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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学习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以下收获。
1、专家们的演讲,阐述了许多我们平时在工作中接触不到的先进理论和管理经验,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和思路。
2、通过在会场中聆听专家的演讲和与同行之间的交流,我们认识到设备管理存在各方面不足,医疗设备质控工作还未开展
3、临床工程师培养理念与管理不足,人才匮乏。
4、对于医疗设备和耗材的管理存在管理不够规范,不够精细。
以后我们将积极学习此次论坛中先进的理念和方法,结合自己的工作,将这些宝贵的理论和经验合理的运用和实践运用到以下几个工作方面:
台湾东吴大学教授蔡仁厚认为,如果在儒学研究中不返回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传统深处,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没有根基、文化创造也就没有基石,自身精神也无从安立。在儒学研究中,返本开新是一个基本方法和立场,如此才能接续文化薪火,疏通源头活水。儒学研究,就是坚持“守常以应变”的理念,而儒家一些最核心的观念,比如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具有超越时代与地域的属性,应以对这些核心价值的肯定为基本,以具体的生活情境为落实土壤,以求对其做出适应当下的新诠释、新解读。
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看来,儒家思想所体现出的批评精神,是其未来发展的动力所在,中国哲学已经走出拿来主义的认同危机,开始形成自信,正呈现动力最大、人才最多、议题最丰富、碰撞最激烈的态势,相信其“健康状态”会日益进步。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则探讨了当代新儒家哲学发展的问题基础与理论框架,指出对其必须从“睿智”与“信念”两个方面来论述与考察,以建立一个实事求是、与时并进的儒学所包含的知识与价值体系。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回顾了百年来儒学的发展和起伏,并对儒学研究的未来给予厚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宋志明认为,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一个明显区别是特别重视工具理性,为此我们应重新审视儒学与培养工具理性的关系,利用儒家文化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为科技创新提供积累知识的文化土壤。
儒家思想可救治现代精神危机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主张,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儒家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会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如能走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峙的模式,在文明对话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东亚精神文明与现代化的关系,将发现在伦理与公共治理等问题上,儒家思想都有可供借鉴的资源。
2009年12月5日,由世界经济学会、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世界经济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a & World Economy编辑部共同主办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九届三次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暨理论研讨会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大重点高校及研究所的代表共聚一堂,就“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走势及中国如何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在全球经济逐渐进入反弹的时期,此次的会议对于预测世界和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走势及探讨相应的发展策略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形势
(一)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
2008年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得全球经济不平衡,尤其是中美之间经济的不平衡问题极大地暴露出来,并引发大范围的讨论:究竟这种“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的经济模式是否有待调整?对此,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认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造成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不可持续的,亟待纠正。他提出,美元在长期内趋于走弱。美国净外债与GDP的比值走向反映出这种趋势。近年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累积使得其净外债占GDP比重逐渐增大,而GDP则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偿债能力的表现。自1982年开始,美国就成为净债务国,且外债越来越多,截至2007年底,美国积累外债达到2.4万亿;从1985年至2009年10月,美元战略贬值61%,美元的不断贬值将最终导致外国资本流入的减少,将对美国造成深重危机,因此危机前美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余永定运用宏观经济学基本公式“I-S+G-T=M-X”来分析了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贸易逆差的变化趋势: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私人投资大幅缩水,储蓄率有所提高,数据显示“I-S”缩水1万亿左右,而美国2009年财政支出达1.6万亿,因此,在危机爆发之后、政府出台财政政策之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略有减少;但在财政政策生效之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又逐渐增长。2010年,美国为了实现其“保增长,维持美元稳定”的双目标,将大幅运用贸易保护政策,来促进出口减少进口,拉动就业并减少其经常项目逆差,这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面对挑战,中国应该重点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降低投资率,减少对外依存度,减少贫富差距并大力发展非贸易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世界经济形势与未来展望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起伏不定,剧烈动荡。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目前的世界经济具有以下三特点:
1、经济危机基本稳定。
2、世界经济在经历了第一、二季度的最低点之后开始逐渐反弹。
3、当前世界经济是否进入一个全面稳定的复苏阶段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1)失业率,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维持在高位水平。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当前失业率为10.2%,欧洲为9.9%,日本为5.2%,且目前看不到高失业率将得到解决的迹象。(2)个人消费水平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财富效应”使得财富普遍缩水,家庭储蓄率提高,消费疲软。(3)发达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10月份美国产能利用率为71%,欧洲为70.7%,低产能利用率意味着大规模投资受到抑制。(4)脆弱的金融体系。以美国为例,其金融体系的坏账或被政府购买,或被冻结,只有借助经济复苏来加以消除。而且,美国银行体系中有大量资产与金融衍生品紧密相连,一旦利率波动,整个很行资产将大幅缩水,从而对经济复苏产生抑制,因此,脆弱的银行体系阻碍货币当局利用利率来对经济进行调节。(5)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其未来走势非常不明朗。(6)金融监管对全球金融体系影响不确定。严格的金融监管增加了全球的投资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人们对于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信心,因此,其对未来经济复苏的影响难以确定。(7)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其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也难以确定。(8)初级产品、能源产品、大宗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大,不能确定其未来明确的变动区间。而这些产品的价格又与经济形势紧密相连。(9)“低碳经济”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影响难以把握。张宇燕指出,基于以上九个特征,虽然全球经济目前进入反弹,但断言全球经济已进入复苏阶段还为时过早。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贸易形势
自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个经济体,不断发生贸易摩擦。对于这一问题,国家发改委中国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深层问题在于中美发展模式都需要调节。而在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有三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一是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美国与世界贸易的不平衡。二是美国用来平衡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产品为农产品而非其先进服务业产品。三是中美真正竞争性的贸易摩擦实质上还未开始,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有更多非经济因素作用。张燕生直言,只要全球经济减速,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但是,无论危机前后,中国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针对国,发达经济体利用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特保等手段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巨大压力。当前,为应对这些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应“亮剑”,改变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双方在贸易博弈中的不对称性,变被动为主动;在国际上建立广泛的应对贸易保护的统一战线;大力调整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张燕生指出,从长远来看,“后危机”时代,中国要破解贸易保护主义困局,一是利用区域化加速发展的背景,加强东亚内部贸易、投资及货币方面的合作。以德国为例,德国的外贸依存度高于中国,但其所遭遇的贸易冲突却远远小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德国高于50%的贸易为区域内贸易。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区域合作来减少贸易保护的阻力。二是东亚应加快建立区域化全球金融中心,提高整个区域的风险对冲能力,从而为产品贸易走向新兴市场提供更好的贸易融资手段与体系。三是中国应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张燕生着重强调了“渠道为王”,中国全球营销渠道的缺失是这次经济衰退中中国出口贸易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虽然中国拥有庞大的对外出口贸易额,但大多数都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进行,中国应大力加大渠道建设。四是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应着力培育和发展零部件的贸易体系。德国之所以面临的贸易冲突小,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其产品大多是关键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在国际商场的定价能力强。
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认为,今天中美之间贸易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由全球化条件下,各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发展结构差异、改变世界格局的基础差异决定的。中国目前实现的发展仅仅为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非经济结构的优化,出口顺差主要以来于低端劳动力产品,因此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此次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20世纪90年代的IT泡沫破裂之后,世界没有找到新的主导型产业来带动经济,转而依赖房地产和金融产业。长期的增长复苏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两大根本性困难:通胀风险与通缩忧虑同时存在;实体经济还未恢复但很多资产泡沫已经形成。目前,各国都出台了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政策,但何时以及如何进行政策转型成为各国政府的难题。如果退出过早,则经济复苏很可能夭折,如果退出过晚,则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通胀与经济泡沫。
对于中国如何应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一课题,张幼文提出,中国应对贸易的上策为中国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今天的国际规则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的,主要维护的是发达经济体的利益,不能适应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要求。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增加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消除国际范围内不利于本国国力提升的因素。
三、中国应对国际经济衰退的战略评价
由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实体经济,中国也未能独善其身。为刺激经济恢复,中国政府实行了刺激经济的夸张性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中国政府实行的经济刺激计划,曹远征认为,在此轮经济反弹过程中,农产品价格波动不明显,CPI指数波动较小,同时,由于此轮经济衰退中中国制造业出口下滑,积累了大量库存,因此未来几年中国发生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币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由于积极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不断增加,将导致资产价格上涨,资本市场脱离经济基本面,最终形成资产泡沫。最为重要的是,流动性的不断增加还导致人们无法判断此次金融危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因此无法判断其是遵循传统经济危机“高涨――繁荣――危机――复苏”的外生时间路径,抑或是此次经济衰退的周期已经变形。因此,中国政府在决定何时以及如何退出这一问题上就面临严峻的困境与考验。
而对于2005年中国开始启动的汇率制度改革,张斌教授从稳定性和增长性两个标准入手,详细评价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并提出了折中性方案。从稳定性方面来看,传统的观点认为,资产泡沫的形成遵循以下路径“人民币升值预期――热钱涌入――央行货币供给增加――资产泡沫形成”,但2007年数据显示,央行2007年度M2总量(即货币供给量)并未大幅增加。张斌指出,即使M2稳定,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够强,资产预期收益就会大幅上升,因此必然形成资产泡沫,危害人民币的稳定性。同时他指出,美元的“名义锚”的作用不强,他将美元价格、中国进口商品价格和中国生产者CPI指数联系起来,认为美元的涨跌直接影响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中国生产者CPI指数的高低,最终导致国内物价的不确定性变化。
张斌提出,从增长性角度来看,盯住制下的低廉货币有助于形成中国制造品的出口优势,但同时也造成国内制造业相对于非制造业的优势,导致国内资源错配,服务业受到歧视和挤压,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出现供求失衡的状况。因此,长远来看,盯住制会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替代盯住美元的方案为人民币应升值10%,并在此后维持对美元3%的浮动区间。他以日本为例,日元对美元升值给日本经济结构带来的巨大变化,认为相似的变动可以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改革与优化。
我校十分重视艺术教育工作。充分认识艺术教育在开发学生潜能、促进学生现代化素质发展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在当前教育发展的新形式下,我们坚持“全面+特长”的指导思想,认真学习、贯彻课程改革的精神,真正落实素质教育,将德、智、体美育有机地统一在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对学生全面实施艺术教育,使学生人人接受艺术教育,个个具有一定的艺术素养,发挥了艺术教育在育人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小学艺术教育中专业化、和“以绘画、唱歌为中心”的纯艺术教育模式,培养一批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二、完善常规管理,强化过程管理
在措施上狠抓艺术教育任务的落实,把我校的艺术教育目标定位于培养学生创造能力、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发展上。本学期,坚持“期初有计划,月月有检查”的原则,要求教师在熟悉教材的情况下,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由教导处、德育处、教研组长组成的艺术教育领导组及时查阅,反馈信息,使其更具可行性,在此基础上,严格要求教师认真备好每一堂课,有重点、不定期地抽查,加大随堂听课的力度,正常开展每周一课的教研课,夯实艺术教师的教学基本功。领导组将随时了解艺术教师的教学动态,及时分析、综合教学现状,与艺术教师一起交流,鼓励教师及时地记录教学心得,不断探索、改进教学方法,积累教学经验。这样,既有利于教学的督促机制,又提高了艺术教学的质量。
活动开展的第三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在xx镇敬老院。我们在街上买好了水果前往敬老院。到了敬老院院长热情地招呼我们。我们和敬老院的老人坐在一起陪他们聊天,吃水果。从聊天中我了解到他们生活在这里的无奈与孤独,有些老人说着说着眼泪就从眼角滚落下来。接着我们为老人们测量血压,测量结果显示这里的老人几乎都是高血压,有的很高,已经超过了200了。每个老人都测完后,全体队员开始打扫卫生。期间有媒体来给我们拍摄。上午很快就过去了。下午我们分组教老人手指操,练练手指的灵活性。等每位老人都练得差不多之后,我们又队员轮流给老人唱歌表演节目。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队员该走了。老人们握着我们的手十分感谢我们,我们挥着手离开了。这一天我们过得很开心,从这次活动中我懂得了每个人都应该尊敬老人,带给老人快乐。不能让他们感觉孤独。
本次研讨会主要对以下4个主题进行了讨论。
一、学科建设研究
关注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一直以来是研究者们的重要学术关际,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为妇女/社会性别学融入主流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体现了妇女/社会性别学为推进联合国提出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所进行的扎实工作。
因为要融入主流,学科化是必不可少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设置中的缺席直接限制到教学与研究的开展与发展,章立明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涉及到三个重要论证:第一,妇女,社会性别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第二,中国妇女学能否对全球妇女学建设作出重要甚至是独特的贡献?第三,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学?她认为学科建设要以解构与建构并重为原则,20多年来通过海外留学与培训,中国妇女学已经拥有了一大批通晓与熟悉西方妇女学的师资队伍与研究人员,使中国妇女学建设进程得以缩短与促进,但单向度建设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妇女学的建设目标,使之成为西方女权主义的附庸,陷入被动建设的境地。蔡慧玲也认为女性学虽然经过了三次发展浪潮,但发展至今仍在学科地位、发展动力和学科价值等方面存在某些问题,而女性学要发展必须处理好理论借鉴与本土创新的关系、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研究热情与学术规范的关系、女性学研究与男性研究的关系。刘文菊在评述祝平燕、周天枢和宋岩编写的《女性学导论》时特别提出,要把女性问题置于性别关系的结构和社会制度中进行分析,并且在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时要坚持性别分析与其他分析视角的结合,防止出现性别研究与其他研究的人为隔离或者简单化的“性别万能趋势”。
课程建设及教学法研究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议题,而且在更多公共课中引人性别视角与专业课程中引入社会性别研究成果同样被关注。本次会议方刚、王宇等人带来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探索经验。方刚不仅将所在学校的“女性心理学”改造为“性与性别心理学”,在“民俗与人类学概论”课程中加入了性别教学,还以女性主义教学理念为原则,设计了独特的社会性别参与式教学:让学生走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特定情景中,进行角色扮演,激发学生对社会性别研究的兴趣,帮助学生通过自我感知与觉悟来完成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成长;教师则通过具体教学诠释和践行了女性主义教学的原则:反对权威,强调平等,强调学生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王宇的《女性健康管理概论》是在高等医药院校开设的一门女性主义与健康问题相结合的通识课程,尝试在高等医药教育领域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体现了教学实践的创新性和多样性。尽管将社会性别概念引入高校课堂,有利于青年学生提高社会性别觉悟,但如黎君所指出的问题依然存在:社会性别学课程不是列入学校教学计划的主流课程;教师对课程内容把握不够;教学过程的方式方法单一;学生的参与程度不高。所以还要努力从各方面提高社会性别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而刘文菊针对传统大学语文教育的性别盲视,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为大学语文课程开启了一扇新窗,拓展了文学理解的新视野。
此外,陈亚亚还以女权在线网站为例,讨论了国内网络女权主义组织发展现状、组织特征、发展前景以及目前遇到的阻碍等。她认为,以传播文化理念为宗旨的网络女权主义组织在国内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对国内女权主义学术研究从理论转化为实践、提升大众的女权意识具有特别且不可替代的意义。
二、人文学科分支研究
作为主流学者对性别研究的回应,欧阳康在所作的“社会性别的实质及其意义”的演讲中提出了“社会性别的基础是什么,人的自然性问题何以转化为或演化为社会性问题,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者为何多为女性,社会性别问题在东西方的差异尤其是当代差异以及当前中国社会性别问题的时代特点如何”的哲学追问,他认为从让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上看,社会性别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时代问题,它不仅有很多实践问题需要探讨,更有很多深层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王宏维提出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当代国外和女权主义立场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它显示了边缘群体对知识生产平等权的正当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方面,并试图在既有框架里对历史唯物论进行补充和修改。对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何以可能、或何以不可能的探讨,并不能以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它所引发的是对在当代何以发展的深层思考。戴雪红关注女性主义及后殖民话语对主体和主体性的建构问题,她认为研究女性主体性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女性在历史变迁中的双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能动者;二是必须充分认识到女性之间的差异,若以“受害者”角色集结女性群体也容易看不见甚至掩盖了这些女性的主体性,必须跳脱同质化群体的概念来看待第三世界女性在其处境中的异质性。倪志娟通过女性主义“知识考古”进一步挖掘了文本中的单一男性话语是如何建构两性对立的基本思想框架和范畴体系,在二元思维模式中,女性和女性的经验被排斥在外,男性按照自己的思维构筑关于世界的抽象理想。这种追求一方面给西方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对现实世界起到了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了心与物的分离,带来人性的分裂。这是人性的特点还是男权文化传统褒扬精神世界、贬抑物质世界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恶果?如果精神理想与现实世界可以和解,和解又该从哪里开始?而这正是女性主义知识建构的根本任务。方亚中则对吕西・依利加雷的性差异伦理学做了译介工作。性差异伦理学强调两个性别之间的差异性和非等级制,要求承认不同的利害关系,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认识视角。依利加雷性差异伦理学非“一”的意象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现了解构和建构的相结合,一方面试图冲破“一”的束缚,使女人不被“一”整
合或同化,同时通过三组合解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积极建构女性主体性,发展女性自己的空间,努力实现男女共存的局面,创造两个主体的文化。
历史学科的性别问题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分析与解读,来阐发研究者对历史文本中的妇女地位和女性道德、价值的思考。在厘清史料、揭示和趋近史实方面,张超考察了女留法勤工俭学生作为为女性解放而摇旗呐喊的女性先贤们最后成为有高度觉悟的男女平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的过程;李洪河通过研究建国初期因实施新婚姻法这一变革举措所造成的大量的妇女死亡问题,说明仅靠大的社会运动不可能迅速改变旧有的传统习俗,因为新近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罕见地使汉代法律的部分原始条文得以重现。夏增民由此从法律角度判别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图最大程度避免因史料缺乏而造成的偏颇;付翠莲则从古希腊史诗及希腊哲学著作中寻得古希腊人妇女观的倒金字塔式的嬗变轨迹。他们的探究所呈现的传统史学与妇女史的对话与合作,突显了社会性别视角对历史中的女性及历史本身的观察分析。
作为文学学科分支的性别研究,主要关注点仍在性别写作与文化意涵分析方面。其中吴迪对耽美作品及同人女群体作了考察,提出作为一种女性实践,同人女通过创作和欣赏耽美作品,表达了自身对纯爱、自主、平等的向往,但在表达了自主诉求的同时,却显现了男权主导下的女性自卑心态;耽美中“攻方”“受方”关系是女性构建的理想情感关系,也反映了她们无法摆脱渴望得到保护的依赖心理;耽美现象是性别不平等的男权社会的产物,诉求表达本身背负了男权文化的深深烙印,从中可见女性的无奈和挣扎。王浩认为网络文学中表现出的性别倾向十分明显,男性作者的创作似乎显得很“传统”,一方面一定将男性塑造成强者,同时又穷困潦倒,似乎显示出网络读者特别是男性心里的脆弱。女性作者的书写则透露出一种对于父系文化的强烈反驳与颠覆,一些书写常带着一股女性特有的哀怨和病态,也有回肠荡气的侠女豪情;还有通过对丑女的刻画,来表达对男性审美观念的颠覆和对传统美学定势对“身体”界定的反叛,反映出其个体性别主体意识空前高涨,这似乎也表明网络的开放环境下女性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陈力认为东北民间二人转中男弱女强的文化设置和传统文化规定的“男主女从”的两性模式迥然不同,它似乎为女性提供了一种精神释放,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主流文化的女性文化,折射出一种文化现象、社会观念、文化追求,它说明在民间有着与官方文化不同的性别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与来自西方的性别观念不谋而合。除此之外,马藜、胡雪、鲁红霞等都对文学文本加以分析,从中看到女性的生存图景和可悲可叹又可怜的悲剧命运,胡雪对张爱玲小说冷静地审视女性本体,肯定女性的本质及其价值给予了肯定,认为张爱玲为女性意识的开掘开辟了一条道路,为后来的女性作家更好地表现女性意识作出了贡献。樊欢欢通过对《发现母亲》的批判,表达了对塑造双性化的新型父母角色的期待,她认为“母亲神话”及其对女性利益的隐形侵害在于,打着维护孩子利益的旗号,单方面规制女,抹杀女性的个体价值,夸大母性的作用以苛责女性,将“母亲”和“家庭教育”划等号,加重了女性的负担和责任。其实这种性别气质的刻板期待也是对男性的伤害。
三、现实问题研究
本次会议研讨议题最为集中的即是对现实的性别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剖析,反映了与会者对女性主义的政治诉求与价值关怀的认同以及对性别平等与社会公正问题的思索。内容主要分为4个方面。
1 婚姻家庭问题
王金玲通过家庭权力的分析力图证明,家庭权力是一种立体网状分布,且至少存在着婚姻、代际、个人这三个维度:由于在权力空间中的集聚点不同,占据的权力领地不同,家庭成员拥有的权力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家庭权力性别分布的变化与整个社会一文化大背景相伴随,具有本地化和受多种机制运作控制的特征,即使是女权的扩展,也并不一定就是纯粹的妇女的胜利。她认为,今天中国家庭权力的性别格局就总体而言仍呈男强女弱的不平等态势,在不同维度和权力空间存在着较大的性别差异。贺艳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伦理剧对“夫妇之伦”的建构而言,一方面在伦理表达上,自由伦理被吸纳入传统的责任伦理之中;另一方面在性别建构上,通过对男性、女性的刻板形象的再次演绎,家庭伦理剧这一当代中国最为流行的大众文化文本正传播着男女两性的性别“神话”,而这正是女性主义学者所要剖析并抵制的。关于婚姻家庭,林秀玲等人对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所作的社会调查,让人看到在潮汕地区根深蒂固的男权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虽较以往有所提高,相对男性却依然极其低下,而最让人心忧的是大多数女性默认自己的客体地位,依附于人,因此呼吁要以教育和法律为根本手段,使女性实现经济和人格的独立,成为家庭社会真正的主体。隋悦、李兴艳等对婚姻家庭制度下的女方权益给予了关注。
2 生育问题
骆桂花在资料梳理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析了回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国家话语与回族生育文化的性别观念、回族生育文化的变迁等层面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影响因素。她的研究表明,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生育观在回族民众的头脑中丰富而具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人们生活、生产的各个层面都引起了变化,国家政策引导在相关领域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但在传统回族社会,生育不仅仅只是生育,而是连带着人生的终极意义,不能纯用世俗的成本效益来加以衡量。对农村回族妇女来说,生育的冲动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内心的冲动是在几千年文化习俗的深深影响之下,内化到心灵深处的。她们把生育当作人生最主要的使命,把生育上的成就看成是自己人生事业的最大成功。正是这些观念的作用,使得回族社会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变得更加迁延。苗青青提出了中国在应对生殖道感染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由于妇女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生殖健康方面知识的欠缺,使女性对生殖道感染的认知较弱;而且社会性别差异也造成了妇女长期以来处于生殖道感染防治的不利地位,阻碍了感染的防治,很多妇女由于经济、权力等方面的劣势,没有自主能力,而无法获得安全的保障。社会规范与传统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两性的关系,影响着双方享有的权力和各种资源,与男性相比较,女性往往更缺乏正确的性健康信息。因此对生殖道感染的预防和控制,更需要从医学、经济、社会和心理等多方面考虑。马藜认为当下影视剧中传播的生育文化、生育观给女性施加着压力,影响着女性的命运,女性在承担繁衍人类生命的同时,接受传统生育文化的规范,逐渐地放弃了母亲自己的权利和需求。而作为参与社会发展的人,保持自我意识是争取权利的基础,是选择健康、寻求幸福及和谐发展的条件。因此人们对影视剧所传播的内容应有所思辨,生育不是女性的全部。齐佳的“尴尬的代母怀孕技术――代母怀孕技术在中国的尴尬处境及其解决途径的思考”揭示
了代母怀孕技术作为现代生殖技术发展的产物在中国两难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它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和市场需求,并且积极服务于不孕人群;另一方面,它面临着来自伦理道德的声讨和法律政策的禁止,从而引发了社会的激烈争议,而对照国外相关立法经验,中国代母怀孕技术也应采取有限合法化并严格限制的政策,进一步关于规范代母怀孕技术的运用。
对于中国出生性别比逐年升高的问题,周全德、李怀玉认为,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在公共生活领域乃至日常生活领域被某些特异的社会因素推向边缘化的一种自身地位下降或自我和群体价值缺失的显著标志,是妇女社会边缘化状态的自然结果。从生活政治的角度看,出生性别比升高与日常生活中性别政治的潜网之功能和作用不无关系,而由这张潜网所促成的家庭性别关系的倾斜及其依附恰是妇女社会边缘化状态得以形塑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高出生性别比问题,关键在于真正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府决策主流,造就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和道德规范,以保证实行有利于女性健康发展的社会政策,以改善女性的生存环境及生活条件。
3 农村问题
赋予解除贫困以性别公正、政策公平、赋权妇女的含义是陛别研究与农村研究结合的研究取向之一。与会者不同层面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农村女性的现实困境。尹旦萍对湖北省Dc乡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研究发现,价值目标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别定位中复制传统、性别意识的缺失导致新农村建设在推进城乡公正的同时忽略了两性的公正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赋予妇联监测公共政策的权力,提高女性决策者的数量和影响,对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并加强对现实社会性别问题的调查研究,以研究促决策。金梅认为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传统性别歧视文化、社会机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而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对女性自身发展和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影响已日趋严重。丁玉认为母亲作为孩子最亲近的人,给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和深远的,留守儿童在家中的监护人多为爷爷奶奶,这对农村儿童教育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影响。孔海娥也看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外出打工,年迈的婆婆成为年幼孩子的抚养者,成为孙辈们的“二度母亲”,由此而带来的是农村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重大改变。刘丹的调查显示,农村妇女的从属地位表现在婚姻赋予的意义相对男性来说要重要得多,婚姻是她们人生意义的基石,妇女的一切幸福均是海上蜃楼,一旦婚姻解体,不管是责任方还是受害方,妇女都将面临各种来自社会的压力,而很多时候妇女对自身的无意识压迫,也加重了她们自身的困境。
4 就业问题
围绕女性人力资本研究与妇女经济参与研究,女性就业与女陛职业发展成为研讨的热点问题。方英认为改革开放前国家依靠强大的政治力量和资源支配能力,通过单位制推行一种“男女一个样”的性别秩序;在市场转型时期,国家的政治理念由追求社会公平向追求经济效益转变,随着单位制的改革以及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市场根据“经济理性”的原则对女性就业造成挤压和排斥。这种急剧的转变使得国家的“男女平等”政策在就业领域面临困境,使中国城市女性在工作中面临的性别秩序发生了很多独特的变化,开始面临就业排斥、职业隔离和女性工资相比男性增长下降等一系列问题。石彤、王献蜜的研究弥补了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大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时所缺少的性别维度,并从就业率、薪金、就业行业和职业的性别隔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熊倩认为社会分工是现代社会必须的,男女因差异可能从事不同职业,但并不代表可以将女性置于弱势地位。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不能被看作是私人领域的事情,而应该注重其对整个社会的贡献。韩梅认为家政服务实现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事实上质疑了无薪家务劳动的合理性,肯定了家务劳动价值,家政服务也是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一座桥梁。关于女性职业生涯发展受阻问题,通过对玻璃天花板含义及成因的分析,张营认为女性自身、企业及政府等各方面都应正视两性差异,应给予女性公平的职业发展起点与机会。为了分析知识阶层女性职业发展窘境产生的外部因素,王瑁以一所研究型大学为例,重新审视并理解大学组织文化所蕴涵的性别意识形态,深感大学组织制度表面上的平等与中立背后可能隐藏更性别化的本质。对此,黄约、赵秀娥通过对女性主义的劳动性别分工的解读来分析在传统性别结构及性别文化框架下科技价值的异化,或许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四、文化研究
学术研讨于上午9:15正式开始,上午是大会主题发言,分上下半场,上半场由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和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主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莫荣研究员以“如何看待当前就业形势”为题,指出当前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大学生就业困难,结构性矛盾突出并解读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当前劳动力供需矛盾的相关政策。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建民教授在“人口红利的终结与经济增长的减速”主题演讲中强调应对我国经济增长减速需要制度创新,特别是社会制度的改革,他认为很多就业问题的产生可能其实并不在于就业政策,而在于整个社会制度安排有问题,如果宏观的社会制度问题不解决,仅仅从具体政策层面去解决,那也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能彻底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杨宜勇研究员提出人口红利的终结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王桂新教授在“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动向的考察”主题演讲中对我国人口迁移规模/强度、区域模式、城市化发展的未来动向做出了判断。中国人民大学段成荣教授以“北京市人口规模调控研究:人口流动受益者的责任重构”为题,指出人口流动受益者与责任者的受益和责任应该相匹配,中央政府、城市政府、企业、市民、流动人口各尽其责,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大会主题发言下半场由中国劳动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田小宝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郑真真研究员在“ICPD20年全球人口形势变化及对中国的启示”演讲中提出人口变化的滞后效应和长期效应,另外,她认为人口本身不是问题,不能敏锐及时地意识到人口变化及其影响才是问题。西安思源学院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段兴民教授和西安思源学院经济贸易学院王莉娜老师共同做了“基于复杂系统的公共就业服务多元化体制创新研究”的演讲,从复杂系统理论的角度来构建公共就业服务的多元合作模式,运用复杂系统适应性理论剖析了该模式的运作并为该模式的顺利运行提供了建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王谦司长以“城市化健康发展应重点关注的人口问题”为题,总结了近年来人口流动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提出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引导人口合理分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适应大规模人口流动迁移需要,推进人口管理体制改革等建议。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谭琳教授在“她们缘何要求与男性同龄退休?”的发言中指出机关事业单位女性与男性在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方面相差无几,但是十年来女性实际退休年龄下降,性别差距不断拉大;对机关事业单位女性职业发展机会和退休生活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建议男女退休应有一个相同的上限和下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童玉芬教授探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超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问题,分析了超大城市人口增长的机制、中国超大城市人口增长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6月8日下午是大会专题论坛,分别是“人口与发展”专题论坛、“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专题论坛、“就业与人力资源开发”专题论坛,共有38位专家学者做了精彩的专题发言。下面按照分论坛主题对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进行如下综述。
一、“人口与发展”专题论坛
该论坛学者们发言的内容主要围绕生育政策、生育意愿、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人口、城市化等相关问题。关于生育政策问题,陈友华教授在“机构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计划生育新去向”的发言中,认为人口计生部门被拆解,本身就表明中国强制性计划生育历史的终结,中国也因此逐渐向后计划生育时代过渡。庄国波教授基于公共管理的视角认为多年来关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中两种对立观点的争论双方观点都有一定的依据,有些问题的产生是公共管理不到位造成的,与政策本身并无直接的关系。周长洪教授在“影响家庭幸福感的因素”发言中指出,根据六普数据我国家庭呈现规模微型化、结构扁平化、类型特殊化以及老人家庭空巢化的典型特征,这表明家庭发展存在着极大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家庭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在逐步削弱,由此他认为社会政策的制定应更多的考虑微观家庭的状况。孙晓明教授以“农村中老年女性人口生殖健康服务机制研究”为题,建议卫生计生部门加强女性更年期生殖健康服务。关于生育意愿问题,张建武教授在“广东‘80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发言中指出广东“80后”传统的生育观念依然存在,生育意愿出现内部失调,对于开放二胎生育呼声较为强烈。关于少数民族人口问题,马正亮教授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与变化趋势,艾尼瓦尔·尼吉木教授介绍了新疆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动,徐世英教授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在业人口的职业结构,蔡果兰教授介绍了新疆各地区人口与自然资源承载力的匹配模式。关于城镇化和流动人口问题,朱宇教授在“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代际延续和变化”的发言中指出,尽管较之第一代流动人口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在个人特征上已发生了有利于其在城镇定居的较为显著的变化,但其在城镇的定居意愿很大程度上仍延续了第一代流动人口的特点,整体上仍未发生从循环流动向在城镇定居的根本性转变。张力教授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多元统计口径给出了更加准确的界定,亓昕教授以对建筑工群体的考察为例介绍了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现状与困境。刘德鑫教授则介绍了对新型城镇化远郊农村的“上楼”问题的访谈情况。
二、“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专题论坛
该论坛专家学者们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养老意愿、养老服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人口老龄化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研究的重要背景,苏杨研究员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经济影响和应对策略”的发言中从宏观层面论证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任远教授在“适应人口流动性推动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发言中指出分户籍、分地区、分城乡的碎片化的社会保障体制安排和人口流动性的日益增强构成一对尖锐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需建立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乃至国家整体性的社会保障计划,使不同社会保障项目能够成为有机衔接的整体:褚福灵教授在“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探讨”的发言中提出了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两个方案即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方案:傅志明教授在“从过度保障到弹性保障:欧盟劳动者保障模式的变迁与启示”的发言中认为要建立弹性保障制度,也就是要正确处理市场与社会保障的边界,从而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仇雨临教授以“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转型与发展路径”为题,提出了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转型的方向、路径以及实现转型的条件。关于社会保险以及公共服务方面问题,吕学静教授在“我国失能老人专业照护的缺失与应对”的发言中,触及了社会保障面临的新问题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护理的需求并提出了五个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杨成钢教授对未来十年四川省人口年龄结构进行测算,并对养老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差异进行分析:胡苏云教授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技术进步对医疗保障制度费用上涨的影响,通过定量分析表明医疗技术进步对医疗费用上涨的影响更大;黄健元教授以江苏省为例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如何平衡基本养老基金进行了研究:肖严华副研究员以社会保障缴费率为切入点来探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刘娟副教授在社会保险法的框架下提出了生育保险个体利益的帕累托改进三条路径;张启新副研究员介绍了上海市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健康福利便利站”的案例,提出社区养老对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性。
会议安排四位专家围绕着乌蒙山区的发展作大会主题发言。云南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肖迎教授在题为“西部贫困地区农业产业现代化经营的思考”的发言中,结合其多年来在云南农村的实地调研的经验,指出目前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的困难主要体现在农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不够、农业水利化程度低、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不强、农业合作社发展质量不高、公路道路运输能力偏低、农村能源开发利用低、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作用不足、农村信息化程度较低、带动“三农”的外部力量不足九个方面。西部贫困地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经营,必须转变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具体而言,应强化农业“固本强基”的认识,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延伸地方性的农业产业链。同时,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规模化,尤其是在可耕地较为细碎的乌蒙山地区,适度规模经营是山区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培养和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强力推动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培育新型农民,推动农业经营主体的职业化将是未来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发展方向。地方政府应积极建立多渠道投入增长机制,落实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政策扶持、价格政策扶持、生态补偿政策扶持等相应的配套措施。西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发展中心主任杨正文教授从区域研究、产业扶贫、资源开发等方面阐释了“乌蒙山地区研究”的学理意义与现实意义。杨正文教授指出,对乌蒙山区的研究是人类学“区域研究”的学科需要,也是学术研究服务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参与倡导该区域研究的几所高校既基于学校的区位优势,也体现了高校服务社会,服务于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决策的需要。他进一步指出,乌蒙山区既是一个涵括了汉、彝、苗、仡佬、回、布依族的多族群文化区域,同时也具有三线建设重点区、十四个连片特困区、综合治理试验区、生态脆弱区等政治区域的意义。目前围绕着乌蒙山区的发展,可以开展对该区域改革、试验与创新的经验研究、产业扶贫开发路径探讨、资源开发与贫困问题、灾害与生态治理风险等课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智力支持。杨正文还针对乌蒙山区产业扶贫提出了“结合特殊气候自然条件,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化劣势为优势”思路。贵州民族大学吴秋林教授在题为“乌蒙山连片贫困地区的文化政治”的发言中,首先对“政治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政治”的内涵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政治是有文化的,最终极的政治就是实现文化的转型和文化的复兴”。他说,以前学者们容易将“文化中的政治”等同于“意识形态”,而今天的中国在文化中强调政治却不是“意识形态”的,这个“文化中的政治”是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许多文化行为的政治意味。乌蒙山区特殊连片扶贫开发地区的设置,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是国家扶贫政策的深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彝族、苗族、布依族文化在此区域内共生共荣,这是此区域扶贫开发的重要人文因素,因而对于连片贫困地区的设置是政治对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理解。因此,“乌蒙山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政策体现了“文化中的政治”。付昭祥副市长在发言中分析了六盘水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对于当地的扶贫开发工作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指出其劣势主要表现在喀斯特地貌造成土地贫瘠,可耕地零星、细碎,增加了推广集约化农业的难度。同时,也造成了当地的可进入性差,交通建设成本高,通讯服务覆盖效率低等困难。但如果因势利导,同样也可发展一些特色产业。比如高原喀斯特小气候,适宜于猕猴桃、茶叶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因而,他认为六盘水市的发展方向应是合理控制规模,发展特色优势农产业,最终达到产业链条上各方的共赢。
会议分为“人文社科组”与“自然科学组”分别进行。“人文社科组”的学者们围绕着乌蒙山区的地理特征、资源开发与能源利用、经济发展、民俗传承、民族文化保护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贵州师范大学的李旭东教授根据乌蒙山区基础地理数据和相关统计数据的分析结果,指出乌蒙山区人口和耕地垂直分布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影响山区人口垂直分布的主要因素是耕地,海拔高度通过影响耕地面积来影响人口分布,随着海拔升高,人均耕地减少呈递减状态。六盘水师范学院的吕学琴教授对妥乐古村寨“人树相依”的独特景观进行了分析,对其以银杏树为载体的历史迁徙文化、宗教文化、农耕文化等“古树文化”进行了文化的阐释。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郎丽娜从地理环境、彝族族源关系和历史、仪式、英雄史诗、日常生活等六个方面探讨至今仍影响着乌蒙山区的文化性质和基本表现要素。六盘水师范学院的张绪清副教授对乌蒙山国家能矿基地“财富悖论”问题与深度脱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指出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技术、保障等制度的存在,矛盾叠加与问题累积抑制了矿区转型跨越与深度脱贫。贵州六盘水行政学院的封毅教授发言指出,六盘水作为乌蒙山区一个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面对资源挑战,迫切需要创新驱动,跨越发展,开创出一条发展的新路子。张宇以梭嘎生态博物馆为例分析了“六枝原则”作为一个建设生态博物馆的国际共识在建设过程中的指导作用。
我们这次支教分为初级英语启蒙班,英语小学升初中班,英语初中班,日语班,法语班这五门课程,我担任日语老师。我们日语一共两个班,有五个老师,每天早上上两节课,法语班跟我们日语班的时间相同,英语班早上跟下午各有两节课。日语第一天只有一个班,第二天由于学日语的人又增加了,我们就又开了一个日语班,这两个班刚开始的第一节课都由我带,在上课的前一天我准备了很多有关日语的知识,又查了很多资料来确定我所讲的知识的准确性,生怕误人子弟。而当第二天站到讲台上的时候,突然有种紧张的感觉,虽然我平时经常上台表演,在众人面前出现已经很习惯了,但我这次的身份是老师而不是演员,我不仅仅要带给学生知识,还要带给学生教育,所以,我有点紧张,我怕我不能做到这两点。然而当开始讲课的时候,我放松了很多,因为是第一节课,我想让同学们对日本先有初步的了解,所以给他们讲了很多有关日本的风土人情,讲了日语的以及日语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汉字,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我的第一节课还算成功。就这样,我们来支教的每位志愿者也都跟我一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上好每一节课。
在授课最后一天的早上,初级英语启蒙班有一位小朋友送了我们两颗撇兰(一种菜名),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有位小朋友直接跑到我们老师的宿舍给她的老师送了她家两根最长的黄瓜跟两个最圆的西红柿,到了下午,我们取消了课程,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欢送派对,在派对开始前,有两个初级英语启蒙班的小朋友各送了我一张帖画,还有一个小朋友送了我两张他最流行的“玩具”卡片……那个下午,我们每个老师都收到了孩子们的礼物,对我们来说它不仅仅是一张张小小的贴纸,一朵小小的红花,还是对我们教学的肯定,更是对我们的依依不舍,尤其是一个小女孩听到我们第二天就要走,一个人在那哭泣,还用她的铅笔在英语本上歪歪扭扭的写了“我希望大哥哥跟大姐姐明年还会来”,当时我们中有的老师也哭了…
其次,我要感谢全天下的母亲,尤其是我的母亲。
在正式开始授课的第一天早上,小学班的学生只有十几个左右,估计是我们的教学成果比较明显,就一早上的时间得到了家长们的认同,当天下午的时候又来了很多学生,其中很多学生因为年纪太小,让妈妈给送过来的,这些妈妈把孩子送进教室以后一直不走,有的站在教室里看着她们的孩子,有的站在门口往里眺望她们的孩子,还有的就坐在她孩子旁边,给自己的孩子整理文具,这时已经到了上课时间了,我便走了进去告诉这些妈妈们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了,让她们放心回去吧,等下了课再来接。这些在教室的妈妈们便嘱咐了自己孩子几句之后慢慢的往教室门口走,到了门口她们又停下了,往里看她们的孩子,看着她们放心不下于是我便说:“你们放心吧,我们不会让他们乱跑,下课了我们好几个老师都在这照顾着呢,我们这个英语老师教得也非常好,你们就放心吧。”然后一位妈妈就回应道:“我们就等你这句话呢,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放心了。“ 另一位妈妈说:“老师,那我们就把孩子交给你了啊.....。”经过我的再三嘱咐,这些妈妈们才放心离开,当这些妈妈刚转身下楼的时候,我脑子里猛然浮现起了我上幼儿园时候的情景,浮现起了我妈妈把我送到幼儿园教室后又跟老师打了招呼才走的情景,心理面突然有种莫名的感动,突然一下子好想我的妈妈,好想感谢她把我养大成人,中间不知为了我付出了多少,而在我懂事的这几年里却一直未曾领情,又使我感到非常的内疚;当我在过道从窗户上再放眼望去,发现竟然还有几个妈妈依然站在教学楼下继续等着她们的孩子......。
在领到学习材料和读书笔记后,各团支部便积极有序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把“团员学习“八荣八耻”心得体会--培养社会主义荣辱观活动”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由于2001级学生正在实习阶段,活动开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各团支部书记还是尽最大努力,利用晚上和周四例会时间组织同学集体学习《团员学习“八荣八耻”心得体会--培养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材料》,使同学们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洗礼,通过学习材料,反省自身不足,及时弥补。
2002级四个团支部联合开展活动,严格点名制度,确保每原创网站:次活动顺利进行,每次由一个团支部负责联系教室、租借影碟,分别于10月15日、18日、22日、27日在4602电教室观看了影片《五月、八月》、《红河谷》、《冲出亚马逊》、《地道战》等爱国影片,这几部影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国人民的爱国情结,很多场面感人泪下。通过这种生动直观的学习教育,使人印象深刻,铭记于心。同学们纷纷表示出极大的爱国热情,更加主动积极地配合团员先进性活动的开展。
10月28日,2002级共同组织各支部团员到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塔,进行了一次入团宣誓仪式。仪式结束后,同学们还到革命烈士陵园为长眠在此的烈士们敬献白花。在这种严肃静穆的环境中,同学们的心灵得到了一次升华。大家表示将把烈士们的这种革命精神体现到以后学习、生活中,使自己各方面得到提高,让这次团员学习“八荣八耻”心得体会--培养社会主义荣辱观活动真正落到实处。原创网站:
2002级各团支部在开展集体活动的同时,也在各支部内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体现班级特色。2002级油画班还与山东大学联系,准备配合山大管理学生会组织开展一次由山大主办、山东师范大学协办的“泉城广场汽车容载量大赛”。2002级国画班还发挥专业特长,举办了硬笔、软笔书法和篆刻评比,并将选取优秀作品制作成一幅宣传海报。此外,2002级国画班还制作了在10月28日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塔的宣誓仪式上所用的白花。2002级综合绘画班组织了班级同学开展了一次小型的讨论会,让同学们自由交流在此次团员学习“八荣八耻”心得体会--培养社会主义荣辱观活动中的体会、感想。2002级艺术设计班组织班级同学学唱了爱国歌曲《红旗飘飘》,调动起大家的爱国热情。原创网站:
一、校长论坛
本次校长论坛围绕“学校教学领导力研究”这一主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成师附小校长刘娟将教学领导力放在新课程这一大背景下重新审视,并号召通过明确改革方向、提升教学管理团队素质、建设优质教研文化、组织教材解读活动、研究并变革课堂教学方式等措施,在不断反思和完善中,不断提升校长自身的教学领导力。她强调,在以往的校长教学领导概念中,是从校长个人能力角度去评价其教学领导力大小的,强调的是“个力”。这种评价只是反映了校长教学领导力的一方面内容,却无法涵盖校长教学领导力的丰富内涵。她认为,在校长教学领导力中,校长个人的能力固然重要,但由于校长在教学改革活动中过分看重自己的能力,过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没有给教学留下发挥的空间,从而丧失教学领导力。所以,应该从校长个人能力与其发挥作用的效果两个方面来把握校长的教学领导力,即“校长教学领导力=个力+合力”。峨眉山市第一小学校长李庆九则认为深入课堂已成为校长领导教学的主要措施,也成为校长教学领导力的主要实践地与提升场。夹江县第一小学校校长薛卫东认为,有效提升教师教学素养是校长教学领导力的重要着力点。紧接着,达州市通川区第七小学校校长石强则从校长教学领导力的内涵与提升策略作了详实的阐述。成都市龙潭小学校长张家明则重点探索了在校本教研中提高校长的教学领导力的有效方法。成都市少城小学校长王婉认为建设现代课堂文化是提升校长教学领导力的关键,她指出,课改深处是课堂,课堂深处是文化,学校课堂的问题实质上就是文化问题。在“文化育人”理念的引领下去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构建现代的课堂文化,才能更好地解决传统课堂中所不能逾越的“唯知识为中心”以及“唯过程和形式为中心”的问题,才能使“协助教学与影响学生学习的直接或间接的领导活动”产生广泛而深远的意义。通川区教育局副局长、通川区一小校长王仕斌从确立育人理念、建构教学模式、营造教学环境、追求教学绩效四个方面构建了校长教学领导力的基本框架,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共鸣。最后,《教育科学论坛》常务副主编王真东对本次论坛作了总结性发言。王真东研究员首先对“学校教学领导力研究”研究组的本真思考、系统构建、积极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个力+合力=校长教学领导力”这一全新解读是本次论坛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
二、学科论坛
(一)数学论坛
小学生对事物或现象的相对性的认识及其陈述,是训练他们观察、认识、体验和表达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训练学生有条理地描述事物特征和特性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我们日常教学中很容易忽视的问题。要让每个学生正确陈述事物的相对性,只有在他们全面正确地认识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运用综合思维、判断与推理,才能运用合适的言语、文字、数学符号以及图画等进行恰当而准确地描述。
本次数学论坛以“小学生事物相对性陈述能力的培养研究”为专题,特别邀请了来自江苏的全国著名教育教学专家许卫兵为大会展示了一堂生动的观摩课《认识小数》,并作了题为《走进“后课标时代”——漫谈“几何直观”与“建模教学”》的专题讲座。在解读了最新修订的新《课标》以后,许卫兵老师特别剖析了《课标》中新增的“几何直观”,并提出小学生几何直观能力的培养及其“建模”,让参会教师深深地感受到了“几何直观”与“建模教学”在后课标时代的重要性。
围绕“小学生事物相对性陈述能力的培养研究”这一主题,来自四川大学附属小学、通川区一小、成都市高新区芳草小学、成都玉林中学附属小学等学校的9位老师分别以“因数和倍数;方向与位置、正负数;方向与位置”三个内容为我们呈现了9堂风格迥异、精彩纷呈的研讨课。
在研讨和互动之中,乐山市教科所数学教研员李雪梅老师指出,所谓相对性陈述,就是将具有比较和对应的事物关系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比如a是b的二分之一,那么b是a的两倍。对事物相对行陈述能力的强弱直接体现了学生对实物全面把握能力和对事物之间关系的理解能力,还体现了看待问题的辩证思想,也可说小学生事物相对性陈述能力是一种重要的高水平能力。四川大学附属小学东山国际学校副校长廖旭老师认为,在当前的小学数学教学中,对学生事物的相对性的陈述能力培养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师意识欠缺,缺乏对事物相对性的深入研究,既未能有效把握教材中相关的重要素材,放过了培养的机会,同时又缺乏相应的方法研究,培养无从下手。二是从学生现状来说,学生并未能有效掌握数学陈述的表达工具,未能掌握相对性成熟的方法,当然也就未能形成辨证相对的把握事物相对性的意识。《教育科学论坛》“走进课堂”栏目理科编辑郑大明老师最后指出了本次数学论坛值得借鉴的七个方面:1.围绕主题设计课堂教学——相对性。2.通过直观体现主题思想——多媒体。3.利用生活资源承载内容——用现实。4.组织活动交流疑难问题——有合作。5.强化训练掌握数学知识——多练习。6.积极对话陈述相对关系——勤陈述。7.感情饱满走完全部流程——态度好。
专家的解读,让与会老师深受启发。在后面的互动交流中,老师们意识到:要让每个学生准确陈述事物的相对性,只有在让他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到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运用综合思维、联系生活,判断与推理,才能运用合适的方法恰当而准确地描述,从而发展学生的符号意识;我们教师要善于联系生活,理解教材,让学生在经历感知—建立表象—发展思维—形成能力的过程中获得科学的学习方法,学会多角度思考问题,提高学习效果。
(二)品德与生活(社会)论坛
品德课程标准关于品德与社会课的教学提出了五条建议,其中一条是“通过创设多样化情境丰富和提升学生的生活经验”。就是说,学生的生活经验是良好品德形成和生活性发展的基础,教师首先应根据学生已有的经验设计教学,同时要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活动丰富和提升学生的生活经验,加深他们对社会的认识。
本届品德与生活(社会)论坛围绕“创设多元情境丰富学生的生活经验”的专题,邀请来自达州通川区一小赵宏昌、成都市华兴小学朱玉琴、德阳市实验小学钟兴华、通川区七小周小红等9位教师分别献课。其中,钟兴华老师执教的《生活中的快乐》和赵宏昌老师执教的《有朋友,真好》,受到与会专家和老师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