一定的季节提倡栽种旱作物，而不是水稻，这可能是政府所希望的．过去，可能是由灌溉机构调节供水计划和供水量来实现这一目的，在转移后，这将比较困难．
4经验和启示
要想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十分困难，简单地说要或不要难以让人信服，但大家公认的历史事实是：无论国内国外，美的城市景观大多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经营建设，它是那个城市历史的、物质与文化的积淀而成。这里讲长时间是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上千年。物质与文化的积淀说明了形成城市美景过程之艰辛，它浸透了多少代人的心血与苦心经营，汇集了多少人的天才和智慧，经历了多少年来的过滤，完全是千锤百炼锻造出来的结果。但是，现在常常被人忽视或忘记的恰恰是这两点：城市景观形成的时间之长与过程之难。不然的话，怎么会在国内一些景观规划设计招标任务书上经常见到：要大手笔，高标准，一步到位，一百年不落后…等词语呢？
近些年来，国内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掀起了城市景观建设的热浪，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以至于有些学者怀疑我们真是需要这样大规模地搞景观建设吗？并且认为’景观建设’是个可怕的词语。事实上，一些患了浮躁病的决策者和开发商过分沉迷于手中的权和钱，他要打造一个崭新的城市景观，心目中根本不把我们城市的历史和国情放在心上。有的竟然说北京没有标志，连天安门都忘了真是荒唐可笑！这些人思想混乱，想要的多半是些耀眼的人工景观，因为它需要的时间短、见效快，连树都可以从山里移植，或是造假，一时间，那些并不像广场的超大广场、景观大道、游乐园、度假村……等，大量名目繁多的新景观铺天盖地而来，仔细看看这些货色，难免落入俗套。概括起来：“质量不高，问题不少，靠速度和数量取胜很难，留下不少后遗症”.搞这些玩艺儿花了不少钱，得到的并非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城市景观与环境，然而城市许多的基本问题并未得到很好地解决，更谈不上建设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有品位美的城市景观。难怪有人怀疑此种景观建设的后果和隐患。
“走向建筑，地景，城市规划的融合”是吴良镛先生对上世纪建筑学发展历程概括性的总结，是21世纪中国城市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特别在城市重大的建设项目中，将这三者有机地融合一体进行策划、设计、建设。并非割裂的、从属的，更非各自为政。例如面对一条城市的干道，规划上要研究它沿街建筑的布置，街道空间形态、尺度，商业和人的活动需求，绿化的形式等许多相关因素，颇为复杂。不能仅满足了机动交通的功能就开始实施。否则，这种没有生命力、残缺不全的’病态街道’一旦形成连绵数里，长时间处在城市中心就形成丑陋的景观，造成对城市景观的破坏。城市己经规划好的绿地现在有条件实施，却又在绿地中布置大片的硬质铺地、喷泉雕塑等人工设施，造成绿地的绿化量不足，好端端城市绿色的项练串不起来，是不是很奇怪？城市沿街的建筑就是要遵守一定规划：要控制建筑高度、长度，要精心选择材料，设计好建筑的色彩、细部等。现在有些建筑师过于迷恋自己设计的单体，破坏了城市的整体性，伤害了城市的景观，这种案例比比皆是，以致现在难得在城市中看到一幢很顺眼，谦虚而又文雅的建筑。本质上讲，这些弊病都是策划、设计单打独斗的结果，没有将建筑，地景，城市规划有机地融为一体进行建设。现在的设计招标竞赛有许多好的构思不被专家领导们采纳，往往以’手法稍嫌一般’毙于案头。评委们把眼光投向一些外国公司的’概念性’设计，所谓有想法多半脱离实际或不符国情，根而无法实施。搞竞赛花了许多钱，结果落得不了了之，美其名曰花钱买“爱迪尔”（idea），最后找个兜底的设计单位东拼西凑，算是综合方案，结果造起来的才真正是质量不高的一般化。明白的甲方有苦难言。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搞什么国际招标竞赛，我们国内自己的设计师完全由能力做好这样的题目。
“建筑、地景、城市规划”三位一体在城市建设的不同阶段不断地变换角色，有时建筑出来唱主角，有时规划要继承延续前人的成果，有时景观设计要默默无闻地衬托别人。过程往往是漫长的，要协调统一，贯彻始终，才能形成整体感很强、美的城市景观。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我们所刻意追求的东西。这种态度和思想境界是对“三位一体”唯一正确的深刻理解，动机和效果要统一起来从事，才是城市景观建设的真正意义。对照一下目前我们的社会现实，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一些决策者、设计者的心态和行为举止又是多么地幼稚、肤浅，他们一味想要美其实并不美，什么阴阳八卦，超级的广场，招摇奢华的街灯，用不着那么高大雄伟的行政办公中心！这似乎是一种病态心理驱动的城市建设行为。
仔细地考证景观或是地景（Landscape）这个词，英文当动词讲是有美化的意思，’美化城市景观运动’却是件危险而可怕的事，城市就是一般性地美化也要很多很多的钱，何况美没有标准和限度。豪华奢侈的，还是气魄宏伟的，高科技的，一百年不落后的？这些也许能构成一定的美感。但我们现代都市应具备何种美感是要认真地研究一番。一般地说，城市景观的美是次生的，首要的依然是它在城市的功能和内容，营造城市景观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关怀广大的城市市民，构筑健康、有良好品质的城市生活。“实用，经济和美观”，三者辩证地统一是党的始终一贯的建设方针，这对目前的城市景观建设依然适用。现在好像执行起来对前两点强调的不够，有片面地追求形式美，高标准的倾向。我们民族的传统历来讲究朴素自然，它是中国风景园林美的灵魂。连古代的皇知道自己的住处要素雅，自然。广大的市平民更喜欢那种舒适中透出的随意，轻松愉快的生活环境。现在的城市建设滥用材料，用色彩斑斓、磨光花岗石做室外铺地，走起路来打滑，用不锈钢做座椅冰凉又不舒服。若换成地砖铺地，木制的条凳就舒服实用多了，既朴素又美观。现在许多城市景观设计中透出病态的“假，大，空”，都是“滥用”的结果，滥用石材，滥用不锈钢，滥用喷泉水景，花饰灯，滥用草皮，花卉等等。一种不讲分寸、缺乏文化修养，像是暴发户的表现欲所炮制的’作品’实在是俗不可耐，没有半点真正的美感。从侧面也透视出一些决策、设计者浮燥、表面的心态。
现代的国际大都市的城市生活讲求高效，多样，安全和舒适，表现出开放，热爱自然，尊重人的时代精神，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我们的城市建设的目标和城市应具备的良好品质。尽管过去多数城市的基础设施差、起点低，欠账多，面貌落后。现在，经济的大发展推动了城市建设的，要做的和想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这几年城市面貌有着迅猛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与百姓的需要。市民需要良好、舒适的户外活动空间，需要人行道通畅无阻通，需要大众的公园都免费开放，需要树荫和座椅，需要有些可供儿童和老人活动的场地，人们需要看看那些自然生长的树木草地，听听虫鸣鸟叫。仔细想想这些需求都很基本又正常。其实，人们不太关心那些美丽的城市大广场，那些不让人走进去的观赏草坪，美丽的大花坛，那些不常出水的大喷泉，难以轻松通过的宽马路，那些花招招展的装饰街灯、铺天盖地的广告牌，百姓们的真正需要比这些吵闹的’景观’的标准要低得多。人们在多种多样、小型自然的户外活动空间更感到亲切，轻松、随意。比在那种充满装饰性花丛，修剪整齐的植物，花岗石铺地的人工环境要开心愉快得多。只是城市里这默默无闻、小型多样的户外活动空间仍太缺乏，若是被城市领导重视，就会出奇制胜。设计者以一种精心的随意的态度为百姓营造他们喜欢的空间场所，说不定这才是我们常常犯难的’设计创新’.刻意追求，设计这种精心的随意的城市景观特色要有较深厚的文化底蕴，要有对百姓的喜闻乐见的深知，对现代’人本主义’精神的深刻理解，需要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探索，创作过程快乐而有痛苦。简单地抽取一些老北京人的生活片断，捏成一个具象的雕塑，想要表达京城百姓传统文化的内涵，常让人苦笑不得产生一种恶感。
城市最大的户外活动空间莫过于公园、绿地。解放初期，我们靠艰苦奋斗修建了一大批城市公园，对城市起了很好的作用。可惜，这些公园目前的处境大都十分尴尬，进退两难，公园用地不断地受蚕食，环境不断地遭到破坏，设施陈旧落后，门票低百姓过度使用，公园的经费远远不足，连正常的养育维护都难以维持。但是，让人不理解的是政府舍得投入巨大的财力，兴造新的景观园林，却舍不得抽不出一些经费给这些’老公园’补养、更新换代，提高这些公园的环境质量，更新它们面貌。让公园“以园养园”自谋生路，把公园为公众服务的设施租出去搞商业，不合情理。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能有计划地逐步将这公园更新，逐步向社会开放，形成城市开放的公共绿地系统，让百姓享用，那该是一番什么样的城市景观和形象！事倍功半何乐而不为呢？这才真正符合可持续发展和适应国际潮流的城市景观建设，群众在开放的公园绿地中锻炼体魄、放松神经，开展健康的文化休闲活动，百姓们也会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珍惜公园的一草一木，这正是大都市现代化城市生活的标志和城市应有的魅力。现在，城市中大有这样的空地来做这样的文章，就看我们如何地经营管理。营造多样的城市公共空间的目的是为人所用，不是为了看，可望不可及忽视功能的城市景观是不美的。开放的公园、绿地就是要纯粹些，为公众服务，不要把城市公园当作摇钱树，或是政府行政中心的陪衬，做成了’私家花园’，老百姓就不愿意去，这种建设难说是真正地为民造福。
有专家讲“21世纪是景观管理的时代，城市公园建设大有可为”，的确如此。景观管理的意思是强调规划控制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性，策划与管理远远重于设计。政府项目的策划与实施如能敏锐地反映出城市未来发展与市民的需求和意愿就一定会获得成功。反之，那些“假、大、空”的形象工程、“夹生饭”，必将受到百姓的唾弃厌恶。有的地方领导硬要把规划局定的10米的路改做18米宽，说是为了气派。好端端的自然风景区硬要放进许多人工景观，多么宝贵的自然景观被糟蹋掉。他们用打仗的方式尽可能快地突击施工，粗制滥造什么人工涌浪、度假村，浪费了许多宝贵的资金，留下来一堆垃圾样的东西，这种短期行为的造景也算是值得玄耀的政绩？虽然这些案例看起来有些极端，但却时有发生。问题就出在领导的决策上，若是前期决策者能三思而行，不要把这种项目建立在破坏老祖宗的文化遗产资源上，多讲些科学，多尊重些环境，没钱就先别建，也不犯这样荒唐可笑、低级的错误。
目前我国大城市的景观建设正在由广度向深度发展，出现了许多可喜的现象，许多地方整治那些违章建筑以显露插入城市的山体，有的下大力气治理城市长期受污染的河道，有的想方设法恢复历史文物地段的风貌，有的在研究规划城市的生态景观，领导决心大，把文章做到了实处，执行者有信心，百姓拍手叫好，这种建设真正维护了市民权益，让老百姓受益，又使城市的城市面貌大改观，这种景观建设才真正地进入正题。如能精心地策划，精心地保育，二十年后，我们的城市又是一番多么了不起的景象！实施过程要考虑景观建设的时间性，树木种植要规划先行，少量地移植些大树要看需要，那些被修剪得残枝败相的大树放在新建筑边上，很煞风景，要是种大些的树苗，排列整齐，过不了几年长势就很旺盛，那该多好。笔者看到南方一现代广场移了8棵大树，只活了两棵。那些在山里自然生长的大树移到广场，饱受烈日的烘烤全都枯焦，一棵树上仅有活着的几组小叶片，十分可怜。城市绿化建设是门科学，只有长期、渐进、可持续地发展才能见效。急于求成，违反科学的主观臆造，突击式的做法不仅浪费了财力，也难得收到好的效果，更谈不上能塑造出美的城市景观。
2000年，英国的弗莱普敦教授在北京召开的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题报告中专门谈到“地景形式与挽救策略”，他认为“应用地景策略能够有效地改善当今连片城市化的广阔地区的恶劣环境”，“地景营造具有田园式的魅力，有天然近人的优势，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可以成功地完成大片地区艰巨的（景观）重建，组织整理工作。而许多规划师设计师在这种空间尺度的设地工作往往以惨痛的失败而告终”。他说“与今天的建筑设计相比，景观设计可能对社会有更深刻的影响，绿化则具有补偿性的作用，因为它从社会文化因素扩展到广泛的生态系统”。这些话对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发展有普遍意义，特别对我国的城市建设更具重要的指导作用。当前，我国的城市大规模搞景观建设是历史的必然，但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能自觉地强调建筑，地景与城市规划的融合，遵循规划的基本原则，用地景策略去限制，抵制那些受利益驱动，四处扩张不顾周边环境的单体建筑的设计。那时，我们的城市化的建设和发展会健康得多，获得的将是一种讲求效能、多样，生态和人本主义的城市景观，那种美感或许与现在的廻然不同。结果要比现在的所作所为意义上要深刻得多。会比较地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更富有自己本民族和地区的特色，也不会盲目地模仿抄袭，跟在别人的后面跑。
21世纪是世界的东方大发展的时代，我们的城市注定要成为表现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载体，运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民族凝聚的巨大的力量，运用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去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景观是必定无疑的社会潮流，当然，我们更要看到建设好的城市景观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更好地研究我们的国情，学习世界各国成熟的好经验，注重实用，讲求经济实效，刻意地追求一种健康，舒适，安全又自然、美好的生存环境，就大有希望营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美的现代化城市景观。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