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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来，我一直从事中等美术教学，上素描和色彩课时，往往被一种现象困扰着：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连素描色彩最基本的东西没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是美术教材中欠缺一套完整的、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基础方法。我们知道，艺术是能“教”的，而技术是可教会的。但是，我们的课本很少谈到技法问题，因而上课老师也不能很好地把这些技法传授给学生，帮助他们在美术领域里向前走，都是过而忘之。
我毕业实习前，老师给我们放一组幻灯片，感触很深的是：片中有一组上课时的学生习作，约十几张。第一张是副非常写实的水粉风景，然后逐渐过渡到色彩和形的分离，到最后一张已经面目全非，成为其它的系列作业。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其教学的科学性，他们通过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教材，把笼统的、复杂的、虚的艺术问题分解为一连串较简单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课程，每个单元都有具体明确的目的要求，学生在学校学完这些课程以后，能较好地掌握习作的基本方法，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教学方法。也就是说，没有明确地把素描这门复杂的课程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单元，把构成素描的各种因素单抽出来，并设计相应的作业，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使教师和学生能逐一解决。我们现在的素描教学，虽然也是按循序渐进的原则安排的，但课程基本上是按所画对象的简与繁、易与难进行设置。
当然，现在有不少教师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教学中采用了分解难题的办法。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学生都是在教室里照着书画，让学生照着画时去“悟”。Www.133229.COm悟性高的学生，遇到了好老师，可能也没有能掌握最基本的要领。再不就是只讲哪儿长、哪儿短、哪儿亮、哪儿暗，弄得学生不知所措。从一开始就用全因素的标准要求学生，而没让他们象学徒那样从每一具基本的技法性问题入手，从每一个最简单的要求做起。
有一句老话“先学会走，再学跑”。但我们的教材教学使相当一部分学生永远只会“走”，只会跟着老师画，被动临摹；而学生又性急，一开始就想“跑”。我们的教学技法，应该让学生“走”的时候想到“跑”，为了“跑”得更快而学会一步一步的“走”。要目的明确，分阶段逐步达到。
另外，在绘画色彩教学教材的相当范围内，还继续着师傅带徒弟的作风。这有好的一面，就是说老师的风范及对艺术探索之精神会无形中传给学生。也有不好的一面，由于教师的知识量及艺术趣味的限度，容易使学生思路狭隘，不利于学生发展。
所以，我们的色彩教学，应该怎样教，才能更有利于教学，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为他们走向艺术打下坚实的基础，的确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刻不容缓的问题。
我在多年教学工作中，时常反思以往的学习，并认真学习了当今色彩教学的动向，待静下来后，却感到一片茫然。现在的教学与几年前的老师教学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当然，我认为并非变就好，不变就不好。只是觉得，目前，在中师色彩教材中存在随意谈谈形象、明暗、冷暖等，仅从词义上简单讲讲，却不去研究色彩自身的客观规律的现象。而在我国艺术蓬勃发展，众多思潮循环往复的今天，就更难得有谁系统谈谈色彩规律及教学问题了。
省师范科成立了美术课改中心组，以写实或抽象等面貌特点相互区别，但是不管做什么，在对色彩的认识与处理原则上，却都是有共同规律的。而我们是不是引导学生去研究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现在，一些教师对学生色彩教学做了一些改革，比如，上学生参与课题布置，专门学习色彩构成等等，但这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构成规律是从规律当中提出的规律，普遍性过强，个性不足，未免有些远离自然，略有生硬之感。如果放任学生自己安排课题，只重个性，又觉得有些草率。参与本身虽然可以刺激学生作画的主动性，但学生仅仅是画了一张自己认为有趣的画，并没有在课题中发现，理解和系统地解决什么。这又过于自由，失去了教学的严谨性。
我们不能仅仅把学生培养成照虎画虎，照猫画猫，或是东抹西抹，似乎就是前卫，别的什么也不学不管的人。这对学生是不负责任的，只会助长学生的惰性，压抑了学生的创造性和对各种风格与表现方法的探求精神。我想，如果让学生的才华得到真正的自由发展，真正地把他们的创造力激发出来，就必须引导他们走一条科学、严谨的治学之路。为今后走上美术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暂时抛开学校教学不谈，回顾一下以往的大师们没有哪一个不是认真研究自然，从自然中发现规律，并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充分体现的。文艺复兴盛期时大师达，芬奇就是认真研究了15世纪大师的色彩与构图之后，一改以往的线性透视中所追求的用平面来排列，而用以中心点出发的透视方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焦点透视法。在色彩上也改变了以往平板、单纯的色相对比，而把明暗对比的全部色域引入他的作品中。如在《岩洞圣母》与《施洗者约翰》等作品中，都是从明暗处理的角度抑制了色彩的对比效果，突出了明暗效果，从而扩展了明度领域。这个巧妙变异的技巧，成了今天的明暗对比法。由此可见，历代的大师没有哪一个不认真研究前辈大师及艺术规律的。正是由于他们的苦心经营，人类的文化艺术史才有了今天的背景，给艺术研究与发展创造了各种可能性。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加以研究，加以继承与发展的东西。
色彩教育，应该从学习那天起，就让受教育者认识艺术规律及自然规律，并在科学、系统的指导下，对色彩学的系列问题进行认真练习。教师的责任则是系统、明晰地引导学生研究训练这些课题。从而使他们通过对色彩的学习，领悟色彩艺术的真谛。可是在中师的色彩教材中，欠缺系统的理论，教师多凭自身的经验(有的是不合格的经验)来教学，因此，教学的效果并不那么理想。
色彩教学，应该着重训练色彩自身的艺术规律，把色彩系列对比及美学理论等课题逐个加以解决，在色彩对比的课题中，我们是否可以从色相对比与绘画的角度开始研究呢?
素描在西方已经有几百年的辉煌历史，它作为一种绘画形式发展到今天，自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而在中国，素描作为一种舶来文化，其发展还不到百年，且在发展的过程中，有几十年时间几乎所有院校都是在前苏联素描体系下进行训练的，这种素描教学模式会带来一定的弊端，即“世界艺术大同化”。艺术不同于科学，科学有统一的标准，允许推广和重复，而艺术则不然。艺术贵在独创，创新是艺术的生命所在。当今有些院校和有识之士已经对于高校素描课作了部分改革和调整，素描风格与形式正在逐渐走向多元化，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准确再现对象”“三大面五调子”“老师摆模特，学生照着画”等问题；其次铅笔、碳笔、白纸仍旧是素描的主要表现工具和材料；最后如果教师不能正确引导，老套的素描模式也不能激发起学生的表现欲望，以至于引起广泛的“审美疲劳”。许多学生上课只是为了交作业而草草应对，缺乏主动性和绘画热情，课程结束后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认识水平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
当传统的素描技法和观念不能满足我们的审美需求的时候，我们理应调整自己的思维模式并借用其他新型材质来改变这一现状。wWw.133229.COm曾经被普遍视为单色画和造型艺术基础的素描，它的定义正是相对于“彩描”而言的。在今天，画种的界定已不再重要，而最为重要的是艺术家是否具有创造性精神。纵观西方艺术史，我们会发现“素描”最初是作为草图出现的，从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留下的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后人把这种草稿草图作为基础课来训练。一种事物自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而素描的消亡不是物质概念的消亡，而是内涵的升华，也就是要把素描上升为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新型的艺术形式。当今艺术领域，专业细化的程度较高，每个画种应该有其独特的训练方式，素描也不例外，只有摆脱“基础课”的束缚并拓宽自身艺术表现力，素描才会更加具有生命力。以前市场上除了铅笔、碳笔之外，素描没有过多的材料可供选择，而在当今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绘画材料也是丰富多彩，琳琅满目，这恰好为我们革新素描语言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没有必要再用某种固定的模式作为素描训练标准和评判依据，素描理念理应得到相应的调整和拓宽。
我们应当把素描当作一门有意味的绘画形式语言传达给学生，让学生领悟到素描可以像文字一样被阅读和理解，而对于其制造者来说是最质朴、最真诚的情感表达方式。既要让学生明确素描训练的目的就是提高造型能力，还应该让学生体会到绘画的乐趣和奥妙。造型的目的就是为了传达个人情感以及对事物的认知度，艺术作品不是自然的产品, 而是基于人的活动，具有主观性。我们必须把画面的每根线条都当作是个人的独特语汇，让工具、材料自由地工作，让它们制造自己的语言符号，对不同的材质所具有的视觉效果和美感给予充分的表达，特别是新型工具和有色材质的加入，不仅可以丰富素描语言，拓展素描表现力，同时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
我们要本着实验的原则，鼓励学生对新材料的关注和应用，在实验中比较，在比较后进行选择，从中寻找到适合个人主观情感的表达方式——写实、表现、具象、抽象等方式。总之，我们利用能够利用的一切形式和手段，建立起自我的审美体系及新的形式语言。
在指导思想上，要把突出素描的绘画性和创造性作为最重要的一点来加以研究与训练。素描中对形体不是被动描摹，而是主动处理和表现，培养学生具有创造性的头脑。在作画过程中，要屏气凝神，洞察所绘对象的内心世界，把自己与对象融为一体，为情而造画，而不是无病、“为赋新词强说愁”。要想达到这一教学目的，单讲理论是不够的，教师应该以直观性教学为主，以理论为辅。教师如果要让自己的理论或指导思想得到学生的认可或采纳，那他自己必须是第一实践者，即教师的现场示范质量是很重要的，他必须在具体操作中表达出来这种思想，即为情而造画，突出素描的绘画性和创造性。作为教师，可能会在某一时期只在一种艺术风格或形式里去完善和发展，如果学生的风格或形式有别于老师，老师应给予支持和鼓励。
在作业要求上，素描的画面要有鲜明的个体语言，能给画面营造出一种真实感和现代感，既要“假”得真实、可信，同时要强化一种画面结构的力量和感染力，使画面具有原创性，同时又具有可读性和欣赏性。
在艺术追求多元化的今天，任何体系都不可能成为一成不变的版本，我们应该以宽容的心态去迎接各种新形式的到来。各个院校应该创立适合自己特色的教学体系，素描也不例外，那种一统天下的教条主义应该远离我们的课堂。《石涛话语录》有这样一句话：“在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笔骨，混沌里放出光明。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石涛针砭时弊，提出“我的精神”的论断，即强调艺术家必须重视自己的创作个性。同样，我们在素描课上也要提倡一种个性的张扬和创新意识，并鼓励学生去探索未知的领域，给老套的素描课堂赋予新的语言与活力，使其和别的画种一样成为独具特色的情感表达方式，即一种有意味的绘画形式。
参考文献：
[1]冯健亲著《素描》，江苏美术出版社，1987年2月
孔乙己》从发表日到今天，快一个世纪了，她仍然没有被我国的读者所遗忘，一次次地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这足以说明她独特的艺术魅力。小说仅仅通过鲁镇咸亨酒店的日常场景的一角，就展现了孔乙己悲惨一生和人世间的世态炎凉。笔者认为《孔乙己》之所以博得鲁迅本人和后来读者的热爱，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一个叙事艺术特点——言简义丰。仅仅用不到三千字的篇幅，高度浓缩的简洁语言就包容了如此丰富的艺术含量。
一、“画眼睛”法刻画人物形象
他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1】这里所说的“画眼睛”就是要传神，以形传神达到形神兼备。“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2】。鲁迅笔下的许多经典人物就是通过这种“画眼睛的方法”完成的。《孔乙己》故事的展开是以“我”小伙计的视角完成的，对文中出现的人物语言、情态描摹的极其简练，但其背后蕴含的意义却是十分的深刻和丰富。文中对孔乙己的直接描写有：“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文学艺术论文，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3】“身材很高大”说明孔乙己是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青白脸色”说明他没有经历过艰辛的风吹日晒的劳动。“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的长指甲又一次说明他没有干比较粗笨的体力活。“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一方面说明孔乙己没有参加直接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也说明孔乙己为了表现自己与短衣帮不同的读书人身份，自诩为穿长衫的读书人，这可以看出孔乙己迂腐的性格特点。作者紧紧抓住孔乙己身上最明显的身份特征和真实心理意图来表现出一个不从事粗活的读书人孔乙己的形象：迂腐、好要面子。“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与后文出现的“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相对应，前面的事例在暗示着他后者的行为，这个细节的相互对比表现含蓄，但蕴含着作者谨慎的写作态度，他们都是在指向孔乙己仅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才放下自己清高的读书人身份去偷窃的。这就更加揭示出没有进学的读书人孔乙己的落魄，自认为读书人身份的清高的心理满足和实际的边缘尴尬地位的反差，本质上反映了封建科举制度对孔乙己的人害和摧残有多么的巨大。
但身心备受摧残的孔乙己并没有变的人性冷漠，相反在自己落魄、失意的时候仍然是慈祥的，当孩子们赶热闹围住孔乙己时“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4】弯腰下去一个简单的弯腰动作蕴含了孔乙己作为长者面对小孩的怜爱和慈祥。虽然孔乙己自诩高人一等的读书人，但面对天真的小孩子并没有蛮恨的态度而以亲切、慈爱的老人面目出现，这就看出孔乙己不完全是一个迂腐、清高的读书人，他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他也有人性温情的一面，他同样也渴望与人平等、友善的交流。当孔乙己考“我”茴香豆的“茴”字的写法时，孔乙己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这里的孔乙己分明就是一个体贴、爱护晚辈的慈祥老人形象，他也并非单纯地卖弄自己的学问，他也同时善良地想到“我”光明的未来，教给对“我”以后有帮助的一点点知识。他并没有看轻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酒店伙计。单单从这几句异常简洁的话中就可以窥见最简单的人物性格和情态。可见孔乙己本性是善良地，他是一个有着丰富人性的人物，我们从表现中看到几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侵害了多少像孔乙己这样本性善良的人，当只有很少一小部分的幸运儿体会着金榜题名的扬眉吐气和喜悦时，喜悦的背后却有着更多像孔乙己这样潦倒、破落失意者。孔乙己的命运可悲、可叹！
文中出现的短衣帮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孔乙己和短衣帮一样是站着喝酒的人，唯一的区别是孔乙己穿着长衫。孔乙己是“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的读书人”文学艺术论文，本质上也是没有任何优越地位的人。短衣帮是做工的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和孔乙己是平等的，都是底层人物。但在小说中，高明的作者正是通过短衣帮与孔乙己的对话和较量烘托出双方的性格特征和内涵。短衣帮是以取笑孔乙己为乐的，有的叫道， “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5】其中“有的叫道”一般平等的人们在谈话时心平气和的，不会用“叫”这个有某种特殊意义的词，其一是蕴含着众人故意让别人听到的意思，其二这个词表明叫的人是和孔乙己不是统一战线的人。“故意的高声嚷道”“故意”二字表明了众人的别有用心，“高声嚷道”潜藏着众人有意调侃孔乙己，以此引来笑料。从几个简短却处处有意为难孔乙己的问话中，短衣帮们是把孔乙己排除在他们社会阶层之外的，他们是没有因为孔乙己未进学而穷困潦倒而同情他，反而用看似平和实则恶毒的话嘲讽他，他们?钥滓壹菏抢淠模鼋霭阉弊鼍坪笮菹⒌奶缸屎托α隙眩挥幸桓鋈四苷嬲楹屠斫馑挥幸桓鋈四苡萌八档奈屡窗参靠滓壹河馗创嗳酢⒚舾械男牧椤U夤倘缓涂滓壹罕旧砗煤壤磷觯级耐登圆涣夹形泄叵担闹械乃腥硕钥滓壹憾际浅胺淼模饫锿怀龅谋硐至丝滓壹核κ贝牡撞忝裰诙钥滓壹赫庋娜耸抢淠模淙蛔髡叩谋实魇贾帐腔郝胶偷模挥屑ち业恼常杪睿庹亲髡叩母呙髦Γ尤粘W钇匠5乃祷爸锌湃擞肴酥涞恼媸倒叵怠W髡呓鼋鐾ü父龆曰俺【埃谌绱思蛄返挠镅灾校驮毯巳绱朔岷竦娜鲜都壑岛透星椋馐窍嗟备叱男鹗乱帐酢?
文中的掌柜是精明的商人，作者对他的着墨并不多。“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6】掌柜和短衣帮的嘲笑是不一样的，他是为了引人发笑文学艺术论文，为了调节自己酒店的活泼热闹气氛而故意调侃孔乙己，这就让人更感人情冷漠和阴毒。掌柜对孔乙己的念念不忘也仅仅是“十九个钱”。当孔乙己用“手”走到酒店时，掌柜一见面，没有对孔乙己惨状发出任何同情注意，而是急着追回那“十九个钱”，或者说掌柜即使看到了也是视而不见的，因为他们早知道孔乙己是被打断腿了的。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仍然同平常一样，掌柜急着要自己应该得的欠款，还有合理的地方，但面对只能用手走着来酒店的弱小者孔乙己，掌柜没有一丝的同情和不忍，仍然有意揭发孔乙己的身体和心灵的创伤，愉悦自己和麻木的众人，这就是掌柜对孔乙己的极度冷漠。这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掌柜的精神世界：冷漠、势利，精明。这也是构成孔乙己所处时代的世态炎凉的一部分。
作者能用如此简练语言勾勒出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风貌，是因为抓住了人物最典型的特征，用最能突出人物精神且符合人物逻辑的语言来表现他们。
二、以笑写悲的氛围渲染
小说篇幅短小，不足三千字，“笑”字出现了12次。笑字是一个表情动词，形容人内心愉悦，但因为人类有其复杂的社会性，这个简单的表情动词并非只具有她本来的含义，如小说中出现的“哄笑”“取笑”，众人以揭穿孔乙己的伤疤而故意侮辱，取笑他，从而获得一种自我，这是极其不道德和残忍的行为，但作者正是通过“笑”，通过众人笑孔乙己的画面揭发孔乙己的迂腐和众人对孔乙己的冷漠，从笑中总结孔乙己悲惨的一生，从笑中阐发众人对弱者的冷漠和麻木，从笑中窥视中国旧时代社会的世情和人情的冷漠。“笑”是小说的整体气氛，我们读者也会被文章一开始的快活气氛所感染，“我”一个百无聊赖的酒店小伙计，就因为“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7】 就因为众人故意揭孔乙己的缺点、伤疤而引起孔乙己紧张焦虑、可笑无力的辩驳而引人发笑的场面，孔乙己在咸亨酒店是孤立无援的文学艺术论文，可怜的窘迫和众人的哄笑、欺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文中出现两次“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些做工的短衣帮在辛苦的体力劳动后，在热热地喝了酒休息中，需要一个供人玩笑的东西，来慰藉疲惫的精神，通过欺凌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获得自我满足感和。在看似快活、轻松、愉快的空气中，孔乙己没有笑，“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他紧张着，争辩着，“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他凄惨着。孔乙己在快活的空气中是焦虑的，不安的。作者就通过孔乙己的几个面部表情的变化就揭示了孔乙己可怜的处境和众人不顾孔乙己感受肆意凌辱他的残忍和冷漠。“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是一句叙事发展中承上启下的话，饱含作者浓浓的同情，一句话揭穿了孔乙己对于众人的作用，仅仅是众人调笑的精神工具而已。这句话相当的简洁，但背后蕴含的意义相当的丰富，用文章下来的故事发展来证明着这个真实的存在。即使面对折了腿的孔乙己用手走到酒店的惨状，所有人向往常一样没有一点恻隐之心，最后孔乙己“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众人一直鉴赏着孔乙己的悲惨和弱小，不管孔乙己处境多么艰难，众人对他是从始至终的麻木和冷漠。孔乙己从“笑”中出场，也从“笑”中离开。作者就是通过“笑”来反衬孔乙己的悲，这样更加强烈地揭发了小说的悲剧主题，通过十二个“笑”简洁地勾勒了孔乙己的“惨”和众人的“快活”，从笑和惨的巨大反差中烘托作品的悲痛、沉郁的沧桑感。“《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薄凉”【8】正是此小说的主题，这深深地触动了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主题的阐发也正是通过作者异常丰富的言简义丰的叙事艺术完成的。
三、四个画面链接的叙事结构
《孔乙己》有13个自然段，文章的叙事结构异常简短，分别选取了孔乙己被嘲笑，孔乙己教伙计“茴”字，孔乙己给孩子散吃茴香豆，孔乙己折退后来酒店喝酒四个画面，作者就是通过这四个轻描淡写的画面，却刻画了有鲜明特征而真实的人物，也表达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宰钌俚氖吕袒丝滓壹憾潦槲粗芯俚谋乙簧涂杀商镜谋缧愿瘛?
文中前三个自然段叙述了咸亨酒店的经营情况和“我”的经历文学艺术论文，为叙述孔乙己做好了背景铺垫。接下来叙述了孔乙己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一面，孔乙己一道酒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孔乙己在这个世界里是被排挤的，没有真正溶入短衣帮的世界。短衣帮们故意戏谑着他的伤疤和痛苦。我们都知道文中的“我”小伙计是小说的叙述者作者正是通过“我”的叙述来完成故事的展开，但“我”是一个学识不高，地位低下的人，他的叙述却有条有理，有着强烈地读者意识，这个小说中的人物有着很强的作者意识的，虽然本质上所有的小说的人物都是作家的一手创造。“我”选取的事例无疑是最能表现孔乙己性格和命运的。不但如此，甚至“我”的叙述顺序安排也异常的精巧，有着明显的精心安排痕迹。在孔乙己被嘲笑的画面中，前部分（第四段）写众人嘲笑孔乙己的偷窃行为，在众人嘲笑孔乙己的后半部分中是众人质疑孔乙己的读书能力，中间却插入一段孔乙己的背景描述，这是作者根据读者的阅读心理而设置的，一般读者在读到孔乙己被嘲笑的场面时，会产生好奇心理，这个孔乙己为什么要偷书而不承认偷，被众人群起而攻之，所以作者就在这个大的场景中插入这一段，正好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心理需求，而且这样安排也不会有突兀的不适感觉。不仅如此，也为读者能容易理解下文中众人嘲笑孔乙己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原因。
参考文献:
【1】鲁迅杂文精编，《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张秀枫选编，—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5，第182页
【2】《且介亭杂文二集》中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杂文全集，鲁迅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6第173页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构建起了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在《韩非子》中，寓言成为其阐述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论据。先秦散文特别是诸子散文中，保存下来为数不少的寓言故事，其中又以《韩非子》一书为最多。《韩非子》的寓言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在先秦寓言中很具代表性的。不同于《庄子》寓言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韩非子》的寓言多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多把改造后的历史故事和谐地纳入他的思想体系之中，为其所用。
《韩非子》寓言中出现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圣者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贤臣有伊尹、周公、管仲、子产，士则有孔子、墨子、商鞅、吴起，霸主有齐桓、晋文，奸邪有费仲、竖刁、易牙，等等。他们都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人物，经过韩非不同程度的改造，成为了寄寓韩非主体意志的变形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历史人物中，韩非对儒家的批判最为激烈，尽管如此，孔子在《韩非子》中出现的频率还是相当高，有四十五处之多。其中涉及孔子的寓言集中保存在《说林》、《储说》、《难》中。韩非出于阐述政治、哲学思想的需要对关于孔子的史实和言论进行了不成程度的改造或虚构，故使孔子形象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
一、《韩非子》寓言中的孔子形象
《韩非子》五十五篇中，含有寓言故事的篇目有十八篇文学艺术论文，而其中包含有关涉孔子的寓言的有十二篇之多。因为孔子与韩非的政治主张不同，孔子总是被作为批驳的对象，但因为孔子在战国时期有极大的影响力，因而韩非在寓言中还要借助他来说理或者阐述某些观点，所以在寓言篇章中，对于涉及孔子的历史事件和相关言论，韩非“重其义而轻其事”[1](P20)，对它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和虚构使孔子的形象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从而使孔子形象具有了多面性和复杂性。总的说来，《韩非子》寓言中的孔子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站在法家对立面，受法家批驳的孔子
这类形象是《韩非子》中最简单的孔子形象。在这类寓言中，孔子的言论较多地保留了历史的真实，具有浓重的儒家色彩，但这些言论是与法家的观点相抵牾的，往往成为韩非批驳的对象。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难一》）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充分肯定了舜的“仁”和“德化”，这也是儒家孔子的政治主张的体现。陈奇猷先生在案语中指出“此条疑韩非引自别本《论语》”[2](P846)，“韩非曾见别本《论语》。后文‘仲尼’云云各条同此”[2](P842)。然而韩非对孔子的评价给予了激烈的反驳，他通过“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难一》）的辩难，提出“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论文参考文献格式。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难一》）的问题，最终申明自己的法治主张“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骄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难一》）。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大臣三人文学艺术论文，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政在节财。”（《难三》）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对三位国君提出的相同问题给以不同的回答，但是这些回答都是符合孔子“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和“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的为政标准的。然而，韩非却贬斥孔子的观点，他从法家的观点出发，认为仁爱是法制败坏的根源，要达到目的三位国君只需要凭借权势做到“知下”即可：“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难三》）
其他诸如孔子称赞晋文公“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难一》），称赞襄子“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难一》），称赞文王“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难二》）等等。这些观点都成为韩非批驳的对象。韩非正是通过批驳孔子的儒家思想，从而使自己的法家思想“名正言顺”地得到树立。因而，在这样的寓言中，孔子被塑造为“仲尼不知善赏”（《难一》），“仲尼以文王为智也，不亦过乎？”（《难二》）的法家驳斥的对象。
（二）既有儒家性格，又大力宣扬法家思想的孔子
这类形象是《韩非子》中较具特色的孔子形象。因韩非在选取事实时“但取其足以明义”[1](P20)，因而“书中所记事实，乖谬者十有七八”[1](P20)。在这类寓言中，孔子形象产生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巧妙变形，孔子的言行表面上看似符合儒家的规范，但实际上是在宣扬法家思想。
孔子御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哀公曰：“请用。”仲尼先饭黍而后啖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饭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丘之闻也文学艺术论文，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蓏之下，是从上雪下也。丘以为妨义，故不敢以先于宗庙之盛也。“（《外储说左下》）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违背常理先吃了擦拭桃子的黍子，然后才吃了桃子。这一举动表面看来是符合儒家维护等级制度的思想的，符合孔子主张的“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但实际上，韩非是通过孔子严格维护黍和桃在五谷和果蓏的等级这类小事来宣传自己“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的极端的等级观念，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该丧失贵贱、上下之间的等级观念。
孔子曰：“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外储说左下》）
这一段话初看来，极像在表达儒家的观点，他符合孔子所提倡的“仁”和“公平”。但仔细品味这些话又似是而非。虽然儒家主张礼治，但是这种礼治的特征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它赋予贵族以特权而刑罚主要是针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可见，儒家的礼治根本就不存在刑罚的真正公平。这里的“德”、“概”其实是“法”的代名词。“以度量衡之平喻法，是法家共同的作法。法家认为既然法是由国家制订的，因而就成了人人必须遵守的准则，就应当是客观的、公平的论文参考文献格式。”[3]
另如，“子路私食役夫”条（《外储说右上》），通过孔子阻止子路“以由之秩粟而餐民”的寓言，表面上是宣传儒家的“仁义”和“礼”，而实际上是要表达韩非极端的君臣等级观念和“善持势者早绝其奸萌”的政治观点。“夔一足”条（《外储说左下》），它符合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但韩非借孔子将神话历史化来表达臣下“虽有驳行，必得所利”的观点，要求“有术之主，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
（三）直接以法家面目出现，代法家立言的孔子
这类形象是《韩非子》中最引人注目的孔子形象。在这类寓言中，孔子已经完全摆脱了儒者的形象，他的言行是一个彻底的法家人物的言行。在这里孔子的形象发生了彻底的异化，他直接以法家面目出现，代法家立言。刘凯在评论这类孔子形象时说：“为推行法家鸣锣开道，表面上像是肯定孔子，而究其实质，却是一种变形的精妙的幽默讽刺。”[4]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文学艺术论文，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内储说上》）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完全脱去了儒家所宣扬的“仁”，他认为法宽则人易犯，法严则无敢犯。因而，他不认为“刑弃灰于街者”是重刑，反而认为严刑重法是“治之道”。这里的孔子已经完全成为韩非思想的代言者。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罚。”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内储说上》）
在这则故事中，孔子认为无人救火的原因在于“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孔子认为重罚可以治事，因而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从而将孔子刻画成一个崇尚刑罚并且思维敏捷的法家人物。
类似的寓言还有“鲁哀公问于仲尼”条（《内储说上》），从孔子“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的回答中不难看出：这里的孔子已成为一个维护君主绝对权威的法家人物。“管仲相齐”条（《外储说左下》），孔子批评管仲“泰侈偪上”，这里的孔子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评价管仲，他绝对维护君主与臣下严格的等级制度，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臣主之理”。在这类寓言中，孔子被塑造成为法家思想的传声筒。
二、《韩非子》寓言外的孔子形象
孔子作为春秋末期最著名的历史人物，同时又是“显学”之一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因为他（指孔子——引者）一生不曾大得志，他收的门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5]可见在战国时期，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韩非子》书中对这一形象也有客观的记载：有直接肯定其贤者圣人形象的，如“儒之所至，孔丘也”（《显学》），“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五蠹》）文学艺术论文，《内储说下》载“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也有侧面肯定其贤者圣人形象的，如《说林上》“子圉见孔子于商太宰”条，通过“子圉恐孔子贵于君也，因谓太宰曰：‘君已见孔子，亦将视子犹蚤虱也。’太宰因弗复见也”的描写，从孔子与商太宰的对比中和子圉的嫉妒中肯定了孔子的贤者圣人形象。这是接近历史真实的孔子的面貌的。然而《韩非子》寓言中的孔子形象与这种贤者圣人形象有很大的出入，“韩非子的寓言人物都是为了证明作者的法治思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而存在的”[6]。在《韩非子》寓言中，孔子已经被异化为韩非法家思想的承载物，是一个假托的虚拟性历史人物。韩非之所以选择孔子作为异化对象，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弘扬法学的需要
战国时代是一个社会制度急剧变革、战乱频发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思想文化领域，诸子横议，著书立说，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学派之间相互论战辩难，都想要使自己的学说显于当时，为统治者所采用并付诸实践。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是将申不害的重术思想、商鞅的重法思想和慎到的重势思想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以法为主术、势结合的比较系统的法治理论体系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大的影响力——“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7]，“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显学》）恩格斯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8]韩非要弘扬法学就不得不批判和异化孔子形象，只有这样，韩非才可以获得贬儒扬法的目的。清代学者章学诚就指出：“韩非治刑名之说，则儒墨者皆在所摈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则《诗》、《书》六艺，皆为儒者所称述，故其历诋尧、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辩之。故诸《难》之篇，多标儒者，以为习射之的焉。此则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校也。”[9]章说可谓深切韩非借变异孔子形象弘扬法学的要旨。
（二）“救时之弊”的政治追求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横议，各学派虽纷纷著书立说，但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性——“救时之弊”。先生曾指出“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并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10]儒家虽然屡遭韩非的批判，但是韩非的思想与儒家还是有一定的联系。郭沫若在《韩非子的批判》中就曾指出：“韩非在先秦诸子中为最后起，他的思想中摄收有各家的成分，无论是作为亲人而坦怀地顺受，或作为敌人而无情地逆击。……对于儒家的态度便是两样，那主要的是无情的逆击，而只走私般地顺受了一些。”[11]儒家主张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被韩非吸收并从法治的角度夸大了越职侵官之害；儒家道德上要求的“主忠信”（《论语·学而》）观念被韩非极度地夸大、发挥和改造而成为法家要求赏罚分明文学艺术论文，以法为准的“信”；韩非也吸收了荀子“性恶论”的观念，他认为人性是恶的、是自私的，这成为他法治观念产生的基础。儒法最大的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都有“救时之弊”的政治追求。孔子希望建立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社会秩序，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为政》）希望通过经他改造后的“礼”可以使东周社会复兴，使春秋末期混乱的社会秩序变得更加合理与稳定。然而，他认为儒家的人治难免存在“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弊病。他认为法治是罪可靠的，所以力言法治的重要：“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用人》）韩非和孔子都主张维护等级制度，但是他摒弃了孔子的“仁”而代之以“法”，将尊君、维护等级制度极端化，主张建立的政治秩序应该“明法制，去私恩。令必行，禁必止”（《饰邪》）。
吕思勉先生在《论读子之法》中曾指出“诸子中之记事，十之七八为寓言；即或实有其事，人名地名及年代等，亦多不可据；彼其意，固亦当作寓言用也。”[1](P21)《韩非子》寓言中异化的孔子只是韩非借以弘扬法家学说和政治表达需要而虚构的假托人物，是韩非宣扬法家思想和政治追求的承载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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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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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从发表日到今天，快一个世纪了，她仍然没有被我国的读者所遗忘，一次次地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这足以说明她独特的艺术魅力。小说仅仅通过鲁镇咸亨酒店的日常场景的一角，就展现了孔乙己悲惨一生和人世间的世态炎凉。笔者认为《孔乙己》之所以博得鲁迅本人和后来读者的热爱，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一个叙事艺术特点——言简义丰。仅仅用不到三千字的篇幅，高度浓缩的简洁语言就包容了如此丰富的艺术含量。
一、“画眼睛”法刻画人物形象
他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1】这里所说的“画眼睛”就是要传神，以形传神达到形神兼备。“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2】。鲁迅笔下的许多经典人物就是通过这种“画眼睛的方法”完成的。《孔乙己》故事的展开是以“我”小伙计的视角完成的，对文中出现的人物语言、情态描摹的极其简练，但其背后蕴含的意义却是十分的深刻和丰富。文中对孔乙己的直接描写有：“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文学艺术论文，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3】“身材很高大”说明孔乙己是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青白脸色”说明他没有经历过艰辛的风吹日晒的劳动。“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的长指甲又一次说明他没有干比较粗笨的体力活。“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一方面说明孔乙己没有参加直接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也说明孔乙己为了表现自己与短衣帮不同的读书人身份，自诩为穿长衫的读书人，这可以看出孔乙己迂腐的性格特点。作者紧紧抓住孔乙己身上最明显的身份特征和真实心理意图来表现出一个不从事粗活的读书人孔乙己的形象：迂腐、好要面子。“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与后文出现的“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相对应，前面的事例在暗示着他后者的行为，这个细节的相互对比表现含蓄，但蕴含着作者谨慎的写作态度，他们都是在指向孔乙己仅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才放下自己清高的读书人身份去偷窃的。这就更加揭示出没有进学的读书人孔乙己的落魄，自认为读书人身份的清高的心理满足和实际的边缘尴尬地位的反差，本质上反映了封建科举制度对孔乙己的人害和摧残有多么的巨大。
但身心备受摧残的孔乙己并没有变的人性冷漠，相反在自己落魄、失意的时候仍然是慈祥的，当孩子们赶热闹围住孔乙己时“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4】弯腰下去一个简单的弯腰动作蕴含了孔乙己作为长者面对小孩的怜爱和慈祥。虽然孔乙己自诩高人一等的读书人，但面对天真的小孩子并没有蛮恨的态度而以亲切、慈爱的老人面目出现，这就看出孔乙己不完全是一个迂腐、清高的读书人，他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他也有人性温情的一面，他同样也渴望与人平等、友善的交流。当孔乙己考“我”茴香豆的“茴”字的写法时，孔乙己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这里的孔乙己分明就是一个体贴、爱护晚辈的慈祥老人形象，他也并非单纯地卖弄自己的学问，他也同时善良地想到“我”光明的未来，教给对“我”以后有帮助的一点点知识。他并没有看轻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酒店伙计。单单从这几句异常简洁的话中就可以窥见最简单的人物性格和情态。可见孔乙己本性是善良地，他是一个有着丰富人性的人物，我们从表现中看到几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侵害了多少像孔乙己这样本性善良的人，当只有很少一小部分的幸运儿体会着金榜题名的扬眉吐气和喜悦时，喜悦的背后却有着更多像孔乙己这样潦倒、破落失意者。孔乙己的命运可悲、可叹！
文中出现的短衣帮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孔乙己和短衣帮一样是站着喝酒的人，唯一的区别是孔乙己穿着长衫。孔乙己是“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的读书人”文学艺术论文，本质上也是没有任何优越地位的人。短衣帮是做工的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和孔乙己是平等的，都是底层人物。但在小说中，高明的作者正是通过短衣帮与孔乙己的对话和较量烘托出双方的性格特征和内涵。短衣帮是以取笑孔乙己为乐的，有的叫道， “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5】其中“有的叫道”一般平等的人们在谈话时心平气和的，不会用“叫”这个有某种特殊意义的词，其一是蕴含着众人故意让别人听到的意思，其二这个词表明叫的人是和孔乙己不是统一战线的人。“故意的高声嚷道”“故意”二字表明了众人的别有用心，“高声嚷道”潜藏着众人有意调侃孔乙己，以此引来笑料。从几个简短却处处有意为难孔乙己的问话中，短衣帮们是把孔乙己排除在他们社会阶层之外的，他们是没有因为孔乙己未进学而穷困潦倒而同情他，反而用看似平和实则恶毒的话嘲讽他，他们?钥滓壹菏抢淠的，仅仅把它当做酒后休息的谈资和α隙已，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同情和理解他，没有一个人能用劝说的温暖来安慰孔乙己迂腐却脆弱、敏感的心灵。这固然和孔乙己本身好喝懒做，偶尔的偷窃不良行为有关系，但文中的所有人对孔乙己都是嘲讽的，这里突出的表现了孔乙己所κ贝的底层民众对孔乙己这样的人是冷漠的，虽然作者的笔调始终是缓慢而平和的，没有激烈的争吵，辱骂，但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Γ从日常最平常的说话中窥伺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作者仅仅ü几个对话场景，在如此简练的语言中，就蕴含了如此丰厚的认识价值和感情，这是相当高超的叙事艺术?
文中的掌柜是精明的商人，作者对他的着墨并不多。“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6】掌柜和短衣帮的嘲笑是不一样的，他是为了引人发笑文学艺术论文，为了调节自己酒店的活泼热闹气氛而故意调侃孔乙己，这就让人更感人情冷漠和阴毒。掌柜对孔乙己的念念不忘也仅仅是“十九个钱”。当孔乙己用“手”走到酒店时，掌柜一见面，没有对孔乙己惨状发出任何同情注意，而是急着追回那“十九个钱”，或者说掌柜即使看到了也是视而不见的，因为他们早知道孔乙己是被打断腿了的。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仍然同平常一样，掌柜急着要自己应该得的欠款，还有合理的地方，但面对只能用手走着来酒店的弱小者孔乙己，掌柜没有一丝的同情和不忍，仍然有意揭发孔乙己的身体和心灵的创伤，愉悦自己和麻木的众人，这就是掌柜对孔乙己的极度冷漠。这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掌柜的精神世界：冷漠、势利，精明。这也是构成孔乙己所处时代的世态炎凉的一部分。
作者能用如此简练语言勾勒出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风貌，是因为抓住了人物最典型的特征，用最能突出人物精神且符合人物逻辑的语言来表现他们。
二、以笑写悲的氛围渲染
小说篇幅短小，不足三千字，“笑”字出现了12次。笑字是一个表情动词，形容人内心愉悦，但因为人类有其复杂的社会性，这个简单的表情动词并非只具有她本来的含义，如小说中出现的“哄笑”“取笑”，众人以揭穿孔乙己的伤疤而故意侮辱，取笑他，从而获得一种自我，这是极其不道德和残忍的行为，但作者正是通过“笑”，通过众人笑孔乙己的画面揭发孔乙己的迂腐和众人对孔乙己的冷漠，从笑中总结孔乙己悲惨的一生，从笑中阐发众人对弱者的冷漠和麻木，从笑中窥视中国旧时代社会的世情和人情的冷漠。“笑”是小说的整体气氛，我们读者也会被文章一开始的快活气氛所感染，“我”一个百无聊赖的酒店小伙计，就因为“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7】 就因为众人故意揭孔乙己的缺点、伤疤而引起孔乙己紧张焦虑、可笑无力的辩驳而引人发笑的场面，孔乙己在咸亨酒店是孤立无援的文学艺术论文，可怜的窘迫和众人的哄笑、欺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文中出现两次“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些做工的短衣帮在辛苦的体力劳动后，在热热地喝了酒休息中，需要一个供人玩笑的东西，来慰藉疲惫的精神，通过欺凌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获得自我满足感和。在看似快活、轻松、愉快的空气中，孔乙己没有笑，“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他紧张着，争辩着，“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他凄惨着。孔乙己在快活的空气中是焦虑的，不安的。作者就通过孔乙己的几个面部表情的变化就揭示了孔乙己可怜的处境和众人不顾孔乙己感受肆意凌辱他的残忍和冷漠。“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是一句叙事发展中承上启下的话，饱含作者浓浓的同情，一句话揭穿了孔乙己对于众人的作用，仅仅是众人调笑的精神工具而已。这句话相当的简洁，但背后蕴含的意义相当的丰富，用文章下来的故事发展来证明着这个真实的存在。即使面对折了腿的孔乙己用手走到酒店的惨状，所有人向往常一样没有一点恻隐之心，最后孔乙己“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众人一直鉴赏着孔乙己的悲惨和弱小，不管孔乙己处境多么艰难，众人对他是从始至终的麻木和冷漠。孔乙己从“笑”中出场，也从“笑”中离开。作者就是通过“笑”来反衬孔乙己的悲，这样更加强烈地揭发了小说的悲剧主题，通过十二个“笑”简洁地勾勒了孔乙己的“惨”和众人的“快活”，从笑和惨的巨大反差中烘托作品的悲痛、沉郁的沧桑感。“《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薄凉”【8】正是此小说的主题，这深深地触动了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主题的阐发也正是通过作者异常丰富的言简义丰的叙事艺术完成的。
三、四个画面链接的叙事结构
《孔乙己》有13个自然段，文章的叙事结构异常简短，分别选取了孔乙己被嘲笑，孔乙己教伙计“茴”字，孔乙己给孩子散吃茴香豆，孔乙己折退后来酒店喝酒四个画面，作者就是通过这四个轻描淡写的画面，却刻画了有鲜明特征而真实的人物，也表达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以最少的事例刻画了孔乙己读书未中举的悲惨一生和可悲可叹的悲剧性格?
文中前三个自然段叙述了咸亨酒店的经营情况和“我”的经历文学艺术论文，为叙述孔乙己做好了背景铺垫。接下来叙述了孔乙己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一面，孔乙己一道酒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孔乙己在这个世界里是被排挤的，没有真正溶入短衣帮的世界。短衣帮们故意戏谑着他的伤疤和痛苦。我们都知道文中的“我”小伙计是小说的叙述者作者正是通过“我”的叙述来完成故事的展开，但“我”是一个学识不高，地位低下的人，他的叙述却有条有理，有着强烈地读者意识，这个小说中的人物有着很强的作者意识的，虽然本质上所有的小说的人物都是作家的一手创造。“我”选取的事例无疑是最能表现孔乙己性格和命运的。不但如此，甚至“我”的叙述顺序安排也异常的精巧，有着明显的精心安排痕迹。在孔乙己被嘲笑的画面中，前部分（第四段）写众人嘲笑孔乙己的偷窃行为，在众人嘲笑孔乙己的后半部分中是众人质疑孔乙己的读书能力，中间却插入一段孔乙己的背景描述，这是作者根据读者的阅读心理而设置的，一般读者在读到孔乙己被嘲笑的场面时，会产生好奇心理，这个孔乙己为什么要偷书而不承认偷，被众人群起而攻之，所以作者就在这个大的场景中插入这一段，正好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心理需求，而且这样安排也不会有突兀的不适感觉。不仅如此，也为读者能容易理解下文中众人嘲笑孔乙己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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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6-0065-02
在当今话语转型的大环境中,作为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文学的人民性依然没有淡出理论研究的视野,文学的人民性问题的当下思考和讨论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题。同时,频繁更新的社会现实及文学现象之下,对人民性的理解一反其宏观群体价值定位,而趋向于对民本、边缘等个体价值的发现和强调,甚至由此过渡到将文学的人民性直接等同于文学形式层面的边缘性。文学的人民性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和审美尺度,在我国曾一度遭受冷遇乃至被否定,给批判继承文学遗产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造成了不可低估的损失。现在,我国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阶级关系和时代特点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的概念和社会的任务都有了新的内涵。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论证文学的人民性。
人民性是文学实际存在的一种社会属性。“文学的人民性”这个特定概念是用来说明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的。从这个概念质的规定性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来看,它的生命力应该是永恒的,它的意义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人民性就是最大的善,就是文学道德最主体的内涵。因此,文学是不可能超越人民性道德的。当文学的人民性普遍丧失并形成危机的时候,能够救助这种危机并成为文学重建之重要一维的便只有人民性。
高尔基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人民的良心。”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民众说话,反映民众的要求和意愿,反映民生疾苦。如同雨果、狄更斯、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这些伟大作家一样,他们作品中的人民性也相当鲜明。
人民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俄国文学辞典里,还可译作国民性、民族性或群众性。研究俄国文学的专家认为:人民性产生于18世纪中叶俄罗斯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流派之中,19世纪俄国进步的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指出,民族生活不是统一的,它有民众的生活和“有教养的社会”的生活,即贵族的生活两种;而文学必须表现人民的生活,首先要描写农民的命运;文学的人民性在于无情地批判统治阶级,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在于真实而深刻地描写现实生活。很明显,进步作家理解和认同的人民性是针对当时文学中的贵族性而提出来的。
在别林斯基率先使用之后,后来的许多俄罗斯理论家都谈论过这个概念。乌宾斯基在《土地的威力》中说,作家尤其是“人民知识分子”不应该迷恋和纵容那种“动物界和丛林界中信奉的真理”,而是应该把“上帝的真理带到民间去”,“他们扶起被无情的大自然抛弃、孤苦伶仃听任命运摆布的弱者。他们帮助,而且总是以实际行动帮助人们抵抗动物界真理的过份凶残的进逼”。文学艺术的人民性是文学艺术和它的创造者和人民的联系,人民大众的生活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劳动者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从作品的角度来说,人民性就是要表现人民的心理、人民的希望与期待,也就是反映劳动群众的利益;从作家的角度来说,人民性就是创作主体的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同情人民大众,表现人民大众的情感、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学历史的大国。早在《诗经》年代,文学就有着采民风、观得失的功能。从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到白居易的“惟歌生民病”,一直有着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传统。即使在“五四”中,仍然涌现出了像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一批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关注民生,都有着一种浓厚的人文精神。哪怕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文坛在春风频吹下逐渐解冻,无论是被冠以“朦胧诗”的“崛起的诗群”,还是以知青题材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几乎都是以反映现实、对现实加以反思而得以震动文坛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的改革开放,最初便是以现实主义的旗帜撞破坚冰、打开通道的。港澳等地甚至把《伤痕》、《天云山传奇》、《芙蓉镇》以及一大批知青文学称为“新现实主义”文学。
这里需要强调一个问题,在张扬现代中国文学人民性精神的同时,也不能不对一种伪人民性有所分别。它们以人民的身份出现,而在所指层面,是极为抽象的政治概念和与这种政治概念共生的权威性“超人”。在一种貌似雄壮的抒情大合唱中,所宣扬的人民性因为附和时代共鸣的需要而蒙上了一层虚伪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掩盖、抹杀了“我为人民鼓与呼”的正义声音而企图制造出一派处处莺歌燕舞的盛世景象。被置换了内涵的人民性是我们当下重倡人民性精神应该警惕的。
人民性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当下知识分子的一种道德理想。人民性包含着深厚的对于黎庶的真实关切,一个真正的人民知识分子,对于人民的生活理所当然地应该采取“介入”的态度。
今天,我们倡导文学的人民性,并非对现实主义的简单回归和瞬时的感性冲动,而是有着深刻的背景和所指,是文学重新归属大地为人类植根而努力的一个向度。作为当下文学危机中使知识分子重拾道德理想的出发点,人民性是危机中重建的重要一维。文学应该是创作者和他的文本世界对于外在世界的张望,是对于他人(也可能是对立的)基于人性意义的关爱,是对自己的也是对他人的生存权利的尊重。它在表现的过程中可能是情绪化的,但却出于一种人文的理性。它不是一种用来规范所有人的道德模式,但却是当下知识分子为抵御政治权力和经济的合谋侵害所提出的一个最切实的话语命题。尽管在它面对现实时,仍不免带有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
文学对人民性的守护不是要文艺升入天堂,而是植根于大地的归属性,以我们精神的饱满丰富,带着神圣价值和审美尺度,重新返回现实中充满着苦难、欢乐、艰辛、痛苦、智慧、不幸和偶然纷争的大地。文学重新立足于大地,浸透于生活之中,这才是文学真正的精神肉身,才是灵魂的栖息地,它守护着美、善和真理,启示着永恒的奥秘和神圣。因对信念、信仰的守护,文学因理想之光的普照而从世俗中提升出来,生命由此而获得一种充实,作家和作品也因此获得尊荣和高贵!
文学对人民性精神的守护就是守护一种信念、理想和信仰。
文艺的人民性理论是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遭遇新的挑战,并在实践推动下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内涵。近年来,我们的文艺在同人民的奋斗一道前进的同时,也出现了这样那样脱离人民的不良倾向。对这些不良倾向,人民群众强烈不满。
人民性是一切革命文艺、进步文艺的显著特征,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本文提出人民范畴的广大性和革命性是文艺人民性理论的一个根本论点,仅是一孔之见,供研究人民性理论的方家批评和参考。我们要继续深入研究人民性理论,以坚持人民性、高扬人民性,努力促进我们的文艺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中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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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莫•谢米沃斯基.反对错误地解释文学的人民性问题[C].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学习杂志社,1954.269.
一、广西傩文化探究
（一）广西的傩文化概述
“傩”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随着长时间的社会存在，约定俗成，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仪式。我们常说的“傩”即是所指的“傩文化”。所谓的“傩文化”是指傩的全套祭祀活动和在祭祀活动中唱、念、舞、面具、陈设等多种艺术形态以及在这些形式中附加的傩戏。傩文化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一种原始信仰，它包含音乐、舞蹈、面具、戏剧等，是指导人们思想言行的一种意识形态。古代中国农耕民族为了祭祀农神（即傩神）而创造出来的原始文化信仰。“傩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多元宗教（包括原始自然崇拜和宗教）、多种民俗和多种艺术相融合的文化形态，包括傩仪、傩俗、傩歌、傩舞、傩戏、傩艺等项目。其目的是驱鬼逐疫、除灾呈祥，而内涵则是通过各种仪式活动达到阴阳调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寿年丰、国富民强和天下太平。目前，它仍活跃或残存于我国的汉族和壮、侗、苗、毛南、仫佬、瑶、水、仡佬、彝、土家、藏、门巴、蒙古、布衣等20 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历史悠久，民族文化艺术遗产十分丰富。
广西傩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越巫，直至秦汉唐宋，当下傩从桂林到全州、兴安、平乐各地，并在桂中、桂北、桂南等地广为盛行。广西境内居住的壮、瑶、毛南、仫佬等10 个民族地区的“傩文化”成为当地群众民俗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祭祀和娱乐活动之一。“傩文化”也是广西民歌、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花山岩画、铜鼓艺术、壮剧艺术、壮锦瑶绣等众多艺术文化瑰宝中的一帜，也在世界艺术宝库中独放异彩。
（二）广西傩文化内蕴
数千年来民间自发流传的祭祀仪式与祭祀仪式中的戏剧、舞蹈，已成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傩作为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它的主体由各种法事活动组成，其中有大量迷信的、非理性的巫术行为，这使它具有极大神秘色彩，但也蕴含了许多智慧，与民众生活、风俗、思想、感情等方面联系紧密，它是广西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西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因而具有多重的文化价值。
1．思想特征
以傩仪式中的傩戏为例，广西的傩戏多以广西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素质和审美观点以及欣赏习惯为依据，因此在艺术上也必然会形成自己的特色，其中突出的一点便是善于运用神话来体现人们的思想和愿望。在主题和内容上往往反映了广西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追求和精神理想，它们或者通过社会生活故事，反映壮民惩恶扬善的道德观念和勇武精神，或者以曲折的故事情节，表现对忠贞爱情的追求，总之，傩戏故事多颂扬除暴安良、为国为民的英雄人物，宣扬孝顺、勤劳和感恩等美好品格，体现了宝贵的传统精神内涵。如：激励人们与天与神斗的民间传说布洛陀的故事《盘古》；描写人们与统治阶级斗争的傩戏《特辽》《百鸟衣》；描写赞美坚贞的爱情的傩戏《二姑》《达七》《花王张达环》；描写人们改邪归正，歌颂劳动致富的典范的傩戏《灶王》；宣扬伦理道德的傩戏《妹梭与勒梭》等。
2. 艺术特征
在广西傩文化的发展过程
中，经历了由单纯的宗教性质逐
步过渡到宗教性质与娱乐精神相结合的演变，其表演形式也有最初的傩祭到傩舞再到傩戏的衍变过程。佩戴面具是傩戏表演的典型特征之一，面具是傩文化中最具象最直观的象征符号。
广西傩面具主要集中体现在桂林傩、环江毛南族的傩面、仫佬族傩面和壮族的师公傩面几种表现形式上。这些傩面具风格多样，造型丰富，它通过典型化、夸张、变形、虚构等手法和一些象征性的装饰符号塑造了千姿百态的人物造型，并以具有民间传统特色的色彩体系勾画出艳丽瑰奇的颜色，具有鲜明的审美特征和无穷的艺术美感。广西傩戏面具造型整体写意的雕刻，不追求逼真的细节且种类多样，“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如图2）。造型常常以夸张的手法加强角色神韵，整体粗犷豪放，古朴传神，大耳垂，大嘴唇，有棱有角和活灵活现的神像一般，显示了人们质朴的生命意识和浪漫的想象力，是一种古朴思维的艺术体现。根据桂林傩面具、环江毛南族傩面具、仫佬族傩面具和壮族师公傩面具中所刻画的这些傩神分析，大致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具有善相的面具，男造型多肃穆、庄严、慈祥、英武、俊俏；女造型多是梳鬓、细眉樱唇、粉面妩媚。
如：三元、三光、社王、关公、盘古、功曹、土地、广福王、观音、哪吒、白马三姑娘、灵娘、花王等；第二类是具有凶相的面具，这类数量不是很多却非常有特色，大多黄金四目，呲牙咧嘴，凶神恶相，更有甚者刻画成青面獠牙或免冠长角，给人威严、凶恶、恐怖的感觉。如：开路神君、雷王、灵官、邓帅、山魈、龙王等。第三类是具有丑相的面具，虽然形象丑陋但并不是极恶之人，大多刻画成调皮、诙谐的人物形象，给人一种机智、滑稽的感觉。多是挤眉弄眼、笑容可掬，或有麻脸、单目、歪嘴巴等，如：鲁班、挑夫、特瑶等。
广西傩戏面具在色彩运用上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一个由感性走向理性，由稚拙走向娴熟的过程。广西傩面具的色彩特征长期以来受宗教、民俗和审美的影响，在色彩使用上所形成的程式化规则和一些约定俗成的色彩体现有所不同。在早期傩面具对色彩的运用上多是以自然本色为基础，并没有体现出色彩的装饰性、寓意性和审美性。到了后期，傩面具在色彩的运用上逐渐走向成熟，在自然本色的基础上，同类颜色互相启发，引起联想，因而使得各种色彩都具有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包括宗教的、道德的、民俗的、性格的等。广西傩戏面具大多运用红、黄、白、蓝、青等强烈而多变的大面积对立色块，再以补色或中性色来勾画五官或图纹，颜色对比鲜明强烈，颇有风趣。这些对比强烈的色彩在搭配上呈现出强烈而富有跳跃感，使角色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得以强化，同时又遵循了色彩学中色块的分割、穿插，色彩的对比、呼应等原则。傩面具上色的典型化手法对传统戏曲影响很深，和京剧脸谱在色彩使用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色彩的情感诉求中可以体现出，红色象征着忠勇的性格；黄色为基本肤色，象征着温暖；白色表现人物的文静善良；蓝色或者绿色表现人物的阴险可怖；青色多为凶狠骁勇之将。
傩面具不仅是傩文化的艺术表征，还形象地凝聚着傩文化所体现的原始崇拜意识、宗教意识和民俗意识。傩面具作为神灵的载体，体现了傩文化与巫、道、佛等多种宗教文化的相互渗透，在其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更是与各地的民风民俗紧密融合，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广大的群众基础，凝聚着民间艺人的智慧和心血，是我国各民族的文化瑰宝。还有傩舞淳厚古朴的艺术风格，以及特有的舞蹈动作和独特的壮族乐器伴奏等，这些古老珍贵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都体现了广西少数民族朴素的艺术审美观念。
3. 民族特征
傩文化非常古老，傩仪式及傩戏唱本涉及了地方历史发展、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社会观念等内容，从中显现出对神灵的表演和塑造及对想象中的美好生活祈盼。广西傩戏剧目真实地反映了广西少数民族的历史传说和社会生活，如实地反映了当地人民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和人民的心理素质。这些由民族宗教发展而来的祭祀形式在传承中无疑成为了本地域历史文化的保存和传承者，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可见傩文化既是当地少数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地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
（三）广西傩文化的社会价值
仪式是社会团结的表现，仪式使个体间的情感联系得以强化，通过对情感的强调来重塑社会或社会秩序，仪式就是强化社会凝聚力的手。傩文化是一种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重要的民间信仰文化，对地方社会有着多维的意义和影响。它在长期的流传中，融入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并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它是当地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交流模式和社会整合的纽带。傩仪式的社会功能也在于维系社会的凝聚力，强化社会集体认同感，维持社会平衡。傩仪式是通过多种符码和途径来进行交流，是一种隐喻思维，比如，法术、化妆、面具等会直接产生象征的、隐喻的结果，营造出使人畏惧的神秘氛围，实现从世俗到神圣的转换，使人们实现对情感的展演，并通过这个机会巩固他们的社会认同。
二、广西傩文化在现代动画中的应用与传承如何将广西傩文化元素融入到现代动画创作中，我们必须提取傩仪、傩俗、傩歌、傩舞、傩戏、傩艺等元素结合动画的剧本、造型设计、美术设定、动作设定、配音配乐等环节进行动画创作。
（一）傩戏故事的借鉴
傩戏中具有丰富的神话故事和民间故事，这些都为我们编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傩戏中各种神灵的原型进行加工改编，提取塑造有艺术生命力、有艺术价值、市场需要的动画神话形象，并将这些题材合理地改编、创新，融入到自己的动画剧本设计中。如：《盘古》《百鸟衣》《灶王》《妹梭与勒梭》《土地公》《四帅》《甘王》《花婆》《雷王》《前市》《三祖家仙》《白府，白马》等（如图3）。
（二）从傩面具到动画造型设计
我们在现代动画创中可以通过傩面具的造型特点提取动画设定元素，尝试提取傩文化中造型元素进行造型设定，其中包括傩面具造型以及器具造型等。如：三十六神，七十二相、李令公、广福王、武婆、梁吴、莫一大王等。这些粗犷豪放，古朴传神，大耳垂，大嘴唇，有棱有角的造型都为我们动画造型设定提供了灵感与启发。
（三）从傩舞中提取动作设计元素以及动画设定元素
在动画原画设计中，我们可以从傩舞中提取出许多动作特征进行动作设计。傩仪式中的头戴面具的傩戏表演，当地群众称为“出相”或“演武”，每个面具代表一个人物角色，每个角色都有一个唱本和独特的舞蹈动作，舞蹈动作时而沉稳健壮，时而活泼潇洒，时而含蓄虔诚时，而滑稽逗趣。仪式舞蹈步伐主要有前点步、后点步、点跳步、观音步、明灯步、八字蹲跳步、丁字立掌步等。手的动作有绕手、拍手、推手、划圈等。舞蹈动作与身段，随角色的需要进行变换，如：三元祖师的三元舞，土地公的土地扫坛舞，灶王的卜卦舞，鲁班先师的砍山舞，花婆的置花奉花舞等。舞蹈除了单人、双人外，还有多人的舞蹈，如：四帅、五海、八仙等，其舞蹈动作往往刚劲有力、敏捷明快、风格古朴。这些傩舞和一些壮族传统舞蹈的表现形式都为我们进行动画动作设计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四）运用傩歌给动画配音配乐
动画配乐作为构成动画艺术的几个要素中占据重要作用。动画配乐不但可以深化故事情节、推动剧情发展、烘托气氛，还可以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心理变化，更可以描绘时代背景。傩戏演唱以唱为主，演唱的曲调有两种，一为传统的师公腔，用壮语或汉语唱，一般为七言体，二句一段，段中押脚韵或腰韵，每段唱完时要击鼓打锣、踩台过门。另一种是壮族民歌壮欢腔，用壮语演唱。欢腔的唱词由五言四句为一段，唱词讲究押韵，第二句前三字中有一字押首句末字的韵，二、三句同压脚韵，第四句前三字有一字押二、三句脚韵。傩歌题材十分广泛，内容非常丰富多彩，艺术表现形式多样，另外还有许多其他音乐形式的呈现，如：傩仪式用鼓和锣打击乐器伴奏，其中有蜂鼓、天琴等。常用鼓点有开场鼓、长鼓、短鼓、朝阳鼓、三座鼓、急鼓、武打鼓和慢鼓等。这些多样的音乐表现形式给我们动画配乐提供了一个艺术宝库。
结语
我们从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中可以看到其融入了大量日本民族文化，展现了日本独特的文化元素。不仅仅是故事趣味与视觉的享受，更带给观众贴切的人文关怀，甚至能够让人从作品中得到反思。从中可以看出，结合本国文化去创作，抓住文化根基，在细节中融入民族文化元素，给动画作品赋予真实的文化魅力，是我们可以值得借鉴学习之处。广西傩文化中包含众多民族文化元素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为我们今天的动画艺术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广阔的创作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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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秀逸. 从宫崎骏的千与千寻看现代与传统的融合[J] .作家，2010（. 24）
自媒体时代来临之后，特别是手机的普及，人人都有可拍照的手机，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虽然使得新闻自由度显著提高，却也使得媒体的一些专业的技术手段受到了挑战，比如说摄影。对于摄影来说，当摄影设备和摄影技术的关注度和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下降后，摄影比拼的是什么？是照相机背后的脑袋？还是图片里的思想？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社会一直是一个“读图时代”。我们从古代的壁画和崖画里可以窥视到先人那个时代的文化与生活，而几百年后，我们的后人又可以从我们当代这种“图”里读到什么？
一、摄影的关注
摄影术起源于美术，是画家们为了更加准确地表现对象而发明的。自从1826年法国尼普斯使用照相机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以来，摄影作为艺术与技术结合而产生的新艺术门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摄影新技术的运用，广大摄影工作者不再为曝光失误、焦距不清而犯愁，可以更多地注重所应表现的对象。
摄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纪实写真为最基本特征。《希望工程》、《俺爹俺娘》、《麦客》等摄影作品受到欢迎和赞扬的原因，并不在于光影的完美，而是纪录下来的人的真情。
《云南画报》自1959年创刊以来，很多读者都对其图片的精美有很深印象，但如何也能让他们记得图片的内容呢？
1、去发现去创作。所谓“发现”是尊重客观事实、理性、认识，采取平实的拍摄手法。“照相机对于我们是一种记录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现象的眼睛……我们对于自己所报道的事物来说，不是‘发明者’，而是‘发现者’”（flash摄影家卡蒂埃・布勒松），“摄影家要具有婴儿式初入未知国境的旅游者那样的目光”（毕尔・布兰德）。这就要求摄影家用自己的眼睛把握平常，用自己的大脑理出头绪，用自己敏锐的直觉抓住现实，并以自己独特的摄影语言、视角、构图、光影等鲜明地显露出生活态度。很多读者看了《画报》的专题后，都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在家乡生活了这么多年却从来没发现这么美？有的游客把《画报》作为指向去旅游，到了才大呼“上当”：怎么没有照片上的这么美？这就是摄影者独特的视角和发现。
2、摄影的情感。在艺术形式中表现情感的唯一方式就是找到“客观关联物”，艺术家要表现这些情感必须找到与这些情感密切相关的内容形象、情境、情节等适当的媒介。
用相机作为素描簿做一种直觉的反应，按动快门。作为摄影师，要有高度的文化素养，敏锐的洞察力，对生活有新的视觉形象的敏感，选择对象的敏感和对把握最佳时机的敏感。这种按动快门的瞬间已包涵了一切：主题、影调、线条等。摄影的纪实性把观赏者的目光分散在画面的各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些实在的构成元素，这些构成元素在快门启动的刹那间完成自己的时空交合，形成最佳组合。
“大众传播受众的不可知性”作用于受众不同的传播效果。对摄影师来说，主客观也是一种表现手法。例如，海湾战争后的科威特重建，王储来到北京洽谈请中国做一些项目。中国政府举行欢迎仪式的那天正好刮起了大风。我们的记者拍的多是王储和总理检阅仪仗队的一般照片，美联社的摄影记者则拍了一张两人顶风而行的照片，并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王储和总理正顶着风去检阅仪仗队并说了中科两国在经济合作方面存在的分歧。他并没有说中科关系就象图片中那样逆风而行，但却通过摄影表达了这个意思。因此，我们要不断地追问自己：这一幅照片我要表现的是什么？
3、摄影的社会价值。照片虽然是一个瞬间的记录，但仍可体现战争、体育、宗教、文明与落后、新与旧等矛盾的冲突。冲突是思想、性格的外延，冲突就是戏剧性。“一张照片的价值不能仅用美学的观点去衡量，还必须从对人类和社会在视觉上的表现强度去判断”（纳吉）。摄影最伟大的功绩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可以将全世界纳入脑海，替“我们”和世界作全新的“交流”，显露出“人性的企图”――摄影是呈现人类情感的最忠实媒体。摄影的纪实作为社会的见证者，从一开始就为人类的自身尊严、存在、人性的回归做出不懈的努力。
二、文学式摄影
很多著名的摄影家都不是学摄影的，萨尔加多是学经济的，刘香成是学政治的，玛丽・埃伦・马克是学社会学的……摄影只是他们手中的工具。一般摄影师和摄影大师的差距并不在于摄影本身，甚至在摄影上还常常各有所长，差距主要还是表现在摄影师对所拍摄的题材的理解和影像的注释。
1、 摄影的表现形式。摄影和文学上的现象有类似之处，大凡文学巨匠都一定是社会学家。摄影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萨尔加多的照片非常美，人们可以将其作品当作艺术品挂在墙上；而尤金・里查德的很多作品就很不好看，画面既不完整，也不平衡，人物在画面上常常只有一部分，往往还是斜的，对于这种画面很多摄影师都难以接受，何况一般读者。但他的作品的视觉感受很独特，可以说他用了一种新的摄影语言，为纪实摄影师打开了另一扇大门，使他们今后也有理由以各自喜欢的方式来拍照片。
2、摄影的文学性。专题摄影是围绕一个主题，选用多幅照片来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事物的发展和运动，提示其社会意义，反映人物的活动及其情态变化。
由于照片直观性的特点使得专题摄影作品在拍摄和编辑中极易发生“直、白、浅、露”的现象，缺少回味，甚至落到“快餐食品”的地步，因而渐渐失去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读者。专题摄影作品是用照片写文章，我们要提高文学素养，提高专题摄影作品的品味和水平。
文学是一种幻觉艺术。它借助语言文字作媒介，调动人们自身的生活积累，在人脑中产生幻觉形象。这种创作富有层次，表现细腻，还能使用夸张手法。因此，他能使作品成为每一个读者自己的作品。其实，照片也是一种媒介，摄影师也可以利用它，调动人们的生活积累，通过已有的图像产生联想，在自己的大脑里进行第二次创作。“决定瞬间”的理论就是调动人们的生活积累，把拍摄到的瞬间扩展到“具有过去的残留，并映照着未来”的时段。照片中的图像、场景、动作、光线都具有隐喻性，都能引发联想。人物的动作、表情、环境的布置、光影的含义都因文化的不同，而对图像的理解有所不同，从图片上获取的信息也就有所不同。图片的大众化可以比文字更具有吸引力。
文学创作者首先强调作品应有一个时代背景和构成环境。照片不需大篇幅的描写，只需有目的地选择画面背景环境，利用背景中的文字、广告牌、人物的服饰、环境的装饰来表达时代背景。摄影还能利用环境做一些隐喻：雷雨隐喻激烈，朝阳隐喻希望，厕所隐喻宣泄等。摄影还可以利用光影形成的影调形成氛围，影响读者的心情。
照片在表达人与人的关系上亦有独到之处。拍摄人物的体态、神态、表达人与人之间是和睦还是紧张，是热情还是冷漠。照片还能以一图胜千言地表现人物的职业、性格、修养、文化、道德水准。照片中的色彩还可以烘托气氛，帮助突出主题，如兰色，有隔漠、自闭、防范、宁静的含义；红色，有斗争、革命、疯狂的含义、照片对环境的重视就是“环境参加叙事”的理论，就是文学的“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性格”。
文学创作人为，社会生活是创作的素材和源泉，而摄影对社会的认识似乎还要来得更加复杂些。首先，摄影的创作必须来自生活进行深刻的思考，再到生活中去寻找可以表达这种思想和哲理的画面来完成自己的创作。
摄影创作中的艺术构思也面临同文学创作中一样的问题，即“写什么”，“怎么写”。摄影的发现和选择有时需要在同一瞬间中立即完成。如果你错过了机会，就只能看着生活的亮点消逝，无法使用，留下的只是生活的经验和无限的遗憾。在摄影作品的拍摄和图片编辑过程中，也如同文学一样有个结构问题。当今报刊、杂志上大量的系列照片不够精彩，结构是否合理仍是主要问题。拍摄者在拍摄时就应想到系列照片的结构，图片编辑也要有很清醒的结构意识，把一大推图片安排成一个合理的结构，使主题思想更加深化、突出，并以结构的要求去指导拍摄，使作品更加完善。摄影师文学，是用图片书写的文章，是有独特个性的文学形式。摄影者应学习文学知识，在具象的外表形式里多加一些文学修养的内涵和哲学思考的深沉。
三、摄影与文字的相互构建
纪实摄影和报道摄影的整体感常常是通过文字部分的配合才得以实现的，这种配合是否有一定的规则？如果文字部分过于简单，甚至没有是否可以认为是一种缺陷？如果将徐勇的《胡同》照片挂满一墙，一个文字都没有，读者仍能感受到这些照片作为纪实摄影作品的历史性和人色彩吗？现在的读者已经开始求知于每张照片所拍胡同的历史和故事，希望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处理好文字与摄影专题的关系，要做到文图并茂，互为补充。专题摄影的文章是在一组以具有逻辑联系的照片基础上的文字，要求是拾遗补缺。文章有利于突出主题，有文采，栩栩如生，给人以美感，其最大价值就是突显照片背后的深层意义。目前许多人文地理方面的杂志，往往用最精的图片配以深入的文字，现在杂志已摒弃了以往堆砌图片的做法。图说也不是以往的“看图说话”，而是采用大段说明，揭示图片背后的故事，我们一些画报也采取了这样的做法。
镜头是人类的另一种语言，可以是大众或是新闻记者在新闻现场所拍的纪录照片，也可以是像摄影家王小慧那样半夜突然有了灵感，起来创作的一组照片。不论这些图片是用在自媒体上也好，或是用在大众媒体上也好，若想引发大家的关注，我们何不怀着一种更为人文的情怀去感触，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去思考读者的需求，再搭配文字或是其它手段来展现，也许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世界。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