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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认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系统由五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即包括管理监督与控制文化、风险识别与评估、控制活动与职责划分、信息与交流、监管活动和错误纠正。结合管理学的一般原理，可以通俗、简洁地把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因素概括为五个，即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监督管理。如果将内部控制视为一个“系统”，则更能真切地反映内部控制是有特定构成要素、各要素之间、要素与整体、整体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明确的目标，有特定功能的系统本质；同时，强调内部控制的系统性还在于防止孤立地、片面地看待内部控制的各构成要素，将内部控制的各构成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发挥内部控制的整体功能。
从组成内部控制系统各要素的关系看，（1）内部控制环境是整个系统的基础，是影响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作用发挥的各种内部因素，表现为银行管理者对内部控制的态度以及经营风格、从决策层到作业层的每个层次都有明确职责分工的组织结构、独立于银行的决策层和管理层的监事会和审计稽核机关的机构、监管当局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及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支持程度的外部影响等方面；（2）风险识别与评估旨在发现和计量商业银行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为控制活动指明了具体的方向，内部控制最重要的目的也是在此。所以，商业银行在构建内部控制机制时，必须充分考虑各种风险，并将其纳入到有效的内部控制之中，保证有充分的程序和资源来进行风险评估。同时，还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及条件做出反应，包括对内部控制制度加以可能的修改，及时涵盖任何新的或以前未进行控制的风险。（3）控制活动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系统的核心，是具体实施内部控制的过程，这些活动包括审批、授权、核实、会计控制、资产保全及其职责分工等。控制活动通常包括三个因素：制定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执行这些规章制度程序；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按照报告程序的规定及时反馈，并督促其采取纠正措施。（4）信息与交流为各个要素的沟通，引导内部控制系统有效运行，确保控制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商业银行内部信息系统包括反映经营管理状况、遵循相关法规制度的情况、财务报表资料的情况，也包括反映外部环境、提供决策支持的各种信息等。这些信息应当及时可靠并具有连续性，此外，有效的交流对内部控制体系的运行同样也是必不可少的。（5）监督管理是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业务部门对内部控制的管理监督以及内部审计稽核部门或外部监管机构的再监督、再评价与纠正偏差活动的总称，处于内部控制系统的最顶层。一般在下列方面提供监督服务：评估管理制度的效率和效果，评估资产风险，针对问题提出改进意见，查验经济交易的合规性与合法性。
随着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推进，我国商业银行越来越感到强化控制的重要性，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先后出台了许多内部管理措施和文件。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内部管理不善、风险未得到很好的控制而引发的违法犯罪事件屡见不鲜，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估其数。而与此同时，内部控制的理论和实践在国际上已经取得很大的发展。1992年，美国coso《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报告；199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系统框架建议的十三项原则；2004年，coso在1992年《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报告的基础上，结合《萨班斯—奥克斯法案》的相关要求，了《企业风险管理：总体框架》的研究报告。这一国际化趋势引起了中国金融界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广泛关注，开始在银行业加大内部控制的推行力度，其中影响比较大的规范性文件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商业银行授权授信管理办法》等，这些文件吸收了内部控制的国际先进理论成果，也充分考虑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现实状况。
尽管在相关法规的要求和指引下，我国商业银行在建立健全资金经营、信贷管理、财务核算、稽核监督等内部控制上逐渐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在制度设计和实施操作等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内控制度还不能完全适应防范风险的需要，主要表现为：（1）内部控制的组织形式还不合理。从外部组织形式讲，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明、分支机构设置不经济等问题比较严重；就内部组织机构而言，机构设置重叠、部门和岗位职责不清、相互之间信息互动不畅等现象也比较突出。（2）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例如，有的商业银行还没有按照《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的要求建立健全以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有的商业银行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重合，导致内部控制机制的丧失；有的股东大会及监事会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3）内控制度不健全，不适应现代业务发展的需要。（4）内部控制缺乏应有的独立性。有的商业银行作为对内部控制进行再控制的审计稽核部门直接接受行长的领导，工作不够超脱，独立性或权威性不够，经常监督大多流于形式，不能起到查错防漏、纠正违规、强化管理、控制风险的作用。（5）风险控制体系不健全，对内部控制的评价与监督不够。
为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充分认识到自身在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正确估价潜伏在业务经营发展过程中的风险，进一步建立健全和完善内部控制。其中，最主要的是：（1）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积极推进我国商业银行股份制的改造或完善，建立决策、执行和监督分离的相互控制的公司治理结构，为内部控制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解决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明、制衡机制失效等问题。（2）建立经济、高效的分支机构网络，解决内部控制机构重叠、控制效力低下、控制成本高等问题。（3）建立和完善董事会结构，确保董事会履行其受托职责。（4）强化监事会的建设，提高监事会对银行经营管理的监督作用。核心应是：提高监事会成员的资格要求，应力求选择那些具有正义感、责任心强、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的人担任监事；要确保监事会参与银行经营管理决策的全过程，以便实施过程监督，并知晓经营管理情况，为更好地实施监督提供信息基础。（5）改革内部审计稽核组织体制，按照独立性原则，将对行长负责的审计稽核体制改为隶属于董事会，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6）以资产质量、经营效益和风险状况为核心，从新调整对各分支机构业务经营活动的授权授信权限和资源配置，撇弃以往的按规模大小或按人头的多少分配资源的做法，以此塑造内部控制的激励机制。（7）提高内部控制的效力和效率，加强以电脑为基（根）点、网络为渠道的信息流通系统建设，增强内部控制信息的采集、交流，以此提高内部控制的效力和效率。
花旗银行总裁沃尔特.维斯顿这样说：“事实上银行家从事的是管理风险的行业。简单来说，这就是银行业。”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直击问题要害。风险无处不在的市场经济中，银行因为承担风险而生存和发展，银行因为经营风险而精彩和繁荣。毫无疑问，未来银行业的竞争将集中在风险管理能力上展开，内部风险控制能力成为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核心元素。
参考文献：
[1]赵其宏.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
[2]吴玉峰，董芷苓.银行管理会计工作指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审计司.商业银行审计指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
一、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1983年设立中央银行之前,我国的银行都是国有“专业”银行,没有股份制银行或民营银行,更无合资银行或外资银行,银行信贷资金实行统存统贷,财务管理实行统收统支,国家对银行及其债权人承担无限责任,当然不需要存款保险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中心,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优胜劣汰这一市场机制已经引入金融市场,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信用的企业实体也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因解散、撤消和被法院宣告破产时,应优先支付存款人本息,因此储户的利益得到保障。然而,当商业银行因严重亏损等原因破产时,已很难有足够资金支付所有储户的本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已经很高,有的已出现支付困难,而其负债的一半以上是储蓄存款,一旦出现银行倒闭,最大的受害者将是广大储户,这无疑会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国民经济的运行造成严重损害,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危机。因此,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保障存款人的利益、稳定金融秩序,已是十分迫切和重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速增长的居民储蓄需要有效的制度保障。长期以来,居民储蓄一直是大多数人的首选投资方式,到目前为止,全国居民储蓄存款已超过10万亿元,而作为信贷资金主要来源的储蓄存款,也是银行对亿万储户的硬负债,到期必须还本付息。然而,商业银行资产运用中的风险及风险程度一般存款人并不知晓,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存款人的利益可能变得没有保障,若银行倒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将是普通存款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当商业银行因种种原因而发生支付困难或倒闭时就能较充分地保护存款人、特别是小额储户的利益,避免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
(二)银行业的稳定运行需要存款保险。自有资本是银行抵御金融风险的重要屏障,是衡量银行信誉的重要指标,银行经营发生损失,最终只能以自有资本来抵补。一般而言,自有资本比重越高,银行经营的安全系数越大。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虽资产规模庞大,但资本金严重不足,远远低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且其资产质量较差,据估计,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高达25%,某些地区甚至达到40%,银行业的经营已经出现了高风险的趋势,一旦因其经营不善论文格式而倒闭,将直接威胁存款人的利益,且极易对社会产生连锁性的破坏影响。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投保银行出现经营困难时通过存款保险拯救,可以避免挤提风潮,进而避免整个金融体系受个别破产银行的影响出现大的震荡,将银行经营失败的社会成本降低到最小,实现银行业的稳定运行。
(三)存款保险是完善银行业监管的重要方面。银行监管的目的在于保障银行业安全经营,其监管措施有三类,即预防性措施、临时救援措施和事后补救措施,后两类措施则主要是指存款保险制度。商业银行参加存款保险后,存款保险机构必然要对被保险银行的资产运用进行监管,促使其按照稳定性原则开展经营活动;而当投保银行经营破产或支付困难时,则由存款保险机构进行拯救或直接代为兑付存款,提供事后补救。存款保险制度也就成为银行业监管体系的最后一道屏障。
(四)银行业的对外开放需要存款保险。我国的金融市场正处于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按照我国加入WTO的承诺,2006年底前全面开放金融市场,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将进入中国市场开拓业务。这些外资银行,大多是私营银行,其经营状况除受自身业务的影响外,还受母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其总行和其他分支机构经营状况的影响。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保证我国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有必要由境内存款保险机构对其存款进行保险,而外资银行为了自身业务的更好发展,也希望中国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五)频繁发生的各国银行危机给我们以警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国家频繁发生的银行危机充分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因经营不善而发生困难以至于破产的事情将难以避免,且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危害和破坏作用极其巨大。我国应吸取其教训,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防止因银行挤兑而导致社会动荡的悲剧在我国发生。
二、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思路
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应在借鉴发达国家行之有效之处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它应该既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又能监督投保银行的经营活动,以确保金融机构不滥用存款保险制度去进醒过度风险经营,把银行的信用风险降低到最小,促进银行业的稳定发展,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首先明确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可分为单一职能型和复合职能型。单一职能是指存款保险机构只担负着保护存款人利益的职责。复合职能则是指存款保险机构除保护存款人利益以外,还对参加保险的投保银行进行监督、检查,对经营失败或有问题的投保银行提供资金援助等拯救措施。从世界各国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演化过程为看,复合职能正在逐步取代单一职能。因此,我国存款保险机构应采取复合职能模式,其基本职能应包括:11保险救助职能。即当投保银行出现经营或清偿力危机时,存款保险机构动用保险基金对其进行救助,防止银行出现挤兑、破产倒闭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导致银行业出现系统性风险。这是存款保险机构最为重要的职能。21保险补偿职能。如果救援无望或救援失败,存款保险机构通过保险基金补偿存款人损失,保护存款人利益,重振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31接管破产银行职能。即存款保险机构采取转移投保存款、购买承担和资助兼并收购等方式构接管破产银行。41监督职能。包括要求投保银行定期提供有关报表和资料、对其风险状况进行稽核监测,其目的在于对投保银行的经营状况和有关存款保险的风险状况进行准确评估。及时防范和发现银行有无违规经营行为或经营管理不善,并要求其改正。若投保银行拒绝“道义劝告”或改进不力,存款保险机构有权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和终止对该银行的继续保险,并及时向有关监管部门通报。
(二)设立存款保险机构的一般存款保险机构由政府出资创办并管理或政府与银行共同出资创办并管理、或由银行业出资创办行业性质的存款保险机构等三种类型。由政府出资创办并管理的存款保险机构,其优点是便于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有很大的权威性,但政府独资建立存款保险机构会进一步加重国家财政压力,也不利于调动各大银行参与的积极性。完全由银行业自行出资创办存款保险机构,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但存款保险机构的信誉和宏观调控能力将会削弱,并且不便于政府的介入。鉴于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性,采用政府和银行业共同出资组建的形式比较好,存款保险机构的业务活动接受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和控制,同时,参股的各大银行有权享受存款保险。这样,既可以提高存款保险机构的信誉和实力,又可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工具,强化其宏观调控能力。
(三)确立存款保险的对象和范围。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大多数国家确定保险对象时以其所在空间地域为原则,即包括本国领土内的全部存款金融机构。就我国银行业状况而言,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虽然规模庞大、实力雄厚,但其资产质量低下,与庞大的风险资产相比,自有资本严重不足,承担金融风险冲击的能力实际上很弱;区域性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及信用合作社规模较小,经营风险十分巨大。显然,内资银行是存款保险的主要对象。而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及银行业的稳定运行,中外合资银行及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也应成为存款保险机构的投保人。因此,存款保险的对象应为我国境内所有经营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存款保险的范围应确定为居民储蓄存款和企业单位存款,居民储蓄是我国银论文格式行存款资金的最主要部分(占银行存款的50%以上),也是存款保险的重点所在;银行存款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企业单位存款,目前企业存款约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37%。两者之和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90%以上,这两部分存款有了保障,银行业的稳定也就有了保证。超级秘书网
(四)选择存款保险的形式。存款保险的形式可分为:11强制保险方式,即依法规定金融机构必须向存款保险机构投保,如日本、加拿大等国;21自愿投保方式,即是否参加存款保险由银行自行决定,法律并无强制规定,如德国、意大利等国;31强制与自愿相结合方式,如美国法律规定所有联邦储备体系成员的州银行必须参加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存款保险,非联邦储备体系的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可自愿参加。鉴于我国银业自律比较差,加之我国居民及银行的风险意识不强,采取自愿参加的形式,许多银行为了降低经营成本极有可能不参加存款保险,存款保险制度预期目的将无法达到。因此,宜采取强制性保险的方式,即国家通过相关法律规定,要求境内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区域性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信用合作社、民营银行、外资银行和合资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业机构均须参加人民币存款保险,从而实现保障存款人的利益和金融业稳定的目的,同时也使得所有的银行在同一水平上竞争。
(五)明确存款险的标的、金额和赔偿方式。不同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中规定了各自的保险标的和各不相同的最高保险金额,而存款保险的赔偿则有三种不同方式:即全额赔偿、部分赔偿和分段比例递减赔偿。基于我国居民的金融风险意识尚不很强,单项存款规模小、结构简单的现状,遵循保护小额存款、促进存款增长、稳定金融市场的原则,采取分段比例递减的赔偿方式较为适宜,即规定存款保险理赔最高额(现阶段可暂定为20万元),在这一额度内的部分给予100%的赔偿,超过最高点的增加额分段按递减比例赔偿。这种全额赔偿与部分赔偿相结合的方式,可以使存款银行与存款人之间形成一种联合保险,促使存款者关注银行的经营状况,谨慎选择银行,同时督促银行加强内部控制与管理,增强竞争能力,稳健经营。
(六)合理确定保险费率。存款保险费率有固定费率和浮动费率之分。固定存款保险费率是指保险费率一定,保险费金额取决于存款总额的大小,而与银行自身的经营状况、资产风险无关。固定存款保险费率即保险费是按存款规模确定一个固定额。虽然简便易行,但存在着风险控制缺陷,没有体现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经营好的银行和经营差的银行、资产质量好的银行与论文格式资产质量差的银行在保险费率上没有差别。浮动保险费率是依据银行经营状况和资产的风险程度不同实行差别费率。保险费率不固定、根据参加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来确定保险费率,对资本充足率较高、资产质量好的银行给予较低的保险费率,而对风险程度较大的银行实行较高的保险费率,可以促进银行加强自身业务和风险控制,强化银行的风险意识和稳健运营,并减少商业银行因参加存款保险而产生的道德风险。浮动保险费率取代固定保险费率已成为存款保险费率的发展方向,考虑到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评估制度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初期可实行固定费率,待到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银行信用风险评估制度后,再逐步改行浮动费率。
参考文献
金融创新在改进金融服务、鼓励直接融资和减轻间接融资压力的同时，又削弱了存款准备金的功效，降低了货币供应量与GDP的相关度，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地位受到置疑。适应我国金融创新发展的需要，建立货币政策体系自身的创新机制和动态的自我调整机制，以减少金融创新给金融宏观调控带来的负面影响势在必行。
一、金融创新对存款准备金的影响
由于任何一个时点上的货币供给量都可以视为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乘积。而货币乘数可以表示为：K=1／(rhe)。其中：r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h是现金漏损率，e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一般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来改变货币乘数，控制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从而调节货币供应量。但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乘数中的有关变量不断发生变化，致使中央银行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能力减弱。
(一)金融创新缩小了法定存款准备金r的计提基数，从而降低了实际提缴的法定准备金。第一，金融创新使融资证券化趋势日益增强。大量资金从存款性金融机构流向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绕开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约束。第二，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机构的负债结构比例，尤其是商业银行、外资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存款在其负债中所占比例逐渐下降。2004年，外资金融机构全年净拆入资金604亿元，同比增长40％，政策性银行共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4348亿元。这两个方面的结果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的存款在负债中的比例下降，非存款负债比例上升，因此降低了提缴的存款准备金。2004年，全国存款类金融机构的非存款负债的比例已达22．45％。第三，商业银行通过创造出的介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之间或逃避计提法定准备金的新型负债种类来减少实际提缴额。如近年来，人民币理财再次升温，工商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等都纷纷公开发售以央行票据为主要投资方向的人民币理财产品。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实际提缴额与金融机构负债总额的不对称，从而使事实准备金率低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因近年来金融创新的不断变化发展，该缺口正在不断扩大，使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工具的作用力被削弱。
(二)金融创新使银行超额准备金率e的弹性增强，致使法定存款准备率的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作用受到限制。金融创新使货币市场高度发展，使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不断降低。一是银行通过调整超额储备的途径很多，银行保持超额准备的机会成本得以提高，从而使银行尽可能调低超额储备愿望加强，使银行超额准备金率的刚性减少而弹性加大。二是货币市场金融产品不断创新，增强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性，各商业银行才可以尽量压缩超额存款准备金的数量，扩大贷款投放，同时又可以把大量闲置资金投放货币市场，获取高于央行存款的利率，一旦头寸吃紧可以随时通过回购业务，从市场上筹集资金。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85年—1991年的7年间，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基本稳定，保持在13．2％—12．28％之间，偏差是0．92。从1992年—1998年的7年间，银行超额准备率则大幅下降，一直保持在7．31％—9．54％之间，偏差是2．23个百分点。从1999年—2004年的6年间，银行超额准备金率进一步下降到5％左右。另外，支付结算方式的不断创新，大额支付系统、小额支付系统在全国的推广应用，转账结算的速度大幅度提高，从而可以有效降低超额准备金的占用比例。
(三)金融创新使现金漏损率h出现不断下降的变化趋势。现金漏损率h主要取决于可支配收入、持币的机会成本、公众偏好与支付习惯、金融制度的发达程度等。金融创新从促进金融制度发达方面对现金漏损率h产生变小的压力。1985年—1989年，现金漏损率h大致保持在22％左右，1990年—1994年，现金漏损率h保持在18％左右，1995年—2000年，现金漏损率h大致保持在12％左右，2001年—2004年，现金漏损率h则进一步降到10％以内。主要原因：一是POS机的普及、ATM机的推广，使得随身携带信用卡比带现金更安全、更便利，大大节约了现金使用量，提现率大幅度下降。二是金融机构开展的工资业务日益为公众所认同，2004年末，全国金融机构工资总额1．45万亿元，占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85．9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现金漏损比率h和银行超额准备金率e都会因金融创新而不断变化，从而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乘数的准确预测的难度加大，进而影响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
二、金融创新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一)金融创新使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难度增大了。主要体现在金融创新使货币定义及其计量难度增大。金融创新以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融资产之间的替代空前加大，模糊了原有货币定义中的界限，界定M1、M2、M3，等层次的货币的内涵变得十分困难：
一是难以判断什么是货币，或者说货币的外延扩大。目前，不但现金、账本上的存款数字是货币，企业通过一定程序发行的公交卡、电话卡也当“货币”使用。二是难以计量货币的数量，货币创造主体出现多元化，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力。一方面，由于金融创新的发展，使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大为增强，模糊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混淆了这两类金融机构在存款货币创造功能上的本质区别，使得货币供给由中央银行(提供通货)和商业银行(提供存款货币)二级主体，扩展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机构三级主体。比如，国库券、基金、保险单等这些金融资产可以随时在金融市场上转让变现，或者进行质押贷款变为现金，其流动性已经不亚于定期存款，事实上已发挥着货币的某些功能。而现行这些流动性极高的金融资产并不在人行的货币供应量统计范围内，对人民银行的金融决策产生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电子商务与网络金融业务基础上产生的电子货币，其发行正以一种类似于商品生产的方式进行，银行、信用卡公司、IT企业，甚至一些大型传统企业，都成为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中央银行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约束和限制。如公交部门发行的公交IC卡，电信部门发行的电话卡，等等。但是从目前的统计制度来看，公交卡、电话卡的数量，人民银行无法统计。三是金融创新部分地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能力和控制程度，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增加。近年来一些金融市场方面的创新，如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允许企业海外上市等，使得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难度更大，跨国界的金融活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如果我国拟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却可以通过境外上市等手段筹措资金，扩大信用规模，于是便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拟实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二)金融创新使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降低。货币供应量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中介目标，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是其有效性发挥的重要基础。实证分析表明其相关性有下降的趋势。比如，2003年和2004年，为适度控制金融机构信贷扩张，人民银行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达到7．5％。2004年，M1、M2增长率分别下降5．1和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有所下降(其幅度均不超过1)。但是2004年—2005年的GDP仍分别增长9．5％和9．9％，增长幅度仍超过往年。主要原因是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企业投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降低，直接融资的比重相对提高。
三、政策建议
金融创新对存款准备金、货币供应量、货币的结构和内涵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因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因此，中央银行应积极采取对策，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一)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控，为建立货币政策体系自身的创新机制和动态的自我调整机制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金融创新是市场本身发展力量的自发显示，而货币政策则是政府运用货币手段对市场发展中表现出的某些方面的失灵和缺陷进行人为调整和补救。只要这方面的市场缺陷存在，货币政策便有存在的必要，两者的冲击与调整的对比较量便会持续下去。因此，必须把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控作为中央银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中央银行要研究建立金融创新监控制度，加快建立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监管部门的金融创新信息共享机制，对金融创新的发展情况、规模大小、对经济金融的影响程度，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监控，以便对货币政策工具适时进行动态调整。
(二)应研究对投资理财业务征缴存款准备金的问题。从存款准备金管理来看，不能因为商业银行有关负债业务在名称上没有“存款”二字就不适用于存款准备金制度，对商业银行向公众发行的债券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产品应考虑适用存款准备金制度。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规范地进行业务和产品创新，改进金融服务。
金融制度的移植与创新
健全的金融制度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而作为一个必须随货币资金流动客观需要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金融制度健全与否又取决于其能否针对金融发展而及时、准确地作出适应性的更替，因而，金融制度总是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一般来说，金融制度的变迁过程大致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金融制度移植，二是金融制度创新。
我们可以把金融制度移植理解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制度中的一部分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使其成为接受国或地区的金融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什么是金融制度创新，有不同的理解。本人认为，金融制度创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讲，只有从无到有地形成某项全新的金融制度，才能称之为金融制度创新，但这种情况很难出现；从广义上讲，只要是对原有的或从国外移植来的金融制度作局部调整或某些更新，以适应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就可以认定为金融制度创新。本文所探讨的是广义上的金融制度创新。
之所以要进行制度的移植，是因为制度的移植对于移植国家来说有很多的好处。它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成本，W·拉坦说，制度创新的引入，不管它是通过扩散过程，还是通过社会、经济与政治程序所进行的制度转化，它们都会进一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当中，有必要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及一些被市场经济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这其中就包括金融制度在内。
但是，单纯的制度移植只能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无异于舍本逐末，其后果可能使自己的发展永远受制于别人。只有在自我创新的前提下进行制度移植，才能做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金融制度移植的约束条件
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是某种金融制度取代另一种金融制度，制度的移植还存在着两种不同制度是否相容的问题。对于“移植”的部分，必须经过一些相应的变更，以使外来制度本土化才能实施，也就是说金融制度的移植并非是无条件的，在移植的过程中会存在许多约束条件，若对这些约束条件视而不见，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有可能失败。
文化因素。文化是一种非正式约束，而我们所移植的金融制度属于正式约束，它与一国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民族精神等有着广泛的联系。萨维尼认为，一国的民族精神决定一国的法律制度。显而易见，民族精神这一文化因素对一国的法律制度的影响是不应被低估的，正式规则中包含了大量的隐性的非正式规则。新制度经济学也认为，正式规则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规则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别国的某项金融制度若与本国的文化存在重大冲突，那么金融制度的移植就会失去效果或产生移植不适应症。这就要求我们在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时，既要对来源国的金融制度的文化背景作深入细致的了解，又要对准备移植的金融制度与本国文化的适应性作科学的、真实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选择。
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对金融制度的移植，其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国金融制度体系的结构。二是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不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已经高度发达，而我国的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因此，当前我国在融入WTO的过程中，金融制度层面上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原有的金融制度在许多方面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这与WTO的许多规则存在一定的冲突。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并非是WTO规则这一正式制度的制定者，使我国入世在事实上就成为强制性变迁的金融正式制度的执行者，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却是一条渐进式的道路，因此，从西方移植过来的金融制度就有一个在我国改造的过程。这也是我国当前许多金融制度改革不能一步到位的原因。
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主要指国体、政体和政治权力的配置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大部分是通过市场来进行的，但政府对资源的配置仍然起一定作用。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直接来源于政治权力的主要载体——国家，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来自市场本身。由于我国的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金融制度供给和需求的主体都是政府，这就决定了在我国金融制度的制定过程中，政府带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国金融制度移植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金融制度的移植在我国很活跃，这与我国融入WTO后金融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而原有的金融制度不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关。但是，由于我们在金融制度的移植过程中，缺乏成熟的经验支持，存在不少的问题，极大地影响了金融制度移植实效的发挥。这主要表现在：:
对金融制度移植的性质、特点和规律把握不是很准。表现在对移植的理解就是“拿来主义”，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是否相容，没有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和全面了解，以至于移植来的金融制度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实效不大或出现负效应。如在我国设立大区行制度就是从美国移植而来的，当时我们只考虑到为了增强央行的独立性，减少地方政府对央行各分支机构执行货币政策及银行监管方面的干预这一因素，而没有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大区行并不具备美国地方联储较强的研究能力和政策制定、执行能力。因而这一制度移植进来之后，原有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产生了新的问题，由于省会中心支行的地位降低，影响力较小，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使得中央政府近来又不得不重新考虑将大区行的制度进行改革。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央行分支机构工作的开展是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与配合的，大区行的改革思路是正确的，但在做法上有些超前了。
表面文章做得多，没有抓住本质性的东西。一些金融制度的移植基本上只是引进了一张皮而已，对于深层次的内容却没有深入领会。如银行服务业收费制度的推出就是如此，华厦银行南京分行的一位副行长说得非常好：收费服务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过硬的特色服务，一旦某银行收费了，就等于拱手把自己的客户让给了别人。一些银行在引入这项制度时，只看到了服务收费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却忽视了在收费的同时是以提高服务质量为前提的，结果导致这项制度在国内推出后遇到了很大民众及某些行业的抵制。
金融制度移植，实质上是一个外来的金融制度本土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对待金融制度移植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对要进行移植的金融制度进行筛选扬弃，择优汰劣，寻求最适合我国目前金融业发展现实状况的金融制度作为移植的对象，并结合内外环境约束加以改造和具体化；另一方面，要辩证地否定本国原有金融制度上不合理的地方，保留其合理成份，在此基础上走向融合创新，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体系。
参考资料：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而金融稳定则关系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金融稳定是指金融体系处于能够有效发挥其关键功能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相继出现金融动荡,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有的甚至引发政治和社会危机。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日益重视金融风险的评估和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建设,着力构建能够抵御金融风险威胁、维护金融稳定的金融“安全网”,提高防范金融风险、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一、实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合法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而设立专门的存款保险机构,作为投保机构,各存款性金融机构向保险机构强制或自愿按照存款的一定比率缴纳保险费,当投保机构面临危机或破产时,保险机构向其提供流动性资助或代替破产机构在规定的限度内对存款者支付存款的制度。
在我国,长期以来并不存在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但从近年来发生的金融机构破产案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存款金融机构与政府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存款保护。隐性存款保险在保护存款者利益以及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性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隐性存款保险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
首先,不利于公平竞争。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比,我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虽然服务好、不良资产率低、效率高,但由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有国家信用作保障,存款者不用担心银行倒闭会给自己带来损失,这就加大了股份制银行的筹资成本,由此造成了大银行与中小银行不公平竞争的局面,抑制了新兴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不利于提高中国银行体系的活力。
其次,不能合理处置问题银行,加大了处理的成本。由于隐性的存款保险没有明显的规定制度,缺乏市场化的机制,因而在处理中机制不够灵活。一般是在发生危机后,人民银行、地方政府等机构才实地商量解决的对策,而且因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作支持、各种专业人员的配合等原因,大大延迟了处理有问题银行的时机。
第三,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相悖。当前我国所采用的以国家信用为保证,对个人储蓄存款实行全额保险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一是额外加大了国家财政的负担,二是不利于形成正常的市场退出机制。随着入世保护期的结束,外资银行的纷纷涌入,中国未来的金融体系将呈现多元化的局面。如果仍采用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就会使民营银行不能健康发展,而且会出现外资银行“搭便车”的现象等。
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对银行体系改革的深入,以国家信用担保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已渐渐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建立对经济主体的合理激励机制,推行公开公平、设计合理的存款保险制度对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以及推进金融改革有着积极的作用。所以,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迫在眉睫,也恰逢其时。
二、在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措施建议
虽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现行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但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步伐却并未减慢。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在积极进行改革和调整,已初步完成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并稳步实施上市计划,大批中小银行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它们迫切需要存款保险的服务来提高信誉,寻求更深层次的发展,而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隐性存款保险已经不适合当前金融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需要。因此,成立国家存款保险机构,在事前采取防范风险的管理措施,事后引入风险责任判断标准,引导商业银行向着健康的方向开展业务积极创造条件,在当前显得尤为必要。
1.深化银行改革,完善监管机制。存款保险机构主要是为了保护存款人,而不是为了保护银行不破产,为了代表存款人更好地运用专业化手段来监督银行的风险状况。因而,不能片面强调存款保险机构的风险承受能力,也不能高估其风险承担能力。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金融业快速发展的要求,无论是监管手段还是能力,都无法满足有效监管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需要。因此,应尽快建立金融机构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对银行业实行全方位监管。央行要发挥维护金融稳定的主导作用,对商业银行开展“窗口指导”,引导信贷投向,减少道德风险。建立新的监管方法和程序,提高监管质量以及完善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积极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保障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央行还可以通过完善征信管理,向银行和银行监管及存款保险部门提供风险预警;银行监管及存款保险部门根据央行预警限制信贷资金向高风险行业集中。在处置金融机构风险上,存款保险机构在保持相当的独立性的同时,加强与央行和银监会的协调。存款保险机构与央行、银监会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机制是否有效,将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对问题银行的处置速度和成本。
2.为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和机构设立提供政策与法律支持。我国政府应制定和出台“存款保险法”,使存款保险规范化和制度化。用法律来保证存款保险制度的贯彻实施,保障存款保险机构的独立性和存款保险业务的安全动作。中央政府应对存款保险制度提供政策支持,以提高存款保险制度的公信度。
3.实施强制投保政策。一是防止出现逆向选择问题,即只有风险较大的银行才去参保。产生逆向选择的原因之一就是实行自愿投保。如果规定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必须加入存款保险体系,逆向选择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二是有利于相互监督,当所有银行都出保费,那么经营好的银行就有激励去监督经营不好的银行。三是可防止自愿投保方式下银行内部存款的大规模转移。四是有助于保险基金规模的扩大。
4.实行差别保费制度。随着银行业务的不断创新以及种类的多样化,统一的保险费率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银行资产的风险变化,因此,实行对不同风险的商业银行征收不同保费的差别费率已成为共识。美国FDIC基于CAMEL评级研究的“与风险相联系的保险费率制度”,已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实施差别保费制度,相当于建立了一个正向激励机制。对那些经营状况较好、风险较低的商业银行来讲,由于保费相对较低,这就保持了其经营的积极性;对于那些经营较差的商业银行,为了降低保险费率,或者说为了降低经营成本,也会努力改善经营状况,加大风险防范的力度,降低自身的风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道德风险问题。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统一的银行评级标准制度,对银行的风险评估体系还不够健全,因而在实际的操作中对各银行风险的判定就十分困难。因此可按银行的资本化状况,同时参考经营管理水平、财务状况、资产风险比例等实行差别费率。资本充足率高、经营状况好的银行可缴纳较少的保费,反之亦然。而且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初期,应确定较少的费率级别,费率的级差也应当较小,但要规定一个明确的费率调整时间表,逐步过渡到完善的差别保险费率制度。
5.实施动态的保费制度。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其风险状况随着其经营策略与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商业银行的风险发生变化,保险费用却没有调整,一方面对其他的商业银行来说有失公平,另一方面会加大存款保险机构与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对投保的商业银行实施动态的保费制度,随时根据其风险的变化调整其保险费用,不但能保持公平,而且促使商业银行加强自身风险管理,始终把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6.设定保险范围。一方面要设立赔偿金额范围,制定一个限额:在限额以下的存款才能得到全额赔付,超过此限额的存款只能得到部分赔偿,或者不赔偿。这种全额赔偿和部分赔偿相结合的方式,既可以充分保护广大中小储户的利益,又能避免对市场纪律的削弱,使存款人依旧要注重风险的控制。设立理赔限额不宜过高,否则会引发道德风险。世界上保险限额平均是GDP的3倍,按此标准中国的保险限额不到3万元。然而由于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金融资产主要是以存款的形式持有,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加上我国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管理水平低,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若按上述比例确定保险限额显得偏低,保护面不足。为了维护广大存款者的利益,可适当调整限额,至少让90%以上的存款者得到全额赔付,将存款保险最高限额规定为10万元,对10万元以内的存款全额保险,超过10万元的采用递减比例赔偿是可行的选择。
另一方面,对存款的种类也要设限制,只对银行存款中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提供保险,而同业存款、外币存款、大额存单、境外金融中心存款等都不在保护之列。这种风险共担机制,使存款人与商业银行仍然要注重风险控制,从而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
应逐步强化存款保险机构的监督权利和责任,加强对投保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监管是避免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有效对策。强化存款保险机构的权利,检查投保机构的经营风险,随时根据其经营与风险状况调整其风险等级,进而调整其保险费用;有权取消经营不善和非法经营者的保险资格,对问题银行实施兼并、收购和救助等。
三、结束语
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存款保险制度的本意是通过防止挤兑使得银行体系更加安全,但如果设计不合理,结果可能会削弱银行系统的稳定性,从而加大银行倒闭的可能。可从存款保险法律建立、实施强制性存款保险、规定最高理赔限额、实行差别化费率等六个方面设计适合我国现状的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其表现在：(1)明确了金融企业会计核算的基本假设和一般原则。会计假设和一般原则是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前提条件，比如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原则等是企业确认费用的前提条件，历史成本原则是企业对资产、负债进行计价的前提条件。(2)对资产、负债、收入等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概念框架的重构是进行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基础，比如新制度对资产的重新定义，成为将开办费用、待处理财产损失、资产减值等不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项目排除在企业资产之外的理论依据。事实上纵观通篇新制度，大多数的条款是关于如何进行会计确认、计量的规定，其次是关于如何对外进行信息披露的规定，而对会计记录方面的规定则基本没有涉及。会计记录方面的规定留待与会计制度配套的分行业会计核算办法来解决。
2、新制度采取了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
(1)对朝末资产的计价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要求对不实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新制度第四十五条规定：“金融企业应该定期或者至少每年年度终了对各项资产进行检查，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对可能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应为之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包括：短期投资、应收款项、各项贷款、抵债资产、长期投资、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涉及金融企业的各种主要资产。提前确认可能发生的资产减值损失，充分体现了稳健主义思想。
(2)对与或有事项相关的或有损失和预计负债予以确认并充分披露，而对或有资产一般不予确认。根据会计的实现原则，当期没有实现的业务或事项就不能在当期确认。按此原则，各种担保业务、未决诉讼、贷款承诺、银行承兑汇票等依赖未来事项证明的或有事项，以及未履行或处于履行过程中的衍生金融工具，都不具备确认条件，因而都属于表外业务。表外业务虽然尚未实现，但给企业带来极大的潜在风险，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由于通常只需要5%－20%的保证金就能完成交易，其风险放大作用就更加明显，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即是一个明证。“以衍生金融工具为代表的表外业务是一把‘双刃剑’，经营得好会带来较高收益，否则会蒙受巨额损失。”(刘玉廷，2001)因此，对与或有事项相关的或有损失和预计负债予以确认和披露，是金融企业预防风险的一项重要措施，有关规定在第一百二十五至一百三十一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3)对收入确认采取更严格的标准。第八十四条规定：“金融企业提供金融产品服务取得收入，应当在以下条件均能满足时予以确认：①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②收入的金融能够可靠地计量”。这一条说明，如果有证据表明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不能流人企业或者收入的金额不能可靠地计量，企业就不能在当期确认该项收入。因此，第八十五条进一步规定：“(金融企业)发放贷款到期90天后尚未收回的，其应计利息停止计人当期利息收入，纳入表外核算；已计提的贷款应收利息，在贷款到期90天后仍未收回的，或在应收利息逾期90天后仍未收到的，冲减原已计人损益的利息收入，转作表外核算。”(4)允许企业自主决定计提坏账准备和贷款损失准备的范围、方法、比例，简化环账(呆账)核销的审批程序，解决了准备金不足、坏账(呆账)长期挂账、资产不实的问题。坏账准备、贷款损失准备的提取和环账、呆账的核销是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新制度对此作了改进。第四十七条规定：“金融企业应当在期末分析各项应收款项的可回收性，并预计可能产生的坏账损失，计提坏账准备。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由金融企业自行决定。金融企业应当制定计提坏帐准备的政策，明确计提准备的范围、计提方法、账龄的划分和提取比例。”第五十九条规定：“对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贷款、长期投资等，根据金融企业的管理权限，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或行长会议或类似机构批准作为资产损失，冲销已提取的相关资产减值准备。”
(5)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处理体现了稳健性原则。第六十九条规定：“如果某项固定资产的购建发生非正常中断，并且中断时间超过3个月，应当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其中断期间发生的借款费用，不计入所构建的固定资产成本，将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此外，允许企业对固定资产采用加速折旧法，将无形资产在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费用、工资、借款费用等直接计入当期损益，长期股权投资差额摊销期限的选择等方面的规定，都是稳健性原则的具体运用。
3、新制度体现了统一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新制度的统一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企业会计制度》统一。两个制度在基本原则、基本概念等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对多数业务的核算原理也基本相同。二是在金融企业之间的统一。新制度不再区分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制定不同的会计制度，而是制定统一的制度框架，对各类金融企业的会计核算和报告都有规范作用。
从宏观上讲，金融创新是金融当局或金融机构为更好地实现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目标，利用新的观念、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法或组织形式，来改变金融体系中基本要素的搭配和组合，推出新的工具、新的机构、新的市场、新的制度，创造和组合一个新的高效率的资金营运方式或营运体系的过程。
金融创新的制度环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经济体制环境。不同的经济体制下，金融创新活动在动力、制度、工具及技术方面所表现的特征各不相同。第二个层次是产权制度环境，它和经济体制环境密切相关。产权制度是金融创新的内生变量，是我国现阶段金融创新的核心。第三个层次是正式的法律制度以及在法律制度的原则指导下，由行政监管机构结合法律原则和行政裁量权拟定的相关监管措施，包括各种规章、指引、意见和劝告。其作用为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市场的基本关系和市场的竞争秩序，这些制度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对金融创新的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一、金融创新与经济体制环境
经济体制是一国金融创新制度环境的核心内容，经济体制是金融创新的外部制度环境和运行载体。不同的经济体制下，金融创新活动在动力、制度、工具及技术方面所表现的特征各不相同。计划经济时期，银行是财政的收支机构，接受中央指令对社会再生产资金进行分配，单一的信贷制度使得金融企业具有鲜明的行政色彩。利率基本无弹性。这时的金融创新动力来自上层政府指令，因循自上而下的政府指令型创新路径。但外部经济环境僵化，金融企业职能严重退化，权力控制缺乏刺激因素，金融创新领域基本是死水一潭。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微观经济主体开始焕发出活跃的生命力，金融领域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加决。在深化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加快了四大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化，发展了多层次、多种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初步引入竞争机制；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利率恢复弹性，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极大激发了金融创新的活力。不但有金融制度和机构上的重大改革，金融工具和业务也不断推陈出新，如各种银行卡业务、各类债务的发行、存款工具多样化……直到网络银行的兴起。这时金融创新的动力不仅来自总行自上而下的推动和部署，各基层分支机构也有了市场调研和研制开发的能动性，“单向”金融创新开始呈现出“双向”特点。但由于转轨经济带有较多计划体制特征，这期间的创新活动停留在表层状态。政府供给型的制度创新占主导地位，只是对旧框架的修补，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而金融工具的创新也显得弱小无力，各银行主体间充满了恶性竞争。转轨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并存，两种体制的冲突和摩擦使金融创新本体也充满了矛盾，尤其是国有银行的制度创新明显受到政府、企业、居民以及内部职工等利益集团的左右而处于“锁定状态”。要想使金融创新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层间，必须加决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建立起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提高金融创新实力，早日实现国际金融一体化，真正融入WTO体系创造一个宽松、充满激励的外部环境。
二、金融创新与金融产权制度环境
在中国，并未对金融业进行真正的产权改革，1995政府在银行中的所有权比例高达99．45％(见表1)，远远地超过世界平均水平41．57％，就是与主要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它也基本上是最高的，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份额更是达到60％以上。
资料来源：LLSV(2002)。其中，GB95是指1995年一国前lO大银行中由该国政府所拥有的资产份额，GC20、GC50、Gc90分别表示一国政府控制该国前10大银行20％、50％、90％以上的资产，GB70表示1970年一国前10大银行中由该国政府所拥有的资产份额。
1979年以来，中国金融业出现许多改革举措并带来金融格局的重大变化，其中重要的改革举措有：(1)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存贷业务与结算业务转移给国有专业银行，同时明确开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稳定币值、对金融业实施监管。1986年，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引进市场化调控手段，如法定准备金制度、再贴现制度。(2)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3)1994年起，中央银行开始形成自己的货币政策目标与中介目标，并取代原有的信贷计划与现金计划；中央银行相继通过几部重要的金融法规，根据流动性高低确认并公开中国的MO、M1、M2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指标；国有专业银行开始实施以商业银行为目标的改革；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先后进入金融体系。(4)1998年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额控制。
上述改革措施为中国金融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而且为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拓与扩大、为微观金融主体的形成以及金融主体未来的创新活动作了铺垫。问题在于，这些改革措施中看不到丝毫微观金融主体的能动作用，全部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带有明显模仿印迹的变革，我国微观金融机构至今从未扮演过金融主体或创新主体的角色，而只是充当了政府金融改革的一部分载体，政府由自身的效用函数出发决定了对金融机构的控制，使金融机构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意识。由于金融机构难以成为金融市场的主体，这使得创新的“内在因素”差不多被淹没。国有金融产权的背景下，微观金融机构不具备创新的“内在因素”或原始的创造冲动，原因在于国有金融产权的外部性太大，这种产权结构的自身又无法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国有产权制度及其外部性完全掩盖了金融机构的主体意识，压制了金融机构对利润最大化合理追求的冲动，也淹没了金融机构创新的“内在因素”与“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动力源。这表明现代金融创新与金融产权制度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或者说，只有合理的金融产权制度才是金融创新的最基本前提。
易纲认为，我们必须要创造一个环境，使得金融机构中的每个人都成为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源泉。问题的关键是要改革激励机制，要使得创新的人有好报，创新的人有个市场价。要想改变机制，就得改变体制，改变体制的最基本方面在于改变产权制度，国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金融中介机构、保险公司都必须改革机制，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也就是说，这些金融机构的改革都应该朝着股份化的方向发展。产权制度的改变最终会落实到激励制度的改变，有了激励制度，才会有人的创新。
三、金融创新与法律制度环境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法与金融学认为，金融的发展不仅需要明晰的产权安排，而且法律制度在金融发展中同样起着关键作用。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IJSV)对此做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法律制度是投资者权利的最重要来源，他们通过对49各个国家的股东权利指数、债权人权利指数以及法律执行质量的测量，发现法律制度在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程度上随着法律渊源的不同而有规律的变化，其中普通法国家对投资者权利进行了最强的法律保护，法国法系国家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则最弱。在LLSV研究的基础上，大量的经济学家分析了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对一国金融发展的影响，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一国的法律制度越完善，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越充分。同时，一些经济学家还发现，运用对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程度不同来划分金融体系，能更好地解释国别之间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用法律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水平能够更好地解释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
二、绿色金融立法的必要性
1．实施绿色金融是金融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金融行业应将对经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的追求自觉纳入自身的发展目标之中。金融业要发挥好配置和调控资源的作用，利用金融服务和金融工具为增加企业盈利和纳税的同时，更要利用提供审慎的金融专业服务的时机促进企业降低能耗、节能减排、革新技术以此增加社会福利。
2．实施绿色金融有利于促进环境保护
盲目追求行业发展和地方政府政绩，全国各地的高污染高排放行业仍然遍地开花，增速偏快。马克思曾说过：“货币是最大的推动力。”这些行业迅速扩张的背后，金融业的商业贷款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各类金融机构能采取相关措施对此类贷款进行严格控制，将迫使污染企业重视环保问题，如在审批程序中加入环评制度，对违规违超限企业从融资根源上进行控制。使企业的发展及经营加大环保投入，实现企业盈利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局面。
3．实施绿色金融有助于强化金融业环境风险控制
营利是金融行业的主要目的，因此金融风险控制在其日常运营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金融活动之安全性与企业环境状况之稳定性间的相互关系也逐渐唤起各方的关注。面对我国的依旧严重环境问题，不论是从中央还是地方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实行企业的环境责任也迫在眉睫。企业滥用金融行业的贷款融资，给金融业自身造成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4．实施绿色金融有利于顺应接轨国际潮流之“赤道原则”
赤道原则，是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参照国际金融公司的《环境、健康与安全指南》建立的一套自愿性金融行业基准，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该原则倡导金融机构对于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应尽到审慎性核查义务，只有在融资申请方能够证明项目执行对社会和环境负责的前提下，金融机构才提供融资，该原则已成为各国银行可持续金融运作的行动指南。赤道原则作为国际实施绿色信贷的通行准则，已经在各大金融机构中得到充分实践。为便于国际社会交往、顺利地参与国际融资项目，我国金融行业有必要根据赤道原则的要求，建立有关的绿色信贷机制。
三、我国绿色金融立法实践
1．我国绿色金融实践概况
我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时间比发达国家起步晚。兴业银行作为国内首家“赤道银行”、绿色金融的先行者和倡导者，2005年与国际金融公司（IFC）设计能效融资项目产品，也成为国际金融公司首期中国能效融资项目唯一一家合作银行2006年，国内首家推出能效项目融资产品；2007年，在国内首家推出碳金融综合服务；2008年，公开承诺采纳赤道原则，成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2009年，国内首家成立可持续金融专营机构———可持续金融中心；2010年，将绿色金融从企业项目领域延伸到个人消费领域，在全国首发低碳信用卡；2011年，发放国内首笔碳资产质押贷款，排污权抵押授信等创新性的绿色信贷产品也陆续落地；2012年，升格可持续金融中心为总行一级部门，成立可持续金融部，全方位统筹发展绿色金融业务。而后中国农业银行、招商银行等商业银行也相继提出绿色金融的发展理念，并在操作层面上制定具体措施，推出了绿色金融产品。发展到现在，我国形成了以银行绿色信贷为主，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三种发展方式为支撑的绿色金融。
2．我国绿色金融立法实践
伴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成为我国绿色金融立法发展比较迅速的阶段。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国内金融机构要将支持国民经济发展同保护环境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相结合，并把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作为银行向企业贷款考虑的因素。2001年6月，原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委联合《关于加快发展环保产业的意见》。该意见强调加快发展环保产业是我国国家产业政策，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应该对有关政策制定出相应法律法规，要发挥金融手段的杠杆优势大力扶持和优先发展科技含量高、低能耗、低污染的产业，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三者的有机统一。2007年7月，原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制定并颁布了《关于防范和控制高污染行业贷款风险的通知》，标志着我国正式实施绿色信贷的开始，同年七月三部门再次联合颁布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2008年1月，环境保护部与国际金融公司签署协议，来合作研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信贷指南，为深化我国绿色信贷发展提供技术与智力支持。2009年1月，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以督促国内银行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促进社会、经济、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
四、我国绿色金融法律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1．我国绿色金融法律体系的不足
一是立法层次低。近些年我国的绿色金融立法虽有很大的进步，但可以看出，现有的关于绿色金融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制定主体主要是国务院及有关部委，没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制定的专门绿色金融法律。位阶较低的法律文件，多具有政策指导性、宣示性，缺乏法律本应具有的强制力和权威性；二是内容不全面。起步较晚导致我国绿色金融立法内容欠缺、滞后，目前我国的绿色金融立法还仅局限于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方面，其他制度缺乏；三是可操作性不强。纵观我国现有的绿色金融立法，多是宏观性、原则性规定为主的部委意见和指引，因而实践中难于执行和落实，操作性不强；四是缺少相关法律责任规定。从法的强制性角度，责任制度作为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经济法律关系保护的实体法基础。现阶段，我国绿色金融立法的条例条款规定都以建议和宣示性的声明要求各金融机构认真贯彻执行，没有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和惩罚手段，以致于规定无法落到实处。综上，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绿色金融法律制度，应对政策调整和现实问题而出台的意见和指导性文件难以形成缜密逻辑的法律体系，更难以肩负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为绿色金融良好向上发展提供金融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的重任。存在缺陷和不足，使得我国绿色金融立法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13亿中华儿女都为建设美丽中国奋斗之时，我们应大力加强绿色金融立法，落实现有规定措施，用科学完善的法律制度积极推动引导绿色金融在全社会的实施。
2．完善我国绿色金融法律制度的设想
①出台《绿色金融促进法》。
要在立法目的部分明确体现中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为指导思想，以保障金融行业稳健运行为直接目的，把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除了明确绿色金融等定义，还要明确监督机关主体和各主体的监督管理职责。在激励措施方面，可全面运用利率政策，税收政策，授信额度等措施建立相关奖励机制，扶持工艺、设备、技术高的企业。法律责任方面，规定金融企业因违法本法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对主管人员或者其他责任人员不履行监督职责的，依法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②完善绿色信贷制度。
金融机构要深刻认识实施绿色信贷，及时处境经济与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协调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也是银行优化信贷结构、降低信贷风险的内在要求。要建立贷款项目环境风险审查评估制度，从源头防范环境风险以保障信贷安全。严格规定贷款人的注意义务，要将环保标准与信贷风险管理要求落实到客户调查、授信、项目评估、信贷审查、贷后管理的环节。若未尽到有关注意义务，相关责任人要承担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③完善政策性银行法律制度。
日本的经验很值得借鉴，日本投资银行是注册超过100亿美元的大型国有银行，2004年其提出以环境评级的手法确定投资对象，并加强与商业银行的合作，更好的发挥政策银行的协调作用，为绿色信贷的发展搭建平台。我国亦应当建立类似“绿色生态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宏观指导绿色投资方向，同时做好大型环保项目资金的管理。
④完善绿色证券的法律制度。
党的十报告已经明确把“生态文明”写进了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里。向绿色和可持续转型已成为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从战略高度出发，通过证券监管将环境保护的要求融入投资活动和企业管理之中。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环境报告制度，使企业在日常活动和重大决策中都必须考虑到环境成本和环境效果。
⑤完善绿色保险法律制度。
顺应国际上加强强制责任保险的趋势，对环境产生环境污染物多、易发生重大环境事故的石油、化工、煤电、有毒废弃物处理的行业实施强制责任保险。科学设计险种、保险费率和除外责任，既不增加投保人的负担，同时保证事故发生时受损人员及时得到赔偿。
1、应计贷款和非应计贷款分类的差异性
按照《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贷款本金或利息在逾期90天没有收回的贷款应作非应计贷款核算，其已入账的利息收入和应计利息予以冲销。但由于该制度未对计息期间做强制性规定，可能会导致同样的贷款由于计息期间的不同，银行披露的会计信息存在差异，从而削弱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如甲、乙两银行同时在1月1日向丙企业发放贷款，甲银行采用月度计息，乙银行采用季度计息，倘若丙企业在1月31日不能支付利息，那么，在4月末该笔贷款在甲银行业已归入非应计贷款核算，但该笔贷款在乙银行仍然处于正常的应计贷款科目核算，虽然该笔贷款在两行状况并无差异：均不能支付利息且呈连续状态。从而导致银行在会计信息披露的差异性，不能正常反映自身的经营状况。
2、措辞不严谨导致会计处理的无所适从
根据《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短期债券投资的利息，应当于实际收到时，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可见短期债券投资利息按照收付实现制核算。同时该制度又规定：金融企业应当在期末时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这样，减值准备的计提确认的权责发生制与短期债券投资利息确认的现金收付实现制形成了制度反差，在同一制度中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确认标准导致了会计处理的无所适从。例如银行在3月投资A债券30万元，4月A企业宣布支付利息3万元，并于5月收到，此时A债券的账面价值为27万元，倘若6月末A债券的市场公允价值为28万元，那么此时银行对A债券价值的核算则陷入两难局面：会计报表列示27万元则不合会计制度的规定；若列示28万元则不合谨慎性原则。其实我们只要将短期投资的期末计价改为“金融企业应当在期末时对短期投资按账面价值和市价孰低计量”则可以很好的解决短期债券的期末计价问题。
3、债券收入的归类问题
按照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债券投资同发放贷款一样是商业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同时从商业银行资金的运用情况来看，不外是发放贷款和投资两种，因此，银行业债券投资收益采用同一般企业的列示方法（投资收益归属于营业外收入）则有不妥：一则商业银行运用资金一般为信贷投放和债券投资，债券投资的收益占收入多为20%以上，将其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容易让人误解为我国银行业主业不突出；二则银行业的利息支出为最重要的营业成本，其间有相当部分为债券资金的占用成本，如果将债券收益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则容易导致收入与成本不配比，不利于进行损益分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修改会计报表的格式来解决债券收入的问题：在利润表中将投资收益上移至利息收入后面，同时将营业利润的公式修改为：营业利润＝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利润总额+其它业务收入-营业成本-营业费用-其它业务支出。
4、资产减值导致的利润调节问题
由于现行金融会计制度明确规定：当期应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如果高于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账面余额，按照其差额补提减值准备；如果低于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账面余额，按其差额冲回资产减值准备。同时，我国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则退市处理，由此导致了不少上市银行利用资产减值作为利润的调节杠杆，通过“计提”和“转回”的账面游戏，误导投资者的选择。在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通过明确规定“已经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在以后年度不得转回”来避免企业利用减值准备来调节利润，但这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规定减值准备不得转回则不符合资产自身的定义，其实我们通过严格规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条件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条件则可以使利用减值准备来调整利润的情况得以改观。
5、短期债券投资收益的入账时间问题
对于非金融企业来说，由于短期投资一般金额较小，流动性较强，投资收益于实际收到时确认无可厚非。但对于银行业来说，为保持资金的流动性和收益性，其拥有的短期债券投资较多，如果采用收付实现制确认投资收益则不太符合实际：一来银行业持有的短期债券多为国债或金融债券，违约风险较小，且利率多为固定，适宜按期计提收益；二来短期债券投资所承担的存款利息支出多为按期计提，债券投资收益采用收付实现制则明显收入成本不配比；三来短期债券投资收益采用收付实现制容易造成银行业利润的期间波动起伏太大，不符合银行业稳健经营的原则。因此，我们根据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性”原则和银行业“稳健经营”的原则，可以对短期债券投资收益采用按期计提的权责发生制原则予以确认。
6、短、长期投资的划转条件不明确
《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金融企业改变投资目的，将短期投资划转为长期投资，应按短期的成本与市价孰低结转，并按此确定的价值作为长期投资新的投资成本。拟处置的长期投资不调整至短期投资，待处置时按处置长期投资进行会计处理”。按照制度的理解：短期投资的划转的条件在于“改变投资目的”，而由于缺乏必要的现实标准，在实务操作中难以把握。而在现实中，由于短期投资在期末必须按照成本和市价孰低提取减值准备，相对来说长期投资计提准备的要件严格得多，因此，银行的财务部门会在短期投资市价持续下跌时完成短、长期投资的划转来规避短期跌价准备的计提，从而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
7、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关注程度不够
金融衍生工具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的产物，种类繁多，结构复杂，会计处理难度较大，同时具有收益不确定性、高杠杆性、高风险性等特征，已经成为银行业新的利润增长点和风险规避工具。但在现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中只是简单在第一百四十条提及“对于外汇交易合约、利率期货、远期汇率合约、货币和利率套期、货币和利率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应说明其计价方法”，并未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计价和披露做出统一的规定，因此，国内银行一般将其作为会计报表的附注作一般性披露，难以客观的确认银行业的风险。
8、与税收制度的衔接问题
2001版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遵循会计的稳健性原则规范了银行业对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但现行的税收制度仍然按照“期末贷款的1%差额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可以在计算所得税中扣除，对实际计提超过1%的部分调增应纳所得税额”，由此导致不少金融企业出于利润考核的考虑对金融会计制度执行不严。当然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国家税务部门对税前的“呆账准备金”抵扣额进行调整。但目前我们可以通过在金融会计制度中明确：对由于会计政策与税务规定不一致产生的所得税差异允许单列科目“递延所得税”处理，同时将该科目归属于利润分配项下做增项理，以此来激励银行采用金融会计制度的规定。
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对策分析
2001年度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基本适应了当时银行业发展的需要，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银行业在加入WTO时关于银行业开放承诺的逐步兑现，现行会计制度的不足之处便显示了出来：外资银行的加入带来的国际会计准则接轨问题；衍生工具的计量问题等等。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在理论和制度上予以完善，做到与时俱进适合银行业发展的需要：
1、减少金融企业的选择权，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末，在美国的会计理论界就展开过“会计艺术论”和“会计制度论”的争论，前者认为应当给予会计人员更多的会计判断权和选择权以促进会计学理论的发展；后者认为应当减少会计人员的判断权和选择权以维护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相关性。2001年的“安然会计造假”事件让这次争论划上了句号：美国国会2002年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现行的公司和会计法律进行了多处重大修改，以减少会计人员的价值判断来强化了当局的监管。而我国近年来上市公司年报的不断调整和不断出现的会计差错也从侧面映射出会计判断和会计政策选择权过多会削弱会计信息的质量。美国会计学界的价值形态的变化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2、注重银行体系的特殊性，如实反映金融企业的财务情况
与一般工商企业比较，金融企业的行业有着自身的特性，如果单纯地按照一般企业的会计处理方法套用在银行上，则容易令人误解银行体系的财务状况，尤其在涉及到主营业务上。例如对投资收益按照一般工商企业属于非主营业务，归属于营业外收入是正常的；但投资收益原本就是银行的主营业务之一，倘若套用一般企业的归属方式则会影响外界对银行的公允评价。同样，在对短期投资收益的确认上也有必要考虑银行的特殊情况。
3、完善会计制度、准则建设，适应银行业发展状况的需要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并不为过，尤其是在外资银行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关注程度后更加带动了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同时，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导致现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计量和披露的关注程度不够，而金融衍生工具大多只是一种合约，它只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实际的交易事项可能尚未发生，从而与历史成本计量原则不符，因此在资产负债表内不能够具体量化，企业多在资产负债表的附注中提及，进而掩饰了银行业的潜在风险，难以为投资者提供全面的财务信息。因此，银行业的发展对会计制度的同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目前情况下，可以通过根据新出现的情况进行新准则的制定来予以补充。
1、应计贷款和非应计贷款分类的差异性
按照《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贷款本金或利息在逾期90天没有收回的贷款应作非应计贷款核算，其已入账的利息收入和应计利息予以冲销。但由于该制度未对计息期间做强制性规定，可能会导致同样的贷款由于计息期间的不同，银行披露的会计信息存在差异，从而削弱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如甲、乙两银行同时在1月1日向丙企业发放贷款，甲银行采用月度计息，乙银行采用季度计息，倘若丙企业在1月31日不能支付利息，那么，在4月末该笔贷款在甲银行业已归入非应计贷款核算，但该笔贷款在乙银行仍然处于正常的应计贷款科目核算，虽然该笔贷款在两行状况并无差异：均不能支付利息且呈连续状态。从而导致银行在会计信息披露的差异性，不能正常反映自身的经营状况。
2、措辞不严谨导致会计处理的无所适从
根据《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短期债券投资的利息，应当于实际收到时，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可见短期债券投资利息按照收付实现制核算。同时该制度又规定：金融企业应当在期末时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这样，减值准备的计提确认的权责发生制与短期债券投资利息确认的现金收付实现制形成了制度反差，在同一制度中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确认标准导致了会计处理的无所适从。例如银行在3月投资A债券30万元，4月A企业宣布支付利息3万元，并于5月收到，此时A债券的账面价值为27万元，倘若6月末A债券的市场公允价值为28万元，那么此时银行对A债券价值的核算则陷入两难局面：会计报表列示27万元则不合会计制度的规定；若列示28万元则不合谨慎性原则。其实我们只要将短期投资的期末计价改为“金融企业应当在期末时对短期投资按账面价值和市价孰低计量”则可以很好的解决短期债券的期末计价问题。
3、债券收入的归类问题
按照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债券投资同发放贷款一样是商业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同时从商业银行资金的运用情况来看，不外是发放贷款和投资两种，因此，银行业债券投资收益采用同一般企业的列示方法（投资收益归属于营业外收入）则有不妥：一则商业银行运用资金一般为信贷投放和债券投资，债券投资的收益占收入多为20%以上，将其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容易让人误解为我国银行业主业不突出；二则银行业的利息支出为最重要的营业成本，其间有相当部分为债券资金的占用成本，如果将债券收益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则容易导致收入与成本不配比，不利于进行损益分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修改会计报表的格式来解决债券收入的问题：在利润表中将投资收益上移至利息收入后面，同时将营业利润的公式修改为：营业利润＝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利润总额+其它业务收入-营业成本-营业费用-其它业务支出。
4、资产减值导致的利润调节问题
由于现行金融会计制度明确规定：当期应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如果高于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账面余额，按照其差额补提减值准备；如果低于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账面余额，按其差额冲回资产减值准备。同时，我国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则退市处理，由此导致了不少上市银行利用资产减值作为利润的调节杠杆，通过“计提”和“转回”的账面游戏，误导投资者的选择。在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通过明确规定“已经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在以后年度不得转回”来避免企业利用减值准备来调节利润，但这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规定减值准备不得转回则不符合资产自身的定义，其实我们通过严格规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条件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条件则可以使利用减值准备来调整利润的情况得以改观。
5、短期债券投资收益的入账时间问题
对于非金融企业来说，由于短期投资一般金额较小，流动性较强，投资收益于实际收到时确认无可厚非。但对于银行业来说，为保持资金的流动性和收益性，其拥有的短期债券投资较多，如果采用收付实现制确认投资收益则不太符合实际：一来银行业持有的短期债券多为国债或金融债券，违约风险较小，且利率多为固定，适宜按期计提收益；二来短期债券投资所承担的存款利息支出多为按期计提，债券投资收益采用收付实现制则明显收入成本不配比；三来短期债券投资收益采用收付实现制容易造成银行业利润的期间波动起伏太大，不符合银行业稳健经营的原则。因此，我们根据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性”原则和银行业“稳健经营”的原则，可以对短期债券投资收益采用按期计提的权责发生制原则予以确认。
6、短、长期投资的划转条件不明确
《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金融企业改变投资目的，将短期投资划转为长期投资，应按短期的成本与市价孰低结转，并按此确定的价值作为长期投资新的投资成本。拟处置的长期投资不调整至短期投资，待处置时按处置长期投资进行会计处理”。按照制度的理解：短期投资的划转的条件在于“改变投资目的”，而由于缺乏必要的现实标准，在实务操作中难以把握。而在现实中，由于短期投资在期末必须按照成本和市价孰低提取减值准备，相对来说长期投资计提准备的要件严格得多，因此，银行的财务部门会在短期投资市价持续下跌时完成短、长期投资的划转来规避短期跌价准备的计提，从而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
7、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关注程度不够
金融衍生工具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的产物，种类繁多，结构复杂，会计处理难度较大，同时具有收益不确定性、高杠杆性、高风险性等特征，已经成为银行业新的利润增长点和风险规避工具。但在现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中只是简单在第一百四十条提及“对于外汇交易合约、利率期货、远期汇率合约、货币和利率套期、货币和利率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应说明其计价方法”，并未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计价和披露做出统一的规定，因此，国内银行一般将其作为会计报表的附注作一般性披露，难以客观的确认银行业的风险。
8、与税收制度的衔接问题
2001版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遵循会计的稳健性原则规范了银行业对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但现行的税收制度仍然按照“期末贷款的1%差额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可以在计算所得税中扣除，对实际计提超过1%的部分调增应纳所得税额”，由此导致不少金融企业出于利润考核的考虑对金融会计制度执行不严。当然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国家税务部门对税前的“呆账准备金”抵扣额进行调整。但目前我们可以通过在金融会计制度中明确：对由于会计政策与税务规定不一致产生的所得税差异允许单列科目“递延所得税”处理，同时将该科目归属于利润分配项下做增项理，以此来激励银行采用金融会计制度的规定。
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对策分析
2001年度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基本适应了当时银行业发展的需要，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银行业在加入WTO时关于银行业开放承诺的逐步兑现，现行会计制度的不足之处便显示了出来：外资银行的加入带来的国际会计准则接轨问题；衍生工具的计量问题等等。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在理论和制度上予以完善，做到与时俱进适合银行业发展的需要：
1、减少金融企业的选择权，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末，在美国的会计理论界就展开过“会计艺术论”和“会计制度论”的争论，前者认为应当给予会计人员更多的会计判断权和选择权以促进会计学理论的发展；后者认为应当减少会计人员的判断权和选择权以维护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相关性。2001年的“安然会计造假”事件让这次争论划上了句号：美国国会2002年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现行的公司和会计法律进行了多处重大修改，以减少会计人员的价值判断来强化了当局的监管。而我国近年来上市公司年报的不断调整和不断出现的会计差错也从侧面映射出会计判断和会计政策选择权过多会削弱会计信息的质量。美国会计学界的价值形态的变化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2、注重银行体系的特殊性，如实反映金融企业的财务情况
与一般工商企业比较，金融企业的行业有着自身的特性，如果单纯地按照一般企业的会计处理方法套用在银行上，则容易令人误解银行体系的财务状况，尤其在涉及到主营业务上。例如对投资收益按照一般工商企业属于非主营业务，归属于营业外收入是正常的；但投资收益原本就是银行的主营业务之一，倘若套用一般企业的归属方式则会影响外界对银行的公允评价。同样，在对短期投资收益的确认上也有必要考虑银行的特殊情况。
3、完善会计制度、准则建设，适应银行业发展状况的需要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并不为过，尤其是在外资银行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关注程度后更加带动了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同时，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导致现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计量和披露的关注程度不够，而金融衍生工具大多只是一种合约，它只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实际的交易事项可能尚未发生，从而与历史成本计量原则不符，因此在资产负债表内不能够具体量化，企业多在资产负债表的附注中提及，进而掩饰了银行业的潜在风险，难以为投资者提供全面的财务信息。因此，银行业的发展对会计制度的同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目前情况下，可以通过根据新出现的情况进行新准则的制定来予以补充。
1.互联网金融突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
传统金融机构需要顾客在特定时段到指定网点办理相关业务，而互联网技术则使金融服务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要有相应账户就可以随时随地登陆网络系统进行自助服务，相应账户也只需通过上传信息即可开设。这不仅使金融服务覆盖的范围可以扩大至偏远地区，同时也节约了大量建设实体营业网点的成本。
2.互联网金融的操作简单快捷
传统金融机构在业务办理流程等方面手续较为繁琐，顾客等待时间也较长。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用户越来越关注业务办理的简便和快捷。互联网金融在设计产品时就更为关注用户体验，致力于做出界面友好操作简单的产品，完全没有办理过同类业务的用户也可以在页面指引下按步骤完成操作，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顾客。这促使传统金融机构简化业务流程，加快审批清算的过程，提高经营效率。
3.互联网金融的产品更加多样灵活
传统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大多是标准化的，形式也较为单一，并不能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互联网公司掌握了用户大量的交易数据和消费习惯，而云存储和大数据分析方法的应用使得这些信息可以被更有效地分析利用，细分用户市场，从而提供更具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和可以灵活调整的金融产品，更多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4.互联网金融填补了传统金融未满足的客户需求
例如，传统金融机构几乎没有提供针对零散资金的产品，而互联网金融企业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空白，并推出了一系列产品为用户闲散的小额资金提供理财业务；传统的金融机构极少为个人提供小额短期贷款，而互联网金融企业则针对这一需求搭建了融资平台，使个体之间的资金借贷成为可能。5.互联网金融产生了不同的信用评价体系。传统金融机构的信贷大多依赖抵押或担保等方式进行，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信用评价。互联网金融企业则根据已掌握的用户消费记录和还款记录等数据构建了一套真正基于用户信用的评价体系，并用于区分客户。
6.互联网金融推动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余额宝等小额理财产品的出现，联通了货币市场基金利率、银行同业存款利率和银行活期存款利率，冲击了资金市场上长期存在的利率双轨制。传统金融机构面对存款流失的现状，也不得不加快推出同类活期理财产品并提高利率。这缩窄了银行的存贷利差，迫使传统金融机构逐步开启存款利率市场化进程。7.互联网金融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传统金融机构垄断现象较为严重，规模优势明显。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发展挑战了传统金融行业的利润来源，促使传统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参与竞争，提高了金融市场竞争度。互联网金融企业非常注重客户体验，这促使传统金融机构提升自身服务态度和水平。互联网金融服务突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加快了资金流动速度，引导资金合理流动，促进资本优化配置，提高资金融通效率。
二、互联网金融系统风险分析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刚刚兴起的金融形态，目前还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相应的监管措施也并不完善，仍然面临着较多风险。
1.资产和负债的期限错配问题普遍，流动性风险较大
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普遍允许投资者随时赎回资金，但是其投资于货币市场或银行同业市场的资产组合期限较长，并不能立刻变现，一旦发生大规模赎回，目前只能依靠互联网金融企业使用自身的流动性资金垫付，存在资产负债期限不匹配问题。因此，互联网金融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相同，也具有内在不稳定性，面临着较大的流动性风险，这就要求监管当局将其纳入监管范围并提供最后贷款人保护措施。
2.跨业经营普遍，易造成系统性风险
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由于目前缺乏明确的监管，其业务范围较为广泛，很多互联网企业事实上正在进行跨业经营，而不同业务之间又缺乏必要的防火墙，并不具备混业经营的条件，极易发生风险跨业传播并进一步引发系统性风险。当前金融监管的方式还是分业监管，对越来越趋向于混业经营的互联网金融企业监管有效性较低。
3.面临的风险来源复杂，传染性和波动性较高
互联网金融是金融与互联网技术结合的产物，其风险来源也是传统金融领域的风险与互联网技术风险的叠加。除了传统金融业务固有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外，还需要防范和监管互联网领域的特有风险，主要包括：
（1）基础技术风险。互联网平台的硬件和软件核心技术主要由国外大型IT公司控制，我国互联网金融公司并没有完全掌握，建立在该平台上的金融活动的技术安全面临一定风险。
（2）黑客和病毒风险。黑客攻击和计算机病毒一直是互联网安全的重要威胁，而互联网金融因为涉及资金交易，更容易受到黑客的攻击。如果互联网金融使用的信息传输技术手段落后、加密技术不完善，就极有可能被入侵，造成客户信息和资金被盗。
（3）技术外包风险。互联网企业通常会把一些技术问题外包给其它公司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是外包服务的质量不一，如果在使用中遇到问题，也容易出现沟通和修复过程更为复杂、解决问题所需时间较长的情况。此外，技术外包容易造成部分信息泄漏，安全性较易受到影响。
4.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波及面较广
互联网金融目前开展的业务主要针对的是人群的“厚尾”部分，大多为低端客户，其风险接受能力较弱，用户数量较多。如果出现损失，波及范围较为广泛，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较大。
5.未知风险可能增加
互联网金融是一种新兴的金融模式，是将传统行业和新兴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形势。随着它进入高速交错发展的第三阶段，传统金融业态的边界不断被拓展，一些未知的、崭新的金融风险也可能伴随这一过程而出现。监管部门应该更加关注其发展过程，加强对其风险的研究和预判并即使加以防范。
三、基于存款保险制度角度的互联网金融系统风险防范
互联网金融的部分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银行存款的替代品，同样面临挤兑风险，并且涉及到的用户较多，行业波及面广泛，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特征与传统商业银行非常相像，同样也需要引入存款保险制度来防范其风险。而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引入也对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有重要作用。
1.有利于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当前大型传统金融机构实际上享有国家信用为担保的隐性存款保险，形成了垄断优势，也造成了服务水平较差，效率较低的后果。建立覆盖互联网金融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可以使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更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作用。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助于整个金融行业重视自身风险状况，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2.有利于防范流动性和系统性风险，保持金融市场稳定
目前互联网金融目前小额存款人较多，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充分减少多数用户的挤兑动机，减少其面临的流动性风险，从而避免单一风险扩散为系统性风险，保持金融市场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