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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子信息行业运行概况
1．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稳步提高，产品产销衔接良好，对外贸易增势平稳。2007年电子信息产业全年实现销售收入5.6万亿元，增长18.0%；增加值13000亿元，增长18.2%；软件业务收入5800亿元，增长20.8%。产业规模继续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位居领先，销售收入占全国工业的比重为12%。多数重点产品产量保持平稳增长。产品产销衔接良好，手机、计算机、彩电等主要产品产销率均达98%以上。出口较快的主要是计算机和电子元件行业，二者增速分别比全行业高了2.8和10.8个百分点。
2．电子信息产业区域布局日益集中，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科技创新日趋深入。信息产业企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全年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完成营业收入超过1万亿元，日益成为推动行业平稳运行的中坚力量。企业研发投入不断提高，全行业研发投入超过1000亿元，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接近4%，其中有11家企业比例已超过6%，海尔、华为等研发投均超过50亿元。九个国家信息产业基地实现收入超过3万亿元，成为引领产业增长的重要地区，并发挥重要的带动示范效应。40个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园，分别在通信、计算机、家电、集成电路、电子元件、电子器件、电子材料等专业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合计产业规模占全国的1/4以上。
3．产业优势逐渐突出：如能源消耗处于较低水平，信息化程度较高，产品价格呈下降趋势竞争优势突出。而从能源产品看，电力、原煤、燃料油、柴油占据前四位，分别占全行业能源消耗量的49%、15%、11%、10%。互联网用户达到2.1亿人，比上年增长7000万人以上；城镇居民计算机拥有量达到59.7台/百户，彩电拥有量超过151台/百户，二者分别比上年提高了15%和5%。国家信息化投资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接近10%，电子政务投入占电信建设投入的比重为12%。企业电子商务不断推进，电子大中型企业电子商务采购、销售额占营业额的比重达40%。
另外，电子产品价格不断下降，2007年，我国主要消费类电子产品价格指数为85.2，降幅较上年增加了0.7个百分点，比全国CPI低19.6个百分点。其中微型计算机价格指数为85，笔记本价格指数80，液晶电视机价格指数78，CRT电视机价格指数为95，手机价格指数85，数码相机80，激光视盘机价格指数96.5，音响价格指数98.5。电子信息产品价格下降平抑了物价上涨的趋势，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下降0.53个百分点。
二、电子信息产业的特点及面临的问题
1．产业化链条不完善，没有低成本的配套能力。在研究、开发、产业化等创新链的关键环节中，产业化既是创新的目的，又是整个创新链的归宿。更重要的是，在产业化的过程中，电子信息产业也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链形态，包括基础材料、电子元器件、核心部件、生产线以及规模产能配套条件等在内的完整形态。由于没有有效的机制，上述各环节的利益共同体难以形成有效的联动与合力，导致技术发明人、投资人和政府部门出现产业投资不到位、政策不落实、专利实施少、生产规模小的现象。特别是在专用设备、装备、材料、测试仪器仪表等基础环节薄弱，更是影响产业化持久发展的基础。
2．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过度依赖外资企业。我国信息产业在充分利用外资的同时，没有迅速提高自主核心竞争力。电子信息产业链中的某些关键环节非常薄弱。尤其是微电子、光电子、材料等基础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整机产品所需的关键集成电路和重要材料基本依赖进口。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商手中的后果之一，就是产业发展对外依存度高，对内带动不够，缺乏主动权。
3．投资前景不容乐观
一方面，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将影响投资的增长。目前，国家在2008年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信贷过快增长；同时在土地供应上将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工业土地供应日趋紧张，因此产业投资增速受此影响可能有所减缓。但是，如果能争取国家在投资上对信息产业予以倾斜，并引导地方将信息产业作为经济结构升级的突破口，调控措施对产业投资的冲击将有所弱化。
另一方面，加工生产的成本比较优势弱化，将进一步导致外资转移的扩大。目前，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调整，特别是人民币升值加快、两税并轨正式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生效等，国内生产制造的成本逐步上升，原有比较优势有所弱化。2008年外资企业开始将部分投资外移转向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这种现象可能有扩大的趋向。相比而言，对外投资前景看好。目前，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通过对外投资调整结构的趋动力日益增强，部分大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探索开始走向正轨；国家为缓解贸易顺差过快增长和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出台了鼓励对外投资的措施意见，这些都为电子信息企业对外投资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4．内外资企业呈现不同发展格局。从往年看，三资企业一直是拉动产业增长的主要力量，但2007年内资企业各项指标增速均大大高于三资企业。从规模看，三资企业仍占较大份额，比重达到78%，但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内资企业，其收入和增加值增速均为19%，分别比内资企业（24%、25%）低了5和6个百分点。从效益看，内资企业利润增长42%，税金增长23%，分别比三资企业（15%、8%）高了27和15个百分点。从出口看，内资企业增长35%，比三资企业（25%）高了10个百分点。从投资看，内资企业增长38%，比三资企业（21%）高了17个百分点，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增速仅为7%。从创新看，内资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3.6%，比三资企业高了2个百分点以上。
5．技术升级带来的结构和市场变化十分突出。2007年信息技术转型对产业和市场结构影响特别明显。一方面，基础行业逐步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整机更换效应尤为明显，高低端市场呈现不同的格局。由于结构升级，主要产品增幅同比均有所下降，但高端产品增长很快。
三、全球化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趋势
1．全球产业链分工和整合的趋势日益明显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跨国公司日益专注核心技术和业务，产业链的分工与整合日趋深入。首先是制造环节代工化。以台湾地区企业为代表的代工企业基于成本和规模优势，不断介入整机制造领域，在产业发展中占据强势地位，甚至出现产品制造通吃的苗头，使产业的生产模式发生调整变化。其次是非核心业务外包化。近年来，印度、爱尔兰经济取得快速发展，正是大力发展面向欧美跨国公司的信息服务外包业务所致。第三是业务外包的整合化。由于国内企业的业务相对单一，在产业链中处于较低的环节，面临产业链的发展变化，亟需加强资源整合，才能适应更高层次的竞争。
由此可见，我们应该从产业链条入手，避免产业化过程中的单点突进。信息产业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创新的终端是市场的回报，加强官、产、学、研、商的合作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实现产业化的有效手段，也是建立健全产业化的主要模式之一。在产业化的具体实施中，要加强上下游的产业配套与衔接，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将政府支持、技术研发、专利申请、建立标准、组织生产和工程化建设以及市场拓展等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支持和促进自主创新的产业化发展。此外，在产业化的链式突破过程中，短期内在整个产业链上实现产业化，是不现实的，应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在产业化过程中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科技成果，以提高自主创新产业化的起点。而且，要利用在集成创新中积累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快速内化到自主创新的体系中，为今后的技术跨越进行储备。
2．伴随技术升级和产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随着产品更新加快，部分产品售后服务（如平板电视机等）跟不上技术发展步伐的问题日益突出，基础产品标准不统一也对市场规范和环境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其二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形势日益严峻，由于国内法制建设并未健全，导致工作开展相对滞后。其三是代工业快速发展，市场上出现许多无品牌但功能齐全的电子产品，对企业营销思路和行业监管模式提出了新的课题。另外，随着产业融合趋势加快，大型运营商和渠道商不断介入制造业，基于增值服务的产品定制步伐加快，渠道商开始发展自己的品牌产品，都使国内品牌企业面临与市场关系割裂的格局。
3．产业发展的生态化要求日益迫切，对我国的挑战极大信息产业兴起一股产业生态化发展的热潮。最为典型的代表来自欧盟，近几年先后颁布了ROHS、WEEE、REACH指令，EUP指令（用能产品的生态化设计要求），这些指令针对包括电子信息产品在内的用能产品，在设计阶段，对其生命周期涉及的节能、环保要求，提出全面的框架性指令，将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带来深远影响：一是产业发展面临全新的理念。企业要从设计源头重视产品的生态发展，建立生态参数档案，并将生态评估贯穿于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二是出口面临新的壁垒。我出口企业的成本也将大大增加，企业将因原材料、设备更换以及内部机构调整和设计生产流程变革而增加生产成本，相关的检测成本也将提高，这对我国电子信息产品的成本优势是一个新的挑战。
面临着产品的升级与产业的生态化，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就是人才。政府或者企业可以拿出部分资金，用于现有人才的进一步培养和潜在人才的开发，努力保持适当的人才流动性，争取达到人才流动“溢出效应”最大化。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形成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工作环境，从而使企业能够在稳定的人力资源的条件下获得稳定的进步，不断开拓创新，提升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竞争力。
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提出，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一定要在核心技术产品的研发和应用的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毫无疑问，在当今以信息技术为显著性标志的全球性科技革命的进程中，实现这个目标势在必行。目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度过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成功地实施信息产业强国战略，要求我们必须优化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结构，正确引导电子信息产品需求结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中国信息化的发展步伐。
参考文献
[1]胡玉梅，戚昌.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趋势及其对策[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1(2).
1、“不均衡发展”模型的表现
计量模型对现实经济的解释进行了多种尝试，在此，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将重点放在“不平衡发展”的表现能力上。首先，请看表1，这是对环太平洋诸国（或地区）从1995年到2025年期间以5年为一个阶段的实际增长率的预测（以美元计价）。由于这个预测是在1998年初即亚洲金融危机深化期间进行的，因此，有人评价这个预测结果“过于乐观”，但是，总的看来，其后的发展证明这一预测大致是正确的。包括该预测期间在内，1950年后的约75年间，如果以线段表示各国、各地区以美元计价的高速增长时期，其结果如图1。如图1所示，不管哪个国家或地区，肯定会有30～50年间左右的高速增长时期，所谓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只不过是高速增长时期在它们之间的移动。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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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过国际资本移动看国际相互依存关系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我们的模型还显示出其它种种饶有趣味的结果。表现国际相互依存关系是该模型的目的之一，因此，在表2中显示了：10个国家或地区中的其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本积累增加对其它国家或地区GDP的影响。
附图
我们来看一下受影响的国家或地区。由表中可知，除了极少数外，该影响大都为正。这表明，“过剩”的资本会导致利润率下降，进而导致他国（地区）流入该国（地区）的资本减少或者该国（地区）资本向他国流出扩大。因此，本模型中的这个机制会对其他国家（地区）的经济产生正面影响。
从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产业空洞化”。“产业空洞化”是日本经济增长的结果，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其成果的活动。这一“转移”尽管对日本来说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停滞”，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却意味着经济发展。只要上述国际相互依存关系存在，日本就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分享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处。
3.生产率提高对他国（或地区）的影响
下面的表3显示了：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率提高对其它国家或地区GDP带来的影响。
附图
相对于前述资本积累总体上正面影响占主导地位来说，该表的首要特征是，负面影响是主要的。其原因在于，该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率提高，提高了该国家或地区相对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相对利润率，进而带来了吸引其他国家或地区资本的效应。
在该表中，尤其值得提醒读者注意的是，第1行中所示的美国的生产率提高对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波及效应。其发生作用的方向如上述，在这点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如果将该机制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结合起来思考，则其寓意十分深远。这是由于，近年来美国经济的繁荣吸走了泰国、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国际资本，这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导因之一。该影响对日本来说是正面的，这作为模拟的结果似乎有问题；但是，我们应该理解，日本经济的萧条另有原因。日本不是资本输入国而是资本输出国，日本经济与泰国或韩国等不同，不依赖他国资本。日本经济的萧条现象必须通过别的机制加以说明。
二、环太平洋计量经济模型
在本模型中，具体推算将围绕战后环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省、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共10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进行。另外，由于篇幅的限制，无法写出全部方程式。感兴趣的读者请参照大西广著：《环太平洋诸国的兴衰与相互依存》（京都大学出版会），以及京都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的主页(pacific.kyoto-u.ac.jp/text/index.htm)。
1.关于资本输出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
考虑如下模型：
Y=f(BC)f′＞0(1)
该式中，Y表示GNP，BC表示资本输入额，f(·)表示Y由BC决定。但BC并非直接决定各国的生产力水平(Y)，直接决定Y的是资本存量（设其为K），即：
Y=f(K)f′＞0(2)
K（本期值）可以用K[,-1]（上期值）、d（折旧率）、I（本期投资）表示：
K=(1-d)K[,-1]+I(3)
其中，I随着海外资本流入的增加而增加：
I=f(BC)=f′＞0(4)
综观(2)～(4)式，可以看出，BC通过I、K决定Y。也就是说，(1)式的关系可以分解为(2)～(4)式的关系。不过，还要附加其它解释变量加以具体推算。例如，在(2)式中，除了考虑K，还要以人口N（劳动力的替代变量）为解释变量，运用C-D型生产函数加以推算；再如，在(4)式中，分别以S、ME、CD代表国内总储蓄、军事支出、关税，则有：
I=f(S+BC),ME/Y,CD/Y)
f(S+BC)＞0,f(ME/Y)＜0,f(CD/Y)＜0(5)
在该式中，之所以将(S+BC)、而不是将BC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是因为投资是国内投资供给与来自国外的投资（资本输入）之和（在此，直接投资也包含在BC中）。将ME/Y，CD/Y作为解释变量的理由，将在本部分的第3小节中说明。
2.关于工资水平与国际资本移动的模型
设利润率为π，由于资本向利润率高的落后国家移动，故：
BC=f(π)f′＞0(6)
又因为，利润率取决于资本的稀缺程度、地价(PL)、工资水平(W)、原料价格(PM)，故：
π=f(K,PL,W,PM)f[,K]＜0，f[,PL]＜0，f[,W]＜0，f[,PM]＜0(7)
把(7)式代入(6)式，得：
BC=f(K,PL,W,PM)f[,K]＜0，f[,PL]＜0，f[,W]＜0，f[,PM]＜0(8)
在我们的模型中，首先，忽略了4个解释变量中的K和PM，这样做的理由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同，在二战后的现代世界，原料在国际间的移动极其容易，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过剩”的资本产出的产品如果能够出口，也就无所谓“过剩”。在每天24小时开放的国际市场上，原料价格由“国际价格”决定，同样，产品价格也完全国际化了。因此，在思考当代资本输出时，至少是在直接投资一方，企业完全可以去往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并以此为前提决定是否输出资本。企业决策是否投资的主要依据只是使其设备运转的成本——工资的高低。这是因为，虽然资本的国际移动十分容易，但劳动力移动十分困难。（由于劳动力再生产必须在长期中进行，其体制，譬如至少是学校教育制度不可能在国家之间移动。）我们从日本向“四小龙”、东盟诸国、中国等低工资国家或地区大量输出资本这一现象中，也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K、PM从(7)和(8)中忽略掉。
在实际推算过程中，我们还进一步省略了PL（工资作为各国工资之比，在与美国、日本有关的方程式中还加进了日本的利息率），这不仅是因为适当的PL值难以得到，还因为PL和W都可以用“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变量说明。也就是说，如果以Y/N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则：
PL=f(Y/N)f′＞0
W=f(Y/N)f′＞0(9)
PL、W的变动趋势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这里，W可以作为PL的替代变量使用。
3.关于经济实力与政治变量的模型
以下，对于国际间的政治摩擦建立有关方程式。因为关税政策与军事支出作为比较数据较容易入手，因此，这一工作将围绕它们进行。
首先，对直接决定各国市场分割程度的保护关税(CD)来说，以BP表示贸易收支，一般地：
CD/Y=f(BP/Y)f′＜0(10)
这是因为，各国的经济实力可以通过出口竞争力强弱、因而可以通过贸易不平衡的程度（BP对GDP之比）测量。其变化（不平衡发展）必然会导致各国政府围绕与瓜分市场有关的政治变量（在上式中是CD与GDP之比）的斗争。
接着，我们就军事支出(ME)建立了方程式：
ME/Y=f（该国的GPD／某外国的GDP）(11)
在此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右边的解释变量直接表现出了各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而经济不平衡发展又带来了军事势力的消长，ME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发言权。进一步说来，经济实力的相对提高必然要求更大的市场份额，为此就必须加强对外谈判能力或军事力量。尤其是，(9)式左边，我们采用了GDP对军事支出的负担率，而不用（该国的ME／某外国的ME），读者对此应该尤为关注：这个方程式显示出“大国”（经济力量相对强大）具有强化军事力量的欲望或军国主义倾向。实际上，日、美、东盟三方都能够用这个方程式推算。只有1969年以前的日本不能采用这个函数式推算（由于统计的适用性太差）。这是因为，1969年以前，国际社会抑制日本军备的能力很强（实际上，二战后直到1969年，日本军费开支在GDP中的比率存在下降的趋向）。
根据1997年5月《三峡工程原四川库区不同水位段移民迁建安置进度及分期投资安排规划意见》，重庆库区淹没及损失主要有三个特点：
淹没损失数量大
三峡工程水库淹没涉及重庆市的万县区、涪陵区、巫山、巫溪、奉节、云阳、开县、忠县、石柱、丰都、武隆、长寿、渝北、巴南、重庆市区、江津共16个区县。
全市库区淹没线下居住人口72.85万人，占全库的85%；其中农村29.29万人，占全库的86%；城镇人口37.09万人，占全库的82%。
全市库区淹没涉及城市两座，县城7座，集镇107个。其中有5座县城和52个集镇需要全迁。到2009年直接淹没人口达到103万人。
淹没房屋总面积2927.53万平方米，占全库的85%；其中农村872.53万平方米，占全库的84%；城镇1409.1万平方米，占全库的83%；工矿企业643.64万平方米，占全库的91%。
淹没耕园地(耕地、园地、河滩地)360954亩，占全库的86%。
受淹公路总长891公里，占全库的82%；高压输电线1223公里，占全库的68%；通信线2957杆公里；占全库的84%；广播线4175杆公里，占全库的88%；港口、码头653处；水电站装机80984千瓦，占全库的86%；抽水站装机18432千瓦，占全库的98%。
淹没损失分布不均衡
首先，就不同水位看，主要实物指标在2003后比重太大。如135米线下，农村淹没人口只占14%，房屋只占13%，耕园地只占25%；城镇主要是巫山、奉节、云阳、丰都，万县、涪陵、忠县只是部份淹没；在1387家企业中，只有522家，占总数的37.6%；而135米水位线以上淹没量就很大，如果按分期蓄水位安排移民任务，则最后几年移民的高强度很难完成。
其次，区县之间的不平衡性也十分突出。长江干流临江城镇、农村、企业、专业设施项目往往以纵向淹没涉及为主；开县等地到175米水位(特别是后期)横向淹没涉及突出。部分区县城镇淹没相对集中。
淹没影响不确定因素很多
如滑坡问题，有的区县地质条件成熟，可以对滑坡对象体作进一步研究，但淹没区的滑坡处理方案还不完全清楚，淹没涉及的孤岛、塌岸等问题还没有处理方案。半淹没城镇的功能恢复等问题尚待解决。
重庆库区移民与生态经济型发展战略
三峡工程的兴建将形成600公里长的水库，因此需要完成百万大移民的艰巨使命，世界上绝无仅有。历史重担落到了重庆市的肩上，压力重大，但也机遇难得。根据本文前面(编者注：参本刊1999第二期)的有关论述和基本观点，为了从根本上完成重庆库区的移民任务，应当采用可持续发展移民方针，选择生态经济型发展战略。
生态经济型发展战略的基本要点是：用生态经济的思想，遵循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依靠科技进步，指导城乡经济发展和移民扶贫，有效地协调好发展、移民、脱贫、资源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重视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环境。
必须保证上百万的移民“移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移民工作是暂时的，20年内必将完成；移民后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是长远的，是关系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关系整个地区繁荣富强的根本。只着眼移民工程，则完成了搬迁就完成了任务；若着眼于历史使命，则必须立足于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然而发展必将增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一旦超过库区原本脆弱环境的承受力，必将反过来制约和威胁库区人民的生存与发展，以致造成社会与政治上的不安定。所以，库区移民必须兼顾暂时的和长远的利益，实施可持续发展。
重庆市的区位比较特殊，自东至西位于三峡工程库区的库腹和库尾，全都在库区之内。尤其是重庆市区，一个数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恰好在库尾的回水末端。水库正常蓄水位成库以后，泥沙淤积和水体污染对市区的威胁极大，因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特高。
在移民过程中求发展，用发展促移民；在移民与发展中重环保，用良好的环保确保移民与发展的成功。移民、发展、环保三者之间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出路只有选择生态经济型发展战略。移民是硬任务，发展是必要条件，环保是约束条件。
生态经济型发展战略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重庆市的具体化，或者说是具有重庆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它的具体化与特色主要是侧重了重庆市的特殊区位，重庆市的经济现实和重庆市的特殊使命。
重庆库区生态经济区构想
在重庆市实施生态经济型发展战略的具体目标，是把重庆库区建成生态经济区。
生态经济区是指在特定地域空间的资源，环境和人类的各种经济活动所构成的物质、能量、信息流动与转换的系统整体。就重庆库区及其关联区县而言，重庆库区生态经济区是生态环境保护区与经济开发区的整体融合，以可持续发展为总目标，在有计划推进库区移民的同时，加快区内经济发展并分步骤积极保护生态环境。
首先，移民是硬任务，时限性很强，不允许有任何迟延，必须执行开发性移民方针，妥善安置好移民，使移民的生活达到或超过原有水平。重点解决好耕者有其地，居者有其屋，致富有门路三个关键问题。
其次，移民与发展不可分，坚持在移民安置中带动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落实移民安置。只有立足于发展，才能拓宽移民安置的空间，才能确保移民安置后的“稳得住”。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途径。
第三，发展与保护同步。在移民迁建与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坚持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三峡库区的393亿立方米水体一旦重度污染是根本无法治理的！
第四，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特殊重要性。要吸取三门峡实际移民人口总量为最初设计估算人口三倍的教训，从严控制人口数量。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特别是实用人才的培养，强化科技意识，实施科技移民战略；否则，持久的发展与致富是没有保证的。
构建生态经济区必须制定一个科学的发展战略规划，从三峡库区的实际出发，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战略指导思想、方针、目标与任务
生态经济区划
生产力布局
农业建设
工业建设
交通建设
城镇建设
旅游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只用几十年时间就实现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取得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几百年逐步显露的问题，在我国也被压缩到几十年的时间里集中显现。一方面，工厂林立，经济繁荣；另一方面，生态灾难已经步步逼近。面对严峻形势，生态文明建设刻不容缓。
1 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
所谓生态文明，就是指以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为主旨，追求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关系协同进化，以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一种文化伦理形态。它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形态。
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基于工业文明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的巨大灾害。在工业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资源遭受到了掠夺式的开发，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恩格斯早在1876年《自然辩证法》中就曾精辟地指出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但走的是传统的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之路，“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之路，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的资源和环境却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一方面，是GDP数据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大气、江河海洋、土壤土质的大面积恶化。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不仅GDP增长的成果都将被吞噬，而且将影响到当下和未来公众的基本生存权。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十则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列入“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并强调，我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这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 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面临越来越突出的生态挑战和资源环境制约，生态文明的建设刻不容缓，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 资源约束趋紧
资源约束趋紧主要体现在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上。众所周知，我国的人口和资源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人口多。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除港澳台外总人口为13.39亿人，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我国资源环境也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人口越多，需要的能源也越多，开采也越多，这都会直接影响动植物生存、气候变化和地质灾害。二是资源有限。当今中国地大而物不博，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中国各类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也不同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有限的资源难以支撑今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但与此同时，我国长期以来采取的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高增长、能源高消耗，且资源利用率较低。统计数据显示，在粗放式发展阶段，我国每创造1万美元价值所需的原料，是日本的7倍，是美国的近6倍，比印度还多3倍。因此，这种高消耗，低效率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未来能源消费还将大幅增长，资源约束的矛盾也会更加突出。
2.2 环境污染严重
根据《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我国每年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代价已接近1万亿元，并且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升高。当前我国比较突出的环境污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土地污染，其中最为受老百姓关注的就是空气污染问题。
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我国近年来大气污染问题凸显，特别是2012年年底以来在中国大范围内出现的笼罩时间长、浓度高的雾霾，给国民身体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据统计，2013年我国雾霾污染范围已涉及到了17个省市自治区共约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影响人口约6亿。
以当前用于衡量空气污染最主要的一个指标PM2.5为例，中国是受此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耶鲁大学编撰的环境表现指数最新数据，中国在132个国家的空气质量排行中名列第128位，倒数第5，仅好于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和印度四国。为此，2013年9月10日，国务院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5年内，中国将投入1.7万亿进行大气污染治理。
2.3 生态系统退化
生态系统的退化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其中，当前我国水土流失总面积已占到国土总面积的1/3以上，而荒漠化土地面积也已经占到国土面积的1/4以上。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看到，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生态挑战是全方位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近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比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更大，金融危机持续时间不会很长，经济萧条了可以再次繁荣，但生态危机的危害却是几年、十几年，甚至上百年都很难逆转的。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既事关发展方式，又事关人民福祉。无论是着眼于当前环境恶化的现实，还是着眼于中国经济长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我们都必须并且加快站在更高的层面来统筹发展经济和环境治理的问题。
3 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
在谈到我国未来发展的时候，曾经说道：“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里，金山银山是指我国的经济发展，而绿水青山显然就是生态环境。这也就是说，我们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谋求经济的发展。
3.1 转变发展理念
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仅仅追求GDP总量的增长，而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提高老百姓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但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期，我们以经济增长论成败，GDP就是政绩，政府考核也是以GDP为主要标准。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建设生态文明，我们需要树立绿色GDP观念。
所谓绿色GDP，是指用于衡量一个地区扣除了自然资产、资源环境损失之后新创造的真实的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这才是一种新的真实的经济核算标准。所以说，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一条，我们需要转变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而非经济增长的速度。
3.2 健全生态制度
生态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准备和基本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这里面主要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用途管制制度、生态保护红线、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赔偿制度。通过制度约束，做到在源头上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严防”；在经济发展和开发的过程中“严管”；对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后果要“严惩”。
1.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这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制度。自然资源产权不清晰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就是为明确环境、生态等公共自然资源系统的“主人”，赋予其保护自然资源的动力，让其使用这些自然资源获得利益的同时，承担起保护自然资源的责任，解决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问题，进而增加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达到可持续利用的目的。这就要求我们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2.健全用途管制制度
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是国家对国土空间内的自然资源按照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等用途或功能进行监管，表明一定国土空间里自然资源无论所有者是谁，都要按照用途管制规则进行开发，不能随意改变用途。我国已经建立了严格的耕地用途管理制度，但对国土范围内的一些水域、林地、海域、滩涂等生态空间还没有完全实现用途管理，致使一些地方用光占地指标后，就转向开发山地、林地、湿地湖泊等。同志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因此，我们要按照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原则，建立覆盖全部国土空间的用途管理制度，并且有必要由一个部门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的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不能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
3.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红线可以分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红线、生态功能区红线和人居环境重大屏障红线。其中，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红线，是为保护的物种（包括动物、植物）提供最小生存面积（如大熊猫保护区）；生态功能区红线，包括水源涵养区、防风固沙区等等；人居环境重大屏障红线，是指为人居环境比如城市提供的生态屏障。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自然资源全部用来搞开发建设，生态脆弱的地方就要保护起来，比如设立国家公园等等。此外，三中全会还提出，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区取消GDP考核。
4.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就是要坚持谁使用资源谁付费和谁破坏生态谁付费的原则，以及谁从中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推行环境税和资源税。比如各类矿产资源，这是地球给人类的共有资产，是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资产，必须要有偿利用，不能谁发现谁就可以开采。这才能充分体现资源的价值、防止开采者的滥采滥用，以及对资源的浪费破坏。
同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比如西部地区长期为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自然资源和充当生态安全屏障，东部地区就应当给予西部地区适当的补偿。这样，才能使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的地区，不吃亏、有收益、愿意干。此外，三中全会还首次提出环保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由过去“谁污染，谁治理”的模式转变为“谁污染，谁付费”，污染处理则交由专业化公司负责。
5.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赔偿制度
三中全会提出了损害责任赔偿制度。特别是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要将官员的责任与环境保护牢牢捆绑在一起，因决策失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必须进行责任追溯与惩戒，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这样使各级官员坚守生态底线，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区域的良性发展。
3.3 发展循环经济
传统的生产发展模式就是通过开采原始自然资源，经过加工把它变成各种工业原料，然后通过再生产，形成我们的消费品。消费品消费完了变成废品，变成垃圾扔掉。对垃圾的处理，要么燃烧，要么填埋，都会对我们的环境产生负面作用。
而在循环经济模式下，我们可以把生产产生的废弃物通过技术的开发，变成可再生利用资源进行循环利用。把我们消耗过的所有废旧产品和废弃物，通过科学的分类回收，经过处理变成再生资源。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控制废弃物排放，并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3.4 大力培育生态产业
实践证明，在今天我国所面临的人口资源条件和国际背景下，我们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而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重视发展节能环保的新兴产业，如发展低碳产业，开发低碳技术，建设低碳社会，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绿色发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子。当前，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中，把节能减排放到了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首，表明了我们国家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生态产业的坚定决心。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通渭县鹿鹿山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项目于2004年被列入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试点项目，经过3a实施，项目区内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林草覆盖率从52．30％提高到60．29％，农户人均纯收入由1613．80元提高到1967．20元；生态、经济系统开始良性循环，该项目的实施为本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初步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基本情况
通渭县鹿鹿山水土保持生态修复项目是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生态修复试点项目。实施期为2004—2006年，项目区年均降水量500ram，年均气温3～5oC，适宜各类生物生长，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三副区。该地区为石质山地，项目区辖陇阳、北城、寺子3乡，12个行政村54个村民小组，总人口7839人，人口密度84人／km，全部为农业人口，农业劳动力4706人。人均土地1．19hm，人均耕地0．26hm，总面积93．30kmz。完成封禁面积56．25km2．人工补植9Ohmz,人工种草277．5Ohm2,设立封禁工程围栏5km、标志碑5座、标语牌9O个、封育区“四至”边界标志界碑600个；新建管理房3间、示范养殖圈舍150座。布设植被监测点5个、气象观测点1个、径流泥沙监测点1个，选择监测典型农户60户。
2生态修复成效
生态修复是指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破坏，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身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进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修补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主要指致力于那些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该项目实施后，项目区水清、山绿、水土流失减轻，群众的思想观念转变，实现了生物、产业趋于多样化，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蓄水保土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测算，到项目实施年限末期，林草覆盖率从52．30％提高到60．29％；监测区年土壤侵蚀模数由1430t／km。·a降为964．40t／km项目区内农户人均纯收入自1613．80元提高到1967．20元；农、林、牧、副各业产值结构由基期的76．70：0．94：17．30：．5．06变为50．30：．1．07：29．50．：19．13；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为农地：林地：草地：荒地：其他=21．12：20．97：34．30：4．30：18．56。舍饲养殖数量6000多(只)，实现牛、马、猪、兔、鸡、鸽等多元化养殖。各产值机构有了较大变化，土地利用结构更加合理，使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开始良性循环。该项目的实施为本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初步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3几点启示
3．1科学规划，对位配套措施是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的前提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是一项系统工程，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科学规划。在生态修复技术措施运用上，以保护和利用水土资源为核心，依据“源于自然，还于自然”的思想，为大自然恢复其自我修复能力创造条件，对位配置各类措施，以封为主，封禁、补造、抚育、管护并重，工程、生物、农艺措施相结合，生态修复与群众脱贫致富相结合的原则。使项目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隔离区，减少或禁止人、畜活动对生物群落的干扰和破坏，促使土壤质量正向发育，生态系统自我调控能力向健康状况演化。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2加强组织、建章立制、加大宣传是生态修复工程顺利实施的基础
生态修复是新时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重大战略调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加强生态修复的组织领导和部门协调，专门成立项目执行领导小组，健全管理机构、配备工作人员，明确和落实各部门的责任权属。制定和颁布有关项目建设的法规及管理制度，对生态修复区林草及其设施的管护管理提出具体的操作要求。做到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利用集市、庙会等多场合、多形式、多渠道对农民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印发传单、公告、宣传画及日历和手册。为生态修复的顺利实施提供组织保证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3．3建立部门联动机制，整合项目，为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提供资金保障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涉及农、林、水、环保、畜牧、财政、扶贫、科技等诸多方面，综合性很强，我们利用中央资金的主导作用和退耕还林草的机遇，深化投资管理机制改革，整合项目资金，统筹兼顾，合理规划，相互配套，镶嵌实施，达到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有限的投入资金发挥最佳使用效益。在项目建设中，与相关部门在工程实施、科研和监测等方面密切配合，加强合作，全面提升生态修复的科技水平和效益，加快生态修复进度。在管理上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形成部门之间“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各投其资，各计其功”的工作机制。为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3．4立足实际，政策引导，狠抓落实是实施生态修复的关键
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土地资源的开发必须符合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使其得到休养生息。必须按照“顺应天时，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市场，遵循经济规律；顺应科学，遵循市场规律”的原则，坚持川台河谷区发展全膜覆盖玉米、浅山区种植马铃薯、深山区发展畜草产业的种植结构调整思路，大胆探索，积极挖掘本地资源潜力，引导农民转变观念，大力发展玉米、洋芋、畜草、中药材等富民产业。通过政策引导，利益驱动，解决了许多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使支柱产业开发和扶贫攻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通过生态修复，既满足了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条件，又确保了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生态修复能力的体现根本在于彻底控制人为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一切干扰因素和防止水土资源的污染，关键是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和封禁成果管护。为此，要采取以下强有力的措施：
①建立健全水保监督执法网络。县、乡、村、社四级执法网络组织机构健全，并逐级签订监督管护目标管理责任书，做到责、权、利绝对明晰。
②依法具体落实“三区”划分与“三权一案三同时”制度，严格管理，奖惩兑现。加强修复成果管护。
同时，对水保预防监督执法的检查情况纳入乡镇年终综合考核评比的内容，推行奖励机制，以管促封。使生态修复效益能够正常发挥。
3．6合理布设监测网络，为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监测工作所获取的基础数据，对于生态自我修复能力的研究及评价意义重大，根据基础监测指标体系和监测评价体系要求，合理布设监测网络，采用实地定点、定时，多方位、多层次、多目标、多样点统计调查的方法进行。着重做好以下监测内容：
①蓄水效益监测。定点观测和统计径流、土壤侵蚀、泥沙变化、流域降水量等数据，分析评价项目实施后的蓄水保土效益。
②生态效益监测。林地监测：采用多样点抽样调查法。草地监测：选用不同草地类型，采用刈割测定生长量等，分析评价了项目实施后的生态效益。
③社会效益监测。通过布设网点社经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调查方法，以定点观测和典型农户调查结合，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评价项目实施后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2014年1月11日上午，江西省景德镇市首届武术文化旅游节之太极拳论坛在市二院会议室举行。副市长、太极拳协会名誉主席熊皓，太极拳协会名誉主席夏山东，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等相关负责人，极拳协会副主席，各成员单位的代表及太极拳爱好者聆听论坛。
论坛中，首先作主旨报告的是第二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吕志华主任医师，题目是《运动医学与健康》。讲座中，他从一个从事骨科研究与治疗多年医务工作者的角度，通过生动的图片和动画演示以及通俗易懂的文字，告诉与会人员什么是运动医学？什么是运动损伤？怎样去避免运动损伤等等。随后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杏林太极拳队队员周景俭主任医师作《妇女期与太极》的主旨报告。 在太极拳的习练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女性。她的讲课让现场女性深刻了解到太极拳对女性生理健康、心理健康，还有社会适应能力都有很大影响，尤其对妇女更年期的平稳过度期有特殊的作用，同时太极拳也是塑造美的形象的运动，是美容、健美的最好运动。第三位演讲的是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针灸科主任娄梅副主任医师，题目是《浅谈中医经络、腧穴的理论》。她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太极拳爱好者平时的锻炼，都是通过太极拳的导引吐纳，自然而然地调节了自身的经络气血，使气血流畅无滞，从而达到强体的效果。最后演讲的是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西苑太极拳队队员张镇源，题目是《浅谈太极与健康》。他从一位习练者的角度谈了对太极拳的感悟。他演讲中说：聪明人投资健康，明白人爱护健康，普通人漠视健康，糊涂人透支健康。只有采取有效地、正确地锻炼方式，才能加强人体各脏腑、各系统的机能，从而摆脱亚健康甚至不健康的状况。
论坛期间，太极拳爱好者还与专家进行互动，就自己在锻炼中遇到的问题向专家请教。论坛结束后，与会太极拳爱好者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他们向记者介绍，通过聆听了四位医学工作者讲授太极与医学的关系，感知习练太极拳的重要性，真真切切地明白只有科学的锻炼方法、正确的习练方式，才能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幸福快乐。
据了解，此次太极拳论坛是市体育局、市旅游局、市体育总会联合主办，市武术协会、太极拳协会承办，市第二人民医院协办，是景德镇市首届武术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二。论坛主题是“科学健身、武促健康”，邀请了四位医学界的知名专家，分别从运动医学、经络学、免疫医学、妇女更年期学科与太极拳锻炼的关联等方面进行专题讲座。市太极拳相关负责人介绍，举办论坛旨在通过这种形式，深入研究太极拳运动与人体的生理关系，促进太极拳运动与自身实践的良好地结合，推广健身方式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而使拳友的锻炼更加科学、合理，真正体现太极拳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本质。协会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拳友做一个明明白白的习练者而不是一个糊涂盲从的跟随者。
马尔库塞用形式主义美学理论批判美学，批判 艺术 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这是不足取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尔库塞所强调的艺术的主体性、艺术自律及审美形式等问题，确实是长时期内美学所忽视的。在
童庆炳在写于1983年的《文学与审美》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习以为常而在当时起到开风气之先作用的见解:“只有在文学理论的各个问题上深深引进‘审美’的观念，我们的文学理论才可能打开新的局面”。1984年，童庆炳在自编教材《文学概论》(红旗出版杜)中明确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及“审美是文学的特质”的新见解。童庆炳在1992年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则吸收了 现代 西方语言美学的新成就，提出了一个沿用至今的观点—“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
纵观童先生的各种文论教材和相关论文，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具有三处代表性的阐发：其一，文学“是一种具有审美特质的社会意识形态”（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60页。）。此处“意识形态”被看做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外化形态”：“文学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即人类意识的外化、形态化，就这一点而言，它如同政治、哲学、科学、宗教、道德一样是一种意识形态”（注：童庆炳：《文学概论自学考试指导书》，武汉大学出版，1995年版11页。）。这里的“审美特质”在客体上表现为：面对客观事物的自然属性和价值系统，文学所撷取和反映的“必须而且只能是客体的审美价值”（注：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29～30页。）。
其二，“所谓审美意识形态，就必然是审美与意识形态复杂的组合形式”（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而这里的“意识形态”已与“人类意识的外在化形态”大相径庭：“意识形态是与经济基础相对的一种上层建筑形式，指上层建筑内部区别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话语活动，如哲学、伦理学、宗教、文学及其它艺术等。”（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此处也对审美作了正面阐释：“审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指人与世界（社会和自然）形成一种非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
其三，“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学又是人类的一种审美活动。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文学的审美特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就产生‘质变’，产生了作为文学的根本性质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页。）作为文学属概念的意识形态又不是“话语活动”了，而回到了“人类意识的外化形态”上去了：“我们说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说社会生活本来是自然形态的东西，经过作家的艺术改造，变为观念形态的东西。”（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页。）而审美也变成了人对事物的特殊精神活动过程：“审美是心理处于活跃状态的主体，在特定的心境时空中，在有历史文化渗透的条件下，对客体的美的关照、感悟、判断。”（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页。）
由上述可知，童先生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两个层面中：一是不同版本的论著对“审美意识形态论”具有不同版本的解释，各种解说之间不仅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二是不同解说自身也有诸多不尽合理和值得商榷的地方。
先说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上面三种解释都把文学的属概念规定为一种“意识形态”，但对意识形态的界定却并不一致。解说一、三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意识的外化、形态化”，在外延上包括全部社会意识内容。解说二认为它是一种“话语活动”，这一说法实际上已经把社会意识中的某些因素排斥在外了。一般认为，所谓“话语活动”不过是说话主体与接受者之间在一定话语情境中通过文本进行的一种信息沟通过程。而话语活动之所以能够进行，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话语双主体（说话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沟通的媒介——“文本”的存在。文本大体有两个存在形式，即所说的话与所写的文字。我们知道，如社会习俗、幻想、集体无意识等社会心理因素并不常常构成“文本”和“话语系统”。因此，从意识活动的角度说，社会心理因素不能构成话语活动的重要内容。这样，一边认为意识形态包括全部社会意识内容，一边又认为它排除了社会意识的某些内容，两个意识形态概念在外延上发生了矛盾。在内涵上两者也相互抵牾。前者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把它视为静态的、凝固化的事物；后者又认为它是“话语活动”，即是包括说话主体、接受者、文本、沟通等多种因素在内的动态过程。其实话语活动本质上就是意识活动，如果意识形态是话语活动，在更大范围上等于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意识活动，那么，一面说，意识形态是“意识活动的产物”，一面又认为它是“意识活动”本身，孰对孰错？令人匪夷所思。
由于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解释充满矛盾，已经提前决定了对“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学”不可能再有科学合理的说明了。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对“审美”的解释之中。解说二，把审美视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和人与世界的一种特殊关系；解说三又把它变成了人类对“美物”的“观照、感悟、判断”的精神活动。应该说，单就“审美”一词而言，它确实拥有包括上面两种含义的多重内涵。然而，在“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判断中，“审美”充当的是被判断事物“文学”的“种差”，即文学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独特性质。严格说来，这个种差——“审美”必须是确定而统一的，否则，就会使人产生认识上的歧义和模糊。
从第二个层面来说，童庆炳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每种解说自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解说一把文学规定为“人类社会意识的外化形态”，在方法论上混淆了事物的存在“形态”和分属领域。一般而言，事物的形态是人的感官能够直接把握的事物外貌状态。例如，人们能够直接把握H[,2]O的“形态”只能是气态的、液态的、固态的水，亦即我们说H[,2]O只能形态化为汽、水、冰三种形态，而不能说它“形态化”为了黄河、太平洋和喜玛拉雅雪峰。同样人类社会意识的“外化形态”也只能是为人所直接感知和把握的语言、文字、文本、话语及人的自觉不自觉的动作行为等，而不能形态化为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就像河流、雪山不过是H[,2]O的形态——水、冰的存在领域一样，哲学、文学也只是人类社会意识的某种外化形态——哲学性文本和话语、文学性文本和话语的存在领域。
以撷取现实生活中的审美价值作为文学的“特质”，理由并不充分。童先生的说法是：“当我们说文学艺术的独特对象是客观现实的审美价值的时候，不要把现实的审美价值当成是独立的存在。现实的审美价值具有一种溶解和综合的特性，它就像有熔解力的水一样，可以把认识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等溶解于其中。”（注：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29～30页。）然而世界上任何具有相同属性的事物一般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不仅事物的审美价值不是独立的，其实用价值、认识价值、政治价值、道德价值等也是如此；不仅实用价值、政治价值等可以渗透溶解于审美价值之中，反过来审美价值也完全可以渗透溶解于实用价值和其它价值之中，那么既然文学可以撷取溶解其他价值因素的审美价值，也完全可以撷取融合审美价值的实用价值或其它价值。为什么“必须而且只能”撷取审美价值呢？为什么“必须而且只能”要用审美价值去溶解其它价值呢？童先生并没有准确把握到文学与审美价值之间的必然联系的关键之点。
解说二在属概念上把文学视为一种话语活动，把“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命题的种差——“审美”解释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和人与世界的一种特殊关系。紧接着又说：“它（审美）可以从目的、方式和态度三个方面加以理解。从目的看，审美是无功利的；从方式看，审美是形象的；从态度看，审美是情感的。”（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然而，我们知道“方式”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它与“目的”、“态度”等一起构成实践活动的下位概念，我们只能说人类在掌握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抱有何种目的，采取何种方式，表现何种态度，而不能说“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解说二中审美内涵之一）的目的如何，方式如何，态度如何。“关系”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它至少在双方之间方可发生，审美关系必然发生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审美关系（解说二中审美内涵之二）的特征也必然是审美主体与对象互相作用所形成的特殊状态的特征。如所周知，在审美发生过程中，就主体的心理状况而言，最终并不报有任何目的，主要采取形象方式，并表现出某种情感态度。这只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所呈现出的特点，而并不是主体与对象间形成的审美关系的特点。
如此的“意识形态”与如此的“审美”，两者“复杂组合”而成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内涵应是什么呢？我们找不到明确的答案。
解说三与前两种解释最大的不同是提出了“文学是一种审美活动”的观点，而问题也恰在于此。我们知道，审美活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审美活动包括审美欣赏与审美创造两种含义，狭义的审美活动单指审美欣赏。显然，上述对审美（活动）的理解指的就是狭义上的。让人不解的是，童庆炳先生一向坚持文学活动论，即认为文学是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而审美欣赏不过存在于读者——作品的环节之中，说文学是一种狭义的审美活动，实质上等于说文学仅是一种读者对作品的鉴赏活动了。我们宁愿认为这是童先生的疏忽。问题是我们把这种疏忽的因素考虑进来，如果从广义上理解审美活动，即把“审美创造”也看做是审美活动的重要内容，可否认为文学是一种审美活动呢？我认为，广义的审美活动仍涵盖不了文学活动。首先。“审美创造”不等于“艺术创作”。为了表达对传统艺术的反叛，杜桑为微笑的蒙娜丽莎画上两撇胡子，又把夜壶摆上大雅之堂供人观赏，名之曰《泉》，我们说不清是在创造美还是在破坏美。但由于这些作品确实蕴含着某种艺术意义，我们还把这些艺术家的行为称为艺术创作。其次，审美活动中的审美欣赏也不等于文学活动中的读者接受。我们认为，审美欣赏是审美主体在非功利状态下对事物形式进行的非功利情感的知觉过程。但在文学艺术的接受活动中，往往要经历阅读——鉴赏——评价（不只是审美评价）的过程。其中，只有在鉴赏的某个瞬间读者是完全排除功利性考虑的。另外，文学活动中“世界——作家”的加工过程，“读者——作家”的反馈过程，“读者——世界”的体认过程等环节也很少与审美结缘。由此可见，文学活动不等于审美活动。
三、我的几点看法
如所周知，文学现象的无限丰富性和复杂性，为阐释文学提供了巨大的理论空间。在多元化的阐释背景下，从人类社会意识的角度解说文学，不过是多音合唱中的一种声音。至于是否可以担当“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要从人类社会意识的视角审视文学，就应挖掘出它本来已拥有的深厚的理论内涵，进而明晰地、系统地、合乎逻辑地将其阐发出来。由于篇幅所限，现将几点看法粗列如下，详细论述笔者另有专文。
现代人类文明意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具体说来，文明意识可以分为实用意识、审美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大类。实用意识遵循的是现实实用性原则。它具有明确的实用目的性和功利性，即满足人类的物质性存在的需要。实用意识又可分成两小类，用来专门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相关技术发明以及指导思维活动和语言交际的意识类型，可称之为工具意识；专门对组织、团体、国家、社会及其活动进行规范、制约和管理的意识类型，可称之为规范意识。审美意识是在实用意识中分化产生的一种超功利性意识类型。首先，只有当人类形成了完全的抽象能力，具有了把事物的形成与属性相区分的能力，人才有条件和可能以非功利的态度和非功利的情感专注于欣赏事物的形式，于是审美欣赏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其次，如黑格尔所言：“人有一种冲动，要在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中实现自己。”（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9页。）而当实践水平发展到人们的精力可以不必全部投放于事物内容和属性，而有能力集中于对承载事物内容和属性的形式的创造上时，我们说审美创造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在审美欣赏和审美创造活动的共同推动下，人类的审美感觉、欲望、兴趣、情感以及审美观念、理想等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进而形成了由这些因素统一而成的完整的人类审美意识。与实用意识相比，审美意识的特征表现在三大方面：非功利性、超越性、自由性。
文学可以成为各种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由于各类意识内部结构不同，承担职能不一样，它们分属领域和表现形式也不一样。实用意识内部，观念、认识等理性化因素与欲望、情感等感性化因素相比处于主导地位。按其特点与职能，工具意识分属于了自然科学、语言学、思维科学等领域；规范意识分属于了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伦理等领域。欲望、情感等感性因素在意识内部处于主导地位的审美意识，主要分属于了文学、音乐等艺术领域。某一意识归属于某一领域，以某一形式表现，并不具有天然合法性。在人类所有意识类型中，情感、想象、理想等作为不稳定的因素，在特定情况下都可能突现成为主导因素。此时，该种意识的最佳表现形式就是文学艺术。换言之，文学艺术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它主要是审美意识的存在领域和表现形式，也可以成为实用意识诸种类的表现形式，还可以成为实用意识之下的个人潜意识和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泄导渠道和形式。
意识形态指的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由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和意识因素构成的、表现在各种意识领域中的社会意识的整体面貌和样态。按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一定社会形态中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必然决定着该社会形态中存在于各种具体社会意识形式中社会意识的性质。因此，具体的社会意识无论归属于什么领域和分工形式，其社会性质都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和支配，从而产生社会意识在社会性质上的差别和划分，各自形成特定的样态、面貌。另一方面，不管何种意识形式、何种意识因素只要产生并存在于某种社会形态之中，就有可能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显露或隐曲地体现出该种社会形态的社会性质。同时，它们会以体现社会同一性质为磁石，聚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意识样态。我们把这个体现一定社会形态性质的统一的、意识样态叫做“意识形态”。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人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技术是“设计一实施”。说到底，“技术是做”，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实践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实践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揭示技术的内在本质。历史上通常认为，技术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创造本身是一种无结构、无过程的心理顿悟，似乎是“来无踪迹”、“带有魔幻色彩”。这种技术创造的“恩赐说”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们对“技术内部的认识。现在人们则认为，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这个技术产生的实践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实践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可见，“技术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含着使技术创造过程“祛魅”，使其“物质化”而纳入实践范畴的意思，已经内在地向“技术内部”的认识敞开。所以。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实质上，德韶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哲学惟有研究技术创造活动，才能发现“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确地指出：“为了遇见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到新形式首次被创造的地方去寻找。大规模工业生产只是类似于诗和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而只有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那里我们才更接近于诗和音乐的本质。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只可惜，他把技术创造活动主要归之于发明家的“内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确地把它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德韶尔这种原本正确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想，在后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没有被实行。从整体上看，实际的技术哲学研究“最惊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认真对待技术”的哲学家那里，德韶尔的这个思想才逐渐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其二，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发展轴心，才能向现实社会“敞开”，指导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在古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隐含着的，可以从史前各种先王从事创造的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从历史深处看，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的体制化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技术创新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从微观上说，技术创新恰恰就是一个新的“制作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必将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如果不“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则技术哲学研究就不可能实现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学旨趣。譬如，芒福德、马尔库塞、弗洛姆提出的技术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则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较为具体的人性化技术创新理论。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由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譬如，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至少要包括“实践结构论”和“实践形态论”，而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就必须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工程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结构论”必须有人文的透视，而人文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形态论”必须有工程的基础。
一 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人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技术是“设计一实施”。说到底，“技术是做”，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 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实践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实践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揭示技术的内在本质。历史上通常认为，技术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创造本身是一种无结构、无过程的心理顿悟，似乎是“来无踪迹”、“带有魔幻色彩”。这种技术创造的“恩赐说”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们对“技术内部的认识。现在人们则认为，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这个技术产生的实践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实践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可见，“技术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含着使技术创造过程“祛魅”，使其“物质化”而纳入实践范畴的意思，已经内在地向“技术内部”的认识敞开。所以。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实质上，德韶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哲学惟有研究技术创造活动，才能发现“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确地指出：“为了遇见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到新形式首次被创造的地方去寻找。大规模工业生产只是类似于诗和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而只有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那里我们才更接近于诗和音乐的本质。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只可惜，他把技术创造活动主要归之于发明家的“内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确地把它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德韶尔这种原本正确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想，在后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没有被实行。从整体上看，实际的技术哲学研究“最惊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认真对待技术”的哲学家那里，德韶尔的这个思想才逐渐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其二，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发展轴心，才能向现实社会“敞开”，指导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在古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隐含着的，可以从史前各种先王从事创造的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从历史深处看，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的体制化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技术创新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从微观上说，技术创新恰恰就是一个新的“制作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必将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如果不“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则技术哲学研究就不可能实现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学旨趣。譬如，芒福德、马尔库塞、弗洛姆提出的技术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则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较为具体的人性化技术创新理论。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由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譬如，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至少要包括“实践结构论”和“实践形态论”，而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就必须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工程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结构论”必须有人文的透视，而人文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形态论”必须有工程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