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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发展史上，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出现，人类将自身设定为主体的同时自然界的存在成为“他者”，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使得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界的过度盘剥和压榨，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从根源上探究，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是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因此，探究生态危机的根源，需要将人类的财富欲望纳入历史通道进行反思。财富欲望的张力随着世俗社会商业精神的发育而开启，在利润最大化的指引下，欲望聚焦于可以带来财富的自然界。发达的科技是对自然界进行深度开发的关键力量，技术在人类财富欲望的驱使下，“促逼”着自然界，使其被过度开发而遭到破坏，深层次里破坏着“人—自然命运共同体”。
一、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
现代社会是以资本为轴心的经济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存在在于价值增值，“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就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值也就是自行增值。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1］因此资本家的目的不是获得使用价值，“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储藏者所共有的。”［2］这种财富欲望具有一种扩张自身的内在张力。“就欲望概念自身的意义定位，它乃是指社会的人基于一定的需要而产生对一定的物质或精神事物的渴求。是人的有意识的并指向清晰的目的的行动倾向，也可以说是趋向于一定的目的的意向。”［3］人类欲望的闸门被打开以后，欲望的张力使得人类对货币、资本的追求日益强烈。货币是天生的平等派，但是当货币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这导致了货币持有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极大的不平等。货币持有者极力将货币继续投入再生产过程中，以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无产者则对货币持有者掌握的生产资料日益依赖，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货币持有者日益成为劳动者、生产资料的主宰者，货币力量由此转化为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带来增殖的资本力量。资本的扩张逻辑不断生产出剩余价值并将其投入扩大再生产。“资本扩张过程是资本向自然界的扩张，向自然资源的扩张。资本自诞生以来进行的数百年的扩张过程，就是将从地表到地下，从表层到深层的自然资源不断货币化、资本化，吸收到不断运转的资本机器内部的过程，也即吞噬自然资源的过程。”［4］因此，资本的扩张必然以消耗自然界，对自然界无休止的掠夺为前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资本”［5］的原初形式是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6］需要支配和使用自然资源，才能表现为资本的现实存在。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7］因而“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8］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被纳入经济系统中，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体系中，由此进一步刺激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欲望。人类不断开拓着尚未被资本化的资源，资本追求扩张的本性具有使这些资源进入扩张体系中的魔力。尚未被资本化的资源在人类欲望的驱动下与货币相结合，进入生产领域中，便被赋予了人的主观意志，被资本化后便获得了不可遏制的扩张本能。我们亟需对人类疯狂行为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层次追问。人类企图将一切资源都资本化，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体系，刺激着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欲望，有各种痛苦甚至死亡本身作为它的武器，支配了劳动，鼓起了勇气，激发了远见，使人类的一切能力日益发达。每一种欲望获得满足时的享受或愉快，对于那些克服了障碍和完成了自然的计划的人，是一种无穷尽的报酬的源泉。”［9］追求财富的欲望是资本扩张的推动力。人类把劳动价值注入到自然资源中时，资源被资本化了，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这种心理因素就通过物质得以显现出来。这种获得物质资源的力量承载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意志，使得人类进入了疯狂追求物质力量———资源。当人类对尚未资本化的资源进行开发，要投入大量的资本预付金，因此必须获得利润，否则就将血本无归，因此人类陷入资本逻辑体系的深度座架中。欲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动机，人类的行为由于这一欲望的满足而终止。这一欲望的满足又激发了新的欲望的产生，一种物欲造波着另一种物欲，由此导致欲望动力机的马达强劲，不断刺激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触角。亚当•斯密指出:“每一个人对于事物的欲望都要受人胃的有限容量的限制，但对于住宅、衣服、车马、家具等舒适品和装饰品方面的欲望似乎是没有限制和确定界限的。”［10］满足这类没有限制的欲望的资本扩张也就处于无止境状态。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也深刻指出了，这种资本扩张的欲望逻辑，“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是社会逻辑，也可以是欲望逻辑———那些逻辑把它们当成了既无意识且变幻莫测的含义范畴。”［11］这是深度资本扩张的欲望带来的消费社会的图景。尚未开发的资源被资本化后获得了一种价值通约的社会性，这种经济性符号通兑着对象化世界的一切存在。价值通约有着一种将五彩斑斓的生活世界量化的神奇魔力，通过货币把异质性的社会变成一种可量度、可计算、可兑换的存在，使得人类的生活世界被货币和资本的增殖体系宰制。人类在这个体系下追求资本的不断扩张，并在资本力量的驱动下研发出越来越多的高尖端的先进科技，进一步武装着人类进行资本扩张的欲望。人类的资本扩张欲望在吞噬着自然资源的可再生能力。当愈来愈多的自然资源消耗在资本体系中时，资源的可再生能力也在不断衰减，最终导致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2］人类破坏着与自己的身体发肤密切相关的自然机体而不自知。资本扩张欲望无资源可寻而无法得到满足时，或许人类真的会将触角伸向到地球之外的“潘朵拉星球”，将世代诗意的栖居破坏，人类被疯狂追求资本扩张的魔咒附身。
二、科技理性与生态危机的勾连
发达的科学技术对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给人类带来快捷、便利、现代化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资源破坏与生态危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主体地位得到确证的同时，人类对科技的依赖性愈加强烈，对科技的盲目乐观的态度实际上带来的是人的主体地位的缺失，人类的深度异化并日益成为机器的奴仆。因此，可以说“科学进展是一种悲喜交加的福音。”［13］科技理性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技术力量。在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时期，将对德性的追求视为“至善”，柏拉图、老子等哲学家都提出技术是“奇技巧”会败坏人的心智，反对技术的应用。近代以来，随着“科技乐观主义鼻祖”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知识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迅速发展为人类战胜自然的武器。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进一步确立了人的存在，自然在这种反思哲学中成为人的“思中之物”，因此“征服自然意味着，自然是敌人，是一种被规约到秩序上去的混沌;一切好的东西都被归为人的劳动而非自然的馈赠，自然只不过是提供了毫无价值的物质材料。”［14］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证使得自然越来越被沦为人类征服的对象。科技理性由探究真理的本体论变成一种实证的技术手段，这种技术手段追求对自然的深度开发，以达到人类自身的财富欲望，将自然定义为为人的利益而服务的存在。在挖掘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利益驱使下，使科技理性日益排除了人类的价值判断，如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等。科技的发展使科学的理念成为现实，带来便捷与舒适的同时，也越来越抛弃了对人文意义的追求。科技的发展不断助推着人类财富欲望的扩张，也使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生存困境与自然困境。比如，农药、化肥、催熟剂等化学药剂的超标使用，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却破坏了土壤，同时产出的作物含有未完全降解的药物残留，直接危害人类自身。人类开始意识到科技理性所导致的人的发展悖论。人类开始将科技理性作为批判与讨伐的对象加以审视。首先对科技理性提出批判的是卢梭，他认为科学每往前推进一步，人就随之往后堕落一尺，因此他将科学定义为人类的祸患和敌人。在《论科学与艺术》中，他指出:“科学的创造神是一个与人类安宁为敌的神。”［15］胡塞尔也强调“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16］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丧失了主观性，拼命追求物的逻辑而缺失了对人自身的思考，只追求动力因，不断求解着X而忽视了科技对人类应用领域的后果。实证科学导致了现代人漫不经心地丢掉了那些对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思考，使人类陷于不幸的困境。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把科学应用于实际所创造出来的武器使战争变得更为迫近而可怕，使个人的安全几乎降低到毫无保障的程度……不可否认，假如不是由于科学，这些祸害不至于象现在这个样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学对文明的价值一直受到了怀疑，至今仍然如此。”［17］因此，科学必须接受审查。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作为人类征服世界的工具，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促逼”着自然界，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与此同时，人类自身也成为被“促逼”的对象。对自然和对人类自身的“促逼”达到了“座架”，“座架占统治地位之处，便有最高意义上的危险。”［18］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认为，工具的价值在于它被主体运用在实现主体目的时的作用，工具理性遵循一种效用逻辑。科学技术在工具理性的效用逻辑下发展起来并成为对人类而言行之有效的工具。马尔库塞延续了对科学技术批判的思路，认为科学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缺失了对事物的人文意义的考量，只追求技术手段的实用性而缺乏目的性的考察，科学发展成为一种奴役人类的异化形态，社会发展成为一种人性扭曲的病态社会，导致全面的奴役和人的尊严的丧失。以科学技术为载体的高度发达的工具理性剪断了人与自然的脐带关系，同时工具理性的体制化运转也侵占着人类的生活世界，导致人与人之间被各自分离的意见的机械组合的量化计算所代替。工具理性企图以对世界的操纵为目标，在影片的情节推进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工具理性实质上是科技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异化现象，工具的发展正从带给人类的裨益走向反面，越来越缺失对人类自身的存在论境域的思考，成为危害自然生态环境和人自身发展的“罪恶之源”。科学技术强大的工具性和功能给人类带来的便捷与舒适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科学的发展和运用离不开人类的导控。人类之所与陷于工具理性的崇拜中不能自拔，源于人类自身价值理性的畸形、正确价值观的缺失。科学技术从属于资本的逻辑体系时，逐利的秉性操控着科技，疯狂的资本扩张欲望带来科技的飞速发展，这种科技的发展当然是一种人类仅仅为满足自身利益的异化的发展状态。这种异化状态可以深层次追溯到主体性哲学的痼疾，人类从原始的自然神教的神秘、蒙昧中走出来，发现了自身的主体性力量，“人是万物的尺度”“我思故我在”“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彰显。然而人类在将自身设定为主体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其他的存在对人类来说都是“他者”(Theothers)，这就导致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人类在自然科学与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中感到欢欣鼓舞，主体性力量达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盲目自信，科技与工业在主体性力量下发展日益迅速，提高了生产效率，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日益丰盈。但是人类却沉迷于机器与技术的世界中，技术越来越高端、机器越来越精密，人类对工具理性越来越着迷，将人之外的一切存在都视为客体和“他者”，工具在缺乏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考量之下畸形发展，由此破坏着与人类发展休戚相关的自然界机体。
三、基于对象性关系的和谐生态观
人类的财富欲望在科学技术的助推下不断扩张，最终带来了生产危机。那么能否像一些学者所提出的那样，消灭资本也就消灭了人类的财富欲望，生态危机就能迎刃而解了呢?马克思指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中，也是可笑的”［19］，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资本，只有通过资本才能创造出资产阶级这一最发达和最多样的生产组织。资本作为人类剩余劳动的结晶，本无善恶是非可言，其性质主要取决于它运用于何种生产关系之下以及人类运用资本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对资本扩张的考察也就是对人自身的反省。人类在世界资本化的浪潮中，可以寻找到一个与自然之间的合理距离。马克思指出，“人们需要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合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20］人类生活于自然界中，自然界是人类无机的身体，人与自然不是简单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生态伦理学基于旧唯物主义的理论，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出发，强调人类自身的主置和中心地位，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将只对人类有意义的伦理观、价值观赋予自然，自然就沦为了人类利用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人类的主体地位导致人类为了自身利益始终将与自身生存休戚相关的自然视作“他者”，自然成为满足人类利益的奴隶。人类无限膨胀的欲望导致对自然的无限制开发掠夺，产生了一系列生态灾难。生态伦理学把自然当作在人之外的孤立存在客观事物而不是与人产生内在联系的人类学自然界。自然界的存在对人类的意义在于给人类提供资源，将自己视为主体的人类竭尽所能去掠夺自然，以满足自身的需求与欲望。埃里希•弗罗姆指出“我们奴役自然，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来改造自然，结果是自然界越来越多地遭到破坏。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和我们对它的敌视态度使我们人类变得盲目起来，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界的财富是有限的，终有枯竭的一天，人对自然界的这种掠夺欲望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21］人类错误的生态观导致无节制地从自然界获取资源而忘记了自然与人的生命休戚相关的对象性关系。人类在资本的驱动下疯狂破坏自然界的可再生能力的同时也是在破坏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即人类在进行着自我毁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单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生态伦理学，同样也不能简单地回溯到“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物的多样性具有它自身的内在价值”［22］，所有自然物因为自身固有的内在价值应当得到保护，而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受到保护。福斯特深刻地指出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仅仅是对诸如人类征服自然和自然崇拜之间的对立这样古老的二元论的重新阐述。”［23］“这里永远存在的二元论观念往往妨碍了知识和有意义的实践的真正发展。实际上，这种观念中所体现出来的二分法往往使‘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观念长期存在。”［24］福斯特指出了根植于人与自然二分法的生态学理论导致的生态学困境。人类错误地将自然视为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物，这种自然被误以为是外在的，其存在的全部意义只在于给人类提供资源;也正是错误地将人与自然分割，以自然界自身的价值为中心，导致“唯自然至上”的“生态中心主义”。幸运的是，人类已经意识到上述两种基于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不正确的生态观的问题所在，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为建构和谐生态观而努力，和谐的生态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马克思将自然划分为第一自然即“自在自然”与第二自然即“人化自然”，马克思认为，自在自然“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6］“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7］，即不存在脱离自然界这一对象的孤立的人也不存在不以人为对象的孤立的自然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28］事实上，现实的、有意义的自然是对象性存在的人化自然，不存在独立于自然界的孤立的人同样也不存在不以人为对象的自然界。对象性关系意味着“别人就是我的‘你’……就是我的另一个‘我’，就成为我的对象的人，就是我的坦白的内隐，就是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眼睛。只有在别人身上，我才具有对类的意识。”［29］“也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它的存在。”［30］这就意味着人与自然是作为对象性关系而存在的并通过对象性活动而相互内在联系。这种对象性活动即人的实践活动。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对象世界，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1］通过实践活动建构“人—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生态观，人在与自然的内在联系随着实践活动而不断深化，自然成为人的“无机身体”。通过实践活动人类建构起与自然的生理性、理智性、情感性以及道德性的内在联系，使自然并不是外在于人的自我存在物，人亦是如此，因此要立足于对象性关系以及实践活动来研究人与自然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命运共同体”不能屈从于资本力量和人类的财富欲望，不能被科技理性所左右，不能“唯自然至上”，也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换取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相反人的财富欲望应该服从“人—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生态观，科学技术的进步应立足于“人—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生态观。这才是满足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正确的生态观。
作者:郑柏茹 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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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炮灰?按报道主人公周悦的话，“炮灰的意思就是做无用功，陪着冠军跑的人。”据相关部门统计，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网上报名通过资格审查人数超过了104万，而最终能捧上“金饭碗”的仅仅13566人，也就是说，有超过100万人将成为“炮灰”，淘汰率高达98.7%。由此可见，“炮灰”之说，尽管有些悲情，客观上却是一种实情。
“炮灰”一说的流行，反映了大学生求职的悲怆与无奈。按理说，公务员考试只是众多就业渠道中的一条，但由于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以及具有户口、福利等安定职业的关键要素，这几年公务员考试一直都是求职热点，报考人数犹如芝麻开花，以至于今年中国残疾人组织建设岗位供需比达到4584∶1，夺得第一。在这种情况下，想通过公务员考试实现就业简直是“华山一条道”，考上公务员无异于中了彩票。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3-0218-03
高级微观经济理论在经济管理类专业研究生的教学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基于个体理性选择发展出的消费者理论、效用理论、厂商生产理论、局部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是学习宏观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坚实根基。然而，高级微观经济理论的推演、证明中所使用的大量数学工具令众多学习经济学的学子望而生畏，并给任课教师的授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教学无小事，面对学生就定理证明过程所提出的疑问，笔者翻阅微观经济学理论相关经典著作和数学书籍，首先，对高级微观经济理论教学中的上述典型问题进行了补充；其次，对这些问题所反映出来的教师授课、研究生学习所存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二、原因分析
以上是对研究生微观经济理论教学中所遇到几个问题的解析，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对其进行背后原因的探析。
（一）研究生对数学工具重要性认识不够
学生在学习微观经济理论时，需要学习和掌握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统计、拓扑学等数学工具，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经济理论推导的逻辑，有效地训练经济学思维方式，使学生在面对现实经济问题时，掌握如何选取、界定经济变量，构建数理模型并进行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动态分析。一旦发现模型的推导结果与现实不符，就可以观察现实经济环境与模型构建时的假定条件有哪些区别，进而全面、深刻地解释经济现实。
但是，由于数学语言抽象、数学定理的推导难懂，研究生在学习数学基础时感觉吃力，往往放弃微观经济理论数学基础知识的学习，直接追求故事化的描述过程和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对利用数学推导的分析过程不以为然。在自己的论文写作时，“临时抱佛脚”地选取数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而对这些模型与所研究经济问题的契合程度置之不理。
（二）教师工作中多任务目标冲突
高级微观经济理论教师在授课时需要在教学目标的完成与保证教学质量两者之间权衡比较，其教学目标可以分解为以下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完成高级微观经济理论课程规定的知识，此时教学进度完成是第一位的；第二个任务是保证学生在高级微观经济理论课程的学习中掌握微观经济理论推导的工具和方法。这两个任务都是教学目标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难以避免教师的“选择性授课”，将授课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略去不讲留给同学们，如果学生课后缺乏动力对这些问题深入探讨，要么以后用到时“恶补”，要么继续不求甚解。由于授课过程中的“质”和“量”两个目标存在冲突，教师在授课时必然会有侧重，重“质”会导致学生对部分经济理论理解深入，但无法了解微观经济理论的全貌；重“量”则使学生有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的学习体验。这个问题在高级经济理论（高级微观、高级宏观）的教学过程中广泛存在，是影响研究生微观经济理论学习的重要因素。
（三）微观经济理论的学科性质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其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毋庸多言。高级微观经济理论中的许多问题都要涉及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利益的协调，如果缺少数学工具的分析，往往会使得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缺乏可信性，并有可能收到直觉和已有经验的约束，很难有新的发现。在数学工具在经济理论的运用上，有以下三种观点：①一些学者认为数学工具在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作用可有可无，甚至不需要定量的分析就能够“定性”；②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成功地运用初等数学也行”，经济管理专业的数学教学始终进步缓慢，课时经常被压缩；③还有介于两种观点中间的一种观点，例如保罗・罗默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就同意经济学中的适度运用但反对数学工具的滥用。例如在经典的最优化数学方法不够用时，冯・诺依曼的对策论以及阿罗・德布罗的一般均衡理论使得人们对群体的经济行为和有利害冲突的经济问题的认识大大深化了。这些都是数学工具成功得到运用并极大地推动所研究学科取得进展的典型例子，同样的例子还有，对个体和整体的利害关系研究的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问题正是由于成功地运用了数学公理化方法，使得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所揭示的深刻关系是非数学方法无能为力的。经济学需要数学，甚至是不寻常的数学。[3]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家无法运用纯净的可控实验作为其研究后盾，除了逻辑上的一丝不苟，没有更好的方法。
三、对策建议
（一）增强研究生掌握数学工具的兴趣
“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和科学的其他分支类似，往往出于数学上的便利进行假设，这种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抽象能够发挥数学方法的巨大威力，使得分析过程不囿于直觉和经验的局限。经济学与物理学一样，允许在分析问题时进行假设，这样方便于将视角集中在所研究问题的重要问题，厘清理论的基准，从而对经济问题进行体验和观察。数学是自然的语言，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将复杂的数学公式语言转化为经济学语言娓娓道来，学生将这些公式转化为充满趣味性的经济学语言进行理解、掌握。反过来，在教学过程要将一些经济理论构建为数理模型的，即经济学语言转化为数学语言的过程教授给学生，培养学生用数学工具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擅长在经济学语言和数学语言之间挥洒自如地切换。例如，《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作者，大名鼎鼎的克鲁格曼就善于将数学模型及推导转化为浅显易懂的语言展现给广大读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对微观经济理论所用数学工具产生浓厚的兴趣，学生才会自觉地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借助于数学的逻辑性和严谨性，从而得出具有一定价值的经济结论。
（二）把握教学中“质”与“量”的关系
高校教师在日常工作中有“教学”和“科研”两大任务，这两个方面的成绩都直接决定教师的绩效考核与职称晋升，教师在平时的工作中也需要考虑将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分配在两大任务上，根据效益最大化原则，教师会选择更有效率的教学方式。一般来讲，研究生的微观经济理论课程中大量的数学预备知识教学会占去总课时的1/3左右，即使保证数学基础知识的课时，学生的掌握情况也不尽人意，更遑论在经济学语言与数学语言之间自如转换了。这就要求：①教师在研究生微观经济理论授课时保证数学基础知识的课时，同时注重这些数学知识在经济理论的演进中的运用，借助于一些仅靠直觉和经验无法得出清晰结论但借助于数学轻松得出结论的典型案例，是学生体验到数学的强大作用，提高微观经济理论的教学质量。②研究生在学习微观经济理论时，可以选修数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如经济数学、微积分、拓扑学等，课前预习加上课后总结、主动解决学习中所遇到的数学难题，从而提高微观经济学学习的质量。当然，不是为了数学而学习数学，数学工具仅仅是桥梁和中介，通过它才能更好地学习微观经济理论。
（三）正确认识微观经济理论学科性质
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学者或者天才能够凭借他们自身的经验或者直觉就能够对许多经济问题给出其正确的判断，然而这样的方法并不是科学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论断绝对不可能是十分准确的，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论证，往往表现为科学发展史上的种种“猜想”。微观经济理论得到越来越深入的发展，对数学也就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坚持数学的严格性，使得公理化方法不止一次地引导经济学家对其所研究的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使适合于这些问题的数学技巧用得更好。”[4]微观经济理论到现在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经济学系统地运用数学方法的最早的例子，通常都认为发轫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①的《政治算术》。实际上，从19世纪中叶开始，数学才真正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以概率论研究开始其学术生涯的古诺②所发表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由于该书充斥了数学符号而被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认为是“胡言乱语”。马克思曾经写道：“在制定经济学原理时，计算的错误大大地阻碍了我，失望之余，只好重新坐下来把代数迅速地温习一遍，算数我一向很差，不过间接地用代数方法，我很快又会计算正确的。”[5]这也充分说明数学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综上，教师和研究生正确认识微观经济理论学科性质要坚持以下三点：①在教授和学习微观经济理论时，要明确经济学中的那些部分适合用数学工具进行研究；②学会从数学的角度理解经济学理论与数学究竟有多深的关系，不用数学工具能否得到同样的结论，数学对经济理论的总体发展能够起到大大的作用；③在教学和学习中考察和展望数学和微观经济理论发展是怎样相互推动的。
注：
①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
②Antoine Augustin Cournot，（1801-1877），法国数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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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杰弗里・A・杰里，菲利普・J・瑞尼.高级微观经济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安德鲁・马斯―科莱尔，迈克尔・D・温斯顿，杰里・R・格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906.
药学服务体现了一种全新的药房工作理念管理体会。是医院药师的责任。医院药师能够为改善医疗结果和降低成本作出贡献。药师的任务是提供药学服务。药学服务囊括了药师与患者和其他卫生专业人员协作、实施、监测药物治疗计划的过程,从而为患者造成特定的治疗结果。其内涵与内容已远远超出了合理用药的追求。
2药房工作质量管理规范
药房工作质量管理规范代表了一种国际性努力,汇集了各种药房实践的概念[2]。国际药学联合会竭力倡导药房工作质量管理规范,是因其认为使药房的许多任务需具体化,反映了药学界学者对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的全球性反应。其涉及4个领域:(1)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医院药房的责任是要确保提供用药咨询的方便和简易,而且有助于保护个人隐私。(2)供应和使用处方药物,及其他卫生保健产品。医院药房的责任是确保处方适合于个人,满足治疗的、社会的、法律的经济要求;保证发出药品的安全,及质量和准确;向患者提供用药咨询,并监测药物使用的效果。(3)自我保健。医院药房的责任是评价患者的个人需要,推荐有效和安全的产品。(4)影响医生处方和促进合理用药。
3全程化药学服务
“全程化药学服务”理念体现了“价值”管理的思想[3],即医院药学以患者为中心实施药学管理和服务,进而开展药学价值的再创造工程,把药品供应链管理纳入药学服务模式中,将药学服务的价值链延伸至药品市场的物流中,实现医药公司、医院和患者等的价值共享和多赢。[LunWenNet.Com]
4临床路径
临床路径是指对服务对象的健康负责的所有人员,包括临床医师、护士、药师、心理医师、营养师、检验人员以及行政管理人员等,联合为某一患者的诊断、处置(治疗)而制订的一套“最佳”的、标准的服务与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因为有以时间为顺序的具体详细的医疗服务计划单或路线图而得名。患者从住院到出院,要遵照临床路径图,逐项接受诊断和治疗。包括诊断、化验及检查项目、药物治疗、医疗干预、护理、监测项目(包括用药效果和出现的不良反应等)、疾病知识教育、治疗阶段目标、时间要求以及运动、饮食、营养和康复指导等。管理体会临床路径模式认为,随着循证医学和循证药学的推行,药学服务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因此,还不足以实现“以药品为中心”向“以患者为中心”的根本转变。笔者认为,临床路径的思想是要把医、药、护等卫生服务工作熔为一体,真正做到以患者为中心。
1广西茶叶产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
1.1促进规模生产，深化经营体制
要确保广西茶叶产业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解决当前茶叶产业小规模、分散经营的问题，促使广西市场有效对接，实现茶农增收。将茶叶产业化和循环经济相互结合，不仅有利于增强茶叶产业自我积累与发展的能力，还能充分发挥、深化茶叶生产经营体制，促进茶叶产业健康发展。
1.2提高茶叶品质，开拓绿色市场
现代农业生产是以绿色食品为主目标，但目前市场上的广西茶叶产品仍存在农药残留超标现象，其出口受到限制。而倡导并发展循环经济能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安全优质的广西茶叶，对开拓绿色茶叶市场具有重要作用。
1.3减少生态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
茶叶生产与自然生态环境密不可分，在茶叶产业发展循环经济中，通过循环将茶叶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废弃物重新投入生产或消费环节，是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模式，是减少污染的根本手段，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1.4延长产业经济链，促进农民增收
茶叶是广西传统农业产业之一，具有涉及面广、带动性强及平台性好等特点，利用循环经济相关理论发展茶叶产业，既可以通过延长经济链条而增加就业机会，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乡村、养殖业、农产品和交通运输等发展，又能提高农民收益，促进农村安定繁荣、和谐发展，最终带动广西经济发展。
2广西茶叶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广西茶叶发展现状
广西茶叶生产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气候环境与种质资源条件，是我国茶叶生产的适宜区之一。广西茶叶生产历史悠久，在唐代就已种茶和制茶[5]，且具有茶树生长期长、开采早、产量高等特点。近年来，广西茶叶发展迅速，2013年全区茶园面积7.22万hm2，排在全国第11位，茶叶产量4.83万t，毛茶产值24.41亿元，加上花茶、六堡茶、茉莉花的再加工产值，茶叶产业总产值约68亿元[6]。此外，在广西80%的产茶县为贫困县，种茶是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就地就业和发展农村经济的主要途径之一。
2.2存在的问题
(1)产业化规模化程度低。广西茶叶大多是农户经营管理，小规模家庭作坊，生产设备落后，卫生条件较差，技术含量低，产品质量不稳定。
(2)品牌效益低。广西有名茶，但名牌少，获得区级品牌称号的只有少数几个品种，市场占有量低，与福建、浙江、云南等省的差异明显，茶叶大多依靠专卖店销售，缺乏品牌营销意识。
(3)绿色壁垒。从2000年7月1日起，发达国家提高了进口茶的农药残留标准，检测农药从7种扩大到134种，因此广西茶叶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农药残留的问题。
3广西茶叶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3.1企业层面
在企业中实行清洁生产，减少产品与服务中物质能量的使用与消耗。大力培育广西茶叶生产、加工和销售龙头企业，推行机械化、自动化、标准化生产，从源头降低废弃物产生;改进种植技术，科学合理使用肥料和农药，规范茶叶加工工艺，促进茶叶向绿色无公害产品发展，不仅能使污染排放最小化，还能提高广西茶叶的市场竞争力。
3.2区域层面
生态园区是多个企业实施循环经济法则的实践模式，可同时获得企业经营规模与生态效益。茶叶产业发展应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与其他小规模茶园相结合，形成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地方品牌的形成与发展，进而提高广西茶叶的品牌竞争力和影响力。同时，在生态园区引进其他产业，如食用菌栽培、养殖、生态观光等[1]，使茶叶生产废弃物转化成另一种生产的投入品，提高物质能量使用率，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构建循环型农业示范园区，形成农、工、商有机结合产业链及利益共同体。
3.3社会层面
首先，加强茶叶循环经济的科技创新力度，充分利用企业、科研单位和高校的科研力量，进一步深入研究循环经济。通过科技创新，不断完善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能力，拓宽茶叶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方向，减少污染，提高废弃物的再使用率。其次，政府应因地制宜，尽快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地方性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如循环经济规划制度、循环经济科技支撑和示范制度、绿色消费鼓励制度、生产责任制度等。同时加强执法力度，促进循环经济依法有效开展。最后，加大循环经济的宣传力度，倡导使用和食用绿色环保产品，在消费后注重对垃圾的分类处理，提高民众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意识，促进循环经济社会化发展。
循环经济学论文范文二：高速公路建设中循环经济理念运用
1高速公路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公路建设主要是以提高通行能力为目标，90年代以后，指导思想还停留在传统的经济思维中，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以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材料开采方式粗放、自然环境破坏严重;设计观念老旧、土地和自然资源耗费量大，水体和空气污染情况突出。
1.1对土地的影响
公路建设用地分为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永久占地是公路主体工程本身和沿线设施用地，会长期占用大量宝贵土地资源;临时占地主要包括施工便道、取弃土场、拌和站、存料场等，这类土地应该在工程结束后尽快进行生态恢复和水土保持，否则将造成土质下降甚至荒废。《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中明确了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用标准，但是实际施工过程对土地的损害并不是仅此就能够弥补的，而即使是临时占地中的拌和站等场地硬化，对土质和生态的破坏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恢复的。除了占地，施工中对土体扰动会破坏植被、降低土地抗蚀能力，施工垃圾的随意丢弃，弃土弃渣分散堆放都会造成土质的下降，松散的孔隙率在雨水的冲刷过程中会造成附近土地的污染，这些都直接造成土质的下降和耕地农作物的减产，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1.2对空气、水体的影响
公路施工中的扬尘、施工机械尾气、沥青混凝土的污浊气体排放在空气中，不但污染环境、降低施工人员和附近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会影响沿线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水中桥墩施工时筑岛围堰对水底的搅动、施工船舶油渍污染水体、施工污水和驻地生活污水的随意排放，都对当地水资源造成一定的影响。
1.3噪音污染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施工过程中土石方爆破、桩基开挖、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等产生的噪音较强，尤其一些不间断施工的工程，昼夜不停的噪音污染对施工区附近的居民生活影响很大。为了满足人民出行，公路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改变工程所在地的地形地貌，破坏自然景观，而大量土地的占用也会破坏地面植被覆盖，造成地表裸露，影响动植物的生存环境。
2在高速公路建设中增强循环经济理念
2.1循环经济理念的意义
循环经济是针对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经济提出的，目的是将经济活动调整为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和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循环利用模式，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将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到尽可能小的范围。循环经济理念核心内涵是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确保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生态环境的良性转化。循环经济的建立能够促进资源循环利用，缓解浪费，遏制环境污染，保护人类生存条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会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如果能加强循环经济理念，则会降低造价、保护环境、节约国家资源。
2.2在设计阶段增强循环经济理念
路线的整体规划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对环境的影响，在线路的选择上，尽量少占用农田、良田，避开矿区、学校、文物古迹等地区，要合理保护水资源，做好排水设计。山区公路应尽可能和原地形地貌相适应，尽量避免对沿线居民的生活带来影响。线路设计时还要加强景观设计，通过栽种植物补充路线周围的景观。公路绿化后的环境可以调节路面湿度和温度，吸收公路上的噪音、废气和尘土，延长路面使用寿命。路基设计时可以利用工业垃圾、建筑垃圾等废料作为路基填料，合理土方调配减少大挖大填，适当布置通道、合并整治河道节约工程占地。路面施工的原材料以水泥、沥青、砂石料为主，设计中要选用优化的材料配合比和路面结构层，推广废旧材料的再利用以及各种改性沥青等新材料的使用从而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桥梁结构设计中要准确分析结构受力，进行合理的结构尺寸、配筋及节点等设计，不要为了安全盲目增大混凝土等级、提高配筋率，造成资金和材料的浪费。排水系统设计应对水进行合理疏导，将污水引人地面排水沟、污水池等适当位置。照明系统可以考虑采用风能、太阳能等高科技灯具，节能环保。隧道选线要注意隧道位置是否存在矿脉、瓦斯地层和含地下水的地层，避免破坏地下水资源和矿产资源。弃渣应尽量用于路基填方和桥头路堤填土;宁可利用较远距离的荒地弃渣也不就近占用良田;当必须占用农田时，应先将种植土运走，待工程结束后再把原种植土覆盖于弃渣场以恢复耕种。
2.3基于循环经济的施工阶段环保理念
施工中要尽量保护土地，例如，施工便道等临时工程及拌和站预制场等施工场地应尽量修建在荒地和劣质地上，严禁在沿线基本农田集中分布的区域和地质灾害路段设置取弃土场，施工营地尽量设置在居民生活区附近不要占用林地或耕地。对于已占用耕地待施工结束后要及时进行复耕、绿化以尽快恢复农田的使用，防止水土流失。施工中要增强保护水资源意识，建筑材料如沥青、油料、化学物品等要远离水源堆放，防止散漏污染，仓库周围设置排水系统防止雨水侵烛;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需进行收集处理，禁止随意排放;施工机械进行定期检査，减少或避免漏油对水体的污染。公路施工过程中也会产生空气污染，水泥、石灰、矿粉等材料应密封存放，沥青混凝土、水泥混凝土、灰土等尽量采用集中拌和，拌和场、预制场应进行场地硬化并远离居民区，运输车辆在物料表面进行覆盖，施工便道定时洒水除尘，减少扬尘对空气的污染。
3公路建设材料的循环利用
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循环经济主要包括将其他行业的工业废旧物作为施工材料进行利用和将公路自身的废旧材料重新再生进行利用，这种做法可以节约工程造价、保护国家资源、减少环境污染。
3.1粉煤灰在公路建设中的应用
粉煤灰是火力发电厂燃烧煤炭后的工业废料，它的排放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还会造成环境污染，现作为新型材料广泛应用于髙速公路项目中。在_工程里，粉煤灰可以代替或部分代替水泥等胶结材料进行软基处理，也可以作为路基填筑的填料;在路面工程中，石灰粉煤灰类半刚性基层已经成为我国高速公路路面基层的主要类型;在沥青混凝土路面中，高钙、超高钙粉煤灰可以替代矿粉降低填充料的成本;在水泥混凝土路面中，掺加粉煤灰的干性水泥混凝土路面能节约25￣30%左右的水泥用量。
3.2废旧橡胶在公路建设中的应用
废旧轮胎是污染环境的固体废弃物中最难处理的种类之一，在公路建设中，废旧轮胎粗粒碎屑可作为沥青混凝土的部分骨料进行施工，细粒碎屑可替代部分沥青结合料使用。将废旧橡胶粉用于公路建设，不仅能改善沥青混凝土的使用品质、延长沥青混凝土的使用寿命，而且有利于废旧产品的再生利用。同时废旧轮胎还可以作为安全设施应用在高速公路急弯、连续下坡路段，保护车辆和人员的安全。
3.3再生沥青混凝土在公路建设中的应用
【关键词】食品安全 激励性规制
规制主体 规制程序。
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探源。
日本学者植草益认为，所谓激励性规制，就是在保持原有规制结构的条件下，激励被规制企业提高内部效率，也就是给予受规制企业以竞争压力和提高生产或经营效率的正面诱因。①激励性规制给予受规制企业一定的价格制定权，让其利用信息优势和利润最大化动机，主动提高内部效率，降低成本，并获取由此带来的利润增额。
从规制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可以定义为激励被规制食品生产企业提高内部效率，给予受规制食品企业以竞争压力和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的正面诱因，以激励其降低成本，获取超额利润的行为。至于食品生产企业有没有制造伪劣食品，并不在激励性规制的考虑范围内。其实质上属于传统的经济性规制，而非社会性规制，显然无法达到保障食品安全的目的。如就“三鹿”
奶粉生产厂商而言，运用规制经济学工具分析，其生产效率不可谓不高，经济效益不可谓不好，应是一个成功的激励性规制案例，但其社会效益却相当糟糕。因而有必要对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予以新的解读。
行政法学以规制主体的权力运行机制为研究对象，立足于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的核心价值———安全，强调规制主体的合法性、规制理念的先进性、规制程序的开放性，故能较好地弥补规制经济学只注重经济效率而忽视社会效益的缺陷，赋予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新的生命力。因此，行政法视野下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可以定义为：国家食品安全规制主体，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通过实施具体行政行为促进食品安全参与主体遵守法律规范，以维护食品安全的行为。对此概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解读。
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体的合法性。
规制经济学一般不研究规制主体的来源、组织机构、职权构成，而行政法学却非常注重行政组织理论的研究。
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人是一对基本范畴，据此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体的合法性应包括两条主线：
一是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体的合法性。在我国，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体就是行政主体，其权力来源于组织法或者单行法的授权，由人大产生向人大负责。其性质是法律执行机关，而法律是公民意志的体现，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体的实质就是公民的委托代言人，主体性质的合法性意味着其规制行为必须满足公民的要求，保障公民的权利。二是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对象的合法性。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对象包括规制主体自身、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对规制主体自身的激励新规制“更在于使政府中每一工作人员的内在潜能得到最高的发挥；不重在以督策与管束方法处理人事问题，而重在以科学的知识技术及‘人性’的观点，促进自动自发的服务精神”②。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事故的第一责任人，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频发，归根结底都是由于食品生产经营者法治意识淡薄，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漠视他人生命健康权，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所致。传统的规制手段以事后惩戒为主，面对我国食品产业准入门槛低，从业人员众多，存在数十万家中小食品生产经营户的现状，难以起到良好的规制效果。故有必要运用激励性规制手段，促进食品生产经营者自觉守法经营，生产销售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食品，进而通过食品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将伪劣食品生产商逐出市场。由于食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消费者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很容易成为伪劣食品的受害者。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要通过强制食品信息披露和普及食品科学知识，防止信息不对称对消费者的损害，促进消费者合理消费，远离假冒伪劣食品，最终使其自然消亡。
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理念的先进性。
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理念的先进性，必须依靠其背后的价值支撑。规制经济学的价值基础是效率，在食品安全规制中，即便实现了效率价值，也无法防止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对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的保障无济于事。而行政法产生的基础是“主权在民”和“分权制衡”，按照代议制理论，行政权力来源于公民的授权，其运行的价值基础是人权保障。在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中，食品的安全性就是基于人权保障这一价值而产生的先进理念。
安全作为一种价值观，历来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安全价值的重要性，英国功利主义法学派边沁认为，立法者要想保障社会幸福，就必须努力达到四个目标，即保证公民的生计、富裕、平等和安全。③边沁所说的安全包含着身体、名誉、财产、职业不受内乱外患的侵扰。博登海默对安全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追求安全的欲望促使人类去寻求公共保护，以抵制对一个人的生命、肢体、名誉和财产所作的非法侵犯。”④这里，博登海默把安全的内涵界定为使一个人的生命、肢体、名誉和财产免受非法侵犯。那么，安全价值的含义是什么呢？我国学者卓泽渊认为：“安全价值是指，能直接确认和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自由等，保证人们的安全，满足人们的安全需要。”⑤“作为人类最基本的人权，生命健康权的保障是安全价值的最核心的内涵”，⑥树立科学的食品安全激励规制理念就是把生命健康权的保障作为基本原则，贯穿于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的始终。显然，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通过具体行政行为的运行，促进规制主体、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依法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必能将体现于行政法中的食品安全理念变为现实。 转贴于
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程序的开放性。
行政程序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作出行政行为所应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期间的总和。规制经济学理论不研究程序问题，对于所提出的激励性规制的特许权投标制度、区域间比较竞争、价格上限规制和社会契约等制度，也并未探讨其实施程序。而行政法可称为程序法，尤其在英美法系国家，程序被称为“看得见的正义”，人们普遍坚信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行政法基本等同于行政程序法，如美国最为重要的行政法就是1946年颁布的《联邦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具有规范和制约行政权合法行使、保障相对人的人格尊严、促进行政权合理行使、提高行政效率等功能。自从规制运动产生以来，规制程序体现了相对民主参与原则，就“监管权力运行的程序而言，也从单向式的监管程序发展为开放式的、互动的公众参与机制。”⑦在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中，无论是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还是消费者的激励，均是通过开放性程序实施，表现为以下几种公众参与程序。
首先是公众立法参与程序。《食品安全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是宪法中公民参政议政权的具体体现，只是原则性太强，操作性不足。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立法，是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法律、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也包括行政法规、部委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范围相当广泛。不管什么主体立法，在颁布以前都应当通过网上问卷、开立法听证会、发调查问卷等方式大量听取公众的意见。尤其是涉及到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问题，更应当满足大多数公众的要求。
其次是公众协助执法程序。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关系到社会大众的生命健康权保障，也关系到公共卫生安全的维护，监管机构和公众对此都有共同的利益，这算是行政监管工作中最得民心的项目。为此，我们应当打造公众协助执法机制。比如，建立简便易行的食品安全监管举报制度，第一时间把有关安全监管信息传达给监管部门，让违法食品厂商无处可逃，将监管权力覆盖到整个食品链条中。
第三是社会团体参与程序。现阶段对于成立社会团体的程序要求过于严格，明显具有计划经济的痕迹。比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但是实践中很多社会团体无法确立业务主管单位，即便有业务主管单位也难以得到审查同意。因此，应简化设立社会团体的程序。同时，通过立法授予社会团体食品安全监管职权，如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和食品安全的检测、风险评估、信用评估、信息收集、分析、披露权等。唯有如此，才能保障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程序的开放性。（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注释。
①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朱绍文，胡欣欣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151～153页。
②罗豪才，宋功德：“现代行政法学与制约、激励机制”，《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第86页。
③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04页。
一、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本内容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M・P・Todaro）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考察研究中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数量和城市失业率是同步增长的，于是他从这一矛盾现象出发创立了自己的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城市中失业率的存在的事实，使得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因素是城乡经济结构差异以及迁移者对迁移成本和效益的权衡，其迁移的动力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城乡实际的收入水平的差异，另一个是城市的就业概率，且后一个因素起着关键作用。他把农业人口迁入城市获得就业的可能性与城乡动态供需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人口流动模型。他的人口流动模型分为两部分，一是总量人口流动模型，一是个人迁移的决策模型。
1.总量的人口流动模型
用数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 ，
，，
式中 代表第期农业劳动力流动的规模，表示城乡预期的收入差， 表示劳动力迁移规模是预期收入差的增函数， 为城市中获得工作的概率，是城市工资的实际水平。 是农业部门的实际收入，表示现代部门总就业人数， 表示现代部门在某一时期创造工作的机会，表示城市地区总劳动力规模，表示城市失业人数。这就是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总量人口流动模型。
2.个人迁移的决策模型
对于农村人口中个人做出迁移决策的情况，托达罗认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迁移的决策取决于由未来某期前就业概率的累加值决定的净收入贴现值 ， 即，
。表示贴现率，表示现代部门的实际收入， 表示迁移成本， 是期前迁移者找到工作的累加概率，它与不同，指的是某一时期迁移者被雇用的概率，他们的关系可以用以下四个式子来表示：①，即一个迁移者第一个时期获得工作的概率等于这个时期被现代部门选用的概率。
② ，这表示第二个时期获得工作的概率等于第一个时期被现代部门雇用的概率加上第二个时期被雇用的概率与第一个时期未被选雇的概率的乘积。③，依此类推可以得出第四个式子即 时期与的关系。④。 从以上就业概率公式可以看出，假设实际收入 与 不变，那么一个迁移者在城里待的时间越长，他获得工作的概率就越大，从而它的预期收入就越高。这就说明一个事实：农村一些青少年虽然知道进城后不会很快在现代部门找到工作，但也愿意流入城市甘当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因为他们预计在城里待长一点时间会找到工作的，因此从长期来看，城市预期收入还是比农村预期收入要高的。
根据托达罗的观点，城乡人口流动规模是城乡收入贴现值的函数，即：， ，若 ，迁移者愿意流入城市，城市净流入人口就增加；若 ，迁移者不愿意流入城市甚至从城市倒流到乡村，于是城市净流入人口就不会增加，甚至减少。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托达罗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家城市移民人数猛增，原因主要在于城乡收入差异扩大。
托达罗还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和机制进行了分析，最终综合得出结论，他指出"或许这种模式体现出来的最重要的政策含义是，如果不全力以赴为改善乡村生活做出努力，而想大大缩小城乡传统部门的规模，都是十分困难的。""只要城乡实际收入的差距继续增大的速度足以抵消职位创造率的持续增长，那么，即使成功的寻求现代部门职位的较低概率能够具有长期稳定作用，而较高的持久收入的引诱，也会继续吸引乡村移民长期进入日益拥挤的城市贫民窟。对于这种潜在的不断增长的城市失业大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是不应等闲视之的。" [1]
二、刘易斯的人口流动理论的基本内容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向城镇工业部门流动的两部门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以农业部门或农村部门为代表；另一个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为代表。刘易斯认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又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由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是建立在不可再生的土地的基础上的，农业的生产技术简单，发展缓慢，且农业人口持续增长，导致劳动力严重过剩，长期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这样一部分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而现代的工业部门，生产的基础是再生性的生产资料，不断的资本投入和科技发展，使工业部门的生产力发展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劳动力就业的边际生产率是可以不断提高的，人们的收入也是可以不断提高的。因此不同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引致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从农村农业部门流入城市工业部门，而城市工业部门从高劳动生产率和流入劳动力的低工资支付中获得巨额的超额利润，不断扩大工业部门生产规模以吸引农业部门的富余劳动力，直到吸收完毕，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这时，工业部门要想雇用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与农业竞争，农业部门就会向工业部门一样逐渐实现了现代化，二元经济也就变成了一元经济。
刘易斯模型的前提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过程也即是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过程，他强调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结构差异，把经济增长过程与工业化过程以及人口流动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分析，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为发展经济学家研究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即结构主义思路。另外他把工业化和城市化密切的结合在一起，把工业化、资本积累与人口流动有机相结合，典型地反映了第一个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特点。但它也有自身的缺陷：①它暗含假定，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例是始终不变的。②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存在无限的劳动供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③该模型只强调以工业部门的扩张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而忽视了靠农业自身发展来吸纳剩余劳动力。④假定农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城市中不存在失业也是不现实的。⑤该模型把城市工业部门的不变工资作为分析基础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
1.失业人员增加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失业率居高不下。目前金融风暴使得中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中国可能达到1.134亿的失业人口，据此数据可以计算真实的失业率是14.2%。从官方统计的数字来说，2008年以来中国南方已经有67万家工厂倒闭，因此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有670万。这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无疑是一个大的阻力。
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军数量庞大。中国2008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是560万，约7成400万成了"待就业者"。2009年的毕业生630万，二者相加在一起1030万人。同时还有直接从中学校园走入就业市场的青年们，新军数量之大不容小视。
同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有1.7亿之多，而且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还会有所增加，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就业形势严峻。
2.剩余劳动力本身的素质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转移就业的可能性
衡量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的指标主要有文盲率、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所占比重、人均受教育年限等。从总体上看，2004年我国人口文盲率高达6.72%，远高于发达国家2%的水平，人均受教育水平仅有8年，而世界平均水平则是11年，美国13.4年，英国14年，法国13年，说明我国离人口资源强国的距离还相当大。
抽样调查显示，2001年当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当年转移总量的比重为23.6%，比上年上升4.7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为62.9%,下降2.2个百分点；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比重为10.2%,下降1.1个百分点；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比重为0.7%，经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比重为12.7%，下降12.4个百分点。如此文化程度与水平，要在日益科技化、机械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城市谋取一个职位，势必会遇到困难。虽然目前劳动力整体水平在提高，但还未赶上城市工业科技化进程所需要的劳动力素质水平。
3.乡镇企业近来发展速度减缓，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发展迅猛,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就业人员平均每年增加552万人。"七五"时期，平均每年增加596万人；"八五"时期，平均每年增加688万人；而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乡镇企业受到剧烈冲击，发展速度趋于平缓，吸纳劳动力能力在下降，1990～1998年乡镇企业年均吸纳就业仅409万人，1996年到1998年全国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分别为1.3508亿、1.305亿和1.283亿，连续三年下降。其中全国集体企业1998年共安置就业职工2.4829亿，比上年减少498万，同比下降9.35个百分点。
4.靠城镇化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任重而道远
截止2008年末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7%，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与发达国家75%的水平相比差距较大。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因此，现实已经表明靠城市化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存在广大的空间。但是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还存在诸多的因素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比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同时，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
5.入世对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格局将造成较大冲击
加入WTO，按照WTO的协议，农产品进口关税削减，这必将导致国外质优价廉的农产品进入我国市场，将对我国农产品市场造成强大冲击，面对这一形势，农业必将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且降低成本，以增强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而这可能导致一部分只从事种植业的农民收入下降，因而更加剧了其向往城市向城市流动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加入WTO后城市产业面临的冲击，将偏向吸纳技术人员，这对于技术层次较低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将造成威胁。
四、人口流动模型的启示
刘易斯人口流动理论强调靠工业扩张来吸纳剩余劳动力，忽视了通过农业本身的发展来吸纳劳动力这一方面。与刘易斯的人口流动模型相比，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更接近我国现实，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仅靠工业扩张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其剩余劳动力问题的，且指出剩余劳动力由农村流入城镇的动力主要是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镇工人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针对我国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时现存约1.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城乡收入的极大差异导致劳动力由农村流入城市是不可避免的，计划经济、户籍制度的结果--城乡分割使得农村人口膨胀过速、劳动力绝对剩余、资源相对减少，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受到限制。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应灵活掌握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含义，多渠道、多形式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靠发展农村经济就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相结合的途径应为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最佳途径。
托达罗主张强调靠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就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这只是针对刘易斯的只强调扩张工业部门规模来吸纳剩余劳动力来说的，并不是说只能靠发展农业与农村这一条路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针对不同的现实、不同的国情，要具体灵活地运用理论模型，不能一味遵从理论，要理论联系实际，灵活运用才是上策。针对我国目前情况，要取消硬性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代之以合理的疏导、管理；要加大扶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力度，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使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进城"，提高农民收入。
五、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建议
以劳动力就地转移与向外流动为向导，发展农业、农村经济与促进劳动力向城镇合理有序地流动相结合，促进劳动力转移，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
1.抓住农业结构调整机遇，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
加入WTO国内农产品市场面临国外质优价廉的农产品的冲击，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的品质，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充分利用这次退耕还林、还草等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拓宽农业生产新领域，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向其深度和广度进军。目前中低产农田占现有耕地的2/3，综合开发潜力非常大，应借助农业税费改革带来的农民积极性提高的契机，大力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大量的劳动就业机会。
2.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渠道
第三产业包括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具有高劳动密集度、劳动力和资本进入相对容易等特点。众多的行业能容纳大量的劳动力，是劳动力的"蓄水池"。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第三产业增加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增加就业岗位达85万个。依靠第三产业解决就业问题是世界各国的通用选择。目前在我国农村，除了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邮电通信业以及金融保险业发展相对较高以外，其他如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等行业较低，而计算机服务业、居民服务业、咨询业、信息业、旅游业等在农村几乎是空白，第三产业在农村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当前应大力发展适应农村市场需求的第三产业的相关行业，扩大就业空间，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繁荣农村经济。
3.推进农村工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进程
所谓农村工业有一个说法就是：在农村范围内的工业就叫着农村工业，虽然这个说法有点牵强，但笔者个人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村工业的区域特点，这样它也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提供了方便：能够就近选择。从形式主体上来说，农村工业主要指的就是乡镇企业。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纳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是近年来，乡镇企业发展疲软，吸纳劳动力能力也在下降，因此应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对其资金上政策上的支持力度，从政策上给予其发展的空间，资金上给予其融资的方便，进一步加快其发展速度，提高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4.努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
农村剩余劳动力普遍素质偏低，不论是就地转移就业还是进城谋职都会影响其就业的可能性。目前，城市中失业人员大量存在，与城市中的大量失业人员相比，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存在优势。随着农村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也在提高，相应地就要求农业劳动力的知识水平、整体素质都要提高。因此，国家应增加对农村的教育投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顺利转移。
5.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形成于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它将全国人口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人口两大类，对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及户口迁移作了严格的限制，以后又形成了诸多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从历史发展来看，它曾一度使老实纯朴的农民无私奉献，为国家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上升都使农村劳动力剩余。此时，户籍制度不仅限制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而且更限制约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当前应放开户籍制度的硬性约束，代之以合理的管理与疏导，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有序地、有目的地进行转移。
参考文献：
[1]托达罗（Micheal P・Todaro）.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M]//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韩令国．再驳房价上涨谣言 [EB/O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