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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复合函数（惩罚项）为G［gu（X）］=mu=1Σ｛max［gu（X），0］｝2。
（2）其中，max［gu（X），0］表示将约束函数gu（X）的值和零比较，取其中较大的一个。对于等式约束hv（X）=0，v=1，2，…，p。
（3）取复合函数（惩罚项）为H［hv（X）］=pv=1Σ［hv（X）］2。
（4）对于一般的约束优化问题，外点罚函数的形式为：准（X，rk）=（fX）+rkmu=1Σ｛max［gu（X），0］｝2+rkpv=1Σ［hv（X）］2。
（5）式中，rk为惩罚因子，rk>0。惩罚项与惩罚函数随惩罚因子的变化而变化，当惩罚因子按一个递增的正数序列0<r0<r1<…<rk<rk+1<…变化时，依次求解各个rk所对应的惩罚函数的极小化函数，得到的极小点序列X（0），X（1），…，X（k），X（k+1），…将逐步逼近于约束函数的最优解，而且一般情况下该极小序列是由可行域外向可行域边界逼近。综上所述，外点法是通过对非可行点上的函数值加以惩罚，促使迭代点向可行域和最优点逼近的算法。因此初始点可以是可行域的内点，也可以是可行域的外点，这种方法既可以处理不等式的约束，又可以处理等式的约束，可见外点法是一种适应性较好的惩罚函数法。外点法的计算步骤：1）给定初始点X（0）、收敛精度ε、初始罚因子r0和惩罚因子递增系数c，置k=0；2）构造惩罚函数准（X，rk）=f（X）+rkmu=1Σ｛max［gu（X），0］｝2+rkpv=1Σ［hv（X）］2；3）求解无约束优化问题min准（X，rk），得X*，令X（k+1）=X*；4）收敛判断。若满足条件X（k+1）-X（k）≤ε，
（6）和（fX（k+1））-（fX）（k）（fX（k））≤ε。
（7）则令X*=X（k+1），（fX*）=（fX（k+1）），结束计算；否则，令rk+1=crk，k=k+1，转至步骤2）继续迭代。
2建立箱型主梁的优化数学模型
2.1确定设计变量及目标函数
由于门式起重机箱型主梁主要承受主梁和提升小车的结构自重以及吊重荷载，因此门式起重机箱型主梁的计算简图所示，其中提升小车和吊重荷载为集中载荷P1=120000N，主梁自重为均布载荷P2=125N/m，以小车位主梁跨中时为优化分析工况，此时主梁为最大挠度工况。箱型主梁材料为Q235B，密度为7.8×103kg/m3。主要结构参数有：主梁跨度L，梁高H，梁宽B，腹板厚度d1和翼缘板厚度d2。其中跨度L是给定参数1050cm，其余都是可改变的。取设计变量为梁高x1，梁宽x2，腹板厚度x3和翼缘板厚度x4。写成向量形式：X=［x1，x2，x3，x4］T=［H，B，d1，d2］T。（8）门式起重机主梁的自重是起重机设计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取起重机箱型主梁重量最轻为优化目标。由于梁的跨度L为已知，所以可用梁的截面面积来作为目标函数。同时，又因为梁的高度和宽度尺寸远大于板的厚度尺寸，故截面面积之半可近似为f（X）=x1x3＋x2x4。（9）这就是本优化设计的目标函数。
2.2确定目标函数的约束条件
1）强度条件。由计算简图可知该梁承受双向弯曲，故强度条件的表达式为：g1（X）=σ-［σ］≤0。（10）式中，σ为图1所示载荷作用下箱型主梁跨中翼缘板的计算应力，［σ］为许用应力140MPa。代入设计变量和载荷即可得到强度约束条件：g1（X）=3L4P1+7.8×10-5（x1x3+x2x4）L3x1x2x4+x21x3+P23x1x2x3+x22x4≤≤-140≤0。（11）其中长度单位为mm，力的单位为N（以下同）。
2）刚度条件。刚度约束条件（梁跨中挠度限制）：主梁产g2（X）=k3x21x2x4+x31x3-［f］≤0。（12）其中，k=P1L3/1.68×106，［f］=L700（允许挠度）代入式（12）可得：g2（X）=P1L3（3x21x2x4+x31x3）×1.68×106-L700≤0。（13）
3）翼缘板局部稳定性条件。翼缘板宽度和厚度的比值约束翼缘板承受压应力。保证箱型翼缘板局部稳定性而不需要加筋的条件为：g3（X）=x2/x4-60≤0。（14）
4）腹板局部稳定性条件。主梁腹板高度和厚度比值的约束由参考文献［11］知，腹板会在两种情况下失去稳定：一是在剪应力作用下失稳；二是在压应力作用下失稳。为了防止后一种情况产生，常在腹板区设置纵向加强筋板。但是加筋过多不仅会增加制造成本，而且焊缝过多会引起较大的应力集中，故在设计时只考虑在腹板上加1条纵筋。腹板加1条纵筋的条件是g4（X）=x1/x3-160≤0。（15）
5）几何约束条件。考虑到便于焊接加工，板厚不得小于5mm，于是得到几何约束条件：g5（X）=0.5-x3≤0；（16）g6（X）=0.5-x4≤0。（17）利用外点罚函数法，可将该约束优化问题转化为如下无约束优化问题：求X=［x1，x2，x3，x4］T，使min准（X，rk）=x1x3+x2x4+rk6i=1Σ［max（gi（X），0］2。（18）初始化参数为X=［760，310，5，8］，随着r的递增，逐次对准（X，rk）求极小，上述无约束优化问题的最优解X*k收敛于原问题的最优解X*。
3基于MATLAB编程求解最优解
1）MATLAB编程。对于上述非线性无约束优化问题，可以采用MATLAB优化工具箱中的fminsearch函数计算。其格式如下：x=fminsearch(fun,x0,options);[x,fval,exitflag,output]=fminsearch(fun,x0,options);式中：fun为目标函数；x0为初始点；fval为返回函数在最优解点的函数值；exitflag为迭代终止标志；options为设置优化项目参数。
2）优化结果。对程序运行结果所得参数进行圆整，得到表1门式起重机箱型主梁优化结果比较。
本人认为，只有在建筑设计质量的优化管理上做文章，才能产出高质量的建筑设计成品。建筑设计，在某种意义上讲可等同于建筑产品，它是艺术创作与科学技术的结合体。它不能用工业化、工厂化、程序化的过程进行生产，对于不同使用功能、性质的建筑从内容到外表形态是不同的。
建筑设计成果的质量评定不能用固定的标准去衡量，即使达到建筑设计规范、标准和规程，也不能称该建筑设计就是优良品或精品。建筑设计是科学与艺术双重创作的结合，是创作构思加科学计算合成的结果。在运行过程中设计构思组合产生出全新的东西，不可能有固定的模式可套用，建筑设计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变化。
建筑设计质量的优劣，确切地说是一个目标范围的界定，建筑规范、规程和标准是建筑设计合格的下限。建筑设计精品是在设计运行过程中优化取舍，完善完美。因此，设计质量的优化管理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建筑设计质量的优化管理，就在于强化、强调了设计的“全过程管理”，这是动态管理。它也打破了过去静止的简单化的“结果管理”淘汰制。从而避免浪费时间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建筑设计运行过程要自始至终，由部分到整体、由管理点到强化点，由方案到施工图，这些工作都要进行细化、优化和筛选。它是积极主动、极具挑战性的动态管理。
2、健全建筑设计质量优化管理的基础——质量管理保证体系
（1）建立法人挂帅的组织机构。成立监督机构，即法人亲自挂帅，专家起主导作用的全方位的有机结合体。设立质量检查小组，每个项目均设质检员。以专家为主导是为了掌握专业技术的高标准高质量，法人挂帅是保证质量管理体系顺利运行。主要目的是使这项工作经济化，制度化，责任化。
（2）健全可操作的规章制度。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规章制度的制订要结合实际情况，一定要具体化、细化、量化，特别是要具有可操作性，以保证其运用的经常性和可检查性，以其达到预定目标。二是规章制度要量化，做到可以制成表格分门别类填写打分。三是设计人员行为要规范，原则性要强，只有我们自己有效地规范了行为，才能使我们的服务对象满意。四是跟踪服务、反馈信息及时更正与处理。五是事前计划要具体，事中控制有措施，事后总结有效果。
3、建筑设计质量优化管理的运作
建筑设计质量优化，不仅是为了设计产品合格，满足设计规范的要求，而是为了高标准的追求。在设计优化管理运行的前后，从计划到分工、从人员到产品，从部分到整体等都是为了筛选出最优的方法和手段，产出最佳产品。
（1）在定岗定位人员时即时挑选，既要进行优化思想教育，又要注重量才使用，使每一个设计人员都有进取精神，思想中时刻存在着争夺市场的竞争意识。这就是人员的优化组合。
（2）确定每一个项目的优化管理。所谓管理点，就是项目中起决定作用的关键点。比如：项目设计的方案图、施工图、预算，这就是建筑设计项目宏观中既有影响又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点。
（3）设计项目的优化统筹安排。设计项目的各个专业及专业内部的不同程序的交叉运行必须要进行周密地安排。只有这样才能使各个专业及专业内部密切联系，避免出现差错，大大地缩短设计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4）随时制订与研究项目的创新计划。凡是设计项目运行过程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都应该进行分析研究。只有不断地向较高的目标前进，优良产品才会不断产出。
（5）提倡精品化、集成化、信息化。要创新要精品就必须掌握足够的信息，如向国外发达国家学习，他们的设计理念和先进经验，做到这一点也就等于找到了捷径。
（6）提高设计人员整体水平和素质，给设计对象创造更多的学习，深造的机会，使他们在设计运行中的各个环节都能独当一面。
（7）制定优化的最佳目标，打出最低的要求线，尽量把一些定性的要求变成定量的标准，以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
（8）建筑设计方案的优化管理。建筑设计方案对于设计项目十分重要，建筑设计方案的确定不仅仅是为了评选好的方案，优化选取方案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在建筑设计方案运行中进行优化管理。当建筑设计方案选取后，按专业部分进行优化、细化、量化而后运行。建筑设计方案优化管理，旨在于打破旧的、固定不变的教条，采取积极地动态管理方法。
建筑设计质量的优化管理，首先在于建筑设计质量的优化，然后才是管理。建筑设计质量的优化关键在于建筑设计思想目标的确立，建筑设计思想的优化。
4、建筑设计运行系统与过程的优化控制
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不仅一国国民财富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依赖于企业活力的增强，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主要是彼此之间企业的竞争，特别是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大型跨国公司、企业集团等日益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拥有一批大型的、先进的、在国内具有支柱地位、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稳定份额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性大企业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而现代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微观主体——企业的参与，而且需要政府作用和功能的有效发挥。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协调和服务者，致力于解决微观经济活动主体——企业和市场机制所不能合理解决的问题。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各产业的合理发展，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协调发展就是一项重要的职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终要落实到企业主体的行为上，通过企业行为传导其政策措施，来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我们应将以上两项经济任务结合起来，推动大企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良性互动，增强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一、大企业自身优势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实践都表明，在以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为主要内涵的经济发展阶段，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大企业具有融资、技术开发和资本经营等综合，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有其他企业和政府所不具有的优势。不仅是一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体现者，而且可能并且应该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
首先，大企业具有规模经济优势，资金、技术实力雄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能够承担起对产业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资金数额大、技术含量高、建设周期长的项目的建设。这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所无法企及。
其次，大企业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支撑。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高级化，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撑在于技术进步。大企业又是产业内技术进步的策源地，拥有大量技术人员，科研开发能力强，是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科研成果转化的主体。大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活动不断创造出新的产业群，把产业结构日益推向更高层次。
第三，大型企业集团内形成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共生关系可以将大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优势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中小企业，从而带动大批企业乃至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因此，大企业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作用。
第四，大企业能有效地执行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目前的大型企业一般以企业集团为其组织形式，集团内以大企业为骨干，集合众多的中小企业。众多中小企业的经济行为依托于大企业的发展战略和方向。大企业在政府产业政策和众多微观经济主体之间起着政策传导作用，能够协助产业政策的调整，提高结构调整的有效性，保证政策效果。
最后，大企业在其经济行为中不断进行的兼并收购活动是结构调整的巨大推动力。频繁的并购活动可以及时有效地调整和校正产业结构的扭曲现象，保证其按正常的轨道发展，而且其兼并收购活动造成的资产转移本身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当前我国产业发展中发挥大企业主导作用的必要性
产业间形成合理的具有动态发展能力的结构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业结构滞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开始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从满足需要向选择性消费转变，但产品的供给结构却不能与之适应。同时，产业结构也滞后于生产需求的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品仍然大量依赖进口。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显示，我国达到买方市场状态的工业品已占93％以上，绝大部分产品都处于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的状态。整个经济呈现出过剩经济的特征。但这种生产能力过剩与装备、工艺水平低，达不到规模经济并存，与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受到抑制并存。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供给能力的相对过剩是在人民的消费和生产需求得不到更高层次的满足的情况下出现的。产业结构相对于需求结构来说显得过于滞后和低级，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障碍。
（二）产业的内在素质差。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技术结构水平低，装备落后。从总量上看我国一次性能源、水泥、钢铁、粮食、棉花、油料、肉类产品等生产量都居世界前列，但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近一万亿美元，我们用同样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出的价值量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4甚至是1/6。产业技术落后，使对产业质量、性能以及生产过程影响较大的技术设备进口不断增加。据调查，在我国15个行业中，关键技术的掌握与应用及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5—10年，个别行业则落后20—30年。产业技术水平的低下造成了产品和服务的档次水平低以及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不断透支着经济持续发展的资源，使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只能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获取很小的份额，而对技术水平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又表现出巨大的需求。但是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优势也将逐渐被侵蚀。
（三）各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仅包括三大产业间的关系，而且包括各产业内部的结构构成状况。从农业的情况来看，我们一直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但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我国现有农业生产方式，粮食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各自所占的比例远未达到现代化大农业的要求。贸工农一体化程度不高，大量的农民依然进行着维持基本生活的粮食生产，农产品深加工程度不够。从工业来看，如前所述，结构严重失衡，低水平过剩与高技术层次产品的短缺并存。进出口结构的不合理源于工业内部结构的不合理，反过来又加剧了这种不合理状况。第三产业内部发展也不平稳。第三产业中的传统产业居于主要地位，新兴产业和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特别是教育、金融创新和交通运输制约更为突出。
（四）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状况严重。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中部和东部工业结构的相似率为93.5％，西部与中部工业结构的相似率为97.3％，分别比1981年增加了13.8％和6.9％。对全国30个省（市、区）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汇总统计后发现，各地所选的支柱产业大多集中在汽车、电子、石化、机械等工业上，而且产业内重点发展的行业和产品也极为相似。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地区均衡化的发展战略，各地区在产业发展布局上，追求本地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由于市场约束机制、风险机制不健全，投资主体权责利不对称，以致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一再出现，加剧了地区结构的趋同。同时，各地方政府由于原有财政体制和国有经济的原因，也成为经济利益主体，同时也作为“政治人”追求政绩，这种双重身份导致其行为的非理性，一味追求产值和速度，加剧了产业结构的趋同现象，地区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破坏了地区间、企业间合理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无法实现集约经营和规模经济，使社会资源配置处于低效或无效状态，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布局和经济持续发展。
（五）产业政策与其他政策缺乏配套。我国以往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拉平补齐的适应性调整，这种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不仅具有滞后性、低水平的特征，而且在其实施过程中与其他措施不能很好地配套，从而消解了一部分政策效果。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与劳动就业、城市化的关系问题。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城市化的步伐相对滞后，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同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原有企业不断积累相对富余的职工，这使就业压力不断增加。而就业问题的压力又使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目标与其发生冲突，从而阻滞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结构的刚性固化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增加了社会负担，又减少了用于改进产业结构的资源。因此，政策不配套，使产业结构的政策效果偏离了目标。
另外，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现在，发达国家几乎所有重要产业都是大企业唱主角，不少经济学家说我们正处在以大企业为轴心的经济时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关键产业的集中度都非常高，例如美国在1979年汽车、平板玻璃、汽轮机与汽轮发动机、家用冰箱与冷柜、电视显像管几个行业最大五家企业的集中率分别为99％、92％、90％、85％和83％。但是，我国企业普遍竞争力不强，特别是缺少足以在国际上立足的大公司、企业集团。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数与我国国民经济的规模不相适应。而且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有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
首先，产业结构调整大多是以政府为主体来进行的，政府不仅制定产业政策，而且亲自参与到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大量干预不仅使信息在部门和层级之间的传递发生扭曲，而且存在地方政府和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实际效果明显低于对政策效果的预期。
其次，大企业在技术创新能力上与国际先进水平仍然差距明显，难以较好地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R&D投入一项来看，世界500强的R&D投入占其销售收入的比大都在5％—10％，有的甚至更高。而我国2000年2655家企业集团中，R&D投入只占主营业务收入的0.9％，超过5％的很少。大企业技术竞争力的落后阻碍了其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
再次，很多大企业所进行的兼并收购等资本经营活动单纯为“做大”而进行，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很多资本经营活动脱离其基本的生产经营活动，短期内把企业做成了“胖子”，却不能增强其内在素质，对产业内行业的发展和产业间关系的调整作用甚微。
三、积极发展大企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大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另一个是政府对经济运行所实行的宏观政策，而前者是后者产生效果的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把以上两项经济任务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以大企业的发展来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一）明确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体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利益为导向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应承担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任。大企业、企业集团的产权多元化有助于企业家的职业化，使多元投资主体有动力在全社会范围内选择优秀的经营者。而市场优胜劣汰的压力会使企业家真正做到行为长期化，狠抓技术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带动技术体系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企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不仅能够带动产业升级，而且能对产业结构的布局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要改变以往产业结构调整以政府为主体的不规范现象，使产业结构的调整真正依赖于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来进行。
（二）通过大企业技术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是产业关联的本源要因，技术体系的变动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动，技术体系的升级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R&D是技术创新的源泉，而R&D投入低、技术人员少—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品市场占有率低—低利润—R&D投入水平低、高素质人员缺乏，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产业结构的升级没有依靠。因此，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培育和发展大企业、企业集团的关键。而大企业由于其本身的实力雄厚，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相对于小企业来说都占有优势。因此，在技术创新上也占有相对的优势，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在一个产业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小企业围绕大企业形成竞争协作的关系，大企业的技术进步势必形成技术扩散，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
对玉琮功能的理解能帮助我们解开上述疑团，从而认识新石器时代玉琮的器型的演变。张光直先生的那篇《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的论文影响很大，他认为琮的内圆像天、外方像地，琮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把方和圆通串起来，也就是把天地贯通起来，是贯通天地的象征和法器。还认为上面所刻的动物形象是帮助巫师贯通天地的。但是，在良渚文化遗址中还有另一种形制的玉琮一圆筒玉琮又该作何解释呢?既然玉琮是贯通天地的，那么有没有专门的礼器是祭祀土地的?
在诸多研究玉琮的论著中，都谈及了玉琮作为礼器的祭地功能，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它的具置及在仪式上的使用情况。让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红山文化的祭坛上，辽宁牛河梁遗址分别由两个石块垒砌的方形祭坛和一个石柱圈成三层叠起的圆坛组成，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则是在一个大型的方形基址上建造有几个石圆形台址。这种方圆不同形制的祭坛应与“天圆地方”的观念有关，祭天祭地应分别在不同位置举行。有意味的是在牛河梁遗址的平台上发现了“女神庙”和女神雕塑，被学者认为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祈求丰年、对大地母神的崇敬。而在祭坛的出入口处的两侧，有一排彩陶筒形器依次排列开来，像两扇打开的大门。这些筒形彩陶已发现数千件。其中最矮小的一件，牛河梁出土，泥红陶制成，腹微鼓，无底，周壁绘有三条黑彩带。同一地点出土的彩陶筒形器，此类筒形器成群排列在积石冢周边，成为红山文化葬制的一大特色。
这些筒形彩陶器，上下贯通，筒身绘有花纹，有横条纹、水波纹、绳纹等，按照叶舒宪先生在《中国神话哲学》一书中的推论，水代表地下的冥界，同样有理由推测，相间的横条纹表示的是一层一层的地界。根据纹饰、女神像的暗示及摆放的位置判断，这种筒形彩陶器应该是象征大地的礼器，上下相通表示的是大地母亲生产万物的子宫通道，彩陶摆放在祭坛的出入口处排列为大门的形状，它的象征意义为地之门，意味着祭祀活动是进入大地深处举行，人们在这里祈愿大地母亲能够丰产、赐予收成，活动完毕出来则意味着即将获得新的收获。
有理由推断，筒型陶器很可能为玉琮的前身。
一、公元前5000年的文化形势
近些年在南方地区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初步揭示了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大约始于距今12000年前后。以后，有彭头山、皂市下层、马家浜等文化与新石器晚期的大溪文化、崧泽文化联系起来，使我们得以了解到这个稻作文化区的形成过程。但是，与之同时的华北地区的情况却不分明。 目前，我们对华北地区较早时期情况的了解，是通过公元前7000～前5000年间的磁山、裴李岗、老官台、后李等几个文化得到它。它们已进入旱作农业经济时期，从而在北方形成了一个旱作农业文化区。照此看来，华北旱作农业文化区的形成应当是更早一些的事。但由于目前极少有这个时期的考古资料，我们只能使用这个过程之两端的材料构成一个假说，来推测华北旱作农业文化的形成。
旧石器晚期的华北地区普遍发现了细石器遗存，这些细石器遗存的年代下限可能已进入全新世。到公元前7000年前后，在前面所说的几个文化里，细石器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中型磨制石器群。而同时，在北方地区的兴隆洼文化以及稍晚的赵宝沟文化中，细石器还在石器群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更晚的文化里。所以，这些地处北方地区的文化虽然年代与磁山文化相同，其文化面貌却更像联系华北旧石器晚期与磁山等文化的中间环节。这样便可以构筑一个假说，即自全新世以来，气候逐渐变暖，气候带也逐渐向北推移，原本适应华北地区干凉气候的以细石器为特征的文化，其南限也就随之向北退缩；停留在当地的人群则逐渐发展起适应温凉气候的以大中型打制及磨制石器为特征的文化，并最终形成了以旱作农业为基础的黄河文化带。这个过程可能初步完成于磁山、裴李岗文化之前，但以后黄河流域农业文化北进的趋势一直没有停滞。在这个过程中，对气候环境变迁最敏感的也许首先是人们文化中与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的部分，即旧有的包括打制石镞在内的细石器及其制造技术被新体系所替代，而带有习惯势力色彩的陶器，其变化过程可能滞后了一段时间。例如，在老官台、磁山、裴李岗等黄河流域早期文化中，皆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深腹罐形器，它们和流行于北方地区的筒形罐应当有渊源关系，甚至流行于北方的之字纹在裴李岗等文化中也有发现。与其说这是受北方文化因素影响所致，倒不如说它们是大北方文化普遍因素的孑遗（注：赵辉《中国北方的史前石镞》，《国学研究》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这样，最迟到公元前5000年，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形成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两个经济文化区。而在它们的外围，生产经济至多还在起步阶段（图一）。 附图{略}
在这两个农业经济文化区中，各考古学文化之间有了一些联系。以地理上毗邻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为例，两者的石器群种类形态相似颇多，陶器群也有其相似的一面，但磁山文化最有特色的倒靴形支座和陶盂在裴李岗文化中基本不见。这表明，两者虽然在技术层面有一定的联系，但饮食生活习惯还存在巨大差异，而风俗习惯也许更能表达人们群体心理的认同程度。 不过，这些文化之间的关系尽管松散，却也有疏密之分，如都有不少三足钵的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文化之间的联系，要比它们和以厚胎深腹釜为特征的后李文化的关系密切一些。下游江淮地区尚未发现与后李同时代的文化，但在稍晚的马家浜、河姆渡文化中也有大量厚胎陶釜。故是否可以说，后李文化时期就已经为它和江淮文化建立联系打下了基础？这种文化关系在后续时代的文化格局中便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转贴于 二、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文化形势
这一时期各地文化均有空前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以陶器和石器为首的制造业有了长足进步。通常会把仰韶文化的质地细腻、器形规整、烧成温度高而且图案漂亮的彩陶作为这个时期陶器制造技术的代表。其实，最早出现在大溪、崧泽文化的封闭窑室和黑、灰陶烧制技术，以及利用轮制成型技术而可能达成的批量生产的意义也不能低估。玉石器制作技术在长江流域诸文化中发展得较早且快，崧泽文化和南京北阴阳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存中的玉器便是当时的代表作。
农业在一些文化中已逐渐成为最基本的生活手段。目前虽然很难得出农业经济进步幅度的计量数字，但它的发展可以从聚落数量增加、面积扩大、文化堆积变得厚而长期等许多现象上体现出来，因为这些变化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这一时期很多地区都出现了环壕聚落，它意味着安定持久的生活以及氏族社会的稳定。而前述聚落面积扩大、聚落分布密度增加等现象，又意味着人口的大幅度增殖和集团规模的扩大。这些变化又进一步导致了两个有关联的文化倾向。
首先是考古学文化的地域扩大了，内部联系加强了。汇合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文化而来的仰韶文化，在分布范围上远远超过了前三个文化的总和；从公元前5000年起，仰韶文化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来的内部统一性不断增强，到庙底沟期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黄河下游。后李文化之后，经北辛文化过渡而来的大汶口文化在将胶东半岛土著文化混一的同时，也逐渐把地域拓展到西至豫东、南越淮河的广大区域。长江中下游的地方文化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展。 其次是考古学文化之间交流的繁荣。文化的扩展使更多的人团结在一起，也使得文化与文化变成了近邻，这时，彼此间的联系也就变得密切起来。与此同时，在前一阶段文化之间联系上的微妙不平衡也持续加大，一些文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而形成了几个大的文化群，如严文明概括的彩陶文化圈、鼎文化圈和筒形罐文化圈（注：严文明《中国古代文化三系统说——兼论赤峰地区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吉德伟对前两个文化圈的特征与区别有过很好的描述（注：吉德伟《考古学与思想状态——中国的创建》，《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只不过他把它们称作“东、西方文化”。吉德伟在文章里没有涉及东北地区的筒形罐文化圈。其实那里的情况也是类似，而且它形成的时间比其他两个还要早（图二）。 附图{略}
这种文化群的形成与它们各自不同的经济基础有关。但是，以物质文化面貌为标准划分出来的集团格局与经济类型的分布不完全一致。对此，也许可以借用苏联考古学的两个概念来表达这种关系，那就是“共同经济类型”和“历史文化区”。这种现象意味着人们之间的联系不仅建立在相同的经济生活上，还应当有思想的乃至政治方面的内容。
文化交流还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文化群之间。如具有仰韶文化风格的彩陶也出现于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中，类似大溪文化的白陶普遍出于南中国的广大地域。不过，仔细比较三个文化圈之间的交流情况可以看出，仰韶文化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似乎更为主动和强有力。一方面是它的彩陶风格影响甚广，另一方面，鼎文化圈中的封窑烧陶技术和产品、发达的磨制石器技术和玉器都还没有影响到仰韶文化中来。至于仰韶文化和筒形罐文化圈的关系，就更像是一边倒了。
仰韶文化之所以成为主动的一方，同它本身强大的实力有关。最近，笔者有机会在河南灵宝进行调查。当地已发现史前遗址120多处，据初步统计，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堆积有70多处，其中有三四处遗址的面积达50万平方米左右，北阳平遗址面积更是达到100多万平方米，其遗址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规模之大皆令人惊讶。而且一些迹象表明，灵宝还不是仰韶文化最中心的地区，由此不难理解仰韶文化何以在对外关系上取得优势了。 如果不能全部归功于这场大规模文化交流的话，它至少也是导致下个时期文化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公元前3000～前2500年的文化形势
经过前面那场大范围的文化交流后，涌现出一批高度发达的地方文化，如具有大型宗教遗址和贵族墓地的红山文化，以大型聚落遗址、贵族墓地和发达的攻玉技术为特征的良渚文化，建造了超大型城址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及仰韶文化大地湾遗址的宫殿式建筑等。为了强调这些文化的成就，我们用“文明”一词来称呼它们。由于它们所处的时代，可以把它们叫做“史前文明”；又由于它们所在的地理位置，也可以把它们叫做“地方文明”。
时间上的前承后续使我们相信，那场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地方文明的崛起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这一点在有关红山文化的讨论中已被指出（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良渚文化的崛起也是建立在用鼎文化区内部广泛交流的基础之上。只是要彻底搞清这种文化交流在哪种机制上发挥作用，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比较这些地方文明不难发现，它们都达到相当高的成就，但在文化表现上却各有千秋，暗示其各自的社会发展方式有一定差别。以良渚文化为例，它的成长迅速而短暂，很快便达到高峰。在这个突起阶段，良渚文化似乎主要是自我封闭式的发展，与此前阶段开放式的对外关系有很大的不同。到了文化的峰值期，它开始对外扩张，同时有很多引人注目的特点，如它是一个组织化程序颇高的社会，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社会中存在大量非生产性劳动支出，享乐型的社会生活等等。良渚文化的衰落也同样突兀，我曾经推测，这主要是由于良渚社会内部的调节机制彻底失效所致（注：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中国良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1996年[待刊]）。
良渚文化的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在这一点上，与之最相似的非红山文化莫属。然而两者的经济生活全然不同，前者的稻作农业显然不适合后者所在的东北地区，遗迹遗物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思想内容也有很大差别。若将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作一比较，也可以看出，宗教在后者的社会生活中明显没有前者那样煊赫。良渚文化有小规模墓地和分散居住的聚落，又和大汶口文化中带有大规模公共墓地的村落不同，这意味着两者在社会组织方面的差异。这些高度发达的文化其命运也不尽相同。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衰落得比较早，身后留下了一段时间颇长的苍白；屈家岭文化过渡为石家河文化之后，也在与中原文化的折冲中改变了方向；只有大汶口文化的后续者有能力与中原文化对峙较长时间。
这些地方文明在发展、强大的同时均不同程度地对外扩张，这一点在大汶口、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良渚等文化中表现得比较突出。此时，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北进到今河南南阳一带，而这里曾经是庙底沟时期仰韶文化的范围；东面的大汶口文化比较早就已占据了豫东平原；良渚文化在它的繁盛期曾一度北上，直抵苏北连云港一带。但同期的仰韶文化却显得比较衰弱。一方面，在前一个时期里文化面貌十分统一的情形消失了，各地区的地方特色突出起来，至少就文化面貌而言，进入一种离析状态；另一方面，即便是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区，也开始出现来自其他文化的因素。此外，在仰韶文化除最西部的地区以外，也始终没有发现能和良渚、石家河等文化相媲美的遗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原地区处在一种空虚状态。由于中原文化和周围几个地方文明实力对比的差距，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文化之间的交流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早先主要是仰韶文化对外施加影响，这时则变成由各个地方文明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视为中原文化区开始形成的时期（图三）。 附图{略}
从更大范围的观察可以看出，前面说到的那些地方文明都处在中原文化区的周边地带，它们几乎在相同的时间里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并在有个性地发展的同时，彼此间保持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巨大的文化丛体（注：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所以，严文明在描述这种现象时，认为中国文明的发生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简称“多元一体”（注：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在这个文化丛体的更外围地区，例如东北、蒙古草原到西北戈壁、华南地区，其文化发展显然没有达到同样的高度。这些地区要么不便发展农业，要么就是没有主动发展农业的必要。而且，前面提到的那些地方文明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对外方向是中原地区，所以，这些更外围地区的文化在当时处在一种缺少刺激、发展停滞的状态。以岭南地区为例，大溪文化时期，由于北面的仰韶文化十分强大，不但遏制大溪文化向北发展，也间接促成它掉转方向而对岭南渗透。结果，我们在深圳、香港地区都能看到具有大溪风格的白陶和彩陶。而进入屈家岭文化以后，长江中游的文化势力大幅度向北扩张。恰值这个时期，岭南地区文化是最说不清楚的。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当地的考古工作尚不到家，还没有发现；更大的可能是，这时的岭南由于缺少外来刺激，文化发展停滞，所以文化面貌也进入极其缓慢变化的阶段，以至于我们很难在已有的发现中把它们识别出来。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新石器文化清楚地呈现出三重结构。
四、公元前2500年以来的文化形势
中原地区吸收周边文化因素在此之前就已开始，这个趋势到公元前2500年以后变得愈发明显。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一反单纯的样态，混合进来大量外来文化因素，变得复杂而丰富起来。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如下：
第一，中原文化新出现的陶器种类不下十几种之多，如鼎、豆、单把杯、高柄杯、觚、鬲、yǎn＠①、hé＠②、guī＠③、jiǎ④和彩绘陶器等。其中有的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有关，有的是受大汶口文化影响，还有的可以追溯到长城地带的北方。另如前述，快轮制陶和闭窑烧制陶器技术的发明也显然在用鼎文化区中先行了一步。
第二，石器制作技术有了飞跃性发展，其中不少是来自东、南方的因素。例如，石镞的镞体从扁平到立体的变化，至今在中原地区没有发现其中间环节，而长江流域的文化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此外尚不清楚玉器是怎么传入中原的，但良渚文化中的琮、璧、璜之类既然见于西北边陲的陕西神木遗存和齐家文化中，我们便有理由认为，当时的中原也会有这类东西，何况尧伐三苗的一个主要口实就是“苗民弗用灵”。
第三，中原地区出现连间区建筑是在仰韶文化晚期，首见于大河村遗址，但鄂北豫南在仰韶文化庙底沟期便已流行这种建筑了。我还推测，这种建筑样式可能与长江流域的干栏式建筑有关。
第四，在中原地区，目前仅在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见到厚葬的习俗，以及用随葬品和葬具、墓葬规模、墓葬在墓地中的位置等来表现被葬者的身份、地位。而在屈家岭文化、崧泽晚期至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花厅期和红山文化这一连串的周边文化里，它们已经很明确地存在着了。其中，对中原文化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大汶口文化。
第五，在周缘文化中发现的刻划字符，极有可能对日后中原文字系统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龙和其他动物造型，以及琮、璧之类玉器所体现的精神信仰，也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原文化及其后续者所继承。
伴随文化面貌的复杂和繁荣，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可以从考古学角度与其他地区分别开的文化实体——中原龙山文化。而且，在和周围文化的折冲中，中原龙山文化的实力不断增强，渐得优势，这一点可以从中原龙山文化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反映出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此时已经衰亡。曾经被石家河文化占据的豫南地区重又回到中原文化的势力范围；石家河的巨大城址在文化后期也走向衰败，城址上却出现了以瓮棺墓地为首的大量中原文化因素。东面的龙山文化依然强大，但在它的西翼出现了一个文化面貌更接近中原文化的地方类型——造律台类型，可知它也被大大地削弱了。
发生在中央地区的变化也波及到外层。在江浙地区，在良渚文化衰落的同时，浙南山地却出现了良渚风格的较大规模墓地，墓地中还发现类似闽中昙石山文化的拍印纹陶器。耐人寻味的是，类似昙石山文化的遗存在粤东地区有广泛分布，甚而达到珠江三角洲口岸，而处于这个范围内的广东海丰发现了良渚式玉琮。在另外一个方向，粤北出现了石峡文化。从各方面来看，石峡文化在粤北都是一支外来文化，与它面貌最接近的是赣江平原的樊城堆文化。我以为，与其把它们视为两个考古学文化，不如看作一个文化的两个地方类型更恰当一些。而在石峡遗址中也出土了良渚式玉琮。如果将昙石山和樊城堆两个文化向岭南的扩张联系起来，进而把这一现象置于更大的背景环境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与整个文化格局的变化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中原文化的崛起建立在广泛吸收周邻文化的基础上。如果把中原文化的外来因素分出层次的话，越是来自远方或者年代上有一段距离的文化因素，在中原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越是显赫。前者如玉器、象牙器、宝贝等，一进入中原，便都成了上层社会的专用品；后者最典型的例子莫如鼎，这种原产于东方的陶器滥觞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并成为龙山时代中原居民最主要的炊器，而同时，在它的原产地山东和长江流域，鼎却趋向末路，它反而被中原地区保存下来。到了二里头文化，鼎在诸器中越来越凸显出来。《左传》宣公三年记：“昔夏之方有德，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史记·孝武本纪》也说：“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指的就是这件事。在二里岗文化中，一方面，鼎作为大众炊器的功能几乎完全被鬲所替代，另一方面却成为青铜器中最主要的种类。其实，标示社会成员等级地位的礼器，其绝大部分并非中原土产。关于这一点，李济早在60年代初就指出，殷墟青铜器的形制皆脱胎于陶器，而它们“绝非重复当时陶器的形制。它们显然是主要位于沿海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的陶器的模仿品”（注：李济《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1962年；《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1968年。以上两篇皆见《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可见，中原的上层统治者对于远方的和传统的东西持有尊重态度，并把它们看成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5]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笔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国学者的座谈中，一位美国学者说，据他所知，中国的犁是从欧洲传入的，笔者即简单介绍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说明对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国外多作介绍。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6]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7]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9]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笔者在日本参观过好几处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10]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11]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
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田。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在此列举一些就笔者所见在古玉研究、鉴赏、收藏方面较为正规的书籍，以飧读者。
图录类书籍
首先是全集类：
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6卷，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此书是较早的一套全集类大型图录，包括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考古发掘及博物馆收藏的较为重要的玉器。以时代为序，学术价值较高。现市场上已难觅踪迹，不过2005年出版社又将图版缩小，编为三册，再版印刷，可做参考。
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5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它是目前较为全面介绍各省考古出土历代玉器的一套大型图录，约4000余幅玉器照片，其中不乏近年新出土而首次发表的图版，收罗较全，可作为古玉研究、收藏最具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其次是分类图集，主要包括各地区、博物馆的考古出土品和玉器收藏。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上、中、下三卷，香港商务印书馆，1996年。为目前收录北京故宫藏玉最多的一套书。
《海外遗珍――玉器一、二》，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1986年。收集了欧美各博物馆所藏中国古玉400余件，但因发行较早，许多为黑白图片。
安徽省文物局主编《安徽省出土玉器精粹》，香港众志美术出版社，2004年。此书有不少器物的微痕照片和拓片，对古代治玉技术研究有一定帮助。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南京博物院联合主编《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9年。收录了江、浙、沪三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图片精美，是良渚文化玉器研究不可缺少的一本经典之著。
安徽省文物考古所编《凌家滩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较为系统地发表了安徽史前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
殷志强、丁邦钧主编《东周吴楚玉器》，台北艺术图书公司发行出版，1993年。主要收集发表江苏吴县严山出土的吴国玉器窖藏，河南淮阳平粮台、淅川徐家岭、安徽长丰县等地出土的楚国玉器，图片质量精美，细部纹饰较多，但可能市场上已难以见到。
扬州博物馆、天长市博物馆编《汉广陵国玉器》，文物出版社，2003年。将扬州地区出土的汉代广陵国玉器进行了整理发表。
刘云辉著《周原玉器》，中华文物学会出版，1996年。汇集了陕西西部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玉器以及作者对此的一些研究成果。
刘云辉主编《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庆出版社，2000年。囊括了近五十年西安地区出土的北周隋唐玉器精品。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上海出土唐宋元明清玉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收集了上海地区出土的唐宋元明清玉器150余件，对研究鉴定唐以后的玉器有一定参考价值。
另外还有《中国玉器鉴赏》（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吴国王室玉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北京文物大系――玉器卷》（北京出版社2002），《三门峡虢国女贵族墓出土玉器》（香港众志美术出版社2002），《杭州古玉》（文物出版社2003），《洛阳古玉图谱》（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滇国玉器》（科学出版社2003），《新见古玉真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西安文物精华――玉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红山玉器》（远方出版社，2005），《殷墟玉器》（科学出版社2006），《金沙玉器》（科学出版社2006），《贞石之语――先秦玉器精品展图录》（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等等，书籍较多，无法一一列举。
研究类图书
从1996年在济南召开第一届古玉学术研讨会开始，十年期间国内外召开了多次关于玉器、玉文化、玉学的学术研讨会。正是这一次次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将中国玉学、玉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中国市场目前的玉器热是和这一次次会议，一次次古玉研究者、爱好者、收藏者的参与分不开的。而每次会议的论文集则记录着中国玉器、玉文化、玉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杨伯达主编《传世古玉辨伪与鉴考》（紫禁城出版社1998），《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1），《中国玉学玉文化论丛》（紫禁城出版社2002），《中国玉学玉文化论丛续编》（紫禁城出版社2004），《中国玉学玉文化论丛三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上海博物馆编《中国隋唐至清代玉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于明主编《庆祝杨伯达先生八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文献类工具书
古玉文献类材料最主要的一本汇编是桑行之等编的《说玉》，上海科技出版社1993年。收录书籍、论文约44篇。可以说较为全面地收录了元代至民国研究古玉的各类文献。虽然从图谱上看有许多玉器可能也为当时的仿古玉和伪古玉，但其中记录的关于明清时期一些收藏鉴赏古玉者的心得体会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之处。例如对古玉的盘玩，沁色变化的感受恐怕只有亲自戴过，摸过，养过古玉的人才写得出来，读出前人这种真正赏玉、爱玉的心情对当今社会急功近利的收藏热应是一种启示。
在中国玉器研究史回顾与展望方面做的较为全面的一本书是张明华所著的《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它是一百年来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客观记述、总结和评价，图文并茂，较为严谨，对玉器研究者来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赵朝洪主编《中国古玉研究文献指南》，科学出版社，2004年。此书资料截止到2000年，是目前关于玉器最全面的资料文献与研究文献的索引汇编。对玉器研究者而言十分有用。
通俗类读物
这类书籍目前出版最多，但精品实在不多，目前见到较为严谨的读物主要有：
杨伯达著《古玉史论》（紫禁城出版社1998），《传世古玉辨伪研究》（香港三余堂2004），《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杨伯达谈玉》（紫禁城出版社2006）。
那志良著《中国古玉图释》，台北南天书局发行，1990年。此书以器为纲，将中国历代玉器分为十三大类，详细介绍每种器型的源流、纹饰、造型特征，是一本研究古玉器物学的专著，对收藏爱好者与研究者而言十分裨益。
张广文著《中国玉器鉴定与欣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中国玉器真伪识别》（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张广文谈玉器》（山东美术出版社2006）。
卢兆荫著《古玉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殷志强编著《中国古代玉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
张尉编著《古玉真赝对比鉴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尤仁德著《古代玉器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此书作为“通论”兼“史论”的形式和内容，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中国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近8000年玉器发展的全过程。
古方编《冰清玉洁――中国古代玉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中国古玉器图典》（文物出版社2007）。
龚贤的生平与艺术思想马桂顺
龚贤的“逸品”论与“金陵三逸”马鸿增
龚贤生平之我见古原宏伸
龚贤与宋、元人笔墨之异同(提要)舒士俊
龚贤墨法水法论(摘要)王伯敏
TheSummaryofTheThesisForTheInternationalDeliberaliveAssemblyofGongXian’sTechniqueInArt:DiscussionAboutGongXian’sSkillsInChineseInkAndWater王伯敏
龚贤绘画美学思想周积寅
龚贤与髡残张子宁
论“金陵八家”构成原因及有关问题陈传席
龚贤三题黄涌泉
龚贤年谱林树中
龚贤现存画目王凤珠
论河姆渡原始艺术的美学特征——兼论中国绘画南北差异之起源康育义
《瘗鹤铭》书者及时代再论刘建国
中国新石器时代海洋文化体系中不同文化圈之形成与交融谷建祥,贺云翱
良渚文化的影响与古史传说纪仲庆
部族和良渚文化陆建方
香港史前文化白尔德,李秀国
初论运河文化梁白泉
浙江古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徐吉军
近代宁波社会文化的扭曲和唤起洪永珊
试论滨海地区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邢鹿
“中国滨海地区古代文化学术讨论会”总结报告纪仲庆
简论历史人物传记写作方法欧炀
湖熟文化与江西万年类型文化——谈吴越文化李家和,杨巨源,刘诗中
对“湖熟文化”几个问题的再认识肖梦龙
关于《宜侯矢簋》铭文的几点看法曹锦炎
论西汉东、南两越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杨琮
东瓯国疆域北界考徐三见
江、浙地区的早期玻璃器和先秦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姚勤德
日本吉野ケ里和中国江南文化安志敏
拘那罗陀与泉州方拥
唐宋时期的海州与海上“陶瓷之路”刘洪石
古代连云港地区的对朝交通——海上丝路的东延李洪甫
郑和下西洋原始契机论张晓旭
美国俗文化协会的国际化雷·B·布朗,章智源
关于妈祖研究的几个问题郭庆文
泉州地区水神崇拜管见朱亚仁
潮州音乐探源许崇群
潮州工夫茶之艺术观陈香白
海乡风俗浅探郭泮溪
海南岛古代黎、苗建筑的初步研究黄敬刚
苏北史前遗址的分布与海岸线变迁吴建民
太湖～宁绍平原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徐建春,郑升
江苏吴江县龙南遗址孢粉组合与先民生活环境的初步研究萧家仪
夏商时代至唐以前江苏海岸线的变迁贺云翱
系统科学思想与中国考古学研究裴安平
考古学对象与分类的重新考察张爱冰
宁波沿海地区原始文化初探林士民
论古海州湾文化圈刘凤桂
行业文化与专业博物馆明鸿本
略论江浙地区史前文化的埋葬习俗陈国庆
略谈吉家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徐治亚
青墩出上麋鹿角上刻划纹之文化涵义探析徐冬昌
溧水神仙洞一万年前陶片的发现及其意义葛治功
张家港市文物分布及特点易剑刚
张家港市——原始滨海文化交流的渡口缪自强,钱公麟
张家港市许庄新石器遗址王德庆
“湖熟文化命名3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钟民
关于“湖熟文化”命名问题王世民
关于“湖熟文化”的三点看法张长寿
湖熟文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李伯谦
略谈“湖熟文化”研究的定量分析和“先吴文化”称谓问题刘绪
略论宁镇地区青铜文化序列邹厚本
论宁镇地区古文化之演进谷建祥
对湖熟文化正名、分期及其他林华东
湖熟文化族属研究林留根,施玉平
关于湖熟文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杨宝成
湖熟文化的分期与土墩墓的年代问题王恩田
湖熟文化与土墩墓关系试析华国荣
试论滁河流域的周代文化宋建
简论湖熟文化的多元性陈丽华
丹徒断山墩遗址发掘纪要邹厚本,宋建,吴绵吉
湖熟文化与湖熟镇张正祥
首届中国环境考古学学术讨论会纪要李民昌
古瓷新探李刚
同安窑系青瓷的初步研究林忠干,张文崟
中国瓷器的花卉图案里贾纳·克拉尔,孙咏洁
常熟唐人墓志概述吴慧虞
五代前后江南儒道释文化融合的例证龚平
隋代台湾人口迁移福建考林蔚文
试论“盐铁塘”在早期历史时期的作用路希羔
施琅出师台湾地点及泰请敕封妈祖之史实孙英龙
上海浦东老宝山城非浦西宝山县城前身考章采烈
滨海地区博物馆的特色与任务龚洁
何光岳《楚源流史》评述傅朗云,杨旸,戈锋
学说以救时为贵陈立夫
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陈大络
龚贤艺术研究座谈会在南博召开鲁力
国际百越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杭召开叶丁
日本考古学家来连云港市博物馆参观座谈刘洪
《赣榆发现朐臣铜锅》读后曹锦炎
博物馆事业发展需要培育行业咨询力量陆建松；
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上)单霁翔；
关于文物保护单位“两线”划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束有春；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中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和分级王涛；
江苏淮安楚州区河下遗址龙泉窑瓷片堆积坑发掘简报杭涛；陈锦惠；张弛；邱军强；霍华；韩建立；郝明华；吕昕人；韩祥；
江苏淮安楚州区河下遗址龙泉窑堆积瓷片研究霍华；陈锦惠；郝明华；韩建立；
清宫旧藏明代龙泉窑青瓷概论黄卫文；
明代宦官杨庆墓的考古发掘与初步认识邵磊；
江宁区博物馆藏明陈瑄家族墓志考杨李兵；
论台湾高山地区的史前聚落——以曲冰遗址为例陈仲玉；
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玉耳珰初探费玲伢；
古代辫发小考朱笛；
博物馆与公众龚良；蔡琴；
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融合——美国老史德桥村博物馆的实践吴相利；
《东南文化》订阅启事
叙事学视角下博物馆的媒介优势刘佳莹；
论汉代画像石的装饰图案设计郑立君；
徐州汉画像石与中国戏曲赵咏维；
国外磨制石斧石锛研究述评黄建秋；
佛教雕塑背光图像的象征意义封钰；韦妹华；
南京博物院藏民国文献述略奚可桢；
日文提要黄建秋；
韩文提要尹恩子；
关于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些意见——在“2009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的发言张忠培；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杜金鹏；
大运河作为文化线路的认识与分析陈怡；
隋唐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特点及保护方式初探——以安徽段大运河为例王晶；
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聚落发掘的重要收获顾筼；
马鞍山采石河流域区域系统调查初步报告张居中；杨玉璋；蓝万里；范方芳；汪吉吉；王娟；来茵；王乐天；夏冬青；江泽云；洛伊德；佘玲珠；戴玮；栗中斌；江晨；代诗宝；袁春荣；苗杰；王立新；
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良渚时期人骨微量元素的初步研究张全超；；翟杨；
江苏江都大桥窖藏青铜器夏根林；
苏州林屋洞出土道教遗物程义；姚晨辰；严建蔚；
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年代与族属析论徐少华；
江苏张家港市黄泗浦遗址的发掘顾筼；
越国贵族墓葬制葬俗初步研究陈元甫；
征稿启事
东晋宣城内史桓彝墓考辨杨恩玉；
南京滨江开发区吴墓出土“建衡元年”买地券补释张学锋；
六朝文化研究续议李良芳；胡阿祥；
宁杭城际铁路江苏段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顾筼；
从海上交通看中国与百济的关系周裕兴；
古物李济；
关于博物馆学研究对象的思考刘毅；
“湖熟文化”命名50周年暨纪念尹焕章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田名利；
上海世博会与工业遗产博物馆吕建昌；邱捷；
博物馆与青少年教育毛颖；
论岩画阐释中的多元视界杨超；
象数符号与上古岩画中的网格图案初探仲几吉；
略论中国山水画理论体系之嬗变李俊；
宋代绘画中的穷款、隐款现象研究李永强；
一个正在形成的考古学分支——读《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增订版)》李栋；
让文化景观遗产融入美好生活龚良；
中国文化景观的申遗策略初探陈同滨；
从遗产中的“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侯卫东；
六朝都城佛寺和佛塔的初步研究贺云翱；
南京麒麟铺石兽墓主问题研究补正杨晓春；
走马楼吴简所见“私学”考邓玮光；
《瘗鹤铭》金山本考识潘美云；
试谈南朝墓葬中的佛教因素韦正；
漫谈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方法——从安阳西高穴汉魏大墓的墓主推定说开去许永杰；
江苏句容春城南朝宋元嘉十六年墓肖梦龙；刘丽文；陈世华；王克飞；毕蓉；霍强；文茂秀；何汉生；翟中华；
福建泉州南安丰州发现两座六朝墓陈建中；范佳平；吕睿；蔡珊；谌礼刚；赵兰玉；黄伟；
也谈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的墓主和时代刘照建；边策；
孙吴佛教流传考屈大成；
数字水印技术在数字博物馆中的应用宗旸；
《南京百科全书》的编纂特点、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兼论地区百科全书的编纂及价值庄小军；邓攀；
“学术期刊·博物馆·文化遗产”论坛暨《东南文化》创刊25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纪要本刊编辑部；王霞；
《龙舟大神宝像图》考高文杰；
第一座外国名人纪念馆——崔致远纪念馆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董学芳；
如皋这个“中国长寿之乡”，一经中央电视台播出后，立即震惊海内外，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建设中的如皋港，如何抓住机遇，发扬地方特色文化，构建长寿文化产业，对推动本地的经济的快步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下面我从自然、人文、历史等方面论述长寿文化，从而切合实际地析出长寿文化产业的构建思路。
（1），如皋长寿文化与中华文化。文化即“以文化之”，以文来改变社会和自然，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可以分成很多类，诸如中华文化、民族文化、长寿文化、盆景文化、江海文化、饮食文化。论文格式。。论文格式。。每一种文化都凝聚着此文化的精神、灵魂、性格、习俗等精髓。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又离不开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社会环境，是人们在共同从事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
中华文化体现的是龙的协和性精神，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清代马彇<绎史>卷一引<无运历年纪>认为：盘古开天劈地，死后献出身躯，造福人类。“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为四极，五体为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作为开天劈地的创生神,龙是多种自然物象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是融合、协和、团结、凝聚的象征，是中华文化精神的载体。而中华文化的古老哲学就是将世界分为天地阴阳两极，《易经。系辞上》：“一阴一阳谓之道”，已经注意到事物的两面及两面之间的转化关系。易经里的“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龙跃在渊”“飞龙在天”说龙何时积蓄力量，又何时能够腾飞等，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过程。龙有一个从神物到皇权再到品德涵养和祥瑞和谐的体现过程，成为现代社会中华儿女腾飞、祥瑞、振奋、开拓的文化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婚姻、服装、雕刻、建筑等，民间有舞龙灯、坐龙船的习俗。
龙的精神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理性和早熟的特征，从盘古劈开混沌的阴阳世界看，《周易》和《老子》则是开启中华文化哲理智慧的钥匙。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可道，非常道”，有大道方有大德，德者寿，“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还提出“贵柔守雌”的道德规范，认为水是天下最柔的东西，但可以冲毁一切坚强的东西。这叫以柔克刚，太极拳的精神从此化来，成为养生的拳道。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来，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心思想是“仁者，人也”。仁者寿。以人为本正是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与天主教的“神文化”和印度的“鬼文化”是不同的。我国古代用来规范人与人的
“五伦”“十义”，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劈除被统治
者利用的工具外，在权利和义务上是有道理的，对社会和谐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
无论儒家的孔孟，还是道家的老庄，都主张和谐，中华文化讲究的就是人自然的和谐。人本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由儒道两种主导中华文化看，如皋长寿文化透出两点信息：一是尊老爱幼在如皋早成风气，即仁者寿；二是“天人合一”思想左右了如皋人的心态，渗透到如皋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与天同寿。
（2），如皋长寿文化与江海文化。南通地处长江下游和沿海的江海平原，江海文化代表了南通地区的特色文化。江海文化既有长江流域的源远流长，又有海般的博大精深。水具有鲜活和精深沉稳的特性，表现为文化浸润的内质性。同时浪花飞溅，激情澎湃，张扬个性，表现为文化骨胳的外显性。中国河网密度最高的是长江三角州，江海平原上的城市是水流出来的骄子，江河雕塑了美丽的江海平原。江海平原地处黄淮与长江及东海的交汇地带，有过多次的海陆变迁，人们与水沙交往深厚，对百川归海、细流与博大、水流如血管、一路滋润、生命之源等文化情有独钟。
江海平原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南北中心地带，文化上的最大特点是兼融性历史上，战争迫使人口流动此地是重要因素，如公元473年，越灭吴，向北移民，形成吴文化北上的趋势。晋时战乱频繁，北方人口又南迁，必定南北文化相遇。这里举个例子，福建永定县的土楼，上百户人家住在一栋楼里，里一层外四层的巨大的团楼，都是战争南流的客家人，他们住在一起，易守易攻，对付外来势力。那么，江海平原历史上，流离失所的人们，更是向往社会的和谐、安定、融合是可想而知的。江海文化兼融了中原文化（特别是齐鲁文化）和吴文化（即良渚文化）的优点，形成了兼融互补的开放性文化。
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工具上的三角犁、半月形镰刀，至今江海地区还能见到，上世纪大量使用，现在多被机械化代替。植物上表现为水稻、蚕丝、菱角、葫芦等。齐鲁文化（大汶口文化），农业以种植、饲养猪最为发达，鱼盐业也很重要，水井大量使用，酿酒、纺织是手工业。
由江海文化的特点看,如皋长寿文化透出追求安逸、涵养兼容的信息，从而渗透到饮食、起居等生活的各个方面，慢慢显示出独特的长寿文化来。
（3），如皋长寿文化与自然条件。如皋的自然条件对长寿文化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土壤和气候两个要素上。
先说土壤，如皋是江海平原上有名的高沙土地带，是战争年代'苏中七捷'的主战场和革命老区。地质学家认为“由废黄河下游及淮河下游泥沙冲击摆尾形成的”。沿长江一线，多为水中陆洲变迁而成。如皋可谓“百川归沙”。高沙土是一种干粉型的细沙土，特点是漏水、贫瘦、高低不平。旱作物产量低，过去是南通地区最贫的县。谚语：“一场大雨泪汪汪，三日无水尘飞扬，有女莫嫁高沙土有儿他乡做新郎。”解放后，如皋人民提出削平高沙土的口号，开民河、修渠道、筑鱼塘。。。改变了高沙土的面貌。论文格式。高沙土的种植以杂为特征，有一年十八谷之称：大麦、小麦、元麦、高梁、荞麦、大豆、绿豆、豌豆、蚕豆、玉米、花生、山芋、萝卜、甜菜、芝麻、赤豆等，经济价值不高。自如皋长寿之乡发现后，中国微量元素学会对其土壤及农作物进行化验分析，惊奇的发现：河流冲击物的土壤含有多种矿物质，使果疏含有多种有益元素，让人体细胞免受氧化损害，保持免疫力。主要是镉、铅、汞含量极低，而硒含量极高。植物学家惊奇的发现如皋的土壤尤宜银杏树的生长。来到如皋您会发现家家有种银杏树的习惯。儿时就知道，九华镇赵家村有银杏树围径可放18辆独轮车的事实。神奇的高沙土给如皋长寿文化透出的信息就是：土是长寿文化的金元宝。
再说气候,如皋位于北纬32C，为亚热带湿润气候，年平均温度14C左右，气候温和，舒适宜人。年降水1056毫米左右，雨水充沛，空气清新。需要强调的是，它的理想的人居之地是人长寿的自然基础，只是因素之一。也就是说世界人居理想的气候的地方很多，但并不都是长寿之乡。如皋与广西的长寿之乡巴马相比，情况不一样。巴马在山区，是封闭的自然环境，用天然氧吧来调节城市的喧嚣，开发长寿旅游文化。如皋在平原，是非封闭性的自然环境，树木沿河网格状覆盖，圈起网格状的绿色农田，又多一层网格状的
河流环绕，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然景观。奇妙的是，如皋人同时把花卉盆景的氧吧搬进室内，净化现代社会的空气。如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花卉盆景之都”，是华东地区最大的花卉盆景基地。这就说明，如皋长寿文化不仅只自然的，而且是人文的、历史的、开放的、社会的。诸如如派盆景、哨口风筝等艺术形式不是一天形成的，也就是说如皋人民的艺术审美情趣不是一天就有的，审美愉悦是人的健康长寿重要因素，所谓书画长寿，道理是一样的。如皋长寿文化的这种非封闭的自然性、沿海平原的唯一性、人文情怀的深厚性，对当今社会有着更大的指导意义，对如皋长寿文化的开发有着更广阔的空间。
（4）如皋长寿文化与历史价值参考。一个非封闭性中国长寿之乡，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支撑，是不可能的。恰恰它就是长寿文化的精髓。如皋长寿之乡是有历史的，散落在城乡的百岁坊、百岁庄、百岁巷、百岁桥、百岁渠等文化遗址说明了这一点。还产生了许多长寿名人，如三国大司马吕岱97岁，北宋教育家胡爰85岁，清代文学家袁枚109岁。。。甚至有徐神翁列八仙、乐子长奇遇得道的神话传奇。与长寿有关的民俗如过百路、千家米、百岁碗、也随之反映出来。再看2003年的调查：145万人口，百岁以上有251人，90岁以上有4000人，80岁以上有40001人，平均75。5岁。联合国标准为百岁0。75/万人，比之多5。5，比联合国确定的发展中国家63岁的标准多11。5，调查说明长寿之乡是一个长寿历史的延续过程。下面列举几个如皋民间谚语：“鱼在锅中颠，全靠出水鲜。”是说鱼米之乡，水网密布，鱼讲究现捞现蒸。“饱时不忘饥，一干和二稀。”是说饥饿养生，每天以一顿干饭为宜。“掺儿米打了底，吃了能活九十几”如皋以产杂粮吃杂粮著称。“麦见黄，冷蒸尝。”用青麦仁做成的食品。“麦上场，焦雪尝。”用新麦仁先炒后磨份，再调成食品。“鱼上火，肉生痰，豆腐青菜保平安。”“如皋人好奇怪，春来田间割野菜”要数母鸡头菜家家都有。“秋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如皋特产养生萝卜，如皋萝卜干以香甜嫩脆早就名著九州。从如皋传世的三大养生专著《食暜》、《寿世秘典》、《秦定养生论》看，如皋菜系是集淮扬菜、鲁菜和江南苏菜的优点，以养生为核心而形成的淡、杂、鲜、野的四大地方特色。“家有一老，胜过一宝。”是说孝敬老年人成为习贯。“人穷露肉，村穷露屋。”是说对环境养生的关注。“美不美不要紧，只要家中有盆景”是说如皋人的审美情趣和养生心态。“田野不烦躁，手拉风筝听口哨”是说放如派哨口风筝的快乐。“平安求福，自然生寿。”是说天人合一。“八十小弟弟，九十不稀奇，百岁古来稀。”“水长流，树长绿，人长寿。”“横喂萝卜竖喂浆，出得猪肉生奇香。”是说如皋特产萝卜山芋，山芋藤里有浆，对人体有益，用它喂猪，人吃此猪肉特别养生。如式肉松、火腿、香肠为何获国际金牌，是其原因之一。透过如皋的几只谚语，我们看到如皋长寿文化不是单一的，有着深厚的文化底韵，广泛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以上简要分析了如皋长寿文化与自然、人文历史的关系。那么，如皋港作为建设中的新型港口城市，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将如何构建长寿文化及长寿文化产业呢？于是，我作了如下思考：
A利用开放口岸和世界少有的奇特的土壤资源优势，在WTO的世界市场体系中，主打几种世界长寿文化产品名牌，最终将此建设成为世界长寿产品的生产、加工和出口主要基地，完成沙土变黄金的伟大革命。
B利用如皋港十分发达的海陆交通通道主打长寿文化生态旅游业，重点开发以淡、杂、鲜、野为地方特色的如皋长寿文化养生饮食业。同时，整顿规划江道河港，建设江河网状结构的与饮食文化配套的垂钓休闲型绿色生态系统。
C将长寿文化资源纳入港城建设规划体系中，形成将古典与现代结合、突出地方特色个性的的市容文化景观。
D在构建地方特色文化艺术的同时，主打特色长寿艺术，形成一系列长寿文化艺术产业和纳入各个系统的长寿文化事业。
与此相对，还存在一条反向的文化传播之路，即中原玉文化建构所需玉料资源自西向东的传播。考古发掘表明，中原地区缺少玉矿资源，中原地区以南的河南南阳地区虽有独山玉矿，远古时却很少为中原文明玉礼器生产所使用。从二里头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量玉器标本看，只有一两件玉器能够确认是用独山玉制作的。受到这种物质条件的限制，使得距今7000～5000年前中原地区影响力最广大的仰韶文化都不能像同时期或稍晚的中原以外文化——如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那样，发展出规模性的玉礼器生产传统。迄今见到的仰韶文化玉器大都属于玉制的工具或小件装饰品等。直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临汾下靳村和芮城坡头村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以玉璧、玉琮为代表的大件组合性玉礼器体系，方才第一次登场中原地区。随后又有更加成熟多样的玉礼器体系出现在中原腹地——距今3700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玉器，使得50多公分长的大玉璋和60多公分长的大玉刀首次在中原的国家政权所在地登场，并通过二里头文化的承上启下作用，建构出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的玉礼器传统。
二里头玉器生产的玉料来源是怎样的？专门研究二里头玉器的学位论文《二里头文化玉器的考古学研究》认为：“二里头遗址附近并无玉矿，制作玉器的玉料需从远处输进。”但是，究竟从何处输进的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山西襄汾陶寺文化玉器的材料来源，以及临汾下靳村墓地和芮城县坡头村墓地的玉器材料来源。有一点大致能够推测的：五六十公分以上的玉礼器制作需要耗费相当大体积的优质玉料，目前看来，惟有甘青地区出产此类玉料的可能性最大。1974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梯形四孔玉刀，长54厘米；2002年，青海喇家遗址出土齐家文化三孔大玉刀，虽已残缺，仍有33厘米长，推测全长达66厘米。这表明甘青地区出产的所谓“祁连玉”材料，真正具有供应大件玉礼器生产的充足条件。如果从鉴玉的感觉经验看，二里头和陶寺玉器（包括下靳和芮城的史前玉器）原料，从色泽和纹理特点上确实近似祁连玉。
陶寺遗址的发掘者之一、考古学者高炜分析指出：陶寺遗址墓地已发掘的1309座墓中，共发现有随葬玉石器的墓200多座，各类玉石器800多件。据中国地质科学院闻广教授做的矿物学鉴定，其中真玉（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软玉）有98件，占比不到1/10；半玉和假玉（似玉美石）439件，约占半数，包括大理石、蛇纹石、滑石、白云母，石英岩、绿松石等。从玉料来源看，环顾晋南地区及黄河中游地区，迄今未见出产软玉的报道。关中的蓝田玉是蛇纹大理石，南阳独山玉是黝帘石化的钙长石。陶寺用玉的产地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中原玉礼器生产的原材料来源悬而未决，但是有关中原玉礼器形制的和攻玉技术的来龙去脉却有较为明确的文化传播论观点：来自山东大汶口文化和东南方的良渚文化，在玉礼器器形上影响到陕西关中的龙山文化以及甘肃齐家文化。高炜的判断是，在可判明的陶寺文化早期墓葬中有钺，但迄今未发现璧、琮。比较可靠的说法是：玉璧大量出现并用于随葬；琮的出现，是陶寺文化晚期（公元前2300年以后）的事，尚无明确证据能再提前。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关资料表明，全世界文化创意产业每天创造220亿美元的价值，并且还在以5％的速度递增。杭州在 《杭州十大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05- 2010 年） 》 中提出 “创意产业” 要成为 “杭州文化的支柱产业”，并建立了创意产业园区，综合实力已排名全国第五位。
一、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现状
（一）发展势头良好
据初步测算，2008年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579.86亿元，按可比价计算（下同），增长17.6%，高于杭州市GDP增速6.6个百分点，高于杭州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速3.8个百分点，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杭州市GDP的比重达12.1%，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3.2%。
（二）以产业园区为依托
以产业园区为依托，促进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杭州确定将西湖创意谷，之江文化创意园 ，西湖数字娱乐产业园 ，运河天地文化创意园，杭州创新创业新天地， 创意良渚基地 ，西溪创意产业园 ，湘湖文化创意产业园 ，下沙大学科技园， 白马湖生态创意城等十大园区作为主平台，推动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集群发展。如果说“LOFT49”的出现，让我们感受到了杭州城市一隅的神秘气息，明白了什么是文化创意产业，那么如今西湖创意谷、之江文化创意园等十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加快建设，将有力推动杭州成为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
（三）产业分层发展
以文化艺术、信息服务、设计服务和咨询策划为主要摘要内容的相关层，2008年实现增加值354.94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全部文化创意产业的61.2%。硕士论文，问题。硕士论文，问题。
（四）文化创意活动日益丰富
2008年，杭州坚持以“五个一工程”建设为龙头，精心策划和举办西湖博览会、中国国际动漫节等重大文化创意活动，大力推进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旅游文化、广场文化建设，不断营造鼓励创新的氛围，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切实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融资难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部分产业和公司效益下降，普遍出现不同程度的资金紧缺和经营困难，大量减少了在现代传媒业上的广告投入，同时，由于纸张、采购节目、工资等成本上升，以广告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现代传媒业2008年增加值增幅比上年下降19.5个百分点。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两大主要媒体营业利润增幅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全年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和国内游客人数的增幅分别比上年下降8.5和1个百分点；旅游创汇增幅和国内旅游收入增幅分别比上年下降7.3和3.9个百分点，导致杭州市文化休闲旅游业增加值增幅比上年下降7.4个百分点。解决文化创意企业融资难问题迫在眉睫。
（二）部分创意产业政府保护严重，竞争能力不强
与广播电视业不同，出版业作为一种垄断性资源，不是依靠广告盈利的，而主要依赖财政补贴，因此，长期以来地方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相当严重。目前杭州市的出版单位的性质、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各不一样，上级主管部门也不同，各主管部门之间还存在复杂的级别隶属关系，要进行全面整合，以达到资源充分利用的目的相当困难。各单位产业市场化发展意识不强，把出版业当作安排冗余人员、的“后院”，读者意识、市场意识淡薄，经营效益低下。又如，杭州数字电视近几年遭到市民垄断非议，人们在安装电视时，别无选择。
（三）缺乏创新创意人才
文化创意产业需要有创意天赋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的投入。有创意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这就意味着文化创意产业必然在高素质人才集中的地方蓬勃发展。从目前从业人员构成情况来看，杭州文化娱乐业从业人员3.47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9682人，只占27.9%，而专业技术人员中，中高端人才只有10%。文化创意类毕业生中，真正能发挥创意作用的很少，中高端创意人才缺乏已经成为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瓶颈。
（四）法律保护存在漏洞
文化创意产业是资本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其产品创作成本很高，一部电影的拍摄往往耗资几百万元以上，一张唱片的录制与发行耗资百万元以上相当常见。但文化创意产品复制的边际成本却很低，而且易于复制、传播、修改。因此，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难度加大。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是文化创意产业良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如何填补这一法律漏洞，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硕士论文，问题。
（五）休闲娱乐场缺乏层次感，特征不鲜明
杭州大大小小的娱乐休闲场所较多，但各场所缺乏层次感，特征不鲜明。如杭州的宋城、杭州乐园等都是综合性的游乐场所，差别不大。各文化休闲项目处于分散的、浅层次的、粗放式的阶段。我们应该根据人们生活水平，分设层次不同的休闲游乐场所，同时，根据杭州游乐人士追求个性的特点，设立多个个性鲜明的游乐场所，改造现有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现代意义上的创新性休闲娱乐项目。
（六）产品科技含量低，知名品牌少
与工业制成品等相比，文化产品更需要科技创新，也需要创立自己的品牌。文化产品科技含量提高，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还赋予了产品独有的特征，在一定时间段内，形成垄断优势，赚取丰厚利润。文化产品一旦有了自己的品牌，其知名度要比有形产品大，而且品牌的盗用情况会比较少见。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文化创意企业本身缺乏创新意识和经营意识，文化产品科技含量比较低，知名文化品牌很少。许多文化产品加工手段粗略和制作水平不高，个性化文化产品很少，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低，文化产品供给跟不上人们对文化产品的个性化需求。
三、促进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建议
（一）加强文化传创意产业的集群发展与规模效应
产业集群化发展是当今产业发展的趋势之一。作为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其较强的产业融合性决定了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整合各种资源，集群化发展趋势非常明显。硕士论文，问题。如美国闻名于世的曼哈顿“苏荷（SOHO）艺术聚集地”、好莱坞影视娱乐业及群等，都是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范例。
（二）注重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打造优势品牌
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杭州要着力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品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硕士论文，问题。要深入研究如何把高科技引入文化艺术领域，开发新产品，从而加大文化产品的高科技含量，使高科技和人文、艺术进行完美的结合，开辟出文化创意产业的新天地。
（三）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专业人才的培养
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杭州要着力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品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和新产品开发。要深入研究如何把高科技引入文化艺术领域，开发新产品，从而加大文化产品的高科技含量，使高科技和人文、艺术进行完美的结合，开辟出文化创意产业的新天地。
（四）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文化产业政策法规
首先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营造一个有利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硕士论文，问题。二是要制定严格的准入制度，以避免某些文化创意产业仅仅是冲着政策的诸多“优惠”而不是产业本身的问题。三是要加大文化执法力度，坚决清除腐朽的、有害的“文化”、“文化垃圾”。同时，对现有的文化产业要加大扶持力度，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做好产业园区周边环境的改造等服务，妥善处理好房屋产权人、开发商和创意产业人群的利益，为企业成为创意产业集聚区市场运作的主体打开了通道
参考文献：
[1]翁旭青.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理论及影响因素研究[J].北方经贸,2010(4).
[2]翁旭青.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实证研究[J].北方经济,2010(3)
[3]高红岩.创意产业面临的统计问题与对策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7(5) .
[4]朱英明.产业集聚研究述评[J].经济评论,2003(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