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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结构洞理论和强弱关系理论是指导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故先对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嵌入性理论。嵌入性(embeddedness)是新经济社会学科的标志性概念,Granovetter在1985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从嵌入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及社会学研究经济行动的“社会化不足”及“过度社会化”提出了批评,指出只有嵌入于社会结构、人际网络之中的信息和经济关系才是经济活动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所乐意接受的。在随后的研究中,Granovetter提出嵌入性分为两类,即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所谓关系性嵌入是指单个行动者的经济行为嵌入于他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的,与此同时,行动者所在的网络又是与其它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并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因此,行动者所在的网络嵌入其构成的社会网络即结构性嵌入。
结构洞理论。在信息和资源的流动过程中,关系网络存在一些特殊结点,它处于重要结点的位置,比其它结点在竞争中拥有更多优势,能够在网络中有更多享用信息和资源的机会,而其它网络成员往往通过它才能享受这些信息和资源,Burt把这种占据其他未联结结点之间的结构位置称为“结构洞”。Burt的“结构洞”(structuralholes)理论指出,在社会网络中存在两种形态,其中一种是处于网络中的个体(个人或组织)与其他任一个体都存在着联系;另一种形态更为常见,即网络中的个体仅与部分个体存在直接联系,而与其他个体都不存在直接联系。这样,在第二种形态中,整个网络中就出现了某些个体与另外一些个体联系断裂的现象,就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一样,故称为“结构洞”。如果个体占据了网络中的结构空洞,即联系着相互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两个个体,那么该个体就获得了这种状态赋予他的信息和控制资源的优势。因为他占有较多的结构洞,能够成为连接不同网络结构的中间人,从而获取更多的信息、机会以及控制资源能力。
强弱关系。在关系研究中,按照关系的联结强度,可以将其划分为两种类型:强关系与弱关系。强关系指主体间情感密切的联系或是频繁互动所形成联系,如兄弟之间、夫妻之间、熟悉的朋友之间。弱关系是指以较少的交往频次、较弱的情感和较少的责任等为特征的关系。Granovetter在“弱关系地力量”一文中,指出弱关系在传递资源过程中更具重要性,这是由于强关系之间彼此很了解,其知识结构、经验、背景等相似之处颇多,因此相互交往并不能带来进一步的新资源与信息,所增加的资源与信息大部分都是冗余的,而如果在弱关系之间搭起某种形式的桥梁,就可以传递多种多样的资源。在新经济学视角下,由于其嵌入性,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影响实际上是以企业家为中心构成的社会网络对集群发展产生的影响。由于企业家在网络中处于“结构洞”的位置,企业可以获得对关键资源的拥有或控制,且利用企业家不同的“弱关系”,企业可以获得多样化的信息或知识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有助于企业的团队成员从原有企业中独立出来,成立与原有企业业务相同或密切相关的新企业。因此,集群环境下的企业家行为,具有网络化、衍生化特征。
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网络效应与衍生效应
集群型企业家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对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其作用不仅表现在他们自身的经济绩效上,更重要的是对集群内其他主体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第一,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网络效应。产业集群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企业“扎堆”而成,而是通过企业家网络相互交融形成的有机系统。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网络效应指集群型企业家的创新行为通过企业家的强关系或弱关系网络扩散,形成集群的竞争优势,并推动集群不断发展。对于新创企业而言,企业的成长更多地依赖于企业家的个人网络。由于地理上接近,集群型企业家们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共同的价值观念、彼此相互信任,在企业间合作的过程中,企业家之间的口头许诺或其他非契约的关系,常常代替市场中的交易方式或契约关系,这样不仅节约了交易成本,而且创新的风险性随着企业家个人网络的拓展而降低,这种基于血缘、地缘的“强联系”为主的企业家个人网络就是Grannovetter提出的关系型嵌入,企业家构成以小范围、强联系为主的社会网络。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程度加强,集群型企业家往往通过革新的方式,利用“结构洞”使两个或更多没有联系的子网络建立联系,发挥桥梁功能,此时,企业家网络嵌入更大的产业网络,创新效应的扩散主要是通过大范围、弱联系为主的企业家网络。产业集群发展到成熟阶段,竞争强化,企业不断兼并与淘汰,某个产业集群往往集中4-5家实力强大的企业,集群品牌基本形成,集群的发展需要集群企业家更大范围内的创新,集群型企业家会与集群外知名企业联盟,利用后者的声誉、营销渠道和自身的成本优势、领导地位,共同培育新的全国甚至国际品牌,增强集群品牌效应。在这个阶段,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以大范围、强联系为主(此时的强联系与集群发展初期的基于血缘、地缘的特征不同,更多的是建立在频繁的业务联系和稳定的战略合作上)。
第二,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衍生效应。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衍生效应指先前在母公司工作的员工,利用其技术优势或销售网络,出来创办新公司,从事与原公司业务相同或价值链互补的业务,产生衍生企业,形成产业在空间地理区位上的集聚。李永刚把企业的衍生分为裂变衍生、孵化衍生、分蘖衍生。裂变衍生是企业管理者或经营技术骨干从现企业辞职脱逸出来,利用所拥有的人脉网络、信息知识和管理才能独立创办与原企业相同或相关的企业。孵化衍生是有目的的衍生出与母体企业保持生产环节配套、技术上互补、市场空间交叉、利益上兼容或归属的企业。分蘖衍生多发生于多个成员共同创办的企业,随着共同创业者经验的丰富、管理能力的提高,以及经营理念与目标的不同,成员商议从原企业分出一个或多个新企业,它是一种寻求新的企业制度安排以包容和适应多个企业家共同成长的一种制度创新。新企业无论是通过裂变、孵化还是分蘖衍生,前提都是潜在企业家的存在,而这些企业的衍生恰恰是潜在企业家向现实企业家的衍生过程。潜在企业家的创业行为来源于他的创业动机,而创业动机又取决于创业意识、资源获取能力和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创业意识一方面表现在对创业的敏感性和对风险的态度,潜在企业家周围的成功创业者越多,越容易形成企业家主导的文化氛围,越能增加潜在企业家的创业意识,勇于承担风险的潜在企业家更具有创业的冲动和激情;另一方面表现在创业带来的心理满足程度,潜在企业家除了关注自己的物质收入之外,还关注创办企业带来的权力、自主、成就和被尊重等方面的社会效用。资源获取能力直接关系到潜在企业家能否将创业意识转变为实际的创业活动。集群内蕴藏着丰富的市场机会和信息,集群内高度专业化的关联企业和机构可以高效和低费用向其提供人才、技术、资金、设备、部件、经营诀窍等必要的投入资源,潜在企业家利用其“结构洞”优势,获取网络内各种资源、整合信息来成立新的企业。
此外,除了集群企业自身的衍生,集群型企业家有着强烈的示范效应。产业集群的产业环境容易产生合作和相互信任,集群内的经营者容易获得企业分散情况下无法获得的创新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在这样的创新环境中,经营者在较低风险、较明确的发展路径以及较高的预期收益等激励下,成为创新企业家的模仿者和追随者,在一个小范围内形成了一种“企业家呼唤企业家”的外部性,造成局部地区的企业家群体的涌现。正是在集群环境下,由原企业产生的示范效应和网络效应而引发企业的衍生和更多企业家的产生。
结论与建议
在创新成为主流的时代,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依靠集群型企业家。忽视企业家的创业与效仿以及知识信息的作用,就不能准确地把握企业集群所创造的地区竞争优势(李新春)。在集群发展过程中,企业家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通过其创新行为的示范效应、网络效应、衍生效应推动集群的演进,但要注意的是,企业家行为除了带来正的效应之外,也会带来负面效应。集群型企业家行为趋同使集群内的创新行为减少,引发集群企业的竞争同质性。集群企业的竞争同质性包括产业定位的同质性、生产产品的同质性、经营方式的同质性等。由于集群内部企业家行为的“效仿性”、基于“裂变”的新企业产生方式及大多数企业的技术同构,尤其是传统的产业集群,技术与科技含量较低,进入壁垒不高,产品结构单一,导致企业之间的过渡竞争,甚至影响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所以在集群环境下,政府应积极出台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给企业家创新带来宽松的政策环境,并且完善人才培育机制,为集群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营造良好集群环境。在市场机制为导向的前提下,政府应对集群实施积极的引导和调控,并为集群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支持条件。(1)政府可以通过产业倾斜、税收和信贷优惠、技术扶持等政策,吸引集群内外企业家进行创业;(2)政府可以通过创建技术创新平台和区域服务体系,促进集群系统内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咨询机构等的有机结合,增强集群对外部技术的吸收能力;(3)政府可以大力加强与集群配套的交通、信息、教育、文化、科技等相关的基础设施,吸引创新人才,营造有利于企业家交流与协作的文化环境与制度环境。此外,政府应该为集群内企业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法制环境的同时,也应当制定有效措施和机制,为集群内各主体间合作提供良好平台,完善产业结构调整。
二、智慧教育现状
在信息技术的融合下,各个国家已经意识到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把智慧教育作为变革国家教育系统的战略选择。目前国内外在智慧教育设计和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对于我国发展智慧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软实力的发展
国内外现阶段的智慧教育中,非常重视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宽带接入、云计算存储、移动终端的开发等,这些对促进学生进行随时随地学习提供了条件。IBM根据智慧教育五大变革,提出智慧教育框架:数据收集、存储与分析;个性化学习体验和优化教育管理。在IBM智慧教育核心就是利用信息技术,为学习者创设智慧学习情境。国内华东师大与华为公司合作的华东师大教育云、宁波智慧教育,架设高带宽校园网,创建了高智能实验室和新教学设施。这些基础设计的建设为后期智慧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提供了很好地保障。
(二)实现跨学科、跨部门整合,促进全员参与智慧教育建设
在新加坡智慧教育系统中,通过整合公众学校、私人部门/企业、公共部门政府合作模式,与各地方教育技术研究团体、信息通信研究人员、企业以及知名海外教育技术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学校与教师在电子教材、其他教育资源与教育应用的开发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通过多方合作交流,从而获得有利的实时反馈,实现活跃的思想与合作交流,保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三)消除信息孤岛,促进各个系统融合共享
韩国智慧教育系统是结构化的插件式智慧教育系统,该系统由智慧内容子系统和家校学习子系统组成,通过学校和家庭联接,形成一个学习空间,促进正式和非正式学习,各个系统功能相互融合,全面实现数据共享和服务,有效提高学习和教学工作的效率。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经历了网络教育、数字教育。在数字教育中,我们基本实现了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教学系统、学习系统、管理系统等系统进行了开发,但这些系统是相互孤立的。在智慧教育未来发展过程中,整合各个子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和服务是我们智慧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
(四)重视智慧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
我国先后颁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等纲领性文件,这些对我国智慧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支持,同时为智慧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智慧教育有条不紊地持续发展还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建立更完善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为智慧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我国智慧教育建设在各个学校侧重点各不相同,有侧重硬件基础设施、侧重网络带宽、数字化教材开发、教学系统软件开发等。如何更有效的发展我国智慧教育,更需要上层理论指导。笔者以学习科学为理论,促进智慧教育合理、个性、针对性建设,让学习者获得更高水平的创造性思维。
三、学习科学内涵
智慧教育建设围绕“以学习者为中心”,设计学习中的硬件、资源、环境和社会因素,根据所收集到的实时或非实时的数据,对设计进行适应性调整。而学习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则可以指导这一设计过程和具体技术的实现。根据学习科学理念,对学习情境中学习者的具体学习行为、感知信息的方式和态度,进行设计。
四、智慧学习环境设计
本文结合学习科学内涵,根据冯锐经验学习环境模型,利用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和智能技术,全面感知学习情境信息、识别学习者特性,灵活生成最佳适配的学习任务和活动,结合技术支撑下的智慧教学法,构建学生的知识意义,从而使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思维得到大大提高,设计智慧学习环境模型(如图1)。图1智慧学习环境设计模型在本模型中,“以学习者为中心”,把学习活动镶嵌在真实情境中,学习者通过体验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再检索、分析、解决和验证问题,通过广泛参与、自由探索、合作共享,获得知识的意义建构。主要有以下功能:
(一)学习情境自动感知
情境感知主要表征智慧环境对物理环境和学习行为的感知能力。一方面传感器感知环境的物理因素,系统自动调节物理环境,促进学生适应性学习。第二方面传感器获取学习者的位置、姿势、学习终端、操作、学习方式、情感等学习行为方面数据,结合学习行为分析,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提供适应性支持,促进学习者个性化、自我导向的学习。
(二)学习资源自动推送
在智慧学习平台,结合学习分析呈现学习者特征、学习内容、处理信息的方式等数据,为学习者自动推送相关学习资源,促进学习个性化学习。同时智慧学习平台还根据学习结果数据分析采取干预措施,通过迭代循环过程,更好实现个性化服务,从而达到提高学习和教学成效的目的。
(三)智慧评价
评价促进教学改进。在智慧学习环境中从评价主体的多元性、评价内容的多元性、评价方式的多元性进行综合性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主体有学生、同学、教师和学习共同体。评价内容有学生在线学习时间、发帖数据、参与讨论频率和测验分数等。评价方式有调查、项目设计、考试等。
(四)智慧教学模式
据文献分析,目前国内关于教学模式的研究非常多。然而目前如何选择恰当的教学模式,却没有相关原则和技术。在智慧学习环境中,我们充分利用技术的“智慧性”,灵活地选择智慧学习平台社交媒体,利用各种交互方式和媒体工具,设计与自己学科相适合的教学模式。同时还可通过教学助手的设计,如在线求助策略,促进学生进行高效的合作学习。在科学实验课中我们可结合认知科学仿真技术,建立3D情境馆,如博物馆、图书馆和生活馆,实现学习者真实的学习环境沉浸式学习,提高学习者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技巧。
(五)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相结合
在智慧教育系统,我们结合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环境特点,主要是了解和改善家庭、工作场所,课堂等实现虚拟的共同体与现实共同体中的学习环境,针对教学设计的认知、社会和技术方面都给予跨学科的研究,从而达到利用创新的技术来改变学习方式。
五、总结
目前,信息技术与教育在不断地融合,教育信息化持续良好的发展势在必行,十分迫切。现阶段我国关于技术支持深度学习的学习环境设计与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结合学习科学理论,从理论上设计智慧教育学习环境模型,创建具有智慧特性的学习环境,促进智慧教育的研究更好地发展。
作者:张亚珍 单位:九江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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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aechoonJo,KinamPark,DogilLee&HeuiseokLim.AnInte⁃gratedTeachingandLearningAssistanceSystemMeetingRequirementsforSmartEducation[J].WirelessPersCommun,2014,(4).
引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需要学科对话的时代,然而人为因素导致学科之间彼此分隔甚至于冲突乃至歧视,这种学科间的互动关系往往造成两败俱伤而非双赢。立于经济学此岸,因而对与其关系极为密切的社会学彼岸充满好奇,期望到达彼岸而不是隔岸观花。本文主要探讨经济学与社会学三次重要对话。
第一次对话:从“学科一统、不分你我”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经济学与社会学尚未独立之前并不存在沟通问题,当时呈“学科一统、不分你我”之势,此后分别从统一体中分化出来并开始了长达近200多年的冲突—对话—冲突—新一轮对话。实际上,从两者的源头就开始了学科冲突。现代经济学开山祖师亚当•斯密,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1776年)成为现代经济学源头,社会学开山祖师奥古斯特•孔德的代表著作《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1839年)要晚63年,尽管这一段时间也曾有过一些沟通,但更多的是冲突。
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席卷西方世界时,人们看到的现代工业具有六个特点:
(1)工业建筑在科学的劳动组织上并以获得最大效益为目的,而不是按照习俗进行组织;(2)由于科学组织劳动人类得以大量开发资源;(3)工业生产要求在工厂和城镇集结大量工人;(4)职工与雇主、无产者与企业主或资本家之间潜在或公开的对立开始显现;(5)财富由于劳动的科学性而不断增加,生产过剩危机日益增多,物质丰富的同时伴随着贫困;(6)与劳动组织工业化和科学化相联系的经济制度表现为自由贸易和商人追逐利润。1
奥古斯特•孔德紧紧抓住第一、二、三个特点,认为工业是科学的劳动组织,然后才是财富不断增加和工人在工厂集结。他指责自由经济学派过高估计贸易或竞争机制在财富增加中的效力,同时还指责自由经济学家为形而上学者。自由经济学派则紧紧抓住第六个特点,认为自由贸易和经济调节的竞争手段是经济进步的决定性原因;斯密从经济人的假定出发导出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指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由地调节着,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神奇般达到了统一。马克思则以第四、五两个特点为基础创建资本主义理论并对其作出历史性阐释。这些分歧导致社会学家对经济学家持敌视态度,尤其在法国的大学里。
在熊彼特和韦伯时代出现了一次大转机,经济学与社会学有了一次对话,他们分别使用“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之名,熊彼特使用“经济社会学”旨在说明经济分析的“基础学科”,他认为有四门:经济史、统计学与统计方法、经济理论和经济社会学,他所认为的“经济社会学”与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类似;韦伯使用“社会经济学”,并非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社会问题,而是与当时德国的历史背景有关。19世纪末,英美等国“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取代,而德国更多的使用“社会经济学”一词,韦伯是大力推广者,因此才有这一门分支。同为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韦伯不仅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方面取得成就,而且成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典范。概而言之,熊彼特和韦伯完成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第一次对话。在此阶段,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用熊彼特的话说,“无论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走不多远就会互相踩着脚跟”。
第二次对话:从“你在里头、我在外头”到“你在这头、我在那头”
在帕森斯时代,社会学由于帕森斯的贡献而如日中天,他本人及其学生斯梅尔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第二次对话。然而此前经济学在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已然尽善尽美。在19世纪50年代,经济学者开始了其“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动,既有“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又有“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疆土;社会学的研究空间却非常狭小,原因在于世纪之交两门学科对大学位置的竞争,结果社会学惨遭失败,并被迫与经济学家达成协议:社会学者必须满足于经济研究以外的剩余领域,如婚姻、家庭、犯罪等,故社会学有“剩余科学”之称2。帕森斯不满于当时社会学学科地位之现状,开始涉足所谓的,于1932年著有《经济学与社会学:马歇尔同时代思想的关系》,1956年与及其学生斯梅尔瑟合著了《经济与社会》一书,试图用其结构功能理论框架分析经济问题,后斯梅尔瑟又于1964年发表了《经济生活社会学》一书,详细分析了社会学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各方面贡献。第二次对话并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的认可,其原因主要在于帕森斯等构建的社会大系统仅把经济作为一个子系统,令主流经济学家们大为光火,并认为帕森斯及其社会学是在进行“社会学帝国主义”扩张。相互之间的学科扩张行为导致都企图包容对方,形成“你在里头、我在外头”之格局,但结果却是渐行渐远,冲突日甚,形成“你在这头、我在那头”的态势。
第三次对话: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和社会学的“经济学化”
后帕森斯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两大发展趋势:其一为经济学的数量化趋势,其二为经济学的“社会学化”趋势。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计量学奠基人拉格纳•弗里希,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标志;1974年瑞典人冈纳•缪尔达尔荣获第六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社会学化”趋势的重要标志,后者是“新制度学派”创始人,提出经济学者分析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时不宜将该国的历史源流、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经济结构与活动水平、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等各项非经济因素视为孤立变数,而应将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列入考虑之后再行研究才有意义;他还提出“社会过程理论”,认为经济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是社会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是科技进步及其诱发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等因素所共同孕育而成的。另一位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则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将经济分析从物质产品延伸到非物质产品,并发表了家庭经济与人类行为分析的研究成果。此后社会学者不再沉默,开始将触角伸入经济学领域,如1970年代中期,美国哈里森•怀特首先尝试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认为市场是社会网且首先是社会关系,“社会网是经济交易的基础”;他关于角色结构的市场分析是一种开拓性的社会学研究。3诸如此类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不胜枚举,可见两门学科的新一轮对话已然开始并将深入持续。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学与社会学可以也必须对话,因为“不同学科的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竞争,能够形成有效的矫正机制,完全有助于学科的进步。”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塔•森曾指出,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要“融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文学和文化研究,更不用说哲学方面显现出来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为跨学科研究辩护,那是(注:指非跨学科研究)是一种机械的研究。我非常喜欢在每个学科内部进行的学科训练。”5如有可能,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理应作这方面的努力。主要参考文献
[1][法]雷蒙•阿隆著,葛智强等译,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
[2]朱国宏,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话:意义及其可能性,复旦学报社科版1999/05
(2)满足需要原则。在政治经济学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区别。“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示的,而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包括劳动者自己和家属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发展资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价值来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则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只要有货币、有购买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观“需要”,比如市场上有1万套商品房,从客观需要即使用价值角度来说,可以满足1万个家庭的需要,但也许由于房价过高,1000个家庭购买了这1万套商品房,从市场的角度看,商品房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但显然这些买房者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价虚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积大量房源。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产品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价值规律来满足需要,但这不妨碍“满足需要”理应成为指导我们各项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以“满足需要”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过剩,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可以考虑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可以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差异性问题;等等。
(3)共享发展原则。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表明共享发展已经属于社会制度深层内容。共享是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以劳动者为本理念一脉相承。马克思在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了共享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制度特征。我们党从强调“共同富裕”到强调“共享发展”,在理念上是一个新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强调先富带动后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强调“共享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发展动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到共享发展,人们往往想到劳动成果分配方面的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共享发展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从微观领域看,企业层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领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资,也包括生产领域的共享,如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保护、劳动管理等。在宏观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共享,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在消费层次上,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共享,还包括发展资料的共享等。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共享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术高低、生产资料的性能好坏、企业管理的先进与否、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高低等。尽管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V+M,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是一种静态认识,马克思这一公式揭示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套用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降低工资就能提高利润,即提高企业效益。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市场失灵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
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
(1)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2)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3)自然垄断市场的存在。当提供某种商品的固定成本超过可变成本时,生产者为了长期保证获得稳定的生产资料,就会与上游产业联合或干脆将其兼并入自己的企业中,也就是说在市场的运作下生产必然导致联合,从而导致自然垄断。
2.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
3.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地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不法收入、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在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在不断攀升。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政府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公共经济就是政府经济,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门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活动。也就是说,政府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而市场失灵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依据,因此,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政府经济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
(1)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主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可以承担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2)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3)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7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4)政府可以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通过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评价和调整。
2.政府经济是不和谐因素的主体。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1)就业问题严重。据有关部门估算,在宏观经济运行三大指标中,就业指标最不理想,城镇真实的人口失业率从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2005年的11.45%.
(2)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加剧。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严重。
(3)“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4)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第五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以上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政府,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主体所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其解决当然也就应当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担当此任。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而在现实社会中又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建设
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建章立制。为政府自身行为、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则,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证之下,应重点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政府引导管理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1)要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2)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业管理,加强社区管理,改进社会管理方式。
(3)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搞好市场监督和管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市场秩序的监管功能。四是加强政府部门的专业化建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在13日上午的大会报告阶段,先后做主题报告的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叶平教授、吉林大学的刘福森教授、北京大学的郇庆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曹孟勤教授、东北大学的秦书生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的王鲁娜教授。14日上午的大会交流阶段,清华大学的蒋劲松副教授、南京林业大学的曹顺仙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的唐代兴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解保军教授、北京林业大学的杨志华副教授、东北大学的于春玲副教授等做了主题发言。专家学者们就生态文明的研究范式、理论体系构建、实践路径选择等相关主题做了报告。
中图分类号:F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159-005
一、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市场逐步被赋予不同理解的内涵,从最早的“交换的物理空间”和“聚集的经济活动”到“一般性的买卖关系”,以及近来,把市场视为一种抽象的“价格机制”,[1]它主要体现的是理性个人决策行动者进行交换的一种价格机制。最近几十年来,关注制度对经济行为影响的制度经济学把市场看作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形成的一种诱致性的制度理解,这与研究市场的经济社会学有可嵌合之处。
市场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综合表现形式,正如著名研究市场起源与运作的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F.Braudel)指称的:认为某一种交换形式是经济的,或是社会的,是过于轻率的,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交换类型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2]古典社会学中对市场研究强调的是市场与社会的统一,这体现在马克思的市场观中是对“剩余价值”与“系统矛盾”的分析,剩余价值的分析基础在于其认为的物质生产的第一性,而属于交换范畴的市场是第二性的。“生产决定流通”是马克思的基本命题之一,而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更是提出了对市场的特有理解方式,即把市场视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结构:市场不只是人们进行物物交换的场所,而是强调在“物的关系”背后折射出“人的关系”。[3]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交换价值”并不是商品之内在固有、与生俱来的属性,而毋宁说是“作为物的关系而表达出来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把市场视为某种社会关系的结构问题的思想,使马克思成为经济社会学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对市场的社会学研究是其一生中的主要兴趣之一,在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应包括“市场的社会学”在内。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认为:“在任何意义上都并非意在成为经济学的理论,毋宁说,是由界定若干频频加以使用的概念,以及分析经济领域中若干最为简单的社会学关系所构成的”。[4]在韦伯看来,市场是经济斗争的战场,市场是人们取得交换商品而开展的“物理性会集”,是充满权力角逐和利益斗争的角斗场,强调了市场中“经济行动”与“社会行动”的统一。
从20世纪20年代之后到二战之前对市场社会学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段“黑暗时期”,基本没有代表性的作品。二战之后,在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与卡尔·波兰尼的努力中,人们重新开始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市场。在帕森斯与斯梅尔瑟合著的《经济与社会》中,他们提出了经济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整合,提出应该把市场表达为一种“社会系统”。经济只是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实际上他们是把市场当作某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加以理解的。按照卡尔·波兰尼的看法,在经济研究中,经济生活是从属于社会整体的,其中市场不过是人类历史中逐步演化起来的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而已。从其论述中,而后的格兰诺维特称其理论观点为其发展的“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概念。
目前,按照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的看法,无论是波兰尼,还是帕森斯和斯梅尔瑟的市场概念,当用来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市场现象时都不是特别富于成效的。原因是波兰尼没有从根本上弄清他自己的理论观点,而帕森斯和斯梅尔瑟的对AGIL模式的运用又过于抽象和任意(Swedberg,1987)。如巴纳德·巴伯(Berard Barber)认为,“声称市场交换是非嵌入的,就将注意力从对恰恰是市场如何与社会关系的其他部分相互依存进行分析扭转开来;这就赋予市场以一种错误的在分析上以及在具体现象上的独立性。”[5]总的说来,无论是波兰尼,还是帕森斯和斯梅尔瑟最重要的局限在于没有把市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观点贯彻到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的贡献在于:市场作为社会关系的结构的观点。如斯威德伯格所概括的(Swedberg,1987),[6]市场社会学复兴的五个征兆:巴纳德·巴伯的《市场绝对化》的论文(Barber,1977);同一时期,欧洲某些社会学家重提建立“市场的社会学”;哈里森·怀特和马克·格兰诺维特开展的将网络研究方法运用到市场的研究(White,1976;Granovetter,197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近现代世界体系》中对贸易与国际市场在建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作用的分析;以及组织理论领域、种群生态学对市场研究社会学分析的兴趣等。在此时期,没有主导的范式和理论模式,存在的是根据不同的理论框架对于同一市场现象的探讨。
2.承前启后:袁方的劳动社会学思想
3.劳动社会学视野中的服务业研究
4.我国劳动关系的调节路径和研究方向——劳动社会学专委会夏季座谈会实录
5.从范式到类别:当今法国的劳动社会学
6.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所研究的劳动力的区别
7.理解劳动社会学
8.从劳动社会学的视角探析大学生观念教育
9.劳动社会学的由来和发展
10.劳动社会学之我见
11.恩格斯对劳动社会学的奠基
12.劳动社会学浅论
13.劳动社会学的地位和使命
14.简论劳动社会学——兼论分支社会学的成立条件
15.关于劳动社会学的对象和任务
16.马列主义劳动社会学的对象与职能
17.论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社会学的创建
18.对陕南农村劳动交换的社会学解读
19.应用社会学的可喜尝试——《劳动社会学概论》
20.关于劳动关系的法社会学分析
21.劳动社会学
22.巴黎通讯:记法国的劳动社会学小组(GST)
23.内部劳动市场中的互惠行为与技能外溢效应——基于经济社会学视角
24.应加强对劳动社会学的研究
25.“嵌入性秩序”——幼儿教师劳动价值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26.民主德国《劳动社会学》已翻译出版
27.评施托贝尔格:《劳动社会学》
28.体育的社会学意涵:以NBA停摆为例
29.经济学与劳动社会学:供学习经济专业的大学生参考
30.法律社会学视角下的劳动关系
31.劳动参与过程的社会学研究
32.《劳动合同法》的法社会学分析
33.劳动监察权运行的法社会学分析——从政府帮助农民工讨薪的现象切入
34.引进职业客体 成就职业主体——承接跨境外包的劳动社会学分析
35.劳动模范:在道德与权力之间——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一种道德教育制度
36.从社会学视角看《劳动合同法》
37.社会学范式视域下的劳动模范研究及思考
38.劳动分化、关系网络与农民工抗争的消解——一项基于服务业劳动过程的实证研究
39.劳动就业和社会学——讨论人口普查中“在业人口划分标准”的一些想法
40.劳动卫生社会学研究
41.劳动权的法社会学论析
42.企业中的社会劳动关系及社会学调查的经验
43.农村“留守妻子”家务劳动经济价值的社会学思考
44.个人潜能的社会激发
45.中国劳动关系发展现状分析国际研讨会综述
46.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劳动产品“质”与“量”的形成与优化分析
47.交易阴影下的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合同法》法律效果的法社会学解读
48.建立劳动科学学科体系的构思
49.新时期有关劳动关系的社会学分析
50.青年工人劳动发展状况的社会学研究
51.劳动价值论的三个维度: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
52.劳动经济学教学中的社会学思考
53.社会政策和科研人员的劳动效率:社会学研究经验
54.技术、劳动异化和被掩盖的减损——一个社会学观察
55.涉外劳动雇佣合同法律适用的法社会学思考
56.科学劳动休闲观的模型构建与社会学启示
57.从社会学的角度浅析劳动“岗位挤压”的功能和处理方式
58.困境与出路——对劳动积极性问题的社会学透视
59.劳动管理的社会学分析
60.从范式到类别:当今法国的劳动社会学
61.农村“留守妻子”家务劳动经济价值的社会学思考
62.承前启后:袁方的劳动社会学思想
63.从范式到类别:当今法国的劳动社会学
64.劳动社会学的由来和发展
65.劳动社会学视野中的服务业研究
66.引进职业客体 成就职业主体——承接跨境外包的劳动社会学分析
67.理解劳动社会学
68.恩格斯对劳动社会学的奠基
69.我国劳动关系的调节路径和研究方向——劳动社会学专委会夏季座谈会实录
70.劳动社会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和可能的选择
71.简论劳动社会学——兼论分支社会学的成立条件
72.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所研究的劳动力的区别
73.马列主义劳动社会学的对象与职能
74.论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社会学的创建
75.应加强对劳动社会学的研究
76.关于劳动社会学的对象和任务
77.劳动社会学的地位和使命
78.比较劳动经济学与劳动社会学看问题的角度分析
79.“嵌入性秩序”——幼儿教师劳动价值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80.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社会学解释
81.农村流动劳动力与成人教育的社会学分析
82.青年工人劳动发展状况的社会学研究
83.对陕南农村劳动交换的社会学解读
84.劳动管理的社会学分析
85.法律社会学视角下的劳动关系
86.企业政治结构与劳动治理——基于社会学视角的讨论
87.劳动就业和社会学——讨论人口普查中“在业人口划分标准”的一些想法
88.劳动参与过程的社会学研究
89.山东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健身观念的社会学分析
90.高校教师劳动力流动的社会学分析
91.改革开放前我国劳动就业思想的社会学考量
92.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社会学反思
93.科学劳动休闲观的模型构建与社会学启示
94.劳动力市场排斥的社会学解析
95.困境与出路——对劳动积极性问题的社会学透视
96.劳动经济学教学中的社会学思考
97.技术、劳动异化和被掩盖的减损——一个社会学观察
98.劳动价值论的三个维度: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
99.增强学生学习社会学效果的几点尝试
100.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脉络分析
101.社会学本科专业人才的需求分析与培养方案制订
102.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成长与农村社会学的发展
103.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的发展:从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到科学共同体
104.社会学视角下管理会计研究理论概述
105.对社会学最有学术影响的百家出版社分析
106.社会学专业实践教学的不足与创新:围绕社会调查的分析
107.高校课程优化视角下的社会学专业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
108.文学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109.组织社会学中的社会学想象力
110.社会学视野下的“社会”意义研究
111.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融合的反思与发展
112.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解释
老陆走了,在他即将迎来八十诞辰的时候,很多熟悉陆学艺先生的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两天前在公安部召开的研讨会上他还是那么的硬朗健谈;而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夜晚,他还在和博士生探讨学术问题。正如后学们所唏嘘的那样:“先生是在工作状态中走的,他的研究一天也没停止过。”
然而,人们还是从新华社的消息里得到了无情的印证:2013年5月13日,著名社会学家、农村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原所长陆学艺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
1933年8月,陆学艺出生于江苏无锡,1962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1988~199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初期,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老陆立下宏愿:研究中国农村,帮助农民吃饱饭。20世纪70年代末,他针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发表多篇论文,为“”鼓与呼,成为该领域为数不多的研究者;80年代初,针对我国由粮食进口国转变为粮食出口国的现实,他率先提出“要警惕农业发展陷入徘徊状态”,引发关注。此后,他最早倡导县域综合体制改革、率先研究住房体制改革、较早倡导城乡一体化……
老陆的“十大阶层”说甚至引发了持续近10年的“社会分层研究热”。社会上也因此有了“吴市场、厉股份、陆阶层”的说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纷繁复杂的深刻变化,他从加深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认识、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政策出发,1999年初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2001年完成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成为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扛鼎之作。
一双紧密关注现实的眼睛,令老陆始终屹立学术研究前沿。
“老陆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哪怕到了七八十岁,只要一有时间,他就深入基层搞调研,这些年他的足迹走遍了大江南北。他常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只有通过深入、踏实的调查研究,研究成果才能赢得公众的认可,才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一定的作用。”谈起陆学艺注重调查研究的治学态度,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景天魁说:他是我们的引路人,他为整个社会学界树立了榜样。
老陆去世后,清华大学社会学者孙立平在微博上写了这么一段话:老陆是我们这代社会学者的精神导师。这不仅是在学术的意义上,更是在人格的意义上。
二、记者:上海财经大学在开展教育部“高等学校继续教育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以来,取得了哪些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是高等教育的目标。创新源于实践,能力来自于实践,实践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实践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载体,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
一、引言
在麦可思研究院组织调查并撰写的《2014年大学生就业蓝皮书》中显示,全国本科平均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69%,在经济学中只有金融学专业达到78%,其余专业低于69%。(数据均来自《2014年度麦可思-大学生就业年度指标》)也就是说,经济类毕业生中有三成多毕业后从事非本专业的工作。然而,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上新的台阶,但面临地区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众多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经济学人才。
同时,在“麦可思――大学毕业生流向月度跟踪调查”报告,有专业相关实习经历的大学生找到专业对口工作的几率要高出至少20%,有实习经历对经济学、管理学、工学的本科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影响最显著的为经济学,控制其他背景因素后,有实习经历的经济学类本科毕业生的半年后就业率比没有实习经历的增加7%。
一方面我们培养出的经济类人才未能从事本专业工作,另一方面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经济类人才,这种供求矛盾,反映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市场需求、就业去向相脱节,说明实践教学环节对经济学人才培养和就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从经济学学科本身出发,理论经济学是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经济规律及其基本性质的科学。应用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研究经济活动各相关领域基本理论和运行规律,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应用性强,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特点。经济学人才的培养体现出从理论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到侧重应用研究多层次的特征。
高校人才培养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都是同一教学活动的两个层面、同一教学活动周期的两个主要环节。提高实践教学环节的效果是培养高素质经济学人才的有效途径,经济学专业培养模式要符合市场就业需求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要培养出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经济基础理论扎实、实践能力突出的高素质经济学人才,适应市场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二、经济学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1.重知识教育,轻情商教育
从目前大多数经管类本科生、甚至研究生的教学课程设置来看,主要侧重于一些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在校成绩较好的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后,眼高手低,不能很好地融入新环境,不能很好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有些学生对挫折的耐受力有限,一旦工作不顺,便自暴自弃。
2.学生实践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较差
目前的学习模式中,学生的学习过程常常表现为“要我学”,而不是“我要学”,实践教学也是如此。一方面,学生的认识较片面,将实践工作当做一种任务甚至是负担,不能积极主动参与;另一方面,实践教学内容单一,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再有,实践教学环节一般安排在最后一学期(或学年),有的同学忙着找工作,有的同学忙着做毕业论文,对实践教学应付了事,甚至出现虚假实习的情况。
3.实践教学指导力度不够
在高校中,同时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教师紧缺,尤其是指导教师自身缺乏企业管理实践经验,或缺少与企业管理实践密切相关的科研项目。人才培养只能局限于书本理论,尚未形成以科研项目或横向课题带动从而提高经济学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模式。
一些教师对实践教学认识不足,简单地认为实践教学就是是学生掌握有关的操作技能,实践内容侧重基本服务技能操作训练,对于高层次经济学人才所需要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综合应用能力培养的实践训练不足。
三、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理念
在我国,优质教育资源在不同层次高校(如“985工程”、“211工程”)存在很大差异,呈现出稀缺性,即便是在院校内部不同学科间,优质教育资源也存在很大差异。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能够促进环境的范式性转换,有助于实现学习环境、个体经验环境的范式性转换,打破旧的思维方式,实现创新的突破。
财经类本科生的实践教学环节除存在上述问题外,较突出的问题是教育资源的短缺,从而束缚实践教学环节的效果。优质的教育资源可以通过整合实现共享:整合不同高校间、高校与企业间、高校与校友间、以及应用经济学学科间的优质教育资源,搭建实践教学平台,以有限的资源实现不同层次实践教学协同发展。
四、经济学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协同发展途径
高等教育包括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将经济学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实践教学,共享不同高校间,乃至高校与社会间,以及高校内部不同学科间的优质教育资源,互相促进,协同发展,是创设经济学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
1.利用暑期学校、访学等形式,实现不同高校间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暑期学校是财经类院校在假期中,面向全国研究生,为研究生打造一个学习经典理论,并用于经济社会实践的平台。学生通过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中国经济社会现象,提高理论分析能力。通过经济社会学各个领域的范式、方法与核心问题的专题研究,学生可以掌握经济社会学各个分支领域的知识框架与分析工具。暑期学校中的国内外著名经济社会学家开设的前沿讲座,有助于学生了解经济社会学界最新研究进展。学生也可以参加读书会,选择经济社会需经典文献,进行讲读、评析和讨论。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进行研究。
暑期学校打破高校教育资源的封闭状态,使学生利用假期的黄金时间,充分共享不同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采用理论学习与实践分析相结合的形式,通过讨论、批判等方式,推动研究生思考经济发展与社会现状,提高理论与实践能力。
财经类院校不仅加强国内校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更应该拓展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组织学生到国外的大学学习走访考察,切身感受到国外优秀院校的氛围,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经济特色,培养国际化视野和国际沟通交流能力。
2.利用企业的实践活动,实现高校与社会间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深入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提高经济学人才实践应用能力最有效的途径。与企业、研究所共建高水平专业实践平台,作为经济学人才培养校外实习实践基地。以实践基地为基础,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的深度合作,促进教学与生产实际相结合。
学生切实参与企业的相关项目中去,带着问题去实习,带着问题去调研,真正实现自身实践能力提高。学生深入企业顶岗实习,切实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将实习中发现的问题,结合理论,去思考探询解决的方案,真正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校内导师积极承担企业的横向课题,通过课题研究,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问题,与企业专家合作研究并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也不断提高导师的实践能力和对学生的实践指导能力。
3.利用案例教学、实践平台,实现学科内本科生研究生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校内专业课教学是人才培养的基础环节,也是对经济学本科生研究生进行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案例教学是已经被证明的美国商学院非常成功的教学方式。通过精心采编的案例,学生设身处地的对实际经营管理问题进行思考、探讨,可以有效地提高他们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利用经济管理信息化实验室资源,搭建实践平台,举办多种形式的实验教学和技能培训,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教师可以将本科生与其指导的研究生组成学习团队,实施研究性教学,将教学过程变为学生探究性学习的过程。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专业知识基础性较系统、本科生学习精力时间较充沛等等各自优势资源,按不同层次明确调研目标,调动学生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将调研成果在课堂上汇报讨论。在学习合作中,强调学生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学生们的组织协调能力,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理论应用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和分析思考能力,更加可以切实提高学生们的沟通交流能力、组织协作能力,提升情商水准。
4.利用双导师制、校内社团活动等形式,实现不同学科间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学校内不同学科教育资源也不尽相同,利用双导师制,吸收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担任兼职导师,承担部分教学工作,丰富不同学科间的实践经验、理论,提高学生们的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学生们还可以通过参加校内社团活动、不同学科举办的各类讲座,丰富参与各类实践活动的机会与平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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