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30 05:37:03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历史地理学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4年被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侯仁之先生在理论和方法上发展了现代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系统揭示了几个类型的城市发展的规律特点及其地理条件，为有关的城市规划做出了贡献。
1999年12月，侯仁之被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乔治・戴维森勋章，他是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人。
北京城的起源
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
都是在大河的边上
侯仁之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北京史巨擘”，作为世界上著名历史古都杰出的研究者，他耗尽了一生的心血，在逝去的岁月中寻找这座城市曾经遗留下来的生命印记。他的研究重现了北京昔日的历史文化，唤起了这座城市更加丰富的记忆。而这个寻找过程，则同他留学英国时听到的一个观点离奇的演讲密切相关。
60多年前，一位叫泰勒的美国地理学会会长充满自信地作了一个演讲。他说：“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都有一条河，例如伦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纳河，唯独北京没有。北京在城址的选择上，一定是巫师们认为这一城址特别吉利而定的。”泰勒的演讲是为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学生做的，当时侯仁之正在利物浦大学地理系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新颖的结论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但是并没有说服侯仁之。因为在留学英国之前，他就对北京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着《勺园图录考》一书，作者是蜚声海内外的历史学家洪业（号煨莲），正是这本书，开始了侯仁之揭秘北京建都之谜的道路。1932年侯仁之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洪业正是他的老师。洪业早年留学美国，其时，燕京大学买下了昔日的勺园作为校址。勺园是明代著名的园林，洪业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后便开始研究勺园。在侯仁之刚入学不久，《勺园图录考》就出版了。
侯仁之：勺园，现在还叫勺园，早在明朝就非常有名。有一个设计勺园的人，姓米， 叫米万钟，米万钟自己能书能画，画了一幅《勺园修图》。勺园设计好了，把朋友请来参观、 游览，画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不是还在人间呢？洪煨莲老师去找，居然通过琉璃厂的书店找到了这个画，藏在天津三百年，于是花钱买下来，今天还藏在北大。
在北大图书馆，这卷明代《勺园修图》成为镇馆之宝。洪业当年就是根据这幅图对勺园故址进行考证写成了《勺园图录考》。那时，刚刚入学的侯仁之对这本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一有时间，他便拿着书到实地一一对照。渐渐地，这由好奇使然的考察，从学校扩展到了北京的西山，侯仁之多次沿着圆明园的流水溯源而上，在那里他发现了废弃的清代引水工程。
侯仁之：这是由于我老师写了关于校园来历的书引发了我的兴趣。我就跑出去考察，一处一处都跑了，越跑范围越大，我发现水源是个太重要的问题。
那时的侯仁之对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跑到清华去听地理课，而这一转变被老师洪业发现了。一天，侯仁之一大早就被老师叫到了他的家里，洪业那天对他说的话，改变了侯仁之的一生。
侯仁之：老师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哈佛大学是有名的大学，但没有地理系。我发现你现在的兴趣已经从历史转向地理了，虽然英国利物浦大学远不如哈佛大学有名，但是那儿有一位地理学的大师。
在洪业的举荐下，侯仁之来到了英国利物浦大学接受现代地理学的训练。走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北京金水河考》，金水河是元朝专为皇家饮水修建的引水渠，对于这篇论文，洪业的评语是“此文佳甚”。此外侯仁之还搜集了很多有关北京的文献资料，那时他已经决定要研究北京了。
留学前，侯仁之学习的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传统理论――“沿革地理”。中国的沿革地理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主要是根据文献记载，探讨中国历代疆域以及地方政区的演变，长期处于历史学的附属地位。
但是用沿革地理解决北京城选址的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著述的《水经注》中写到：“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意思是说，当初周武王把尧的后人分封在蓟，到北魏的时候，城内西北角还有蓟丘，蓟城就是因为蓟丘而得名的。这段文字记载了北京最早的城址始于蓟，但是它并没有解释选址的原因。
根据我国的古代地理文献记载，古华北平原遍布湖泊、沼泽。但是三千年来，这些湖泊很多已经消失了。为了能准确恢复当时的地理状况，侯仁之根据文献所提供的线索进行了野外考察，采集了大量的土壤标本，绘制出了单凭文献资料无法完成的古代华北平原分布图，只可惜这幅图我们今天已经找不到了。
根据地图，侯仁之认为：几千年前的先民们为了绕开古华北平原上的沼泽、湖泊，只能够通过太行山东麓一线的高地进行南北来往，古永定河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渡河之后，他们可以通过三个方向分别进入蒙古草原、东北平原和松辽平原。相反的，当北方少数民族要跟中原的汉民交往时，同样要经过这几条道路。这样，永定河渡口就成为了交通枢纽，为北京城原始聚落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岳升阳（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老得出的结论就是，北京城的起源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都是在大河的边上，都是在要津之地产生的。所不同的只是北京城旁边的这条大河，也就是今天的永定河，受季节性、季风性气候影响很大，季节性洪水很大，所以城市不能在紧挨着渡口的地方存在，必须离它有一定距离，在它旁边一个高地上存在。
为了避免永定河季节性的洪水，北京城选择在一个距离永定河不远的高地上建城，而这个高地就是《水经注》中记载的蓟丘。古代的平原城市多半占据高地，《水经注》还举例，鲁国的曲阜就是高丘，齐国的营丘也是高丘。蓟城正好处在古永定河冲击扇的背脊一侧，那里土壤肥沃，水源丰沛，交通便利，非常利于城市的繁衍。而古永定河从魏晋时生了大的改道，在美国地理学家的结论中自然被忽视了。
尹钧科（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泰勒所看到的永定河，已经不像历史上的永定河这么大、水量这么多、这么重要，所以他也想不到永定河跟北京城的这个关系。
经侯仁之研究证实，世界上都市聚落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并不是美国地理学家推论的“依傍大河而兴”的单一结论。在清末，北京修京张铁路时，通过北京白云观一带的高地，20世纪50年代，铁路两侧的高坡处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陶片。根据这一研究发现，侯仁之推断，蓟城就在今天的白云观一带。只可惜，原来的高地后来被铲平破坏了。
他最成功的是创建了
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学派
正如前面所说，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只是记载了北京城选址，并不能解释选址的原因。侯仁之之所以能解开北京城选址之谜，和他学习掌握了西方历史地理学是密不可分的。
唐晓峰（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文献只是提供了时间和具体地点，而这个地点它有什么意义没有一个文献讲，真正科学地理学的解释要经过我们重新的观察和考察才能够发现。
到英国之后，侯仁之首先学到了西方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导师达比只比他年长几岁，但是他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却对侯仁之在观念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达比说：“我们今天生活的地理环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人为因素。历史地理研究的就是复原过去一段时间的地理，把这些历史断面连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发展过程。”
尹钧科：侯先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跟着达比学历史地理的时候，首先学到了西方正在蓬勃发展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主要研究方法。比如说，人类活动对于环境的影响，一个城市的形成跟周围环境的关系。这跟过去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研究古代中国城市时的角度，是很不一样的。
1947年，当侯仁之第一次听到历史地理学的观点时，立刻把它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了天津《益世报》上。历史地理学强调城市演变与人类活动、自然环境的关系，使用的材料是历史，但是研究方法是地理，这门全新的学问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是与注重文献研究的沿革地理最本质的区别。
徐苹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那时候有些人不大理解，说你侯先生研究北京、研究金水河，你上英国去留学干什么？其实不然，他要不到英国去这一趟的话，学术道路的起点不会这么高。他回来以后就知道应当怎么样把英国好的方法应用到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上。
尹钧科：侯先生研究北京城，他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什么呢？他是根据北京地区的山川分布形势，以及由山川分布形势所决定的北京古代的交通道路格局，从地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北京城的历史。
唐晓峰：古人记载的时候是用古人的眼光、古人的头脑，我们现在看的还是这些事情，却是用现代人的头脑。现代人是什么头脑？现代地理学。这样就可以观察出古人没有想到、没有说到的事情。所以侯先生在历史地理学里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运用现代地理学的眼光、思想和方法，重新看一遍中国大地是怎么回事。
1952年，侯仁之在北大正式开设了“历史地理学”，其他大学也逐渐以“历史地理”取代了“沿革地理”。
徐苹芳：侯先生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家，第一流的学者，他是不是就是因为研究北京城研究得好？其实这只是个结果，不是他最成功的地方。他最成功的是创建了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学派。他自己就按照这种方法选择了研究北京城，建立了历史地理这个学科。
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骑着自行车到北京城的各个角落去转，是侯仁之最大的乐趣。在偌大的北京城，侯仁之最钟爱的地方之一就是位于北京西客站附近的莲花池。在他的心目中，这里是北京最早的生命印记。
北京最早始于蓟城，当时的莲花池是蓟城赖以生存的重要水源，《水经注》记载“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盛所也”。这段描述说明莲花池昔日是风景胜地。公元1153年，金在蓟城的基础上扩建了新的都城――金中都。在城市扩建中，莲花池的下游河道被圈入城内，成为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到了元初，元世祖忽必烈认为，这不大的莲花池之水无法保障漕运，于是他决定放弃旧城，在它的东北郊重建新城。金中都被废弃后，莲花池逐渐荒废、淤塞，直至成了养鸭场，后来完全干涸，几乎成了垃圾填埋场。
20世纪80年代，曾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给侯仁之打来一个电话说，有方案建议要占用莲花池建设北京西客站。
侯仁之：建西客站的时候，万里同志来电话告诉我说要盖西客站。他说莲花池没有人去，而且水也干了，没有搬迁问题，马上就可以动工。我一听就说，这绝对不行！
岳升阳：像莲花池这样重要的地方，在今天，人们往往已经不知道它的历史寓意了。正是由于这一点侯先生才特别着急，希望能够把莲花池保存下来，保存给我们子孙后代。
位于地安门附近的后门桥也非常令侯仁之牵挂。
元太祖忽必烈灭金之后，修建了新都城――元大都，此后明清两代都城也都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造的。今天，这绵延7.5公里的中轴线，成为北京城屹立于世界都市之林的重要标志。但是这中轴线又是依据什么而确定的呢？侯仁之在研究中发现，穿城而过的中轴线恰好切过积水潭的东岸，它的起点就是后门桥。
古代的后门桥曾是一派繁荣景象，当年忽必烈为开通漕运，命郭守敬从京西引水注入什刹海，这样，江南的运粮船就可以直抵城内，什刹海一时间“舳舻蔽水”，蔚为壮观，而这后门桥就是码头。此后由于历史原因，后门桥河道不断淤塞及至废弃，桥的石栏断裂，桥身下半部也被埋入淤泥。
侯仁之：桥空空，底下的泥啊，都淤了。不单这样，桥两边挂的都是遮丑的东西，大广告牌一直排下来，沿着两边看不见外头是个河道了，我当时就很生气。
在侯仁之看来，这漫长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不可思议的变迁，可以让一个废弃的遗迹有了生命。北京城是因水而不断变迁，没有后门桥就没有中轴线，没有莲花池就没有北京城。尽管它们现在已经失去了水源和码头的作用，但是这些遗迹镌刻的是北京城的历史，废弃它们就是抹杀过去。
于是侯仁之开始在各种场合呼吁要恢复遗迹。不久，机会来了，侯仁之被邀请给北京市委领导讲北京城的历史。
岳升阳：接到这个任务以后，他当时大概想了两个月究竟怎么讲。因为讲课时间只有两个多小时，如果泛泛讲北京城的历史，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他就想怎么能够结合到现实，来讲北京城的历史，讲得要能够有用。
那段时间，侯仁之的腿摔坏了，但他去医院看病时还不忘讲课的事，随手把想法记在药盒的背面。为了让这堂课有的放矢，八十多岁的侯仁之亲自去了莲花池和后门桥进行现场考察，回来后才伏案开始撰写讲义。而在那时候，他已经患了白内障，一只眼睛好一些，另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什么东西。
侯仁之：想来想去我提了个题目《从莲花池到后门桥》，他们觉得很奇怪，这叫什么东西啊？我真去讲了。
在讲座之后，当时北京市的有关领导马上召开了现场会，最终决定西客站向东挪移了100多米，而那片地方原来有200多户居民，仅拆迁费就花了十几个亿。如今，荷花盛开的水景公园为号称北京西大门的西客站带来无限风光，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那里的小气候。
位于地安门附近的后门桥也修复一新，河道得以恢复，元代水兽也重现岸边，站在桥上西望什刹海，这里又为忙碌的北京平添了一份闲适。
在侯仁之的建议下，后门桥改名万宁桥，取万事安宁之意。那年，侯仁之把自己90岁的生日选在万宁桥上度过。
我喜欢用“君子”这两个字来形容他
侯仁之出生在旧中国，在他读高中的最后一年，日本人制造了。那年秋天，同学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本打算学医的侯仁之，本着历史救社会的想法最终选择了历史专业。
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侯仁之读到了顾炎武的一段话，这番话让他泪流满面。
侯仁之：他说了几句话“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国家适逢多难，书生对国家毫无帮助，可耻啊！这句话对我刺激太大了。这个思想对我很重要，我总想，得有点办法，虽然不是学军事，做学问也可以为祖国建设服务。
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成为侯仁之治学的终身准则，他开创了历史地理学，将学问紧密结合到社会建设中，并用一言一行影响着周围的人。很多年来，北京大学每年给新生上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这一讲就是几十年，而留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侯仁之的激情。
徐苹芳：那时候特别愿意听侯先生讲演，非常热情，奔放，有煽动性。
岳升阳：他讲课的时候声音底气非常之足，小的范围就用不着麦克风。常常有朋友或者是采访的人给他打电话，打完电话就跟我说，哎呀侯先生的身体真好，他的声音那么洪亮。
燕南园61号院是侯仁之位于北京大学的家，侯仁之把这里取名为步芳斋。步芳斋悬挂着各种版本的地图，拥挤的书房足以看出他工作的繁忙。
岳升阳：他一般是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了，想问题、写东西。有事情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六点多钟就打电话来了，幸亏我每天也起得还早一点儿，所以没有被从被窝里揪出来。但是只要早晨六点多钟一听有电话，我马上就想到是他。
侯仁之的身体好是因为他年轻时是一位运动健将。作为地理学家，侯仁之多次远赴西北沙漠考察，曾经徒步考察过北京的山川水系，这都得益于他年轻时的锻炼。每天早上他都要在学校跑步，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了80多岁。
侯方兴（侯仁之之子）：我父亲年事已高后搞出来一个锻炼方法，就是扶着门框跺脚，因为他站着的时间不能长了，所以跺跺脚。王力老先生住在我们家对面，当时我家的凉台没有加顶，早晨两位老先生锻炼，我父亲在这边做广播体操什么的，然后跟他招招手，遥相呼应，是一种非常融洽的气氛。
侯仁之的家里经常有人慕名而来，他就跟家人特别交代，不管他是否在家，一律要热情接待。在北大，侯仁之是最没有架子的教授之一，学校里的很多工友、门卫都认识他。
侯仁之常跟大家说，自己的眼睛不好，如果见面时认不出来千万别介意。
郑孝燮（著名古建筑文物保护专家）：这么一个大学者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很谦虚，有君子风度，我喜欢用“君子”两个字来形容他。他善良、诚恳，见谁都是很亲，他跟他学生也是很亲，不是那种让人不敢接近的人，谦虚平易，越是学问高的人这种修养越高。
在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内，由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三集的编写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北京历史地图集》是全国第一部省市地图集，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早的，在内容上包括环境变迁、人口变迁、经济、历史、文化等，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地图集，对于城市规划和建设有着重大参考价值。
一、历史地理学的涵义及其重要地位
1.历史地理学的涵义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一门学科，既具有地理学科的特点，又具有历史学科的特征，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2.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地位
历史地理学和地理学科一样，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方面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史地理学在很多省份的高考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在高考文科综合中，历史地理知识的份量也较大。文科综合地理试卷中渗透的历史地理知识主要有：中国季风气候与历代水利建设；经济结构战略调整；黄河流域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外来势力侵略等。尤其是气候与历史、地理环境与人类文明等内容都是重点考查的历史地理知识。
例1：当时(北宋)经汴河运往东京的稻米主要产自( )
A.华北平原 B.汉中平原 C、.太湖平原 D.江汉平原
分析：本题的题干是历史知识而选项是明显的地理术语，同时题干又强调了“水路”运输，所以学生既要根据一定的历史事实(如京杭运河连通淮河与长江、宋代太湖流域的稻米产量最高)，又要熟悉地理因素中的河网水系(汴河经运河与淮河、长江联连，又经运河中的江南河与太湖流域联通) ，才能正确得出正确选项为 C。
例2：北宋后，黄河多次泛滥，汴河河道淤浅，渐至涸废。试分析黄河该河段(黄河中游地区)经常泛滥的原因( )。
分析：本题设问在历史教材中是没有丝毫讲述的，但如用历史地理知识或方法进行分析，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后，挟大量的泥沙，进入中游，由于水势减缓，泥沙淤积，形成“地上河”；且黄河所经地区，降水集中，多有暴雨，易成泛滥。古今黄河流经地区的地理环境的主体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现代的原因也应是古代的原因，所以这一原因也正是北宋后黄河该河段经常泛滥的原因。
例3：宋代海上(贸易)往来大多是三、四月从日本驶往中国的江浙沿海，五、六月从江浙沿海驶向日本。这样选择航行的时间主要是为了( )
A.避开倭寇的活动 B.遵守朝廷有关海禁的规定
C.利用海洋回流 D.利用季风
分析：该题题干是典型的历史情景，而备选项则是以历史情景与地理情景相混杂或单一的地理情景方式来迷惑考生，是一种较好的史地综合题。由于时间季节的变化，区域地理自然现象的特性也随之而变，人类的社会活动就是根据这些特性的变化，或躲避或利用。因此，宋代海上贸易的往返时间正是利用了区域地理因素中，处于温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中的东亚地区，随季节变化而风向变化的自然规律，以便于以风力作为动力的帆船航行来选择时间的。故正确答案为D。
分析现有教材，历史地理知识在中学地理教材中非常欠缺。所以，文科综合考试地理科的复习，不但要引导考生关注现实的发展，也要从历史地理知识中吸取营养，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发展提供借鉴。不仅在文科综合中如此，在一些地理单科试题中，也出现了相关的历史地理知识。因此，无论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是从在高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来看，在中学地理教材中增添相关的历史地理知识内容都是必须的。
二、在中学地理教学中渗透历史地理知识
（一）挖掘地理教材中的历史知识，建立史理知识的有机联系
1.在学习我国六大古都的地理知识中渗入其悠久的历史
六大古都至少都已有二千年以上的历史。北京始于西周蓟城、春秋时代即成为燕国的国都，以后成为金、元、明、清各朝代的首都。西安始于西周的镐京，以后成为秦、汉、隋、唐各朝首都。洛阳始建于西周初期，自东周以来，先后有东汉、曹魏 、西晋、北魏、隋（炀帝）、唐（武后）以及五代的后梁、后唐、后周等九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开封在战国时代是魏国的国都，以后又成为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等朝代的首都。南京始于战国金陵邑 ，以后成为六朝（三国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首都，此外，明朝初年、和中华民国也定都于此。杭州始于秦钱唐县，到五代成为吴越国的国都，以后又成为南宋的首都。
2.在讲解中国地理中渗透历史地理知识
如讲到黄河流域的城市西安时，可介绍西安坐落在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上，平原周围群山环绕，形势险要；河水（黄河）的支流渭水（渭河）横贯关中平原，且流经西安城北，为西安提供了灌溉和舟楫之利，并通过河水、渭水向长安城北运送漕粮。因此西安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古都之一，现在又成为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3.在地理教学中增加一些与时俱进的话题
如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人类赖以存在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又如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可持续发展教育方面历史地理学等人文学科具有独特的优势，诸如历史上黄河的决溢改道、经济中心的南移、古都名城的兴废等等案例，均可成为揭示人地关系的极好例证，都可成为中学地理教学中进行环保教育的良好素材。
（二）在地理教学中注意运用历史地图
历史教学地图以简明的、特定的地图语言再现历史，其载负的图形信息能收到文字表达难以实现的直观效果，与课本紧密结合，是取得最优教学效果的重要工具之一。历史地图的重点不在于表现静态的地理学信息，而在于表现动态的、发展的历史学信息。在地理地图教学中，教师可配合历史地图，设计有情有味的读图活动，以激发学生的读图兴趣。如讲到我国的行政区划时，可结合地名的由来讲授历史上我国政区的演变，使学生能理解政区演变与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再如讲授鄱阳湖与洞庭湖时，可运用它们的变迁图，通过湖泊面积的对比使学生了解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从而更好地理解洪涝灾害的原因。总之，让历史地理地图走进地理课堂，符合时代的要求及考试方式的改革，不仅可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而且是历史地理学渗透进中学地理课的有效途径。
三、史地结合教学对地理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
教师是课堂的设计者和指挥者，是学生智慧的启迪者和挖掘者，更是学生心灵的塑造者和培养者。在中学地理教学中渗透历史地理知识，对地理教师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要提高对跨学科教学的认识
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虽分属社会学科、自然学科，但它们间的联系十分广泛。地理学科引导学生认识今天的地理现象，着重探索地理现象的现状和特点。而今天的地理实际上是过去地理的延续，了解历史上的地理情况，有助于探究地理现象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有助于人类更好地协调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地理教师要尽可能在教学中有效利用历史地理知识。
2.要努力学习一些交叉学科的知识
由于中学教材中历史地理学知识还不成体系，文字与地图尚没很好的配合，加上相关教师中大多数缺少历史地理知识的系统学习，在教学中很难做到得心应手。所以要求教师必须勤奋学习，广泛涉猎，善于积累，努力了解一些基本的历史地理知识。要在教学实践中，掌握一些学科交叉的知识，了解其发展趋势，要从整体上把握地理学科与相关学科间的指示交叉点，并且能够融会贯通。
3.要处理好教学内容的主次关系
虽然历史地理知识在地理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教师在补充、充实教学内容时，必须摆正教学内容的主次关系。必须从教学目的出发，紧扣教材，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必须有科学依据，史料真实，观点正确；地理教师要把握好历史地理知识渗透的合适时机和恰当的数量，千万不要喧宾夺主。
4.要进行一些边缘学科的教学法研究
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学科知识，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更要搞一些学术研究和教育科学研究，撰写发表一些教学法研究论文，为成为学者型教师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教师要关注国际、国内的时事动态，了解社会热点问题，以充实教材相关内容，丰富教学；要掌握先进的教育理论和现代化教学手段；要研究文科综合能力培养的方法，寻求教学的最佳方案，实现知识和能力、方法和过程、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教学目标，促进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一、引言
发源于中国的风水理论，不仅对中国的文明与发展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对汉文化圈的日本、朝鲜、东南亚一带的文化形成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风水，像中国的气功、针灸一样也引起美国、英国、新西兰、西德等国一些历史学家、建筑师和学者等的浓厚兴趣。我们在当今科学技术发达的条件下应当认识到，风水是在古代哲学思想支配下，生长于东方文明土壤里自然与文化环境互相协调的独特而复杂的知识系统，它是中国古代的人们在当时文化素养与世界观支配下，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选择宅地、墓地、居住区、乡村、城乡的最佳位置与地理环境，即“风水宝地”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知识领域。
二、“风水”理论的内涵
风水作为一种专门术语，最早见于《葬书》。这是一部专论如倒场弃排地环境的著作，书中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又称堪舆，《史记》中较早出现“堪舆”一词。许多人认为，风水就是“藏风得水”，这是很片面的。风水学是我国古代先民为选择理想的生活环境而形成的一门学问，是我国古代先民居住实践的经验总结。风水讲究“气”与“形”，“气”指的自然之气体，一种具体的物质存在形式，而不是指抽象的物质，当然“气”也有其衍生含义。这两种基本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构成世界万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风水学实际上是一种世界观，是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产”。
三、“风水”理论的历史发展进程
先秦时期，风水的意念已经开始萌芽，它与占卜、卜筮等中国古老巫术共存于同一母体。是古代先民居住实践经验的总结。秦汉时期是风水理论的创世年代，将早期的朦胧的风水活动和观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总结成若干学说。将土地类比于人，认定它也有脉搏即地脉，是风水龙脉理论的逻辑基础。这个基础至迟在秦汉时期已经打好。汉代是风水说的成型期，风水被称作堪舆，作为专有名词出现，使其从占卜巫术的母胎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派。在《汉书・艺文志》中，有关风水理论的论著有两种，一种是《堪舆金匮》十四卷，被班固列在六术之一的五行类，另一种是《宫宅地形》，被班固归于形法类。这种区分昭示了后世风水说中理法与形法的分野。
魏晋是一个独特的时代，社会动乱，却出现了郭璞这样的大师与《葬书》这样的风水名作。《葬书》全文不足两千字，言简意赅，内容丰富，包含乘生气说、遗体受荫感应说，得水藏风说、形势说、四灵地形说、方位说等，成为后世风水说的基石。
与中国文化的整体走向一致，唐代是风水从蓬勃发展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主要是受科举制的出现、佛教的广泛流行、对道教的重视、天文地理学的发展等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知，中国应科中举的读书人中，有不少人发迹于乡村，他们的人生轨迹多是由农村转到城市，再有城市退归乡里，由于他们饱读诗书，对自然山水有着精深的见解，这些见解与评述反过来又滋润和丰富了风水理论。
宋代是风水的鼎盛期，是其走向成熟的黄金时代。风水两大著名流派正视自成体系。由于罗盘的使用，以探讨“阴阳气理”为特征的“理气派”得到发展，尤以福建闽中为盛。由于理气派强调气之数理，故其理论方法较为庞杂，常人不易掌握，主要在沿海的闽、粤等地盛行。峦体派讲究的峦山形势则是实在的，故在民间广泛传播。
元代是一个非汉族统治的时代，风水的发展受到抑制，处于低潮期。明清时期是风水的兴盛和传承时期，风水卷土重来，理论更加驳杂混乱，风水活动泛滥成灾。由于清末风水基本上已经沦为江湖骗术，加上清末民初新学的兴起，以及建国后提倡科学文明，破除封建迷信，风水成为为人所唾弃的封建糟粕，风水的实践和研究处于低潮时期。至19世纪80年代前后，随着国内对传统文化研究的热潮来临，加上建筑界对民族建筑文脉认识的反思，以及对人居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涉及到建筑环境选址、规划和设计的风水又一次被人们所关注，批判者有之，溢美者有之，实践者有之。但依然是良莠不全，有些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也有些江湖术士利用风水散布风水迷信内容，骗取钱财，带来不好的社会影响。
四、“风水”理论中的地理学因素
风水，这个观点古已有之。在汉代图书分类中，《汉书・艺文志》把《宫宅地形》纳入形法类，与地理著作《山海经》同属一类。《堪舆金匮》则纳入五行类，属于占卜吉凶的迷信范畴。隋唐时期，图书分类已明确把风水归入五行类，表明风水与地理学在内容上、性质上都不是同类，不能等同。
同时，风水与地理学关系紧密，包含了许多地理学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具体的地理知识对风水理论具有指导和参考意义。先秦时人们就已掌握了许多有关河流和山脉的系统知识。《禹贡》中有“导山”“导水”的篇章。《考工记》则曰：“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说明其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山川之间的依赖关系。秦汉之后还出现了以水系为纲的地理著作或水文地理著作。
2、风水理论中渗透着某些地理观念和思想
风水理论中应用的基本模式，来源于地理环境要素及其整体对人类的作用。地理环境的结构、分布及其运动的规律性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反映在古人的意识中，是对自然规律的一些模糊认识和把握。而一些风水师则完成了从意识到模式的转变过程，这也就是风水理论的产生，这种地理意识是风水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传统风水中具有地域综合体思维。风水理论注重自然界山、水、风、树木等要素的方位、形状特征，并体现了对其组合方式的把握。“气”作为古人意识中的本源物质和能量来源，正是各种地理要素相互作用的综合。因为风水理论中的任何一个“气场”，都是由周围的山、水、风、树木、方位等诸多地理要素所构成，并由它们的形状、大小和组合方式所决定。由山体构成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环境正好是挡风聚气的最好方式。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的综合考虑是风水选址的基本模式，也是古人对地域综合体的初步认识。
本文意在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对风水进行考察研究，目的在于认识和借鉴，而不是提倡和应用。既不盲目的信仰也不空洞的批判，正视它在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对今天的学科发展有所借鉴。
参考文献
[1]姜玉珍.《中国古代风水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高友谦.《中国风水文化》，团结出版社，2004年
可以说，“竹枝词”的发现、记录和传播乃至仿作，都自三峡始。
三峡“竹枝”在文化史上留下鲜明的印迹，是唐代特殊的历史人文背景和历史地理条件所决定的。
如果从历史地理考察的视角分析这种文学现象，或许可以得到有意义的发现。而交通地理对于文化的意义，或许也可以由此得到说明。
唐代文人的三峡行旅与“巴歌”体验
在政治昌盛和经济繁荣的形势下，随着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地位的上升，循长江航道上下，成为唐人行旅的热线。三峡，于是在唐代文人行旅生活体验中保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三峡纪行诗成为唐诗中颇为多见的篇什。除了长安、洛阳等大都市外，很少有哪些地域如三峡这样受到唐代诗人如此的关意。
李白“远忆巫山阳”，“泪向南云满”（《寄远十二首》其五），白居易“两岸滟滪口”，“巴峡声心里”（《题牛相公归仁里宅新成小滩》）等诗句，都说明行经三峡的经历，可以成为永久的人生记忆。
与一般描画山水记叙行旅的诗作不同，唐代三峡诗更多地表现出苍郁悲凉的意韵。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诗说到“逼迫走巴蛮，恩爱座上离” 。李商隐《初起》诗亦有“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句。不过，我们所看到的以三峡为主题的唐诗，似乎多有超越一般离情乡思的意境。
唐诗中记录的三峡印象，首先是其地貌特征和水文特征的惊人险恶。
李白曾经作《上三峡》诗：“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戴叔伦《巫山高》诗写道：“巫山峨峨高插天，危峰十二凌紫烟。瞿塘嘈嘈急如弦，洄流势逆将覆船。云梯岂可进，百丈那能牵。陆行巉岩水不前。”又如刘禹锡《松滋渡望峡中》：“巴人泪应猿声落，蜀客船从鸟道来。”李贺《入蜀》：“望空问真宰，此路为谁开。峡色侵天去，江声滚地来。”白居易《初入峡有感》：“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瞿唐呀直泻，滟滪屹中峙。未夜黑岩昏，无风白浪起。大石如刀剑，小石如牙齿。一步不可行，况千三百里。苒蒻竹篾，欹危楫师趾。一跌无完舟，吾生系于此。”
诗人“恐”的心态，又与“愁”的情绪相交织。如王维《送贺遂员外外甥》：“南国有归舟，荆门泝上游。”“樯带城乌去，江连暮云愁。”李端《送郑宥入蜀迎亲》：“剑门千转尽，巴水一支长。请语愁猿道，无烦促泪行。”若仍以白居易诗为例，说到“愁”行三峡的，有《送友人上峡赴东川赴命》：“见说瞿塘峡，斜衔滟滪根。难于寻鸟路，险过上龙门。羊角风头急，桃花水色浑。山回若鳌转，舟入似鲸吞。岸合愁天断，波跳恐地翻。”又《夜入瞿唐峡》：“瞿唐天下险，夜上信难哉。岸似双屏合，天如匹帛开。逆风惊浪起，拔暗船来。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
使未能忘却都市繁华的旅人们心情受到极强烈的震动的，还有三峡地区的荒凉和冷寂。
白居易《初到忠州登东楼寄万州杨八使君》诗：“山束邑居窄，峡牵气候偏。林峦少平地，雾雨多阴天。隐隐煮盐火，漠漠烧畬烟。”又《自江州至忠州》诗：“今来转深僻，穷峡巅山下。五月断行舟，滟堆正如马。巴人类猿狖，矍铄满山野。”都描写了这一情形。
三峡所独具的神秘文化景观，特别是巫山神女传说，也往往使过往的诗人文士于江风峡雾之中，体味到特殊的文化感应。
皇甫冉《巫山峡》诗写道：“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刘方平《巫山神女》诗也写道：“神女藏难识，巫山秀莫群。今宵为大雨，昨日作孤云。散漫愁巴峡，徘徊恋楚君。先王为立庙，春树几氛氲。”又如蒋洌《巫山之阳香谿阴明妃神女旧迹存焉》诗：“神女归巫峡，明妃入汉宫。捣衣余石在，荐枕旧台空。行雨有时度，谿流何日穷。至今词赋里，凄怆写遗风。”刘禹锡《巫山神女庙》诗所谓“星河好夜闻清佩，云雨归时带异香”，也记录了类似的心灵访古与意识旅游的轨迹。孟郊《巫山曲》写道：“巴江上峡重复重，阳台碧峭十二峰。荆王猎时逢暮雨，夜卧高丘梦神女。轻红流烟湿艳姿，行云飞去明星稀。目极魂断望不见，猿啼三声泪沾衣。”又《巫山高》诗：“见尽数万里，不闻三声猿。但飞萧萧雨，中郁亭亭魂。千载楚王恨，遗文宋玉言。至今青冥冥，云结深闺门。”李贺的《巫山高》诗，文句与情感同样飘逸飞荡：“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楚魂寻梦风飔然，晓风飞雨生苔钱。瑶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猿。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坠红湿云间。”
李白形容三峡风景，有“历览幽意多”，“佳趣尚未歇”的诗句（《自巴东舟行经瞿唐登巫山最高峰晚望还题壁》）。《宿巫山下》诗又写道：“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怀宋玉，访古一霑裳。”三峡的这种文化气象，往往可以点燃文人的“风情”与诗兴。白居易《题峡中石上》即写道：“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似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
白居易《送萧处士游黔南》诗可见“江从巴峡初成字，猿过巫阳始断肠”句，其中“断肠”二字，或许即大体表明了人们旅经三峡时的特殊心境。
唐代文人对于三峡的文化体验，恰与当地民歌“裴回”、“苦怨”、“含思婉转”的风格相映合。其共鸣之和叶，千百年后仍然使人们不能不惊叹这种文化奇缘的神妙。
三峡地区民歌，唐人诗作中往往称之为“巴歌”。例如：
孟浩然《同曹三御史行泛湖归越》：“秋入诗人意，巴歌和者稀。”刘希夷《巫山怀古》：“巫山幽阴地，神女艳阳年。襄王伺容色，落日望悠然。”“猿啼秋风夜，雁飞明月天。巴歌不可听，听此益潺湲。”白居易《登城东古台》：“迢迢东郊上，有土青崔嵬。不知何代物，疑是巴王台。巴歌久无声，巴宫没黄埃。”又如寒山《诗三百三首》：“巴歌和者多，白雪无人和。”
对于所谓“巴歌”，又曾经有其他不同的说法：
巴童歌 岑参《赴犍为经龙阁道》：“骤雨暗谿口，归云网松萝。屡闻羌儿笛，厌听巴童歌。江路险复水，梦魂愁更多。”
巴曲 杜甫《社日两篇》：“南翁巴曲醉，北雁塞声微。”“欢娱看绝塞，涕泪落秋风。鸳鸯回金阙，谁怜病峡中。”白居易《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白狗次黄牛，滩如竹节稠。路穿天地险，人续古今愁。”“畏途常迫促，静境暂淹留。巴曲春全尽，巫阳雨半收。”
巴渝曲 杜甫《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久嗟三峡客，再与暮春期。”“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
巴弦 白居易《留北客》：“峡外相逢远，樽前一会难。即须分手别，且强展眉欢。楚袖萧条舞，巴弦趣数弹。笙歌随分有，莫作帝乡看。”
白居易《寄微之》曾写道：“秦女笑歌春不见，巴猿啼哭夜常闻。”“巴歌”、“巴曲”、“巴弦”的风格，确实表现出与诗人们以往所熟悉的歌曲显然不同的文化韵味。
王维《晓行巴峡》说：“人作殊方语，莺为故国声。赖多山水趣，稍解别离情。”这里的文化氛围，使诗人体味到野趣和古风。而当地“语”“声”的魅力，也是形成三峡地区文化条件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峡民歌所谓“竹枝”，也是典型的“巴歈”，即“巴渝”、“巴渝歌”、“巴渝曲”。其风格的神奇魅力，使诸多唐代文人倾倒迷醉。三峡“竹枝”使唐文化得到新鲜的营养。受到三峡“竹枝”影响的唐诗的创作者们又通过自己的文学宣传，使这种民歌形式连同其朴实清新的文化精神流布四方。
“竹枝”：三峡文化的重要发现
李白曾经作《巴女词》，应当也可以看作对三峡地区民歌的录作或者仿制：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
清人王琦注：“唐之渝州、涪州、忠州、万州等处，皆古时巴郡地。其水流经三峡下至夷陵。当盛涨时，箭飞之速，不是过矣。”
使三峡地区民歌在文化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其作用当以“竹枝”著于唐人诗作为最。
《旧唐书·刘禹锡传》记载：“（刘禹锡）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新唐书·刘禹锡传》又有这样的记述：“宪宗立，（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连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儜。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朗州，即今湖南常德。“竹枝”出于郎州之说不确。《乐府诗集》卷八一《近代曲辞三》如此题解“竹枝”：
“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
《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禹
锡曰：“‘竹枝‘，巴歈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
其音协黄钟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焉。”
与刘禹锡《竹枝》自序多有不和，然而“‘竹枝’本出于巴渝”的说法是准确的。《刘梦得文集》卷九载刘禹锡原作：
竹枝词九首并引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
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贵。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婉转，有《淇澳》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江上朱楼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纹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
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箇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
据卞孝萱《刘禹锡年谱》，“岁正月”，在穆宗长庆四年甲辰，公元824年。建平，南朝郡名，治所称巫县，隋唐时已改称巫山。
刘禹锡又有《竹枝词二首》：
杨柳青青将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刘梦得文集》卷九“道是无晴还有晴”，《全唐诗》卷三六五作“道是无情还有情”。
所谓“巴人能唱本乡歌”，正说明了“竹枝”原本出自三峡地区的事实。
《全唐诗》卷二八及卷二六七载有顾况《竹枝曲》：
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
“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一句，也说“竹枝”为“巴人”所习唱。
据任半塘先生《竹枝考》，顾况为肃宗至德（公元756年）进士，所作较刘禹锡之九篇约早70年。
顾况《竹枝曲》，是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最早的“竹枝”。
《乐府诗集》卷八一《近代曲辞》收录的唐代“竹枝”，又有白居易《竹枝》四首：
瞿唐峡口冷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晴鸟一时啼。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
巴东船舫上巴西，波面风生雨脚齐。水蓼冷花红簇簇，江蓠湿叶碧萋萋。
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其中“瞿唐峡口”、“白帝城头”、“蛮儿巴女”、“巴东”“巴西”诸句，也说明了这种民歌形式的源起，使得“竹枝”已经成为代表三峡地区风土人情的一种文化符号。
杜甫《奉寄李十五秘书二首》：“避暑云安县，秋风早下来。暂留鱼复浦，同过楚王台。猿鸟千崖窄，江湖万里开。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杜诗中仅此一处提到“竹枝歌”。宋人黄庭坚《跋刘梦得竹枝歌》写道：“刘梦得《竹枝歌》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谓同工而异曲也。” 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也说，“‘竹枝’本近鄙俚。杜公虽无‘竹枝’，而《夔州歌》之类，即其开端。”任半塘先生《竹枝考》指出：杜甫《夔州歌》与刘氏《竹枝》相近者二首：
瀼东瀼西一万家，江北江南冬春花。背飞鹤子遗琼蕊，相趁凫雏入蒋牙。
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晴浴狎鸥分处处，雨随神女下朝朝。
其格调确实近于“竹枝”。“瀼东瀼西”所谓“瀼”，正是三峡地区所称入江山溪水。 明人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又有这样的评论：“杜子美《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径蹊。”夏承焘先生《论杜甫入蜀以后的绝句》也有相接近的论点：“蜀中是《竹枝词》的发源地。唐人刘禹锡、白居易以及《花间集》里各家的《竹枝曲》，都用四川民歌声调。”“杜甫这些不调字声的绝句 ，是否即用四川《竹枝》那种‘激讦’‘伧儜’的声调，他自己没有说明，我们不能臆测。但我们看宋人注杜诗，举出他用‘蜀中语’相当多，如‘上番’、‘禁当’、‘长年’等等，都是（见郭知达《九家注杜诗》引赵注）。他四十八岁入蜀，五十七岁离蜀，在四川前后住了十年。他所说：‘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之二）还是前半期的话。他诗中既用了许多四川方言，则以蜀中民歌声调作绝句，自然不是不可能的事（《竹枝》、绝句，体式相同，皆七言四句）。”
在《乐府诗集》卷八一《近代曲辞》中，又有李涉《竹枝》四首：
荆门滩急水潺潺，两岸猿啼烟满山。渡头年少应官去，月落西陵望不还。
巫峡云开神女祠，绿潭红树影参差。下牢戍口初相问，无义滩头剩别离。
石壁千重树万重，白云斜掩碧芙蓉。昭君溪上年年月，独自婵娟色最浓。
十二峰头月欲低，空濛江上子规啼。孤舟一夜东归客，泣向春风忆建溪。
所谓“荆门”、“西陵”、“巫峡”、“昭君溪”、“十二峰”等，也说明作者是借三峡民歌的文体，来抒发三峡行旅的感受。
一并为《乐府诗集》编纂者所采录的，还有晚唐诗人孙光宪的《竹枝》二首：
门前春水白蘋花，岸上无人小艇斜。商女经过江欲暮，散抛残食饲神鸦。
乱绳千结绊人深，越罗万丈表长寻。杨柳在身垂意绪，藕花落尽见莲心。
“乱绳千结”，《五代诗话》作“乱绳寸结”。又孙光宪此作，《全唐诗》卷七六三及卷八九七收录。据说“唐人乐府，元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全唐诗》卷八九七即将孙光宪《竹枝》归入词类，作：
门前春水竹枝白蘋花女儿，岸上无人竹枝小艇斜女儿。商女经过竹枝江欲暮女儿， 散抛残食竹枝饲神鸦女儿。
乱绳千结竹枝绊人深女儿，越罗万丈竹枝表长寻女儿。杨柳在身竹枝垂意绪女儿， 藕花落尽竹枝见莲心女儿。
《全唐诗》卷八九一又有皇甫松《竹枝》：
竹枝一名巴渝辞
槟榔花发竹枝鹧鸪啼女儿，雄飞烟瘴竹枝雌亦飞女儿。
木棉花尽竹枝荔支垂女儿，千花万花竹枝待郎归女儿。
芙蓉并蒂竹枝一心连女儿，花侵槅子竹枝眼应穿女儿。
筵中蜡烛竹枝泪珠红女儿，合欢桃核竹枝两人同女儿。
斜江风起竹枝动横波女儿，劈开莲子竹枝苦心多女儿。
山头桃花竹枝谷底杏女儿，两花窈窕竹枝遥相映女儿。
刘毓盘《词史》以为“无名氏《女儿子》二首，即唐人《竹枝词》所本。”“皇甫松仿此体于句中叠用‘竹枝’‘女儿’，为歌时群相随和之声。”所说《女儿子》，见《乐府诗集》卷四九《清商曲辞六》：
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
我欲上蜀蜀水难，蹋蹀珂头腰环环。
王运熙《六朝乐府与民歌》也写道：“《女儿子》现存二首，首篇云：‘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盖原为巴东的歌谣，其后被演为乐曲的。唐皇甫松有《竹枝词》六首，均以‘竹枝’‘女儿’为和声。”“《竹枝词》一名《巴渝词》，与《巴东谣》产地相同。皇甫松《竹枝词》的和声，必定渊源于《女儿子》无疑。”任半塘《竹枝考》以为“必定”“无疑”一说“太过”。然而，作为推想，二者有“渊源”关系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还应当指出的是，从“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的内容风格分析，似乎也可以看作三峡“竹枝”的先声。
唐人尉迟偓《中朝故事》说，刘瞻僖宗朝为相，因罪出守荆南，舍人李庾行诰词，驳责太甚，几遇害。懿宗朝，刘瞻复用，行至湖南，李庾方典郡，出迎于江次竹牌亭，置酒。刘瞻唱《竹枝词》赠李庾：“蹑履过沟竹枝恨渠深女儿。”也记录了“竹枝”的和声。
“竹枝”的发现，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马穉青《〈竹枝词〉研究》写道：“《竹枝》先本巴渝俚音，夷歌番舞，绝少人注意及之。殆刘、白出，具正法眼，始见其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乃从而传写之，拟制之，于是新词几曲，光芒大白，于文学史上另辟境界，其功绩诚不可没焉。”任半塘《竹枝考》也写道：“刘氏诗序备述建平《竹枝》声乐，确为创举。自来民间俚艺，受文人重视如此者，史无二例。”“论民间声诗乐艺之蕴藏，仅从百五十四调求之，已极丰富。使一一皆如建平《竹枝》遇于刘氏者各得其遇，则我民族乐舞在历史上所激发之光彩，将燎烛益高，启迪益远！且无论声诗以外者矣。”这样说来，唐代三峡“竹枝”经刘、白等有识者的“传写”“拟制”终于面世，实在可以称作伟大的文化发现。而所谓“建平《竹枝》遇于刘氏”一事，并不是偶然的。其所以发生，自有三峡地域文化的特殊风格和特殊魅力在起作用。而我们对于唐代交通地理的文化意义，也可以因此得到新的认识。
三峡的交通地位与三峡“竹枝”的流布
“竹枝”在中唐以后，逐渐于诗人作品中所屡见。这表明，源起于三峡的民间野唱，已经得到当时的主要文化阶层的重视，已经对于当时的主体文化形式发生了影响。例如：
李益《送人南归》：“人言下江疾，君道下江迟。五月江路恶，南风惊浪时。应知近家喜，还有异乡悲。无奈孤舟夕，山歌闻竹枝。”
刘商《秋夜听严绅巴童唱竹枝歌》：“巴人远从荆山客，回首荆山楚云隔。思归夜唱竹枝歌，庭槐叶落秋风多。曲中历历叙乡土，乡思绵绵楚词古。身骑吴牛不畏虎，手提蓑笠欺风雨。猿啼日暮江岸边，绿芜连山水连天。来时十三今十五，一成新衣已再补。鸿雁南飞报邻伍，在家欢乐辞家苦。天晴露白钟漏迟，泪痕满面看竹枝。曲终寒竹风袅袅，西方落日东方晓。”
武元衡《送李正字之蜀》：“已献甘泉赋，仍登片玉科。汉官新组绶，蜀国旧烟萝。剑壁秋云断，巴江夜月多。无穷别离思，遥寄竹枝歌。”
张籍《送枝江刘明府》：“老著青衫为楚宰，平生志业有谁知。家僮从去愁行远，县吏迎来怪到迟。定访玉泉幽院宿，应过碧涧早茶时。向南渐渐云山好，一路唯闻唱竹枝。”
于鵠《巴女谣》：“巴女骑牛唱竹枝，藕丝菱叶傍江时。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
刘禹锡和白居易都有曾经在三峡地区生活的经历，于是其诗作中屡屡说到“竹枝”。例如，刘禹锡的诗作中有：
山城苍苍夜寂寂，水月逶迤绕城白。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 （《洞庭秋月行》）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 （《堤上行三首》之二）
白居易的诗作中也可见：
黍香酒初熟，菊暖花未开。闲听竹枝曲，浅酌茱萸杯。去年重阳日，漂泊湓城隈，今岁重阳日，萧条巴子台。旅鬓寻已白，乡书久不来。临觞一搔首， 座客亦裴回。（《九日登巴台》）
亥市鱼盐聚，神林鼓笛鸣。壶浆椒叶气，歌曲竹枝声。（《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
巴童巫女竹枝歌，懊恼何人怨咽多。暂听遣君犹怅望，长闻教我复如何。 （《听竹枝赠李侍御》）
蕃草席铺枫叶岸，竹枝歌送杯。明年尚作南宾守，或可重阳更一来。 （《九日题涂溪》）
北客劳相访，东楼为一开。褰帘待月出，把火看潮来。艳唱竹枝曲，香传莲子杯。寒天殊未晓，归骑且迟回。（《郡楼夜宴留客》）
其他说到“竹枝”的诗作，还有：
温庭筠《西江贻钓叟骞生》：“晴江如镜月如钩，泛滟苍茫送客愁。夜泪潜生竹枝曲，春潮遥木兰舟。”
方干《赠赵崇侍御》：“却教鹦鹉呼桃叶，便遣婵娟唱竹枝。闲话篇章停烛久，醉迷歌舞出花迟。”
方干《蜀中》：“游子去游多不归，春风酒味胜余时。闲来却伴巴儿醉，荳蔻
花边唱竹枝。”
郑谷《渠江旅思》：“故楚春田废，穷巴瘴雨多。引人乡泪尽，夜夜竹枝歌。”
王周《再经秭归二首》之二：“秭归城邑昔曾过，旧识无人奈老何。独有凄清难改处，月明闻唱竹枝歌。”
蒋吉《闻歌竹枝》：“巡堤听唱竹枝词，正是月高风静时。独向东南人不会，弟兄俱在楚江湄。”
白居易《曲江感秋二首》之一于51岁时感叹“昔壮今衰”，“人生多故”，有“夜听竹枝愁，秋看滟堆没”句，说明他在三峡地区与“竹枝”相共的岁月，在人生记忆中的深刻痕迹。
他的《江楼偶宴赠同座》诗中所谓“望湖凭槛久，待月放杯迟；江果尝卢橘，山歌听竹枝”，所描写的已经不是三峡风物，反映“竹枝”已经传布到其他地区。又如《听芦管》：
幽咽新芦管，凄凉古竹枝。似临猿峡唱，疑在雁门吹。调为高多切，声缘小乍迟。粗豪嫌觱篥，细妙胜参差。云水巴南客，风沙陇上儿。屈原收泪夜，苏武断肠时。仰秣胡驹听，惊栖越鸟知。何言胡越异，闻此一同悲。
说到“竹枝”的普及，使得无论南北之别，胡越之异，都同样受到这种艺术形式的感染。
“竹枝”从三峡地区首先传布到楚地。
顾况《早春思归有唱竹枝歌者坐中下泪》：“渺渺春生楚水波，楚人齐唱竹枝歌。与君皆是思归客，拭泪看花奈老何。”
李商隐《河阳诗》：“绿绣笙囊不见人，一口红霞夜深嚼。幽兰泣露新香死，画图浅缥松溪水。楚丝微觉竹枝高，半曲新辞写緜纸。巴西夜市红守宫，后房点唇斑斑红。堤南渴雁自飞久，芦花一夜吹西风。”
刘禹锡《阳山庙观赛神》：“汉家都尉旧征蛮，血食如今配此山。曲盖幽深苍桧下，洞箫愁绝翠屏间。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起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蹋竹歌还。”《全唐诗》卷三五九题注：“在朗州。”“竹歌”，也就是“竹枝歌”。
又刘禹锡《插田歌并引》说到连州田间民歌有类似“竹枝”的风格：
插田歌并引
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
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紵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嘤儜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
连州，治所在今广东连县。
殷尧藩《送沈亚之尉南康》：“行迈南康路，客心离怨多。暮烟葵叶屋，秋月竹枝歌。”南康，即今江西南康。
中图分类号：K249.3；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6-0103-09
收稿日期：2011-09-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09YJC770058）；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52WQ20）
作者简介：邓玉娜，女，河南省开封市人，历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关于粮价的研究一直是清代经济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近年来，运用清代档案中的粮价资料来探讨规律变化、通过计量统计的方法分析粮价数据的研究思路更是引人注目，成果斐然。但是研究区域多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研究对象多为米价，比较而言，关于北方地区的麦、谷、高梁等粮价的研究略显薄弱。
本文选取清代道光至宣统时期（1821-1911）河南省粮价数据，主要从时空角度重点分析其长期变动趋势、不同粮种之间的价格差异、地区粮价之间的不平衡格局三个方面，继而联系灾害及粮产变化、作物种植及惯有经济行为、区域地貌及交通环境等特性，从历史地理角度解释与粮价变化相关的因素，以期在更深层面上理解清代河南省传统基层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
一、清代中后期河南省粮价变化趋势——以收成丰歉为中心的讨论
根据历史资料数据，我们可以得出河南省年均粮价的长期变动趋势。以小麦、高粱、黑豆价格为例，明显反映出粮价一直处于长期增涨的状态并存在波动加剧的趋势：光绪朝以前，粮价比较稳定，年际之间的价格波动较小，增长势头比较平稳；到了光绪朝粮价变得极不稳定，上下波动非常剧烈。在这一变化趋势中有一处十分凸现的现象：即道光朝至同治朝粮价相对稳定时期仅有一次显著地上升阶段，即咸丰六、七年（1856-1857），其产生原因是咸丰五年（1855）发生的黄河改道。当时河决兰阳铜瓦厢，由原来的夺淮河在江苏北部入黄海改为夺大清河在利津入渤海，后段河道如同一条大尾巴横扫江苏北部、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受灾严重，直接造成了粮价的急速上升。两年之后的咸丰七年（1857），粮价才又逐渐在新的价格平台上稳定下来，但较之灾前粮食平均价格每仓石比过去上升O.3两白银。
粮食产量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环境制约，气候、雨水、光热等变化都会影响收成，继而引起粮价波动。这些自然条件集中突变就形成灾害，构成对粮产的最大威胁。公元15世纪至20世纪初的500年间，我国始终处于“明清小冰期”的寒冷时代，其中的冷暖年数并不是均等分布，而是呈现出明显交替波动，分别出现了2个相对温暖期：1550-1600年、1770-1830年，3个相对寒冷期：1470-1520年、1620-1720年、1840-1890年，此后气候逐步回暖。[2]164具体到清代，就是顺治、康熙两朝尤其寒冷，雍正、乾隆、嘉庆较为温暖，其后至清末又转为寒冷。气候的变化与灾害的多寡关联紧密，大体来看，寒冷期的灾害较多，温暖期的灾害较少。
以河南省境内豫南淮河流域为例，15-17世纪，灾害的发生次数越来越多，间隔年限越来越短，表明清初顺、康时期属于灾害的频发阶段。18世纪即清代中期，灾害减少，灾际间隔拉长，形势渐有好转。到了19世纪，灾害又呈现出群发的趋势。比较17、19两个世纪，前者旱灾多，后者水灾多。综合水旱二灾，前者的灾害次数比后者多29次，灾际间隔比后者短0.12年。所以，有清一代，该地区若按照灾害发生期的频繁程度排列，依次为17世纪、19世纪、18世纪。
图1是清代各朝按照五年为单位统计的河南省特大水旱灾发生数量，大致呈现两端高、中间低的曲线，而且左端高于右端。这说明清代初期河南省的灾害最多，中期较少，末期较多。分朝来讲，顺治至康熙初年灾害最多，此后至嘉庆初年灾害逐年递减，至道光初年，灾害的发生率持续保持谷底水平，属于清代风调雨顺的最佳阶段。其后，灾害渐多，至光绪朝，灾害的发生再次出现了一个小，只是相对低于清初。
从受灾范围方面来看，对应粮价分析的时间区间，在有数据可考的灾年内，道光时期的每次灾害平均影响到60个州县，大约占到州县总数的56%。咸丰时期降低，每灾平均有28个州县受害，约占到总数的20%-56%。从同治至光绪十四年（1888），属于受灾高峰期，灾县的数量多集中在80个上下，占到全体州县的60%以上。其中光绪朝前13年的情况最为严重，每灾都有70%以上的州县遭殃。光绪十五年（1889）至二十三年（1897），数量相对降低，约为54个州县受害，所占比例一般在50%上下徘徊。此后至清代结束，每次受灾的州县数量增减不一，变化较大，所占比例的波幅也随之增宽，约在6%-78%之间。
清代规定，各省督抚都要根据每年夏秋两季的粮产情况向皇帝上报收成分数，以10成为最高标准，其次9成、8成、7成不等。与上报粮价一样，上报收成分数在康熙年间逐渐形成制度并确立下来，此后一直延续到宣统朝。在缺乏历史时期亩产、总产记载的情况下，这些数据可以为研究者考察粮产的前后变化提供参考依据。
先以乾隆朝为例，全省平均收成分数很少达到10成，但8成、9成的情况却占到了80%，7成的有16%，6成的有2%。具体到每一年每州县，则有26%的粮产收获出现了10成，尤其在乾隆中期，收获10成的州县约占全省总数的30%-60%。除此之外，大多数收获季节，大部分州县的收成分数普遍集中于8、9成。在粮产降低时，出现6、7成的州县数量一般不超过30%，6成以下的则更少。
再将道光及以后各朝的情况与乾隆朝相比，清代后期的收成分数明显降低，并随着年代的增加而递减。道光朝的收成分数平均保持在7成水平，在前10年中尚处于7成、8成，以后逐次减少，特别是在后lO年内6成比较普遍并一直持续到咸丰朝。愈来愈多的州县粮食减产。从咸丰朝开始，8成以上收成的州县少有出现，90%的州县收成集中在6成水平。此后更加严重，仅有个别州县在个别年份出现过7成、6成的收获，其余州县的收成长期不满6成。再往后即从同治开始至宣统朝，几乎全部都是5成的收获状态。
据上文叙述可知，从清代中期以来，河南省的灾害逐渐增多，随之而来的就是粮食逐渐减收，粮产量逐渐降低。这样以来，长时效内的粮食总供给量一直处于下滑趋势，势必引起粮价的长期增长。于是，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逻辑联系：气候寒冷一灾害频发一粮食减产一供应量不足一粮价增涨。当然，灾害、粮产、粮价在短实效内是一种彼此相互作用的关系，如灾害引起粮食减产，粮价增高，所以，清代后期随着灾害的不断增多粮价也在不断上涨。
但具体的某个特大灾害对粮价的影响作用存在滞后性。如咸丰五年（1855）黄河大改道，粮价的高涨发生在咸丰六至七年（1856-1857）；光绪三年（1877）开始的大旱灾，光绪四年（1878）粮价达到最高点。也就是说灾害对粮价的影响作用有一个反映周期。根据王业键研究，粮价的短期上涨主要与“气候变化的极端事件”紧密相连，“粮价峰值通常出现于当年或1、2年前有重大灾害或者连续的自然灾害发生之时”。视灾害的严重程度而定，越大的灾害反映周期越短，反之亦然。大致情况，灾后月余粮价出现反映，在一年左右的时间会攀升到最高值。
粮价的影响因素很多，总体说来，除灾害因素外，能够影响到年均价格的主要还有银钱比价、官府调控。清代后期银钱比价整体表现为制钱的逐渐贬值，并且越到后来越加剧。如光绪年间的河南省“每银一两在光绪初年易制钱八九百文，光绪中年易一千一二百文，末年易一千五六百文，宣统至民国初年易二千一二百文”。制钱是民间交易的主要货币，由其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的波及面积较广，它的贬值程度大小，速度快慢直接作用于价格之中。所以，光绪年间粮价的剧烈波动与此因素不无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制钱的贬值同时也存在于道光至同治年间，但是粮价却相对稳定。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国家控制力的强弱变化。清代官府采取了多项调解粮价波动的方式，并结合行政法律手段加以惩治粮食市场、约束商人。直至同治年间，经济的运行大致仍遵循着传统社会的轨迹，这一套的宏观干预方案依然存在并仍显示出了效用。光绪时期，交通条件的改善、经济联系的加强、国内的外国资本越来越强硬，外国势力插手内政越来越多，种种原因造成了朝廷政治统治力量的降低，特别是对地方控制力越来越减弱，传统的经济干预方案无法实力推行，作用越来越小，粮价越来越多的暴露市场自发调解之中，必然引起波动的加剧。这种解释也见诸于李明珠的研究：光绪时期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变弱，粮价的剧烈波动正是市场成为主要调解手段的结果。
另外，清代粮价的长期增长趋势可以反映出经济的通货膨胀。光绪以前属于温和膨胀，国家对经济运行具有调控能力，使得粮价趋于稳定；光绪时期，随着国家控制力的降低，通货膨胀一改温和的面孔，其威胁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一面逐渐增强。所以，清代的粮食价格是一种国家宏观管理之下的市场价格，但在具体时段中，国家和市场这两种调解手段所发挥的作用又有主次之别。即道光、同治时期，粮价基本处于国家能够控制的范围，它的短期波动主要来源于灾害；光绪时期，国家对粮价的调解作用让位于市场，价格的自发波动变成了主导粮食贵贱的主因。
必须承认的是，粮食的收成分数毕竟属于一种概念性的估计值。特别是当其降至5成状态时，进一步的细微描述就越来越少，导致同治朝之后大部分年限的收成分数缺乏变化。与粮价相比，其数据本身的精确度较低，不宜在数理统计中做二者相关性的精确测算。这里我们仅是指出了灾害、丰歉、粮价之间存有紧密关系，但是具体达到了什么程度、与其他因素的比较分析等一系列问题还待继续深入。
二、清代中后期河南省精粗粮的差价与比价
不同的粮食品种拥有不同的价格，如精粮小麦的价格高于粗粮高粱，“再查河南今岁秋收通省统计八分以上，现在粟米每石九钱至一两二三钱，小麦每石七钱至一两一二钱，谷子每石五钱至七八钱，高粱每石四钱至五六钱，黑豆每石六钱至八九钱”。此类情况反映在整体价格系统中就形成了彼此之间的差价。
以道光朝为例（图2），精粮以小麦为主，粗粮以高粱、黑豆为主，以开封府的粮价为研究对象。30年间，小麦的价格一直遥遥在上，高粱、黑豆二者的价格比较接近，互有升跌，相交点较多。这样的价格格局相对稳定。
为了便于了解不同种类粮食之间的价格高低变化，选择以高粱价格为参照，其他粮价与之相减，可以统计道光朝30年间各类粮食年平均价格的差价情况，具体说来，以标准纹银计值，每仓石小麦比高粱平均贵出0.39两，最高值在O.47两左右，最低值为0.3两。因为高粱和黑豆之间互有贵贱，所以黑豆的差价出现了负值，但其负值相对较少，致使最后的平均值仍为正值，即为每仓石黑豆平均贵于高粱0.01两，相差不大。
为了更清晰表现不同种类粮食之间的价格对比变化，再以高粱价格为标准指数值1，其他粮价与之对比，继而可以得出各类粮食之间的价格比价：每仓石小麦平均是高粱的1.49倍，最高值达到1.61倍，最低值也有1.36倍。也就是说，人们用来买1仓石小麦的价钱大约可以买到1.49石的高粱，由于粮价的升跌，这个数量在1.61-1.36石之间波动。反之，人们如果用卖掉1仓石小麦后的银两再来买高粱，则大约会买到1.49石，甚至在粮价高的时候还会买到1.61石，最低也可以买到1.36石，几乎多出了一半。同理，卖掉1仓石黑豆的价钱大约可以买到1.01石的高粱，并且会在1.07-0.96石之间波动。
同时，基于价格递增指数分析可知，清代中后期粮价一直处于不断上涨的趋势中，不同种类粮食的价格增长速度也不同：从道光朝往后的90年内，小麦价格增长最快，其次是高粱，再次为黑豆。这90年中分段来看。综合三类粮食价格，整体上表现出在道、咸时期增长比较平缓，同治年间逐渐提速，光绪时期变化最剧烈。
再分时段来看精、粗粮食价格的变化（表1），道光朝前中期，黑豆价格的增长暂居首位，并且高粱的增价也快于小麦。从道光后期开始到光绪十六年（1890），小麦的增价速度一跃成为第一位，此间高粱价格的增长速度总体高于黑豆，仅在同治末期、光绪初期的时候，黑豆赶超上来。在道光的后十年间，高粱、黑豆价格的递增率处于谷底值，分别为负1%和负4%。在光绪七年（1881）至光绪十六年（1890）十年间，三类粮食价格的增长率都达到了峰点，小麦85%，高粱74%，黑豆65%。此后，小麦价格增长放缓，甚至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六年（1891-1900），其增价速度降至最低点，出现负值，仅有一4%的递增率。与之相对应，此时期高粱则跃居首席地位，并一直快于黑豆价格的增速。
不难发现，由于小麦、高粱、黑豆价格不断上涨并且速度不一，它们之间的价格格局也出现了相应变化，主要表现有二：
其一，精粮小麦对粗粮高粱的差价逐渐拉大，在光绪七年至十六年（1881-1890）间达到了最大值，每仓石小麦比高粱贵出了1.37两，并且是高粱的1.77倍。从同治十年（1871）开始到清代结束，每仓石小麦和高粱的差价一直保持在平均1两左右的水平。
其二，高粱、黑豆价格之间互有高低的情况逐渐被高粱价格的胜出所取代。这个现象发生在咸丰朝，此后高粱价格一直高于黑豆。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每仓石高粱和黑豆的差价达到最高值0.33两，黑豆单价仅为高粱的0.86倍，这种形势一直延续至清代结束。
在上述两个方面的直接作用下，精粮、粗粮之间的整体差价随之拉大。再根据方志中的资料（表2）反映出来的信息可知，这种拉大的趋势一直持续到民国。由于史料来源不一，此表中小麦单价在光绪末年的时候就已经是高粱的2倍，接近于上文1.77倍的结论。总之，民国时期小麦、高粱之间差价继续扩大的形势仍然存在。同时这种形势还存在于小米、豆子价格上。
清代，河南全境广泛种植小麦。乾隆二年（1737）新任河南巡抚尹会一曾讲“豫省产粮，惟二麦为最广”，尤其指的就是夏收小麦，当年四月，他在由直隶进入河南的赴任途中，看到自彰德、卫辉至省城开封府沿路“各邑地亩种麦十之七八”。再如密县小麦“遍地皆种，性质最佳”，鹿邑县“小麦独多”，宜阳县“种麦独多”，泌阳县每介小麦登场之际，“麦穗堆成大小山”。此类表述在清代河南各县的县志中俯拾即是。
这种栽种局面形成的原因，除了自然条件适宜小麦生长、北方民食习惯影响、漕粮征收指定粮种[t6]146，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就是精粗粮差价问题。河南民谚有“一麦胜三秋”之说，意思就是收获一季小麦的经济效益相当于三季秋粮。也有诸如“最贵者小麦”、“伏查中州最重麦收”的记载，尹会一更为详细地论述道：“豫省民食以麦为主，故有一麦抵三秋之谚”，一是说明当地喜吃面食的习惯，更为醒目地是为了说明小麦本身的商业特点，因为“故每年二麦登场后，富商巨贾，在于水陆马头、有名镇集，广收麦石”，或者“开坊跴曲，耗麦奚啻数千万石”，或者运往省外参与粮食长途贸易。乾隆年间嵩县县令在介绍本地生计状况时，不无感概道：“输贡赋则需钱，以供宾客修六礼则需钱，一切日用蔬菜柴盐之属，岁需钱十之五六，钱何来？惟粜粟耳。”豫南光州一代盛产稻米，也是以出售为目的：“向产稻米，为商贾贩运，是以户鲜盖藏”。
可见，河南农家种植小麦主要是以出售为目的，商品性质明显，作用等同于经济作物。实际上，小麦的收益往往会大于一些经济作物。所以，清代河南农民选择了经济效益最高的小麦广泛种植，这是他们基于价格优势做出的积极响应和理。对此我们不难理解清代农民家庭粜精籴粗的行为了：利用各类粮食之间的差价（并且这种差价还在不断拉大），将价格贵的精粮粜卖以换取更多的银钱，满足家庭各项开支，其中包括买进价格便宜的粗食口粮。这是从经济角度对粜精籴粗行为长期存在的观察和解释。并且，民国时期河南乡间百姓依然如此。民国二十三年（1934）春、夏之间，交通大学研究所对平汉铁路沿线农村地区进行经济调查，其重要结论之一就是售精留粗、粜精籴粗乃是农民家庭增加农作物净收入的惯常手段。
三、清代中后期河南省粮价的区域格局
粮食贸易形成长途贩运的主要原因就是省区之间的粮食差价，即缺粮省份的粮价高、余粮省份的粮价低，贩运商人因之获利。就河南一省来说，内部各个区域之间的粮价也是高低不一，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状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表3中清楚看到。
清代中后期，河南全省粮价以豫北最高，其后依次是豫东、豫西、豫南。虽然粮价不断上涨，但是这样的分布格局相对比较稳定，仅在同治及光绪初年发生了局部改变，主要集中在豫西和豫东。单个来说，从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九年（1861-1870），豫西粮价降至全省最低水平；同治十年至光绪六年（1871-1880），豫西粮价又上升甚至超过豫东位居全省第二位；光绪七年至十六年（1881-1890），豫东粮价则超过豫北攀升至全省最高。
以豫南粮价为参照值分别比较各区之间比价及差价。道光年间，豫北粮价与第二位豫东粮价之间拉开的差距较大，前者约高于后者30%，平均每仓石小麦贵出0.28两。豫东与豫西、豫西与豫南的粮价差距则相近，分别是6%、8%，平均每仓石小麦分别贵出是0.06两、0.08两。也就是说，豫北粮价以较大的价格差价持续高出其他三区。从光绪中期开始，即光绪十七年至宣统二年（1891-1910），区域粮价之间基本呈现这样的状态，只是在后期豫东、豫西粮价的差距逐渐缩小。
成丰、同治时期，情况发生了改变，各区域之间的价格差距一一缩小，特别是豫北、豫东之间的粮食比价缩小到8%，差价缩小到0.09两，整体上体现出全省粮价一致性增强。从同治末开始到光绪十六年（1890），由于豫东粮价波动剧烈，区域差价波动也随之增加，忽大忽小，变化较多。
按照府州而论，以道光朝为例，豫北彰德、卫辉、怀庆的粮价分列前三名，粮价由北向南依次减少；豫东粮价以开封、归德为高且比较相近，陈州居中，许州最低；豫西粮价以河南为高，汝州最低，无论是价格水平还是在区域内部所处的位置，陕州都与陈州的粮价相似；豫南粮价则以光州为高，南阳其次，汝宁最低。全省来看，彰德粮价最高，汝宁粮价最低。
整个道光朝30年，各府粮价的这种高低格局大致相同。并且，清代前期，各府粮价的大致格局和道光时期相仿，“查开封所属地近省会，食指浩繁；归德、陈州、光州等处境接江南，时多商贩；彰德、卫辉、怀庆、河南等郡，或界连直晋或滨临黄河，亦闻各处贩运粮价均觉稍昂，其各府州所属尚皆平减”，说明传统社会各府粮价格局比较稳定。对比粮价较高的原因，开封府主要由于城镇人口繁多，其他府州则主要与附近省份贩买粮食较多有关。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府州粮价之间的格局逐渐发生了变化（图3）。豫北三府虽然整体保持着高价但其中的卫辉府粮价降幅较大；开封府粮价增长最速，咸丰年间接近并超出豫北三府，此后一直为全省最高价；河南府也有很高的增涨势头，成为中西部地区除了开封之外的高价府；光州粮价逐渐降低，从同治中期开始成为了全省最低价。其他府州粮价的对比变动规律性不太明显。
再探讨清代前期区域粮价的情况。乾隆十八年（1753），据河南巡抚蒋炳上奏：“其各属麦价河以南州县俱每石在一两以内，现各属酌量采买以实仓储；其河以北州县每石价银一两一二钱不等，亦属平减”，豫北粮价高于豫南。乾隆二十八年（1763），河南巡抚叶存仁也曾奏报当时的粮价格局：“至于各属市粜粮价贵贱不一，大概省城一带其价居中，最贱者汝宁、光州，而南（阳）、许（州）、归（德）、陈（州）次之，河（南）、陕（州）贵于省城，而河北三府为一省之最贵者”。可见，清代前期粮价分布依然呈现为豫北最高、豫南最低，豫西贵于豫东，分列第二、三名。各府之间比较，粮价最高的出自豫北三府之中，最低者为汝宁或光州。
同时，叶存仁还就粮食价格与粮贸流通的情况加以描述：“光属固（始）米多而贱，河北虽本地之价较贵而河以南临河各属又多贩运渡河，是以其价虽贵而市米常觉充余。”豫南光州府属固始县，粮产丰富，粮价便宜，商贩多在此购粮后渡过黄河向北贩运至豫北之区，原因是豫北粮价高，但是这种商业行为的结果是理想的，因为豫北市场的商品粮充裕。鉴于此，叶巡抚评价曰：“是以通省相较，虽贵贱悬殊，而各就本处言之则虽较贵之处亦皆习以为常”，言外之意就是这样的价格空间属于常态，粮价和粮贸流通之间的关系相辅相成。
所以，清代河南省内区域粮价之间的对比格局比较稳定，大致为“北高、南低、东西居中”，部分时期豫东、豫西会彼此交换位置。价格导引流通，即粮食从粮价低的区域流向粮价高的区域，最终使得全省粮价趋于平衡，平衡在某个中心价格状态。清代河南省粮食的内部流向大致为图4所示。
豫南价格较低不难理解，因为当地土地肥沃，粮食产量较多。就全省种粮地的地力而言，豫南居首，“其土质有美恶之分，生产力亦有优劣之别，大约豫南为上，每亩生产之收入优者可值八、九元，劣者亦可四、五元。豫北次之，每亩收入优者可值六、七元，劣者三、四元。豫东又次之，优者可值四、五元，劣者不过二元。豫西最下，优者仅值三元，劣者不过一元”。同时，豫南河流分布广阔，水运交通相对发达，便于粮食流通，所以粮价较低。
豫西情况比较明确，其处秦岭山脉东延，拥有较多山地、丘陵地带，地力水平在全省最低，粮产有限，交通阻塞。在这些客观环境的限制下，该区粮食价格高于豫南。
豫东多为平原，是省内主要的产粮区，但种粮地的地力一般，不如豫南、豫北。但平坦的地势使其陆路交通较便利，但水运不如豫南优越。这些自然环境制约使得当地粮价自然高于豫南。同时，豫东是全省政治中心所在，城镇人口比例大，流动人口多，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粮食需求。所以，该区粮价又存在高出豫西的可能性。由于清代人口不断增加，及豫东主要水运线路贾鲁河逐渐淤塞，这种可能性愈来愈明显，在清代后期几乎成为了一种常态。
豫北的地力水平较高。即使拥有太行山造成的山地、丘陵地带，即使存在不易种植粮食的土地，但是该区粮产还是有保证的，特别是黄河、卫河流域的粮产亦是较高。这种产粮情况要好于豫西山区，但是后者粮价反而较低前者。所以，造成豫北粮价高的原因除了自然条件外，更重要的是较之省内其他地区，在传统社会中豫北属于全省药材主产地，出现局部与粮争地的可能大；孟县、温县为省内棉纺织手工业中心，求食商品粮的人群比例大；豫北为河南本籍著名大商人怀庆商人、武安商人的故乡，境内弃农从商的人数多；便利的卫河水运还吸引着山西、山东、直隶的商民前来搬运粮食，“至各属粮价较之三月份复得平减。惟接壤直隶、山陕地方多有商贩水陆搬运，屡饬该州县等听其往来，不许留难阻遏，故粮价虽亦减落，而与别属相较尚觉稍昂”。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豫北卫辉是清代河南省漕粮交兑重地，每年都会有远离水次的州县在这里购买粮食以完纳漕额。这些情况都指向一点，即豫北成为了河南省内部主要的需粮区，对市场中的商品粮需求量大，粮价自然居高不跌。
区域粮价的形成是客观地理条件、水陆交通条件、粮产量、作物种植、手工业发展、人口、灾害、战乱等诸多种经济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影响因素时常处于变化之中，单个因素的制约作用时大时小，表现为区域内部府州粮价的多变。
清代河南省粮价长期处于增涨的趋势并越到后期波动越厉害，这与灾害的频发、产量的减低、国家管理力度的松弛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同时，不同种类粮食价格之间贵贱不同，虽然总体上一直保持着小麦贵、高粱贱的状态，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精粮与粗粮之间的整体价格差距越拉越大，这是农家以粜精籴粗作为增加农作物净收入的行为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再从河南省内部不同区域来看，当时也存在粮价之间的差异，总体表现为豫北高、豫南低、豫东和豫西居中的格局（部分时期豫东、豫西会彼此交换位置），这主要是各区域不同的主、客观经济环境造成的；而粮食贸易则按照这个分布格局的相反方向流通，即从低价区流向高价区。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207-01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当代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必须注重吸收和借鉴相关学科特别是心理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以期更好的促进学科本身的发展。
一、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葛剑雄先生曾经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1］在当前的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理论的总结与探索应该说已经落后于学科的现实发展需要。历史地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综合学科应该对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应用给予足够的重视，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完备哲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学科，以此给后来的历史地理工作者以理论和方法体系上的指引。
关于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杜维运先生曾经有这样的论述：“历史上有些史学原理与技术，不只被人类创获一次，较古的史学家，利用经验创获一项史学原理或技术，终身用之，受益无穷。可是时间一久，渐渐被遗忘了，后代的史学家，往往再利用同样经验以创获同样史学原理或技术，且可能重复到无数次。这是人类精力与时间的浪费。唯有史学方法成为专门的学问以后，才能充分保留此类史学原理与技术于久远，以避免重复。积昔哲的遗产，启后学的智慧，史学方法的功用，殆莫与京。”［2］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道理也如是说，只有我们创获的研究方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后来者才会避免走回头路。
二、心理学对历史地理专业教学研究的借鉴意义
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二级分支学科，因而与历史学有着天然且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由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多又与历史学相同，因而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一般都可作为历史地理学领域的研究方法。所以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谈对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的借鉴，首先必须了解心理学与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相关综合研究取得的进展及对历史学研究相关的借鉴意义。历史学研究中对心理学方面的重视，这本身不是什么新创造。修昔底德很早就指出“历史解释的最终关键在于人的本性”。作为修昔底德的门徒，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以当仁不让的心理学家自居。
已发生变化的是心理学在历史研究中占有的地位。［3］胡波先生也在他的书里说：“历史是人的活动，研究和解释历史也同样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离不开人的主观情感、精神和意志，而这是自然科学无法把握的东西，是不能凭着对理知、有意识的表达层次之检讨而获得彻底的解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借助新心理学的工具。”因此，把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引进到历史研究中来，是最自然不过和最必不可少的事了。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在历史上曾经形成一些新的学科及学术流派，如心理历史学、历史心理学、心态史学等等。心理历史学是现当代西方史学领域的新兴学科，是综合运用心理学和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科学。依据其源流发展，理论方法及其传播地域，又可分为两大主要流派——心理史学与心态史学。心理史学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理论基础，以美国为中心的心态史学则由法国年鉴学派开创并倡导，以集体精神状态为对象。胡波先生对历史心理学的定义是这样的：历史心理学是运用心理学的知识研究历史上的个体和群体的心里活动，及其对于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作用和影响的一门边缘学科。这些相关学科之间既有细微的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以运用于历史学研究，亦当可以运用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之中，利用心理学的研究角度，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来拓展历史地理研究方法，促进历史地理相关学科的发展。本文拟初步探讨心理学研究在历史地理研究的两个分支学科中的借鉴意义。下面来谈谈具体的运用。
三、结论
总之，在历史地理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中，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大可借鉴，但也要区别情况而定。我们在研究中借鉴心理历史的方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抹杀与抛弃，如同物质与意识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事物的两面，心理历史学采用的心理分析的方法同样可以作为传统历史研究的有益的补充。具体到心理学方法的应用实践，一方面需要我们尽量具备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相关研究的知识背景，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敢于尝试心理历史学的革新的先进的研究手段，比如定量分析的方法。
长期以来，在历史研究及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理学方法的考量一直没能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严重影响了历史地理学专业教学与研究水平的进步与提高。从目前的心理学研究的阶段和成果上看，心理学能对历史地理学专业教学和研究所提供的贡献并不为多，学者们更多的是借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拓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野，重新审视历史地理学以及历史地理研究背后的历史人文环境，这也许是心理学和心理历史学等学科留给历史地理研究者的宝贵财富。希望历史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更多地借鉴心理学研究的诸多方法，从心理学的视角去看待历史时期地理空间发生的诸多变化，从而使其成为历史地理专业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个有效手段，使其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完备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体系的学科。
参考文献：
二、高中历史教学的特点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特点，人文景观以及环境、人类发展和演变规律，对于高中生来说，历史地理观的形成对于塑造高中生人文素养，人文意识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这种交叉性和综合性，所以在历史的学习中，必须对各方面的知识进行综合的运用，通过这种综合运用提升地理历史学习的有效性。
三、在历史学习中运用历史地理知识的作用
（一）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率
目前来讲，高中知识的学习越来越重视学生素养的培养以及整体能力的提升。在历史学习中，综合运用历史地理知识，一方面能够通过加入一定的地理知识让历史教学更有针对性，更具有可操作性，以及历史地理知识的重视和学习历史地理知识有利于学生空间观念、历史地理知识的准确获得；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生空间观念的形成。将这种空间思维运用到历史学习中，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使得历史学习能够具有可感性，客观性，也更增加学生掌握历史知识的方便快捷程度，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对于学生来说，综合能力的提升是其人文素养形成的一个关键点。通过对历史地理知识的综合学习，学生的综合知识能够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两种学科的融合能够促进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综合思维，将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从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人文素养的培养，能够开拓学生的视野，对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运用历史地理知识提升高中历史教学的方法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综合运用地理历史知识，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更够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促进学生多方面全方位的发展。具体来说，做到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要注重人地关系
历史知识的学习主要是对于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的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加入一定的地理知识，通过对于人地关系的讲解，对于人员地域等的把握，能够促进学生更加综合深刻地了解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
（二）要把握历史地域概念
对于很多历史地域来说，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名字，这些名字是当时历史的缩影，通过对这些地域概念的认识和掌握，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比如台湾地区在历史上曾有过数次不同的名字，琉球、小琉球等都是其曾经的名字，这和历史事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北京来说，大都、燕京等都是其不同历史时期的名字。将这些历史名称和地域相结合起来，给学生进行讲解，能够增加学生对于地域的整体认识，增加对于历史事件的掌握程度。
（三）以历史地图为切入点
在高中历史课本中，经常有一些历史地图，这些地图，是当时地域的标记，教师在进行授课的过程中，可以以这些历史地图作为具体的切入点，通过对历史地图的讲解，将地域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知识充分地结合起来，从而让学生在图像和图形思维中了解整个历史事件，增加学生对于知识的熟知程度和掌握程度。
（四）加强历史地理知识习题训练
对于历史地理知识的综合掌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知识习题的训练来实现，在目前高考文科综合的背景下，很多高考试题以及模拟题都将历史地理知识融合在一起。虽然在教学的过程中，历史地理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是在考试时候，却要求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这种将历史地理知识融合运用的知识习题练习，对于学生提升历史地理知识的整体能力，帮助学生形成综合思维具有重要的作用。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对于学生知识的练习和习题的掌握进行一定的强化，通过强化练习题的方式来增强学生的整体能力。
（五）带领学生参观历史地理遗迹
百闻不如一见，在历史地理的学习过程中，到实地参观考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教师可以通过带领学生到历史地理遗迹进行参观的方式来帮助学生理解历史地理知识，这种参观可以是古遗迹公园，可以是古战场，也可以是历史博物馆。如果教学水平和教学条件不允许到外地进行实地参观，则可以通过视频学习的方式，帮助学生形成和建立这种地理历史知识的形象思维意识，帮助学生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历史地理知识。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2-0094-03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研究方兴未艾，城市管理学俨然已成为一门“显学”。城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心，近20多年来，有关城镇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得到长足的发展，研究城镇的大量专著和论文得到出版和发表。目前学界对城镇体系下的市镇研究颇为关注，论著层出不穷，多集中于研究市镇的经济功能和市场框架。有些学者从经济史、社会史的角度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对市镇的研究日益深入，在宏观和微观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吸收城市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以探求历史地理学视野下的市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1市镇发展与城镇体系的完善
市与镇在宋代以前是不同的，市是指商业贸易之所，镇则指军事重镇。自宋代以后，镇开始演化成工商业中心，其军事上的意义已经降到了次要地位。明清时期，市与镇已经同列。市镇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们是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和兴起的。市镇的发展是农村市场发展的产物，它们主要是作为农村市场中心地而存在的，并发挥着城乡市场媒介的作用。[1]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状况的探测器，既属于乡村研究的范围，也可视作是城镇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商品化程度、交通条件和人口密度等因素。
任放给市镇定义为：“明清时期介于县城和村落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2]在樊树志看来，市和镇作为地理概念和地理实体，是社会经济发展到某种特定阶段的产物。市是由农村交换剩余产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变而来的，镇是比市高一级的经济中心地。[3]胡如雷强调市镇的建立必须以一定数量的工商业户的定居经营为前提，它与市集的“朝实暮虚”有明显的差别。[4]刘景纯认为，市镇是适应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的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功能的小城镇。[5]在笔者看来，市镇是构成城镇体系的基础环节，是沟通城乡的重要桥梁。同时，作为一地理实体，市镇有着独特的空间分布特征和经济职能，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环节。历史城市地理学不仅要研究历史时期的都城，而且要研究历史时期一级行政中心城市、二级行政中心城市甚至集镇及其相互关系，把区域内的各级城镇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因此，作为城镇体系层级中的市镇体系也是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随着国土开发范围的扩大，地域经济的繁荣，也导致了边防军事重镇和大城市草市的兴起，成为我国小城镇发展的伊始。据记载，我国军镇设置始于北魏，沿长城一线设置六大防御北方民族的军镇。到唐代，这类军镇除仍在北方设置外，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西北、西南、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小城镇前身的草市，兴起于南北朝时期。中唐以后，由于经济繁荣集中表现在手工业、商业的兴盛上，随着水陆交通的发展，草市的设置也因地方经济的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在广大农村交通要道之地逐渐兴起了大批集市，从而发展成为农村的商品交换中心。不仅如此，有些草市由于其形成因素不同，又具有不同的职能，从而向专业市镇发展。这样就形成了由都城——道级驻所城市——府州级驻所城市——县城——镇及草市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城镇系统。
五代、宋元时期，草市逐渐演化为商业性集镇。镇市是比草市更高层次的经济中心地，宋代镇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镇市成为县市与草市之间的市场建置，并在镇市设置监镇官，“诸镇监官，掌警逻盗及烟火之禁，兼征税榷酤。”镇这一地理层级，各地称呼差异不大。至于市这一地理层级，各地称呼各有不同，诸如：市、店、步、埠、墟、集、场、行之类。市的用法最普遍，因而市镇并称，使市镇成为一个专门名词。市也称为店，以北方为多。它们大多处于交通要道或交通发达之所，政府常在此设置场务征收商税。市也称作步。宋代扬州附近的瓜步镇在唐代称为瓜步，是“舟舻津辏而遥系江南”的一个草市，瓜步镇就是在瓜步草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6]。市也称为集，盖取市集之意，市镇因而也可称作集镇。北方的地方志中多有市集、镇集或集市镇店的条目。市也称为亥市和场，多见于四川等地，当地俗称“场集”。市也称作行，苏松一带较常见。市也称作墟，岭南尤为多见，《广东新语》有对其的详细描述[7]，李龙潜先生认为：“明清时期广东的墟市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没有固定字号商铺的定期市场，称为“墟”；二是设有固定字号商铺，“常日为市”的常开市场，称为“市”；三是“市与墟兼之”的市场，可称为“墟市”。”[8]加藤繁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认为清代广东的农村墟市比中国其他地区发达[9]。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广东清代以后一口通商成为对外贸易中心，商品流通发展的结果[10]。市的名称存在地域性差异表明，市的兴起和发展是一个普遍现象。它的名称虽因地而异，但结构功能却大致相同，体现了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在宋代，随着地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镇体系等级系列逐步完善，已有明显的等级规模关系，市镇体系初步形成。明清时期是市镇迅猛发展的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崛起，带来了城镇数量的增加、地域分布的扩展和城镇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①市镇间人口规模等级形成。②农村集镇大量兴起。③小城镇人口增长迅速。明清时期城镇地域空间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江南市镇蓬勃发展。由于商品性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对外贸易量增加，从而促进了沿海地方港口市镇的发展，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形成。
2市镇与城镇化
城镇化是乡村变成城镇的一种复杂过程，也被称作城市化、都市化。对这一过程的理解，不同学科有很大的差别。归纳起来有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的不同概念。社会学家认为，城镇化是一个城市性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它意味着人们不断被吸引到城镇中，并被纳入到城镇的生活组织中去，而且还意味着随城镇发展而出现的城镇生活方式的不断强化。人口学家认为城市生活方式的扩大是人口向城镇集中的结果。城镇化就是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这种过程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人口集中场所即城镇地区数量的增加，二是每个城镇地区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性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以非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把城镇化看成是由于经济专业化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们离开农业经济向非农业活动转移并在城镇集聚的过程[11]。上述对城镇化的不同理解，不是互相抵触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城镇化过程是一种影响极为深广的社会经济变化的过程，它既有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向城镇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并，以及城镇景观的地域推进等看得见的实体的变化过程，也包括了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在城镇等级体系中的扩散，并进入乡村地区的过程。甚至包含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向乡村地域扩散的较为抽象的精神上的变化过程。
在纵剖面上，对城镇化也有不同的理解。国外有人把城镇化过程追溯到几千年前城镇出现的年代，分古代的城镇化和现代的城镇化。国内也有人把城市在地球上出现之日起到乡村城市化完成，城乡融合时止这样一个长过程作为城镇化过程。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化只是工业革命以来开始的过程。笔者认为，自从城市产生之日起城市化就揭开了序幕。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城镇化方式，中国的城市化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即：①古代传统城镇化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指明清以前的城镇化过程。②近代时期，主要指明清时期。城镇化出现了新的因素。③近现代时期，主要指晚清民国时期。④当代城镇化阶段。历史地理学着重探讨前三个阶段的城市化进程，其中主要侧重于对城镇化的空间发展过程及对城镇体系层级的探讨。
市镇网络体系也应是历史地理学应研究的内容。所谓市镇网络，是指市镇在空间上的分布，包括平均每州县市镇数、市镇密度、市镇平均间距等方面，通过市镇网络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的市镇发展水平。市镇密度是指单位面积内的市镇数，可用区域内的市镇数除以区域单位面积求得。市镇密度的计算可以采取不同的标准，据研究范围而定。有的学者将市镇密度称为市镇率，认为市镇密度是指每平方千米内的市镇分布状态，可以用单位面积内的市镇总数和该单位的总面积相比，求得一个百分率来表示[12]。与市镇密度相关的概念还有市镇贸易范围和贸易半径，能反映出市镇体系的层级关系及市镇群体的辐射力量。市镇是最基层的中心地，它总是分属于一定的行政区划中，与行政中心地构成相互联结的网络。因而，州县区划的几何形状和治城的位置往往影响市镇的空间布局。一般而言，县治在其区划中的位置有三种，从而导致市镇空间位置亦不尽相同。一是县治位于区划范围中心。在这一情况下市镇往往较均匀地分布于县治辐射而出的交通要道上，形成“众星拱月”式结构。二是县治位于区划中心，市镇偏离两翼，这种结构发生在条形区划中。三是县治居于一隅，市镇分布呈扇形。[13]
城市化、城镇化代表着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历史证明中国的城市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像西欧的城市是在与领主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城市起源早，与王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成为各级政权机构的所在的，是按“王制”规划而构筑的。但是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新趋势，即大众城市发展基本上停滞了，只是逐渐地增添了某些经济职能的色彩。城市化的道路则更多地表现为许多市镇的兴起，城市化的主流则演化为由经济职能为主导的市镇群的形成。市镇是城市的微型或缩影，是城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中城市通过市镇与广大农村保持着密切联系，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完整体系。市镇是部分地脱离农业生产，以从事手工业、商业或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实体，它占有一定的地域，拥有相当数量的非农业人口的居民集结点，它是一个社会实体和地理实体。
综上可知，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市镇风格各异。因此历史地理学视野下的市镇研究不仅要探求其空间分布的地理差异和其内部空间结构特征，更要注重对其产生如此差异和特征的自然环境的探讨。不仅要进行对微观市镇社区的研究，而且要进行对区域市镇的比较研究，力求做到点线面的结合研究。
参考文献：
[1]周一星城市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59.
[2]任放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16.
[3]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J].学术月刊，1987（1）：63.
[4]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社会形态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275.
[5]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5：27.
[6]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79.
[7][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墟》）[M].台北：广文书局，1978：97.
[8]李龙潜明清时期广东墟市的类型及其特点[J].学术研究，1982（6）.
[9][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J].东洋学报，1936，23（2）.
[10][韩]朴基水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生产和墟市之发展[M].清史论丛，2002：31-54.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4-0028-07
一、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特点
商业地理学是研究商业活动的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地球表面人类商业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相互关系的科学。从学科从属关系看，它属于地理学中经济地理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它的发展历程看，它又远远早于经济地理学的产生而产生，是古代地理学中最早分化出来的分支学科之一。
商业地理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公元15世纪左右，它的出现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环境因素。15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以及重商主义的刺激下，欧洲许多国家不断进行海外殖民，商品的对外输出量增大，商业活动遍及世界各地区，有关世界各地商品生产、销售以及运输路线和贸易市场等情况的了解，对欧洲各国的经济繁荣和对外扩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于是，在一些资本主义发展速度较快的海洋型国家中，商业地理的研究逐渐兴起。当时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各国、各地区的物产及资源分布、集散中心、贸易关系、城市港口以及运输线路等与商品生产有关的地理因素的描述。在当时它丰富了世界商业地理的知识，同时也标志着古代地理学的分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为1889年英国G.G奇泽姆的《商业地理手册》，被称为经济地理第一书，然而，就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来看，其回答的是何地可以廉价购进和高价售出何种物品，严格来讲，它是商品地理，而非商业地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方面的推广与应用，使许多国家的农业与工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含量增高，其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伴随着经济地理学的产生，综合的经济地理学研究逐渐取代了商业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并扩展到对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消费、贸易、运输等一系列经济现象的综合研究，商业地理学成为部门经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的重要意义有所削弱。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地理学研究中出现了所谓的“计量革命”，它成为20世纪地理学的头等大事，将数理计量方法与学科理论相结合，并带入到具体的实证研究当中去，产生出各种以模型分析为基础的空间行为理论模式。如农业地理学中的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地理学中的工业区位理论，而30年代初，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提出中心地学说，则进一步奠定了商业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中心地学说主要阐述了聚落与市场分布的关系，通过市场的空间分析，强调人类活动与空间组织内在的关系，这就使商业企业空间分析方法得到强化，市场空间分析理论在商业地理学中加以运用。商业地理学逐渐走出对商品产销关系的简单描述，进而转向对市场空间关系的分析，形成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商业地理学再次复兴，并由近代商业地理学开始转变为现代商业地理学，领域不断拓展，理论不断加强，形成独特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20世纪70年代以后，行为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地理学进一步出炉，丰富了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同时也使得地理学研究形成多元结构，商业地理学首当其冲，随着二战以后，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商业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日趋显著，对于城市零售区位结构的研究，如贝里（Berry B.J.L）对于商品流、市场中心和零售商业的研究；墨菲（Murphy R.E）对中心商业区的研究；对新商业中心的规划，分析区际商品流及市场网络系统等等，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注入到市场的空间分析当中去，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形成今天地理学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也不断熔入区位论、数量方法以及经济学、行为科学乃至社会学的方法，出现了大量有关商业、服务业空间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商业地理学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它曾经历过从商品地理到商业地理的发展过程，中间也几经周折，至今仍有人强调可以用“商业活动的地理学”或“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地理学”或“市场地理学”等名词来代替商业地理之名词。但从整个学科研究对象与范畴来讲，我们可以说商业地理学是地理学中比较成熟的学科，其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基本得到地理学者的普遍认同，这对于规范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历史商业地理学的概念、理论与研究内容
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它脱胎于商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商业活动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历史时期地球表面人类商业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相互关系的科学。
人类的商业活动不仅具有地域性，同时还具有显著的历史承袭性。商业市场分布与商品流通格局所表现出来的地理特征，往往具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讲，地理要素的空间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因此，探求历史时期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网络的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阐释当代商业景观与区域分布的历史成因，尤为必要，也是历史商业地理学所应回答的问题。中国的文明历史悠久，各地区商业活动的历史变迁影响深远，而在中国传统史籍中又从来不缺乏有关上述商业活动的历史记载，这对我们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最早的地理学名著，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已对中国主要商品的产销区域和运输路线作了记载。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对人口、经济、物产、交通、商业和城市的分布及地区差异，也有详实的记载和评论。司马迁十分注重人类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强调国富民强，农、工、商三者缺一不可，“农不出则乏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而地理环境往往又是经商致富的源泉，范蠡为越王句践的谋士，助句践雪会稽之耻，以后“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这里司马迁明确强调朱公经商对地理环境的选择，强调朱公之所以能够19年之中三致千金，以“天下之中”的陶为贸易基点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以后历朝历代，大到全国性的地理总志，小到地方层面上的州县方志，对于地方物产与市镇结构也多有详细的记录，不论商业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亦或偏远落后的西部省份，可见历代统治阶层对于地区商业发展的重视程度。那么，我们说历史商业地理学究竟应该研究哪些问题？又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
（一）历史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及其变迁
商业地理紧紧围绕着市场与流通的空间特征而展开，而商业市场与商品流通都离不开特定的物质基础——商品。商品生产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不同的地域形成不同的商品生产，由此构成劳动的地域分工，是商品流通的前提与保障。马克思在1857年论述交换与流通时指出：“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反之，“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历史商业地理虽然研究的是以往时代的商业活动，但所要回答的同样是市场结构与流通体系之关系这样的命题，因此，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商业地理问题，首先就要阐述历史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
从商业地理的产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最早的商业地理学主要就是关于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的地理，如奇泽姆的《商业地理手册》重点即在告诉人们何地有什么样的商品生产，又流通到哪些地区。在今天来讲，人们对于各地商品性生产的重视程度更有过之，大到全球尺度，中到国家尺度，小到地方尺度，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有人以为，经济地理的产生，可以更加全面地研究各地生产的配置与地域分异，完全可以取代商业地理学中的商品生产。其实不然，无论从农业地理还是工业地理的角度来研究地区生产布局，都无法取代商业地理学中商品生产的地域格局，因为三者在地域生产中所关注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商业地理学所关心的生产是商品性生产，换言之，与商品无关的生产并不在其研究范畴之内，这也是商业地理学研究的生产与农业、工业地理学相关研究存在的最大区别。在农业与工业地理学中，我们只需区分各地的地理条件与资源分布作用下的生产，而商业地理学则需进一步区分各种生产的商品性与自给性问题。
历史时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及其变迁受各地自然与人文环境影响，与地区的发展进程相一致。中国古代的商品生产地区差异很大，它为历史商业地理学中商品生产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二）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研究
商路是沟通商品流通的渠道，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地区商品生产的畅旺与商业市场的兴衰。从市场分析的角度来讲，由商业交通网所联系起来的港、站、码头、枢纽的分布走向，是形成商业网点、商品集散中心、贸易中心的前提与条件，它不同程度地受到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因素的影响，构成区域市场分布格局的骨架。就商品流通来看，交通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商品的成本价格和交易路线。商品经过运输，不会增加使用价值，还会产生损耗，又要支付运费，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商品的地区流通必须通过交通运输才能实现和完成。尤其历史时期，传统交通工具简单，车拉马驮，交通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地区商品流通的畅旺。据李吉托·尤恩《日记》第1卷中说：“中国的陆路交通费用高于水上交通的二十至三十倍。”从今天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要远远高于北方地区，优越的水上运输条件是其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明代陕西的陕北与关中两区来看，仅在棉布差价上即有数倍之差，也是由于交通道路追加的运费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区域道路交通是商品流通的前提与保障，是商业地理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1 商路同驿路的分离与商业地理区划问题
驿路在中国古代出现较早，多由官方开辟或加修，为官方信息往来的交通主干道，从秦始皇修筑“驰道”与“五尺道”，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驿路交通的维护，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与研究也极为丰富。但商路与驿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吻合的，这样，根据商人经营贸易的需要，有关各地商路的记述也不断见诸史籍以及民间文集。诸如《天下水路驿程》《通商便览》，民间商书有关内容也不断增多，而商路往往是联系市镇间往来的桥梁与纽带，研究驿路与商路的分离对于我们理解历史时期商品交流的地区关系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以之窥测古代社会政区区划与商业地理区划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2 商路改变与市场结构性变迁
由于商路对于市场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商路改变经常会引起市场的变动。中国古代商路包括陆路交通、水路联系等多重纽带，水、陆交通的开辟直接会促进一个地区商业市场的繁荣与商业市镇的兴起。明清京杭运河的兴衰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中国传统时期地方经济开发与经济重心转移直接与交通相联系，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三）商业市场的地域分布格局
商业市场是商品流通的载体与承担者，“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现代商业地理学在分析研究商业地理过程中往往以市场研究为起点，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同样要抓住此点。
市场往往包括城镇市场与农村市场两个方面。城镇市场依托商业城镇，是各经济区主要的商业中心，是在区域内担负区内外商品交换中心作用的大市场。它辐射性强，具有商品集聚性、服务开放性等特点。同时，它又分层级布设，有区际的、省际的乃至各经济小区的，不同层级的商业中心影响范围不同，吸引的门槛值有别，然而往往都是大的商业中心城市依托中小商业城镇，实现和扩大自己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在现代社会，商业中心城市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是衡量区域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历史时期商业城镇都经历过一个成长、演替的发展过程，与区域间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相一致，中国古代商业城镇在时间上有从北方向南方集中、过渡的发展趋势，在空间上也表现出这种分布形态。商业城镇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受到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双重作用，考察区域商业城镇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分布规律是了解一定区域内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杠杆，因此，对历史时期一定区域内商业城镇分布的研究是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研究过程中，大体应注重两个方面的研究。城镇市场的空间发展与演变过程是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城镇市场空间结构的分析则是另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市场是中国传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体系中最基层单元之一，也是联系城乡之间、市镇之间以及农村本体的经济中心地。中国传统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广大的农村市场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商品交换、社会联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重大，因此研究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域格局，考察农村市场的发展与作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1 商业中心的地域格局
商业中心是担负一定区域商业活动中心职能的城市。商业中心的形成是由经济条件、交通网络、城市腹地等等众多因素促成的。商业中心的地域格局是通过对一定区域内各种经济要素的分析，来深入理解商业中心的成长经过及其影响因素，商业中心可以是一个单体商业都会，但在许多地区也会出现复杂复合的商业实体，这些结构组成各异的商业中心往往受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多重作用。中国古代的商业中心往往随着地域经济的开发而成长，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都会，贯穿北方，雒邑位于秦、齐、楚、赵之间，被称为“天下之市朝也”。陶（今山东定陶）地处中原主要水运航道济、泗二水的交会处，为诸国“货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濮阳（今河南濮阳）为战国时卫国的首都，也是地处水运要冲，是可与陶相媲美的商业都会，史书常称“富比陶、卫”。齐国都城临淄更是战国第一大商业都会，“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韩国旧都阳翟、燕都蓟城等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组成与结构虽与当时诸侯王国的地域结构有一定关系，但其发展与北方经济区的开发程度也具有很大的关联性。
商业中心一般与行政中心相一致，但在许多时期、许多地区，商业中心又常与行政中心相背离，这种商业中心的分布格局组成一定经济区内特殊的经济景观。唐都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可谓国际大都市。中唐以后，伴随南北运河的开发，长江下游以及南方经济的繁荣，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城市的成长与商业繁荣。尤其扬州，作为运河水运交通的枢纽城市，政治与经济地位空前提高，逐渐成长为全国第一商业都市，所谓“扬一益二”成为中唐以后南方经济崛起的重要标志，因此，唐代后期，中国商业中心与政治中心是南北分离的。明清以后，随着全国性工商市镇兴起，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各地区、各省区均出现一定数量的发达的商业市镇，经济发展程度超越其所在府县，如明代的“四大聚”，佛山、北京、苏州、汉口，其中除首都北京外，均不是地区行政中心，佛山与广州，苏州与南京，汉口与武昌，构成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当然，除此之外，有些地区还出现几个商业市镇共同构成大的地域商业中心，如明清时期的西安、泾阳与三原县就是一例。这些均是历史商业地理学值得研究的经济现象。
另外，历史时期城镇市场的布局具有一定规律性，尤其是作为区域商业中心城市，商业街区布局、专业市场兴衰往往受区位选择规律的制约，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矛盾统一。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历史时期商业中心城市市场分布格局，可以充分理解封建时代商业发展与城市经济两者的互动关系。历史时期区域商业中心的研究与现代不同，历史时段变换，社会形态差异，以及交通道路改变均会影响到商业中心的成长，也会造成商业中心位置的递嬗。因此，研究历史时期商业中心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就成为历史商业地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
2 城市内部商业区位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内部商业区位的选择问题在今天的商业地理研究中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无论从带状环形布局、扇形结构、楔形结构还是多中心结构，无不围绕着商业中心而展开。历史时期商业中心内部的市场区位选择同样值得我们深思。今天我们所能够了解到汉长安城存在“九市”；唐长安坊市结构的中规中矩的“东、西两市”结构；北宋东京城市场结构突破坊巷限制，进一步发展为沿街、沿河的市场景观；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的市场由点状分布到具有中心地结构的市场与庙市分布等等；虽为都城，但却能够让我们看到中国市场发展的结构性变化。而事实上，这种变化并不仅只体现在都城一个层面，大到府、州，小到县、镇无处不在，尤其明清以后，由于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市场突破城墙、突破关墙，关城面积的扩大、关外沿河市场的崛起以及由市场扩大进而加筑城墙而引起的城套城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城镇发展的外在表象，实际上无不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与制度发展变迁的内涵，有些甚至与特定时代的文化与风俗相联系，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空间发展进程均具有重要意义。
3 边疆区、边缘区与过渡地带的市场结构研究
边疆区的市场发展往往受外在因素影响更多，市场的兴衰起伏剧烈，市场结构也较为复杂，受国家政策与制度性因素影响较大。明代长城沿线市场的空前繁荣，完全受军事驻屯的影响，形成长期的军事供给与军事消费市场，市场出现超前发展的状况，这种军事消费所带来的影响是一时的，经常会随着军事防卫体系的变化而变化，市场的历时性不高，但是有些时候它的作用与影响又会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甚至远及当代。边缘区的市场研究也是目前学术界关注较少的话题，可以是农牧交错地带，可以是两种地貌的过渡带，其市场的结构均呈现出与中心地带极大的差异性。这些研究都会丰富我们对传统市场结构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地貌条件是如何影响市场发展的。
4 商业中心与城市腹地关系研究
城市腹地研究是现代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称商圈，商圈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民族结构、人口规模、地貌特征，交通道路、文化背景等等。城市腹地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各地间的商贸联系，大到全球尺度，近代以来世界主要海港与贸易中心及其腹地结构；中到国家尺度，古代国家间的贸易关系，贸易与空间扩张，陆路与海上交通线的开拓与区域商业空间的拓展，贸易与国家间的空间控制等等；小到地方尺度，从一定地域，一定省域，乃至某个县域出发，研究其腹地的结构。商圈不受行政区划的影响，跨县域、跨省域、跨地区的现象时常存在，历史时期这样的现象也很突出。明清时期，陕北地区与山西省的商业联系远比省会所在的关中地区紧密得多。陕南地区的商贸联系则主要针对湖北与四川，这些受自然条件与地理因素影响的商业区的形成，及其与中心商业城市的结构关系往往也有一定的历史承袭性。
5 市镇兴衰的诸要素分析
中国古代市镇的兴盛多是由市场主导发展起来的，而市场在一定区位的设置与选择又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并受各种要素综合作用。明清时期是中国地方市镇普遍发展的历史时期。明清江南市镇的兴起过去一直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案例来分析。近年来，随着各方研究力度的加大，生态学、环境学、社会学与地理学等交叉学科理论的引入，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学术视野，从区域开发的角度人手，对市镇兴衰起伏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各市镇发展的阶段性与空间转换，更提醒我们对各市镇的兴衰条件进行微观分析，近年来许多学者沿此方向做过诸多有益的尝试。制度因素影响市镇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话题，一些市镇成长过程中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如粮长制与明代市镇成长的关系等等课题均值得我们思考。另外，随着历史地图学与GIS的应用，更加方便了我们对区域市镇发展作长时段与空间模拟，突破县界、府界乃至省界进行不同地貌条件下的分析成为可能，这些都为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开拓了新的探索空间与学术视野。
6 农村市场形态研究
农村市场网络结构分析是历史商业地理研究的另一重要课题。中国封建社会往往强调以农为本，在广大的农村中，农民成为封建国家最主要的支柱。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结构为小农经济，这也就决定了封建时代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民是封建社会市场中商品的主要生产者，也是最主要的消费者，分布于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商品市场就是广大的农村市场。农村市扬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商品交换、社会联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大，它是市场体系中最基层单元之一。因此研究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域特征，考察农村市场的发展与区域分布规律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传统农村市场大体包括农村集市与庙会市场两种形态，两者均作为定期市担负起农村商贸往来的纽带与桥梁作用。但在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下两者的作用与影响截然不同，在市场层级中所处地位又有所不同。在施坚雅的市场体系中，庙会市场是被完全排除在市场层级之外的，那么对于中国传统庙会市场的历史定位又是怎样，在边疆地区、边缘地带庙会市场的作用又非它类市场可以替代，中国面积广大，自然条件、人文环境与民族格局差别非常大，多元市场格局表现明显，影响农村市场空间发展的要素研究是商业地理学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四）区域商品流通格局与商贸区研究
区域商品流通格局分析是对整个区域商品的流向与流通格局的分析考察，是在地域商品生产的基础之上所作的商品流通地理分异的研究，是研究商品产地与销地联系的重要环节。在中国古代地方志物产卷中大都保存有对各地“货属”的记载，它们既包括流通于本区内的产品，同时也包括售出境外的商品，这种商品的流通古来即有，且各地区间的差别也非常明显，这些内容都为区域商品流通格局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也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商品流通格局，进一步划定商贸区提供了可能。商品流通格局受地区自然条件限制，交通与市场结构影响了商贸区的发展，不同历史时期地区的商贸格局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制度与经济条件的制约都会影响到商贸区的转变，研究一定历史时期商贸区地域格局及其与行政区划划定、文化区的形成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可以更好地理解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三、历史商业地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及其研究意义
历史商业地理学与商业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中要面对历史时期各种商业经济现象。商业活动的空间差异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基础以及区域经济结构不平衡性表现出来的，对于这些指标的衡量，需要以商业经济学的方法为依据。商业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同样适用于商业地理学，如区位论、空间价格、区域成长理论等，时常被商业地理学所采用。但是，商业经济学与商业地理学在研究对象上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差异，商业经济学是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以商业为媒介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其中包括商业结构、商品流通形式、商品同市场相统一的运行机制等。两者均研究市场，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共性。但商业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侧重于市场机制与供求关系；商业地理学则研究市场的网络结构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在分析商品市场的同时总是结合地区条件，并且是以地区流通为中心，联系商品生产的地区分布。因此，两门学科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历史商业地理与商业史的研究同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历史时期商业发展问题为总的研究对象，这是两者的相同之处。但是两者的研究重点与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别。从时间角度说，历史商业地理不以研究历史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是主要研究商业活动在历史时期中的空间过程。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围绕着商业活动的空间发展过程以及区域分布同环境的关系这个中心，这样一来，历史商业地理研究所要面对的就是各种地理条件下商业活动运行的机制与发展规律问题，发达地区商业活动的运行机制、欠发达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其制约机制，均属它的研究范畴。而商业史的研究则与此明显不同，是以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出发点，研究其逐渐发展、发达的过程。在研究方法上，两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受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内容的限制，它在许多时候需采用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空间分析方法，这与商业史的研究方法比较是不相同的。
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这和商业地理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商业地理学的发展，使之迷失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更缺乏基本的理论支撑，这使前些年商业地理学研究走入一个瓶颈期。而历史商业地理学同样如此，历史地理工作者在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与历史时期手工业与工业布局的研究同时，对于主要集中于流通领域的历史商业地理学如何定位并形成体系，一直表现出认识上的模糊与学科领域的不明确，对于它的学科内涵亦少有人问津，理论规范与方法总结非常欠缺，这些都阻碍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上讲，加强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是促进历史地理学学科完善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在今天我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商业空间网络布局对区域经济发展之重要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因此加强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学科发展，研究地域商业格局形成的历史成因，就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萌芽和发展
在人类诞生初期，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总体上来看，人类对自然持敬畏的、服从的态度，是被动的、有限的利用。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类活动的能力和范围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自然环境的严格制约，使得早期人类的地理认识充斥着对自然的敬畏和膜拜。
早期的东西方先贤们已经有了对地理环境初步的科学认识，并提出了许多在当时条件下看起来不可能达到的真知灼见。但是正因为这种认识还处于起步阶段，限于工具等改造能力的全面欠缺，人类的思想和认知主要体现为地理环境决定论。
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和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明确地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的身体、性格甚至人性的决定性影响。西方科学思想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提出把地理环境纳入人类历史和文化考察的范围之内。希波克拉克在《空气、水和地方》一书中认为气候是影响人类身心、活动的主要因素，同时也影响土地的生产力。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则论述了居于自然环境下的人类应当如何有效组织管理的问题。到了近代，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更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中，突出强调了气候和滨海性是人性与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并论断说，海岛民族比大陆民族更重视自由。英国史学家巴克尔根据地理唯物论指出，气候、土壤、食物等都是文化发达的决定性因素。洪堡提出要努力证明自然条件对道德和人类命运的经常的、无所不在的影响；而第一个系统地把决定论引入地理学的德国学者拉采尔的一句经典更是让人耳熟能详：“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他把人看作环境的产物，人和生物一样，其活动、发展和分布受环境的严格限制，直接影响人的生理、心理、社会组织和经济形态，支配人类的迁徙和分布。
而在中国，《周易》中出现了“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语句，这是我国文献中关于“地理”两字最早的出处。先秦时期的很多著作中都流露出了我国先贤对地理的认知。特别是《管子・水地》记载：“地者，万物之原本，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俊之所生也……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管子学派明确而强烈地认为，水和土决定了人性美丑、巧愚、善恶等。类似的“地理决定论”的记载还有很多。孔子在《春秋》中提到：“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礼记・王制》有关于水文决定论记载，《大戴礼・易本命》中则出现了土壤决定论的说法，《周礼・地官・大司徒》有地形决定论的初步认识。这些观点，反映了我国古代先贤对人地关系的认识。总体来说，就是“天人合一”和“敬天法地”的思想，《道德经》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这种思想的高度概括。
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认识中，个体的性格、肤色、身高、居住区域，群体的形成、组织、繁衍，乃至于国家的诞生、发展和灭亡等等，都受到地理环境的严格制约，人类匍匐于地理环境之中，按照自然的规律而生存。
总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地理学思想的主流。
二、或然论时期
到1874年，地理学作为一门由专业教师教授的高级课程在德国设置。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全世界的大学都纷纷设置地理学了，并称为“新地理学”。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地理学思想方面最大的改变，应当就是或然论的提出，即人类开始反思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认知，开始思考人类对地理环境主动积极的适应和改造。
在《地理学思想史》第二篇开章――第七章“什么是新地理学”一开始，作者就转引了乔治・柏金斯・马什的《人与自然》的一段话：“人类对于改变地球表面的形态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森林的毁灭，湖沼的疏浚，农艺和工艺的操作，都给大气的水分、温度、电和化学的状态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最后，动植物生活的万千生命形式，通过人类的活动已经在数量比例上造成了极大的改变，有时在形态上和数量上大为改观，甚至完全灭绝。这些动植物在人类登上自然舞台以前就已经盖满地球，而人类正是注定要打乱这一自然界的和谐的。”这段话，意味着人类在对地理环境认识方面思想的转变，即开始走出地理环境单向决定论的框架，开始尝试理解和掌握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
学术界首先明确提出这种转变并形成理论的，是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白兰士和其学生白吕纳。“维达尔竭力反对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形成了或然论的思想。他认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类对这些条件的反应或适应，则按照他自己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维达尔认可了人类有按照自己需要、愿望和能力进行利用和改造的能力。而其学生白吕纳，更是将其这种思想发扬光大。“维达尔领导下的法国地理学派体现了自然与人文两方面之间明显的平衡。”之后，不管是或然论，还是可能论，又或者英国人文地理学家罗斯比克的适应论，还是美国地理学家巴罗斯的生态调节论，其总的思想，都是注意到了人类对地理环境积极和主动的一面。
事实上，我国古代先贤中，也有关于人对地理环境主动作用的一些论述。《孟子・公孙丑下》中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荀况则提出了天人相关论，主张人类应“制天命而用之”。《隋书・经籍志》中出现了“因地制宜”的说法；而明末清初的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中，阐述了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v之丘、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这些朴素的思维，也一再展示了人类对利用地理环境的信心和能力。
三、文化决定论时期
随着人类对自我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改造世界能力的不断增强，在学术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想，那就是文化决定论，又叫做“非决定论”。在人类早期漫长的岁月里，曾有“决定论”的思想，那么这种理论叫做“非决定论”，顾名思义，就是认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说法是错误的。那么，文化决定论的学者秉承什么样的认识呢？
文化决定论是美国博厄斯学派的理论。博厄斯学派是西方人类学重要派别之一，又称历史学派、历史批评学派、文化史学派、批评学派、美国传播学派等，由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创立。博厄斯认为人类对生活方式和文化的选择并非基于理性的考虑，而是基于情绪。情绪的生成与对传统的遵循密切相关，而对情绪的放任则是形成自我中心的关键，对传统的依赖则是产生民族隔阂的重要原因。博厄斯的这种认知，同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是正好相反的。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看来，人类受限于自然的约束，理性地趋从于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而在博厄斯看来，人的选择是基于情绪而并非理性。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博厄斯学派分化、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文化决定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类别。
文化决定论是一种与地理决定论直接对立的观点。它认为文化本身是一个独立的整体，而不是屈从于其他系统，任何认为单一因素促使文化形式的看法都是错误的；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地理环境虽然能够对文化产生影响，但影响的程度要视文化本身的性质和产生作用的大小，并且地理环境不能决定文化的模式，只能影响细枝末节的部分；而文化则反过来限制着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发展。
相应的，在文化决定论和城市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衍生出了一些基于人类活动的城市地理学理论。如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的同心圆学说、美国地理学家霍伊特的扇形地带理论以及哈里斯和厄尔曼的多核心学说。这些理论，虽然也考虑到了地理环境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是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衡量聚落和城市的发展。如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和伯吉斯的同心圆学说，其重要前提就是“理想地表”，这其实是模糊和忽略地理环境的一种做法。而扇形地带理论和多核心学说，是把地租作为决定性因素而看待的。
这些理论，与或然论相比，又有了较大的不同，或者说，它们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决定论是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类，而文化决定论等则认为人类起码决定了自身周围的地理环境。
四、和谐论时期
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越来越紧张的人地关系使得社会各界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单一地认为人定胜天的思想不断被反思，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潮流开始发展。
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第一个人类环境宣言，包括七点共同看法和二十六项原则，这标志着人类对环境认知又一次改变的开始。形象地来说，这就是人地关系的和谐论。
所谓人地关系的和谐论，就其根本而言，就是可持续发展。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应当在服从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有效、合理地利用地理环境；另一方面，面对已经不断被损害的自然环境，人类要着手进行优化调控，尽快恢复。人文地理学和谐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人类应当建立包括生态、社会、环境等多元指标在内的综合性发展战略目标，而不仅仅是人类自身的发展需求；寻求更好的利用资源的方式方法，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使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保持和谐共生；加大整治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源于美国、发展到这一时期的生态论、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LUCC）等，也都与这一思想相互促进、形成了现今社会人类对人地关系的另一种认知。
五、余论
“不管我们对地理学的性质和范围有怎样看法，大家都会同意它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人类对现实的认识。”人地关系的不断改变，事实上反映了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变化情况和对地理环境的深层认知。而虽然人地关系的主体是两个，但其实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解决人的问题。环境客观存在，无论是早期人类的盲目和残酷也好，还是在人类高科技工具下的不断恶化也罢，甚至是对人类各种不当行为的惩罚，它只是一种在规律作用下的本能反应。而人类对地理环境的态度、理论和实践，才是处理好人地关系的关键和核心。
无论是什么样的观点和理论，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尽可能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减低人类对资源的破坏。重新亲近自然、触摸自然、恢复自然，应当是我们最好的做法。
参考文献：
[1]阿尔弗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5）：29-30.
前言：楚国原本属于南方江汉区域的一个小国，周王朝的周成王封楚君熊绎于荆蛮。楚国的后代励精图治，使得楚国日益富强。在这样的状况下，对周王朝的统治造成一定的影响。基于周昭王是怎样发动伐楚的战争的，路线是怎样的，在此次的论述中，通过地理学和考古学，对以上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
一、周昭王南征的历史背景
西周初年间，由于楚国一直谨慎地维持和周王朝的关系，周、和楚关系相对和谐。至周昭王时期，楚人在经过漫长的“筚路蓝缕”之后，国家发展越来越强盛，影响着周王朝的统治[1]。楚人对江汉平原虎视眈眈，由于和鄂东产铜区相接壤，面对丰富的矿产资源下，楚人对自身发展的状况不甘心。然而，商朝开辟的南方铜路的保护力度较大，使铜料运到王室的工业基地当中。楚国在不断壮大发展下和周王室争夺铜的战争一触即发，而此时恰逢国力鼎盛时期的周昭王，面对楚国的不臣之心做出了重要的军事决策――由周昭王亲子率领伐楚。
二、周昭王南征的路线和军队所到的范围
（一）周昭王南征主要军事路线
周昭王发动的征伐“荆楚”，在随州叶家的考古中发现，荆楚指我国长江中游的诸多方国与部落，其土著被当时的周人称为“荆”或“荆楚”。此外还有一部分部落是商朝一些的遗民。据史籍记载，周昭王在位期间，对荆楚进行了两次征伐。周昭王十六年与十九年两次南征，同时还命令诸侯率领本国的军队从王南征[2]。在当时，王室与诸侯国军队在出征之前，在南山通过狩猎的方式展开演习作战，自此之后，大军自上侯――跨汝水――汜水――经方城――鄂师等达汉水。从我国历史博物馆中收藏的西周中期所有的士山盘铭文中的文献得知，大军先锋部队先巡察道路，不断的建立周王行宫，并出使南方的各个诸侯国，下达昭王伐楚的旨意，并且在汉水中洲的区域内积贮相关的军事物资，这样的军事安排主要是为了渡过汉水，展开征荆楚军事行动做准备。其中，安州六器中鼎铭文当中这样写道：“中省自方，邓、、邦，在鄂次。”按照这样的内容分析得知，在审查南国之后，便驻扎在的鄂。2013年在叶家山M11中出土的一件铜方座簋，属于南公所做的祭器，而南公指的是南宫。这样的资料显示出：第一次南征经由唐（现今湖北随州西北地区）、厉（现今湖北随州北地区）、曾（现今湖北随州地区）、夔（现湖北秭归东地区），室军队与从征北方的众多诸侯军，征战得到胜利，并将南楚的铜器带回到周王朝的皇宫当中，为此特地铸器铭功。
（二）周昭王南征军队所到的范围
鉴于先现今可以肯定的是周昭王南征是从成周抵达到的随州，然后南下带到孝感，这样便能得到周昭王南征的具体路线，战争所影响的区域也能定下来。昭王在南征的过程中，行军到达到地理位置孝感。在继续南下中，本文结合寻找到的地理文献和的复原西周早期的地理景观得知，南下的具置是随州的东南方向，樗往东的地区，其中包含了举水和滠水等流域，这一片地区当中涵盖的铜矿区较多，但是不在周朝的统治范围之内[3]。因此，便在周朝的讨伐范围中。很据《水经注》卷的第28章节中的《沔水中》对昭王丧命的地点予以详细的记载。沔水又称为汉水，按照汉江的地理位置而言，昭王在南征的过程中，地域应在汉江的下游一带，具体而言影视汉江下游河道往北的位置。
三、周昭王南征的结果
在第一次战役当中，周昭王便组织了声势更浩大，同时军威更为雄壮二次南征。周朝的大军在昭王的作战指挥下，趾高气扬向楚地进攻。在我们学过的历史和了解的战役中得知：骄兵必败。《史记・周本纪》记述：周昭王“王道微缺”，到南方“巡狩”，“卒于江上”。这一次组织的伐楚战役周朝军队没有在历史的史册上续写上次辉煌的战功，周朝部队遭到惨败，主力的军队损失严重，按照史书上所记载，作为最高统帅的周昭王居然在撤退的混乱中落入汉水，溺水而死。周人为自己的骄横和轻敌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即使是按照如《帝王世纪》与《吕氏春秋》所说，当时的史实是：“周昭王首次南征，楚国不战而服，而南蛮二十六国都均来朝拜昭王[4]。倒是昭王为了抢夺长江中游荆地铜锭与铜器，第三年便继续南征，在这次战役中惨败，西六军全军覆没，同时昭王返回途中渡江之时，由于“胶船”破散（亦或是浮桥断裂）而落水身亡，故而殃及楚国。”因此，在《左传・僖公四年》记载为：“楚成王答管仲责问过程中，避重就轻言道：周昭王朝时，荆地属汉，因此楚人不接受这样的罪责。”
“昭王在南征鹨鄣敝卸不复返”对周王朝而言犹如晴天霹雳，从此之后，周朝人将汉水看成是畏途，再也没有胆量到汉水以南的区域挑起战事，只能向东征伐淮夷了。在连续不断的几代伐夷战役结束，周王朝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兵力。通过历史记载和地理、考古方面的文献得知，这次战争最终结果是：周王朝军队在南征结束失败后，属于周王朝建国后最严重的重创，国势从此一蹶不振，昭王南征也是周王朝从治理兴盛到衰败的历史转折点，同时也是楚国强大和抗衡的重要标志。吸取昭王教训后的穆王与他的大臣们，不仅将周朝中心军事防御布防的重点从北线转移到南线，同时还注重整军和习武，并与周边民族和部落加强友好往来，这样的军事部署和减轻了边疆的军事的压力。
结论：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周昭王十六年（即公元前980年间）、十九年，昭王先后在三年间两次经过郧地南巡到荆楚一带，在第二次南征败北后返回镐京的途中，在渡汉水的过程中溺水身亡，以此研究的结果与《史记・周本纪》和《楚史》均保持一致。同时，在对周王朝后期军事战略部署来看，将军事防御布防重点从北线转移到南线的策略后，肯定周昭王南征已过汉水地区。在此次研究中，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查找和翻阅，对昭王南征的路线和结果进行探究，望此次得到的结果能为我国完善历史资料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李春艳.周昭王南征所经“斤”地地望考[J].社会科学论坛，2016，（11）：209-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