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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历书写是指医务人员通过问诊、查体、辅助检查、诊断、治疗、护理等医疗活动获得有关资料，并进行归纳、分析、整理形成的医疗活动记录。护理文书书写是关于沟通信息、质量控制、法律依据、科研教育、效益评估的一项重要工作[1]。医疗护理文件反映了病人及时有效治疗的全过程，是临床医疗护理原始记录，是法律证明文件，发生医疗纠纷，在调查过程中要依其中记载，以判断是非[2]。按照现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病人有权复印医嘱、护理记录等病历相关资料。特别是涉及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条件下，医疗、护理文书的书写质量和法律的关系越来越重要。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05年1—12月病历130份，其中妇产科60份，综合科60份，新生儿科10份。
1．2方法。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2003年8月版《广东省病历书写规范》的有关规定，以诊疗护理规范、常规作为检查的标准，检查过程中及时纠错反馈。以体温单、长期医嘱执行单、一般护理记录单、危重病人护理记录单为检点。检查内容为护理文书书写的正确性，病情评估的真实性，各项客观记录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护理措施记录的完整性，护理效果评价的动态性。
2结果
护理文件书写格式正确，无涂改，字迹清楚113份，格式欠正确4份，字迹有涂改3份。其中病情评估欠真实10份，各项客观记录不准确3份，不及时2份，护理措施记录欠完整10份，缺乏护理效果动态评价15份。随着国家医疗体制改革，新条例实施及法律意识提高，护理人员主动且认真学习病历书写，病历中护理文书质量有所提高。
3讨论
3．1潜在法律责任问题：护理记录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原始文件，是支持医患关系的最关键证据。如果护理记录不及时、记录不清楚、护理措施记录不全面、不客观，虚填观测结果、重抄护理记录、书写不规范，字迹欠清楚，有涂改随意签名造成护理记录失真，一旦出现医疗纠纷，势必造成举证困难而失败。
3．1．1在书写过程中漫不经心，出现字迹潦草、错写、涂改等现象。在护理文书中，确实存在着有些护士书写不规范，欠清楚，甚至涂改迹象，在医疗纠纷中，存在着举证不力的问题。
3．1．2病情评估欠真实。医生护士沟通不够，医生病程记录与护理记录有出入，抢救、用药、死亡时间不一致。这也存在着潜在医疗责任问题。
3．1．3客观数据记录漏记。护理记录中有客观数据记录错误，危重病人有时未按要求漏记录生命体征等等。
3、1．4医嘱开出时问与护士执行时问不符。有时医生开医嘱的时问与实际时问不符，护士又忽视了核对医嘱开出的具体时间而错误地签名，导致执行时间跨度大，甚至出现超前执行医嘱；护士在执行临时医嘱时，没有正确记录执行时间，尤其对同一病人执行不同医嘱而执行时间却一样。
3．1．5记录缺乏连续性。上一班病人出现的病情变化或用药后需进一步观察等情况，在以后的班次中无相关内容反映。
3．1．6护理措施记录不完整，护理记录重点不突出，护理效果动态评价不及时。护理文书记载了对病人治疗、护理及抢救的全部过程，是重要的法律依据。而有的护理记录重点的护理内容没有在护理记录中反映，或记录针对性不强，未能动态反映病人的病情、治疗和护理效果，在抢救危重病人时，因繁忙未能及时记录，这样就容易造成延误患者抢救和治疗的嫌疑，如遇医疗纠纷时是必究的法律责任[3]。
3．2对策
3．2．1强化护理安全与法制知识教育。长期以来，护士主观上更多考虑病人健康问题，往往忽视自已身边的法律问题。特别是在举证责任倒置情况下的医患背景下，极易引发医疗护理纠纷。因此，护士应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做到知法、懂法、用法律来约束自已行为。护理文书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法律性文件，是在处理医疗纠纷、医疗保障等事项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始依据，具有民法、刑法等法律证据意义。由于护理文书的多种法学意义，确立了其严肃性、真实性和科学性，因此，在一定程度：可说护理文书的书写规范是履行法律义务而不是完成一项简单的工作任务。
3．2．2加强护理文书质量监控，提高护理文书书写质量。医院实行三级管理责任，成立护理质量管理委员会，落实管理责任，定期分析、总结、反馈，防患未然。护理部经常深入科率督查各种护理记录的书写，要求从法律角度规范书写，必须遵循科学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并与医疗文件同步的原则[4]。护理部按计划组织相关护士长不定期对现有护理病历和归档病例中的危重病人护理记录、死亡病历记录进行检查，对存在问题记录在案，将不属
于共性问题向所在科室的护士长或责任人指出，督促其及时改正，对共性问题则利用1次／月的护理业务学习进行讲解、纠正，提高护理文书的书写质量。
3．2．3注重教育，提高素质，加强规范化培训。加强对护士规范化培训和继续教育学习，进修深造，提高整体技术水平。强化病历书写要求，定期进行病历书写质量的检查、讨论、分析，通过考核培训提高护理文书的书写能力。同时培养护理临床观察习惯，提高护士评估观察能力和记录水平。
3．2．4加强医护人员交流，避免记录不符。医疗护理记录的不符，主要是医护双方在收集病人的资料过程中信息来源的误差而产生的[5]，护士在发现医生的记录与自已的不一致时，应找医生给予核对，避免医护记录不符。
总之，重视护理文书的书写，提高对潜在法律问题的认知，对维护自身利益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包家明，霍杰．整体护理一临床问答．北京：中国医药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9．
[2]陈维英．基础护理学．第3版．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223．
学生安全事故,是指学生因接受教育而处于学校管理之下时发生伤亡事件。其范围包括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以及在为参加教育教学活动为目的的交通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对学生安全事故中,如何确定学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学界和实务部门皆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学校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其特殊性,在教学管理活动中,它既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又要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学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只不过是学校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法律后果而已。
因此,要确定学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的法律责任,关键的在于对学校的义务在法律上作出科学的界定。
一、法定义务、过错与侵权责任
学生安全事故发生在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过程之中,学校在大多数情况下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职责。尽管某些事故的直接成因并非学校或教职工的行为,但学校执行有关规定不到位,往往是事故苗头未能在萌芽状态中消灭或者事故损害程度未能有效控制的原因。在我国,有大量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都有涉及学生安全事故的规定,这些规定的立法目的就在于保护学生。但是,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学校的相关义务是行政法上的义务,而非民法上的义务;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均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责任,而非民事责任。那么,学生是否可以根据这些规定来请求损害赔偿呢?
在德国、日本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上,因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而致损害的,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规定由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理论上,通说认为这是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
这里所说的“保护他人的法律”,就是指那些未为受害人规定权利而只为行为人设定义务的法律,因此受害人无从据以主张权利救济。本文所说的那些涉及学生安全事故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即属此类。但是,我国法律并未规定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而致损害的即按侵权根据民法处理;相反,一般而言,法院确认侵权是否成立,先要看看受害人的何种法定权利受到了行为人的侵害。根据上述情况虽然在人格利益的保护方面随着法院对一般人格权这一框架权利的确认而得到了改变,但在其他方面仍然存在着“无权利即无救济”的模糊认识。其实,行政法上为保护特定人而为他人设定了义务,但并未为被保护人设定相应的民事权利;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直接侵害的客体只是行政管理秩序,而并非他人的财产或人身。
但是,只要行为人遵守了这些法律,被保护人所受的损害就可以避免,因此他对他人的守法行为享有实际的利益,这种利益也是法律所保护的,理论上称为权利以外的法益。在行政法未能充分予以保护的情况下,这种法益也应当受到民法的保护。在民法所调整与此类法益相关的法律关系中,这类法益是作为法律事实而存在的,保护的方法是民法的方法而不再是行政法的方式。换句话说,行政法的相关规定,在法益由民法保护以后事实上应当被作为一种法律事实来看待。
比如,《建筑法》第22条[1]禁止将建筑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这一规定为学校建设校舍设定了义务。但是,并未为学生设定相应的权利。从该法所规定的法律责任[2]来看是行政处罚,这表明,以上条文表达的纯粹是一个行政法规范。但是,根据该法第1条和第5条第1款的规定,第22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质量以保护进入该校舍的人的安全[3]。如果学校违反《建筑法》规定,将校舍发包给无法定资质的施工企业承建,而校舍峻工后存有安全隐患,最终校舍倒塌学生伤亡。学校虽然没有实施直接针对学生人身的侵权行为,但违反了“保护他人之法律”,从而损害学生受法律保护的安全利益,应承担民事责任。
《教育法》第81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此条所确立的由民法保护的客体,是所有合法权益,而并非仅仅为民事法律所明文设定的民事权利。值得指出的是,《教育法》这个法律文件中,本身既有私法规范也有公法规范。
其他与学校管理相关的各种规章,都是对《教育法》有关规定的具体化。这些规章虽然只能对行政责任加以规定,而不能对民事责任加以规定,但其中也确认了学生的合法权益,理应受到民法的调整。换个角度来看,只要规章所设定的行政管理制度是合法有效且向社会公布的,人们就有理由信赖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会依照这些制度行事,并据此与学校建立民事关系。因此,我们认为规章虽然不是民事规范,但规章所确立的有关制度,可以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法律事实,据以认定学校对学生安全之注意义务的标准。
行政管理性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学校设定的在学生安全方面的管理职责,体现了学校对学生安全的法定义务。一般而言,此类管理职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保证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在合理的范围内排除上述设施所存在的不安全因素。(2)建立健全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
在这方面,相应的规范性文件都明确规定了学校的管理职责。比如《高等学校内部保卫工作规定(试行)》第13条对此就作了具体的规定:
“对因不重视治安保卫工作,制度不健全,防范不力,导致发生盗窃、破坏和治安灾害事故或刑事、治安案件及因教育管理不力,本单位人员违人进行处理。”(3)向学生提供的药品、食品、饮用水等,就对其品质是否符合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求严加把关。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求就是学校注意义务的标准。(4)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应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按照有关规定和自然规律就所组织的劳动、体育运动或者其他活动是否适合未成年学生从事、参加作出适当的判断;对学生有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之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的情况作必要的了解并采取相关的措施。(5)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不良后果加重;在负有组织、管理未成年学生的职责期间,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应予告诫、制止;对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应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避免未成年学生因此遭受伤害。(6)学校应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让患有不适宜担任教育教学工作之疾病的人担任教师或者其他
关键词:学生安全事故/监护/教育合同/强制缔约/附随义务
内容提要:要确定学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的法律责任,关键的在于对学校的义务在法律上作出科学的界定。无论致害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只要损害结果因学校预见或者应当预见而未能避免的,学校即应承担侵权责任。在学生或监护人与学校之间还存在教育合同关系,学校对于学生安全还负有合同义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存在着学校的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发生竞合的问题。
学生安全事故,是指学生因接受教育而处于学校管理之下时发生伤亡事件。其范围包括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以及在为参加教育教学活动为目的的交通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对学生安全事故中,如何确定学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学界和实务部门皆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学校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其特殊性,在教学管理活动中,它既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又要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学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只不过是学校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法律后果而已。
因此,要确定学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的法律责任,关键的在于对学校的义务在法律上作出科学的界定。
一、法定义务、过错与侵权责任
学生安全事故发生在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过程之中,学校在大多数情况下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职责。尽管某些事故的直接成因并非学校或教职工的行为,但学校执行有关规定不到位,往往是事故苗头未能在萌芽状态中消灭或者事故损害程度未能有效控制的原因。在我国,有大量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都有涉及学生安全事故的规定,这些规定的立法目的就在于保护学生。但是,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学校的相关义务是行政法上的义务,而非民法上的义务;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均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责任,而非民事责任。那么,学生是否可以根据这些规定来请求损害赔偿呢?
在德国、日本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上,因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而致损害的,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规定由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理论上,通说认为这是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
这里所说的“保护他人的法律”,就是指那些未为受害人规定权利而只为行为人设定义务的法律,因此受害人无从据以主张权利救济。本文所说的那些涉及学生安全事故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即属此类。但是,我国法律并未规定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而致损害的即按侵权根据民法处理;相反,一般而言,法院确认侵权是否成立,先要看看受害人的何种法定权利受到了行为人的侵害。根据上述情况虽然在人格利益的保护方面随着法院对一般人格权这一框架权利的确认而得到了改变,但在其他方面仍然存在着“无权利即无救济”的模糊认识。其实,行政法上为保护特定人而为他人设定了义务,但并未为被保护人设定相应的民事权利;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直接侵害的客体只是行政管理秩序,而并非他人的财产或人身。
但是,只要行为人遵守了这些法律,被保护人所受的损害就可以避免,因此他对他人的守法行为享有实际的利益,这种利益也是法律所保护的,理论上称为权利以外的法益。在行政法未能充分予以保护的情况下,这种法益也应当受到民法的保护。在民法所调整与此类法益相关的法律关系中,这类法益是作为法律事实而存在的,保护的方法是民法的方法而不再是行政法的方式。换句话说,行政法的相关规定,在法益由民法保护以后事实上应当被作为一种法律事实来看待。
比如,《建筑法》第22条[1]禁止将建筑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这一规定为学校建设校舍设定了义务。但是,并未为学生设定相应的权利。从该法所规定的法律责任[2]来看是行政处罚,这表明,以上条文表达的纯粹是一个行政法规范。但是,根据该法第1条和第5条第1款的规定,第22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质量以保护进入该校舍的人的安全[3]。如果学校违反《建筑法》规定,将校舍发包给无法定资质的施工企业承建,而校舍峻工后存有安全隐患,最终校舍倒塌学生伤亡。学校虽然没有实施直接针对学生人身的侵权行为,但违反了“保护他人之法律”,从而损害学生受法律保护的安全利益,应承担民事责任。
《教育法》第81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此条所确立的由民法保护的客体,是所有合法权益,而并非仅仅为民事法律所明文设定的民事权利。值得指出的是,《教育法》这个法律文件中,本身既有私法规范也有公法规范。
其他与学校管理相关的各种规章,都是对《教育法》有关规定的具体化。这些规章虽然只能对行政责任加以规定,而不能对民事责任加以规定,但其中也确认了学生的合法权益,理应受到民法的调整。换个角度来看,只要规章所设定的行政管理制度是合法有效且向社会公布的,人们就有理由信赖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会依照这些制度行事,并据此与学校建立民事关系。因此,我们认为规章虽然不是民事规范,但规章所确立的有关制度,可以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法律事实,据以认定学校对学生安全之注意义务的标准。
行政管理性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学校设定的在学生安全方面的管理职责,体现了学校对学生安全的法定义务。一般而言,此类管理职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保证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在合理的范围内排除上述设施所存在的不安全因素。(2)建立健全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
在这方面,相应的规范性文件都明确规定了学校的管理职责。比如《高等学校内部保卫工作规定(试行)》第13条对此就作了具体的规定:
“对因不重视治安保卫工作,制度不健全,防范不力,导致发生盗窃、破坏和治安灾害事故或刑事、治安案件及因教育管理不力,本单位人员违人进行处理。”(3)向学生提供的药品、食品、饮用水等,就对其品质是否符合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求严加把关。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求就是学校注意义务的标准。(4)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应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按照有关规定和自然规律就所组织的劳动、体育运动或者其他活动是否适合未成年学生从事、参加作出适当的判断;对学生有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之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的情况作必要的了解并采取相关的措施。(5)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不良后果加重;在负有组织、管理未成年学生的职责期间,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应予告诫、制止;对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应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避免未成年学生因此遭受伤害。(6)学校应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让患有不适宜担任教育教学工作之疾病的人担任教师或者其他地人民政府批准。”第12条第1款规定:“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在此基础上,《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11条又进一步规定:“当地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至迟在新学年始业前十五天,将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的入学通知发给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适龄儿童、少年的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按照通知要求送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入学。”据此,儿童、少年的监护人与特定的学校双方均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至于《义务教育法》第5条是为其监护人和特定学校强制缔约义务的前提之一。[9]
(二)教育合同上的安全保障义务
如果在教育合同或者专项协议[10]中以书面形式明文约定由学校对学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这种义务是合同主要义务的一部分,如果有损害事实发生则学校须按《合同法》的规定负严格责任,违约责任不以债务人有过错为前提。即使事故系由第三人之侵权行为所致,学校的违约责任也在所难免。
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如果教育合同当事人事先未以书面形式就学生安全保障事宜作出约定,那么又应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虽然教育合同中学校一方的主要义务是教书育人;但是,对于学生的人身、健康、财产等法益,学校还负有尽力予以保障的附随义务。当然,安全保障作为附随义务,与作为合同主要义务,是有很大区别的。附随义务的违反产生过错责任,而合同主要义务的违反则产生严格责任。
王泽鉴先生认为:“在债的关系上,除给付义务外,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在当事人间尚发生保护、照顾、通知、忠实及协力等义务。此等义务非自始确定,而是在契约发展过程中,依事态情况而有所不同,故在学说上称为‘附随义务’或‘其他行为义务’。附随义务之主要功能,在于保障债权的实现,并使债权人之人身或其他法益,不致因债务人之行为而遭受损害。故债务人违反附随义务,致债权人受损害,构成加害给付,应负赔偿责任。”[11]我国合同法接受了这一理论。《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所谓保护、照顾、通知、忠实及协力等义务,无一不与学生安全相关。因此,学生安全成为学校的合同义务,无可置疑。在未成年学生,虽然并非合同当事人,却也受到合同的保护,因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当然地属于“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依契约之意义、目的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契约上之注意及保护义务,原则上亦应延伸及于因债权人之关系而与债务人之给付发生接触,而债权人对其并负有照顾及保护之人。”[12]附随义务是与合同主要义务相联的,因为学校履行教育合同的某些行为,客观必然给学生带来了人身、健康、财产等方面的危险,比如学校的选址决定了学生所处的治安环境等,而且学校作为一个组织也比个人更有条件防范和遏制事故的发生。
笔者认为,违反附随义务的民事责任,是一种过错责任。因为既然双方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约定,就说明双方对于具体的情况是无法作出详尽的预见,学生或其监护人根据合同也未作相应的对待给付,而合同上的严格责任则是与有对待给付的明确的主要义务相关的。根据《合同法》第60条的规定,附随义务是事先未作明确约定,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依照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加以特定化的。因此,义务的内容本身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的,因此其责任也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认定。在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遵守约定就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而在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没有过错即不存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问题。所以,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应当是过错责任。比如,在体育课的竞技活动中,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学校已经根据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采取了应当采取的防范措施,那么学校即已尽到教育合同上安全保障的附随义务,即使发生安全事故而致学生受伤,也不必承担违约责任。但如果事故是由于体育设施的隐患所致,即使任课教师没有责任,学校的责任也是在所难避的。
在学校履行附随义务的过程中,如果第三方的行为致使学生的财产或人身权利受到损害,学校是否须承担违约责任?
第一种情况是,在履行教育合同的过程中学生因与第三人交易而发生安全事故。本文试以因校内商品供应而出现的学生安全事故为例进行分析。如果学校后勤部门提供的食品质量不符合标准导致学生食物中毒,而这些食品又是学校从第三方采购的;那么学校与学生是直接供应食品的关系,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学校自然须负违约责任。如果食品的供应者是经校方允许在校内设立店、摊的供应商自行向学生供应,而导致学生食物中毒,学校是否有责任呢?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与学生之间虽然不存在食品买卖合同,但围绕食品安全,学校是否负有教育合同上的附随义务,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校园是履行教育合同的场所,但学生与进入校园的商人之间进行与教育合同无关的交易,也并未受到法律的禁止。问题在于,学生与进入校园的商人交易并非全然与教育合同的履行无关。比如学生就餐,如果根据学校的地理位置等情况学生只能在校内就餐,而学校未提供餐饮服务,那么学校允许进入校园的商人便成了学生别无选择的交易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与商人之间的交易是为实现教育合同之目的而进行的,学校当然负有对商人的服务品质进行审核把关以保障学生食品安全的义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学生为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下,他们与一切进入校园的商人进行交易,学校均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第二种情况是,在履行教育合同的过程中学生遭受第三人侵权而发生安全事故。校外人员进入校园殴打学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情况。
第三人对学生的侵权行为,对于学校而言并不属于不可抗力。而且,由于学校教育合同上安全保障的附随义务在法理上和社会上均已得到普遍的承认,学校也不适用有关紧急避险的规定。那么,合同上的附随义务的履行,是否以损害的避免为标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一个强大的犯罪组织纠集多人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持枪冲入校园进行疯狂扫射,就不能要求学校完全避免学生受到损害。但如果存在学校的教职工临阵逃跑、或者学校事先已经得到警告而未及时报警等情况,那么就应认定学校未尽教育合同上的附随义务。
根据我国民法的规定,监护人可以将全部或部分监护职责委托给他人行使。如果未成年人与学校的之间教育合同实际履行,笔者认为可以认定在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与学校之间形成委托监护的合同关系。
委托关系并不限于书面形式,即使双方未以书面形式作出明确的约定,委托关系也可视为双方已以默示方式设立。未成年人到学校学习期间,其监护人客观上无法履行即时监护职责,如果这一职责不转移于学校,则监护落空。
监护人的行为致使监护落空,则为违法。但将未成年人送到学校接受教育为监护人之法定义务,因此其行为不可能违法。据此推定,即时监护职责必然转移。至于学校,履行即时监护职责,为惟一具备有时间和空间上之客观条件的法律关系主体。当然,监护职责一般不可能全部转移给学校,因为对未成年的教育和生活照顾过程不仅仅发生在学校。除非是长时间寄宿制的学生,在其寄宿期间的主要监护职责归于学校,但也不可能是全部。比如,由于监护人出于种种原因未给予充分的费用而致使未成年学生无法及时治疗疾病,导致事故发生的,那么监护人对于该事故至少是有部分责任的。没有明确的书面委托并不等于学校对未成年学生就没有法定的监护职责。基于教育合同,此项监护职责是学校附随义务的必然内容。《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在第7条第2款中规定:“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职责,但法律有规定的或者学校依法接受委托承担相应监护职责的情形除外。”这里的法律规定,自然应当包括《合同法》第60条关于附随义务的规定,否则规章自身的规定无效。所不同者,也仅在于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为过错责任而非严格责任。
委托关系的成立,意味着学校如果未尽照管职责就必须对未成年学生遭受的损害或者未成年学生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即使未成年学生所受损害系第三方侵权所致。至于民事责任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有书面约定的按约定办理,没有书面约定的,则视未成年学生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而有所不同。如果学生是无行为能力人,则学校应对委托人承担全部责任。如果学生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则损害结果的发生原因比较复杂,未必完全是未成年学生当时得到的监护不周所致,有可能存在其他原因,所以按学校和监护人过错的大小分担责任。过错大小,则视学校或监护人的过失对于未成年学生的侵权行为未能被预防或制止或者未成年学生遭受的损害未能避免所起到的作用大小而定。如果学校或监护人中有一方故意引发学生安全事故的,则应向对方负全责。
如果第三人受到未成年学生的侵权而致受损害,则不能以学校对实施侵权行为的未成年学生未尽监护职责为由,主张由学校对该受害人直接承担赔偿职责。即使受害人本身系未成年学生,由于其本人不可能是委托监护之合同当事人,也不能以学校未尽监护职责为由主张由学校直接对其承担民事责任。这与监护人本人未尽监护职责须承担侵权责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但与学校有委托监护合同关系的未成年学生的家长,无论是实施侵权行为的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还是遭受侵害的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在其作为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均可依合同要求学校承担民事责任。
三、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责任竞合是请求权基础规范竞合的结果,请求权人有权作出选择。在学生安全事故中存在着学校的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发生竞合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在学生系未成年人的情况下,合同法上的赔偿请求权人与侵权法上的赔偿请求权人可能并非同一人。从合同法来看,这种情况下的教育合同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按照《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由监护人作为合同当事人来追究学校的违约责任。而在侵权法律关系,可以向学校主张权利的当事人为学生本人,监护人仅得为其法定人。由于监护人可能为多人,如果这些人之间就请求权基础规范的选择而发生争议,或者以不同的事由分别,该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如果原告或者原告法定人分别,按一事不再理原则,对最先的提起的诉予以立案受理,后来提起的诉讼则并案处理。诉讼过程中,开庭前原告或原告法定人一致要求变更案由的,如果不存在管辖权问题即予准许,否则驳回后由原告另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
注释:
[1]第二十二条规定:“建筑工程实行招标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依法中标的承包单位。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
[2]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发包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
[3]第一条:“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促进建筑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第五条第一款:“从事建筑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4]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632.
[5]该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6]《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
[7]《电力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供电营业区内的供电营业机构,对本营业区内的用户有按照国家规定供电的义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对其营业区内申请用电的单位和个人拒绝供电。”
[8]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12.
[9]在义务教育中,监护人与学校双方之间显然存在着合同关系。1.适龄儿童、少年成为特定学校的学生,不可能由行政机关以行政行为直接为之,而必须由监护人与学校以法律行为为之,行政机关只是对监护人和学校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因此在监护人与学校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法律关系。2.学校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教育服务合同是以学生报名、学校发出录取通知书等方式成立的。监护人与学校之间是平等主体,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只能是民事关系。3.监护人与学校之间虽然义务教育免缴学费,但仍然存在着直接的互相对待给付的请求权,这是一种交易关系。4.虽然双方的权利义务中法律直接规定的比较多,但在一定范围之内仍然由双方按意思自治原则加以明确化和具体化,比如在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的过程中互相配合的方式(比如住校条件、接送规则)、有关费用(比如教材费)的支付。
一、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开办的情况
医疗责任保险，在我国由于受到经济水平、法律制度、保险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尚处于起步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个别地区开办了地方性的医疗事故责任保险。真正大规模地开展此项业务，始于2000年1月，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医疗责任保险”；之后平安、太平洋、天安等保险公司也相继开办了此项保险。但该保险推出已两年多，投保并不踊跃，存在不少障碍，部分医疗机构人员的观点代表医疗界普遍的想法。
1.医院地位高，败诉几率小
在执行旧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10多年间，医疗机构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首先，在事故鉴定方面，过去是由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单独组织鉴定，这就造成了“老子给儿子”做鉴定的局面，鉴定人员中甚至就有事故医院的专家，鉴定结果的公正性便会大打折扣；其次，患者对医疗事故缺乏鉴别力，而且取证难。医学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使医患双方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出现了技术性错误，只要不是致命的，患者一般也意识不到。就算怀疑院方有问题，也会因为拿不到相关物证而无法。让一个外行在短时间内掌握医学专业知识，还要大量搜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在病历书写龙飞凤舞，而所有病情记录、化验结果、单证材料又都保存在医院的情况下，患者如欲在法庭上胜诉，简直比登天还难。难怪曾有大夫感慨道：“以前我们很少输官司，如果输了，也是因为医院内部有人向患者通风报信。”第三，司法方面也帮了医疗机构不少忙。以往的民事诉讼都是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医疗诉讼也不例外。医院接触并提供证据就比患者容易得多，当然就更方便说服法官，也就难怪医院无所畏惧。此外，缺乏既懂法律又懂医学的律师帮助患者出谋划策，也是患者胜诉难的另一原因。医院成不了被告，即使成了被告也输不了官司，哪还有风险可言，投保医疗责任保险也就没有必要了。
2002年4月1日公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2002年4月14日由国务院颁布，并于同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的含义、医疗机构的责任、医疗事故的鉴定、争议的解决方法等都做了重新界定。例如：医疗事故由三级增加到四级；明确和扩大了患者的知情权，病人可以复印病历；参加医疗事故鉴定的专家，由医患双方在处于中立地位的医学会主持下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进行独立、客观的工作，使这一程序更加透明、合理；如果患者认为医政部门有“偏袒”嫌疑，还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上述新法规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有助于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医患纠纷与事故，使患者的权益得到更多的法律保障，这也意味着今后医疗诉讼案可能会激增，而且诉讼中患者打赢官司的可能性会相应增加。
2.赔偿金额少，风险可自担
在一起复杂的医疗纠纷中，患者最关心的就是最终的赔偿金额问题，这也是整个医疗事故处理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确定医疗事故赔偿标准是根据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各省市制定的《实施细则》。一般一级事故的赔偿额只有3000元左右，最高也在2万元上下。对于受害者，这一金额在当时可能还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对于医院，觉得这一标准也还可以承受。一年甚至不到10万元的赔偿，却要多交几倍的保费给保险公司，实在划不来，因此也就没有风险及保险的压力。例如在2002年新法规公布之前，北京市有179家二级以上医院，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只有12家；河北省有医院4500多家，投保率只有10％左右。有些医院特别是甲级医院认为自己的事故率很低，即使发生也是小金额的赔付，院方完全可以自担。但凡事都有“万一”，过去无事故并不能说明未来、永久无事故，即使是三甲医院，其从业人员也可能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况且目前已有法院判赔290万元的医疗事故（湖北龙凤胎儿脑瘫案）出现。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对人的健康、生命价值认识的改变，几千元、几万元的赔款已经完全不能满足解决医疗纠纷的需要，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新《条例》中对医疗事故赔偿详细罗列了11项内容，并首次增加了精神抚慰金的赔偿，受到了患者及其家属的普遍欢迎，但在医学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我国的医疗机构多数还是非盈利性单位，以后，一起事故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的赔偿可能会屡见不鲜，让肇事医生掏腰包根本不可能，医院的经济负担也会陡增，而且判赔金额的不确定性也给医务人员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医院、医生恐怕以后再也不会因为赔款少、风险小而无动于衷，毕竟约束医方的法规已经开始逐步完善，患方寻求权益保护的意识已经普遍觉醒，途径也越发通畅。
3.风险保障少，保险交费高
根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2000年1月实施的《医疗责任保险条款》，在一个保险年度内，医疗事故每人最高赔偿10万元，医疗差错每人最多承担5000元的赔款。保险费根据医院病床数和不同风险岗位的医务人员数交纳。据北京一家拥有一千张左右病床的三甲医院负责人介绍，按规定他们医院一年要交纳将近40万元保险费给保险公司，这是很大的一笔支出，而2001年该医院才赔了4.8万元，这就产生了保险是否值当的问题。从保险赔偿角度看，医疗机构认为10万元的额度也很低，真要出了大事故，保险公司还是不能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当然，无论是保险范围还是收费标准，保险公司都是参考了1987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新产品初期投入的成本以及其他相关因素而制定的。
随着新法律法规的出台，百姓维权意识的提高，加之目前医疗事故与纠纷的日趋增多，医疗损害索赔数额的加大，医疗机构对于自身风险的认识有所提高，化解风险的要求就显得尤为迫切。为了及时配合2002年9月1日实施的新《条例》，在总结了前两年的保险经营情况并结合了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建议和意见之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原有的保险条款和费率进行了适当的修改，新产品将更加贴近市场需求。大概而论，医疗责任保险的主要内容包括：
被保险人：依法设立、有固定场所并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均可参加此保险。医院投保后，其正式在职医务人员将自动获得保障。
保险责任：被保险的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执业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而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此外还承担一定限额的法律诉讼费用。
责任免除：主要包括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被保险人的违规、违纪行为造成的损失；以及明显不属于职业责任保险应当保障的范畴的损失。
索赔程序：当发生医疗事故时，患者或其家属向医疗机构索赔，然后由医疗机构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向保险公司索赔。
赔偿处理：有三种方式：（1）赔偿金额可由患者、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三方协商确定；（2）由仲裁机构或卫生行政部门裁定、调解确定；（3）由法院判决确定。
除此之外，医院和医生关心的损害赔偿金额也根据新《条例》的规定有了较大提高，从而使保费水平趋于合理。
二、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积极意义
1.转嫁执业风险，减轻财务负担
俗话说“人无完人”，即使是医术再高明的大夫，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在从业当中不出一丝差错，尤其是在外科、妇产科等具有高风险性科室工作的医护人员。根据美国保险行业的统计，医院的妇产科是比较容易引起法律诉讼的科室之一。1982年到1998年期间，美国各大医院为此支付的保险费用增长了167％；2001年上升了12.5％。妇产科医生作为被告的诉讼案，赔偿额往往惊人。1999年的赔偿额平均为349万美元。由于所接触的病情的特殊性、复杂性，医生一旦发生疏忽，就会造成患者身体上的伤残、疾病、死亡和精神伤害。根据我国《民法通则》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国务院2002年9月1日实施的新《条例》第51条明确了11种赔偿项目及标准；第52条规定：“医疗事故赔偿费用，实行一次性结算，由承担医疗事故责任的医疗机构支付。”新《条例》大幅提高了医疗事故赔偿金额，而且首次增加了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由此可见，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可以减轻医院的财务负担，医疗机构只要交一定的保险费，就可以得到十几倍、几十倍的风险保障，从而保障了医院经营的稳定性和营业秩序的正常进行。
2.解除后顾之忧，提高业务水平
医生的医术之所以能不断提高，主要是依靠大量的临床实践，只有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例，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手下有准。特别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大夫，更需要这方面的锻炼。一名优秀的医生，不仅在于7年、8年基础医学理论的认真学习与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在活生生的患者面前，如何处理而使他们转危为安，尤其是遇到一些疑难问题、突发事件或急诊状态。在新《条例》出台之前，医务人员还没有过多的心理顾虑，只要患者前来求医，本着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都尽其所能地进行救治，只要有一分的希望就会付出十分的努力。然而自从宣布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以及加大事故赔偿力度后，医务界的不少人士表现出了担忧甚至恐惧的心理。因为有些医疗事故的发生并不是医生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于患者情况特殊所致，不进行救治就会死亡，但进行救治就可能出现意外。以后患者或其家属可以轻易提讼，张口要求高额赔偿，哪一个医生还愿意再冒风险接收高危病人，尝试新式疗法，医学何以得到进步？这种情况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引进国际通行的医疗责任保险，让医生放开手脚去救治病人，这才是一条必由之路。在这个实践性很强的行业，如果医务人员整天担心出事故、患者或家属会闹事、法院会重判，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会自然而然选择保守做法，“大病小治、重病轻治”，最终受害的还是无辜的患者。因此给医生吃“定心丸”，不仅可以排除其杂念，激励他们增强医疗安全意识，勇于知难而上、改革创新，提高业务质量，促进医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而且可以增强患者的信心，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早日康复，毕竟医患双方的目的是一致的。
3.减少医患纠纷，增强公众形象
医疗纠纷已经成为消费者投诉的10大热点之一，因为轻者它妨碍了百姓的正常生活，重者则剥夺了公民的宝贵生命。医疗纠纷的大量涌现，不得不让人们感到焦虑，特别是纠纷案逐渐升级，甚至出现命案。典型的例子就是2001年7月10日湖南中医学院附一医院的血液病专家王万林，被他亲手医治的患者，在治疗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残忍地杀害了。尽管医患矛盾在医院里一直存在，但演变为杀人事件，是医生们无法想象和接受的，它为迫切解决医患纠纷和保护医生生命安全敲响了警钟。
据国外的保险同行介绍，他们的医生和患者也会有摩擦，但情节很轻，更达不到使用暴力的程度，因为患者来医院的目的是寻求救治而不是寻衅滋事。目前国外保险业已经很完善，医院买医疗机构责任保险，医生买医务人员职业责任保险，患者买医疗、住院意外事故保险。一旦出现问题，彼此都有默契，如果达不成共识，就找各自的保险公司，按程度分担责任。大吵大闹、拳脚相加于事无补，反而会更加耗时耗财。
近年来，我国已跃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特别是出口贸易更是获得了快速发展，其中，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已成为我国出口产品最主要的市场。然而，我国的许多出口产品在不断遭遇传统的贸易壁垒的同时，又面临着上述发达国家另一种更具威慑力的贸易壁垒——专利壁垒，从而导致我国出口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又面临新的挑战。
作为一种贸易壁垒，专利壁垒是指专利权人依其专利权，对进入其本国市场的外国产品以侵犯其专利权为由，向司法机构或专利管理机构，阻止该外国产品的进入，或向该外国产品的出口商或制造商征收高额的专利使用费。其结果是，要么该产品无法进入他国市场，要么该产品的出口成本大幅上升，失去国际竞争力，最终可能导致该产品退出国际市场。如何应对这一新的贸易壁垒，不仅是生产企业、出口商应及早采取对策解决的问题，也是保险业应予以思考的问题。如何充分利用保险这一分散风险、分摊损失的有效机制，降低出口产品成本，化解专利壁垒所带来的风险，为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不断巩固和提高竞争力，发挥保险应有的作用，值得关注和思考。事实上，发达国家已经将这种风险纳入了保险人的承保责任范围——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为相关企业提供了充分的保险保障。
一、专利权的侵权责任范围
专利侵权责任保险，是为被保险人(潜在的侵权人)所设计的一种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主要是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我国《保险法》第50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因此，在我国，专利侵权责任完全可以作为责任保险的一种标的予以投保或承保。
依据包括我国专利法在内的各国法律，未经专利权人的同意侵犯了他人的专利权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也是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但由于各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有所差异，因而如何确认被保险人的侵权责任范围则成为专利侵权责任保险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国《专利法》的规定表明，侵害他人专利权的责任范围包括故意和非故意两种侵权责任，故意侵权的损害赔偿将超过非故意侵权，且将被处以惩罚性的损害赔偿。
二、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
从理论上讲，专利侵权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应赔偿在保险有效期间，因承保事故的发生，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负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但多数国家的专利法将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为惩罚性的和非惩罚性的。目前多数责任保险都承保非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但对于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各国的保险人则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如瑞士再保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士再保)的示范专利侵权损害保险合同(以下简称示范合同)将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列为除外不保事项；有的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不提及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也有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对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特别约定承保。当然有些国家的法律明文规定禁止保险人承保惩罚性的损害赔偿。
那么，在我国的责任保险中是否可以承保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保险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保险法》第50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若按“依照法律的规定”解释，只要是专利法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似乎保险人都应予承保；若按“合同的约定”解释，保险人可以将惩罚性的损害赔偿排除在承保责任范围以外，列为不保事项。但从保险制度提供被保险人因“不可抗力或不可预料的偶发事故的发生所遭遇的损失，可经由保险人补偿损失而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来看，如果被保险人主观上故意造成损害发生，如故意侵犯他人的专利权，则保险人并无承担赔偿责任的义务，这是维护保险制度不可缺少的。因此，如果被保险人故意侵犯他人专利权而导致的惩罚性损害赔偿一般应被列为除外不保事项。
各种必要费用属于专利侵权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范围。《保险法》第5l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仲裁或诉讼费用是指由仲裁机构或法院或专利管理机构向被保险人收取的因仲裁、诉讼而产生的费用，这一费用的计算比较简单。所谓“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就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而言，一般包括以下费用：
(一)请求确认救济的费用
“确认救济”是指被保险人向法院、专利管理机构或向专利权人请求确认专利权无效、不可执行或未受侵害的行为。由此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依照瑞士再保示范合同，确认救济的请求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即将面临诉讼；(2)经保险人同意；(3)经合理谨慎的专利律师事先出具意见书，认定该确认救济行为是基于专利无效、不可执行或未受侵害而进行的；(4)保险人与被保险人都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必要请求确认救济。若符合上述条件，请求确认救济行为而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保险人负赔偿责任。
(二)其他抗辩费用
依照瑞士再保示范合同，下列情况所产生的抗辩，保险人须赔偿该抗辩费用：(1)符合承保协议的“损害赔偿”请求；(2)第一次向被保险人所作的“停止侵权”的请求，并且该请求已经以书面通知了保险人。但瑞士再保示范合同又规定，在损害赔偿或停止侵害的请求结果确定之前，保险人对抗辩费用不负责赔偿。这一点对可能拖延多年的专利侵权诉讼的被保险人不利。
三、被保险人避免损害的义务
保证避免损害在各国保险法上被视为被保险人应尽的义务之一。这一点通常包括在被保险人的保证条款中。其主要目的在于，督促被保险人基于其与保险标的距离最近、最了解标的的性质和特点，其进行的避免损害行为最为有效，能充分发挥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的作用。
就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而言，被保险人依照专利法必须承担的义务，也必然是保险合同中应尽的义务；同时，被保险人还应履行保险合同中其他可能的避免损害的义务。因此，在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通常应履行以下避免损害的义务。
(一)专利元件可置换性义务
根据各国专利法的规定，判断一项产品是否构成侵权，其主要标准是，确认争议产品与专利产品在必要技术的构成元件上是否相同。依多数国家专利法，下列四种情况构成侵权：(1)争议产品与专利产品在必要技术的构成元件上完全相同；(2)争议产品除了包涵专利产品的全部必要技术构成元件，又增加了一项以上的必要技术元件；(3)将专利产品中的一项必要技术构成元件均等物置入争议产品中，其他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两者完全相同；(4)争议产品中缺少专利产品中的一项非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但两者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完全相同。但下列两种情况则不构成侵权：一是争议产品中至少有一项以上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与专利产品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不同；二是争议产品中缺少一项以上的专利产品中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由此可知，被保险人要想不构成侵害他人的专利权，必须保证其产品中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能被置换成与专利产品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不同的元件。这就是被保险人的专利元件可置换性义务，否则即可能构成专利侵权，违反保险中被保险人应履行的义务。
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许多国家的保险人又将“专利元件可置换性义务”延伸到“专利文献查阅义务”，即在研发工作开始时查阅专利文献，以确定其产品是否可能侵犯他人专利权。因为以此为起点才有可能更好地履行专利元件可置换性义务。
上述被保险人义务的规定，主要是鼓励被保险人尽可能避免损害的发生，发挥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的作用。因此，只要被保险人尽最大努力做到了，即使未达到避免损害的效果，其费用也应由保险人负责赔偿。相反，如果专利侵权损害与被保险人的上述义务的违反存在因果关系时，保险人可不负赔偿责任。
(二)规避专利设计义务
规避专利设计是指，为避免侵害某一专利权所进行的一种具有持续性、创新性的设计活动。按照大多数国家的专利法，这种活动是一种合理的竞争行为，受专利制度所保护。本来是否进行规避专利设计并非专利法上的法定义务，但合理且适当的规避设计确实能起到避免侵权的效果，因此，瑞士再保示范合同以“合理谨慎、熟悉被保险人从事的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所作的规避设计的建议”作为必要前提，赋予被保险人规避专利设计义务。
在美国，被保险人欲进行规避专利设计以避免故意侵权，则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1)要出于善意。这种善意的证据是设计者内部的研发纪录和专利律师的意见书；(2)规避设计应遵循合理的程序。这种合理程序是：专利检索、解读申请专利范围、进行规避设计、专利律师评估、客观自我评估。如果做到了上述两点，但其结果仍然是规避失败，构成侵权，只要当时出具意见书的是合理谨慎且熟悉该项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原则上该专利侵权的责任仍属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
(三)确认救济
在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确认救济是指被保险人向法院、专利管理机构或向专利权人请求确认专利权无效、不可执行或未受侵害的行为。瑞士再保示范合同也以“合理谨慎、熟悉被保险人从事的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做出使专利无效的建议”为前提条件，赋予被保险人确认救济的义务。被保险人因进行确认救济所产生的相关费用，通常情况下属于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
根据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专利法，通常都规定哪些情况是不授予专利权的。另外，各国专利法也规定，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该专利权的授予不符合专利法有关规定的，可以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权无效。因此，作为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的被保险人，有权依据专利法的上述规定，向法院或专利管理机构提出争议专利存在不得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主张该专利无效。这一行为一般称之为对专利的挑战。如果挑战成功，该专利将被视为无效，自然也就不存在侵权问题。
假如不涉及专利侵权责任保险问题，对争议专利提起确认诉讼等挑战仅是挑战者自己的一种合法权利。挑战成功了，则有可能避免或减轻侵权损害；挑战失败了，其后果由挑战者自己承担。然而，一旦涉及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被保险人对争议专利的挑战与上述情况则有所不同。如果被保险人挑战失败了，不仅使其本身增加财务负担，而且可能使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扩大，因为保险人赔偿责任还包括相关费用。因此，挑战专利有效性的行为不能简单地视为被保险人自身权利的行使，其权利的行使还必须考虑其对保险人的影响。为此，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被保险人在挑战专利有效性之前，必须征得专利律师的同意。
那么，被保险人在挑战专利有效性之前，是否应先通知保险人?因为这一行为也属于可能引起或扩大损害的主观危险行为。按照我国《保险法》第37条关于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规定，似乎被保险人有义务通知保险人。但被保险人的挑战行为实质上也是以避免或减少保险人的赔偿为目的而进行的，许多国家的保险法明确规定，被保险人为了保护保险人的利益，导致危险增加时，无须通知保险人。这一点，我国《保险法》没有明确的规范。因此，未来这一问题在我国可能会引起争论。
在专利实务中，有些企业可能收到专利权人发来的专利侵权警告，其内容之一就是，专利权人不排除采取法律行为请求损害赔偿，如提讼等。这意味着被保险人即将面临侵权诉讼。此时，若被保险人主动向专利发起挑战有可能导致更大的危机甚至扩大损害，其结果还可能增加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因此，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当面临侵权诉讼时，被保险人有权采取法律行为，但必须征得保险人的同意，保险双方必须协商一致：被保险人所采取的各种先发制人的防御措施必须是合理谨慎的。
我国《保险法》第42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据此，在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挑战专利有效性所产生的费用应由保险人负担，即使未达到防止或减轻损害的效果。至于被保险人是否也如同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的那样，必须征得保险人同意并与之达成共识，我国《保险法》同样缺乏明确的规定。
在此应注意，对被保险人而言，即使其挑战专利有效性的行为是在取得了专利律师的意见书之后进行的，也并不等于被保险人已经遵守了其与保险人的限制约定。这是由于专利律师良莠不齐，对于策略的选择未必都是理性且明智的。因此，瑞土再保示范合同规定，被保险人所采取的挑战专利有效性等行为，必须是经过一位相当谨慎，而且熟悉被保险人所从事的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所作建议而进行的。换言之，若被保险人所进行的专利有效性挑战，不能被视为经过相当谨慎且熟悉该项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的建议进行的，则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当面临诉讼时，被保险人的法律行为不够合理或谨慎、未取得保险人同意或未与保险人达成共识，也可能导致保险人不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
(四)取得充分的专利实施权
在知识产权交易中，他人可主动与专利权人联系，以支付使用费的方式取得专利实施权的授予，即使在即将面临专利侵权诉讼时也可以如此。即使存在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被保险人主动请求专利权人授予其专利实施权这也是被保险人的一项权利，并不需要征得保险人的同意，也不需要说明这是合理谨慎的策略选择。因为这对保险人而言，可以避免被保险人遭受专利侵权指控，进而减少或避免保险人的赔偿责任。
但是，如果被保险人取得专利实施权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侵权，则被保险人必须保证获得的专利实施权足够充分，以确保日后不会受到侵权损害赔偿的指控和请求。如果由于资金的不足，或对自己的产品与专利的关系研究得不够充分，而未能获得充分的专利实施权，从而导致虽然获得授权，但仍然在未来造成侵害专利权。其后果是，不仅被保险人得不偿失，也可能会导致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为此，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如果被保险人的专利律师基于善意，以意见书的形式认为被保险人应该以授权、交叉授权或受让等方式取得专利实施权，则被保险人有义务取得专利实施权，以防止发生专利侵权；并且被保险人取得的专利实施权应保证足以使此后的行为可以免于专利权人的侵权损害赔偿指控和请求。
由于专利权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即使同一项专利在不同的国家也受不同国家的法律保护。如果要使自己的产品在所有具有同样专利的国家都不会发生侵权问题，则被保险人必须向所有具有该项专利的国家的专利权人请求授予实施权。这样无疑会大大增加被保险人的使用费支出。因此，在专利实施权授予中，被保险人往往会减少一些国家的专利授权，以减少使用费支出。当然，被保险人应事先考虑其产品不在哪些国家制造、销售或使用，然后再考虑不请求这些国家的专利实施权授予。但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如果被保险人为了节省使用费支出，减少一些国家的专利授权，最终导致在这些国家发生专利侵权，此时，保险人可援引上述充分取得专利授权义务的规定，主张被保险人没有履行其义务，该专利侵权不属承保责任范围。
本文试就从家庭暴力的概念、成因、危害、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以及对策等方面谈一些拙见，以期增强公众对家庭暴力的敏感度，给予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的保护，从而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关健词：家庭暴力虐待
一.家庭暴力概述
就现阶段全国各媒体报道的情况看，家庭暴力日益凸显。作为严重侵扰家庭、社会安宁的刽子手——家庭暴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还没有一致公认的界定。但在国外的有关法律特别是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中，大多对家庭暴力采用广义的概念，即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造成其中一方生理或心理上的伤害。形式上可分为身体暴力、语言暴力、性暴力；受害者包括配偶、前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同居伴侣及前同居伴侣；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总之任何对家庭成员造成损害和伤害的行为都可以列入家庭暴力的范畴。
家庭暴力的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引入我国的。现行《婚姻法》所作出的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是家庭暴力作为法律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法律的层面上。目前，在我国法律法规中，对家庭暴力尚无界定。实践中所谓的家庭暴力采用的是狭义的概念，主要是指对家庭成员身体上的暴力及因此而引起的精神伤害，如殴打、捆绑、限制人身自由及待等，受害者为配偶、子女与父母，其中以妇女、儿童与老人居多。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将家庭暴力的概念在司法层面上明确限定为狭义的：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的行为。
(二)家庭暴力的特点
1、家庭暴力的行为主体具有特定的亲属关系。其施暴者与受害者相互关系密切，多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其中，丈夫对妻子的暴力是家庭暴力最常见的类型。而发生的在一定范围亲属以外的暴力行为，如被家人是家政服务员、家庭经营活动的雇员等，不能视为家庭暴力。
2.家庭暴力行为具有隐蔽性。主要表现在（1）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内部而非公共场所，地点隐蔽；（2）有些受害者基于自身的脸面和家庭的荣誉而往往对加之于己的家庭暴力粉饰隐瞒；（3）公众的漠视和习以为常使人们对家庭暴力现象往往视而不见。
3.家庭暴力的行为手段具有多样性、损害后果具有不确定性。手段多样，包括殴打、捆绑、禁闭、侮辱、威胁、精神折磨、甚至还有更为残酷的手段。手段的多样性，加之施暴者对后果的放任态度，使得对受害人的损害后果具有不确定性，有时可能较轻，更多时候却达到惨不忍睹的地步。
4.家庭暴力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主要表现在：（1）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家庭暴力；（2）家庭暴力广泛存在于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文化水平的人群中；（3）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家庭暴力从未间断过。
5．时间的连续性和长期性。一般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中，暴力不会只终止于一次、两次，往往是存在一定时间连续性6．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的复杂性。发生家庭暴力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心理的、生活的、婚姻的等等各方面的原因。
（三）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关系
1.虐待的概念
虐待是指对家庭成员的歧视、折磨、摧残，使其在精神上、身体上遭受损害的违法行为，在表现形式上，有作为的行为如打骂、恐吓等；也有不作为的行为如不予衣食，令其冻饿、有病不予治疗等。
2.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异同
家庭暴力与虐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家庭成员间的施暴行为，表现形式也有重合的地方，如残害、捆绑、殴打强行等。其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就是对其他家庭成员造成身体或心理伤害的行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家庭暴力既可能是偶发的，也可能是经常性的，只要实施了打骂、残害等行为就可以构成家庭暴力。而虐待往往是较长时间的，需要一定的连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即构成虐待。此外，对于同样造成重伤或死亡的，伤害罪的刑罚远比虐待罪为重。
（四）家庭暴力的类型
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对家庭暴力作不同划分；
1.以施暴者与受害者的相互关系为依据，家庭暴力可分为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父母子女之间的家庭暴力以及其他亲戚间的家庭暴力。
2.以被侵犯的权益为依据，家庭暴力分为（1）侵害生命健康权的家庭暴力。对家庭成员的溺、弃、残害。所谓溺、弃，是指采用溺死、闷死、掐死、饿死等手段杀害家庭成员的行为；所谓残害是指从肉体上进行摧残的行为，如冻饿、毒打、故意伤害肢体、器官等行为。另外，对施暴对象公然以施暴行为相威胁，表现为用语言对施暴对象威胁、恐吓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使对方产生恐惧的心理，造成受害者严重的精神损害。（2）侵害人身自由权的家庭暴力。表现为对弱者采取捆绑、非法拘禁、暴力威胁等手段限制家庭成员的人身自由。
（3）侵害人格权的家庭暴力。表现为对家庭成员采取罚跪、侮辱人格、强制超体力劳动等，更多地体现为精神上的损害或虐待。
（4）侵害婚姻自的家庭暴力。对具有婚姻行为能力者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方式对待家庭成员的结婚或离婚问题。诸如，父母或其他长辈以暴力强行包办、干涉子女的婚事；子女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干涉父母的婚事。
（5）侵害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性权利的家庭暴力。妻子以及其他女性家庭成员的性权利具有不可侵犯性。违背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的意志，强行对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发生或有待行为，都是对女性性权利的暴力。
（6）侵害生育权和生育自由权的家庭暴力。暴力对象是已婚女性，施暴者一般为丈夫或夫家的其他家庭成员，如公婆、伯叔等。表现为有些人对不生育的或生育女孩的妇女百般难，施以暴力等。
3.依据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可分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身体暴力包括所有对身体的攻击及限制行为，如：殴打、推搡、禁闭、使用工具攻击等，后果通常会在受害者身上形成外伤，易于发现。精神暴力是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经常性的侵犯他人人格尊严的不法行为，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精神折磨为精神暴力的常见形式。性暴力是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接触等，丈夫违背妻子意愿，强迫发生性关系是最常见的性暴力。目前，多数国家对家庭暴力的类型采用此种分法。
二.目前我国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由于家庭暴力问题的特殊性，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其他侵权或犯罪的解决办法，这就要求有有效的救助措施和完善的法律责任。
（一）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
目前，我国对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包括：
1.各级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婚姻法》第43条第1款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另外，妇联组织作为群众组织，也有义务在日常工作中救助妇女。
2.所在单位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所在单位。对于所在单位应理解为施暴者和受害者所在的单位。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3条、第44条的规定，所在单位的救助措施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救助措施的实施条件相同，必须在受害者提出请求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否则有关组织不宜自行介入。
3.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国家机关。狭义的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为公安机关的救助。《婚姻法》第43条第2、3款规定，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发生了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对于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应当及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以使暴力无法继续，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和利益得到保护。公安机关为制止家庭暴力行为，可以对施暴者采取批评教育、严厉训斥、间隔距离、将受害者或施暴者带离现场等救助措施。“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让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教训。广义的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包括各种法律责任。
4.家庭成员的自我救助。家庭成员在受到家庭暴力行为伤害时，依法可以实施自我救助，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等，家庭其他成员也应该及时提供帮助，共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继续，避免发生严重后果。应该及时帮助受害者寻求外界帮助，如向有关基层社会组织提出帮助请求、报告当地派出所等警察机关、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讼等。
（二）法律责任
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我国目前的法律对施暴者规定了三种形式的法律责任，具体而言：
1.行政责任
对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行为，根据《婚姻法》第43条第3款规定，行政机关追究行政责任应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承担的行政责任包括警告、200元以下罚款和15日以下拘留。
2.民事责任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离婚过错赔偿责任属于民事损害赔偿的一种，是一种对权利的救济，它通过对夫妻双方中无过错一方被侵害的婚姻权利的救济，维护夫妻关系的平等、家庭关系的健康和稳定，并且对过错方进行一定的惩戒。另外，施暴者承担的民事责任还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
3.刑事责任
我国《婚姻法》第45条规定：“对重婚的，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实施家庭暴力本身是一类非法行为，并不是一种罪名，但这种非法行为可以导致《刑法》规定的如下犯罪：
第一种，实施家庭暴力，故意剥夺家庭成员生命的，构成故意杀人罪。依照《刑法》第232条规定，犯故意杀人罪，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种，实施家庭暴力，故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构成故意伤害罪。按《刑法》第234条规定，犯故意伤害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造成残疾或致人死亡的，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三种，实施家庭暴力，干涉家庭成员婚姻自由的，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应依照《刑法》第257条的规定，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外，实施家庭暴力行为承担的刑事责任，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还包括过失杀人罪、过失伤害罪、侮辱罪、诽谤罪等。
上述三种法律责任既可以单独适用，又可以同时适用，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我国防治家庭暴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1.有关家庭暴力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我国引入家庭暴力的概念较晚，禁止家庭暴力是婚姻法在修改后新增的内容。尽管现行婚姻法在态度和做法上有重大变化与改革，起到了改变公众意识，推动反家暴工作，保护受害人的作用。但是，将防治家庭暴力纳入婚姻法调整，实属权宜之计。一方面，婚姻法性质上是民事法律，它主要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对夫妻和其他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予以调整；另一方面，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干预、行政干预与司法干预等多方面，不仅仅是民事法律问题，还涉及到行政法、刑法等实体和程序法的诸多方面。另外，在我国家庭暴力有关的现行法规中，存在不少的漏洞与缺失，并未提供根本防治及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途径，极不利于司法操作及社会实践。
2、认识不足。首先，公众对家庭暴力的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尤其对精神暴力、性暴力，公众的认识更为模糊，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其次，司法人员在处理家庭暴力的问题上，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认知程度很高，但对男女平等原则的认识存在肤浅性、表面化的问题。
（二）对策
从可操作性和实效性考虑，目前防范和处置家庭暴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反家庭暴力行为的立法，依法预防家庭暴力。
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我国应当从整体上规划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其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1）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增加反家庭暴力的内容和力度，将性别意识纳入到相关的法律法规中；（2）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反家庭暴力法》。该法从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出发，应当对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进行科学的界定和必要的法律干预，加大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打击力度，通过完善法律来预防家庭暴力危害的扩大，保护所有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2.强化家庭暴力行为的处置机制，尤其是要发挥警察在家庭暴力处置殊的作用。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我国已形成了多元化的家庭暴力预防和处置机制，这些组织和机构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在处理家庭暴力中还存在一个协调配合的问题，尤其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为了强化家庭暴力行为的处置机制，还有必要强化警察在处理家庭暴力中的作用。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公安司法机关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法犯罪的行为，应当依法打击；对那些已有杀人、重伤等犯罪威胁言行，但尚无杀人预备行为者，可先行治安拘留，再会同有关部门，边拘留边教育，直到被拘留人真心悔过，不至于铤而走险为止。
3.为受害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提供人身保护和法律帮助。
提高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对家庭暴力的防范是非常有必要的。要使妇女知道“家丑”不外扬不利于自我保护，如果对家庭暴力一味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样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助长了家庭暴力，使自己成为反复受害者。同时，社会也应当为受害成员提供多方面、便捷地反映情况，提供保护和帮助的渠道和途径。在目前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在遇到侵害时，可以通过“110报警电话”获得保护和帮助。
4.建立受害妇女庇护场所或救助中心，让受害的妇女有安身之处。
为了避免女性受害和实施犯罪，20世纪70年代英国首创了“妇女避难所”，之后，许多国家相继出现了类似的组织，让受害者有安身之处。我国许多妇女在遭受了家庭暴力后，无处可去，至多往娘家避难，或者求助于妇联，娘家往往爱莫能助，而妇联不可能对每一个受害妇女都给予帮助，也不是所有的受害妇女知道受害后主动找妇联求助的。所以，有必要由政府出面，借助民间的力量，设置“家庭暴力救助中心”等机构，让受害的妇女有一个临时的庇护场所，同时经予受害妇女必要的心理支持、情感慰藉和法律援助。
5.将人民调解与依法处理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家庭矛盾的激化，打击家庭暴力行为。
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在消除家庭暴力中的特殊作用。各级居（村）委会要加强早期发现家庭矛盾纠纷，注意采用调解的方法，及时化解家庭矛盾纠纷；司法助理员和人民调解员应当主动出击，经常组织家庭矛盾的排查，特别是对那些可能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要重点予以排查，从中摸清底数，发现先兆，对于能够解决的则马上落实措施，尽快疏导，并调解处理；人民法院对于到法院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也要加强司法调解，尽量挽救家庭，防止家庭解体；对那些家庭矛盾非常突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以防范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
6.加强教育，特别是要注意向家庭成员宣传和灌输处理家庭矛盾纠纷和自我防范的科学途径和方法。
为了消除家庭暴力形成的原因和条件，一方面，社会要提高公民的道德和法律意识，使家庭成员能够树立起互相尊重对方人身权的法律意识，并且了解和知晓采取家庭暴力的道德和法律后果；另一方面，要将防治家庭暴力的宣传教育通过各种途径辐射到全社会、辐射到社会所有成员。无论是各级各类学校，还是政府机关和司法人员，在普法教育中，既要接受反家庭暴力的教育，也要承担起教育别人的重任。在反家庭暴力的教育中，尤其是要灌输给家庭成员正确化解婚姻家庭矛盾和面对家庭暴力的如何处置的方法技巧。
四、国外关于防治家庭暴力立法的概述
在国外，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及立法较我国进行的早，并经历了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目前，世界上已经有44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防治家庭暴力法，这些立法经验也是制定中国防治家庭暴力法很好的参照。
（一）挪威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及实践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挪威男女平等法》的颁布与实施，挪威议会和政府开展了同各种对妇女暴力现象的斗争，并着重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了防治。
挪威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等方面的法律改革陆续展开。第一,确立了家庭暴力无条件司法干预原则，即对配偶、儿童或其他亲密关系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实行“无条件司法干预”的公诉原则。该原则加强了警察和公诉机关的职能，规定他们在没有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施暴者提讼，反映出国家对家庭暴力问题态度的转变；第二，改善刑事诉讼中家庭暴力被害人的地位，加强对其在司法程序上的保护；第三，挪威颁布的暴力赔偿法规定，对暴力被害人的最高赔偿额可达100万挪威克朗。在进行法律改革的同时，挪威政府开展“政府行动计划”，推动反对妇女暴力的宣传、社会服务、司法干预等工作。
（二）澳大利亚防治家庭暴力的立法。
澳大利亚于1989年制订了《反家庭暴力法》。该法同样加强了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的职能，赋予其一些特权，比如警察在没有提出刑事控告的情况下可羁押施暴者长达48小时，以及在怀疑家庭暴力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时，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屋搜查等。此外，还有许多国家采取的措施都值得我国借鉴。1995年新西兰国会通过了《家庭暴力法案》，全面调整家庭暴力问题；英国在大量判例法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多部成文法包括《1996年家庭法》、《1997年反骚扰保护法》等；新加坡对此也有专项立法，从刑事、民事、家事和防治服务多种角度治理家庭暴力问题。
结语
在防治家庭暴力问题上，国家必须实施法律改革战略，但是仅有法律改革还不够。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要有效遏制家庭暴力，必须在修改现有法律的同时，开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家庭暴力公众运动，通过培训、宣传等形式改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转变人们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遏制家庭暴力现象，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从而增进两性在家庭内部乃至司法上的平等，维护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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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建国、姚建龙著：《女性性犯罪与性受害》，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一、发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现实需求与意义
医疗责任保险对于分散医院或医生的赔偿风险，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维护患者利益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该险种自2000年全面推出以来并没有受到医院的青睐，相反医院普遍对其反应冷淡，投保的积极性不高，从而使医疗责任保险面临发展乏力的困境。究其原因，医疗责任保险所存在的自身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当前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中存在医疗机构投保的积极性不高，逆向选择严重等问题。例如北京市拥有各级各类医院(含中央直属和部队医院)共计551家。2003年投保医疗责任险的医院不足20家，其中部分医疗机构具有很高的赔付率。即使在我国保险市场最发达地区之一的深圳，在1999年—2003年的四年间，医疗责任保险累计保费收入仅200多万元，投保医疗机构比例不足5%，这与深圳保险市场接近20%的年保费增长率是极不协调的。
医疗责任保险发展滞后不仅使社会化的风险分担机制难以在医疗行业内普遍建立，也使得患者的损害得不到充分弥补，从而不利于维护患者的合法利益。而当前医疗责任保险的运行所存在的问题证明：完全采取自愿投保的方式难以适应形式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应建立一种新的医疗损害赔偿给付机制和保险制度，即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一种保险制度，确立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强制投保义务，以分散医疗损害赔偿的风险，并使受害人的损失及时得以补偿。强制投保医疗责任保险符合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趋势，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强制投保医疗责任保险是发挥医疗责任保险维护和保障患者利益的需要
尽管医疗责任保险在维护和实现患者利益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医疗责任保险却面临极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医疗机构赔偿能力不足已严重影响到受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实现，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保险制度予以解决。事实表明，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医院的规模偏小，经济效益不高，自我积累不足，有的甚至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在发生医疗事故后这部分医院可能由于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使受害人得不到充分的救济。通过责任保险制度来实现医疗损害的赔偿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另一方面，尽管医疗责任保险已推行多年，但在自愿投保的情况下，医疗机构普遍存在机会主义选择而拒绝投保，从而导致医疗责任保险无法在医疗行业内普遍建立，患者在发生医疗损害后仍面临索赔艰难、损害难以得到弥补的困境。
基于医疗损害赔偿风险的普遍存在和患者损害赔偿无法兑现的现状，有必要通过立法确立医疗机构投保的法定义务，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以充分发挥医疗责任保险在保障患者合法权益、防范医疗纠纷方面的作用。
(二)发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是分散医院赔偿风险、降低赔偿压力的需要
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现行医疗损害赔偿模式的另外一个突出弊端是：医疗机构的赔偿风险高度集中，从而承受较大的赔偿压力和经营风险。尤其是随着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损害赔偿范围的扩大与赔偿标准的提高，医疗机构的赔偿风险和压力将进一步加剧。为此，应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通过保险实现损害赔偿的转移，即把集中于一个医院的侵权赔偿责任分散于社会，做到损害赔偿社会化，以降低医院的赔偿压力。
尽管如此，不少医院和医生对医疗责任保险缺乏认识和了解。有的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医疗责任保险的存在；有的医院尽管对医疗责任保险比较感兴趣，但仍持观望态度，或者因缺乏风险防范意识而对医疗赔偿风险抱侥幸的态度，或者是基于短期内的成本效益分析而拒绝投保。在自愿投保不积极的情况下，通过强制手段推进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有利于建立和健全医院的风险防范机制，实现医疗损害赔偿的社会化，从而保障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强制投保是解决当前医疗责任保险市场需求不足的有效手段
当前医疗机构投保的积极性不高，逆向选择严重，从而导致医疗责任保险市场需求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固然与医疗责任保险自身不足有关系，但是医疗机构自身的原因也不可忽视。首先，不少医院缺乏风险防范意识，认为自身的医疗技术水平过硬，不太可能发生医疗纠纷，因而也就缺乏通过保险机制分散风险的内在动力。其次，在医患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医疗诉讼败诉概率小、赔偿金额低的情况下，医院普遍对于医疗损害赔偿存在侥幸心理，从而缺乏购买医疗责任保险的内在动力。最后，医疗机构对医疗责任保险需求的错位也抑制了对责任保险的市场需求。很多医院不仅希望通过医疗责任保险转嫁医疗活动中产生的一切损害赔偿，而且希望实现医疗纠纷的转移，使自身从医疗纠纷的困扰中解脱出来。很明显，医院对医疗责任保险的期望存在错位，实际上超出了医疗责任保险所具有的功能。
对于医疗责任保险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固然可以通过培育市场、完善市场竞争、更新产品逐步予以解决，但这种模式完全依赖市场的自我演进，故发展缓慢而缺乏效率。在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时代，市场需求的培育、竞争机制的完善都离不开国家的适当干预。因此，医疗责任保险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国家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适当干预是不可或缺的。通过立法将医疗责任保险规定为法定保险，强制医疗机构投保，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自愿投保模式下所存在的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迅速推动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
(四)强制医疗责任保险适应了现代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客观化、损害赔偿分担社会化的发展趋势
现代侵权法已由损害分散的思想逐渐成为侵权行为法的思考方式，认为损害可先加以内部化，由创造危险活动的企业负担，再经由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功能，或保险(尤其是责任保险)加以分散。可见，现代侵权法在追求损害弥补的同时，更加关注损害赔偿风险的分散，即如何实现将集中在侵害人身上的风险通过一定的途径由多数人承担。对于高度风险的行业和职业而言，具备一定的风险分散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仍然将医疗过程中产生的赔偿风险全部由医院和医生承担，无疑会提高医院的经营风险和医生的职业风险，对于医疗机构及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以医疗责任保险为主体的风险分散机制是实现医疗损害赔偿社会化的必然要求。
(五)发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是适应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政府已将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医疗损害赔偿给付和医疗赔偿风险的社会化分但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医疗价格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仅仅通过价格机制转移医疗赔偿风险，不仅会直接导致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从而损害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更会导致医患关系的恶化和矛盾的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定的风险分担机制，实现医疗机构赔偿风险的社会化分担，关系到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卫生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
（一）年龄管理者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倾向于作出常规化、合规性的决策，更希望按部就班的管理企业，对风险容忍度下降，这样的特征无疑降低了管理者从事非法活动的可能性。同时，基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年龄越大的管理者在物质条件得到一定满足后，更看重自身声誉，更具有社会责任感，会减少对利润的操纵。所以对于年龄大的管理者来说，出于保障企业声誉、获得自我满足和保障相关利益者利益动机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会抑制管理者从事盈余操纵，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更多的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反年轻的管理者更喜欢冒险，同时由于阅历较少更注重眼前利益，比前者更容易从事盈余操纵活动，甚至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会以履行社会责任为掩饰来更大程度的进行盈余管理活动，更容易出现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正相关关系。
（二）教育背景管理者教育背景会影响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一下几方面：首先管理者受教育程度越高，会具备越高的道德素养，越会出于道德层面履行社会责任，即履行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呈现负相关关系，而不是出于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的动机来履行社会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往往打着履行社会责任的幌子在私底下进行更多的利润操纵，使得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呈现正相关关系。其次教育水平越高的管理者具备较高的辩证思维和长远目光，比低教育水平的管理者更看重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协调，更看重长远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基于此高学历管理者会更出于真心的履行社会责任，避免盈余操纵行为的出现，而不是为了方便进行盈余管理违心的履行社会责任，制造一种良好公民的假象。最后，高教育水平的管理者物质条件一般高于低教育水平的管理者，高教育水平的管理者更看重自身的声誉，更少的冒险进行盈余管理，而低教育水平的管理者更看重眼前利益，有时为了掩人耳目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掩盖盈余操纵的真实目的。综上，教育水平越高的管理者比教育水平低的管理者更可能真实的履行社会责任，减少盈余操纵行为，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呈现负相关关系；教育水平低的管理者更可能出现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正相关的关系。
（三）任期管理者应聘到企业会面对被解雇的风险，这就导致管理防御的存在。管理防御指管理者面对解雇压力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权益最大化的一种行为（黄国良，2013）。管理防御与管理者任期具有紧密联系，在管理者上任初期，管理者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体现自己良好的职业素质和业界声誉，有更大的动机进行盈余操纵，同时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盖利润操纵的真正目的；随着上任时间的增加，管理者获得了股东的信任，管理者面临的被解雇风险下降，管理者冒险进行盈余操纵的动机减弱，同时任期时间长的管理者更倾向于减少盈余操纵来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来建立企业声誉为企业创造价值。综上所述，任期短的管理者比任期长的管理者更有可能利用社会责任来掩盖盈余管理活动，即更可能出现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四）持股数量当管理者持有较多企业股份时，管理者的命运与企业的命运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只有当企业能够长期稳定的盈利发展下去，管理者才能有稳定地薪酬来源，所以持有较多企业的股份的管理者比持有较少企业股份数量的管理者更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带来的声誉价值，更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带来的声誉价值，会更少的进行盈余管理。因为盈余操纵虽然能粉饰当期的业绩表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造假活动会被市场发现，给企业带来致命的危害，管理者在被解雇的同时在业界的口碑急剧下滑，很难有企业愿意再次聘用其管理企业。基于此，持股数量多的管理者比持有较少股份的管理者更看重社会责任的长期价值，会抑制盈余操纵的鼠目寸光行为，相对于此，当管理者持股数量较少时，更容易出于满足自己私利的动机履行社会责任进行更多的盈余操纵。
在煤矿安全管理工作落实的过程中，存在着部分基层安全管理人员综合能力低的问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级安全要求的落实和本单位安全工作实际状况的分析与结合。不能够创新与实施安全管理，而是机械的套用，安全管理浮于表面、遥控指挥等问题突出。缺乏深入井下考察，实施现场办公的能力与问题的预判能力。也有部分干部怕得罪人，在面对安全生产违章的时候，往往存在着得过且过的心理。这些问题的存在，给煤矿的安全管理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二)部分职工的业务技能素质待于提升
在煤矿生产的过程中，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的采掘者，往往其文化程度、业务能力较低，并且短期用工问题的存在，使得煤矿生产与安全管理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加上煤矿井下地质等条件的复杂性，很容易使得煤矿生产出现违规操作、侥幸心理。如何提升煤矿工人的业务技能与整体素质，成为保证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内容。
(三)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待于进一步提高
随着国家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的不断加大，各个煤矿企业基本上都能够制定相对完善的煤矿生产、安全管理制度。并且结合煤矿的实际出台了相关的考核政策。目标管理责任书、安全生产军令状等也是在煤矿安全管理工作中多有实施。但是，现实的状况却没有制度层面的理想。这主要是因为相关监督制度缺乏执行的刚性。对煤矿发现的安全隐患往往存在处罚重、奖励轻的问题。
(四)安全管理工作超前意识不强
由于煤矿安全生产的工作内容多、任务繁重、工作压力大，在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着不能够正确处理安全与生产的关系;缺乏从系统的角度出发来审视安全工作的重要性;缺乏对安全工作规律的把握。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煤矿的安全管理工作处在较低的层次，缺乏一种良性的安全运行来支撑煤矿的生产，煤矿安全管理工作的创新意识、超前意识不足，影响了煤矿安全管理工作的质量。
二、煤矿安全管理责任落实的策略
(一)提升煤矿安全管理的领导意识与责任心
在煤矿生产的过程中，煤矿领导的安全管理意识对于煤矿的安全生产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的煤矿安全规程中提出，各级行政正职作为煤矿安全生产的第一人，需要高度的重视安全管理工作，切实肩负起煤矿安全生产的责任，更好地推动煤矿安全管理的有效性、科学性与人性化的提升。
(二)提升煤矿安全生产的全员培训效果
在煤矿生产的过程中，各项安全管理工作的实施需要通过不断的培训来提升其效果。培训的内容既应该包括煤矿安全生产法规以外，也要涵盖矿井的实际进行安全生产操作、应急防备等。通过科学的培训，提升煤矿全体人员的安全意识，掌握基本的安全逃生技能与煤矿生产的操作方法。通过培训，达到每个员工都能够自觉、高效的执行煤矿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不断规范安全生产的行为。煤矿安全生产培训的方式是多样化、多路径的。既可以借助安全图片展、放映安全事故案例、针对安全事故案例的分析，也可以借助安全知识、生产技能竞赛等方式来实现。
(三)规范煤矿生产的安全制度建设
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作为一项综合性强、管理内容多、管理人员复杂的工程，在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全员管理、全过程管理、全方位监控、规范化管理等措施来实现。在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的过程中，需要构建完整、系统的煤矿生产安全制度建设体系。第一步，要强化煤矿安全生产的目标管理制度，通过目标管理制度的制定，实现安全管理工作的细化与良好。同时，为了提升管理的效果，需要制定煤矿安全生产的奖惩制度，把各部门及个人的安全效果与经济利益挂起钩来，实行目标激励，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广大职工群众参与煤矿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积极性的提升。
(四)煤矿安全生产的质量标准与要求不断提升
在煤矿生产的过程中，质量标准化作为保证煤矿安全生产的前提条件。要提升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首先要强化安全认识，加强安全领导，做好安全与质量、安全与产量、安全与成本之间的关系分析。其次要加大对煤矿生产现场的安全管理。再次，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安全管理工作开展。对于煤矿生产的各个环节安全检查要做严做细，通过有效的考核促进煤矿安全生产的顺利实施。同时要加大对危险因素的整改与规避。第四，要将采煤、掘进、通风等进行重点管理，全面展开，实现全员管理与全过程管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职工从国家的羽翼下走向社会，只有在这时人们才意识到，还要从自己的劳动中留下一笔“扣除”来应付包括生老病死伤残与失业等在内的各种风险。过去完全由政府支撑着的这幢大厦，现在要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支撑。国家的无限责任转向有限责任。
这时国家的责任应主要体现为：l、用法律法规保证养老保险制度的稳定实施，保证基金的征收和养老金的发放；2、通过政府预算以不同的方式承担部分养老保险费用；3、在基金不敷使用时，充当“最后出台”的角色。
企业肩挑新老职工养老的两副担子
统帐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严格界定了企业和个人的养老保险责任，企业实际上挑着新、老职工养老的两副担子：
第一副担子。企业要为尚未退休的参保人（“中人”和“新人”）缴纳后延的养老保险费并分担部分个人帐户的费用（通过基金的积累部分体现）。
第二副担子。企业要为已经退休的职工（“老人”）缴纳过去已经贡献给国家的养老费用，同时还要为新增长的退休人员（退休的“中人”）缴纳政策认可的“视同缴费年限”（通过基金的现收现付部分体现）：
1994年广东省实行新的养老保险制度时，从旧制度转换到新制度的退休人员有116万人，在职职工484万人，征收养老保险费41.l亿元，相当于工资总额17.3％，其中用于支付养老金33.5亿元，相当于工资总额14.1％。如企业只为在职职工缴费，费率仅需3.2％。随着职工队伍老化和经济结构调整，该省离退休人员以年平均8.5％的速度递增，在职职工则以4.2％的速度递减，至1997年，全省平均费率上升到18％，有7个市、50多个县区超过国家规定的20％的上限。企业负担超过极限的主要原因，除覆盖面限制外，还有一个保险责任转移问题，使养老保险费用一开始就处于高起点之上。
养老保险的转制成本尚在挂帐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从简单的社会统筹走上统帐结合道路的目的是改变过去吃社会大锅饭的“现收现付制”，建立国家、企业、个人三者明确的社会保险责任关系，形成“部分积累”的基金制，这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险模式。
基金从“现收现付制”到“部分积累制”的转变，需要有一个“转制成本”。转制成本包括：l、对新制度实施前已退休人员今后需要支付的养老金的一定补偿；2、对旧制度转向新制度的“国家职工”补偿过去没有“扣除”积累的“虚拟个人帐户”，或对支付“视同缴费年限”费用的补偿。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转换，国家没有选择公共债务政策或虚似个人帐户政策来重新构造新制度，只有沿袭传统的现收现付方法，用代际转移弥补基金缺口，结果大大加重现有企业的社会负担，陷入“旧帐未了，又添新帐”的恶性循环，甚至连新制度下刚刚建立起来的个人帐户也变成一个只能当作“养老金计发标准”的空帐户，同“部分积累制”的改革初衷相去甚远。目前广东省许多地方已经发生个人帐户名义积累与实际积累严重背离的现象，计有25个市只用完了历年积累的养老基金，开始使用个人帐户基金，18个市县养老基金结存不足支付6个月，9个市县不足支付3个月，有3个市县已把个人帐户全部用完，靠全省调剂维持。这是一种高风险、难持续发展的转移方式。
扩大覆盖面同样遭到责任转移问题
在扩大覆盖面时同样遇到社会保险责任转移的问题。把现行的高费率覆盖到外资、港澳台、街道乡镇、私营等所有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就把原来“国家职工”的部分养老责任转移到其他经济领域，令这些企业与职工望而生畏，在社会保险大门外徘徊。如果说，国有企业资产属国家所有，为国家分担部分责任是理所当然的话，那对其他多种所有制来说则不尽然。尽管长期以来广东省在扩大覆盖面方面进行了艰苦努力，但收效甚微。养老保险开展比工伤保险早很多，覆盖面和参加人数却远低于工伤保险，因由无不与此有关。
为解决扩大覆盖面遇到的难题，广东省研究在私营企业与城镇个体户范围内局部试行双层费率，按照略高于“自己养自己”的原则，适当降低费率，以期增强吸引力。但用降低费率办法扩大的覆盖面，没有多少余地可以解决对老职工的调剂，与扩大覆盖面的目标又有距离。
国家承担有限责任的实现方式
在界定了企业与职工的养老保险责任之后，应进一步明确界定国家必须承担的有限责任，体现“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合理负担”原则。有一种意见认为，国家规定企业缴费在税前列支，就等于承担了部分减税费用。其实，养老保险费本来就是劳动成本的一部分，同工资一样没有道理在税后利润中列支，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是税前列支的，同样，企业缴的费带有税收性质，不可能费上加税，再说亏损企业与承包企业没有所得税可免，所以税前列支体现了国家责任之说并不成立。
国家从过去对职工承担无限责任过渡到承担有限责任的这一历史性转变，把应由国家承担的责任在短期内完全转移到社会，社会也承受不了，国家必须通过一些特殊的政策措施对养老保险责任转移引起的利益分配关系变化进行适当调整，实际上也进一步界定了国家的有限责任：
l、对长期欠缴超过1年的国有企业，由地方财政和上级财政为企业职工补缴，以保护职工的权益。广东省欠缴1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285户共6．4亿元，全省累计欠缴共16亿元。有些企业已经五六年没有缴费，养老金要由社会照样负担。这样的企业多了，社会无法支撑，职工也因欠缴而缩短了缴费年限。
2、改制企业和关停、破产企业按职工和离退休人数的一定标准计算改制补偿费，从国有资产变现收入划入基金，用于对已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责任转移的一定补偿，欠缴的还要先予清偿。企业国有资产变现收入不足的，由地方和上级财政补缺。改制补偿费的具体标准，离退休人员可按当年养老金标准计算平均余命15年，在职职工按平均视同缴费年限20年计算过渡性养老金。过去这方面的政策局限于破产企业，大量的改制企业在“抓大放小”中放掉了，错过了可以补偿的机会，结果留给国家和社会的仍然是老职工生活保障的一堆难题。
3．对原“国家职工”规定的“视同缴费年限”所须费用给予最低限度的补偿。具体可借鉴许多国家通常的做法，按照特定的费率（一般按工资总额的2——3％）作为国家一方参与缴费，用于支付当年新退休职工的“视同缴费年限”的待遇。好处是可以列入国家预算有计划地投入，不必一次调用大笔费用；对国际公约明确养老金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负担”原则中的国家责任以明确定位：更重要的是给社会和职工树立“国家对社会保险直接参与和支持”的形象，其信念上的意义远大于出资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基于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一种商业保险行为，是以排污单位发生的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在这种保险机制中，排污单位作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预先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保险公司则根据约定收取保险费，并承担赔偿责任，即对于排污单位的事故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直接向第三人赔偿或者支付保险金。随着现代工业的蓬勃发展和科学技术存在的局限性，即使是正常的生产作业也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而环境污染责任的认定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就形成了污染企业对受害人的侵权之债。但由于环境污染损害往往会造成近天文数字的赔偿金，侵权企业常常无力负担，为了适当转移和分散这种污染赔偿责任，从而既使污染受害人能够得到补偿，也确保生产单位的经营活动能够继续进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机制应运而生。
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构建的理论支持
1.环境污染侵害由私法救济到社会化救济
由于当代社会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不论是侵权行为法遇到的理论困境还是现实问题，都导致在解决纠纷、填补利益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要摆脱上述困境，就必须超出“损害要么由加害者承担，要么由受害人自担”的狭隘眼界，构筑环境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即环境侵权所产生的赔偿责任不再由加害人独自承担，而是还要由国家、社会、法人组织或者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来分担赔偿责任，使“传统的自己责任、个人责任原则下的损失转移转化为现代的社会责任原则下的损失分配、损失分散”[1]，将环境侵权行为所生损害与责任保险、社会安全体制等密切衔接，从而使环境侵权损害的填补不再是单纯的私法救济，既及时、充分地救助环境受害人，又避免环境加害人因赔偿负担过重而破产。
2.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
可持续发展实际上需要有效地解决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冲突。国家通过环境法来为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设定可以容忍的限度，其目的即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者。尽量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损失，有必要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更加抽象的社会正义。
3.和谐社会实现的保障
发展保险业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的构建着眼于方方面面，对于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实现是其追求基本价值之一。如前所述，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就是对复杂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一种合理机制。这一制度的构建不仅可以分摊污染者的赔偿责任，避免他们因无力赔偿而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而且可以使被害人在损害一发生时就及时向保险人提出请求，迅速获得理赔，以填补其遭受的损失。这样既节省时间和金钱，又避免了求偿无门的情形，还能减轻司法诉讼量，及时解决法律纠纷，从而实现高效诉讼的价值目标，最终达到双赢的局面。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范围需明确的问题
（一）关于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能否纳入承保范围
目前在各国理论和实务中，对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属于承保范围已成定论。难点在于对于渐进性或累积性污染事故是否应该承保的问题。
1.从理论上探讨对于持续性污染是否属于可保风险的问题。
依照我国保险法律和保险实务，“可保风险”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持续性污染，从无限制的长期来讲，污染积累到一定程度，污染事故必然爆发，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的保险合同一样，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会在合同中约定保险责任期间。在该期间保险事故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危险的发生并非保险人和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完全可以确认的必然事情，因此，符合“危险的发生存在可能”的特征。同时，累积性污染事故发生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事故造成的后果严重性程度也是不确定的，这符合可保风险的偶然性特征。
2.实务中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中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是否可行
当然，将所有的环境侵权行为都纳入责任保险的范畴无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项法律制度的实际效果，既与其法律规范的完善程度有关，更与其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执行程度有关。考虑到中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所依托的相关法律规范并不完善，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完善也需要一定的进程，再加之中国保险业特别是责任保险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条件尚不具备。
（二）关于生态损失是否应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有以下几种：第一，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坏、灭失而产生的损失；第二，因环境污染事故而产生的救助费用和诉讼支出，以及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第三，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被保险人的财物损失；第四，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生态破坏而引起的损失。一般来说，对于第一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的范围是毫无疑义的。从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对于第二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范围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国《保险法》第42条第2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49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51条还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但是，对于第三、第四中损失是非应当乃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范围呢，目前尚未有定论。
三、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的思考
（一）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的思考
环境污染的发生形态有突发性和持续型两种。突发性的环境污染在发生前没有明显的征兆，一旦发生损害立刻显现，受害人的受损程度的认定也较为容易。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侵权持续时间长，侵权原因复杂，往往是多种因素复合累积的结果。受害人对侵权行为的存在往往缺乏深刻的认识，以至对侵权行为何时发生、侵权人为何人都不知晓。因此，对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进行救济是较为困难的。
环境责任保险作为对环境污染损害的救济方式，将所有环境污染损害都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但鉴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水平、环境污染的现状及相关民事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仅将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是较为适宜可行的。待条件成熟后，再将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承保范围[5]。这类似于法国“分步走”的做法。当然，扩大承保范围是大势所趋。但这势必会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使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有可能不愿承保。所以为了避免和鼓励保险公司承保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对此中国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做法：（1）注入保险基金；（2）由政府主持成立由多家保险公司组成环境责任保险集团以分担承保的风险；（3）效仿法国的做法，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环境责任保险的机构；（4）建立一个法定的环保监测部门，专门从事对有关环境责任保险承保范围内的环境侵权行为的监测，分担保险公司在辨别、确定理赔范围时所花费的时间、费用及人力等资源，减轻保险公司的业务负担，使其成为保险公司的一个隶属部门专为环境责任保险这项保险业务服务，发挥其良好的补充减负之功效。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范围的思考
对于前面所提到的“第三种损失”，笔者认为，根据责任保险的特征原则上应该属于除外责任，比如因污染而引起的被保险人自己所有或照管的财物损失，以及由于环境事故而导致工厂全部或部分停产而引起的损失，被保险人自己的损失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可以从企业财产保险的险种设计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对于自有场地污染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实践及其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历程纳入到损失赔付范围之内。美国的判例一般认为公众的健康与安全较保险单的任何明示约定更为重要，当被保险人污染了场地而又无力治理时，损害的又会是公众环境权益了，所以从环境法的公益性出发应该将自有场地污染纳入到环境责任的赔付范围当中。
至于生态损失，笔者认为目前尚不宜纳入损失赔付范畴。当然，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在法律体系的渗透，以及人类对于生物多样性、环境权的日益关注，生态损失的赔付将会成为法律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当然考虑到我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才刚刚起步，不顾及实际情况将所有损失不加区分都纳入赔付范围很容易引发保险人因资金缺乏而无力支付巨额赔款的支付机制恶化，这不仅使环境责任保险无以为序，而且也极容易引起保险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混乱。所以对于生态损失的保险赔付要依托于相关理论的进展，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高度发达的保险业。
参考文献：
[1]周珂,杨子蛟.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J].法学评论,2003,(6).
[2]CodeofFederalRegulation,Title40,Chapter1-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SubchapterI-SolidWaste,264.140.
二、律师责任保险的必要性
1、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哲学基础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人的认识能力既具有至上性，又具有非至上性，是两者的统一。从整个人类的发展来看，人的认识能力有至上性，是无限的，但具体到特定时代的特定人，其认识能力又具有非至上性、有限性。律师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有时会因为主客观方面的限制而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事物。因此，弥补错误的措施就具有必然性，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尽量消除错误所产生的损害，补偿当事人的有关当事人的损失，即是保障法律制度有效畅通运行和必要条件。律师责任保险是基于此原因而成为律师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法理基础每一个参加法律关系的人，都应当对其行为负责。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责任能力是紧密相连的，责任的存在一方面可以约束当事人依法办事；另一方面亦可在一方越过法律所制定的界线时，强迫其对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负责，弥补当事人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因此，律师在执业中违反法律规定或由于其自身过错而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因受律师违法执业或因其过错而致经济损失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赔偿损失。尽管各律师事务所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提高律师的素质和执业质量，但律师执业失误以致被判赔偿的风险还是难以避免的。许多国家的保险公司都了律师责任保险以分担其因专业工作上的失误造成诉讼赔偿的风险。
3、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现实必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9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过错或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得免除或者限制因违法执法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增强了律师责任保险的必要性。随着法制的逐步完善以及公众对律师责任的认识和要求的逐步提高，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责任保险将会变成现实。
三、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意义
1、律师责任保险提高和维护了律师的信誉。
有律师责任保险，律师行业将真正成为可以向社会承担全面法律责任的行业，成为一个有信誉、负责任的行业。因为律师责任保险可以有效地转嫁律师责任风险，提高律师行业的抗风险能力，为律师行业正常、健康、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风险保障。如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赔偿案，赔偿金额达到40万元，高额赔偿金是一般律师事务所难以承受的，而通过律师责任保险则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
2、律师责任保险为律师行业拓展高风险、高财产标的等重大律师业务提供了资信保障。
律师在办理重大业务时，当事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出现责任差缺给当事人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时，是否赔偿得起。尤其一些新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业务时，经常遇到此类问题。
3、律师责任保险对提高律师管理水平有益。
通过对律师责任保险中的索赔案件的分析，对责任事故发生的原因、细节分析归纳，反馈给律师机构和律师管理机构，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质量管理措施和制定相应管理办法、业务规范，从而起到提高律师质量和律师业务水平的作用。同时，在条件成熟时，可以把律师机构赔偿能力的高低和赔偿记录，作为律师评选、处罚、确定等级和从事特殊律师业务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律师责任保险的具体框架
1、律师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及其权利义务律师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执业的律师事务所，是律师责任保险的直接受益人。其主要权利和义务是：①在发生律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可以直接向保险人索赔，并依法获得保险赔偿；②按照规定提取缴纳律师赔偿基金，依法办理机构的登记、年检、注册手续；③如实申报执业律师、律师业务数量、律师业务收等保险合同约定的事项。如因隐瞒律师收入导致保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拒绝赔付，该律师事务所要自行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法律责任；④及时通知义务，在发生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律师事务所索赔，提讼、调解、公诉等事项时，投保人应按保险公司约定的时间通知保险人。
2、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应采取一切险的方式，即被保险人因律师执业行为，依法应对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只要不属于保险合同列明的除外责任，保险人均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所作的律师业务，只要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律师事务所提出索赔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均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事务所或律师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①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②被保险无有效律师执业证书或未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应持有的其他资格证书，办理律师业务的；③被保险人从事律师执业以外的任何行为；④被保险人的注册执业律师以个人名义私自接受委托或在其他律师事务所执业；⑤被保险人向保险人隐瞒或不如实告知，情节严重的；⑥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的其他免责的情况。
3、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应实行比例费率制，即按照律师业务总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保险费；实行压年计费制，即按律师事务所上一年度的律师业务收入为基准计算本年度的保险费；实行浮动费率制，即由基本保费加上浮动保费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