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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评析
（一）理论建构严密，层层递进
如果把论文比喻成人的躯干，那么理论建构就是躯干的骨骼，它决定着整个作品的走向。本书首先从第一章闽台两岸歌仔戏的音乐历史开始阐述，逐层深入至歌仔戏音乐的源流问题研究。有关戏曲音乐源流问题研究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议题，就好像安徽的黄梅戏，至今还存在着起源安徽安庆还是湖北黄梅的争论，有些专家学者在源流问题上是至死不渝。那么，如何才能准确判断一个剧种的“源”与“流”，最重要的就是让“音乐来说话”。所谓音乐，对于戏曲艺术来说就是“唱”腔，戏曲中的“唱”是一种常见的最突出的艺术表现手段，中国众多戏曲剧种正因为唱腔之不同，所以能够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特色，这些风格特色迥异的戏曲艺术大都是在当地民众的思路、表情、风格，尤其是地方语言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而各地地方戏曲剧种的舞台语言，毫无例外的都是以当地的地方语言为标准的，我们在考察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不难发现，传统生活方式和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不仅密切联系，而且有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民间生活方式的直接转述，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的积淀。作者通过对大量田野调查获得的音响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记录、整理和归类，对音乐唱腔的本体从中国传统音乐曲式结构视角进行分析，“对歌仔戏的旋律音调类别进行归纳总结，并认为这是对歌仔戏音乐进行溯流探源的重要方法。”（173页）任何一种戏曲艺术创腔发展最终要落实到音乐的舞台表演上，因此接下来作者对歌仔戏的音乐创作与表演进行了相关的文化解析，认为戏曲无论如何变化发展，如果没有观众就失去了戏曲存在的意义。著者层层递进，逐层解析，把闽台歌仔戏音乐的源流发展最终归结到历史变迁中的音乐本体变化，确立“闽调台化”这一基础立论。整个著作的理论体系逻辑严密，层层相扣，浑然一体。
（二）“融入”与“跳出”的研究方法
无论是民歌研究还是戏曲研究，采用什么样的视角（立场）都有意义，关键在于所持的视角（立场）的自觉，自觉了也就客观了。①而作者正是秉承了这样一种观点在“融入”和“跳出”之间不断地转换，力求资料、评述客观真实，去伪存真。作者在后记中曾经这样说道：“我是听着、看着歌仔戏长大的。”尽管这只是童年里的一个成长片段，但是优美的唱腔早已深深刻在作者的脑海，而艺术上的互通有无对于局内人有时候会产生习以为常之感。当局内人成为研究者时，如何在歌仔戏音乐源流问题上，不带有任何乡土的情感偏见，以局外人的角度审视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就一定要以“局外人”的身份跳出，真实、客观地对已有文献资料以及自身田野调查所得资料进行去伪存真的辨析并且善于采用，尽可能地避免自身文化环境的左右。因此作者并没有以一个得天独厚的局内人而自居，而是更加深入地到闽南地区进行调研，采访了大量与这方面息息相关的研究学者、歌仔戏民间艺人以及专业演员。对歌仔戏的音像、图、文、谱等资料进行收集。此外作者还利用每年两岸举办歌仔戏交流研讨和观演活动的机会，走访台湾歌仔戏民间戏班及专业团体，收集有关资料，感受、调查歌仔戏流行地的民风民情。作者双视角观点的正确运用，使得该著作的研究论证令人信服，深入人心。
（三）坚持文化脉络中的戏曲音乐研究
音乐是一种文化体现，坚持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既是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重要表现，也是作者作为一位民族音乐学者的学术态度。而《闽》著作者也深知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并不只是音乐本身，她在著作开篇这样写道：“歌仔戏音乐的历史，是一部海峡两岸民间音乐交流、融合的历史。”但是在闽台歌仔戏研究中要涉及到大量的音乐形态分析，如何分析音乐形态与特定历史时期的背景紧密地交织起来的文化进行讨论变得尤为重要。以书中第二章第一节为例，该节主要讨论的是“锦歌七字调如何由民歌形式演变成戏曲音乐的歌仔戏七字调的。”书中在对各个音乐演变时期音乐的形态进行分析的同时，也关注音乐在区域时空转换中受到多种多样的文化现象影响，包括语言、周边优秀音乐剧种、以及社会大环境等。在该篇章，可以看到作者在论述之时借鉴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如陈进传等著的《宜兰本地歌仔陈旺枞生命纪实》、台湾传统艺术中心筹备处编《听到台湾历史的声音》等，《闽》著中历史文献与本体分析，二者相得益彰。
视唱蕴藏着丰富的音乐语言信息。
视唱训练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之所以说它是系统工程是因为，视唱教材编排科学、内容广博、形式多样，音乐语言丰富，感性知识及音乐要素典籍全面的特点。视唱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发展音乐听觉的独特作用，视唱课堂是积淀音乐语言的重要场所，是获得音乐感性及理性知识的重要来源。
我们分析优秀的视唱教材就可以发现，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着巨大的音乐信息量。本人对我西安音乐学院(单声部视唱)上、下册和(多声部视唱)教材作过粗略的统计，这套教材共收集单声部视唱1345条，多声部视唱253条，涉及中外作曲家500多人，中外作品100多部，中外民歌400多首，涉及100多个国家。它们来源于中外著名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歌剧、舞剧的片段；中外民歌；声乐、器乐组曲、套曲片段等。从作品来看，几乎反映了所有音乐体裁，各种音乐形式、流派应有尽有。可以说将传统音乐所表现的音乐要素包罗无遗。其中包括以下内容：
调式、调性包括：无升降号的大调、小调；一个升号到七个升号、一个降号到七个降号的大调、小调；同宫系统的五声调式、七声调式、特种调式等。这些中外调式的民族性和地域性非常广泛，许多调式具有民族音乐的特有旋法，堪称调式、调性大全。
节奏包括：常见各种节奏型、节奏的特殊形式、各种连音、较复杂的节奏。
节拍包括：常用的各种单拍子、复拍子2／4、3／4、4／4、6／8不常用的各种拍子、较复杂的节拍2／2、2／3、4／2、6／4、4／8、1／4、9／8、9／16、12／8、5／4、5／8、7／4、7／8拍等。
变化音种类包括：变化助音、变化经过音、小调中的降，I级、变化邻音、变化半音阶、变化音模进等。
转调种类包括：近关系转调；转平行调；转上属系统调；转下属系统调；同主音转调；远关系转调，包括二度关系、三度关系、小二度及增减音程关系；等音转调、模进转调等。
各类C谱号：中音谱号、次中音谱号、女高音谱号、女中音谱号、上低音谱号、所有谱号的综合练习。
多声部：主调性、复调性二声部；含变音、含转调二声部；三声部、四声部。
教材中把各种谱号、调式、调性、节奏、节拍、变化音、转调等各种技术性练习都做了非常详细的归纳和整理，每个环节都做了由浅入深的安排。与其他教材比较发现，如此之多的音乐要素集中反映在教材里，只有视唱教材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其他教材是不可能做到的。视唱内容的经典性和各种技术训练的典型性融于一体，为音乐听觉训练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知识空间，也为今后的音乐实践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音乐语言。不夸张地说，视唱具有浓缩音乐作品之大成，它是音乐语言宝库的一个缩影，是从古典到浪漫到近现代音响化的音乐史。
二
1、通过视唱建立和培养调式感。
在视唱练耳课整个的学程里，要唱一千多条视唱，每一条视唱训练无不与调式感的培养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得天独厚的培养条件。“调式感的最简单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是在主音上结束旋律的倾向，把终止于某一不稳定音上的旋律感知为未完结的。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调式感表现为旋律的全部声音是在它们对主音和对调式的其他稳定音的关系中被感知的，其中的每一个都有特殊的调式色彩，表明其稳定程度和其‘引力’性质。”①几乎绝大部分视唱的结束音都落在主音或其他稳定的音级，一个具有“完结感”和稳定性的调式群集中地显现在视唱里。因此，唱视唱的过程就是循序渐进地建立调式感的过程，也是对它进行记忆、编码、储存的过程，而且还是听觉对错误的调式感进行修正和重组的过程。
了解调式的稳定规律对建立调式感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必须从概念上搞清楚调式的稳定音级和不稳定音级之间的区别。如大小调式中I、III、V级是稳定的音级；II、IV、VI、V级不稳定的音级。而在五声调式中主音是最稳定的，其他音级分别以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程度倾向于主音。主音的稳定性与其他各音的不稳定性及其不同的倾向在曲调中的具体体现，与音乐内部的运动发展，音乐形象的塑造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认为主音上方的五度音和下方的四度音对主音形成有力的支持，一些论著把它们称之为正支柱音和副支柱音。“正支柱音直接从属于主音，对主音稳定性有最大的支持、巩固作用。在实践中，副支柱音一般是配合正支柱音共同起支柱的作用。有了支柱音，主音才能稳定。所以支柱音有明确的调式作用，可称为‘功能性音级’或‘调性音级’。”②以主音、支柱音、副支柱音为稳定框架的民族调式在视唱中具有广泛代表性，它是一种常见的调式旋法，对调式感培养和建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变化音体系与自然音体系的调式有很大的不同，变化音的出现使某些音向其他音进行的加剧和尖锐化，进行中产生导音的形成、导音的解决、导音的消失等情况。给建立和培养调式感增加了许多困难。变化音的种类很多，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在训练的时候，必须清楚其所有类型，如变化助音、变化经过音、小调中的降II级、变化邻音、变化半音阶、变化音模进等。教学中发现很多学生变化音的种类和概念是不清楚的，必须加以解决。在识谱过程中，不能被很多升降号、还原号搞的不知所措，只有明确了调式的自然音级，才能确定其他变化音级，唱准自然音级才能唱好变化音级。这是一个前提，也是唱好变化音视唱的关键所在。
在教学中，每一条视唱训练都是要涉及到调式问题。要使学生建立调式感，必须在调式理论引导下进行，同时指出，只有调式理论是不够的，调式感的建立往往是一种音响感觉的建立。因此，所有的判断必须通过听觉来完成。要对调式的变化进行反复甄别，以此来获得听觉体验。最终使视觉的东西真正感知为听觉上的习惯。既有理性认识，又有感性体验，有听觉的积淀和感知能力，这样才真正建立起调式感知能力。
听觉水平较差的学生，不能较好地建立调式感。表现在主音感知能力差，不能对稳定和不稳定音级做出正确的判断。甚至把音乐未完结或不稳定音级感知为稳定音级。视唱的早期教学，要特别重视调式感的培养，尽管调式感的培养是贯穿视唱教学始终的，但是无升降号的视唱则少一些其他调性的干扰，是培养的好时机，可以为以后的调式训练打下好的基础。
2、培养多声部音乐听觉水平、发展立体音乐思维能力。
在整个视唱教学中，多声部视唱教学占据重要的部分。它从始至终伴随着单声部视唱的进行而进行。多声部视唱是多声部音乐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一领域里不可多得的音乐语言环境，它对于增强对音乐的感受理解和表达能力，对培养复调、和声及其织体的感受能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多声部视唱主要分和声性和复调性两大类，和声性视唱多表现为音乐的纵向组合，以主调和声音乐风格和声衬托主旋律声部为基本形式，音乐音响效果较单声部更丰满和更具有表现力。复调性视唱是复调音乐的一个缩影，它以立体的多层次和巧妙的织体结构形式出现，表现为节奏轻重缓急错落有致，旋律线条起伏跌宕，音乐、音响变化丰富。“复调音乐是人类在听觉上不断追求更新颖、更多样的美感，在艺术上不断追求更强、更丰富的表现力的产物。它是大干世界千姿百态的，多层次的各种事物、现象的反映，是各种人的不同形象、性格心态的反映，是每个人时不时会出现的复杂思绪、情感的反映，也是生活中相互对比、协调、交织着的各种声音的艺术的再现。”③
在演唱多声部视唱时，要使学生从听觉上真正感受到它的美。和声性的多声部视唱要注重音乐的纵向进行，感受其声部的纵向关系，协和与不协和搭配以及变换丰富的和声色彩，强调和声功能性，但同时也不应忽视它的旋律性。复调性多声部视唱注重音乐线条的横向发展、感受线条和层次感。缕清各相对独立的旋律声部和旋律线条。在训练时要使听觉和声音产生互动，不能只顾唱自己的声部，甚至只唱不听。培养学生学会倾听音乐，唱一个声部，倾听所有的声部，从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声部，使之达到准确、协调、平衡、统一，把握整体表现，形成完美和谐的音乐形象。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高水平的多声部音乐听觉能力。
3、培养音乐节拍、节奏感。
各种各样的音乐节拍、节奏拍没能像视唱教材里如此集中地反映出来。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视唱教材里反映了几乎所有的节奏、节拍形式。音乐节奏变化多端，但再复杂也需有序，也就是说音乐节奏要服从于一定的节拍组织。在音乐的各要素中，时间是最重要的，音乐的时间是通过一个一个的节拍呈示出来，因此节拍就像每一首乐曲的细胞。
视唱教材里反映的拍子多种多样，但最常见的三种拍子构成拍子的基本形式，即二拍子、三拍子、四拍子，其他拍子都与这些拍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或者说是它们的变化组合而成。强弱交替是音乐节拍的基本特征，强弱显示了一种矛盾，也体现一种对称，一强一弱的二拍子是最基本的拍子，是一个完整的、平衡而和谐的节拍。三拍子由于它突破了二拍子时间和强弱关系上的对称，因而它富于动感，是活泼而有特性的节拍。四拍子是一种复拍子，这个“复”字实际上体现了一种重复，一小节有强和次强拍，由于它也有对称、平衡的特点，因此与二拍子有些相似，但同时又有区别。我认为，视唱教学应重点对这三种拍子加以训练。唱视唱时必须严格地用手划拍子，通过外在的动作来强化对节拍的理解，建立内心的感受。这三种拍子认识明确了，其他拍子感知也就较容易了。譬如五拍子是由3+2或2+3组合；六拍子是由3+3或4+2组合；七拍子是由4+3、3+4或5+2组合；八拍子是由4+4组合；九拍子是由3+3+3组合而成等等，总之，它们总离不开二、三、四拍子的基本律动规律。
在视唱中对节奏的感知，我认为最重要是节奏律动和节奏凸理的积累。视唱里反映的节奏形式非常多，从简单到复杂，认知也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潜移默化的过程。与其他节奏训练不同的是，视唱中的节奏形式都是通过视觉由声音再现的，当各种各样节奏承载着优美的旋律用声音表达出来的时候，人们的情绪随着节奏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时候，最能感受到各种节奏的表现特征，对节奏的理解也就更深刻，记忆更准确。
视唱中有很多民歌和民间音乐，它们中所反映出的节奏和节奏型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特有风格，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因此，理解一种节奏和节奏型往往能深刻感受到一个民族特有的音乐风格，这些节奏感知与单纯的节奏训练相比更显得重要。
三
学习视唱的意义是非常广泛，远非上述这些，本人的论述只是一些粗浅的看法，只能浅尝辄止。我认为，通过视唱的学习，真正感受视唱中的音乐语言环境，从这个环境中吸取其音乐的精华，以音乐要素感知为切入点，深刻理解调式的稳定性、倾向性，以及各类调式尤其是民族调式的旋法和特征，认识调式的民族性、地域性以及风格特征，牢固地建立调式感。从音乐节拍、节奏中感受音乐脉搏、运动、呼吸、律动等等；从多声部视唱中去感知主调性多声音乐的纵向组合、和声衬托、协和搭配的静态感、舒适感和不协和搭配的紧张感、动态感，感知复调音乐的旋律线条、层次感，以及疏密相间、错落有致的音乐结构。使视唱课堂成为认识音乐、感受音乐、理解音乐的重要窗口，最大限度地、多方位地积累、存储、记忆音乐语言信息，为音乐实践打下牢固的基础。
注释：
人对音乐的感知方式与观念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唱名法，正是这种差异性的反映。
鉴于语言与历史传统的不同，因此世界各地所通行的唱名法有所不同。目前，包括专业的音乐教学在内，被广泛应用的唱名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固定Do唱名法”（简称“固定唱名法”）；另一种是“流动Do唱名法”(即习惯称谓的“首调唱名法”。在此，笔者以为使用“流动do唱名法”更为恰当)。这两种唱名“法”的唱名，都是Do、Re、Mi、Fa、Sol、La、Si（或Ti），而其本质的区别，全在于唱名固定对应的指向的不同。
“固定Do唱名法”，就是将唱名“Do”固定指向基本音级C所在的音位，而Re、Mi、Fa、Sol、La、Si（或Ti）六个唱名则随后固定指向于D、E、F、G、A、B六个基本音级所在的音位上的一种唱名法。这种唱名法的唱名指向，不会因为谱号和调式的主音音高的变化而变化。
谱例1：唱名Do固定指向基本音级C所在的音位，Re、Mi、Fa、Sol、La、Si六个唱名则随后固定指向D、E、F、G、A、B六个基本音级所在的音位上。
谱例2：下例是以基本音级E为调式主音、并按一定的音程关系建立起来的E和声大调音阶，请注意其固定的唱名指向，它不会因为谱号和调式主音音高的变化而改变。
采用“固定Do唱名法”时，在乐音体系中的七个基本音级C、D、E、F、G、A、B及其变化音级的任何一个音，均可以作为主音，从而分别按照一定的调式特征和音程关系，构成包括西洋大、小调音阶、欧洲中古调式音阶、近现代的人工调式，等等。因此，固定Do唱名法，实际上就是以绝对音高听觉（包括内心听觉）作为直接对应的标准，用以读、写和衡量一切旋律音程、和声音程、和弦，以至听、写调式与调性多变的旋律等。同理，可用唱名Do、Re、Mi、Sol、La来对应按音的高低顺序排列的宫、商、角、徵、羽五声所构成的中国五声调式音阶、以及以此五声为基础，增添以Fa对应清角（F）、以升Fa对应变徵（#F）、以降Si对应闰（bB）、以Si对应变宫（B）等偏音，所分别构成的中国民族七声音阶：即雅乐音阶（又称正声音阶或古音阶）、清乐音阶（又称下徵音阶或新音阶）、清商音阶（又称燕乐音阶或俗乐音阶），等等。
谱例3：由于十二平均律的关系而产生的同音异名所构成的音程，以及大小调式中的和声调式产生的特征音程，还有每一个唱名在音高上都可能出现本音、升、降、重升、重降等音高变化，这给听觉和记谱增加了难度。下列为＃F旋律小调的上、下行音阶。同样是唱名固定对应于基本音级的原则不变。
谱例4：下例是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它含有变徵（＃F）和变宫（B）两个偏音，但仍以五正声为骨架，F与A构成了宫-角大三度的关系，属中国传统雅乐（又正声或古乐）七声音阶“D”羽调式。以唱名对应其“绝对音高”歌唱就是LaDoReDoSiLaDoRe－LaDoDoSiLa─
谱例5：下例是一首吉尔吉民歌，它是以C为调式主音的欧洲中古混合利底亚调式。采用固定Do唱名法时，总是将唱名Do固定指向基本音级C，于是下例便唱成SolSolDoDaLabSiLaSol…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固定Do唱名法”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建立在绝对音高概念上的唱名法。它是与基本音级的绝对音高相关联的，所以必须以“绝对音高听觉”为基础，也只有以“绝对音高听觉”支持的“固定Do唱名法”，才是真正的“固定唱名法”。从理论上讲，这种“绝对音高听觉”，是人对音乐的一种条件反射机能。采用这种唱名法的人，通过听觉接受的音高和内心听觉，从而产生音高概念。它要求人能够直接、快速地感知乐音的绝对音高，这对于学习音乐无疑是很有利的，尤其是对专业性的音乐学习就更显得重要了。然而，固定唱名法只有七个唱名固定对应七个基本音级，但实际上这七个唱名除了对应七个基本音级之外，还要承担以七个基本音级为基础的变化音级的唱名，以致每个唱名必须承担在理论上最多五种（即本位、升、降、重升、重降）不同音高的重负。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对于相同音高的不同唱名有清楚的、迅速的、准确的反应。这是理解和掌握“固定Do唱名法”的关键。难，也就难在这里了。于是，运用这种唱名法，由于在听辨与构唱上的难度，往往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专业训练才可能掌握，因此常被认为这是一种“专业的”方法，甚而认为是难以高攀的“最高级”的一种唱名法。
而“流动Do唱名法”，是以调式音级作为依据的，即每一个唱名与确定调式的各个音级固定对应的一种唱名法。也就是说：在大、小调体系中，“Do”可以固定指向于作为大调调式主音的任何一个音级上，“Do”是随着调的高低变化而“流动”的；而“La”可以固定指向于作为小调调式主音的任何一个音级上。同理，“Do”同样可以固定指向欧洲中古调式常用的七个调式主音、中国五声调式的“宫”、以五个正声为基础的七声调式的“宫”，而后，每一个唱名与确定调式的各个音级固定对应。由于在一个确定的调式中，音级之间的音程关系是固定的，因此每个唱名之间的音高也是确定的，如果调式主音的音高改变了，其他所有音级的音高也会随之有规律地改变，而各音级之间，也就是各唱名之间的相对音高关系则是固定不变的。反过来说，如果其他调式音级的音高改变了，调式主音的音高也会随之改变，然而其相对的音高关系仍然不变。这就是“流动Do唱名法”的基本内容。
谱例6：下例是从无升降号的调到7个升、降号的大调，以及这些大调的平行小调，一共30个调。所有每一个调的上方音为该大调式的主音，唱名一律为“Do”，下方音为该平行小调式的主音，唱名一概为“La”。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唱名法虽然同样都有“固定”的含义，然而，这种“固定”都不是将唱名固定在音高，而是固定在音级的名称（即基本音级与调式音级）上。换一个说法就是，它们的本质区别，全在于唱名固定对应指向的不同──前者的直接信息指向是确定的乐音基本音级，是通过确定每个音的绝对位置进而确定音与音之间的相对关系；而后者则与此相反，它的直接信息指向是确定的调式音级，是通过确定音与音之间的相对关系进而确定每个音的绝对位置。
在专业音乐教学中，笔者已从事视唱练耳教学多年，因此并不难理解人们为何对于固定Do唱名法如此之强调。因为这种固定名称下的不固定音高的把握，是需要绝对音高听觉为基础的，这不仅使初学者会感到困惑，即便对于经过了一定专业训练的音乐工作者来说，无论是视唱或者听辨，在音准的把握上，也都常常会感到困难。但它对于音乐专业的重要影响这一点是共知的。与此相比，为什么一首音阶在“固定Do唱名法”中会有七种不同的唱法，而在“流动Do唱名法”中却只有一种唱法？因为它所强调的是音与音的相对关系，那么，相对音高听觉就是它的基础了。从没有升降号到七个升号、7个降号的15种调号，包括30种大小调、75种中国调式，以及欧洲中古调式、吉卜赛调式、普鲁斯调式、日本都节调式、琉球调式，等等，五线谱上的唱名位置只有七种，但只要熟悉了这七种位置也就方便了。当然，调号以外的临时变音记号仍是无法避免的，这无疑同样需要经过专业性的训练。
至此，需要补充说明一下，为什么笔者从一开始便采用了“流动Do”的说法。原因是欧洲“首调唱名法”实际上包含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按大调的调式主音唱“Do”，而调式的每个音级都可以作为调式主音，因此“Do”是流动的；二是带升（#）号或降（b）号的音的唱法与无升降号的音唱法不同：如升号的音，韵母音唱作i；即Do、Re、Fa、Sol、La，升高半音后唱为Di、Ri、Fi、Si、Li（原本的Mi和Ti在此唱名体系中是不能升的）；降号的音，韵母唱作e或a，即Ti、La、Sol、Mi、Re，降低半音后唱为Te、Le、Se、Me、Re（原本的Do和Fa在此唱名体系中是不能降的）。也就是说，针对“流动Do唱名法”的固有缺陷，国外在应用的过程中，已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将调式音级的升位音与降位音赋予特殊唱名的方法，其中比较完善的如“十七名唱法”，连同无升降的调式音级，一共有十七个唱名，它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变化音的音准问题。我国只釆用了第一项，而没有采用第二项，即带有升降号的音的唱名，与无带有升降号的音唱同一个唱名。因此，并没有包括欧洲“首调唱名法”的全部内容，而只是“流动Do”的唱名法而已。不过，我国对有升、降、重升、重降的临时变位记号的音，在采用流动Do唱名法训练时，常有采用犹如唱装饰音那样，在唱名前面直接附加变位音的唱法，目的就是以变位音准确对应实际音高并加深印象，例如谱子上的＃F，即唱“升Fa”；bbA，即唱“重降La”等。我国习惯称“首调唱名法”，或许是因为“首”与“主”的意义相同的缘故。所以笔者采用“流动Do”唱名的称谓，便是这个道理。
唱名法作为感知音乐、表达音乐的一种方法、一种手段，能够历经百年、几百年、上千年时间的考验过程而形成与存在，这本身必然有它的科学性、合理性，或者尚带有它的特殊的或普遍的意义使然。因此，无论是采用“固定Do唱名法”，或者是“流动Do唱名法”，它的运用，实质上是人们对音乐的直接感知方式和观念的因人选择。两种方法，当中有许多的共性，然而也有相当的差异，但至少不能将两者误为“专业与业余”“高级与低级”“科学与不科学”的方法。从教学的角度而论，需要在观念上、在与其他相关专业知识的关联上、在教学的方法上下功夫。
笔者赞同舒泽池、谢秀珍在《乐理新思路书面教程》中所指出的：“没有绝对音高概念是个缺陷，没有相对音高概念是带有根本性质的缺陷”。如何理解？因为“音乐的特征体现于两个方面：每个音的绝对位置和音与音之间的相对关系。音乐最重要、最本质的特征体现在音与音之间的相对关系，而不是每个音的绝对关系”。笔者认为，这是对音乐事件本质的揭示和高度的概括。
在人类音乐历史中，为什么调式音乐迄今仍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其主要原因是它能够客观反映出人类对于音乐的感知方式上的一种天然性。流动Do唱名法正是以调式为依托、与调式相融合，能够自然地体现音乐的特征，在调式音乐领域中具有天然的优势。笔者在此讨论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说明：固定Do唱名法在专业音乐教学中的重要性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流动Do唱名法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应该说：“两种唱名法各有重点、难点、优点和弱点，是两种相互独立的、科学的、有效的唱名法，在高级程度中，两者之间能相通、协调、互补”的问题。于是，在教学中不要将两种唱名法绝然分开，形成单打一，或者以为流动Do唱名法是一种简单而麻烦的、非专业的、不科学的方法而将其冷落，而应该是在因人略有所别、略有侧重的情况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2000年由李安执导的电影《卧虎藏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具有中国古典韵味的武侠电影，在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获十项提名，其中包括“最佳原创音乐”及“最佳主题曲”奖。它的音乐将东方音乐的艺术美感与西方音乐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堪称是中、西方音乐结合的典范。
《卧虎藏龙》讲述了一段复杂的江湖恩怨。导演李安以东方情调的江南风物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沿袭了武侠片的成功要素，使之具有东方电影的唯美品质。《卧虎藏龙》里最华丽的是武打。最深远的是对白，最感人的是音乐。
下面笔者将从影片的配乐和歌曲两部分来剖析本片的音乐：
一、影片配乐
影片中的配乐常分为主题音乐、背景音乐和场景音乐三部分。
1、主题音乐
主题音乐就是创作电影同时创作的一个主旋律音乐，它将贯穿于整个电影中，其形式与特点不拘一格。主题音乐对于电影主题的表达至关重要。成功的主题音乐设计能够将观众带入电影的情景之中，与电影主人公的命运休戚与共。主题音乐的风格要与电影的背景相互衬托，时刻为表达电影主题服务。本片主题音乐由旅美作曲家谭盾谱写的三段式主题音乐，配以清新的吉他和弦及提琴协奏，筑起了一个与刀光血影与世隔绝、与大漠的自然风光和永恒的爱情主题相辉映的纯净音乐世界。影片开始于华裔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用大提琴演奏的低沉缓慢、忧伤深沉的主题音乐，并贯穿整部影片。他的大提琴是整部音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音色微微的发颤，仿佛一幅淡彩水墨长卷缓缓展开——画面的介入亦如水墨画勾勒出宁静美丽的水乡。然而，虽然风景如画。万般诗意。我们却听得琴声里杀机一现，带着观众步入龙虎争斗的复杂江湖。音乐声渐远，李慕白表示要退出江湖，托俞秀连带去一柄青冥剑。进京的时候音乐颇有些紧张，但是紧中有缓，仿佛在提示着好戏即将开始。当声音豁然开朗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城尽收眼底。宝剑的故事真正开始于这座九门围护的城池之中。影片在优美的大自然中表现人物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既有缠绵的爱情，也有武林的快意恩仇。音乐荡气回肠、催人泪下，主旋律中一声声的呼唤，是超越任何人间界限的对爱人的呼唤，有力的诠释了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著。
2、背景音乐
影片《卧虎藏龙》的背景音乐主要在李慕白和俞秀莲、玉蛟龙和罗小虎之间的感情场面时出现，以爱情为主要表现元素。该影片的背景音乐唯美动人，从低沉的二胡声开始。然后弦乐和管乐跟进。在背景音乐演奏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二胡的二度滑音，类似扬琴推弦。一下子将柔情凄婉的气氛烘托出来。一直到结束，这段音乐的节奏都是由大鼓和锸来固定。定音鼓作为一个情绪色彩的点缀来使用。中间使用的乐器除了管弦，失真吉他，并佐以女声柔声风格的吟唱来强化音乐的画面感。更重要的一点：主奏乐器是一种电子合成音色，有一点像吹笛子的气流声，但是很有质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音色。3、场景音乐
电影音乐中的场景音乐是必不可少的，不同的场景需要不同的场景音乐来烘托，而场景音乐需要专门设计。场景音乐与背景音乐有所不同，背景音乐的曲风、基调等是一致的，要与电影的主题内容、主要的情感基调保持一直，而场景音乐则可以有较大的变化，是根据电影情节内容的设置和气氛、情感的表现为准则的。在该片中，大部分场景音乐旋律单纯朴素，和声简单明了，配器清淡和谐。承担主要旋律演奏并多次出现的乐器是大提琴。然而，在影片中，我们听不到大提琴带来的西洋风味，而听到了一种酷似北方大草原马头琴和二胡，带有滑音的苍凉而悠长浓郁的东方色彩的音调，加上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的华裔身份，使我们在熟悉的大提琴音色里，感受到一股不同于西方的具有民族色彩的清新之气。除了大提琴以外。《卧虎藏龙》的场景音乐中也选用了多种中国民族乐器进行补充。使整部影片的配乐统一而富有变化。《丝绸之路》中云南民族乐器葫芦丝的使用，描绘出异邦沙漠的幻象。
因此可以说，影片的场景音乐为整部电影情节的设计、气氛的烘托、内容的彰显、主题的表达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影片歌曲
1、主题曲
电影的魅力不仅仅取决于电影本身所带来的美学与艺术魅力，同时主题曲带给观众的美妙视听享受也是电影成功的必要元素。一部电影只能有一首主题曲，主题曲的表现形式、编法、曲调风格、主要的演奏乐器，甚至演唱者的音色、唱腔、基调等都需要严格设计挑选，以达到与电影主题表达的完美一致，而观众通常印象最深地也是主题曲的旋律。因此，主题曲的创作需要与电影的精髓相结合。
本片的主题曲《Alovebeforetime》(中文名《月光爱人》)是一首温柔婉约的古典式情歌，大提琴家马友友担任主奏，兼容东西方流行文化的歌手李玟负责以中、英文演唱，搭配相当新鲜。另外东方的二胡与西方的管乐相结合，以复古的曲风、配以现代的大提琴，充分展现了东方音乐文化的魅力。马友友的演奏风格幽韵。哀而不伤。配合片中含蓄的爱情表达，可谓相得益彰。李玟婉约式的唱腔将影片中两对情侣被无情拆散的悲惨命运的惆怅，烘托表达的淋漓尽致。
【Abstract】Howtostudygraspsextemporaneouslyaccompanies,theauthorthoughtthethoughtextemporaneouslyisaccompanyinghasthecountformuchstatus.Thereforewemustpayattentioninthestudyprocessraisetheoneselfthoughtbroadness,profound,independence,flexibilityandagility.Canobtainthebetterstudyeffect.
【Keywords】Studies;Grasps;Extemporaneouslyaccompanies
即兴伴奏是指不用伴奏谱的情况下，为演员（演奏者）所弹的伴奏。即兴伴奏在我们音乐艺术工作中比较实用，所以大家对即兴伴奏的学习热情也空前高涨，那么如何学习掌握即兴伴奏，笔者想结合自己工作中的体会，谈谈如何对学习掌握即兴伴奏的几点看法。
1对即兴伴奏及其规律的认识即兴伴奏是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伴奏者临时根据歌曲、乐曲的内容、风格特点在短时间内有逻辑地配以恰当的和声与音型，一次性完成伴奏的一种创作与表演相结合的综合性艺术。当然为了即兴伴奏规范化，减少盲目性，事先做一切准备也是必然的。如：简单分析一下歌曲（乐曲）的调式、基本情绪、体裁形式，标记一下功能记号，设计一下各段的伴奏音型并稍加练习与合伴奏等。由此可见，即兴伴奏既不是漫无边际的海阔天空，也不是绝对严格的公式教条。其中既有原则章法的规范，又有灵活应变的自由。它使人的灵感和才能在逻辑的轨道上创造性地充分展现。
当然，即兴伴奏是学而知之的，只不过需要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更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综合应用能力。因此即兴伴奏是把所学有关学科的知识、技能协调综合起来，并应用于即兴伴奏的实践中去。因此，就是要通过恰当、合理、准确、有效的方法，有计划，有步骤，有层次循序渐进地训练去掌握即兴伴奏的原理，规律和方法，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
2对即兴伴奏体系的初步设想在以往各种有关即兴伴奏的教材中，有的以和声为主线，结合键盘和声进行学习，往往重理论轻实践，纸上做得多琴上练得少；有的以钢琴为主线，结合伴奏理论进行学习，又往往重实践轻理论，弹得多讲的少；有的则以体裁为主线，难易不等交叉混淆；还有的以音型为主线，一一列举各个编号令人眼花缭乱，使初学者很难掌握其中的规律。因此，建立一个典型、常用、实用的伴奏模式，并以此为基础派生出新的音型、奏法，并从中认识其内在联系与规律，才是学习即兴伴奏的理想途径。
为此，我们把伴奏音型划分为三个类别，三个层次，两种方法（有、无旋律），并以其中基本音型为基础，按一定方法去演变与派生，使学习过程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发展。同时把和声的进展，调号的多少，内容的深浅，个性的体现风格的形成等融汇其中，并熟练掌握单、双层次及有、无旋律的常用伴奏方法和中国民歌的伴奏原则，以便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不断消化吸收，巩固提高。3重视基础训练我们在艺术工作实践中需要即兴伴奏，为了有步骤地提高即兴伴奏的水平能力，为将来更好地工作打下较深的基础，我们就必须抓好伴奏的基础训练。其中要掌握科学合理的指法、设计简谱单旋律视奏，熟悉七个常用调，练习和弦弹奏、和弦连接和音型变化，学习为歌曲选配和弦的基本法则，在常用调上配弹常见调式的短小歌曲等。其目的是把和声基础理论与钢琴基础技能有机结合起来，成为应用性的知识和能力。
伴奏的基础训练就是键盘实用能力的基础训练。熟悉键盘是一项必要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大部分人靠死记键盘位置练琴，即使练了几年，对键盘仍然生疏，缺乏应变能力。我们坚持做移调练习。一首短小的歌曲移到七个常用调上配弹，建立起键盘上的调性思维，消弱固定位置的弹奏概念。这种训练是仅仅熟练各调的音阶琶音所不能替代的。
和弦的反应能力也是基础训练的一个内容。为了迅速地把和弦标记在键盘上并反应出来，我们学习时就应该临时指定调性和音型，随弹随按老师口头报出的和声序列变化位置。经过这样的训练后再配弹旋律，我们弹奏和弦的反应就敏捷得多。
4对即兴伴奏中严格规范与发展音乐思维的认识
4.1形成几种常用的模式：即兴伴奏是在规范化的基础上发挥个人想象力与创造力，，边弹边配的创造性伴奏。歌曲作品浩如烟海，表现内容丰富多彩。然而，确可归纳为三大类：抒情歌曲类，舞曲类，颂歌，进行曲类。假如我们能掌握三大类中的常用伴奏方法，我们的即兴伴奏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如再能掌握一些特殊效果的处理方法，就更是锦上添花了。因此，我们要把常用的方法加以强化和巩固，以形成几套即兴伴奏的习惯和模式。
众所周知，演奏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必须具有良好的音乐素质，娴熟地掌握中、外钢琴演奏的基本技术和技巧，但是，仅仅掌握技术性的东西还是不能够准确表现出中国钢琴音乐的风格与特征的，要想演奏好中国钢琴作品，还应在非技术方面多下功夫。
一、演奏思维的把握
“思维是意识的核心，是最高水平的心理活动。演奏思维是一种对音乐演奏的整体构想，可以看作是指导演奏的内在洞察力。”①
“全方位思维”是一种纵横相结合的综合的思维方式，演奏时，强调音的纵向结合的变化（如和声、织体等），同时也强调横向的流动方式（如旋律声部的进行），讲究清晰的层次感，着重于结构的整体性、均衡性和统一性，具有建筑式的严密性。
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其进行的渐变性、织体运用的单声性和以旋律表现为主的特点都决定了中国的钢琴作品强调横向的多层织体流动性，构成连绵不断向前传递的线形轨迹式的思维。许多中国钢琴作品都是从单音旋律的古曲改编而成的，同时继承了民族音乐的传统，主题旋律和音乐结构都着重于音乐横向的流动与变化，讲究线条的流畅和结构的连贯。但是钢琴本身的多声特点使作品具有典型的多声性，横向的旋律、纵向的和声及多变的节奏所构成的丰富的钢琴织体，仿佛是一个“立体化音乐造型的缩影”，这就要求演奏者具有“全方位思维”，从演奏思维的宏观控制上准确地理解音乐的特点，表达音乐的内容与韵味。
如《梅花三弄》第一次主题乐段的演奏，就需要建立“全方位思维”的演奏思维特点（见谱例1）。这段音乐由四个声部组成：持续的低音和弦构成统一的背景；十六分音符的平均陪衬；主题旋律的进行；高八度音程的点缀。要准确地演奏这段乐曲，除了要清晰地表现主题旋律外，还必须把其他三个声部交代清楚。
因此，演奏中国钢琴作品，必须具有“全方位”的思维方式，在和声织体进行中注重旋律线条的美；在旋律的流动中注重多声结合的变化。努力做到“多线条思维”和“全方位思维”相结合。这样才能准确而完美地表现出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和风格。
二、音乐情绪的表达
对作品的深入理解，弹奏出作品特有的情绪，恰当地把握和传递真挚的情感和诗意，表达作品的音乐思想，是演奏乐曲成功的关键，也是演奏中难掌握的一部分。
如《夕阳箫鼓》就表达了真挚、深刻，具有诗意的情感。乐曲先用随意性较强的引子引出主题，而后随着主题音乐的发展、旋律的进行、表现手法的越来越丰富，音乐的情绪也就越来越高涨，乐曲达到后又都归于平静。乐曲的演奏情绪都是按着“舒缓（酝酿）——开放————收束（尾声）”的次序进行的，在逐渐变化的过程中，实现乐曲结构的浑然一体和平衡统一。
在《夕阳箫鼓》中，作曲家着重表现了江南水乡风光的秀美和恬静，在作品的内部，通过音区、节奏、声音、力度等各方面因素的变化，把音乐情绪表达得起伏有致。通过起伏跌宕的主题变奏，从夕阳西下、泛舟江上，箫鼓齐鸣的情景开始，用江风吹拂、水波荡漾；浪花飞溅、水鸟嬉戏；江浊浪涌、连绵起伏表现音乐的；而后描写渔夫摇橹，畅游月夜等情景。作品运用多种方法把情绪表现得非常准确。
三、音乐神韵的表现
如果说情绪是作品内容的特定人生感受与体验，那么神韵就是作品所蕴含的风格与魅力。
中国音乐之优点在于其悠远的内在神韵。神韵是决定音乐风格特征的决定因素。“以韵传神”，即表现乐曲的内在神韵，是演奏中国传统音乐时体现民族音乐精神的内核。“韵，是一种总体上令人回味的感觉”，“它建立在技巧与作品内容、风格的高度统一上。中国传统音乐的神韵主要体现在旋律的线性美及音色与‘音势’的丰富变化上。”②由古曲改编的钢琴作品《梅花三弄》主题的第三次出现（见谱例2），就继承了这一特点。作品跌宕起伏、委婉流畅的旋律，虚实相间、刚柔相济的音色，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的音势，整合在一起蕴含了一种特殊的韵味，准确地表现出作品的艺术美。要演奏出中国钢琴作品的“神韵”，除了通过理解乐曲的旋律、节奏、和声等音乐形式因素的组合和变化而产生的特殊风格与魅力外，还要运用美学思想来揭示作品的深刻内涵，从而使作品富有神采且韵味无穷。演奏者主体意识中的音乐体验其实是一种联想体验，在这种体验中，音乐激起了视觉的想象，主体意识内的反应不是唤起某种对生活的具体联想，而是唤起某种幻象。如在作品《梅花三弄》中，作曲家以物咏怀，以梅花傲雪而不屈、耐严寒更高洁的形象来推崇人们对人性品质、高雅格调的追求。南宋诗人陆游《卜算子·咏梅》这样写到：“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诚如《伯牙心法》所云：“以梅为花之最清，琴为声之最清，以最清之声写最清之物，宜其有凌霜高韵也。”
同样，听《夕阳箫鼓》这首作品，仿佛也能看到一幅美丽的风景画，画面中似有“夕阳西下，水波荡漾，箫鼓齐鸣，渔舟唱晚”的景象。音乐激发出人们大量的思想活动，也激起了进一步联想。《夕阳箫鼓》是借景抒情，它更注重表现了江南水乡风光的秀美和恬静，其作品中的许多情景与白居易的《琵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仿佛就是“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真实写照。诗人白居易以“嘈嘈”模拟粗弦发音的厚重、喧响，以“切切”模拟细弦音响的尖细、急促，以“嘈切”的交替来表现不同音高、色彩之对比、变化，使语言之声模仿乐器之声，结合的是那么巧妙。而作曲家也是在作品中模仿了琵琶扫弦的音响，使弦律、和声、节奏等融为一体，营造出了诗中所描写的意境（谱例3）。
可见许多中国钢琴作品都体现了音乐当中的美学观点，通过美学观点对音乐的影响，大大丰富了音乐的艺术表现力，以此来真正表现出作品中的“神”与“韵”，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
注释：
①②《根据传统音乐改编的中国钢琴曲的演奏特色》代百生《音乐研究》1999.3第1期
参考文献:
[1]《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卞萌/著华乐出版社1996.8
[2]《根据传统音乐改编的中国钢琴曲的演奏特色》代百生《音乐研究》1991.1
[3]《音乐教育的哲学》（美）贝内特·雷默/著熊蕾/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5第1版
[4]《音乐与文学》罗小平/编著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12
二、张公瑾教授作为“两栖学者”给我的学术开示及终身教益
在目前的傣学研究领域，张公瑾教授是少有的既精通傣语会话，又能熟练地从事傣文(尤其是老傣文)文献翻译的汉族学者之一。对于傣族传统文化所进行的长年持续、始终如一的研究工作，使他由一位纯粹的局外文化学者逐渐进入了局内文化持有者的学术佳境。而早期所经受的科学、严谨的语言学学术训练以及数十年来丰富、全面的教学研究经历，则使他既拥有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和深刻的学术洞察力，又在具体的田野考察及分析环节上显露出很强的实际动手和操作能力。关于他的语言学理论研究，可见其1998年出版的《文化语言学发凡》一书及系列理论文章中，曾极力主张把民族文化的问题带到语言学课堂及理论研究中，力图使该项研究带上跨学科研究的性质，并由此产生了把混沌学理论和方法引用到文化语言学及傣族文化研究中的设想。他就此提出：“文化与语言的结合是跨学科的，混沌学与语言学的结合也是跨学科的”，此观点在后来的语言文化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笔者由此联想到，以往在中外人文社科学界，由于语言学以其学科思维及方法论优势而居于“领头羊”地位的原因，能够在理论研究和分析实践两者之间以及本学科和其他文化研究学科之间互采所长，来去自如的“两栖学者”，一向在语言学学科中要远远多于其他学科。从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攻读音乐学硕士学位开始，曾经在中央民族大学专修和旁听过许多语言学、民族学课程，在与我有师生之谊的语言学学者中，便有张公瑾、徐仁瑶等老师，以其优异的学术禀赋及文化品质可归于上述“两栖学者”之列。比较而言，以往的音乐学由于归属于艺术学科领域，更偏好并强调自己的“专项研究”特点，以致带有较多以接受其他学科方法论及研究思维为主的经验学科的性质。在早期的音乐学分析思维中，便曾经接纳了许多语言学的方法精粹。
自从20世纪中期音乐学与人类学结缘，产生了民族音乐学(即音乐人类学)这门学科分支以来，由于受到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影响，上述人文社会科学的“两栖学术”思维便成为民族音乐学学者继承较多、受益较大的学术财富之一。不言而喻的是，通过数十年与张老师这样的众多语言学和民族学学者的不断交往，我和我的学生们自然也进入了其学术继承人乃至“终身受益者”之列。在对我的多部书稿及其中部分研究细节进行审阅时，张老师尤其注意考察我所采用的学术、文化观念和方法论，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指教。2003年，先生为我的《贝叶礼赞》一书做序时写道：“他(按：即笔者)不辜负香港中文大学三年深造的机遇，树立了文化多元性的认识，纯熟地掌握西方民族音乐学和现代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从而使自己超越传统调查研究的局限，既能对问题分析人微，又能在理论上作宏观把握。”又说：“全书处处渗透着新的学术思想，运用着新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书中出现的聚合关系、组合关系、能指、所指等源自索绪尔的术语，更使我这个研究 语言学的人倍感亲切。”其实，我从一位纯粹从事音乐艺术实践的表演者最终成长为一名民族音乐学家和高校教师，其中便注入了先生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老师们的心血，是他们始终提倡应该在艺术研究中融人人文文化精神及社科理论方法，并对之身体力行和以此对我一贯严格要求的结果。
三、张公瑾教授的傣学研究对傣族音乐研究的几点启示
如今，随着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文化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傣族文化研究在学界渐成热点，以此为对象和标题的研究论著也林林总总、汗牛充栋。这其中，张公瑾老师以其过硬的傣文读写应用能力为起点，通过混沌学及语言文化学的发散性理论思维，发展衍生出包括古籍、佛经整理与研究，傣语语言学及文化系统研究，傣族历史、历法研究以及傣族传统艺术研究在内的较完整的傣学研究体系及大量学术成果，现居于傣学和南传佛教文化研究之巅峰，执相关学科、学界之牛耳。张教授曾经在2010年于西双版纳召开的“《中国贝叶经全集》新闻会暨出版座谈会”的发言中指出：“贝叶文化是傣族文化的象征，傣族文化从物质生产到日常生活、到精神文明的顶峰，构成了宝塔式的结构。张老师眼中的上述塔式结构，由塔座、塔基到塔尖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南传佛教的传人，“使傣族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高攀哲学和人文精神的顶峰，这是塔尖。”而傣族传统音乐文化融合了民间艺术和佛教文化二者因素，无疑也位于精神文明的顶峰。因此，南传佛教和傣族音乐，可说是贝叶文化“塔尖”上的两颗明珠。在张教授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通过《傣族文化》《傣族文化研究》《中国的傣族》《傣族文化史》等一系列著作，对于贝叶文化从塔座、塔基到塔尖展开了全面、完整的系统性研究，其中便有一部分成果同上述两个重要的精神文化领域直接相关。历年来，张老师的上述傣学研究对我所从事的傣族音乐文化研究有着多方面的启示作用，其中的要点是：第一，本人目前所承担的多个有关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的研究课题，其中涉及的音乐、乐器分布等问题及其研究思路，受到了张教授著作论文中有关云南与东南亚傣仂语言文字分布的观点方法的很大启发。第二，张老师的早期学术论文《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歌手——赞哈》以及《傣族文化》等书中的相关章节，对傣族赞哈歌手及其演唱艺术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对于笔者后来的相关课题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启发。第三，本人在《贝叶礼赞：傣族节庆南传佛教仪式音乐研究》一书及多篇论文中涉及了泼水节、安居节等傣族佛教节日及历法问题，这些历史文化知识都是建立在张公瑾、陈久经等教授的《傣历研究》(1990)、《傣族文化》等著作所进行的奠基性研究基础之上。
上述几个方面里，笔者目前在第一方面的研究取得的进展较为明显，现以此为例略作描述：从上世纪末笔者涉足湄公河流域诸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关系研究开始，便关注到包括佛教寺院的大鼓、象脚鼓舞蹈，孔雀舞(“紧那梨和紧那罗舞”的一种)以及音调相似的佛教诵经曲调共聚于其中几个重要城市，由此形成一个可以体现其共同地域文化特征的乐舞文化特质丛的现象。尤其是2008年以来，笔者继以往对西双版纳地区佛教寺院的铆钉大鼓(汉语俗称太阳鼓)具有的初步认识，通过对云南与东南亚周边跨界族群音乐开展进一步考察，在泰国清迈、缅甸景栋及老挝南勃拉邦等也陆续发现了铆钉大鼓在此分布密集，而走出这类地区便逐渐稀疏的状况。上述现象促使笔者去进一步思考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结果通过相关民族、佛教史料及张老师的民族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启发，使我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获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据傣文《仂史》记载，1190年傣族首领叭真在西双版纳(古称车里)一带建都时，孟艮(今缅甸景栋)、八百(今泰国清迈一带)、老挝皆受其统治。方国瑜也曾论证说，景龙(今西双版纳景洪一带)、孟艮、猛交(今越南境内)、猛老(今老挝境内)是叭真家族的统治区域，也就是景龙国的版图，即包有元明时期的车里、孟艮、八百、老挝四个区域。。。啪从佛教传播角度看，据西双版纳傣文手抄本《佛教圣事大记》：佛教由斯里兰卡传人兰那，又由兰那传人缅甸的景栋，最后进入云南傣族地区。由于兰那古称勐润，地处泰北的清迈景海一带，故传人云南的佛教这一分支称润派。∞如今，上述地区从行政上已经归属不同的国家，但各地均有分布的掸傣族群和孟高棉语族群(含布朗、德昂、佤等民族)彼此保持着长久的历史文化联系，产生并形成了包含宗教、文字、民俗及音乐、乐器在内的诸多共同的文化特质。在这诸多的文化特质里，佛教文字的传播和共存现象无疑占有最有显著的位置。对此，中外学者均发表过相关论述，其中便以张公瑾教授的观点较具有权威性和明显的说服力。张教授曾经指出，中国西双版纳地区傣族现今使用的傣仂文，同时还使用于泰国的清迈(古称兰那)和缅甸的景栋。其中，使用于清迈的文字又称为傣允文或清迈傣文，也称兰那文；使用于景栋的文字称为傣痕(即傣艮)文；老挝使用的老挝文也与傣仂文基本相同。傣仂文、傣允文(兰那文)、傣痕文、老挝经文古代都曾是佛教书面文字，如今虽有四种名称，但在字母形式上以至拼写法、正字法上都是一致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字，也就是人们所通称的“经典文字”或“经典傣文”。“”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在相关研究领域能够将民族历史、佛教书面文献、口传史料及现存语言文字在民族文化语言学平台上加以整合的最有力的文化证据之一。在此基础上，再加入上述音乐舞蹈、乐器研究领域的一系列新旧发现，便续接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据链，从而使该区域和族群文化所承载的一个虽延续了千年之久，但如今已盛极而衰、且完成了政治、社会文化转型的“傣仂南传佛教亚文化圈”现象逐渐浮出了水面。
四、张公瑾教授在傣族经腔、唱词翻译上与我的几点学术互动
几十年来，田联韬教授和本人在傣族民歌和佛教音乐研究过程中，经常在经腔、唱词的翻译上得到张教授的帮助。对于该类研究及其研究者来说，这样的帮助无异于雪里送炭。行内的人都知道，语言学、音乐学都是专业性极强的学科，非经长期的专业训练而不能达致学术佳境。有人文学科学者曾对笔者言及，你们音乐学者所拥有的本专业分析手段，让其他学科学者望而生畏，从来都不敢去触碰。而在我们看来，人文学科中的语言学分析方法何尝不是这样呢?以张教授为例，他在回顾当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语言学的经历时说过：“当时主持我们语文班学习的马学良先生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语言学技!~tJII练。从听音、辨音、记音到归纳音位系统、制订文字方案一系列技术性过程，都经过反复的练习。这为我们后来步入语言学的殿堂铺好了基石，我们后来在语言学方面的任何进步，都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的。”_l因此，摆在我们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学者面前的一个任务，即必须通过向语言学者认真学习，甚至不排除向后者直接寻求帮助，以高质量地完成田野考察中所获声乐作品唱词的译注、译配工作。在此基础上，或许还将生发出一些学科“跨界”研究的奇花异果。对此，我与张老师有关傣族经腔、唱词翻译的几次深度合作颇值得予以回忆和介绍。1998年暑假期间，我与留美学者卫立一道，带领来自欧美亚多个国家的多批“地球观察基金会”考察队员，在西双版纳进行了有关傣族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的第二期考察活动①。期间在西双版纳允景洪总佛寺瓦巴姐寺购得一部《维先达罗本生经》，这是该寺于傣历1360年(公元1998年)印刷的一种比较标准的本子，共十三卷，分装十三册。据张公瑾教授的解释，《维先达罗本生经》主要讲述释迦牟尼成佛前的故事，其汉文为《太子须达擎经》(见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册第171号，全文8000余字，是这部经文大意的缩写)。西双版纳傣文有详简不同的几种译本，但内容都比汉文译本详细丰满，情节婉转曲折，描写细致人微。此后，当笔者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贝叶礼赞》时，便萌生了将此文献翻译出其中一部分，并配上乐谱和傣文唱词，以作为该书附录的设想。当时考虑到此翻译工作不仅必须经过兼通汉文和傣文的专家之手，而且还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而我手中并无任何课题经费可以支付专家费用，为此心里颇感彷徨和踌躇。然而，当我把这个设想及其为难之处告知张老师后，他虽然科研、行政琐事缠身，教学及学术活动繁忙，但几乎未经考虑，便一口答应愿意承担此事。在我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将要插入谱例和附录时，经张老师精心译为汉文，且以国际音标注音，并附有他亲手书写的精美傣文的唱词样本便放到了我的面前。
我们知道感情是指人的喜怒哀乐等心理过动，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一种反映。在心理学里关于感情和情绪的研究中，特别引起人们兴趣的是关于“表情动作”这一学说。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面部表情与身段表情，更多地表现在戏剧、舞蹈以及造型艺术中。和音乐关系最密切的无意是语言表情，语言的语言、声调、节奏、速度等都是表情手段。人由于情绪的激动，发出各种不同的富有表情性的声音，这是人的由体内变化所引起的一种必然性的外部表现，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外在的比附。正因为如此，音乐学家们极为重视语言表情在形成音乐的表情上的重要作用。卓菲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亚•丽莎曾经指出：“音调结构可以反映现实中的两种现象，即听觉和视觉可以把握的，也即感官可以体察到的实际运动过程和感官不能直接体察到的人类感情，这一种现象可以用间接方式，通过对伴随这种感情的表情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总类就是具有音调特征的人类口语。因此，这种音语在音乐中起到的巨大的作用。”另外，丽莎还提出将这种语言音调向音乐音调移植或翻译理论，她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将现实存在的现象和各种不同类型的表情运动的结构形式加以概括和抽象的过程，就是讲这个结构转移到声音这一物质材料上去。”（卓菲亚•丽莎《论音乐的特殊性》）。
以上的论述可以使我们看到，音乐之所以能够表现感情，一方面是由于人的感情的情绪变化引起人的机体内部的各种生理变化，这些变化呈现为一定的运动形态；另一方面又由于人的感情具有一种宣泄释放的要求，这种要求的外部表现正是人的表情动作，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中语言表情与音乐的关系最密切，它通过表情动作向音乐音调的移植和翻译，构成了音乐具有表情性的基本根据。此外，格式塔心理学也为音乐之所以能表现感情提供了理论依据。
音乐教育是一种独特的教育形式,它以音响为表现手段,触动人的情感,引发人的联想与想象,作用于人的心灵,给人以多方面的影响与熏陶,促进人的进步与发展。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说得好:人的培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形成了“礼乐并重”的教育观。荀子认为:“人之初,性本恶”,但要改变恶的本性,去恶扬善,其根本的途径就是进行音乐教育。他提出:“夫乐者,乐也。”也就是说,音乐可以给人带来极大的欢愉,从而给人以积极的影响和教益。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音乐教育——不是培养音乐家,首先是培养人。”这可以说是对音乐教育功能的最基本的概括。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认识音乐教育的基本功能。
一、音乐教育可以提高人的思想道德修养
《乐记》中说:“先王之为乐也,以治也,善则行象德矣。”古代的“先王”制乐,其目的就在于治理国家,是治国的一种方法。以乐治国,可以使民心向善,其行为表现就会有更高的道德水准。《礼记》中说:“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行于外,事故起成也怿。”汉代董仲舒提出:“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化民也著。”近代学者梁启超也说道:“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科。”他们都强调音乐在培养人的内在的道德修养、精神品质的重要作用。
音乐教育把那些高度发展的社会理性转化为生动、直观的感性形式,使人在感受音乐、理解音乐、鉴赏音乐的同时,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的境界中,人的道德修养得到提高、人格品质得到完善、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
二、音乐教育可以培养人的健康高尚的情感
音乐本来就是情感的艺术,《乐记》中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焉”,“感于物而动,故行于声”,中国民间也有“情之所至,音之所生”、“因感而歌,由情而发”的说法。音乐中所蕴涵的浓重的情感不仅是因感而发的,同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给欣赏者以极大的心灵触动和感奋,进而产生感动人、教化人的作用。
任何一部好的音乐作品都是艺术家们的美好情感的自然流露,古今中外许多优秀的音乐家们总是用音乐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来歌唱伟大的祖国、美丽的家乡、真挚的情感、伟大的人格、崇高的精神,而欣赏这些音乐作品则是听众与艺术家们的心灵沟通,情感共鸣,从而激发和强化欣赏者同样的美好的感情。所以说,音乐教育是情感教育的重要手段,多欣赏好的音乐作品,能培养人们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大自然、热爱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的情感。
三、音乐教育能提高人的审美能力
“美”是音乐的灵魂。音乐的形式是美的,它有美的音色、美的旋律、美的节奏、美的和声、美的结构;音乐的内容是美的,它有美的思想、美的情感、美的心灵;音乐所创造的意境是美的,巍巍高山,潺潺流水,艳艳山花,飘飘落叶,甜甜笑脸,喳喳山鸟,啾啾鸣蝉……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音乐欣赏,都是一种高层次的审美活动,音乐家在自然、社会、人的心灵与情感世界发现美的东西,便进行审美创造和表现,欣赏者则对音乐家的审美创造进行欣赏、理解、感悟,美的心灵、美的情趣、审美的能力就在这种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并发展起来。正像柏拉图所说“音乐教育比起其他教育都重要得多,……受过这种良好的音乐教育的人,可以很敏捷地看出一切艺术作品和自然事物的丑陋,很正确地加以厌弃;但是一看到美的东西,他就会赞赏它们,很快地把它们吸收到心灵里,作为滋养,因此自己性格也变成高尚优美。”
审美教育是当代教育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它是要借助于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形式,使人形成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形成正确的审美判断能力和审美价值取向。可以说,音乐是培养人的审美能力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良好的音乐教育,自然可以使人从中获得真善美的理解和认识能力,也一定可以激发人创造美的能力。四、音乐教育促进人形成良好心态
在张扬个性,注重自我的今天,心平气和的良好心态、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耐心、团结协作的合作精神等,已渐渐走向萎靡,而这却又是现代人心理健康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音乐教育则能在矫正人的这种心态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学习音乐和学习其他学科有明显的差别,无论是学习声乐,还是学习器乐,都是一种技术性很强劳动,这首先就需要长时间的艰苦磨练,久之必然能锻炼出坚强的毅力和信心,同时它要求精确度比较高,要想较好地完成学业,必须要有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持久的耐心和极度的细心。
音乐还是培养人的团结协作精神的有效手段。因为音乐其实是一种需要精诚合作来完成的艺术,合唱、重唱、齐唱,合奏、重奏、齐奏,只有协调一致,才能成就一个精美的艺术品。即使是独唱、独奏这样的形式,也要伴以和谐的伴奏或伴唱来完成。尤为重要的是,音乐作为人类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最根本的功能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心灵的沟通,实现的是人的心灵上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音乐培养的是人的合作精神和共处意识。
可见在浸润、滋养人的心灵世界方面,没有什么艺术形式能与音乐相媲美。
五、音乐教育可以发展人的创造力
法国作家雨果说过:“音乐是开启人类智慧宝库的钥匙。”人类智慧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创造力。
人的创造力的物质基础是高度发达的大脑。心理学研究表明,人脑的发达源于手的发达,俗话说的“心灵手巧”,实际上阐明了手和脑的相互关系,心灵(大脑思维发达)必然促进手巧,反过来手巧必然促进心灵。音乐教育就是一种由训练“手巧”到促进“心灵”的教育过程,这突出表现在器乐的学习过程中。如钢琴、电子琴一类的键盘乐器的学习,其技巧性主要表现在手指的灵活性、准确性、敏感性、平衡性、分寸感等的严格训练上,随着乐器学习的程度的提高,手指的灵活性、灵敏性也不断提高,大脑的灵活性和敏捷性也会不断提高。人的创造力的心理基础是高度发达的创造性思维。心理学研究同样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创造性思维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统一的结果,而前者更重要一些。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的加工对象,一般不是现成的东西,它需要通过大脑中的想象使其具体化,这种想象便是形象思维。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的小提琴演奏水平较高,因而他的形象思维能力较强。而他在高度抽象的理论物理领域中取得令人瞩目的创造性科学成果,经常是借助于形象思维获得的。他的思维活动往往不是借助于语言来进行,而是借助于图形来进行,可以说形象思维是他的创造力的最初源泉。
音乐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具体的创造性活动,是创作者在理性(抽象)思维的制约下,较多地运用感性(形象)思维进行的“一度创作”。音乐表演(演奏、演唱)被称为“二度创作”,表演者是在音乐原作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联想、想象等心理活动,对原作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把握,把原作创造性地再现出来,这当然是一种创造性劳动的结果。音乐欣赏则被称作“三度创作”,是欣赏者通过对表演者二度创作的作品的感知,结合自己的经历、阅历、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在音乐的作用下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在头脑中形成相应的艺术画面,独特的情感体验的结果。
六、音乐教育可以促进人的身心健康
从生理学的角度看,音乐可以锻炼提高人体机能、人的体质。经常练习唱歌如同是在做口腔体操,使面部肌肉经常运动,也能锻炼呼吸功能,增强肺活量。学习各种乐器时,可以锻炼身体的协调性、平衡性、准确性、敏锐性,锻炼人的感觉能力。视唱练耳的训练,可以使学生视、听觉的感知能力、反应能力更加敏锐、协调的发展。音乐与体操、舞蹈、武术、太极等运动项目配合,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身体素质,达到健与美的结合。
综上可见：音乐中的动律性质，显然是音乐形成过程内在不可缺乏的关系条件。它如大自然一年四季的规律一样牢固，亦如生命本身的脉搏规范频率一样支撑着时间源。但是，这样一个不被重视的大前提，往往并非所有人都能真正认识，尤其对部分创作的人而言。相反，只有天才素质的作曲家才能宏观地把握其合理尺寸，并充分展示以围绕节奏动律合理性作条件的各种分支变化之音乐思想。
二、节奏动律与音乐形成的关系实质
假如说音乐的灵魂是旋律、旋律的灵魂是节奏，那么，节奏的灵魂就是动律。
事实上，在任何真正的音乐中，节奏动律的现实意义往往不止附注在旋律的灵魂上。音乐要发展，节奏势态包含其中，它也是同等于音高势态形成“旋法”的同等条件。当拍子、节拍形成相对节奏势态时，动律性便随其显现。所以，音乐中节奏动律的准确性与合理性，也就和人类正常感知灵敏度几乎同呼吸和共命运了。
尽管有些音乐理论方面对此关注，但绝大多数关及节奏的内容一般只阐述至解释其概念上，没有对形成节奏的动律继之说明，这就使人们对节奏动律的本身规律难以了解和重视，并不断出现作品败露及表达方式等尴尬的错误。更常致其音乐深层的意义因素受到了瓦解。
不难知道，在缺乏动律性原则的所谓音乐中，对于如何形成真实意义的节奏和由其节奏因素形成的旋律，都是值得异议的。换言之：没有合理的节奏观念也就不会有合理的旋律思想；欠缺合理的旋律思想，更不会有真实的音乐性。为之，无论面对任何音乐或实际创作，应该在宏观的感知上树立对节奏动律意义的认识，并学会在具体分析和运用中作出合理的选择。
当然，在浩瀚的音乐海洋中，任何无视节奏动律作支撑的节奏形态形成的所谓音乐，都是背离音乐原理和要求实质的。而且一旦背离了这一实质，其音乐品质即会随之丧失崇高的艺术价值。
三、关于节奏动律性错误的说明
在现实音乐生活中，节奏动律性错误的情况时有所见。被熟知的歌曲作品中有、教科书中也存在，而通俗音乐中更是不计其数。自然，凡此破而不立的东西，在客观上均已抹杀了原理、混淆了思想，甚至颠倒了是非，应值所有音乐家共同重视。
不过，依据音乐原理动律性存在的前提，便可一目了然地发现相关错误。例如：由正常4／4节拍所形成的节奏原理动律为强、弱、次强、弱，以6／8节拍形成的为强、弱、弱、次强、弱、弱，用3／4及3／8节拍形成的为强、弱、弱，而2／4节拍形成的为强、弱等。然而，这些实质强度一旦改变，即须依托于强、弱倒置的“切分”节奏得以完成。也正因为“切分”和“非切分”二者在差异上均有明显的原理依据，所以(尽管牛、马有别)二者倒置依然可行。但需要指出的是：在音乐理论中是否还有第三种(非马非驴、既强又弱)随意无序的定义概念呢，以下随证数例：①4／4节拍中的×××——｜、②3／4节拍中的xx-—｜、③6／8节拍中的×××××．×｜、④2／4节拍中的：×××××｜，等等，这些欠缺动律规则形成的错误节拍，以及用此形态完成的类似节奏，在理论的解释上自然难圆其说。
以上例证究其原因，主要还在对节奏形成过程中动律因素认识的误差，继而导致逃离节奏势态下原理要求的实质和约束。凡属此类，即便将之视为“切分”理解，依然还存违理之嫌。理由是：此种“切分”的意义，在正常节奏势态下显得毫无意义。因此，意将归属于吻合节奏动律的原则，以上四例需分别纠正为：①4／4节拍中的×××｜×——、②3／4节拍中的××/×-、③6／8节拍中的××××/×××、④2／4节拍中的×/×××，或①实质上已构成3／4节拍动律、②构成2／4节拍动律、③构成3／8节拍动律、④构成1／4节拍动律。调整后的意义在于：1．动弱拍而不动强拍的动律原则；2，情感所需节奏因素的变化，应找其相适宜的特定位置；3．非强拍的节奏因素变动是音乐思想及人类情感转折和转弯最适宜的通道。所以，在创作上能将此思想贯穿于旋律之中，其音乐情感的自然性和合理性就会得到较彻底的释放。换言之，当我们看清了节奏动律这一无形态势的实质约束时，旋律思想的明确性、总体音乐的合理性成分才可最大限度地得以实现。
可见，纠正错误的音乐思想或提高规范的表达方式是音乐创作中重要的环节。也只有懂得严格遵循无形规律的约束，才能从中真正发现互不相同的现实表达技法；更只有发现互不相同的规范表达规律，方可产生符合原则的最新合理创造。四、各类切分节奏合理性的框架
各类“切分节奏”的形态因素，是旋律乃至总体音乐情感及思想变化的合理性产物。而不同于非合理性的框架是情感内容和原理实质均是在总体宏观条件下有序进行的。也就是说，无论何种变化，节奏势态的总体框架依然真实存在；相反，任何非吻合节奏动律原则的、无需时间形态作要求和约束的观念，或动摇不定、强弱矛盾无序的节奏，都应被看作是缺乏音乐思想的表现。虽然，“切分节奏”改变了原有节拍中的强弱规律；但是，它与“节奏动律”自身的错误概念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更不可张冠李戴地认识。
当然，对于多声部及包含背景因素的节奏形态，其自身内部动律性原则也并不因任何条件而改变。具体地说，节奏形态内部的改变，只有联系其动律原则才能成为合理性框架。因此，动律性框架愈明确，其声部的各种复杂节奏因素就体现得愈明显。这也是节奏合理性框架中“切分”和“非切分”矛盾对立统一的结果。
不过，当“切分”与“非切分”被纳入节奏动律原则作框架时，凡不符合规律势态实质的，就有理由被看作无视轻重、欠缺原则和不是节奏的另类东西。原因很简单，任何随意性的东西都不会被看作合理性的原则。所以，对节奏动律的意会，需要有深刻的情感思想和合理的科学观念。
五、节奏动律实质形态的具体性区别于表达形式的随意性
通过以上论述可证：音乐、特别是音乐主体因素的旋律，其所包含节奏动律作用的意义总是在相关势态下取得的，这种内在实质绝不会因其他条件改变而改变(如音乐最终不会被人去看，而完全、彻底还是被人所听一样)。节奏动律原则也是如此，被改变的节拍永远不会成为无序的附庸品。
另外，既然“音乐是时间的艺术”，那么，时间之中的音乐所必须存在序的作用和意义就必然是合理和科学的。任何节奏形态的随意性和不规范，都将严重损害其音乐的主体灵魂。
纵观史料，由于古代中国受文明条件的制约、包括解放后由地方部门整理完成的部分民、山歌及戏曲等，都大量存有节奏动律性方面记录的实际缺陷。至于近现代，这方面的错误依然在音乐生活中频繁可见。但无论原因出自何方，人们均有责任在涉及实情时给予大胆纠正。因此，对于音乐节奏规律，特别是节奏动律本身的探究，除了深挖、深究之外，第六感官中感觉方面的提高和应用也是相当重要的。不过，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应心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正确总结和遵循其合理性的内在原则。也只有觉悟水平的提高，才有相对识别和评判能力的提高；更只有识别和评判能力的提高，才会有其合乎规律的真实创造。
六、结论
对节奏规律形态的宏观认识，实有助于音乐本身健康的发展。应用音乐思想理解的“节奏动律”，应是一种对节奏促展又限制的形态。正确的音乐成分(特别是旋律成分)，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这种形态。对节奏动律性的研究，有似生命医学中对神经功能作用的研究。可以肯定地说，节奏动律的精确性对于音乐自身形式及音乐表达形式都是不容忽视的。“节奏动律”作为一种动态形式，在完成创作和表达之前既无声也无形，只有充分依靠各人内心的正确感知才能得到正确领会及运用。
综上所述，研究节奏动律就是研究节奏本身(正如研究运动员蹦跑的速度一样，它是由每一个起步动态及跨出脚步动态决定的)。所以，对音乐节奏动律的探究还须步出跨学科的实际步伐，并对《动态学》进行关注。
音乐虽是情感艺术的范畴，但中外几百年史实已经证明，概括运动规律和造就音乐技法都是理性的产物。任何违反原则的“自圆其说”法，都是不科学和不合理的。
此外，因受“旋法”因素牵连的“本是却非”的动律形态，同样也值得相关音乐家再作研究。
参考文献：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余笃刚教授来笔者所在的院校讲学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那些追星的年轻人对歌星崇拜到疯狂的地步，大家想过没有？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在哪里？是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呢？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音乐是“完美人的灵魂”的艺术，如果我们的国民，尤其是青少年身处的音乐环境是不健康的，那将是很可怕的。
事实上，我们身处的社会音乐文化环境就是一个无形的、庞大的“造星工程”。这些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也走向了市场。市场上充斥着形形、各种各样的音像制品，其中不健康的东西占了很大的比重。再加上报刊杂志、电视、CD、VCD、DVD、网络及各种演唱会等各种传媒每天都在对青少年进行“狂轰滥炸”。虽说小学、中学及很多大学也都开设音乐课，但一周有限的课时实在是太苍白无力了。因为即使不健康的流行音乐进入不了课堂，却也抵挡不住其进入现实生活，更抵挡不住社会大环境的种种诱惑。各种媒体每天都在炒作明星，拿传播效率最强的电视来说，究竟应该倡导什么呢？请看具有龙头作用的央视的《综艺快报》每天都在说些什么，有关音乐的大都是些流行音乐及其歌星之类的话题。其实，全国各大城市每天都有高档次的高雅健康的音乐活动与演出，《综艺快报》为什么不多提多报？《综艺快报》到底在倡导什么？在央视的带领下，各地方电视台更是明星长、明星短的，什么样的节目也要拉上一两个明星做招牌。我们身处的环境无时无刻都在提醒着你——关注明星，快快关注明星！在这样的舆论导向与环境中，人们是很容易追星、拜星的，尤其是那些缺乏理性思维和审美判断能力的年轻人。
当今的社会音乐文化时尚是什么？就是造星、捧星、拜星、追星。湖南电视台的《超级女声》栏目更是把这种时尚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现在，到处都处于“超女”的热浪之中，尤其是青少年；加上各媒体不失时机地推波助澜，把“超女”的话题和照片搞得铺天盖地。“超女”已把全国的女孩子们撩拨得心驰神往。她们不惜一切代价，排队报名挤破了头，且不惜打“飞的”去湖南圆梦。2006年度，“超女”栏目更是抓住火候，将原来几个地区的选拔推广成全国各地的海选。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超级女声运动”了。“超女”栏目制作人正是抓住和迎合了很多年轻人的心理，推动着这股强大的拜星热潮。基于电视栏目的运作角度来看，它的确是成功的。还没有哪个电视栏目能像“超女”这样掀起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电视运作者的腰包鼓起来了，而社会效应却是追星的狂热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了！电视的导向力和影响力实在太强大了，这就是现在的社会音乐文化时尚。由此笔者想起了我国著名音乐评论家田青教授来学院作报告时语重心长的话语，“当今，传统文化已奄奄一息……现在我们中国文化缺的是继承和发掘……”假设“超女”栏目若能换成“超级民歌手”或“最有特色的民歌手”之类的内容，那么湖南电视台在继承和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和倡导健康音乐文化时尚方面或许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不过，那样具有的轰动效应是否不如唱流行歌曲呢？笔者觉得未必。因为从“超女”获奖歌手来看，她们都来自音乐学院，接受的是正规系统的音乐教育。而音乐学院能唱民歌的学生应该更多。我国疆土辽阔，民族众多，民歌资源是那样的丰富和多彩。若“超女”能唱民歌，也定能带动全国范围的歌手的参与，也必定会抓住全国范围的观众。
对于传媒作用最大的电视媒体来说，是否加大对高雅音乐传播与报道的比重？另外，是否把音乐评论家请上电视，让他们进行音乐电视评论？让他们对各地的音乐活动与演出进行评论和指点、引导和提高观众的审美态度与审美水平，以期制造出另外一种音乐文化时尚？
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一切商品满足市场的需求。但是，有人需求不健康的有害的物品是绝对不能满足的！所以经济发展需要宏观调控。而文化是作用于人的灵魂的产业，尤其是音乐。当今的文化已经融入到市场之中，既然已是市场文化，当然可以在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有必要对文化的发展进行适当的“宏观调控”。
纵观我国历史，从古至今的很多例子都可说明，一个社会的音乐文化时尚是可以进行人为创设的。
唐代音乐文化极为繁荣。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没有不热爱音乐的。主要原因是唐玄宗李隆基的极力提倡，他亲自带领、创建许多专门音乐机构。由于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倡导，致使唐代燕乐得到了极大发展。
清末民初，一些有识之士和文化精英们积极倡导在学堂开设乐歌课，在政府的支持下，“学堂乐歌”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了起来，全社会到处都在传唱“学堂乐歌”。“学堂乐歌”的传唱活动最终成为当时的社会音乐文化新时尚。
而“”时期是全民齐唱样板戏。那时样板戏“占据了整个中国的文艺舞台，占据了中国老百姓全部的业余文化生活”。全民同唱样板戏就是那时的社会音乐文化时尚。这里，暂且不说唐代、清末民初或“”中的音乐文化时尚的是与非，我们应该承认的是，文化的“宏观调控”作用也是很大的，一种音乐文化时尚是可以人为创设的。就看怎样去倡导和引导，或者愿不愿去倡导和引导。我们需要的是健康的音乐文化时尚与环境。
至于怎样去创设一个健康的音乐文化环境，加强审美教育系统，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不是单凭音乐教育工作者就能做到的事。这需要从文化管理部门到创作群体，到大众传媒，到音乐教育工作者、音乐理论家、社区、学校、企业到家庭的密切配合。再加上对大众传媒体系的不断完善，教育职能部门以学校为突破口，大力加强基础音乐教育，倡导健康高雅的音乐文化教育等。社会培养了那么多的文化精英，他们也就更有责任担负起这种社会的重任，来共同倡导一个健康的审美音乐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