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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外语教师的职业生涯中，我们一直在思考，高校外语院系是否存在着有别于社会外语培训机构的独特价值？诚然，在师资质量、教学环境、国际交流、研究氛围等方面，高校具有社会培训机构难以企及的优势。但是，大学扩招、家长与学生乃至社会都关注就业率的现实，使高校外语院系沦落为高级的、过渡性质的培训机构。大学生或者希望从这里获得通过研究生入学外语考试的秘笈，或者希望通过四年或更长时间的学习掌握一门或两门外语以顺利找到工作，或者希望大学阶段的外语学习能够帮助他们取得理想的雅思、托福等出国留学语言测试的高分。事实上，教育与培训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培训意味着通过学习掌握技能，而教育则是通过教与学来达到扩增心智的目的。
在西方，大学被认为是西方或民族文化的守护者甚至是守门人。那么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教学，在承载传统文化、综合培养学生能力方面，又担当了什么角色呢？联系我国外语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学生个人发展，还是从高校人才培养、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在高校外语教学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已经迫在眉睫。
一、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学生面对西方文化拥有健康的心态
大学之道，在于“育人”，而非“制器”。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固然存在着糟粕，但更多的则是让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智慧结晶。众多的人口生活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历经几千年的发展，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值得后人学习借鉴。《大学》开篇讲了八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梁漱溟先生总结道，“在儒家的领导之下，两千年间，中国人养成了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在高校外语教学中增添中国文化相关课程，不但可以让学生学习古人智慧、提高人格修养、奠定清明安和向上的心态，还可以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信心。“为人之道，修身为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学生在“格物、致知”的同时不忘“诚意、正心、修身”，将来实现“平天下”的愿望，利用外语工具，充当中外交流使者。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字Cultura，意为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最初是指人对自然界有目的影响以及人自身的培养和训练。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Edward B. Tylor）在《原始文化》中对文化下了定义，“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在其绵长的寿命中，中国传统文化包容吸收多种文化，放射影响周边地区。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我国传统文化还有其他丰富的内容，例如：墨家主张打破血统论和宿命论，只问是非曲直、贤愚勤惰；道家注重本体论与辩证法，“道法自然”，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佛教强调因果报应、三种轮回的思想；范缜发表《神灭论》批判佛教教义的理论基础“神不灭论”；明代李贽著《藏书》68卷，公开反孔非儒，称《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理解世界，彼此交锋碰撞。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不是被动地全盘接受某一种思想，而是对不同文化内容进行对比思考，寻找自己的答案，从而找寻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目标。这对外语院系的学生尤其重要，能够避免学生在深入学习西方语言文化的时候对传统文明视而不见、走向全盘西化的误区。
二、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高校培养跨文化优质人才
历史上，张元济先生曾评价洋务派设立的同文馆、广方言馆、船政学堂、水陆师学堂，一针见血地指出“泰西教育之法，莫不就其本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以为之基础，各有其独立之道而不可以强同。一切教授规则皆受成于部。凡所损益，一以国民精神为主，故学成之辈，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建议“勿标讲求西学之名”。京师大学堂则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学方针，强调“中西并重”，务使二者“会通”，缺一不可。在这样的培养体制下，学生力求精通母语和目的语，灵活应用语言，在不同语言间自由转换。老一代翻译界的大师，如傅雷、戈宝全、钱钟书、叶君健、朱生豪等人，他们学贯中西，外文精湛，国文功底深厚，其翻译作品不仅实现了“信、达”，还能达到“雅”的高度，久经时间考验。在外语院系遍地开花的今天，教育部对高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持鼓励态度。以2000年《英语教学大纲》为例，大纲建议为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中国文化概论》等课程，在附录中推荐十几本关于中国文化的参考书目。学生只有在掌握语言的基础上深入学习中外文化，才能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做到游刃有余。然而目前对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培养，往往缺失跟传统文化有关的知识讲授，这是巨大的损失。高校对学生外语能力的培养，不仅体现在听、说、读、写、译具体语言能力的提高上，还体现在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训练上。目前我国高校外语院系开设了大量西方文化课程，例如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英美文学导论、西方文明史专题等等。然而，在强调目的语文化输入的同时，却忽视了教学过程中母语文化的渗透。例如，我们的学生可以流利地用英语讲述圣诞节的来历，却难以用英语介绍端午节的传说和习俗，甚至有学生在被询问中国节日的细节的时候，理直气壮地说：“西方很多节日都是跟宗教历史有关的，我们很多节日是跟吃有关的。”这种想法竟然受到了不少同学的赞同。诚然，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但中国以道德代替宗教，以伦理组织社会，又怎么是简单的“节日跟吃有关”能解释的？如果外语院系学生本人都不深入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又怎么可能向其他人介绍中国文化呢？《20世纪的社会转型》作者阿兰·图雷纳提出，“现代性并不是一笔勾销往昔，而是要把尽可能多的往昔纳入到尽可能多的未来。”只有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才能保留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和特点，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三、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国家维护文化安全、增强国际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认为在信息时代，软实力的重要性变得比以往更突出。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要素之一，同志指出：“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是很难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文化认同不是一个中性的活动，而是带有价值观选择的、有喜恶倾向的活动。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越来越注重运用文化力量来获取国家利益，为其战略目标服务。美国一直致力于将美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扩展到全球，用美国的方式“改造世界”，最终实现全球霸权。面对这一现实，在十七大报告中，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已经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高校外语教育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与自豪感，以应对文化殖民主义的威胁。先生认为，“语言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如今，英语在国际上处于主导地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3月公布的统计：全世界每年出版的翻译著作大约有2.4万种，其中从英文翻译成其他文字的占60%，而美国的英语著作又占其中的80%；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用本民族文字写的作品，能够被翻译成英语、法语等语言出版的，只占这2.4万种翻译著作的5%。中国作家的作品想要在西方获得认同，往往需要迎合西方人的口味，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脱节。在中外双向的文化交流中，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才能同世界其他民族分享中华文明的结晶，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此，党和国家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文化贸易。然而，没有精通传统文化的高素质外语人才，“走出去”战略只是纸上谈兵。
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在向前发展，腐朽落后的被淘汰掉，精华的则被保留和发扬。无论是为了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还是为了高校培养跨文化优秀人才、国家提高综合实力，在高校外语院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让学生在掌握外语能力的同时深入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希望高校能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一张通往工作的门票；高校能给社会的，不仅仅是有文凭的工人。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能自暴自弃。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分享几千年文明结晶，充当传统文化的守门人，恰恰应当是高校外语院系和社会语言培训机构的区别之一。
参考文献：
[1]顾建新.跨国教育的发展现状与政策建议[J].教育发展研究，2007，（Z1）.
[2]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3]汪清松，查昌国，张国定.杨叔子院士文化素质教育演讲录[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张元济，著.教育救国论[M].侯且岸，选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6]袁振国.当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7]钱民辉.教育社会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
摘要： 本研究以中国学生和英语母语学生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中的四词词块为调查对象，从结构和功能角度对比分析了中外大学生在英语学术写作中的词块使用情况。研究发现，与英语母语学生相比，中国学生使用了更多数量和更多种类的四词词块，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的词块，较少使用介词短语词块，但对“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明显不足。
Abstract： This study has surveyed the use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in Master’s theses by Chinese and English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disciplin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s reveals that Chinese students employ a larger number and a larger variety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than their English counterparts and show more reliance on lexical bundles of Passive V+(complement) structure. However, Chinese students use lexical bundle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 structure less frequently and use participant-oriented lexical bundles inadequately.
关键词 ： 词块；英语学术写作；语料库语言学
Key words： lexical bundles；academic English writing；corpus linguistics
中图分类号：H310.43/.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02-0252-03
0 引言
美国心理学家Miller和Selfridge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了“组块”（chunking）的概念，用以阐释单个信息集结成块的过程[1]。这个“组块”的概念后来被语言学家移植到语言学领域，就有了“词块”的概念[2][3]。词块（或称预制语块、词块、组块等）是由连续或非连续的两个或多个词组合而成的、有一定心理现实性的（即使用时可以整存整取而不经过语法生成或分析）预制语言单位[4]。词块整存整取的特征，大大提高了交际时语言表达的地道性、连贯性和生动性。词块的学习能够减少大脑处理信息时的负担，有利于自动识别和提取，有助于提高表达的流利性和理解的速度，语块习得逐渐成为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
国外语言学界对词块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理论探讨及实证研究，国内对词块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对词块在二语习得或教学中的作用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探索[5]。经笔者综合检索，发现国内关于词块研究的文章数量稳步增长，2009年至今，研究文献迅速增加。国内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对词块的研究囊括了词块的定义、分类、识别，词块与语言水平（听、说、读、写）的相关性研究，二语学习者词块（口语、笔语词块）使用特点，词块教学的成效性等多方面的内容。上述各类研究中的研究方法既有理论探究又包含基于语料库或语料库驱动，基于教学实践的实证研究。数十年的词块研究打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词汇语法二分法的观点，提出了以词汇语法为其一，以词块为另一内容的语言习得二重模式，这是语言学研究的重大进步。
然而，综观国内外学术语篇中词块的相关研究，很多都是对比研究二语学者和本族语学者使用词块的差异，鲜有中国学生与英语本族语学生词块使用的对比研究。针对该研究空缺，本研究自建语料库，通过对比分析2011-2013年中国学生和英语本族语学生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中的四词词块，探讨中外学生词块使用的异同。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首先自建了两个总字数约100万的学习者语料库，分别命名为语料库A和语料库B。前者由2011至2013年中国英语学习者所撰写的30篇硕士论文组成，后者则由2011至2013年英语本族语者所写的30篇硕士论文构成。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为避免体裁和学科差异造成的词块使用方面的差异，自建的两个小型语料库中的文章均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领域的英语硕士学位论文。接着，用AntConc 3.3.5w软件提取符合条件的四词词块。本研究选择Cortes[6]较保守的20次/每百万词的提取频点，并要求所提取词块至少分布在5个文本中。最后，根据Hyland[7][8]的四词词块结构及功能分类（分别见表1和表2）对两个语料库中的目标词块进行分类，对比分析中国学生与本族语者学术写作中四词词块使用的异同点。
2 结果及讨论
本小节将通过考察语料库A和B中四词词块的结构及功能分布，对比中国学生和英语本族语者的词块使用情况。根据统计，语料库A共有字数约521,330，其中满足提取条件的四词词块类符总数为222，形符总数为4,325；语料库B共有字数约528,344，其中满足提取条件的四词词块类符总数为177，形符总数为3,550。由此可见，中国学生比英语本族语者在硕士学位论文中使用了更多类型和更多数量的四词词块，对词块依赖程度更大。
表1显示了两个语料库各结构分类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以及占词块总的种类数的比例。根据表1，在两个语料库中，结构为“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和“其他形式”的四词词块使用较多，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种类，在语料库B中占22.6%，在语料库A中则多达26.1%。该研究发现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如Hyland[7]发现，硕士论文前50个高频四词词块中，“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最常见。相比之下，本族语学生更偏好介词短语词块。在语料库B中，介词短语词块种类数的比例（“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与“其他介词短语片段”比例之和）高达31.7%，而在语料库A中仅为20.7%。值得注意的是，属于“其他介词短语片段”类型的词块“on the other hand”在两个语料库中都是最高频的词块，在语料库A、B中的标准频次分别为205、214次/每百万词，说明英语本族语学生和中国学生一样，对“on the other hand”词块依赖性很大。
表1显示，中国学生硕士论文中“被动动词+短语片段”结构的四词词块明显多于英语本族语者硕士论文。具体而言，语料库A中被动结构的四词词块种类占9.9%，语料库B中该比例为6.2%。这一现象似乎说明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Wei & Lei[9]也曾指出，同专家作者相比，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明显使用了更多的“被动动词+短语片段”词块。由表1可以看出，在两个语料库中，“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词块在语料库A中占到3.6%，在语料库B中稍微高一点，占到4.5%。Wei & Lei[9]发现学习者对“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使用的频率明显低于学者型作家，因而学习者，尤其是中国学生对于该结构词块的使用能力有待发展。“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性词块虽然数量和类型较少，但是此类词块可以为作者表达必要性、重要性、可能性等态度提供很好的话语资源。
从总体上看，语料库A和B中短语类词块（主要包括“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其他名词短语片段”、“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和“其他介词短语片段”）的种类都比句子片段类词块的种类多，该特点进一步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即学术英语词块更偏短语化[9][10]。
表2显示了两个语料库各功能分类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及占词块总的种类数的比例。根据表2统计数据，两个语料库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及比例从“研究主导的词块”到“文本主导的词块”再到“参与者主导的词块”呈递减的态势。这一现象与Hyland[7]及Wei & Lei[9]的研究发现一致，说明学术写作中的新手作者想通过对于研究材料、研究过程等的清晰表达而非通过话语资源来证实自己的学术能力。同时，本研究中选取的应用语言学学科中的论文大多是基于实证数据的，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研究主导的词块”的高频使用。根据Hyland[7]的研究，“文本主导”和“参与者主导”词块从硕士到博士再到专家学者，其使用比例越来越高，该结果似乎表明“文本主导”和“参与者主导”词块的使用频率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显著增加。据此，中国学习者及英语本族语者都应当提高本文意识，同时注重让读者更好地融入文章。表2显示，中国学生对于“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同本族语者相比更加不足，只有11.7%，低了4.1%。
在“研究主导的词块”的五个小分类中，语料库A和B都使用了很多类型的“描述词块”，该类四词词块种类数在语料库A中占到22.7%，在语料库B中占到19.8%，远高于“时间、地点词块”、“过程词块”、“量化词块”及“和研究话题有关的词块”的比例。这说明中国学生和本族语学生在学术写作中都特别注重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设备、环境等信息，体现自己研究的客观性。相比而言，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加注重该类词块的使用。语料库A和B中“文本主导的词块”比例差不多，分别是22.5%和21.5%，差异主要体现在每个小类的数量和比例上。例如，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本族语学生“限制词块”使用最多，而中国学生比较偏爱“结果词块”。但是中国学生“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种类数明显低于英语母语学生，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对“观点、态度词块”的使用上。这说明，英语本族语者使用了更丰富的词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评价。
3 结束语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得知：中国学生2011-2013年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比同时期的英语本族语者硕士学位论文使用了更多数量和更多种类的四词词块。同英语本族语者相比，中国学生2011-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中较少使用介词短语词块，但是“被动动词+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明显较多，说明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中国学生和本族语学生一样，对“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使用不足，能力有待加强。中国学生对于“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同本族语者相比更加不足，主要表现为：中国学生较少使用“观点、态度词块”明确自己的立场、凸显自己的研究身份。在词块功能小类上，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加注重“描述词块”的运用，来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设备、环境等信息，强调自己研究的客观性。本族语学生“限制词块”使用较多，而中国学生比较偏爱“结果词块”。
中国学生在词块使用方面，和英语本族语者还存在一定差距，因而建议外语教师使用基于语料库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更好地认识和使用词块。
注释：
①结构类别8是本研究加进去的。
参考文献：
[1]戚焱.英语专业学生口语中词块使用情况的跟踪研究[J].外语界,2010(5):34-41.
[2]蒋宇红.词块教学促进英语学习者口语交际的实证研究[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3):86-90.
[3]董丽云.语言哲学视域下语块对二语学习的成效性反思[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4):17-22.
[4]Wray, A. Formulaic language and the lexic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5]李继民.国内外语块研究述评[J].山东外语教学,2011(5):17-23.
[6]Cortes, V. Lexical bundles in published and student disciplinary writing: Examples from history and biology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4,23(4): 397-423.
[7]Hyland, K. Academic clusters: Text patterning in published and postgraduate writ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2008a, 18(1): 41-62.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1-6368
国内刊号：11-1068/I
邮发代号：82-325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7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1 问题的提出
笔者长期从事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业务与管理工作，发现近年来国内版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日趋困难，且有难以区分的趋势。虽然国内有关编目机构早已了有关中外文图书界定原则或规定，但还是没有达成统一共识，因此，出现同种图书在不同图书馆中外文界定不一致的情况，在此仅举2007－2008年国内出版的图书4例，如表1所示：
图书馆界曾经有“国内出版物应是中文图书的常规”的说法，而且“由于授权版西文书的出版信息刊登在国内出版的新书目录中，并以人民币标价，各馆多随中文图书一同购入，按照中文采编和西文采编各自归口的传统做法，于是这批书被‘顺理成章’地送到中文编目组”，“受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多数图书馆将这类文献作为中文图书编目，并归人中文目录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国内原版外文图书也出现类似情况，“鉴于本土西文图书以上特征及出版数量还不多的情况，使得该种图书在从采购到进人流通的全部工作流程中被作为中文图书处理”。另外，国内出版的图书的在版编目(CIP)一律是中文文种编目。且中文题名为正题名，外文题名为并列题名，这也造成图书文种界定的误导。目前，国内出版的中外文图书征订目录结合在一起，图书馆一般由中文图书采访人员负责采购，到馆后再区分中外文图书，分别移交中文编目部门和外文编目部门，国内版外文图书与进口的国外原版外文图书一起编目入藏，所以，中外文图书的界定成为重要的业务工作。
2 中外文图书的界定
2.1 中外文图书界定原则
对中外文图书的界定，一般多从图书的封面、封底、书脊、题名页、版权页、前言、目次、出版说明、正文等各部分的文种特征来描述分辨，制定详细的区分界限。但事实上，目前的图书出版外表特征千差万别，举不胜举。例如有学者单单就国内出版的授权重印版西文图书的出版形式就列出了6种，而且以后还会有更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出版形式，所以，用于中外文图书界定的外表特征的详细描述越来越无法包罗万象，造成图书馆采编人员经常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图书的外表特征固然是中外文图书界定的重要因素，但我们更应该解放思想，以人为本，服务读者。抛弃采编部门注重技术、自我完善的传统工作方式，从读者需求的角度来考量。“轻外表，重内容”，不要固守于某些部分特征的细小区别，侧重从图书偏重的主要读者群、读者借阅的倾向、图书阅读效能的最大化等图书的使用功能、读者实用性方面来界定。下面分别探讨两大类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
2.2 引进版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
2.2.1 添加大量中文翻译及注释的授权影印版图书宜界定为外文图书 对于与原版图书在内容和形式上基本保持一致，只是在图书封面、题名页等地方增加翻译中文题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的授权影印版图书，图书馆一般界定为与原版图书一样的文种。例如有学者指出：“影印版外文图书文种的确定，决定因素是文献内在特征，授权版图书的特点是引进版权，受影响的只是图书的版权，而不涉及图书的语种”。但国内出版的授权影印版图书的出版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外表跟引进版权的译著版极为相似。内容简介、出版说明、序言、导读、目次等内容都为中文；中文CIP及版权页、内容改编重印、正文增添中文内容等情况日趋普遍，经常让图书馆采编人员产生包含了这么多中文内容，是否应该界定为中文图书的疑问。例如图书《The Pragmatic Programmer From Journeyman to Master》(程序员修炼之道)(978－7－115－15566－5)的编者在“出版说明”中指出：“本次出版的英文注释版，除了按原版版权方的要求翻译了前言、序等文字，并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原书的正文部分之外，还在多位业界专家的大力支持下，利用页边和页脚的空白增加了一些注释，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力求为读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价值”。笔者认为，尽管此书章节标题有中文翻译，内容有中文提示主题，还有中文内容提要、序言、前言、作者简介等内容，但是，本书还是应该被界定为英文书。与本书类似的情况还有相同出版社出版的《重构(英文注释版)》、《企业应用架构模式(英文注释版)》等书，以后多种语言交叉的情况还可能更多。
2.2.2 系列文献的中外文界定要尽量保持一致 外语教学参考资料，即使是授权影印版图书，从读者外语学习的作用出发，还是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正题名应该为中文。如《挑战日本语中级》(978－7－301－12863―3)正文为日文，是日语水平考试参考资料，授权影印版。国家图书馆界定为中文图书，正题名为中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虽然也界定为中文图书，入藏中文书厅，但著录时正题名为日文，中文题名为并列题名。笔者认为，系列文献的中外文界定要尽量保持一致，即要求采编人员在界定图书文种时，应该查检本馆馆藏状况及通过有关出版动态信息查询系列图书出版预期，特别是避免多卷书前后界定为不同的文种并入藏到不同的书厅。与此书关联的还有《挑战日本语学生用书》(7－301－10972－5)，它的中文前言指出“本书为《挑战日本语》系列丛书的学生用书。”题名页与封面都有“中文版”字样，正文中有部分中文翻译，从整系列图书总体考虑，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
2.2.3 引进版英汉双语图书宜界定为中文图书 过去英汉对照图书一般是为学习英语而编著的，当然界定为中文图书。现在引进版专业图书也在正文中出现英文原版和中文译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英汉对照，而是分开两部分，英文部分在前，中文部分在后。如《商业分析》(978－7－5058－6482－5)，“中英文双语版专有出版权属经济科学出版社”。题名页没有英文，标明“英汉双语”，责任者有“主编”、“译者”，还有“译审”，“总目录”中显示本书前半部分为“英文部分”，后半部分为“中文部分”。中文部分是中文翻译，还有审译。因此书是引进版图书，且前半部分都是英文，采访部门的图书验收人员很直观就把本书界定为英文图书。笔者认为，虽是引进版专业图书，但既然有完整中文译文，还是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
2.3 国内原版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
2.3.1 国内原版外文图书出现中外文交汇在一起的状况 为适应国际学术文化交流需要，近年来，我国学
者用外文撰写学术专著在国内外出版的数量迅速增多，特别是随着双语教学的进一步开展，更多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国情用外文编写出版教材，同时外国学者在国内出版的外文专著也日渐增多。国内原版外文图书比授权影印版外文图书更容易误判为中文图书，且多数内容特征和外表特征复杂多样，中外文交织在一起，出现了许多不但封面、封底、书脊、题名页有中外文字样，图书正文也包含了中外文内容的图书，给图书馆图书中外文界定增加难度。
2.3.2 没有英文题名的英文图书 《德国文学史》(978－7－5321－3157－0)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本书的著者是美籍学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题名页、封面、书脊、版权页都只有中文题名，还有译者，但第二题名页的第二责任方式却改为“编注”。全书是由英语写成，目次及正文都是英文，只是脚注有中文解释及每章后面有中文思考题，没有中文翻译，所以第二责任方式实为“编注”。有图书馆将该图书界定为中文图书，笔者认为虽然题名页等处没有英文题名，但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文献来考虑，并结合本书的内容特征，还是界定为英文图书为妥。
2.3.3 宜以主要的文种来界定文种图书 我国学者在国内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如《Approaching Gender in Chinese Compliments》(汉语称赞语中的性别研究)(978－7－03－019885－3)的封面、书脊、题名页等处都出现中文题名及著者姓名，有中文CIP、版权页、序言、摘要、中文提要，含有中文参考文献，甚至正文中还出现个别中文内容，但考虑到图书的主要文种还是应该界定为英文图书。又如，对于有区分不同外文文种的图书馆，宜以主要的文种来界定文种图书，如国内出版的《Foreign Language Studies》(外国语言研究)(978－7－89490－391－4)，题名页中文题名在上，英文题名在下，系我国学者撰写的外国语言研究文集，主要是英文，还有几篇是日文。论文的参考文献出现少量中文，应该界定为英文图书为宜。
2.3.4 外语教学与自学的图书宜界定为中文图书 国内原版图书《英语演讲选评100篇》(978－7－5600－6000－2)“前言”介绍：“我们从2002－2005年‘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的半决赛和决赛中挑选了定题演讲和即兴演讲各50篇，每篇演讲的文字材料后面都附以简短的点评，指出该演讲的优点和可以改进的地方”。点评和演讲内容都是英文，而且本书的目录、正文(包括演讲的基本原则介绍、演讲建议等)都是英文，如果只从图书正文的文种形式来区分，一定界定为英文书，但笔者认为，从外语教学和学习的角度出发，还是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
3 国内版外文图书的采编工作
3.1 国内版外文图书采访职责有待明晰
国内版外文图书经常把中文题名用大号字体突出印刷在封面、书脊等处，容易造成“中文图书错架混进外文书厅，图书馆藏杂乱无章”的错觉。这种外表特征中文化的情况给图书馆现场采访也造成一定的困难，往往导致未能及时正确判明文种而造成错过选择的机会或采购不恰当的复本量。此外，征订目录都是与中文图书混杂编排在一起，采用中文题名，与中文图书一样的采访途径，与目前图书馆文献采访一般按文种区分中文图书采访与外文图书采访的分工现状不吻合，很容易造成中文图书采访人员认为是额外负担，而外文图书采访人员又爱莫能助，成为谁也不愿办理的图书采访三角地带。由于业务缺乏沟通，未能很好地协调国内版与国外版外文图书采编，也没有建立完善的链接检索功能，因此，有待分工更为合理的采编业务职责岗位的设置。
3.2 授权影印版图书的国内拆分出版及跳页现象
有的授权影印版图书在国内拆分出版，如清华版双语教学用书《Microelectronics Circuit Analysis and De－sign》(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978－7－302－15684－0)就是根据国内电子技术类课程教学的特点，在国内出版时一个题名下按多卷书形式出版三分册，高校图书馆采编人员就要注意完整采购和编目。大多数双语教材都进行改编，但一般不改编正文的实质内容，只是删除部分内容，如《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Manage－ment》(面向管理的数量分析)(978－7－301－12838－1)就删除了原书3章，并且“编辑在对原版图书进行删节、重新编排页码的同时，为了便于读者使用索引等，仍保留了原书的页码(在每页正文的上面)”。这类书的出版特点应引起采编部门的重视，虽然每页的下面有重新排列的页码，但图书验收人员如果没有详细了解本书改编影印的特点，一看到正文每页上面的页码，容易误解为图书缺页。有的改编版影印图书甚至没有重新排列页码，如《International Management》(国际管理)(978－7－111－20801－3)就出现跳页的现象，“因为文中提到的页码或内容有可能已被删掉……”，也造成图书著录的“页数”项不准确。
3.3 国内版外文图书书目数据著录注意事项
对于国内读者来说，正题名是检索识别图书的最重要标志，因此，我们一贯非常重视题名检索点的设置。ISBD规定：“如果题名用不同的语言和／或文字，正题名应是资源内容或主要部分所用语言和／或文字的题名”。国内版外文图书应该著录外文题名为正题名，把中文题名著录为并列题名，并分别提供检索点。授权影印版图书编目数据要尽量提供原书的题名、ISBN等检索点，以备国外原版图书采访时。要建立国外原版外文图书、授权影印版图书、引进翻译版图书的机读目录数据联接，例如，上面列举的引进版外文图书《The Pragmatic Programmer From Journeymanto Master》(程序员修炼之道)(978－7－115－15566－5)于2003年出版，在2004年又出版翻译本，图书馆机读目录编制应该进行有效链接。授权影印版图书出版发行项应该客观著录，即不要把出版地和出版者进行翻译；许多授权影印版图书都系丛书之一，丛编项也宜如实著录，无须再翻译。这可以说也是授权影印版图书编目数据区别于国外出版外文图书的一个特色。笔者认为，版本项应该是与出版发行项对应的，出版发行项著录了国内授权影印出版社与出版时间，版本项就不应该著录原版版本，原版版本应该与原版的其他信息一起著录在附注项，即USMARC的“534 Original Version Note”字段，且一般以“$P Reprint.Originally published：”子字段开始。
4 进一步的建议与设想
通过本文的图书实例分析和研讨，笔者认为针对国内图书出版的形式日渐多样化，中外文交织在一起，
中文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由于其厚重的专业基础、广泛的就业面以及相对固定的社会需求量，成为地方性院校普遍开设的专业。然而，随着许多地方性本科院校开始放弃传统的精英大学发展目标，选择了多学科性、应用型大学发展之路，传统中文专业课程教学亟待进行改革，以使中文教育为社会服务，为实践服务，培养中文应用型人才。面对地方本科院校当今的转型发展之路，如何在教学中将必可不少的理论与时代需求相结合，就成为中文专业教师普遍面临的困境和迫切解决的任务。
一、比较文学本科课程教学现状与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文学正式作为一门课程进入我国高等教育的课堂。纵观现今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无论是教学目标还是教学内容，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正如陈惇所言:“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各校开设的课程也与以往不同。除了讲比较文学原理的课程之外，还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文学类型的比较研究、文学思潮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中外文学关系史、跨学科研究等，确实比以前丰富多了。”［1］造成比较文学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多样化发展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各学校在具体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大纲等的制定上具有一定的自。这种多样化又是沿着三个方向在演变:一个方向是继续讲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第二个方向是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一个方面的拓展和深化，如中外文学关系史、比较诗学、跨学科研究等，它们本来属于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现在把它们单独分离出来，自成一个专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三个方向是把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或者说是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去研究另一种学科的某个专题。［1］而对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教学内容，学界有多种看法。有学者认为“高校中文系或外文系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最好形态，是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的内容，与现有的比较文学相关理论探讨与方法讲解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为主的种种现象方面的内容来充实现有的比较文学教材与课堂，让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加多样化、综合化、‘文学史化’”。［2］还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本科课程要轻概论，而重在讲具体案例”［3］。持后一种看法的不只一位学者。有学者因为在本科阶段进行的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学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学生在学完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后，仍然不清楚什么是比较文学，学习本学科有什么用，比较文学的论文应该怎么写”，所以主张比较文学“课堂教学的内容重点就不再是对纯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在于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学习，包括比较文学的基本类型和研究方法，文学范围内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每一种研究方法应该怎样去操作等”［4］。针对上述教学目标演变的三个方向课程安排各有特点与优势，但都有不足。全面讲授学科原理的课程易失于枯燥晦涩，专题研究的如中外文化史、比较诗学等课程虽长于专精，但有失广博与系统，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课程如“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鲁迅与中外文化”“俄国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西戏剧比较”等课程针对性强，但也因为专精，容易失却比较文学的学科特色。
二、比较文学教学建议
(一)坚持理论与实例教学并进
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之下，既要讲授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又要有研究方法、研究实例的介绍。学科的基本理论介绍既是必要的又是重要的。经过一学期的学习，作为初学者，学生能掌握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历史、学科特征、学科研究范畴等具有完整性和体系性的知识。另一方面，从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如果将学贯中西从事高级研究的人才培养作为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培养目标并不现实，因通过大学四年级一个学期几十个课时的教学就能让学生一跃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专家未免不切实际，而几十个课时的教学让学生对比较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形成初步的比较文学研究意识和较为开阔的比较视野则是有可能实现的。有学者主张“比较文学课的主要内容则大致可分为三大块:一是比较文学的概念原理和规律;二是比较文学的历史，包括中外比较文学的发展史和目前的研究动态;三是比较文学的研究策略和方法。这三块内容中，第一块和第二块是较固定的内容，更多的属学理知识，同时也因比较文学历史较短而容量较小。第三块既是学理性的，又具有操作实践意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内容的选择往往受到教师科研方向和成果以及课时长短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5］。笔者对此分类非常赞同。实际上，这三块内容较好地将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结合在了一起，一并考虑了本科课程设置的规范性与高校教师授课的个性化特点，既有相关的概念原理、学科发展历史的介绍，又有研究方法与研究实例的诠释，精专与文博兼而有之。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因为课时有限，内容安排过多并不合适，以上三块内容还是应该择其重点，合理分配比例。简之，教学对象、教学目标的不同决定了教学内容的不同。在设计与选择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课程教学内容时，一定要将其与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内容进行区分，本科阶段主要是为了普及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知识，自然应当侧重前两块内容，而研究生阶段则重在提高学术水平，可以进行一些专题性的介绍。
(二)坚持课堂讲授与讨论结合
要想真正有效地完成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应坚持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因为教学方法一定程度上由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来决定。比较文学本科课程坚持理论与实践兼备的教学内容决定了教学方法中需同时采用讲授与讨论两种方法。对于那些理论性强的名词术语、概念、学派观点应由教师进行细致分析与解释，但是也不能任由教师一言堂、满堂灌，教师应适时地举些例证或者提出问题启发学生进行思考，让学生运用所学的方法尝试着进行分析，以期养成研究的习惯与思维方式。为了取得更好的讨论效果，最好由教师提前布置好题目让学生准备，真正做到言之有物、论之有效。比如在比较文学中关于“形象学研究”讲授时，笔者发现同学们往往对“他者形象”特别是隐藏在“他者形象”背后的“自我形象”等概念理解有难度，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形象学的研究内容和对象，在老师对相关概念进行讲授之后，以讨论的形式，组织学生们亲自阅读具有“他者形象”的代表性作品，并在课堂中分析讨论“作者是如何塑造异国异族形象”“塑造异国异族形象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让学生们在讨论中体会和理解“形象学”的相关理论知识，让学生在实践中验证理论，在理论中培养实践能力。
(三)充分体现比较文学专业特点，做好跨界融合
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例如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换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6］。因此，比较文学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的特点，所以，在进行本科课程教学时必须坚持其“跨”的特点，要跨越单一的文化背景和学科背景，达到真正的跨界融合。所谓跨界融合的第一层意思是跨对象之界的融合，即既要做好文学内容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又要做好文化现象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当然，文学作为学科的出发点，其内容所占比例应相对高于文化现象的讲授比例。在文学类关于中西方诗歌异同的研究与讲授中，除了要对诗歌这一文体在中西方的差异进行分析外，更重要的还需要引导学生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思考分析导致中西方诗歌差异的原因。跨界融合的第二层意思是跨学科之界的融合。即既要与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区别，又要及时吸收这些学科的新理论、新观念和新成果。一般来说，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晚于中国文化概论、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课程，此时的学生已有了较为系统的中国文学史知识和外国文学史知识，这样在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时教师既不是炒冷饭，重复介绍，又可以充分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比较研究。跨界融合的第三层意思是跨地域之界的融合。即做好中国与外国的比较。中国的比较文学无论在研究还是教学方面都应该立足于本民族，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出发进行中外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也只有在对别国文学、文化的观照中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本国的文学与文化。这一点正如学者严绍璗所说:“一旦把这种跨文化的立场变成自己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基础，我发觉自己对从前拥有的关于中国文学和东亚文学的各种知识产生了不少躁动不安的情绪，即时常怀疑自己已经获得的知识的真实性价值。”［7］
［参考文献］
［1］陈惇．势在必行———中文系怎样开设比较文学课程［J］．中国比较文学，2000(1):89－90．
［2］邹建军．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J］．世界文学评论，2007(1):235．
［3］梅启波．中国比较文学课程与教学的困境与对策［J］．语文知识，2010(3):62．
［4］袁盛财．关于普通高校比较文学教学的几点思考［J］．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1):22－23．
［5］韦建国，吴孝成．试论比较文学教学中的具有实践功能的可操作性———关于21世纪高校文学课教学改革的思考(之四)［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2(2):51－52．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7.136
一些西方国家文化现状与思想内涵主要是通过英文文学来体现的，西方思想文化不同于我国，其文化有着自身的民族特点和内涵，因此要想了解西方的文化，必须从真正意义上对英语文学有正确的认识。言内意义是词语成分之间、句子成分之间和篇章之间的关系所反映的意义。言内意义是指在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类意义，它是英语文学翻译中的难点也是重点，其涉及到语言翻译中的语音、语法、句子、词汇等多项语言方面的内容，在英语文学翻译中，需要对言内意义进行正确的分析与处理，从而使从英文中翻译过来的文章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源语的主题，有效地降低二者之间的信息差别。为了加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必须对英语文学进行翻译，这是二者进行沟通的有效手段，其目的是使读者对同一作品能够有正确的、真实的、相近的理解与感受。每个读者或翻译者的文化素养不同，其在在翻译过程中，不可能对同一作品有着相同的理解或描述，但是其应当在对作品所处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与鉴赏能力的基础上，对英文作品进行准确的翻译。
1 英文翻译中言内意义的内涵
1.1 英文翻译的言内意义的定义
以社会符号学的意义观，为划分标准对意义进行分类，可将其分为指称意义、言内意义、语用意义三种。其中在英语的文学翻译中言内意义被看作是翻译的重点，其涉及到语言翻译中的语音、语法、句子、词汇等方面。在对英文作品进行翻译时一定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不仅要最大限度地保持译文与原文的相同或相近，还要最大可能地使英文作品的文化背景、民族特色、意境等方面用最贴近地语言表现出来，这就对翻译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翻译者将言内意义达到最高标准，尽量缩小语言的信息差别，从而增加了人们对英语文学的阅读兴趣。
1.2 英文作品翻译的原则及意义
在对英文作品进行翻译时不仅仅单纯要求翻译的准确性、广泛性和通俗性，更要求翻译的英文作品的语言富有感染力、具有艺术性和逻辑性。在对英文作品进行翻译的着重点和难点就在于是否能够翻译出最地道的语言，例如对电影《盗梦空间》中一些翻译进行分析：
I can't stay with her anymore because she doesn't exist. I wish. I wish more than anything. But I can't imagine you with all your complexity， all you perfection， all your imperfection. Look at you. You are just a shade of my real wife. You're the best I can do ；but I'm sorry， you are just not good enough.
“她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不能和她呆在一起。我也想，我比什么都想，但我想象不出你复杂的情绪、你的种种完美和不完美。看看吧，你只是我妻子的一个影子。你只是我竭尽全力创造出来的而已，但是很遗憾，你远远比不上真实的她。”这样的翻译十分文雅，也能够很好地表现出电影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所采用的语言也简明通俗。
1.2.1 英文翻译的归化原则
在对英文作品进行翻译时，使用翻译归化的策略往往能够达到通俗易懂的目的，但当前随着国外文化的渗入，异化策略的使用较归化更为明显，但并不是说翻译归化就不重要，特别是在句子结构的翻译上，还是应该保持句子的原始结构不能变，否则翻译出来的句子不可能让读者喜欢。翻译的实质就是充当中外文化交流的中介，只有翻译出地道的语言才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例如，在《盗梦空间》中有这样一句话No space to think in that broom cupboard. 如果从直译的方式就是在那个放扫帚的壁橱里根本没有空间思考，这样的句子会对观众造成理解障碍，让人简直就是不知所云。从英文翻译的归化策略进行翻译，翻译成在那个耗子洞里没有办法思考，就能让观众更容易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电影语言的表现力。在台词：Hmm， Arthur， you still working with that stick in the mud ？ 其中stick in the mud可以直译为“没有进取心的人”，如果使用翻译归化策略就可以译为观众都容易接受的“混小子”，就使得电影跟观众的亲和度增加了，更适应于中国观众。同时在对电影《盗梦空间》进行翻译时也引用了很多中国元素进去，例如：I tried not to come， but there’s nothing quite like it.我不想来的，但别的东西都不给力。因此，正确使用归化翻译策略的优点就在于更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更具有亲和感。
1.2.2 英文翻译的异化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进程的加快，英文翻译的异化策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盗梦空间》是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一部美国好莱坞电影，其中体现很多政治、宗教及伦理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方面都是很多中国观众所不了解的，因此政治、宗教因素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雷区。如果在对英文字幕进行翻译时不能够充分考虑到这些，就会严重影响到对英文作品的兴趣。
2 英语文学翻译中言内意义的处理
2.1 英语文学翻译中的语音方面
英语和汉语语言的不同其语音方面也存在的很大的差异，将二者进行比较，其具体结果见表2.1
表2.1英语与汉语语音方面的比较
[[不同点＼&汉语＼&英语＼&音节＼&单音节，故汉语中存在很多多音字＼&多音节，故英语中存在的同音字少＼&平仄＼&汉语格律诗在平仄上有严格的韵律和节奏＼&英语没有严格的韵律和节奏＼&声调和语调＼&汉语是声调语言，特别是在汉语古诗中讲究形式固定，强调平仄、对仗、押韵＼&英语是语调语言，韵脚和节奏构成韵律＼&]]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博大精深的汉语诗歌中的音韵、节奏等语言特色，要想在翻译的过程中体现在译文中，基本上是很难实现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中国古诗歌文化的美学损失，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言内意义的缺失，有时言内意义上的缺失也会产生信息差。因此在对中国古代诗歌进行翻译时，必须正确处理语音层面的言内意义，作为翻译者不能够机械地翻译原文，必须能够掌握并应用各种翻译技巧。例如使用目的语的语音形式，淡化原文的语音形式，在翻译“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时，可以翻译成In the steep cold waves are swiftly sweeping by；On the vast earth warm winds gradually growing high.充分体现了言内意义，真正做到了在语音方面给翻译的文章注入新的活力。
2.2 英语文学翻译中的句式方面
在中国的文学观念中向来将“语言文采”视为文学的生命，因此在对英文作品进行翻译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人的文学审美习惯。中国自古至今一直有使用四个字成语的习惯，且成语的文化博大精深，无论是在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英文翻译还是对英文作品进行中文翻译都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例如，在对影片《盗梦空间》进行翻译时，使用了大量了中国观众所喜好的四字格结构。在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中，四字格结构在语言表达上除了言简意赅、生动有力外，还能够充分满足语音上的和谐。例如影片中的台词：Well， he was a very inspiring figure. I’m sorry for your loss. May he rest in peace， huh？ 他的一生鼓舞人心，节哀顺变，愿他安息。So do you want to take a leap of faith…or become an old man，filled with regret，waiting to die alone ？那你究竟是想放手一搏呢？还是迟暮之时，满心悔恨，孤独等死？四字格结构使整部影片在语言上更富有感染力，极大地满足了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和阅读的习惯，从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2.3 英语文学翻译中的词汇方面
双关语是指有的词有一词多义的现象，它包括语义双关（词的多义）和谐音双关（同音、音似及近音词）。在英语和汉语中都存在双关语，但是英语和汉语有着语言自身语音形式的不同，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很难实现都词汇语义的一致对应，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给翻译者带来了更高的、更有难度的翻译要求。例如，在对红楼梦中第十六回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哪里照管得这些事！见识又浅，口嘴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给个棒槌，我就认着针了。将其翻译为I am incapable of running things. I am too ignorant blunt and tactless， always getting hold of the wrong end of the stick.其中有一个词“万艳同杯”被翻译成：“Ten Thousand Beauties in One Cup Lachrymal Rerun.”其中“杯”与“悲”是同音字，就是谐音的双管词。向这样的词语在英文翻译中是无法体现出来的，如果采取直译的翻译方式，就会造成言内意义的丧失，译文不可能准确地符合原文的意思。 因此，在实际的阅读过程中，读者从直译的译文中不能够了解到其中蕴含的真实意境，只有通过对照注解才能够了解到文章所有表达的真实主题。
2.4 英语文学翻译中书写方面
汉语和英语的语系不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在书写上汉字大部分为象形文字，而英语的书写是由26个英文字母组成的，可以说单凭这点来判断二者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汉字在书写上讲究字方、对称、美观、象形、指事、会意，汉字有着其他语言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一般把汉字的结构关系分为三大类：上下结构，左右结构，内外关系。英语采用的是将26个字母进行组合的拼音文字，便于进行模拟自然声音。汉字的象形书给人在视觉上一美感，同时中国的书法艺术自古至今在世界上都是闻名的，这种美感要想通过翻译来得以体现，基本是不可能的。拆字是汉语特有的文字游戏，也是很常用的修辞方法，在翻译成英语时就很难翻译出来。例如，在《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化柳质，一载赴黄粱。将其翻译为Paired with a brute like the wolf in the old fable， Who on his saviour turned when he was able， To cruelty not used， your gentle heart Shal， in a twelvemonth only， break apart.从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译文完全不能体现出原文所隐含的意义，只有通过注解才能够帮助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能够最大限度地理解体会原文所要表达的真正的信息内涵。
3 结语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进程的逐步加快，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涌入中国，同时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也走向了世界，因此在对中英文作品之间的翻译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应当充分考虑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熟悉原语和目的语文化，如何迎合读者的口味，理想的翻译是将原语的信息完全传递到译文中，使译文的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或相似的感受。本文通过对英文文学翻译中言内意义的内涵及处理方式进行探析，以期为我国的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张.简论文学翻译中的跨文化意义[J].青年文学家，2011，（6）.
[2]张清华.英语文学翻译中的美学价值与艺术特性[J].芒种，2012，（8）.
[3]郭来福.论文学翻译的艺术性与科学性[J].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9）.
[4]魏莹.英语文学翻译中如何正确处理文化差异[J].海外英语，2013，（1）.
一、中国文化“失语”现象
上世纪末，曹顺庆先生提出了“失语症”。虽然他是针对中国文艺理论界而提出的，但这一诊断却具有普适性：不仅是中国文论界，还有文学界、文化界及教育界统统都患上了“失语症”。该病症的症状是：在与西方同行交流时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发不出自己独到的话语声音，其言说的方式、内容和用以言说的术语都是西方的。在中国教育界中，“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也愈演愈烈。
在跨文化交际中，中国人作为交际主体却在表达中国特有的文化思想上存在困难。从丛教授将这一现象称为“中国文化失语症”（Chinese Culture Aphasia）（从丛，2000）。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特色鲜明，中国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吸引着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具备天然的文化资源优势。因此，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中国文化失语症”使得众多英语学习者，包括许多英语水平达到中级或高级水平的人，在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时，却是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倒（道）不出。
针对中国文化失语现状，外语教育工作者提出学习目的语文化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母语文化的教学。下面仅从几个方面谈一下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加强中国文化的学习。
二、中国文化“失语”对策研究
1.教材建设
在教材编写方面，现有英语教材中大多都只涉及目的语文化，很少涉及学习者的母语文化。纵观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中国文化内容的课文占的比率太少。单向导入目的语文化已无法满足当今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求。因此在教材建设上，要增加反映中国文化内容的材料，增加具有中国特色的英文词汇，让学生能用地道的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我们可考虑选取中国作家所写的英文名著，如丁往道的《中国文化掠影》；或引入英语国家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如赛珍珠的《大地》；教材应开列中国文学与文化参考书目或编写与主教材相配套的中国文学文化教材，作为学生课后阅读之用；有关中国文学文化内容的教材编撰可采用汉英对照，也可采用全英文式。如果考虑到内容的时新性，还可引入优秀的当代中国作品的英文译文片段和反映中国社会内容的英文报刊上的优秀文章。这不仅有利于丰富学生的英语知识，帮助其储备文化知识，培养爱国情操，还为颂扬宣传中华文化，提高我国的软实力打好基础。
2.课程设置
在课程设置上，中国文化教学内容应体现哲学、历史、宗教、社会等中国文化内容的综合，体现出中国文化和区域文化相结合的特点，让学生从另一角度来欣赏中国文化，同时可开设中外文化对比课程，强化学习者的对比分析能力，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在教学体例上体现出由易渐难的层次特点，体现由语言知识到文化应用的系统特色；在教学目的上体现听、说、读、写、译等应用能力的综合训练；在课程性质上体现必修课和选修课的有机结合；在课程设置对象上，应考虑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实际。切实详细设置生动、详实、趣味性与知识性并举的中国文化英语课程，还有待英语教学工作者们不断研究。
3.考试改革
考试对于强化中国文化教学是有利的“助力器”。英语考试可谓伴随着国人的一生，考试门类齐全，每种考试都加深了国人对英语重要性的认识。而面向国人的母语水平考试又有多少？故欲提高中国文化教学，则需要增加中国文化测试的内容和比重，真正体现对中国文化教学重要性的认同。考试改革的方式宜灵活多变：可以采取听、说、读、写、译等方式，可以增加文化常识的考题，也可要求学生写文化方面的小论文。同时还可把目前大学英语考试中的作文试题与文化考试融为一体。另外，让学生写文化方面的论文以作为其课程考试成绩的一部分也是可行的。
4.教师素质
根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大学英语教师应具备独特的文化素养。大学英语教师首先必须具备英语语言知识、综合应用能力知识、专业基础知识，更需具有相当的双文化或多文化知识。传统的英语教学中，大部分英语教师的教学重点一直是语言知识点的讲解，忽略了对中国文化知识的传播和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知识能力的提高。因此教师应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对目的语文化了解的同时提高母语文化素养。其次，《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了大学英语教师需要掌握比较全面的中外文化知识和中外文化评析能力。在教学实践中可运用比较法，比较英汉两种语言及文化，从而使学习者对两种文化产生直观感受，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对有关目的语文化背景知识进行介绍，并同母语文化进行适当的比较，以便学生了解两种文化现象的异同点，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同时积极引导学生，培养学生的文化平等交流意识，让他们在对外交往中积极地弘扬我们的优秀文化。
在英语教学中，如果学了外语就丢了母语，有了外国文化就抛弃母语文化，这个世界仍是隔离的世界，那么学习外语又有什么意义呢？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同样呼唤英语文化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教学。为改变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状，各大高校需积极做出改革措施，实行教材和教学改革，借助考试引导强化，再加上教师从旁指点，学生对中国文化知识的掌握并不难。唯有加强母语文化教学，我国的大学生才能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禀承我国的民族文化，并将之发扬光大，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去年的金秋时节，纽约气候宜人，风光无限。我来到已经走过250年漫长岁月的哥伦比亚大学，不禁心情激动，感慨万千。两个半世纪以来，哥大作为一所世界一流的著名大学，不仅为美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有众多的海外各国留学生在此读书深造。近百年来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学术界的那些举足轻重的文化名人，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不在少数。随口数来，即有、冯友兰、张伯苓、蒋梦麟、蒋廷黻、陶行知、陈鹤琴、顾维钧、宋子文、徐志摩等，不下几十位；如果再加上自然科学领域的著名科学家，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如今，到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更多。漫步在哥大古典而又现代的校园，不时会迎来华族学子自豪而又惬意的笑脸。可以讲，中国留学生已经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教学的一部分，中国社会文化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有鉴于此，结合该校创建250周年的隆重庆典，2004年9月10日至11日召开了“中国留学生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联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可谓匠心独具，意义深远。
讨论会共收到近40篇论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探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的思想、学术、为人、社会贡献及其与在哥大受教育的关系，其中有学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和医学等自然科学的，有学哲学、历史、文学、经济、教育、法学、外交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之丰富，涉及人物之广泛，前所未有。有不少参加会议的学者本身就是哥伦比亚太学的毕业生，他们重返母校，回忆当年的学习和生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探讨中国留学生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化联系，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样的中国留学生研究，内容丰富，新意迭出，让人眼界大开，可以讲为拓展和深化今后的留学生研究开创了一个极好的新途径。从中国留学生研究发展的历程来看，目前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末，舒新城先生出版了他的《近代中国留学史》，开启了中国留学生研究的先河。三四十年代零星地有一些研究留学生的论著出现，但并没有形成气候。20世纪50到70年代，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制约下，留学生的研究基本处于停顿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推进下，尤其在史无前例的留学大潮的带动下，留学生研究逐步“火”起来了。到2000年前后，不仅研究的论文、专著成批涌现，研究的方式、方法也大有创新，研究的群体队伍也初步形成，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断召开。近两年，在香港、纽约、天津、徐州、珠海等地先后召开了5次规模盛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应该说中国留学生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再进一步向前发展，困难很多。哥伦比亚大学这次研讨会以一个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作为研究的平台，中美学者坐下来在一起做认真深入的探讨，应该说是深入研究中国留学生的一个好方法。以往我们按国别、按地区、按社团、按事件，按学科等来研究留学生，成果颇丰，哥伦比亚大学这次会议按学校来研究的方法则更进了一步，非常值得提倡。对美国、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一些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名牌大学加以专门的研究探讨，无疑会将中国留学生的研究引向深入。与此同时，中国选派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也可对那里出国和回来的留学生加以系统而深入的考察。假如这些重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梳理清楚了，留学生的研究自然会跃上一个新台阶。
还应该指出的是，以中外著名大学为着眼点来研究中国留学生，不仅使留学生的研究具有了世界性，会增强我们从中外文化的双重视角或曰从世界文化的大视野来解析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和行为，而且有助于中外大学的合作与交流。客观地讲，中国留学生本身就是受母体文化和异体文化熏陶的特殊的新型知识群体。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是“土”“洋”互动的结果。一般我们讲中国留学生学贯中西，就是指他们的文化结构具有了世界性，或者说他们是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使中国文化复兴。因此，留学生的研究必须有世界眼光，必须有世界意识。在这次哥伦比亚太学的中国留学生研讨会上，许多学者都提到了这一点。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兼通中外文化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研究肯定是“夹生饭”。所以应该呼吁和倡导世界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留学生研究。
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比较“文学”与“文化”谈
早在1994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就在《比较文学新视野》一文中指出“当前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和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越来越“趋向于一种多元文化的总体研究；围绕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在不同文化体系中进行相互比照和阐释”。〔2〕刘象愚、曹顺庆等学者也相继提出，“当代比较文学的论争已经离开了文学的领域，争论的要点已经不是在文学的范围内比较文学如何进行的问题，而是比较文学究竟是一种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的问题”〔3〕，“在比较文化大潮涌起之时，要想回避文化研究，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4〕
为了能够尽快融入国际化的文化语境之中，中国学术界所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也均以此为题。如主题为“文化：中西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的1996年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使世界文化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由差异走向共存，并通过中西文字在言、象、义三个方面的对比，探讨其对于中西不同思维方式的影响。此外，与会者还围绕着人文精神对于中西不同的时空观与生死观进行了剖析，并强调了在全球表面趋同的前提下，保持民族差异性的重要性。1996年9月在山东大学召开的“跨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研讨会上，学者们普遍认为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转变，拓宽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这是一个机遇，但同时由于本学科所特有的不确定性，从而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影响最为广泛的则是在历届年会中规模最为盛大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定为“文学与 文化对话的距离”。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中外学者大力倡导东西方文化、文学平等对话，并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是大势所趋，世界人文科学的发展正经历着一次新的科际整合。与会者还对中西诗学的异同、阐发、对话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中国传统诗学及文论话语应尽快完成现代化转换，通过与西方对话发现差异，从而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比较文学界也已经加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界从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发展的潮流之中”〔5〕，而“跨文化研究也将在世纪之交成为国际国内比较文学研究更新发展的显性话语”。〔6〕
就此，乐黛云先生率先在《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一文中对于比较文学之所以“呈现出空前未有的蓬勃生机”、发生历史性转化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分析。这主要是由于“西文中心论的隐退带来了多元文化的繁荣”，从而使得比较文学新的国际性得以形成；“后殖民主义的深入人心，使得各民族返本归原充分发掘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大大丰富和发挥了自己的民族性”；而最重要的社会因素则是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任何自我封闭、固守一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这一切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比较文学可以不再局限于同质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是在欧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异质文化的比较中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广阔空间。事实上，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深刻宏伟的工业革命和文化转型，过去得到广泛认同，认为无可置疑的默认常规都已受到挑战而变得不确定。”由此，乐先生做出了相应的预测，尽管如今比较文学“面临着民族文化复兴与多元文化共存的种种复杂的新问题和悖论”，但“只要迎接挑战，提出新的理论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比较文学就会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7〕只是在这个新阶段到来之前，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例如，比较文学是应以文学研究还是以文化研究为本？文化研究会不会导致文学本体的失落？学科边界的泛化将会对比较文学自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话题都是颇有争议的。
对于“文化研究是对文学研究的一种开拓”这一命题，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并对其发展前景相当乐观。如乐黛云教授认为，“比较文学通过文学文本研究、文化对话和文化误读现象，研究时代、社会及诸种文化因素在接受异质文化中对文学文本所起的过滤作用，以及一种文学文本在他种文化中所发生的变形。这种研究既丰富了客体文化，拓展了客体文化的影响范围，也有益于主体文化的更新”。〔8〕叶舒宪教授也提出“比较的视界仅仅停留在‘文学’本身，未能深入到文化整合要素中去，因而也就不能升华到比较文化的透视高度……‘文化’视角的引入是解放学科本位主义囚徒的有效途径，使研究者站得更高，看的更远……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比较文化研究未必是比较文学，但有深度有洞见的比较文学研究自然是比较文化。换言之，比较文学研究若能得出具有文化意义的结论，那将是其学术深度的最好证明。”〔9〕
但是，同样的命题在另一些学者眼中却意味着新的危机与挑战。正如当代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乔纳森·卡勒针对有些学者所打出的“泛文化”的旗帜指出的那样：“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就会面临其自身身份的又一次危机”，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其研究对象可以包括世界上任何种类的话语和文化产品”。〔10〕事实上，比较文学是不可能涵盖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那么其所设想的比较文学的广泛性也就无异于镜花水月，“既然什么研究都是比较文学，那比较文学就什么都不是。”〔11〕所以说，刘象愚、曹顺庆等教授对这一问题如此重视并非是空穴来风。刘象愚在《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挑战》一文中，将这种“研究目的不是为了说明文学本身，而是要说明不同文化间的联系和冲撞”的比较文学研究倾向称为“比较文学的非文学化和泛文化化”。并强调，“这种倾向使比较文学丧失了作为文学研究的规定性，进入了比较文化的疆域，导致了比较文化湮没、取代比较文学的严重后果。”同时，他也对这种“泛文化”出现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其哲学背景是后现代的各种思潮。“其中以解构主义思潮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消解为最烈。”当强劲的解构主义浪潮将文学的自身本质特征消解殆尽，“文学变成一堆‘漂移的能指’或‘语言的游戏’”之后，文学自身的失落必会令比较文学变成纯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的研究，呈现出非文学化的倾向。此外，打破了学科界限却缺乏理论上的有机统一性、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混为一谈的新历史主义，关注焦点始终停留在文化层面上的女性主义和新，也都是令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型的始作俑者。因此，在文章的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比较文学必须固守文学研究的立场，比较文学的研究当然要跨越民族文学的界限、文化的界限，也可以跨越学科的界限，但不论跨到哪里去，都必须以文学为中心，以文学为本位。换言之，研究者的出发点和指归，必须是文学。在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并非不重要，但它只能作为文学研究的补充和背景，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只有在比较文化中，它才能成为核心。”“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领域，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化的一个层面，比较文化是比较文学的背景，二者不容混同，也不能混同。”〔12〕这一论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谢天振在《面对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大争论》一文中也曾表示，“比较文学向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向发展，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本身特点所早已决定了的”。但是，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不应抹杀或混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文学研究学科的性质。“比较文学的研究应该以文学文本为其出发点，并且最后仍然归宿到文学(即说明文学现象)，而不是如有些学者那样，把文学仅作为其研究的材料，却并不想说明或解决文学问题”。总而言之，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定位为“以文化研究深化比较文学，而不是以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否则，“必然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甚至导向比较文学学科的消亡”。〔1 3〕
那么，这场由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关系问题所引发的讨论，究竟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谢天振等学者认为，这些争议均来自“对比较文学自身学科理论研究的阙如和忽视”。比较文学自身所特有的边缘性，“一方面使它充满活力，成为本世纪文学研究中最卓有成效的特点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它显得范围空泛、方法繁杂”。这既“扩大了学科之前的新领地”，也“使一个国家的学科与他国学科之间的界限模糊”。〔14〕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福克玛等人甚至认为，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去专门谈比较文学理论了，甚至没有必要去讨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意义，因为文艺理论研究完全可以将其取而代之。对于比较文学究竟是作为独立的学科还是作为方法论更为适当，学科理论究竟存在何种特征与疏漏，中国学者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由于比较文学学科所独具的边缘交叉性、开放性，为其划定学科界限是相当困难的。正如乐黛云教授所说：“不设限，不成其为学科，固定设限又妨碍学科的发展”，这门学科注定在“名”与“实”的不断发展中走向成熟。〔15〕刘象愚教授更是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从这一学科具有开放性的基本特征看，甚至可以说它永远不可能获得彻底解决，这就是说，它的界定将处于一个永无终结的动态过程中。它将永远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永远需要说明自己是什么。”〔16〕对于这个问题，饶芃子教授也有同感，所以她提出，我们现在所应该做的，是“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从一个个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进行研究。
当然，学科理论界限的模糊性并不意味着理论的可有可无，而是表明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开放性的体系，它能不断地自我更新，又能不断地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来丰富自己。”正如谢天振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探讨比较文学自身的学科理论，并不意味着要求人们围绕着所谓的比较文学定义进行无休止的概念游戏，而是要求对比较文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进行探讨，寻找比较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征所在，要求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比较文学研究进行深入的、具体的思考，并作出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总结。”〔17〕陈悖进而将学科的理论建设具体限定在了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建立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研究，二是关于本学科学术研究和自身发展的各种问题的理论探讨。”〔18〕至于学科理论的核心规范，刘象愚教授则将其定位在了“立足自身，跨越疆界”之上，即要跨越民族文学、跨学科、文化、语言的疆界，立足于文学性、中国传统文学以及研究者自身素质之上，正是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和辩证互动构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核心”。〔19〕
总而言之，以往作为理论背景出现的文化在文学研究中将凸显出来，这已是国际学术界对于“后文学时代”的全球话语的普遍定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型。文化研究对于比较文学而言，是一柄名副其实的双刃剑，至于其是否能够切实起到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的作用，而不是将其淡化甚至是湮没，还在于用剑之人，即比较文学研究者自身对这一研究方法的界定与应用。
“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学派”
在1996年第二期《中外文化与文论》上，有两组代表了文学研究新趋势、极为重要的笔谈，分别是围绕“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学派”这两个话题展开的。
与“比较文化”对于学科影响的本质性相比，“后殖民主义”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冲击似乎来的更为外在，也更为直接。对于这一思潮力量之强劲，学者张颐武究其原因，认为“后殖民”的力量正在于它超出了西方现代性话语所编码的那种普遍性／特殊性、时间上的滞后／空间上的特异的二元对立，有力地切入当下中国的“状态”及历史之中。这种中西双向的阐释策略能够“以理论获得对当下状态的分析，以当下的状态反思理论”，从而“获得一种新的、打破旧框框的想象力与创造性”。〔20〕王宁、陈跃红等教授则对于“后殖民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们认为，尽管其从后现代主义那里汲取了批判和解构的特质，对于西方的中心主义与第三世界所处于的“他者”角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但仍是对“以往的旧殖民体系的一种‘新殖民主义’之内部的批判”的继承和强化。这是由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本身所具有的两重性决定的，应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21〕陶东风在对“后殖民批评”流行于中国学术界、并掀起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浪潮的现象进行了反思之后，提出了“在检视西方中心主义或东西文化关系时，必须有一种超越民族主义之上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能完全以民族的标准或文化相对主义来消解文化价值的普遍标准”的独到见解，并认为“这是摆脱我们在文化的民族化与世界化两种诉求间紧张关系的惟一出路。”〔22〕
至于具体到比较文学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许多中外比较文学家都在力求突破西方中心论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这对于欧洲知识分子而言，所需要的是摆脱自身的殖民倾向，努力接受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比较，意味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而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界，则是面临着“在后殖民的全球语境下，如何对待自身的传统文化”的问题。正如傅勇林在文章中所谈到的那样，“世纪之交后殖民阶段的到来促使民族文化复兴、多元文化共存是跨文化研究成为全球主流话语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不再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元文化模式去看待世界，“各民族文化都呈异态分布，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在寻求全球共享文化价值的过程之中进行跨文化研究抑或深掘本土话语以求异质文化的交融共铸便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23〕
对此，乐黛云教授认为，西方中心的隐退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中心的取而代之。如今，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只能是“以互补、互识、互用为原则的双向自愿交流”，而这正是后殖民时代比较文学的基础。这就推衍出与其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其一是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用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去和世界交流；其二是如何交流，通过何种方式交流。”乐先生提出，“我们用以和世界交流的，应是经过当代意识诠释的、现代的、能为现代世界所理解、并在与世界的交流中不断变化和完善的中国文化”。至于如何交流，这主要取决于交流的工具，即能以相互沟通的话语，“双方都能认同和理解的一套言谈规则”。各个文化群体或个人之间所进行的自由对话是在各自的话语中完成的。“这里所用的话语既是自己的，又是已在对方的文化场中经过了变形的。”在多种文化体系间进行平等对话中，“可能会借助旧的话语，但更重要的是新的话语也会逐渐形成。这种新的话语既是过去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这样的话语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世界各民族就会达到相互的真诚理解。”〔24〕与乐先生从国家的角度入手、分析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刘象愚教授则将目光集中在了同一国家的不同种族之间。他侧重于“族群”，即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认为“后殖民主义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力图重新审视东方的同时，也催发了比较文学中的族群研究”。族群研究的重新崛起，“表现为从互为他者的立场出发重新审视、定位主流文化和族群文化”，并“对事实上的文化不平等加以研究，从而探索形成文化霸权和差异的根源”。族群研究所体现出的是典型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对于这种少数族裔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如今业已成为比较文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25〕
至于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问题，自李达三、陈鹏翔等著名学者于七十年代率先提出之后，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所在。“中国学派”这一提法有无必要、其理论特征与方法论体系何在成为争论的中心。以乐黛云、刘象愚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对于“中国学派”的说法并不以为然，认为刻意地追求一种派别上的划分是毫无任何意义可言的。即便如此，他们也同样坚持，中国比较文学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皇甫晓涛曾提出比较文学研究要超越传统必经的几个转变：“一是从学院里走出来，走向交流与发展；二是从欧洲中心论走出来，走向世界与全球；三是从文学里走出来，走向历史与综合；四是从方法论里走出来，走向目标与创造；五是从民族、种族文化对峙中走出来，走向互补与完善；六是从纯学术中走出来，走向人文与文化。”〔26〕这也同样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走向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学派”的赞同者中，曹顺庆教授率先为其作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阐述与界定。他认为，“如果说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法国学派)所倡导的‘影响研究’跨越了国家界线(或称国家‘墙’)，沟通了各国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第二阶段(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则进一步跨越了学科界线(学科‘墙’)，并沟通了互相没有影响的各国文学关系；那么，正在形成的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中国学派)所倡导的‘跨文化研究’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化与文学，以真正国际性的胸怀和眼光来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此外，他还提出了中国比较文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即“在跨越异质文化的阐释之中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在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寻求中西文论的互补与互释，在民族特色探讨与共通规律寻求的基础之上，达到中西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学观念的重建。”〔27〕在方法论层面上，他认为“中国学派”应以跨文化的“阐发法”、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等五种方法为支柱，从而深化和发展比较文学的研究。
总之，惟新是鹜、以西格中的殖民心态固然不可取，但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同样会阻住我们研究和发展的脚步。因此，我们应该尽快摆脱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既定思维模式，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平等的文化对话，并将中国传统诗学中仍有生命力的部分成功地进行现代性转换，建构真正能够跨文化的学术话语，在国际学术界中起到“中国学派”所应当起到的作用。
新领域、新方向——文学人类学
具体到研究方法层面，除了传统的异质诗学比较之外，另有以叶舒宪和萧兵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他们借鉴当代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具有相对普遍适应性的原型、象征等模式出发，力图从总体文化的角度、从富有历史纵深感和阐释力度的深层破译中追求中外文化的融通，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逐步提升到文化模式的发现与概括。这就是将文学与人类学两门不同的学科进行有机地结合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所谓文学人类学，就是以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28〕这对于文学是大有裨益的，因为“人类学是最没有边界的学科”，“它最不怕迷失个性、迷失自我，因为它是研究人类及其体质、文化发生发展和转换、生成的科学。”〔29〕
文学人类学是一门非常有潜力的学科，因为它所研究的是文化之“本”，是对作品根本性的文化解读。现阶段的文学人类学，就研究对象而言，还主要是神话与上古典籍；就方法的倾向性而言，目前主要侧重于形态比较分析，侧重于以人类学的一般模式研究具体的文本，再由具体归于一般，由此寻得人类的普遍规则。因此，正如刘毓庆所言，我们应当“将人类学的一般文化模式与具体的文化生态环境分析(背景还原)相结合，考察民族文化独特的内涵，从而对民族文化与文学做出新的认识。这样由普遍返回具体，由一般返回特殊，由空中落到实处”〔30〕，这样文学人类学研究才会更有意义。
如今，这门新兴的研究方法已得到了学界的充分重视。1996年8月，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上成立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从而在学术体制上保证了文艺学与人类学的沟通交流。1997年11月，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讨会在厦门举行，多位专家学者就科际整合课题进行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讨论。《文艺研究》与《新华文摘》也先后刊发了以“探讨文学人类学，拓展研究新领域”为题的专栏，在学者中引起广泛关注。正如王小盾教授所说，文学人类学的特点，在于研究手段的高度综合和对事物本原的高度重视。“在文学研究各分支中，它是对事物内在关系具有最大穿透力的学科，又是兼容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的成果和方法，因而拥有最丰富的技术手段的学科。也许，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形式，就将以文学人类学的兴起为开端。”〔31〕
与理论的蓬勃发展相应的是，1996、1997年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也是颇丰的。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属于比较文学理论研究方法与比较诗学的共有75篇(本)，尤其是前者的数量与过去几年相比明显增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理论研讨的重视。其中包括李达三、罗钢主编的《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新开拓》(重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论文集著，梳理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脉络，并传达了最新的学术成果与信息。
对文学关系、接受、影响的研究，如今仍是国内比较文学研究主体之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著约有43篇(本)，如黄鸣奋的著作《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蔡先保的《试论三大宗教经典对文学的积极影响》(《江汉论坛》1996年第二期)，谢莹莹的《卡夫卡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接受》(《外国文学》1996年第一期)等。学者们通过对于文学影响研究上的比较与阐发，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崭新视角对文学、宗教、戏剧等艺术形式在异质文化圈中的跨文化传播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此外，他们还通过这种对比，反观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并将其放到全球化的文化视野中重新加以观照，从而对已非常熟稔的文化又有了更深的了解。
此外，涉及到具体作家与文本的“两两比较”仍是研究中的“常青树”，1996、 1997两年约有76篇(本)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为了与学科理论研究相契合，涉及到具体文本的研究也都纷纷从人类的共同的生命和体验出发，对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主体根据其不同的历史经验、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这些共同问题所做出的独特解答进行分析，从而由点及面地应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进行深层模式的比较。如王瑜琨的《从〈喧哗与骚动〉和〈红楼梦〉看中西挽歌式悲剧精神》(《浙江大学学报》1996年第二期)，郑万鹏的《〈白鹿原〉的史诗构造：与托尔斯泰长篇艺术比较谈》(《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四期)等，皆是如此。与比较文化拓展相迎合的跨学科研究与形象学研究，作为新兴的学术门类也已获得长足的发展。比较学者们纷纷著文，对其学科发展态势进行展望、学科理论进行建设。但遗憾的是，研究者们对这两门学科的探讨仅止于理论层面，真正能将理论付诸实践、进行有效的平行研究的学术著作也不过是寥寥数篇而已。尽管如此，傅存良的《李白〈上云乐〉中的狮子形象》、刘阳的《唐诗中所见外来乐舞及其流传——兼论唐人诗中的“何满子”》等文章仍为这一舶来理论向中国文本分析的转化作了有益的尝试。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比较文学而言，1996、1997两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上承“后殖民主义”影响研究，从而形成了有关“中国学派”应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坚持话语权的讨论；下启文学人类学、形象学等新兴学科方法的理论探讨与具体应用，体现出了比较文学研究打通古今、中西合璧的跨文化研究的文化宗旨，为世纪之交比较文学即将进行的文化转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5〕谢天振《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对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思考》，《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3期。
〔2〕〔8〕《比较文学新视野》(代序)，《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12〕〔16〕刘象愚《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挑战》，《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4〕〔11〕〔27〕曹顺庆《是“泛文化”还是“跨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6〕〔23〕傅勇林《双向融摄：跨文化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
〔7〕《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
〔9〕叶舒宪转引自傅勇林《双向融摄：跨文化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
〔10〕乔纳森·卡勒《归根到底，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6年第2期。
〔13〕〔14〕〔17〕谢天振《面对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大争论》，《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15〕《比较文学——在名与实之间》，《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3期。
〔18〕《三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3期。
〔19〕《立足自身，跨越疆界》，《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3期。
〔20〕《在新的语境之中寻求》，《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2期。
〔21〕王宁《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地文学》，《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2期。
〔22〕《中国当代后殖民批评之我见》，《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2期。
〔24〕《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比较文学》，《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25〕《“后”字号理论与欧洲中心主义》，《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
〔26〕《发展研究与中国比较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28〕彭兆荣《边界不设防：人类学与文学研究》，《文艺研究》1997年第1期。
青年学者陈军的论著《建构与解构：文艺学美学论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下文简称《建构》）是作者近十年文艺学美学研究成果的辑集，它展示了作者从“入门”到“成熟”的学术历程，也突显了作者面对纷繁芜杂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论著，所进行的独立、细致、深入的理论思考。
（一）
不同学科的交叉相接之处，最易是学术创新点之所在。著名学者杨义在接受访谈时说，“做学问应该是开放的，在这个知识系统里面放进另一个知识系统……放进来之后我就要对话，智慧是在交叉中升华的。学科的进展往往是一种学科视野中增加另一种学科视野，产生了对话关系，生成了新的学思空间”1，“以一种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学风，在一些新领域和各领域的交叉处投入尽可能多的生命付出和生命体验，是会获得应有的长进的”2。陈军以其刻苦努力验证了杨义先生话语的正确性，作为新世纪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他持之以恒、努力探研，扎实写作、成绩喜人。《建构》中的《生态美学与现代性》一文将“现代性”与“生态美学”进行交叉研究，《刍议比较视野里中国古典戏剧的现代性》一文将“现代性”与“中国古典戏剧”进行交叉研究；作者通过学科的交叉与碰撞，溅出了思想的火花，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它既是历史分期的概念，又是社会学的概念，还是心理学的范畴，这本身是一个较难把握的概念。但是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阵地与入思起点，陈军立足于文艺学美学，以现代性之眼来观照文艺学美学，最终落脚点仍在于文艺学美学。关于生态美学，作者针对纷繁的现代性概念，在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二维之间沉思，“展开对生态美学与现代性关系的初步观照，以期获得生态美学、现代性研究的新向度”3。而作者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理论研究，则是在中西比较诗学的视角下，探索其中蕴含的现代性因子，力图激活古典文艺理论的当下活力。这样的交叉研究，确实拓展了学思空间，开阔了理论视野。
类似的交叉研究还体现于作者主持的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艺术饮食化批评研究”的相关成果。作者敏锐地察觉到饮食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挖掘了古代文学批评中以饮食喻文的渊源，探索了以饮食喻文所体现的文学观念，又从比较的角度研究中西文学批评中以饮食喻文的异同；作者又以戏曲为个案与专题，就其与饮食的关系展开研究，二者交叉之处有无尽的美学风蕴与文化意味。
交叉研究容易出新，但交叉研究对研究者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视野开阔、学思敏锐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对两个或几个领域相当熟稔，这需要大量时间与精力的投入，需要勤奋扎实的探研。作者能够在饮食与文艺的交叉处展开富有意趣的理论探索，那和一段“长达八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4有关，这是时间的打磨与理论的积淀。学界倡导“两条腿走路”的学术理念与方法，正是提醒学人在两个或多个知识领域中同时投入精力，都尽量达到熟稔的程度，这些知识领域的积淀，对以后个人科研的理论创新和多向拓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陈军在曲论和文论之间的交叉研究，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二）
对于文艺学美学研究而言，原典细读具有突出价值与重要意义。但是近十余年来，相当数量的文艺学美学研究生逐渐丧失了阅读原典的兴趣与能力，这一方面是由于各类教材和通史性著作的大量出版给人们的偷懒造成客观的条件，而文言文、外文又造成了阅读难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就业形势的严峻导致学子们就业取向较为多元，致使部分初学者的学术兴趣、学术自信心和研究毅力大大衰减。然而，原典细读问题却正是未来文艺学美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必须考虑与研究的重要问题。
陈军《建构》一书中的相关论文，有一部分是作者读书期间的课程论文，经过多番打磨，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对于青年学子而言，这是难能可贵的，而这一切成绩，正是在原典文献中探微索赜的结果。不畏学界陈说，一切从原典细读中得出观点与结论，是作者的为学特色。洋洋十大本《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作者曾集中地通览，并且详细做了几大本读书笔记，于是诞生了一批优秀论文，《论“本色”与“当行”》、《论亚里士多德之悲剧观》、《中西古典戏剧观众观之比较》等，题目似旧，其文实新，作者在中西比较、古今对接的理论视野中，加入个人的思考与体悟，新意丛出，文采斐然，难就难在面对人人可见的材料，能否下苦功去研读，在研读时，能否有美学的慧眼、文论的烛照。
陈军的特长还表现在对文艺作品的赏鉴能力。正如作者经常临摹古代书法大家而具有较深的书法造诣一般，他很喜欢阅读古今文学作品，并具有批评和赏鉴的灵根。《建构》中多篇论文所体现的建构与解构精神，就与对文学艺术原作的灵性解读有重要关联，《罗密欧与朱丽叶》与《西厢记》的比较研究、大江健三郎短篇成名作的分析解读即是这方面的佳例。
旅美学者余英时先生曾说“方法随着学术的发展而日新月异，但我们治学仍应从熟悉基本典籍入手。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的序录中说；‘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这是深识甘苦的话”5。在学术之路上，不可避免会存在一种“影响的焦虑”，而心领神会的理论原典细读，以及富有个性和体温的文艺文本的灵性解读正是突破焦虑、实现创新的重要途径，陈军的成功就是经由原典而发出自己声音的良好例证，具有突出的示范意义。
（三）
材料详实、思辨细密是陈军《建构》一书的又一特征。凡学者为文，或文献资料极为详实，而失之于理论思辨的欠缺，或理论建构较为严谨，却因材料欠缺，而失之于空疏，两者的巧妙结合无疑是最好的。张伯伟教授曾指出：“不能唯文献是论，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是从文献出发，最终从中抽绎出自己的理论来”。6这对于当今的青年学人而言，无疑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意义。
《建构》一书中的第四编为教材研究，题为《建国以来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管窥》。正如作者所说“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与反思，长期以来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7，建国以来的文学理论教材众多，且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繁多，一般人会觉得很难出新，而陈军以理论问题为抓手，围绕问题几乎穷尽所有研究资料，然后就材料进行细密的分析与解读。面对纷繁芜杂的文学理论教材，作者名为“管窥”，实是以问题之眼窥视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作者选取的三个问题分别是“文学分类术语问题”、“体裁与文学作品形式构成因素的关系”、“中外文学分类的三分法与四分法”。围绕上述三个问题，作者搜集资料甚为详尽，单以上述第三个问题为例，作者就“三分法”称谓上的不同，分成十三类进行列表分析，每一类又把文学理论教材罗列出来，并列表展示其具体表述，所涉及的文学理论教材多达200余种，分类精准、统计细密，让读者一目了然。如此详实的资料整理与统计分析，并没有淹没作者的理论思辨能力，以“中外文学分类的三分法与四分法”这一问题为例，作者在对分类名称进行整理统计之后，接着分析了各文学理论教材依据什么样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它们关于“文学分类标准”的观念是怎样的？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建国以来文学理论教材中的三分法、四分法进行理论反思：坦陈三分法、四分法的分歧与混乱，从共时角度分析不同分类称谓所占的比重、从历时角度分析不同分类称谓在不同时代的历史表现，最后分析了这些现象的根基与缘由。这一系列推演充满了理论的厚重和思辨的轻灵，使读者从详实的资料中脱身出来，获得了明晰的结论。
综上所述，陈军《建构》一书纵横于文艺美学、文学基础理论、文艺学方法论、审美文化研究、文学评论等领域之间，既有基础理论研究的甘于寂寞与勤奋扎实，又有前沿学术探索的理论锋芒和思想闪光。同时应该指出，该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某些学术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充实，这也是其他很多论著所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苛求作者。《建构》一书的作者生于70年代末期，是21世纪头十年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该书在较大程度上彰显了新时代学人的理论特色与年轻锐气，对于当代文艺学美学青年学子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贸然之为评点，唯愿文艺学美学学科未来会有更多优秀人才，学科建设取得更大的成绩与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2〕安文军.材料·视野·方法——杨义学术访谈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