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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北农业发展的现状
1.1农产品产量，有增有减
表1反映了湖北主要农产品中的棉花、肉类、水产品产量呈增长趋势，特别是肉类与水产品增幅明显；粮油产量则呈下滑趋势。由此可见，随着城乡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初级农产品的需求趋于平稳，而水产品和肉类需求增长较快，在价格杠杆的作用下，农业资源的投入出现了转移，表明市场经济对农业的影响在逐渐加强。
1.2农业总产值，全面增长
2002年湖北农业总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为752.01亿元，比2000年增加36.36亿元，增长5.08%，平均每年递增2.93%。其中，种植业产值为383.69亿元，同比增加11.15亿元，增长3.00%，平均每年递增1.49%；畜牧业产值为220.74亿元，同比增加15.59亿元，增长7.59%，平均每年递增3.75%；渔业产值为126.11亿元，同比增加16.62亿元，增长15.18%，平均每年递增7.32%，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种植业和畜牧业。具体比较见图1。
1.3农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
2002年湖北农牧渔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97.16%，比2000年提高了1.14％；图2表明，农牧渔林的产值比重由2000年的52.06∶28.66∶15.30∶4.00调整到2002年的51.03∶29.36∶16.77∶2.86。具体趋向变化如下：一是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产值之比由2000年的38∶62调整到2002年的33.2∶66.8，表现为粮食作物产值下降，经济作物产值上升；二是水稻、油菜、茶叶、水果、牲猪的优质品率分别为40%、90%、58%、52%和55%，所占比重分别比2000年提高了32、10、8、7和7个百分点，表现为主要农产品的优质品率逐年提高。
1.4农民年人均纯收入，逐年增加
图3显示，近几年湖北农民年人均纯收入逐年增加，2002年全省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444元，比2000年增加175元，增长7.72%，平均每年递增3.79%。虽然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依然偏低，但年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对于湖北农业与农村的经济发展将具有深远的影响。
1.5农业机械化水平，逐年提高
2002年湖北农机装备总动力为1557万KW，比2000年增加143万KW，增长10.12%，平均每年递增4.94%；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达56.5%，比2000年提高7.7％；农机经营服务总收入为78.40亿元，比2000年增加6.11亿元，增长8.5%，平均每年递增4.2%。这是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发展过程的真实反映，也是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必然结果。
1.6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快速发展
湖北2002年底具有一定规模、不同所有制形式、不同特色、特点、不同经营方式的产业化龙头企业有2400多家，比2000年增长60%，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14家，上市企业2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82家；全省龙头企业2002年实现销售收入710亿元，比上年增长9%，上缴税金40亿元，增长10%，利润增长8.5%。说明龙头企业在推动农业产业化、拓展农业优势产业和带动千百万农民致富奔小康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领跑作用。
1.7农业发展质量，稳步提高
湖北农业生态环境近年逐步得到改善，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具体表现为：工业“三废”污染和农业生产的二次污染逐步得到有效控制；种植业、养殖业等重大的病虫鼠害得到有效预防和遏制；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基本控制在最低限度；农业科技创新和农技推广体系、农产品技术质量安全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农政执法体系、农业信息体系、农产品市场等五大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有所加强，其服务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2湖北农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农业投入不足，基础建设滞后
一是政府对农业投入长期一贯制，国家投入的农业基本建设项目中的地方配套资金一般难以到位，农村经济发展资金短缺和组织引导不力，农业生态环境整治、农业科技创新和农技推广体系、农产品技术质量安全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农政执法体系、农业信息体系、农产品市场等基础性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导致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劳动生产率落后，一遇上大的自然灾害就减产减收，因此湖北农业抗风险能力仍然不是很高；二是农产品的利润率缺乏应有的吸引力，农业和农村投资环境不容乐观，农业内部积累资金包括外来资金流向农业生产的资金转化率偏低，农民多年的农业生产积累起来的微薄积蓄与劳务经济流向农村的资金多数形成了新房、摩托车和婚嫁费用等消费型资金，而用于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则极为有限，由此形成了低收入超前消费低水平生产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三是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改革开放步伐缓慢，农村投资融资渠道不多，农业引进民间资本、省外资本、国际资本和吸纳地方财力投资服务“三农”的公益性、社会性和示范性的农业基础性设施建设有限，农业投资项目的影响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等力度弱、数量少，农产品出口创汇生产基地的规划建设与引导不够，湖北农产品的出口优势基本没有发挥出来，从而与农业生产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市场化发展需要的差距仍然较大。
2.2农民素质不高，思想认识保守
改革开放以来，湖北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农业生产力水平稳步提高，但仍然只是一个农业大省而不是农业强省。由于湖北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的生产组织形式未有重大突破，特别是农民素质不高、思想认识保守、科技水平低、生产规模小和分散经营，导致农民收入增长一直在低位徘徊。通过表2、表3的分析表明，农民收入高低与农民文化素质、农业人口结构比例有着直接的关系。农民素质状况、户主文化程度与其家庭人均纯收入密切相关，计算其相互关系数为0.7827，户主文化程度为高中的，其人平纯收入为2342元；初中、小学及文盲的，其人平纯收入分别为2110元、2035元和1890元。随着湖北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则主要依靠其知识、技术、信息和资本集约的结合，依靠农业和农村经济体制的创新，尤其要依靠一批思想开放的高素质农民与能够发挥其特长及知识技术价值的市场经济环境。
2.3市场信息不灵，销售渠道不畅
信息和销售渠道是农产品走向市场、获得经济效益的桥梁与纽带，市场信息不灵、销售渠道不畅是湖北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农民要想提高收入，就要按照市场动态选择产品品种生产来满足市场需求，就务必有新的知识来源和灵敏的市场信息，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市场调查，因地制宜地选择有经济效益的农产品新项目，减少盲目生产引起的农产品滞销等；二是为现有农产品寻找市场销售渠道。由于农村公益性、社会性的农业基础性设施建设普遍滞后，农村平均经济水平仅为城镇平均经济水平的1/3，网络用户的普及和应用也主要在城市，城市普及率为农村普及率的740倍，农民用户仅只有0.3％，因此农村经济市场信息化的装备水平普遍不能满足要求。即使是最低水平的农村经济市场信息化也至少要求在乡镇一级设置相关机构专门从事信息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这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较高，而在湖北农村很多地方则大多缺乏符合要求的当地信息化人才。所有这些因素，均加大了农村经济市场信息和农产品销售渠道的沟通难度。
2.4农产品质量不高，加工增值率偏低
湖北农产品质量不高和加工增值率偏低，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农业生态环境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目前农村千家万户搞农业生产，为了提高产量和防止病虫鼠害，农药和化肥的施用量与日俱增，而施用的数量、结构、时间却很难把握，加之城镇生活垃圾、污水与工业“三废”乱倒乱排等，均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二是种子、种苗、种畜禽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农产品种子、种苗、种畜禽多、乱、杂的现象仍然未有大的改观；水果、茶叶、畜产品生长周期长、良种繁育滞后，品种质量不高，农业生产经营分散等，增加了优良品种的更新难度；水产品生产依然以四大家鱼为主，名、优、特、稀水产品生产、良种繁育与推广等严重滞后。三是质量安全技术标准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入世”后，我国必须覆行《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简称SPS协议），国际上对农产品的无害化和安全的要求十分严格，而目前各地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标准仍以国标为主，与国际接轨的国际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四是加工转化增值能力弱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当前湖北农业初级原材料生产比重大，依靠农产品精深加工转化增值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低，农产品附加值少，农业结构不合理，农产品加工严重滞后等，既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效益的提高，又制约了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产业带的形成和农民收入的增长。
2.5农业组织化程度低，生产经营规模小
一是农业合作组织法律地位不明确，内部管理不规范。当前湖北乃至全国均未出台与农业合作组织相关的法律、法规，导致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成立、登记注册、解散和组织的性质、宗旨、服务均无法无规可依，合作组织内部缺乏具体的议事、监事、财务管理等制度，造成法人主体地位不明确，组织机构不健全，决策不民主，会（社）员的合作意识不强，只愿利益共享，不愿风险共担，从而影响了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稳定发展。二是农业合作组织的生产经营规模小，带动能力不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绝大多数自身经济实力不强，10人以内的生产经营规模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组织合作的服务功能偏弱，多数只是起到单一的生产合作作用，很难实现“产供销、农工贸、产学研”一体化的目的，更谈不上按照国家、国际产品质量标准进行生产经营和运用WTO规则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具有较强的龙头带动能力。三是农业合作组织会（社）员的综合素质不高，专业人才缺乏。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民带头人中懂技术会管理、市场开拓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不多，大多数适应市场经济的意识不强，综合素质不高，对现代农业生产新品种的种、养、加模式技术掌握有限，缺乏按市场经济规则组织生产经营和应用现代管理技术从事策划管理的能力。
2.6农业土地细碎化，生产经营分散化
当前湖北农村基本与全国一样，除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外，单个的农户特别是边远地区农户仍处于农业生产的主体地位，普遍实行的是。农村土地资源一般按家庭人口、土地肥力、居地远近分配给农户。农户在履行协议即交足契约中暗示的租金后，可以卖掉剩余产品或留作家用。虽然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刺激了每片农地的利用，但耕地的分块也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商品量少、效益低下，促成了小而全自然经济的自发维持，其基本农业生产方式是目前农村小农经济存在的主要原因和现实基础。即使某个农户家庭规划实施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在土地面积足够的情况下,也会因为土地分散,其基础设施配置和生产经营管理上的困难而不能实现其专业化和规模化。所以要解决湖北的“三农”问题，就必须从解决农村家庭仍然是现时期农业生产主体———数量最大群体的生产经营方式问题入手，改变目前农业土地细碎化和生产经营分散化的不利局面，加大土地合理有效的流转速度，加快扩大适度规模的经营步伐。而且在政府的农政执法体系框架内将农户现有的责任田重组,属于农业资源内部的合理调整和配置,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和见效期短,投入小的特点，不象资本投入那样具有长期性和较大的风险性。
参考文献
1湖北省统计局．湖北统计年鉴（2000-200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3
华北地区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认为出现于两汉，形成于后魏[1]。也有人认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时期才形成一种基本的耕作制度[2]。其实，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终未能成为华北的种植制度的主要形式。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说：“凡田，来年拟种稻者，可种麦。拟种棉者，勿种，……若人稠地狭，万不得已，可种大麦、裸麦，仍以粪壅力补之，决不可种小麦。”很明显，能够种植水稻、棉花的地区，是华北平原气候、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带。然而据王象晋所说，二年三熟制尚不普遍，其实行的障碍是肥料问题。
华北地区的自然条件远比南方差，农民很难以自己的土地以外获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华北的社会条件—商业性农业不发达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们购买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为了解决肥料问题，北方农民创始了绿肥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套种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骥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可见，在那时为了解决肥料问题，是以牺牲一熟为代价的。
华北地区实现二年三熟的另一个障碍是劳动力问题。这一问题可从明代耿荫楼在农书《国脉民天》中提出的“亲田法”得到说明。耿荫楼在天启、崇祯年间在山东临淄、寿光做知县，他认为：“青齐地宽农惰，种广收微。”耿荫楼还认为，一户人家是种不了百亩耕地的。耕作时，应把其中的八十亩照粗放经营方式耕种，其余二十亩则精耕细作。如果年成丰稳，这二十亩的收获必比粗放经营的八十亩高出数倍。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王家宾《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户三十万，耕地为十三万六千顷，以户量地每户平均45亩。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地区。以万历六年（1578）为例，北直隶每户平均耕地为115.79亩。河北与北直隶接近，为117.14亩。山东为45亩[3]。这些省的户均耕地面积都或等于或超过青州，自然都属于“种广收微”的粗放经营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的种植制度的。
此外，从人地关系的发展来看，当农民还有大量垦殖荒地的可能性时，是不会以实现二年三熟来提高复种指数的，而明代的情况正是这样。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转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话说，河南各府中开封、汝宁、归德、南阳等府，明初因荒芜严重，税粮最轻，经过多年垦辟，“各府之荒芜，皆尽开垦”。北直隶各府的土地，根据《畿辅通志》卷三十二亩赋志所载数字累计，万历年间实丈亩数是492，564顷。比弘治十五年净增222，859顷，增长了八成[4]。山东各府耕地增长的全面情况资料不足，从兖州、东昌两府看，其耕地的增长亦属可观。兖州府辖济宁州，旧额粮地4000余顷，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郓城县耕地增长，根据崇祯年间县志记载，嘉靖年间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华北地区耕地面积增长如此之速，而未垦荒地尚多。嘉靖《山东通志·风俗篇》说，明朝“承平百余年，休养生息，济、东、兖颇称殷庶，而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说明华北地区垦殖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较多的劳动力流向垦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劳动力更加不足，只能实行粗放经营，根本谈不上实行二年三熟的种植制度，提高复种指数。
[1]万国鼎：《农史文献中所见的农作制》，《中国农报》，1962年第2期。
[2]闵宗殿、董凯忱、陈文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简史》第109页。
[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32，明洪武、弘治、万历三朝每户每口平均亩地数。
[4]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发展
雍乾之际，二年三熟制开始在华北发展起来。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华北已较为普遍。在《宪庙朱批谕旨》中有大量关于直隶、河南、山东“收获之地布种二麦”以及“麦收之地……耕犁布种晚谷秋豆”[1]的记载。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展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种麦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够在田间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麦。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复种组合中不能不以小麦为主作物，然而再根据麦收之后积温的多少与生长期的长短来搭配其他作物。因此，华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决于种麦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间，华北各省大力提倡种麦，如“直隶各州县凡高阜之处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种冬麦，比旧甚广，滋长发生，青葱遍野。”[2]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州县“种二麦者十居八九”[3]。“东省农务麦田最关紧要”，“各属种麦甚广”[4]。至于河南，“产量唯二麦为最广”[5]。清政府鼓励农民种麦，是和推广二年三熟制联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农司奏请饬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亩只令种麦时，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驳斥：“地脉肥瘠不同，其播种所宜应听农民相地土之宜自为布种，可两熟者，农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强之再种”[6]。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经相当彻底了。
其二是肥料问题的解决。为了解决肥料不足与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农民采用了以粪肥代替绿肥的办法。粪肥的应用同人口的数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768-1968）》一书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兴府施到地里的粪肥，恰好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南的同一数值相同。那时候，该府人地比率也与三十年代整个华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区，施用粪肥的数量要少得多。”《致富奇书广集》曾说“北方不能用（人粪尿）”，实际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广人稀，而人粪尿来源不足，才得不到相应的重视。这种情况到清代中期才大为改观。十八世纪刊行的北方农书《知本提纲》把肥料分为十类，把人粪归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绿肥归为一般的最下等。当时山东农书《农圃便览》也有“人粪为上”的提法，可见，这时人粪已取代了绿肥的地位。北方农民还大力饲养畜力牵引大型化所必须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来获得大量的畜肥。我们从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书》中可以了解到，山东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从铺满地砖、深达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产出大量被称作“池发粪”的肥料，随着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质就更明显了。养猪也大量地发展起来。据蒲松龄《农桑经》可以看出当时山东流行地主强迫佃农养猪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随着人口增加而来的人粪的增加，解决了华北肥源不足的问题，使华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发展起来。
其三是人口的压力。清代的人口问题自康雍之际已见端倪，但真正因人口问题而造成经济压力，还是在乾隆以后。从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隶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净增175.16%；山东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净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净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却分别降至7.01亩、7.6亩和10.16亩[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剧减造成了粮食供给不足，粮价不断上涨，驱使农民大量开垦荒地。但是，靠垦荒来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为减缓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减少也为实行二年三熟制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条件。顾炎武在《日知录集注》水田注中说：“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亩。”蒲松龄著的《农桑经》也说：“大约春秋田三十亩，必用一人。”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8]中以此作为精耕细作、兼收倍获的标准。按每户七口二丁计算，至此，直隶、山东、河南都达到和接近了这个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东巡抚岳睿奏折，《宪庙朱批谕旨》第15函，第5册，第32页。
[2]《宪庙朱批谕旨》第13函，第6册，第10页。
[3]同上，第12函，第3册，第3页。
[4]同上，第15函，第5册，第32页。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6]《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211，第9页。
[7]《清朝文献通考》卷4，回赋4《田赋之制》卷19，户口1。
[8]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11页。
二年三熟制的分布及作物搭配
雍乾之际，华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异，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实行一年两熟制外，其余地区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种高粱或棉花，秋后种麦，来年麦收后种豆或晚谷，周而复始。在作物中，除小麦外，“高粱为盛”，这是因为河南地属平原，夏季多雨易涝，“唯高粱质粗而杆长，较他谷为耐水，故种植者广”[1]。又因为黄河流经河南，两岸堤长工险，每年抢险都用秫秸（高粱杆），向民间征用较多，因此农民普遍种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东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坡地（俗谓平壤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俗谓污下之地为涝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种子……，麦后亦种豆”[2]。作物除小麦外，以豆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麦后种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龄（山东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农桑经》和丁宜增（山东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农圃便览》中都有“赶雨种豆”，“且割（麦）且种”的说法。山东种豆较多，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师官兵牧养马驼需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山东和江南相邻，“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粮食”[3]。河北在华北三省中是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主要是受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影响。一般来说，保定以南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区，水土条件较好，而“农工亦周到”。其他地方，特别是河间、天津、顺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碱，“农工亦苟简”。所以不同地区之间单产高低很悬殊。南部地区较高，北部地区则处于低而不稳的水平。如河间府河间县，“地鲜膏腴，竭终岁之力，收入颇寡，履亩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庆有年矣”[4]。永平府滦州“不知水利，旱涝皆听于天，计丰岁所收，每亩不过四五市斗”[5]。至于偏远的山区，产量更为低下，易州广昌县在七月即已降霜，该地主要在清明时种麦、豆和五月种粟等作物，即使是丰年，每亩产量也不满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区天气较冷，土壤条件差，作物的生长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为特别种麦需肥多，种植期长，产量低，所以种植较少；而杂粮因为生长期短，适应性强，产量较高，种植较多。因此，河北是华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较差的地区。直到民国时期，二年三熟制尚不完全普及。如三河县“有一地纯种一谷者”[7]。河北的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谷子、高粱和豆类。其中小麦、谷子占有较大比重。“土俗谷雨种谷，小满中黍稷”[8]。“麦既登场……，或以种豆或以种禾”[9]。种的禾名叫“六十日还家”，看来是生长期较短的作物，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
实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首先，从经营效益来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种轮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北方各省，农产种类极多……，凡是充分利用这些不同作物轮植的地方，上等土地无须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获”[10]。在河南、山东的二年三熟地区，其基本轮作复种方式是：麦—豆—秋杂，这是豆类作物与谷类作物的轮作复种。在这种二年三熟的轮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对维持土壤氮素平衡，保证轮作周期粮食的总收量来说，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强大的固氮能力，据文献记载，通过种植大豆能为每亩土壤积累氮素20斤，相当于硫酸铵100斤，或粗肥1万斤。但大豆成熟期晚，不宜直接种麦，经冬闲之后，加强土壤养分的矿化作用，然后种植春谷或高粱，能够增加产量，而且，二年三熟制是以小麦为主作物的，“通常麦价高于粗粮价格一倍”[11]，经济效益远较单种杂粮为优。同年，还可以种高粱、豆类、谷子，解决饲料、燃料等问题。
其次，从劳动效益来看，实行二年三熟制的地区劳动期较长。从蒲松龄的《农桑经》和丁宜增的《西石梁农圃便览》来看，劳动期都在十个月左右，一年间的农活分布，是较为平均的。而一年一熟制的地区一年中最忙的时间只有十几天，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较多。而且，二年三熟制的轮作换茬方式及其相应的作物布局，可以使春耕秋耕交替进行，使劳动力、肥料得到合理的调剂，便于实行精耕细作。农民通常是把自己的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雍正十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在奏折中描述了河南人民把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情况：“豫省民俗大率广种秋麦，并无余地留种春麦。间有未种秋麦地亩，皆留以播种早黍、早谷、芝麻、高粱等项”[12]。乾隆十年，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中也做了类此的描述。直到清末，《清国事情》还介绍了山东烟台附近兄弟二人“四十亩地分作两份，轮换耕作”的情况。农民把土地按作物品种分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来种植，三月种高粱早谷，五月种豆，八月种宿麦，使播种前后的各种收获和中耕锄草工作也都能合理地安排，从春天到秋天就可以不间断地分配农活了。而且夏季作物收获期按品种不同而分布在六月大暑天到八月秋分的特点，也有利于农活的平均分配。
[1]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2]刘贵阳：《说经残稿，沂水桑麻话》。
[3]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第237页。
[4]乾隆：《河间县志》卷3，《风俗》。
[5]嘉庆：《滦州志》卷1，《风俗》。
[6]乾隆：《易州志》卷10，《风俗》。
[7]《三河县新志》卷75，第2页。
[8]《宪庙朱批谕旨》28册，第71页。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署理直隶总督宜兆熊、协理直隶总督刘师恕奏折。
[9]王筠：《夏小正正义》第38页，《丛书集成》1336册。
[10]《北华捷报》，1883年8月3日，第136-137页。
[11]景甦、罗仑：《清代山西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56页。
[12]《宪庙朱批谕旨》第11函，第8册，第43页。
二年三熟制与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
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农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自然经济的农业开始向商业化农业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粮投放市场，并且逐渐地把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来，改种经济作物。据乾隆时编纂的河南《光山县志》记载，当地农民“终岁所入，口食所余，悉以出粜”，“邻县远方车骡运载不绝于途”[1]。同期的《罗山县志》也记载“北人粜贩步小车驱驴往来如织，日去米不下数百石”[2]。当时还形成了经济作物产区和粮食作物产区的分工。如“山东临清州所需粮食，麦、谷由河南贩运。秫梁由天津贩运”[3]。甚至有些地区，种植粮食作物完全是为了出售，如河南嵩县人民食粟、麦而不食水稻。但水稻却在嵩县大量种植，其原因无疑是“多得缗钱”[4]。粮食的商品化还表现在踩曲造酒上。“河南素称产麦之区，遂有山西富商大贾挟其厚资乘麦收价贱时在于马头集镇广收麦石，开坊踩曲。每商自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块不等”，“耗麦奚啻数千万石”[5]。乾隆初年，围绕着禁曲还是开禁在朝廷上引起一场争论。由于农民手中的余粮必然要找到出路，清廷禁而不止，终于被迫宣布在乾隆三年开禁。
农民不种粮食，改种经济作物，一方面是因为手中有了余粮，另一方面是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棉花价格高，“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因此农民种植较多。乾隆年间，棉纺业发达的松江，部分原料贩自山东、河南[6]。直隶种棉，比山东、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间，已相当普遍。直隶的冀、赵、深、定诸州“栽培棉花者十之八九”[7]。种烟之利，因“倍于百蔬，五倍于五谷”[8]，种植更为普遍。山东的济宁州，雍正年间“膏腴皆为烟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9]，州内业烟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10]。直隶、河南种烟也很普遍。“磁人舍本逐末，多种烟叶靛苗，稻田渐减”[11]。河南邓州“纵横数十里，皆烟田”[12]。其次，粗放经营的农业开始向集约经营的农业发展。历史上，华北的农业一直是粗放经营。张士元在《农田议》[13]中曾经勾画出康熙实年华北农业的轮廓，“逾淮而北过山东直隶之境，则平原旷野，千里荒芜，虽有种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岁收益薄。”尹会一在乾隆初年所上的《敬陈农桑四务疏》[14]中，也生动地描绘了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景象：“北方地土辽阔，农民唯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亩不等，意以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面人事疏矣。”然而，这种情况随着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开始发生变化。乾隆中期以后，华北农业出现了集约化倾向。
华北农业的集约经营主要表现在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上，它是一种把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集中投入较少的土地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营方式。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的农业进入了良性循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农民可以把部分原来种粮食的土地改种经济作物，通过出售剩余的粮食和经济作物获得农业资金，还可以用剩余的粮食喂养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据乾隆二十年成书的《西石梁农圃便览》记载，山东省青州府日照县西石梁村丁宜曾家喂养的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就为数不少。二年三熟地不仅产量高，而且能生产商品价值高的麦和大豆。据景甦、罗仑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山东省济南章邱县东矾硫村太和堂李家就是在乾隆中期种植和出售麦子和大豆而发家的。太和堂在光绪时期，除了饲养十七头耕畜外，还饲养着四十只猪和一百多只羊。这些家畜每年可产肥五千余车。从同书中引用的树荆堂毕家的事例也可看到，毕家养有十几头牛和一百多只羊。这三家都是地主，种植方式都是高粱、粟—麦—黍、豆—休闲的二年三熟制，都饲养大量的大牲畜和大小家畜，积肥都比较多，经营都非常成功。虽说他们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华北农民的经营方式，但是，这种大牲畜耕作的资本集约的经济方式，无疑是当时华北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经营方式。
华北农业的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还表现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如种植烟草，“必择肥地，用十成粪”[15]，每万株需要“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16]。山东济宁州，种植烟草和种包谷的人工费用是四与一之比。“其工力与区田等”[17]，种植烟草所需的肥料和劳动力因地区而异。据包世臣的估计，烟草需要六倍于水稻或四倍于旱地作物的肥料；在劳动力方面，也要求是其他作物的十倍多[18]。在河北，还种植着靛蓝等经济作物，也是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和肥料的。至于棉花为集约经营的经济作物，更是无庸置疑的。
总之，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是以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为开端的，二年三熟制促进了华北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就此来说，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经济意义。
[1]乾隆：《光山县志》卷13，第6页。
[2]乾隆：《罗山县志》卷1，26-29页。
[3]方观承：《方恪敏公奏议》卷2。
[4]康基渊：《嵩民种田说》，康为乾隆时人，该书作于1765年前后。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5，5页；卷1，21页。
[6]叶调生：《鸥陂渔话》卷4，引吴伟业：《木棉吟》。
[7]嘉庆：《一统志》卷60，东昌府二。
[8]方观承：《御制棉花图》跋语。
[9]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1，《请定经制札子》。
[10]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3，臧咸：《种蜀黍记》。
[11]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14页。
[12]吴邦庆辑：《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水利营田图说》，磁州。
[13]杜修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
[14]《皇朝经世文编》户政十一，农政上。
[15]刘贵阳：《说经残稿》。
政府要推进农业产业化，首先要对农业发展有正确的定位。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曾经在经济形势发展良好时，忽视农业的发展，对农业投资下降，如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农业投资由1978年的53．34亿元减少到1988年的47．19亿元(《宏观经济计划与管理》谭作平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30页)，而当强调农业重要时，却又往往就农业抓农业，孤立地对待农业问题，未能把它与二三产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两种倾向都是由于未能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给农业以正确的定位，因而不可能把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落到实处。
众所周知，现代经济，某一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状况，反映着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越发达，第三产业比重就越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业社会，农业是单一产业，而到了工业社会，第二产业——工业发展起来，它就成了社会经济的主导，现代社会发达国家经济的主导是第三产业，2l世纪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业必将占据主导地位。就是说，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经济形成一个复杂的产业系统，各产业之间相互结合、渗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要解决任何层次的产业发展，必须在整个产业经济系统中进行。所以，要解决农业发展问题，必须在以二、三产业为主导的条件下去拓展思路，孤立地去发展农业是行不通的。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即社会基本上只有农业生产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是分散和落后的，当时的农业生产还算不上现代意义的“产业”，现代意义的产业是工业的同义语，人们称工业革命为“产业革命”，称大工厂的工人为“产业工人”(见《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86页)。由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复杂的产业经济结构，而后起的产业相对来说生产经营水平更先进，经济效益也更高。现代经济由于第二、三产业在整个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而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必然要改变其存在意义和发展方式，与其他产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去发展，要在其他产业的主导下去发展，其生产和经营方式、水平必然要向先进的二三产业靠拢、提升。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兴起，正是体现了农业生产经营水平的提升，使我国农业由传统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况转向与二、三产业相结合。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们对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只能着眼于从宏观上、从外部联系上去认识。比如只看到计划方式的工农轻重顺序；只讲农业的“基础”作用，而不愿讲它是二、三产业的附属，要为二三产业服务的作用；不承认现代的农业是工业的农业、城市的农业……。因而导致不懂得和不可能从微观方面，从一、二、三产业的内在结合上去发展农业，不善于通过三大产业之间的交叉经营去发展经济。应当看到，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率很高，正是一、二、三产业的内外有机结合的结果。如美国农业人口只占2％，一个农业人口可供养100~120人。能有如此高的效率是二三产业为其提供机械、技术以及资金、供销、储存、加工、运输、市场信息、经营咨询等一系列服务的结果，是一、二、三产业微观结合的结果。我国当前的农业产业化正是一种一、二、三产业微观上的内在结合，因而能提升农业的生产经营水平，能发挥复杂的、系统的优势。这正是农业产业化具有强大魅力之所在。
因此，作为政府，当前要使我国农业产业化顺利发展，首要的仍是要克服那种传统自然经济观念的影响，加深对经济发展的辩证性、系统性认识，要克服那种为农业而农业的思维习惯，不能孤立地，违背经济规律去抓农业。要克服在农业生产经营上安于现状，任其自由发展的倾向，或是把发展工业与抓农业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不积极主动地以第二、三产业的先进技术、先进经营机制去武装农业，不善于提升农业的经营水平、管理水平。总之，必须从战略上、从国民经济整体上去给农业以正确定位，使农业发展与二三产业发展从微观上有机地、内在地结合起来，真正认识农业产业化的意义和实质。这是政府抓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思想认识基础。
2、在实践的过程中注重自身并引导相关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
从深化农村改革来看，政府必然在实践的过程中注重自身并引导相关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主要是以下三方面：一是体制改革与创新，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必然会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导致部门分割、条块分割、地区分割的制约及所有制的界限，按照市场合理配置资源与要素，这是体制上的重大突破与创新；二是组织形式的改革与创新。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必然将生产、加工、销售实现一体化经营，这种一体化经营的组织形式呈多样化，从大类来分有垂直一体化经营组织形式与横向一体化经营组织形式。从表象上有“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经济组织+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农户和专业市场+农户”，“社会化服务组织及科研院校+农户”等多种组织形式；三是机制的改革与创新。这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机制创新，就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将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的市场主体之间，通过合同制、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等经济关系，形成有机连结，互相促进的新机制，从而逐步建立利益共同体。只有机制创新，才能不仅使龙头企业得利，也能使所带动的农户得到实惠。
另外，政府在实践的过程中还必须注意，农业产业化应该是自由选择下平等合作的结果。所谓自由选择是指双向的，既不是强加给农民的，也不是强加给企业的。平等合作，是指参与者均有退出的权利。作为政府，不宜抑强扶劣。要为农业产业化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以确保优胜劣汰。
3、把农业产业化作为系统工程来抓
农业产业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种一体化、系统化的经营，如果用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去指导，是不可能有农业产业化的实践的，它必须要用大农业、大经济、大系统的观念去指导。
农业产业化内涵有生产专业化、布局区域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管理企业化的要求。这几“化”又是互相有机地联系着的，缺少了任何一个方面，农业产业化都不能运行，任何一方面搞得不好，都会影响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如社会服务，要做到产前(供)、产中(产)、产后(销)一体化，整个经营要做到贸易、加工业、种养(农)业一条龙，还应形成科技、教育、生产相结合。这些都说明农业产业化本身是一个相当庞大复杂的系统。其中每个部分，比如专业化生产、区域化布局、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等则是其中一个子系统。而在一体化经营的子系统中，供、产、销，贸、工、农等又是它的子系统。再者，作为一个地区要形成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有许多实体性环节，包括资源的依托、主导产业的形成、龙头企业的发展、商品基地的建立、农业专业户的培养等，这里每个环节也是一个子系统。因此，整个农业产业化实践就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工程。
一些地区往往由于市场意识淡薄，系统观念不强，造成一些环节脱节，因而形不成系统效应，甚至造成经济损失。一些地区受为生产而生产的传统观念束缚，以为只要生产出产品，经济就会发展，因而只顾抓这样那样的基地建设，结果产品出来了，销不出去，这些“商品基地”也就跨了，有些则只是号召农民发展某种项目，但科技服务严重滞后，结果病虫害一旦发生，将血本无归。有些地区只顾发展加工厂、甚至搞不少“皮包公司”，原材料无着落，技术跟不上去，成本很高，工厂成了政府的包袱。有的忽视市场信息，不懂得市场预测，盲目随从，造成大量农产品的积压浪费，损失惨重。因此，必须用系统观去认识和处理农业产业化问题。
作为地方政府要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抓好利益关系的协调，基础设施、政策环境的优化，总体发展规划的明确。具体来说，一是对本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资源依托、地理条件、历史背景要有充分了解，从而把握本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特点、方向，做出正确的定位，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规划；二是制定和运用好政策，去协调利益关系，深化体制改革，重点扶持关键环节；三是抓好市场法规建设和运行，使农业经济在与整个国内外市场衔接中，有序地运行，平等地竞争；四是大力抓好农业信息设施建设，做好市场预测。政府农业部门应开展信息服务工作，鼓励民间信息行业、农业咨询行业的发展；五是抓好农业投资的软硬设施、环境的配套建设；六是抓好农业产业化经验、典型的宣传、推广和总结工作。
从方法论角度讲，地方政府必须善于把握系统论与重点论的结合。既要全面地从整体上、宏观上去认识、规划、处理农业产业化的方方面面的发展问题，又要善于从当前实际出发，看准当前本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处于什么发展阶段，抓准薄弱环节和能牵一发动全身的切人口，突击去抓，以带动整体的发展。由于各地发展特点、发展阶段的不同，必须明确当前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瓶颈”所在，通过解决一个又一个不同时期的“瓶颈”，去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4、促使农业产业化建立起协调的利益机制
利益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的核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企业包括农户的经济活动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只有存在共同的利益并使总体和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农业产业化的不同产业组织之间的连结才有可能。参与农业产业化的各个实体必须形成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可以是“企业+基地+农户”，可以是“专业市场(或专业协会)+基地+农户+科研”等等。市场经济要求这个“+”必须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然而由于各地区搞农业产业比。政府必然要发挥作用，而我国受几十年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在推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意识不强，所以很容易利用行政手段、而忽视经济纽带作用。这样建立起来的“一体化”、“一条龙”必然是形式主义的，失去农业产业化的实质。
农业产业化的关键既然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问题，因而必然涉及产权问题，所有制结构问题，政府必须推动农业产业化各个实体环节的产权改革，通过改革去明晰产权关系，建立协调的利益机制。各地实践证明，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各个实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既有外部的关系。也有内部的关系。外部关系一般可用契约、合同等办法规范，内部关系一般应用股份制的办法结合。比如广东温氏集团公司和7000多户养鸡农户的关系是以合同形式确定的。据1986~1994年的统计，农户获利6277．5万元，公司获利6888万元，约各占一半，从而形成一种互利的紧密关系。华南农业大学与温氏集团的紧密结合就是用技术参股办法，该集团总公司与分公司关系也是用参股、控股等办法实现的。还有不少企业实行职工持股办法，这些都较好地协调了内部的利益关系。因此，正确协调处理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实体内外部利益关系，涉及到产权改革、所有制实现形式改革等较深层次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农业产业化才能健康地发展。
5、引导农业产业化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实践是在当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历史时期进行的。农业产业化，必须与“科技兴农”、“三高”农业紧密结合，必须以吸纳科技力量为根本，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的科技含量。
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也就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资源转移到农业领域，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在入世后能够对农业的补贴是指针对于国内农业生产及农产品的综合支持。
在WTO农业多边协议框架下，农业补贴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广义补贴，即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其中较大部分如对科技、水利、环保等方面投资，由于不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一般被称为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绿箱”政策措施主要包括：（1）一般农业服务，如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2）粮食安全储备补贴；（3）粮食援助补贴；（4）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5）收入保险计划；（6）自然灾害救济补贴；（7）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8）农业资源储备补贴；（9）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10）农业环境保护补贴；（11）地区援助补贴。
另一种是狭义补贴，如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补贴，这类补贴又称为保护性补贴，通常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造成直接明显的扭曲性影响，一般被称为“黄箱政策”。主要指的是那些容易引起农产品贸易扭曲的政策措施，包括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品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休耕补贴等，一般称“黄箱政策”。属于“黄箱政策”范围的农业支持与补贴，叫“黄箱政策”补贴。WTO《农业协定》的“黄箱政策”中规定给予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为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所采取的下述支持和补贴措施可免予削减承诺，简称“发展箱”。主要包括：（1）农业投资补贴；（2）对低收入或资源贫乏地区生产者提供的农业投入品补贴；（3）为鼓励生产者不生产违禁麻醉作物而提供的支持。一般称此为“发展箱”政策措施。
第二部分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情况与分析
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水平显然不高，财政实际补贴的比率大约是2%―3%，总量补贴根本达不到8.5%。之所以在入关时关于农业谈判中仍然坚持争取较高补贴率，是因为这个补贴会自动成为每一种农产品进行“黄箱补贴”的上限，这样对于我国很多大宗品种的出口影响甚大。所以，这个补贴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一些大宗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虽然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水平较低，但按照《农业协定》也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一是符合所谓的绿箱政策的，如我国1996-1998年平均支出为1514.2亿元人民币（182亿美元）。主要对农业提供了“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人民币（95亿美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46.4亿美元），占25%；以及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我国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二是符合所谓的黄箱政策的。我国在1996-1998年期间实施的“黄箱政策”主要有两种，1、对粮食、棉花的政府定价收购及保护价收购。98年后政府逐渐缩小了粮食收购补贴范围，如一些地区的小麦和玉米已经退出保护价范围。2、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如八十年代对农膜的补贴。三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箱政策，如国家对农田灌溉设施的投资补贴等。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财政对农业补贴的特点表现在：（1）补贴范围的普遍性。财政对农业生产流通领域补贴，几乎涉及到农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全过程。补贴面较广，补贴很分散，补贴的作用难以集中发挥，补贴的效果较差。（2）以价格补贴为主，贴息贷款为辅。大多数补贴用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这些补贴占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比重较大。1991年至1996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用于粮棉油在流通环节的补贴达1866亿元，占整个财政补贴总额的50％，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补贴，农民从中间接获得补贴利益。（3）补贴方式的隐蔽性。长期以来，财政对农业补贴方式多采劝暗补”的方式，即财政补贴资金不直接以财政拨入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流通渠道间接地给予补贴。这种方式体现在农业生产中，带有一种补质。但这种“补助”并不为大多数生产者所知晓，对生产的直接刺激力度不大，且容易流失。
第三部分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成本及主要构成
分析我国农业生产成本，不妨先分析一下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成本主要构成，因为河南、河北、山东是我国的产粮大省，我们以这些省的农业生产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东北地区因为土地面积较大，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分析不适合东北地区）当前在河南省，农业生产的成本主要有以下几部分组成（山东、河北类似），一是土地使用税和各种提留与统筹；（可以简单表示为A两费一税，平均每人每年八十元；B提留和统筹平均每人每年四十多元，总的费用大约平均每亩为三十元，注：各地区情况略有不同）；二是土地耕作费用，平均15元/亩/次；三是种子费；四是化肥和农药费用，平均大约八十元/亩；五是收割或脱粒费用15元/亩；六是运输费和人工费。那么我们可以简单计算这些河南、山东、河北等省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生产成本。
以此计算这些地区小麦的生产成本为：15元/亩/次（耕作费）+10公斤*1.6元/公斤/亩+23元/50公斤碳铵/亩、18元/50公斤磷肥/亩和40元/50公斤钾肥或农药+15元/亩收割脱粒费用+50个人工+每年每亩的两费一税和统筹提留费用30元/亩。按照河南、河北、山东的平均经济水平我们初步估计每个人工价值为5元。则可以看出现阶段小麦的生产成本大约每亩总计为157元+250元=407元/亩（因为人工费用国家没有统一标准，成本计算不一定准确，仅有参考意义）以河南省各主要粮食产地当前的实际生产情况来看(其它几省情况类似)，平均每亩的产量
为400公斤，而且还需要没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样可以粗略计算一下上述几省的小麦生产成本大约每吨1017.5元，即123美元/吨。
对比于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印度中等小麦为85美元/吨（FOB美湾），美国软红冬2号114元/吨（FOB美湾），硬红冬2号126元/吨（FOB美湾），法国小麦106美元/吨（FOB里昂）可以看出，我国的粮食主产区的小麦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同样可以计算上述这些地区其它作物的生产成本，如玉米的生产成本是825元/吨，大豆的生产成本是1480元/吨，也没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但是，河南、山东等地的花生和芝麻在国际上有相当的竞争力。因为不是主要作物，这里不做重点讨论。）
第四部分我国进行农业补贴的必要性
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还不发达，与发达国家相比，农业生产各个方面的差距都相当大。比如说我国玉米的出口，需要提供40%的出口补贴，才能达到国际市场价格。可以说，入世后我国受到冲击最大的首先是农业。如何在入世后保护农业生产，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是稳定我国粮食生产，保护广大农民利益的重要保证，也是党和国家努力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这一切都要求对农业采取补贴和保护措施，以稳定农业生产，逐渐提高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对国内农业保护的手段之一，从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这是有效地保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第五部分对我国农业补贴的建议政策措施
入世后，对农业的一切政策都要以《农业协定》中规定的农业补贴不超过8.5%为限度。那么，在农业协定的允许的条件下，从哪方面进行补贴最为有效果呢？
从我国过去的做法看，最主要的补贴进行价格支持，采用保护价格收购措施，相当于对流通环节进行了补贴。但是，价格支持是需要削减的黄箱政策，而且根据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效果并不好。同时按照WTO《农业协定》要求，政府提供的价格支持应针对农产品生产者，而不应该是流通部门。因此，尽管今后价格支持在总量上有一定调控空间，但在支持结构及补贴目标上则需作较大的改革。应通过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目标、支持重点，深化农产品流通体系改革，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把支持与补贴的重点转向农业生产者。
近年来，积极探索发展农业保险已在我国形成共识，全国一些地区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农业保险不断萎缩的态势得到一定缓解。但是，从现有的农业保险发展情况看，我国的农业风险管理总体上还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要持续高效地推进农业保险，必须着力解决一系列影响农业保险发展的关键问题和矛盾，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一、强化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将农业保险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农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化地推进农业保险的发展
农业普遍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体制风险和生物风险等多种风险的威胁，农业风险损失非常严重，农业自身的承灾能力较为脆弱。与传统农业相比较，现代农业的集约化、国际化、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现代农业在发展的环境、条件，生产的内涵与外延等方面都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非但没有减少农业风险，反而使农业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强，农业巨灾风险损失压力越来越大，农业风险的扩散和传播加快。巨大的农业风险是阻碍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客观要求建立日益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发达国家的农业风险保护体系主要包括农业保险、灾害救济、农产品期货、农产品价格保护等，对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主要风险都提供保障选择，从而较好地保护了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其中，农业保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传统的农业风险管理主要是以政府少量的、临时性的事后救济和农民分散的自我保护为主，农业的风险保障程度很低。农业的高风险和低收益使我国的农业发展环境得不到改善，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农业保险作为专业的现代风险管理工具，能够将政府和市场力量有机结合，在全社会分摊风险损失，较之其他风险管理手段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而且，农业保险具有综合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不但有利于分散风险，促进生产，增进投资，提高收入，而且还能降低农村金融风险，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因此，在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应突出和强化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国家应该将农业保险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支持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高度重视农业保险市场的培育和机制的塑造，坚持发展政府诱导型农业保险运行机制
大量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农业保险发展的难点和关键在于农业保险市场的培育和机制的塑造，其核心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加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具有公共福利性，农业保险的这些属性为政府支持和参与农业保险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农业保险在实践中面临的供给严重不足、市场失灵等现实矛盾，也对政府参与农业保险提出了强烈的要求。政府运行机制的农业保险有其合理性，但是完全的政府运行机制往往存在效率低下的矛盾和弊端；同时，给国家的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而且会对私人保险产生“挤出效应”，抑制保险市场的发育。况且，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的财力还无法达到完全由政府承担经营农业风险损失的能力。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农业保险虽具有效率优势，但是，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决定了私人保险难以克服市场化经营的障碍。我国目前还缺乏市场化农业保险经营的基础，市场化的农业保险模式在现阶段基本不具有可行性。借鉴国际国内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应该发展政府诱导型保险机制。政府诱导型农业保险运行机制既非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即商业化的农业保险模式)，也非政府运行机制(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更不是政策性和商业性的简单混合。它是指政府从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中退出，让位于私人保险，同时改变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直接补贴的形式和手段，通过为私人保险公司提供平台，创造经营环境和条件，降低经营成本和控制风险水平等手段，以建立对私人保险诱导机制为主，最终引导农业保险走上市场化发展模式为目标。与完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相比，政府的作用由直接变为间接，由台前走到幕后。从市场的培育角度，着力培育市场主体。开放国内农业保险市场，适度放松农业保险市场的准人限制。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各地实际情况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除了组建国家型的政策性农业再保险公司外，积极探索合作型、股份型等组织形式的保险公司，并引导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代办或共保农业保险业务。从农业保险机制的塑造角度，应该通过政府经济政策的诱导、法律法规的规范、保险的监管等手段，塑造农业保险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以及通过再保险和巨灾基金等手段建立的风险分散机制。通过这些机制的培育，逐步完善农业保险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农业保险的发展效率，保障农业保险的稳健发展。
三、加快农村保险文化的建设和传播，增强农民对保险的认同度，刺激农业保险需求
保险文化是在长期保险实践中形成的关于保险价值观念、社会心理、伦理思想、经营哲学，以及社会保险制度等范畴的总称。保险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包含保险精神文化、保险制度文化和保险物质文化三个方面。保险文化决定人们对保险的认同程度、所持的社会心态、行为规范，以及受这些因素影响构成的保险关系。因此，保险文化不但影响保险供给，更影响保险需求，保险文化在保险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农村保险文化发展和传播滞后，农民保险知识匮乏，对保险了解较少；保险意识落后，保险的认同度很差。保险是一种知识性和技术性很强的产品，特别是保险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有效利用，其程序和环节较为复杂，制度和规则十分严格，要求投保人具有一定的保险知识。农民对现代保险知识和文化的接触较少，缺乏对保险功能和作用的科学认识以及对合同与契约的了解，甚至形成了错误的认识，例如如果没有发生损失、没有赔付，那么购买保险就是浪费钱财；如果在保险期间没有遭受损失，就应该退还保费等，显然这些认识是对保险缺乏基本了解。
农村保险文化发展落后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是传统自然经济因素的影响。传统农业的典型特征是封闭性和非市场性，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文化，是以家庭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生产组织，缺乏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协作。人们在面临风险损失时，缺乏运用市场手段寻求缓解社会矛盾的方法。传统农业文化重视家庭保障，没有建立起现代商业意义上的风险意识，而缺乏全社会普遍保障的思想，这种思想几千年延续下来，使家庭保障变成一种思维惯性，逐渐形成一种文化的力量，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人们相信、信赖于家庭单位，不太容易接受现代社会保险。二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少人存在迷信心理，认为保险不吉利，宁愿以血汗钱去祈求菩萨保佑，也不愿花小钱获得保险保障。
因此，加强保险文化研究，加快农村保险文化的传播，增强农民对保险的认同和接受程度，改变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意识，是影响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农业保险的经营来看，保险公司输出的不仅仅是保险产品，更应输出保险文化。保险经营者承担着创造、传播和经营保险文化的职责。保险文化传播途径与方式的选择应切合农村社会的特点。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交通与通讯落后，人口居住分散，农民的文化素质总体较差。因此，农村保险文化的传播较为困难。在保险文化传播的途径方面，可以选择广播、当地闭路电视、农村科普读物、农村的黑板报、标语以及专门的农业保险专题讲座。在传播的形式上，要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看得见的实惠，让农民逐渐理解和接受保险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在宣传材料的选择上，要针对农民普遍存在的侥幸心理、迷信心理和依赖心理进行重点分析，让农民知道风险和灾害损失可以预防，可以积极主动地对其进行管理，从而增强农民对现代农业保险的价值认同与接受。此外，当前应重点加强保险制度文化建设，特别是《农业保险法》的制定与实施。《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加快推进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设”。保险法规是保险制度的核心，是保险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应当尽快制定农业保险相关法律。
四、建立农业风险信息系统，创造农业保险发展基础
农业保险是以农业风险为经营对象，因此，对农业风险及风险损失的特征和规律的把握是农业保险开展的重要前提。例如，农业保险产品的开发，保险费率的厘定，都必须以过去一定时期的风险损失数据作为基础。农业保险的营运和管理，特别是保险的防灾和减灾都需要以准确的农业风险信息作保证。目前我国缺乏权威的、系统的农业风险数据和信息，即使在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中，也是仅仅能够从分散在民政部门、气象中心以及部分统计年鉴中收集部分数据。农业风险信息系统是专门从事农业风险信息和数据的处理和交换的中心，包括农业风险的预测，风险损失的测算、记载、加工、存储以及农业风险信息的和交换等环节。农业风险信息系统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跨部门的系统，它可以在事前、事中、事后进行连续动态地输入和输出各种农业风险数据和信息，满足农业保险当事人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需要。从农业保险的发展角度，农业风险信息系统不但是保险产品开发的基础，而且还是保险营运的重要外部条件。现代风险信息系统中由于更多采用不断成熟的高科技技术，例如现代的卫星遥感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运用，农业风险信息的预测和传播速度大大加快，在农业减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降低保险损失和提高保险经济效益将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说来，农业的减灾信息系统通过对灾害全程动态监测及资料处理、分析、模拟和预报警报制作系统，预报警报的传播、分发和服务系统等，能够大大减少灾害的危害程度。农业风险信息应该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来提供。我国可由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国家气象中心、民政部、商务部联合成立农业风险信息中心，该中心可设在农业部。
五、明确中央和地方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关系，切实保障农业保险中政府的投入力度
农业和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农业保险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即使是在政府诱导型发展模式下。尤其是在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试点时期，政府的财政支持是农业保险推广的重要条件。国外农业保险发展也证明，政府的财政支持对推进农业保险具有关键作用。在分级财政、预算约束的财政体制下，对农业这样一个具有全社会公共福利的基础产业，扶持和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支出，应该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建立合理的分工关系，才有利于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投入的到位。农业的稳定和发展既具有全局利益，更具有局部利益。因此，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有积极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义务，但我国的现实国情是各地方经济发展严重的不平衡，农业比重较高的地区，大多地方财政相对困难，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较弱。经济发达地区财政基础较好，但农业的比重较低。由此看出，主要由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发展农业保险，既缺乏可能性，也有失公平性。中央财政具有全社会利益分配的调节功能，在农业保险的发展中应当承担主要财政支持责任。在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的同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及地方财政的积极性。从操作层面看，中央财政的义务包括：(1)承担全国政策性农业再保险的经营补贴；(2)在试点时期，承担全国粮、棉、油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的农业保险经营补贴。地方财政的义务则主要承担养殖业、地方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产品的经营补贴。建议由中央和地方按照60%与40%的比例出资组建全国农业保险巨灾基金，为农业巨灾风险损失提供保障。
六、制定并实施区域性农业保险政策，扶持西部地区农业保险的发展
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农业风险和灾害损失的区域性、农业生产布局的区域差异性等特征，决定了我国的农业保险必须走区域化的发展战略，集中统一的发展模式将扭曲农业保险价格机制、弱化农业保险发展的激励机制、抑制农业保险的创新机制等，从而阻碍农业保险的发展。因此，农业保险的发展应坚持区域化发展战略。所谓区域性农业保险政策是指国家在制定促进农业保险发展政策时，将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实际情况采取有差异的政策，以促进农业落后地区的农业保险获得较好的发展机会。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近年来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将会在相当时期客观存在，实行区域化的发展政策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总体较为薄弱，农业基础设施较差，农业的抗灾能力和承灾能力都严重不足，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农业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对西部农村落后地区的影响更为严重。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发，是许多农村地区贫困落后的现实原因。目前，农业生产方式还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农民收入水平低下。而且，由于传统农业色彩较重，农村还比较封闭，农民的风险理念和保险意识落后。这些因素使西部地区农业保险市场发育更为缓慢和困难。此外，由于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也相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资金较为紧张，很多地区只有长期依靠上级的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政府机构的运转。因此，地方政府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能力十分有限。虽然如此，农业在西部落后地区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农村人口的比重很大，农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大大高于发达地区。农业和农村的稳定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西部地区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求更为强烈。在此背景下，国家对西部落后地区的农业保险政策应该实施重点扶持，建议中央财政对西部落后地区实行专项的农业保险支付资金，以弥补地方财政的不足，此外，在巨灾基金的地方筹集比例上，给西部地区一定幅度的优惠。
七、加快推进农业保险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加快农业保险产品的开发
农业保险的复杂性对农业保险经营人才及技术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专业人才匮乏，经营技术非常落后，严重制约农业保险的发展。从保险人才的培养角度，应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培养农业保险发展中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农业保险需要大量的理论研究人才、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一批热爱农业保险，具有经济学、保险学、金融学、农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知识背景的复合型研究人才积极投身到农业保险的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水平，为我国的农业保险提供理论支撑。应该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在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国家和各级政府、研究基金应向农业保险类的研究项目提供倾斜，以吸引研究人才，并能通过这些重大专项研究培养研究队伍，促进学科的发展；从现有保险公司、应届大学毕业生和社会等多渠道积极引进农业保险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稳定和发展农业保险人才队伍。近年来，国外农业保险在技术创新和产品设计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特别是农业风险证券化产品、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工具的创新，为农业保险提供了崭新的思路。我国的农业保险也应该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与创新，增强农业保险的自我发展能力。
八、循序渐进、有选择、有重点地推进农业保险试点工作
农业保险的试点和在全国的推广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而且经营风险和难度很大，主要表现在：国家的财政支持能力、农业保险市场的发育进程、保险公司的经营能力、农民的接受程度都有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由于当时的急躁冒进，引起许多农民的反感，最后被迫叫停；到80年代末期，很多地区盲目推进农业保险，在缺乏必要的风险分析和有效管理情况下，结果造成很多保险公司严重亏损，甚至少数保险公司拒绝向农民赔付，引起农民的不满，同时，也损害了保险公司在农民心中的形象。这些教训都表明，农业保险的试点和推广，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特别是要同农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产品的设计要讲求科学性，要遵循市场规律，要赢得农民的理解和接受，片面追求农业保险发展的速度，是要付出代价的。从近段时期来看，应优先选择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商品化和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进行农业保险项目试点，待经验逐步积累，示范效应逐步显现，农民的保险意识渐渐增强时，再深入推进。将农业保险作为主要的农业风险管理手段是有条件的，主张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并不等于不顾实际一哄而上，现代农业保险的发展必须树立效益意识和风险意识。
九、建立农业巨灾风险保障体系，分散农业保险经营风险，保障农业保险的稳健运行
农业特别易于发生巨灾风险和巨灾损失，严重巨灾损失的发生将会使农业保险系统崩溃。农业巨灾风险的存在是影响农业保险市场发育的重要因素，是农业保险市场化经营的重大障碍。无论是从保护农业，稳定社会的角度，还是从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方面，都必须重视农业巨灾风险保障体系的建立。巨灾风险保障体系是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前提。农业巨灾风险保障体系包括农业再保险、农业巨灾基金、农业灾害救济，三者之间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除了分别建立起完整的体系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巨灾保障体系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以使三者相互促进。农业再保险的目的是分散农业原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农业巨灾基金是为农业原保险人和再保险人提供分散风险保障，而农业灾害救济则是起到补充作用，弥补农业保险的不足。
十、强化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提高农业保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由于农业保险的发展是多种组织形式并存，政府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私人和政府主体共同参与，而且模式在探索阶段，制度在形成时期，法律在酝酿过程中，机制在培育阶段，市场在培植时期，各主体在磨合阶段。因此，农业保险尚未建立起有效的风险约束机制和经营监管制度。在积极探索过程中，应加强对农业保险的监督和管理。监督管理的重点在四个方面：一是对保险人保险行为的监督。对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应严格要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准入的经营范围积极拓展农业保险业务，杜绝保险公司将农业保险作为“概念”来操作，避免农业保险业务空心化；二是监督政府支持农业保险财政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情况，保证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到位，并切实保证财政资金真正在动植物生命保险中发挥作用，防止财政资金被挪用；三是监控农业保险的经营风险，建立保险人的硬财务约束制度，保障农业保险的健康运行；四是监督农民的利益保护情况。农业保险应办成支持农业发展，保护农民利益的现代风险管理工具。在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除国家和省级政府明确规定的少数法定农业保险业务外，任何保险人不得采取强买强卖农业保险的手段，更不得骗保拒赔。要通过保险文化的建设和传播、经济利益的诱导和良好的保险服务等方式激励农民的保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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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家智.政府诱导型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研究[J].保险研究，2003，(12).
（一）自我保障功能缺乏。农业保险发展的滞后，与市场发展的成熟程度有关，但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农业保险自身缺乏保障。高风险、高赔付率，让开展这项业务的保险公司无利可图，形同鸡肋，即使保险公司使出浑身解数，仍然不能得到良性的发展。而身份不明、规则缺失、支持措施不足等因素决定了农业保险陷于困境。首先，农业险与商业险在经营目标上的冲突。农业险保户的投交保费能力低，如果按照商业化运作，同时承受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的农业险，就当以高保费弥补分散其存在的风险，但我国农业险费率是国家统＿的，属于低保费险种，缺乏灵活的可操控性，保费高了保户承受不起，低了保险公司后续经营无力维持。其次，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由于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均未对农业保险予以明确规定，导致农业保险身份不明确，由此导致规则的缺失，出现问题在所难免。
（二）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目前，农业保险基金主要来自于保户缴纳的保险费，而按农业损失率制定的农业保险费率相对于保户的农业收入而言是很高的。根据第﹁次农业普查资料，全国有59％的农户仍属于纯农户，这些纯农户家庭90％的收入来自纯农业收入，这就意味着，投保农业险，无论是否出现险情，相当比例保户的农业收入都有可能降低，导致农户收入出现持续走低的趋势。在农户收入减少的同时，农村公共品供应的弱化将使农户隐性负担逐步增长，农户预期和现实支出增长却有强化的趋势。尽管农业保险是从保护保户利益出发，保险费亦是保户应当负担的，但是由于保户收入偏低，甚至还有4000多万的贫困人口没有脱贫，这种状况使单一靠保户缴纳保险费来壮大农业保险基金困难重重。这种单一的、不稳定的来源渠道也是农业保险实践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也使农业保险基金的积累速度与农业风险保障的要求相差甚远，甚至不能维续农业保险的发展与创新。
（三）农业保险基金管理分散，推动不了农业保险的发展。由于保险公司将农业保险与商业保险捆在一起经营，从保险基金的使用上看，农业保险基金被作为财产保险基金的一部分使用，并没有专款专用。从经营核算上来看，往往是用其它财产险的盈利来弥补农业险的亏损，缺少独立的农业保险基金的核算办法。尽管有些地方摸索出了单独核算农业基金的办法，但依旧没有放弃由财产险来“养活”农业险。从保险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来看，经营农业保险的下级公司作为上级公司的子公司，并没有按农业保险的经营规律积累各级农业专项保险基金，而是按一般财产保险的分保方法甚至是以公司内部责任制的形式承保农业保险，使农业风险分散不出去。这种基金分散式的管理，导致保险基金无法积累，无法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
（四）农业保险的“双高”导致保户和保险公司共同利益的模糊。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农业保险项目经营经常性入不敷出，提高保险费率就是习惯性思维了。但对于保户而言，又无法承受提高的费率。而且，农业保险规模控制较严、操作复杂，赔偿估价双方意见往往分歧较大，保户的最终决定可能是放弃投保农业保险。
（五）农业险险种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业保险基金结构不合理。作为商业保险公司而言，利润最大化是其经营的目标。因此对于农业保险而言，保险公司往往更愿意从事收益快、风险低的农业险种，而对于长期类的险种，保险公司就很少涉足了。
二、发展我国农业保险的对策
（一）加强立法是关键环节。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特性、各级政府有关机构的管理职能和支持作用、保险费率的形成机制、经营主体应该享受的政策支持、农业保险补偿体制框架、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政府各部门的协调机制、农业保险保户的相关权利等等都应当在相应的法律中予以明确。在促进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国家意志将起到主导的作用，而财政补贴、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等措施也将对农业保险的发展发挥极大的作用。况且农业保险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业稳定发展为目的，而不以营利为经营导向，一般适用于各种商业保险的《保险法》从本质上不适应农业保险的特性和规范，因此，国家应该在立法层面上给予农业保险相关的地位，以法律或者法规的平台对农业保险予以支撑。
（二）经营体制创新，成立政策性综合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保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商业保险公司无暇顾及农业保险对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及社会的保障作用，因此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农险的经营模式已经适应不了现实社会的需求。应当把农业保险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再将财产保险、人身保险等一并考虑在内，成立政策性综合性农业保险公司。应形成以国家农业保险公司的宏观调控引导农业保险发展方向，以各省农业保险公司的区域性管理为业务主导，以县乡两级的农业保险合作社为经营主体的健全的组织体系，这不仅符合国家农业政策，而且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三）建立农业保险基金现代筹措和管理制度。农业保险基金的筹措可以通过地方财政、民政、农村经济组织、城市单位及个人捐助等渠道，形成雄厚的农险总准备金，同时国家应该推进税费改革，把农业生产领域由纳税人向国家补贴的领取者转变，这对于增加农业保险的投保数量和保险基金的积累，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同时要制定完善的农业保险基金法规和政策，包括农业保险基金的筹集方式、手段、与商业保险基金不同的核算办法，以及农业保险基金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等，使农业保险基金的运用走上制度化、法制化轨道。
（四）创新投入机制，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目前所有的自然风险都是由农业生产经营者承担，而农业生产者对农业保险的投入能力又有限，因此应该破除“谁种田谁担风险”的旧观念，建立谁享有农业产品，谁就有义务分担一部分农业风险的新体制，即建立政府、企业、保户为主体的多元化投入机制。许多国家都在农业保险立法中对保险费的分担作了明确的规定，美国法律规定政府补贴保费的30％，加拿大法律规定政府补贴50％。为了防止道德风险，应规定只保障农作物预期收益的一定比例，例如美国农业保险规定的水平是经专门委员会评定的平均产量的50％至70％。
（五）筹资渠道多元化，农业保险基金投放专向化。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基金不能满足农业风险保障的资金需要。因此，筹集农业保险基金，除了发动保户积极投保外，国家应加大对农业保险以及财政补贴的力度。另外，对与农业相关联的产业可征收一定标准的农业保险税：对经营农村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提取一定比例的农业保险税，对经营农业保险的农村合作社和国家、地方农业保险公司减免税（费）等作为农业保险基金来源的辅助渠道，实现农业保险基金筹资渠道多元化，加大基金的积累规模。农业保险基金的投放重点应是促进和保护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保障农业生产和经营不因自然灾害而中断，及时向受灾保险对象提供帮助。同时，根据各类险种和险别的承保对象、承保责任、赔付方法、赔付金额等特殊的规定性，对农业保险基金的各类风险基金要分别管理、专项使用。
目前，黑龙江垦区的农机化水平已经走在了国内的前列，尤其国内大型农机具的引进，使垦区基本实现了农机现代化。相应的，大型农机具的技术含量高，科技含量高，可靠性强，操作方便，但也对农机操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液压系统，在进口的大型农机具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了保证大型农机具的作业效率，使其发报最大效益，在农机的液压系统使用中，应注意以下五方面的问题。
一、杂质污物进入系统
1．影响：液压系统是靠液压油传递动力的，其泵、阀、缸和马达等液压元件运动副间有很高精度的的配合表面，加工精度高、表面粗糙度小，另外液压元件中有许多小孔道、节流缝隙、阻尼小孔等，因此在使用中要保持液压油清洁，防止混入杂质污物，否则就会损伤系统元件，降低使用寿命，产生各种故障。
如划伤液压元件运动副表面，加快相对运动零件的磨损，使泄漏增加；杂质将阀芯卡住，使阀芯动作失灵；杂质将安全阀或回油阀垫起而泄油，导致提升农具缓慢农业论文，甚至不能正常工作；使用中油箱滤网堵塞，造成油泵吸空或系统超载；污物还会使油液加快变质，失去良好的性能。据调查，液压系统的故障至少有75%是由于油液中的杂质污物造成的。
2．防止油液污染的主要措施：
（1）安装前除管道必须清洗干净外，铸件也要经过彻底的清洁，包括机械清理和化学清洗（如在三氯乙烯中清洗，然后用压缩空气吹干）；各元件装配前可用煤油洗刷，但禁止用带纤维的织物（如棉纱）擦拭。
（2）液压系统在完成总装后应进行空循环，防止被脏物所污染，清洗完毕后再复原。
（3）油箱要合理密封，通大气处要设空气滤清器，密封处必须可靠，禁止使用不耐油的密封件及软管。
（4）定期更换液压油，使用的液压油应清洁；按时清洗滤清器，清洗时各滤片和铜垫不得损坏。
二、空气进入系统
1．影响：空气进入低压管道中时，会产生空穴现象，使油液不连续，影响正常工作。
空气进入高压管道中时，在压力油的冲击下，急剧受到压缩，使液压系统产生噪声。而且气体突然受到压缩时会放出大量热量，引起局部过热，加速油液升温，使液压元件损坏或油液很快变质，降低油液使用寿命；另外由于空气压缩性很大，使油液不连续，液压系统工作不稳定，油缸提升缓慢，或者提升时发生抖动，甚至不能提升农具。
2．防止空气进入液压系统的主要措施
（1）除外泄油管外，吸油管及回油管都应插入油面以下，且保持足够的深度，以免系统停止工作时空气进入。
（2）经常保持油箱内油面的高度，以保证油泵吸油管全部浸入油中。系统各部分也应保持油液的充满度。
（3）应保持油管接头的良好密封，特别是吸油管路。若密封不好，油压低于大气压时，空气便从密封不良处进入液压系统。
（4）油箱出油口处滤网或滤清器应保持清洁，不能堵塞。否则在油泵的吸油作用下，滤清器及管路中会形成真空，因而从滤清器处及管路接头处吸入大量空气。
（5）液压系统工作前或更换油液后，应进行排气。
三、液压油温度过高
1．影响：在工作过程中，如果发现液压油温度过高，必须及时查找原因加以排除，否则将产生如下不良影响和后果：
（1）油温过高，油液粘度降低，油缸或油马达运动速度变慢，使农具提升缓慢；此外，会使油液的性能变坏，增加元件的磨操。
（2）油温过高，将使油液氧化加快农业论文，导致油液变质；此外，油液中析出的沥青等沉淀物还会堵塞小孔或狭槽，使配合间隙变小，影响阀芯移动，有被卡住的可能；此外，油温过高会使密封装置的橡胶件等迅速老化变质，丧失密封性能。
2．防止措施：
（1）工作之前要检查油箱油面高度，不足时要及时加油。
（2）正确选用液压油的粘度。
（3）经常清洗滤清器，防止堵塞。
（4）分配器手柄不应长时间处于“提升”或“压降”位置。
四、液压油温度过低
1．影响：液压油温度过低时，由于油液粘度增加，将可能引起一些故障，如吸油管路油液流动缓慢形成真空，吸入空气；油泵吸油不足，流入油缸的液压油量不足，致使农具提升缓慢；油液流动阻力增加，液压损失大，易形成油塞现象；回位机构油路压力降低，不能自动回位；阀门动作失灵等。
2．防止措施：
（1）根据气温选用粘度合适的液压油。
（2）工作前要预温，使油温超过二十摄氏度后再开始工作。但不得用明火烧烤液压系统，否则易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后果，例如使橡胶密封件损坏等。
五、系统超负荷
县级农业行政执法是农业行政执法体系中最直接最关键的环节。目前，农业和农村工作已进入一个重要时期，农业行政执法工作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1县级农业行政执法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1农业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高，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绝大多数专职执法人员原来从事的是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对农业法律、法规系统学习时间较少，缺乏行政执法所必备的法律知识及相关的执法技能，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仍然存在执法人员不善执法和不敢执法的现象。
1.2管理相对人和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淡薄，依法行政的舆论氛围不浓
在市场检查过程中，管理相对人受到处罚时，往往以不懂法、不知法为由，推卸责任，逃避处罚，干扰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农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不强，自我保护意识差，往往在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不知或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3农业行政执法机构的性质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目前，县级农业行政执法主体属于行政机关的比例不高，均是按“不增编制、理顺体系”的办法组建起来的，属事业性质，农业行政执法分散于各个基层单位。有的没有解决农业执法办案经费，农业行政执法没有专项经费保障，导致执法手段落后，执法检查、调查取证和实施处罚困难。缺乏相应的配套和保障，以致于影响了执法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1.4行政执法面临的难点
农业行政执法由于起步晚，经验不足，相对人、执法人和行政管理者的法律意识和素质不同，导致执法难，难执法。有些由于认识不到位，行政执法难以放到应有位置，执法中取证难，处罚决定难以实施，执法机构履职无法独立完成，干扰因素多，法律法规未能有效落实；在少数地区，农资产品质量问题日趋严重，管理机构重标识、轻质检，重处罚、轻管理，重外地、轻本地产品现象普遍存在。
2农业行政执法工作的对策与措施
2.1推进农业综合执法，完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
将分散在各事业单位的执法职能统一起来，单立机构，专司执法工作，单独行使职能；把农业行政执法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证人头经费、日常办公经费和执法办案经费，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执法保障体系；努力提高农业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建立一支业务能力强、清政廉洁、秉公执法、高素质的执法队伍。
2.2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特别是管理相对人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只有努力学法，真正懂法，才能守法。法制宣传教育要建立一些长期有效的制度。使普及法制宣传教育的工作法律化、制度化。通过报纸、广播、电视、标语、印发资料等多种宣传形式加强农业法律法规宣传，推动全社会依法治农氛围的形成。
2.3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执法行为
通过制度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执法管理制度、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行政执法公开制度、重大案件审批、查处、备案制度、执法过错和错案追究制度。做到制度到位，责任到人。依靠制度，强化管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做到主体合法、依据合法、行为合法、程序合法。
——来自##县的调查
##县地处五岭北麓，潇水源头，位于湘、粤、桂三省（区）结合部，是某省省的南大门。全县总面积====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万亩，耕地面积==万亩，人平耕地=.==亩，共辖==个乡镇，=个林业采育场，===个村（居）委会，总人口==万。全县林地面积====多平方公里，活立木蓄积量====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是一个林农参半的全国重点林业县之一。
====年，##县开始全面贯彻实行对农业税全免的扶农、惠农政策。取消农业税后，作为一个林农参半的林业大县，免征农业税后，农村工作应该怎么管？乡镇干部干什么？乡镇工作的重心往哪里转？=月份，我带领有关人员围绕这些问题，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现场查看等形式，在全县==个乡镇的==个村进行了为期==余天的调研。调查显示，政府取消农业税后，与之衍生相伴的一些新动向和新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加以研究解决。
一、全县免征农业税前后的基本情况
免征农业税前，====年,全县农民负担农业税、三提五统各项集资等税费总额====.==万元，人平负担==.==元，亩平==元，====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万元，按====年底==.=万农业人口计算，农民人均负担==.==元，亩平==.=元，较改革前人平减少==.==元，减幅==.==%，亩平减少==.=元，减幅==.=%，====年农业税全免，总额====余万元，人平==.==元。
二、农业税取消后的新气象
（一）农民负担有效缓解。免征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之间分配关系由过去的“多取、少予”开始向“多予、少取”转变，====年全县农民人平直接减负==.==元，加上粮食直补资金===万元，良种补贴===.=万元，农民人平减负==.=元。全额免征农业税，杜绝了一切向农民伸手的借口，堵死了向农民搭车收费的路子。调查对象中，均未出现收费现象，基本实现了“零负担”。
（二）干群关系得到改善。免征农业税前，乡村干部强制征收和暴力征收时有发生，干群关系紧张，直接导致了农村非稳定因素的增加。农业税全免后，职责发生转变，乡镇干部的工作方式也随之而变。乡镇干部在工作形式上，从过去“索取型”向“给予型”转变；工作职责上，从“任务型”向“服务型”转变,从过去向农民“要钱、要粮、要命（计生）”的矛盾焦点中解脱出来；群众关系上，从“油水关系”向“鱼水关系”转变，受到农民的欢迎。==%以上调查对象对免税后的乡镇政府表示满意。
（三）种粮积极性得到提高。免征农业税后，加上“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不断落实，农民种田积极性大大提高。弃田抛荒的少了，复垦耕种的多了；粗放经营的少了，精耕细作的多了；撂荒面积减少了，种田大户增多了。====年水稻种植==.==万亩，同比增加=.==万亩；烤烟种植=.==万亩，较上年增加====亩。
三、农业税取消后面临的新问题
（一）乡镇及村组干部的角色转换尚未及时到位。
=、思想观念不适应。长期以来，乡镇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收税，能把税费收齐就是最大的成绩，其他行政职能逐渐弱化。现在沿袭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取消了，乡镇工作==%—==%的工作对象没有了，乡镇工作人员人浮于事的现象更加突出。调查中，==%以上干部认为“农民全部减负，干部如释重负”、“农民种田不交钱，农村工作何去何从”。免税后，乡镇干部帮助农民抓调整，首先就丧失了动力机制，因为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跟乡镇干部尤其是一般干部没有直接的利益联系。除计生工作外，乡镇干部大都产生了盲目感，对农业税取消后的工作心里没底。=、工作方法不适应。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明确，各项政策深入人心，农民的经营主体意识、民主法制意识明显增强，单纯靠行政命令开展工作已没有了市场和空间，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涉及到新形势下如何创新工作方法、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搞好公共服务、促进农民增收等问题，==%以上乡镇干部表示心里没底。=、发展思路不适应。农业税费一直是乡镇赖以运转的财源，农业税取消后，虽然有基本相当的转移支付，但转移支付是一个定数，只能维持乡镇基本运转，根本谈不上偿还债务、发展公益事业等。农业无税，乡镇财源何来，怎样发展？这对于长期习惯就农业农村抓农业农村的乡镇决策者来说，是最大的难题。有的乡镇领导反映说，农业税取消后，就发展思路角度来讲，乡镇干部的担子不轻反重。
（二）乡、村两级组织正常运转更加困难。一是财力大辐减少。免征农业税后，一般乡镇减收==余万元左右，多的==余万元，财力缺口大，==%以上的乡镇干部误餐补助和其它津贴无法兑现；村级收入较取消农业税前平均减少==%左右，每个村的收入包括各级转移支付平均不足=万元，只占正常运转所需支出的==%。调查显示，全县仅有==%左右的村组织有收入，其中收入上万元的村仅占=%，==%左右的村级组织没有收入。以湘江乡调查的三个村情况来看，====年总收入=====元，总支出=====元，结余=====元，被迫还旧借款=====元，赤字=====元。二是债务积重难返。免征农业税前，==%以上的乡村由于垫税、村级集体企业亏损、重点建设及招待等诸多因素，致使乡镇和村级组织负债现象较为普遍，不堪重负。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乡、村两级债务高达====余万元，其中乡镇负债====万元，村级负债===万元，平均每个乡（镇）在===万元以上，每个村在====元以上；其中负债最严重的沱江镇累计债务高达===万元。乡村债务久拖难解已成为一些地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三是村干部队伍难稳定。免征农业税后，村级唯一的集体收入来源被卡断，村级资金严重不足，各村正常支出难以保证。全县村干部年平均工资不足====元，==%的村干部表示每年招待乡里干部的开支就不止====元，村干部成了“倒贴”干部，工作积极性严重受挫。湘江乡村民小组长在取消农业税前人均年发放===—===元，免征农业税后由于经费紧张已取消。四是农业税征收遗留问题多。过去在农业税征缴过程中迫于“双过半”和“结硬帐”，乡镇、村级组织通过借、垫等办法完成任务，有的向银行贷款，有的用乡村干部的工资垫付，目前全县农业税尾欠仍有====万元不能收缴到位，平均每个乡镇==万元左右，致使乡、村债务难以化解，乡、村干部陷入两难境地。乡村偿债压力很大，且因为==%以上是贷款，考虑到利息等因素，债务有上升的趋势。五是农民土地矛盾纠纷增多。由于取消农业税，土地收益增值，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争田要地的现象，由于国家土地承包政策明确规定“土地一定==年不变”，也使部分农户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农村人平占地悬殊竟在=倍以上。农村土地二轮承包的遗留问题日渐显露，农户之间因界端不详、面积不实、权属不明产生矛盾，一些原来已退田的农户又要求收回土地自己耕种，少数村将闲置地集中租赁给种田大户或外来户经营，农民现在又要求发包到户或提高租赁费或重新分配。六是公益事业开展困难。免征农业税前，村级集体收入主要来源是农业税附加。免税后，村级的道路维修、塘坝沟渠修整、学校建设等村级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骤减，由于资金短缺，农村开展的“一事一议”存在“有事不议，有事难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加上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导致的投工投劳不足，造成村级公益事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三）农资上涨，免征农业税后农民增收不乐观。调查表明，化肥等农用物资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水涨船高”，直接影响农民增收。以沱江镇山口铺村==组农户饶家杰为例，====年发现化肥等各项费用明显上涨，购买同样的化肥平均每亩上涨==元，农药平均每亩上涨==.=元，翻耕、抗旱抽水费每亩上涨==元，地膜、农具等其他物资价格全面涨价。同样的一亩耕地面积所需的农资费用，比上年涨价就超出===元。因此，因涨价而超出的各项费用高出了农业税免税额。调查中，有的村民埋怨说：“上面在骗我们，免了农业税，每年我们要出更多的钱（购买农资）”。
（四）取消农业税对林区发展意义不大，林农返贫未能得到扼制，林农区的经济差距日益加大。“三林”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林区水田面积少，种田方面的农业税本来就不多，免除农业税政策并没有给林农带来多大的实际意义，国家的扶农、惠农政策为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致使粮食价格高位运行，加上自然条件限制、林业保护性政策不到位、林业税费居高不下、部分惠林政策被取消、现行的惠农政策不能充分享受等因素，致使林农返贫更加严重，林区与纯农区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粮食严重不足，吃饭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林区耕地少，人均水田=.==亩，粮食直补政策人均实得仅=.=元。相反由于国家采取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主要靠买米度日的林农为此每年人均增支购粮款在===元以上。====年以前林农每年自产粮====.=万公斤、林区平价定销粮===.==万公斤、造林抚育补助粮===万公斤，三项====.==万公斤，人均年口粮达===公斤，吃饭问题已经解决。====年以后，林区平价定销粮、造林抚育补助粮被取消，林农吃自产粮和市场购粮。====年===个林业村自产粮===万公斤，人均===公斤，比====年人均减少===公斤，人均年缺粮=个半月。吃“三夹饭”（包谷、红薯条、大米合煮）的现象重新反弹。二是经济来源单一，收入仍然较低。林农基本靠木材采伐销售为生，====前人年均木材指标=至=.=立方米，由于木材径大质高，木材销售价高，林农人均实得===至===元。====年后，采伐指标逐年减少，人年均=.=至=立方米，加之木材市场疲软，销售价降低，兼之受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影响，扣除一定的运输成本和上交的税费及劳务开支后，林农人均实得仅有===至===元，比====年人均减少===至===元。加上国家实行生态公益林建设和木材限额采伐等林业政策，林农从生态公益林中所得补助仅为=元/亩（扣除管护费，实得=.=元/亩）。且由于生态公益林的划分，导致林农对林木和林地缺少了经营自，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砍一轮树种三年土，解决三年杂粮”的生产生活门路也没有了。雾江乡龙虎村谢冲小组共有林地====余亩，其中====亩被划为公益林，此后，该小组几无树可伐，全组===多人每年仅靠国家按=.=元/亩实得的=====多元补偿度日，人均不足==元。据统计，====年全县林农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其中水口镇仅为===元。目前林区现有贫困户=====户，贫困和低收入人口=====人，占全县贫困和低收入人口的==.=%。三是基础设施差，发展仍然缺乏后劲。目前林区==个组未通电，===个村未通电话，==个村未通公路，===个组未通小四轮、板车路。由于交通不便，林农每年支付木材陆运费===多万元，买米交通费===多万元，人均增支===多元。====年，林区有过伐组===个，占==.=%，这些村组由于无树可伐收入锐减。由于林农用于吃粮、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占收入的==%以上，致使林农发展生产投入严重后劲不足。
三、对策和建议：
（一）积极反映“三林”问题、呼吁国家调整现行有关林业政策。（=）建议恢复已经取消，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林粮挂钩、造林补助等林业优惠政策。这对调动林农营林积极性，保障林农基本口粮，维护林区林政和社会秩序意义重大。（=）制定调整有关林业政策。建议对林农实行“一取消、一补偿、一补贴”政策。一是取消育林基金，让林农直接在林木交易中增加收入。同时，对因取消育林基金后给地方政府减少的收入缺口由中央和省级财政予以弥补。二是建立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对现有公益林的林木资源进行价值评估，实行一次性补偿或分期补偿。对绝大部分山林划为公益林、耕地严重不足、生存条件特别困难的林农，实行生态移民，将公益林木补偿费和林地征用费一次性补偿到位。公益林林地的补偿标准应基本上按照市场机制确定，以不低于每亩林地每年能为林农产生的经济收入为参照进行补偿。改变现行补偿（=元/亩）过低的状况。三是建立对林农实行生态直接补贴机制。参照种粮直补政策，可根据林木采伐指标或造林抚育面积，对林农进行粮食补助。（=）配套完善有关林业政策。为了确保政策落实，建议从水力发电、森林旅游、消耗森林资源的企业、排放污废物破坏生态的部门、企业和个人收取生态资源税，作为对生态营造、管理、保护的经济补偿，使生态资源补偿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建议对林业实行长期限、低利息的信贷扶持政策，并给予一定的财政贴息；对被划定为国家生态公益林的营林贷款实行减免或挂帐停息政策；在明晰林业产权的基础上，实行林木、林地资产抵押的金融扶持林业政策；加大对林区县乡镇的转移支付力度，推进林区健康稳步发展。
（二）不断加快配套改革步伐，深化调整和完善涉农政策。
=、进一步推进县乡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根据中央机构改革方案及省里的要求，各个乡镇将分流=/=—=/=的富余人员。因此，必须大力推进机构改革。（=）要撤并机构。科学设置乡镇机构，并实行党政领导交叉任职，要改革村组机构，大量精简村组干部，实行联组合片，由村干部兼任片长。（=）要分流人员。下大力气清退编外人员，压缩在编人员，解决好富余人员的出路。一是鼓励乡镇干部带薪带职离岗发展经济；二是选派乡镇干部到村组任实职；三是对==岁以下，没有达到大专以上文凭的乡镇干部实行脱产轮训，学习培训期间工资不变，培训费用自理。
=、进一步加强农资市场管理，还利于农民。同时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产品，确保农民利益不受侵害。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含量，帮助农民科学种田，提高产量，增加收入。要鼓励和促进农资生产企业开发高效、高能、价优的农资产品投入市场，尽可能地满足农民的需要，使农民既能增加产量，更能增加收入，实现农资企业与农民双赢的效果。同时，政府要引导农民改变产业结构，种植优良品种，提高农产品档次，提高耕地的综合效益；引导农民广泛使用有机土杂肥，这样既能改良土壤结构，又能降低农业投入的成本，还能减少农村因自身环境污染给农业生产、生活带来的损失。
=、进一步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依法完善二轮延包等土地流转方式。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国家各项补贴政策的出台，土地问题逐渐凸显为农村的突出问题，更显示出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极端重要性。针对农村土地承包发生的新情况和农民在土地流转中出现的新问题，要用活用足党的农村政策，努力化解国家土地政策与土地承包现状之间的矛盾，及时依法完善二轮延包，调处各类土地纠纷，签订承包合同，颁发经营权证，做到“四至”清楚，权属明确，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同时，对农民在抛荒地重新耕种的，要合理引导，做到有序开发，不得乱砍滥伐、过度复垦。对长期外出务工农民的承包地在保障其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引导其通过代耕代种、转包、租赁等方式流转到人多地少的农户。对外来经营业主以协议方式开发村集体空地，也应通过其它承包方式保障其经营权，采取土地使用权入股、有偿转让等形式，既保护承租者的合法权利，又适当考虑农民的既得利益。
（三）进一步搞好乡镇职能的重新定位，转移工作重心。
农业税免征仅仅是“少取”，乡镇应该在“增收”和“多予”上对农民给予更多关注，主要职能应是发展经济、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重心由就农业抓农业向以工带农、以工促农转变，突出抓好农副产品加工业。一是要履行引导农民入市的职能。鼓励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产品销售队伍，推动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二是要履行发展农村公益事业的职能。乡镇要花大力气制定出操作性强的农村建设规划，并认真付诸实施，探索多种途径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引导农民自愿协商投工投劳，大力加强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灾能力，彻底改变农村脏、乱、散、差的旧面貌。三是要履行引导生产发展的职能。乡镇政府要引导村组干部转变观念，为农民解除后顾之忧。当前，农民最盼的是快富，最缺的是资金、技术和信息。可采取选派乡镇干部到村组任实职，或乡镇干部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乡镇派驻企业服务、引导外出务工、参与支农中介服务组织等形式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四是要履行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及时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金沙江发源于青海省,全长2308km,在云南省境内河长1560km,流域面积10.91万km攩2攪，人口1300万人，占全省人口的34％，现有耕地88.3万ha，占全省耕地31％，可开垦荒地8.03万ha。金沙江河谷丰富的光、热、土地资源，众多的矿产和优势的水能资源，被誉为“大西南的聚宝盆”。金沙江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资源优势，已成为国家和云南省经济开发的重要区域，从1994年起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已经拉开序幕，尤其是自丽江县塔城至永善县黄华乡，河长1305km，4465km攩2攪内的干热河谷区（即海拔小于1500m地区）的16个县市是开发的重点。现就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中有关水土保持问题，提出一些看法，进行讨论。
一、自然概况
1、区位与地貌
金沙江流域位于云南省北部，其地理座标为99°00′－105°8′E，24°28′－29°15′N。行政区域有迪庆、丽江、大理、楚雄、昆明、东川、曲靖和昭通八地、州、市的47个县、区。流域西北部为横断山脉，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最高峰海拔为丽江县境内的玉龙雪山，海拔5596m，最低点为东南的金沙江河谷，海拔1016m，境内高峰林立，以山地为主；流域东北部为云贵高原的北缘，地势南高北低，以中山山原为主，最高山峰是东川市境内的拱王山，海拔4247m，最低点是水富县金沙江水面，海拔267m，地势起伏大,“V”型谷多。流域内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38.9％,地处横断山脉的迪庆州、丽江地区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高达62.1％和45.2％；东北部的东川市、昭通地区也分别达到62.5％和43.8％；处于流域中部的昆明市、楚雄州、大理州、曲靖地区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占21.3─33.6％攩[1]攪，可见本区地形地貌之陡峻。
2、地质构造与岩性
本区地质构造复杂，岩性多变，起主要控制作用的有滇藏“歹”字型构造，宾川－殜程海断裂、元谋－－绿汁江断裂、普渡河断裂、小江断裂和巧家一莲峰断裂等，境内断裂广泛分布活动强烈，地震频繁而且烈度大，对山体稳定有较大影响攩[2]攪。本区地层古老，古生代、中生代地层均有出露，岩性多为砂岩、页岩、玄武岩、石灰岩和第四系松散堆积物。砂岩呈紫红色泥质胶结，极易风化；页岩具有明显的薄层理，多为粘土质页岩和砂质页岩，透水性小，易风化呈碎片；玄武岩具有气孔状结构，裂隙发育，表层易风化；石灰岩具有可溶性；花岗岩具有原生裂隙，易风化；第四系堆积物易被流水侵蚀冲刷，构成泥石流丰富的固体物质来源。在地层和岩性组合上，往往又是软硬相间，抗侵蚀能力弱，在陡峭的地形条件下和森林植被破坏后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并恶化为滑坡和泥石流。
3、干湿季节分明，降水集中
本区雨季一般为5─10月，雨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时85％以上，降水量有随海拔增高而增多的趋势，山区降水量要比坝区、河谷区多。由于全区地势高差悬殊，局部地区容易形成控制面积小，历时短促，降水强度大的单点性暴雨，从而激发滑坡泥石流暴发。
二、水土保持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基础
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主要是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这些资源的开发将对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开发资源、发展经济是人类长期执着的要求，通过资源开发，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对于流域区内贫困人民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富裕是十分重要的大事。但是，任何资源的开发，必须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需要构成危害。这是人类经历了长期成功与失败的教训，从漫长的痛苦中得出的划时代抉择攩[3]攪。鉴于金沙江流域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地质地貌因素，在进行农业综合开发时，一定要把搞好水土保持放在首要地位，这是农业综合开发的基础，原因有三条：
1、流域内土壤侵蚀严重
主要表现在侵蚀面积大和潜在危害大这两方面。据1987年遥感资料表明，本区土壤侵蚀面积达46922.62Km攩2攪,占流域面积42.7％，见表1。尤其是海拔1500以下的河谷区及其支流，土壤侵蚀更为严重，据16个县(市)资料表明，土壤侵蚀面积大于土地面积45％以上的有12个县(市),占75％。元谋县高达74.4％，见表2。屏山水文站的泥沙有68.1％来自攀枝花市以下河段，河段含沙量呈上升趋势，见表3。
潜在危害大主要是金沙江流域尤其是目前重点开发的干热河谷区有效土层的厚度浅薄，土壤母质多为第四纪残坡积层，侵蚀模数大。加之山高谷深坡陡、降水量少，蒸发量强，年干燥度大于1.5，旱季干燥度4以上。焚风效应明显。森林植被以稀树灌木草丛和禾本科草丛为主，覆盖率低，农村燃料缺乏。斜坡物质稳定性差，一旦某要素被破坏，旱洪灾害频繁。据考察，全流域五十年代，五年一旱，到八十年代变为三年一旱；洪灾从8─9年1次，缩短到4─5年1次。地处东川市境内的小江，两岸泥石流由五十年代的38条，发展到八十年代的107条，1971─1978年共发生泥石流173次，而1979─1985年共发生泥石313次，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每到雨季,山体滑坡、岩体崩塌和沟岸泻溜等屡见不鲜,堵江断流现象时有出现。昆明市松花坝水库,六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5.2万t/a，七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7.3万t/a，八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13.2万t/a，大大缩短了水库使用寿命。昭通地区的巧家县，1950年有山泉3020个，到1981年已干涸708个，县城大龙潭流量六十年代为0.14m攩3攪/s，八十年代已下降为0.097m攩3攪/s。
严重的土壤侵蚀，使土地耕作层变薄，肥力下降，地力衰退，农业生产水平低而不稳。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大灾大减产，小灾小减产，风调雨顺增点产”的局面。生态环境的恶化，制约着这一区域经济的发展，是这一区域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2、地质构造复杂，山地灾害严重
本区有众多的断裂带，特别是深大断裂带及其派生的次一级断裂带，常常是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山地灾害的活动区。据方光迪、张信宝调查，金沙江流域（云南境内）分布有滑坡、泥石流灾害点999处，其中滑坡、崩塌447处，属大型滑坡、崩塌有114处，中型294处；发育泥石流沟552条，属大型中高频率泥石流沟66条，主要分布在主河道两岸及支流腊普河、金棉河、黑穗河、龙川江和小江流域，活动频繁，危害严重攩[4]攪。本区新构造运动强烈，地震频繁，地震降低了岩石强度和山坡稳定性，地震后往往伴随水土流失。又据云南省气象局1950─1980年30年资料统计，金沙江流域，发生较大的洪旱涝风等灾害1363次，其中水土流失严重的昭通地区和东川市，发生灾害的次数是其它地区的2.4倍，农田受灾面积日趋扩大攩[1]攪。
3、生态环境脆弱
本区是由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和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是地质环境脆弱带，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带。山地垂直自然带幅窄，递变急剧，微域差异显著，使每一个垂直自然的环境容量小，经不住外界冲击。加之地势高亢，坡度陡峭，地质结构松散，在这种地质地貌条件下所形成的环境和农业生产对外界干扰的敏感性强，自我调节、自恢复能力差。本区矿产资源的大量开采，将对地表、沉积圈和一些自然地质作用的影响日益增强；矿产资源的采掘、挖空和爆破，使地表静压负荷、动压负荷的产生和变化，导致或诱发构造应力状态的变化和重新分配攩[5]攪，地质环境受到破坏。
三、水土保持是金沙江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由于金沙江流域土壤侵蚀严重，地质构造复杂，山地灾害频繁和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在开发的同时必须十分注重环境保护和治理，融开发与保护治理为一体，纳入综合开发的具体内容。地处金沙江中游的迪庆州和丽江地区生态恶化，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金沙江沿岸几乎全是荒山，雨季频繁出现的山体滑坡造成大面积泥石流，挟带泥沙冲入金沙江；著名的泸沽湖已受到旅游业带来了污染和沿湖植被破坏导致的大面积水土流失的危害，程海沿湖养殖场污水不加处理直排入内，加速了水体富营养化攩[7]攪。土地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开发和公路、铁路建设等都一定要有水土保持方案并坚决付诸实施，同步进行。提倡开发与治理相结合，以开发促治理，以治理保开发，在治理中求发展。追求经济效益必须有利于防止水土流失，搞好水土保持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核心。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认真对待，协调好各方面的因素，将各项开发项目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形成系统的最佳整体。否则，就会顾此失彼或相互制约或被抵消，起不到综合开发之目的，寓环境保护于资源开发之中，以良好的生态环境支撑经济发展，又以经济发展带动环境建设，使两者达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用持续发展的观点看，促进社会进步和文明，是人类追求的长远目标，发展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生态环境效益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保障，是基础。不能只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急功近利，而损害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只有搞好了水土保持，这一区域的经济增长才能持久；不注意水土保持不仅危及本区域人民利益，而且对长江中下游带来危害。只有搞好了水土保持，才能使金沙江流域的环境质量得到提高，最终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水土保持主要包括坡地改梯地、兴修农田水利、植树造林、改良土壤等。金沙江流域坡耕地多，土层瘠薄，保水保肥能力差，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以坡地改为梯地为重点，集中成片地进行坡地改梯地和坡面水系建设，使耕地土层增厚，蓄水能力增强，沟、凼、池配套，形成有效的防护体系，既减少地表径流使土壤不受冲刷，又拦蓄了水源，减轻了水土流失。兴修农田水利，可以促进环境的改善，保障农业稳产高产，又提供了较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植树造林是确保农业开发持续开发的绿色屏障，是金沙江环境建设的主体。改良土壤主要是实施有机肥耕作法，横坡聚垅免耕法，充分发挥用地养地的作用，这是山区防止土壤侵蚀和污染的重要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讲，水土保持就是金沙江流域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主要内容，搞好了水土保持才能较好地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才能做到生态环境好转，山地灾害减少，土地生产力提高，环境容量扩大，整体效益显著。
四、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道路
农业综合开发的目的不仅要使流域内广大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而且要使这一区域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持续发展和不断好转，以及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为宗旨。因此，必须探索资源开发利用更为合理，生态环境更稳定安全的持续发展的方法。最近兴起的“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攩[6]攪，可供我们借鉴。超级秘书网
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是以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为主的果树专业机构。“十五”以来,根据科技和产业发展要求,进行了学科结构调整,基本确定了以下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一是果树资源与育种,其学科的研究方向为苹果、李、杏、树莓、蓝莓等果树资源与育种研究;二是果树栽培,其学科研究方向为苹果、梨、葡萄、李、杏、树莓、蓝莓、枣、榛子、板栗等果树栽培、设施栽培(李、杏、葡萄、桃、甜樱桃)、果树植保、果树土肥;三是果品加工与贮藏,其学科研究方向为果品加工、果品贮藏;四是观赏园艺,其学科研究方向为观赏果树及林木资源利用研究;五是干坚果研究,其学科研究方向为枣、榛子、板栗等新品种引进、筛选及配套栽培技术;六是设施蔬菜研究,其学科研究方向为国外优良蔬菜新品种引进及配套栽培技术。在上述研究领域中,果树资源与育种、果树栽培、果品加工与贮藏为重点学科。
1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的做法及成效
一是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在全所人才资源现状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所学科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需要,制定了《辽宁省果树所“十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辽宁省果树所“十一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科学合理地制定培养计划,确定培养目标,根据辽宁省果树科研所科研、开发、管理工作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分学科、分层次进行不同形式人才培养,既要突出科研人才,又要重视经营开发人才和行政管理人才,既要开发现有人才,也要培养后备人才。二是将人才培养与所重点学科的建设结合起来,培养硕士以上研究生人选,必须是重点课题或重点研究领导的优秀青年,引导人才的走向。三是选派一些政治素质好、有事业心、专业拔尖的优秀青年科研人才到国外进修,或到高等院校攻读学位,“九五”以来,已选送6名同志以访问学者身份到国外进修,6名攻读博士学位,已有2名毕业,硕士研究生毕业10名,在读10名,学费等相关费用由所、课题、个人按比例承担,先以个人借款形式支付,毕业后按规定报销,签定协议并由经济担保人担保。四是设立“青年科技基金”鼓励青年科技人员申请所自选项目,经过个人申请,所学术委员会对论证报告把关,由35岁以下优秀青年主持,给科技人员提供脱颖而出的条件和环境,课题人员组合上,明确规定在科研项目执行中要有青年科技人员担任课题主持人,副主持必须是青年科技人员。五是注重学历层次,把好进人关。为全面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文化层次,建立起一支高学历、高层次的人才队伍,除鼓励在职人员继续进行学历教育外,重点把好进人关。规定今后新进人员原则上要求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实行考试、面试评议制度,严格把好入口关。六是创造用好人才的环境。在职称的聘任上按照科研、科技服务、科技开发、管理各岗位的不同特点,制定各岗位的聘任标准,单独打分排序,同时将指标数按同比例分配到各岗位中,在职称聘任上创造同等机会;对学术造诣较高、承担国家重点课题的博士研究生、学科带头人提供楼房1套;对新分到所大学生安排食宿,每人每月给100元生活补助,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关心人才成长,营造一种环境的亲和力。对于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真正能够推动“三农”发展的优秀科技人员,不拘一格让其脱颖而出,在职称晋升、奖励措施等方面给予倾斜[1]。七是创新激励保障机制。党政班子共抓人才发展规划以及人才培养、引进、优化人才结构的工作机制;制订人才激励政策,在优势学科中筛选出学风正派、学术造诣较高、熟悉学科国内外发展动态、能根据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把握学科研究方向、具有组织和指导重大科研项目和培养高级科技人才能力的学科带头人,对获得国家、省重大项目和重大成果的科技人员进行重奖。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每项奖励5万元,获二等奖每项奖励3万元;获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每项奖励2万元,获二等奖每项奖励1万元;获国家其他各部委一等奖,每项奖励1万元,二等奖每项奖励5000元。成果鉴定每项奖励2000元;取得专利的技术(或产品、品种)或保护权的品种每项奖励2000元。品种鉴定并登记备案后,通过杂交自育的品种每品种奖励5000元,芽变选种每品种奖励3000元,引进品种每品种奖励2000元。获院科技创新一等奖,每项奖励5000元,获院科技创新二等奖,每项奖励2500元,获院科技创新三等奖,每项奖励1000元。不断完善培养、引进、使用等激励保障措施;创造人才施展才华的科技发展平台,促进人才团队优势的集聚;营造鼓励成功、宽容失败,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创业环境[2]。通过实施人才战略,科技人才的总量和结构得到了优化,质量得到了提升,科技人员的内在动力极大地得到了激发,“十五”以来,共承担各级、各类研究、开发、推广等项目143项,科研经费从2000年的42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335万元,获得省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11项。其中,国家农牧渔业丰收计划二等奖2项,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省政府成果转化二等奖1项,省农业科技贡献一等奖3项。18个新品种通过省级品种备案登记,获专利2项,产生社会经济效益30多亿元。
2存在的问题
一是队伍不稳定,人才流失严重。1990~2006年,辞职、调出25人,基本上都是40岁以下,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主要原因是农业科研单位的科研经费、科研任务不足,科研条件相对较差;环境条件艰苦,科技工作者福利待遇低、负担重、压力大;由于和其他部门、行业比收入差距大,人才流向其他部门;地理位置偏僻,子女上学就业有一定困难;用人机制不灵活,缺少有效的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等。二是人才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人才总量不足,在职职工354人,包括:专业技术人员130人;其中高级职称52人、中级职称40人;管理人员17人;工勤207人,专业技术人员130人,占职工总数的37%,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偏低,工人比例偏大。人才质量不高,缺乏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大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群体,尤其缺乏能解决辽宁省果业生产重大难题,能支持、开拓一批新兴学科或能够组织协调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学科带头人高学历人才不多,硕士生以上21人,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16.2%,与一个省级科研院所的发展目标要求相距甚远。三是开发经营人才缺乏,管理及科技服务人才不稳。目前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130名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农业研究系列70人,科技服务11人,管理47人,科技开发5人。从事开发经营人才少,管理及科技服务人才不稳。缺乏经营、营销管理专业的人才;开发经营部门大都是所办实体,逐步走向经济独立,有一定的风险;个人的职称上,现行的职称制度评审上,过分强调、获得的成果、承担的课题以及排名等,从事科技开发、管理者科技服务大都与此无缘,高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不愿意长期从事此岗位,人员的流动性大,工作连续性差。四是创新能力不强。我国是农业大国,但目前农业科研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有很大差距。缺乏创新人才战略的实施计划,经济时代的“论资排辈”现象严重。
3对策
一是紧密结合科技创新、产业开发、科技兴农、管理创新战略,结合农业科研单位实际,抓住人才培养、引进、使用3个环节,重点围绕建设科技创新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行政管理人才3支队伍,着力培养推进科技创新的高层次人才。重点培养:能统帅学科、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学科带头人,能将科研成果物化成产品、善于开拓市场的企业经营人才,具有理论素养又有战略眼光、勇于创新管理提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人才。二是建立以工作需求为导向的多形式的继续教育工作,根据科研、开发、管理工作需要以及各类人才成长目标和自用标准,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开展多层次、多专业的短期培训,如外语培训、农业科研中生物统计的计算机培训或派出到大中专院校或科研院校有针对性以解决工作中实际问题和提高业务水平为目标的短期培训,同时鼓励自学。着力提高科研、管理、开发3支队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三是注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提高培养的起点,加强与高校、国家级科研单位的联系,有目的地选送部分培养对象,国内专长学科高研班,参加国家重点开放试验室工作和专业学术会议,充实专业前沿知识和交叉知识,掌握高新技术[3]。对于梯队人才要结合科研项目,立足实践培养。四是组织各种形式所学术研讨会,提供展示才华的机会,发现人才,不断完善职称的评聘制度。五是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岗位倾斜;完善各种奖励制度,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保证人才的福利待遇水平随着科研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从而有力促进农业科研队伍的稳定和人才备出[4]。要着力推进人才机制创新。用好人才、引进人才、发展人才的关键是形成良好的用人机制。在机制上大胆创新,使荣誉、地位、条件支撑向中坚力量和科技骨干倾斜。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和完善人才使用、管理、激励、保障、评价和有效约束等机制,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人文环境,使农业科研单位成为能干事业、能干成事业、能干成大事业的舞台,成为工作的乐园、生活的家园,促进人才队伍的全面建设和人才作用的充分发挥。
4参考文献
[1]吴林妃,符建荣,陈志兴,等.浅析科研院所如何提高科研人员的工作满意度[J].农业科技管理,2008(1):94-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