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2 22: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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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企业有2台20T燃煤蒸汽锅炉，如图1所示。这2台锅炉通过1个给水母管分别给各自汽包供水，用汽量小的季节，2台锅炉只运行1台，当用汽量较大时，则必须2台锅炉同时运行。由于给水泵额定功率为37kw，一般情况下，1台锅炉运行时，只开1台给水泵裕量仍较大，而2台锅炉同时运行且用汽量较大时，只开1台给水泵无法满足需要，而开2台给水泵后，相对单台锅炉运行时，裕量更大。由于2台锅炉分别由2套DCS系统控制各自的电动阀门调节各自汽包的给水量，运行中，阀门开度较小造成给水母管压力较大，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电能，较高的水压还对管道、水泵叶轮和阀门造成损害
2变频改造方案
基于系统运行现状，本着既能节能降耗，又能控制简便、安全且投资较少的原则，我们设计了1套1台变频器拖动3台电机的方案。具体如图2所示。
在本方案中，充分利用了锅炉层有的DCS控制系统，同时增加了变频器、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和控制信号转换装置。
(1)硬件控制系统
a)西门子MM430变频器
MM430变频器是西门子公司最新研制生产的一种适用于各种变速驱动应用场合的高性能变频器(调试简单、配置灵活)，它具有最新的IGBT技术和高质量控制系统，完善的保护功能和较强的过载能力以及较宽的工作环境温度，安装接线方便，两路可编程的隔离数字输入、输出接口以及模拟输入、输出接口等优点，使其配置灵活多样，控制简单方便，易于操作维护。
b)西门子S7-200型PLC
西门子S7-200型PLC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可直接安装于工业现场而稳定可靠的工作。适应性强，应用灵活。
(2)当1台锅炉运行时
由于只开1台给水泵，就足够锅炉汽包所需用水量，故此时，系统只对运行锅炉的汽包水位进行恒液位控制即可。
将切换开关置于相应位置，通过锅炉原有DCS控制系统中的手动操作器将控制该锅炉汽包进水量的电动阀完全打开后，再通过控制信号转换装置切断该控制信号，使原有控制回路断开，电动阀保持全开状态，同时，将该锅炉汽包液位信号切入PLC，让PLC将该锅炉汽包液位信号进行PID运算处理后，再由控制信号转换装置，将PLC输出的4~20mA模拟信号传递给变频器，从而控制变频器的输出转速。
在本控制过程中，关键的问题是过程参数PID(P:比例系数I:积分系数、D:微分系数)的整定。由于工业锅炉运行过程中，用汽量的多小和蒸汽压力的大小，决定了给水流量的大小和给水压力的大小。为了保证系统的相对稳定运行，不出现大的波动，对生产造成影响，在调试过程中，应多次反复调整PID参数，直至出现最佳控制过程。
(3)当两台锅炉同进运行时
由于2台锅炉分别由两套DCS系统控制，在运行过程，虽然蒸汽并网后压力相同，但由于燃烧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两台锅炉汽包各自的液位就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单台锅炉运行中所用的恒液位控制方案在此就不再适合。通过给水原理图(图1)我们不难发现，要对2台锅炉汽包的液位分别控制，最理想的方案是将1个给水母管向2台锅炉给水的现状彻底改变，将给水系统分开，使每个锅炉都有自己独立的给水系统，再在此基础上加装变频控制，由1台变频器单独控制1台锅炉的给水。但此方案不仅改动较大，投资较高，且要停产改造，显然是行不通的。为了能在不改变原有系统现状的前提下，更好的利用变频装置，节能降耗，减小系统运行，维护费用，提高原有系统的自动化程度，我们针对该企业2台锅炉的运行特点，设计了一套专用于2台(或2台以上)锅炉同时运行时的控制方案，即:蒸汽压力和母管给水压力的恒压差控制方案。
当2台锅炉同时运行时，由于外供蒸汽并管，故蒸汽压力相同，又由于2锅炉由同一母管给水，故给水压力也相同。但由于蒸汽用量的变化不定和锅炉燃烧情况的不同，蒸汽压力是时刻变化的。这样，为了能保证给锅炉汽包供上水，就必须要求给水的压力始终高于蒸汽压力，由图2我们看到，由PLC采集蒸汽压力和母管给水压力，通过处理、比较后，得到二者的差值，再将此差值通过PID运算处理，输出4~20mA的模拟信号给控制信号转换装置。再由该装置将信号传输给变频器，从而控制变频器的运行速度。这样虽然可以保证给水母管压力始终高于锅炉蒸汽压力(压力差的大小可以通过PLC在一定范围内任意调节)，但锅炉各自汽包的液位却无法再通过调节变频器的转速去控制。在此，我们充分利用了原有给水控制装置，即汽包各自的进水电动阀门。仍由锅炉原有DCS控制系统采集各自汽包的液位，蒸汽压力，给水压力和给水流量等信号，去相应的调整进水电动阀的开度，从而控制各汽泡液位和进水流量。
此方案由于存在阀门的调节，所以理论上不能最大限度的节能降耗，但实际应用中，由于减小了给水母管与蒸汽压力之间的压力差，使电动阀门的开度由原来的平均10%左右开大到75%左右，系统回水阀门关闭，仍大大节约了能源。且本方案充分考虑了系统运行的安全性，一旦变频器故障，系统可立即自动由变频运行状态切换至原有工频运行状态，完全恢复改造前的运行状态，保证锅炉正常运行。变频故障解除后，仍可方便的手动切换为变频状态，使变频器方便的投入运行，且不影响锅炉的运行。
3PLC
PLC是本系统的核心控制器件，它不仅辨识、处理各种运行状态，进行系统间的逻辑运算和联锁保护，还对输入的多个模拟信号进行处理、运算后，输出标准的模拟信号控制变频器的运行速度。主程序结构较复杂，其中，对液位信号进行PID运算的子程序，原理图和程序框图如图3、图4所示。
4注意事项
(1)由于变频器产生高次谐波，会对通讯产生干扰，同时由于PLC采集模拟信号，要进行A/D和D/A转换处理，在此过程中，容易受到变频器高次谐波的影响而失真。因此，必须将变频器零地分接且加装液波装置，对PLC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最好将PLC安装于距离变频器较远的位置上。
(2)本系统所需液位、压力等模拟信号均采至锅炉原有控制系统，为了不影响原控制系统的安全性与完整性，应将原有模拟信号通过隔离分路端子分路后采用。
(3)锅炉给水是锅炉运行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之一，其运行的稳定性与可靠性直接关系到整个锅炉系统乃至整个企业生产运行的稳定与安全。因此，一旦变频器出现故障而停车后，系统可自动切换至原有工频控制系统而不影响生产，这一联锁措施至关重要。
5结束语
(1)变频调速是电气传动系统工程，而变频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变频器容量、类型的选择，电气保护回路和控制回路的设计关系到变频调速系统应用的可靠性、安全性和经济性。
(2)变频调速系统是基于微电子、电力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和电机等技术上发展而来的，有其先进性，但也有其不足和缺点，如电磁干扰，高次谐波的寄生电容，以及低速运行时的电机温升等。
(3)变频调速技术以其节能、环保、方便、工作效率高等优点，在现代企业中得到广泛应用。若将其再与计算机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资源共享，统一管理，则会进一步节能降耗，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稳定性。
女性香水消费，除了产品的香调味道，更关注于香水品牌和产品所蕴涵的符号价值和通过香水使用所体现出使用者的文化修养与品位，在消费使用香水的过程中，香水所附加的价值符号会部分的转移到消费者身上，从而得到与该香水品牌定位相一致的身份认同和个人价值与自信的确立，此时女性自身也成为一种消费符号，在香水消费建构自我的同时成为香水所承载的文化与价值符号的载体，女性对香水消费行为与动机具体可归纳为以下符号特征：
1）情绪。女性在选择香水时更倾向于产品的时尚、自由、舒适、浪漫等情感符号特征，其消费行为更易于是感性的、非理性的、冲动的和情绪化的，在多数情况下其实际消费动机和目的并不是消费品本身，而是购物的过程所带来的与满足。
2）品牌。品牌是商品符号价值的典型体现，承载着商品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女性看中的是品牌背后所蕴含的符号价值，在购买与使用的同时，获得与之相应的身份、地位和荣耀，凸显消费的符号意义。
3）炫耀。涂香水的作用是与周围的人分享自己的个人感受和魅力，大多数女性希望通过香水来显示自己标新立异的独特个性和品位，向他人炫耀和显示消费者本人的身份、地位通过“炫耀”显示其“与众不同”，馥郁的香气更让人无法忽略涂香者的存在。
4）审美。女性天生有着强烈的审美天赋和求美心理，身体的美主要通过消费来塑造，并通过个性化的香水消费选择展示美丽。求美心理强烈使她们比男性更重视外观形象，也更容易被事物的外表所吸引，香水瓶形、款式、颜色、都可能会左右其购买决定。
香水包装消费符号与设计符号的整合设计
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提高，大众传媒和新兴媒体的推波助澜，女性对美的需求不断提高。今天的女性消费者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关注消费过程所带来的审美体验。为此，立足于女性消费研究，关注与迎合女性需求与消费特征，将挑选、购买、使用香水的全过程理解为一次完整的审美活动，从女性消费者的角度对香水包装的材质选择、造型容器及平面版式进行整合设计尤为重要。
1材质符号的审美选择
香水包装材质以保护商品、使用方便和信息传达为选择标准，在包装材料的选择时首先应考虑是消费者的心里需求与产品的品牌诉求的一致性，既要符合香水包装的功能要求和工业化生产标准，又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和品牌的文化寓意，通过视觉与触觉感知体现产品的丰富内涵。从当前市场上看金属、玻璃、塑料、陶瓷是使用最多的香水包装材料。
这些包装材料本身具有的形象、色彩、质地等方面差异，是香水包装设计表达中形成包装个性魅力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设计师准确的物料选择和精细的加工处理形成与品牌内涵及产品个性不可分割的一体化效果。针对女性消费者敏感而细腻的感性特征，恰当的材质肌理和视觉表现带给消费者强烈的产品认知，产生情感拉近产品与目标消费者的心里距离。
为纪念香奈尔女士以其小名CoCo命名的香奈尔“COCO”香水，见图1。清淡轻柔的花香取材于柑橘与依兰的高雅香气其兼容并蓄的风格，在洗练的风情中流露着女性可望被呵护的感性。设计师选用无色玻璃作为包装材料，产品色彩透过晶莹的玻璃材质所呈现出迷人炫目色泽，纯粹而精炼的造型设计，完美地表现了充满活力，性感精致毫不矫饰做作的产品特征和洗练极度精确和充满自信的品牌理念,在纯粹与含蓄间展现了奢华，赋予CoCo与众不同的尊贵特质。
2造型符号的个性塑造
“造型”是运用艺术手段依赖美的规律，将处于变化运动中的事物予以概括、综合、凝聚、固定的物化与升华的过程。香水瓶的容器造型形式，除了受到商品的液态物理性质和储运、销售、使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更受到目标消费群体审美取向的制约。在设计上应整体把握，注意瓶身、瓶口、瓶底等部分的比例关系，透过独具匠心的造型语言将情感符号寓于形体之中，将有限的包装形象延伸为无限的想象空间。通过符号隐喻和心理暗示作用激活潜在消费者的情绪引起互动。正如迪奥真我香水，图2的广告语所言“Dior迪奥真我香水于奢华瓶中，极具女性气质”。瓶身设计灵感来自迪奥品牌传统精神与高级定制时装的模特与服装。采用双耳细颈瓶设计犹如女性优美的曲线，其极具女性魅力的设计感与精致的形状，瓶身金色项圈设计以拟人化的装饰手法传递着产品的女性化特征。
3色彩符号的情感渲染
在形状和色彩同时并存的前提下，首先为人眼所接受的是色彩，其次是形状。色彩可以说是包装设计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构成要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包装设计作品的成败。同男性对比女性更偏好浪漫、细致、柔和、高贵、典雅的色彩，尊重妇女，崇尚女性美，迎合目标女性消费群体的审美偏好是女性香水包装不变的法则，香水包装色彩所显示的情调能感染消费者情绪，帮助消费者领悟符号语义，引起共鸣。法国莲娜丽姿品牌针对亚洲年轻女性市场推出的Nina苹果甜心淡香水，见图3，观其包装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该香水清新的花果香调，搭配透亮的草莓色香水，如梦似幻。设计师将瓶身设计成一个粉嫩生动的红苹果，清透精致如艺术雕塑的草莓色瓶身在银质雕饰的苹果叶的映衬下更显灵动精致，经过周密的市场研究设计师选择了草莓色作为包装的主体色调，充分迎合了大多数年轻女性的审美情趣，体现了年轻女性特有的活力秀美，清新雅致。
4平面设计的视觉点睛
香水包装的文字、图形是以最直接的方式构筑产品视觉语义和思想内涵的视觉信息符号，通过形象化的视觉语言联通了产品与消费者，增强了产品的亲和力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香水包装在平面设计上通常以品名以及其他文字符号作为主要设计元素，尽量简洁，明确、不矫饰，这种理性主义的设计风格是当前香水包装设计的主流趋势，它注重包装自身的结构所形成的秩序美，执行精准和追求细节，准确无误地传达信息，让消费者愉悦、明晰地接受，并被之所吸引。
一、最优税收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谈及最优税收理论，首先要对“什么是最优税收”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历史上诸多经济学家对税收制度的理想特征的看法中，倍受关注的当数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出的平等、确定、便利、最少征收成本四原则，以及瓦格纳在其《财政学》中提出的四项九目原则等等（1）。而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由于效率与公平问题业已成为经济学探讨中的两大主题，因此，理想的税收政策通常都是在马斯格雷夫（2）所提出的三大标准的框架内，即：（1）税收公平标准（尽管公平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各不相同）；（2）最小行政成本标准；（3）最小负激励效应标准，即税收效率标准。
困难在于，对一个特定的税种或某个税收政策建议来说，往往只能满足其中的某一标准而无法满足其他标准。比如，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易于满足税收公平标准，却会对劳动供给产生负激励；增值税总体上对劳动供给不会产生负激励，但却很难符合税收公平标准。
最优税收理论文献对最优税收评价的基本方法是，借助现代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的概念，在赋予各个标准不同权重的基础上，将这些标准统一于惟一的标准之中。
在现代福利经济学中，社会福利取决于个人效用的高低，以及这些效用的平等分配程度。一般假定，当效用的不平等程度递增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福利可以反映税收公平的思想，即导致不平等程度降低的税收是公平的。因此，最大化社会福利蕴含了税收公平标准。
就税收行政成本最小化标准来说，较高的税收行政成本意味着更多的税收收入用在政府服务方面，从而使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降低。同样，就最小负效应激励标准来说，如负效应激励大，工作积极性就会减弱就会扭曲经济，使人们的效用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降低。
于是，马斯格雷夫意义上的最优税制的三大标准就可以转化为社会福利的不同侧面，不同的税收政策可以用统一的标准加以比较和衡量，也就是说，能够带来最大社会福利水平的税收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
以上便是最优税收理论的主要思想之一。由于很难将税率与税收行政成本之间的关系加以模型化，所以上述思想并非总是贯彻始终。经济学家们往往在其分析中忽略税收行政成本问题，多把最优税收理解成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税收。然而，忽略税收行政成本的最优税收理论毕竟是一个重大的缺陷。（3）
二、最优商品税
最优商品课税问题的现代分析最早起源于拉姆齐（ramsey，1927）的创造性贡献。根据对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单一家庭经济的分析考察，拉姆齐指出：最优税制应当使对每种商品的补偿需求均以税前状态的同等比例下降为标准。这是拉姆齐法则的标准阐述。通过对用来推导拉姆齐法则的经济施加进一步的约束，即假定课税商品之间不存在交叉价格效应，鲍莫尔和布莱德福特（baumol and bradford，1970）推导出逆弹性法则：比例税率应当与课税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成反比例。这一法则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明显的，即生活必需品（因为它们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应当课以高税，而对奢侈品则课以轻税。但这样一来，就暴露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它忽略了收入分配具有内在的不公平性。
为改变拉姆齐法则置分配公平于不顾的境地，理所当然应当对其加以适当的纠正。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 and mirrlees，1971）率先在最优商品税率决定中引入公平方面的考虑，并且将拉姆齐法则中的单个家庭经济扩展至多个家庭经济中。他们指出：在需求独立的情况下，一种商品的最优税率不仅取决于其需求价格的逆弹性，而且取决于它的收入弹性。这意味着，对许多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较低的商品来说，应当将实行高税率的分配不公问题和实行低税率的效率损失问题进行比较，最有意义的改变应当是使那些主要由穷人消费的商品数量减少的比例比平均水平低。或者说，基于公平的考虑，对于高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无论弹性是否很高也应确定一个较高的税率；而对低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即便弹性很低也应确定一个较低的税率（4）。
值得重视的是，对拉姆齐法则的修正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对那些既非富人也非穷人特别偏好的商品，仍可以遵循拉姆齐法则行事。其次，尽管有人辩称商品税无须承担收入分配职能，收入分配问题只应由所得税解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出于显示身份、自尊、习俗等多方面的原因，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不少收入弹性高而价格弹性低的商品（如钻石、名画、豪宅等）这就提供了通过对这些商品课税以改进收入分配的可能性。
近年来，有关最优税收的研究开始出现一种把理论分析应用于实际数据的趋向。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税收规则仅仅表明了最优税收结构的一般情形，它们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其次，税收理论分析的目的在于提供实际政策建议，为此，税收规则必须能够运用于数值分析，最终的最优税收值应可以计算。最优税率的数值分析体现了执行上述计划在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
目前有关最优商品税的数值分析仍处于起步阶段，所做的工作集中在针对数目较少的商品组别的分析上，而且还没有哪种数值分析的答案能够完全推广到一般的情形。从已有成果看，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结论主要有两个：一是最优税收能够通过对生活必需品实行补贴而实现有意义的再分配；二是对公平问题的关切越强烈，商品税率就越不是单一税率（5）。
三、最优所得税
谈及所得税问题，我们立即面临有名的“做蛋糕”与“切蛋糕”之间的权衡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是为满足公平目标而有效实施再分配的手段；另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的课征是对劳动供给和企业精神的一种主要抑制因素，特别是当边际税率随着所得的增加而增加的时候。最优所得税理论旨在分析和解决所得课税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
关于最优所得税的主要论文出自米尔利斯（mirrlees，1971），他研究了非线性所得税的最优化问题。米尔利斯模型在所得税分析中的价值在于它以特定方式抓住了税制设计问题的性质。首先，为了在税收中引入公平因素，米尔利斯设想无税状态下的经济均衡具有一种不公平的所得分配。所得分配由模型内生而成，同时每个家庭获取的所得各不相同。其次，为了引进效率方面的考虑，所得税必须影响家庭的劳动供给决策。此外，经济要具有充分灵活性，以便不对可能成为问题答案的税收函数施加任何事先的约束。米尔利斯的模型是集合上述要素的一种最为简单的描述。
米尔利斯模型得出的重要的一般结果是：（1）边际税率应在0与1之间；（2）有最高所得的个人的边际税率为0；（3）如果具有最低所得的个人按最优状态工作，则他们面临的边际税率应当为0.毫无疑问，第二点结论是最令人感到惊奇的。不过，这一结论的重要性也许不在于告诉政府应该通过削减所得税表中最高所得部分的税率，以减少对最高收入者的作用；其重要性更在于它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性的，这就促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利用累进所得税制来实现再分配的观念。也许说，要使得关注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未必需要通过对高收入者课重税才能实现，事实上，让高收入承担过重的税负，其结果可能反而使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下降。
由于米尔利斯的非线性模型在分析上十分复杂，其结论也只是提供给我们关于政策讨论的指导性原则。为了得到最优税收结构的更详细情况，有必要考察数值方面的分析。米尔利斯根据他所建立的模型，计算出完整的最优所得税率表。从结果看，高所得的边际税率的确变得很低，但并未达到0.同时低所得的平均税率均为负，从而低收入者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托马拉（tuomala，1990）所做的数值分析则进一步表明，接近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可能远不是0，这意味着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为零的结果只是一个局部结论。从政策目的上看，基于米尔利斯模型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有：（1）最优税收结构近似于线性，即边际税率不变，所得低于免税水平的人可获得政府的补助。（2）边际税率相当低。（6）（3）所得税实际上并非一个缩小不平等的有效工具。
斯特恩（stern，1976）根据一些不同的劳动供给函数、财政收入的需要和公平观点，提出了最优线性所得税模型。他得出的结论是，线性所得税的最优边际税率随着闲暇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的减小而增加，随着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更加公平的评价而增加。这意味着，人们对减少分配不平等的关注越大，则有关的税率就应越高，这一点是与我们的直觉相符的。另一方面，最优税率与劳动供给的反应灵敏度、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收入分配的价值判断密切相关，假如我们能够计算或者确定这些参数值，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最优税率。因此，斯特恩模型对最优所得税制的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四、最优税收理论的政策启示
由于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特殊结论，因此，它所提供的仍然只是“洞察力”，而不是具体的政策建议，不能被当作一般规则来使用。最优税收理论的已有进展可以为我们提供如下的政策启示：
1.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所得税的公平功能，并且重新探讨累进性所得税制的合理性。传统的观点认为：在改善收入分配公平方面，所得税具有商品税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甚至于在实现效率方面，所得税也较商品税为优。只是由于所得税在管理上的复杂性，才导致商品税的广泛采用。然而，米尔利斯（mirrlees，1971）基于其理论模型所做的数值分析表明，所得税在改善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功能并不像人们设想得那么好。这一认识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挖掘商品税的公平功能；另一方面，如果商品税和所得税在实现公平分配方面的能力都很有限的话。那么，出于公平方面的更多考虑，我们是否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小税种，如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
对累进个人所得税制，不仅在微观方面被寄予公平分配的厚望，而且在克服宏观经济波动方面也被委以重任。但最优所得税的理论探讨和数值分析都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的。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不应最高而应为零；除端点外，最优税收结构应当近似于线性。另外，根据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方案和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的数值分析结果，负所得税方案不仅在实现公平方面有其诱人之处，而且在把效率问题同时纳入税制设计的范畴中时，它也仍然富有吸引力。
2.税制改革应综合考虑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最优税收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把效率与公平问题纳入经济分析框架之中。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确难免会发生冲突，但是，效率与公平目标之间也并非总是互不相容的，比如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模型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对各种税收的具体组合，达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目的。
3.完全竞争经济是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的主要假设条件之一，这种假设条件适合于市场机制发挥较为充分的西方发达国家，却可能不适合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主要目标应当是扫清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动员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率，这与发达国家的改善收入分配、平衡公平和效率的目标之间存在区别。因此，在借鉴最优税收理论进行税制设计时，在公平和效率的选择方面要与西方国家有所差别。从模型设定上，这意味着用于度量公平和效率的社会福利函数在选择形式上的区别。
4.如果要在实践中实行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各种规则，可能需要对财税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但这不太现实。基于这一考虑，许多国家选择的是渐进式的政策改革，即逐渐增减某些税种和调整某些税率。另外一个富有启示性意义的结论是，改革过程中可能产生暂时性的无效率。这表明，政策改革之路可能不会一帆风顺。
参考文献：
1.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2.黄春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发展述评》，《税收研究》2002年第1期。
3.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邓力平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4.加雷斯。d.迈尔斯：《公共经济学》，中译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米尔利斯（mirrlees，j.a），an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y of optimunincome taxa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1.
6.张馨、杨志勇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参见张馨、杨志勇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章。
（2）参见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邓力平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3）将税收行政成本标准纳入最优税收理论体系的规范和实证分析的最新进展，参见黄春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发展评述》，《税收研究》2002年第1期。
本论文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适当借鉴并吸收西方商品课税研究的科学成果，对商品课税的效应及其制度建设进行了全新的、系统的、综合的分析。
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商品课税的历史地位及其随经济发展对其的依赖程度；前人在对商品课税研究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进一步对商品课税进行分析的基础，而如何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选择科学的分析研究角度，建立起系统分析商品课税的理论框架，这是商品课税研究的基础性而又具有实质性的工作。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发展史上，商品课税与所得课税交替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及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问，商品课税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二战以后，所得课税备受青睐，大有独领之势，实际上增值税已悄悄在部分国家广泛推广开来。“滞胀”的出现及80年代初的税改，使得以增值税为代表的商品课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与所得税“并驾齐驱”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商品课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所得课税已并不构成发展中国家税制发展的必然取向。中国第二步利改税，奠定了我国税收体系及结构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商品课税在税制结构模式中的主体税地位，并一直统领着我国税制发展的主流。
商品课税制度的发展，为其理论分析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然而商品课税理论研究的薄弱或片面，却是一种客观现实。在西方对商品课税的分析和研究，只局限于转嫁和超额负担两个方面，虽然在这两个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由于缺乏科学的经济理论作基础，往往也只是对商品课税运行的某一断面的分析。相对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税收的经济分析变成了所得税的经济分析，税收理论变成了所得税理论，研究商品课税好象已成为不合时尚之举。近期商品课税的普遍推行，理论分析上仍继承已有的观点，更多的是从税制建设上去做文章，形成了理论落后于实践，并难以解释实践中的一些问题的窘迫境地。中国商品课税的研究，从总体上看也缺乏一定的经济理论基础，或在运用的过程中没能始终如一，而且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对其某些现象的判定上，更多侧重的是政策分析，理性分析较为薄弱。这种缺乏一定规范分析框架作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其结论难以具有科学性。况且有人盲目引进西方的商品课税研究的某些既成理论，不加分析地照搬过来，去解释我国商品课税的伟大实践活动，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选择合适的分析角度，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本文选择以商品课税最具本质特点即与价格的内在联系为出发点，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价格理论为核心，适当借鉴并吸收西方价格理论研究的科学成分，构建商品课税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以价格为研究起点，才能把握商品课税运行的全貌，使得与商品课税相联系的诸多问题有一个科学的结论，也才能使对商品课税的经济分析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经济实践仍然是以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离开了这一点，就不可能对包括商品课税在内的经济现象的具体运动态势、发展状况及其效果有科学的解释。
第二章：商品课税与价格。在这一章当中，试图建立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商品课税与价格的内在关系体系，把握商品课税在价格形成中的地位，明确商品课税价值补偿实体的内在根源——社会公共需要，阐明税收与价格两对不同范畴在实现其职能方面的内在联系，澄清商品课税研究中的诸多模糊认识，从根本上确立商品课税分析的逻辑前提，构成了商品课税分析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商品课税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都与价格有关，离开了这一点，对商品课税的任何研究都是盲目的，也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价格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也是商品课税的根源所在，价格的任何调整和变化，都会对商品税负的运动及课税行为效应产生影响。
通过中西方价格理论的发展与比较分析，我们进一步明确了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价格理论仍然是科学的。西方国家由于缺乏科学的价格理论，认为商品课税只是国家意志或行为对市场机制运行的强加；是一种外在力量对市场交易行为的干扰，课税有如给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打进了一个“楔子”，使交易双方接受的价格发生偏离，这样，价格信号失灵，课税是其根源之一。马克思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价格理论，使商品课税与价格的关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为商品课税的分析打下了稳定的基石。税收作为价格的构成要素，也直接受到市场供求机制的影响和制约，税负的运动轨迹伴随着价格的供求制约机制而发生变化，同时课税行为也会配合价格反过来调节供求关系。
如何看待国家课税的价值源泉，其补偿形式如何，涉及到税收与价值、价格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是税收理论与实践中的最基本问题。税收作为社会公共需要的最佳补偿形式，是内在于社会生产的客观产物，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形式也从一般的经济分配形式中独立出来，但并不违背税收的价值实体是剩余产品这一主题。因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公共需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维持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历史上税收的产生虽然与国家的存在有直接联系，但根源在于国家形成本身也履行了社会公共需要的社会职能，社会公共需要的产生内在于剩余产品的出现。从社会公共需要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来看，税收作为企业的成本，特别是商品税作为非直接化的成本，在市场交易中要体现课税的这一特点，企业生产只核算其自身的生产投入，是不全面的，还没有真实反映出企业生产的全部要素投入。况且社会公共需要的很大一部分是属于维持费用，将其计入成本，作合理的扣除，才能体现出新创造出的剩余产品价值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从而比较明确地说明了亏损企业也要纳税的根源。
税收是社会公共需要的结果，而价格是经济活动中交换关系的产物，两对经济范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还原税收在价格形成机制中的本来面目，便于揭示价格运动与税收运动的不同特点及功能，寻求其最佳结合点。物质利益是协调二者的基点，价格决定着买卖双方利益的实现程度和大小，课税行为本身也是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过程，只不过课税涉及的是征纳双方或纳税人之间利益格局的变化，反映国家、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产品价值中所占份额。商品税功能的发挥在许多场合下都与价格的运动分不开，而价格的再分配效应又受制于国家课税的政策导向和意图，从而在对经济主体利益调节过程中，互相协作、配合。此外，关于“价内税”与“价外税”的分歧及其由此产生的模糊认识，通过上述的理论分析，基本上会得到清晰的答案。
第三章：商品课税的转嫁与转嫁机理。税收转嫁问题是税、价关系问题的动态反映，理论上的分歧多来源于对价格理论认识上的差异。税收转嫁强调提税负在国民经济流程中的各个环节的运行过程和动态变化，以及税负的分布状况对整个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这样，税负能否转嫁以及如何转嫁，转嫁程度的大小，转嫁的运行机理，最终归向，及其如何来衡量，就成为本章的研究重点。
税负的转移过程贯穿于整个商品流转和社会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单纯地判定某一税能转嫁还是不能转嫁，都不确切的，有时理论上可以转嫁，而在具体情况下不能转嫁或较难转嫁；有时理论上不易转嫁，而实际上则实现了转嫁。“税收转嫁是经济学中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科学界定税收转嫁内涵的基础上，确定税收转嫁的衡量标准，即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产品扣除原理，特别是特定的社会产品分配模式为基础，以价格与价值的背离程度为依据，建立马克思的均衡价值理论模型，具体分析价格运动的不同形态下的税收转嫁。
研究税收转嫁的运行机理，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入手，把税负转移过程纳入到国民经济流程之中去分析和研究，这样才能对税收转嫁的运行机制有全面的了解，把握其实质。西方的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的分析，由于缺乏其科学的价格理论，难以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其计量分析方法的运用，却为我们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良好的思路。与价格变动直接相关的影响因素，也构成了税收转嫁机理的研究重点。供求机制、市场结构及其经济利益主体地位等，都使税收转嫁机理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第四章：商品课税的公平分析。本章只限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公平问题。商品课税的公平分析立足于：以市场经济为分析前提，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为依据，吸收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合理的公平观，构建商品课税公平分析的理论框架，并从价格机制运行的过程入手，研究课税公平机理，进一步揭示出价格与税收的关系，及课税公平的规范与不规范的统一。这里面实际上内含着这样的分析角度，即以分配为突破口，因为分配是政府参与市场机制运转的逻辑起点，政府功能实现的大小，不仅取决于通过分配手段占有的资源数量，而且还取决于利用一定形式参与分配的公平程度。此外对公平的寻求只是一个程度问题，具有相对性特点，而且只有将效率联系起来的公平分析才具实际意义。
商品课税公平课税机制的作用领域是指经济公平，并以促进或不妨碍经济公平的实现为目标。政府通过商品课税，为经济的平等竞争创造良好的外在环境，解决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不公平状况，防止这种不公正的竞争所带来的负效应。经济公平所要求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实现按劳分配为基础的自然公平的一种手段或途径，体现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要求——公平竞争。
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一直是课税公平机制的重要内容，而商品课税的公平机制在这二者的实现机制上具有特殊性，而有别于一般的课税公平要求。传统的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的分析主要是集中于所得课税上。结合价格机制的运行及企业面临的价格约束，以及价格运行中的某些缺陷，使商品课税的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具有其独特的意义。
商品课税公平机制的选择，关键在于“纳税能力”的衡量。体现“纳税能力”的标准，主要包括有受益原则与支付能力原则。这二项原则在商品课税税基选择上的运用，是测定“纳税能力”大小的客观依据。受益原则是指根据受益状况来承担政府费用的“合理分额”。将受益作为设计商品课税公平机制的指导思想，具体涉及到受益的范围、标准的衡量及其相关性，从而体现为依支出结构的不同而相机抉择，其内在的局限性即课税难以完全与支出挂钩，说明以此作为商品课税的税种选择的公平依据，可行性极小；支付能力原则被认为是最能体现“纳税能力”的，因而往往受公平课税机制的确立所青睐。这里面主要涉及的是以收入作税基，抑或以消费为税基的选择上，本文并不否认收入为税基的课征体现出的某些优点，而着力说明以消费为税基也同样具有其独有的特点，而其重要之点又表现在对储蓄的课税导向上。实际上，还没有哪一种原则或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居独占地位，也没有哪一种方法能实用课税行为的全部职能。只有在商品课税公平机制选择时，有限度的有机结合，使所形成的公平课税结构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根据实际有选择的调整。
商品课税的累退性，一直困扰着商品课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累退性相对于所得税的累进性而言，表现为一种不公平，传统理论分析的假定前提是商品课税的完全转嫁。通过第三章的分析，不尽如此，即或是完全税负前转，但通过实证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并非尽然，有关实证分析资料表明，低收入者的消费主要是花在低税或无税的生活必需品上，而高收入者的消费支出在高税奢侈品上，累退性亦部分被抵消。因而，商品课税的累退性是存在的，但并非商品课税所独有的，更不象人们通常描述的那样不公平。
第五章：商品课税的效率分析。效率通常用资源配置的优化程度来表述，商品课税的效率问题实质上就是商品课税与资源配置的相关关系问题。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帕氏最优”，市场失灵本身就说明了课税行为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课税能弥补市场运行的某些缺陷。因而商品课税行为主要限定于弥补价格机制的缺陷，也即成为其效率分析的逻辑起点。“次优原则”理论的提出，为商品课税效率分析走出最优原则与市场失效两难选择的境地，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
税收的中性与非中性是当前税收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实质上也就是商品课税效率原则的贯彻。本文的结论是：绝对的税收中性或绝对的税收非中性都是不存在的。相对的税收中性或相对的税收非中性的有机结合，才能为商品课税效率分析提供广阔的空间，同时也便于给税制的设计及其运行创造宽松的环境。明确税收中性与税收非中性的内在涵义，便于理顺经济分析的脉络，取得共识。税收中性偏重于微观效率的考察，课税不应引起“超额负担”；税收非中性侧重强调对宏观效率的考察，课税应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待资源配置。倡导相对的税收中性与税收非中性，从微观角度着，是如何使课税产生的效率代价为最低，因为不产生“超额负担”的课税行为，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实行统一税率，也不尽然；从宏观角度看，一方面要视政府配置与企业经济部门配置的效率对比，另一方面就是要看，市场失败所造成的效率代价与课税后用于弥补市场缺陷所形成的社会收益之间，以及课税本身所造成的效率代价等的对比关系。而且企业部门的“成本——效益”分析法，对于课税的宏观效率分析具有启发性，而在许多方面无法直接应用。可以说课税宏观效率评价体系还是一个有待完善的课题。
外部效应是市场失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纠正外部影响，是课税行为的必然和可行的政策选择，也是提高课税宏观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课税行为在纠正外部影响方面的某些局限，使得以“科斯定理”即界定所有权为基础的政策取向愈来愈受到重视。在这一点上，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第六章：经济发展中的商品课税。在这一章当中，主要立足于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去分析和研究商品课税。即从政府规模、通货膨胀、财政分级体制以及开放经济等一系列问题人手，把商品课税行为纳入到相关经济变量中去分析和把握。
如何评价商品的课税及其对政府规模的扩张效应，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及课税行为导向的诸多问题。本文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政府规模扩张是一种发展趋势，政府规模合理与否，取决于其行为的合理性，商品课税的收入稳定功能是对政府规模扩张提供了财源上的保证，同时也证明了商品课税主体地位的确立是一种必然。而经验资料的分析结果表明，增值税并没有一定与政府支出规模同步增长。
由于商品课税与价格的内在联系，很容易使人们将其与通货膨胀联在一起。的确，商品课税及其结构调整，一度会给物价水平带来压力，但在市场供求不变或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不会引起持续的、全面性的物价上涨。特别是在货币供应量一定情况下，更是如此。各国在增值税推行之初对物价的影响效应，充分说明了非完全相关性。中国税制改革之初，一度伴随着高通货膨胀，虽然理论上将二者的相关性予以排除，但中国市场机制运行的内在状况及税改本身的某些原因，对一度的物价上涨产生了引致效应，但随后时期物价平稳下来，说明并没有导致持续的价格上涨。
分级财政体现下的商品课税及其效应，取决于商品税在各国税制结构中的地位及其税种的特点，以及集权与分权的理论基础。实行增值税的国家基本上列入中央税，消费税在各国开征的目的存在差异，从而体现在分级财政体制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中国“财政包干制”下，商品课税助长了“诸侯经济”和地方保护主义；分税制作为一种现代的、规范化的体制模式，中国在实施之初，较好地贯彻了改革的初衷，增强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但只在增量上做文章，而对存量的合理性与否不做相应处理，也必然会使商品课税的效应难以在新体制模式运行中充分发挥出来。
贸易活动走向世界，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按照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加强国际经贸往来是非常必要的，商品课税作为国际市场价格的组成部分，其作用效应取决于产地原则与消费地原则的运用。按照国际上的惯例，商品课税奉行产地原则，作为国际协调的准则，出口退税是贯彻产地原则的良好的政策选择，从而使国际贸易产品价格不致于受到商品课税的干扰而产生更大差别，以保证差异只来自于生产效率的高低上。
第七章：增值税。增值税是现代商品课税的主要形式，自五十年代在法国实行之后，逐渐蔓延，目前世界上已有近百个国家实行了增值税，有人称之为“税收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增值税作为对单环节销售税和按全值征收的多环节销售税的替代，在发展中体现出这一税种本身独特的功能。从组织收入功能而言，具有普遍性、及时性、合理性、稳定性及弹性特点，而且其自动交叉审计功能，能够防止税收收入的流失，便于征管；就课说效率而言，消除了重复征税，且不会影响厂商既定的生产和销售方式，避免了课税对生产决策的扭曲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同一税率的增值税并不会改变厂商的有效性生产要素的构成格局，具有相对中性的特征；就课税公平而言，以社会新创造的产品价值为课征对象，最能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是贯彻经济公平中横向公平的主要手段。而增值税具体实施中的零税率和免税，或对某些产品的低税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累进的特征。此外，对国际间商品贸易活动具有积极影响，使商品以不含税价进入国际市场，避免退税不足或退税过多所引发的国际贸易的扭曲。
增值税实施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优化选择，即规范化目标是：消费型、多环节和目的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EEC模式，构成了增值税未来发展的目标模式。中国1994年的增值税改革，向这一目标迈出了很大一步，但在一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中国目前的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的转换，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有效地借鉴国外的经验，对顺利实现转轨具有重要意义。从对即期财政收入的影响来看，可供选择的途径有：提高其他课税税种的税负；提高增值税的税率；折旧的分期折旧或开征投资税。相比较而言，后一种方法更为可行，主要是这种渐进式的转换，可避免突击改革产生的过强震动，影响经济稳定。课税范围的选择涉及到课税环节的两端，农业及其农产品的采购环节，视各国农业发展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差别。中国农业发展的现状，还是不适宜过早将其纳入增值税的课征范围，否则，不顾实际情况的强制实行，必然会破坏增值税的内在功能。劳务的处理也是课税范围选择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主张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还是选择对劳务征收营业税或劳务税为宜。至于小规模纳税人的问题，要从加强对小企业的征管、健全会计制度等方面入手，避免不必要的逆向效应的产生，从而为平衡税负创造良好的条件。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推行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即零税率和免税，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这一方面却难以形成较为规范的国际税收惯例，特别是在适用范围上。从增值税的内在功能及其国际实践的发展结果表明，免税范围应限定在最终消费环节或最终消费品，或某些难以征收的商品和劳务，零税率最好仅适用于出口商品。
第八章：消费税。消费税的历史甚为久远。几经税制变迁，但其地位仍十分重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同的国家，对消费税的依赖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别。由于消费税在大多数国家都是中央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且具有特定的调节功能，如控制污染、保护环境等，以及便于税收征管等，特别对一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潜力是很大的。消费税作为商品课税的一种重要形式，其政策取向包含有：（l）“价格缺陷”的弥补。“价格缺陷”既包括有客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机制缺陷”，也包括有国家经济体制特别是价格体制运行中的“体制缺陷”，从而成为消费税政策选择的基点；（2）引导消费行为。消费税引导消费行为，主要立足于以价格为信号，对消费者行为的调节，促进消费者消费结构的合理化。由于其具有政策性强、灵活性大、调节弹性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盲目消费、盲从消费的现象使消费行为符合经济发展的现实及一般规律；（3）充分体现课税的宏观效率。单纯从消费税本身来看，作为选择性税收会导致较大的课税效率损失，而从宏观角度看，恰恰体现了课税的宏观效率即这一方面所受的损失，同时成为另一方面的运行目标，消费税的政策选择更侧重于课税的宏观方面；(4)公平方面的思考。从总体上说，消费税的政策选择更利于增进商品课税的累进性，但对烟、酒等物品的课税，低收入防层的消费就不一定会低于高收入阶层。因而消费税的公平课税效应，取决于不同课税范围下的累进与累退的程度及其大小；（5）财政收入取向。按照消费税的内在特性，过份依赖其组织收人，是不足取的，也偏离了消费税这一税种设计的初衷。而受政府预算规模及赤字状况的约束，政策导向上的收入职能实现上的偏好，是很危险的。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067-01
针对房价的不断上涨，国家不断推出限购令、限贷令等一系列的重拳措施，但因楼市宏观调控其强烈的行政色彩，屡受各方诟病，房产税的开征大势所趋。我国的房地产税收制度主要包括房产税制度、契税制度、印花税制度和营业税制度等。我国重庆、上海两大城市也相继进行了房产税的试点。开征房产税，可以规范不动产的税收，可以优化个人购房结构，使之更加合理。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我国的房产税开征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一、公平税赋问题
对于房产税开征前的房屋和开征后房屋的比较，已经在购买时一次性缴纳税费的房屋，继续开征房产税不仅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还有失公平。对于自住房屋和经营性房屋，房产税的征收必须顾及收入水平，税负能力的对称性。以纳税能力的不同衡量，前者自住性住房的购买属于纯支出，后者则是通过对房屋的经营取得相应的利润，如果两者按相同税率征收，则会失去房产税有效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功能，失去房产税调节贫富差距的意义。
二、房产税税制制定的合理性问题
从房产税的两地试点的情况来看，征收范围过于狭窄，纳税主体仅限于二套以上新购房和高档别墅等增量房，这部分业主属于富裕群体，对于税收缺乏敏感度。这种情况下房产税具有商品税的特征，房产税作为一种财产税是对社会财富存量的征收。比如上海的规定，房产税开征前拥有的房产无需纳税，这违背了房产税征收的宗旨。房产税的征收到底以土地和房屋合在一起交税，还是分开交税；是按照买时原值、租金、余额、面积等交税，还是按评估值为计税依据交税。如何合理的评估房屋的价值，免税区间如何设定，所有这些问题，在开征前，都必须妥善加以解决。
三、房产税的征收成本的问题
房产税是财产税，它的开征建立在对征收对象房产全面掌握的基础之上，要实现以家庭为单位认定第二套住房，就需要全国各地的房屋主管部门建立全面、实时和动态的居民个人房产购买和保有情况数据库。根据国外普遍经验，房产税征收是以房产价值为依据征收的，需要对房价进行评估，确定房产的地段、位置，核算出所属位置的税率标准。征税条件必须具备需要良好的土地和建筑物记录，但在国内，这些房地产登记信息往往是不完整的，评估机构从业人员数量和素质远远跟不上市场需求。
虽然国家出台各种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但在我国未来住宅市场上，房价仍然面临持续上涨的压力，房产税的征收将起到关键的作用，房产税的征收会带动投资成本的增加，投资成本的增加会抑制投资性的需求，促使房价理性回归，实现房价的软着陆。然而，针对房产税在我国重庆、上海两地的试点中所表现出的问题，对房产税的改革有以下建议与思考。
（一）扩大征税范围，实行统一的计税依据
目前，从试点情况看房产税征税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但是，伴随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完全应该将农村的非农用生产经营化用房和企业化的事业单位纳入房产税的征税范围。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经验，将实质上已经符合征税条件的房产纳入征税范围。实行统一的计税依据，现阶段我国房产税的计税依据主要是房屋余值，但房产余值并不反应房产目前的市场价值，更何况针对同一房产使用两种计税依据会造成税负不公。因此，将计税依据统一改为房屋的评估价值或者现值较为合理，评估时应依据房屋的用途、地理位置、使用年限等因素并借助技术手段，公正、合理地对房屋价值作出评估。
（二）明确改革目标，建立合理税率体系
房产税的改革目的是为了抑制需求，影响供求关系从而调节房价，它的最终目的是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所以必须从完善税收体系的宏观角度来设计房产税。建立合理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税率体系。我们不仅要借鉴国外一些国家在房产税上兼顾社会公平的经验，又要吸取海外一些国家房产税率缺乏弹性，导致税收无法跟上社会进步的教训，建议在我国未来住宅市场上，可以采取有差别的浮动税率体制。
（三）降低税收成本，建立房产信息数据库
建立以云计算、云服务为基础的庞大房产信息共享库。记录从土地拍卖到谁购得房子、以及房屋的转手和买卖，可以为房产税的征收带来高效率和可靠的依据，有了完整而准确的房产信息数据，才有条件去执行有差别的浮动税率体制。从目前技术角度分析，建立全国统一的房产信息共享库是完全可行的，关键是要在制度上、流程上为房产信息共享库扫清障碍。
（四）完善房产税的相关配套政策，建立价格评估制度和税收征收监管制度。
为保证房产税的有效征收，需要设立健全不以营利性为目的的官方房地产估价机构来评估房产的价格。确定评估标准，公布评估方案，建立独立运作的监管机构，对税收征收进行监管，以避免出现逃税、漏税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钱津.如何遏制房价过快上涨［J］.中国流通经济，2010(5): 27-30．
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征税和发行公债在逻辑上是相同的，这一原理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假定人口不随时间而变化，政府决定对每个人减少现行税收100元，由此造成的财政收入的减少，通过向每个人发行100元政府债券的形式来弥补（再假定债券期限为一年，年利息率为5%），以保证政府支出规模不会发生变化。减税后的第二年，为偿付国债本息，政府必须向每个人征收105元的税收。而纳税人可以用增加储蓄的方式来应付下一期增加的水手。实际上，完全可以将政府因减税而发行的100远的债券加上5%的利息，作为应付政府为偿付国债本息而征收的105元的支出，这样，纳税人原有的消费方式并不会发生变化。如果政府债券的期限为N年，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政府债券的持有者可以一手从政府手中获得债券利息，另一手又将这些债券的本金和利息用以支付为偿还债券本息而征收的更高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用举债替代水手，不会影响即期和未来的消费，等价原理是成立的。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意义在与，公众是否将政府发行的债券视为总财富的一部分，关系到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按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含义，即如果人们意识到，手中持有的政府债券要通过将来的税收来偿还，政府债券旧不会被看作总财富的一部分。于是举债同税收一样，不会引起人们消费水平的变化；如果人们并不将手中的政府债券同未来的税收负担联系起来，政府债券就会被全部或部分地看作总财富的一部分。其结果是，公众会因总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当前和未来的消费。总之，如果政府以公债替代税收，公众将增加即期的消费数量。由此可见，面对征税和发行公债，公众是否会采取不同的行为，对政府财政的制定具有重要影响。
二、巴罗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坚持
无论用发行短期还是长期债券的方式来实现当前的减税，等价原理都能成立。然而，等价原理却无法解释下面的现象：假如一些或全部消费者在政府偿还公债之前去世，这些人既享受了政府因举债替代征税而带来的减税的好处，又无须承担由此而发生的未来的税收，那么，他们生前的消费行为同样不会发生变化吗？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对于那些减税期间活着，却在政府偿还公债前已经死去的消费者来说，他们负担税收的现值下降了，由于他们不必用公债去支付政府为偿还公债而增加的税收，他们当前和未来的消费会随其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假如消费者是完全利己的，则上述答案将使李嘉图等价原理失效.而1974年，巴罗在论文《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中，坚持和发展了李嘉图等价原理，他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论点：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会将其财产的一部分，以遗产的形式留给他的后代。其原因在于，他不仅从自身的消费中获得效用，而且也从他的后代的消费中获得效用，因而他会像关心自己的消费一样去关心其后代的消费。
巴图认为，代际之间的所有消费者都关心自身及其后代的消费。当政府用发行100元债券来替代100元税收，由此使即期税收负担减少100元时，消费者知道这意味着未来的税收将增加100远，因而面对即期税收负担的减少，他的反应将不再是增加自身的消费，而是将购买的100元政府债券保存起来。如果他在债券到期之前趋势，这100元政府债券将作为遗产留给他的后代，以支付政府因债券本息负担的增加而增加的税收。假设在他的后代的有生之年政府债券仍未到期，便可以继续留给他们的后代，以便用以支付债券到期时的税收。对于任何一个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来说，政府为偿付新发行的国债本息而增加的水手，由他还是他的后代来偿付，是没有区别的.在巴罗看来，消费者是否死于债券到期之前，这对于他的即期消费不会产生影响。购买债券与缴纳税收一样，会减少即期的个人消费。巴罗的见解，使李嘉图等价原理在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即使死于债券到期之前，仍能成立。
三、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反对意见
对于李嘉图等价定理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反对意见：
首先，李嘉图等价定理隐含个人具有完全的预见能力和充分信息。实际上，未来的税收负担和收入都是不确定的。例如，商品税更多的取决于人们的行为。对于个人而言，现在减税增加的收入与未来为偿还公债的本息而向此人征收的税收并不必然相等。
其次，等价定理的成立，不但要求各代消费者具有利他动机，而且还必须保证消费者遗留给后代的财产为正值。而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留后代的财富并不总是正值。比如，虽然消费者关心其后代的效用，但如果后代比他本人更富裕，他便会认为即使从后代那里获得财富，也不会影响后代的效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留给后代的财富就不一定会是正值，而这并不改变消费者的利他属性。实际上，消费者也许并没有遗赠动机，因为可能他们没有子女，或许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他人的福利。因而，当政府采用公债替代征税时，消费者便不会将债券留给后代，让其用于应付未来税收负担的增加。相反，由于偿还公债本息所需增加的税收要在他死后才开征，因而他所要承担的税收负担的现值下降，财富会增加，因而消费者党旗的消费支出完全可能会随之而增加。
第三，支撑等价定理的假设是政府对每个消费者减少税收负担的数额相同，并且每个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没有差异。这一假设很容易就遭到攻击，因为现实生活中一次性总付的人头税并不存在，政府的财政政策常常会造成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对每个消费者来说，税收减少的数额不可能相同，并且消费者之间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差异。假定政府减税政策的受益者为消费人数的一般，受益者当期税收负担减少200元。由于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要保持不变，因此减税而引起的收入减少，政府将通过向所有的消费者发行100元的债券来筹措。假如政府债券利息为5%，人口不变，若政府在第二年偿还本息，采取向每个消费者征收105元的新税来实现。
公债持有者与税收承担者范围的不一致性，以及同为公债持有者，税收承担者，其公债持有比例与税收承担比例的不一致性，使社会资源从税收负担不变的消费者转移到了税收负担减少的消费者手中。其
结果是，减税的受益者将会增加当期消费，受损者将会减少当期消费。消费结构的这一改变，是否会对总需求产生影响，取决于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边际消费倾向的对比。如果二者相等，不会影响社会总需求，如果二者不等，前者大于后者，社会总需求会增加；而前者小于后者，则社会总需求便会减少。消费者之间边际消费倾向存在的差异，使李嘉图等价定理不能成立。
四、从李嘉图等价定理中得到的启示
尽管李嘉图等价定理的严格理论假设和现实生活有相当的距离，并且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但它从国债与税收之间的替代关系出发，将即期的政府债券同未来的税收联系起来，揭示了政府举债的实质。
一、税收与产权间的本质联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启示
在以交易费用概念为发端的新制度经济学体系中，产权理论一直居于核心地位。作为产权理论奠基石的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费用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初始产权的不同界定决定着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表明，排他性产权的明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实现市场交易进而增进效率的前提。由此使得以效率为主题的经济学将视角由单纯的资源配置层面深入到产权制度层面。在科斯奠基性论文之后，德姆塞茨、张五常、阿尔钦等进一步发展了产权理论。使得产权学派的研究更趋于精细化，在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但诺思教授则独辟蹊径，不仅在长期经济史考察基础上突出了产权结构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决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把产权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地将经济学对产权制度的关注引人到对国家及其财政制度关注上。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交易不是物的交易而是附着在物上的产权的交易，但产权本质上作为一项排他性权利，需要强制力来予以保证实施。由于国家在强制力上具有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能比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以更低成本实现产权的界定、保护与实施。因此从效率角度看，国家就天然合理地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并使得国家与产权之间具有了内在联系：一方面，离开国家我们无法理解产权，毕竟如果没有国家法律的界定与强制力的保护，产权就是一句空话；另一方面，离开产权，我们也无法理解国家，毕竟国家的法律和权力就是旨在社会范围内界定和实施一套权利规则。因此，诺思认为，由于国家与产权的内在联系，国家可视为“为获取收入而以一组被称之为保护与公正的服务作交换”的组织，简而言之就是国家界定、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笔者认为，虽然新制度经济学从未对税收本质予以明确概括过，但这一论述鲜明地表明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税收本质观，即从规范意义上来说，税收本质上应是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的价格。
新制度经济学这一税收本质观既表明了税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又划定了其合法性范围。由于国家凭其暴力潜能的优势介入产权时能有效降低产权保护和实施的成本，因而国家征税有其合理性基础，而税收则来源于政府——这一人与人交易所产生的合作剩余。考特和尤伦从无国家的自然状态到市民社会下国家这一思想实验即证明了这点。反之。如果国家获取收入时不是基于保护产权而是剥夺侵犯产权，那这样名义上的税收就不具有合法性。正如公共选择学派布坎南所认为的“只要承认，法律——政府的管理结构——具有生产力，那么就得承认国家有权从经济中取得部分有价值的产出。如果没有一种制度来保护所有权并使契约付诸实施，那么国家也就无权来分享总收入”。由此来看，税收关系着私人产权与公共财政、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间的界限，其与产权问的本质联系体现在：一方面，征税作为一个资源由私人产权转变为公共收入的过程，只有税收明确了产权才能明确。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私人产权保护就不能形成真正合法性的征税权力，所以也只有产权明确了，税收才能明确。
二、现有税收本质观之不足：制度视角的重新审视
对于税收本质，长期以来在财税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我国传统财政理论的税收本质观；二是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础上公共财政理论的税收本质观。但从制度视角来考察，两种税收本质观都尚存不足。
我国传统财政理论沿袭了国家分配论关于财政本质观的分析思路，明确表达了其税收本质观“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同时认为，税收与政治权力间具有本质联系，而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则是税收本质属性的具体表现。但笔者认为，从制度视角来看，长期以来我国传统财政学将税收本质定义为“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取得的财政收入”存在较大缺陷，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缺陷就更为明显了。我认为，税收与政治权力之间并无本质联系。国家征税固然要靠政治权力，但靠政治权力而获得的收入并不都是税收，诸如没收财产、通货膨胀等都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地获取的收入。即使对其属性再加上固定性的限制，也尚无法与政府各行政执法部门的罚款收入相区别，因为后者在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的同时也另具有依据法律的固定性特征。所以，单方面强调政治权力仅能将税收与公债、收费等财政收入形式相区别，但却并不足以真正认识税收本质。我认为，如果离开私人产权是很难真正认识税收本质及其契约关系的，因为在私人产权不能确立或受侵犯下税收的合法性基础便难以确立。若单纯强调政治权力性，则可能导致并非保护而是侵犯产权的国家行为，并由此带来国家依政治权力而攫取的租金而并非真正规范意义上的税收。
公共财政理论则承袭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主题的分析视角，建立了以公共产品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近十几年来，经过我国学者的不断阐释和倡导，公共财政理论作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理论，其税收本质观的理论逻辑日益清晰。即“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应当承认，从资源配置视角看，把税收定义为公共产品价格有其合理性，特别在市场经济下更具有其积极意义。但从制度视角来看，这一对税收本质的概括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从制度视角看，并不存在公共产品和直接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尽管公共财政论列举了路灯、治安等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所谓“公共产品”，但从公共选择的制度过程来看，任何一项支出议案都不可能获得一致同意，在多数票规则下就必然产生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甚至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强制，由此带来相应的受益方和受损方。部分人不仅被迫强制消费某种所谓的公共产品甚至还要为此而纳税。产生私人产品市场交易所不可能存在的消费和付费上的强制性问题。(2)按公共财政论的税收本质分析，公共产品税收价格在实质上形成了类似市场的等价交换关系。我认为，政府作为事实上的垄断组织，其垄断定价总是在竞争价格和边际成本之上的，公共产品价格定义未能揭示出国家租金天然存在的事实，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类似于竞争性市场的等价交换关系。(3)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按传统公共财政论对公共产品的分析，由于搭便车的存在使得市场无法提供公共产品而应通过政府征税来提供。但随着公共产品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早在1974年，科斯通过调查就表明了完全符合公共产品概念的灯塔在英国早期主要由私人供给。而近年来对公共产品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实验经济学的大量研究更是显示，除了政府之外，社区、非营利组织乃至私人等都可能提供公共产品。由此表明，政府税收与公共产品间并无本质联系，将税收本质界定为公共产品的价格也有失偏颇。
三、新型税收本质观的历史实证
上述分析表明，国家税收与政治权力、公共产品间均不存在本质联系，而与私人产权间具有本质联系，税收在实质上是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的价格。制度分析视角得出的这一新型税收本质观，其理论结论是能得到历史实证支持的。
考察西方发展史可以发现，凡在私人产权能得以确立的历史阶段就存在税收关系，反之则不存在税收关系，产权与税收间的内在联系十分明显。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来看：(1)产权一税收关系初始萌芽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在商品货币经济自发萌芽生成的这一阶段，城邦国家财政制度和私人产权制度间内在联系已开始萌芽生成。特别是古希腊时期的梭伦改革以及古罗马时期的罗马法，标志着城邦国家(或共和国)以法律形式确立了私人产权制度并予以保护实施。这一时期，就同时产生了对商人、自由民征收的市场税和财产税，而奴隶因既没有自身劳动力产权更没有财产权，故没有被征税的资格。㈣(2)不存在产权一税收关系的中世纪时期。在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庄园制是最基本的政治经济组织和最基础的制度结构，此时既不存在排他性的土地所有权也不存在排他性的劳动力所有权，由此产生的是农奴与其庄园领主间围绕土地使用而形成的依附关系。由于产权的不存在性且此时国家并不介入私人产权安排，所以这一期间并不存在规范意义上的国家税收。国王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其自身领地收入，其不仅不对农民直接征税，而且对其诸侯领主也只依封君封臣关系而享受一些贡纳。(3)产权一税收关系扩展的市场经济初期。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在贸易发展与庄园制瓦解的基础上，产权制度与税收制度间的内在关系越来越明显。这一时期商品和要素的排他性产权逐渐形成，而这离不开国家的努力，各新兴民族国家则致力于扩张市场和提权保护。其目的是向以商业资本为代表的新兴财富征税。在此期间确立了包括商品税、财产税在内的现代税收制度，甚至随有限责任公司这一新型产权形式的出现而开征了所得税。(4)产权一税收关系稳固的市场经济成熟期。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国家和产权间的关系是单方面控制关系，即国家既可能出于长期税收利益而有效地保护和实施产权，也可能出于短期财政租金需要而随意侵犯产权。尤其当国家面临即时财政压力时更倾向于后者。但近代后期，西方各国在历经道路不同的财政立宪变革之后，在较为有效地保护产权基础上限制住了国家攫取租金的行为并同时赋予了税收合法性基础，从而为市场经济的真正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性制度结构。
虽然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与西方社会有很大差异，但回顾我国经济社会史同样可以发现税收与产权间的内在联系：凡在排他性私人产权难以确立的时期，也就难以存在明确清晰的税收关系，反之则反是。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来看：(1)自然经济时期的古代社会。在我国古代社会，国家及其法制从未承担起私人产权界定和实施的角色，有效率的私人产权也从未出现。㈣如作为中国古代最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对其所有制性质虽存在学术争议，但一般认为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排他性产权，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下国家仍然是终极土地所有者，而在秦以前更是典型的土地国有制。在没有私人产权及国家不介入产权界定的基础上，就没有真正规范意义上的税收，其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租税难分。我在中国财税史中能找到这么几句啼笑皆非的话“《广雅》：赋，税也”、“《说文》：税，租也”、“《说文》：租，田赋也”、“《广雅》：租，税也”。(2)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确立了全面公有制的产权结构。在排他性要素产权不存在的情况下，也不存在明确的税收关系。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国家主要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而获取收入，税制曾高度简化至名义上只存在工商税这一税种，但这一税种在实质上也并无存在意义。因为此时作为国有产权主体的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不存在你我界限，采取利润上缴还是税收只具管理上的意义，此时税利之分在本质上是根本分不清且没必要区分的。(3)转轨与市场经济时期。自1978年市场化改革开始，在以国家主动放权让利为起点下，市场化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排他性产权日益形成的过程，也同时是一个国家越来越需要并越来越多地从私人产权而非国有经济中获取收入的过程。税收与产权间的内在联系已日益明显，尤其是2004年的私产人宪，在立宪层面上明确了私人产权与公共财政间的内在联系。
四、确立新型税收本质观的现实意义
我认为，明确从产权界定和保护出发来确立新型税收本质观，具有如下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明确我国公共财政的立宪实质
经过长期的理论争鸣，目前我国财政理论界对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间的内在联系已基本取得共识，实践中也早已确立构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改革目标，但在公共财政及其公共性内涵的理解上尚存分歧。囿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资源配置的视角，主流观点是从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弥补市场失效的角度来定位公共财政。但从制度视角来看，市场交易不是表面上的资源配置而是其背后的权利配置，排他性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与基础。而国家则在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都表明，政府既可能有效地保护产权，也可能出于短期财政需要而随意侵犯产权，而只有产权通过立宪层面对政府权力施以硬性约束时才能予以有效克服。因此，基于产权与税收间的内在联系，树立新型税收本质观有利于在制度层面明确我国公共财政的立宪实质。没有私人领域就没有公共领域，没有私人产权保护就不能形成真正合法性的征税权力。公共财政以市场经济为基点，而市场经济以产权为基石，产权则系于财政立宪，这应是我国公共财政构建的实质内涵之所在。
(二)有利于阐释我国税收法治的根本内涵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公共财政是法治财政，这些都已是基本共识。但对于税收法治的理解，通常都只停留在税收征纳关系法治的功能层面上，而树立新型税收本质观则能从立宪层面上阐释税收法治的深层内涵，即要从个人权利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制约上来阐释税收法治问题。我认为，从产权一税收本质联系出发，征税的过程就是一个私人产权变为公共收入的过程。纳税人作为一个整体，在征纳关系上与国家间形成委托关系，其之所以同意将私人产权让渡为公共收入，是为了换取国家的保护和公正。按照现念，这种保护包括财产权、生命和自由，从而产生一个建立在个人产权(权利)交易基础上的公共权力。因此，在征税权力关系上体现的是立宪层面的社会契约关系，并在此契约下形成征纳双方平等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由此构成了税收法治的元规则，而各项税收法治的具体规则则奠基于其上，涵盖了税收法定主义和受公众规范约束的预算全过程，也由此才能对国家权力和国家单方面获取租金的行为作出约束和限制，从而奠定财税法治的基点。
(三)有利于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税理念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4-0032-05
一、税收与产权间的本质联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启示
在以交易费用概念为发端的新制度经济学体系中，产权理论一直居于核心地位。作为产权理论奠基石的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费用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初始产权的不同界定决定着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表明，排他性产权的明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实现市场交易进而增进效率的前提。由此使得以效率为主题的经济学将视角由单纯的资源配置层面深入到产权制度层面。在科斯奠基性论文之后，德姆塞茨、张五常、阿尔钦等进一步发展了产权理论。使得产权学派的研究更趋于精细化，在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但诺思教授则独辟蹊径，不仅在长期经济史考察基础上突出了产权结构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决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把产权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地将经济学对产权制度的关注引人到对国家及其财政制度关注上。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交易不是物的交易而是附着在物上的产权的交易，但产权本质上作为一项排他性权利，需要强制力来予以保证实施。由于国家在强制力上具有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能比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以更低成本实现产权的界定、保护与实施。因此从效率角度看，国家就天然合理地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并使得国家与产权之间具有了内在联系：一方面，离开国家我们无法理解产权，毕竟如果没有国家法律的界定与强制力的保护，产权就是一句空话；另一方面，离开产权，我们也无法理解国家，毕竟国家的法律和权力就是旨在社会范围内界定和实施一套权利规则。因此，诺思认为，由于国家与产权的内在联系，国家可视为“为获取收入而以一组被称之为保护与公正的服务作交换”的组织，简而言之就是国家界定、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笔者认为，虽然新制度经济学从未对税收本质予以明确概括过，但这一论述鲜明地表明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税收本质观，即从规范意义上来说，税收本质上应是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的价格。
新制度经济学这一税收本质观既表明了税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又划定了其合法性范围。由于国家凭其暴力潜能的优势介入产权时能有效降低产权保护和实施的成本，因而国家征税有其合理性基础，而税收则来源于政府――这一人与人交易所产生的合作剩余。考特和尤伦从无国家的自然状态到市民社会下国家这一思想实验即证明了这点。反之。如果国家获取收入时不是基于保护产权而是剥夺侵犯产权，那这样名义上的税收就不具有合法性。正如公共选择学派布坎南所认为的“只要承认，法律――政府的管理结构――具有生产力，那么就得承认国家有权从经济中取得部分有价值的产出。如果没有一种制度来保护所有权并使契约付诸实施，那么国家也就无权来分享总收入”。由此来看，税收关系着私人产权与公共财政、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间的界限，其与产权问的本质联系体现在：一方面，征税作为一个资源由私人产权转变为公共收入的过程，只有税收明确了产权才能明确。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私人产权保护就不能形成真正合法性的征税权力，所以也只有产权明确了，税收才能明确。
二、现有税收本质观之不足：制度视角的重新审视
对于税收本质，长期以来在财税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我国传统财政理论的税收本质观；二是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础上公共财政理论的税收本质观。但从制度视角来考察，两种税收本质观都尚存不足。
我国传统财政理论沿袭了国家分配论关于财政本质观的分析思路，明确表达了其税收本质观“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同时认为，税收与政治权力间具有本质联系，而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则是税收本质属性的具体表现。但笔者认为，从制度视角来看，长期以来我国传统财政学将税收本质定义为“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取得的财政收入”存在较大缺陷，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缺陷就更为明显了。我认为，税收与政治权力之间并无本质联系。国家征税固然要靠政治权力，但靠政治权力而获得的收入并不都是税收，诸如没收财产、通货膨胀等都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地获取的收入。即使对其属性再加上固定性的限制，也尚无法与政府各行政执法部门的罚款收入相区别，因为后者在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的同时也另具有依据法律的固定性特征。所以，单方面强调政治权力仅能将税收与公债、收费等财政收入形式相区别，但却并不足以真正认识税收本质。我认为，如果离开私人产权是很难真正认识税收本质及其契约关系的，因为在私人产权不能确立或受侵犯下税收的合法性基础便难以确立。若单纯强调政治权力性，则可能导致并非保护而是侵犯产权的国家行为，并由此带来国家依政治权力而攫取的租金而并非真正规范意义上的税收。
公共财政理论则承袭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主题的分析视角，建立了以公共产品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近十几年来，经过我国学者的不断阐释和倡导，公共财政理论作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理论，其税收本质观的理论逻辑日益清晰。即“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应当承认，从资源配置视角看，把税收定义为公共产品价格有其合理性，特别在市场经济下更具有其积极意义。但从制度视角来看，这一对税收本质的概括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从制度视角看，并不存在公共产品和直接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尽管公共财政论列举了路灯、治安等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所谓“公共产品”，但从公共选择的制度过程来看，任何一项支出议案都不可能获得一致同意，在多数票规则下就必然产生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甚至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强制，由此带来相应的受益方和受损方。部分人不仅被迫强制消费某种所谓的公共产品甚至还要为此而纳税。产生私人产品市场交易所不可能存在的消费和付费上的强制
性问题。(2)按公共财政论的税收本质分析，公共产品税收价格在实质上形成了类似市场的等价交换关系。我认为，政府作为事实上的垄断组织，其垄断定价总是在竞争价格和边际成本之上的，公共产品价格定义未能揭示出国家租金天然存在的事实，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类似于竞争性市场的等价交换关系。(3)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按传统公共财政论对公共产品的分析，由于搭便车的存在使得市场无法提供公共产品而应通过政府征税来提供。但随着公共产品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早在1974年，科斯通过调查就表明了完全符合公共产品概念的灯塔在英国早期主要由私人供给。而近年来对公共产品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实验经济学的大量研究更是显示，除了政府之外，社区、非营利组织乃至私人等都可能提供公共产品。由此表明，政府税收与公共产品间并无本质联系，将税收本质界定为公共产品的价格也有失偏颇。
三、新型税收本质观的历史实证
上述分析表明，国家税收与政治权力、公共产品间均不存在本质联系，而与私人产权间具有本质联系，税收在实质上是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的价格。制度分析视角得出的这一新型税收本质观，其理论结论是能得到历史实证支持的。
考察西方发展史可以发现，凡在私人产权能得以确立的历史阶段就存在税收关系，反之则不存在税收关系，产权与税收间的内在联系十分明显。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来看： (1)产权一税收关系初始萌芽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在商品货币经济自发萌芽生成的这一阶段，城邦国家财政制度和私人产权制度间内在联系已开始萌芽生成。特别是古希腊时期的梭伦改革以及古罗马时期的罗马法，标志着城邦国家(或共和国)以法律形式确立了私人产权制度并予以保护实施。这一时期，就同时产生了对商人、自由民征收的市场税和财产税，而奴隶因既没有自身劳动力产权更没有财产权，故没有被征税的资格。㈣(2)不存在产权一税收关系的中世纪时期。在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庄园制是最基本的政治经济组织和最基础的制度结构，此时既不存在排他性的土地所有权也不存在排他性的劳动力所有权，由此产生的是农奴与其庄园领主间围绕土地使用而形成的依附关系。由于产权的不存在性且此时国家并不介入私人产权安排，所以这一期间并不存在规范意义上的国家税收。国王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其自身领地收入，其不仅不对农民直接征税，而且对其诸侯领主也只依封君封臣关系而享受一些贡纳。(3)产权一税收关系扩展的市场经济初期。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在贸易发展与庄园制瓦解的基础上，产权制度与税收制度间的内在关系越来越明显。这一时期商品和要素的排他性产权逐渐形成，而这离不开国家的努力，各新兴民族国家则致力于扩张市场和提权保护。其目的是向以商业资本为代表的新兴财富征税。在此期间确立了包括商品税、财产税在内的现代税收制度，甚至随有限责任公司这一新型产权形式的出现而开征了所得税。(4)产权一税收关系稳固的市场经济成熟期。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国家和产权间的关系是单方面控制关系，即国家既可能出于长期税收利益而有效地保护和实施产权，也可能出于短期财政租金需要而随意侵犯产权。尤其当国家面临即时财政压力时更倾向于后者。但近代后期，西方各国在历经道路不同的财政立宪变革之后，在较为有效地保护产权基础上限制住了国家攫取租金的行为并同时赋予了税收合法性基础，从而为市场经济的真正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性制度结构。
虽然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与西方社会有很大差异，但回顾我国经济社会史同样可以发现税收与产权间的内在联系：凡在排他性私人产权难以确立的时期，也就难以存在明确清晰的税收关系，反之则反是。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来看：(1)自然经济时期的古代社会。在我国古代社会，国家及其法制从未承担起私人产权界定和实施的角色，有效率的私人产权也从未出现。㈣如作为中国古代最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对其所有制性质虽存在学术争议，但一般认为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排他性产权，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下国家仍然是终极土地所有者，而在秦以前更是典型的土地国有制。在没有私人产权及国家不介入产权界定的基础上，就没有真正规范意义上的税收，其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租税难分。我在中国财税史中能找到这么几句啼笑皆非的话“《广雅》：赋，税也”、“《说文》：税，租也”、“《说文》：租，田赋也”、“《广雅》：租，税也”。(2)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确立了全面公有制的产权结构。在排他性要素产权不存在的情况下，也不存在明确的税收关系。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国家主要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而获取收入，税制曾高度简化至名义上只存在工商税这一税种，但这一税种在实质上也并无存在意义。因为此时作为国有产权主体的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不存在你我界限，采取利润上缴还是税收只具管理上的意义，此时税利之分在本质上是根本分不清且没必要区分的。(3)转轨与市场经济时期。自1978年市场化改革开始，在以国家主动放权让利为起点下，市场化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排他性产权日益形成的过程，也同时是一个国家越来越需要并越来越多地从私人产权而非国有经济中获取收入的过程。税收与产权间的内在联系已日益明显，尤其是2004年的私产人宪，在立宪层面上明确了私人产权与公共财政间的内在联系。
四、确立新型税收本质观的现实意义
我认为，明确从产权界定和保护出发来确立新型税收本质观，具有如下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明确我国公共财政的立宪实质
经过长期的理论争鸣，目前我国财政理论界对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间的内在联系已基本取得共识，实践中也早已确立构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改革目标，但在公共财政及其公共性内涵的理解上尚存分歧。囿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资源配置的视角，主流观点是从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弥补市场失效的角度来定位公共财政。但从制度视角来看，市场交易不是表面上的资源配置而是其背后的权利配置，排他性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与基础。而国家则在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都表明，政府既可能有效地保护产权，也可能出于短期财政需要而随意侵犯产权，而只有产权通过立宪层面对政府权力施以硬性约束时才能予以有效克服。因此，基于产权与税收间的内在联系，树立新型税收本质观有利于在制度层面明确我国公共财政的立宪实质。没有私人领域就没有公共领域，没有私人产权保护就不能形成真正合法性的征税权力。公共财政以市场经济为基点，而市场经济以产权为基石，产权则系于财政立宪，这应是我国公共财政构建的实质内涵之所在。
(二)有利于阐释我国税收法治的根本内涵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公共财政是法治财政，
这些都已是基本共识。但对于税收法治的理解，通常都只停留在税收征纳关系法治的功能层面上，而树立新型税收本质观则能从立宪层面上阐释税收法治的深层内涵，即要从个人权利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制约上来阐释税收法治问题。我认为，从产权一税收本质联系出发，征税的过程就是一个私人产权变为公共收入的过程。纳税人作为一个整体，在征纳关系上与国家间形成委托关系，其之所以同意将私人产权让渡为公共收入，是为了换取国家的保护和公正。按照现念，这种保护包括财产权、生命和自由，从而产生一个建立在个人产权(权利)交易基础上的公共权力。因此，在征税权力关系上体现的是立宪层面的社会契约关系，并在此契约下形成征纳双方平等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由此构成了税收法治的元规则，而各项税收法治的具体规则则奠基于其上，涵盖了税收法定主义和受公众规范约束的预算全过程，也由此才能对国家权力和国家单方面获取租金的行为作出约束和限制，从而奠定财税法治的基点。
(三)有利于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税理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更是当前时期税务行政工作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并已在尊重和保障纳税人权利等问题上得到了较多讨论。而我认为。新型税收本质观从公民权利本位出发有利于在理论源头上进一步明确以人为本的治税理念。当我们明确从私人产权界定、保护和实施角度来看待税收本质的时候，可以看到，一方面个人权利(包括产权)需要国家权力的界定和保障，否则就没有产权也不存在市场交易；而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来源于税收并从属于个人权利，私人产权开辟了私人领域进而在立宪层面上界定了公共领域和政府权力的合法性范围。由此可以认为，包括产权在内的公民个人权利具有本源性的终极意义，而国家权力及其征税权在立宪层面上受限于私人产权，其不仅不能侵犯和危害公民产权，而且必须以公民产权的保护为前提和基础，以实现公民各项基本权利为目的和方向。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公民权利观构成了国家理财治税的权力基础和合法性范围。
中图分类号: F5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123-06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与发达国家发展旅游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发展旅游业是在经济尚处于欠发达的背景下,期望通过旅游的经济效应来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基础设施的明显滞后,成为制约中国旅游业进一步加快发展的“瓶颈”。为此,从2000年开始,国家首次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国债投资计划,以完善旅游业发展的硬件条件,为建设旅游经济强国打好基础。至2005年末,全国共向30个省(区、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的617个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安排国债资金68.1亿元,项目总投资额累计达238.96亿元;累计修建旅游公路约11 000公里,游步道4 000多公里,用于旅游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约占国债旅游项目总投资的80%以上。国家利用大量国债资金支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业的发展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如何?这是政府和学术界都极为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开展研究,对于未来国家旅游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合理安排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关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英国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em,1998)将基础设施视为一种“社会先行资本”,认为政府应当大规模地投资于基础设施,才能冲破发展过程中最为常见的基础设施瓶颈,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罗斯托(Rostow,2001)则将基础设施看做是社会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成长的前提条件,认为任何国家的经济起飞没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集中发展和积累都将不可能成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争论,目前经济学者们对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作用基本持一致的积极态度。Nijkamp(1986)将基础设施对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总结为四个方面:(1)基础设施服务作为生产的中间投入,可减少投入成本导致生产获利;(2)基础设施可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力;(3)基础设施的存在可以吸引区域外的额外资源,如私人资本的涌入,降低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4)家庭对基础设施服务消费也有助于提高福利和真实收入,提高生活质量、节约时间。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1994 年的年度发展报告中指出:“基础设施如果不是经济发展的引擎,那也是经济活动的车轮。”
关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则集中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特别是自Aschauer(1989)利用生产函数研究公共资本的边际产出之后,关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研究和争论越来越多。相关研究内容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以及基础设施的相对贡献分析;二是测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对于相关性的实证分析,国内外研究中主要使用生产函数法、成本函数和利润函数以及向量自回归YAR法等方法:而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则主要是运用投入产出模型。
在中国,钱家骏、毛立本(1981)最早提出应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问题(刘伦武,2003)。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由于中国基础设施的滞后对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日益严重,樊纲(1990)、马树才(2001)等经济学者对基础设施“瓶颈”产生的原因和对策以及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进入21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关注于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先后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分析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如娄洪(2002)、高峰(2005)等的研究。而对于国债投资效应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国债投资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挤出效应、财政风险以及乘数效应等方面,大部分研究以理论研究和定性分析为主,只有少量学者对国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如李子奈等(2001)运用投入产出投资乘数模型和投资矩阵对国债对GDP增长的拉动,对当年相关产业的拉动进行了分析。
经济学者们分别对基础设施投资和国债投资的经济效应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但是未能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研究基础设施的学者很少考虑投资的性质和来源,而研究国债问题的学者很少关心国债资金的投向,从而使国债基础设施投资的效应问题成为双方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并且,这两方面的实证研究均局限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问题,很少关注投资流量对于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也不能全面反映出国债投资或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存量在推动全社会消费、就业等方面的具体作用。另一方面,就本文的研究对象而言,由于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去向是旅游业。旅游生产分散化的特点与工业品的生产模式截然不同,因而传统的基于工业生产模式建立的生产函数模型不能直接套用于旅游业,必须根据旅游的生产消费特性进行相应的修改和调整。这使得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更加复杂,必须另外寻求适当的方法进行研究。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文将利用CGE模型综合测量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对于旅游业以及全社会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短期效应问题。CGE模型由于其严格的理论基础、灵活的模型框架、对现实经济多方面的综合描述以及价格内生等方面的优势,目前已经成为经济政策模拟和分析的标准工具之一(郑玉歆、樊明太,1999)。但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发展CGE模型建模技术,而是在于将现有的CGE模型技术拓展应用于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问题研究,重点考虑旅游与工业经济在生产和消费方面的特殊属性,并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对模型方程进行适当调整。
1.旅游生产函数的构建。将CGE模型应用于旅游研究,首要的问题是怎样将在各类统计资料中没有专门界定的“旅游业”作为一个单独的活动部门列入模型中。在这一方面,国外的旅游经济研究者和旅游CGE模型研究者都没有进行探索,而是直接沿用各国产业分类法,将旅游业分解为不同的原子部门,如住宿、餐饮等,无法反映出旅游消费(生产)的“综合”特色。本研究对旅游业的界定和划分没有采用“分解”的方法,而是借鉴了贝克尔的“家庭生产”思想,将旅游者视为旅游产品的生产者;将旅游者活动过程中直接消费的各类物品和服务及其提供者如交通、住宿、娱乐等分别作为旅游产品的中间投入品和中间投入品供应商;由于旅行社并不为旅游活动提供任何具体消费对象,它并非中间投入品生产者,而是扮演着促进旅游产品及其中间投入品生产、交换和流通的角色,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生产“技术”(左冰,2008)。由于每一种旅游中间投入品仍然需要使用最基本的资源,如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因此,旅游生产函数的形式将呈现出三重嵌套形式(如图1)。
第一层嵌套,反映的是旅游者作为生产者将各类中间投入品相结合用于生产旅游产品的生产方式,即旅游者作为最终旅游产品的生产者;第二层与第三层嵌套,反映的是旅游中间投入品生产商生产其产品所需要的全部稀缺资源和组合这些资源的方式,与一般工业产品的生产相同。假设旅游产品生产函数形式为广泛使用的Cobb-Douglas函数,同时考虑到中国旅游业年均技术进步速度较低(左冰、保继刚,2008),则包含旅行社技术进步在内的旅游生产函数形式为:
Z=Aeλt・xα11・xα22…xαnn
pixi=I (1)
其中, xi、I 分别是生产(消费)单位旅游产品Z 需要投入的中间产品向量与总生产成本(总旅游消费支出)。A是效率系数; λ代表旅行社技术进步速度; pi是每单位中间投入品xi 的价格; αi是中间投入品xi的产出弹性。根据中国标准产业分类及其指标解释,可以将游客消费项目与投入产出表中的产业部门xi进行一一对应组合(共12项),根据公式(1),收集相关数据资料。即可拟合得到旅游生产函数。
2.对旅游市场的划分。在一个既定国家里,由于游客来源地与旅游目的地的差异,存在着国内旅游(含一日游游客与过夜游客)、入境旅游、出境旅游三种旅游形式。其中,入境旅游将被视为“出口”,而出境旅游则作为“进口”加以对待。
3.投资的动态化问题。模型将采用递推动态的形式模拟分期实现的基础设施投资所形成的资本,以实现模型的动态性。
4.其他产出部门中旅游产值的剥离。游客所消费的住宿、餐饮、游览、娱乐、购物、交通等中间产品将作为其他产业部门的最终产品从其产值中扣除。
CGE模型的参数来自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社会收支矩阵(SAM)的校准数据。二是模型中的替代弹性、资本存量的计算直接引用了前人的研究结果或方法。三是关于旅游业的参数的测算通过收集相关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计算而得。四是模型中的转换参数、分配参数以及比率参数通过对基期SAM数据进行校准的方法反推求得,而关税、进口商品税等部分参数直接使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四、研究结果及分析
1.仿真情景假设
研究在利用CGE模型进行仿真模拟分析国债基础投资的经济效应时,暂不考虑国债的利息因素。假设从2000年开始,在保持政府各项消费支出不变的条件下,政府通过向国内居民借贷投资于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将情景分为两类。情景A是对现实投资状况的真实模拟;情景B假设全部国债资金在2000年一次性投入到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中,可作为情景A的参照,以便于进行对照研究(见表1),分析期为2006年。
2.CGE模型仿真结果及分析
(1)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对价格的影响。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对生产者价格、资本品价格以及增加值价格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生产价格方面,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降低了生产价格,对于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对社会总产出的增加产生着积极影响;在资本品价格变化方面,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直接导致了旅游业以及建筑业资本价格的上涨,由于资本市场收益存在扭曲以及不同行业之间前后向产业关联强度存在较大差异,这种价格上涨压力因行业差异而有所不同,如表2所示。在增加值价格方面,由于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的投资量相对于整个经济的投资总量来说非常小,所引起的增加值价格上涨幅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这一投资总量下,政府不需要考虑价格增长压力方面的财政政策和财政平衡问题。
(2)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社会总产出的影响。从总的效应来看,68.1亿元的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国内总产出和GDP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国内总产出与GDP在基期的基础上分别增长了1 287.76和511.63亿元,增长率为0.47%,年均增长率0.08%(见表3)。
从结构上看,虽然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的去向是旅游业,但这一投资对于产出促进作用最大的并非旅游业,而是特别有助于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出增长,并且对于农业生产具有轻微的负面影响。这说明,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在诱导地区经济结构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和服务业经济的转换中发挥很大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进入性很差和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区域。
图2是A、B两种情景下旅游业总产出的年度增长率。图中可见,在模拟期末(2006年),情景A与B导致的产出增长额以及增长率虽然相差不大。但从发展的路径上看,一次性大规模地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应。图中,情景B 的发展路径OBB*与基准线(benchmark)OC所构成的面积OBB*C是情景A的发展路径OA与基准线OC所构成的面积OAC的1.71倍。这正是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 -rodan,1943)在“大推进”理论中所提出的基本思想。即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当对相互补充的产业部门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才能冲破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最为常见的基础设施“瓶颈”,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全面发展。
(3)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国债旅游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直接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图3反映了国债旅游投资所带动的产出增加值(GDP)在劳动者、资本与政府之间以及劳动者报酬在各产业之间的初次分配情况:在全社会增加的511.63亿元GDP中,劳动者获得了268.65亿元的劳动报酬,资本获得利润164.97亿元,政府获得间接税收入78.01亿元。GDP在劳动者、资本与政府之间的初次分配比例为53 ∶ 32 ∶ 15,劳动者报酬占有较大比重。
在总量为268.65亿元的劳动者报酬中,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劳动者报酬占有特别大的份额,这是由于国债旅游投资对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生产促进作用最大,农业劳动者收入因为农业生产的整体下降而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农业劳动者这部分下降的收入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从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收入的增长中得到了弥补。表4反映出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都从国债旅游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中获得了更多的收入。
在国债旅游投资新增的268.65亿元国民收入中,农村居民收入与基期收入相比,增长了68.29亿元,增长率为0.26%;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了200.36亿元,增长率为0.30%。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额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额的2.93倍;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也略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这说明,通过国债旅游投资新增的国民收入在分配上更加有利于城镇居民。对于旅游业而言,若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单一的大众旅游发展模式,积极鼓励自助旅游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这种消极影响。
(4)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在短期对于社会需求总量具有一定的正向激励作用。国内居民总消费与政府消费分别在基期的水平上增长了164.36亿元和57.58亿元,增长率分别为0.37%和0.49%,略低于社会总产出增长率。由于旅游需求和其他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较大,因而需求增长(相对比例)最为明显的是旅游业本身以及第三产业的诸多服务部门,其次是制造业;农业部门由于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缘故,消费增长相对较小(见表5)。
(5)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就业的影响。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不但促进了全社会总产出和总需求的增加,还带来了世界各国政府都极为关注的就业机会。2000―2005年六年共计68.1亿元的国债旅游投资促进了135万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转移,提供了87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见表6);平均每增加一个就业机会需投资7 827.59元。这也许是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减贫作用和推动经济结构转换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途径。由于模型并未对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劳动力进行区分,即假设劳动力完全同质并可以自由流动,因而在分析结果中出现了农业部门新增就业机会较大的负增长。在现实中,由于农村劳动力缺乏知识与技能,劳动力的转移并没有模型所假设的那样可以在不同部门间自由流动,因而实际转移人数应低于这一理想数值。
(6)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部门生产性投资的影响。通过国内举债的方式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私人部门投资不但没有产生挤出效应,反而刺激增加了338.012亿元的私人生产性投资,占全社会生产性投资总量的0.74%,略高于社会总产出的增长率(见表6)。如果将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本身视为一种存量资本的积累,那么其激发的生产性资本投入可作为第二重(存量)资本积累。两次资本积累总额是国债旅游投资额的4.96倍,且一次性大规模地投入所产生的效应也优于长时期分批小规模投资所产生的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对旅游消费与生产行为的特殊性进行充分描述的基础上,尝试将CGE模型拓展应用于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宏观经济效应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1)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对于旅游业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宏观经济效应。2000―2005年累计68.1亿元的国债旅游投资推动旅游业总产出和旅游GDP分别增长132.59亿元和64.29亿元;提供旅游业就业机会21万个;带动旅游生产性投资53.87亿元;促进居民旅游消费增加4.82亿元,基本上实现了政策目标。(2)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具有较强的非旅游经济外部性,其非旅游经济影响约4～8倍于对旅游业自身的影响,在促进社会总产出和GDP增长、提高居民福利水平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影响,而且特别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转换、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3)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加剧农村―城市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由于城市“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和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部门间要素收益扭曲,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将更多地支持以第二和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经济的增长,新增国民收入在分配上也更加有利于城镇居民。(4)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居民旅游消费需求增长,但其效果不太明显。其原因在于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普遍较小,所建道路等级低,很难推动大规模的大众旅游的发展。(5)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极大地助推了旅游资本积累进程,为中国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私人部门投资不但没有产生挤出效应,反而促进旅游生产性投资增长了53.87亿元,旅游业累计新增存量资本226.37亿元(未包含折旧),必将对于未来旅游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6)在投资总额不变情况下,对旅游基础设施进行一次性大规模地投入所产生的效应优于长时期分批小规模投资所产生的效应。在今后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中,应当改变小项目小投入的方式,集中性地安排资金用于一些重点项目建设,如此,可进一步提高旅游基础设施投资的实际经济效果。
致谢: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司生活质量处原处长饶权同志为本研究提供了详细的资料,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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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ing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National Debts Invested in Tourism Infrastructures:
A Study Based on the CGE Model
ZUO Bing1, BAO Ji-gang2
(1. School of Tourism,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Kunming, 650221, China;
中图分类号：F810.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4-0046-09
从环境税在各国的实施情况来看，欧盟各国实施环境税的现象较为普遍。此外，由于经合组织(OECD)对环境税制的大力推广，环境税制度在OECD国家也受到重视。随着OECD向别国推销环境税制度，意欲制定环境税的国家越来越多。环境税之所以受到各国的青睐，是因为人们认为经济规制手段是保护环境的最佳方法。但是，正如美国大法官史格里亚(Scalia)所说：“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济规制都会使得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受益，而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环境税也不能例外。比如，环境税通常会导致环境税负难以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实现公平负担。
正是由于环境税所具有的弊端，导致环境税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与环境税在理论上受人青睐不同，环境税在实践中的表现并不理想。经济学家试图用“双重红利”理论来缓和环境税理论与环境税实践的背离，期待用它来增加政策制定者采用环境税制度的信心。在我国制定环境税的过程中，学者也经常将“双重红利”作为主张我国制定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但是，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在国外早已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相比之下，我国学界对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鲜有质疑之声，本文希望对此有所贡献。当然，本文的目的不是纯粹为了质疑而质疑，而是希望借此激起更多的有关环境税的理性探讨。比如，从促使全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和推动我国环保产业的迅速发展来看，环境税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不同的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对环境税的制定所要求的要素不同，如在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制定环境税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要远远多于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确实存在的情况。因此，对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进行理性探讨，或许更加有助于环境税制的建构。
一、“双重红利”理论的沿革及其内涵
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当时德国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失业问题。环境和就业对每个社会来说都至关重要，有人认为环境税可以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这就是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的雏形。1983年，宾斯温格等人在其著作《无环境破坏的就业》中第一次提出了这种理论，并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准确的阐述。按照“双重红利”理论，针对环境破坏行为(如资源浪费、污染和交通拥堵)的税收不仅不会扭曲经济决策，而且可以纠正现有的经济扭曲。针对导致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征税，不仅比针对生产增值(value added)或收入征税更有效率，而且可以创设一个能够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政体制，同时改善环境品质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标准。虽然“双重红利”理论最早起源于德国，但是，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或许是使用“双重红利”术语的第一人。大卫・皮尔斯认为：“政府应该采用财政中性的碳税，并用这些财政收入去减轻那些扭曲性税收，比如所得税或者公司税。有关遵守‘碳协定’实施措施的政治辩论应该充分考虑污染税所具有的‘双重红利’(double dividend)特征。”
根据“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可以控制污染行为，从而实现改善环境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环境税第一红利(first dividend)。其次，环境税通常能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改善环境品质或者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因此，有人认为环境税是比传统财政收入来源更好的财政收入来源方式。当环境税收入被投入到改善环境品质之外的领域时，即将环境税收入用来减少现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制度扭曲时可以带来更多的好处，从而使得社会获得所谓的第二红利(seconddividend)。除了环境税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环境污染控制方式之外，它还被认为是比传统的财政收入方式更好的财政取得方式。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双重红利”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按照“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制度不仅使得整个税收体系变绿，而且在解决环境问题不会与其他社会政策相冲突，如不会与有关安全、就业水平的政策相冲突。从最佳征税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向“不良行为”(bads)征税，而不是向“良好行为”(goods)征税。诸如环境污染之类的行为当然属于“不良行为”之列，而人们的劳动显然属于“良好行为”之列。但是，现行的税制不仅忽视了“不良行为”，而且有惩罚“良好行为”的现象。比如，向劳动力征税会导致资源的过分使用，会导致失业。正是由于针对资本和劳动力的税收太高，医疗和教育的成本才如此之高。相反，环境税制度不仅能够惩罚“不良行为”，即增加环境污染者的财政负担，而且可以激励“良好行为”，即通过减少所得税和资本税的方式，增加工作机会和提高工资。
高尔达(Goulder)将现有的“双重红利”理论分为三种：一是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二是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三是强性的“双重红利”理论。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认为，将环境税的收入用来削减扭曲性税收比随意地使用环境税更佳。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认为，现行的税制体系被扭曲的程度如此严重，以致从现行税制向环境税制过渡，将会极大地降低税收的额外负担。强性“双重红利”理论认为，环境税替代一定类型的现行税制会降低现行税制的额外负担。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主张环境税的专用，即用于削减诸如所得税之类的扭曲性税收；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主张改革现行的税制体系，将环境税制度引入现行的税收体系之中；强性的“双重红利”理论则主张用环境税替代现行的税收体系，从而将税收的额外负担降低到最低水平。
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同时得到了其他研究成果的支持。比如，哈佛大学戴利・乔根森(DaleJorgenson)教授的研究表明，税收收入中每一美元的成本不仅包括私人进行一美元投资或一美元消费的成本，而且包括损失了18美分经济增长的成本。他将这些损失视为“平均额外负担”，如果改变扭曲性税制，就可以避免这些负担。一般而言，如果要改变现行税收体制，那么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边际额外负担，即税收收入中的最后一美元所导致的经济损失。戴利・乔根森(Dale Jorgenson)认为，从资本所得中每获得一美元的边际额外负担为1.02美元，而针对销售税或者消费税所产生的边际额外负担仅仅只有0.26美元。基于此，戴利・乔根森认为，从资本税的征收向消费税征收的转移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经济好处。一般来说，环境税比消费税对整个社会导致更高的边际额外负担。比如，
就能源税而言，由于能源税的税基较窄，因此，能源税比消费税给社会带来的边际额外负担更高。但是，由于能源税的边际额外负担低于资本税，因此，征收能源税之类的环境税更加有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
此外，根据“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不仅能够提高环境品质，而且政府也可用环境税的收入来削减具有扭曲性的所得税，因为所得税常常具有扭曲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决定的效果。根据税收的一般理论，所得税所带来的扭曲一般会减少市场经济的效率。比如，现有的研究表明，从所得税中多获1美元的税收会给私人造成的经济负担大约为1.35美元，其中的35美分是所得税带来的“额外负担”。但是，环境税所导致的“额外负担”通常低于35美分。所以，我们如果不针对所得进行征税，而是针对导致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征税，这会改善私人部门的效率。首先，环境税使得污染者承担其所实施的环境污染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其次，环境税可以减轻税收带来的“额外负担”。可见，通过引进环境税制度，我们可以对现行的税收体系进行改革，从而使其更加具有效率。
二、“双重红利”理论的质疑
根据前述的“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制度的优势看似非常明显。通过环境税制度，我们既可以保护环境，也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在“双重红利”理论下，需要我们所做的就是确定哪些污染问题适宜用税收措施来规制，哪些具有额外负担的税收可以用环境税的收入来抵消。但是，“双重红利”理论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鲍温伯格(A.Lans Bovenberg)和茂壹(Rund A.deMooij)两人第一次对“双重红利”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的研究证明，环境税对劳动力的供给同样有扭曲效果，因此，环境税如同所得税一样会导致额外负担。鲍温伯格和茂壹通过一个简单的包含相互竞争关系的模型证明，环境税不仅没有缓和现有的税收扭曲，反而加剧了现有的税收扭曲。即使将环境税带来的税收收入用以削减那些现有的扭曲性税收，情况也是如此。环境税之所以会加剧现有的税收扭曲，是因为政府征收环境税通常会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而产品价格的提高必然会加剧存在于商品税和工资税等税种之上的现有的税收扭曲。
在鲍温伯格和茂壹看来，从个人福利角度来看，政府从个人收入中征收一半税收的做法和政府针对产品征税从而使得消费品价格翻倍的做法对于个人的影响是一样的，因为这两种方式都使得个人的实际消费购买力下降了一半。就环境税而言，环境税的征收会提高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会导致产品最终价格的提高，这无疑会减少个人的净工资，它与通过使用环境税收人来减少所得税进而提高净工资的做法相互抵消。此外，即使将环境税收入用来降低针对劳动力的所得税收，个人真正的净工资也会下降。税后名义工资的增加无法弥补由于环境税的增加而导致的产品价格的提高，因为当消费者不去消费污染产品时，环境税的税基就会明显减少。为了维持低所得税水平，就必须保持一定水平的环境税收入，但是，环境税税基的减少必将减少环境税的收入水平。此时，只有提高被减少的环境税的税率水平，才能维持总体的环境税收入，而环境税税率水平的提高必将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
对于鲍温伯格和茂壹的研究结论，斯坦福大学高尔达通过能源税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高尔达认为，能源税的征收不仅会提高石油、煤炭等原材料的价格，而且会提高汽车、食物等消费产品的价格。从短期来看，能源税的征收几乎会使得每种消费品的价格都会上升。高尔达发现不同的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征收能源税将比提高所得税会导致更大的社会福利损失。此外，高尔达认为，在产品的消费阶段征税比在产品的生产阶段征税节省更多的社会成本。所以，高尔达认为，能源税制度的倡导者需要先对征收能源税所产生的经济和分配影响作出冷静的判断。按照一般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政府在征收能源税时如果不降低其他税种的税负，那么能源税会对个人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根据高尔达的实证研究，政府在征收能源税的同时即使降低诸如所得税之类的税收，全社会的经济状况也会变得更加糟糕。所以，为了使得能源税能够在政治上具有可行性，政策制定者必须证明能源税带来的环境收益可以抵消能源税对经济福利的损害。否则，能源税难以在实际中获得成功。
三、“双重红利”理论的实证分析
根据前述有关“双重红利”理论的质疑，“双重红利”理论的争议涉及两个核心的问题：一是环境税对环境的改善到底有多大作用，将环境税收入用来降低所得税等税收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二是环境税对环境的积极改善和环境税对社会福利的消极影响是否相配，即环境税对环境的改善是否能够足以补偿负面的社会福利。下面，我们用三个实例来验证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是否可能?
(一)环境税与社会福利
环境税制度是否具有改善环境品质的能力，这取决于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环境税制度的出发点在哪里?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到如何评估现行的环境规制体系，即环境税制度与现行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二是环境税制度改革的方向在哪里?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如何改革现行的环境规制体系，即我们是应该用环境税代替现行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还是应该用环境税补充现行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制度效果。
环境税的制定通常会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产品价格的提高通常基于两种不同的原因：一是产品的价格由于必要的环境保护技术投资而提高。比如，将产品的生产安排在排污率较低但成本高昂的工厂进行，通常会提高相应产品的价格。由此导致的成本通常并不低，这些相关的成本显然会抵消环境改善带来的好处。二是产品价格的提高可能是对“稀缺租”(scarcity rents)的回应。“稀缺租”通常是指排放每一单元污染物的权利的价值。比如，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中，每一个排污权许可证的价格便是“稀缺租”的反映。“稀缺租”一般会提高产品的价格，产品价格的提高会抵消环境改善带来的诸多好处。如果环境税制度导致的这两种成本超过了环境税制度对环境品质的改善这一收益，那么此时环境税制度整体上处于净损失状态。
与环境税制度可以创造“稀缺租”一样，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也能够创造“稀缺租”，虽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创造的排污权不得进行市场交易。比如，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政府所规定的产品生产技术通常会要求每一单位产品产出中的污染量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通常不得高于某一数值。此外，政府要求每一生产主体的污染量必须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削减90％，那么，此时生产主体除了需要遵守污染物排放的一般标准之外，还必须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削减90％的产品产出。显然，由于政府采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生产者会减少产品的生产数量，产品数量的减少会使产品的价格提高，因此，每个产品的生产成本并未变化。此时，较好的产品价格就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所创造的“稀缺租”，这种以超额利润为表现形式的“稀缺租”被生产者所获得。
但是，当政府采取不同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的环境税制度时，我们可以说政府获得了由于
控制污染而带来的“稀缺租”。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相比，环境税制度使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因为政府不仅要求生产主体安装必要的清洁生产设备或从事成本高昂的污染削减行为，而且要求生产主体就剩余的污染物支付一定的环境税收。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政府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政府获得的这种财政收入就是所谓的“稀缺租”。与生产者获得“稀缺租”不同，政府可以使用这些环境税收人。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削减其他现行的针对生产的税收来抵消生产者所需要承担的递增的生产成本。
针对环境污染行为是采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还是采取环境税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够获得“稀缺租”。在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下，私人可以获得污染控制带来的“稀缺租”，所以，这使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通常容易被商业主体所接受。布坎南(James M.Buchanan)和图洛克(Tullock)的研究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工业部门比较喜欢污染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但是，对环境税制度抱有一定的敌意，因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使得生产主体获得了规制带来的“稀缺租”，而环境税制度会使得“稀缺租”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可见，不管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还是环境税规制方式，它们都会增加生产者的生产成本，从而增加产品的价格，并导致净工资的减少。但是，环境税制度使得政府获得“稀缺租”，政府可以将这些收入用于降低个人所承担的所得税税率，借此抵消产品价格上涨对个人净工资构成的负面影响。环境税不能完全消除劳动力扭曲，但可以缓解劳动力扭曲的程度。所以，环境税一方面可以改善环境品质，拐一方面可以抵消扭曲性税收对社会福利构成的负面影响，社会总的福利水平由此得以提高，环境税实现了“双重红利”。
上述有关环境税的探讨是基于假定环境问题并未受到政府的任何规制，但是，针对现有的环境问题已存在诸多环境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于污染物的排放一般都会做出具体的总量限制。在环境法律法规对污染物的排放有总量限制的情况下，征收环境税无法保证获得改善环境这第一重红利，但可以确保获得财政收入这一红利。因为，在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已受到法律法规限制的情况下，环境税制度不会对环境品质的改善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实施环境税制度却可以为政府带来一定的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抵消所得税等具有扭曲性的税收。
总之，如果针对未受规制的环境问题，环境税制度不仅可以改善环境品质，而且可以带来财政收入，用环境税收入可以抵消扭曲性税收，此时的环境税制度实现了“双重红利”。针对污染总量已受到规制的环境问题，环境税制度无法改善环境的品质，但却可以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抵消扭曲性税收，从而实现“第二重红利”。从福利经济学来看，由于环境税提高了产品的价格，产品价格的提高可能会导致个人净工资的减少。如果环境税带来的环境收益低于个人净工资的减少，那么环境税无法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
(二)环境税与环境补贴比较
按照福利经济学理论，环境税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削减污染。第一，可以通过“替代效应”来控制环境污染行为，即激励生产者用清洁的原材料来代替污染的原材料，这无疑会减少每一单位产出中的污染物总量。第二，可以通过“产品效应”来控制环境污染行为。由于环境税的征收可以增加污染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会使产品的价格提高，污染产品较高的价格将会不利于污染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但是，环境补贴只能通过第一种途径来削减污染，而无法通过第二种途径来削减污染。不仅如此，政府的环境补贴会导致污染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从而鼓励污染产品的产出逐渐增大，进而不利于环境保护。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来看，由于环境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可以用来抵消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因此，环境税制度可以增进社会福利。但是，由于政府实施环境补贴的费用主要通过提高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来获得，因此，环境补贴强化了原有的扭曲性税收。既然环境税制度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而且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但环境补贴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却加剧了扭曲性税收。所以，环境税制度比环境补贴制度看似更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
如果政府所实施的环境补贴制度既补贴控制环境污染的行为，也补贴环境友好产品的消费行为，那么补贴制度一方面会导致产品价格的降低，另一方面因补贴制度需要提高所得税水平，所得税的提高会导致个人净工资水平的降低，而产品价格的降低和个人净工资的降低会相互抵消。从个人社会福利增加的角度来看，环境补贴制度和环境税制度对个人社会福利的影响同等。可见，不管是环境税制度还是环境补贴，都有助于环境的保护，但是，两者都无法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因此，不管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改善社会福利的效果来看，那些能带来财政收入并将其用于削减其他环境扭曲性税收的环境政策与那些花费财政收入或者完全没有获得财政收入(如技术规制)的环境政策具有一样的效果。
此外，有学者认为，只有当污染产品与闲暇产品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环境税获得的收入才有可能大于劳动力供给减少带来的社会损失。因为，当污染产品和闲暇产品具有较强的替代性时，针对污染产品征税会使得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当污染产品和闲暇产品之间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针对污染产品的征税或许不会激励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当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时，用于生产的整体劳动力供给就会减少。只有政府的税收同时不利于污染行为和休闲行为时，社会整体的劳动力供给才会增加。因此，只有当污染产品与闲暇产品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环境税带来的社会收益才会大于劳动力供给减少带来的社会损失，环境税制度的社会成本才会减少。
总之，从福利经济学视角来看，环境补贴制度具有跟环境税制度一样的功效，两者都能够改善环境品质，但都无法保证社会总福利的增加。不管是环境税制度还是环境补贴制度，都可能导致个人福利的减少。此时，只有环境改善的福利增幅大于个人福利减少的幅度，环境税制度和环境补贴制度才算真正增加社会的总福利水平。相对于环境税制度很难获得政治支持相比，环境补贴制度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因为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不会拒绝政府实施的财政补贴政策。此外，从国内外的环境政策来看，具有环境补贴导向的税收政策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环境税理论上所具有的特点和实践中更易采用的特点，无疑对环境税“双重红利”构成了挑战。
(三)环境税与财政收入
从环境税的现有文献来看，环境税是否能够带来财政收入这一重“红利”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也许环境税不但能够改善环境，而且可以带来财政收入的特点，这是环境税制度吸引政策制定者的最好理由。图洛克通常被视为是第一个主张环境税收入能够成为潜在财政收入来源的学者。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曾忽视了环境税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即“政府需要财政收入，而针对环境外部性的收费可以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在图洛克看来，“如果与环境外部性相关的社会成本非常大，那么政府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有可能是‘无偿’的，即私人部门的经济规模在政府征收环境税之后仍有可能会
像先前一样大或者甚至更大。”图洛克认为，合理设计的环境税制度不仅不会对生产主体构成额外的财政负担，而且还会对生产部门带来额外的收益。在图洛克的研究基础上，特拉(David Terkla)对环境税制度可能增加财政收入进行了估算。但是，特拉认为的环境税改革应该保持税收中性和收入中性，即环境税既不能改善环境，也不能对税收体系构成扭曲。
自图洛克的研究成果发表之后，环境税制度能够增加财政收入可以说是学者们倡导环境税改革的一个重要理由。所以，环境税制度能否增加财政收入在环境税的改革议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一个设计良好的环境税改革可能会带来环境的改善，也可能会减少其他税收扭曲。但是，这些结果完全与环境税能否增加财政收入无关。因为，一种无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产生的社会福利效果可能与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和削减所得税税收扭曲的环境税制度具有一样的社会福利效果，一种能够减少财政收入的环境管理措施(如通过增加所得税的方式而实施的环境补贴制度)可能会与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环境税制度(如将环境税带来的财政收入用于削减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具有同等的社会福利效果。可见，如果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以同样的方式来影响社会主体的行为方式，那么这两者具有同等的社会福利效果。所以，如何在两者之间选择所考虑的主要因素，这就不是财政收入的问题了，而是哪项政策更容易被制定、监督和执行。为什么说财政收入问题不应成为制度选择的关键呢?虽然说环境税能够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但是，政府以环境税形式获取财政收入必须针对具体的社会主体。这样，环境税制度无疑会对有些社会主体施加一定的成本，但社会主体所承担的这些成本并不是免费的个人开支。所以，环境税制度改革的关键不在于环境税制度能否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而在于环境税制度能否对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分别进行有效的限制和鼓励，环境税的改革应该能够改变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的相对价格。㈣环境税制度只有有效地改变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之间的相对价格，才有可能激励生产者朝着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转变。
此外，从政治角度来看，强调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会使环境税制度处于一种政治困境之中。一方面正是由于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从而使环境税制度获得环境政策制定者政治上的好感。但是，过分强调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却使环境税制度很难获得民众对其给予政治支持，民众素来对政府征收环境税的财政动机持怀疑态度。其原因有：第一，长期以来，民众在支持基于市场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的同时，也支持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基于经济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往往被视为“奖赏好孩子”，但是，这样的规制策略同时被认为没有像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那样，可以有效地促使民众认真地遵守相应的环境法律法规。因为，公众常常认为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比基于市场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更加有利于执行和监督，也许这正是由公众所组成的民间组织极力反对采用环境税制度的主要原因。第二，虽然环境税改革能够促进良性的财政改革在理论上具有吸引力，但是，公众一般不会相信政府会在增加环境税的同时，减少其他具有扭曲性的税收。相反，公众一般会认为，政府实施环境税是一种获得财政收入的策略。当公众对政府和工业部门存在信任危机时，他们显然会希望政府所实施的环境保护措施能够更加集权化、透明化和容易监督。可见，基于公众的立场，环境税和其他基于经济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应该是传统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的有益补充，但却无法完全替代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
环境税制度除了遇到上述政治上的困境之外，有学者甚至认为，环境税完全是一种政府欺骗公众的行为。比如，针对近年来学者们讨论最多的能源税，有学者认为政府不应该欺骗公众，使其认为能源税具有“双重红利”的特性，即能源税不仅可以通过减少能源的使用从而改善环境品质，而且政府可以将能源税收入用来削减现有的诸如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有些国家在采用能源税的同时，会削减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税率，以实现税制的优化。但是，毋庸置疑，很多国家之所以采取环境税，是因为政府将其视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政府很少通过立法削减其他具有扭曲性的税收。政府即使通过立法削减扭曲性的税收，也很少对这样的税收立法进行实际的跟踪研究。因为，政府一旦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就需要收集相关的信息。由于政府往往避免承担这样的责任，因此，能源税制度是否实现了预期的“双重红利”目标便存在疑问。正是疑问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使公众对政府采用能源税的动机存在怀疑，这无疑阻碍了制定能源税制度的进程。
四、结语
税收虽然非常世俗，但是，税收又是迷人的。税收之所以迷人，是因为税收是关于生活的故事。“如果你能够知道一个人在税收中的位置，那么你就可以诉说他所有的人生哲理。这是因为税法包含了生活的核心要素：贪婪、政治、权力、慈善和善良。在税收法律中我们看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生活本不简单，所以，税法势必较为复杂。税制的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设计合理，则能促进经济发展；相反，则可能阻碍经济发展”。正是由于税制所具有的复杂性，因此，环境税的设计除了需要体现环境保护这一目标之外，还需要与社会政策保持一致。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环境税具有“双重红利”功效，即一方面实现环境保护的社会目标，另一方面实现充分就业的社会目标。但是，从公众社会福利增减的角度来看，环境税相对于其他环境规制措施所具有的“双重红利”便荡然无存。当然，即使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并不存在，为了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和推动环保产业发展，我们也有探索环境税作为环境保护手段的必要。在探索环境税作为环保手段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应该谨慎对待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否则，环境税在现实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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