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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1)以市场经济原则为导向，逐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组织机构体系。
首先是分设了专业银行和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大一统”的计划金融体制的框架。先后恢复和分设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
其次是成立投资信托类型的金融机构和发展城乡信用合作社。1979年至1984年，先后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投资银行以及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以后各省市也相继成立地方性的投资公司和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4年以后，不少大中城市相继成立城市信用社，成为为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
三是实现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在法律上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的性质、职能和地位，以及明确了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化。
(2)改革信贷资金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中央银行间接金融调控机制。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中国宏观调控手段从直接控制向间接调控转变的关键。从1979年起，先是在部分地区试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但新体制仍然存在各专业银行与人民银行、专业银行之间吃“大锅饭”的问题，指令性计划指标管理为主的框框仍然没有打破。
(3)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金融市场，建立了金融市场的基本框架。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行，使人们重新考虑建立金融市场问题。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之间的短期拆借市场；二是证券市场。货币市场中的贴现业务和同业拆借市场首先得到培育和较快发展。1981年上海市首先出现商业票据承兑贴现业务，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正式开办了商业票据承兑贴现业务。1994年以后，商业汇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一些沿海经济发达省市被广泛使用，成为企业主要的结算方式和融资手段。1985年，中国先后在广州、武汉、上海等一些大中城市成立了同业拆借中介机构，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中心城市或经济发达城市为依托，跨地区、跨系统的同业拆借市场。
2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
当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产生广泛影响情况下，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仍在稳步进行，金融开放渐进扩大，但也应该看到，我们所处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已经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浪潮滚滚而来。金融变革和金融创新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同时，在国内也遇上了经济发展格局从需求过旺到需求不足的变化。在这种既面临挑战又面临机遇的条件下，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2.1积极进行金融组织机构的深化改革
今后除应完成机构调整任务，加快新机构同各方面关系的磨合，建立新的工作制度，发挥新机制的优点，进一步搞好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工作外，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加强金融监管。并把这一工作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尤其要与促进国有企业尽快实现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运营机制、改善经营管理、彻底消除新的亏损的各项改革相联系。商业银行要真正企业化，真正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优胜劣汰。
2.2银行利率市场化
目前我国利率仍处于双轨制，官方规定的利率水平较低，而市场上利率较高，其原因是违约风险贴水较大，这使得利率市场化改革面临困境，对此，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信用体系，降低违约风险，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率，逐步扩大利率的浮动范围，最终完全放开利率管制。按照自主经营的原则，银行有权自定贷款条件。在中央规定的最高利率和最低利率幅度内，银行可根据时常资金供求情况自定利率，灵活调整利率，运用利率杠杆，调节资金供求。实现资金商品化和利率市场化。
2.3谨慎对待金融自由化。稳步把握市场开放的程度
金融自由化是今后改革的方向，对我们来说，金融自由化也就是走向国际金融市场，与国际惯例接轨。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持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稳妥地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今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实力，丰富从事国际金融活动的经验，培养一大批能熟练进行国际金融业务操作、精通国际金融活动的金融财务人才。具备了这些条件，人民币不但应该实现自由兑换，而且应该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世界货币之一。今后引进外资银行的力度会加强，因为中国需要借鉴其管理体制和操作方式，提高银行的管理水平与素质，为中国金融机构走向国际市场积累经验。
近年来，农村金融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初步形成了以农村合作金融为主题，商业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民间借贷为补充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但是从整体上看，在我国宏观经济出现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农村融资特别是农村基层融资问题仍较为突出。农村金融业的发展事关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大局，农村金融体制和农村信用社改革事关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大局。解决我国农村金融问题，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步伐，是我国金融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农村金融问题现状：
<一>改革的原因
1.保障对农村持续增加的资本投入和发挥金融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功能。
2.当前农村资本形成不足，资金短缺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完善农村金融体系，解决农村信贷资金需求，成为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二>农村资金需求
从整体上看，在我国宏观经济出现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农村融资特别是农村基层融资难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农村资金需求按性质可分为三类：
1.社会公共性需求，包括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农业科技推广，农业风险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等资金需求，应当以财政为主，金融为辅来解决。
2.经济公共性需求，包括农村区域性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等资金需求，可由财政和金融共同解决。
3.生产性资金需求，包括农业产业化，中小企业，农户和城镇个体工商户微贷款等资金需求。
<三>农村资金需求规模和对象
1.农村基础设施，城镇化，大企业等的资金需求，借款人多为政府背景的企业，数额多为千万及以上。
2.农业产业化，中小企业等的资金需求，数额多为百万和数十万，由农村信用社等地方小金融机构承担。
3.农户和城乡个体工商户的微贷款，资金需求额多为数万元及数千元。这一层矛盾一直十分突出，是农村金融的基础部分，也是农村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急需新的金融体制来解决。
二．目前农村金融市场的特点：
<一>农村贷款主体缺陷:
无法落实抵押担保；贷款时限性强，要求贷款手续简便，灵活；农村点多，面广，战线长，贷款额度小而分散，同时贷款市场受自然灾害，市场等诸多不可预测因素影响，使得贷款成本高，风险高，效益相对较差;乡镇企业作为贷款主体的缺陷主要为：（1）融资成本高（2）资产质量差，财务制度不健全，不透明（3）信用观念不强
<二>农村贷款现状：
1.放开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扩大了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范围
2.政府强调加大对三农的支持，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
3.农村贷款比例逐年下降，政府发放支农贷款，农村资金却大量流出
4.农户和乡镇企业贷款难，金融机构难贷款，大量信贷资金流失，甚至亏损。
三、当前我国农村金融面临的困境：
我国农村金融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因此对农业，农业经济的发展构成了瓶颈约束。主要表现有：
1.现有的农村金融组织资源供给不足。农业银行很少为农服务：90年代以后，随着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农业银行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再局限于农业和农村，加大了对农村电网，交通，通信等的支持力度。农业银行很少向农户贷款。
2.农村信用社支农的动力和激励不足：近年来，由于商业化改革，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更加强调贷款的质量和回报，其经营的利润和导向越来越明显。由于农业经营活动风险不确定，农业信用社没有足够的激励向农村经济活动提供贷款，表现为真正用于支持农村和农业经济活动提供贷款数量不多，农业信用社都表现为“非农化”特征。农村信用社目前开展的小额信贷依赖于中央银行和各级政府的压力和支持，可以说是行政干预的结果。
3.农业发展银行没有起到预期的政策性金融作用，支农作用弱化。非正规金融没有合法地位，缺乏规范和保护：目前我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组织虽然远比正规金融组织灵活，但是由于政府采取抑制取缔的态度，民间信贷没有阻止化和正规化，影响了民间金融以合法化的形式正常发展，因此它在有效利用乡土信用资源，满足农村融资需求，缓解农村资金紧张状况方面所起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
4.农业保险缺位，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紧张的状况，由于农业保险赔付率高，回报率低以及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依据，加之保险公司在实行商业化经营后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近十年来农业保险业务日趋萎缩。农业保险缺位，不仅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紧张的状况，使举步维艰的农村金融体系面临更大的困扰，而且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增长的进程。
四．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存在问题的原因：
（1）商业银行和农村发展银行机构和职能萎缩，已经基本上丧失了信贷支农功能。国有大型银行在商业化改造过程中，从县乡撤减机构收缩业务，农村整体资金供应能力下降。据调查显示，截止2005年底，我国每个乡镇仅有2.13个金融点，“十五期间”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县及以下的网点人员分别减少了24﹪和14﹪，平均50多个行政村才有一个金融网点。
（2）现有基层金融服务机构缺乏有效的金融技术和产品与借款人之间的合作存在制度和技术障碍：金融机构难以把握应对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农村微贷款中有一部分是用于日常生活之需，与传统金融机构贷款的生产性用途相悖农村信用社受到行政干预和利润导向行为，满足需求作用有限
（3）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资产质量差，亏损严重，风险大，服务水平低，贷款手续繁琐，时间过长。农村金融的笔数巨大，但单笔资金数额小，信息不对称，耗时多成本高。传统银行要求房屋，土地等抵押物，基层农户和个体缺乏抵押物，难以满足银行的要求。
五.我国基层金融服务体系的出路：
1.国家信用退出，建立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打破信用社地域和业务限制等来建立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以增加信贷供给总量，引进，消化吸收国内外成功经验，创造中国特色的金融技术和产品：发展“草根金融”，注重现金流，不注重抵押和担保，能够实现上也可持续发展的新行微贷技术和产品。
2.深化商业银行改革，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来加强利润的激励和约束力，提高以高风险获得高收益的积极性，增强对风险较大的农村信贷市场提供信贷能力：（1）支持开展微贷业务的非政府组织改制为正规的金融机构。（2）支持以微贷业务为主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社区银行及民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3）继续农村信用社改革，改善机制，增强实力，扩大微贷业务规模。（4）支持各大银行开展微贷业务。（5）鼓励外资银行在国内开展微贷业务。
3.建立农村金融技术专家队伍：鼓励有实力的金融机构与外国银行合资建立中国微贷技术咨询公司，推动国内微贷咨询业的发展，建立农村金融微贷技术培训基地，大力培训中国本土的微贷技术专家队伍。
4.制定配套政策措施：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力度，发放政策性贷款，建立信用担保机构和农村保险来分担和转移金融机构风险，以提高金融机构提供农村信贷的积极性：（1）可考虑减免从事农村微贷业务的金融机构的相关税收。（2）放宽信贷规模控制。（3）建立适合农村金融特点，相对独立于现行金融监管机构的金融监管机构，创造适合各地实际的灵活多样的监管方式。
5.确立稳定与效率并重的银行监管目标，减少监管对银行竞争的限制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的副作用，增强对信贷资源配置的积极性
构建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互相依托又各司其职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农民、农业和农村提供有力的各项信贷资金支持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必然选择。作为一繁重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农信社改革因其积重难返，也就注定了改革过程中必然充斥着现实与传统的冲撞，习惯与创新的妥协，甚至是一次次的试过重来。让我们祝试点改革一路走好，早日在全国推开。
参考文献：
1.农村信用社改革总体框架设计史建平国家信息中心
2.农信社改革冷思考国家信息中心
?让?梯若尔首先分析了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只注重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协调建立有效的融资限制条件与确保借款国自行改革之间的目标冲突。他强调指出，正确识别市场失灵对于重建IMF的目标责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将公司金融、流动性供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个体国家的借款问题。建立在“双重”和“共同”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审视了通常建议的政策，并且考虑了多边组织如何帮助债务国在开放本国资本账户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
【前言】
经济学家对于以下观点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即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人和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于债务国是有益的，对于世界经济也是有益的。资本流动的两个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资本流动创造了较好的保险机遇，并促进了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配置。资本流动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上对本国的(流动性)冲击进行保险，消费者因而得以平滑他们的消费，而企业则可以更好地管理它们的风险。商业周期受到抑制，完善的流动性管理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增长。第二，除保险作用外，资本流动允许储蓄从低回报国家流向高回报国家，这种资本转移提高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
【序言】
我非常高兴看到《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在中国出版。2002年12月，应邹恒甫教授之邀，我有幸在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做访问，期间与EMBA学员和博士研究生讨论了本书的基本观点。对于所面临的国外借贷及其与世界金融体系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中国也许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有所不同，因而本书的某些观点必须加以修正以适合中国的现实。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并且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会对本书的基本观点感兴趣。
让?梯若尔1953年出生在法国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197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素有法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摇篮之称的法国理工学院。1978年，在他获得巴黎第九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不久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并于198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梯若尔继承了法国学者重视人文科学的传统，再加上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很快就显示出了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卓越的天赋和才华。他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并以1982年和1985年发表在最权威的Econometrica（经济计量学杂志）上的两篇经典论文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此后，梯若尔转向了当时正在兴起的产业组织理论，出于研究的需要，他同时师从于著名的博弈论大家马斯金（EricMaskin）研究博弈论。梯若尔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应用于产业组织理论，开始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并用其分析并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1988年，他的代表作之一——《产业组织理论》出版，标志着产业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的完成。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这本书一直作为世界著名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权威教程而广为流传，至今无人超越。
1991年，梯若尔和弗登博格(Fudenburg)合著的《博弈论》正式出版。这本著作立即成为博弈论领域最为权威的高级教程，十几年来一直无人超越。80年代中期，梯若尔和拉丰教授共同开创了激励理论的一个最新的应用领域——新规制经济学，并以两本经典著作《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1993）和《电信竞争》(2000)完成了这一理论大厦的构建，同时确立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地位。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金融的运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渐突出。面对金融全面开放,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提高金融机构运行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我国金融监管需要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变革。
一、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治环境薄弱
金融监管立法仍然滞后,立法技术亦不成熟。《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金融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不协调,甚至存在严重冲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规定大量存在。金融监管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二)金融监管目标不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目标是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目标的弱化,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这使得中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和信贷规模控制的合规性检查,并没有真正从金融运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发,形成独立的、明确的职能。
(三)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场准入,轻市场退出。目前的监管大多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限制,而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上则缺少详细的可操作的市场退出规定。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时,“一行三会”的监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来化解金融风险,违反了市场规律,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险。
重现场监管、轻非现场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采用现场监管。现场监管虽然能够比较细致地了解、发现那些从金融机构公开的财务报表和业务资料中难以发现的隐蔽性问题。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如,风险监管不足,随意性、非规范性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复检查并存等等。
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先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金融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财务帐目、资本状况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监管,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强调从资本充足性和资产流动性方面进行监管,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等指标的监管。重视传统存贷业务,而对表外业务及其他金融创新业务监管较少。
(四)金融监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仍处在起步阶段,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的状态。中国金融监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现在:“三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处于分割状态,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金融监管信息实行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虚报、瞒报现象屡有发生;缺乏社会监督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报表、资料的真实性审查,等等。
(五)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存在“真空”
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整个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仍按计划管理模式设置,“一行三会”虽各有分工、各有工作侧重,但是相互之间仍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的问题,有时出现职责冲突,有时出现监管“真空”,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正逐步加强,原有的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进而出现金融监管“真空”。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
前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已严重滞后于国际发展与实践需要。随着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化,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不断做出相应调整,而我国仍采取根据既定金融机构的形式和类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式。在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的情况下,这种监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国外的金融机构大都为混业经营。尽管加入WTO后对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仍可限制其经营业务,但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体系,其混业经营的优势仍能发挥,使我国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处于下风。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诸多业务创新已具有部分混业经营的性质,光大控股集团、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事实上也拉开了我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序幕。与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已不适应这一趋势的发展。为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我国应在现有的金融监管基础上平稳过渡,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监管体制,实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府机构应放弃金融监管职能,着重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做好宏观调控,这样有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在“三驾马车”(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基础上设立“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作为整个金融业的最高监管机构,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对各类金融业予以全面监管。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集中置于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统一领导之下,对各类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实施功能化监管,并定期召开由三大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加强“三驾马车”之间的联系。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则有权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和各种争议予以界定和仲裁。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则由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直接监管,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有层次的、有分工的、横向与纵向并重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理念建设
在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内容和方法,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社会监督,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的同时,在体制转型的基础上实现监管理念的转变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键:金融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金融监管内容应从合规性、机构性监管向合规性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功能性监管转变;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使金融监管既要强调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又要注重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以及国际竞争力。唯有在金融监管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金融业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金融监管理念及时、科学的调整,才能在开放条件下促进金融监管的不断成熟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陈建华.中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一、金融监管体制概述
金融监管体制是指为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对金融活动施加影响的一整套机制和组织结构的总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基本要素：首先是体制参与者，即由谁监管和对谁监管，核心是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置、职责职权的依法定位；其次是如何监管，即为实现金融监管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体制的各种参与者按照一定方式有规律地相互作用，以完成特定的目的。可见，对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涉及到对金融监管机关组织构成、职权的分析、金融监管机关对金融机构作用机制的分析等。
根据监管主体的多少，金融监管体制可分为一元化监管体制与多元化监管体制。前者是独家监管型，即只有一家执行金融监管的机关，实行高度集中的单一型监管体制。后者是多家监管型，即执行金融监管的机关为两家或两家以上共同分工负责进行金融监管。实行这种体制的国家根据监管权限在中央与地方的划分的不同，又可分为一线多元监管体制和双线多元监管体制。实行一线多元体制的国家或地区，金融健全权力集中于中央，在中央一级又分别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关负责监管。这种体制实际上是以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为主题开展工作。实行双线多元体制的国家主要是联邦制国家，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代表。其基本框架如下：
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
在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中，美国的监管体制被公认为是最健全、最完备、最具代表性的，1999年11月4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1999年金融服务法》(FinancialService8Actofl999)，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的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开辟了金融服务产业的新纪元，美国金融监管也最终形成了现行的双线多元监管模式。这种新的监管体系顺应了金融服务业混合经营、金融集团的发展趋势，在制度上实现了金融监管的创新。由于美国处于世界头号金融强国的地位，因此。对美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考察研究，将在构思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具体策略等方面提供诸多启示。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比较复杂，联邦和各州都有权对银行发照注册并进行监督，即实行双轨银行制度。在联邦一级，有财政部通货监理局、联邦储备系统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三大银行监管机关。在州一级，各州都有各自的金融法规和银行监管机构。现分述如下：
(一)通货监理局
通货监理局是美国资格最老的金融监管机构，它是根据(国民银行法)于1863年建立的。只有向该局注册的银行才能称为国民银行。通货监理局在技术上受财政部指挥。不过实际上它的活动与财政部没有正式联系_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通货监理局的主要职责是审查国民银行的注册和分支行的设置，审核银行的合并，收集国民银行业务的统计数据，并进行与国民银行体系有关的各项经济调研工作；制订相应的管理条例和法规，并组织贯彻执行；检查国民银行的资本营运、贷款结构和数量、存款安全程度和贷款利率水平等经营情况，对经营管理混乱或违反金融法规要求的，有权命令其停业，进行清理整顿，有权撤换国民银行的正副行长和高级负责人员。通货监理局每年需向国会报告工作情况。
(二)联邦储备系统
联邦储备系统是根据1913年(联邦储备法)成立的，该系统有以下3个机构：
1、联邦储备委员会
联邦储各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制定金融政策，此外还要规定金融规章、制度，监督管理下属的联邦储备银行和会员银行的业务。监督货币的投入与回笼：执行有关管制银行控股公司活动的法令，并作为联邦政府的人。
2、联邦储备银行
每家联邦储备银行都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由参加的会员银行认购。所有在联邦注册的国民银行都必须是会员，而在各州注册的银行则可以自由参加或退出。
3、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该委员会是联邦储各系统中指导公开市场业务的最高决策机构。委员会每四至五周在白宫开会一次，决定公开市场的方针政策，通过买卖政府证券、联邦机构证中国改革券和银行承兑票据以及买卖外汇等办法来调节市场上的银根。此外，还设有供咨询的顾问委员会。
(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建立于1933年。其宗旨是为了保险存款。防止个别银行的信用危机扩散到其他银行而设立的。按规定，只要是联邦储备系统中的银行都要求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险，未参加联邦储备系统的州注册银行是否参加保险可以悉听尊便。该保险公司的职责除了接受存款保险外。还包括审核检查批准投保银行的经营范围。设立分支行等：考虑投保银行送交的统计、报告；帮助面临破产的银行调整经营方向，组织清理和安排银行破产时资产清理。债务偿还等。为了保证在联邦政府支持下的保险存款得到偿付，解除向银行挤提的风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享有在紧急情况下向财政部借入资金的权利。
(四)州银行当局
美国各州都有自己的机构负责监督和管理州注册银行。这些机构同时管理州内其他金融机构，如储蓄存款协会、信贷和金融公司等。一般来讲，它们的具体职责范围基本与通货监理局一样，各州之间略有区别，共同责任如下：批准新银行的成立，开设或关闭分支行机构，以及控股公司在州内的业务范围：审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帐册：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保障消费者与贷款者的利益。一般州的监督机构对银行的监督采取放松态度，许多银行都愿意向州银行注册，纽约市区银行尽管业务遍及全世界，但它们大部分是州注册银行。基本框架如下：
从上述分析可知，尽管各金融监管机关互有分工，各负其责，各有自己管辖的范围和重点，但各机关职责互相交叉重叠之处是明显的。例如，国民银行须接受通货监理局的监督，但所有的国民银行必须假如联邦储备系统并且参加联邦存款保险，因此，国民银行属于三个不同的联邦监管机关的管理职权范围之内。那些参加存款保险的州会员银行必须同时接受联邦储备理事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州银行监督机关的检查和监督，分别向三个金融监管机关上交经营报告和统计资料。
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8年以前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实施金融监管：第二阶段是从1998年开始。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监管中分离出来，分别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家分业监管的格局。2003年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组建，接管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由此我国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三会分工的金融监管体制，而中国金融监管也形成了现行的多元化监管体制。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分业监管。按照金融监管的分工，银监会主要负责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以大银行业为口径，银监会成立了监管一部、二部、三部、合作金融监管部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自上而下相应设立了省局，市分局、县(市)办事处体制。而证监会和保监会则分别负责证券、期货、基金和保险业的监管；内部设立了相应的监管部室，自上而下则建立了相应会、局(省、市、计划单列)的体制。银监会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着重加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负责金融体系的支付安全，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这种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表明，除中央银行负责宏观调控外，其他几个监管机构都是集中于相对行业的微观规制层面，选择这种监管体制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并及时达到监管目标，有利于提高“机构监管”的效率。其基本框架如下：
四、中美金融监管体制比较
中国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异同，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一)分业监管和混业监管
因为各国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各异，信用发展程度不同，各个国家的监管模式相当多样化。而且，各国金融经营模式和其监管模式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实行分业经营的国家可能实行统一监管，采用混业经营的国家也可能继续分业监管。从监管模式来看主要是有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而中国和美国采用的都是分业监管模式，虽然两国的经营模式不尽相同，但监管体制仍然坚持分业监管的模式，也就是将金融机构按金融市场划分为银行、证券、保险三个领域，在每个领域分别设立一个专业的监管机构负责全面监管。美国自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银行业走向了全能化，但是其监管体制仍然维系着令人眼花缭乱的伞状监管，它不仅存在不同金融业务的监管主体还存在着不同级政府设立的监管主体。银行以及储蓄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由货币监理局、美联储和存款保险公司三大联邦级监管机构和各州监管机构共同负责。证券经营机构主要受联邦政府法的管辖。而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基于证券交易法设立的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信息披露、证券交易所柜台交易和证券业协会等履行监管职能。美国的保险机构则由所在各州保险监管局负责。中国的分业监管情况在前面阐述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但是，分业监管模式也存在很大的弊端，如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性差，容易出现监管真空地带：监管机构庞大，监管成本较高，尤其针对全能银行进行的分业监管，容易产生重复监管问题。
(二)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
按照监管主体的标准划分，金融监管模式可以分为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功能监管按不同金融业务的种类进行监管，如银行业务、保险业务、证券业务分别由一个监管主体的不同职能部门或由不同的监管主体按照不同的业务领域进行监管。对一个给定的金融活动均由同一个监管者监管。目前实践中的功能型监管模式表现为三种模式，即统一监管型、牵头监管型和伞形监管。1999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该法案允许金融控股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经营多种金融业务，如存贷款、保险承销和经纪以及投资银行等。但金融控股公司本身并不开展业务，其主要职能是向联储申请执照、对集团公司及子公司进行行政管理。对应金融控股公司这种伞状结构，美联储被赋予伞型结构监管者(UmbrellaSupervision)职能，并且与财政部一起认定哪些业务属于允许金融控股公司经营的金融业务。在伞型监管模式下。金融控股公司的银行部分由财政部货币监管总署、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监管，证券部分由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保险部分由州保险监管署监管。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州保险监管署被统称为功能监管者(FunctionalRegulators)，如图4所示。
机构监管则按不同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中国目前主要采用的就是这种监管模式。这种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表明，除中央银行负责宏观调控外，其他几个监管机构都是集中于相对行业的微观规制层面，选择这种监管体制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并及时达到监管目标。有利于提高“机构监管”的效率。就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而言，从其实际运行以来所取得的成效来看，在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它不仅统一了监管框架，加强了监管专业化，提高了监管效率，而且还有利于中央银行更加有效的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但是，近几年随着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迅猛，金融业开放加快，金融监管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分业监管体制已显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其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改革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我国已形成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分家,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分业经营,中资机构和外资机构同台竞争的日趋完善的金融体系。而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金融形势和不确定的国内经济走势,更增加了我们对金融市场、金融创新的危机意识。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我们要在看到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一、我国金融改革和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1.股份制银行发展趋向劣化和行为类同化,建立初期的政府背景,使其极难跳出国有银行的管理范式。股份制银行的发展往往跳不出这样一个规律,在刚刚开始营业时,建立了较好的规章制度,银行业绩也不错,可是慢慢发现这些银行的行为逐渐向四大国有银行靠拢,其管理模式趋同。
2.金融机构官本位观念日趋严重,过分偏重年龄和学历,干部管理趋同于政府机关,不利于人才培养和核心竞争力提升。金融企业作为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人事激励机制应着眼于银行的长远发展和核心人才的培育,但因权力的货币化激励,导致新人行员工,凭借年龄与学历的优势,面对“官位”公关频频,而不愿在业务技术和专业水平上下功夫。
3.国有商业银行股改深化了其市场主体地位,但公司治理机制面临挑战,尚未建立真正意义的银行银行家机制。这也是我国国有银行特有的成立背景与发展路径造成的。
4.金融价格扭曲。虽然汇率市场化改革和利率机制的灵活性增大,但仍滞后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银行的股改,导致金融业绩失真。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促进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最短缺的是资本,而促进资本形成就是金融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完善金融体制与创新途径
1.国家积极引导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金融创新实现跳跃式前进创造基础条件。金融创新在我国现有法律、政策框架下还存在许多问题和症结,创新的外部环境仍不成熟,金融业内部经营效益不佳,创新的内动力不足,业务创新仍受到信息化程度和监管等制约完全依靠金融业自身去突破和克服这些障碍是不现实的。国家应该引导金融体制改革,为金融创新培植适宜的土壤,创造合适的环境.控制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节奏,科学调节金融创新的步伐。
2.以技术主导型金融工具的创新为突破口,将满足需求、优化配置的原创性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由于我国市场环境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使得吸纳型创新有较大的局限性。以CD(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为例,在美国因其大额和流动性强的特性,以能成为银行大宗定期负债来源和企业各类短期流动资金停靠站而备受欢迎,而在我国,因其面额小和转让难使之成为银行一种高成本吸收居民储蓄的工具这并不是因为我国在吸纳金融创新工具时不够规范,改变TCD的两个基本特性,而是面额大,居民没有能力,企业又有控制资金的偏好,导致无市场:而面额小正好使其成为储蓄投资的一种工具,流动需求减弱,便导致了转让难。其实,这一创新的根本失败在于没有认识到市场环境的不同,没能坚持独创性。显然,如果走吸纳型创新的道路,未必符合我国的实际,且外资机构与内资机构相比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坚持原创性创新,才能既增强我国自身金融创新的能力,又发挥我国金融机构的本土优势,在开放的竞争环境中掌握主动权。
3.加快信息化建设进程,促进多项金融创新发展。以高科技为支撑的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不容忽视,未来现代化发展趋势应当是建立在高信息化的平台上。信息化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应该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提高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通过加快信息化建设来促进金融业的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通过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促进金融业务创新和技术创新。
4.努力培养造就金融专业人才,发挥金融创新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人才是企业经营和发展的第一动力。没有高素质和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是无法满足现代金融发展需求的。我国应当充分调动金融从业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他们的潜能,进一步完善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逐步调整人员结构,重点培养一批金融专业人才,为金融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提高金融人才综合性的专业素质,特别是职业操守。我们要吸取国内外经验教训,加强培养金融专业人才的职业道德修养,加强监督,形成约束机制,尽量避免金融从业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违规违法操作,降低金融创新的操作风险。
5.密切监控国际资本流动态势,适当改变人民币升值预期,防范游资源源不断地流入我国资本市场。面对巨额国际游资涌入我国金融市场,要坚决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必要时央行应该主动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加大投机资金的成本,彻底消除投机资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另外还可以通过开放市场和投资领域,用政策和市场相结合的手段进行合理疏导,使短期热钱长期化,这样有助于将热钱纳入监管者的视野。减少其对内地房地产领域和金融市场的冲击。
6.辨证认识金融创新的作用,规范金融衍生产品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在次贷危机中的作用发人深省,这也告诫了监管者在审视金融创新时将金融稳定放在首位,并采用有效措施规范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首先,提高金融创新的信息透明度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基本条件。只有信息充分、透明,投资者才能更多的了解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并对风险进行定价,做出科学的投资决策。其次,完善金融创新的监管体系是保障金融安全的核心要求,在金融创新迅速发展的同时,应当努力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使金融创新的发展和监管能力的提升保持动态的协调。
参考文献:
现阶段银行在激励约束方面存在的问题
缺乏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风险防范机制。目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还没有完全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要求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的产权结构决定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可能建立起股份有限公司制下的法人治理结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各级分行的行长由上级行任命，并只对上级行负责，而不是对本级行的干部和员工负责。对分行行长的约束来自上级行，而不是来自本级行内部。但是，来自上级行的约束常常不能及时到位，这使得各级分行的领导层缺乏来自内部与外部的约束。而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会滋生贪污腐化等违法违规问题，从而加大银行资产损失的风险。
同时，在现行的委托——关系下，限于银行内部人的干预，目前一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内部监管部门缺乏权威性和独立性，未能有效发挥其监督作用，它们对各级行的稽核起不到防范内部人道德风险和控制成本的实质作用。
货款审批权和信贷经营约束。首先，货款审批权高度集中。近几年我国各商业银行总行纷纷强化一级法人管理体制，严格控制授权授信，欠发达地区贷款权限迅速向总行及省分行集中。而且，目前各行发放一笔贷款信贷手续繁琐。其次，信贷经营策略约束。1998年以来，各商业银行纷纷调整了经营策略：工行选择对重点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农行把优势产业、优良客户作为信贷支持重点；中行实行“四重”战略；建行贷款向大企业、大行业集中。这种信贷资金的集约经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经济欠发达地区信贷投入的增加。
现阶段银行在激励方式上存在的问题
首先，激励方式单一。目前，我国银行偏重物质激励，对人们其他方面的需要重视不够。特别是对主要业务骨干和管理人员的心理需求激励不足。
其次，薪酬和考核制度不合理。一是由于历史原因，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收入水平整体偏低，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员工在收入上差距较大，抑制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二是目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对员工工资实行固定工资和绩效工资两部分，员工个人报酬与工作绩效虽然挂钩，但是两者之间不成比例。
再次，人才激励机制过于僵化。目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干部管理制度依然是传统的公务员式的官本位激励体制，采取干部任用制的形式，这与企业管理的要求是相背离的。另外还缺乏完整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在干部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培训等方面“人治”较严重，难以为优秀人才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和环境，不能有效地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银行激励约束机制的创新
（一）按《公司法》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公司制改革
第一，要逐步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限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庞大，需要降低国有股的份额，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因此，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需要注入较多的民营资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同时，管理层需要放宽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限制，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促进其公司制改革的深化。
第二，要有充实的银行自有资本，不断提高资本充足率，清理不良资产，满足《公司法》的要求。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要进行股份制改造，进而在条件成熟时上市，就必须严格按《公司法》的要求补充资本金，降低资产负债率，以及不良资产比率，采取各种措施来防止新增不良资产的产生。第三，要理顺银企关系，减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阻力。企业是银行主要的服务对象，企业的经营机制，营运效果直接影响到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及其资产质量。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公司制改造也必然要求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并提高其盈利水平和偿债能力。只有理顺了银企关系，才能在资金借贷上实行双向选择，提高融资效率。要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公司制改造，就要采取措施改革我国的资金融通体制，发展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减少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
（二）在股份制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国有商业银行的激励机制
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薪酬制度。国有商业银行要在实行经营目标责任制和制定科学、可操作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员工的工作绩效，合理拉开工资差距。高层经营者的薪酬可以考虑采用年薪制。股份制改造后的国有商业银行可以由董事会或其下属的薪酬委员会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对经营者实行年薪制。年薪制的实施可以对公司经营者产生强烈激励作用，但它仍没有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问题。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还可考虑实行员工持股计划和对经营者实施股票期权制。
坚持差异化激励。商业银行的员工包括多种类型，而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的特性，他们的需求、个性、期望目标等个体变量各不相同，这就要求银行根据激励理论处理激励实务时，必须讲究原则、方法和技巧，对不同层次的员工采取不同的激励措施。所以银行应该充分考虑其发展成就和成长需要，将眼前的短期激励和未来的长远激励结合起来，建立一整套的尽可能照顾到其各个层次且多方面需要的激励机制。
（三）构建银行企业文化
构建银行企业文化，把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注重银行的长远发展。通过创新企业文化，使员工的人员需要得到满足。良好的企业文化有利于员工身心的健康发展，并使员工参与到银行的经营管理中，由此把“银行的目标”变成每个银行员工“自己的目标”，在银行员工之间结成科学家倡导的“心理契约”，使银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商业银行员工的年平均工资比全国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高出400元以上，在各行业年平均工资排名中名列前茅。现在作为一个整体，我国商业银行员工已不再满足于初级需要的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等更高层次的需要的重要性开始凸现，物质激励的边际效率呈递减规律。因此，必须把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结合起来，坚持以发展前景为基础的物质激励，尽可能地发挥精神激励的作用。
（四）完善约束机制
在注重激励机制的同时，也应建立起对员工可能出现的利用手中的权力非法谋取个人私利行为进行有效制约的、全方位的、相互补充的、完整的制度化约束体系，这里主要指对信贷人员的约束。首先，适度给予中层信贷管理人员与责任、能力相对称的信贷审批权限，根据其能力、客户信用等级来确定，中层信贷管理人员能力越强、客户信用等级越高，授权其审批金额越大。其次，建立合理的信贷经营管理制度和贷款经营损失责任必究制度。凡贷款发生损失的，应当区分情况追究造成损失的责任归属。最后，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上级行派驻信贷监督员、存款大户的监督、行内员工监督、借款人的反监督和公共舆论的终极控制，完善对信贷人员的有效约束。
（五）发挥声誉的激励及约束作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体系会趋于完善，我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也会出现，而职业经理人市场就是经理人个人声誉的变现场所，它可以为职业经理人带来良好的发展前景和预期收益。经营者之所以非常重视自己的声誉，是因为声誉往往对其长期职业生涯有重要的影响，如果他在一个企业工作时的声誉不好，那将会影响他将来的求职和发展，甚至断送掉职业生涯。职业经理人市场为经营者所提供的事业成功所带来的职业声誉、社会声誉变现的机会既是激励银行经营者努力工作的重要因素，也是制约银行经营者的市场力量。
1、应计贷款和非应计贷款分类的差异性
按照《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贷款本金或利息在逾期90天没有收回的贷款应作非应计贷款核算，其已入账的利息收入和应计利息予以冲销。但由于该制度未对计息期间做强制性规定，可能会导致同样的贷款由于计息期间的不同，银行披露的会计信息存在差异，从而削弱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如甲、乙两银行同时在1月1日向丙企业发放贷款，甲银行采用月度计息，乙银行采用季度计息，倘若丙企业在1月31日不能支付利息，那么，在4月末该笔贷款在甲银行业已归入非应计贷款核算，但该笔贷款在乙银行仍然处于正常的应计贷款科目核算，虽然该笔贷款在两行状况并无差异：均不能支付利息且呈连续状态。从而导致银行在会计信息披露的差异性，不能正常反映自身的经营状况。
2、措辞不严谨导致会计处理的无所适从
根据《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短期债券投资的利息，应当于实际收到时，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可见短期债券投资利息按照收付实现制核算。同时该制度又规定：金融企业应当在期末时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这样，减值准备的计提确认的权责发生制与短期债券投资利息确认的现金收付实现制形成了制度反差，在同一制度中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确认标准导致了会计处理的无所适从。例如银行在3月投资A债券30万元，4月A企业宣布支付利息3万元，并于5月收到，此时A债券的账面价值为27万元，倘若6月末A债券的市场公允价值为28万元，那么此时银行对A债券价值的核算则陷入两难局面：会计报表列示27万元则不合会计制度的规定；若列示28万元则不合谨慎性原则。其实我们只要将短期投资的期末计价改为“金融企业应当在期末时对短期投资按账面价值和市价孰低计量”则可以很好的解决短期债券的期末计价问题。
3、债券收入的归类问题
按照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债券投资同发放贷款一样是商业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同时从商业银行资金的运用情况来看，不外是发放贷款和投资两种，因此，银行业债券投资收益采用同一般企业的列示方法（投资收益归属于营业外收入）则有不妥：一则商业银行运用资金一般为信贷投放和债券投资，债券投资的收益占收入多为20%以上，将其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容易让人误解为我国银行业主业不突出；二则银行业的利息支出为最重要的营业成本，其间有相当部分为债券资金的占用成本，如果将债券收益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则容易导致收入与成本不配比，不利于进行损益分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修改会计报表的格式来解决债券收入的问题：在利润表中将投资收益上移至利息收入后面，同时将营业利润的公式修改为：营业利润＝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利润总额+其它业务收入-营业成本-营业费用-其它业务支出。
4、资产减值导致的利润调节问题
由于现行金融会计制度明确规定：当期应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如果高于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账面余额，按照其差额补提减值准备；如果低于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账面余额，按其差额冲回资产减值准备。同时，我国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则退市处理，由此导致了不少上市银行利用资产减值作为利润的调节杠杆，通过“计提”和“转回”的账面游戏，误导投资者的选择。在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通过明确规定“已经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在以后年度不得转回”来避免企业利用减值准备来调节利润，但这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规定减值准备不得转回则不符合资产自身的定义，其实我们通过严格规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条件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条件则可以使利用减值准备来调整利润的情况得以改观。
5、短期债券投资收益的入账时间问题
对于非金融企业来说，由于短期投资一般金额较小，流动性较强，投资收益于实际收到时确认无可厚非。但对于银行业来说，为保持资金的流动性和收益性，其拥有的短期债券投资较多，如果采用收付实现制确认投资收益则不太符合实际：一来银行业持有的短期债券多为国债或金融债券，违约风险较小，且利率多为固定，适宜按期计提收益；二来短期债券投资所承担的存款利息支出多为按期计提，债券投资收益采用收付实现制则明显收入成本不配比；三来短期债券投资收益采用收付实现制容易造成银行业利润的期间波动起伏太大，不符合银行业稳健经营的原则。因此，我们根据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性”原则和银行业“稳健经营”的原则，可以对短期债券投资收益采用按期计提的权责发生制原则予以确认。
6、短、长期投资的划转条件不明确
《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金融企业改变投资目的，将短期投资划转为长期投资，应按短期的成本与市价孰低结转，并按此确定的价值作为长期投资新的投资成本。拟处置的长期投资不调整至短期投资，待处置时按处置长期投资进行会计处理”。按照制度的理解：短期投资的划转的条件在于“改变投资目的”，而由于缺乏必要的现实标准，在实务操作中难以把握。而在现实中，由于短期投资在期末必须按照成本和市价孰低提取减值准备，相对来说长期投资计提准备的要件严格得多，因此，银行的财务部门会在短期投资市价持续下跌时完成短、长期投资的划转来规避短期跌价准备的计提，从而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
7、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关注程度不够
金融衍生工具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的产物，种类繁多，结构复杂，会计处理难度较大，同时具有收益不确定性、高杠杆性、高风险性等特征，已经成为银行业新的利润增长点和风险规避工具。但在现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中只是简单在第一百四十条提及“对于外汇交易合约、利率期货、远期汇率合约、货币和利率套期、货币和利率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应说明其计价方法”，并未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计价和披露做出统一的规定，因此，国内银行一般将其作为会计报表的附注作一般性披露，难以客观的确认银行业的风险。
8、与税收制度的衔接问题
2001版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遵循会计的稳健性原则规范了银行业对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但现行的税收制度仍然按照“期末贷款的1%差额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可以在计算所得税中扣除，对实际计提超过1%的部分调增应纳所得税额”，由此导致不少金融企业出于利润考核的考虑对金融会计制度执行不严。当然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国家税务部门对税前的“呆账准备金”抵扣额进行调整。但目前我们可以通过在金融会计制度中明确：对由于会计政策与税务规定不一致产生的所得税差异允许单列科目“递延所得税”处理，同时将该科目归属于利润分配项下做增项理，以此来激励银行采用金融会计制度的规定。
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对策分析
2001年度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基本适应了当时银行业发展的需要，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银行业在加入WTO时关于银行业开放承诺的逐步兑现，现行会计制度的不足之处便显示了出来：外资银行的加入带来的国际会计准则接轨问题；衍生工具的计量问题等等。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在理论和制度上予以完善，做到与时俱进适合银行业发展的需要：
1、减少金融企业的选择权，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末，在美国的会计理论界就展开过“会计艺术论”和“会计制度论”的争论，前者认为应当给予会计人员更多的会计判断权和选择权以促进会计学理论的发展；后者认为应当减少会计人员的判断权和选择权以维护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相关性。2001年的“安然会计造假”事件让这次争论划上了句号：美国国会2002年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现行的公司和会计法律进行了多处重大修改，以减少会计人员的价值判断来强化了当局的监管。而我国近年来上市公司年报的不断调整和不断出现的会计差错也从侧面映射出会计判断和会计政策选择权过多会削弱会计信息的质量。美国会计学界的价值形态的变化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2、注重银行体系的特殊性，如实反映金融企业的财务情况
与一般工商企业比较，金融企业的行业有着自身的特性，如果单纯地按照一般企业的会计处理方法套用在银行上，则容易令人误解银行体系的财务状况，尤其在涉及到主营业务上。例如对投资收益按照一般工商企业属于非主营业务，归属于营业外收入是正常的；但投资收益原本就是银行的主营业务之一，倘若套用一般企业的归属方式则会影响外界对银行的公允评价。同样，在对短期投资收益的确认上也有必要考虑银行的特殊情况。
3、完善会计制度、准则建设，适应银行业发展状况的需要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并不为过，尤其是在外资银行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关注程度后更加带动了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同时，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导致现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计量和披露的关注程度不够，而金融衍生工具大多只是一种合约，它只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实际的交易事项可能尚未发生，从而与历史成本计量原则不符，因此在资产负债表内不能够具体量化，企业多在资产负债表的附注中提及，进而掩饰了银行业的潜在风险，难以为投资者提供全面的财务信息。因此，银行业的发展对会计制度的同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目前情况下，可以通过根据新出现的情况进行新准则的制定来予以补充。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金融的运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渐突出。面对金融全面开放,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提高金融机构运行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我国金融监管需要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变革。
一、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治环境薄弱
金融监管立法仍然滞后,立法技术亦不成熟。《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金融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不协调,甚至存在严重冲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规定大量存在。金融监管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二)金融监管目标不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目标是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目标的弱化,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这使得中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和信贷规模控制的合规性检查,并没有真正从金融运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发,形成独立的、明确的职能。
(三)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场准入,轻市场退出。目前的监管大多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限制,而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上则缺少详细的可操作的市场退出规定。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时,“一行三会”的监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来化解金融风险,违反了市场规律,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险。
重现场监管、轻非现场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采用现场监管。现场监管虽然能够比较细致地了解、发现那些从金融机构公开的财务报表和业务资料中难以发现的隐蔽性问题。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如,风险监管不足,随意性、非规范性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复检查并存等等。
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先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金融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财务帐目、资本状况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监管,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强调从资本充足性和资产流动性方面进行监管,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等指标的监管。重视传统存贷业务,而对表外业务及其他金融创新业务监管较少。
(四)金融监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仍处在起步阶段,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的状态。中国金融监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现在:“三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处于分割状态,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金融监管信息实行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虚报、瞒报现象屡有发生;缺乏社会监督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报表、资料的真实性审查,等等。
(五)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存在“真空”
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整个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仍按计划管理模式设置,“一行三会”虽各有分工、各有工作侧重,但是相互之间仍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的问题,有时出现职责冲突,有时出现监管“真空”,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正逐步加强,原有的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进而出现金融监管“真空”。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
前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已严重滞后于国际发展与实践需要。随着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化,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不断做出相应调整,而我国仍采取根据既定金融机构的形式和类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式。在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的情况下,这种监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国外的金融机构大都为混业经营。尽管加入WTO后对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仍可限制其经营业务,但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体系,其混业经营的优势仍能发挥,使我国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处于下风。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诸多业务创新已具有部分混业经营的性质,光大控股集团、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事实上也拉开了我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序幕。与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已不适应这一趋势的发展。为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我国应在现有的金融监管基础上平稳过渡,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监管体制,实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府机构应放弃金融监管职能,着重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做好宏观调控,这样有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在“三驾马车”(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基础上设立“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作为整个金融业的最高监管机构,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对各类金融业予以全面监管。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集中置于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统一领导之下,对各类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实施功能化监管,并定期召开由三大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加强“三驾马车”之间的联系。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则有权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和各种争议予以界定和仲裁。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则由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直接监管,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有层次的、有分工的、横向与纵向并重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理念建设
在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内容和方法,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社会监督,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的同时,在体制转型的基础上实现监管理念的转变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键:金融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金融监管内容应从合规性、机构性监管向合规性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功能性监管转变;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使金融监管既要强调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又要注重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以及国际竞争力。唯有在金融监管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金融业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金融监管理念及时、科学的调整,才能在开放条件下促进金融监管的不断成熟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建华.中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制属于典型的分业监管，监管领域确定而单一。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分别监管着证券业、银行业、保险业，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能是维护金融稳定、执行货币政策、进行外汇管理和反洗钱活动。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形成较晚。从2003年实行分业监管体制以来，我国制度性的缺失、改革相对滞后和经济金融体系的不断深化发展等，导致金融监管体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现象严重。一方面，分业监管格局不能完全覆盖一些新型的金融机构，可能促使其将某一特别的服务项目或产品置于监管成本最低或监管最宽松的领域，从而产生“监管套利”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不是统一监管，各个部门的协调性无法提高，在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的情况下，造成大量的重复监管。金融监管措施落后、监管知识不足、水平不高，导致效率偏低。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规模和市场综合化水平正在迅速提升，现行的金融机构准入审批制度早已不能满足现实的监管需求。同时对应复杂多元的金融混业背景下的法律规则尚未健全，现有金融监管机构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也跟不上金融业的发展。法律制度不完善。一方面，金融市场部分领域无法可依，信用制度、评估制度尚未建立，全面的、深层次的监管法律也未及时更新。另一方面，监管的随意性大，主观性强，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不配套，监管规定普遍缺乏科学的量化标准，实际执行中尺度不易把握，操作性不强。金融监管缺乏独立性。我国虽已建立了系统的监管机构，制定了较健全的规定，但是缺少严格遵守规则的执行力，往往某些行政手段就可以打破金融监管，那么监管规则就形同虚设，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监管职能。金融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足。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提高，大量混业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监管当局管控混业经营风险的能力受到巨大挑战，既不能满足市场监管的需要，也不利于本国金融机构在全球竞争中的发展，难以与国际大银行开展竞争。针对消费者的保护规范有局限性。当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存在利益冲突时，监管者往往偏重于保护强大的金融机构方而忽视弱小的消费者，无法创造和维护金融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保险机制的缺乏使消费者在面临巨大风险时得不到基本的保护。
金融制度的供给也是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事实表明，过度宽松的货币环境是助长投机因素的温床。如果在资产价格异常波动的阶段，即使对企业发放贷款，这些资金也很有可能避实向虚，而不是真正应用于生产领域。
（二）货币政策调控不应使经济形成对货币的依赖
多年以来，中国的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放就乱、一紧就死”，经济下行时刺激政策出台、经济好转时刺激政策退出。目前，我国M2/GDP比率已经很高，意味着资金的产出效率明显下降，也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杠杆率较高。在此货币环境下，金融机构面临两难抉择。
（三）货币政策要关注融资成本，运用相关工具进行调节
这一方面要求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化，另一方面需要加快资金价格改革，从而充分发挥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四）要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通过改革准入制度，推动金融机构良性竞争，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加快资本市场发展，通过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提高金融动员资金的能力。大力鼓励社会创业，使资本、科技与企业家精神充分结合。从宏观审慎管理的角度，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确保实体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加快金融领域的简政放权，是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
二、监管政策层面
（一）从监管上杜绝层层加水、体内循环的问题
201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国家外汇局联合出台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即是很好的范例。在此之前，金融机构通过一系列产品和交易结构的复杂创新，银行信贷资产化身为理财产品、信托计划、券商资产管理计划等，旨在规避监管。企业通过资金池等非信贷渠道获取资金，导致融资成本提高。此类问题必须从监管层面加以杜绝。
（二）信贷资金的监管
应严格按照《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的规定，坚持受托支付，避免挪用，坚决打击挪用信贷资金进行投机炒作的行为。
（三）注重高频交易的监管
随着技术的发展，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了利用高频交易套利的行为。高频交易对于市场具有强烈的影响，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也有弊，需要结合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健全相应的管理机制。
（四）加强对金融创新的引导
金融产品的设计和金融业务的延伸应以国家的产业政策为前提导向，禁入产能过剩行业，对于新兴产业中的中小微企业应定向投放，降低其融资成本。对于金融领域的创新产品，特别是交易结构复杂的创新产品，应要求金融机构充分披露信息，监管者要充分掌握产品功能、设计原理及其风控措施，以正确作出引导、加强监管。
（五）探讨建立全国性资金流向监控系统
及时掌握信贷资金、银行表外业务、类信贷业务等各类金融工具融入资金的流向，以保证监管实效。
三、金融机构层面
金融机构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在经济周期中始终保持稳健。一要不断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增强市场反应能力，抓住市场机遇，在支持经济实体的发展同时，提高壮大自身实力。二要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努力防控经营过程中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及其他各类风险，健全审慎经营机制，运用风险抵补措施缓冲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三要不断开发金融技术，努力控制成本，延伸服务范围。四要坚持金融创新。创新始终是金融机构发展的重要动力。金融机构要加强对经济形势的解读，由此找准支持的对象、产业和企业。金融机构应当创新金融工具、设计出新型的融资方案，为新兴产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积极引导企业转型，促进产业升级，推动整体经济形成内生增长动力。
四、金融基础设施、金融生态及金融技术的层面
（一）加强金融基础建设
尽快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完善登记、托管、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提供便利。
（二）从金融基础设施的源头根绝监管漏洞
很多看似监管的问题实际上与金融基础设施有着很强的关联。比如，如果企业账户管理规范、绝大多数交易以及全部大额交易都通过电子渠道结算，资金流向清晰且有迹可循，则资金监控就较容易，防范信贷资金挪用的成本就会降低。又如，如果合同管理、发票管理规范，那么利用假合同、假票据骗取金融机构融资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三）优化金融生态是吸引资金的重要手段
在不同经济阶段、不同地区，由于地区经济水平、金融生态状况存在差异，因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也不一，持续优化金融生态是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重要途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