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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土地制度，必须是能够反映并适应客观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能够正常运转，具有保障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和管理者的利益和功能，对土地的合理利用、经营以及管理方面，具有激励功能的土地制度。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总体上是健康的，但由于土地流转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在实践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仍需改善的问题
第一，总体上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规模不大，范围较小，与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土地流转面积约占农民承包地的3%-7%。农村大多数劳动力外出务工，并没有放弃农业生产和土地的承包权，出现“有人无田种，有田无人种”的现象。
第二，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方。一是流转随意性大，效益不高。大多数流转是农民私下协商交易，不遵循一定的程序和履行必要的手续。二是村干部随意流转土地，不尊重农民意愿。有的强行将农户的承包地长时间、大面积转租给企业经营，严重影响了农民正常的生产生活;有的为了降低开发成本，更多地招商引资，借土地流转之名，随意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并强迫农民长时间、低价出让土地经营权。三是土地流转的收益分配不规范。由于行政干预过多，补偿不到位，农民所得甚少，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
第三，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不健全，缺乏土地流转市场，信息不畅。农村大部分地区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流转中介组织较少，流转信息传播渠道不畅。流转市场发育不良，中介组织匾乏，信息不灵，致使一些农户有转出土地意向却找不到合适的受让方，而需要土地的人又找不到中意的出让者，难以形成有效流转，影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二、农村土地流转存在问题的原因探究
第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健全，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证。产权在个人收入最大化原则下，应从效率低的人手中流向效率高的人手中。然而，我国农民拥有的产权无法流转。从我国现行法律对本集体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的承包经营做了严格的限制中，可以看出政府对农民的产权流转管制过多，无法形成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阻碍了要素的合理流动。农村土地所有制的产权主体也是虚拟的，所有权事实上经常由村镇干部行使，使农户获得的土地使用权既是无偿或低偿的，又是保证不够或不完整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常常得不到落实，使用、处置、收益等权利经常得不到保证。
农村土地流转仍需改善热
农村土地流转仍需改善
作者：滕华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87更新时间：2009-12-1515:36:47
第二，农村土地流转缺少必要的法律规范，基层政府和农民自治组织对土地流转的干预过多。缺乏完备的法律规定和规范的操作程序，是制约土地流转的重要原因。农村土地立法不足，缺乏规范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如对集体土地流转中的前提条件、适用范围、主体地位、权利义务、受让人资格、收益分配等问题均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定，土地流转合同与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使得一些基层政府和村委会干部利用权力，大打法规上的球，借土地流转的名义，侵害农民的利益，导致不少地方制订了有损农民权益的所谓集体土地流转的政策，导致土地流转内容的不完整性、土地流转价格的不确定性、土地流转目标的非效率性以及土地流转格局的不稳定性，无法培育出适度规模的符合市场要求的经营主体。
三、推动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对策和建议
第一，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目前，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条件下，土地所有权就不应再笼统地界定为集体所有，而应明确规定土地所有权主体。在农村的乡(镇)、村、村民小组三级体制中，乡级组织因范围太大，监督管理费用太高，已经基本被排斥在农地所有权范围之外，而村民小组似乎应成为土地所有权主体，但“村民小组”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无法替代原生产队的地位和职能。因为现在的村民小组既不是一个经济组织，也不是一级行政单位，它是乡村新体制中职权最模糊、管理最涣散的组织(既无公职又无办公场所)，所以由村民小组充当农地所有权的主体，显然无法实现对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我认为，新时期的农村村民委员会是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的，是农村最基层的一级组织，它能够代表农民意愿并独立行使权利，因而在农民当中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而且具有比较健全的行政组织机构和领导体制，有能力行使农地所有者的职责。
第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土地使用权流转提供法律保证。应尽快制定和出台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细则，制定有关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使农村土地流转纳人法制化轨道。具体来说，要完善和强化国家土地法，进一步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承包经营权主体、经营管理者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明确集体土地流转的范围、主体，明确地方政府包括乡镇政府在集体土地流转中的地位、职责、作用;修订和完善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将农民集体成员作为集体土地流转主体凸现在这些法规中，并对集体土地受让主体、权利义务以及用途方向等加以严格规定和限制;在有关财产法尤其是物权法中应确立集体土地承包权及使用权是一种财产权、他物权，而且应明确集体土地流转是一种物权行为，使农民以及全社会确立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是+财产的意识，这种财产受法律保护;由国家统一制订土地流转合同，并纳入合同法范畴，要明确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又要重点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违约连带责任。通过加快土地流转的立法，以法律形式确保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长期稳定，才能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和农村土地流转的健康、有序发展。
第三，在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合理确定地租、地价，以转让、出租、入股、继承和抵押等形式。市场是实现农村土地流转的最佳选择。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和基本力量，资本、劳力、生产资料、技术等生产要素如此，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也不应例外，不仅可以避免集中统一调地给农业经济全局的冲击，而且能激发农户改良土地、增加长期性投入的积极性，为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只有将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农民才有可能自主地按照市场情况做出扩大或缩小经营规模的决策，从制度上避免土地经营格局随少数人特别是一些干部的意志而剧烈变化，使土地的利用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更多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从而可以减少少数农村十部的机会。有利于化解部分农村社会矛盾。采用市场机制，由有关农户自由协商实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基本上体现了平等、自愿、经济有偿的原则，“愿打愿挨，两厢情愿”，因而能够非常有效地避免和减少因土地流转引发的农村社会矛盾。
第四，基层政府在土地流转中要找准自己的角色，不能过度干预。农村土地流转是以农户为主体的，是农户自愿的市场行为，而不是靠行政手段来实现的。基层政府在土地流转中不是代替和经营，不应当以管理者名义去分享地租，更不应去经营土地租赁业务，与民争利。当然，同时也要搞好涉及土地流转的资格审查、合同签证、档案管理和动态监测等工作，为土地流转提供信息、中介、组织、协调等服务上作，制定土地利用与流转的长远规划，做好土地的集中连片和整理工作，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为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环境。
总的来说，我国农村土地的流转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要在这段路程上走好，取得土地流转工作的效益，不仅仅要注意各种机制的建立，给予土地流转一个很好的环境，同时政府部门也要积极配合，将土地流转工作做出效益，并保障农民的利益。
参考文献：
[1]冯炳英.农村土地流转的绩效与发展对策[J].农业经济，2004年04期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资源被大量用于非农产业建设，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农村土地征用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受损，严重地影响我国农村社会的安定。由于传统土地制度的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永久转移以及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农村改革的成功取决于土地问题的妥善解决,而农村土地使用权有偿、合理的流转必将给中国农民带来巨大的变化。《农村土地承包法》正是的在上述这种历史背景条件下出台的。该法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法》从法律层面体现了对于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该法对于维护农民的正当权益，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现阶段通常所说的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农地使用权和土地的经营权。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含义就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
二、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状况的实证分析
1.总体流转程度偏低，但不同省份流转规模有差异。广东、江苏、湖南、安徽四省的流转比例均较低，四省平均流转比例为9.1%；不同省份流转规模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经济发达地区，土地流转规模要高于经济落后地区，广东省耕地流转比例比安徽高出近10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化、工业化水平较高，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农民非农就业渠道相对较高，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要低于经济落后地区，因此，其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和动力较高，土地流转的规模也相对较高。
2.传统流转形式比重偏大，短期化特征明显。从下页表1可以看出，四省土地流转主要以转包、转让等传统的流转方式为主。其中，湖南土地转包比重达到65%，而一些新型土地流转方式如土地入股流转程度不高。目前，绝大多数省份此类流转形式还只是刚刚起步。表1所示，安徽省土地入股所占的比重仅为3.5%。而广东省由于经济发达，其土地入股所占的比重相对较高，比重达到30.6%。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永久转移的影响，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不确定性导致农民客观上需要土地来为其提供生存保障。
3.土地流转主要在农户与农户之间进行，且流转户占承包户比重偏低。从下页表2可以看出，四省土地流转也主要在农户之间进行的。其中湖南省农户间土地流转比例达到85%，而农户与企业流转所占比重仅为15%，其他省份也基本类似。另外，从四省的流转户占承包户的比重来看，最高的广东省也只有25.3%。这充分说明我国农村土地市场还比较封闭，土地流转市场还没有真正发挥效应，还没有完全按照市场机制的原则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同时也反映了农业的弱质性及农业投资回报率低，以至于缺乏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
4.土地流转引发的纠纷持续不断。前些年，由于农民种田效益比较低，负担重，农业生产条件差及部分农民外出务工等原因，农民弃田撂荒现象比较普遍。一些地方村集体为了不让承包地负担的税费落空，保证田地不至撂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转包给他人耕种，并由其承担税费。但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优惠政策的出台、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外出农民纷纷回乡要求获得土地使用权。据对江苏省52个乡（镇）部分乡村干部的调查，由于无土地流转协议、合同或土地流转协议、合同规范以及土地流转规模扩大等原因，在少数地区土地流转纠纷仍在增加。
5.土地流转过程中承包人改变土地用途，破坏性流转突出。一些举家外出户为了不让稻田抛荒，随意把承包田转让出去让人种植。调查中发现流转的土地除大部分仍为种植业用地外，还有部分用在牧业、渔业、和二三产业中，特别是还出现了破坏性比较严重的非农土地流转。湖南省宁远县舜陵镇乐家村100多亩稻田流转后全部变成了渔池。据溆浦农调队反映的情况，该县占用良田建砖瓦厂的有10多个，共占良田300多亩。如双井镇大塘村砖厂，占良田面积达到70亩，涉及到该村的4、5、8、18组和宝塔村的6组，涉及农户50多户，虽然跟农户签订了书面合同，并给予每亩800斤稻谷的补偿（按当年市场价折币），但砖瓦厂破坏性的取土，严重影响了良田的质量。这样的例子各地都有发生。
三、影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思考
1.农村土地产权虚位是限制土地流转的根本原因。从土地资本角度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土地分为“土地本身”与“土地资本”。前者是指自然存在的土地，后者是指固定在土地上的投入。无论是在产权制度安排上，还是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人们往往关注的只是土地本身的所有权，而忽视土地资本的所有权问题，导致土地资本所有权在立法上的长期缺位，产生农村土地价值偏低、农民土地资本在流转和征用中得不到补偿的现实问题。事实上，土地的市场价值是已经投入并融于所涉及地块的劳动和资本，以及该地块周围地区所接纳的经济投入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经济人”的农民，不仅需要增加对土地的投入以获得更大的农业收益，而且需要通过行使土地资本所有权参与其他风险投资以获得更多的非劳动收益。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实际上是否认农民享有土地资本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弱化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削弱土地的商品属性，使农民部分地丧失了在市场竞争中从事资源配置、产权组合等交易活动的“理性选择”权利，失去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长效激励，降低了土地流转的供应和需求动力。
2.农村土地市场不完善导致土地流转混乱。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村土地市场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致使农村土地流转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二是我国现阶段还没有专门从事农村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致使农村土地流转因缺乏土地市场信息以及无完善的市场操作而无序进行，因而导致流转成本较高，流转效益较差；三是各级政府组织干涉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使农村土地流转缺乏市场机制的调节，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致使农村土地流转纠纷增加。
（二）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缺失，流转纠纷增多受制于自身条件，大部分农民无法对其土地使用权价值进行合理评估，也无法签订科学合理的流转合同，因此需要借助相关的中介机构来完成以上工作。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缺乏固定的交易场所，参与土地流转的非官方中介机构缺乏，土地流转仅仅依靠镇乡、街道组织的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来服务。服务中心受人员和机构的限制，无法在村一级设立相应机构，对土地流转供需信息掌握有限，其土地流转中介作用无法充分发挥，致使土地供求双方消息受阻。社会性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的缺失，导致农村金融机构在发放土地流转贷款时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机构的放贷。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增加，土地流转纠纷越来越多，增大土地流入业主风险，形成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大，阻碍金融机构放贷。土地流转纠纷不断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流转缺乏规范。土地流转主要是自发性流转，多是口头协定或不规范流转合同，合同签订缺少政府的有效引导和法律援助，加大土地流转纠纷产生的风险。二是中途毁约。土地流转期限一般较长，在流转后国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惠农政策不断出台，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不断提高，部分农民为获取更高的收益，要求提前收回流转的土地，引起土地流转纷争。
（三）金融与财政的协调机制不完善1．财政支农资金多头管理，用途单一，无法与信贷资金协调。财政支农资金总量不断加大，但投向农村的渠道过于分散，导致每个渠道的资金数量不足，无法产生带动和引领作用。加之财政资金用途管制严格，限定于扶贫、基础设施等各种专项投入方面，无法统筹使用。造成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各行其是，政策兼容、资金互动方面协调配合不够，因而无法支持金融机构农村土地流转贷款。2．现行财政贴息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缺乏对金融机构的补贴和引导。财政对贷款利息的补贴是建立在涉农企业或农户获得贷款的基础之上的，而绝大多数农户无法获得贷款，贷款贴息政策无法落实。另外，财政缺乏对农村金融机构等贷款供应方放贷的激励措施，也没有专门就金融机构土地流转贷款建立利息补贴机制和不良贷款分担机制。对金融机构贷款的扶持和引导不足，导致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村金融机构投入资金的缺乏。3．财政补贴不足，农业保险缺位。依靠政府给予一定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减少了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稳定了农民收入。但总体看，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起步晚，财政补贴不足，覆盖面小，对农业生产的保障能力极其有限，同时由于保费收入少，保险公司积极性也不高，导致农业保险处于“供需双冷”的尴尬局面。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使农业生产风险无法分摊，金融机构对土地流转放贷的风险也无法预知和控制，回收贷款的不确定性增加，阻碍金融机构对土地流转贷款。
（四）农村金融体系和金融产品自身的缺陷表面上，我国农村有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组织，金融体系比较健全。但实际上，随着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深入，大型商业银行基本撤出了农村，政策性金融一般不直接与农户发生业务关系，合作性金融组织成为农村最主要的金融组织，而近年的改制也让其完成了金融业务的“非农化”，导致农村一直处于资金净流出状态，对土地流转贷款支持不足。在信贷产品方面，农村金融机构针对农村的业务是以传统的“存、贷、汇”为主，农业贷款品种主要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而联保贷款可以看作是信用贷款的衍生品种，其实质是“人保”，在额度、期限、规模、模式等方面都难以满足土地流转的资金需求。金融体系和金融产品的不足极大地阻碍了金融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支持。
二、对策
（一）完善农村融资担保和抵押物处置的法律制度1．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对《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中阻碍土地承包（流转）经营权抵押的规定进行修订，消除法律障碍，扩大农村贷款抵押物范围。如允许业主用经济林木、农业生产和管理用房以及保险受偿权作为抵押品贷款。可以先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进行修改，单独用一章来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问题，系统、明确地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本原则、条件、范围、方式、程序、中介服务、利益分配、监督管理等重要问题。2．完善农村土地价值评估、不动产登记和土地抵押等制度。将土地和其它不动产登记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健全以土地为核心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提高不动产登记的法律地位。按照市场需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农村土地评估体系和标准，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评估，金融机构根据评估报告来确定土地的抵押价值。
（二）建立土地流转交易平台1．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有形市场。加快硬件设施建设，构建土地流转有形市场，为土地流转供需双方提供自由交易的平台，开展信息收集与，降低交易双方成本；加强市场监管，强化对土地流转资格及价格、流转合同及鉴证、复耕风险抵押金等土地流转前期工作的监督管理；强化对土地流转后续履约的跟踪、对交易双方进行诚信评价与公示等土地流转后期工作的监督管理。2．构建面向农民、涉农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的公益性金融服务平台。平台可由农业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开展金融信贷指导、建立电子流转档案、信用评级、价值评估等工作。3．大力发展非官方土地流转中介组织，逐步形成以社会中介为服务主体的土地流转机制，以解决官方中介组织机构和人员不足、信息不充分的问题，有利于政府在土地流管理中真正起到“裁判”的作用。
二、基于农地流转视角的涉农金融支持供求分析
（一）农地流转引发的金融支持需求分析
农地流转激发了涉农金融支持需求新领域。对于流入户而言，流转后要加强产业规划、土地重整和治理，后续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机械设备购置、新型农业技术引进以及农业生产资料购买，这些因素都需要金融资金的支持和引导。据调查，温州大规模土地流转中，低丘缓坡、山地类土地流转意向更强，期限更长，占较大比重；此类土地流转后，土地平整、机耕路建设等投入需大量资金，投资回收期要达到5年以上，对中长期融资缺口较大。对于流出户而言，将会转向从事二、三产业的就业创业，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居住条件需要改善，也进一步延伸出农户的金融需求。然而，由于农业固定投入、生产投入具有较强的专用性，经营权、农业设施等评估难、流转难、处置难，使涉农融资需求受到严重抑制。由于农地从分散走向集中，由“小生产”转向“大生产”，业主的金融需求出现了5个方面的变化：贷款对象由众多单个农户向规模业主转变，贷款额度由小额分散向大额集中转变，贷款方式由小额信贷向抵押保证类转变，贷款期限由短期周转向中长期转变，贷款风险由分散趋于集中，风险控制难度加大。农地规模流转带来的金融新需求对现有农村信贷产品创新提出了新要求，要求金融机构增大贷款额度，创新贷款方式，延长贷款期限，降低贷款利率。
（二）涉农金融支持供给情况分析
2013年末，全市涉农贷款余额3323.11亿元，占比45%，较上年增长10%。农信系统11家、农行、农发行、邮政银行和村镇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发挥了主力作用，5类机构合计占比42.55%，农信系统、农发行和村镇银行涉农贷款占机构贷款余额均超过70%，农行和邮储银行涉农贷款占机构贷款余额50%左右。从总量指标看，涉农金融支持力度不小，但实质上这些以“农”名义的贷款资金大部分还是流向二、三产业，真正支持农地流转和现代农业发展的资金严重不足。1.信贷对象结构严重不平衡，农业金融支持不足从贷款对象看，2013年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贷款余额合计3243.99亿元，占涉农贷款总额97.62%，对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信贷支持只占2.38%。很显然，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金融支持主要是从事二、三产业，真正对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的主体支持不够，对农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支撑不足，也制约了农地的进一步流转。截止2014年9月，温州市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才3笔。2013年，抵押贷款占涉农贷款总额57.24%，比2011年上升1.8个点，保证贷款占涉农贷款总额40.51%，信用贷款仅占1.25%，抵押保证贷款占比远远高于信用贷款，而且呈逐年递增态势。由于农户从事的二、三产业，抵押担保资源较多，主要以抵押担保获得信贷；而农业经营可用于抵押、质押品缺乏，担保机制也不够健全，以信用贷款为主，其他贷款方式为辅。其中农地的经营权抵质押，可以作为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一个突破口。3.信贷期限结构不合理，以短期贷款为主从信贷期限看，中长期贷款（1年以上）总量有所增加，由2012年的273.19亿元增加至2013年459.77亿元，增长了68.3%。而1年期及以内短期贷款从2012年的2278.88亿元增至2013年的2863.34亿元，比重由75.46%提高至86.16%，增长更快。若从支持农地流转角度看，贷款短期化和经营权的流转期限、农业生产周期是难以匹配。4.利率水平有所下降，但涉农融资成本仍较高基准利率上浮30%以内的贷款发生额为3685.60亿元，较以往年度有所增加，总体贷款利率有所下降。但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信贷，由于缺乏必要的抵押品，利率水平普遍较高，上浮30%以上，甚至达到上浮50%。而农业作为极具外部效应的绿色产业，风险大、回收期长，这样的利率水平仍难以承受，其融资成本仍显过高。除信贷支持之外，担保、保险等配套金融支持也没有跟上农业发展和土地流转新形势。现阶段，还没形成评估、担保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难以覆盖特色种养、休闲观光和都市农业等新型业态，各项因素相互作用，致使整个涉农金融支持体系并未形成。
（三）温州农地流转金融支持供给与需求矛盾分析
可见，现有金融管理体制已难以适应农地流转和农业集约规模发展所需，供需存在总量和结构性不平衡，资金配置效率不高，涉农金融市场有效性不够，金融抑制现象较为严重。1.涉农信贷增长缓慢与涉农金融需求旺盛的矛盾农业经营风险大，回报周期过长，金融机构与农户、涉农组织间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放贷收集信息成本高，导致涉农贷款总量增长缓慢，远远难以满足农地流转金融需求。2.贷款期限与农地流转期限的错配矛盾涉农贷款主要以1年及以内的短期贷款为主，2013年，1年期以上的中长期贷款仅占全部涉农贷款的13.84%，贷款期限短期化。而流转后的土地大多用于规模化特色种植，资金投入大，回报期较长，存在贷款短期化与需求长期化的矛盾。3.信贷产品单一化与涉农金融需求多元化的矛盾农地流转带来资金需求新领域以及农地流转出现金融需求新特点，都显示对信贷产品需求呈现多元化趋势，尤其涉农产权抵质押需求不断增长，这与信贷产品单一、信贷方式僵化严重不符。4.信贷对象结构缺陷与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矛盾当前涉农贷款主要支持农户和农村企业，比重高达97.62%，对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明显不足。
三、需求导向型涉农金融支持创新路径思考
农地流转市场体系和涉农金融市场体系两者间相互作用、互促共进，而现阶段，两者之间存在结构性素质性矛盾，难以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农地流转市场不完善导致金融有效需求不足，农业产业和市场特点决定了农业经营主体有需求但难以满足金融机构的客户标准。当前，流转市场存在农业经营组织制度不健全、涉农产权模糊、流转配套制度缺失等问题，以致农业经营资产专用性很强，农地经营权、农业经营设施等涉农产权难以评估、难以处置，涉农金融交易成本过高，突出表现为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金融需求抑制现象。另一方面，涉农金融市场不完善导致了金融支持有效供给不足，金融产业和市场特点决定了现有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难以提供符合涉农客户要求的金融产品。涉农金融市场不同于传统金融市场，是相对独立于传统金融市场，要求所需的金融支持更加多样、产品更具个性、风险管控更加复杂。当前，涉农小微金融发展不足、金融服务流程和产品创新不够，市场结构不合理导致了金融市场效率不高。可见，当前涉农金融最大的问题是市场有效性不够，供求难以有效对接。因此，要把农地流转制度建设和涉农金融市场制度建设有效结合起来，着力从供需两个方面加强涉农金融市场有效性建设，充分发挥涉农金融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需求角度，要以形成金融有效需求为目标，以农地流转制度完善为切入点，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流转平台、信用体系、评估担保等配套建设，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不断降低金融支持的交易成本，充分拓宽抵质押权范畴，增强涉农金融的有效需求。供给角度，以需求为导向，建立与市场需求多元化、多层次相匹配的涉农小微金融服务体系。一要推进组织下沉，强化金融技术创新，降低服务成本；二要推进产品服务创新，满足多层次性、个性化的金融需求。
四、有关政策建议
（一）加强政策集成创新，培育涉农金融有效需求
1.健全农地流转配套制度加快农地确权颁证，完善农地流转农户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耕保基金，增强农户流转意愿。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加大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合作农业经济的支持力度。以县域为单位探索建立土地流转池，对山地、林地等抛荒地实施征用、收购、置换，然后对土地进行集中开发和储备，实施委托经营，加以证券化发行地票，强化其融资功能。完善信贷违约配套措施，探索村集体内优先流转处置、优先赎回制度。2.深化丰富农地流转平台市、县级平台要加强政策宣传指导，提供法律援助和政策咨询，强化流转信息搜集、登记、、合同备案、规范管理等功能，镇级平台积极做好集中连片整理、基础设施改善相关服务，创建规范有序的流转市场。培育和引入市场化的土地流转、资产评估、风险评定等中介机构，丰富流转市场功能，建立市场化的流转配套服机制。3.建立健全风险补偿机制建立财政贴息制度，对农地流转项目信贷进行贴息，降低融资成本。建立农业风险补偿机制，按照抵质押贷款额度的10%比例建立全市统筹的风险补偿基金，对因不可抗力造成的贷款损失予以一定比例补偿。
（二）加强小微金融建设，完善涉农金融市场结构
1.发展壮大涉农金融机构引导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率先开展农地流转有关的金融支持创新，推动与农村“三位一体”农业经营体系、农业企业的金融合作。鼓励邮储银行、农业银行等涉农银行下沉服务机构，合理布点涉农专营机构，扩大涉农服务半径。以普惠制金融为导向，加大对涉农金融机构在发展小微金融机构和涉农金融专营机构方面的政策倾斜和扶持鼓励，给予财政存款和税收优惠上的支持。2.培育发展新型金融组织以金改为契机，制订出台新型民间金融组织支持农地流转的专门办法，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支持农地流转和农业发展。深化小额贷款公司、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等机构建设，探索与涉农产权交易平台合作机制。探索建立全市农业投资引导基金，加快小微农业企业上规模、上档次，拓宽其债股权融资渠道。3.建立健全农信担保系统建立多主体、多形式的农信担保体系，鼓励政府出资的各类信用担保机构和现有商业性担保机构对土地流入具有一定规模、符合产业化发展方向、具备经营规模、资信状况良好的新型农业经营者提供贷款担保。深化农村信用合作，积极开展围绕农业产业链的担保创新，鼓励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农业公司为农业大户的土地流转项目融资提供担保。
（三）加强金融技术创新，提高涉农金融市场效率
1.建立健全涉农征信体系加快农村征信体系建设，推进信用镇、信用村、信用户评定，营造良好农村社会信用环境。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档案制度，将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纳入人民银行征信体系，并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权属）登记系统中公示，降低涉农金融支持机构的信息搜集成本。2.鼓励信贷审批流程创新要加强基层金融机构的金融审批自，提高涉农贷款的不良容忍度，建立独立的信贷考核制度，激发涉农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动力。要督促各涉农银行将经营权、农业设施抵质押纳入信贷系统常规流程，重视涉农业务流程优化，实现贷款设计、申报、审批、发放、贷后管理等业务环节专业化分工、标准化操作，既提高了审批效率，又有效控制风险。3.鼓励微贷技术创新职能部门牵头，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涉农金融机构，组织开展涉农金融服务的专业知识培训，引入台湾等先进地区的小微信贷技术和管理理念，培育涉农金融信贷专业团队，转变涉农服务理念，降低金融技术创新的培训成本。借鉴省内台州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推行的微贷技术，注重实地调查，多方获取软信息交叉检验管控信贷风险，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农业保险覆盖地区从2007年试点的内蒙、吉林等6个省区稳步扩大至全国，保险品种覆盖了农、林、牧、渔业的各个方面。2007-2013年，农业保险承保主要农作物从2.3亿亩增加到11.1亿亩，占播种面积的45%；承保主要粮食作物从1.7亿亩增加到9.35亿亩，占播种面积的56%；保费收入从51.8亿元增长到306.7亿元，年均增速34.5%，参保农户达2.14亿户次。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亚洲第一的农业保险市场。
（二）财政补贴不断增加，杠杆撬动作用
凸显2007年以来，国家实施了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将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的农产品纳入补贴目录。到2013年，补贴品种已经扩大到3大类15个品种，覆盖了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棉花、糖料作物、油料作物、畜产品等。各级财政对保费补贴达到75%以上，其中，中央财政承担35%-50%，个别地方甚至由财政全额负担。其中，2013年补贴126.88亿元，为“三农”提供风险保障1.39万亿元，放大效应近100倍。
（三）农险供给形式多样，产品与服务不断创新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各地积极探索农业保险的实现形式。目前，全国有23家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除上海外，每个省市都有多家保险公司经办农业保险业务，适度竞争的农业保险市场逐步形成。例如，江苏省实施了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联办共保模式；浙江以政府推动为主，实行共保体统一经营形式；中国渔业互保协会通过创新互助共济的体制与机制，探索了互助农业保险模式。陕西、湖北也在局部开展了农机互助保险。与此同时，在全面推进农作物生产成本保险、满足农民基本需求基础上，各地还创新开展了蔬菜和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天气指数保险、小额信贷保证保险、制种保险以及淡水养殖保险等试点，取得一定成效。
（四）保障水平有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难满足
目前大部分省农业保险的保额都是参照2007年的直接物化成本确定的，远远低于农民的实际成本支出。例如，黑龙江省大豆保险每亩保险金额120元，小麦125元，玉米145元，水稻200元，不足物化成本的1/3。很多省份农业保险设定了高达30%左右的免赔率，导致农业风险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补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种植面积大，生产成本中还要加上每亩几百元的土地流转费，资金投入量很大，他们迫切需要更高水平的保险保障。在上海，水稻的保险金额虽然已提至每亩1000元，但是新型经营主体仍感觉保障力度不够。
二、农村土地流转与农业保险发展关系
农村土地流转在促进农业规模化土地经营的同时，也带来了比分散经营更为巨大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等农业风险。农业规模经营对于农业保险有更高的要求，发展农业保险有利于促进土地流转。
（一）农业保险促进土地稳步流转风险补偿和稳定生产是农业保险的基本功能
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已经在基本功能上逐步拓展衍生出防灾减损、信贷支持等多种功能。通过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生产稳定功能可以有效转移和分散风险，保障农业生产过程的持续稳定，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健康发展，有利于增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进行规模生产的意愿和信心，促进土地流转。
1.风险补偿和稳定生产功能。农业保险在补偿损失、帮助农民恢复生产、保障农民收入稳定等方面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2013年黑龙江省遭受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共为46.8万受灾农户支付赔款21.04亿元。2014年辽宁省发生特大旱灾，农业保险赔付金额达9.7亿元。2014年强台风“威马逊”登陆海南，全省农业保险估损2.2亿元，已赔付3745.64万元。农业保险为农业灾后恢复再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持。
2.防灾减损功能。农业保险将政府临时性的被动救灾救济行为，转化为一种市场机制参与的制度化的主动灾害应对，平滑年度间财政支出水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目前，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采取了必要的防灾防损措施，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同时，客观上起到防灾减损的效果。黑龙江农垦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构建了由357门高炮、135部火箭发射装置、8部气象雷达、36台气象卫星云图接收机和1200多名作业指挥人员组成的独具特色的防灾减灾体系，通过及时开展人工增雨防雹，已累计为农户减少损失14亿多元。安信农业保险股份公司在2012年“海葵”台风来袭前夕，设立2500万元奖励资金，鼓励投保大棚设施的农民主动割膜，既为农民保住了大棚设施，也为公司避免近2亿元预期赔付损失。人保财险江苏分公司针对2014年小麦赤霉病高发态势，在农户实施“一喷三防”基础上，出资159万元购置农药对丹阳市48.5万亩小麦进行统一防治，遏制了小麦赤霉病的大面积爆发，既减少了农民损失，也大大减轻了灾后赔付压力。
3.信贷担保增信功能。与分散经营相比，土地流转后的规模化经营需要金融业提供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服务，特别是信贷资金方面的需求。农业是高风险行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一般会减少对于农业的信贷额度并严格信贷流程。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通过信用保证保险为农业经营主体增加信用，探索和创新农业保险与信贷结合的机制，能够充分发挥金融业对于土地流转的驱动作用，解决了困扰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贷款难”、“贷款贵”问题。在上海市“银保联合”项目支持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公司从2008年开始开展支农贷款保证保险，农民专业合作社最高可获得200万元贷款，家庭农场可获得不超过50万元贷款。截至2014年10月底，已累计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无抵押、无担保、实行基准利率的贷款2247笔，贷款额达到14.4亿元。中国人保江苏省分公司也于2014年9月在徐州、镇江、宿迁等三市开展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帮助15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无需担保和抵押的贷款资金近400万元。
（二）土地流转促进农业保险发展
1.提升农业保险发展需求基础。农业保险需求主体保险意识的增强，有利于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促进农业保险深入发展。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农业生产主体为分散的农户，生产规模小、投入总量小、受灾损失小等特点，加上农户本身缺乏农业风险分散的意识，导致其对农业风险保障的需求相对较小。农村土地的加速流转、农业适度规模和专业化经营导致农业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风险更为集中。加上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大多采取市场化方式决策，固定资产投入多、生产规模大、市场风险被放大，承担的风险水平更高，因而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更高。而目前的“保成本”式的农业保险不能满足农户对于风险分散的需求，势必寻求更高的保障水平，这有利于推进农业保险进一步发展。
2.改善农业保险发展的环境。一是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土地经营，有效降低了农业保险的经营成本。随着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农村土地逐步向少数种粮大户、农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集中，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数量减少，单位承保规模提升，保险机构在展业、查勘、理赔、承保宣传等业务中的投入减少，降低了农业保险的经营成本。二是提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主动风险管理意识，降低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土地流转集中后形成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的产业经营模式，客观需要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提高投入的同时，积极采取防灾防损措施，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抗风险能力。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注重风险防范、高效收益的理，能够有效降低农业保险的经营风险。三是农业保险需求主体的转变，抑制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有效提高农业保险市场的效率。在传统的农业保险市场上，存在交易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严重。随着土地流转的逐步展开以及土地规模化生产经营主体的增加，农业保险的需求主体由个体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变。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保的意愿更加明确，风险管理的意识和交易的约束力更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有效提高了农业保险市场的交易效率。
三、新形势下改革完善农业保险的建议
（一）提高产品多元化水平，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层次需求
针对农业保险需求主体的转变，开发符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层次需求的保险产品。鼓励保险机构根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需求开发产量保险、价格保险、信贷保证保险等新型保险产品，可按保物化成本、保完全成本、保基本收益等设计多档次多样化保险保单，各级财政应给予适当补贴。
（二）发挥农业保险的金融增信作用，建立银保互动机制
一要大力推动农业保险和农村金融的深入合作，建立银保互动机制。探讨农业保险和农村金融的多种合作形式，鼓励银保互动机制和模式创新，促进农业保险和农村金融的深度融合。二要鼓励开发银保合作产品，推广“生产保险+信贷保证保险+农村信贷”的合作模式。合理设计政府、银行和保险公司在银保合作中的权责分配和制约机制，政府对保证保险提供保费补贴，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提供贷款担保，银行对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主体提供低利率、无抵押、无担保的贷款。
1．流转主体的基本情况
(1)年龄结构老化。随着乡镇企业的不断发展，年轻劳动力大量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老人农业已经成为浙江省所面临的现状。在被调查的92个农户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受访者占到受访者总数的71．74%，其中50一60岁的占47．83%，60一70岁的占14．13%，70—80岁的占9％；年龄在50岁以下的受访者仅占到受访者总数的28.26%，其中30-40岁的占5．43%，40-50岁的占22．83%。
(2)文化程度偏低。文化程度会影响到农民对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认识程度和认可程度，从调查资料统计分析看，受访农户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受访者占到受访者总数的70.65％，其中文盲占3．26%，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占到30.43%，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占到36．96%；文化程度在中专或高中及以上的农民仅占到29．35%。
(3)近半数农民兼业。在92个受访农民中，有42．39%的农民是兼业型农民，其中14．13%的农民兼有农业和第二产业的工作，28.26％的农民兼有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工作；7．61%的农民完全放弃农业，以第二、三产业的工作为第一职业；只有50%的农民以经营农业为第一职业。这说明尽管来自二、三产业的收入要高于农业经营收入，但是仍然有部分农民还是不愿意将土地使用权全部转出。
(4)家庭总收入主要以非农收人为主。浙江是人多地少的省份，2007年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仅为0.64亩，加之农业生产经营收益低下，农户家庭总收入中主要以非农收人为主。在被调查的92个农户中，除去20个农业规模化经营大户，剩余的72个农户中，非农收入占到家庭总收入70%以上的农户比例已经达到77．78%。
2．土地流转的基本概况
(1)各村耕地流转率差异较大，流转较为规范。上虞市除中兴村外，其他各村耕地流转率都介于30%至50%之间，这是由于上虞市经济发展较快，各级政府采取措施支持和鼓励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新昌县除圳塍村外，其他各村耕地流转率都介于10至30％之间，相对于上虞市，新昌县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耕地流转率较低一些。此外，在所有受访农户中，耕地转出户与转人户签有租包书面协议的比冽为74．19%，土地使用权流转较为规范。
(2)农户主要以租包的方式流转土地使用权。通过对调查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在转入耕地的农户中，以“租包”和“代种”的方式转入土地使用权的农户分别占到86．11%和13．89%；在转出耕地的农户中，上述比例分别为64.52%和6．45%，另外有29．03%的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殴的方式转出土地使用权，这是因为浙江省在2009年2月刚刚出台了首个规范土地流转的《浙江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行办法》，在经营权本身及土地的用途不会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将土地经营权物权化、股权化，以激活土地资源和解决目前许多农民设立合作社时遇到的资金短缺问题。尽管“土地股份合作制”，这种流转方式于2000年就已经在浙江省出现，但是仍处于兴起和发展阶段。
(3)农户进行土地使用权流转时，限于村集体和村组内的一般农户、规模经营大户、农业专业合作社。通过对转出耕地的农户进行访谈，有16．13%和19．35%的农户分别将土地以“租包”的形式转给本村组的—般农户和规模经营大户，有51．61%的农户将土地以“租包’域者‘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人股”的方式转给本村合作社，另外有12．90%的农户将土地租包给村集体。
(4)土地使用权流转规模小。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规模主要体现在流转的土地面积上，除去20个规模化经营大户，一般农户之间的土地转入和转出的规模都比较小。户均交易规模在2．8亩左右。尽管转入2～3亩土地可以提高农户农业经营的规模，但距离真正的规模经营相去甚远。可以说，目前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意义要远大于对于农业规模经营的意义。
3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
(1)多数农户愿意流转土地使用权。从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统计分析来看，有77I17的农户愿意进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其中“愿意全部转出”和“愿意部分转出”的农户分别占15.22％和22.83%，“愿意转入”的农户占39．13%；其余22．83%的农户不愿意参与流转土地使用权。
(2)农户愿意以租包的方式流转土地使用权。在愿意流转土地使用权的农户中，有74．65％的农户愿意以“租包”的形式进行流转，有1．41%和8.45%的农户愿意以“代种”和“互换”的方式进行流转，另外有15．49％的农户愿意以“入股”的方式进行流转，这是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入股的办法刚刚出台，新成立的合作社所带来的收益尚不明显，只有少部分人愿意以入股的方式流转土地使用权。
二、浙江省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思想观念的落后限制土地使用权流转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尽管目前农民的收入水平已经有所提高，并且收^来源主要以非农收人为主，但是大多数的农民还是不愿意全部放弃土地使用权，对土地依然十分留恋，难以割舍，表现出浓厚的恋地情结。在所有转出户之中，全部转出的农户仅占转出户的41．93%，另外58.06%的农户只是转出了部分土地，留下部分土地进行耕种。此外，目前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老年农民是浙江省农业劳动的主力军，文化素质和年龄的限制以及保守的思想观念使得这部分农民不愿意完全放弃土地使用权，因而加大了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难度。
2．流转期限短造成对土地投入的短期行为
目前浙江省大多数的农户愿意以“租包”的形式流转土地使用权，但是在转出耕地的农户中，19．35%的农户没有与转人方签订书面协议，也没有明确界定流转期限；剩余80．65%的农户虽然与转入方签有书面合同，其中协商租包期限在5年以下的比例为25．81%，协商期限为20年的比例为54．84%。由此可以看出，近半数的土地流转交易中或是没有协商期限，或是协商期限仅在5年以下，这就会诱发农户对转入土地投入的短期行为，不利于转人土地使用权的农户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建设。另外，在转人耕地的规模化经营大户中，仅有20％的大户对转入土地进行了灌溉及配套设施投资。
3.社会保障发展缓慢造成土地生产效率低下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发昂缓慢，所以农民对放弃土地承包的后顾之忧尚未解除，在转出耕地的农户中，有58.06%的农户不愿意永久的转出土地经营权，有54.84%的农户希望签订流转合同的期限为5年以下。此外，目前浙江省近半数的农民在从事农业同时，还弃有第二、三产业的工作，农业收人在家庭总收入中占的比重较小。从访谈中可以了解到，这些农民只愿意转出部分土地，进行耕种只是为了满足自家口粮需要，处于“既不愿意放弃田，又不愿意多种田、种好田”的状态，这种粗放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必然会影响农地的生产效率，并严重制约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4．价值评估机构的缺失制约土地使用权流转
“租包’，是目前浙江省大多数农户流转土地使用权的主要方式。在我们所调查的样本户中，没有农户以“互换”的方式流转土地使用权；在对71个愿意流转土地使用权的农户进行访谈时，仅有一名农户愿意以“互换’’方式流转土地，而实际上这个农户却以租包的方式转入了土地使用权。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是因为缺乏土地使用权价值洋胸，农户无法对想要互换的土地使用权进行合理的价值度量。当缺少这种衡量土地使用权价值的尺度时，农户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放弃了“互换”的土地流转方式。因此，土地价值评估机构的缺失限制了土地流转的方式，进而阻碍了土地使用权流转范围的扩大和跨区域发展。
三、促进浙江省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建议
1．分层促进土地使用权流转
农民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具有主体地位，在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进程中，“农民自愿流转”的原则是必须坚持和遵守的，这就要求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土地是否流转以及采取何种形式流转，由农户自主选择和决定。由于浙江省农民自身素质的限制和思想观念的不同，他们对土地使用全流转的认识和进行土地流转的意愿也处于不均衡的状态，所以浙江省在完善、提高和发展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时，应分层促进土地流转，积极引导愿意流转土地使用权的农户。对于仅愿意转出部分土地和不愿意参与流转的农户，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应采取相应的政策进行鼓励、支持和引导，以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2.延长土地使用权流转期限
土地使用权流转期限过短会造成农户对转入土地投入的短期行为，进而造成土地状况的恶化。在流转合同中界定较长的流转期限有利于农户对转入土地进行长期投入，使土地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一方面，政府可以出台相关的政策对流转期限长的合同双方进行奖励，并且对于不同长短的期限进行差别化奖励；另一方面，在土地流转较长期限的合同中，土地的租包价格可以经相关机构评估，并根据每一年经营同等数量土地的机会成本进行调增或调减。这样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双方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差别化奖励政策的引导即可以实现土地使用权的长期流转，又可以规避农户对土地投入的短期行为。
3．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一方面表现为，政府行为过渡介入。为发展农村经济，政府介入过多，介入过大，导致农村经济组织发展违背自身原则，行为与功能扭曲，往往追求组织效益，忽视农民自身收入的提高，导致虚假繁荣，不能科学持续发展。另一个方面变现为，政府行为缺失，涉及农村经济组织的部门过多，如农委、科协、农技站等等，形成多头管理，无自身利益时，又往往不作为或乱作为。
（2）法律制度有待完善。
各种经济组织的活动，必须依据一定的法律来调节，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的经济利益。而各种农村经济组织形式还缺少相关的法律进行调节。其自身的经济活动必然受到限制，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受到制约。
（3）相关农村经济组织建设研究不足。
对农村基于土地流转的经济组织建设研究才起步，没有形成适合我国的经济组织理论体系。往往是借鉴西方国家的农村经济组织研究方法，忽视了我国土地集体所有这一本质特征，理论已经滞后于实践的发展。
2基于土地流转的农村经济组织形式
（1）家庭经济。
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家庭经济不同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现代家庭经济虽然也是由家庭血缘和婚姻为纽带，但是更主要的是以共同的家庭利益，以家庭作为一个生产主体，进行生产组织，利益分配的经济组织。它既是我国原有的小农经济的体现，也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按家庭范围内生产要素的重组。是我国现在农村经济组织的基本模式。它经营组织相对灵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中，实现自我发展。如：现在的家庭农场，当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也将不断专业化、集约化，通过土地流转，生产要素就会逐步向优势家庭集中，必然加速了其他农户的转变，并使他们逐步转换职业与身份，逐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通过这种生产要素的逐步集中，逐步形成了家庭农场。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通过合作经济，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多个农民的多次买卖行为，通过合作经济组织，转化为一次，随着交易规模的上升，交易次数的下降，必然带来交易费用的降低。一是合作领域深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将不再局限于生产领域，逐步向加工、流通领域拓展。通过农民合作兴办不同类型的产前、产后企业，实现农产品价值进一步增值、农业增效、农民进一步增收。二是合作方式紧密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将逐步建立现代利益分配体系。农产品产前、产后的增值利润。要按照一定比例向农民返还，实行二次分配。按照土地流转的方式，相对应的现代企业管理方式，也将逐步在合作经济组织内部实施。三是合作组织实体化。一般的、松散的技术合作或互助合作组织在搞好自我服务、满足自身农业生产基木需要以外，将会进一步实体化，增强合作组织内部的经济实力，扩大盈利性经营范围，提高经营效率和竞争力，以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的要求。
（3）农业企业是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发展的高级形式。
随着土地流转的进一步深入，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必然带来现代农业企业。现代农业企业是指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从事商品性农业生产以及与农产品生产经营直接相关的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化，必将农业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或半自给自足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向高度商品化的市场生产方式、经营方式转变。使农民从传统的农业生产者向具有市场意识、风险意识、投资意识、科技意识的农业企业家方向转变，从而解决农业生产过度分散化和非组织化问题的过程。农业产业化的微观基础和表现形式是农业企业化，农业产业化的过程就是农业企业化的过程。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促进了市场对农业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社会力量，运用市场手段发展农业企业，实现企业主导，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解决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有利于解决农产品加工率低、销路差、效益低的问题，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区域化、专业化，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在企业化的低级阶段，社会分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变，在企业化的高级阶段，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逐渐形成垄断性的农业企业集团、农业产业集群。企业化的充分发展将直接导致农业现代化，农业企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高级阶段。
3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发展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1）加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各种农村新型经济组织，在成长的过程中必然面临各种风险与挑战。社会保障体系作为改革与发展的减震器必须发挥保障，兜底作用，提供必须的生活、生产保障。为农村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并进一步降低其成长中面临的风险。
（2）实事求是，灵活多样。
我国各地的经济、风俗习惯和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在发展农村经济组织的时候，不能搞一刀切。要根据各地实际条件，实事求是，尊重农民自身意愿，可以是家庭经济、也可以是合作经济组织，不管什么组织形式，只要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都可以进行尝试探索。在具体实践中，要围绕当地自身资源优势、通过典范带动，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3）不断健全自我发展机制。
一是要加强教育培训，通过教育培训以及引进高级管理人才，提高管理者的经营管理水平，才能是经济组织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生存和发展。二是要改革分配制度，要充分重视各种生产要素合理报酬，特别是知识技术的作用。三是要完善经济组织内部监督机制，特别要充分发挥广大社员的监督作用。
（一）纠纷形成原因分析
流转纠纷的形成涉及方面较多，主要包括当前农民的认识水平的欠缺，农民主要考虑当前的既得利益，土地流转实现的规模化收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导致农民当前的既得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证，加之一些当地政府的处理不当，或方法欠缺，引起土地流转的纠纷。对土地纠纷的原因分析如下：对土地流转制度立法的不足，流转行为的不规范，农民的法律意识欠缺，在大多数情况下缺少正当的流转协议。加之，村镇管理服务的的欠缺，缺少调节机构发挥纠纷调节作用，村级干部面对土地纠纷处理方式的不当，上述都可以加重矛盾的进一步升级。
（二）预防和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对策思考
现阶段怎样有效地预防和处理好流转纠纷，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所以相关的机构必须高度重视，实施相应的措施，最主要的还在于底层干部的协调作用，县、镇两级人民政府和村委会均应加强对流转纠纷的调解，充分发挥矛盾纠纷调解的作用，及时化解纠纷；使村级干部学习法律知识，提高的法律素质；对于农民要采取自治对策加强自我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作为土地流转的一方要切实行使好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
二、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认识与建议
1.2土地流转期限短有的农民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将部分土地进行了流转，但是流转的期限都很短，一般在1～3年之间，最长也不过5年。这样，承包方不愿意对土地进行投入，而是进行掠夺性经营，从而破坏了土地的综合生产能力。
2推进土地流转市场快速、健康、有序发展的建议
2.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对土地流转的认识要充分利用电视、网络、广播等媒介的优势，大力宣传土地流转方面的政策，让农民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掌握土地流转的方式、方法，了解应注意的问题，从而使农民自觉自愿地进行土地流转。
2.2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提高土地流转效益由于农村土地流转处于摸索阶段，所以必须从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机制入手，着力解决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2.2.1建立土地流转市场的价格机制和土地价格评估机构确定土地流转价格时，应该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评估。如以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为标准，充分考虑转让方的目标临界值、土地选择价值以及其他问题，让土地价值客观地体现出来。同时，因地制宜，建立多元化的流转价格体系，通过流转价格体系来调节土地利用结构。
2.2.2出台土地流转具体操作办法各地政府部门应在国家土地流转政策范围内，制定相应的法规、规章，使土地管理部门依据具体的法规对土地流转进行管理，在规定的程序范围内合法合理地履行流转程序，让农民放心。
2.2.3加快土地流转中介机构建设要建立和完善土地中介机构，使县、乡、村都有服务点，形成咨询、评估、认证、流转“一条龙”服务体系。
2.2.4积极培育土地流转市场新主题依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鼓励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提高土地流转效益，提高农民收益。
2.2.5提高土地管理人员服务能力要分层次、分类别对土地管理人员进行系统的业务培训，培养一批对土地流转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特别熟悉的干部队伍，确保流转有序进行。
2.3规范土地流转行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2.3.1土地流转一定要在自愿、合法、有偿的基础上进行不管是政府还是其他单位，都不能采取强迫、引诱等不正当手段，让农民流转土地。
2.3.2不能改变土地的用途要严格遵守国家土地流转法律规定，在进行土地流转时不改变土地的用途。
2土地流转特点
2.1土地流转呈现一定的区域性
以村社内部流转为主，也有少数村社跨区流转，其中村社内部流转面积7600hm2，占总流转面积78.65%；跨村流转面积2066.67hm2，占总流转面积21.35%。
2.2土地流转自发为主
农村土地流转多数是农民私下协商交易的，是一种互的流转，处于自发状态。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中，农户间自发流转的面积8573.33hm2，占总流转面积的88.69%，乡村组织提供信息流转的面积有1093.33hm2，占总流转面积的11.31%。
2.3以小块为主，趋向规模经营
农村土地流转大多因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家中留下老人、小孩，无力耕种，亲友互相转让或者农户间转包、出租形成土地流转。由于土地家庭承包，地块碎小，大规模流转比较难，在种田能手、种植大户以及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下，以小块地为主，连片流转，使土地流转趋向规模经营。2013年，由专业大户经营的规模流转面积1333.33hm2，占流转面积19.80%；由专业合作社经营的规模流转面积5400hm2，占流转面积80.20%。
3地流转取得实效
截止目前，全县7乡2镇全部建立了乡镇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1个行政村建立了服务流转组织。湟源县政府于2009年制定了《湟源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并已印发给各乡镇，进一步明确了土地流转方式、程序、条件、合同和备案、相关责任、奖励办法及纠纷处理。其中包括规模流转奖励办法，鼓励农户积极、自愿、有偿、合理、有序流转土地，带动农民增收，促进了农业特色经济发展，实现大量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二、三产业务工，带动农民增加了收入，取得了成效。2013年，因土地流转涉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农户达1.75万户，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3.01万人。
4存在问题
4.1土地流转处于较低层次、流转速度不快
目前农民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恋土情结比较重，土地被看成了“保命田”，即便从其他行业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相当一部分农民仍不愿放弃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因此，土地使用权流转处于较低层次，其特点是流转的速度不快，基本上是少数觉悟农民或受客观条件约束的自发和不自觉行为；流转的范围也较窄，多限于本村之内或邻里之间；租种和出让土地使用的时间不固定，有的时间短不稳定，不利于培肥地力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稳定农业的长期投入。
4.2土地流转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
尽管县、乡逐级建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规范了土地流转合同，但是，中介组织匮乏，土地流转的供求信息不能及时有效沟通。
4.3农民就业空间狭小
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转移就业能力较差，虽然目前农民的职业培训等机制在逐步健全，但大部分农民仍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
5建议
5.1加强宣传，提高认识
加强专业知识宣传，利用各种形式大力宣讲农村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依法、有序、合理引导农户自愿、有偿流转土地。
5.2建立土地流转机制和市场中介组织
一是要建立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土地流转机制，鼓励土地进入市场，通过引入竞争机制鼓励土地向生产能手集中，促进规模经营。二是要建立土地流转市场中介组织，强化中介服务功能。积极引导扶持土地流转服务中介组织，稳步发展民间中介组织，为土地流转提供土地政策、流转方式、信息传递、法律咨询等服务。
5.3技能培训，培养新型农民
通过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拓展就业空间，依靠政府组织，实现更多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走出去，到大中城市务工，增加农民收入。
（一）土地流转中的客体
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农民必须要清楚他们所交换的是什么，即土地流转的客体是什么。从表面上看交换的是土地，土地是客体。但是，承包土地时农民承包的是产量，而不是面积，而现在进行土地流转，面积就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此时面积就是土地流转中主要的客体。但是面积又该如何清晰呢？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做好农村土地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确权工作是为了明确土地流转的客体。农民作为承包方对土地依法拥有在承包期内占用、使用、收益等权利，同时，在承包期内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因此，如果确权工作不到位，就不能够保证农民应有的权益。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村的土地产权状况比较复杂，产权关系较乱，所以确权工作必须依法有序进行，同时保障确权工作合法有效。
（二）土地流转中的规则问题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主要应当在农户之间进行流转。因此，一般不允许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参与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过程中。土地流转必须要秉承“解决人地矛盾，充分利用土地，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发展农业经济”的原则。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各乡村组织可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进行协调，但是不能利用强迫命令或者行政干预的手段阻碍或者强制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建立在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基础之上，前提是农民自愿，且不能够违法改变土地用途。对于假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名义随意变更土地用途等情况，必须要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与政策进行严厉惩处，并进行及时纠正。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兼顾农民利益，不能违背农民意愿引起农民的不满。
二、土地流转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