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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学术界对民诉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概览：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各法学部门法均十分注重对本学科基本原则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颇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徐国栋教授的《民法基本原则解释》、周佑勇教授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可以说这两本书对于私法和公法领域的基本原则研究是很有开拓和借鉴意义的。而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体系的理解，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上最为混乱的问题之一。什么是民诉法的基本原则，哪些原则可以视为民诉法的基本原则，以及作为民诉法的基本原则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和功能，这在我国民诉理论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对于民诉法基本原则的认识有“18种说”、“17种说”、“13种说”、“11种说”、“10种说”、“9种说”、“4种说”、“3种说”等等。除了有关基本原则概念、含义认识上的不同外，理论界对于我国民诉法第一章有关基本原则法律规定的分类和基本原则性质的认识也存在较大分歧。有的学者把该章规定的基本原则分为“宪法和法律组织法规定的原则”与“民事诉讼特有的原则”；有的论著分为“共有原则”和“特有原则”；还有的分为“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在学界的著作论文当中，对于民诉法基本原则的论述不少，但真正做到深入、精辟的不多，尤其缺乏对民诉法基本原则的宏观建构性的论述，也很少把基本原则与具体制度结合探讨。代表性论文主要有：张卫平的《民事诉讼辩论原则重述》，（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民事诉讼处分原则重述》，（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林晓霞：《论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评价和构建我国民诉法基本原则》，（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6期）；占善刚的《诉讼平等原则新论》，（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2期）；《对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初步检讨》（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3期）；何文燕的《调解和支持起诉两项民诉法基本原则应否定》，（载《法学》1997年第4期）、《关于民诉法基本原则的探析》，（载《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1期）；廖中洪的《我国民诉法基本原则规定的问题及其重构》（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5、6期）、《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立法体例之比较研究》，（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6期）；肖建国的《我国民诉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反思》，载于中国民商法律网（civillaw.com.cn），其内容基本还是《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机制的建构》中相关内容的网络版。另外著作主要有陈桂明的《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还有些学者倡导在我国民诉法中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倡导者主要有刘荣军教授、张家慧博士等。其他的著作主要是阐述一些具体的立法构想，对于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意见不一，各抒己见。
二、 世界主要国家对于民诉法基本原则的立法状况：
就世界各国民诉法有关原则的立法体例来看，虽然存在多种形式，但是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下述四种①：
1、 德国民诉法的立法体例。德国民诉法在基本原则立法体例上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不设专章和专门条文对基本原则加以规定。所谓不设专章或专门条文对基本原则加以规定，是指在立法体例上没有关于基本原则的抽象性、概括性的专门法条规定。德国民诉法是一部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民诉法典。从1877年制定至今，虽经过多次修改，然而其立法体例基本没有改变。德国民诉法不设专章或专门法条对基本原则加以规定，并不等于说整个民诉法典没有指导意义的基本原则。只不过在立法体例上，不是以明确的立法表现形式或采用专门法条加以规定，而是将其精神、原理和思想贯穿于法典具体条文的规定之中而已。
2、日本民诉法的立法体例。日本民诉法在基本原则的立法体例上的最大特点在于民诉法典中仅设少数条文对较为特殊的基本原则加以规定。所谓较为特殊的基本原则，是指一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根据其司法实践的需要和诉讼制度的发展而在法律中规定具有特别意义的诉讼原则。日本的新民诉法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根据当时国内社会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仿效1877年德国民诉法制定的，1890年日本民诉法制定以来，一百多年见虽然多次修改，然而其就法典有关基本原则立法体例与德国民诉法并无二致。即均没有关于基本原则的抽象性、概括性的专门规定。然而1996年6月6日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历经立法上五年反复讨论之后，在有关基本原则的立法体例上作了重大修改。该法典第2条“法院与当事人的职责和义务”规定了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法院应公正，并迅速的进行民事诉讼的原则；另一个是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3、法国民诉法的立法体例。在1806年拿破仑主持制定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未对基本原则做出规定。而在1975年新的《民事诉讼法典》在基本原则立法体例上的最大特点在于其不仅设置专章，而且使用大量的条文对基本原则详加规定。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开宗明义，在法典第一章“诉讼的指导原则中”，按照诉讼程序进行的顺序，就诉讼的启动、停止、进行；系争的标的；法官裁判的事实范围；证据的提供、证明；法官裁判的法律依据；两造审理；辩护权利和法官听取陈述的义务；法官的和解职责；公开辩论；当事人的诉讼义务和法官对诉讼控制的权力等基本问题中，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角色分配和基本权利（力）、义务关系，用24个条文依次作了详细规定。有学者认为：新法典规定指导原则的许多条文，如果假以时日，将会像法国《权利宣言》、《法国民法典》的诸多条文一样，成为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义的经典表述。
4、《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的立法体例。其最大特点在于该法典将基本原则与其他内容不加区分，混合在一个章节中加以规定。1964年前苏联制定和颁布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诉讼法典》，该法典第一章“基本原则”的规定中，用14个条文对基本原则以及其他问题进行了规定。例如民事诉讼立法的依据；范围；任务；向法院请求司法保护的权利；民事案件向法院的提起；处理民事争议的法律依据等诸多问题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
分析以上四种立法体例，我们不难发现，就基本类型而言，无外乎两种。一种是默示的方式，即法律规定上不对基本原则作明确的规定，而是将基本原则的精神、原理和思想贯穿于具体的法律条文中，通过具体的法条规定加以体现。另一种是明示的方式。即通过设置专章和专门条文，采用具体的法律条文对基本原则明确加以规定。从我国的具体的实践来看，我们任务应该仿效法国民诉法的做法，以具体条文的形式加以规定。主要原因是现行立法采取这样的立法体例，通过这么多年的施行，这种模式以为广大群众和学者所接受。利用现有的法律资源是立新法的明智选择，是立法资源的节约和经济使用。应该强调的是，我们的民事诉讼法中既应该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文规定，更应注重在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对基本原则加以切实的体现和贯彻。
三、 对于我国未来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完善意见：
（一）、理论纷争的评述：
我国理论界之所以对基本原则的认识和分类存在如此巨大的分歧，从原因的角度上看，虽然不排除来自学者自身认识、视角和理论观念上的差异，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很多程度上与我国立法上对现行民诉法基本原则的确定和规定的不科学具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民诉立法对基本原则的概念在内在含义、特征和功能等问题确定上的不当，是引起理论分歧的重要原因。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章的标题即为：“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其中第五条到第十七条共规定了十八个基本原则。由于民事诉讼法仅从外延上对基本原则作了界定，而未能对其下一个完整性定义，因而关于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内涵也就仅有学理上的界说了。近年来学者们对于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潜心研究，包括对基本原则的含义、内容、功能、价值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且某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走上了学者们倡导的“超越注释法学，走向理论法学”的道路。②但是在以下几个基本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主要是：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定义与特征（属性、性质或识别标准）；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基本原则的功能；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
其实以上几个问题的根本是基本原则的识别标准问题，学者们认为的基本原则属性、特征或识别标准不同，那么对于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与基本制度的区分和功能的认识也就当然不同。
陈桂明教授认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基本属性有三：其一，应该具有根本准则之属性，其效力应该具有一以贯之的统率特质；其二，必须是民事诉讼法特有的，即在宪法和法院组织法中没有加以规定的；其三，必须具有宏观抽象的特质。
肖建国教授认为基本原则应该包含三方面的性质：其一，基本原则的规范性，通过规范性强调基本原则的强制性的来由以及通过思念途径实现它的强制性；其二，基本原则的强制性；其三，基本原则的包容性，即强调它的抽象性。
占善刚老师则认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不仅是指能够直接彰显当事人诉讼行为与法院审判行为之间互动关系的法律规范，而且尚应囊括昭示当事人诉讼请求与法院裁判之范围以及当事人所主张的且经由言词辩论之事实与法院裁判基础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并据此认为在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框架下，只有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方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
也有学者认为作为基本原则应该包含应该“三性”：即始终性、根本性和特有性。
综上，我们认为对于始终性和根本性，学者们基本形成了一致意见。而规范性或说强制性已为基本原则根本性和效力贯彻始终性所包含，不足以独立成为基本属性之一。因而分歧的关键便在于抽象性和特有性是否应为民诉法基本原则属性之一。
法理学界认为抽象与具体是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的重要区别。显然作为一项原则，理所应当应该是抽象的，否则它就是法律规范。原则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基本原则了，所以用对于原则的一般要求作为判断基本原则的依据，我们觉得是十分荒谬的！
作为特有性而言，在其他部门法中，是有把它作为基本原则的0识别标准的。例如，在行政法中，周佑勇教授就把特殊（有）性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识别标准。⑤但我们必须考虑到民事诉讼法的一些特殊性质。梅利曼就指出：正如民法是大陆法系实体法的核心一样，民事诉讼法是大陆法系程序法的核心。……大陆法系的所以诉讼制度都共同渊源于罗马法、教会法和中世纪意大利法，各种诉讼法的形成和发展所依据的又都是民事诉讼法学家所创造的基本原则。民事诉讼法是核心和基础，其他专门的诉讼法，甚至包括刑事诉讼法，都是以民事诉讼法的模式为基础演变而成的。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民事诉讼法可以说是诉讼法的“母法”。在实际层面上，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7条就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而在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中都有附带民事诉讼，也都准用有关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所以不难看出，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都应以民事诉讼作为“蓝本”，因而三大诉讼有些原则重复便是情理之中了，而其中又以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跟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更为相象。例如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辩论原则和检察监督原则，在两者中均有体现。严格意义上讲只有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中的特有原则。若在民事诉讼法中不规定这些共有原则，将会导致三大诉讼失去归依，也会使得整个诉讼法的结构十分混乱，也使得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十分单薄，到时候是不是应该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显然这是十分荒唐的。综上，我们认为民诉法中对于三大诉讼的一些共有原则不但要规定还应作很详细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作为三大诉讼共同的归依。
（二）、基本原则识别标准的重新确立：
我们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如下三个基本属性：
1、内容的根本性
基本原则的内容具有根本性。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对民事诉讼法最基本的问题做出的高度抽象的规定，对如何进行民事诉讼提出了基本的要求，民事诉讼法各项具体制度和有关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对基本原则的落实和具体化。作为一种抽象的原则性规范，基本原则是其他诉讼法律规范产生和解释的依据，其他诉讼规范不得与基本原则发生矛盾冲突，否则便无效。正如占善刚老师认为的那样，民事诉讼最基本的问题便是行使诉权的双方当事人和行使审判权法院围绕案件事实的查明及法律的适用而交互作用的过程，所以基本原则必须反映出其中最为根本的关系：当事人诉讼行为与法院审判行为之间互动关系。
2、效力的始终性
正如陈桂明教授认为的那样，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效力具有贯彻始终性，就是说基本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生效的领域是完全的，对民事诉讼法的全部规范自始至终具有法律效力。通过基本原则的规制，其他的具体制度、条款的规定才能不偏离民事诉讼目的，不偏离诉讼公正的基本价值取向。并作了两点说明，一是效力的贯彻性并不表明民事诉讼法的任何具体规范都是某一基本原则的具体化；二是效力的一以贯之也不排除个别的例外情况。①我们认为，效力的贯彻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其效力范围的广泛性，即基本原则贯穿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他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二是其作用的领域的广泛性，即不但对民事诉讼法的全部规范自始至终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对具体的民事诉讼活动起着根本性指导作用。我们不难看出强制性为效力始终性的当然内涵。
3、相对的特有性
如前所述，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这种特有性是一种相对的特有性，是相对于实体法而言的，而不是相对于另外两大诉讼而言的。
在明确了基本原则的确立依据后，对于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和它于基本制度的区分便不再是问题了。唯一有疑问的便是民诉法基本原则的功能。
关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功能，学者们各有见解，张卫平、徐国栋（他所指的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认为有3项， 陈瑞华认为有5项。江伟教授主编的《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收入的陈桂明教授的《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研究》一文认为有2项，即立法准则的功能和行为准则的功能，但从其文中论述来看，实则包括了第3项功能-“法官造法”功能。
对上述学说，肖建国教授总结认为，基本原则主要有三方面功能：1、立法准则的功能。基本原则是立法者思考和行动的元点、参照系。具体程序规则无非是围绕着基本原则而设定的，是基本原则的保障和实现。2、诉讼行为准则的功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还是法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不过，由基本原则的抽象性所决定，基本原则的行为准则功能并不强，远远不及程序规则，主要是在程序规则未对有关诉讼程序问题做出规定或是虽有规定，但程序规则规定模糊或相互矛盾的情况下表现出这一功能。3、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功能。立法者在设定基本原则时即承认了自己不可能把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则规定无遗，对于立法者未能预料到设定的程序问题，可以通过基本原则表达价值取向上的关切，同时允许法官对法典做出合乎时代精神的解释，授权法官完成司法立法的任务。
其实我们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民事诉讼法学者所谈的民诉法基本原则的功能都未能跳出徐国栋教授所讲的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他们似乎认为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具有私的同一性，所以基本原则的功能也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认为，从规制纠纷双方和法院诉讼行为的角度看，前两项功能无疑是必要和恰当的。但是有两个问题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第一，在民诉法领域中，基本原则的功能是不是跟其在民法中一样有那么重大的意义？
第二，民事诉讼法中通过基本原则授权法官进行创造性司法的空间应该是大还是小？
一般而言，在民法中，基本原则是作为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工具的形式出现的，而由于民诉法是强行法，民事诉讼行为的效力由法律明定，因而民事诉讼规定应当尽量表述为明晰、确定、具体的程序规则，而不宜过多采用原则性规范的形式，“宜粗不宜细”的立法观念至少在民诉法中是行不通的。我们主张，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功能的发挥必须与程序规则的完善结合起来。它给法官预设的自由裁量的空间无疑应该比民法中小的多，所以它在引导法官进行创造性司法意义上的功能也是很弱的。
（三）、民诉法基本原则体系的重建：
我们认为对于未来的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重构应该借鉴法理学中的一些概念和原理。③在民事诉讼法中，首先把民事诉讼程序的终极价值目标，可冠之以核心原则-公正和效率突出出来，作为应然的价值取向；其次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即需要在民事诉讼法中具体加以规定的实然原则，具体包括辩论原则、处分原则和直接言词原则；再次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如民事审判制度（涵括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公开审判、合议制和两审终审制等）、调解制度等；最后的是与民事诉讼法的制度或具体程序规则关联的非民事诉讼法制度，如支持起诉原则、人民调解原则、检察监督原则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等。
所以我们认为民诉法的基本原则通过两个层次来表达，即核心原则（诉讼公正原则和诉讼效率原则）和构筑诉讼结构的基本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和直接言词原则）。
具体而言，体现诉讼公正的一般原则包括以下几项：
1、平等原则：具体包含以下含义：⑴、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诉讼地位平等即诉讼权利和义务平等，就是在立法上应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进行平等分配。这不但体现在具体的诉讼制度及法律条文中，而且法院在分配诉讼权利义务时不得歧视任何一方，必须公平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如起诉制度，当事人双方平等地享有起诉权，都可以起诉对方。原告和被告的确定，系属一种假定，仅起引发民事诉讼程序的作用，那种歧视被告、认为被告必定败诉的观念是错误的，原告与被告的诉讼法律地位是根本平等的，法院应对当事人一视同仁，平等对待。⑵、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表现为诉讼过程中的另一种形态为诉讼权利义务的对等。如原告享有放弃、变更诉讼请求和撤诉的诉讼权利；与之对应被告就享有承认、反驳诉讼请求和反诉的诉讼权利。又比如，原告具有起诉权，被告则具有答辩权和反诉权。⑶、具有不同国籍的当事人、无国籍的当事人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上诉讼地位平等，即国民待遇对等原则。
2、法官中立原则；只有法官确保中立的状态才能保证诉讼公正和当事人的均衡对抗，这要求法官不偏不倚，于当事人及其律师私下接触，不得在判决前表述自己对案件的看法和倾向。法官不得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主动调查取证，不得未经当事人申请而开展有关当事人处分之诉讼活动。
3、法律帮助原则；设立这个原则的目的是保护弱者，真正实现公平。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强者可以凭借其经济上的巨大优势，聘请最好的律师，利用其一切可以利用的程序浪费弱者的资源，另其望诉而却步，最终使弱者败诉或不诉。在消费者权益受侵害和环境污染方面等现代诉讼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因而给予弱者有利的程序保障，可以缩小双方在诉讼上的差距，真正实现对抗和公平。法律帮助原则除包含《民事诉讼法》第15条支持起诉的内容外，还体现以下制度建设：完善诉讼费用减、缓、免交制度；建立完善的律师援助制度；赋予法官释明权②。
体现诉讼效率的一般原则包括以下几项：
1、诉讼经济原则，其基本含义是节省诉讼成本，提高对诉讼资源的利用率，它要求简化诉讼程序，缩短诉讼周期，节省诉讼费用，加强当事人对解决纠纷的选择权，减少诉讼资源浪费，弱化法官调查取证，减少司法成本。
2、诉讼及时原则，它要求程序设置提高及时的判决，诉讼期间安排合理，程序避免重复和可以灵活运用，并建立对当事人和法官违反原则时的约束机制。
对构筑诉讼结构的基本原则中的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属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但需要改造）学者们认识基本一致。其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也基本成熟，在此便不再赘言。
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国际社会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的市场经济要经受住这种大风大浪的考验，必须依靠良好的法治环境，因而加强法治建设对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民法作为调整市民社会的法，在法治建设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对民法的有关理论问题，特别是民法基本原则问题予以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学者的表述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它是民法的立法原则，又是执行法律、进行民事活动和处理民事问题的根本准绳；另有一些人认为，它是制定、解释、执行和研究民法的出发点和依据；还有人认为，它是民法的指导方针，对民法的各项规定及其实施，都有指导的效力和作用；它是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对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与全部民法规范起统率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但在民法的基本原则对于民法规范起统率或指导作用上，学者的认识是一致的，没有疑异的。笔者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民法的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它是立法指导思想的直接体现，是国家民事政策的直接反映，最终是由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
二、民法基本原则的法律效力
民法的基本原则既然是法律规定的，当然也就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具有法律效力。基本原则的这一效力表现在:其一，民法的基本原则是解释、理解民事法律的准绳。任何法律的适用都离不开对法律的解释、理解，理解是否准确，解释是否合法，都要靠以其是否合乎基本原则来衡量;其二，基本原则是从事民事活动的准则。公民、法人从事民事活动不能违反基本原则，违反基本原则的行为也就是违反民事法规的行为，即民事违法行为;其三，基本原则是裁判民事案件的依据。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不论调解，还是判决，都不能违反基本原则。因此，基本原则的约束力决定了法院可以依基本原则裁判案件。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基本原则，多处提到”民事活动”，因此它只是公民、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而不能作为法院处理案件的依据。
三、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
我国民法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表现为：
（一）从法哲学的价值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是克服民事法律局限性的有效方法。民事法律规范可以采取严格立法方式和模糊立法方式。前者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和效率性等优点，但同时又表现出个别不公正性、不周延性和滞后性的特点。而后者虽然具有灵活性和周延性等优点，但赋予法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极易造成司法腐败，使”法治”变为”人治”，从而被实践所摈弃。由此，法律的价值选择是极为艰难的。顾全了效率与安全，个别公正和周延性便难免会牺牲；而顾全了别公正和周延性，却又牺牲了效率和安全。这就是民事法律的局限性问题。而民法基本原则由于具有模糊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它的引入将法与人两个因素结合了起来，将严格归责与自由裁量结合了起来，将个别公正性与普遍性结合了起来，从而弥补了严格立法的个别不公正性、不周延性、滞后性的缺陷。因此，它是解决民事法律价值选择的二律背反的有效方法。
（二）从功能价值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差不多是民事法律全部价值的负载者。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是密切相关的。第一，它以其自身的模糊形式保障法律的灵活性的作用，由于基本原则的模糊性，法官可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通过解释基本原则，把经济、政治、哲学方面的新要求补充到法律中去，以使法律追随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实现法律的灵活价值；第二，它以模糊性实现着法律的简短价值。具有模糊性的民法基本原则使法律的外延成为开放性的，这样法官可将社会生活中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则源源不断地输入于法典之中。因此，模糊性规定出现于立法，必然使法律条文的数目减少。如我国的民法通则只有156条，这与基本原则的作用密不可分。第三，它还保障着法律的安全价值。由于基本原则具有实现法律的与时俱进的进化功能，法律不必经常修改而保持相对稳定，实现了渐进式的、生长式的发展，从而保证了法律的安全性。
（三）从实践价值的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具有如下功能：首先，立法准则的功能。在制定民事基本法时，民法基本原则产生于具体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之先，再以其为准则制定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因此，民法基本原则是各项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的基础和来源。其次，兼具行为准则和审判准则的功能。民法规范是从民法基本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和具体性，因此，民事活动的当事人首先应以民法规范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当民法规范对有关问题缺乏规定时，当事人即应自觉以民法基本原则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法官此时可以直接将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审判规则。再次，授权司法机关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功能。民法基本原则是解释民事法律法规的依据。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须对所应适用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阐明法条的含义，确定其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无论法院采用何种解释方法，其解释结果均不能违反民法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也是补充法律漏洞、发展学说判例的基础。当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在不能从现行法获得依据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适用民法基本原则裁判案件。
（四）从法律的贯通价值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已经远远超越了民法的范畴，甚至成为其他法律的指导原则或指导原则的变异形式。例如，民法上的平等原则，体现为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平等原则、国际法上的平等互利原则以及刑法上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体现为商法、经济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国际法上的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原则；民法上公序良俗原则，体现为诉讼法上的尊重民族语言文字原则以及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等。民法为万法之法，”民法内容已经成为其他类法的前提或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民法基本原则也应渗入其他法律，甚至成为其指导原则。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我国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起草的工作，而民法基本原则在其中具有体现民法文化和民法理念的功能，可以取得高屋建瓴、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以微观把握宏观的效果。因此，重视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对于民法典的起草，乃至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完善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2.宪法民法关系之实像与幻影——民法根本说的法理评析
3.民法公平原则新诠
4.民法典与特别民法关系的建构
5.我国民法立法的体系化与科学化问题
6.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视角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
7.论中国民法中的“解法典化”现象
8.水权与民法理论及物权法典的制定
9.民法与国家关系的再造
10.20世纪前期民法新潮流与《中华民国民法》
11.民法与人性的哲学考辨
12.论人体器官移植的现代民法理论基础
13.物上请求权与物权的民法保护机制
14.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
15.我国当前民法发展战略探索——法学实证主义的当代使命
16.瑞士民法上的人格权保护
17.民法的人文关怀
18.论民法典(民法总则)对商行为之调整——透视法观念、法技术与商行为之特殊性
19.民法规范在行政法中的适用
20.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法
21.民法基本原则研究——在民法理念与民法规范之间
22.民法总则立法的若干理论问题
23.中国民法百年变迁
24.编纂民法典必须肃清前苏联民法的影响
25.论民法原则与民法规则之间的关系
26.民法总则不应是《民法通则》的“修订版”
27.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28.刑法与民法——截然不同的法律类型
29.民法基本原则:理论反思与法典表达
30.民法上国家政策之反思——兼论《民法通则》第6条之存废
31.我国民法地域效力立法之检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条第1款为中心
32.民法中的物
33.通向人性的复兴与和谐之路——民法与经济法本质的另一种解读
34.见义勇为立法与学说之反思——以《民法通则》第109条为中心
35.中国民法继受潘德克顿法学:引进、衰落和复兴
36.百年中的中国民法华丽转身与曲折发展——中国民法一百年历史的回顾与展望
37.民法总则的立法思路
38.论民法基本原则之立法表达
39.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意思自治原理及其展开
40.“民法-宪法”关系的演变与民法的转型——以欧洲近现代民法的发展轨迹为中心
41.民法与市民社会关系述要
42.民法总则编的框架结构及应当规定的主要问题
43.商品经济的民法观源流考
44.物权请求权制度之存废与民法体系的选择
45.关于制定民法总则的几点思考
46.中国民法中的“层累现象”初论——兼议民法典编纂问题
47.我国民法强制性规范的立法探析
48.我国民法典编纂中民法调整对象的确定与表达
49.论支配权概念——以德国民法学为背景
50.民法公平原则的伦理分析
51.方法与目标:基本权利民法适用的两种考虑
52.民法上的人及其理性基础
53.论民法上的注意义务
54.民法基本原则与调整对象立法研究
55.错位与暗合——试论我国当下有关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四种思维倾向
56.论民法中的国家政策
57.民法基本原则之“成文法局限性克服论”反思——就《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与徐国栋先生商榷
58.宪法与民法关系在中国的演变——一种学说史的梳理
59.近30年来日本的民法研究
60.民法调整对象之争:从《民法通则》到《物权法》——改革开放30年中国民事立法主要障碍之形成、再形成及其克服
61.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法总则——与德国民法比较
62.民法是私法吗?
63.情谊行为、法外空间与民法对现实生活的介入
64.民法上的人
65.侵权责任法在我国民法中的地位及其与民法其他部分的关系——兼与传统民法相关问题比较
66.从形式回归走向实质回归——对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再思考
67.论民法的性质与理念
68.民法是什么?——学说的考察与反思
69.民法典创制中的中国民法学
70.动产抵押制度的再思考——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对动产抵押与让与担保制度之规定
71.知识产权作为第一财产权利是民法学上的一个发现
72.两种市场观念与两种民法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事立法政策内涵之分析
73.制定《民法总则》不宜全面废弃《民法通则》
74.重塑以民法为核心的整体性知识产权法
75.对民法的哲学思考——以民法本位为研究视角
76.私法原则与中国民法近代化
77.论民法基本原则生态化的价值理念与技术路径
78.论民法的社会功能
79.民法规范进入税法的立法路径——公法与私法“接轨”的规范配置技术
80.私法自治与民法规范 凯尔森规范理论的修正性运用
81.民法与宪法关系之逻辑语境——兼论民事权利在权利体系和法律体系中的根本地位
82.民法适用中的法律推理
83.近代民法的现代性危机及其后现代转向——兼论当代民法使命
84.比较民法与判例研究的立场和使命
85.民法调整对象的属性及其意蕴研究
86.论我国民法总则对商事规范的抽象限度——以民法总则的立法技术衡量为视角
87.回归传统——百年中国民法学之考察之一
88.环境问题的民法应对:民法的“绿化”
89.日本民法百年中的债法总论和契约法
90.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
91.论民法生态化的概念及基本特征
92.与改革开放同行的民法学——中国民法学30年的回顾与展望
93.中国民法和民法学的现状与展望
94.再论民法中人格法的公法性——兼论物文主义的技术根源
95.民法中“民”的诠释
96.论民法解释学的范式——以共识的形成为研究视角
97.现代民法中的弱者保护
98.刑法与民法之间的交错
99.俄罗斯社会转型与民法法典化
100.民法体例中商法规则的编内与编外安排
101.一个分析框架:环境法与民法的对话
102.雇佣关系调整的法律分界——民法与劳动法调整雇佣类合同关系的制度与理念
103.德国法上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理论的新发展——兼论对中国民法总则立法的启示
104.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
105.论民法研究的命题、方法和结论
106.对民法本位的新审思——从民法基本原则及价值谈起
107.论市民社会与民法的本位
108.论民法诸项基本原则及其关系
109.民法基本原则、价值和本位新思考
110.结构·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存在的几个问题
111.《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责任——从物权法到民法典的规定
11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解读、评论和修改建议
我国的《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这条规定明确指出了民法公理性的基本原则，能够根本性地概括出民法中对于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规则。在随后制定和实施的《合同法》、《担保法》等民事单行法中，也对这一规定进行了具体的表述，而公平原则也在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而具有一定的分析和研究意义。
一、公平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两个层次
公平原则属于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平原则的本质主要包括两项内容：第一，公平是民事活动中的一种主要运作模式，也就是公平运作，这一模式在民法基本原则中得到了一贯性的应用；第二，公平属于民事观念的一种，也就是公平观念，这一观念在民法运行过程中得到了一贯性的应用。
（一）公平运作
在公平理念的基础上，公平运作指的是对于特定民事利益关系的合理性，司法主体和民事主体所进行的评价与自我判断。其主要特征表现在：第一，公平运作是自我评判各类利益关系合理性的一种程序，由此可见，公平运作中的公平一方面需要满足立法者所承认的公平理念，另一方面，公平运作中的公平理念也会因人而异。第二，公平运作主要针对的是实际的民事利益关系。利用公平理念进行运作的民事利益关系主要针对的是抽象的关系，在现实生活过程中，通过民事事实，能够将民事主体之间较为抽象的法律关系转化为更加具体的法律关系，从而具体化转化之后的利益形态，公平运作也就是对这部分民事利益关系进行的一种评判。第三，公平运作是以公平理念为指导形成的。由此可见，司法主体和民事主体在实施各自行为过程中，在心中应该建立起一座立法者和执法者需要具有的公平的天平，首先要保证自身的行为符合公平理念，这样才能够符合受法律保护的公平运作模式。
（二）公平观念
公平观念指的是民法基本原则价值实现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固有的评价和判断各类利益关系合理性的方法和标准。公平观念的主要特点包括：第一，公平观念是固有的评判各类民事利益关系合理性的方法。在社会群体的本质中，所有人都有固有的评价各类民事利益关系合理性的评判方法和标准，然而，公平观念的形成是以法律定型为基础的，也是立法者对其进行主动选择的结果。因此，公平观念是以法律条文为基础，通过推导形成的固定的东西，虽然公平观念形成的基础是社会生活，但其形成后会被赋予相应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是非观念标准意义。第二，公平观念涉及的主要内容为各类民事利益关系。人们的经济利益相当是最为基础的公平观念内容，民法是平等主体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主要调节系统，也必然会与多方面的利益产生直接的联系。所以，怎样在保证继承、亲属、债权和物权等相关关系下，平衡民事利益，就逐渐成为了民法基本原则中公平观念关注的主要内容。第三，公平观念实现的基础在于民法价值的实现，民法价值指的是对于民事利益或民事主体来说，民法的有用性，公平理念自身没有明确的内在意义，但是，在利用民法筛选民事主体时，就一定会产生一些基本的民事判断，包括定位民事主体为道德人、经纪人或是其他人才符合公平观念，以及民法应满足哪些民事主体需要才符合公平观念等等，由此所产生的一系列观念的总和就被称为公平观念。
（三）公平运作和公平观念
由上述分析可知，公平运作和公平观念是公平原则中最为基本的两个层次，都根本性地在民法基本原则中得到了始终贯穿，也是判断民事利益关系合理性的主要方法和标准。公平运作与公平观念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具有不同的内涵位阶、不同的评判性质、不同的评判主体以及不同的民事利益属性。
将民法基本原则中的公平原则具体划分为公平运作和公平观念两个层次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其意义和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有助于公平原则价值追求和价值定位的理解与掌握。公平原则的价值定位在于判断民事利益关系的合理性，也就是公平原则主要关注合理负担制作蛋糕的责任以及如何合理分配蛋糕。第二，公平原则位阶和层次的理解与掌握。法律条文中所表彰、肯定和提倡的立法者的公平观念是公平原则的基本层次，个体正是在上述公平观念的指导下，在行为过程中选择出的合理的公平运作模式，从而统一协调自己心中的公平。第三，有助于公平原则实际内涵的理解与掌握。公平原则本质是十分抽象且难以理解的，但是，法律的确切性却需要具体掌握公平原则的实际内涵，所以，具体分解公平原则，就成为了一种主要的解决途径。就公平运作而言，能够在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满足公平观念的公平运作模式；就公平观念来说，可以与立法本身相结合来具体寻找出公平原则的实际内容，从而为普通人运用和理解公平原则提供了方便。第四，有助于公平原则作用的发挥阶段和场合的理解。公平观念通常表现在立法方面，是立法者对于各类不同的社会公平观念进行提炼总结所得的结果。公平运作的基本内容则主要表现于司法和适法的实践过程中，能够为民事主体的行为提供指导，也是处理民事纠纷过程中司法主体的心理公平标准。
二、民法基本原则中公平原则的体现
公平原则是民法的基本精神，失去公平后，民法也将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因此，在民法立法过程中，时刻体现着公平的基本观念。在民事司法和民事活动过程中，公平观念也是无处不在的。
《民法通则》作为我国基本的民法准则，笔者将其公平观念归纳为下述几方面：第一，法人和公民依法获得的债权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第二，法人和公民根据法律规定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是因为过错违反义务或损害他人合理权益，都应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第三，法律保护公民的基本合法继承权利。第四，法律保护法人和公民的人身权利。第五，公民依法获得受到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第六，法律保护依法签订的合同。第七，法律保护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合法财产；法律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法律保护集体的合法财产；国有财产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第八，法律保护合法的行为。第九，法律保护公民和法人的民事法律行为，部分民事法律行为是可撤销、可变更的或是无效的。第十，法律保护法人和公民的合法民事权益，且不受任何个人和组织的侵犯。
如前所述，公平观念是对于民事利益关系进行的一种固有判断，公平观念的合理性也是立法者筛选的结果。例如，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以及“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公平观念是以“公民个人财产”和“国家财产”保护不对等为基础建立的，这也是立法者所认为的公平，虽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规定不具有必然的合理性，但是，从立法选择的重新实施来看，公平观念的这一体现方法是应该坚持的。
民法基本原则中，与公平观念相比，公平运作在具体体现过程中具有复杂性较高的特点。众所周知，“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是符合公平原则的，然而在法律实践过程中，公平观念则主要体现在以何种价格成交某一拍卖物，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依据拍卖物的实际价值来确定拍卖物的成交价格是公平的，在根据法定的拍卖程序建立合约，从而体现公平原则。但在实际中，价值和价格通常是相互背离的，甚至会出现价格否定价值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如果某一拍卖物具有自身的稀有性或是特殊的纪念意义，则购买者通常愿意以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购买，而若以公平观念和公平运作来看，这一现象则是不公平的。
商法的基本原则是对商法体系具有统领作用的根本准则，确定商法原则首先涉及标准问题，采用什么样的标准来明确商法原则，学界没有统一观点，处于百家齐鸣，百花齐放的状态，目前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是三标准说，即有明确的调整对象；明确区分是现代商法还是近代商法；严格区分是商法的一般原则还是基本原则。有学者提出了另外一种三标准说，即确立商法基本原则要从商事关系的本质去认识商法原则；着眼于商法产生的大背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商法基本原则。四标准说是指商法基本原则要反映商事关系的本质；体现商法的基本内容；统辖商法的基本制度并适应商法的国际化趋势。八标准说主张商法的基本原则应当考虑商事立法的指导思想；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要能够满足繁荣我国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要符合准则的根本性；效力要具有贯彻始终性；内容具有特有性，对于立法司法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综合标准说，即不要将民法基本原则当成商法原则进行重复表述，不要将商法的具体规则或制度拔高为商法的基本原则，不要机械地理解商法基本原则贯穿于商法规范的始终，不同的商法规范其价值取向仍有不同的重心。这些标准是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的，都有一定的道理，笔者从这些观点中提取了三个能够有效，科学的确定商法基本原则的标准来进行一下剖析。
一、 商法基本原则应当体现商法的本质—营利性
以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尤其是民法
（一） 商法基本原则应当紧紧围绕商法的调整对象和商法的目的
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商事法律关系，也就是商人在商事活动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商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主体，是因为他们的行为目的具有营利性。商人从事商行为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商事活动在进行过程中也确实产生了各种利益和价值，商法规范是紧紧围绕商人和商事活动的，其目的应当与这两者一致，即利益最大化，所以如果某一原则能够指导商主体营利，那么其可作为商法基本原则。
（二） 商法基本原则应当区分于民法的基本原则
无论是采取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体例，商法都是实质意义上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选择，其存在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民法和商法紧密联系却又相互区别，民法是纯私法，调整的是平权关系，商法则以私法为主体，兼具有公法性内容，调整的是平权与不平权兼有的关系，民商法并行但不完全兼容，商法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民法未涉及，也就意味着民法和商法具有不同的调整范围，它们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各具特色而非重叠，民法的基本原则在商法中是有所体现的，如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商品交易中同样需要公平交易与诚信买卖，但民法是以家庭个人利益为本位的，而商法是以市场交易主体利益为本位，它们的侧重点不同，商法的营利性决定了商法必须保障商事主体所获得的利益，与民法相比较商法更认同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商法中的公平主要体现在在民法规定之外赋予商主体更多的注意义务和更加严格的责任，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从上面这个例子就可看出民法原则不能指导商法的立法与司法，所以商法原则不能为民法原则所替代，其具有独立存在价值。
民法的基本原则的精神虽然在商法中有所体现，但商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其原则应当明确体现商法的特性，民法原则体现的是私法领域的一般原则，商法基本原则不应当为民法所包括，在归纳商法的基本原则时就没有必要对民法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重复。
二、商法基本原则应当体现商法的价值取向
商法的价值追求，通常又称为商法的理性价值，指基于商法制度的确立和推行而能够产生的社会效果。而商法的基本原则是商法规则和商法价值的中间环节，是将商法价值转化为连接规则的桥梁。笔者认为商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应为效益价值、安全价值和公平价值，商法的基本原则应当符合上述几种价值追求。
（一）效益价值
效益的基本含义是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获得更大的产出，或者以同样的资源消费取得最大的效果，商法之所以将效益作为首要的价值选择，是由营利性所决定的，与其他任何法律领域比较，商法更能表现出法律与利益的较量和利益对法律的影响。要想实现效益价值，就必须使商事活动处于快速的流通过程，使商事交易简便，迅捷，就意味着商事交易周期缩短，降低成本，交易次数增多和资金利用率提高。这是在确定商法原则时必须考虑的。
（二）安全价值
商法之所以对于安全给予特别关注，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其一，安全价值是商法追求效益价值不可避免的产物，商主体为了达到营利目的，除了通过简便，迅捷等方式交易外，可能会动用非法手段来达到目的，如果放任其活动而忽视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商业就会陷入无序的状态，其二是现代各国逐渐改变了司法领域的自由放任主义转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其予以适当干涉，其目的是关注社会利益，维护交易安全。
（三）公平价值
公平的含义是公正合理的分配利益，对受到损害的一方予以救济，在商法上公平的价值追求主要是指合理地分配商事交易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当一方权利受到侵害时，公平合理的给予救济，我国在民法之外赋予商主体更多的注意义务，如商事登记制度，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现了对商事交易中弱小的当事人的特殊保护，商法交易中的公平原则不仅维护形式意义上的平等，还更注重实质意义上的平等，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一种协调和保护。
三、商法基本原则应当体现商法的基本内容
商法主要是围绕两部分展开的，其一是商主体，其二是商行为，它们是商法的核心结构和内容，只有商法基本原则围绕商主体和商行为来确定，才能对商主体进行合理的规制，给予其真正的行为自由，才能使商行为活动更顺利流畅地进行。
（一）商法基本原则的确定要围绕商主体进行
商主体是一种特殊的法律人格，之所以在确定商法基本原则的时候要考虑商主体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市场是由各种商主体构成的，商主体是经济体系的基石，就好比一幢楼房，如果地基不稳，房子就会倒塌，同样道理如果商主体不过关有大量缺陷，就会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崩塌。其二市场上的商主体类型繁多，它们都从事商行为，但其规模，资金，人员构成差异显著，相对人只有在知晓交易对象性质并能判断交易风险程度时，才可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在商主体的具体细节方面，哪些商事组织可算作商主体，商主体可设定哪些财产关系和组织关系，商主体的成立如何为外部所知晓，必须由商法基本原则进行指引，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二）商法基本原则的确定不能忽视商行为
商行为是指商主体所从事的营业行为和投资行为，商行为也往往被称为市场行为、交易行为或市场交易行为，系以商事交易为内容的法律行为，较为清晰地表现出商事交易的一些重要特点。
商行为具有较高的技术性，尤其是商事交易中的票据行为，保险行为要求行为人熟悉法律规定，而且要精通操作技术，严格按照规范活动。
商行为应当具有公开性。商主体在经营过程中往往会形成其特有的商业秘密，必然需要通过一定措施确保商业秘密不致泄露，然而，商事交易行为会直接影响到交易相对人甚至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为维护交易安全，必须以一定方式使交易相对人或社会公众获得交易双方的情况，如商事登记制度、商事年检制度，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等以确保行为的公开性。
商行为注重效率和外观主义。商行为要求简便，迅捷，因而往往确立交易形态定型化的行为范式，并采取短期消灭时效（诉讼时效）原则。与民法中强调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同，商行为特别注重外观主义，以维护交易安全。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民事诉讼法的精神实质和立法指导思想,正确把握基本原则不仅有助于弥补立法的局限性,而且对民事诉讼的具体规定和审判实践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但我国现行规定内容庞杂、排序不科学、划分标准不统一，无论从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民事司法救济程序的内在要求,还是从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与国际通行诉讼理念相吻合都存在问题。在民事诉讼法的完善已提上日程时，基本原则的重构首当其冲。
所谓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能够指导民事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则。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不同于民事诉讼法的一般原则，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基础性；二是导向性；三是抽象性。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基本原则是民事诉讼法学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集中体现，是民事诉讼法学基本理论的条文化、法律化。
2.基本原则是民事诉讼法中具体条文的统帅，是制定各项程序制度的依据。
3.基本原则具有概括性强、适应性强的特点，可以弥补立法的不足。
一、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内涵的重新界定
按照《布莱克法律词典》，原则的含义有三:其一,法的基本真理和原理；其二，一般规则或原理的基础和来源；其三，诉讼程序和法律判决的确定规则。那么作为法律专业术语的原则应包括两方面:第一,它是一般规则或原理的基础和来源,是法的最为根本基础的真理和原理；第二,作为事物本体和结构的本质,是诉讼程序和判决及其机制运行过程中具有普遍约束的行为标准的规则。其中第一方面是指原则中的原理性和真理性,第二方面是说原则中的行为标准，任何原则都是这两方面的统一。
为准确界定基本原则的内涵,必须首先明确它的特征:
第一，效力的始终性。
对于基本原则的效力，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他应贯穿民事诉讼的始终,另一种认为它只对某个诉讼阶段或主要诉讼阶段其指导作用。分析可知,第一种观点是站在实然角度客观反映立法的实际情况,第二种观点是从应然角度即基本原则的词义出发。本人认为第一种观点的依据只能是现行民诉法有关基本原则的规定,有十分明显的注释特点,力图从理论赋予立法有关基本原则以科学性、合理性,这不是正面现实、正视问题.因此有的原则对某个阶段或某几个阶段有重要作用,而对民事诉讼全过程没有指导意义,这样的原则不应称其为基本原则,只有那些为保证整个诉讼法动态运作而起指导作用的才能称为基本原则,以区别于诸多诉讼制度或具体原则。
第二，地位的根本性。
表现在他是制定民事诉讼中各项具体程序、制度、规则的基础,在整个民事诉讼法的体系中的地位不可或缺，其不可动摇的根本地位决定着他以其渊源功用在整个诉讼程序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民事诉讼各项具体程序、制度、规则是基本原则的具体化,体现了基本原则的要求,从不同侧面保障基本原则的实现。根本性还体现在基本原则在诸多原则、规则中居于上位层次,其它下位原则、规则都不能与其实质内容相背离和抵触。
第三，表述的抽象性。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一种抽象的规范,他并不具体的规定民事审判主体?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也不是具体规定进行民事诉讼的某项具体制度。如果一项规范是涉及诉讼主体如何实施某一具体诉讼行为的操作性规范,那么这一规范就不可能是具体原则。
通过以上分析,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含义已明晰,它是指贯穿于民事诉讼始终的能够体现根本性诉讼原理并对整个诉讼活动及各诉讼主体均具有广泛指导作用的规则。
二?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反思
（一）立法体例杂而无序。
首先,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基本原则的规定是与民事诉讼的任务、适用范围等合在一块,以第一章的篇幅共17个条文加以规定的。如果没有理解错，立法企图突出该章有关内容与一般原则的区别,否则基本原则的标题失去意义。那么第5条至17条似乎都可归于基本原则，结果造成内容杂乱以至到底有多少基本原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出现17种说、13种说、9种说、7种说。这种混乱状态不可排除与学者自身认识角度不同有关,但与立法规定的不科学有直接关系。
其次，排序不科学。一般条文的规定都应根据法律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内容重要程度排列,更何况是基本原则的法条规定，立法应讲求技术不能以立法者自己主观意愿任意规定。第12条“辩论原则”和第13条“处分原则”贯穿整个诉讼过程。而且是诉讼模式为当事人主义还是职权主义的主要衡量尺度,其重要程度明显大于第9条“法院调解原则”第10条“合议?回避?两审终审?公开审判”,第11条“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诉讼原则”(先不说他们是否能称为基本原则)。历史的看这个立法体系的法条排序与当时职权主义、国家主义有密切关系。
（二）标准不统一、基本原则范围宽泛。
将一些不符合基本原则的内容纳入第一章中,实际上降低了基本原则的地位、有堆砌之嫌,不能发挥基本原则的积极功能。表现在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的混淆。单抽象就内容而言两者很难区分,但制度是体系化，系统化的行为规则,以规范性具体性?可操作性为特点,他的功能重点在于规制诉讼主体的行为。而基本原则的特点正如前文所述具有抽象概括性,而不具操作性，因此二者有质的区别。再者,一般原则与基本原则的混淆.虽然都称为原则,但二者有不同的效力和意义,一般原则只能适用与某个阶段,对该阶段具有指导意义。所以民事诉讼法的一般原则很多但真正的基本原则却只能是几个。
（三）基本原则缺乏应有的内容和适用性。
基本原则是其它制度、规则的基础,决定着其他制度、规则,同时基本原则也需要其他制度?原则的支持和丰富,以保障基本原则的真正实现。但由于内容的局限性又缺乏具体制度规范的足够支持,造成基本原则空洞化,使基本原则名不副实,也与世界各国通行原则相差甚远。许多法律规范之间还存在冲突,不符合基本原则的实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上。
（四）一些重要原则的缺失。
《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诸多基本原则,但有关公平、效益、信用的重要原则我们还没有确立为基本原则,例如诚实信用原则。这些原则是世界民事诉讼领域已被实践证明的有益成果，我国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确立的,有着深深的国家干预的烙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个人权利保护的加强,基本原则体系在剔除不适格的成员时,也要加入符合基本原则内涵的新原则,以回应经济体制和诉讼理念的转变。
三?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重新设计
(一)对基本原则内容加以充实、完善
第一,辩论原则
我国辩论原则直接来源于原苏联的立法经验,强调法院的职权干预。虽然现行民事诉讼法相对于82年的规定已经弱化了干预,但与英美、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还有很大不同。辩论主义的核心是当事人对法官的约束力,而我国法官可依职权调查取证而不受当事人约束。辩论原则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化的抽象原则,没有系统化为诉讼法上的基本原则，它只是规定当事人有辩论权,未就当事人辩论对法院判决的约束力作规定,因此法官的判决可以超出当事人的辩论范围,辩论又有何意义。我们要进行诉讼模式的转变就必须对辩论原则进行改造,使之反祖于辩论主义。
第二,处分原则
处分权对法院审判权制约是现代法治国家民事诉讼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我国处分原则是指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但立法者和司法解释又为权利的行使设置重重障碍,体现处分原则与国家干预的联系。可以看出我国立法仅从当事人权利角度出发,此种规定的结果使法官是否遵循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变成不重要，而英美法系的处分主义不仅从当事人权利角度,而且从权利的行使效果予以解读。可以说在我国当事人虽有处分权但未必对法院有约束力,所以我们的处分原则也可以称为非约束性的处分原则。
第三,检察监督原则
检察监督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权力制约论,审判权同其他任何权力一样具有易腐性,必须以其他权力监督其运行，监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自然要承担起对审判权的监督任务，但实践中检察监督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前司法改革正在确立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要求使民事诉讼成为审判权和诉权相互制约相互支持的自足系统而排拒外来干预,因而民事检察监督失去了存在依据。但是针对目前的司法现状,法官素质不高?民众法律意识、法律信仰尚未建立起来,职权主义仍较浓的情况下,民事检察监督依然有存在的必要,可以说是一种司法的无奈。因此我们不但要保留还应具体落实监察监督的权利,以真正能够对强大的法院加以制约以实现诉讼平衡。
第四,支持原则
建立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民事法律关系是公法关系而非私法关系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支持原则,是国家干预当事人民事诉讼的重要补充。由于此原则只适用于这一环节,实质上是一个具体、微观的诉讼行为,何谈具有抽象性宏观指导意义?基本原则在诉讼过程中应有许多具体体现,而该原则在受理审判执行程序中无任何体现,无其他可与之衔接配套后续的法律规定,现行法律也没规定支持者的权利义务,除了形式主义宣言作用外无实际意义.从诉讼法理来看,权是当事人的一项诉权,基于不告不理原则,当事人放弃诉权即不告是处分自己的权利,那么支持的理论基础在哪里呢?
第五,合议、回避、两审终审、公开审判
民事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合议、回避、两审终审、公开审判制度”。这四项规定都是关于审级和审判组织、形式的规定,适用于审判阶段。它们反映的都是民事诉讼的秩序公正、效益等价值的要求,不是民事诉讼法的根本问题,不可能成为基本原则。立法者是将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混同了,而这四项制度正是民事诉讼法的四个基本制度。
第六,平等、对等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给予在人民法院应诉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与我国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同等的诉讼权利义务，但外国法院对我国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民事权利加以限制时,人民法院将采取相应措施。关于外国人在民事诉讼法律地位享有国民待遇这个问题的两个相因相成之规范,未涉及民诉程序的动态运作过程,其只适用于涉外诉讼当中,而且是诉讼平等原则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体现和要求。
第七,人民调解原则
在诸多论文和教材中或回避解释或根本不提及该原则以逃避理论上的尴尬。首先,调解是在诉讼开始前展开的,处于非诉讼阶段,案件尚不存在只是纠纷，如何为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更不用说对诉讼全过程的指导意义,构成其他阶段原则的来源和基础.其次,人民调解是诉前一个可选择性程序，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进行。共同指导意味着行政权和司法权同时介入.法院没有通过诉讼程序就提前介入当事人民事纠纷的调解中,有悖不告不理原则,导致司法权的非程序扩张,无论调解是否成功已渗透法院的意志。如果调解失败进入诉讼程序,法官很容易形成倾向性,有碍居中公正裁判。最后,人民调解程序具有独立性,国家制定相应法律规定,设立一套调解机构、程序,实际上人民调解是脱离与基层法院联系而运作。
(三)补充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实体法上的原则,但已被许多国家适用到民事诉讼领域。它是程序公正实现的条件之一，法官只有兼听和尊重当事人各方意见,保障各方能够充分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程序公正才有实现的基础。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不得以损害他方当事人和社会公共利益来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在一个平等的诉讼环境中赢得胜诉才是公正的。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可能使用违反良心的技巧投机取胜,甚至为达到诉讼目的进行欺诈制造谎言,倘若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作虚假陈诉,故意实施证据突袭等不正当诉讼行为,就会破坏诉讼秩序,当事人之间均衡对抗的格局也会被打破，这就需要采用诚实信用原则对过度行为进行适当控制。
诚实信用原则符合基本原则的内涵。既然当事人、法院和诉讼参与人等在民事诉讼中都有滥用诉讼权利的可能，所以该原则适用所有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而且贯穿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具有效力的始终性和地位的根本性。
对于权利不得滥用，我国法律是有规定的。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自由权利”,这就从国家根本大法的高度确立了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也要求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但在实际诉讼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滥用权利的现象不无存在,不仅仅是当事人滥用权?反诉权?上诉权等,而且当事人证人作虚假陈述,违反真实义务,甚至有的法官不当的利用职权,故意规避法律,从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无论是从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还是与国际接轨我国都有必要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的诚实信用原则可以确立如下内容：
1.禁止恶意轻率地请求回避。为了保证审判的公正,作为诉讼当事人的一项权利，请求回避必须基于合法的怀疑，否则即有恶意地行使回避请求权的嫌疑，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340条规定,在存在合法怀疑的情形,有数名法官自行回避将造成受案法院不能裁决诉讼,此时可按规定将案件移交其他法院审理.如果不存在合法怀疑的情形,便构成恶意轻率地请求回避,是要负责任的。
2．禁止翻悔及矛盾举动。当事人在诉讼中或诉讼外的行为应该具有前后一致性，即当事人在诉讼中或诉讼外的行为虽然在时间上具有先后的特点,但行为的内容不应作出实质的改变。如果该矛盾行为会侵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法院可以否定后来的矛盾行为。
3．权利的失效。如果一方当事人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行使诉讼权利,其权利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灭。对方当事人有充分理由认为他已经没有行使其权能的意思,如果当事人后来因行使其权利而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就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4．禁止妨碍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首先,禁止妨碍证明。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17条当事人以妨害对方当事人使用为目的,毁灭有提出义务的文书或以其他方法使之不能使用时,法院可以认为对方当事人关于该文书的主张为真实。其次,禁止胁迫行为。各国法律均规定由于受他人胁迫所为的行为是无效的，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再次,禁止欺诈行为。在英美民事诉讼法,一方当事人利用欺诈的方式,对相对方做虚假陈述,如对方能证明前者有欺诈行为,法院将给予处罚。
5．禁止故意迟延。当事人在诉讼中往往以各种手段故意使诉讼迟延,这样足以消弱判决的实用价值。并且办案时间的拖延给当事人拉关系提供了条件,某些心术不正的法官甚至故意拖延审理时间,诱使当事人上门行贿这已经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严重问题之一，因此需要规定惩罚措施。
6．禁止恶意制造诉讼状态。良好的诉讼秩序对诉讼顺利进行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要求当事人和法院严格依法行事,不得任意制造事端,使诉讼处于混乱的状态。例如随意追加第三人,乱列被告,都属于这种情况。
（四）小结
改变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章的体例,将第一章总则中分设若干小节,分别规定立法任务?适用范围基本制度?基本原则。将合议?回避?两审终审?公开审判制度规定在基本制度一节中；将同等对等原则放入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中,可以在第24章一般原则中加以规定；支持放入第一审普通程序,在第一节和受理中规定；调解原则可作为第8章调解的一般原则；民族自治地方变通补充立法拿到附则中去。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应定位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检察监督原则、诚实信用原则。
参考资料：
1、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页。
2、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页。
所谓最密切联系原则，又称最强联系原则，最有意义联系原则，就是要求在处理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事案件时，不按原来单一、机械的连结因素来决定应适用的法律，而应考察与该案或该法律关系有关的各种因素，找出与该案或该法律关系或者有关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加以适用。本文试就最密切联系原则及其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作些探讨。
一、我国冲突法及其原则
在国内和国外，冲突法常常称做国际私法。而对于国际私法的范围，学者们的主张是有分歧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大家都认为冲突规范是国际私法的内容。所谓冲突规范，是指由国内法或国际条约规定的，指明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何种法律的规范，因此，它又叫法律适用规范或法律选择规范。
冲突法是为解决法律冲突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法律部门，它源于14世纪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在此后的四五百年时间里，产生过许多理论和学说。随着冲突法理论的发展与逐步完善，这些学说有些已被摒弃了，有些则作为法律适用的原则被固定下来，用来解决涉外民事案件。
我国冲突法作为现行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必然受到一些基本原则的支配。这些原则既指导冲突法的制定，又将指导冲突法的实施。其原则有:
(一)国家主权原则
我国冲突法充分体现了国家主权原则。首先，我国冲突法的制定与适用体现了国家主权原则。我国冲突法是我国在实行对外开放、国家主权独立和完整的情况下的自主立法，没有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扰和影响。其次，我国冲突法采用了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来保护国家主权。公共秩序保留是冲突法中一项重要的维护国家主权的制度。各国冲突法的立法或司法实践无不肯定这一制度，我国冲突法也采用了这一制度。
(二)平等互利原则
首先，平等互利原则要求各国民、商法律处于平等的地位。我国现有的冲突规范，除少数单边冲突规范规定某种民事法律关系必须适用中国法外，大多为双边冲突规范，都可能结合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情况需要适用外国法，体现了我国在对外交往中承认外国民、商法与我国民、商法的平等共存。其次，平等互利原则要求中外当事人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例如，对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我国冲突法规定合同当事人有权自主选择应适用的法律，但这种选择不是当事人哪一方的独断选择，而应是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
(三)国际条约优先原则
我国立法明确确立了国际条约优先的原则。《继承法》第36条在确定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有条约、协定的，按条约、协定办理。”后来，《民法通则》在“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这一章中再次专门肯定了这一原则。众所周知，“条约必须遵守”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原则。我国冲突法确立的国际条约优先原则是与这一原则一致的。
(四)国际惯例补缺原则
鉴于我国的冲突规范不多，缔结或参加的含有冲突规范的国际条约较少，我国立法确立了国际惯例补缺原则。《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这表明，我国法院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时，如在法律适用问题上，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案件所涉问题未加规定，可以借用国际惯例来处理案件。
除了以上基本原则外，我国学者对最密切联系原则能否成为我国冲突法的基本原则，认识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方法说一，认为是一种法律选择的方法而不是原则。(2)原则说，认为该原则是进行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涉外民事关系或涉外案件都应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那个地方的法律。(3)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准据法选择中的补充原则，只有在当事人没有明示或默认的法律选择时，法院才可能依最密切联系地来选择准据法(4)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准据法选择中的指导原则，对准据法的选择起指导性作用。
正确认识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这一原则。笔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一个补充性原则，它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仅次于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即仅次于传统的冲突规范。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
冲突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冲突法始终的、不可动摇的、根本性的原则，是冲突法的其它制度和原则赖以存在的依据。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基本原则是过分提高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地位，夸大了该原则的作用。
1.该原则只适用于准据法的选择过程，并没有贯穿于冲突法的始终。
2.依最密切联系原则选出的法律会因为其与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主权相抵触，而不被法院地国采用。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法院仍然适用这一外国法是不可能的，一国法律也不可能作出这样的规定。在实践中，法院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借助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反致制度等来排除适用依最密切联系的原则选出的法律。因而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可以被国家主权原则推翻的。它总是要让位于国家主权原则，而不可能与国家主权等原则一起成为冲突法的基本原则。
3.关于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意见》第189条对涉外扶养关系的最密切联系地的规定:“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均可视为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意见》的这一条规定借鉴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方法，但存在许多问题:(1)这种确定方法是通过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因此缺乏权威性;(2)这种确定方法只限于涉外扶养案件，对其他案件中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则没有规定;(3)语言措词上不够严谨，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应该是确定最密切联系地应该考虑的因素，而不可能均为最密切联系地。由此可以看出，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的适用过程中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之所以说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是一个补充性原则，是因为:一方面它在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不能与传统的冲突规范相提并论。
首先，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面广，可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
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避免传统冲突法中往往只对某种法律关系只规定一个固定联结点去指引准据法的弊端，使法院能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采用某一最适合于案件的法律。这一原则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灵活性、预见性与准确性。由于该原则具有这些特点，其最先在合同和侵权领域内提出，但其作用显然已超出合同和侵权领域，同样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领域。 我国《民法通则》对涉外民事关系的许多问题未作规定，如涉外动产物权、涉外遗嘱继承、涉外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等问题的法律适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立法时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某些条文规定的条件还不成熟，某些问题的认识未达成统一等。就目前的条件下，即使修改《民法通则》后，同样不可能将涉外民事领域里的所有问题都加以明文规定。
涉外民事关系是一种超越一国范围的、具有多侧面和多层次特点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其法律适用涉及面广，性质复杂。如何解决法律未明文规定而实践中已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传统冲突规范解决这一问题时，往往适用法院的法，这样难免使一些案件的解决有失公正，如果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适用的一个补充性原则，规定法律无明文规定时，依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个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我国冲突法立法起步较晚，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使我国的冲突法更具先进性、科学性，使涉外案件的审理裁决更为公正、合理。
其次，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身固有的缺陷，它只能做为一条补充性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条灵活的法律选择原则，它的作用是明显的，然而由于它本身没有提供必要的严密而精确的分析方法，就使得它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官的分析和判断。这种做法潜在的弊端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缺乏精确性，无法排除法官的地域偏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尤其是我国现有立法没有对它加以必要的限制，更使司法实践的统一性受到很大的影响。需要明确的是，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上，传统的冲突规范代表着国际私法追求稳定性、明确性的目的，它在冲突法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最密切联系原则代表着灵活性，只有配合、补充传统的冲突规范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无法取代它。
为了使冲突规范变得更加灵活而又不失法律选择上的相对稳定性，许多国家在立法时，一方面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总的指导原则，在制定冲突规范时，尽可能选用那些最能体现密切联系的联结点，同时又规定仅在立法上指定的联结点不存在时，才允许法官依此原则去选择法律，以适当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种做法增强了传统冲突法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领域的活力，提高了法律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通过以上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分析，使我们能够辩证地认识它与传统冲突规范的关系，正确理解它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既不可将它的作用过份夸大，也不可无视它的作用，它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法律适用的补充性原则。
三、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的应用
我国的国际私法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一些国际上的先进成果，最密切联系原则就是其中一例，我国在这一原则的采纳和应用上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范围广
除将之应用于合同领域之外，在解决国籍及住所的积极冲突、营业所的确定、多法域国家准据法的确定以及抚养关系等方面都应用这一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是现代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但由于其内容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实践应用中，存在诸多问题。
李建海诉上海百姓家庭装潢有限公司案件中，装修工缢死于用来结婚的新房内，法院认为，屋内是否发生过人员死亡事件，与房屋的使用和房屋的价值并无必然联系，对要求赔偿购房等经济损失不予支持。有观点认为，中华民族一向有追求喜庆、吉祥的民族心理趋向，喜庆的时间、地点发生不吉祥的事是很忌讳的，这已突破了迷信的范畴，且被一般民众所接受和认同。该案的处理忽略了房屋作为新房使用时的特殊意义和要求，不符合公序良俗原则[1]。在涉及“情人协议”案件中，双方约定“各自在2005年12月前离婚，重新组建家庭。双方如有一方违约，其中违约方将赔偿对方人民币5万元。”法院判决该协议违反社会公德，无效[2]。很多人认为，这个协议应是合法有效的。双方要求离婚，重新组建家庭是法律所容许的，社会所接受的并非伤风败俗的行为。
实践中，大量存在上述情况，同一案件中，对公序良俗原则的理解和认定产生严重分歧，因此，有必要对公序良俗原则在民事领域的应用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公序良俗的含义
公序，指公共秩序，是指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需的一般秩序;良俗，指善良风俗，是指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需的一般道德。中国现行法因受前苏联的影响，未使用公序良俗等字样，而以“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来表达出同样的精神[3]。
民法之所以需要规定公序良俗原则，是因为立法当时不可能预见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和道德秩序的行为而做出详尽的禁止性规定，故设立公序良俗原则，以弥补禁止性规定之不足。一方面，限制私权，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另一方面，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官可直接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进行裁决。因此，各国都将公序良俗等道德引入民法中，成为近现代民法的重要原则。
二、公序良俗原则在民事领域的具体应用
公序良俗原则在民事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包括行为人的民事活动领域，还包括立法者的民事立法活动领域和法官的民事审判活动领域。
(一)公序良俗原则在民事立法领域中的应用
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的重要基本原则，它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对各项民事法律制度和全部法律规范起指导作用，是制定、解释、研究民法的出发点和依据，其在民事立法上的指导作用，各学者认识基本一致[4]。
我国社会主义法，在本质上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因此，立法必须反映保障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在现行民事法律法规中都能找到体现公序良俗原则的条款。《民法通则》第七条之规定是公序良俗原则最直接的法律表现形式，另外第五十五条第(三)项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必须是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否则，根据第五十八条第(五)项之规定，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无效。这些条款的内容仍然比较概括抽象，在其他法律法规中，我们可以直接体会到公序良俗原则对立法的指导和影响。《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在《继承法》中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对不尽扶养义务的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少分。这些条款无不体现了公序良俗原则的应用和影响。
2000年6月，广东出台《关于处理在婚姻关系中违法犯罪行为及财产问题的意见》地方性法规，规定男方给“二奶”的财产不属于“二奶”，而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虽然立法的科学性还有待商榷，但不难看出，广东的这一做法正是公序良俗原则在立法上的作用。公序良俗原则要指导行为人的民事活动，就必须将其法律化，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制约人们的民事行为，若不将公序良俗上升为法律，制定到法律的条款中去，公序良俗将可能成为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空想。
(二)公序良俗原则在民事活动领域中的应用
一方面，国家通过公序良俗原则的要求制定相应的民事法律法规。将其上升为强行法规后对社会成员产生具有普遍性的强制约束力，要求行为人必须遵守。如在《收养法》中规定，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时，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由于无配偶男性收养女性时，若年龄相仿或相差不大，极易产生不良甚至是不法行为，以收养的合法形式掩盖以非法为内容的目的，造成性关系和家庭伦理的混乱，有背于公序良俗原则，必须加以禁止。
另一方面，由于民事关系的复杂性、广泛性、灵活性和法律本身的滞后性，民法中不可能对各种民事关系都一一作出规定。法律的空白地带为人们行使权利留下了更广阔自由的空间，但并不意味着权利不受任何限制。在法律规定不明及无规定情况下，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成为社会的必然要求。历史的实践证明，民法私权的过度膨胀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混乱，权利个人本位已趋向公序良俗等原则约束的社会本位。
(三)公序良俗原则在民事审判活动中的应用
从事民事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法院也就必然要以此来判别行为人所实施行为的合法性。若只是行为人活动的准则，而非裁判准则，导致裁判结果与行为人预期目的不一致，公序良俗原则最终将失去其法律的约束力。民法的特点也决定其不同于刑法，刑法中奉行“法无规定不为罪”，即“罪刑法定原则”。而民法做不到“法无规定不处理”，民事活动中奉行的是“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可为的”。这就是说，客观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要求民法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民事关系进行调整，在这些场合，就要靠基本原则，基本原则的法律条文完全可以作为下判的法律依据。
公序良俗原则在民事案件活动中的应用，必然导致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它并不是在争议解决程序发生前作为一套具体、可直接操作的权利义务配置模式而存在，而是在具体的审理条件中才由裁判者依公序良俗原则负载的价值[5]来确定某一权利义务关系。对不确定概念，如处理相邻权中规定的“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等，其文义不足以约束其外延，在适用具体案件时，须由法官评价地予以补充，加以具体化。有的事件超出了立法者的预见，甚至连可能的文义都没有，法官可根据公序良俗则直接为法律依据下判。
三、判断公序良俗的标准
由于公序良俗内容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需由法官自由裁量，但裁判者的“自由”并非无限度，必须加以规范和限制，统一对公序良俗的认定标准。
(一)公序良俗的价值标准
“公序良俗”实质上就是我国法律上的“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德”。问题是，什么叫“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法律上没有列举，也没有规定明确的判定程序，目前，须由法官自由裁量。但对其价值内涵应当明确，并不是所有的秩序、利益、风俗都是“公序良俗”，应以正义、灵活、安全为价值标尺。正义，即通过公序良俗原则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这是公序良俗原则所要求实现的最高价值。灵活，即适时、适事、适人进行调整，能够较多地满足社会价值需求。安全，即可预见法律对自己未来行为的态度，不必担心来自法律的突如其来的打击。公序良俗原则其安全价值是较低的，为了平衡人们对安全价值的要求，法官在自由载量时，对公序良俗原则应是有节制地使用。
(二)公序良俗的认定对象
我们说，违反公序良俗的判断对象，应是当事人所从事的法律行为，非当事人约定实施或已经实施的行为。在“情人协议”案中，法院认为以未离婚为由要求赔偿属于违反社会公德，协议无效。而有人认为双方协议各自离婚并不伤风败俗。两者的不同意见实际上是对“公序良俗”认定的对象不同。一是对“离婚为条件的赔偿”，一是针对“离婚”本身，当然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本案中，当事人约定各自离婚重组家庭，如今人们往往不再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事情。但是，如果当事人以不离婚就要求赔偿，就会严重影响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因此，虽然当事人协议各自离婚可能并不违反公序良俗，但以不离婚就要求赔偿，却应认定为违反了公序良俗，从而归于无效。违反公序良俗的具体判断对象应是民事行为的内容。
其次，在判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时，可根据案件性质考虑民事行为的动机。在装修工缢死新房案中，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引起极大争议。但我们假设，装修公司和装修工是故意破坏新人的幸福美满，缢死于新房内，可以认定该行为违反公序良俗原则，要求赔偿。如果不是违法故意，如意外事故死亡、疾病死亡等，都不应认定。装修工自杀缢死新房中并非故意，所以法院的判决无疑是正确的。因此，有些行为从内容来看，往往难以认定。但是，如果将动机纳入判断对象，就会非常的明了。当然，在判断法律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时，不能仅以当事人的动机为准，而必须综合考虑法律行为的内容及目的、当事人的主观动机等因素来确定。
公序良俗原则在民事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把权利义务从“私有状态”重新置于“公共领域”[6]，再由裁判者依其认为正确的标准分配给当事人，以平衡民事主体之间和民事主体与社会之间的民事利益，反映出现代民法的私法制衡。随着社会的文明与发展，我们一方面强调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我们更呼吁道德和公共利益的维护。公序良俗原则的正确应用，为我们权利的行使和实现创造了更美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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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彗星.关于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几个问题[M].
一国采用何种夫妻财产制度模式，是受该国的立法传统、风俗习惯以及思想文化因素影响的。因此，关于夫妻财产制的 法律 形式和内容存在多种差异。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设立也受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家庭职能、传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建国以来，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立法也随着《婚姻法》的修改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1950年的夫妻财产的一般共同财产制到1980年的夫妻财产婚后所得共同制和约定财产制度到2001年的夫妻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约定财产制“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这一变化体现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要求。同时，也顺应了世界各国夫妻财产制立法的发展方向。
然而，我国现行夫妻财产立法虽然比起1950年和1980年夫妻财产立法，有了很大的完善和进步，可以说在我国夫妻财产立法上第一次真正地建立了夫妻财产制度和约定财产制度，但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仍然不够完善和 科学 ，仍有许多规定与相关的法律相冲突，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夫妻财产状况和夫妻财产的多样性变化，不能解决夫妻在财产方面产生的矛盾和解决非正常夫妻关系状况下夫妻之间的财产问题，在总体结构和制度结构上都存在缺陷，不利于解决有关夫妻财产制的实际问题和指导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司法实践活动。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进行重构。
一、现行夫妻财产制的结构缺陷
1.总体结构的缺陷—没有原则性的规定
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对夫妻财产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进行专门的规定，而是一律委之于《民法通则》总的原则去调整和单纯依照婚姻家庭篇的基本原则去规范，笔者认为应建立夫妻财产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第一，“夫妻财产制是规定夫妻财产关系之法律。从规定夫妻关系之点观之，理应属于身份法之范围，但从规定夫妻财产关系观之，其又脱不了财产法之性质”。即夫妻财产关系必须依附于夫妻人身关系，以人身关系为存在的先决条件，所以夫妻财产制具有更多的身份法性质，不同于民法中普通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第二，从民法和婚姻法的关系来看，夫妻财产关系和其他的民事法律关系一样也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因此，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婚姻法是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民事法律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作为民法基本法的《民法通则》确认了一系列涉及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法律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婚姻家庭法律关系和普通财产与人身法律关系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区别。比如，婚姻法所调整的是特定的亲属身份关系以及由亲属人身关系派生的财产关系，婚姻家庭关系的主体只能是 自然 人，公民结婚的民事权利能力受法律的特别限制，特定亲属之间的身份权不同于民法中一般的人身权，亲属之间的财产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不适用民法中的等价有偿原则，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也在于此。因此，民法中的基本原则与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之间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第三，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根本指导思想，统领我国婚姻立法的方向，婚姻家庭立法的任何规定不得与其基本原则相违背，但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财产关系，夫妻财产制的建立不仅应体现婚姻法所规定的平等、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之外，还应体现对夫妻之外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因为，夫妻之间采用何种财产制度，以及夫妻对财产权的行使，会关系到社会上的其他人的利益，也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的财产权不仅对内，而且对外。对外表现在交易上，其交易行为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因此，必然涉及到对第三人的保护问题。所以，仅仅依靠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来对夫妻财产制的建立进行调整是不够的。第四，从国外的情况看，在以民法典为表现形式的大陆法系国家，夫妻财产立法在遵循民法典所规定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针对夫妻财产关系的特点，确立适合的具体原则，以指导其立法及司法活动。而在以单行法为表现形式的英美法系国家尹夫妻财产立法在符合民事法律总的基本规则的同时，也结合其自身的特点，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体现其具体原则的要求。所以，尽管在不同的法系和国家，法律原则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如有的在法律中明确作了规定，而有的则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其立法时，都有指导其立法工作的准绳则是相同的。我国在进行夫妻财产立法时，也应从夫妻财产制自身的特点出发，确立适合于其的基本原则。
2.制度结构缺陷—没有建立非常法定财产制
从夫妻财产制的制度结构来看，我国夫妻财产制的制度结构不完整。在法定夫妻财产上只确立了常态下的夫妻财产制，即夫妻关系处于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制，没有相应建立非常态的特别夫妻财产制。因此，根据现行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就不能解决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情况下的夫妻财产问题。夫妻财产制是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夫妻财产关系对夫妻关系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是自身利益的判断者和追求者，即使在夫妻共同体的形式下，仍不能掩盖其“经济人”的本质。现实生活中夫妻一方或双方如为了逃避债务而假离婚;或是不堪债务的负担，导致夫妻之间不得不离婚，以使对方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或是先决定离婚的一方往往采取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方式达到其自身目的;或是在离婚诉讼阶段，由于时间较长或者有可能反复起诉，此时对方财产权益受到侵害往往难以得到有效救济;或者是夫妻之间因感情不和而分居，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的规定，分居期间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导致在此期间诚实劳动一方获得的财产被分割，影响了其另一方的生产工作积极性;从保障债权人的利益，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来看，当夫妻一方个人破产时，另一方的债权人的债权就很难得到有效保障。如果设置一种夫妻关系处于非常态下的一种夫妻财产制度，在夫妻一方破产时，准许另一方的债权人为确保其债权的实现，请求人民法院通过适用这种制度的诉讼程序宣告改用分别财产制，分割其夫妻共同财产，则可以有效地保障交易安全，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的交易安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于取证及法律规定的疏漏，上述等情况出现时，对方或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和切实的保护。这就反映了我国夫妻财产制在制度结构上的固有缺陷。因此实有必要对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的总体结构和制度结构进行重构。
二、对现行夫妻财产制度进行重构
1.在总体结构上增设原则性的规定
对我国夫妻财产制度进行原则性的规定，有助于我们对具体条文的理解和解释，具有提纲挚领的作用。夫妻之间因人身关系而产生的特殊财产关系，具有本身独特的性质，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基本原则来进行规范，以指导夫妻财产立法、司法和有关的民事活动，而不能一味地依靠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来进行规范;确立适合于其的基本原则，能指导立法者选择正确的夫妻财产制度，能为司法者作出正确的司法判决提供法律依据，能为当事人进行有关的民事活动提供行为指导。夫妻财产的基本原则的精神贯穿夫妻财产立法和司法的始终，从而为完善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提供立法的方向，最大限度地保护夫妻当事人和第三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有助于婚姻当事人对夫妻财产制的具体条文的理解，能为夫妻双方选择实行何种夫妻财产制的类型时提供法律指导。因此，我国在进行夫妻财产立法时，应从夫妻财产制自身的特点出发，确立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指导我国的夫妻财产立法和司法实践活动。笔者认为，在进行夫妻财产立法时，我们有必要考虑增设以下原则:
(1)维护夫妻关系的伦理性，促进男女平等。马克思认为，婚姻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关系。黑格尔也认为，婚姻实质上是伦理关系。因此，因婚姻而产生的夫妻财产关系也具有伦理性。这就决定了因主体的特殊身份而产生的夫妻财产关系不具有等价、有偿的性质，这是夫妻财产关系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领域的财产关系的本质区别。男女双方缔结的婚姻，为物质生活、性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体，夫妻财产是婚姻共同体的物质保障。所以维护婚姻的伦理性，是制定夫妻财产法应予考虑的首要原则，当然更是选择法定夫妻财产制类型应该考虑的首要原则。
法律的一个理念是追求正义的实现。正义所蕴涵的公平、公正、平等等价值内涵，是 政治 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因而，在夫妻财产制的立法上，追求夫妻关系的平等既是社会正义的要求，也是男女平等原则在家庭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当代各国的立法理念。笔者认为，夫妻财产立法上的男女平等，是婚姻伦理性的衍生，指立法承认，男女双方在生理上、身体上的差异和家庭分工的不同，肯定夫妻各依其所长对家庭的贡献，赋予夫妻双方对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协力创造的财富享有平等的所有权和管理权。
(2)保护交易的安全。夫妻财产制直接制约着涉及到夫妻财产的民事交易安全，在民事法领域，交易安全包括动的安全和静的安全二方面。静的安全是指对本来享有的利益，由法律加以保护，不容他人任意夺取;动的安全是指对取得利益的合法活动加以保护冈。“ 现代 民法不同于古代民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现代民法不仅注重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当对交易安全的维护与对所有权的保护发生冲突之时，现代民法优先保护的是交易安全。”阎婚姻家庭法作为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民法注重交易安全维护的理念也必然在其夫妻财产关系中得到体现，因为正如林秀雄先生所言:“夫妻财产制本来是规范夫妻内部之财产关系，但近代以来，由于资本社会的发达，交易趋于频繁，若夫妻中之一人与第三人为交易时，则涉及夫妻与第三人间之财产关系，亦即，制定夫妻财产制时，不仅须注意夫妻内部之平等，尚须顾及交易之安全。因此，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夫妻财产立法中，维护交易安全的原则也是设立夫妻财产制时应予考虑的目标。而法律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实质上是对交易活动中善意无过失者利益的保护。为了体现法律的这一保护精神，世界各国有关夫妻财产的立法在最有可能影响交易安全的领域，即夫妻约定财产制中，对夫妻财产协议的订立、变更和废止等都有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的规定，并对其将要产生的法律效力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在我国夫妻财产立法中有必要明确该原则，以指导我国的夫妻财产立法。
(3)兼顾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均衡。法通过对人们的法律权利和义务的设定，来分配和协调各种利益。如前所述，婚姻具有伦理性，男女双方因婚姻而产生的夫妻财产关系也具有伦理性，其与一般的民事财产关系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对婚姻及其所产生的家庭的保障功能和福利属性，保护“弱者”和“利他”是夫妻财产制，特别是法定夫妻财产制的首要功能。但是，我们在看到夫妻财产制的公法功能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私法属性。夫妻财产关系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它毕竟是民事财产关系的一种，作为民法组成部分的婚姻法，对其主体的财产权利仍然应该予以重视和保护。因此在选择法定夫妻财产制类型时，应采取社会本位为主、个人本位为辅的立法原则，既要重视夫妻财产关系与民事财产关系的特殊性，又不能忽视其与其他民财产关系的共性。在夫妻财产制创制的过程中，既需要尊重公民个体对其财产的权利，给予其行使财产权利的自由，也需要注意协调与社会的关系，兼顾到社会的利益。因此，有必要明确规定夫妻财产立法的这一原则。
2.在制度结构上增设非常法定对产制
我国现行的夫妻财产制是在198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而形成的以夫妻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约定财产制的“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其有财产制，是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的例外，同时与法定财产制或约定财产制并存。它们三者之间各自独立，互相配合，构成了新型的、完善的和科学的普通夫妻财产制，以满足公民在正常情况下的各种生产生活需求。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例如夫或妻一方有正当理由要求改变原来的共同财产制而又协商不成时，或者即使没有什么原因，一方确实希望分割双方共同财产的等等。而上述几种财产制就不能解决这类间题。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合理的制度以满足当事人的要求、适应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这种制度就是非常法定财产制，此制度在我国的 台湾 地区、瑞士婚姻法以及法国和德国的立法中都有相应的规定。
非常法定财产制是相对于普通财产制而言的夫妻财产制，它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出现法定事由时，依据法律规定或夫妻一方或债权人的申请由法院宣告，撤销原以法定或约定而设立的共同财产制而最后适用分别财产制的一项财产制度，其实际后果是改变共同财产制为分别财产制。设计这制度是为了解决一些特殊情况，以此来维护当事人、债权人的利益，促进社会保障。因此我国应建立由夫妻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约定财产制和非常法定财产制“四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具体表示为:
其中就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约定财产制作简要探讨，主要就非常法定财产制进行探讨:
(1)法定财产制，继续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主，但采用限制的婚后所得共同制，即以共同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基本模式，将某些婚后所得的财产作除外规定，对“婚后所得共同”加以限制。同时将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中明显具有人身性和体现个人价值以及其他应当归个人所有的财产，以个人特有财产的形式规定为个人所有。这样限制的婚后所得共同制，能体现夫妻之间的本质特征，对保障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稳定，增进夫妻感情和维护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又能体现、尊重和实现个人的价值，彻底保护个人的权利，尊重个人的意愿。我国现行的法定夫妻财产制，笔者认为就是限制的婚后所得共同制，只是某些规定具有不合理性，比如将婚后继承或受赠与的财产规定为共同财产，就与继承法和合同法的规定相冲突，其次，对于特有财产没有对婚前的特有财产于婚后产生的擎息和各类比赛的奖金、奖品等的归属作出具体规定。因此，我国法定财产制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在此不再讨论。
(2)约定财产制，是夫妻以财产契约的形式决定婚姻财产关系的财产制度。在确认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国家中，大都规定了允许约定的范围、程序和效力及限制事由。如瑞士民法规定:“缔结夫妻财产契约，就采用本法所规定的财产制的一种。”(包括一般共同制、限定共同制等)又如德国民法规定:“夫妻财产制不得参照已失效的 法律 和外国的法律确定之。”我国现行的夫妻约定财产制也规定了约定的时间、范围和效力。但是，笔者认为，为确保约定财产制的具体施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家庭的稳定，应当对之进行完善。我国现行夫妻约定约定财产制存在诸如:没有明确约定的具体时间、没有规定夫妻财产约定成立的条件、夫妻财产约定没有程序性规定和缺乏公信力缺乏约定的无效、变更和撤销的缺陷，应对之进行相应的完善，使之更具实际操作性。总之约定财产制，不但可以使当事人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而且更能适应当前的 经济 和社会状况，有利于稳定家庭，实现男女平等。
(3)非常法定财产制。对于如何设置我国的非常法定财产制，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规定，来设置适合我国婚姻家庭状况和社会经济 发展 水平的非常财产制度，因此，此制度至少应包括有以下方面的内容:
1)关于申请人的资格。确定申请人的资格，就是确定谁拥有申请权。依据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丈夫、妻子和任何一方的债权人拥有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权利。其原因在于，丈夫或妻子都有可能无正当理由干涉对方的生活方式、损害对方的权利，而债权人相对夫妻家庭来说，更是处于弱者的地位，只有赋予他以申请权，才能真正保护其债权。
2)适用非常财产制的程序和方式。适用非常财产制，必须经由当事人自己申请而发动，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进行。人民法院受理后，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进行审理，如果双方对此没有争议的，以裁定的方式作出准许的宣告，如双方有争议，则应以判决的方式作出准许或不准许的宣告。一旦作出准许的裁定或判决，自宣告确定生效之日始发生分割财产和适用非常财产制的效力。
3)审理的内容。人民法院虽然依当事人的申请发动分割审理程序，但是在审理过程中，由于夫妻各方可能隐瞒实际财产而虚假申报，以致于损害另一方的财产利益，因而法官不应仅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为审判的主导性资料，还应当以职权主动和积极地展开调查取证工作，并可请求当事人的所在单位、住所地居民委员会、银行和亲属朋友等有关组织和个人协助调查，切实查清各方的实际财产数额，避免漏查、少查。
4)提出申请的法定事由。由于非常财产制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因而，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受案的法定事由并据此开始审理工作。根据其他国家对之的规定，笔者认为这些事由起码应包括以下方面:一方提起诉讼要求分割双方财产的;夫妻双方分居达到一定期限的(一般为一年);一方受虐待、遭遗弃的;夫妻一方破产时另一方的债权人申请要求分割财产的;一方财产不足以清偿个人债务的;一方不履行赡养、扶养、抚养义务的;一方有正当理由处分财产另一方无理拒绝的;一方未经他方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或共同管理的财产的;夫妻一方有其他严重违反婚姻义务行为的。出现了上述事由时，当事人可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应当受理。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法中公平原则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当前，在国际经济法中公平原则的内容主要体现平等性与合理性两方面。现阶段，国际经济法中的公平原则作为基本原则有着积极的意义与深远的影响，它利于维护国与国的公平，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一、公平的概况
(一)公平的概念
在法律中始终追求着公平与正义，但关于公平的概念，在经济学、法理学与政治学中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经济学方面，公平主要是指平等的分配结果。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家对公平的阐述是借助蛋糕的等份分配实现的，此时社会主体均获得了同等的利益，公平具有一定的算术意义。在经济学中，此类公平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但在法律领域中有所运用，如：民法中的赔偿制度，利用公平的方法对责任主体的赔偿数额进行了分担。在国际经济法中，分配结果中难以体现平等，主要是由于国际经济交往中各个国家的国力存在差异，因此，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其权利、义务与影响等各个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在政治学方面，公平主要是指平等的获取机会。政治学理论中的平等具有几何意义，此时的公平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体的财产与荣誉等分配和其地位与贡献等保持着正相关。
在法理学方面，公平主要是指自然人与法人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此时，在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均拥有同样的待遇。在国际法方面，公平主要是指反对文明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公然歧视，对于任何主权国家而言，其地位是平等的、独立的、排他的，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均没有特殊待遇。虽然，该理论为国际秩序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利于公平、有序国际秩序的建立，但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公平仍未能实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国际经济法中公平的概念
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公平主要是指在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主权国家拥有平等的地位，各个主权国家均可以参与国际经济法的制定、保持国际经济关系的交往与涉外经济活动的自主管理。在世界范围内，国家间开展经济活动过程中，国际经济法规定所有主体是平等互利的、公平互惠的。
(三)公平原则的分歧
目前，国际经济法中公平原则作为其基本原则存在争议，不同学者根据不同角度、依据为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价值、构成等进行了阐述，具体的观点如下：
一种观点为公平原则应作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学者对国际关系的演变进行了研究，殖民体系与后殖民体系是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恶化的历史原因，因此，发达国家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支持，此想法合情合理，符合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体现了公平与正义。
另一种观点为公平原则主要是对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各方主体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并保证其法律地位，但国际经济法中不能将公平原则作为基本原则，主要是由于它对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进行规范缺乏可行性。
二、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
(一)构成条件
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主要是指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调整的最基本法律原则，此时的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它作为特殊形式表现在国际经济法中。国际经济法中的基本原则，其构成条件如下：
首先，彰显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精神。法中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可以称之为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家作为重要的参与者，它参与着国际经济法的创设，因此，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精神便是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国家的价值取向。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精神主要内容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明确国家的主导地位，强调国家主权的平等性、神圣性，构建国际经济的秩序，承担条约义务等。
其次，适用性。国际经济法中的适用性主要是指在国际经济交往活动中，国际经济法在任何领域均可以使用，此时的基本原则从整体上把握着国际经济关系，借助国际经济法，对经济关系进行着方向性的引导。
再次，稳定性。国际经济关系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等，使此关系具有动态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等特点。同时，在稳定时期，国际经济法均有所发展。对于国际经济法中的基本原则而言，虽然它在逐渐变化，但在理论支持与实践验证的基础上，基本原则均彰显着法的基本精神，引导着法的稳定发展，因此，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最后，强制性。国际经济法的效力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法律法规对特定活动进行着强制的调整，在此基础上，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作用得到了发挥。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各个国家，要遵循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进而其基本精神将得到实现，同时也能够保证公平与正义目标的实现。
(二)主要依据
1.体现着国际社会的公理。公平原则彰显着国际经济法的法律内涵，表明了国际社会创设国际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的时期内，国际经济法的主体仍为主权国家，并且主权国家的经济制度直接影响着其对外的经济活动;同时，主权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目标为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等。公平原则的确定直接决定着国际经济关系，是其可靠的基石。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均要体现公平。因此，公平原则为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拥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目前，世界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二者面对的国家环境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在殖民地获取了大量的原材料，并对劳动力进行了剥削，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财富的积累，进而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其面临着恶劣的环境，此时的发展中国家均曾是殖民地，在政治与经济等方面均被控制过，在现代国际社会中，世界体系虽然被建立，但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发展中国家的自决权仍相对较少，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与控制。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其发展速度较为缓慢，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与繁荣，要求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制度，并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对公平有着实质性的要求。
3.具备合理的价值支撑。国际经济法中的公平体现着双重的价值，一方面，关于公平的概念要坚持历史的观点，保持历史的连贯性，将历史与现实进行有效的结合，此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要对二者的差异给予考虑，并为后者提供相应的优惠待遇与发展机遇，具体的有贸易倾斜、技术支持与资金援助等;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环境下，国际经济交往要坚持公平互惠，发展中国家要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与决策权，在此基础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才能够实现共同繁荣。
4.涉及国际经济法的各个方面。在国际经济法的各个方面均要体现公平的理念，通过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制定，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与意见，同时发达国家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关税优惠待遇、咨询服务、资金支持与技术转让等。
三、 国际经济法中公平原则的重要性与实践
(一)公平原则的作用与意义
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借助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与劳动力，实现了发展与壮大，此后，发达国家借助自身的优势再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竞争，此时的竞争虽然坚持了公平原则，但在实质上却体现着严重的不公平，违背了公平原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积极利用公平原则，对发达国家的潜在剥削进行停止，并争取实质性的平等，在此基础上，世界经济的发展才能够趋于健康与稳定。
公平原则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它指导着国家主体对法律法规进行有效的运用，面对新的情况，它弥补着法律规则;同时，它规范着国际经济活动，对不平等的贸易往来进行着纠正，进而逐渐形成了合理的经济关系。公平原则对于法律的运用与世界经济关系的规范均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公平互利是最佳的状态，利于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但如果双方过于关注自身的利益，则会制约经济的可持续与长远发展。
当前，国际交往日益紧密，为了保证交往的高效性与合理性，要确定国际经济法原则，以此规范国际交往，公平原则作为其基本原则，利于维护世界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利于控制世界经济的风险;同时，公平原则体现着公平互利的道德理念。在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背景下，公平原则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公平原则的运用具有广泛性与普遍性。
(二)公平原则的实践
1.普惠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发展中国家面对着复杂的环境，为了实现公平原则的落实，利用《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对该原则给予了肯定，在国际经济合作过程中，发达国家要为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提供优惠的关税制度。
在普惠制中，给惠国为发达国家，受惠国为发展中国家，该制度主要是指受惠国在销售产品时，给惠国要接受更为优惠的价格，在此基础上，实现本国经济的发展，并推动国际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给惠国的优惠方案制定依据为本国国内法，因而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虽然普惠制规定给惠国要为受惠国提供关税优惠待遇，但并未规定给惠国必须履行此项义务。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给惠国的关税优惠待遇均以自身利益与政治需求来制定，普惠制的形式化较为明显，它逐渐成为了发达国家的政治奖惩方法。因此，在国际经济法中要坚持公平原则，进而使普惠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2.S&D条款。S&D条款主要是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它对互惠进行了阐述，即：互惠互利安排。此条款的法律依据为公平原则，其内在精神也为公平原则，表明了公平原则的重要性。
根据S&D条款，发达国家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定的优惠待遇，但在WTO体制下，优惠待遇受到了限制与转化，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坚持公平原则，以此维护自身得到合法与正当权益。
综上所述，在国际贸易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要坚持公平原则。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公平原则是重要的，它是世界经济健康、良性与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利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平等。相信，随着公平原则作用的有效发挥，国际经济、国际关系也将更加和谐与稳定。
作者：胡启琛 来源：法制与社会 2015年21期
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和其他国际法的所有原则、规则与制度一样，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整个国际法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完善的。哲学认为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一、诚信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发展
“诚信”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法律概念、术语、原则或规则，通常与“善意交替使用。一般认为，虽然诚信概念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最初时期，其最直接的起源是罗马法。所谓“诚信”，就是法律主体或法律行为者以忠实于自己的目标的方式遵守承诺并为实现其达成的目标真诚和有效地开展工作。如今，诚信原则在世界上所有法律体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欧洲大陆法系或者英美普通法系，还是社会主义法系，都以诚信作为基本的法律理念和原则。诚信原则适用的普遍性在于，它不仅是各国国内法和区域法的基础，而且构成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核心。诚信原则适用的广泛性在于，它不仅适用于以民商法为代表的私法领域，而且同样也适用于宪法、行政法等公法领域。虽然诚信原则在欧美学者的国际法著作、教材或论文中已有比较广泛的论述和传播，但是在中国的国际法学界则缺少系统的阐释。
在今天和未来国家间相互依存、彼此合作不断加强和全球化不断扩展与深化的国际大环境下，主权国家推行诚信建设的战略和举措必须与国际法上的诚信原则相适应。只有这样主权国家的诚信建设才能与不断提升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之战略相匹配。这是因为，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相互的诚信至关重要。诚信是维持正常国际秩序和构建和谐世界的根本所在，是国际稳定的可靠保障。联合国国际法院前院长贝贾维法官曾指出，诚信能使一国预料其伙伴的行为举止，国家遵守诚信就是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合法期待。
(一)诚信是一项一般法律原则
诚信作为一项一般法律原则，它起源于国内法，其适用由来已久且适用领域广泛。各国实践表明，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已经突破了商法、民法等私法领域，如今在公法领域也有较普遍的适用。诚信原则是世界上各大主要法系共有的一般法律原则。诚信原则之所以构成一般法律原则，既适用于国内法，又适用于国际法，其根本原因在于，诚信亦如正义、公平一样体现的是法的本质、精髓和基本价值。诚信原则作为国际法上的一般法律原则，其主要功能是解释习惯国际法规则和条约条款，并在国际法规则缺失的情况下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正如国内民法学家王利明所指出的，“一般而言，法律条文均极为抽象，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必须加以解释。进行法律解释时，必须受诚实信用原则的支配，始终维持公平正义”。这一精辟的论断同样适用于国际法。
(二)诚信是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
诚信作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由来已久。被公认为国际法鼻祖的格老秀斯在其名著《战争与和平法》中就明确断定，“诚信应得到遵守不仅仅是其他原因，还有为了和平的希望不至于泡汤。”联合国的一系列文件对诚信的反复重申同样应被视为已确认诚信为习惯国际法规则。诚然，并非所有的国际法律文件均明确规定了诚信原则，甚至更多的公约并未对诚信作出明确规定。但是，这并不影响国际法律界认可这些公约的解释和义务的履行应遵行诚信这一习惯国际法规则。
二、诚信构成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内涵
诚信构成国际法基本原则，作为国际法各领域早已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已经成为国际法学界的普遍共识。如果没有此项基本原则，整个国际法可能就将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首先，诚信之以所构成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归根结底是国际关系的特点所决定的。国际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横向关系的社会，尽管在特定的区域社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纵向权力结构或超国家因素的治理结构(如欧盟)。但在这个平行的社会结构中，国家作为主要的行为主体，彼此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相互无管辖权。一个国家的独立和管辖权要获得他国或整个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尊重，除了自身具备国家的四个客观要素(即确定的领土、定居的居民、政权组织和主权)之外，其政权必须在国内取信于民，即政权具有合法性和体现民意。在国际上，也要取信于其他国家或国际社会，做到国际诚信。国际诚信不仅需要国家靠自身的合法性和良好的国际形象或声誉取信于其他国家，同时也需要其他国家真诚地表示承认该国家实体存在的合法性并愿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和其他正常的关系。
其次，诚信是国际交往与合作的基础。在当代外交活动中，“建立信任机制”、“增进信任”和“建立互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呼声。在当代国际社会，不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有何差异，真诚地开展合作不仅是各国的国际法义务，而且在各国治理和全球治理中必不可少，势在必行。
最后，诚信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构成要件。国际法学者对于国际法基本原则概念的表述和理解并非完全一致，尽管大都认可国际法体系中有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之分。例如，著名的英国国际法学家布朗使用的则是“国际法一般原则”概念，“是指习惯法规则、第38条第1款第3项(意指《国际法院规约》)中的一般法律原则或者是在现行国际法和国内法的类推基础上通过司法推理得出的逻辑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