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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项目经管存在的问题
(1)预算执行力不够。工程项目的预算工作在工程施工前已经完成了，是项目施工的前提与保证，在建筑工程中影响着工程的质量与效益，但是，我国目前的建筑工程的预算工作存在很多的问题，很多建筑企业虽然做出了预算设计，但是缺乏预算管理的制度，预算过程没有考虑投资回报率，也没有考虑工程的变动与更改，缺乏变通性，缺乏有效的误差范围，而且预算中没有加入土地征用的资金数目，这样的预算准确率不高，而且没有实际价值，没有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而预算的管理工作也缺乏执行力，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使得建筑工程的整体管理水平大大降低了，管理的效率也被削弱了。(2)资金管理效率不高。我国大部分建筑企业都存在资金管理效率不高的情况，一方面是管理水平不高，建筑工程的投资金额、融资金额以及利益分配等工作都缺乏有效的管理与利用，很多资金的利用缺乏有效的监管与控制，很容易出现制度管理漏洞，企业资金受到损失等现象。出现这类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企业的项目经管人员素质不高，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与专业的管理水平，思想觉悟不高，没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没有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竞争的激烈情况，资金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使得企业的发展速度很慢，而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甚至会使企业的债务增加，出现经济危机。(3)没有有效的控制成本。建筑管理的项目经管涉及的内容广泛，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运行过程，有效控制项目资金，可以增加工程的效益。项目资金可以控制的方面很多，比如工程造价、员工工资、材料成本、开发设计费用、工程设备机器等等，但是我国目前很多建筑企业，常常出现铺张浪费的行为，没有有效的控制资源的浪费，这样既增加了建筑工程的成本，也降低了建筑工程的收益。
3强化建筑工程项目经管的措施
3．1强化预算管理，实施全面性预算
预算管理的加强是当前我国建筑工程行业经济管理的核心，也是基础所在。良好的预算管理不仅能够根据经营目标对资金进行合理化分配，指导企业将计划作业和短期目标良好的实现。同时预算管理还能将预算和实际性项目进行差异化比较，并作出科学合理的调整，使建筑企业潜在的经济风险能得到有效的防范和避免。
3．2加强成本控制
成本的控制管理是建筑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与重点。为此，企业应注重自身成本的控制，通过合理的对项目各阶段成本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实现提高企业市场竞争优势和经济效益的目的。成本控制需要做到:合理使用外部造价咨询单位;建立完善的资料管理;使用信息化系统和台帐月报对工程项目动态进行成本监控;做好材料以及设备的核价;做好工程预结算方面的管理。
3．3优化资金结构
建筑施工企业只有通过不断优化资金结构和完善自身资金管理，才能提高对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创造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建筑企业应制定科学合理的现金使用计划，并严格执行企业相关收款责任制度，以延迟现金的流出并加快资金的回流，使企业能够实现在收支上的平衡。资金的风险主要体现在建筑企业投资方面的风险。为此需加强在工程项目投资初期的控制，并对投资项目进行科学化、专业化的调查论证，使项目资金的投资风险能降到最低。
3．4强化内部管理
强化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企业可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岗位工资标准，实施责权分明，奖惩分明等相应的规范与制度，以控制和规范建筑企业的内部管理行为和经营行为，真正实现依法经营与依法管理。建立完善的企业人才机制。建筑企业应注重对人才引进和培养，建立完善的建筑企业的人才机制，不断将有责任心、富有开拓能力和综合素质优秀的人才引进到企业的管理队伍中。同时还应定期开设专业技能的培训课程，使企业经济管理人员能吸收和接受当前先进的经济管理知识。
知识经济的到来，势必会引发我国高校对于人才培养的转变。结合当代社会的需要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就要符合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广、能力强、素质高人才的基本要求。现在，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为了增强毕业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就有必要将经济学教育纳入高校学生的素质教育中。
相对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状态，经济学教育明显显得滞后，教育理念需要进一步转变。在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背景下，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方法改革需要深化，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只有克服对经济学教育急功近利的倾向，才能建立高质量、创新性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
一、经济学教育改革面临的新形势
改革开放的深化，对经济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的现代经济学教育起步较晚，目前正处于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有一系列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尽管西方国家在经济学教育方面拥有完备的体系，但我国根本不可能也不允许完全照搬过来。于是，建立一个怎样的经济学体系教育管理论文，怎样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学体系，也就成为经济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同时，经济学教育要反映时代和实践的要求，要把经济学与社会实际联系到一起，例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三农”问题等。经济学教育教学必须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
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动往往会引起经济理论的革命。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完全消散，西方主流经济学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学教育发展的一个契机。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将何去何从？我国的经济学需要借鉴和吸取哪些经验教训？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我们该如何调整才能使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这些问题，将对我国经济学的建设和经济学教育的发展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二、经济学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
1. 我国高校经济学教育体制存在不足
很多人说，我国学者所进行的研究，是一种为了研究而进行的研究、是一种围着政府转的研究怎么写论文。暂且不论这种言论有失偏颇的地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的科研氛围相对浮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科研立项的申请审批制度和对教师的考核、职称评定制度。这种制度下，很多人会为了追求项目数量而失去潜心研究的耐心。
在我国，应试教育是一大特色，这就使得我国经济学教学课程设置、考核评价不全是围绕提高学生研究和创新能力而设计的。在这种应试教育背景下，学生往往并不会深入理解经济学知识，因为只靠死记硬背也一样可以考高分，这样就算学了经济学，也不会灵活应用。
2. 经济学教育教学方法有待改进
首先是教材问题。经济学以其特殊地位在高等教育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几乎所有的经管类学科都会以经济学为专业基础课程。但是，很多高校使用的教材都是十几年前编制的陈旧教材，缺乏时代前沿气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其次，经济学本身就具有抽象性、逻辑性和系统性强的特点，这就造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度较大。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系学生相比，我国学生一学期所学的课程内容和难度远远超过他们，但是学习课程的时间却只有他们的一半，这就导致学生在学习中感到吃力，学生的普遍反映是：经济学学不会、没意思，更没有实用价值，于是许多学生产生厌学情绪，甚至逃课。而从事教学一线的老师工作任务繁重，难以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思考和开展研究。
再次教育管理论文，教学方法有待改进。目前，我国经济学教学主要是“填鸭式”的方法，这并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地位，缺乏积极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结果就是学生只记住了一些概念或公式。当学生走向社会，面对实际问题时就会不知所措，无法适应市场经济需要。
三、改革高校经济学教育的思考
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也研究经济主体选择行为。然而，经济学不仅是一种理论，它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进行经济学教育改革，不应该将培养新时期高素质经济学人才作为最终目标，而是要培养学生形成一定的经济学思维方式，让学生拥有思辨意识、创新能力。笔者认为，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1. 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符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育体系
经济学教育教学要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在改革创新的同时还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理论。现代经济学教育起源于西方，西方经济学也一直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学。然而我们在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教育的同时，必须注意将它本土化、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学中的原理体系，而是理解它的解决方法与主体思想，然后再来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方面，我国的经验也算是比较丰富的，从完全照?崴樟模式走了不少弯路，到后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些经验教训都说明，经济学教育体系的建立∪不学习借鉴别国经验不行，否则就不可能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但是学习借鉴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否则我们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被动落后?
同时，我国的经济学教育教学还要走向国际化。中国的经济学要走向世界，世界各国的经济学也要进入中国，我们要在这种互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努力学习别国的先进的经验教育管理论文，吸取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发展自己。所以，国际化不是要放弃自我，而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凝练出中国经济理论体系．形成与西方经济学相媲美的理论。
2. 亟需改进经济学教育教学方法
首先在教材方面，我国高校普遍使用的经济学教材有一个共同特点：偏于理论阐述、与现实联系度较低，可读性不高。因此，尽快组织新的经济学教材，已成为当务之急。新的教材除必要的理论和概念外，还应该包括课程实验、案例分析和该领域的最新发展怎么写论文。欧美的经济学教材较为生动、系统，案例多，知识更新快，能够及时根据学科发展前沿加以完善。我国已经有很多出版社翻译和出版了一系列国外优秀的财经教材，我们可以以这些优秀教材为基础，加入我国近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科研课题的研究成果，并将我们国家的经济实例逐渐融入到教材中，以形成适合我国高校使用的教材。
其次，经济学教育亟需更新教育理念。社会需要的是综合性强、知识面广的人才，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跨学科的知识，因此要重视各个人文学科分支的知识储备和信息交流，实现跨学科的知识交流与碰撞，通过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和交流来克服当前经济学教育中的弊端。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我们要改变以往只注重学生应试能力的培养，转而培养学生的实际解决问题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还要让学生明确自己的定位，以便毕业后对自己选择的方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再次，在实际教学中要注意增加实践环节，使理论与实际实现有机结合。在课程设置上，可以根据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设计，将基本理论学习和热点问题讨论结合起来，加强案例教学和情景教学，通过对经典案例的分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积极思考现实问题的能力、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有助于学生独立分析、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培养。另外。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意改变过去单一的教学模式教育管理论文，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将知识以更直观生动的方式传达给学生，激发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3. 建立合理的考核制度和教学评价机制
我国对学生的成绩考核一般是用期末试卷来进行的，但是测试学生是否理解经济学知识、是否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学分析能力，这种单一的考核手段显然是不全面的。我们可以综合平时考核成绩、研讨成绩等，采用多样化的考核形式，加强对学生的实践、论文写作等活动的考核。这样不光能考察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还可以考察学生的研究能力、灵活应用掌握知识的能力等。我们希望建立起来的教学评价机制可以有利于教会学生怎样思考经济学问题，培养他们基本的经济学逻辑思维，使学生有能力分析一些现实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经济学问题。
4. 重视提高专业教师能力
一门学科的体系再健全、教育教学方法再先进、机制再合理都需要第一线的老师付诸实现。那么如何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能力，就成为当前非常重要的任务。对于教师，提倡教学相长，而要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一方面，需要鼓励老师积极的参加一些可以提高教学水平的讨论会、相关培训等；另一方面还可以采取学生评议、教师间评议、专家评议等对教师的教学进行考核，促进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最后，就是需要一些经济政策和物质鼓励的激励措施，同时建立严格的约束制度、竞争机制，以保证教师队伍的质量，这些都需要政府等相关部门的支持。
参考文献：
[1]景维民，周立群．新形势下经济学课程设置思路的再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07，(1)：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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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谢家训．中国教育经济学正经历着“科学革命”——简析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发展进程-[A]．2007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会议论文集[C]．2007．
[4]郑敏．浅析在经济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J]．大学时代下半月，2006，(7)：101—103．
[5]胡若痴．我国高职高专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发展与教学改革[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09，(5)：70-75．
二、经济管理信息化
（一）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内容
（1）人员管理的规范化。不论怎样的管理制度，如果员工不能真正理解管理规范之下的真正含义，那么规则条令，也只会流于形式。不断强化和优化日常财务基础管理，不只是从形式上掌握科学规范化的行为准则，可以帮助管理者从本质上学会做到人员行为的规范化，使得管理有足够的深度和更容易取得实质的效果。并能够提高内部人员素质基础来应对高层科学规范的管理方法的学习、理解和掌握，使工作事半功倍。
（2）财务数据的信息化。财务收支状况和管理成果的第一手资料需要通过财务数据管理来反映，管理和决策效率的提高需要构建统一的数据平台，并是以财务数据信息化为基础，这也是经济信息化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是进行战略决策的基本依据。
（3）基本财务流程的规范化和信息化。财务一体化是经济管理信息化的重要内容，通过整合财务流程和业务处理流程管理以及记录管理，这样不仅能使公司各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得到良好的沟通，保证信息在部门内部得到及时的共享和传递，还能使各个程序得到有效的协调管控，实现财务、业务的一体化管理，同时也能保证决策过程的透明化和科学性。
（二）经济管理现代化的意义
经济管理只有信息化才能提高整体管理水平，才能真正体现出信息化对经济管理整体管理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计算机管理体系是网络财务软件网络系统和计算机财务信息系统的整合，除此之外，经济管理信息化为信息化决策提供了信息库和全面而灵活的规划框架，也减小了可能带来潜在成本的投资风险，而财务信息化体系的建设更是建立和健全现代管理体系。同一个信息管理，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数字化的信息统筹具有灵活便捷的特点，提高了经济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
（三）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应用
如何做好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建设，需要将信息化建设辐射多个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好。另外，财务、进销、库存、生产等不同的业务流程也都有不同的重点，在不同的经济管理模式下有不同的需求，只有将每一个环节都做好，对整体和各部门的业绩进行评价也需要软件的支持，统一快捷的网络系统和深入分析数据的智能报表系统必不可少，而财务管理信息化都需要这些数据的完整性与及时性作为坚实的保障。
三、经济管理创新
（一）管理理念的创新
管理理念关系到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贯彻落实内部先进的管理理念是在经济管理创新发展中不断更新思想的关键。作为经济管理者首先应该加强自身工作素养，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经济管理新理念，坚持正确的竞争意识，贯彻于整个企业，在生产运营中将全新的思想观念形成强烈的危机意识。因此，企业创新发展经济管理的重要前提需要内部观念性理念的创新，以全新的视角指导经济管理的改革与发展，纠正落后的思想观念，不断建立与时代相符合的思想模式，才能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其次在经济管理创新发展中，是要落实以人为本的思想。现代企业应该采取以人为本思想作为出发点，对人力资源的重要作用形成充分的认识与重视，维持经济管理的高效发展。
（二）战略管理的创新
在变化多端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企业首先要不断加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发展经济管理战略的创新，制定符合企业发展的实施战略，及时准确捕捉有利的外部环境机遇。切实提高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竞争的工作重点，在新时代的发展中不断扩大生产经营模式，以正确的强势姿态迎接挑战与风险，切实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以落实经济管理目标。企业先进的生产力与长远的经济管理目标保持一致，创新发展应该具备良好的全局性、前瞻性，加强创新企业战略的多种渠道，引进各种全新的科学信息技术，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市场的重要的一席之地。
（三）组织结构的创新
在强化企业组织结构的创新中，贯彻实施经营战略的组织需要精干高效的组织结构为保证，传统的企业管理大都分散的组织结构，现代化企业管理企业组织结构需要合理与精简高效，首先应采取多层垂直的组织结构，在最大限度上增加企业管理幅度，以减少管理层次，不断精简职能机构，增强信息反馈的时效性，形成快速的传达信息的速度，使企业组织结构的建立更具有横向性、扁平化的特征，提高反馈和传达信息的速度。其次是在现代化企业应不断更新的外部环境发展趋势，经济管理工作应该摆脱传统组织机构的束缚，建立与完善柔性化的企业组织结构，形成多样化、灵活化的组织结构。
一、消费文化语境与“文学经典”
开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西方消费社会的种种特征。与此相伴随的,是消费文化的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詹姆逊指出:“文化是消费社会最基本的特征,还没有一个社会像消费社会这样充满了各种符号和概念。”[1]消费文化的出现对整个人类生活的影响极大,以至于“这场转变的历史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二十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之间持续数十年的冷战等等”[2]。以消费为标志的这种文化转变导致了文化的内部变革,并进而波及文学的当代形态的重构。客观地面对消费文化语境这一人类文化历史链条定的时空结合部,透过它观察当下的文化、文学、文学经典问题,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形形的文化和文学现象,探索埋藏在各种现象之下的矛盾运行轨迹和规律,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找寻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而“文学经典”则有可能成为我们观察这一文化变革的晴雨表,同时,站在当下消费文化这一背景之下才能使我们更加辩证地审视“文学经典”的自救与重构的可能性。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学经典”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以及这些“经典”在今天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首先,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接受和淘洗的过程。文学经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学经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其次,从横向的共时性角度看,“文学经典”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统一体,其自身内部特质的规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础。只有当文学经典的思想意蕴、艺术品质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时,才可以进入“经典”序列。而和文学经典有关的各种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道德因素、社会舆论氛围、读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学经典本身(如“红色经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及文学体制化的结果)。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典”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但同时,真正的“经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这种挑战中得以巩固,“文学经典”总是处在恒态与动态、短暂与永恒、解构与建构的矛盾统一之中。我们只有撇下今天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种种预言,着眼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才能认清文学经典的当下生存状态,并进一步揭示推动着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种种矛盾,把握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探求文学经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外部矛盾
消费文化浪潮改变着传统“文学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发了当下一系列与文学经典有关的文化现象,“红色经典”、“四大名著”的改编,甚至“戏说经典”、“大话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实,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文学经典”的尴尬还是解构,也无论是经典的危机还是地位的丧失,都首先缘自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的各种悖反和冲突,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和消费文化的大众立场的矛盾。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文学的自足性不断增强的历史。从古至今,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如果说中国古代还没有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分野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有着自足的语言审美系统和完善的体制化管理系统的文学了。这对文学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识字能力、一定的鉴赏能力、一定的思维能力等都变得必不可少。一旦社会分工将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自在体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精英们言说的工具。以发轫于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为例,其启蒙的出发与指向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谁启发,谁蒙昧”呢?显然,在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界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种精英意识。
作为人类文学活动的结晶,文学经典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化精英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价值趋向有意识地构造经典的活动,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学史家所认可的崇高地位。而公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热情,只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经典的超越公众意识的特性,即大众对精英意识的追捧。相比较而言,公众接受的程度,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照,我们甚至连此处的“公众”这个字眼都要加以怀疑———“公众”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以茅盾的《子夜》为例,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有谁进行过受众接受的实证分析来说明其已经被最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在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的识字程度可以说是小说被“广大”公众接受的最大障碍,若对受众的接受能力进行检视分析,其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以消费同时作为起点和终点的消费社会却是以最大多数的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没有了大众,消费行为就无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消费文化也无法获得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间。同时,消费社会所赖以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参与下,普通受众对消费文化的接受成为可能。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自然不会无视日益增长的大众的文化需求,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市场需求并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甚至利用消费市场中物质产品营销的惯用手段如广告、炒做等来刺激欲望、制造需求,从而形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景象。但应该看到,消费市场的无视文学与一般物质产品本质区别的生产和营销方式,使得“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性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自我实现、自我表达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与浮华消费和风格化的自我呈现融为一体”。[3]这种畸形的繁荣背后,是大众欲望的无限膨胀及不合理的夸大。
而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形成,都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是弱势群体自我表达和再现的方式,是与既有体制之主流价值对抗的方式。消费是一种涉及再现的政治策略”。①这样,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王朔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场的矛盾对抗。还有“Q版语文”现象,也反映了大众希图解构已有经典,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影响的努力。
其次,文学经典的既定价值定位和消费文化中多元价值观的矛盾。
文学为人类提供了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但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种文化传播方式的诞生,使得人类的精神需求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得以实现,这便加剧了文学的危机感,文学经典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正如有学者面对“大话文学”流行的担忧:“‘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后现代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和文学以及文学经典本身的特点有关。文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审美思维特性,有学者认为,“‘发问’是文学的哲学品质的首要表现。亦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有着最深刻的贯通———哲学作为文化思维的核心,其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价值根基,这是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立足点之一。”[5]文学往往通过审美的方式将读者引向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经过文学史沉淀的文学经典,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读者。很难想象,那些没有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灵冲击,不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无法引导读者思考关于人生、世界等问题的作品,能够成为文学经典。
可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却打破了人们关于文学经典的种种幻想,大众文化借助于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世俗情绪、享乐意识,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以金钱交易为基础的商业法则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也成为消费社会普遍的价值衡量法则,这种法则不可避免的成为衡量文学的一把尺子。“上帝死了”,“我”便是上帝,每个人都被这个狂热的消费世界不断地中心化,社会价值观也由此不断地走向多元化。在商业运行法则的驱使下,快餐式的作品通过大众媒体以华丽的包装、令人眼花缭乱的热点,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使人们通过这些文化快餐满足着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这样,当走进商品序列的文学经典一旦无法满足那些被消费文化所驱使甚至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欲望时,便再也无法躲避残酷的市场法则的规约。于是,“经典”遭遇冷落成为“现实的一种”:
一改韩剧“苦情戏”风格的《浪漫满屋》同名小说于8月19日登陆北京图书大厦,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昨日已销售326本,日均销售32本,比余华的《兄弟》日销售还高出7本。
《我叫金三顺》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今年8月该书一经出版,在全国上柜不到一周2万册就售罄,重印2万册仍然供不应求,本周已经登上上海图书畅销榜第6名。不久前韩剧《我叫金三顺》已经由国内电视台高价引进,更令这本书的市场前景看好。[6]
在兰州西北书城经常上演这样一幕:很多中学生围在漫画书栏处,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漫画书。相比之下,名著书栏处的中学生却寥寥无几。[7]
再次,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和大众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学经典的内蕴在整体结构上体现出立体化的特征。任何文本的接受都是读者从可感知的语言层获取更多的包容于内部的意义信息的过程,但是“文学经典”包容的意义信息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特说,经典是具有可写性的文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学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从而对文学经典的意义不断进行阐释。
文学经典本身意义的复杂性和可阐释性,是其意义立体化的基础。文学经典是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作家的心智劳动的成果,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往往是产生文学经典意义的土壤。孙犁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曾经谈到作家人品和文品的关系:“这些作家,文章写得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作家的文学修养、知识面、实践经验、写作技巧等等,是和作品意义的生成密切相关的。同时,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存在,无论“生活”在作品中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固在的复杂性。文学经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其意义的复杂形态。另外,读者接受活动的展开,是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实现的条件。受众一旦进入文学经典的意义的实现过程,其意义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决定,文学经典的意义因而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存在,受众的参与使得其意义日益立体化。如《红楼梦》意义的生成,就是从一般生活信息的传达深入到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进而达到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哲学思考。
但是,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的社会化、大众欲望的合法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大众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胀,在“质”上却趋向平面化,突出表现是:取消深度的倾向;追求同质化的时尚、奢侈、等;大众需求呈现群体性的个体化等特征。其原因首先是大众传媒对文化消费的介入。以先进的信息科技为支撑的电视、电影、报纸、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往往屈从于商业的利润法则,除了制造出各种文化繁荣的表象以迎合受众以外,更是强加给受众以各种不切实际的消费观念:“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工具,它一方面是遵循商业逻辑进行生产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又是操纵大众意识的工具。它充分充当‘把关人’的角色,通过创造‘模拟环境’,诱导人们接受它们宣扬的消费意识形态,从而推动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形成蔚成风气的消费文化。可以说,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充当了最佳孕育者和助产士的角色。”[8]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消费社会中公众消费行为的“合理”进行及其结果。在消费中,多元化的大众的需求都指向被商业的利润法则引导的潮流和时尚之中,这样,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商业和消费的共谋中渐渐地趋向同一层面,以便适应消费时代生产的大批量和大规模的要求,促使更大的消费,产生更多的利润。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经典”,与声音媒介、图像媒介相比体现出祛时尚化、祛奢侈化、祛化的特征,因此,文学经典也就很难摆脱被解构的命运。
第四,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共时性的矛盾。
如果从时间角度来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接受,以及消费文化的生成和蔓延,即可发现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的共时性之间的矛盾。文学经典的历时性构成首先源于文学经典接受过程的超时性。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发受众不断阐发的内驱力,在横向空间纬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众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诠释,从而获得文学经典在空间中的拓展,同时也可以在纵向的时间经度引发再阐释的欲望和生存空间的再拓展,从而获得相对恒久的超时性。其次,传统文学经典传播介质的历时性。与电子传媒相比,纸质媒介生产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从毕曰升发明活字印刷的那时到现在的激光照排,其生产已经走向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时代”。由于其载体的物质特性,为固化于纸质传媒并承载历史沧桑的文学经典大大扩展了自身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和文学经典的历时性相比,消费文化则带有更多的共时性特征。消费社会中消费的一次性倾向导致商品的符号化和消费文化的时尚化。大众媒体通过自己特有的传播手段,使得时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社会中“肆虐蔓延”,形成风尚,同时又通过时尚的不断更迭制造着走马灯似的繁荣表象。符号这个虚拟的存在引导消费者往往忽略了商品的物质实在性,而更多地沉溺于消费商品时折射出的个人欲望的虚幻的满足中。而且,消费文化赖以传播的手段如电视、网络、广播等电子传媒在有效地扩大其传播范围的同时,也潜藏着由于过分依赖高科技而引发的失语乃至瘫痪的巨大威胁。更重要的是,传播手段的不断变革会引起消费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使其很难取得恒态的存在方式。这样,消费文化虽变化多姿但却无法超时存在。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消费系统,公众会更多地倾向于将文学经典也作为商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忽略对其意义的历时性发掘,因而使得文学经典也遭遇时尚一般转瞬即逝的命运。例如,影视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四大名著改编热,以及近些年通过各种媒体参与8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的再度升温,仍摆脱不了其“热”后的短暂命运。
三、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自身的悖论
悖论一:文学经典主观上的价值回位与客观上的价值失位。
文学经典进入消费文化语境时,必然要面对给自己重新价值定位的问题。大众文化在消费时代的兴起,出现了解构经典的倾向,使得文学经典面临着价值失落的危机。“大话”之中庄严感的丧失、欲望之中精神资源的贫乏、娱乐之中审美意识的迷失,种种现象都呼唤着文学经典的价值重构。当然经典化的客观要求也是促使其价值定位的原因之一。已有的文学经典究竟应该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当代文学能否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经典?这是当代文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因而,采用什么样的价值坐标来建构经典和评价经典,成为当代文学非常迫切的问题之一。有学者认为:“所谓经典必定是指那些载入史册的优秀文学作品,因此它便首先涉及文学史的写作问题。”[9]也有学者指出:“必须看到,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4)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10]凡此种种观点都说明了学界对文学经典问题的密切关注,以及人们主观上寻求文学经典价值回位的努力。事实上,这种努力已经在学界成为共识。
如果我们反过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这种努力的背后所隐含的难以抹去的忧思:文学经典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确正在失去自己的价值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学界这种对文学经典价值定位的努力,似乎更引发了另外一种危机。因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元价值的碰撞与冲突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文学经典为自己规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价值立场时,便内在地引发了多元价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学经典价值的又一次迷失。同时,由于文学经典的价值界定牵涉到经典本身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两个方面,而内部要素往往是一种稳态的存在,外部要素却经常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当其内部要素的稳定性和外部要素的易变性产生矛盾时,文学经典便会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摇摆于价值的失位与回位之间。
当代消费文化的泛滥,引起了文学经典的各种外部要素的巨大变化,而其内部要素的相对稳定性又促使着文学经典化进程的持续,文学经典借助学界的力量消化各种外部因素变动带来的影响,以维持其固有的地位。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却面临着客观的消费文化的生态背景,消费文化形态的流动性、易变性,使得刚刚形成的价值定位顷刻间土崩瓦解,从而再一次陷入了价值的迷失状态。所以说,文学经典的这种悖论性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是很难克服的。
悖论二:文学经典意义的主观解构与客观强化。
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意义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其处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也不例外。以四大名著的解构为例,这儿有一则材料:
“大话”这个词读者一定不会陌生。自1998年《悟空传》网上流传到2003年《沙僧日记》出版,唐僧师徒全部经过了“大话”洗礼,在一个个网络的笔下,《西游记》由经典走向“非典”。
据了解,迄今《水煮三国》已经重印23次,销量突破80万册。可以预料,到今年年底它将轻松突破百万大关,成为本土财经书的一个奇迹。
当然,跟风也有不同的境界,从市场反响和媒体评论来看,《麻辣三国》、《麻辣水浒》和比较另类的《诸葛亮日记》,有脱颖而出之势。《麻辣水浒》、《诸葛亮日记》和另一本不同于“水煮”风格的《闲看水浒》都是今年6月出版。因此可以说,在《水煮三国》出版一周年之际,又形成一次游戏《三国》、《水浒》的小。[11]
我们要反思的是,名著解构热背后的经典意义的重构,是否削弱了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否使得文学经典结束了经典化的进程,而进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文学经典的改写本能够被市场认可,无疑促进了文学经典传播空间的扩大。不可否认,在当下,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改写本而进一步了解文学经典文本的。其次,虽然文学经典的原有意义被解构,但是却生成了新的意义。表面上看,这种新的意义确实和文学经典所内蕴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蕴相去甚远,但实际上,这是文学经典的经典魅力影响的必然结果。文学经典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可供人们不断阐释的结构,无论这种新的意义建构在理论家看来是何等离谱,但它终究是对文学经典意义的再诠释。同时,已经固化在文学经典文本中的意义信息并不会因此消失,相反会与新的意义信息同时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产生出全新的意义。比如,通过阅读《水煮三国》,有些人可能会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三国演义》,从而获取已经固化了的意义信息(即经典意义),同时获取高深的管理知识。所以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的意义是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悖论三:文学经典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实际质量的贫乏。
消费社会文学经典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不仅大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参与文学写作的新的群体如所谓的网络、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断出现,大大地扩充着写作者的队伍。同时,文学生产、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不断地得到改善,如微机的应用不断改变着作家用笔写作的习惯,而且疾速提高了作家生产的文字数量。文学作品传播的速度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品的商业运作体系中,有些作品甚至还没有生产出来,宣传与广告等一系列营销战略就已经展开。贾平凹的《废都》、刘晓庆的《我的路》等,都是这种运作模式下的产物。消费社会对于商品的大规模消费,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产,这也促使了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
但是,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仅仅是为文学经典生产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不能就此而形成更多的“经典”。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来看,文本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经典化的基础,各种外部条件只会加速或者延缓文本经典化的历程。在消费社会中,商业的运行法则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生产,作家为了提高文学产品的销售量,不得不屈从于市场,这样,各种媚俗的、格调低劣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现。如果作家坚持自己纯正的文学立场,则可能面临不被读者接受的尴尬,而这显然是消费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生产主体———作者所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所以,一旦当文学文本缺乏思想和艺术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时,即使消费文化用各种商业化的手段“造经典化”,这些所谓的“经典”也终会被时间所淘洗。
四、对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未来走向的思考
第一,在文学经典价值坐标的厘定中,构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动平台,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要摆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不能只看到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容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之间互相包容和互相补充的一面。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所谓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过去的大众文学,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学,两者常常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变动状态之中。但不管怎样,它们往往是互相补充的,谁也离不开谁,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消费文化的出现,使文学经典面临一系列矛盾,这与我们对大众/精英文化、高雅/通俗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全面认识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才会逐步消除。同时,如果我们把文学经典问题的出现当作处理两者矛盾的一个契机,则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文学经典的价值坐标,虽然这个问题在学界有较多的争议,但是往往限于学术理论概括层面,而没有将实践这个很重要的环节考虑进去。正如有学者所言:“调查与统计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马在北大讲演时曾做过问卷调查,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出版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2]如果将实证分析纳入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许经典的价值坐标就远非如理论家们想象的那样。
同时,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也具有相对性,其被再次解构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可以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建立一个坐标:时间是经典化的纵向贯穿线,而共时态的空间则是文学经典本身以及和它相关的各种外部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力场”。一般地讲,当文本经典化进程开始的时候,首先是文本的内核如思想内涵、审美意蕴、艺术手法、题材、体式等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它本身必须具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含量,而且这些信息能够和处在文学经典外部的各种要素如政治意识形态、读者接受、出版发行、市场运行等产生交流,形成一个全方位的互动的“力场”。如果这个“力场”可以在时间的经线上持续运行,则其经典程度就越高,从而构成所谓的“恒态经典”或者“文学经典”。但如果无法持续运行,则该文本必然会退出经典化进程,也即构成所谓的“动态经典”或者“文学史经典”。当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文本的各种外部要素有可能会先于作品本身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使其强行进入经典序列。这种价值坐标的建立,有望消解精英立场和大众立场的矛盾,构建两者之间交流的文化平台。如那些并不被精英学者看好的武侠小说,当其内蕴足以和外部的各种要素产生强烈的交流时,并且这种交流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么它就进入了经典文本序列,可以成为“文学经典”。
第二,深刻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为文学经典走向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
只有深刻认识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所面对的各种矛盾,才能因势利导,化解矛盾,为文学经典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尤其要深化对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认识和研究,文化产品消费市场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消费市场的特殊规律,两者不可以等量齐观。在文化产品消费市场上,产品的价值如何实现?产品销售的商业策划如何进行?如何追求利润的最大实现?如何引发大众的购买欲望?……这一系列问题都期待着我们去探索。尤其是具体到文学经典,当它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怎样去规避消费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潜在威胁?怎样引导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消费?这些问题变得相当迫切。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经典不但有商业价值,而且其商业价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读书月组委会曾经在2000年做过一次同样的调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依然受到年轻深圳人的偏爱。四大名著在深圳保持较大的销售量已经持续多年。这个迹象表明,年轻的深圳人渴望着对传统的接续。[13]
表面上看,文学经典的改编本销售量非常大,但是深层考虑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借助于文学经典的市场号召力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学经典的本身价值,也就没有了这些以文学经典为资源的改编本的商业成功。虽然文学经典可能遭遇暂时的市场冷落,但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消费的市场前景仍然是相当广阔的。
第三,跳出语言文本是文学经典生存惟一方式的狭小视阈,转向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
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和可能比原来大大地增强了,这为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受众背景;而同时存在的受众的接受选择指向平面化、化、时尚化,缺乏理性的规范,这对于文学经典的语言文本的接受显然是不利的。但站在更开阔的视野看,各种大众媒体却能够以自己的传播方式拉近和大众的距离,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传播乃至推销文化产品,进而影响大众的接受偏好和思想意识。所以,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生存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文学经典完全可以利用现代传播科技的成果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图像文本、声音文本、电子文本等都是文学经典可以借重的介质。文学经典可以利用大众文化的宠儿诸如电视剧、电影、网络等走进大众生活,以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接近大众,让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如近几年来非常兴盛的“电视散文”,以其优美的画面语言和娓娓动听的朗诵感染了不少的观众,其中选择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散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才开始接受这些经典作品。还有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也是推动文学经典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尽管因为媒体特性的差异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引起一些非议,但是在文学经典的大面积传播还没有寻找到更好的途径之前,仍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子。在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如钱钟书《围城》的改编,当电视剧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些评论家甚至将其看成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电视剧之一。不少受众都是在看了电视剧之后才去阅读原著的,因为导演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更易于让那些非专业的文学接受者进入经典。这样,文学经典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它的接受活动中来,在扩大文学经典影响力的同时,引导和规范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构建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四,要使文学研究尽快走出和大众相对隔绝的“象牙塔”,拉近和大众的距离。
近些年来,在一系列学术评价体制的规范与制约下,理论研究反而有封闭化的趋势,很多理论成果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流通。虽然这种相对封闭的学院式研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推动学术研究保持其理论性和独立性,但是却不利于大众对于学术成果的消化和接受。尤其是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这种问题更显突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也不例外。目前,文学批评的规范化的学术话语固然可以保持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学理性,但这对于文学经典的接受却存在着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实际的情况是大众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往往局限在比较浅显的层面,却无法把握经典复杂深刻的思想意蕴、艺术魅力,急需要审美引导。而另一方面,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尽管具有阐释经典的能力,却无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要弥补这种“断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逐渐改变自以为是(高深艰涩)的话语方式,致力于建设大众传播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和文论体系,以加快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接受。同时,探索学者和大众之间交流的多种途径,为大众提供易于为他们接受的理解方式。在这点上不乏成功之例,如近年来收视率颇高的CCTV-10的《百家讲坛》节目,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提高了普通大众对社会现象、文学作品等的认识和理解。许多知名学者之所以能够给普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源于文学经典与大众传媒的紧密结合。当然,提高学者和大众以及作家之间交流的途径并非局限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探寻其他更为有效的途径。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导作家树立“精品意识”,为读者创做出更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来。
[注释]
①狄塞陶(MicheldeCerteau)、费斯克:《消费作为一种对抗性的战术》,转引自陈坤宏《消费文化论》,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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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电影构图，主要是指电影画面中物体的布局与构成方式。虽然电影是一种“活动影像”，它的画面时刻都处于运动中，但在时间的流程中，如何通过每一帧画面中各部分的布局和安排，来达到视觉上的愉悦感并传达出创作意图，则是每个导演都要斟酌的艺术问题。
面对这一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很多电影导演迸发出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世人奉献了很多构图精妙的电影作品。
前苏联/普多夫金·《母亲》：划时代的“蒙太奇”构图
在蒙太奇理论诞生之前，电影只不过是一种“活动照相”或“银幕戏剧”，自然也无法奢求这个时期的导演在构图方面有什么追求。只有从苏联电影学派开始，导演才开始探索电影所独有的美学特性，构图自然也是其中一部分。这种探索在普多夫金的代表作《母亲》中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脚印”。
在《母亲》中，不仅单个画面的构图显得饱满而富有表现力，最可贵的是导演开始注意到每个镜头画面构图之间的关系。根据蒙太奇理论，正是通过连续的镜头组接，不同画面的构图才能产生出单个镜头画面构图所不具备的意义。这才是电影构图的独特魅力所在。
在影片开始不久，巴维尔的父亲酗酒后回家，一个仰拍镜头，画面中父亲的背影撑出了银幕的边框，接下来母亲一个俯拍镜头，画面中母亲却佝偻着身子缩在画面中央偏下的位置，这组蒙太奇镜头就通过构图暗示出母亲受压迫的地位。在影片最后，导演将母亲牺牲的画面和一些高耸雄伟的建筑画面剪辑在一起，构图上的“崇高感”很好地渲染了革命者牺牲时“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的悲壮氛围。
中国/陈凯歌·《黄土地》：内蕴深远的“极简主义”构图
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之一，《黄土地》在整体的美学追求上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迹：影片中极强的视觉因素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积淀进行深刻揭示和沉重反思。“黄土地”作为影片的主体意象，象征着厚重、封闭、隐忍的中国内陆文明，而这些通过电影的构图得到了反复的渲染与强调。
《黄土地》的摄影张艺谋在谈及这部电影的构图时说到：“就是注重视觉的表现性，突出黄色，用高地平线的构图法，使大块黄土地占据画面主面积……构图取单纯，不取繁复……”这种构图的表现手段，正是通过在画面中占据了主体地位的黄土地和在其中显得微不足道的人形成的强烈对比，暗喻了这种封闭的生态文化格局对渴望自由发展的人性的束缚与制约：面对这样深远辽阔而又无比厚重的黄土地，人显得那么渺小而又无助。
影片中的外景构图都在着力强调黄土地的主体地位，而在拍摄内景时构图却有另一番意味，那就是显得十分均衡整饬，四平八稳。如果画面主体是一个人或物品的特写，就让它稳稳居于画面正中央；如果镜头中有多个被摄物，画面构图也安排得十分妥当，被摄物的形状大小和光影强弱都得到了微妙的平衡。这种稳当的构图也暗寓了影片中黄土高原上人们生活状态的死板与压抑。
法国/让·雅克·贝汉《鸟的迁徙》：浑然天成的“自然流”构图
同样是电影纪录片，与里芬斯塔尔《奥林匹亚》中充满了人类创造力、洋溢着人体之美的“雕塑式”构图不同，让·雅克·贝汉的《鸟的迁徙》(又译《鸟与梦飞行》)却向世人展现出另一种唯美的构图功力：那就是看上去没有丝毫的人工雕凿痕迹的“自然流”构图。当然，这种看起来浑然天成的画面，实际上也是导演苦心经营的成果。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这部纪录片中，导演充分地挖掘了大自然本身所蕴含的美感：在构图方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动静结合，用色彩饱满、层次丰富的地球表面作为画面背景，迁徙着的飞鸟则在这片美丽的画布上留下生命的痕迹，运动着的鸟类和静谧的自然所构成的电影画面，无不洋溢着郁勃的生机。
“候鸟的迁徙是一场生命的搏斗。”导演却把这场生命的搏斗拍得如此唯美，通过精心设置的各种机位与角度，成就了一幅幅曼妙和谐的画面构图。于是，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不论是丹顶鹤在覆盖着茫茫白雪的草原上翩跹起舞，还是斑头雁在喜马拉雅的冰天雪地中休憩，抑或是白头海雕在崇山峻岭间翱翔，都像是一曲曲对大自然生命的礼赞。
美国/罗伯特·罗德里格兹·《罪恶之城》：刺激眼球的“表现主义”构图
“表现主义”本是20世纪初的一个文艺流派，其艺术追求是通过夸张奇特的形式和极度变形失真的形象来表现创造者内心的强烈情绪。电影中的表现主义构图，则是指通过变形夸张、极具主观色彩的画面构图，来表现导演所要传达的意旨和艺术风格。表现主义和电影很早就结缘了：在一战后，德国导演维内的《卡里加里博士》中就大量运用了表现主义的布景道具等手法，成就了一部让人过目不忘的电影。而今年刚上映的《罪恶之城》也是这样一部影片。
在这部根据弗兰克·米勒的同名漫画改编的电影中，带有“表现主义”色彩的构图又一次大放异彩，好好地刺激了一下观众的眼球。在这部电影中，导演摒弃了丰富多彩的颜色，而主要用漫画式的“黑白灰”单色来作为影片的主色调。没有了绚烂夺目的五颜六色，更容易突显出画面构图在影片造型中所起的作用：导演正是通过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构图，才将影片绝望凌厉的黑色风格发挥到了极致。
这是一部发生在晚上的电影，当黑夜的大幕笼罩了罪恶之城时，惨白的灯光与阴沉的月色总是把整座城市装点得无比诡异。有了黑暗做画面的底色，变幻莫测的光影便很容易勾勒出夸张的构图效果。比如，当被关押在牢房中的正直警探哈提甘没有像往年一样收到南希的来信时，我们看到画面就是在漆黑中的一个透视感极强的锃亮囚笼，无助的哈提甘被关在里面。这时候的画面构图便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哈提甘的绝望与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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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网络营销的作用
网络营销是基于网络环境进行的企业商品销售，网络营销的根本目的与现实营销一样，都是通过销售手段实现产品价值的过程。与现实营销所不同的是，网络营销在实现多对一的销售和不同时空的销售上具有优势，这使得营销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1.2网络营销的几种方法
网络营销为销售提供了更多的方法，除了建立网点和企业网站承接订单、进行销售活动之外，由于网络环境的多样化和便利性，营销的宣传方式也得以扩展，例如营销软文、在浏览率高的网页上放置广告、利用信息交流平台产品信息等。
1.3考虑到网络环境对现代体育场馆建设的重要性
现代体育场馆的建设和投入使用不仅是公共设施建设的一种，也是产业经营的一种，除了赢利之外，体育场馆要维持正常的运转也必须向使用体育设备和场地的人收取必要的费用，而这些费用将为场馆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提供经费。人们在网络上获得信息、通过网络进行消费的大环境，使体育场馆要实现自身的商业价值，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在网络环境下进行体育场馆建设。
2利用网络环境经营现代化体育场馆的方法
现代化体育场馆的经营是娱乐休闲场所经营的一种，按照第三产业的经营模式，分析消费者的爱好，根据消费者需求进行项目改造和修建、进行功能宣传、寻找体育场馆使用的可能性并营造与人们文化心理相符的环境，获得人们对体育消费的认同，是目前体育场馆进行建设和经营的主要目的。
2.1通过网络了解消费者需求
网络活动因为其跨时空的独特性质，是产业经营中“消费者需要调查”一项活动变得更加简便。编制问卷、将问卷发至网上，请消费者进行消费意图的表达是目前获得消费需求方面信息的主要方式。由于网络问卷表达形式便捷、非实名，因此获得的信息会更加真实有效。现代化体育场馆为了使馆内设施更符合消费者需求，或者需要获得体育馆配套设施建设的建议时，可以选择网络问卷的方式取得消费者需求方面的资料。另外，通过观察消费者网购的内容、分析消费者年龄和消费目标的特点，也能够为现代化体育场馆的建设和经营提供帮助。例如，某城市的新建城区欲建设一座体育场馆，投资者在体育场馆的规模和内部设施方面一直举棋不定，于是营销策划部门进行了一次消费者需要调查。以“体育设施”、“健身时间”“、为健身花多少钱”、“希望配套的服务和设施有哪些”为主要内容进行了一次消费者调查。通过与小区、公司和学校联系，将问卷在小区业主QQ群、公司的企业文化网页上，并且采用微信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得了大量的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经营者不仅得到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对体育健身的基本需求之外，还确定了大致的体育健身配套服务的范围，为体育场馆的经营指明了方向。
2.2利用网络进行体育场馆功能宣传
体育场馆的功能已经不局限在体育运动会的举行或者是提供给人们基础的体育健身场地。目前，大型现代化的体育场馆不仅为各种球类比赛提供场地，也为各种文化展览和音乐、舞蹈等艺术活动提供场地、设备和技术上的支持，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在鸟巢巨型，而开幕式当晚，作为体育场馆的鸟巢实际上承担了一个大型文艺演出的舞台的任务。可见，现代化体育场馆在功能上有更多的可能性。体育场馆的经营者应该以体育场馆功能的开发为经营目的之一，通过体育场馆的多种形式的利用实现经济价值。鉴于人们对体育场馆的认识大多数还保留在“健身”的层面上，通过网络进行体育场馆功能的宣传十分必要。适合于体育场馆功能的宣传手段，有广告软文、平台宣传、视频宣传等多种形式，这些宣传形式均以网络环境的信息流通速度快、信息承载量大为基础。例如，体育场馆可以将已经承接的大型演出活动的布置现场拍摄成录像，并设计“使用感受采访”，请参与活动的人对场地和设施进行评价，将这些资料剪辑成视频在网络上，还可以建立企业微博或博客账号，通过分享承接的活动相关照片和介绍场馆设施等进行宣传，还可以鼓励体育场馆使用者通过博客、微信、QQ等方式分享使用心得，或者对体育场馆的建设及经营提出建议等。一次微博的转发可能会使一条信息增加至少20000多阅读者，这是网络时代能够提供给体育场馆经营的宣传环境，也是体育场馆展现自身魅力的途径。
2.3通过网络扩大体育场馆经营范围
网络的使用还能够促进体育场馆经营范围的扩大。一般的体育场馆的经营者多认为体育设施和相关设备、服务的消费群体仅限于体育场周围的小区或者企业等人流集中的地区，经营范围也不会超过一个或者半个城区，事实并非如此。网络销售因为减少了推销成本，因此能够在保证利润的情况下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低廉的价格和更加优秀的服务，电影院、餐饮业、美容业的“团购”活动就是使用网络营销方式提高实体店的客流量、达到盈利目的的手段之一。
2.4利用网络在体育馆内建设文化软环境
网络能够为现代化体育场馆经营带来的益处不仅在于体育场馆的宣传和扩大经营范围两方面，同时也能够为体育场馆的软文化环境建设提供帮助。体育场馆经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利润，同时提供给人们舒适的健身和活动的环境。根据2011年全国体育健身调查的结果，在“体育健身的目的”这一项中，40%的参与体育运动的公民认为健身的目的在于维持身体健康，30%的人则认为体育健身的目的在于休闲、放松、缓解工作压力。继续追查这30%的参与体育运动公民的群体特征，则发现这些人基本都是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的中青年。观察目前体育场馆的消费者特征，不难发现，以“休闲、放松”作为健身目的的人与现代化体育场馆的服务对象实际上是重合的。这就意味着，体育场馆的任务除了“提供健身场地和健身器材”之外，还需要提供优雅、舒适、轻松休闲的环境。肯德基、星巴克、哈根达斯等店铺都为消费者提供免费的wifi以供上网之用，咖啡馆和酒吧为消费者提供数字电视作为休闲项目，大型购物商场通过网络为消费者提供播放电影和音乐等附加的服务，甚至连医院、图书馆等公众服务场所都注重网络形象的建设，现代化体育场馆为了更好的发挥公共职能，应该在场馆内配备与上网相关的设备、并且使用相应的软件为体育健身者提供更加贴心和便利的服务。
虽然从表面上看现在我们采用的经济调控政策十分的西式化，实际上很多地方都体现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子。中国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中孕育出了非常丰富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封建经济并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而是一个商品经济体系。西方历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表现在其最小经济单元为领主庄园，在这个最基本的经济单元中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给自足，不需或很少与外界发生商品交换。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中最小经济单元是个体农户，所谓男耕女织，大量手工业产品及非自产消费品都需要通过商品交换从外界取得，因此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中历来都具有商品生产和流通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持续时间长，原因除了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超稳定性，还在于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体系。由于中国政治上大一统政治体系的存在，它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与之相配套的经济管理方式，即国家以直接参与经济的方式管理和干预经济。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巨大的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每当积累到达一个顶点，就以社会组织崩溃，也就是改朝换代的方式予以暂时缓解，然后进入下一个循环，矛盾因素重新开始积累。尽管封建社会进程中众多参与者最终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历朝历代的当政者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和努力，因而为后世留下了卓越的经济思想。历史不会以断裂的方式向前演进，作为历史的后来者不应该忽视这些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现代社会经济与封建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仔细分析，加以利用。
本文试图引入现代经济理论分析工具，分析历代当政者的经济管理思想，从中梳理出中国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大致脉络。研究方法基本上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对象包括管子[1]、桑弘羊、王莽、刘晏、王安石和丘浚，之所以选取当政者的经济思想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他们都是直接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经济问题，其对策和措施都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有切实的经济运行结果或效果可以比较，这些都使得研究者更容易看清楚经济事物内在的相互关联关系。
一、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的指导原则
宏观经济管理指导原则是经济管理者在制定经济政策和措施时所采取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认识水平不高，但经济管理者通过观察实践总结出不少有益的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总体上表达了生活富裕、国泰民安的良好愿望。管子把国家的“德”具体化为政府要做好的六件事，“德有六兴。……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土带）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驰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2]管子在这里给我们描述了理想社会的各种经济特征，发展生产、兴修道路和水利、低税赋、解决社会保障等等，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政府在这个理想社会模型中所占据的控制和主导的地位。
1．国家视角
历代当政者经济管理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其国家视角，即最终目标是要使国家里的所有人都能够“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能使某一阶级或阶层过于贫穷而处于危险的边缘，同时有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自我心理感受。一方面，这与和谐中庸的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一脉相承，理想社会的标准是“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统治者的任务正如明代文渊阁大学士丘浚所言：“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赋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3]另一方面，这也是当政者在处理社会经济问题时所必须采取的现实态度，因为社会中任何一部分人过贫或过富，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直接威胁到统治者政权的稳定性。管子在国蓄篇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4]
在国富和民富的相对关系认识上，封建社会经济管理者前后发生了很大的转折。早期的经济思想中是将二者对立起来，管子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提出人君对民众财富要做到“富而能夺，贫而能予”[5]。商鞅从实施农战政策，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角度出发，提出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愚，“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国强”[6]，表明当时的管理者只看到这个问题统治者强势的一面，片面地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索取。到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管理者已认识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民富是国富的基础和前提，丘浚指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7]。通过促进生产，增加全社会财富总量，进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如是则在于民也无不足，而用于君也恒有余矣。”这较之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简单论断有了很大进步。
此外，国家视角还有一重含义在君主对天下自然之物的所有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经济体现。桑弘羊说：“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属少府。”[8]而到封建社会后期丘浚提出：“天生物以养人，非专为君也，而君专其利，已违天意矣。”[9]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认识水平在提高，自身经济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君主所有权观念在不断淡化和减弱。
2．国家占据经济管理优势地位
在国家调节经济过程中，当政者认识到自身必须在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才有利于调节措施的进行，管子轻重论是典型代表。他指出：“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10]“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11]管子充分利用“物以稀为贵”的经济原理，顺势而为，非常灵活地调节经济。当市场流通中有较多的谷物时，国家控制货币，则货币的相对价格高，当国家收购谷物后，市场流通中的货币较多，则谷物相对价格高，这样在货币与谷物的相对价值运动过程中，因国家占据垄断地位而总能够保持经济调节的优势地位。在这一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事实上扮演着一个大垄断商人的角色。在对外贸易交换中，这一原则相应演变为保持对外贸易优势地位。“天下轻，我重”[12]，“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下不吾泄矣……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13]也就是说管子认为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要出口相对价格高的商品，进口相对价格低的商品，借此达到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目的。
3．经济信息的重要性
封建社会经济管理者很早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掌握经济信息的重要性，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必须是在充分占有经济信息的基础上，而这恰恰是自由竞争市场调节下单个市场参与者所无法做到的。经济信息的迅速流动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国家和政府借助自身天然优势可以促进经济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播。管子说：“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同时，“国轨布于未形，据于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14]“国轨”是管子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一旦规划形成，宏观经济调节便依此展开，绝非随意而为。另外，《管子》中问篇、八观及入国等篇列明了对国民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的详细问题，其设计非常细致周密[1]362－364，反映出管子作为一国经济管理者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了然于胸。
到唐代，著名理财家刘晏第一次建立了全国商业价格情报系统。《旧唐书·刘晏传》载：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得其术矣[15]。可见政府为获得即时信息不惜花费大量开支，在实践中价格信息在政府调控经济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成功。
明代，丘浚建议：“在内，俾坊市逐月报米价于朝廷；在外，则闾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户部。使上之人知钱谷之数，用是而验民食之足否，以为通融转移之法，务必使钱常不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给，其价常平。”[16]由此，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个商业信息报告体系，使得政府能够及时掌握市场动态信息，相机制定决策，调节供需，平抑物价。
二、国家宏观经济调节的必要性
国家和政府是否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及如何干预，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始终存在分歧，直到现在仍是一个没有达成统一认识的问题。经济实践表明单独实行某一方面政策也是各有利弊。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中，国家干预是主基调，封建社会管理者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之后才推行这一国策。
在理论层面，管子最早以朴素的方式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认为人之本性是“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17]然而，与西方同样是经济人的微观基础，但引出的结论却很不相同。亚当·斯密由经济人假设得出的结论是自由竞争、市场调节原则，管子得出的却是国家干预的结论，“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而且“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18]，故必须有政治权力（在管子看来，这是超阶级的）出而为之指导，使其避害而就利[1]303。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做一个假设，在抽象的经济人概念掩盖之下，中西方经济体系中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其经济行为和社会发展模式出现明显的差异。
此外，管子还从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出发说明国家宏观调节的必要性，“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籴釜十镪，而道有饥民”，“物适贱，则助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19]表明在年景好与年景差时粮食价格相差十倍之多。《管子》中还有一些不同地区粮食价格差异的记载，如《轻重乙》所载：“昔狄诸侯，亩钟之国也，故粟十钟而锱金。程诸侯，山诸侯之国也，故粟五釜而锱金”[20]，表明粮食高产区和低产区粮价相差约二十倍。从以上记述中可以看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生产生活过分信赖自然条件，外界自然环境变化会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价格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经济剧烈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流通服务变得格外迫切。由政府出面组织调剂，本着安定百姓生活的社会公共性目标（而不是纯粹以赢利为目的），在谷物丰收时收购存贮，到谷物歉收时投放市场，或将谷物从高产地区运往低产地区，以调剂余缺，为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商人似乎不能起到稳定经济和价格的作用，他们会在商品丰裕时故意压低市场价格而后收购，或在市场商品短缺时囤积居奇，使得短缺现象更加严重，从而提高商品价格，以期在抛售时获取更多利润，这样做无疑会使商品价格波动更加剧烈，不利于生产发展和百姓生活。王安石在其市易法建议中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或倍本数。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缓急，擅开阖敛散之权。当其商旅并至，而物来于非时则明抑其价，使极贱而后争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车不继而京师物乏，民有所取，则往往闭塞其蓄藏，待其价昂贵而后售，至取数倍之息。”[21]
另外同等重要的是，不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工商业领域，兼并始终是经济发展的阻碍，更是社会不稳定的直接诱因，各朝经济管理者普遍持打击态度。汉代桑弘羊在主张国家经营盐铁时，指出专卖政策是为了抑制兼并，防止“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22]，“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侈、绝并兼之路也。”[23]王莽认为，对垄断性商品应该全面管制，防止豪民富商从中牟取暴利，剥削普通劳动人民。他说：“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24]宋代王安石把抑制兼并由自然垄断行业推广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指出：“有财而不理，则阡陌闾巷之，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29]也就是说如果国家放弃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采取放任的政策，必然产生兼并垄断，而不一定要有富豪大家存在才会产生兼并，因此他把摧抑兼并看成是封建国家的重要职能，其变法措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摧抑兼并同时也与巩固封建统治直接相关联，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一是商业交易的核心原则在于交易双方地位的平等性，一旦商人经济实力过强，必定会对封建社会等级秩序提出挑战，从而危及统治安全性。二是富商大贾所经营事业一般规模较大，如盐铁业，必然聚众独处，时间一长难免产生脱离朝廷统治的倾向，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桑弘羊对此就曾提到：“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25]，并指出：“鼓金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滑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乘利骄溢，散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26]
在讨论兼并产生的原因时，经济管理者也认识到由经济个体自身素质的高低差异带来的经济后果，桑弘羊说：“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27]，“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28]以后也有多人论及此点，因此，摧抑兼并也暗含了追求绝对平均的社会理想。
三、封建社会宏观经济调节的措施和目标
在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经济管理方式的独特性在于政府作为经济经营主体直接参与到经济运行过程之中，因为这样做可以将政府调节经济的公共性目标、维护政权稳定性目标和自身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是当政者的最佳选择。而一般意义上的重农抑商国策，所要限制的是民营工商业，官营工商业则不在其列。随着朝代更迭，具体调节措施包括名称多有变化，但宏观经济调节思想和政策的核心一直没有发生改变。在封建社会中，农业占据国家经济大部分比重，因此调节政策主要围绕农业领域展开。一般常见的政策是，对农产品价格实行常平，对手工业产品实行专卖，在农业信贷方面实行政府专营。
管子提出由国家掌握生产及生活资料，贷或租与农民，同时运用价格政策，防止富豪大户兼并压榨农民。“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扩可得而平也。”[29]由此可以看出，在管子的经济调节政策措施里，国家在市场丰裕、物价较低时购进，在市场短缺、物价高起时卖出，一则平抑物价，二则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三则打击富豪大户，一举三得。
汉代桑弘羊推出的经济政策中平准政策与管子类似，明显有变化而且直接发挥巨大作用的是盐铁酒的专卖。因为盐铁行业具有垄断性质，能够产生丰厚利润，以往富豪也多经营盐铁业。在桑弘羊实行专卖后，政府获得了巨额财政收入[30]，同时打击富商大贾，抑制兼并，巩固了封建统治。王莽所推行管制工商业经济活动的措施是六管政策，其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包含了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盐铁酒专卖、货币统一铸造、工商业征税和五均赊贷，其中五均赊贷是王莽经济管制措施中最突出的一部分。五均是指政府根据商品市场价格变动情况评定物价，并以“市平”价格作为标准采取相应调节措施，如购买和抛售商品，来稳定市场价格。赊贷则是由政府组织资金进行贷放。在这里，“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是实现了摧抑兼并，“公家有余”是扩大了财政收入，而“恩及小民”则是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普通劳动人民利益，同样是一项政策同时实现了三项目标。
王安石在农业方面最有影响的是青苗法。青苗法是由政府拿出资金贷放于农民，其政策目标在稳定粮价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摧抑兼并，他还要求三等以上人户担负四分利息，而这些富户实际上不需要贷款，由此青苗法在摧抑兼并这一目标上走得更远。
明代丘浚非常重视商品市场价格的稳定，把“平物价”与省力役、薄赋敛并列作为“王者”的重要任务。丘浚所提稳定价格与前朝历代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他淡化了抑制兼并和扩大政府收入两项目标，表明他意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应当停留在保持经济体系和商品市场的稳定这一层面上，而对参与市场的经济个体不加干涉，而且政府不应当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谋取自身利益。
丘浚可谓封建社会经济调节政策的集大成者，观察论述面广，对历朝历代的各种经济政策措施悉数进行了整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做出了方向性的转变，提出减少政府干预经济，只保留了“平物价”一项，同时在货币制度、财政预算、海外贸易、漕运、常平等方面提出诸多更加科学的政策主张，颇有新意，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经济管理的发展方向。在丘浚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生生不息、推陈出新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288；362－364；303．
[2]管子·五辅篇
[3]大学衍义补卷二五，市籴之令
[4]管子·国蓄篇
[5]管子·揆度篇
[6]商君书·说民篇
[7]大学衍义补卷二O，总论理财之道上
[8]盐铁论·复古
[9]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三，戒滥纵之失
[10]管子·国蓄篇
[11]管子·山权数篇
[12]管子·轻重乙篇
[13]管子·山至数篇
[14]管子·山国轨篇
[15]旧唐书·刘晏传
[16]大学衍义补卷二六，铜楮之币上
[17]管子·禁藏篇
[18]管子·禁藏篇
[19]管子·国蓄篇
[20]管子·轻重乙篇
[21]续通鉴长编卷二三一
[22]盐铁论·禁耕
[23]盐铁论·复古
[24]汉书·食货志
[25]王临川集卷八二
[26]盐铁论·复古
[27]盐铁论·刺权
一、传统园林体系概述
这里所讨论的中国、日本和意大利三种造园风格中，前两者属于东方体系，意大利属于欧洲体系，但由于欧洲体系的形成受伊斯兰体系的影响很大，意大利风格作为近代欧洲园林的鼻祖，这种影响所产生的效果尤其明显，所以有必要先就三大体系做一个初步的概述。
1、古代西亚体系和伊斯兰体系：
西方的造园起自于西亚的古代波斯，即古波斯所称的“天国乐园”。这种造园的特点是用纵横轴线把平地分作四块，形成方形的“田字”，在十字林荫路交叉处设中心喷水池，中心水池的水通过十字水渠来灌溉周围的植株。这样的布局是由于西亚的气候干燥，干旱与沙漠的环境使人们只能在自己的庭院里经营一小块绿洲。在波斯人的心目中，水和绿荫对于身处万倾黄沙中的他们显得特别珍贵，认为天堂（即后来基督教所说的伊甸园）就是一个大花园，里面有潺潺流水，绿树鲜花。在古代西亚的园林中，那个交叉处的中心喷水池就象征着天堂，后来水的作用又得到不断的发挥，由单一的中心水池演变为各种明渠暗沟与喷泉，这种水法的运用后来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各国的园林。不过，最初的西亚园林影响范围主要还是在叙利亚、两河流域、埃及以及后的所有伊斯兰地区。而目前最完整继承并保留其手法的也就是伊斯兰体系。
2、西方古典体系和现代体系：
古希腊于西元前5世纪逐渐学仿波斯的造园艺术，后来发展成为四周为住宅围绕，中央为绿地，布局规则方正的柱廊园。随后希腊的园林为古罗马所继承，他们将其发展为大规模的山庄园林，不仅继承了以建筑为主体的规则式轴线布局，而且出现了整形修剪的树木与绿篱，几何刑的花坛以及由整形常绿灌木形成的迷宫。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园林出现新的飞跃。以往的蔬菜园及城堡里的小块绿地变成了大规模的别墅庄园。园内一切都突出表现人工安排，布局规划方整端正，充分显示出人类征服自然的成就与豪情壮志。到法国的路易十四称霸欧洲的时代，随着1661年凡尔赛宫的开始兴建，这种几何的欧洲古典园林达到了它辉煌的高峰。在这一时期乃至随后的数百年内，欧洲大陆上从维也纳到柏林，从彼得堡到枫丹白露，到处都可见到这些闪现着王家与皇室荣耀的灿烂光辉的园林，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在其中得到了尽情的展现。此后，受东方园林的影响，欧洲园林中出现了以英国自然风致园与图画园为代表的偏向自然风物的园林，这种园林发展到现在，就成为当代美国新园林。
3、东方体系：
中国被称为世界园林之母，在这里诞生的东方体系最初形成可追溯到夏商时期，距今已有四千年历史。不过那时的园林基本上还处于圈地时期直到秦始皇营造阿房宫和汉代的上林苑依然如此，而且园林的使用功能中还始终含有一条供天子和诸侯狩猎之用。这种情况直到魏晋南北朝时代才有所改变。在这一时期，由于佛教和玄学的影响，人们开始更加主动地关注自然，模仿自然，从而开创了中国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做法。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的顶峰，各种艺术文化成就纷纷涌现，园林艺术在此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在于唐代诗人王维的辋川别墅的修建。王维的诗画向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著称，对于意境的追求是其重要特色，这座与自然山水风景结合的宅院也贯彻了这一思想。到北宋，抽象自然和象征自然在园林建筑中日益明显，成为中国园林的主要特色。从宋至清，是中国园林艺术的成熟期，其间名园举不胜举，单在苏州一地，就有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等一系列经典作品。此间东方园林对自然的模仿手法还传到西方，对欧洲园林的发展和现代园林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东西方两种园林风格的比较
从上面对三大园林体系形成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欧洲和伊斯兰体系之间存在着同源的关系，即都始自于对古代西亚造园方法的模仿。只不过伊斯兰体系是在古巴比伦故土上发展，和其所模仿的原型有着同样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对沙漠中珍贵的水源和植物的运用，所以对古西亚流派的手法保存得比较完整，而其视水如金的水法处理也是其最大的特色。当然当这一体系随着伊斯兰教的扩展而进入南亚次大陆后，因为这里的水资源比较丰富，再加上古印度文明深厚本土文化底蕴的影响，使传统的西亚派水法有了重大的改变而产生了伊斯兰体系的一个特异支派。这里的园林不再使用谨慎保护水流的渠道和堤岸，不再只有狭窄的溪流潺潺和低矮的喷泉点点，而开始呈现河道横行和跌水纵流的景象，在泰姬陵前还有较为广阔的静水，植物的运用也向郁郁葱葱的方向发展，不过那种十字规划水道的基本法则还是保留下来。而有趣的是欧洲在学习古西亚法式时对其所进行的改造与印度对传统伊斯兰手法的变更有很大相似性。欧洲的水源也很丰富，植被更是繁茂，所以这里的造园同样屏弃了节约性用水的水法，而只使用了模仿伊甸的四条水路分割法则。有赖于植物的丰富，后来欧洲又用大量的几何植栽来加强了这种分割，并以这种矩形分划为基础，衍生出一整套几何造园的理论，而水法的运用也日趋宏大，与伊斯兰体系已是大异其趣。但是尽管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这两者之间无论是源流还是具体的手法上都有着很多的共同点。而与其所对立的东方体系则是完全自我生长和发展的另一套理论，从其审美基础、所生长的文化土壤到具体的理水、堆山、用树和园林建筑都有着判若云泥的差别。所以意大利园林风格与中国、日本园林的最大和最根本的不同就是东西方两种文化体系的不同，而比较的重点也应先放在东西方两种对景观的处理模式的比较上。
1、东方风格：
东方园林以自省、含蓄、蕴藉、内秀、恬静、淡泊、循矩、守拙为美，重在情感上的感受和精神上的领悟。哲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混沌无象、清净无为、天人合一和阴阳调和，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的，相互依存的融洽关系。对自然物的各种客观的形式属性如线条、形状、比例、组合，在审美意识中不占主要地位，却以对自然的主观把握为主。空间上循环往复，峰回路转，无穷无尽，以含蓄的藏的境界为上。是一种摹拟自然，追寻自然的封闭式园林，一种“独乐园”。其中某些流派如日本园林还将禅宗的修悟渗入到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之中，使其达到佛教所追求的悟境，在一个微小的庭院里营造出内心的天地，即所谓的“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其抽象意味的浓重已达到了一种超出五感的直接与自然相溶的默契，把人引向内省幽玄的神秘境界。东方的古典园林富有诗情画意，叠山要造成嵯峨如泰山雄峰的气势，造水要达到浩汤似河湖的韵致。这是为了表现接近自然，反扑归真的隐士生活环境，同时也是为了寄托传统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理念。仿造自然，但又不能过分矫揉造作。在这样的园林中，可以达到“身心尘外远，岁月坐中忘”的境界，追求的是“抱琴看鹤去，枕面待之归”的生活以及“野坐苔生席，高眠挂竹衣”的趣味。东方园林的石有情，水有情，花木也有情味意趣。窗外路出树木一角，便是折枝尺幅，山涧古树几株，修竹一丛，乃是模拟枯木竹石图。东方园林妙在含蓄和掩藏，所以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东方园林精在曲折幽深，小中见大，因而有“遥知杨柳是门外，似隔芙蓉无路通”。
2、西方风格：
西方园林则表现为开朗、活泼、规则、整齐、豪华、热烈、激情，有时甚至是不顾奢侈地讲究排场。从古希腊哲学家就推崇“秩序是美的”，他们认为野生大自然是未经驯化的，充分体现人工造型的植物形式才是美的，所以植物形态都修剪成规整几何形式，园林中的道路都是整齐笔直的。18世纪以前的西方古典园林景观都是沿中轴线对称展现。从希腊古罗马的庄园别墅，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台地园，再到法国的凡尔赛宫苑，在规划设计中都有一个完整的中轴系统。海神、农神、酒神、花神、阿波罗、丘比特、维纳斯以及山林水泽等到华丽的雕塑喷泉，放置在轴线交点的广场上，园林艺术主题是有神论的“人体美”。宽阔的中央大道，含有雕塑的喷泉水池，修剪成几何形体的绿篱，大片开阔平坦的草坪，树木成行列栽植。地形、水池、瀑布、喷泉的造型都是人工几何形体，全园景观是一幅“人工图案装饰画”。西方古典园林的创作主导思想是以人为自然界的中心，大自然必须按照人的头脑中的秩序、规则、条理、模式来进行改造，以中轴对称规则形式体现出超越自然的人类征服力量，人造的几何规则景观超越于一切自然。造园中的建筑、草坪、树木无不讲究完整性和逻辑性，以几何形的组合达到数的和谐和完美，就如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所说：“整个天体与宇宙就是一种和谐，一种数。”西方园林讲求的是一览无余，追求图案的美，人工的美，改造的美和征服的美，是一种开放式的园林，一种供多数人享乐的“众乐园”。
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东方园林基本上是写意的、直观的，重自然、重情感、重想象、重联想，重“言有尽而意无穷”、“言在此而意在彼”的韵味；而西方园林基本上则是写实的、理性的、客观的，重图形、重人工、重秩序、重规律，以一种天生的对理性思考的崇尚而把园林也纳入到严谨、认真、仔细的科学范畴。
具体再来看一些例子：
西方的古典园林最为代表的当然是法国的凡尔赛宫大花园，那种华丽与壮阔的美正来自于法兰西民族的浪漫与不羁，正如作家刘心武笔下所描绘的：“那花园布局特点是简洁而豪放的，与宫殿垂直的中轴线上形成三次平面的下跌，每个宽阔坦实的平面上都主要由两种景观组成。一种是极其巨大、规整的水池，周围有众多的铜塑和喷泉；一种是栽种并修剪成异常整齐的几何图形的常绿灌木，而这种景观又以其中的中轴线一望无际和两侧绿篱花囿的严格对称夺人心魄……”。
东方园林可以以中国江南文人园的造园理论和法式为例。凡是园林创造中有利于体现生活美、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各种景物，都是造园的物质要素，不仅有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有峰峦岩崖及溪瀑湖海，有亭台楼阁，水榭山馆等各种建筑；还包括各种有利于构成园景的皓月、朝阳、晚霞、雨露等气候气象因素，以及与园林内容和形式和谐的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品。在这众多的造园要素中，最基本的是山水地形、花草树木、园路与建筑三类。
山在东方园林中是用能与稳定的象征，常有“山骨”之称。水在园林里则是象征智慧和廉洁。
花木在园林中最富有生机，象征着欣欣向荣。有些花木还被赋予特殊含义。花木的培植要自然并讲究已经，同时注意保持古树和植被。
东方园林要求“曲径通幽”，因而建筑需要分散在自然要素之中，与自然景物融合在一起。园中的主要建筑往往和主山池泊相对，景色绝佳
在造园设计时，除了重视上述三点外，还要考虑对景和借景、楹联匾额以及风声、水声、钟鼓声、花香、草香、泥土香等多种媒介的参加。只要用心，碧空万里、峭壁千仞、明月繁星、春江渔火都可以成为赏心悦目的景物。
三、意大利园林的特点及其与东方园林的具体比较
大体上说来，意大利风格与中国、日本风格的差异在以上的比较中都可以看的比较清楚了。但最为欧洲体系的一个分支，意大利风格还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尤其是还存在着和向来被视为欧洲古典园林典范和代表的法国勒诺特尔式园林明显不同的特点。
意大利位于欧洲南部的亚平宁半岛上，境内山地和丘陵占国土面积的80%。意大利的地中海气候与西欧的温带海洋性气候有明显的差异。这里夏季在各地平原上既闷且热，而在山丘上，哪怕只有几十米的高度就令人感到迥然不同，白天有凉爽的海风，晚上有来自山林的冷空气，正是这样的地形和气候特征造就了意大利独特的台地园。
意大利是罗马帝国的本土，当中世纪结束时，意大利人对帝国往昔的辉煌仍然记忆忧新，而各种古罗马以及在意大利也是随处可见。古代的古典主义于是成为文艺复兴园林艺术的源泉。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向往罗马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富豪权贵纷纷在风景秀丽的地区建立自己的别墅庄园。由于这些庄园一般都建在丘陵或山坡上，为便于活动，就采用了连续的台面布局，也就成为台地园的雏形。在以后的发展中，意大利造园家们在起伏的地形上创造出非常动人的景观效果。这些园林的构图由于受地形的限制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形决定了园林中一些重要轴线的分布，规定了台地的设置，花坛的位置和大小以及坡道的形状等。建筑物的位置安排也要考虑其与台地之间的关系。因此台地园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是将平面与里面结合起来考虑的。台地园的平面一般都是严整对成的，建筑常位于中轴线上，有时也位于庭院的横轴上，或分设在中轴的两侧。由于一般庄园的面积都不很大，又多设在风景优美的郊外，因此为开阔视野、扩大空间而借景园外是其常用的手法。这一点是东西方所共同重视的。在中国的造园中，这种离子举不胜举，如颐和园借玉泉山塔和佛香阁形成对景，在江南私家小园中由于面积狭小，这类手法就更多。不过中国在借景时往往会利用窗框、门框而做成框景的形式以增添画意。在总体布局上，意大利台地园往往是由下而上，逐步引人入胜，展开一各个景点，最后登高远眺，不仅全园景色尽收眼底，而且周围的田野、山林、城市面貌均可展现眼前，而给人以贴近大自然的亲切感。逐步的渐入佳境是东方园林的传统手法，但与意大利不同的是东方式的展开乃是基于散点透视的卷轴画式的步移景换，而意大利虽然也是展开，却是颗粒性的分个呈现，所追求的仍是定点式的特定位置的欣赏，而其欣赏的顶点在于位处峰顶的鸟瞰，这在东方园林中是极少的，这可能与东方文化的内敛性格有关。
在关于园林和建筑之间关系的处理上，意大利开欧洲体系把园林视为宅邸室外延伸部分理论的先河，这一理论也成为欧洲园林几何构成形式的生长基点。另外中轴线的设置也是意大利园林对欧洲体系的一大贡献。虽然早在希腊罗马时代，中轴线已经开始出现，其最早还可以上溯到西亚的中心水道，但意大利台地园中的中轴却以山体为依托，贯穿数个台面，经历几个高差而形成跌水，完全摆脱了西亚式平淡的涓涓细流，而开始显现出欧洲体系椰油的宏伟壮阔气势。而且庄园的轴线有些已不止一两条，而是几条轴线或垂直相交，或平行并列，甚至还有呈放射状排列的，这些都是从前所没有的新手法。东方的园林当然到是不用轴线的，但也有一些例外，如避暑山庄的宫殿区部分和靠近宫殿区的园林前区，圆明园的大宫门口还模仿九州的形式也形成一条大致的轴线，而颐和园万寿山上的建筑布置由于里面意象很强，其轴线意味也就更加明显，至于紫禁城中御花园的构图则几乎是沿着整个皇城的大中轴布置的。这些园林无一例外都是北方的皇家园林，江南园林的小尺度中决不会有这种情况，这不仅有规模的因素，主要还是中国传统的礼教和封建皇权的威严要求所决定的。欧洲体系中典型的水法也是从台地园开始的。水因为可以使空气湿润，从而在意大利园林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由于位处台地，意大利园林的水景在不断的跌落中往往能形成辽远的空间感和丰富的层次感。在台地园的顶层常设贮水池，有时以洞府的形式作为水的源泉，洞中有雕像或布置成岩石溪泉而具有真实感，并增添些须的山野情趣。沿斜坡可形成水阶梯，在地势陡峭，落差大的地方则形成汹涌的瀑布。在不同的台层交界处可以有溢流、壁泉等多种形式。在下层台地上，利用水位差可形成喷泉，或与雕塑结合，或形成各种优美的喷水图案和花纹，后来在喷水技巧上大做文章，创造了水剧场、水风琴等具有印象效果的水景，此外还有种种取悦游人的魔术喷泉。低层台地也可汇集众水形成平静的水池，或成为宽广的运河。设计者会十分注意水池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使之有良好的比例和适宜的尺度。至于喷泉与背景的色彩、明暗方面的对比也都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关于主体景物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东方体系也是很重视的，但东方的做法是以融合得了无痕迹为上乘，而非以背景衬托主体的静物写生式构图。
综合看来，意大利台地园作为欧洲体系的一个分支和其滥觞之所在，无疑也是以规整布置为主，与东方体系的模仿自然迥异其趣，但应该注意的是意大利台地园并不完全排斥自然：首先，其结合地形的设计思路就有明显贴合自然的意味，当然，东方园林自然式的地形处理方法决不会像意大利那样去将山坡切成几个台面，但利用地形来创造合适的景观还是两者所共有的思考方式，何况东方园林所处理的大都是些小山，甚至完全违反自然原理地纯用湖石堆山，比之于意大利的台地切山，谁更自然也还未有定论；其次，意大利台地园虽有中轴线的存在，但它在轴线两侧使用了退晕的手法，而使园景由人工逐渐过渡到自然，这令人想到颐和园也有同样的做法；另外，在植物的使用上，意大利台地园也少用几何式的修剪，而整个庄园的背景更是往往呈现自然的植被，确实有回归自然的意味，而东方体系的自然相比则带有了更多的象征性，至于日本的枯山水则直接放弃了真实的自然而完全去追求宗教哲学上的一个抽象概念了。
四、中日园林的比较
相对于意大利台地园来说，中国园林和日本园林因为同属东方体系，其间的差别自然要小一些，但由于中日两个国家的地理环境的截然不同以及两个民族的性格差异，使中日虽然同种同文，却有着趣意相异的文化。中国文化输入日本始于汉代，在唐代达到，气候的宋、明两代也都间有输入，因而可以说日本是在不断吸取中国文化的先进成分才逐渐形成自身的文化。但是日本在吸取的同时却对输入的文化进行了及时的吸收和改进，使其适于本国的生存环境，从文字、宗教、伦理到文学、绘画、书道、茶道、剑道、花道等，无不如此，所以现在的日本文化虽然无处不透着中国的影子，却又无处不体现出日本特有的民族个性，园林艺术自然也不例外。以下就环境、类型、思想和手法等方面对中国、日本两种园林风格的异同分别进行探讨。
1、环境的不同：
中日于国土环境之上的本质区别在于大陆和海岛的差别。两者各成陆地文化和海洋文化，近来日本又有学人提出森林文化的说法，综合起来反映在园林上即山水文化和水岛文化的对比，路文化和舟文化的对比。
东南为海，西北为山的中国，山地多，平原少。以山和水为骨架的格局最直接体现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其次，在山水平衡上，中国园林表现为山多水少，平地多水面少。山水本质的意义中，中国园林水景取象是讲和溪瀑的流水和沼泽湖海的静水两方面，山景中，园池以外的是以中国本土的山峦为母题，园池以内的则是以海外三神山为蓝本，而以园林的西北为山东南为水的布局，本质上是对中国地形的模仿。此外，园林中除了山水的创造，还有路创造，即所谓路以曲为美，以幽为上的原则。
漂浮于海洋中的岛国日本，陆地面积狭小，岛上山地多平原少，丘陵占国土面积的4/5。与中国相似的陆地环境，加上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使得日本园林也选择了以山水为骨干的形式，但由于日本国土四面环海的海洋性，而使日本园林在以后的发展中朝向海岛型、海洋型、水路型发展。日本园林的山取象于富士山和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大岛屿及其周围四千多个小岛。总体上看，日本园林本质为池泉式，以池比拟海洋，以石比拟矶岛，泉为水源，池为水象，池泉为基础，石岛为点缀，舟桥为沟通。
如果说地理环境的不同决定园林山水性质的不同，那么气候差异则决定了园林建筑和植物的差异。中国北方寒冷，园林建筑以防寒为主而形成端庄厚重的风格，江南气候宜人，需要更多的通风和采光措施，所以园林建筑小巧玲珑。在树木方面，中国土地开发早，破坏较重，恢复较慢，加上大陆性季风气候，茂密森林不多，所以中国园林树木不多。
同处北温带的日本却是温暖的海洋性气候，温度较高，雨量充沛，自然式和整形式植物成为园林的主景，且连苔藓和蕨类也成为同等重要的主景，植物形式的多样化远胜于中国园林，与中国园林以建筑为主景明显不同。而日本自己的园林建筑被称为是夏天的建筑：不用实墙，而用拉门和拉窗分隔，夏天可以全部拉开，室内外连通为一个大空间，园林的围合多用植物性材料，桥也用木桥，而不是中国的园墙有用砖石砌成的实心墙，园桥也用石拱桥。
2、类型的比较：
中日两国的古典园林都可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宗教园林三类。中国皇家园林的指导思想一直是在为皇室提供宴游狩猎的场所时不忘体现帝王的威严和登记的森严，故而显出庄重、典雅、气派、大方、华贵等特点，具体表现为面积规模大，山体高耸，水面开阔，有一定的轴线和对称，建筑呈现出北方风格，整体富丽堂皇，屋角起翘小，屋面琉璃瓦多，木构彩画多。中国的私家园林则以诸多江南园林为代表，其特点是面积小，文人意味浓厚，山体矮小，水面狭窄。中国的宗教园林个性最不明显，在表达上，较少体现宗教意义而是更多地与儒家结合，形成三教合一的特征，在手法上，园林成为建筑群体轴线的延伸和附属。日本皇家园林在起自鸟时代，奈良上和平安时代的作品以轴线式和中心式为主，在桃山江护时代达到顶峰，作品有京都的桂离宫、仙洞御所、修学院离宫、京都御所庭院四大名园。日本即使皇家园林的手法也都是小山小水、茅茨草屋、不施粉黛、树多屋少、伏式置石、土桥平桥，且规模较小。由于自镰仓时代到江护时代近千年中日本都是由将决执政，故日本的私园以武家园林为主，与中国的文人园有别，其特点是园林面积大，建筑体量大，彩画多，立石规模也大，园林整体开阔舒朗，再规模和装饰上都胜过皇家园林和宗教园林。日本的宗教园林风格明显，讲究禅思枯意，靠园林本身塑造宗教的气氛和形象在手法上有非常独特的枯山水庭院，而神社园林则以建筑为主，庭前的一片白沙映衬出分外的神圣与神秘。
3、造园手法的差异：
东方园林从来都讲究天人合一的理念，但却恰恰在为表现天人关系的各种造园手法上，体现出中日园林在思想追求上的诸多不同。中国园林建筑多，体量大，表明人力的伟大，日本园林建筑少，体量小，表明人力的弱小。中国园林装饰华丽，建筑的群体组合，讲究联系和紧凑的布局，表明工艺上的人巧，日本园林则极力尊重自然造化的天巧。中国园林与外界一般都用较实较重较厚的墙隔开，表明人与自然的平等和独立，日本园林较少用围墙，即使用，也以虚和薄为特色，表明人与自然的亲近。在山水方面，中国园林的假山高大、硬朗，水域开阔，人工味较浓，日本园林则无论山水尺度都偏小，一般都用覆盖草皮的土山，而不用假山，水域也更接近自然溪流沼泽，人工味较淡。中国园林属于山性，有着坚定、刚强和永恒的特点，日本则属于水性，具有水的可塑性、柔软性和稍纵即逝的易变性。在植物方面，中国园林的绿化少且多用高大浓荫的乔木、灌木都表现出中国人的高傲和自信，而日本的大量绿化和用低级植物及草地的方法则显出日本人的比较谦虚和谨慎。写意山水园是以山水为骨骼，以诗情画意为表现的园林形式，文人建筑山水园则在前者的基础上突出了建筑的成分。从总体来看，中国古典园林在天人关系上偏重于人的成分，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越到后期人工味越重，把诗词歌赋、文联匾对、亭台楼阁和廊榭宫馆过分的夸大，以至于江南园林已略显拥挤，至于乾隆花园还要加上大量精雕细刻的细部和眩目夺人的彩绘，更显得拥堵，另外堆山上也片面强调太湖石的瘦、皱、漏、透而不免绮巧过余而无天然雅趣。而日本园林则偏重于自然的成分，如枯石、枯水、草坡、苔藓等，越到后来，园林景观甚至只用一石一木即能点题，例如茶庭和坪庭，充分体现了自然的天性，其游览以远观事物外表，坐思事理内在，不重于直接交流，而重于心与心的天人对话而不像中国园林的这种对话体现为人与自然的面对面。
1.1缺乏专业经营管理人员和游泳技术指导员
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游泳馆都缺少专业经营管理人员和游泳技术指导员。多数游泳场馆在游泳池外都只安排了售票人员和泳池入口检票人员,这些人员大多没有经过培训,对游泳馆经营管理缺少实践经验,有的甚至完全不懂得如何经营管理。此外,按照游泳馆救生人员配备标准,水面面积在250m2以下的人工游泳池,至少配备固定救生员2人;水面面积在250m2以上的,按面积每增加250m2及以内,增加1人的比例配备固定救生员。许多游泳池内救生员数量不达标,存在不少安全隐患。另外,救生员的技术水平也值得怀疑。通过走访调查发现,部分游泳馆为了节省开销,经常临时招聘一些在校学生充当救生员。这些学生基本上都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没有救生员资格证,有的甚至根本不会游泳。因此,一旦发生意外,很难保证及时有效地施救。
1.2缺乏有效的营销手段
由于武汉市游泳馆数量有限,供小于求的原因,大多数游泳场馆对经济收入好像不是特别关心,所有的游泳馆基本上都没有亏损的情况。多数游泳馆都没有采取主动营销策略,而是坐等生意上门。虽然有些场馆采取了一些营销手段,例如开办少儿培训班,成人培训班等,但是很少开展宣传,一般只在游泳馆门前打出广告或横幅,很少利用传单或直接进社区进行宣传的。因此,不愿主动开拓市场,缺乏有效营销手段,营销创新能力差的问题直接影响到了场馆的经济效益。
1.3卫生状况欠佳
武汉市游泳馆经营权所属主体有差别,卫生状况也良莠不齐。一般政府机关,体育局所属大型游泳场馆卫生状况良好,而私人承包的游泳馆卫生状况则令人堪忧。由于游泳馆的特殊性,所以其对卫生状况要求比一般体育场馆要高。凡是开设游泳场馆必须取得卫生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从事游泳馆工作的人员必须办理健康合格证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上岗;并要求从业人员经过消毒操作规范培训。国家制定了严格的游泳场所卫生标准,对池水温度,pH值,浑浊度,尿素含量,大肠菌群、细菌总数等都做了明确规定。对游泳者的健康状况也做了要求。但经调查发现,部分游泳馆为了节省成本,游泳池水处理偷工减料,水质严重不达标,尤其是夏季人员爆满,游泳池内卫生状况更差,直接影响游泳者的健康。
2经营管理策略
2.1加强游泳场馆人才培养
游泳场馆人才培养分两大类:一是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其主要负责游泳馆营销策划与经营管理,为场馆不断适应行业多元化良性发展和市场变化的需要创造持续的动力。游泳馆应建立专业化的经营管理队伍,时刻关注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制定多元化销售计划,谋划游泳馆长远发展。游泳馆可以组织经营管理人员定期进行培训,学习国外游泳馆先进管理经验,加强同行之间交流合作,有效地组织、协调和指挥各场馆规范化的工作。二是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考虑到从外面聘请专业教练成本较高,游泳馆可以自己培养游泳专业技术人才。武汉市体育局每年都举行了救生员、教练员培训考核,游泳馆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将馆内救生员,教练员送去参加培训考核,持证上岗,这对游泳馆长期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专业化管理必然导致游泳场馆人员职业化水平的提高。游泳馆想要在未来竞争中站住脚跟,就必须拥有一支专业化的团队。
2.2利用多种营销手段,树立品牌意识
游泳场馆的竞争除了依靠硬件设施条件和人才之外,还取决于营销手段和优质的服务。广告是炸开市场大坝的核弹。游泳馆可以利用报纸、电视、网络和传单等,加大宣传力度,增加场馆的知名度。此外,场馆还可以经常开展各种活动,如非专业游泳接力赛,表演赛等,还可以根据市场变化规律,适时对门票价格进行调整,以加大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游泳场馆经营管理模式强调场馆必须以游泳场馆的服务质量作为场馆品牌发展和持续经营的保障,通过品牌建设,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产品,建立稳定的客户群。要使游泳场馆企业在经济衰退面前不被淘汰,并在以后的经营中做大、做强、做优,必须树立品牌服务意识,加强品牌战略,千方百计打造品牌、发展品牌,制定相应的品牌发展策略。
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意味着用水户将全面参与各级灌溉管理，包括灌溉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监理、融资、规制、运行维护、监测评价等，不仅参与决定工程设计而且还要参与决定体制设计（组织形式和功能）等．对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目前国外流行两种说法，一种是“参与式灌溉管理（PIM）”，另一种是灌溉管理转移（IMT）．最常见的灌溉管理转移形式是将灌溉管理职责从中央政府的灌溉机构转移到财务自主的用水户组织．
1保证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成功的重要因素
国外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无论是推行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PIM）或是灌溉管理职责的转移（IMT），保证该过程成功的重要因素包括基本条件、国家政策和法律、实施模式及灌溉协会的类型和性质．
1．1基本条件
主要包括国家预算发生危机，不能完全承担对灌溉管理的财政支持；最高层产生通过私人对灌溉排水的投资来恢复经济增长的政治意图；由于维护不及时造成灌溉基础设施相继破坏；需要提高水利用率．
1．2国家政策
主要指与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相关鼓励政策，通常因目的和区域不同而异．在菲律宾，水资源的利用、治理和保护的基本原则和框架都概括在1976年的“水法（WaterCodd）”内，政府制定了发展灌溉协会的新策略，鼓励灌溉用水户协会或协会联合会承担灌溉工程的运行维护管理工作．土耳其的立法允许将国有小型灌溉工程由国家水利工程总局移交给用水户协会，用水户协会负责向农民征集需水用水表，并上交国家水利总局，管理二级渠道以下的水量分配，清理和小修渠道及其他小型水工建筑物．阿根廷联邦政府将水管理职责转移到省、州一级，并开始实施灌溉管理转移计划，各项与水有关的政策、法规基本上都是由地方制定．墨西哥国家水委员会通过制定国家水政策，把水分配给用水户并给予相应的许可证和正式许可文件，同时将大型灌溉工程交给用水户管理．哥伦比亚政府农业政策鼓励私人资本投资灌溉排水工程建设，并积极推动用水户参与灌排工程的建设和管理．
1．3有关法律文件
国外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法律体系主要有三种法律文件，一是现行法律，二是用水户协会组织章程，三是用水户协会与灌溉机构之间的转让协议．现行法律主要明确用水户协会作为法人实体享有的权利与义务；组织章程对会员资格、组织结构和内部管理、运行维护、水费、用水户协会的清算等做具体规定，转让协议对拟转让的灌溉系统、协会与灌溉机构双方的责任、共同管理阶段如何运作等做具体规定．墨西哥的国家水法中规定用水户协会作为法人，一些国家根据旧的国家法律或地方法律来支持灌溉管理转移计划的实施（如阿根廷和土耳其），而一些国家则通过制定新的国家水法实施了灌溉管理职责转移（如菲律宾和哥伦比亚）．
1．4灌溉协会类型和性质
灌溉协会的类型和性质与各国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灌溉形式直接有关．在灌区较大、经济较发达的国家，灌溉协会有一定的经济规模，能雇佣自己的职员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专用灌溉设备，如墨西哥、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土耳其、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灌溉协会规模大（受益范围2000～50000hm2），属自我服务的合作社性质，很多职员都是雇佣的专业人员，用水费收入以现金支付其薪水，水费以现金支付．相反，在灌区很小和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灌溉协会很小，经济上不能维持，管理也存在较多问题，如菲律宾灌溉协会非常小（受益范围100～300hm2），以村庄为基础，大部分劳动力是用水户提供的义务工，只有极少数灌溉职员是雇佣的专业人员，水费多以谷物支付．阿根廷的灌溉协会享有完全合法权力（包括征税权力），而其他国家的灌溉协会确定和征收水费的权力有限，且没有其他的地方征税权力，因此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水费．
1．5实施模式
每个国家实现向用水户参与管理制度转变的方法是不同的．如菲律宾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方法，而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则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从促进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过程方面说，哥伦比亚投入的时间和做出的努力比其他国家都少，但是转移过程非常快．在转移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因为用水户事实上对他们的所有权及管理责任的变化不太了解．许多灌溉系统是靠泵从河中取水，很多管理转移都涉及能源补贴问题．阿根廷为了迅速推行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采用了报告会等形式进行宣传．墨西哥和土耳其组织用水户参加报告会，并对自己的职员进行培训．墨西哥还组织水利技术研究所和专业公司编写视听教材，以使用水户相信灌溉管理转移是一项积极的变革．菲律宾采用了最慢的方法，利用研究所技术人员和农民组织者作为“催化剂”开展工作，这些组织者住在农村，组织国家灌溉局有关人员和用水户交换意见．然而，国家灌溉局现在己意识到过分依靠这些组织者，工作进展缓慢，现已大大削减了农民组织者的数量．
从责任转移方面来说，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土耳其提到了灌溉机构和灌溉协会之间管理分担形式．分组管理的时间各国各地区不同，但一般为6～12个月．相反，阿根廷则转移很快，而菲律宾采取1期、2期、3期分期实现责任逐步转移，即使15年后，也只有不到15％的地区实现3期转移，即完全由用水户管理．
2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后产生的影响
根据国外经验，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后产生的最大好处是水费收入增加，政府的灌溉工程运行维护经费支付减少，灌溉系统能得到定期维修．如墨西哥灌溉管理责任转移后，水费收入增加了4倍，政府的灌溉工程运行维护经费支付从80％减少到25％．土耳其实施灌溉管理转移计划后灌区水费实收率提高两倍．哥伦比亚用水户参与管理的灌区与国家灌溉机构管理的灌区相对照，前者的运行维护费用仅25％来自于政府补贴，后者的运行维护费用中政府补贴占90％，并且前者的灌溉计划和种植模式更为灵活，灌溉系统能得到定期维护．墨西哥1989年创建国家水委员会，1992年制定有关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新水法并于1994年1月议会批准通过．到1996年底，全国87％的大中型灌区已移交给用水户协会管理．哥伦比亚1993年颁布了新法律，赋予了用水户协会合法地位和责任，以及赋予了国家灌溉机构的支持和监督义务．目前全国24个大中型灌区有16个（占2／3）灌区已经移交地方协会管理．土耳其1993年开始实施大型灌区灌溉管理责任转移给地方组织，只用了3年时间，61％的国有灌区的灌溉管理职责由国家水利工程总局成功地转移给地方机构或地方灌溉协会．
推行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将灌溉管理权向地方转移是一项复杂工作，涉及到国家政策法规和政府机构的调整，新的地方组织机构的建立，工程设施、设备所有权的转移以及工程管理人员的调整．在灌区管理模式转变的同时，经济和社会条件也发生了变化．
3存在的问题
虽然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无论是土耳其，还是墨西哥，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实践时间都还比较短，有关的法律和管理方法等都不太完善．从一些国家的实施情况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附表灌溉管理转移的可能影响
首先，在灌溉协会方面，存在水权不安全、资金不足、灌溉工程的修复和现代化改造政策不明确、财务和行政管理经验不足等问题，其中水权不安全被认为是对灌溉协会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没有水权，或水权不明确或不安全会造成以下结果：（1）限制对新建工程设施或现有工程设施修复的投资；（2）使部分协会管理者和农民产生短期行为；（3）导致为维护不明确的水权而投入大笔资金；（4）导致供水量减少以及系统维护不好．
灌溉工程的修复和现代化改造政策不明确对灌溉协会产生的影响也很大，因为实施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将为政府和农民带来巨大的潜在效益，但是被移交的设施应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而且大多数国家缺乏清晰、持续稳定的关于灌溉工程修复和现代化改造的政策．在现有财政情况下，用水户协会没有财力对灌溉工程进行修复和现代化改造，但从长远来看，为了提高系统的灌溉效益必须对工程进行修复和现代化改造．灌溉工程的修复和现代化改造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而且只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加速实施大规模的灌溉管理职责转移计划．所有灌溉系统都需要定期修复和现代化改造．但要完成这项工作需要政府提出有关修复责任明确而持续稳定的政策．缺乏这些政策时，协会的倾向是推迟所需的修复，希望政府采取修复措施和承担责任．
其次，在灌溉机构方面，实施灌溉管理职责转移后，原有政府专管机构的职责重新进行了调整，打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因运行责任转移引起规模减小，致使技术能力下降．
第三，在农民方面，农民要求提高农业生产率，可能改种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需要提供支持包括：生产贷款；技术推广咨询；新技术；研究成果；市场和市场信息；获得投入资金；收获后服务．
第四，在政府方面，削弱了对系统内全部灌溉活动的控制，并且减弱了利用灌溉作为执行国家其他政策和应优先考虑事项的工具的能力．例如，在一定的季节提倡栽种旱作物，而不是水稻，这可能是政府所希望的．过去，可能是由灌溉机构调节供水计划和供水量来实现这一目的，在转移后，这将比较困难．
4经验和启示
景观设计并不是产生于园林艺术，事实上，景观设计是一门“生存的艺术”。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位渔夫划着小船经过一条两岸开满桃花的小溪，偶然发现了小溪源头处隐藏于山后的桃花源。这里被郁郁葱葱的群山环绕，内有阡陌交错的良田美池。这是一片与世隔绝的人间净土，这里的人们像一家人一样幸福地生活，老者健康矍铄，幼童也怡然自得。纯朴善良的人们用美食、美酒热情地款待了这位不速之客，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现在，桃花源几乎成为了“美好生活”、“优美环境”的代名词。
1、桃花源：告诉你们景观设计的真正起源
我们相信在当今的中国依然存在很多可以被称为“桃花源”的乡村郊野。它们是数千年农业文明积淀的产物。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人们在农田耕作、灌溉、粮食生产等方面的经验，都教导了我们的祖先如何构建并维持“桃花源”。正是这门“生存的艺术”，使得我们的景观不仅安全、美丽，而且还具有生产力。这才是景观设计的真正起源，即“生存的艺术”。
5000年前的中国黄河流域，频发的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埋葬了村庄、吞噬掉了无数的生命。后有大禹，因能巧妙地利用土地，并与洪水为友，他被推举为中国封建君主时代的第一位君主。而这种相地和与洪水为友的能力正是景观设计的真正起源以及本质。景观设计是一门融生存的艺术和君王的治国之道于一体的艺术。千百年来的经验累积教会了人们如何耕作、如何确保土地不被侵蚀、如何选择粮食生产的适宜之所。许多人都知道这就叫做“风水”.“风水”是一种中国的占地之术。在中国，“风水”一度非常盛行，它在相地方面十分有用。风水其实就是前科学时代的景观规划：在何处建立城邦，在何处修建祖先的坟地，诸如此类。
在风水的指导下，在这门“生存的艺术”的指导下，桃花源诞生了。100年前、也许200年前，一些西方人来到了中国，传教士们把当时田园般的中国描绘成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人间乐土，在这里，天地、人、神交融。但不幸的是，我们自己却不懂得欣赏这种真实纯净的美，因为这种田园情趣被视作下层文化。在这些被视作底层的劳动人民手中，诞生了平常的景观。但是在许多人眼中，这种田园景观却过于平凡了。
2000多年来，上层阶级的贵族以及官宦学者们在园中堆砌假山、摆弄花木，试图创造出一个供他们玩乐的桃花源。这种虚伪、造作的“艺术”被人们尊崇为园林艺术。圆明园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这个被称为世外桃源的名园里，没有了农田，没有了生产价值，可以说它不具备任何实际的功用，但是它竟然却被人们描述成了桃花源。很遗憾，沉醉在园林艺术里的人们已经完全忘记了真正的景观是什么样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没有任何实际用处的、所谓的园林艺术本身，加速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
我把园林艺术比作“裹脚艺术”，貌似精致美丽，但实际上这种“艺术”是不自然的、不健康的。
50年前，佐佐木曾说过：“景观设计学站在紧要的十字路口上。一条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领域，而另一条路则通向肤浅装饰艺术”。不幸的是，除了极少数的例子外，过去十几年中景观设计学都朝着后者的方向发展了，中国和世界都如此。在建立明日之城的过程中，风水树丛被从神圣的地方连根拔起、移栽到了大街上，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我们试图建立当代的桃花源，而事实上，我们不仅没有建好新的桃花源，就连我们本来拥有的真正的桃花源也正被我们一点点地破坏了。毫无疑问，我们在找寻桃花源的过程中迷失了，所谓的“园林艺术”在误导着我们的方向，我们丢失了真正的桃花源。
2、关于桃花源的消失：景观设计学界目前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桃花源消失了，无数的挑战摆在了景观设计学面前，事实上不仅仅是景观设计学，建筑以及城市规划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桃花源正在消失，对于我们的专业来说，对于所有设计类的专业来说，我们目前主要面对三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即是环境的可持续问题。
第二个挑战是关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如果我们失去了文化身份，那民族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三个挑战是“精神家园的丧失”。随后我会向你们具体阐述我们是怎样丢掉了我们的精神家园的。
2.1第一个挑战：我们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中幸存下来吗？
未来的20年中，我国的13亿人口中的65%都将会移居到城市中（现在的城镇人口水平为40%），每年新增城镇人口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1%，这相当于澳大利亚人口的总和。现在，我国662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100个中国大城市处于严重缺水的状态。单就北京而言，其地下水超采量是110%，每年地下水水位都会下降一米之多。
所以，我们能够幸存下来吗？
所有的这些情况对于景观设计专业而言意味着什么？
中国GDP的平均增长率是7%，但是与此同时，我国为此付出的环境代价也是巨大的，每年因环境衰退而付出的经济代价也是7-20%.这就意味着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而且可能亏空了很多。不久前一场不算太大的暴雨就让整个北京城的交通陷入瘫痪。车成了水中漂浮的船。但是在同一时间，圆明园里的船却陷在泥土里动弹不得，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不合理的规划实践造成的。而景观设计应该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中坚，因为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在景观层面上发生的。但是，遗憾的是，景观设计并没有站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上。
因为单一的目的，生态基础设施遭到了破坏。我们的“所建”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所需”。中国600多个城市中几乎个个都有这种大尺度的广场。我们不需要这么大的广场，这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我们的浪费也是惊人的。我们砍掉了本地的乡土树种，种上了昂贵的异国花木，铺上了花费惊人的草坪。它们每年要用掉大量的水，其修剪整形的费用也是巨大的。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生存问题、环境的可持续问题。
2.2挑战二：我们是谁？
我们的文化身份是什么？抛开对于我们往昔辉煌帝国的崇拜，拨开今日西化的迷雾，中国的文化身份是什么？穿着西服的秦始皇，这不是显得很可笑吗？所以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到底是谁？
80年代开始，中国处于快速的社会与文化的转型中，中国面临着文化归属感缺失的危机。以前中国的文化身份建立在封建王朝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之上。事实上，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被列为国家遗产和世界遗产的大部分建筑时，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这些遗产其实都是皇权下的封建帝王文化的产物。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否定过去的成就，只是我们的确需要问问自己：这种遗产是否还能够代表当今中国的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的危机一直困扰着我们的普通民众和我们的市长。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我们努力建立自己的身份的过程中，我们彻底地丢掉了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因为我们总是试图模仿一些“人”，我们在通过城市的整形和美容来实现这种“人”的身份。
城市景观的第一种整形手术：伪装成古代的西方大帝国。同样的轴线，同样的罗马柱廊。我们试图效法罗马帝国的气派，但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第二种整形手术即是模仿古代中国的王公贵族。我们甚至把这紫禁城的东西照搬到了现代的城市市，我们试图找回往昔帝国的辉煌。我们模仿着清朝、汉朝、唐朝……但是现在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崭新的世纪啊。
在第三种整形手术中我们试图模仿的是现代西方帝国。在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的北京国家大剧院里，人在这幢巨大奇异的建筑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其巨大的建造成本也可想而知。我只想说这是秦始皇的心态，却是西式佯装。当这些人以这身装扮、这样的心态俯瞰着整座城市的时候，他们也许忘记了还有多少普通民众在勉强过温饱的生活。
2.3挑战之三：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现在的中国变得强大、富裕了。但是这些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的祖母曾经告诉我：一颗树慢慢地长大，会成为精神，精灵会寄居在渐渐老去的树中。同样，虫鱼鸟兽、山水花木也会成为让我们魂牵梦绕的精神。
我们的父辈们修建庙宇，用以表达对赐予我们幸福安康的祖先的敬重。我们一贯相信是这些精神庇佑着我们的生活，同时我们还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需要这些精神的指引。因为这些信仰，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意义。
但是现在，所有的一切面临消失的边缘。成千上万的农民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失去了他们的精神寄托。过去的十几年中，已有四千万的农民失去了他们的土地，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两百万的速度增长着。他们心灵的寄托在哪里？哪里是他们精神的家园？
前科技时代的人们就是靠在“风水”上累积的经验营建出自己的住处。但是，看看现在，因为控制洪水的需要、单纯的工程做法、仓促的城市化进程，河流被渠化了，灵秀的景观也随之消失了。
与此同时，物质主义席卷了中国大地。暴发户们、还有部分不法官员疯狂地聚敛着自己的财富。去年中国前一百位的富翁中竟有51人之多是房地产界的巨头。
上述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和未来所要面对的主要挑战：生存、环境问题，文化身份丧失问题，还有就是精神家园消失的问题。
3、在新的世纪里重归桃源：当代景观设计专业的使命和策略
现在到了景观设计摆正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作用的时候了。天将降大任于景观设计学。
我们应该如何重建桃花源，即如何应对上述这些挑战。其实，重建桃花源不仅仅是景观设计学的使命，城市规划、建筑学也应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3.1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
那么，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是什么呢？
要在这个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的时代里保护和重建农业时代的“桃花源”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我们应该在新时代探索新的桃花源，建设新的桃花源，这才是时下景观设计学应该做的事情。
“景观设计学是属于未来的学科”。这句话是国际景观设计师协会主席马莎发亚多说的。但是，只有我们准备好了，未来才会属于我们。
5000年前，面对洪水，大禹学会了如何和洪水做朋友，因此，他成了君王。
150年前，奥姆斯蒂成功应对了来自城市居民休闲空间缺失的挑战，开创了现代景观设计学。
50年前，面对美国出现的严重生存环境危机，麦克哈格引入了生态规划的方法。
未来景观设计学的使命是什么呢？那就是如何让自然、人、精神重归和谐。其实，这不仅仅是中国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学的使命。因为如果你可以成功地解决出现在中国的问题，那么出现在世界任何地方的问题也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3.2为什么是景观设计学呢
为什么是景观设计学能应对上述挑战呢？因为景观是一个媒介，通过它各种自然的、文化的、精神的过程相互作用，它是一个聚集、协调三者关系的可操作的界面。
卓越的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森曾经说过：“在城市建设中，景观设计学将会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要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当遵循“放眼全球，立足本地”的箴言，而景观应该是“本地行动”中最为可行的。
景观设计在重建桃花源的过程中一定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此时也是在中国建设新的“桃花源”的最佳时机。
3.3我们的战略
那么我们具体又要怎么做呢？我们怎样才能不负使命，通过种种规划设计手段保护、重建人与土地、与精神之间的种种联系呢？
3.3.1第一个策略就是恢复景观设计学作为一门“生存的艺术”的作用
首先，如果景观设计学将自己定位为保卫人类安全的利器，重建人、地、精神之间的关系的纽带，那么景观设计学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起源。景观设计学应定位成“生存的艺术”、具有大禹一样的治水能力的艺术、大地景观规划设计，而不应被定位成一门娱乐性质的造园艺术。
“不要和我们谈论你们的花园。不要问我们关于你家那该死的玫瑰花的任何问题。我们将要告诉你的是事关生存的问题。”这是麦克哈格50年前说的话，今天这句话依然正确。
回想三年前发生的印度洋大海啸和两年前发生的新奥尔良的卡特里那飓风，触目惊心的现实告诉我们，我们仍然需要“生存的艺术”。不管是5000年前的黄河流域，还是现在的美国——在这个最为发达的国度里，人们面对强大的自然力依然无助。故此景观设计学应该重拾自己作为一门“生存的艺术”的作用。
但是目前这门“生存的艺术”却在被单一目的的工程所替代、并在装饰性的城市和花园中沦落了。
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黄河泛滥区修建这座城市（山东菏泽），那时的城市里，水网密布，有近一半的面积是水塘，水涝可以友善地被包涵在这个城市里。但是渐渐的，我们的城市设计师、我们的城市规划师却忘记了这些。于是今天这个城市完全变成了工程化的景观，水塘被填区，稍有大雨，水涝成灾。为此，我们现在不得不忍受自然力带给我们的种种惩罚。
3.3.2第二个策略就是我们必须立足乡土，重归可信的人地关系
说到乡土，我指的是每天大部分人能够接触到的平凡事物，我反对盲目的豪华和异国情调。要重建文化归属感和精神联系，我们就必须重视普通人的生活需求，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珍视对于脚下的土地而言是可信的、真实的普通事物。土地本身就有自己独特的美。
中国从第一个皇家园林开始，异国风情和奇异空洞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园林中，而这些事物与周围真实的环境以及普通人的生活氛围大相径庭，当然这种“移植”的现象同样普遍存在于其它国家的园林中。
席卷中国的“城市美化运动”起源于美国，但其实中国也有自己的“城市美化”传统，这场城市美化运动不过是中国园林和贵族式的收珍猎奇癖好的延续罢了，宋徽宗当年大搞“花石纲”，结果葬送了中原大地，慈禧太后大建颐和园，结果同样导致了大清领地的丧失。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城市在寻找无意义的风格，无意义的形式以及奇幻的异国情调中迷失了方向。
现在到了景观设计学重归可信的人地关系、重拾在处理旱涝、滑坡、土地耕作、食物生产方面的种种技术和艺术，以及重建文化身份、精神信仰的时候了。
所以我们必须重归土地、真正的土地，重归真正的景观。
3.3.3第三个策略，“反规划”途径
将景观作为城市发展的基底，景观是我们城市发展的生态基础。
在应对时下出现的种种问题时，景观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呢？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迅速而势不可挡，传统规划模式的种种弊端越发明显，于是，“反规划”的模式出现了。何谓“反规划”呢？“反规划”的意思就是：在城市空间发展计划制定之前，就必须通过识别、和建立景观安全格局或生态基础设施，来定义城市的空间发展格局。景观基底在保障生态安全、保护给予我们文化身份和精神寄托的文化遗产方面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传统城市发展模式不考虑生态基础设施。这种扩张模式正肆虐在我们的国土上，事实上我们应该把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颠倒过来。在中国未来，每个城市都将扩大三倍以上。所以我们必须在城市扩张之前就构建起生态的、文化的、精神的基底。
在我们对台州的规划里，城市发展将在生态基础设施这个限制性的钢性结构上进行。宏观尺度上来讲，我们要通过建立区域生态基础设施来定义总体的城市景观格局，即在什么地方进行“不建设”。中观尺度上来讲，我们因该明确生态基础设施的具置、控制范围等内容，即确定如何进行“不建设”。微观尺度上来讲，我们应该通过更为详细的景观设计，使生态基础设施的服务功能深入城市机体的内部，我们的后院也能因此受益，你甚至可以在自家的院子里见到从山里面下来闲游的小狐狸。与此同时，洪水、暴雨也可以从容地从你家的后院汇集到地表水网中，再从地表水网进入整个生态网络。这就是有关生态基础设施的想法。
我们分析了海潮淹没情况，由此制定出的防洪安全格局。不管怎么样洪水都会发生，为什么我们不给洪水提供一块任容其泛滥的场地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为生物提供安全的迁徙繁衍通道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建立一个文化遗产网络呢？在这个文化遗产网络上，人的精神找到了可信的寄托。当然，我们还可以建立一个安全的游憩格局，让我们的后代能自由地行走在绿色的土地上。所有这些都必须先于城市空间扩张计划建立起来，所以这种方法就叫做“反规划”。
我们把景观安全格局叠加起来，就得到了这张生态基础设施综合成果图。生态基础设施区域以外的地方是为城市扩张预留的，你可以在这些预留的区域里面修房子、搞建设。我们有了生态基础设施这张“底”，那么城市扩张就能依“底”画“图”了，这个画“图”过程将是有章可循的城市开发建设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