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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规划教材《经济与政治基础知识》（下面简称新教材）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充分体会到新教材全面贯彻素质教育思想，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者和中初级专门人才需要的实际出发，注重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一、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的经济
市场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分工发展的产物，它是和商品经济同时产生和发展的。市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市场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即有形市场。
广义的市场包括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所谓无形市场是指没有固定的交易场所，靠广告、中间商以及其他交易形式，寻找资源或买主，沟通买卖双方实现交换。因为没有固定的场所，所以在这里，买卖或交换的实现过程就是市场。因此，广义的市场就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既联系又有区别。商品经济反映的是人们进行劳动交换和经济联系的一种经济形式。市场经济则是指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资源配置就是指把有限的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和土地）配置到社会需要的众多领域和部门中去。在市场经济中，社会资源的配置是由市场机制实现的。市场机制就是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经济机体内的竞争、供求、价格等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
二、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1.资源配置市场化
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主要表现在：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影响市场价格，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
2.企业行为主体化
企业是市场主体，企业的行为应该是市场主体的行为。
3.宏观调控间接化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必需的。但国家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是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和相关政策，来影响价格、利率、汇率、工资等市场信号，从经济利益上引导企业调节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目标。
4.市场体系完善化
建立健全规范的市场体系，是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前提。因此，我们要规范市场行为，加强市场管理，制订市场规划，维护市场运行的正常秩序。
5.市场管理法制化（略）
6.保障制度社会化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搞好市场经济的重要保证。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与商品经济密切连在一起的。因此，它既可以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是所有制基础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
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有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还有个体所有制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非公有经济，它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有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现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结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结构。这是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
第一，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地位，劳动者的主任翁地位才能得到体现，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者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才能得到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才有了根本保证。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主要目标。
市场经济反映的是社会的经济本质，它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而商品经济则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它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经济时代，如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济，它可以存在于截然不同的经济制度下，如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此等等。后来，随着观念的转变和认识的深化，人们逐渐放弃了传统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并不反映社会的本质属性，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同样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而且认识到，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不同，它是国际通用的经济学术语。但是，在观念更新的同时，人们又苦苦地追寻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某种区别，苦苦追寻着崭新的市场经济理论与传统经济理论的某种联系，他们引经据典，留恋着自己过去的某些研究成果。他们在原有理论的基础__七，提出了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到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时才成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是经济运行的内容，而后者则是经济运行形式，即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等等。我们的观点是:
第一，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这里交换的客体是各种各样的商品，交换的目的或者是为了使用价值以满换主体的某一方面的需要，或者是为了价值形式本身，即增加了的价值额。在货币产生以后，货币代表着商品价值，一般等价物，除了在极端落后和封闭的地区进行物物交换(W一W)以外，任何交换都是货币为媒介的交换(W一G一W);更重要的是，任何交换都是在市场上进行的。因为，市场不单纯是商品交换的场所这一空间概念，市场也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是联结商品的买者和卖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场来解决，等等，这些都需要由宏观经济管理来进行矫正云(l)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制定严格的市场竞争规则，这是市场机制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经济前提;(2)政府着力于解决外部不经济间题，迫使市场参与主体在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同时也照顾到社会利益;(3)确定社会发展广目标，使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同时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有效地运用财政、税收、利率、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市场经济活动;(4)搞好国防建设、塞础教育、生态平衡等，以保证社会稳定，环境优化，以及全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实现社会公平和收入均等化，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制度。
第二，宏观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以及再生产各环节经常保持平衡，而单纯地依靠市场的作用是无法做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也要求加强宏观管理，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成分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它在现阶段主要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这里的“国家”，实际上指的是政府(包括各级地方政府)，这样国家所有制实际上就变成了政府所有制.由此，这时的政府就具有了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它是经济调控和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另一方面，它又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这就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不只是浮在经济活动的表面，它已经深入到经济活动的内部。‘这种管理在促使整个经济协调运行的同时，也要维护生产资料公有产权，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三、深化改革是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前提和保障
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取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改革伊始，我们虽然未明确提出这一目标，但实际上也是在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一开始，我们便放开部分计划管制的，范围，使一部分商品进入市场自由交换和自由定价，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纵观14年改革，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管那时我们承认市场经济与否，但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逐步缩小计划调节的范围，从而扩大市场交换的范围，使市场机制更加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确立一种崭新的经济体制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能形成。这样现阶段就正处在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运行的特征是新旧两种体制同时并存，一方面是日渐消亡的旧体制，另一方面则是富有旺盛生命力的市场经济新体制。两种经济体制的同时并存和起作用，使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关系变得更加纷繁复杂.由于旧的集中命令型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它还在不断地渗透到市场经济活动和各种市场关系中，再加上向市场经济过渡所需要的一些基础保障设施不健全，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种种矛盾和摩擦，诸如通货膨涨严重、经济秩序紊乱、权力与货币交换等现象，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重大抉择之一。
第一，首先应当明确各种间题的存在决不是搞市场经济造成的.当前各种向题的存在，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是由于旧体制运行的惯性，使现实经济运行往往偏离正常的轨道。如在旧体制中，政府对于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控制，后来，通过简政放权和缩减指令性计划，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权限大大缩小，这时政府对于经济活动主要施以指导性计划调节。但是，由于指导性计划涵义不清，而且缺乏具体实施办法，在实际执行中，“指导”变成了各级政府部门干预市赞场经营的借口。由于政府(人格化为各级政府官员)的某些行为不规范，在经济调节中出现随意性，用不负责任的长官意志代替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由此看来，旧体制虽然打破了，但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新体制还很脆弱，旧体制的惯性，旧的习惯势力随时都威胁甚至绞杀着新体制;其二，在新体制形成的过程中没有形成各种配套机制和各种保障措施，致使市场机制难以正常运轨。市场机制本身是一种“残酷”的机制，它优胜劣汰，通过保证最有效率的生产者来保证社权会经济活动，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就不能把我国经济的主体国有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参与竟争。而我国目前之所以出现各种社会经济病症，其深刻原因就在于各种措施不配套导致市场法则无法贯彻。由此可见，由于市场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则，那么，各种利益，各种势力的碰撞和摩擦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既然存在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症结在于两种体制和两种规则同时起作用，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能是迅速地实现单一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规则。在这里，如果实行体制复归，恢复到以前的集中计划型体制，那是没有出路的，这样，我们就只有向前走，就是彻底地变旧体制为新体制，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促使旧体制迅速死亡，并使之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从而过渡到单一的市场经济新体制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有四大支柱:(l)自主的企业制度，彻底割断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2)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3)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包括科学的调控体系和灵活的调控手段;(4)开放的经济联系方式，发展统一的国内市场，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扩大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
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关键问题，一是彻底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理顺产权关系，划清产权界限;二是培育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商品市场，理顺价格关系，三是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加快政府职能转换。
第四、思想障碍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深层障碍
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经济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制度。但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还是一种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独特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它有共同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它要求人们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树立一种崭新的哲学观念。
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只有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才能繁荣富强，中国的经济也才能有活力.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故此，经济界才放开胆子大搞市场经济，理论界才放开胆子大谈市场经济。但这决不意味着，人们在一夜之间就放弃他们格守多年的信条而改信市场经济。事实上，由于习惯势力的作祟，有相当多的人虽然公开不反对搞市场经济;但是，他们带着有色眼镜，用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观点来衡量市场经济现象，用嫉妒和猜疑的眼光打量着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这是阻碍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股逆流。它大体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在经济活动的执行管理部门中有一部分人，传统的经济理论对他们影响至深，他们习惯于计划经济下的某些做法，包括下达指示、命令、规定硬性任务等等，并对此驾轻就熟，因而在废除旧体制和建立新体制的过程中，他们仍然沿用行政的办法来管理经济。试分析一下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白条”现象吧。迄今，人们在分析“白条”现象时，都认为，“白条”的产生系由于收购副产品时资金短缺以及国家当年拨付的农副产品收购资金被一些久嘴挪用、挤占所致。然而，我们却认为，“白条”的产生有两个探层背景:其一，是忽视市场经济规律所致。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下，交换的双方都必须承认并尊重对方的所有权，按等价的原则进行交换，而打“白条”正是对于广大农民的产品所有权进而是对其财产所有权的蔑视和对市场经济原则的践踏。其二，在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官贵民贱”的封建遗毒，因而在与农民交换中，不以平等(经济上和政治上)作为双方交换的基础，而是在交换中渗进许多超经济的因素。这样，“白条”的产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所以，要消灭“白条”，除了要剔除一系列制度和体制上积弊，实现制度和体制上的创新以外，还要使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所有权制度深入人心。
第二种情况，在经济学界，有相当多的人长期以来学习和接受传统的经济理论，而对新的市场经济形势，他们无所适从，无力或者从情感上不愿意吸收当今经济发展的新成果和放弃自己的陈旧理论，不愿意承认自己所学的知识过时了。制度主义大师加尔布雷恩教授有一段绝妙的分析:经济学家们之所以不愿意放弃陈旧的理论，这是因为知识分子之拥有知识恰如手工业者之拥有技巧和企业家拥有机器一样，他们都以此为凭借，都怕它过时。但手工业者的技巧和企业家的机器都是有形的和客观的，而知识分子的知识是看不见的和摸不着的，所以，他们更容易否认自己所学知识的过时。正因为这样，许多以传统经济理论所著名的经济学工作者面对新形势愤世嫉俗，怀古伤今，经常自觉不自觉地贬斥和低毁市场经济，把许多社会不良现象统统归罪于市场经济，而这部分人本身又是很有影响力的。
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主要是通过竞争机制来发挥的。然而，如果只有自由竞争机制，“市场失灵”就可能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市场竞争在带来效率的同时，也会带来经济增长的盲目性、收入分配差距的悬殊以及其他不和谐因素，乃至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完善市场竞争机制的同时，更应通过建立健全和谐机制，使全体劳动者在自主劳动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走向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了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机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基本要求；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须以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的作用受到社会和谐机制的约束，同时也受到共同富裕与协调发展目标和相应政策的引导；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是竞争机制与和谐机制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各经济主体在和谐的环境中竞争，又在竞争中实现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充分的竞争不断地激发着经济主体的活力，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也出现了竞争无序和失范等不和谐现象。这就告诉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规范经济主体责任、协调多方利益、均衡各方发展的和谐机制。近年来，中央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战略思想，对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具有根本指导意义。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继续强化竞争机制作用的同时，在发展理念上开始形成和谐的共识，在政策操作层面开始形成和谐的导向，和谐运行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竞争机制为市场主体提供利益动力，和谐机制则为市场活动提供协调的力量和环境以及利益均衡的引导手段和控制杠杆。只有这两种机制相互支撑、相互制约，才能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经济运行机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类活动与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所以，一个和谐运行的经济机制首先必须体现人文关怀的理念，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充分保护和激励劳动者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确保劳动者权益的实现。正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
加强法制建设。在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分散竞争格局下，必然需要一系列法律界定各自的产权，明确各自的活动规范，使经济活动在“利己不损人”的规则框架下展开，引导经济主体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目标，解决所遇到的利益矛盾，使整个社会朝着“帕累托最优”的目标和谐发展。
转变政府职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不能再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而要通过经济、法律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企业在不断改进技术的同时增加就业机会；引导企业节约能源，降低原材料的消耗，推动循环经济的深入发展，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当好经济运行的调节者和裁判员，解决好市场公平问题和其他矛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经济地位是指主体所拥有的、可支配的物质财富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或经济力量博弈中所占的权力比重。在我国，农民对土地这个生产资料仅有使用权，农民拿什么作为资本去参与市场竞争，农民的经济地位怎么能与工人阶级等同，如何让农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一系列问题，有待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一、农民的经济地位
农民的收入增长相对落后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上世纪中，农民储蓄占城乡居民总储蓄的一半以上，1996年下降为20% ，1997 年下降为18% ，1998 年下降为13.6%，1999 年下降为10.4%。尽管农民的储蓄绝对额在增加，但大部分信贷资金流入城市。社会财富逐渐向其他人群转移，也是造成农民经济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
（一）农民的经济生活现状
农民居住在农村，生活条件基本相同，个体之间的消费也大体相同。首先，农村教育体制、医疗体制等远远不能满足农民所需，现在农民最大的负担是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养老问题。再者，农村宅基地管理越来越严格，城市住房价格也是一直攀升；新生代农民的住房问题也给农民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所有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农民的经济收入并没有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相应增加，农民的经济实力相对当今市场购买力在下降。
农业的收入整体水平还远远低于其他两个产业收入，农民和市民同属于一个市场体系下，这就使得农民开始离开农村，去城市谋求更高的经济地位。按现在的粮食价格水平，农民工工资水平，外出打工明显要比在家种地得到的财富要多。从经济学角度看，农民工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正在从农业流向其他产业，也是市场经济导向的结果。
（二）农民的经济地位
的确定，改变了中国农民贫穷落后的面貌，也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随着个体户、商品经济的出现，也改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农民的优势就是生产粮食，靠“民以食为天”这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支撑自己的经济地位。在封建主义时期，由于地主阶级把握着土地这个生产资料，使得农产品也大部分归地主所有，地主占据着社会经济的统治地位，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并没有改变农民的经济地位。现行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束缚了土地这一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束缚了农民，使得农业生产率一直低于其他行业的生产率。在社会其他领域中，市场经济优化配置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却包括了土地的产品。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自由交换中，农民的生产资料没有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而他们的消费资料却要靠市场经济竞争来配置，在工业比农业发达的当今时代，无疑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在分配社会平均利润时，农民并没有得到土地应当获得的利润，这必然使得农民的经济地位低于工人。
二、农民经济地位产生的原因
（一）“剪刀差”直接造成城乡收入差距
建国以来，农产品与工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从农民手中抽走了大量社会财富，为工业文明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1987-1991年，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高达1000-1900亿元，成倍于改革前的数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改革开放30年了，这种“剪刀差”状况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农民的财富在整个社会中的占有比重愈渐减少，使得他们的经济地位逐渐下降。
（二）国家对城乡建设投入差别明显
30年来，国家一线、二线城市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城市住房、绿地、公园、道路等建设已是今非昔比。而在农村,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水、公路的建设还停留在城市20年前的水平线上。
农村的建设主要也是以农民自己出资为主，很难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国家的建设投资待遇。现在的城镇化建设中，很大一部分农村地区商品房的售价远低于城市，而又很少有外来人口购买，农民得不到国家的投资，也就只得自己承担这部分建设成本。灌溉、电力、公路、危房改造、诸如此类的基础设置建设，耗费了农民相当一部分经济收入。这种负担也导致农民可支配财富的减少，可以说，农民的部分财富被社会变相地、不公平地抽走了。
（三）农业在市场环境下处于劣势
农业的竞争力还远远落后于工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农业的落后，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地位，这就更加拉大了农民和市民的经济地位差距。缺少竞争力，正是农产品脆弱性的表现。是在这种落后性和脆弱性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我国农民脆弱的市场心理，在市场风险面前徘徊止步，甚至退步市场，重新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改变这种劣势的市场地位，就不可能改变农民的经济地位。
若干年来，我国对科技的支持主要就是工业方向，而农业的机械化生产与工业比相去甚远。农业生产率一直低于社会平均生产率，也是农民经济地位偏低的重要原因。
三、改善农民经济地位的途径
（一）保护提高农产品价格
首先，保护农产品价格。保护粮食收购价格，保护蔬菜收购价格，既能稳定农业生产，也能平衡农产品按类生产，同时也是保护农业的基础地位，缩小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价格差，不断创造农业与工业竞争的合理平台。农业经济的增收，一定要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保证农产品、工业品公平交换，保证市场不同产品间的良性竞争。
前段时间，菜农亏本卖菜，但是没有见到市场上的菜价有波动，说明我们并没有保护农民的利益，在某个角度上看，就是便宜了其他群体。这也说明，农产品参与市场的竞争，竞争的利润并没有转到农民那里，而是转到了第三产业劳动者那里了。
其次，提高农产品价格。再也不能任由“剪刀差”发展下去，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则就是“等价交换”，历史的遗留问题必须不断调整、解决。把社会财富公平地分配到农民手里，改善农民长期处于劣势的经济地位。
（二）扩大农业投资比重
我国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了，我们也有这个能力。当下，农业经济效益明显低于工业、服务业经济效益，农业的竞争权利已经被排挤出市场。让农业重新回到市场，必须有政府的扶持，提升农业的市场经济地位。
在农业所需的水利、电力、交通等各个领域扩大国家投资比重，统计规划，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中，国家也要让利于农民，大幅降低用于农业的机械设备价格，降低农业化肥、水电价格等。
（三）加速土地集约步伐
资源是由经济效益低的行业向经济效益高的行业流动。伴随着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必然是农业的比较经济效益低于工业和服务业。怎么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是农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倘若看不到这一点，农民就会被迫转成工人或变得更加贫困，动摇国家的农业基础，甚至影响其他行业的经济建设。随着市场经济地进一步发展，如果不解决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问题，不提高农业的经济地位，难免会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失衡，进而带来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经济危机”。
土地这个特殊的生产资料，最大的效益生产就是土地集约度越高越好。土地集约程度和农业投入成本是成反比的，土地的集约也解放了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但是,土地的集约必须建立在工业发达、农业具有较高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工业的发展将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来吸收从农业转移的劳动力，科技种地将为人类的粮食问题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目前，国家也出台了《土地流转管理办法》，土地的流转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流转不等于买卖，土地的所有权控制在国家手中，保证土地用途不随流转而做出太大变化，进而充分发挥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作用。流转，也给土地集约提供了一个出路，合理的土地流转是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单从地方来看，土地的流转集约有助于形成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提高生产率，也有助于合理安排土地作为工业场地的用途，在区域内形成产业间的互通有无，促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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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对人经济行为的基本核心假设，被视为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根基所在。经济人假设赋予了作为经济主体人的如下基本涵义: 第一， 经济人是自私自利的;第二， 经济人只在乎经济利益或者说物质利益;第三，经济人是理性的。
在我国，“经济人”假设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关于人的行为动力的理论基础，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缺乏这种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主义道德标准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本文梳理了关于“经济人”假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适用性的四种观点。在创建适合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的背景下，梳理和评价我国理论界针对“经济人”问题的研究成果，探索进一步研究的趋向，对于理论创新和发展而言都有着积极意义。
一、第一种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没有“经济人”的位置
这种观点以理论中对人的本质分析为出发点，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批判。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经济人”假设把“利己”绝对化、永恒化和一般化，并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本质，也不能说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更替。“经济人”假设的主题是个人主义的，与集体主义思想格格不入，如果承认并接受它，将会意味着放弃集体主义，将导致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形。
“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也是批判的重点。“经济人”分析具有的合理性是针对单个经济主体和市场竞争机制来说的，只局限于微观经济领域和市场机制，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人”行为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不能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导向。并且，“经济人”假设具有在理论上片面、不合理，在结果上不能出现公平社会，并且导致外部性等问题等重大缺陷，因此在我国的发展中，应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经济人假设理论。
在所掌握的文章材料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反对“经济人”假设应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多是哲学和社会学学者，因而对这一假设的批判大多始于意识形态，也终于意识形态。即使有经济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展开论述，也仅仅停留在评述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的片面性上，缺少对两种经济体制下人的行为动力机制差异的深入探究。
二、第二种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沿用“经济人”假设
这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认为“经济人”假设既不是对人性的一种断言，也不是对人的一种伦理期望，而是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基本界定，这种假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人的趋利动机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原动力，只有承认“经济人”性质并有效地激发和规范人(组织)的趋利行为，才能建立起高效率的市场制度。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经济人”假设符合现阶段我国所有行为主体统计特征，可作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行为分析基础。而且，在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国有企业还要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使之成为制定一系列制度的基本前提。
从意识形态来说，“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主义伦理基础也没有根本性冲突，相反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应具备的伦理价值观念有着相当的一致性，有助于我国的经济研究从阶级层面转向个人层面，并解决传统文化中的泛道德主义。
认为“经济人”假设可以沿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观点大都抛开了意识形态之争，着眼于现实的经济意义。结合了当前的时代背景，抽象出市场经济这个重要因素，认为“经济人”假设符合了时代需要。
三、第三种观点:“经济人”假设经过修正，仍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内核仍然是合理的，只要克服这个概念的某些缺陷，并对其做出必要的补充，就可供中国经济学借鉴。我们并不能否定原有“经济人”假设合理性的一面，但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学这一假设的全部内容，在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时要持批判创新的态度。
“经济人”假设具有历史客观性，利己属性是市场经济条件人的一个基本权利，但是假设又忽视了现实中的人，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前提，看不到社会矛盾、冲突的一面。因此，无限理性的“经济人”应该让位于“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抽象的“经济人”必须代之以现实的社会人。
从主体范围来说，“经济人”可以等同于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运行主体，但并不是一切都要以经济人作为社会生活的衡量指标。如果进一步明确，我国目前社会中自然人属于“经济人”范畴，以营利为目标的企业也可视为“经济人”，但公有制企业与集体制企业除外。
从掌握的文献数量来看，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是最多的。在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和发展，是一条最为便捷和可操作的路。但是这种调整和发展在加强了假设的解释力的同时，也使概念向宽泛和模糊的方向发展，从而失去可操作性。
四、第四种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自己的“新经济人”假设
如何用科学的和逻辑严密的包含集体主义思想的“新经济人”命题代替现在包含个人主义思想的“经济人”命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分析大厦的一项重要使命。很多学者做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其中，最为著名完整的观点当数以程恩富为代表的海派经济学派提出的“新经济人”论。其“新经济人”假说包含三个基本命题:第一，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第二，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第三，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
另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公有人”设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种种内在矛盾决定了新时期的“经济人”不仅应具有法制观念，还应具有道德情操。因此要引导“经济人”走向更高的形态的“公有人”。
黄福宁提出了泛经济人假设。经济人的目标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是经济利益及由此带来的效用享受和心理效用之间的均衡考虑的最大化。其效用的变量包括经济利益的获得，道德、伦理等约束下的心理效用，个人的习惯依赖等八个变量。
另外的一些观点还有：“自由人”――在社会三大形态的依次更替和展开中呈现出自己的自由本性的人，是对现代化的产物“经济人”和“道德人”的扬弃。“经济人―文化人”――重视经济人的道德性。“科学经济人”――包含利他人、非理性人、社会人、道德人、生态人五大因素。“知识人”――以“知识人”假设为基本硬核，重构我国经济学研究范式。“异质性有限理性经济人”――对我国目前的分配理论尤为适用。
重建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人”假设是一项系统复杂的浩大工程。从引用的文献来看，不难发现很多的新观点实际上脱胎于西方“经济人”假设，只是在扬弃的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从方法论角度看，创设新经济人假设的一条可行之路是脱离预设前提，充分重视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以此为基点透视社会秩序的形成以及此秩序下表现出来的人性特征。
五、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价
毋庸讳言，我国理论界对于“经济人”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体现出对理论的创新和现实的关注。但是，对问题的探索仍需深化:
首先，系统研究较为缺乏。上述四种观点的分歧在表面上看是源于对“经济人”理解的差异，实质上却是源于经济问题本身的复杂特征。这种复杂特征体现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既具有相对稳定性，又具有动态演化性。随着改革的不断调整和深入，对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认识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应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人”假设，还处于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中，但目前的研究中尚未能体现出这一点。
[中图分类号] D6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0-0150-03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伦理学说，尽管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英国，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有其局限性，但它并不是西方伦理学的专利，“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道德都是贯穿着某种功利主义原则的，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功利主义所包含的正确的合理的因素，也可以借鉴使用，只不过各自的功利有着不同的历史内容以及阶级内容和表达方式。
一、功利主义的发展
功利主义又为最大幸福主义，《辞海》之“功利主义”的解释为：“主张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为行为准则的伦理观点。功利主义，亦译‘功用主义’。”功利主义伦理学体系的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是当时存在的经济状况产物，作为一种伦理学说或者伦理学流派，它根源于人们的生存欲望和趋乐避苦、趋利避害（霍布斯）的感官满足，是将功利当作道德标准，是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种观点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他认为人们追求幸福是人生的目的，国家的目的是为个人提供保障保证个人的幸福生活。功利主义集大成者杰罗米・边沁强调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number，the greatest happiness），即“最大幸福”原则，所关心的是“利益攸关的人们的最大幸福，这种幸福是人类行为（这种情况下的人类行为，特别是执行政府职权的一个或一批官员的行为）的正确适当的目标，并且是唯一适当并为人们普遍欲求的目标”。
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开篇阐述：“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至上的主人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具有其定夺。”快乐和痛苦是决定人们行为应该如何的标准，那些人应该做的或值得去做的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而那些人不应该去做的，或是不值得去做的是会给人带来痛苦的事情。边沁认为快乐和幸福只有量的大小而没有质的不同，比如在学校获得奖励得到的快乐和朋友聚餐得到的快乐是等价的。针对快乐的计算问题，边沁提出了他的“快乐计算法”，即苦乐价值的大小由以下七个因素决定：快乐强度大小、快乐持久性、确定性的程度、迫近性、继生性、纯度和范围，有人形象地把它比作“道德温度计”。边沁虽然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功利主义思想，但他的伦理学体系是粗糙的，对快乐论原则、最大幸福主义等都未做充分论证。因此，他的功利主义学说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和攻击。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修正并发展了边沁的学说，并把它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边沁不同的是，密尔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大小，而且有质的不同，“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只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傻子要强。”某些种类的快乐内在地比其它种类快乐优越，但其依靠主观经验区别快乐的质和量是有局限性的。密尔认为凡是能够为别人的幸福而做出自我牺牲的行为，都是功利主义道德观所赞美的。可见，密尔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说，不仅主张追求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同时也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甚至把牺牲自己的福利而获得的高尚道德看作最高的幸福。
功利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十八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大工业化和产业革命，是生产关系剧烈变动的历史时代，新生和保守两种社会力量尖锐对立，新兴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伦理学说为其提供理论知识作为其思想武器，其政治条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和自由主义精神，其文化背景是以社会公正、民主和自由秩序为理想的个人主义道德精神。功利主义“经济基础”、“政治条件”和“文化背景’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应运而生，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自由辩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提供思想武器，这种新的伦理关系突出了利益关系，用利益关系替代了旧的封建社会的依附关系，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性关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性关系让位于经济利益关系。
针对功利主义是否适合我国现状的伦理观，学术理论界有的采取批判态度，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在我国占主导地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一种理论引起学者讨论毫无疑问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功利主义是当时存在的社会经济的产物，强调了人的基本需要，是有进步意义的，任何一种理论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处于怎样的地位，绝对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结构所决定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功利主义的扬弃
功利主义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其是否适合我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我们要确实对其做到扬弃。
（一）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合法取利
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都是以实现主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运行模式，也为功利主义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因此功利主义与市场经济有一定的关联性。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后果论的经济形态，强调收获、利益，它是围绕利益的生产、分配的经济活动。“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十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市场经济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经济建设方面向美丽中国前进。而功利主义是一种效果论，是一种快乐主义，它直接根源于人们对“后果、效用、收获、事实”的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对快乐、幸福的追求与道德联系起来，有鲜明的利益倾向。
（二）理性追求个人利益关系
自然条件下，个人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财产所有权归社会共同体所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人从人伦上下依附关系、家族、血缘的从属关系下解放出来，个人获得了独立支配自己财产和独立自由、自主参加市场经济活动的权利。市场经济是蕴含利己性、为他性、服务性的双重属性，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个体的一切需要和利益只能通过市场的劳动交换才能实现。个体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利益而与市场上的其他个体合作，并且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总是谋求实现最小投入――最大产出。市场经济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与此同时，也调动了人们人性深处的欲望，使义利关系常常处于博弈的状态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它积极引导人们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将求利与取义有机结合起来。当义利关系平衡时，获利是正当合法的行为，而当“只要有钱可赚，其他一切不管”、“只有损人才能利己”的思想占上风时，就会出现“毒豆芽”、“地沟油”、“注水肉”、“三聚氰胺”、“避孕药养黄鳝”、“毒生姜”等见利忘义的违法行为。当前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恐惧，促使我们反思：应当怎样理性地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的义利博弈中要固守和坚持什么样的基本伦理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伦理价值观将义与利统一，认为个体不是仅仅以合法的手段获利就是义，在合法取得的同时，还要合道德，不仅要取之合法，还要取之有道。物质财富的增加为个体道德境界的提高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且道德境界的提高反作用于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使人们不陷入当下社会过分的功利和拜金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内容应包含理性原则，墨子的“志功合一”也告诉我们要义利并重、以利进义、以义促利。
（三）功利主义离不开“看得见的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建立在个体自由、平等、独立的基础并遵循等价交换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市场经济要求主体必须规范自己的求利行为，以保证市场的有序化进行，如果主体违规和失范，就会使市场运行偏离轨道，造成市场的混乱。
机会平等的市场经济也必然带来结果的不平等，我国是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样可以有效地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等手段做到合理调控。边沁也接受自由主义思想，他发现每个人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隐晦地提出市场失灵的观点，因此边沁在相当程度上认可“看得见的手”――政府活动的合理性。
市场有其自由平等性，由“看不见的手”掌控，失灵的时候可以由政府看得见的手进行调控，但有时政府进入的幅度大容易打消个体的积极性。前段时间针对微信是否要收费引发的争议，涉及3亿多用户，包括4000万海外用户的利益。三大运营商主张收费，理由是微信分流了语音、短信业务，占据信令资源，影响了收入；腾讯方面则强调微信增加了运营商的流量，否认将要收费传闻；而工信部则抛出“有可能收费”的说法。“微信收费”之争的背后是复杂的利益纠葛与博弈。对微信用户来说，运营商已经收取流量费，凭什么重复收费？中国内地电信运营商虽三分天下，但仍处于垄断地位。三家之中以中国移动最为积极，其余两家态度暧昧，这是竞争格局使然。表面上微信收费之争是单纯的市场竞争，面对的是新经济浪潮下电信运营商与互联网企业成本分摊的世界性难题，但是在中国国情之下，又涉及垄断与创新、政府与市场等关系问题。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有形之手”企图进行宏观调控，如工信部部长苗圩所言，会考虑运营商的合理要求，但严禁利用垄断地位遏制微信等增值服务，微信不会大幅收费。监管者变成了决策者，竞争中的所有各方都成了被调控的弱者，表面上看垄断似乎被遏制了，但是，包括一些中小企业在内的中国电信行业的自由竞争与创新发展也受到了限制。
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集体利益的价值导向的同时，肯定功利主义与市场经济机制的某些契合点是必要的。功利主义的核心是为人们追求利益和幸福的目的，他强调效果论，要求人们合理追求利义，并增加“最大幸福”的生活要求，我国目前正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我们必须将功利原则的合理性和公正原则统一，利与义协调好，使之与我们追求集体主义的主导向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动力，使市场经济公平、合理、高效率地发展，为实现中国梦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 参 考 文 献 ]
[1] .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3]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文化本身是文化的内部构成部分，文化环境则成为文化的外在环境。这种文化“内”与“外”之分的着力点在于“人”，内涵于人的就是文化，外在于人但仍然与人发生紧密联系，构成文化成长、变革条件的就是文化环境。此外，两者的特性更能够将二者加以区分，有学者这样分析道：“文化环境是具体的、当下的，是现实性概念；而文化是具体与抽象、历时和共时、结果和过程的统一。”这样看来，文化环境必定是某一阶段的文化环境，它一旦与历史时期相联系，就会呈现出固定性、常态性。文化则不同，它时刻处于变动过程中，其变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文化。文化和文化环境的相互结合也体现在对于文化和文化环境特性的理解中。就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而言，文化环境的当下性包含具体的文化环境，如文化背景、文化氛围、文化机制、文化体制、文化方式，这些文化环境因素通过“人”这个发力点，作用于其内部观念、认识等意识形态，从而构成文化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客观条件，最终培育出特定文化环境下的文化内容。
文化环境的作用力并不能影响文化影响力的发挥。文化环境是历史和现实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文化的历史支撑和岁月积淀是文化环境产生、发展和求变的首要前提条件，现阶段文化环境的特质是历史文化因素累积的结果，文化的内需力支撑文化环境的作用力。“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与自然以及个人之间相处的关系，都会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反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4〕。文化环境的每一阶段都汲取、扬弃历史赋予的条件，历史的文化有可能在改变后成为现实的直接文化环境，也有可能为时代抛弃，为人们所遗忘。传统民间习俗、精神内涵、民艺民粹，在与现代化的对抗中，直接被重建到历史的长河中。文化与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人类实践活动中必须重视的重要关系，在现实文化体系的建构中，认真研究文化发展的现状，深刻理解现实文化的逻辑内涵，建构与文化良性互动的文化环境体系，是现阶段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内涵
第一，从经济价值取向的角度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倡导“义利共生”。在中国传统封建小农经济文化中“义”是内涵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文讨论的“义”是作为传统社会中评价社会成员的道德准则，是中国仁人志士共同的价值取向，“义不容辞”、“见义勇为”、“舍身取义”反映了人们追求义的不同层次实践活动，他们为了取义，用行动代替言语，甚至以不惜放弃自我生命为代价，提倡对义的绝对追求。对于“利”的价值取向，人们普遍表示否定。对于“义”的无底线价值追求和对于“利”的全面否定的现状，在社会道德的弘扬过程中，虽然倡导了道德的纯粹性，无疑也忽视了人的合理性需求，遮蔽了人的现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倡导“义利共生”，对利和义作出了层次性划分，使之成为层次分明的极具现实基础的概念。学者光将道德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单纯的为己利己的自利行为,既不损人也不利人,是不妨碍他人的自私自利，这是最低和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即‘伦理底线’；第二层次是为己利人或利己利人的互利行为,这是最普遍的道德要求；第三层次是为人利人、无私奉献的最高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要求。”〔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倡导社会道德风尚相结合的方式，取代了绝对化的取“义”和舍“利”的行为，等级化的取“利”原则在守住道德底线、弘扬社会风尚的同时，也保证现实社会中个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诉求，是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倡导的经济价值取向。
第二，就伦理价值取向的立场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谋求“文理并存”。所谓“文理并存”，就是指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应该适度权衡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赋予科学理性以人文精神，形精神和理性精神紧密结合的局面。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科学与技术结合使人类社会推动经济生产发展、社会生活充实、人类素质提高。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科学技术的过度迷信和绝对推崇导致人文精神的丧失，割裂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产生了“异化”问题。人类被自己所生产出的成果所控制，逐步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丧失自我意识，成为科技的衍生物，对自然的绝对破坏危及到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所倡导的伦理价值取向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统一，出路就在于“科学建制”和“科学气质”，“科学建制”既是推动和鼓励创新的制度安排，也是发现和消除谬误的严格程序。“科学气质”，按默顿的说法包括“普遍性”、“社团性”、“不谋私利”以及“有组织的怀疑”四方面要素，这是创新精神与求实精神、理性精神的具体体现”〔6〕。因此，应通过在全社会范围内积极宣传科学气质和精神，系统建立科学机制和组织，预设性防止人类异化，避免科学技术凌驾于人之上产生的恶果，保证人类社会的繁衍生息。
第三，从作用机制建构的视角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崇“法德并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德治经济，倡导法律规范力和契约的执行力，也注重社会成员自觉遵守法律规范，用自身的道德力量和外在法律规范并驱的方式在经济活动中倡导公平竞争、合法经营、诚实守信，化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作用机制是法律和道德并驱的机制建构。道德和法律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两者对于社会建设具有积极效应，也存在自身的缺陷。法律制定和运行主体的人为性，并不能保证法律本身的纯粹理性化，人类的非理性总会作用于法律，影响法律的公平性；就法律的效力而言，针对某个领域发挥作用的法律手段，着力的范围具有局限性，单纯依靠法制建设也会加重整个社会运行的成本。德治的非强制性特点会减弱自身的效力，无法实现道德的作用，其本身的多元化也会混淆视听，加大执行难度，单纯依赖道德力量也不是社会发展的明智之举。同志指出，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内涵起源于“义利共生”的经济价值追求，它合理地提出了解决道德和利益关系的措施，成为市场经济文化内涵的逻辑起点。“文理并存”的伦理价值取向，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转的理念保证，不断调解异化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是市场经济文化内涵的着力点。“法德并驱”的制度建构，在人与物之间建构起合理的桥梁，合理作用方式保障了市场经济的良性运作，是市场经济文化内涵的必备条件。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环境的建构
良性运转的文化环境是保证文化健康发展的外在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新自觉要求准确定位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合理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主要从文化理想、文化制度、文化方式方面出发，全面地建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内涵的文化环境。
（一）文化理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灵魂和目标。
文化理想孕育着文化最深层的底蕴，是建筑文化长城的基石，是体现文化灵魂的关键。“一种文化的独特魅力，首先表现在其特有的文化理想之中”〔7〕。文化理想的建构也不是脱离社会实践基础和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的空洞的文化发展目标。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封建社会，儒家学说提出“天下大同”社会理想基础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理想；在革命年代“翻身求解放”社会理想下，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的文化理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传统观念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道德和文化面临重塑的境遇，社会的紊乱连带促动个体道德的倒塌、文化的徘徊及心理的迷惑。参透中国当代市场经济文化深层的意蕴，必须首先领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理想的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理想应该是“共同富裕”社会理想下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和终极目标，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性文化理想，脱离共同富裕基础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缺乏凝聚力的空洞口号。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应该处理好多元文化的关系，用文化引领众多社会思潮，引领社会主义文化新风尚；平衡文化公益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用文化产业带动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实现文化共享的新局面。
（二）文化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和保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文化制度的引导，逻辑顺畅、组织紧凑的文化体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文化环境，文化体制是建立在文化制度方向性把控基础上的体制机理：“一般说来，制度比较原则，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体制比较具体，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体制是制度的具体的和现实的存在形式，制度是体制的原则的或本质的规定。”〔8〕保障市场经济正确运行应该从文化制度入手。文化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必须反映出社会制度的特色，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文化制度的首要原则就是保障文化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避免形成脱离社会制度的文化制度。人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文化制度理应保障人民群众公平、自由进出市场经济，维护其合法权益，避免不合法权益对其的侵害。建设先进文化的社会呼吁，暗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赋予文化制度的先进性特质。文化制度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其努力保障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更注重经济建设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文化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和动力。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已经建立并在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不断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如由于现在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更多的人选择在网上购买自己需要和喜欢的产品，不仅为店家开辟了新的渠道，带动或创造了新的行业，还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切实可见的便利。但在这过程中也出现了“道德滑坡”，如在网上购物这一平台上，有些店家在双11期间打着降价的名头实则变相涨价。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合理规范的道德秩序，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已是刻不容缓。
一、道德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
道德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特殊意识形态，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所维系的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人与人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经济基础比较直接的反映。因此，目前我国形成的道德体系必然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建设同样需要道德建设的强大精神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道德，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道德的影响——以电子商务为例
首先，市场经济发展赋予了道德建设新的内涵。随着经济的不断深入，新的社会组织、行业纷纷涌现，在新时期，道德除了保留传统优秀的道德标准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更新，出现了一些新的道德准则。其次，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在激发着道德建设的新活力，一方面为道德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的道德建设也日益受到广泛关注，道德建设的社会氛围日趋浓郁。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电子商务走进千家万户，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们通过网上交易平台开办自己的店面，不仅成本低，而且市场可以遍布全国。这一新的交易方式，解决了长久以来卖家和买家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打破了现实中买家由于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任由奸商摆布的局面。
但是，由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因利益关系，产生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虽然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最为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市场也有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如利益趋势严重，导致道德的丧失。目前我国还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市场具有无序性，导致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混乱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传统的道德约束力受到冲击，功能逐渐转弱，但新的道德约束体系又尚未形成。因此，道德缺位和错位现象比比皆是。
三、电子商务的道德问题
商业信用问题。CNNIC2003年的报告显示，39.3%的用户认为目前网上交易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及厂商信用得不到保障。2011年5月2日，中国经营报报道称：电子商务平台面临假货侵袭，目前在通常情况下，在正规专卖店里卖几千元的商品，到淘宝“几百元几十元能到手”的基本都是“A货”或者干脆就是裸的假货。同时，商业欺诈行为也比比皆是，而且欺诈金额持续上涨。
知识产权的侵犯。由于互联网特殊的性能及超常规性，使得对有关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一直还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再加之在保护知识产权与互联网之间存在的复杂矛盾：如单纯强调保护知识产权如版权、专利和商标时，可能会损害网络的资源共享性，反之则可能造成对知识产权的危害。因此在电子商务中，对知识产权的侵犯比在其他活动中更为严重和猖獗。
四、道德建设刻不容缓
（一）建设与现实国情相适应的道德体系
首先，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市场经济本身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加强道德建设，规范人们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道德建设既要反映市场经济伦理道德的一般特征，又要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应充分鼓励和承认经济主体追求自身正当利益，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也要对他们进行上岗前的职业道德培训等，提高电子商务卖家的职业道德。
另外，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将能够给那些既有益于个人完善又有助于其他人幸福的品质提供培养和发挥作用的环境，同时，又能够有效地控制那些损人利己的恶劣品质和行径。”因此，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归根结底还是需要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全面发展。
（二）完善电子商务中的体系制度，将法治与德制相结合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我国的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存在漏洞，需要不断的完善。在完善市场经济法治的同时还需要伦理的支持。法律和道德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种基本机制。法律以强制的方式规范市场秩序，是一种他律，我国的电子商务在相关的法律法规方面还存在缺陷，应实时完善对电子商务的法律监管，完善法制体系，同时也要进行德制建设，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
（三）不断完善电子商务行业内制度
淘宝上之所以充斥着如此之多的假冒产品，跟淘宝的开店审核条件及店铺管理制度也有着关系。如何保证交易平台的规范和诚信，是电子商务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环节。严格商家注册审核制度，完善交易平台的内部管理细则，规范入注商家行为，保证货物质量，形成良好的行业道德氛围，是电子商务深入发展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体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它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把资源配置到效益最好的环节中去，并使企业实行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灵敏的特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市场经济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不同利益关系决定的一种经济形式，它有自身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市场经济的共性或一般性；而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使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表现为市场经济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特殊性。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呈现独特的基本特征。
（来源：文章屋网 ）
第一，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同居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结合在一起的。
第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
第一，共同富裕这个根本目标是由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
社会主义加上市场经济能够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保持社会公平，还要提升市场效益。如果想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应当调节市场经济，兴建基础设施，完善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并且制定出符合国有企业实际发展情况的财产管理制度和员工奖惩制度。促进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不仅能够加快市场经济发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本文将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深入的探讨国有企业的改革。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相融合的，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市场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新型经济体制；是商品化的商品经济，具有法制性、竞争性、开放性等特性；是实现市场经济优化配置的有效形式，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将，也属于市场经济。追溯历史，可以发现市场经济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是自由竞争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而政府只是起到了维护秩序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增加量企业与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调节了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暴露出了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问题，导致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指的是市场无法在分配商品及劳动方面提升经济效率，也可以指在描述市场力量时无法满足社会公共利益时出现的情况。导致市场出现失灵的愿意通常为市场结构不完善和因商品的成本与利润传达的不切合实际，致使个体经济市场决策出现偏差。一旦出现市场失灵，则要求国家进行市场经济的调节与制约，从而满足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国家加强了调节市场经济的力度，使得传统的自由竞争经济逐渐转变为具有现代化意义的市场经济。另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对市场的资源配置进行调整，所以这也属于具有现代化意义的市场经济。并且，在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的宏观调控，可能会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市场经济调整范围更加广泛、调整力度更加的深。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想要发挥出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首先要进行产品与商品之间的转化，但是进行转化也需要相应的条件，第一，在生产中进行明确的分工，产品的种类多种多样，因此不同的产品会有不同的工作人员进行生产；第二，生产产品的人应具有一定的产品所有权。产品的所有人可以利用交换等手段促使产品进入消费领域，加快产品与商品之间的转换。其次将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形式设置为商品的生产。通过形成市场经济的原因及调节可以发现，私有经济与市场经济是息息相关的，因为私有经济可以通过多种商品的所有人来组成，促使企业进行自主经营，增加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这样才会提升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与私有经济的并存关系。所以在公有制经济中是无法实现市场经济的，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上都是不能够成立的。正是因为要在私有经济的基础上才能成功的创建市场经济，所以在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应对传统的公有制经济进行改革，才能为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说，想要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提升市场效率，还要保持社会公平。这样就能够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相加的总和，并加快两者之间的融合，统一发展目标。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
1.从社会公平方面进行探究。
如果想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保持社会公平，那么即应当将对社会发展有贡献的或者是不能够被代替的国有企业进行保留。其中包括有以下两点。第一，因为市场经济具有一定自由性和风险性，所以相关的政府部门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那么，就应当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调节方法。例如，一些国有企业可以政府相关的部门提供一些调节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措施。这些都是非国有企业无法做到的，因此，能够保持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加快国民经济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国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第二，对于一些投入巨额资金修建，但实用性和回报率较低的的基础设施或是产业，应当予以拆除重建。非国有企业可能会觉得拆除和重建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既然这些基础设施和产业已经出现亏损，应当放置在一边，将重点放在发展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上。但是这种想法看到的只是短期的亏损，如果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如果在政府的帮助下，则会对从整体上提升市场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稳定的发展下去。第三，国有企业或者由国家掌控一定量股份的企业应当掌握因发展的自然需要而进行垄断状态的企业的经营权。因为当这些企业出现自然垄断的状态后，经营者可根据这种状态降低服务质量、提升服务价格。所以说如果由非国有企业掌握经营权，国家及相关的管理部门将无法从消费者和社会公平的角度中开展监督和管理的工作。
2.从市场效益方面探究。
如果想要提升市场经济效益，那么国有企业就应当减少经济领域中的竞争力，而促进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否则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将会受到国家所有制的制约。第一，根据国家所有制的规定，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非常多的联系，因此不能够向非公有制企业一样，可以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并具有完整及独立的经营权。如果我国在将来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并更换了政府的职能，分离了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联系，国有企业也同样无法向非国有企业一样，拥有独立完整的经营权，政府仍然可以对国有企业内部的工作进行干预，将一些具有政治性及针对性的工作布置给国有企业。因此说，国家的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阻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第二，根据国家所有制的规定，国有企业不能够对企业财产有硬性的要求以及制定出较强的奖惩制度。因此导致了国有企业无法像非国有企业一样自行负责盈利与亏损。如果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不能够对自行负责企业的盈利与亏损，就会使得企业失去发展方向与发展动力，从而降低在经济领域中的竞争力。因此导致国有企业无法像非国有企业一样具有较高的工作效率。
三、结语
国有企业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核心环节，如果想要深入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并取得成功，就应当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满足发展的需求，并将按照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效率的标准进行彻底的改革。因为只有按照这一标准进行改革，才能确保既能施行社会主义公平，又能实现市场效率最大化的目标，既能提升生产发展进程，又能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黄群慧，余菁.新时期的新思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治理[J].中国工业经济，2013，11：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