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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数据来源及说明从2004—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选取全国地级市及其以上城市GDP总量和人均GDP指标，对部分数据缺失的城市通过查找该城市所在省区当年统计年鉴补齐，还有部分缺失数据通过统计年鉴中其他数据计算间接得来.截至2012年末，除港澳台城市外，我国有289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年巢湖市由于行政区调整成为县级市，中卫、陇南、铜仁、毕节、三沙市成立较晚，拉萨市多年的经济统计数据缺失，因此，本文选取283个地级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单元.为了便于研究区域经济实力差异，参考黄永斌［32］等人的做法，并做了适当的修改，把全国分为东北地区（辽吉黑三省及内蒙古的赤峰、通辽、呼伦贝尔）37个城市，北部沿海地区（京津冀鲁）30个城市，华东沿海（苏浙沪）25个城市，西北地区（陕甘宁青新）28个城市，西南地区（云贵川渝桂）45个城市，南部沿海地区（闽粤琼）32个城市，中部地区的城市由于数量较多，分成中部偏南地区（湘鄂赣皖）52个城市、中部偏北（晋豫及内蒙古的呼包鄂、鄂尔多斯、巴彦淖尔）共34个城市.
1.3经济实力评价结果根据上述公式计算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实力指数，部分结果见表1.从评价结果来看（表1），该城市经济实力评价结果基本反映中国城市经济实力状况，将其与《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价》［31］结果进行对比发现，该评价的城市经济实力排名和指数与城市竞争力排名和指数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说明该城市经济实力评价方法比较合理，能够反映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状况.
2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实力时空演化特征
从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实力CRn指数变化情况（图1）可知，2003—2012年，全国城市经济实力的CRn指数呈下降趋势，2008年以前，CRn指数缓慢下降，其后变化加速.说明全国城市经济实力差异在不断缩小，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实力比重不断下降，2008年以后这种趋势不断加快，但全国城市整体差异还较大.为了研究全国城市经济实力时空演化特征，选取2003，2008，2012年3个时间断面进行分析。
2.1城市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城市之间相对差异逐渐减小从城市经济实力描述性统计结果（表2）来看，3个时间断面上，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经济实力排名虽稍有变化，但一直稳居经济实力前5名之列.固原、定西、临沧、丽江一直在经济实力排名后5位徘徊.2008—2012年，全国城市实力指数均值从974.07增长到2170.53，标准差分别从2650.93增长到4390.59，经济实力前5名的城市和后5名经济实力之比从1082.1下降到449.8.经济实力排名前40的城市在全国城市经济实力中的比重从75.02%下降到74.72%，而排名后40的城市经济实力比重从0.29%增长到0.47%.这说明全国城市经济实力增长较快，并且经济实力较弱的城市实力增长快于实力较强的城市.城市之间的经济相对差异逐渐减小，绝对差异却进一步扩大.城市经济发展中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态势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2.2城市经济实力等级特征明显，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为研究中国城市经济实力特征，按平均经济实力指数的0.5倍，1倍，1.5倍将全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分成4个等级，S<0.5为弱经济实力城市，0.5<S<1为经济实力较弱的城市，1<S<1.5为实力较强的城市，S>1.5为强经济实力城市.各类城市数量及实力比重见表3.从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实力等级分布结果（表3）可以看到，2003年，弱经济实力城市有202个，占城市总数的71.38%，强经济实力城市占14.49%，较弱城市占10.6%；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有10个，仅占3.53%.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实力数量特征上表现为以弱实力城市为主，其次为强实力城市.城市经济实力等级存在着严重的断层，实力较弱和较强的城市较少，并没有形成有序的金字塔格局，而是数量上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结构特征.在时间序列上，各类城市数量等级特征上渐趋扁平状，但各类城市数量等级变化并不明显.从实力指数上看，强实力城市占全国城市经济实力比重的绝大多数.2003年强实力城市占全国城市经济比重在四分之三以上，而数量众多的弱实力城市实力比重仅为12.12%，2012年强实力城市比重下降到69.79%，弱实力城市比重上升到13.44%.实力较强和较弱的城市比重分别从2003年的4.55%，7.76%增长到2012年的6.29%，10.48%.以城市经济实力指数均值为分界点，强实力和较强实力的城市仅占城市数量的20%左右，却占全国80%左右的经济实力.这说明我国城市经济实力差距依然较大，城市经济实力两极分化现象比较严重.
2.3全国城市经济实力呈东高西低，实力比重东降西升格局从东中西三大地带来看，整体上中西部经济实力增速高于全国的增长速度，中部地区经济实力增速领跑全国.三大地带城市经济实力变化情况在时间序列上并不一致.2003—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实力比重增长36.00%，而西部地区经济实力比重却下降将近5%，东部地区经济实力比重从84.15%下降到79.16%，中部地区经济实力变化速度要快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与此同时，中西部经济实力指数比值从1.29扩大到2.16，而中东部之间的差距从9.24减少到5.56.从2008年到2012年，中部地区经济实力增长势头依然强劲，经济实力比重增长26.57%，但低于西部地区的42.66%.东部地区经济实力比重继续下降，到2012年，占全国经济实力比重的71.96%.中东部之间的实力指数比值缩小为3.86，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实力指数比值也进一步缩小至1.99.尽管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实力东中西梯度差异依然明显，中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实力增长迅速，三大地带之间经济实力整体差距缩小比较明显，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但这一趋势正在减弱.
2.4城市经济实力变化空间异质性显著通过区域经济实力平均排名变化来研究城市经济实力空间变化的异质性，从城市经济实力排名变化表（表4）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是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西南和西北地区是城市经济实力最弱的地区.时间序列上，各区域平均排名变化趋势不尽一致.整体来看，东部沿海、西北地区排名稳中有升，2003—2008年城市平均排名处于缓慢下降阶段，之后又慢慢回升，到2012年其经济实力平均排名已超过2003年的水平.中部偏南地区及西南地区经济实力排名稳中有降，其经济实力排名同样的下降和提升之后，经济实力排名却未能恢复至2003年的水平.北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及西南和中部偏北地区平均经济实力排名变动较大.南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排名一直处于下降阶段，其经济实力平均排名从2003年的94.19下降到2012年的120.31，而西北地区经济实力平均排名则一直处于快速上升时期，其平均排名从212.11上升到190.64.北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排名经历了缓慢的上升阶段，但之后经济实力排名下降幅度较大，总体经济实力排名呈下降趋势.中部偏北地区城市经济实力排名经历了迅速上升之后，又快速下降，但整体排名较2003年已有较大提高.为进一步研究城市经济实力相对变化空间分异情况，把经济实力排名分为3个等级，排名上升10个名次以上的城市为经济实力上升型城市，下降10个名次以上的城市为经济实力下降型城市，排名变化在10个名次以内的城市为经济实力稳定型城市.从经济实力排名变化图（图2）来看，2003—2008年，经济实力稳定型城市有134，占全国城市近一半左右，实力上升型城市有72个，下降型的城市有77个.实力上升型和下降型的城市南北分异比较明显，实力上升型的城市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并呈团块集中分布，冀北辽西蒙东形成了环绕京津都市圈的经济实力上升区，及内蒙古中部向南延伸至河南，西至陕西宁夏，东至山西的经济实力上升区.这些区域的城市大多以能源、矿业为主，经济实力上升显著，如榆林、延安、吕梁等城市经济实力排名上升100个名次以上.除黑龙江的部分城市外，经济实力下降型的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地区，且集中分布在广东、湖北两个省区，湖南境内的京广铁路沿线的城市经济实力排名下降也比较突出.2008—2012年实力稳定型的城市增加到160个，占全国城市总数的56.54%.经济实力排名下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两省及珠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关中城市群、苏北及成渝经济圈的大部分城市出于经济实力排名上升期.总体来看，全国城市经济实力排名变动比较剧烈，但这种程度正逐渐减缓.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排名比较稳定，中小型城市实力排名起伏较大，尤其一些能源、矿业城市排名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历程.排名变化较大的城市呈现整体分散、局部团块集中的空间格局，尤其集中在中西部一些城市群或其周围地区.
2研究方法
2.1脆弱性评价模型基于石油资源优势而形成的单一石油型产业结构对石油城市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在众多影响石油城市经济发展的扰动因素中，石油资源供应能力的变化对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扰动较为突出。依据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定义，对经济系统脆弱性的评价将从城市经济系统应对可采石油资源储量变化的敏感性，以及可采石油资源储量逐渐枯竭的应对能力两方面进行。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与系统不利扰动的敏感程度成正比，与系统对不利扰动的应对能力成反比。石油城市经济系统对可采石油资源储量变化的敏感性越低，且面临石油资源逐渐枯竭时经济系统表现出的应对能力越强则其脆弱性越低，据此构建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模型为ESV=f(S，R)，其中，ESV表示经济系统脆弱性，S表示为经济系统敏感性，R表示经济系统应对能力。
2.2评价指标体系石油城市作为依托石油资源开采而兴起的典型资源型城市，其经济发展对可采石油资源具有高度依赖性，可采石油资源储量的变化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扰动因子[20]。基于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典型性、可获取性和动态性等原则及对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内涵的理解，依据脆弱性评判的2个层面，选取反映对石油资源依赖程度的两个指标及外贸依存度予以衡量敏感性；应对能力的衡量要从城市的经济、社会、环境3方面综合考虑，主要是对可续发展能力的测度，因此选取10个指标作为经济系统脆弱性研究的指标体系（表1）。
2.3数据来源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1997~2013年《大庆统计年鉴》[18]、6个典型石油城市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1]。
2.4指标权重的确定运用综合评价法对经济系统脆弱性进行评价时，指标权重系数的确定对评价结果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由于各样本数据收集完整，本文选取客观赋权法中常用的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22]。熵值法是利用评价指标的固有信息来判别指标的效用价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
2.5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本文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来测度评价指标与经济系统脆弱性之间的关系，找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子[23]。
2.6BP神经网络模型经济系统脆弱性影响因素与脆弱性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作用关系，这也是传统评价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在考虑模型构建时，选择了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对未来年份数据进行预测[24]。采用3层BP神经网络，利用输入输出样本集对其进行训练，让网络对其隐层与节点进行学习和调整，以使网络实现给定的输入输出映射关系，最后把数据代入脆弱性评价模型，预测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发展趋势。本文设计的BP神经网络结构是由10个输入，10个输出，1个隐层，隐层由3个节点所构成。
2.7脆弱性等级划分目前，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研究成果不多，脆弱性等级划分可供参考的成果也较少，借鉴现有研究成果[25~29]，采用等间隔分级法在（0，1）范围内将脆弱性评价指数值等间隔划分为5组（表2）。
3结果与分析
3.1经济系统脆弱性动态变化分析权重系数确定之后，根据公式(1)运用指标的权重值与该指标的标准化值的乘积作为该项指标的评价值，通过加权求和求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评价数值。通过计算，得出大庆市1996~2012年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数，由此可得经济系统脆弱性演变特征（图1）。可以看出，17a来大庆市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研究期内长时间处于中等脆弱水平，目前脆弱性有明显降低趋势。1996~2012年，大庆市经济系统敏感性由0.145增至0.280，表明大庆经济系统对不利扰动的敏感性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但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可以分为2个阶段：①1996~2002年敏感性波动下降阶段，敏感性指数由1996年的0.145下降至2002年的0.008。这一时期属于大庆石油高产稳产时期，年产原油均在5000×104t以上，且石油开采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996年的61.96%下降至2002年的54.78%，石油开采业从业人员占单位从业人员比重由42.70%下降至21.54%。这一时期是大庆城市发展的中期阶段，城市经济总量较高，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较强且对石油产业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因此经济系统敏感性处于下降态势。②2003~2012年敏感性快速增长阶段，主要原因是大庆在连续27a年产原油5000×104t之后，原油可采储量减少，开采难度加大，主力油田的综合含水率高达90%，开采成本不断攀升，2003年产量为4840×104t，首次低于5000×104t以下，2012年产油量为4000×104t，年均减产93×104t。这一时期石油开采业从业人员比重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21%左右，对经济系统的扰动较小。外贸依存度由2003年的0.55%升至2012年的2.8%，经济系统在石油产业衰退及对外贸易依存度上升的双重扰动下，经济系统敏感性指数呈快速上升态势。评价结果表明，经济系统脆弱性的主导因素是系统的应对能力。1996~2012年，大庆市经济系统应对不利扰动的能力不断增强，虽然在此期间敏感性指数呈现先低后高的态势，但由于评价期内国际原油价格不断攀升，使石油开采业产值比重不断增加，弥补了原油战略减产对经济总量及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系统应对能力不断增强。近年来，大庆市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石化工业、延伸产业链条，同时积极发展现代农业、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高端服务等接替产业，地方工业快速增长，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企业快速发展，刚性产业结构问题初步改观，系统应对不利扰动的能力逐渐增强。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数由1996年的0.686降至2012年的0.283，表明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程度整体上呈现不断下降态势，但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可分为2个阶段：①1996~2004年波动下降阶段，1996年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数最高，至2004年脆弱性指数降至0.440，这一时期经济系统应对不利扰动的能力虽不断增强，但整体较弱，导致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程度下降缓慢，仍处于中等脆弱水平。②2005~2012年小幅上升后快速下降阶段，这一时期虽然大庆市应对能力不断增强，但随着石油资源的不断减产及近年来国内外石油市场价格变动、国家政策调整等，对大庆市经济系统的不利扰动不断增加，经济系统敏感性快速上升，敏感性程度较高，导致这一时期经济系统脆弱性出现小幅上升趋势。随着原油价格不断走高，城市经济总量不断增强，第三产业快速发展，非油经济比重不断增加，同时政府也加大了对城市的投资，经济系统脆弱性又呈快速下降趋势。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属于高敏感性、高应对能力型，脆弱性总体处于波动下降态势，目前处于较低脆弱水平时期。
3.2大庆市与其他石油城市对比分析为了更好的了解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现状及发展程度，基于可比性原则，选择国内5个典型地级石油城市，运用本文所建立的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进行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及对比分析（表3）。根据评价结果可知，2012年，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低于克拉玛依市，高于其他4个石油城市，排在第2位。目前大庆市石油产业发展已处于成熟期后期阶段，石油产量逐渐减少，经济系统对石油产业衰退这一扰动因素具有较强的敏感性，石油资源行将枯竭对大庆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但大庆原油产量仍保持在4000×104t左右，总量仍然很高，对城市经济系统的支撑力仍然很大，城市经济系统的应对能力较强。因此，目前大庆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是潜在的，没有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而这一时期也为城市经济的转型和经济系统脆弱性的降低提供了契机，以石油产业为支柱，同时培育和发展其他相关产业和社会事业，构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格局[16]。大庆与克拉玛依、东营同处于石油产业发展的成熟期，城市经济基础雄厚，对石油产业的依赖程度较高，所面临的问题也高度一致，均处于潜在脆弱性较强阶段。克拉玛依由于对石油产业依赖程度最高，因此经济系统脆弱性也表现的最为明显。盘锦、濮阳、松原的经济系统脆弱性低于大庆市，均属于较低脆弱水平，虽然这3个城市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与大庆相比石油产业规模都较小、对石油资源依赖程度较低，尤其是盘锦，经济转型初见成效，目前已进入城市发展的再生期，大庆可以借鉴盘锦经济转型的相关经验，抑制经济系统潜在脆弱性的爆发。可见，石油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与石油产业的发展阶段、对石油资源的依赖程度及经济系统应对能力高度相关。
3.3经济系统脆弱性演变影响因素分析为了进一步探明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的主导因素，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对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经过计算，求得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数与各评价指标之间的关联度。分析结果表明（表4），与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数关联度最高的3项指标分别是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R3）、采掘业产值比重（S1）以及三废综合利用产值（R5），这说明经济系统脆弱性与大庆市刚性产业结构高度相关，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以采掘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刚性的产业结构本身就具有脆弱性，在发展初期，石油开采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极高，导致刚性产业结构现象突出，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较高。随着石油资源的枯竭及战略性减产，城市积极实施经济转型，刚性产业结构问题有望改观，经济系统脆弱性也逐渐降低。实际利用外资能力（R6）、人均GDP（R1）、固定资产投资密度（R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R7）和地方财政自给率（R2）是影响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次关键因素，属于社会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层面的因素，大庆市作为典型石油资源型城市，投资结构不合理、财政自给率逐年降低也对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造成扰动。外贸依存度（S3）及采掘业从业人员比重（S2）对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最小，主要是因为研究期内大庆的外贸依存度较低且波动幅度较小，经济系统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及汇率变化的影响也较小，同时采掘业从业人员比重处于基本稳定状态，因此对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扰动也较低。
3.4经济系统脆弱性演变趋势度预测利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1996~2012年的指标数据进行测算，预测出2014~2023年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各项评价指标值，并进行脆弱性评价，得出2014~2023年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发展趋势（图2）。预测结果表明，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整体上显现出先上升后期平稳下降的态势。由较低脆弱性向中等脆弱演变后逐步回归较低脆弱水平。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发生发展过程与石油产业发展周期高度相关。石油产业发达时期，产业结构单一性强，敏感性增大，但是对城市经济系统的支持力也增大，城市经济系统应对能力增强。随着石油产业的衰退及经济转型的实施，城市经济系统的脆弱性也将会有所增加。目前大庆原油产量稳产4000×104t已经11a，在探明储量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开采成本剧增，经济效益下滑，势必影响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同时，由于受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大庆市经济增速放缓，潜在脆弱性会有所释放，导致脆弱性进一步增加。但随着国家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大力扶植及新一轮东北振兴规划的实施，大庆势必会抓住机遇进行城市经济系统的更新与重组，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努力发展形成多元化的产业体系，因此经济系统脆弱性也将会呈现下降的趋势，并处于较低脆弱水平。
4经济系统脆弱性调控途径分析
4.1经济系统脆弱性规避途径把握石油产业生命周期，准确掌握经济转型时机。城市经济发展对石油资源的高度依赖是造成大庆市经济系统敏感性的重要内在因素，尽早实现城市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可以降低城市经济系统对石油开采业衰退的敏感性。大庆市应在石油资源衰退之前，利用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主动考虑优化产业结构，着手进行经济转型，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度，这是规避“油竭城衰”，降低城市经济系统对石油开采业衰退不利响应的最佳时机。
4.2经济系统脆弱性拮抗途径首先，应依靠科技创新，加强石油资源勘探，减缓资源衰竭速度，为培育和发展新型支柱产业赢取充裕时间和资金支持。其次，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和资源转化收益率。依托油气资源，大力发展下游石化产业，建设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同时，合理使用天然气资源，把天然气利用作为拉动大庆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由“油经济”变成“油化经济”，增强产业资金积累能力和发展后劲，降低原油产量下降对城市经济造成的影响。
4.3经济系统脆弱性适应途径大力培育替代产业，提高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石油资源不断减少已无法回避的情况下，应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型支柱产业，改变城市对石油资源依存度过高的局面，实现单体石油资源优势向多元整体经济优势的转变。同时，完善城市功能，大力培植石油开采业以外的其他产业部门，积极发展新兴第三产业，加快完善城市经济功能，促进城市向综合型城市转变。
二、城市经济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构建的城市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江西省2012年的指标数据为分析对象。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西统计年鉴2013》，部分指标数据经过整理而得。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一）城市质量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是利用降维的思想，在尽可能地保留原始数据信息的情况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多变量数据进行最佳综合简化的多元统计方法。一般步骤包括：数据标准化后计算其R阵、R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根据主成分贡献率确定主成分个数，最后合成计算各主成分得到综合评价值。利用SPSS软件对所选择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各评价维度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2。通过SPSS分析软件的因子分析功能对表2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矩阵，见表3。如表3所示，方差贡献率累计是85．920％，根据累计贡献率需大于85％的原则，提取第一主成分F作为新的变量指标来计算各城市的综合发展实力。由此，计算出江西省各个城市的城市质量，见表4．
（二）江西省城市联系度的测算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根据Google地图搜索得出城市间到达的最短时间距离，见表5。
（三）结果分析从城市质量计算结果（表4）可以看出，江西省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发展状况差距较大，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群中的要素基本流向了南昌市、九江市和赣州市，它们的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区内其他城市，其中以南昌最为明显。另外与前人简单以人口和GDP等指标进行测量相比，从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等多方面采取指标进行测量，其结果更加全面和准确，更加真实反映了江西省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从城市经济联系结果（表6）中可以看出，以南昌作为核心城市而言，其对九江、抚州、新余、鹰潭的吸引力最大，这几个城市可以被看成一个以南昌为首的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作为赣南的赣州，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来说较高，但是它对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却很有限，仅对周边城市吉安有较大的吸引力，而对其他城市的带动作用不大。处于赣西的宜春、萍乡、新余三市联系比较紧密，但是城市质量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因此对其他城市的辐射作用也较为有限。从城市经济联系结果也可看出。以时间距离来代替直线距离，更能反映当前的交通发展现状，其结果也更加直观［21］。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2011年10月，江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构建“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的区域发展格局。为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实现江西在中部崛起战略，江西省依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两大国家战略，大力构建多极支撑、多元发展的区域发展升级新格局。然而，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江西省依托两大国家战略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江西省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以南昌为中心，呈现出明显的中心空间结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仍然不够紧密，区域内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一体化进程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为进一步完善江西省的区域发展格局，增强城市间经济空间联系，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加快推动昌九一体化建设南昌与九江城市发展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平，要实现龙头昂起，进一步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必须要做强南昌，做大九江，加快推进昌九一体化建设，加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一方面要重点推进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南昌市作为江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中心，其经济发展质量以及与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度都较高，所以应积极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积极推进南昌大都市区建设，加快形成南昌一小时经济圈，充分发挥南昌对省内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与南昌经济联系强度最高的九江，应积极推进九江沿江开放开发，充分发挥门户城市的区位优势，加快临港产业开发，积极发展商贸旅游业，把九江建成具有鲜明赣文化特色的赣北区域中心城市、现代化港口旅游城市、区域性物流枢纽和长江沿岸重要工业基地。总的来说，要推动昌九一体化发展，两地应进行规划统筹，实现规划上的一体化；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接轨，实现基础设施一体化；按照各自的产业特色和产业结构推动双方产业调整，实现产业的互补对接、积极推进金融、通讯、公共交通一体化；实现服务一体化，最终实现昌九同城效应。
2现代服务业与重化工业的耦合发展
2.1现代服务业由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专业化等需求，现代服务业从传统的第三产业中延伸和发展出来，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广义的现代服务业包括传统服务业的升级和新型的服务业，狭义的现代服务业主要是指依托信息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和技能发展起来的，信息、知识和技能相对密集的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之所以区别于传统服务业，主要是指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相比，更突出了高科技知识与技术密集的特点。就现代服务业的行业范畴而言，一般包括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旅游业、物流业、房地产及社区服务业等。
2.2现代服务业与重化工业现代服务业与重化工业的耦合发展、和谐共生是推动工业化、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有效路径。一方面，现代服务业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结合重化工业来看，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功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提升地区经济和运行质量的重要战略举措。为工业提供中间服务的金融、物流、批发、各类专业服务等服务业的发展，直接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和运行质量。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对服务业本身，而且对提升其他产业竞争力，改善地区投资环境发挥推动力作用。第二，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实施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按照我国现有工业发展模式推测，到2020年，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都将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减轻对环境的破坏，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第三，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能够有效提升城市基本职能。现代服务部门提供的服务是促进现代城市与周边地区及全国、全球之间经济联系的“黏合剂”。正是通过这些服务活动，才能促进城市综合性工业部门与城市中心地带之间的垂直和水平联系。因此，现代服务业越发达，城市就越具有跨区性和综合性的服务功能。现代服务业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结合重化工业来看，主要表现在与重化工业的产业融合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现阶段产业融合的突出特征是，工业企业非主营经济活动的外包，带动现代新兴服务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加速向重化工业生产前期研发、设计中期管理、融资和后期物流、销售、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全过程渗透，重化工业内部逐渐由以生产制造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重化工业的国际营销网络的形成，就是聚集营销人才、进行研发产品、产品运输与储存、广告、保险、会计和法律服务等开发市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都伴生服务需求。换句话说，现代服务业和重化工业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密切，这主要表现在重化工业的中间投入中，服务的投入大量增加。另一方面，重化工业部门的功能也日趋服务化，主要表现为：一是该部门的产品是为了提供某种服务而生产的，例如汽油和煤气；二是随产品一同售出的有知识和技术服务；三是服务引导重化工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和产品创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许多原有的工业企业通过大规模的进入或兼并现代服务业来整合原有的业务。
2.3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的策略（1）宏观层面。推进融合发展的对策措施是加强产业关联，构建现代服务业与重化工业的互动发展机制。实行主辅分离，推进企业内置服务市场化、社会化，降低经营成本。进一步完善劳动用工制度，强化企业内部资源、业务整合的自主性。引导和推动企业通过管理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逐步将发展重点集中于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和品牌运作，将一些非核心的服务环节剥离为社会化的专业服务，以核心竞争优势整合配套企业的服务供给能力，大力发展产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体系。有针对性地吸引关联性外资服务业进入，变单纯的重化工业集聚为集成工业与服务功能的产业链集聚。规范服务业竞争秩序，降低服务外包的合作风险。鼓励规模大、信誉高、服务质量好的企业，实施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促进现代服务业的集中化、大型化、组织化。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健全中介体系，推动相关企业间合作，实现社会化服务与工业环节的“无缝式对接”。（2）微观层面。加强对研发与技术服务业的规划发展。葫芦岛市的石油化工业、船舶制造业和有色金属加工业等行业的企业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企业集群也已初现规模，具备发展研发服务的基础和条件。企业集群的发展必然要求对上下游产业链进行整合，对研发服务的需求会愈来愈强烈。因此需要尽快形成研究开发体系和技术服务体系。
1．乘客出行方式及其目的变化高速铁路对乘客交通出行方式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特别是从其他交通方式吸引的客流，对于京津城际铁路也是如此。调查统计显示，45%的旅客是由传统(低速)列车出行转向乘坐城际铁路列车。由于高速铁路列车和传统铁路列车之间具有较强的共同性和替代性，因此前者的投入使用对后者带来的竞争冲击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另外，来自其他交通方式的55%客流量则主要来自于长途汽车和自驾车，这与国际高速铁路的发展经验也是基本一致的。此外，旅客平均每月的来往京津两地的次数也由运营前的2.4次增加为4.2次。从各类出行目的分布来看，无论工作日还是双休日，工作都是京津两地乘客出行的主要目的(分别占出行总量的54%和30%)，这说明京津两地围绕工作展开的事务通往来或就业通勤的需求是较强的。节假日期间乘客出行目的构成有所变化，探亲、旅游、购物出行的占比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对调研样本进一步分析发现，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后双休日旅游和购物出行人数分别较运营前增加213%和121%。这些数据从需求角度表明京津城际铁路在促进京津两地消费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力。
2．城际交通出行时间和成本的降低图1将北京和天津间主要交通方式的出行时间和货币成本分别进行比较。其中，京津城际铁路在货币成本上仅高于传统火车，而在出行时间的节约方面京津城际列车具有绝对优势。即使考虑市内交通出行，这种优势仍然十分明显。可将出行时间进行货币化的测算，先用收入和工作时间来计算劳动者的单位时间价值，再将其与各种交通出行方式所需花费的时间相乘即可得到相应的时间成本。根据调研数据，可以计算出乘客的平均时间价值约为22元/小时，那么采用京津城际铁路出行比其他方式出行的乘客单程节省的时间价值超过50元。若考虑京津两地之间巨大的客运量，这部分外部收益则更为可观。据测算，运营初期每年节省的时间价值总额能够达到10～20亿元。
3．高速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预期高速铁路的外部影响通常可以从民众预期中得以体现。在实地调研的旅客当中，有76%的认为京津城际铁路的运营能够有效地带动天津市的经济增长，而仅3%的旅客认为京津城际铁路的影响并不明显存在(如图2所示)。那么这种影响是否可以使产业受益呢?有34%的乘客表示其所在公司在两地之间的业务量在该线路运营后有明显增长。与此类似地，60%以上的乘客认为京津城际铁路对两个城市土地和住房价格也有明显的拉动作用。由于案例分析仅适用于某一线路或某一区域的小范围的研究，问卷调研无法全面覆盖高速铁路的各项外部经济影响，对于城市发展以及住房价值提升只能够得到受访者的普遍预期。更加全面且精细化的量化评估高速铁路的外部影响还需要借助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二、高速铁路外部影响的实证分析
1．新经济地理学与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在新经济地理理论研究中，以Hanson(2005)为代表的学者通过构造“市场潜力”指标来表现本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调这种联系会随着周边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但也会随着城市间距离和运输成本的增加而衰减。其中，potentiali，t为t时刻城市i的“市场潜力”，popj，t表示t时刻城市j的规模，dij，t则表示t时刻城市i与j之间的距离(既可以是地理距离也可以用两地通行时间表示)，λ为衰减系数(通常取值为1)。相关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某一区位上“市场潜力”与其经济产出、产业结构存在着高度关联(刘修岩等，2007)。由于“市场潜力”变量中包含着空间要素，因此在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整体发展的影响分析中得以应用(Feddersen和Ahlfeldt，2011)。城市经济学领域，Roback(1982)最早提出开放城市体系下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开展的实证研究普遍采用特征价格模型的分析方法，其实质是将城市的住房价格(城市价值的体现)视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各类城市生活质量隐含价格的加总，通过模型分析方法将这些隐含价格进行定量分解。而每一部分的价格又体现为居民对相应城市特征的支付意愿。该模型的一般形式如公式(2)所示:。其中，homepricei，t为t时刻城市i的住房价格，Xi，t表示t时刻城市i一系列特征的变量，η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α和εi，t分别表示常数项和残差项。利用该模型即可将一些难以在市场上定价的城市特征进行“资本化”测算，已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内部轨道交通溢价效应的研究中，而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对于城市之间的“轨道交通”———高速铁路而言同样也是适用的。
2．数据来源及模型形式实证分析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环境保护部、国家气象局的相关资料。实证分析模型参考Zheng和Kahn(2013)并加以改进，包括回归模型的形式以及“市场潜力”变量的构造方法等②。本文的计量经济分析采用特征价格模型的水平形式，为避免实证估计过程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中选取了典型城市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包括自然特征、社会特征和公共服务。其中，自然特征用冬季和夏季的气温、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表征;社会特征采用市辖区人口规模表征;公共服务则选用普通中学的师生比指标表征。限于数据可得性，研究时间范围为2006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空间范围为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具体变量及数据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同时，为区分既有交通网络和高速铁路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本文将“市场潜力”变量分解为2006年第一季度的基期值(b_potential)和此后的变化值(d_potential)并同时引入特征价格模型中，重点观察后者的系数来测算高速铁路运营后“市场潜力”变化的外部影响效果，如公式(3)和(4)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公式中的距离d表示每两个城市之间的铁路通行时间，是利用历史列车时刻表和地理信息系统，对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综合计算得到的。从各城市“市场潜力”的基期值b_potential的比较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城市在高速铁路开通运营之前便具有相对较高的“市场潜力”，而多数中西部城市则相对较低。最终确定的特征价格回归模型形式如公式(5)所示。如果存在高速铁路运营的影响，那么系数α2应显著为正。
3．实证分析结果基于上述特征价格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就城市宜居性而言，冬季气温对城市住房价格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冬季气温较高的城市住房价格更高。夏季气温的影响虽不显著但系数符号符合预期，即夏季气温较高的城市房价相对较低。这反映了人们更青睐于气候宜居性良好的城市，对该城市的住房的支付意愿更强。反映城市教育资源完善程度的“普通中学师生比”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教育资源良好的城市更具有吸引性。同样的，空气质量的对数值对城市住房价格的影响为负且显著，说明消费者对城市住房的支付意愿中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城市环境的因素。本研究关注的“市场潜力”变量———b_potential和d_potential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市场潜力”与城市价值高度相关。特别的，后者反映了高速铁路开通后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影响能够显著资本化到城市住房价格之中。本地人口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规模较大的城市有更高的住房价格水平(反映城市规模效应)。F检验值显示ln(pop)、b_potential和d_potential三个变量同时显著的置信度达到99%以上。此外，R2的数值达到63.9%，表示模型整体解释能力较好。在此基础上，筛选二、三线城市的子样本进行回归，d_potential的系数变化能够体现出高速铁路运营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影响差别。回归结果显示，d_potential的系数在子样本回归中更大(高于全样本约7%)，这说明高速铁路运营引发“市场潜力”的变化可能更有利于中小城市的发展，城市间的发展差距在高速铁路运营后可能会逐渐缩小。以京津城际铁路为例，假设两个城市的其他特征在研究期内均保持不变，d_potential仅受到京津城际铁路开通的影响(在此期间与两城市连接的国内其他铁路线路不发生变化)。根据两个城市铁路列车运行时间的变化以及基期的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可计算得到北京和天津两个城市d_potential分别为0.17和0.27，对应城市住房价格的年均增长率约为3.0%和4.8%。这也表明，京津城际铁路对两城市的外部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若将这部分住房(土地)增值率与现有的居住用地面积进行综合计算，则不难想象该线路所产生的土地增值是巨大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京津城际铁路的运营对天津的影响程度超过北京，这表明该线路更有助于带动天津市的经济发展，并缩小两个城市之间经济水平的差距。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核心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核心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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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及低碳意识，树立低碳价值观当前，很多市政工程延续着传统的施工管理理念，往往是“先污染后治理”或“先节约后浪费”。这种管理模式对发展低碳经济是十分不利的。为此，要求市政工程相关单位普及低碳意识，在思想上重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并将其落实到施工各领域。市政工程建设之初，要对施工企业、施工业主、施工人员等进行低碳施工培训，使每个相关人员都了解低碳施工，并努力践行低碳经济的基本要求。在施工管理中，要深化认识低碳施工的概念，彻底摒弃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粗放式管理模式，在施工管理各环节贯彻低碳经济理念。作为施工企业，要将低碳施工、绿色施工、文明施工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门，积极进行宣传和引导，使每个施工人员在思维、观念上重视低碳理念，从而促进低碳施工理念彻底落实。
（二）推行绿色施工，节能减排促环保施工企业要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基础上，开展绿色施工。绿色施工的概念较为宽泛，其包括了施工管理及具体施工的各个环节和施工材料等。推行绿色施工，就要科学的规划整个施工过程，包括设计、管理、检查等各个环节，具体来说：首先，要最大限度的减少施工对于周围环境造成的破坏，如减少粉尘、处理污水等；其次，要最大限度节约能源，如节能、节材、节水等，将节能减排进行到底；其次，使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建材，从根本上大幅度减少市政工程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最后，严格检查材料和设备的质量，提高施工效率，既要保证工作效率高，还要保证施工能耗少。此外，施工前，要仔细设备和材料，禁止高污染设备和材料进场。施工结束后，要及时处理施工造成的环境破坏，如降低扬尘、处理废弃物等，尽量保持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环境的不受影响。
（三）使用低碳化施工技术，提升施工技术水平市政工程多为工程量较大，工期较长的施工工程，因为要保证施工技术的低碳化，进而保证施工过程的低碳化。企业应认识到低碳施工对企业发展、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低碳施工技术对施工人员的要求较高，施工企业要加大对低碳施工技术培训方面的投资，加强相应的施工管理，促进低碳技术的合理应用。在施工工程过程中，要注意施工各环节的处理，如利用水净化设备，循环利用水资源；施工破坏自然环境后，要选择适当时机，运行生态修复技术还原生态环境或创造新的生态环境；鉴于施工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应建立动态监测机制，设立检测点，并使用二氧化碳动态检测仪，随时检测碳排放量，以控制施工过程的碳排放量。
2私营资本积累需要注意的问题
为了使私营资本积累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在执行这项工作时必须坚持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出对中小城市经济提升以及振兴的作用。在私营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还要坚持创新的理念，要对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这样才能优化私营企业的管理体制。另外，技术创新也是私营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其可以推动企业快速的发展。
2.1对私营企业制度的创新
私营企业想要提升经济效益，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对管理体制进行创新，制定出具有长远意义的发展战略以及发展政策。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并不均衡，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管理制度并不健全，而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一些私营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出现了破产现象，这不利于我国私营资本的积累。所以，私营企业必须根据社会的需求，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及优化，这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本，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使企业更加健康的发展。
2.2加强对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私营企业发展的推动力，其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与产品，还可以增加用户的忠诚度，有利于企业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的提升。企业可以通过制定技术创新战略，加大技术创新投入，调整现有技术创新的组织结构，包括建立企业研发中心，加强技术创新过程的协调与交流，包括与国内外的大学、科研机构建立新型的“产、学、研”联合模式等，使企业始终保持技术优势。如，华为集团将收入的20%用于技术投入，现在正是依靠这种技术优势，它已发展成为我国企业中为数不多、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2.3私营资本积累的误区
1）过于保守，完全靠自身资本积累，不敢进行融资。企业在创业时，由于规模小，多数企业可以自行解决资金投入问题，但“二次创业”则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需大额资金，而完全依靠“一次创业”时所积累的资金，则根本不可能进行“二次创业”，但许多民营企业过于保守，不愿再承担风险，最终走上衰败的轨迹。
2）贪大求全，过度购并。企业购并是指一家企业通过兼并和购买另一家企业全部或部分资产，从而控制，影响被购并的企业，以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实现快速扩张的发展方式。许多民营企业家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应，盲目求大，好似规模经济就是数量的简单相加，忽视了规模经济更是资本质的提高，即资本运营效率和效益得以提高。
越来越多年轻、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正在崛起
要营造培育职业经理人批量成长的制度和土壤
日前，数百名经济学家、政府要员、企业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总裁及全球500强中国公司的首席代表，汇聚亚布力国际滑雪中心，纵论新世纪、新经济、新规则。其中一场关于家族式管理利与弊的争论，引发了此间中外企业家、经济学者对职业经理人问题的关注。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伟认为，新经济时代不是官员的时代，而应当是企业家的时代。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要造就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相当大程度上，要寄希望于改革开放后崛起的民营企业。然而现在的民营企业制度与历史对它的要求尚有很大的距离，比如从产权制度上讲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民营企业家企不分，二是产权不清。
刘伟尖锐地批评说，企业家企不分，只能造就出家长，却不能造就出企业家，难以培养职业经理人。民营企业没有合适的人选就找儿子，儿子不行就找孙子，这种家族式企业的管理质量递减。
西安海星科技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荣海先生对刘伟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荣海认为，经济学家与企业家看家族式管理是两个不同角度。他说：“我在搞海星之前是一个高校教师，应该说可以接受到很先进的管理理论。在1993年的时候，我在公司里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包括亲戚、同学、朋友，但是后来发现，家族式管理在中国有它的道理。”
荣认为，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状况就是企业之间、企业与客户之间缺乏商业道德、商业规则和商业秩序，这是一个政府的社会，还不是一个企业的社会，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讲，家族式管理变成了一个自卫措施。
荣海也在思考克服家族式管理弊端的出路，他认为改变这种状况就一定要培养一批职业经理人，他们的崛起无论对于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同样重要。这种人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操行、职业培训和职业素质，他们是大老板、大企业的坚实基础。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包括整个国家经济的腾飞，绝不可能是只有一批小老板而没有大老板，或是只是一批小企业而没有大企业。
站在WTO门槛上的中国比任何时候更强烈地呼唤职业经理人的出现。但是，荣海也以自己的经历指出：“强调职业经理人并不意味着拒绝所有亲近你的人，当你的同学、朋友，哪怕是你过去生意上的对手，在最困难的时候投奔你时，你千万不要排斥他，关键是他进了公司后，你的制度是否能够制约他，是否能够与其他员工一样一视同仁。所以作为民营企业，我们特别强调制度下的情感管理。”
荣海来参加这个论坛会之前，刚刚任命他的哥哥为集团公司的副总裁。
两种观点的交锋引发了经济学家与企业家对职业经理人问题的关注。新华信商业风险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认为，家族式管理也好，职业经理人管理也好，关键是管理企业的人，包括家族成员，是否具备了企业家的精神和素质。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攻读EMBA时，曾经专门设立了一课：《家族式管理》，如果家族式管理适应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发展，有职业经理人健康发展的土壤，家族式管理未必没有前途。
四通集团公司董事长段永基认为职业经理人出现是一种历史必然，他说目前关键是要真正和国际接轨，健全和完善董事会制度。
段永基认为，决定企业竞争力的是董事会成员的素质，而我国企业的董事会从本质上讲，只能叫做股东代表会，董事会成员不但专业水准不够，而且很少有国外背景。在国外的大的跨国公司中，董事局中非股东的董事达到了相当的比例，这些人多数做过高层职业经理人，有很强的决策能力，看来我们要改变这样一个观念：董事不一定是股东，但他能代表股东利益。
段永基称他们这一代土生土长的企业家是“山药蛋”，希望更多的“海归派”回国创业，推动职业经理人的发展。
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李汉生就是段所说“海归派”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从外企到中国国内企业担任企业管理者的高级职业经理人。他前瞻性地提出的E－Media发展战略，使方正这个发展十余年的IT厂商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际顺利实现转型。
对成功的户外广告来说，构图是最先考虑的要素，它直接影响户外广告的视觉传达。随着发展，人们对广告画面的要求已经不拘于明白的层面，而是追求人性化和个性化。一个户外广告的构图要求统一中有变化，变化要在协调的基础上张扬、突出，图字兼备，突破传统的平衡式、拘谨的构图风格，在原有好基础上发展出优质的构健画面。
1.2颜色体系
颜色可以说是户外广告的外衣，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颜色起到了调节整个广告画面的醒目作用，不仅吸引人的注意与情感的反映，还揭示户外广告的特点和主题，进一步深化广告特征，给人留以深刻印象。色彩的运用要高度概括广告的内容，强调色彩的醒目、夸张度，用少而刺激的颜色来吸引受试者眼球，用对比强烈而又和谐统一的颜色来激起大众的共鸣。
1.3受视效果
户外广告是张贴设置在室外的广告形式，注重远距离的视觉效果。由于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对街头户外广告注视的时间更为短暂，所以广告要能在瞬间引起注意，并能准确的传达出信息。
1.4形式创新
户外广告自身的灵活特点，在创意的发挥上有很大空间。创意是一个广告的灵魂，户外广告分为内容上和形式上的创新。形式上的创新可以提升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使人们与广告产生共鸣。
1.5地域特点
户外广告设计就算有再新颖独特的形式，再抢眼夸张的颜色，也要有其自身文化的内涵存在，这样才能丰富充实。作为某一地区的户外广告要能体现出该城市自身的风土人情、本土化优势，打造特色城市时尚文化。就拿沈阳这样的老工业城市为例，在历史的冲洗下加上时尚的元素，别有一番特色。
2户外广告设计与城市环境的关系
2.1户外广告设计与城市环境的互动性
户外广告是街道的风景，增添城市风情的时尚元素，富有创意个性的户外广告是让人难忘的，也是让人震撼的，同时也能使商家的产品更好的得到宣传。作为和谐城市的一分子，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的特殊效果，不仅给城市添加了个性、美化了城市，同时也提升了城市的品位。
2.2户外广告设计与城市环境的协调性
协调性是指户外广告与周边环境的和谐，不论是繁华的商业区还是历史文化厚重的文化区，都需要根据其特定的环境来设置适应的广告。户外广告与城市风貌的和谐，户外广告与城市文化的融合，只有与周围环境合理的进行搭配、协调，此广告才可以令人赏心悦目，印象深刻，达到广告应有的效应。
2.3户外广告设计与城市环境的视觉传达性
户外广告作为一个信息传播的媒介，在城市中占有越来越重的分量。作为城市景观的一个分支，户外广告在美化亮化城市中起着推波助澜和点缀的作用，像纽约的时代广场、伦敦的皮卡迪里广场、日本东京的银座、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西单大街等，这种已经成为城市地标的户外广告，其代表的不仅是单纯的一个户外广告，一个商业的宣传，而是成为了城市的一种精神，一个象征，一个不可缺少的时尚景观。
3户外广告设计与城市环境的互动
3.1自然环境的相融相合
户外广告与城市环境互动既是两个独立个体又是两个相互依存结合体，作为美化城市的一个方面，户外广告是融合于城市之中又服务城市环境，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看户外广告的和谐、融合，一些天然淳朴的自然环境可以给户外广告提供不凡的创意和想象空间，想做一个精彩的户外广告，往往就是来自于人们最熟悉的环境。
3.2周边建筑的协调统一
建筑是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它不仅能反映城市的直观风貌、还是协调城市景观的主力军，而户外广告在协调城市环境上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其结果不仅会赋予城市时尚化和个性化的一面，还会烘托城市氛围。
3.2.1应用在楼体上的户外广告
近年，城市高楼形状各异，很多户外广告都选择了高楼来做其创意媒介，这会产生直观、震撼、与受众群体互动的效果。
3.2.2建筑物之间的空间利用
很多有创意的户外广告是直接利用建筑物本身来做文章，但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的空间、建筑物本身的空间往往却被忽视。利用实物造型户外广告跨空间的把建筑物或其它建筑的元素巧妙的结合起来会做出动感性和趣味性的出彩户外广告。
3.3应用追求的独特创意
创意是广告创作经久不衰的话题，是户外广告的灵魂，有了好的创意，才能丰富户外广告的内容，也能引起受重的兴趣。如果一个广告中没有了灵魂，那么就算有再独特的形式再绚烂的色彩也是枉然，如同一潭死水一般，毫无生气而言。一个有创意有特点的广告出现不仅会让人兴奋，也会成为传承的经典。
3.4地域文化的和谐烘托
地域文化是指本城市特有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生活方式、习惯。这种差异习惯的存在便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而作为城市传播媒介之一的户外广告更是与本市的地域文化息息相关，像深圳、上海等发展较快较早的城市，生活方式、节奏较快的城市，对于事物的要求都是功能性占主导地位，而一些文化古城，更多的一些是对传统的诠释，更多的体现了历史的内涵。
3.5以人为本的功能互动
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这也体现在设计上，讲求人性化、功能性的设计，以方便于人为基准，并参与到其中。而现在很多户外广告也是这样做的，采用活动的人和平面、实物结合的形式。阿迪达斯的户外立体广告在这方面就是很具代表性的，把足球场设在了楼体上，采用活动人的形式在场上踢足球，以此来体现产品的适用性和运动精神。
4户外广告在与城市环境互动效果的设计应用
户外广告设计不可缺少的一个媒介就是城市环境，要充分利用城市环境来达到设计画面与其的统一和谐。
4.1巧妙的利用平面与立面的关系
这里所谓平面与立面的关系就是指二维与三维的关系。建筑是三维立体的，而户外广告则是是二维的，想达到和谐互动的效果就要巧妙利用这两者关系。如图，抬拳道系列户外广告，让我们看过之余感叹其设计精妙。抓住抬拳道的性质与此建筑景观的特征，找到了契合点，完美结合在一起，残缺的建筑环境不仅没有影响城市的整体效果，反而通过合理的利用，给城市增添了趣意和灵活。
4.2视错觉的妙趣横生
视错觉广告是户外广告设计常见的一种形式。咖啡的广告已经不只一次成为学习的范例，不同凡响的效果，逼真、生动、回味无穷，让过路的行人驻足、停留，这就达到了户外广告的最终目的。
4.3建筑物上的实物造型设计
实物造型设计也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设计形式，具有最直观的特点，直接通过实物的表达，来传递产品的性质和功能，视觉冲击力强。还以上海南京路上的可口可乐的广告为例，一个户外广告包含了很多的信息，最本质的也是最直接的就是它的广告效应，从而引发他的视觉识别效应，地标性的体现，最后汇成城市品位的在现。
4.4建筑环境上的平面设计
我们本身就生活在城市的空间中，户外广告作为户外的传播媒介，更应充分的利用空间。清洁的户外广告，利用了我们在熟悉不过的拐角处，只是单一的贴了一张相关内容海报，却出彩的利用了这个天然优势，让广告不需任何解释的言语，便吸引过往的行人，给生涩孤独的建筑上添加了一笔幽默。
4.5城市中有趣的公共设施
公共资源是户外广告的另一种形式，在城市中不仅起到了宣传作用，还起到装饰点缀城市环境的作用，也会成为城市独有的一道风景线。像滚动式电子屏、候车停、智能擦鞋机、地下通道、垃圾箱、地名牌、月报栏、出租车乘降站广告等都是便民的设施，起到形式与实用的双重效用。
此项问题的主要表现在：市政项目的控制与决策的对象存在差异。在进行市政成本管理的过程中，项目成本的考核对象为市政项目所产生的直接费用，而市政项目中其他项目的经营管理费用，多数是通过公司来进行控制的。根据财务章程中的规定，项目的管理成本不能直接算入工程的成本中，而建设项目的结算利润，使得企业的宏观管理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当前，对于市政企业的成本管理，只是单单从工程的施工到竣工阶段进行管理，而没有形成前期投资决策阶段、设计阶段以及招投标阶段的造价的管理。
（二）市政工程成本控制的方法和手段不科学
在当前的市政项目的成本管理工作中，主要管理部门是企业的财务部门，其使用的制度虽然是非常严格的，然而在实际的管理的过程中，没有按照一定的科学的、系统的成本管理方法与手段，单纯的只是对已产生的问题进行改正与管理。而且，某些企业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没有运用到科学的技术手段，仍然依赖于人工的方式，出现计算机水平低的情况，不利于成本管理工作的进行。
二、加强市政企业成本管理的措施
（一）必须合理制定目标成本
所谓的目标成本管理，指的是企业在一定的使其之内，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工作，使得成本也达到相应的水平，从而保证企业能够完成降低成本的任务。在当前的管理中，目标成本管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其通过对各个部门之前进行协调与合作，进行科学的管理。所以，企业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通过对相关参与人员制定目标，并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对自身进行控制，以使得每一位工作人员能够主动的完成施工目标。并且，对于工作中，工作成果好的，应当给予相应的奖励，从而更大的激发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相比于传统的事后成本核算，目标成本管理师转向事先成本管理，不断的核算成本，在事后对成本的轨迹进行分析，然后从中获取相关的规律。在市政企业的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中，之所以推行目标成本管理，是受到材料价格的上涨以及成本增加等因素，为提供企业的发展竞争力所决定的。所以，为了使得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就需将目标成本管理的方法引入到企业管理之中。在目标成本管理中，目标成本是否合理，对于目标成本的推行以及经济效益的提高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所指定的水平太高，然而通过积极的努力却不能将其实现，就会使得职工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影响；而如果制定的水平较低，通过轻而易举的努力就完成了，就不能够很好地达到控制管理的目的。所以，为了制定好目标成本，就必须要对目标成本的定义进行明确，以及通过制定项目的目标成本的原则，即：生产目标的保证；先进合理的目标；对于薄弱环节的重视。
（二）努力提高人员素质，培养“复合型”的经营管理人才
要想培养“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就需要从“复合型”工程预算人员开始。所谓的“复合型”预算人才，即是对于施工的合同、图纸等，按照有关的规定进行工程项目预、结算进行编制。人才作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市场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与知识的竞争，所以，人员的素质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国有企业中，对于高素质的人才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私营、民营企业则通过灵活的和高待遇的用人机制，对于高素质人才进行大量的吸引，这对国有企业来说其竞争力日益增加。而造成企业的人才的优势不足的原因则需要从多个方面来考虑，比如对于人才用时重要、用过不要，在人才的发展上缺乏持续性。
（三）提高生产水平，增强创新意识
在进行生产成本的控制时，与生产水平的高低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只有生产技术保证高水平，才能够在生产的过程中最终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所以，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生产力水平。首先，需要建立一个高水平的专业技术研发中，成立一个高技术团队，使其致力于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在充分保证产品质量的与生产进度的重要前提之下，通过自身的技术优势，使得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行有效的降低。所以，企业要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重视对于经验丰富人才的引入。除此之外，还要重视人才的培养，以及新技术的研发和设计。最后，在其他的一些环节中，还需要对一些不足之处进行改进，并且不断地创新，从而实现成本的控制，有效的提供企业的经济效益，促使企业能够更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