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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发展。在此发展目标下，少数民族地区的县域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交通、教育、卫生、医疗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都得到了全面发展，产值增幅较大；人均收入得到了提高，就业人口数量增加，缓解了就业压力。
（二）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不足
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从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范围来看，仍然处于不利地位，表现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等。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1）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经济发展主体不明确。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过于依赖各级政府的扶持和干预，发展县域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较弱；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相脱节，经济发展的促进性较弱。
（2）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比重特别是传统农业比重较高，工业和商业比重较低，产业结构层次不合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由于长期受重传统重农轻商思想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忽视了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3）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规模小，城镇化发展落后，经济结构单一。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城镇密度和面积小，城镇化水平低，规模经济效应得不到发挥，经济力量薄弱，城镇经济的辐射功能差，经济发展较慢。
二、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战略
（一）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原则
（1）明确经济发展主体原则。明确县域经济的发展主体，才能发展县域经济。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者。认真处理好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与县域经济活动的主导地位的关系，才能有效调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体的积极性，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2）实施工业化导向原则。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受到传统农业思想的影响，技术相对落后，工业化程度低。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努力改变生产技术，使其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化发展，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现状。
（3）发展特色，突出特色原则。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相对特殊，其县域内资源、文化等相对特殊。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要从特色出发，体现经济的特色优越性和特色潜力，以特色作为出发点，打造特色产业和特色经济。
（4）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原则。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中，处理好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中心城市与农村等发展的关系，发展县城、乡镇的经济辐射作用，推进农牧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建设。
（5）构建循环经济，实行可持续发展原则。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物质资源丰富。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同时，要保护好生态环境，正确处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积极构建循环经济，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
（1）确定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的县域经济发展主体地位，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和保障，但是与其他县域相比，其素质技能较低。少数民族地区可以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推行中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等，提高少数民族素质，实现传统农业化向现代工业化的转变。
（2）突出特色，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特色经济。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必然要求突出特色，强调特色，以特色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利用优势资源，不断开拓创新，发展特色农业、特色工业、特色旅游业、特色文化产业等，全面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
（3）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方式落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立文明的活动场所，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
（4）政府及职能部门健全市场机制，加大扶持力度，全面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属于行政性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的发展必然离不开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宏观调控。少数民族地区县域政府及职能部门运用有效的政策和法规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扶持和宏观调控，建立县域经济服务性的政府，健全市场机制，合理有效的进行资源配置，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全面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自然资源的产、供、销几科完全在计划体制的控制下运行资源产品的绝大部分被国家以指令性计划调拨的方式拿走，价格低于国际市场同类产品几成甚至更低。资源产地及其企业使产品进入市场的自和活动余地极小。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资源型产品的价格显得越来越不合理。“资源无价、原料低价、制品高价”使加工型产业部门可以因原料低价而毫不费力地取得良好的效益，而资源型产业部门却负担着巨额的行政性亏损。于是，加工型产业部门毫不珍惜廉价的原料，资源型产业部门更无积极性去提高资源产品的产出率，从而造成了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源的高投入。据统计，我国能源投入系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高居首位，资源的浪费十分惊人。另外，资源的计划配给还造成了隐性的浪费：资源产品被国家指令性计划调出产地，而产地的资源加工型产业部门又被迫去资源非产地购回这些产品（例如黑龙江省的原木被源源为断地调外省外，省内造纸等行业每年必须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省外购买原木），这对于运输部门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而且还造成了资源产品的损耗及人、财、物的浪费。
可见，自然资源的计划管理造成了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是我国高消耗、低效益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层次低、转换慢的根本原因。此外，自然资源的计划管理还造成了其他一些消极影响，计划体制使基层单位的领导者没有主动性、创造性和责感，造成企业管理水平低、经济效益差；计划体制损害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公平竞争不能得以体现，严重阻碍了技术的进步；计划体制常使资源产品的消费者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常出需要者无供给而不需要者却又被迫购买的现象；计划体制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还引发了环境的严重污染，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二、自然资源市化与资源节约型产业结构
1.自然资源市化对资源型产业的影响
自然资源进入市场之后，由于需求大于供给，各需求者竞争的结果必然使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摆脱了长期以来计划体制制约的资源型产业部门的经济效益将在短期内显著提高，困扰我国资源型产业部门的“经济危机”将得到缓解。经济状况的改善使资源型产业部门的积极性有所提高，自然资源的产品产出率也随之有所提高。但是为了追求更大的效益，自然资源的开采强度也必然会上升，在我国许多地区的自然资源已处于超强度开采的情况下，如何避免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成为自然资源市化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其实，自然资源过度开采的问题在计划体制之下已经存在了，是需求大于供给的必然结果，并非市场经济的产物。计划体制下的过度开采，一方面是由于管理部门为满足加工产业部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而对资源产业部门下达超强度开采的指令性计划，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源产业间门为补帖计划内产品的政策性亏损而自行大开采强度，使企业能够获得以高于计划价格出售的超额产品的收入。其他一些因素，如集体和个人违反政策私自开采等也是造成资源的过度开采的原因。
可见，正是由于计划体制的约束才使自然资源不能在市场机制下达到供需平衡，造成了自然资源的低产出和过度开采。解决自然资源过度开采问题的合理途径是自然资源立法，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只有健全的法制才能使市场经济得到健康发展。自然资源立法中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方式仍然是经济手段。自然资源立法中主要应解决的问题有：①自然资源产权关系。要改变目前那种“谁开发就归谁”的现象，真正的将自然资源所有权收归国有，使所有权与使用权完全分离；②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自然资源的使用者要向自然资源所有权的代表――资源管理部门交纳合理数量的税金；③实行自然资源消耗补偿制度。根据自然资源的性抽和数量等收取自然资源消耗费，，以使自然资源的再生和环境的保护得到资金上的保障，这一费用的收取要随着资源开发程度的增加而递增，递增的速度要大于资源开发强度的冲加速度，以避免超强度开发；④对破坏自然资源及无视自然资源法规者进行弄事和经济制裁。
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避免自然资源的超强度开采无疑比单纯的行政手段要有力得多。资源型产业受到法律的限制和市场中价格升高对面求的限制，必然会把着眼点放在自然资源的产口产出率上，这对于自然资源充分利用和节约是十分必要的。
2.自然资源市场化对加工型产业的影响
我国的许多企业，尤其是国营大中型企业，在长期受到计划体制约束的同进，还受到许多保护，廉价的自然资源产品的供给便是其中之一。在目前原材料价格很低而成品价格相对较高的情况下，许多企业仍存在亏损，一旦自然资源进入市场，资源产品价格上升，这些企业所面临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那么自然资源市场化是否应该暂缓呢？
我国各产业部门所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国外。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使我国的经济运行与世界经济接轨，并融入世界性的经济竞争之中。“入关”之后，能够接受保护的产业部门是很少的。大部分产业部门必须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加工产业必须要以质优、价廉而取胜。目前廉价的原料来源使企业缺乏提高原料利用率的积极性，于是出现了加工产品成本虽低而原料消耗却很高的奇怪现象。自然资源进入市场是必然的，一旦失去了廉价原料的供应，加工型产品的成本会随之升高，竞争力会被极大地削弱。现在世界上技术进步飞快，自然资源市场化越晚，加工型产业部门所拥有的对市场原料价格的适应期也就越短，所面临的冲击也就越大。如果在与世界市场接轨之后才能放开对然资源的计划管理，脆弱的加工型产业的生存将更加艰难。因此，我们必须尽快扫国际惯例，用市场经济手段管理加工业的原材料价格和产成品价格。
3.自然资源市场化将促进资源节约型产业结构的形成
自然资源市场化可以使资源型产业部门加深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可以使加工型产业部门减少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还可以使其他产业部门（例如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增强珍惜自然资源的意识。这些作用的结果，是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有效需求量（供需平衡时的需求量）在经过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必然出现的波动之后稳定下来，这一需求量将低于目前自然资源的有效需求量。可见，自然资源市场化对于抑制产业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提高其产出率及减少其浪费，均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自然资源市化对于建立资源节约型产业结构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换言之，要建立资源节约型产业结构，必须将自然资源推向市。三、自然资源市场化与产业布局优化
1.自然资源市场化对资源产地的影响
由于资源型产口指令性计划的下降直至取消，使资源的就地加工成为可能。资源型产品经加工后产品技术附加值增加幅度很大，效益明显。例如1吨原油卖价1200元，加工成汽油价格为2800元，加工成睛纶价格就猛升到1.4万元，可见产品加工程度越深，所获效益也就越高，多年以来，一直试图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资源产地将以此为契机大力发展资源加工工业，提高资源产品的深加工能力。
资源产地的加工工工业在与原加工区域的加工工业的竞争中，存在着与原料产地距离近的优势，但多数地区由于长期以来只注重对资源型产品的生产，在加工工业的技术方面处于劣势，在资金等方面也困难重重，于是造成加工产品的质量低下，加工工业投入不足等问题。在“肥水不外流”，这些地区将可能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地方保护主义使市场的自由平等竞争受到影响，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增长。如何避免和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成为自然资源市场化后所面临的又一个问题。
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的出现主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①转换政府职能，使政府不能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②切实明确产权关系，并以法律的手段保护资源使用者的权利不受地方政府的左右；③以立法的方式保护自由竞争，防止地区性垄断现象的出现。
2.自然资源市场化对资源匮乏地区的影响
我国地域差异上存在这样的现象：较发达的地区一般资源都较匮乏，其优势在于地理位置、经济技术基础和丰富的劳动力。而资源较丰富的中西部地区经济一般都不很发达。自然资源的加工工业一般都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大多数经济不发达地区仅能输出资源型产品。
自然资源进入市场之后，资源匮乏区域失去了廉价资源产品的计划供应，被迫加入对资源产品的竞争之中。这些地区将很快意识到资源加工工业并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这些地区的产业发展将着眼于发挥其经济技术、劳动力、地理位置等方面的优势，而不是对资源产品的争夺。这些地区有较大发展前途的产业有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及“大进大出”的外贸型产业等。这些地区原有的资源加工产业一方面进行技术改造，着眼于产品的精深，另一方面其产品原料来源由单纯依靠国内转向国内与国际并重，产业发展的弹性极大地增强。
3.自然资源市场化对乡镇企业发展的影响
目前，资源产地的乡镇企业利用其优势发展起了一些资源型和资源粗加工型产业，这些乡镇企业对于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即的促进作用。但这些乡镇企业由于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等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自然资源立法不完善，使这些问题难以彻底解决。伴随自然资源市场化的一系列自然资源立法和有偿使用、消耗补偿等制度将使乡镇企业失去原有的价格低廉等方面的优势，而其产吕质量差等劣势却会很快地显示出来，这些企业的生存将受到极大威胁。
我国经济较争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多是建立在丰富的劳动的优势之上的。市场经济对这些企业所起的促进作用要远大于其消极作用。可见，劳动密集型产业才是乡镇企业发展最有利的方面，资本密集型的资源型产业对乡镇企业并不适合。
4.自然资源市场化利于产业布局的优化
自然资源市场化使产业布局受到一定的影响，使资源产地的资源加工业得以发展，并间接促进了资源匮乏地区的高新技术等产业的发展。于是将出现资源产地资源型产业和资源加工型产业并重，资源匮乏地区资源加工型产业和高新技术型、劳动密集型等产业并重的产业格局。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将会使区域的产业向着充分发挥区域优势的方向发展。资源的配置在市场作用下进一步体现出效益优先的原则，产业布局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四、结论
1.自然资源市场化可以消除由于计划体制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利于资源节约型产业结构的建立和产业布局的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进入市场不可避免，但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市场化。那么逢然资源应以何种形式进入市场，在何种程度上实行市场化，国家的宏观调控应在多大程度上对自然资源的配置起作用，哪些资源可以完全放开，哪些资源可以部分放开，哪些资源必须完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这些问题均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
一、迟发展效应的理论
“迟发展”是国外发展经济学者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迟发展效应是针对先发展效应而言的。先发展地区起步较早．较好的初始条件、先发机遇及更充裕的发展时间与空间．提供了巨大的占先优势。当后来者开始起步时．由于先发者已经达到了较高发展水平．后来者在发展中会出现一系列因迟发展而带来的正面与负面效应。该概念的提出对后发展地区具有重大的影响
迟发展效应．指起步较晚的后发展地区在初始条件及区域经济再发展面临的环境发生变迁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系列有利或不利影响及发展模式迟发展效应同时具有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其正面效应表现为后发优势．而负面效应就是后发劣势。在国内外文献中，有的强调正面效应，有的强调负面效应
(一)迟发展效应的后发优势
对后发优势的研究最早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绝对优势理论。此后。国际学术界便从资源禀赋理论、区域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方面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美国的社会学家M·列维和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的理论除这两位学者之外．学术界还有很多人对后发优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英国的彼得·鲍尔、俄国的托洛斯基、著名学者汤因比等等后发优势理论由西方学者提出以后．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浓厚兴趣．在如此氛围之下．国内学术界对后发优势问题也做了广泛的研究根据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发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并参照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丰富与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实际．后发优势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文化利用说。现代化的后来者可以利用先行者在世界科技革命浪潮中形成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直接加以引进与学习．使经济快速发展．实现经济技术发展阶段上的跨越性发展。同时。后来者可以有目的、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以形成文化融合杂交的优势，促进现代化的发展。
2．经验借鉴论。在发展中国家开始其现代化进程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先行者有丰富的发展经验与教训供后来者借鉴．这样可以少走弯路．缩短在黑暗中探索的时间．使后来者能以较少的代价取得更大的成就。
3．外资利用说。由于发达国家拥有大量的资金，后发国家可以依靠引进外资以解决本国现代化起步阶段的资本积累严重不足的问题．从而实现借鸡生蛋的目的。
4．产业转移说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机会．在发达国家的帮助下。直接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使后来者顺利地实现现代化。
5．后发国家联合说。随着世界整体发展与互相依存趋势的显著化．后发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有所改善．它们可以通过联合以抵制发达国家损人利己政策
6．榜样激励说。由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成就十分显著，这会使后来者克服重重阻力激发追赶的念头与信心．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与整合．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有利于后来者的现代化进程
(二)迟发展效应的后发劣势
“后发劣势”的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沃森提出的他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技术模仿虽然可以使落后国家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也可能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这就是后发国家的“后发劣势”。以英法为例，在18、19世纪，当时的英国是发达国家，而法国是欠发达国家．二者最根本的差距就是制度的差距。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制度。而法国自大革命时期就实行专制制度。英国的制度由于成功克服了国家机会主义而取得了成功．而法国经济在l9世纪以前因为专制制度和政府任意侵犯财产而落后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1820-1992年间世界七个主要不同地区在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排序上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改变。最繁荣的地区仍然保持他们的优势地位，最贫困的地区仍然贫困。这个时期西方衍生国(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均GDP增长了17倍。西欧居次，增长了13倍，南欧10倍。拉美7倍，东欧和亚洲及大洋洲6倍，非洲3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近二百年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据联合国统计，l971年世界上有25个国家被列为不发达国家，2002年已增到49个。1960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为31：1。而1997年则扩大为74：1。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一定程度上沦为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可见确实存在着后发劣势。
要理解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关系．笔者认为从技术层面上看，后发优势表现得较为明显，而从制度层面来看，表现较为明显的是后发劣势。但总体而言．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是紧密联系。相互补充，共同发生作用。后发劣势制约着后发优势．使后发优势难以发挥功效。后发优势中隐藏着后发劣势，在不同的条件下，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可以相互转化，优势可能转化为劣势。劣势也可能转化为优势。因此．不能把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绝对化．它们相互影响．并不是孤立地存在。
二、我国经济落后地区的迟发展效应分析
(一)优势分析
1．技术后发优势。落后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能从经济发展较好、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引进先进技术．因此具有技术上的后发优势而获益。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得相同的先进技术。其次．可以在更短的时间获得相同的技术。第三．可以通过对经济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经验的研究，选择合适的技术创新模式，在自主性的技术创新中．避免错误的路径选择．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更快地进行自主性的技术创新
2．资本的后发优势这一优势主要是指资本报酬递减规律所产生的优势。发达地区的资本丰富．而落后地区资本稀缺，因此．落后地区的资本收益要高于发达地区。那么资本将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由此将会促使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得更快
3．人力的后发优势落后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低廉．只要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利用知识的溢出效应．提升人力资本的素质和水平就可以产生较大的劳动力后发优势
4．制度的后发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避免或减少了制度建设方面的试验成本。制度的建设、完善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落后地区可以从发达地区在建设、完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政策等的过程中学习和总结经验，从而选择正确的制度建设路径．避免或减少制度建设方面的试验成本．加快制度建设．缩小与发达地区在制度方面的差距。其二是缩短制度创新的时间。制度建设过程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落后地区可以通过研究、借鉴、模仿发达地区的制度加快本地区的制度创新，从而缩短制度创新的时间。
5．结构的后发优势。落后地区多以农业经济为主．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从农业经济转为现代工业经济．最终实现工业化。落后的农业部门生产率较低．而工业部门的生产率较高．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转移到工业部门．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率-从而促进生产率较快的增长。
(二)劣势分析
1．“马太效应”由于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总是存在着不平衡．经济落后地区总是存在的，因此，不合理的区域分工与利益分配关系也总是存在的。我国落后地区往往集老、少、边、穷于一体，表现出经济外向依存度低、严重缺少文教卫事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单一等一系列不发达经济形态和文化模式，从而导致自我发展机制、自我更新能力的缺乏．极大地限制了经济的发展．不得不处于被发达地区支配的从属地位，农产品与工业品、初级产品与深加工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导致了利益的双向流失在这种不平等竞争过程中．在循环累积作用下，落后地区将越来越滞后于发达地区．形成“马太效应”
2．“回波效应”。资金、人才短缺和技术落后是当前落后地区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难题。由于落后地区原有经济基础薄弱，再加上迟发展造成起点比较低。落后地区自身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远远低于经济发达地区。受人均收入水平、财政收入的影响。落后地区的低收入使其储蓄水平低．资金短缺，难以支持经济的较大发展。同时。发达地区极具吸引力的人才政策导向和人才激励机制．良好的外部工作条件．以及相对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同落后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促使人才向发达地区聚集。相对削弱了落后地区的人才积累。以西部为例．12个省市每年毕业的大专院校的学生中．有90％的研究生和70％的毕业生都流向了外地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这就造成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是本地区的人才不断外流得不到应有回报的尴尬局面人才与资金的匮乏也制约了落后地区的技术引进和创新这些生产要素明显有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落后地区的连续的累积性的扩张．形成“回波效应”。
3．“齿轮效应”缪尔达尔把发展定义为“相互依赖的条件下整个体制的向上运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基础十分薄弱．并存在严重的缺陷．由此带来了巨大的交易费用．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相反，发达地区则在经济体制改革、新型经济体制建设和对外经济开放体制的建设中处于领先地位．具有体制优势．这种优势使其对经济资源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区域经济能否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对经济资源的吸引力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体制方面的劣势使落后地区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形成明显的“齿轮效应”。
4．“示范效应”发达地区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和模式．这些经验和模式对落后地区的发展确实具有示范作用．但是这些经验和模式不可能完全适合于每一个地区的发展。然而．由于受“示范效应”的影响。落后地区往往亦步亦趋地效仿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而且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结果走上了一条缺乏创新．永远只能“赶”不能“超”的道路
三、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建议
(一)消除制度障碍，弱化后发劣势
关键词:旅游发展;景区;资源资产;目的地竞争;创新
一、目的地旅游吸引力层次
从效用的角度看,旅游者之所以会离开自己常住地到目的地旅游,是因为该消费者觉得从特定目的地进行闲暇消费能够得到比常住地以及其他备选目的地更多更优效用。也就是说,该特定目的地对该消费者具有吸引力。现在各旅游目的地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目的地旅游经济发展的核心依托是旅游景区(点),而旅游景区(点)的核心依托是旅游吸引物。
由于旅游吸引力具有针对性、主体性、变动性的特点,因此它是一个具有消费者指向的动态概念,同时它还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旅游吸引力的综合性表现在它的层次构成上:体吸引力、辅助吸引力以及最终形成的整体吸引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可以认为,旅游地资源是目的地用于发展旅游业所必需的基础资源,旅游吸引物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还应包括其他的资源禀赋。
旅游吸引物产生的是吸引旅游者从客源地到目的地的直接的基本吸引力,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旅游景区(点)是“第一产品”,①而旅游地的其他设施及服务虽然不是旅游者访问目的地的主要因素,但作为“第二产品”,它们将旅游者的整个旅游经历,因此当两地旅游吸引物存在替代关系时,服务质量优劣、设施完善程度、便捷程度将会对旅游者的目的地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使交通、旅游设施及服务作为辅助吸引力的依托,与旅游吸引物共同构成旅游地的整体吸引力的来源,但这些是辅助而非基本吸引因素,所以它们不构成旅游吸引物。
二、基于吸引力模型的目的地创新
(一)处理好基本吸引力与辅助吸引力之间关系
在旅游经济发展中,尽管旅游吸引物引发的吸引力是基本的,如果基本吸引力足够强的话将弱化辅助吸引力的负面影响,但是基本吸引力同样也将因辅助吸引力的增强而增强,因辅助吸引力的削弱而削弱。这隐含着现实的警告,如果一味地强调旅游吸引物方面的优势,过分夸大资源的独特性(尤其是积极希望发展旅游经济的地方政府),陷入“泛资源论”的陷阱,将使大量市场需求小、资源价值品位低的旅游吸引物被开发,从而既影响目的地资金使用效率。而且由于现阶段旅游供给市场退出机制的不完善,这种“遍地开花”的情形又将对市场竞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进一步使旅游经济规模的扩大成了一种无效放大,无助于旅游经济内在素质的提升,从这个角度看,现阶段的“旅游支柱产业热”是值得高度重视的现象[1]。
(二)从“六要素”回归到整体目的地上来
旅游经济的发展从“六要素”实现到目的地整体意义上的“路径回归”,隐含的推断就是在目的地旅游发展规划的过程中不仅应该注重旅游产业的规划,还应该注重旅游外部相关环境和产业的联动规划,目的地发展的不仅应该是旅游产业,而且应从旅游经济的整体层面上进行全盘考虑,包括对非正式部门以及衍生出的旅游就业的全盘考虑。
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入境优先、观光切入的线路旅游基本“路径”上的。这种路径是特殊发展环境下和发展目的下的必然结果,在这种路径下可以以为中心构建旅游经济体系,而且在任何市场经济中,企业都是重要的,是构成国民经济的细胞。但是现在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环境和基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旅游经济发展框架就不应该以旅游企业为核心来构建,而应该以旅游者活动客源地——目的地(即O—D)模式为路径构建的基础,重新回到以目的地为基础的路径上来,强调“大旅游”理念,突出发展目的地整体的旅游吸引力。
在强调目的地生态可持续与经济可持续的同时,还应该强调社区的可持续,通过对当地社区原住民的技术援助以提高其介入旅游经营的相关能力,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当地社区的就业公平和脱贫致富。
(三)交替创新推动持续发展
旅游目的地吸引力发展将经历旅游景区(点)创新、配套设施及服务创新、组织管理制度创新三个阶段,这三个交替而非继起性的演进进程在目的地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因而其主导性创新也是发展变化的。
第一阶段是交通及住宿设施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积极利用目的地的优势资源的比较优势或垄断优势,对目的地进行广度数量型而非深度开发,主要通过旅游中间商进行粗放型包价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该阶段为景区(点)创新,或称开发创新,类似于阿特拜克和埃伯纳西描绘的经济创新第一阶段——产品创新阶段[2]。
但是,从目的地与游客类型的Plog模型可以发现,第一阶段的创新不足以推动目的地的长久发展,也不符合大众旅游的发展现实。因此,目的地必须从初期的“多样化”发展开始注重大众旅游者的需求,注重进行面向大众旅游者经历的针对性设计,开始大量建设与旅游景区(点)吸引能力相适应的、住宿等相关配套设施和相应服务,给目标客源市场提供一个被市场证明是最好的标准产品,接近旅游者效用最大化的第一个层面——满足最大化。该阶段是配套设施及服务创新,或称配套创新,类似于生产中的工艺创新。
随着进入供给市场的目的地越来越多,目的地竞争越来越激烈,旅游者的选择将越来越多,旅游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内在机制促使其在满足最大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成本最小化的市场要求,目的地此时极为重视成本、产量和生产能力的充分运用,因此需要通过组织管理创新以及目的地供给能力的协同等方面来改善产业组织以及市场竞争格局,通过的规模变动、发展战略的成熟、自我积累和发展机制的形成、组织经验和能力以及政府规制下的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来改善目的地的竞争力,通过相关制度创新,使目的地获得创新租金,取得景区改革中的先行优势,从而无论在营销还是实质性发展推进方面都可以在与其他目的地的竞争中取得较为有利的地位。该阶段是组织管理制度创新,类似于工业生产中的特性阶段,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工艺创新都相对下降,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为下一轮创新发展积蓄力量。
三、资源的资产化管理是旅游景区发展的内在要求
自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和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势头喜人，但依然落后于城市经济，而且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使得我国既有经济社会发达的“百强县”，也有大量“欠发达县”的存在。因而，发展县域经济，尤其是发展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引起了各级政府以及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以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意义为起点，在分析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困境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应对之策。
一、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市场为导向，以县级政权为重要推动，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欠发达地区县域是相对于发达地区县域而言，一般是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财政收入、不同产业间的产值、比值等指标体系均劣于发达地区的县。身为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体，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对区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增强地方经济实力。县域经济是欠发达地区经济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一方面发展县域经济可以承接城市经济的辐射带动效应，推动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各生产要素的积聚和产业结构的对接，进而形成农业、工业、商业协同发展的格局，全面推动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
2.有利于吸纳当地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批欠发达地区的富余劳动力涌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经济圈，给这些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能够给当地的富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打工、经商的农民打造新的职业生涯平台，加快当地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在一定的程度上减轻了大中城市的社会管理负担。
3．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是实现我国现阶段城乡统筹重大战略举措的中坚力量。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在统筹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协调发展上，具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在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物品提供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缩减城乡差距，改变现存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4.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在我国，由于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集聚在县一级。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经济实力薄弱，农村人口比重大，只有加快其县域经济的发展，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进而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推动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
二、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困境
虽然近年来在国家利好政策的推动上，我国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进程很快，但是现存的发展困境使得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环境建设滞后，竞争能力不强。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环境建设滞后表现在硬环境建设和软环境建设上。从硬环境看，欠发达地区地域较偏僻，交通、电力、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整体滞后。从软环境看，在某些欠发达地区，一些部门受利益驱动，对企业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严重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和运营。另外社会治安差、行政效率低下等软、硬环境的不良表现，减弱了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2．招商引资困难，发展后劲不足。多数欠发达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政府的失信行为使得承诺的招商引资优惠和奖励政策难以兑现，这加大了招商引资的难度，也阻碍了大型投资项目的落户。同时，政府官本位思想严重、缺乏与招商项目相支撑的特色资源、招商方法陈旧等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增加了欠发达地区招商引资的难度，削弱了发展后劲。
3．民营经济稚嫩，带动能力有限。虽然经济发达地区发展的经验得出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最具增长潜力的因素，但是在欠发达地区由于法制环境不健全，民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民营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公平地位。特别是在获取金融机构贷款融资方面，只有少数民营企业能够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同时，欠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由于资金、技术、人才相对匮乏，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对地方经济的带动能力有限。
4．科技力量薄弱，创新意识淡薄。欠发达地区各县所辖区域大多处于城乡结合部，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体系落后，生活环境和科研条件相对较差，给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带来了难题，也导致了科技力量薄弱，从源头上减弱了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创新方面，欠发达地区表现为创新意识淡薄，创新体系尚未建立，而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有大发展，这也是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一直徘徊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
5.思想观念陈旧，发展氛围不浓。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些政府官员安于现状，危机和忧患意识不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到位，不善于抢抓机遇，不敢为人先，不愿主动参与市场竞争，害怕承担市场风险。受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欠发达地区的农民“重农轻商”的理念根深蒂固，经济发展氛围不浓，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陈旧落后的观念和意识影响了欠发达地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成为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三、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虽然面临诸多困境，但是自十六大以来，国家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了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如果欠发达地区能够及时转变观念，采取相应的应对之策，充分运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就能够推动县域经济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1.抓实招商引资。改善基础设施环境，满足客商投资兴业的基本用水、用电、用地、道路、通讯需求。进一步简化办事程序，不断提高办事效率，对重点项目实行领导挂点、首问负责和定期走访。加强与上级新闻媒体、省外媒体的联系，宣传本县的政策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环境优势。积极参加省、市等周边地区组织的招商引资洽谈会，吸引客商来县考察投资。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动全员招商，组建专业的招商队伍选择投资意向明确、信息质量较高的项目制定完整的招商策略和方案，以提高招商的针对性。
2.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由政府牵线，建立银行与民营企业沟通的平台，促进银行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协助银企之间建立诚信互利的双赢关系，促进银企合作。积极鼓励有条件、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兼并、收购、租赁或承包中小企业，组建大型的企业集团，增强发展后劲。支持骨干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和高级人才引进，为骨干民营企业争取更多的国家、省、市有关优惠政策，加快企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
3.实行科技振兴战略。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加强基础设施和城市软环境建设，不断改善生产、生活、居住条件，创造吸引、留住人才工作的环境。构建企事业单位与高等院校合作的平台，积极推行以项目、课题、技术难题招标为纽带的合同方式来吸引人才。以科技人才为依托，促进农业科技推广，推动农业生产由粗放式、传统型向市场农业、生态农业和现代农业转变。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体系，扶持和鼓励企业引进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提高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培育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和产品。
4.倡导全民创业。积极宣传创业典型，表彰创业先锋，鼓励广大农民群众打破传统思想的禁锢，营造“创业光荣”的文化，培育“勇于进取、不怕困难”的创业精神。根据“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走小商品、大市场”的总体思路，引导农民从“打工-挣钱-回村修房-务农-打工”生存模式转变为“打工-挣钱-自主创业”的新生模式。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要求，从市场准入、税收减免、人才使用、信贷支持等方面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邀请外部专家为广大群众开展创业知识培训，充分发挥各种民间协会作用加强对农民的农业科技水平和职业技术培训。
5.构建服务型政府。以服务人民、服务市场为己任，实现“政府推动和行政管理向服务导向型政府转变，政府行政命令型向指导、协调与引导转变，政府作风官僚型、本位型向公开透明化转变”。坚持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为，确保企业或投资人的利益和财产安全不受损害，对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乱执法的人员进行严厉打击。提高服务效率，改善服务质量，对常规事务一起实行“一站式”办公和“一条龙”服务。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变“脏、乱、差”的现状，塑造良好的投资、生活、消费环境。加强城市软环境建设，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严厉打击干扰企业正常生产运营的“村痞”、“街霸”行为。
参考文献：
[1]陈瑜左停苟天来:县域经济研究概况综述，经济论坛，2006（23）：28-31
[2]周洪:欠发达县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对策与建议,理论学刊，2006（1）：47-48
贫困地区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科技素质普遍较低。在甘肃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一些山区受过初中教育的青年屈指可数，文盲、半文盲高得惊人，不懂科学文化知识、不懂法律成为贫困地区普遍现象，而文盲率与贫困率之间存在着高度正相关关系。以笔者工作过的康乐县为例，全县总人口为24.13万人，文盲人口为80065人，粗文盲率(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4.9%，一般文盲率(文盲人口占巧岁及以上人口)为50.0%。文盲率远远高于甘肃省平均水平，甚至比临夏地区高出3.88个百分点。劳动者素质低已严重制约着康乐经济的发展。人才奇缺又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屏障。康乐全县人才总量为2643人，其中大专以上为920人，分别占全县总人口的1.1%和0.38%，全县有高级职称18人、中级职称396人，特别是教育医疗方面人才奇缺，造成教育卫生事业发展滞后。许多人看病就医和孩子上中学宁到临眺不到康乐，落后乡村没有一个正规医生和一家像样的卫生院，农民看病就医成很大问题，身体健康难以保证。由此可以看出，由于教育水平低，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落后，造成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素质差、人才缺、社会发展中的科技含量少，致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缓慢。
2、人口增长过快、资源紧缺
与经济落后和增长缓慢相反，少数民族地区又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据统计，甘肃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平均亩产的增长速度，1949年粮食平均亩产51.7公斤，经过40年的艰苦努力，亩产只提高到130.8公斤，增长了巧3.1%，但人口却增长了近一倍。康乐近几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8%左右，但在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下，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偷生超生现象时有发生，贫困户依靠增加劳动者数量来代替经济积累提高生产能力，造成了“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怪圈，贫困户没钱也不怕罚款，还要靠国家救济，使计生部门和民政部门工作难度加大并处于对立之中。在有限的土地和生活资料下，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人均资源减少，生存条件恶化，社会负担加重，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减慢，严重地影响到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
3、农业人口过多，产业结构不合理
农业人口多、第一产业比重大是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特点。再以康乐县为例，全县农业人口23.n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5.8%，2002年第一产业的产值占到全县GDP的50.23%。多年来，在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农业人口主要从事小麦、包谷、豌豆、油菜等传统种植业，受国家价格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种植业是增产不增收，农民收人低微，种粮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再加之受到地域偏僻封闭、思想保守、资金匾乏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只能围绕土地作文章。劳动力多的能维持温饱，劳动力弱的连肚子都是吃不饱，长期靠国家扶贫和社会救济。到目前为止，康乐仍然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16个乡镇均为重点乡，152个行政村中有93个村为重点村，绝对贫困人口2.34万人，绝对贫困面为9.86%，低收人人口为7.55万人，占农业人口的31.8%，个体贫困与区域贫困并存。因此，农业人口多、第一产业比重大，而农业经济又表现为一种非集约的农耕或种养型经济，并不是集约型和农工商复合型经济，造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举步维艰。
二、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
1、国家政策倾斜度不够
国家政策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作用极大。东部地区经济迅猛发展是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撑。20(犯年初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其目的是通过政策的支持，加速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以缩小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这对西部而言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但从四年多的实践来看，西部大开发政策并没有使西部开发起来。“开而不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政策的适用范围过宽，原则性多，量化少，可操作性差，优惠效应不明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东部开发区享受税收返还政策，而到了2000年西部开发区成立后，该政策已经取消。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和2002年的所得税改革，只是减少了地方税，地方积极性并不高。在国家制定的《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产业目录》中，高风险、高投人、低回报的产业居多，而且政策只是产业倾斜，不是地区倾斜。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并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数，说明投资并没有向西部倾斜。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在各方面都处于略势地位。对西部而言，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来说，要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是关键。
2、已发展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冲击
如果说东部的经济已经在由工业型向“后工业时代”转变，甘肃则是在由农业型向工业型转变，而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一转变中却举步为艰。要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腾飞，必须建立相应的工业来支撑。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市场一体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发展要因循市场规律发展。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初，声势很大，似乎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转眼之间就要向西部转移。西部各地，包括少数民族地区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以迎接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的转移。事实上，规模“转移”并没有出现，长江流域的互利合作也没出现。经济均衡发展的大变革尚没有出现。在市场经济时代，东部的产品进来得比资金、技术、人才多，进来得快。近年来，我们过多地乐观地期待发达地区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带动，却忽略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市场竞争。
三、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综上所分析，甘肃少数民族目前存在着人口多、农业人口比例过大、受教育水平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这正是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最大的内在困难。而在外部则期待国家给予更大更宽的政策幅度，以进一步适应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甘肃少数民族所表现出的这一系列间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必须以改革开放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契机，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目前面临的问题，以积极、客观的态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实现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社会。为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我们必须着力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1、在少数民族地区需加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虽然甘肃各级党委和政府对计划生育工作非常重视，层层签定目标责任书，层层抓落实，投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由于一些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受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影响，计划生育工作的效果往往事倍功半，困难较大。尤其是受亲属关系和裙带关系等复杂人际关系的影响，给计生工作带来较大难度。个别乡村计生工作长期停滞不前，只做表面文章、玩数字游戏，应付上级检查。因此，要进一步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计生工作存在的问题，调整相应的政策措施，改变工作思路，注重实效性。要加强计生专干队伍建设，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提高他们的工作报酬，增强其责任感。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应采取处罚与奖励并重的原则，通过宣传和引导，让群众从思想上接受计划生育政策和现代生育文化。同时要将计划生育工作与扶贫工作结合起来，多方面、多角度，形成合力做好计生工作。
2、根据目前甘肃少数民族文化素质特点，加大智力投资
首先要加强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投人，改善办学条件，提高人学率、合格率和巩固率。其次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不断扩大初、中、高级职业教育的规模，使不同层次的劳动者都有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扫除青壮年文盲，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技术和业务骨干。第三，要努力培养师资队伍，提高教师素质。要稳定教师队伍，引进外来人才，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大力实施科教兴区战略。第四，必须解决教育观念问题。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落后，除了教育设施落后和师资队伍缺乏外，还与当地群众认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性有关，教育科技的贡献率不大，直接影响着受教育的观念。即使许多家庭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但由于教育投人与产出反差太大，甚至为了投资教育背了一身的债务，生活条件仍未改善，而对教育失去信心，形成了不读书、不上学、照样赚钱的观念，把接受教育当成了一种负担。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把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教育科技在生产生活中的回报率和贡献率，作为重要工作来抓，让群众真正感受到教育科技的重要性，自觉接受教育。
3、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要实现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人的稳步增长，结合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人口多、第一产业比重大的特点，必须在全面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方面下功夫、做文章。首先要调整传统种植业结构.将以种植粮食为主，逐步调整为扩大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种植业结构，紧跟市场，开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要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偏远山区，自然环境优越，天然草场丰富，民间也早有“无牛无羊不成家”的传统，发展畜牧业具有自然、历史、人文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在种植业遭遇困境的情况下，畜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第三、大力发展多品种、高品质、无公害的农产品。现在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农作物品质育种，正在利用常规育种手段和农业生物高新技术措施，不断培育农业良种，而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因具有相对良好的自然条件和比较丰富的农业资源，生产的粮、蓄、果、菜等农产品无污染、品质好，特别是很多地区营养型、保健型野生绿色食用植物资源丰富，备受消费者青睐，产业开发前景广阔，潜力巨大。第四，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进程中，还应注意运用科学技术对传统产业实行技术改造，提高农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品份额，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4、积极争取国家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试点权
2014年中央、四川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全面分析了新常态的特征要求，为经济发展增速换档、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在当前，国内畜产品产销逐渐回归正常，消费更加趋于理性，人们对畜牧产业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希望它提供大量健康营养的畜牧产品，同时要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到最小。为此，在畜牧行业调整生产结构，控制总体产能的大背景下，循环经济便成为维护地区生态安全、维持正常畜牧业生产的关键。四川是畜牧业大省，川西北又是全省欠发达地区，只有突出“生态立州、畜牧强州”的工作思路，将循环经济融入现代畜牧业发展全过程，促进畜牧业有效转型，才能使畜牧业在引领新常态中走在全省前列。
（二）是川西北民族地区推动新发展的现实选择。
同志在云南调研时强调，“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川西北民族地区幅员面积23.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7.9％，不仅是我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和全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也是全省五大经济区之一的川西北生态经济区，拥有全省87％的牧草地和46％的林地。2013年，川西北民族地区实现畜牧业生产总值57.6亿元，占农业生产总值的52.4%，畜牧业在农业中的主导优势突出，在全省三次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明显。川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可以充分利用本地优势资源，有效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走出现代草原畜牧业发展路子，为农业转型、农村发展、农牧民增收提供有效途径，为实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川西北民族地区迎接新挑战的重要举措。
川西北民族地区是国家和省重点生态功能区，是藏、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的震中所在地，生态地位、政治地位、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近几年来，该地区生态改善、环境治理效果不够明显，畜牧业粗放型增长方式仍未根本转变，藏区、反破坏、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艰巨；同时，该地区又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相当滞后的民族地区。据统计，2013年末甘孜、阿坝两州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201.22亿元、233.99亿元，在全省各市州中排位倒数前两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435元、6793元，与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还有一定差距。面对诸多挑战，只有大力推进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以一业促多业”，“以一点带多点”，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才能确保川西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
二、川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国内畜牧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加大。
近两年，受禽流感疫情、倒奶杀牛事件、死猪事件等的影响，国内畜禽养殖业一度遭遇“寒冬”。据统计分析，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畜牧业总产值与2013年前三季度相比未见“增色”，其中第一季度产值还略低于2013年第一季度产值。同时，四川玉米、大豆等饲料粮供需矛盾突出，饲料价格上升直接导致全省畜牧养殖成本增加。此外，劳动力、环保、用地、防疫、水、电及循环利用技术方面等费用也逐年呈上涨趋势，而畜产品价格提升空间有限，养殖效益面临多方挤压，势必给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增加难度。
（二）生态恶化趋势未得到有效控制。
草场资源是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维持川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稳定的战略资源。没有稳定良好的草场资源和养殖环境，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将无从谈起。从这几年川西北民族地区畜牧业发展现状看，农牧民的环保意识仍需进一步强化，草原退化现象比较严重，超载过牧问题依然突出。
（三）畜牧业生产方式亟待转变。
川西北民族地区地处高寒山地，除地形、气候等客观条件制约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因素外，当地生产企业标准化、产业化程度低，科学技术投入不足，形成原始资源和再生资源浪费，畜产品深加工率低，与金融机构、担保公司、畜牧养殖户等的产业利益链接机制还未完全形成；作为散养户的农牧民，个人文化素质较低，家庭养殖条件较差，采用实用技术较少，防灾减灾能力弱，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较大隐患。
三、川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主要路径
（一）突出绿色循环再利用，加快构建新型畜牧业循环经济体系。
循环利用是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关键环节。当前，阿坝、甘孜两州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农牧民增收新型业态的双重任务条件下，要从现有畜牧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考虑，突出绿色循环导向，强调上下游资源及延伸产业的节约使用、循环利用，逐步形成以养殖业为核心的多种业态相互交融的新型畜牧业循环经济体系。在上游及延伸产业中，注重对牧草资源的适度利用和提高畜牧饲料品种的多样化。针对牧区饲料和玉米、豆类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等问题，要深入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扩大草场资源供给和秸秆资源化利用；要加大饲料原材料的培育力度，拓展饲料品种，降低畜牧饲养成本；要充分借鉴红原县草原畜牧试点经验，依靠“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建立种子培育、良种繁殖、生产、加工、储藏、供应于一体的草产业，另一方面由牧民自建牧草基地，为畜禽养殖提供丰富的牧草资源（同时可发展为文化旅游产业），可以较好地解决牲畜“冬瘦、春死”的困境。同时，由图1分析可知，通过疾病防控、技术研发和政策咨询等服务，可以有效提高技术含量，降低畜禽疾病，减少损失。在下游及延伸产业中，注重畜禽产品废弃物的再循环和再利用。如图1所示，在畜牧业生产中，除畜禽产品用于食品加工、生物制药（藏医药）、皮革生产、奶业等加工业（精深加工业）及餐饮业、旅游业外，牛、羊、猪等畜禽产生的大量废水和消化不完全的有机质，通过技术分离后直接供给种植业或通过微生物处理方式供给种植业或生产沼气，既可减少污染排放，提供燃料，又可为草场、林地、花卉、果蔬等提供低廉的肥料，也可用于特种经济和药用动物生产，充分拉长畜牧业产业链，实现养殖业与种植业、加工业、服务业的互动发展。
（二）突出标准化生产养殖，积极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
标准化养殖是川西北民族地区提高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基础。2014年四川省深化现代畜牧业发展现场会议明确提出，要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害化、监管常态化”要求，提高畜牧业养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层次，增强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要严格执行全省畜禽标准化养殖建设标准，落实安全生产要求，完善养殖配套设施，积极引进先进设备，强化疾病防控、市场监管，提高畜产品生产质量水平，加快畜禽出栏周转，增加生产效益。要优化畜禽品种结构，注重对牦牛、藏绵羊、藏香猪等优良高原特色畜种的选育繁殖，继续探索在若尔盖、红原、石渠、德格、色达、理塘、白玉等牧区，发展乳肉兼用型商品畜种，突出畜牧知名品牌建设，切实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要强化示范引领，依托川西北生态经济示范区和红原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两张“名片”，大力推广畜牧业生产基地（园区）、龙头骨干企业、专业合作社和适度规模养殖农户共建或集中联建养殖小区发展的先进典型和经验，通过示范带动，推动畜牧业标准化养殖，使其不仅成为畜牧业发展的主力军，循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三）突出新型经营体系培育，不断推动畜牧业产业化发展。
加快培育畜牧业新型经营体系，是推动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要按照四川省《关于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专项改革方案》，重点培育一批规模效益好、市场覆盖面广、带动能力强的畜牧业循环经济龙头企业（畜牧生产基地或示范建设园区），推动川西北民族地区畜牧产品精深加工，延伸畜牧业循环经济产业链；大力发展养殖专业合作社，构建农户为基础，合作社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将分散的养殖农户组织进现代畜牧业生产体系中；突出农牧民主体作用，建立家庭牧场，培育家庭养殖大户，支持牧民转产创业，成为畜牧业延伸产业或服务业新型主体，让农牧民充分参与和受益。要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大力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户+基地”、“合作社+基地+养殖户”等发展模式，在部分地区探索“企业+协会+养殖户”的新型模式，提高农牧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应对市场变化能力，形成相互依存、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产业化框架体系。要广泛推行合同订单、保护价收购和以牲畜、草场等为股权的股份合作、股权转让、受益分成等做法，探索推行畜牧产品价格指数保险，降低生产成本，缩短收益时间，确保农牧民多渠道增收致富。
（四）突出科技创新这个支撑点，努力实现畜牧业循环经济跨越发展。
科技创新是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加快川西北民族地区畜牧业科学技术应用与创新，必将实现畜牧业从粗放式外延发展，向现代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要充分利用甘孜、阿坝和省内外优势科教资源，构建政研院企合作共研平台，积极争取项目技术和资金支持，加快涉及畜牧业循环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努力提升畜牧科技创新能力、加快畜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畜牧从业人员素质和加强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实现传统畜牧业发展模式的有效转变。要建立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引入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将具有可追溯系统的畜牧产品迅速推至市场，并对流通全过程进行跟踪，实现畜产品从田间到车间到商场（市场）到餐桌的全程监管。要积极探索畜牧业电商新型经营服务模式。依托全省对民族地区开展“民生工程”、“富民安康工程”建设，在加快推进交通设施建设的同时，利用电商节约化、便捷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优势，同步建设互联网、金融站点、支付终端、物流体系等设施设备，打通川西北民族地区“网络大道”，为推进畜牧业循环经济新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未来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可采用常用的“经济增长预测模型”加以测定。这一预测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预测方案：
（一）高位预测
利用1990-2000年的经济统计数据，根据平均速度预测定模型（见表－①），推算出台湾经济产出量的变化。其测算结果是，实质GDP增长趋势是平均每年6.44%，其中工业生产年均增长5.4%，服务业年均增长7.4%。在工业生产方面，制造业年均增长速度为5.45%，其中重工业年均增长8.71%，轻工业年均负增长0.8%；在对外贸易方面，出口贸易年均增长9.86%，进口贸易年均增长11.49%（注：TaiwanStatisticalDat-aBook2001,CouncilforEconomicPlanningandDevelopment,Tai-wan,June,2001,P.15-19.）。
根据这一增长预测模型（见表－⑤），以1996年为基期（指数＝100），至2010年，台湾GDP指数将从2000年的124.69增至232.25，增长86.26%，其中工业生产指数增至215.77，比2000年的127.52增长69.2%，而制造业指数增至220.78，重工业指数增至336.25，轻工业指数减至88.28，分别增长70%、130.5%和-7.7%；对外贸易中出口指数将从145.32增至327.15，进口指数从155.19增至460.49，分别增长156%和197%（详见表1）。这一模型预测的结果是，各项指数除轻工业外，普遍偏高，尤其是工业生产和进出口贸易指数较高。台湾经济要达到高位预测的水平，必须在总体上继续保持中度增长的势头。但是，实际上，台湾经济已经从“中增长阶段”步入“低增长阶段”，甚至可能从“长盛期”开始转入“长衰期”，未来实际增长指数将难以实现高位预测的水平。显然，高位预测的数据需要进一步修正。
（二）低位预测
如果考虑到偏差因素的话，可以适当修正高位预测中出现的指数偏高现象。从统计数据看，表中各项经济指标的理论值（见表－②）略小于实际值（见表－③），其中GDP和工业生产（主要是轻工业）指数增长的偏差率(P)（见表－④）略高，分别为-0.0823和-0.0616，轻工业更达-0.1069；进出口贸易价值指数和重工业生产指数增长的偏差率略低，分别为-0.0490、-0.0331和-0.0452；工业生产中的制造业指数增长的偏差率居中，为-0.0509。
根据修正后的低位增长预测模型（见表－⑥），以1996年为基期（指数＝100），至2010年，台湾GDP指数将从2000年的124.69增至139.25，增长11.7%，其中工业生产指数增至156.06，制造业指数增至168.12，重工业指数增至230.53，轻工业指数减至96.19，分别增长22.4%、29.5%、58%和-1%；对外贸易中出口指数将增至272.61，进口指数增至270.25，分别增长87.6%和74.1%（注：根据《自由中国之工业》2001年第11期，第86、120页等诸表整理编算。）。采用修正后的低位增长模型预测未来台湾经济走势，所得数据除轻工业和进出口贸易指数外，一些预测结果可能偏低。但是，若是台湾经济真的从“长盛期”步入“长衰期”，这些低增长或接近零增长的预测数据也不是不可能的。除GDP指数可能偏低、轻工业指数可能偏高外，未来10年台湾工业生产指数和进出口贸易指数的增长将可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由于制造业的衰退迹象日益明显，尤其是重工业，可能因岛内厂商大量外移而出现继轻工业之后的新一轮的衰退，从而导致进出口贸易在低水平上增长。
（三）中位预测
中位预测是对高位预测和低位预测作进一步修正的一种综合预测。采用这一预测模型（见表－⑦），可初步预测出至2010年台湾经济的发展趋势。以1996年为基期（指数＝100），至2010年台湾GDP指数将上升至186.03，比2000年的124.69增长49.19%，平均每年递增率约在4%左右，其中工业生产指数将上升至185.91，比2000年的127.52增长45.79%，平均每年递增3.8%。在制造业方面，其生产总指数同期将上升至194.62，比2000年增长49.86%，年均约4%；其中重工业指数将升至283.39，增长94.28%，年均约7%；而轻工业则呈萎缩趋势，基本上表现为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在对外贸易方面，出口贸易指数同期将提高到322.38，比2000年增长121.83%，年均增长近9%；进口贸易指数将提高到365.37，增长135.43%，年均增长9%强。从中位预测的结果看，进出口贸易指数较高，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指数略高，其他数据则较为贴切。
（四）综合预测
上述高位、中位、低位三种方案的预测结果各有特点，部分数据各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修正前的预测值略高，而修正后的预测值则略低，但后者更接近实际值。若将修正前后的预测值综合加以考察，则可进一步提高其准确度。综合看来，根据实际情况，不同的经济部门可采用不同的预测指标，其中GDP可采用中位预测方案，工业生产和进出口贸易指数可采用低位预测方案，服务业则可适当参考中、高位预测方案。
根据综合预测方案所测定的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指数，预测2010年台湾经济发展水平，其GDP以1996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实际水平将达到新台币14.3万亿元（约为4000亿美元左右），平均递增4%左右；人均GDP1.8万美元（约62万元新台币）。其中工业生产增加值的实际增长水平将达到40000多亿元（约1100多亿美元），平均递增2%左右；服务产业附加价值也将实质增至10万多亿元（约2800多亿美元），平均递增6%左右；而农业生产则基本表现为零增长或负增长，其固定价格大致维持在2000亿元（约60亿美元）的水平上。
在制造业方面，其产值至2010年将实际增至新台币35000亿元（约1000亿美元），其中重工业产值将实际增至25000亿元（约700亿美元），轻工业产值将进一步下滑，出现负增长，大致维持在10000亿元的水平上（约300亿美元）。
在对外贸易方面，台湾进出口总值至2010年，将在2000年2880亿美元的规模上再增长近8成，达到5000亿美元左右，平均每人贸易量约1.5万美元。其中出口货值将在148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长约8成，达到2600亿美元的规模，人均约8000美元；进口货值则将在140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7成多，大致达到2400亿美元的规模，人均约7000美元。进出口贸易在基本平衡的状态下略有盈余。
表一台湾经济增长趋势预测*
年度GDP工业生制造业出口贸易进口贸易
指数产指数合计重工业轻工业价值指数价值指数
199066.8275.3976.3763.31103.6856.7552.28
(Y0)71.9080.9782.0469.41108.5164.2460.06
199177.308405485.2374.99106.7564.4764.55
199282.718708087.3780.38102.1770.4872.28
199388.5893.6092.3787.11103.6277.3280.34
199494.2598.0197.1795.45100.8592.8597.43
1995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
1996106.70107.43108.69113.0599.35109.60116.37
1997111.61110.26111.25118.2596.26116.26124.46
1998117.64118.76120.29131.3596.63123.32127.04
1999124.69127.52129.87145.8795.66145.32155.19
2000-------
平均1.06441.05401.05451.08710.99201.09861.1149
速度①
理论值②956.471017.501035.151030.44994.48986.85998.56
实际值③1042.201084.281090.651079.171113.481020.611050.00
偏差率④(P)-0.0823-0.0616-0.0509-0.0452-0.1069-0.0331-0.0490
2010年高位232.25215.77220.78336.2588.28372.15460.49
预测值⑤
2010年修正139.25156.06168.12230.5396.19272.61270.25
后的低位
预测值⑥
2010年中位186.03185.91194.62283.3992.24322.38365.37
预测值⑦
资料来源：根据《自由中国之工业》2001年第11期，第86、120页等诸表整理编算。
注：*以1996年为基期的实质增长指数。
附图
二、21世纪初期台湾经济结构变动趋势预测
随着台湾经济不断从现代经济社会向后现代经济社会转化，岛内经济结构的变动日益朝服务业方向发展。
经济的结构性变动表现在产业经济上，就是服务业作为带动台湾经济成长的支柱性产业仍继续保持中度或低度增长势头，其在“岛内生产总值”中的结构比重将进一步扩大，即从2000年的66%提高至2010年的70%左右，净增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约增加0.4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人口结构比重同期也将从55%提高到60%以上，上升5-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约0.5个百分点。
在服务业结构比重不断扩大的同时，物质部门的商品生产地位却不断下降，不仅农业生产呈现停滞状态，工业生产也因制造业的萎缩而增速下降。未来10年以劳力密集型为主的轻纺工业仍将继续大量外移，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为主的重化工业，尤其是电子资讯产业，也开始纷纷寻找新的出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由于生产企业大量外移，岛内工业生产增长缓慢，其结构比重将逐年下降。在工业生产仅维持低度成长甚至零增长的状态下，其附加价值占“岛内生产总值”的结构比重将逐步下滑，从2000年的32.4%下降至2010年的28%，下跌4-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约减少0.5个百分点；同期工业就业人口结构比重也将从37.2%下降至35%以下，下跌2-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近0.3个百分点。
在制造业方面，其附加价值占“岛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将从2000年的26.3%降至22%左右，下跌约4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结构比重将略降至15%的水平，而轻工业结构比重将下滑至7-8%，不及重工业水平的一半。制造业就业人口结构比重同期也将从28%下降至25%，约下降3个百分点。未来制造业的发展将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力，生产方式日益走向弹性化、自动化及精致化，生产目的也从个别经济效益转为兼顾社会福祉，而生产形态则趋向于更加密切的国际分工，由注重生产成本的竞争转为质量与技术的竞争，同业与异业间的策略联合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结合将成为主要趋势。其工业发展政策在于全面促进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除了初具规模的资讯工业、半导体工业、通讯工业外，精密机械与自动化工业、航太工业、高级材料工业、特用化学品与制药保健工业、污染防治工业等也是重点推动发展的新兴工业；同时，加速传统工业的现代化以及工业技术人才的培训。预计至2010年，岛内新兴工业的产值约占制造业比重的一半以上，从而使工业产值的增长，从依赖产量增加为主，转为依赖质量提高为主，逐步迈向工业发达地区。
在农业生产方面，由于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市场竞争力减弱，其产值基本上维持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农业在“岛内生产总值”中的结构比重将从2000年的2.1%继续下降至2010年的1.5%以下，下滑0.5个百分点；而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更将从7.8%降至5%以下，下滑约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约减少0.3个百分点。这一系列结构性变动将促进整体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利用。因为农业所释出的资源，包括劳力、土地、水资源等，正是岛内农业以外的工商部门所需要的资源。尤其是农业就业人口比率的下降，不仅可减轻其对整体经济的负担，而且还可扩大农场经营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力。由于台湾的农业就业人口将从2000年的74万人缩减至2010年的50万人，而耕地面积释出10多万公顷后，岛内每一农民的平均耕地面积将从2000年0.86公顷提高到1公顷以上。
对外贸易的适度成长是未来台湾经济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主要
有赖于台湾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一方面，随着岛内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劳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传统产业继续大量外移，以电子资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也纷纷对外投资，从而带动生产设备、零组件等商品的输出；另一方面，因岛内产业升级而形成的技术进口需求将有所扩大，从而带动进口贸易的成长。
在外贸市场结构上，至2010年，美国、日本、祖国大陆仍将是台湾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其贸易货值约占台湾对外贸易总值近60%，各约占20%左右的比重。其中出口贸易将以祖国大陆为最大市场，约占25%的比重；美国市场将降居第二，约占2成多的比重；日本市场居三，约维持1成左右的比重。在进口贸易方面，因对日技术依赖将继续加深，日本仍然是台湾最大的输入来源地，其结构比重占近3成；而美国也将继续保持台湾第二大进口市场的地位，结构比重近占2成；祖国大陆将替代德国、韩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成为台湾第三大进口市场，其结构比重将接近1成。
未来10年商品贸易仍然是台湾贸易的主要形式，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有所提高。至2010年，工业品仍是台湾最大宗的贸易货物，而农产及农产加工品的贸易地位将继续下滑，服务贸易的结构比重将有所上升。其中出口贸易仍将以制造业产品为最大宗货物，其结构比重约占8-9成，并主要仰赖资本密集之高科技、高附加价值产品；而劳务出口的结构比重将提高至1成以上；农产及农产加工品的比重则降至1%以下。在进口贸易方面，制造业产品的进口占进口总值的比率将从2000年的8成多降至近8成，劳务进口则将从2000年的1成多上升至近2成，而农产及农产加工品的进口则从8%下降至5%。
在财政方面，台湾当局为促进经济复苏与发展，将继续扩大公共投资与建设，以引导民间投资的增加。在赤字财政的政策下，台湾当局的财政支出将不断扩大，实质收入因无法配合公共支出成长而使债务负担渐趋沉重，其债务未偿余额占GDP的比例将从目前的2成多扩增至3成以上。
在金融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市场日益开放，岛内金融参与者不断增多，金融衍生性商品日新月异，银行彼此间的竞争将更趋激烈，业者为争取竞争优势、规避风险以及筹措资金，也将更致力于金融创新，从而使银行资产负债表外交易的比重大幅提高。随着电子信息科技的广泛运用，未来电子银行业务也将大量涌现，从而改变台湾金融业务的结构状况。
三、21世纪初期台湾经济发展与两岸经济关系
进入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逐渐演变为各种比较利益的较量，各国或地区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发展相互之间的互补、互利和互惠的经济合作关系，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区域间经济相互依赖度的不断加深，决定并规范未来台湾经济的发展趋势。21世纪台湾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岸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加强。
根据经济增长预测模型的测定，至2010年台湾经济将保持低度增长局面。这一基本走势是建立在两岸经济关系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未来台湾与祖国大陆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将是支撑岛内经济成长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从总体发展趋势看，台湾的服务业日益成为推动经济成长的主导产业，而工业生产将加快结构调整，继续向外转移轻型加工业以至技术型装配业，并借助两岸技术合作发展优势产业。
（一）服务业的发展需以祖国大陆为市场腹地
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将出现欧、美、亚“三足鼎立”的新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将给台湾经济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经济区域化趋势下，台湾只有借助于东亚地区，尤其是祖国大陆的经贸活力和市场规模，与亚太经济体发展出更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并成为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枢纽，才能获得岛内所缺乏的经济资源，继续保持经济的适度成长，从而在亚太经济体系中确定一定的地位。
未来台湾经济的发展方向是：利用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和相对的经济优势等有利条件，逐步向建立技术研发中心、物流中心、信息中心等多功能的区域性营运中心发展，塑造一个能充分吸引投资、汇集人才、活络经济的优良的投资环境，使台湾成为资金、技术、人员、货物以及信息等经济诸要素皆能充分自由进出与快速流通的开放经济体。发展区域性经营中心，是台湾寄望借以带动未来服务业以至整体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因此，台湾服务业的发展目标就是使台湾成为外商进入中国大陆以及经营亚太市场的基地和中介站。台湾“经建会”委托“麦肯锡国际顾问公司”所做的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台湾的国际贸易、航运、金融、信息、研发等产业，必须以整个亚太经济区域为市场腹地，而中国大陆自然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市场。台湾发展的区域营运中心，只有以“进出中国大陆市场的门户”作为发展目标。这意味着两岸之间必须发展出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才能达成台湾发展区域营运中心的目标。
建设区域转运中心，是台湾发展多功能营运中心的第一步。根据“麦肯锡国际顾问公司”的估计，台湾发展货物及旅客转运中心，至少有80%的商机在祖国大陆市场。如果无法开发祖国大陆市场，营运中心的发展前途堪忧。据此，在经济转型的现实压力下，台湾在规划未来经济发展蓝图时，不得不将开放两岸直航、大陆产品、人员、资金入台以及资讯交流等问题作为台湾入世后加速推动的重点工作。未来两岸通商限制将进一步放宽，直航问题也已提上议事日程，岛内各港口、航空港以及航空公司、海运公司等，正在抢分未来直航商机。
（二）制造业将继续向祖国大陆转移
据初步测定，未来台湾制造业将基本维持低度增长或零增长状态，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其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将下滑至2成2左右。这意味着岛内大量的加工制造业将进一步面临关闭停产、更新转产或生产线外移的选择。一条相对容易寻找的出路就是将生产据点转移到台湾的周边地区，与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相结合，继续保持在生产成本上的竞争优势。近在咫尺的祖国大陆，无疑是台商生产据点外移的最佳去处。祖国大陆的优势条件是低廉而充沛的劳工、广袤而廉价的土地、丰富多样的原材料资源以及深具潜力的巨大市场，如果与台湾相对充沛的资金、较为先进的生产制造技术、管理经验结合在一起，必会产生一种比较利益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强大的生产竞争力。
正是基于这一比较利益的考虑，未来台湾厂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进一步转移在岛内已失去产品竞争力的“夕阳工业”，包括传统的轻纺工业以至重化工业，甚至出于市场布局的考虑，台商也将逐步把岛内趋于成熟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资讯业转移至祖国大陆。这些投资不仅受劳动力、土地、原材料或中间产品等生产要素成本低廉动因的驱使，而且是以获取更大附加价值为基础的销售收益和资本收益的最大化为直接目的，并从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初级形式逐步发展到拓展市场和资源开发等深层次的高级形式，从而形成各个领域相关配套、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到祖国大陆从事经贸活动的台湾厂商也将从初期以从事中、下游工业生产为主的中小企业扩大到以从事中、上游工业为主的大型企业以及集团企业，甚至公营企业，形成大、中、小企业并重发展，上、中、下游产业相互关联的投资格局。
（三）产业升级需借助于两岸技术合作
台湾科技研究基础相对薄弱，许多产品在关键技术与设备上长期依附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以致岛内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潜力有限，产业升级受到限制。未来台湾厂商如果进一步加强与祖国大陆的技术合作，并以大陆市场为腹地，就可改变长期过渡依赖美国、日本的局面。两岸科技产业发展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祖国大陆科技基础研究实力雄厚，台湾生产加工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大陆内销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台湾行销能力较强，行销经验丰富；大陆科技人才队伍庞大，价格相对低廉，台湾研发资金充足，研发能力相对较强等。在双方科技产业优势互补的情况下，两岸进行科技交流与合作，由大陆提供基础性科学研究技术，台湾提供应用性商品生产技术，不仅有利于两岸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两岸经济的共同繁荣，而且有助于台湾摆脱对外技术依赖，加速产业升级，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为此，加紧引进大陆的生物、航太、材料、能源以及光电等关键技术，发展新兴科技产业，是台湾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
台湾从事技术研究发展的企业，在充分认识到大陆雄厚的科学研究基础和丰富廉价的人才资源优势后，结合其较强的技术商品化能力，大力扩展与大陆的技术交流与合作。进入21世纪，两岸技术合作已全面展开，并逐步成为两岸经济合作的重头戏。对台湾厂商而言，祖国大陆这块“新生地”具有无穷的商机。岛内的研发基地正加速向大陆转移，神达、明棋、仁宝、大众、华邦、广达等台湾知名高科技企业纷纷在大陆筹设研发中心、IC设计中心及软件开发基地，开发设计新产品。许多台商不仅致力于大陆技术商品化的投资，而且越来越重视大陆高级人力资源的利用，通过聘请大陆技术人才协助企业从事技术开发。
在两岸技术交流的带动下，未来台商厂商在祖国大陆投资的技术层次将进一步提高。除电脑及周边设备与零配件项目加快投资外，岛内半导体厂商也突破台湾当局的政策限制，纷纷到大陆投资设厂。此外，移动电话、数码相机、信息家电等产业也不断向祖国大陆转移，软件、网络以及电子商务等投资迅速发展。据台湾一项调查显示，台湾高科技厂商已有三成到祖国大陆投资，有85%企业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前往大陆投资。从高科技厂商外移情况看，技术成熟度高的产品生产基地外移，主要是以降低生产成本为竞争手段；技术成熟度低、仍靠研发以保持竞争优势的产品生产基地外移，主要是出于市场布局、合作研发的考虑。
四、台湾经济对外循环结构的变化趋向
随着世界新秩序逐步从“地缘政治”主导向“地缘经济”主导转变，未来国际竞争秩序中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新的世界竞争秩序要求台湾经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潮流中，加入区域经济合作的行列，从而在区域经济整合中寻找新的出路。
（一）台湾对外经济关系已从传统的“三环结构”转为“四环结构”
台湾属海岛型经济体系，自身资源不能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有赖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循环与扩张。20世纪60-80年代岛内加工出口经济的起飞基本上是建立在自日本进口机械设备与零部件——在台湾加工、制造、生产——再对美国出口销售的“三角关系”架构上，即传统的“三角贸易循环模式”。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台湾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大幅下降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弹，旧的“三角贸易循环模式”因台湾生产成本的提高和美国市场的障碍越来越难以成为带动经济成长的原动力。反映在对外贸易上，就是台湾外贸出超不断下滑，从1987年最高峰的187亿美元降至2000年的84亿美元。这一表现主要是由于出口成长率不断下降所致，尤其是对美出口明显衰退。2001年台湾对美出口大幅下跌3成，出口结构比重更是从1987年的49%的高峰跌至23%，缩减26个百分点，未来几年内将进一步降至20%左右。可见，美国市场已难以继续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推进器”。
在美国外销市场不断萎缩的同时，新兴的祖国大陆市场正在迅速崛起。台湾对大陆的出口从1986年8亿美元猛增至2001年的273亿美元，15年增长了33倍，其占台湾出口总额的结构比重同期从2%提高到22%，上升了20个百分点，未来几年将进一步突破25%，超过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市场结构发生巨变的主要原因在于，台湾企业将从美国市场获得的订单，转移至中国大陆的生产据点进行加工、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美国，从而在台湾原有的“三角贸易循环模式”中多出了大陆加工出口这“一环”，形成“四角贸易循环模式”。可见，台湾经济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出口贸易，因台商对大陆投资不断扩展以及两岸经贸快速发展而出现结构性转变，尤其是祖国大陆市场比重的快速攀升，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台湾经济成长的重要原动力。
台湾对外贸易循环模式的转向说明：台湾对外经济关系已从过去“日本进口——台湾加工——美国出口”的“旧三环结构”，转变为“日本进口——台湾设计——大陆加工——美国出口”的“四环结构”，并成为21世纪初期“新三环结构”的过渡形式。
（二）台湾对外经济关系将从“四环结构”逐步转向“新三环结构”
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步伐进一步加快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纷纷加入或组建区域合作组织，两岸经济合作具有不可抗拒的利益诱因。台湾有限的资源和空间，要求其将视野扩大至整个祖国大陆腹地，以自由的经济循环机制促进其对外经济关系的转型，通过融合并吸纳更多的大陆资源，拓展台湾经济的发展空间，从而为其产业升级与贸易转型开辟一条新的出路。在这一形势下，两岸经济合作作为一种必然的理性选择，是经济区域化发展规律的具体反映。面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岛内民间企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纷纷加快与大陆经济合作的步伐。预计未来几年台湾流向大陆的资金将不断增加，流速进一步加快，流量也将保持每年数十亿以至上百亿美元的规模。在这一趋势下，台湾将根据自身的经济优势条件，一方面通过与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的技术合作，吸取其高科技与企业管理经验，继续维持自日本进口技术设备的经济循环结构；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对祖国大陆的投资，充分运用大陆的资源与市场，将目前通过大陆加工再对美出口的经济循环结构转变为在大陆加工后直接就地销售的经济循环结构，即将现有的“四环经济结构”减少“一环”，从而促进台湾利用日本技术与大陆市场的“新三环经济结构”的确立。
两岸相继加入WTO后，由于国际市场对两岸产品的限制减少，大陆台资企业，尤其是加工出口型企业将进一步增资扩产，扩大外销，从而带动台湾对外经济循环的转型。同时，入世后两岸关税的持续调降以及非关税措施的减少，将促进两岸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和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从大陆市场开放看，未来中国大陆外贸体制改革将进一步加快，关税持续调整与降低，非关税贸易障碍逐步消除，进口贸易将大幅增加，从而有利于投资大陆的台资企业从台湾进口相关零组件与半成品。如大陆关税的降低，将使台湾的纺织品、化纤、电子资讯产品、塑料及塑胶制品对大陆的出口进一步增加。从台湾市场开放看，由于各国和地区要求台湾以发达地区的身份入世，意味着台湾未来将被要求实行较高的自由贸易标准，面对更大幅度的市场开放压力。台湾对祖国大陆产品进口限制的减少，将加大其对祖国大陆轻纺制品、农产品以及农工原料的进口。
（三）台湾对外经济关系最终将从“新三环结构”走向“二环结构”
关键词:跨海通道;商品贸易;积极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以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桥为代表的跨海通道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也将跨海通道的建设摆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其中大连到烟台的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引人注目。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修建将使得东北、华北、华东等地区以及东北亚地区区域联系更为密切,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人、财、物的流动更加迅速和庞大,为我国商品贸易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渤海通道对商品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渤海通道缩短了区域的时空距离,拉近了人们的心理距离,对形成环渤海地区统一生产要素市场创造了条件
1.环渤海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尽管环渤海地区被称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增长极”,成为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引擎”,由于渤海海峡的天然屏障,环渤海经济圈被分为京津冀、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三大板块”,三大板块以各自区域内的中心城市为依托,逐步发展为“三足鼎立”的“诸侯经济”态势。目前,在行政分割的五个省市之间区域合作机制缺乏,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对接不足等原因,相互之间竞争多而合作少。
从环渤海各个地区的产业布局和产业分工结构来看,该区域在项目安排上呈现雷同现象,各省市在产业政策上追求大而全,导致产业结构明显趋同。也正是这种区域经济的重复建设,区际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不明显,相互间的贸易需求较弱,使得地区保护主义盛行,地区行政壁垒较多,市场分割严重,最终结果是相互之间争资源、争项目、争投资等现象严重,商品等生产要素流动不畅,造成了资源、效率的巨大浪费,导致大量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而且直接造成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2.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建设将推动环渤海区域一体化进程,实现商品的自由流通。跨海通道的建成打破了原有的区域限制,通过“点效应”将原先两个联系很少的区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快了资源的市场配置和产业的整合,便利了资源共享,促进了区域产业整体效能和综合效益提升。
(1)“点”效应的形成。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直接连接隔海相望的大连和烟台,使得同三高速实现全线贯通,通道继续向北延伸贯通营口、鞍山和沈阳,向南延伸联通威海和青岛,这些“点”形成新一轮的发展极,表现出极强的集聚效应,吸引资本、人员、技术、产业等进入这些区域。
(2)“轴”效应的形成。随着“点”效应辐射范围的逐步扩大,“点”之间逐步形成组合倍数效应的以这条通道为主轴线的“轴”,这个轴线的交通量逐步增大,经济效率逐步提高,大大提高了运行效率和时间价值。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形成了以沈阳-大连-烟台-青岛为轴线的交通大动脉,同时实现了沿海交通大动脉与内陆地区的衔接,使众多的内陆区域有了一个更加便捷、畅通的出海口,势必会产生大量的物流、客流,这样就要求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的支撑,从而拉动和创造交通需求,诱导新的交通网络的发展,形成依托此轴线的新的交通轴。
(3)“点-轴-圈”综合集成效应的形成。即为多个“点-轴”型系统的组合所形成的综合效应。表现为在辽宁省以沈阳为“点”向西南发展,以京哈铁路、京沈铁路为依托,形成沈阳-锦州-葫芦岛-秦皇岛的轴线,在西边与京津冀相接;在山东省以黄烟铁路、胶济铁路、威乌高速、青岛-银川高速为依托,以烟台、青岛为“点”横向发展,形成烟台-青岛-潍坊-淄博-济南-聊城的发展轴线,向北与京津冀相通。这两个轴线继续纵向、横向的集聚、辐射、发展,与沈阳-大连-烟台-青岛轴线一起形成一个有多个发展极协同作用的“交通圈”。逐步形成的四通八达的一体化交通网络,使得交通运输更加便捷、快速、高效,物流、人流更加自由、加速运行,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更加突出。随着“交通圈”的逐步发展,最终达到一种产业互补、分工协作的产业一体化的环渤海“经济圈”,逐步消除地区间的行政壁垒,实现劳动力、资本、技术的配置在整个区域逐渐发展为由市场来主导,在区域内部更加自由、合理的流动,逐步形成统一的劳动力、资本、技术市场。
(二)实现南北贯通,缓冲了南北运输压力,使南北商品流通更加快速便捷
目前,就全国范围的铁路网来看,交通运输线都是超负荷运载,运输能力与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严重的制约着物流、人流的快捷运转,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就渤海海峡两岸的铁路交通网来看,进出关交通运输“瓶颈”问题突出。虽然东北是我国铁路运输最发达、路网最密集的地区,渤海海峡北岸布有京沈线、京锦线、京通线和哈大线,但直接进出东北的铁路通道只有一个出口-山海关。由于山海关是连接关内和关外的唯一陆上铁路通道,通过能力十分有限。这样的地理位置和封闭的环境,直接阻碍了信息、资金、技术、产品、资源等市场要素的南北流动,对东北经济的发展的制约是不争的事实。渤海南岸只有一条蓝烟线——胶济线,运能只有1000-2000万吨左右,使得山海关的南北运输线成“葫芦”状,“瓶颈”制约明显,这种局面使得南北运输不堪重负,致使更多的物流、人流分流到公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上来。
为了缓解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运输需求,我国加大了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提出了“五纵七横”等国家干线建设规划。然而,全国公路建设仍然满足不了需求的增长。从水路运输来看,这些年来客运量和客运周转量呈负增长,而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分别增长了251%和454%。由于铁路、公路的“瓶颈”制约,沿海各大城市货运要走水路,内地相当多的货运量也改走水路。更为重要的是沿海港口吞吐量从2000年至今翻了一番,但港口能力明显不足。流通成本是制约商品流通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高效率、低成本的运输可以扩大流通商品的种类和延展商品流通的范围。目前,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之间无论是陆路运输还是水路运输,都是既要途径更多的路程,而且耗时较多。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成后,真正实现了环渤海经济圈人流、物流的闭合环状通道,从根本上改变了环渤海南北的铁路和公路运输路线,大大节省运费及时间,使得南北农产品、其他商品等加速流转。
第一,为农产品流通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快速通道。东北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土质肥沃,粮食生产的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是我国粮食生产和安全保障的重要基地。东北经济区每年都有大批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要运往关内,但是面临“出关难”的巨大运输瓶颈。处于渤海南岸的山东省农产品资源丰富,同样面临难以快捷北上的困境。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直线取道海上捷径,绕过山海关这处“瓶颈”,开辟了东北地区至山东省及东部沿海地区的最短运输通道,缩短沿线地区这些农产品储运的时间,加速农产品的流通和农业信息的交流,改变农产品的市场环境和需求状况,扩大了市场空间,加快了粮食产销区的衔接,有力的推动了农贸市场的发展。
第二,南北互补品流通更快,种类更多。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与东北地区在经济结构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大东北经济区矿产资源丰富,主要矿种比较齐全,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以冶金、石油化工为主体的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共同构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产业。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作为我国比较活跃的增长极,原材料的短缺、高级技术人才的缺乏,以及所需设备对国外市场较高的依赖度,已经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长三角、珠三角可以加强与东北地区在轻工、食品、电子等方面的交流。这种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在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助推下,可以构建一条互通有无、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南北经济纽带。
(三)加强环渤海地区与经济腹地的良性互动,推动新一轮人流物流运转,为培育全国统一大市场创造条件
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网络的密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沿海省份的交通便利程度,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建设明显超过中西部地区。在我国中西部的大多地区,基础设施的短缺仍是困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实现交通网络等方面的无缝对接,才能促进区域商品的快捷流通。
1.环渤海地区加强了与其经济腹地的经济联系。对于处于环渤海南岸的山东省来说,在极力拓展与经济腹地的联系,加速建设山东省与内陆省份完整的高速公路运输网络,新的省际大通道建成后,山东将形成与京津塘都市圈、长三角经济区、中原经济区和西北地区之间的便捷通道。对于处于环渤海中心位置的河北省来说,近年来在积极以加快港口、高速公路、铁路建设为重点,基本建成以港口为龙头的“东出西联”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以强化沿海与腹地互动。“东出”就是利用河北省港口群和沿海综合物流体系,为华北、西北等地区提供便捷的出海大通道,提高河北省及这些地区的开放水平;“西联”就是加强与京津、山西、陕西、内蒙古、鲁北、豫北等地的经贸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双赢共进。辽宁提出“五点一线”的一项关于全省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积极推进与其经济腹地内蒙古东部地区、吉林和黑龙江的联系。这些涉及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地区的经济腹地的交汇点即是环渤海地区,交汇点的焦点即是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的纽带作用,而纽带的中心则是实现同三高速的南北对接,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修建对连接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地区的经济腹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渤海通道使得各经济腹地互相覆盖,加强了全国市场一体化发展。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建成贯通了属于国家规划建设的“五纵七横”12条主干线中最长的同三高速公路,同三高速在胶东地区、苏北地区向西与新欧亚大陆桥、青岛-银川高速、霍尔果斯-连云港高速相接,加强了与中西部地区的经贸联系和合作。向南与京沪高速铁路、京福高速公路、京九铁路等国家重点布局带相通,与长三角、珠三角东部沿海地区以及港澳台地区加强了联系。向北与哈大、京沈铁路、沈大高速相接,贯通了整个东北地区,使得东北、华北、西北等地区区域联系更为密切,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成为东西、南北方向上的物质、信息、资金、技术、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联系的纽带。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是这条纽带得以畅通的结点,是一个以点、轴带面最终使得这些地区形成互动的网络式发展格局,为逐步形成人流、物流、交通流、信息流等自由流动的区域共同市场,为国内商品贸易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四)加强我国与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推动国际商品贸易的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发展,环渤海经济面临快速发展的极好良机,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使得环渤海地区成为中国公路、铁路、水路综合运输网络中最发达、最灵活、最重要的枢纽,使得环渤海地区成为投资的热点,为加快制造业的转移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对进一步推动我国与东北亚地区经济贸易的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一,东北地区是我国与东北亚地区加强经贸合作的桥头堡。我国的东北地区的北部和西部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和蒙古国接壤,南面与朝鲜半岛相连,东部与日本隔海相望,具有国内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目前,东北地区具有与东北亚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和经贸往来的相对较完善的交通网络,有12条公路同朝鲜、俄罗斯、蒙古相连,有5条铁路分别与俄罗斯和朝鲜接轨,其中以大连为桥头堡,以哈大线和滨州线为通道的第一欧亚大陆桥是重要的国际大通道。这些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完善为我国加强与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环渤海地区是我国与东北亚地区加强经贸合作的中心。环渤海地区是位于太平洋西岸的日益活跃的东北亚经济地区的中心部分,也是中国欧亚大陆桥东部起点之一,居我国与亚太地区东来西往、南联北开的枢纽地位。随着区域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环渤海地区逐渐成为我国与东北亚加强经贸合作的中心。
东北亚地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我国与这些资源富有国家开展资源贸易前景非常广阔。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煤炭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近50%,远东地区的铁矿石储量占全俄储量的10%左右,石油储量超过150亿吨,俄罗斯每年通过铁路向中国输送1000万吨左右的石油。我国与蒙古国也建立了良好的互惠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其矿石资源开发。日本经过十余年的经济结构调整,仍未完全摆脱困境。当前日本更加注重把国内结构调整与中国华北结合,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同时把开发西海岸的列为本国21世纪的战略目标。韩国提出重大经济举措之一就是把中国作为它的第二内需市场,同时重点开发与中国邻近的西海岸地区。中国、日本、韩国新的开发计划同时集中于该环渤海地区,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又使三国的相近城市在经济上存在着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交叉的依存关系。因此,可以预见,中、日、韩之间在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合作将呈加速趋势。
第三,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架起了我国通向东北亚地区的桥梁。发达的交通网络是区域合作的基础,交通运输是实现地区之间经济联系、加强商品贸易交流的物质手段,完善、配套的交通运输体系使得地区间的物流通畅,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如同一座跨越渤海的桥梁,打通了东北亚西部的贸易通道。它接通了与东北亚合作的“桥头堡”和中心地区,并进一步向南贯通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联通了我国的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向西与第二欧亚大陆桥相接,与我国中西部地区形成了良性互动,搭建了一条我国中西部地区、华东地区等通向东北亚地区的桥梁,同时也打开了俄罗斯远东地区资源南下的陆上通道,使第一欧亚大陆桥与第二亚欧大路桥实现了对接和联网,扩大了我国东北地区及俄罗斯重工、木材、化肥、粮食等物资与内地的交流,扩大华东地区轻工、食品、电子等物资与东北及俄罗斯的交流,加强了我国与韩国、日本的信息、科技、人才、商品交流,对推动区域经贸繁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结束语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不仅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是构建环渤海区域一体化交通体系的重要载体,对促进环渤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将发挥重大作用;对完善全国交通网络体系、对拓展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腹地、进一步加强东北、华北、华东地区经济贸易的合作,将发挥重要的功能。它联通了第一亚欧大陆桥、第二亚欧大陆桥,贯通了我国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北地区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对推动东北亚地区商品贸易的交流以及东亚经济一体化都具有重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魏礼群.世界跨海通道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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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渤海海峡跨海通道》课题组.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研究[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3.
关键词：金融生态；政府干预；中小企业；风险投资
一、引言
金融风险是转轨时期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理论界与金融实业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鉴于国内地区间经济与金融状况存在的巨大差异，近年来，国内研究人员提出了研究地区金融风险的新范式，即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方法。
金融生态系统指的是：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金融主体包括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者，以及保证金融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第三方，如会计及律师事务所、监管机构。金融生态环境指金融主体在其中生成、运行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法治、文化习俗等体制、制度和传统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2005）。在我国，由于自然禀赋和文化、历史的差别，地区间经济发展和金融生态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和金融的干预。
二、政府干预的经济学解释
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凯恩斯经济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得以建立的重要标志，它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学术渊源是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预言和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学说。因此，凯恩斯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简单来讲，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源于“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一是市场能实现效率问题，而不能实现公平问题；二是市场不能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要；三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问题。通常认为，当“市场失灵”时，就需要政府干预。政府干预有直接的途径和间接的途径。直接的途径有：将“私人部门”国有化，由政府直接经营管理；制定实施特殊方案，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如居民住房）；收购“私人部门”提供的物品，以特定的方式转让给社会公众等；间接的途径有：采取特殊的税收政策，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进行财政补贴，为“私人部门”提供动力等。
三、地方政府干预金融活动出现的主要问题
政府（政治组织）与市场（经济组织）是人类社会的两种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也是推动、控制和影响社会发展的两股强大力量。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政府调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正是金融生态所体现的内涵。从金融这个角度来考察，地方政府对当地金融活动的能动作用，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金融活动、实施公共政策和行使行政手段影响甚至控制地方金融活动。但是，由于存在信息失真，决策失误，政策偏颇等因素，政府干预有时会“失灵”。
在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过程中，金融部门表现出严重的风险，包括违纪、腐败、大量不良资产累积、银行资本金严重缺失等问题。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调查分析表明，在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占全部不良贷款的20%。在国内统一的经济体中，上述问题表现出很强的地域特征。有关数据显示，如果按照信贷资产质量来衡量，最差地区和最好地区的不良资产率相差10倍以上。这深刻地说明，不良资产等金融风险的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干预不当，即出现政府干预失灵。
目前，对地方政府晋升考核的主要指标是经济增长指标，通过财政包干制、分税制和投融资体制的逐步改革，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和一定的经济活动自。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区经济利益的考虑，把追逐金融资源的占有规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视为其首选的政策取向。但是，如果相关措施实施不当，就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通过税收减免和土地政策等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民间和外国资本，引发企业投资冲动,导致投资过热；二是干预银行系统信贷活动，地方政府的投资要求，通过挤压各类商业银行贷款来实现，造成了当地银行系统的隐形风险。
研究表明，地方投资过热，最终会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极大冲击，并且蕴藏巨大金融风险。据统计，2005年，西部某市学校、医院、公路等政府部门欠银行贷款12亿元，占当地金融机构贷款总数的10％，目前超过20％逾期不能收回，其中公路等部分行业不良贷款率累计超过35％。从银行发放学校、医院、公路、城建等政府机构有关贷款的实际运行情况看，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贷款发放“暗干预”大，大部分贷款为政府协调贷款，对贷款项目缺乏科学评估。转贴于中国
四、地方政府促进金融生态建设的有效途径
地方政府是金融生态的重要主体，是构筑地方和谐金融生态的培育者、建设者，应处理好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行为的关系。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客观上，在工业化加速的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相对较高，政府可以通过引导投资方向，促进本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笔者认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应是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都有巨大贡献，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中小民营企业数已占到全部企业的99%。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的60%和40%左右；在流通领域中，中小企业占全国零售网点的90%以上。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工业新增产值中76.7%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目前，食品、造纸和印刷行业产值的70%以上，服装、皮革、文体用品、塑料制品和金属制品行业产值的80%以上，木材和家具行业产值的90%以上，都是中小企业创造的。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地区经济的支柱，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可以为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在于资金和规模问题。因此，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是地方政府当务之急。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地方政府应重视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由于现代高科技产业具有技术密集性高，投资大、风险高、回报高的特点，传统的金融体系很难直接支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风险投资已经证明是西方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成功经验。
笔者认为，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及风险投资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政府不直接参与中小民营企业及风险投资企业投融资的具体运作，只是对合格并有一定的资本金的企业提供间接支持，避免经营中的道德风险，并使政府有更多的精力进行宏观调控。
第二，重视技术支持。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面临市场竞争压力大，许多创立企业的人员是专业科技人员，对企业管理、财务和发展没有经验，而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管理和财务。因此地方政府应强调通过各种咨询公司对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支持，并投入一定的资金。
第三，通过资本市场调动私人资本投入。通过金融资本市场调动银行、保险公司、社会发展部门、私人资本的投资于中小企业及风险投资产业。这种方式不但使有限的政府资金能够通过政府的信用和高效率的操作，充分调动社会各种资本投入，起到了风险投资的放大效用,而且将风险投资的风险充分分散，也摆脱了具体的操作过程，使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及风险投资事业的效率大大提高。
第四，充分发展典当行的融资功能。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典当通过实物质押或抵押，具有资金周转快捷，无明显信用风险的特点，但如何解决其较高的融资成本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五，建立中小民营企业及风险投资企业信用担保机制。政府应该加快法律制度建设,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各个环节的运作有法可依。另外，引进和培训专门人才，使担保机构的人员具备较高的风险管理经验以及对风险和经营环境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和职业道德。
第六，探讨民间金融问题，拓宽中小民营企业及风险投资企业融资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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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经济发展水平偏低，整体竞争力较弱。我国中部地区县域经济无论是从经济总量、经济集中度，还是财政收入和整体竞争力上，与东部比都存在较大差距。一是经济总量不到东部的二分之一。××年，东部地区县平均规模为亿元，是全国县域平均规模亿元的倍；而中部县平均只有亿元，比全国平均规模少亿元，仅是东部地区的％。二是经济集中度不及东部的三分之。××年，东部县超过亿元的个，占全国总数个的％；而中部县超过亿元的只有个，仅占全国总数的％（附表一）。此外在去年全国百强县评选中，中部仅获席，而东部达到席。三是财政收入仅为东部的三分之一。××年，东部县财政平均收入亿元，是全国平均水平亿元的倍；而同期中部县财政收入只有亿元，与全国基本持平，与东部相比差了近倍（附表二）。四是整体竞争力只有东部四分之一，根据第三届县域经济竞争力评价结果，东部地区县竞争力评为级达个，占全国总数的％，而中部只有个，仅占％。由此可见，中部县域经济无论是发展水平还是竞争力，相对东部都处于明显劣势。
⒉经济结构不尽合理，产业调整依然滞后。一直以来，中部地区是全国商品粮的重要生产基地，县域经济第一产业占有很高的比重，典型的农业经济特征明显，效益农业、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近几年虽有所发展，但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很小；第二产业优势不够突出，资源性加工企业规模小，能力弱；现代高科技企业起点低，数量少，产业的技术含量仍然较低；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虽然较快，但因起步晚，规模小，不足以支撑整体经济发展。目前中部地区县域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为，正处于工业化早中期阶段；而东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为，表明东部地区县域经济开始步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县域经济产业结构相对东部地区而言，整整慢了一个阶段（见附表四）。附表四：中部地区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与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对比
⒊经济自主增长乏力，县级财政运转困难。经济自主增长乏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县域投资面临困境。中部县域自然资源相对东部丰富，但由于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限制，年中部地区社会投资总额只有亿元，而东部地区达亿元，其总额仅为东部的％、占全国的％。二是县域工业发展水平低。目前中部县域工业大多是一些传统工业，粗加工产品多，精加工产品少；大众产品多，名牌产品少，××年中部地区驰名商标在全国的占有率只有％，市场活力明显不足。三是县域消费市场低迷。××年中部县实现社会商品消费总额亿元，仅为全国的％；而东部县达到亿元，占全国比例高达％。由于以上原因，当前中部县级财政运转比较困难。财政收入占县比重比东部地区低了个百分点。而中部县财政刚性支出直线上升，目前有半数以上县级财政入不敷出，运转十分艰难。附表五：（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报期刊网、中国统计信息网和国家商标信息网数据整理）
⒋生产要素大量外流，对外开放程度偏低。一是资金严重短缺。由于县级财政拮据，加之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级以下业务，使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深受“失血”之痛，××年中部地区县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只有亿元，而同期东部地区县级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高达亿元，贷款余额仅为东部地区的％。二是人才大量外流。受中部地区县的待遇、人居环境等条件的限制，大中专学生回县率很低，到县级企业工作更少，在待遇和事业留人方面缺乏强久吸引力，％的人才去了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三是产品科技含量低。年中部地区科技产品总产值的全国占有量只有，而东部高达％，与东部相比差了个百分点（附表六）。四是对外开放度偏低。××年中部地区县域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占全国的；××年中部地区县域出口总额亿美元，仅为全国的，只有东部的％。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国际联系及其产品国际市场依存度是相对比较低的。
二、推进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中部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东部相比，相差巨大；与西部相比，优势并不突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目前，东部县域经济有民间投资的高速增长，西部有国家投资和政策的强力推动，而中部地区由于缺乏内外推动力量，县域经济发展呈明显劣势。客观地讲，中部县域经济落后东部地区既有自然方面的因素，又有历史方面的原因，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任何单一的发展思路对中部县域经济发展都是无能为力的。发展中部县域经济必须要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战略性眼光，要立足自身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通过实施整体战略来解决。
⒈以现存优势资源为依托，开展错位竞争，打造特色产业。无数实践证明，一个地区的竞争优势获得关键在于对自身优势的认识和把握，因此中部在发展县域经济的战略决策中，应始终注意自身的比较优势。总体上来看，在中部县域经济中，农业资源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但由于各县所处地理环境、自然和资源禀赋不同，所表现出来的比较优势千差万别。如有的县矿产资源储量较大，有的县旅游资源独具特色，有的县劳力资源丰富，因此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和方式上不能强求一致，其关键是要站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度，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通过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确立主导产业，实行重点开发，在资源优势中培育地方特色，在传统产品中筛选优势品牌，打造独具特色的战略产业和名牌产品。通过提倡一县一业、一乡一品，坚持一业为主，多元互补，进一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对于中部地区县而言，在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的前提下，由于资本的趋利性，不可能发展全方位、全门类经济，只能依托本地比较优势来发展和壮大特色经济。只有这样，中部县域经济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