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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联合国发表了第一个国民经济核算的报告，1951年，出版了第一个官方的国际指南。此后，又出版了多个国际指南，这些国际指南便影响着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实践，二次大战以后的时期可以称之为“国际指南的时代”。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国际指南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与实践活动的不断进步。
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三代国际指南
按照时间顺序，我们可以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划分为以下三代国际指南。第一代国际指南:即1951年和1952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指南和1953年联合国的指南;第二代国际指南:即1968年联合国指南(1968年SNA)，1970年欧洲的指南(1970年ESA)以及1969年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1969年MPS);第三代国际指南:即1993年由各国际组织合作完成的指南(1993年SNA)和1995年欧洲的指南(1995年ESA)。由于MPS在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中已不存在，下文中将不再涉及这一体系。
1.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一代国际指南。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一代国际指南发端于1947年出版的联合国报告。这一报告主要由斯通撰写的附录构成。尽管这一报告代表了联合国，但这一体系是以“货币交易占支配地位的先进工业化经济模式为基础的”①。
应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前身)的请求，斯通指导完成了一份国际指南。这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第一个国际指南，它主要用于马歇尔援助计划。1951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出版了《简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1947年的报告相比较，这是一个简化的体系，只区分了往来账户和资本账户，部门的数目只有3个(即政府、企业和住户)，对部门也没有进行任何的细分。
1952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出版了《标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取代《简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一新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指南考虑了在贯彻简明体系中的经验，包括了更多的账户，但与1947年联合国的报告相比，仍显得非常简单。
在斯通的领导下，1953年联合国发表了一份新的指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附表》，这一报告第一次使用了“SNA”这一名称。这一份指南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标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非常相似。与1947年联合国报告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指南不同的是，1953年的联合国指南还打算用于发展中国家。这一区别反映在生产范围的扩展上，即1953年联合国指南也包括了某些非市场产出。1956年，联合国在对1953年版本做了少量修订后重新出版了这一报告。
2.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二代国际指南。
1968年，联合国出版了一个经过全面修订，更加详细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一体系的主要作者是艾德诺夫和斯通。1968年的报告在如何使用这一体系上采用了更加灵活的观点:即各个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各自使用该体系的优先次序。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设计了一章包括对有关内容优先次序的建议和某些特定的有用分类，如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区分及现代和传统生产模式的区分。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联合国出版了一系列补充指南。这些指南阐明了1968年SNA没有包括的若干问题，如资产负债表及调节账户，收入分配，不变价格和有形资产等。
1970年，欧洲共同体出版了其国民经济核算的第一个指南，这个指南在概念上与1968年SNA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但其更多地考虑了欧洲的具体情况，如该体系包括了就业的概念，并且反映了法国国民经济核算实践的某些内容。
3.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第三代国际指南。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三代国际指南产生于10年以前，即经修订1993年得到核准的SNA和经修订1995年得到核准的ESA。1993年SNA的主要作者是瓦诺利和希尔。这一新的指南包括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核算结构并提出了考虑到不同数据需求和不同国家环境的灵活性的重要性。基于以下原因，1993年SNA被认为第一个真正实现了国民经济核算标准的国际化。首先，1993年SNA是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共同体等国际组织合作下共同完成的，这为更好地协调某些相关指南的概念提供了可能，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手册》、《政府金融统计手册》和欧洲共同体的1995年ESA的协调。其次，MPS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活动已不复存在，所有东欧国家已向市场经济转型并采用1993年SNA和1995年ESA。
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ESA已成为欧洲共同体政府法规的一部分，即成为法定文件。这与所有的其他国际指南均有所不同，像1970年SEA和1993年SNA，只是对各国推荐使用，而非强制执行。
考虑到欧洲共同体的许多重要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如进入欧洲货币联盟的标准等，需用于行政管理，1995年ESA内含着法律的特征也是必须的。这要求1995年ESA更加准确，同时也要求各成员国必须更加严格地执行这一文件。
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三代国际指南的比较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三代国际指南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本文选择核算目的、概念解释、观察和推算、核算体系的灵活性、核算结构和部门分类5个方面进行比较。
1. 核算目的。
在联合国1947年的报告里，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报告中指出:“认识到怎样将国民收入与其构成的交易及其他交易的总量联系起来是必要的，现代调查起源于试图对某一概括性总量的测定，目前已将重点放在构成交易的结构和这些交易的相互关系上。”②因而，国际经济总量的估计在1947年联合国报告里只是所关心的问题之一。与此相比较，概括性总量的测定在1953年SNA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指南里似乎成了惟一的目的。这可以由其部门核算证明:它们是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记录的，是为了直接获得国民经济总量。
1968年SNA、1970年ESA则接受了与1947年联合国报告类似的方法。例如，1968年SNA指出:“为了分析和政策两个方面的许多目的，仅仅利用这些总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比较详细地探索一个经济体系的许多方面。探索的结果，现在已经建立了经济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主要的总量被进一步地细分或分解。”③
1993年SNA和1995年ESA也强调了指南的多重目的特性，如:“本体系主要是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汇总数据以满足对经济行为和造成重大失衡现象的因素如对通货膨胀和失业感兴趣的分析人员、政策制定人员的需要。
系不得不是一种折衷的选择，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类型用户的利益，因而也就不可能极为理想地适用于任一孤立的目的。”④
2. 概念的解释。
1947年联合国报告及1993年SNA，均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有关概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二者被认为是从逻辑和基本原理上介绍了国民经济核算。1995年ESA、1953年SNA、1968年SNA、1970年ESA对国民经济核算的记账规则更多地采用了系统列举的方法，在这些国际指南中，对国民经济核算相关概念的讨论是极为少见的。尽管在1968年SNA里，某些议题也进行了很好的讨论，如核算体系的结构、投入产出表等，在1995年ESA导论中，也讨论了核算体系的结构和一些基本概念。然而，1968年SNA修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多数使用者特别是初学者，这种讲解的方式是难以接近的”⑤，而在1993年SNA中，“关键性的概念是通过基本原理而不是列举的方式定义的”⑥。基于这一观点，1995年ESA也只能被视为1993年SNA的补充。
3. 观察和推算。
所有的国际指南都认为，多数流量的估价可以很容易进行观察而有些流量只能进行推算。这可以使用实物收入和自有住房服务为例子说明。在1947年联合国的报告中就注意到了推算的问题:“表中的项目可以划分为现金项目和推算项目两类，前者反映的是市场交易，后者则是在缺乏市场交易条件下所做出的计算。对于后者的估计要找到一共同的可接受的基础是困难的，只能尽可能将这种实物项目单独进行表示。”⑦1993年SNA和1995年ESA在补充分类中明确体现了推算项目和其他项目的区分。
1968年SNA则强调了区分哪些是可以观察和计量的，哪些是可以根据某些理论和惯例来推论的重要性。“因为为了得到对分析有用的东西而需要处理数据时，就有可能进行到这样的程度，即得到的结果已不再是数据。例如一种商品的供给可以根据这样的假定分配给使用者，即每个使用者都按照一个共同的比例从国内生产和进口方面取得的它的供给。这同观察不同的使用者实际上使用的国内生产和进口的比例结果将大不相同，这会给人以非常错误的印象。在处理数据时几乎永远是需要假定的，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这些假定起着主要作用，所得的结果就不再是一项观察，而是一项推论。同时，进行观察的主要目的是使我们能够做出推论，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把两者混淆起来。”⑧1993年SNA和1995年ESA也接受了类似的观点。
4. 核算体系的灵活性。
根据1947年的报告，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指南应该是一个灵活的文件。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的惯例没有考虑到世界上或所有特定使用者的制度差异，所以灵活性是必须的。例如，它明确表达了“在运用这一核算体系时常常有必要加以扩充以适应不同国家的特定环境”⑨。而且，“经验表明在大量测定中某些交易处理时引起不同意见是不可避免的，这归结为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⑩
在第一代和第二代国际指南中，则缺乏关于国民经济核算概念与特定环境相互关系的讨论。1993年SNA又回到了1947年联合国报告的基本原理上:“新体系有两个内在的重要的灵活性。第一个是分类的灵活应用，其基础是对交易者、交易和资产分类的层次结构，该结构对不同数据来源和不同国家的其他特定环境具有良好的适应性……第二个灵活性……它将新体系结构拓宽到所谓附属账户，该附属账户使用了可以替代中心框架的产品和收入概念。对有关环境的附属账户的描述就是体现这种灵活性的一个明显例子。”11
5. 核算结构和部门分类。
国际指南在核算结构和部门分类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47年的报告设计了一套详细和完整的核算体系，包括了24个账户和5个部门。在第一代国际指南中，像1953年SNA，提倡一个更加简捷的核算体系。该体系只包括有限的几个账户和部门。第二代的1968年SNA和1970年ESA则使用了与1947年报告中数目类似的账户和部门。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账户的使用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例如，对收入使用的描述，1968年SNA使用了一个账户，而1993年SNA使用了6个账户。
在1947年联合国报告和第一代国际指南中，部门分类是完全功能化的，例如，住户部门仅包含消费者职能而不包括像自我服务活动这样的生产者职能。在1968年SNA和1970年ESA中，生产账户是功能化的，而收入账户和其他账户则是机构化的。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所有部门都是机构化的。
1968年SNA的一个新特点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用了矩阵的方法，这一矩阵概括性地描述了各个账户及主要分类，它将供给表、使用表及部门账户连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矩阵比1968年SNA描述的账户体系更加完整，在矩阵中，展示了资产负债表和重估价账户，尽管在1968年SNA中它们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矩阵只是国民经济核算描述可供选择的方式之一，其他的形式还有平衡表(“T”账户)、图示法及方程法。
[注]
①②⑦⑨⑩UN，1947，Measurement of National Incom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ccounts.Studies and Reports on Statistical Methods No. 7 (UN，Geneva)，P24，P18。
一、供需框架
为了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在这一领域成绩最为突出的是V·w·拉坦(VenronW·Ruttan)和林毅夫。v·w·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斯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二、主体博弈
一般来讲，SNA供给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给结构单一、成本巨大、投资期长，风险远高于收益。官方供给SNA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质。相比而言，SNA需求主体则不同，它由政府、企业、个人所组成。需求主体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标(动力)不同(注：在此所言的需求利益目标，类似诺斯的术语“外部利润”)：对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标基本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比较；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目标包括企业管理、经营的市场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以及企业家个人努力的社会实现；对个人而言，其对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需求是为了寻求完备信息，减少市场交易的环节和风险，即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加其经济利益，实现其个人经济目标函数最大化。
SNA供给与SNA需求主体、目标既然存在上述差异，同时，SNA所具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和丰富的方法，使人们在考虑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时，必须首先对SNA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引导机制加以重视。
三、基于需求缺口的变迁方式
由于需求主体多元化、需求目标函数多层次化，相对于供给主体的单一结构及目标函数的单层次化，就存在一个需求缺口，这反映在对SNA信息的总量及结构需求分布上。可以说，SNA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这种需求缺口。
消除需求缺口，从理论上讲应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减少SNA供给，二是增加SNA需求。然而对于SNA来讲，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的供给如果是理性原则下的行为，一般是增加而不会减少。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因而最好由政府来承担，在此政府不妨进行“垄断生产”。客观地讲，消除SNA需求缺口最好由增加SNA需求着手。潜在需求主体、目标的显性化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在SNA中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并且，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古典经济学中萨伊定律(Say’sLaw)所描述的现象，即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政府可以通过特殊功能，扩大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及优势的宣传，以及安排相应配套的措施来进行SNA的强制性推扩，即强制性变迁。因此，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变迁，最主要的特点是强制性变迁。
四、为什么是强制性变迁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维护宏观经济管理的有力工具，其作用就在于减少国家机器运行的交易费用。因此，以制度变迁为背景考察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强制性的特。
此外，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的认识，制度安排中“搭便车”的问题也是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强制性变迁的原因。
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
(一)国民经济核算是公共产品
这一观点最早是由邱东教授提出的。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属性上就具有了公共产品最根本的特点。
这一论述可以归结为两个理论：一是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制度安排的公共产品性质。作为第一个理论基础，来自信息经济学关于“信息作为一种商品”的研究，信息是商品的关键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在这方面有杰出贡献的有萨缪尔森、海德和阿罗。信息是公共产品，自然以信息库出现的国民核算体系也就具备了这种特点；第二个理论基础，来自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而这个公共产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
两种理论基础，决定了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这一性质。所以，不管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还是单独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国民经济核算变迁就应该是强制性的。
(二)解决制度安排中“搭便车”问题
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公共产品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车”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可以简单地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从而使创新者缺少激励。
五、较为一般的集体行动(注：此说法是为了区分统计与一般制度分析中的集体行动)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诱致性安排，可能会是政府更看重的。因为，政府需要了解权力以外的变迁因素。在强调制度变迁主要力量的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变迁是强制性的；而在强调核算变迁的目标等方面时，这种诱致性变迁就更重要了。
诱致性变迁的主体一般是一群人或一个团体，通过诱致性安排所达成的变迁，其制度结构的稳定性也更高。这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整个社会的市场应用结合更接近。而根据杨仲山的论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部本身是市场化的。
一、供需框架
为了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在这一领域成绩最为突出的是V·w·拉坦(VenronW·Ruttan)和林毅夫。v·w·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斯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二、主体博弈
一般来讲，SNA供给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给结构单一、成本巨大、投资期长，风险远高于收益。官方供给SNA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质。相比而言，SNA需求主体则不同，它由政府、企业、个人所组成。需求主体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标(动力)不同(注：在此所言的需求利益目标，类似诺斯的术语“外部利润”)：对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标基本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比较；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目标包括企业管理、经营的市场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以及企业家个人努力的社会实现；对个人而言，其对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需求是为了寻求完备信息，减少市场交易的环节和风险，即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加其经济利益，实现其个人经济目标函数最大化。
SNA供给与SNA需求主体、目标既然存在上述差异，同时，SNA所具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和丰富的方法，使人们在考虑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时，必须首先对SNA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引导机制加以重视。
三、基于需求缺口的变迁方式
由于需求主体多元化、需求目标函数多层次化，相对于供给主体的单一结构及目标函数的单层次化，就存在一个需求缺口，这反映在对SNA信息的总量及结构需求分布上。可以说，SNA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这种需求缺口。
消除需求缺口，从理论上讲应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减少SNA供给，二是增加SNA需求。然而对于SNA来讲，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的供给如果是理性原则下的行为，一般是增加而不会减少。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因而最好由政府来承担，在此政府不妨进行“垄断生产”。客观地讲，消除SNA需求缺口最好由增加SNA需求着手。潜在需求主体、目标的显性化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在SNA中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并且，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古典经济学中萨伊定律(Say’sLaw)所描述的现象，即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政府可以通过特殊功能，扩大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及优势的宣传，以及安排相应配套的措施来进行SNA的强制性推扩，即强制性变迁。因此，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变迁，最主要的特点是强制性变迁。
四、为什么是强制性变迁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维护宏观经济管理的有力工具，其作用就在于减少国家机器运行的交易费用。因此，以制度变迁为背景考察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强制性的特。
此外，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的认识，制度安排中“搭便车”的问题也是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强制性变迁的原因。
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
(一)国民经济核算是公共产品
这一观点最早是由邱东教授提出的。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属性上就具有了公共产品最根本的特点。论文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变迁论文摘要：1992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3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宣告MPS退出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舞台。文章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模式的变迁进行分析。
这一论述可以归结为两个理论：一是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制度安排的公共产品性质。作为第一个理论基础，来自信息经济学关于“信息作为一种商品”的研究，信息是商品的关键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在这方面有杰出贡献的有萨缪尔森、海德和阿罗。信息是公共产品，自然以信息库出现的国民核算体系也就具备了这种特点；第二个理论基础，来自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而这个公共产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
两种理论基础，决定了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这一性质。所以，不管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还是单独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国民经济核算变迁就应该是强制性的。
(二)解决制度安排中“搭便车”问题
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公共产品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车”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可以简单地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从而使创新者缺少激励。
五、较为一般的集体行动(注：此说法是为了区分统计与一般制度分析中的集体行动)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诱致性安排，可能会是政府更看重的。因为，政府需要了解权力以外的变迁因素。在强调制度变迁主要力量的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变迁是强制性的；而在强调核算变迁的目标等方面时，这种诱致性变迁就更重要了。
诱致性变迁的主体一般是一群人或一个团体，通过诱致性安排所达成的变迁，其制度结构的稳定性也更高。这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整个社会的市场应用结合更接近。而根据杨仲山的论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部本身是市场化的。
在改革初始阶段，政府的强制力是最突出的，其他经济主体的作用在这时是较难发挥的。因而，有关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各种利益团体、利益个人可能会感到，这种变迁的起始与他们无关。他们作为个人的、集体的行动并不会影响改革的发生，但接下来情况就会有变化。在目前情况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是为政府管理经济服务。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会增加对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他们需要通过这种工具(或制度)提供的相关服务，来帮助自身增强竞争的实力。因此，各经济主体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方法的需要会增加。而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来说，其实提出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宏观核算微观化要求”。
当今社会，环境问题成为全球的主要问题，而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由于忽视生态、环境问题，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弊端，面对这种现象，要求我们构建新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和体系，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经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逐渐受到了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认可，各国将积极构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体系。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即绿色GDP核算，它是在原有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加入环境以及资源的核算，构建完整的经济核算体系，实现国家经济核算结果、数据的真实、可靠，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导和依据。[1]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是保证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只有环境得到保护，经济才会实现真正的发展，二者的良好结合，才能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稳步提升。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是在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扣除对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环境（包括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的破坏性影响后，所得到的国民经济的总量，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真实反映，是促进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共同进步的重要指标。
二、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认识不到位
虽然绿色国民经济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和认可，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专家、学者没有正确认识和理解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贯彻落实不够到位。由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要求把环境保护纳入到核算体系中，而以往大部分领导和官员只关注经济增长，还没有树立正确的资源环境价值观，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重视程度不够。由于绿色GDP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综合性地反映国民的经济活动的成果与代价，一旦实施绿色GDP，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过去各地区干部的政绩观，皆以单纯的GDP增长为业绩衡量标准，现在要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放在一起综合考评，这会使很多干部想不通，从而形成诸多阻力。除此之外，由于绿色国民经济的范围比较广，核算涉及到的资源环境比较复杂，但是在目前的核算过程中，只是对急需解决的环境问题进行核算，还有许多方面的内容被忽视。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技术不完善
当前实行绿色GDP核算存在许多重大技术难题，其中主要体现在环境成本的计量上。环境成本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治理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消耗的资本总和，由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经济发展是不同步的，所以在计算环境成本时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很难明确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因素[2]。
（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
尽管有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但从整体上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而且不同国家、地区的核算制度、规范等也有所区别，很难找到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理论体系，在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工作时，核算不全面，结果不真实的现象就会时有发生，对于明确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了解环境问题产生了很大的阻碍。
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构建
（一）树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理念
为切实的落实、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首要工作就要树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理念，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明确环境核算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使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观念深入人心，促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工作顺利开展。树立正确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念，加强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实现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相协调，转变以往片面发展经济，忽视环境保护的做法，真正构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二）建立健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采用实物方法和货币方法进行核算，实物核算方法主要注重实物的计量，它是表示资源的流量与存量，可以提前预测出资源使用的数量以及污染的程度，提前采取解决措施。货币方法就是利用货币的形式对资源进行核算，它主要是对资源的外部成本进行研究。为了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情况，利用货币方法对来评估恢复环境的所需的费用。虽然这种货币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它对国民经济的核算具有现实意义。[3]
（三）完善环境统计的标准
为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构建完善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就要有完善的环境统计标准，来实现高效的环境问题统计。首先应对自然资源进行统计，自然资源主要有地下资源：土地、石油、煤等，生物资源：野生动物、森林等，以及水资源。其次是生态环境的统计，主要有土地、森林以及水，对生态环境进行核算时，应考虑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生态效益，二是环境的耗损，以森林生态环境为例，生态环境带来的效益主要有防治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等，而耗损主要有对森林的砍伐、破坏等造成的损失。最后要对环境的污染情况进行统计，对环境进行有效的检测和防治，明确空气中的污染物质以及对人类健康、各种生产活动的影响，明确防治环境污染的费用。
（四）构建完善的评价标准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比较复杂，为提高核算效果，应加强评价体系的建立，对核算的内容、范围以及相关的法律规章进行科学的评价。目前我国还没有完善的经济核算评价体系，因此要努力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根据我国经济核算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使评价结果真实准确，能够集中的反映核算的结果和问题。
（五）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相应制度
要使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取得良好的效果，就要建立完善的核算管理制度，制定明确的政策、法规，为实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提供有力的保障。例如在领导干部的考核工作中加入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定环境的审计制度，完善绿色国民经济的协调机制，对经济核算的方法、范围以及环境核算的相关问题进行详细的规定，使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结果更加真实、科学，准确的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状况。
四、结束语
构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要努力完善各方面的措施和认识，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建立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参考文献
[1]牛文元.新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J].环境经济，2011（3）.
第二,删除了《试行方案》中——国家统计局核算司司长许宪春就实施新核算体系答记者问本刊编辑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的规范操作性不强的内容。经济循环矩阵是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所有核算内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张矩阵表式,调整帐户是用来反映由于非交易因素引起的资产和负债的变动。这两部分内容都包括在《试行方案》中,尽管它们都是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在我国现阶段其操作性不强,因此,新方案取消了相应的内容。
第三,增加和改进了一些反映我国市场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内容。新方案增加了国际投资头寸表,用来反映对外经济交往中产生的资产和承担的负债情况;改进后的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人口资源与人力资本实物量核算表用来反映主要自然资源、人口资源及人力资本的拥有量及其变动情况。这些核算表为分析对外经济活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依据。第四,规范了有关交易分类,提高了国际可比性。新方案参照联合国1993年SNA的分类标准以及我国最新制定的行业分类标准,统一规范了产业分类、机构部门分类、主要交易分类,在兼顾我国实际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使用国际分类标准,增强了我国与国际标准相互转换的可能性,提高了国际可比性。记者: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有哪些薄弱环节?许宪春:由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较短,目前国民经济核算工作中还有一些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核算范围不够完整。从理论上讲,生产范围包括所有货物的生产和所有对外提供服务的生产,但受资料来源的限制,一些部门核算的并不完整,如房地产业中,非房地产开发经营单位从事的以赢利为目的房屋出租活动尚未核算进来。
最终使用核算的范围也不全,如固定资本形成中非生产的非金融资产的转移费用没有全部包括进来。另外,目前还没有很好地估算非正规经济部门的活动。第二,目前的季度核算是累计的季度核算,还没有进行分季核算。第三,不变价的计算由于受资料的限制,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由于我国还没有编制服务进出口价格指数,不变价服务进出口不得不借用有关的价格指数进行推算。记者:新方案将贯彻到哪一级?是不是乡镇一级也要搞国民经济核算?许宪春:原则上,新方案只要求在国家、省(区、市)两级实施,实施中国家与省级核算内容也略有不同。由于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地区之间统计基础差别较大,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对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需求也不一样,新方案对省级以下(比如,地市级)的地区不作明确要求。统计基础较好的地区可以根据条件和需要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地开展国民经济核算工作。
原则上,我们不主张在乡镇一级开展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对人员素质和资料来源等方面的要求较高,乡镇一级一般不具备这些条件。记者: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哪些主要作用?许宪春:第一,国民经济核算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它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和方法,把描述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基本指标有机地组织起来,为复杂的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勾画出一幅简明的图像。它既反映了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和全貌,又反映了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和平衡关系等。第二,国民经济核算可以有效地协调经济统计,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数据检验的作用。国民经济核算对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和指标设置提出了统一的要求,因而能够提高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统计之间的衔接程度。同时,当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统计数据放在国民经济核算这个统一的基本框架下时,容易发现这些数据之间存在的矛盾,因而能够起到协调各种类型经济统计数据的作用。第三,国民经济核算是制定和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科学系统地反映了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全面详细的数据,它包括有关生产、收入分配、消费、投资、对外经济往来等方面的基础数据,它既是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及财金等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检验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科学性的手段。第四,国民经济核算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声誉。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和享受的优惠待遇,决定了我国在国际社会所能发挥的作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在迅猛发展，但在统一向前的大步伐中，世界各国的发展仍体现出明显差异。为了增强统计的国际可比性，协调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统计制度，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先后制定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国际收支手册》（bop）和《政府财政统计手册》（gfs）等国际统计准则。2008年联合国专家组又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进行了修订，推出了08sna。
sna以全面（综合）生产理论为基础，运用会计账户方法对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进行系统的统计核算，为宏观经济分析、决策和管理提供客观依据。sna作为最为全面和系统的宏观经济统计国际准则，其中包含相当丰富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准则。
但是，在2001年，经过长期研究和多次修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颁发了一部专门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准则《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mfs），用于指导和协调世界各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mfs的出版，填补了货币与金融统计领域国际准则的空白，对世界各国的统计、金融事业及宏观经济管理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概念和原则上，mfs与1993年sna保持一致，并与《国际收支手册》（简称bop）和《政府财政统计手册》（简称gfs）等国际统计准则相互协调。
本文尝试从宏观上把握sna与mfs的区别与联系，并以金融工具分类为切入点，细致探讨两者的具体不同。
二、宏观把握sna和mfs的区别与联系
sna是关于整个宏观经济统计的国际准则，mfs则是专门针对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准则。仅就货币与金融统计而言，两大国际准则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
（一）核算目的不同
sna是为了核算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而设计的。它以整个社会再生产为主线，全面核算再生产的条件、过程与结果。全面测定生产、收入、分配、使用和资产负债的总量。在sna中，反映国民经济的综合指标主要有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净值（nnp）、国民收入（ni）、个人可支配收入（pdi）等。国民本文由收集整理经济全部活动以账户和矩阵的形式列出。账户形式即会计账户的借贷格式，借贷双方平衡，最基本的是生产、消费、积累和国外（即国际经济往来）四大账户。体系中包括：国民收入计算，投入产出表，资金循环表，国民资产负债表与国际收支表等内容。
mfs是关于货币与金融统计表述方式的国际准则，是为了测定整个社会的金融活动状况、分析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而设计的。mfs范围覆盖了广义金融的各个方面及相关经济活动，内容包括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定义、分类、指标、方法和表式等。它以经济体中的资金运动为主线，侧重于金融性公司部门以及次部门的金融资产负债的流量和存量核算，在金融领域自成体系。
核算目的的不同是sna和mfs最根本的区别。
（二）理论基础与指标体系不同
mfs和sna两套核算目的的不同导致他们建立的理论基础也不同。sna以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生产活动是一个生产-分配-流通-使用不断循环的过程，是一个综合物质运动与价值运动的过程，生产活动是一起经济活动的中心，以此为指导，sna全面核算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流通-使用各环节的价值和实际的流量与存量。其总量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国民可支配收入、消费、储蓄和资本形成总额等。
而mfs以金融理论为依据。金融理论认为：货币供应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货币供给可以制约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以此为指导，货币与金融统计全面统计了金融交易形成的流量和存量，根据金融性公司的职能不同，核算了影响经济和金融过程的重要指标，详细描述了金融性公司部门以及次部门的债权和债务。
（三）sna和mfs的主要联系
1 核算主体一致
一国之内的单位、个人和国外的单位、个人参与的经济与金融活动，是sna和mfs核算的主体。
2 核算客体一致
尽管sna和mfs在核算内容上与有关于生产、分配、使用等方面的差异，但是金融资产和负债额流量与存量是二者相同的核算客体。
3 基本概念一致
sna和mfs在经济核算的许多基本概念上取得完全的一致。比如常住单位。机构部门、金融交易、金融资产、负债等，两套核算体系采用了完全相同的定义。
三、sna与mfs金融工具分类比较
mfs的统计标准是以sna的统计标准为基础的，sna的统计标准是组织、计量、处理经济体中非金融和金融活动的完整框架。因此，sna的基本原则决定了mfs的统计原则。但是，由于两者统计的目的不同，因而sna货币与金融统计与mfs无论在体系结构和具体内容上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下面就以金融工具的分类为例，具体来比较sna和mfs的不同。
无论在统计学界，还是在经济学界，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认识，基本有下述两种传统观点：
1.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这种认识是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于经济研究，特别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作用而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乃至整个统计，除本身自成体系形成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外，对于经济研究，其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在实证、规范两个层面都需要有先验和后验的经验性方法论支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无疑是一个好的选择。作为官方统计体系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了会计账户的形式，将国民经济运行及其结果，予以量化统计。国民经济指标在各层次间、各部门间的数量关系，本身就透视了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研究这些经济现象的方法就蕴含在其中。具体说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微观经济簿记原理与宏观经济理论和模型相结合，综合运用统计、会计和数学方法，系统地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包括这些活动的结果，各种重要的总量指标及有关的组成要素。瑞典皇家科学院教授爱立克。伦德伯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评价是：“……在它们产生据以作出国民预算的预测系统性文件的同时，是周期性和结构性分析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至于在学科方面，中国的统计学家们认为：“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它等同于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并早就将其视为“统计方法论”。
2.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宏大的信息库或资料库。对外在世界的认识，不能仅依赖于感觉和感性，特别是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世界，需要有数据来理性地说明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看成是一个关于数据与信息交流的平台，那么，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输出端口上，提供的正是这些人士渴望的数据。在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初，“国民经济核算之父”R.Stone 的意图也是利用核算条例去发展一个以“交易矩阵”形式表现的国民经济核算主张，这个“交易矩阵”形式提供了或多或少发生在经济活动中的全部交易总量。通过这个体系，可以创造一种系统的数据库，并可用于许多不同的经济分析，人们可以根据各自所需和偏好，利用这一资料库，却并不损害它。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的那样，“国民经济核算……创立了一个基于大量经济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统数据，这些经济分析包括不同经济活动类型的分析、通货膨胀分析、经济结构分析、增长分析，特别是各国之间的国际比较”。
尽管有上述两种认识，但是我们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是一种制度，确切的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方法论制度。
二、为什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
既然制度是一种规范或准则，进而它必然要约束相应的行为，这就是诺斯所言的“游戏规则”的意义。游戏规则，提供了游戏实施的一整套标准及其评价、判断依据。依据这一整套规则，人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及做的结果是好还是不好。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这些游戏规则可以是不同层次的，但一般而言，人们经常理解到的游戏规则是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规则等制度。
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原因也源于此。在统计核算领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标准体系”的作用无可厚非且有目共睹。这种“标准”用经济学的术语翻译过来就是“规则”，就是“规范”。一套“标准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统计核算领域方面的“制度规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这种特点，可从下面这段话中窥见一斑：
进一步而言，作为制度，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即通过影响人们的选择，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是通过影响信息及信息资源的可获得性而成立的。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曾指出，所谓的制度“影响人类选择是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通过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的”。
毫无疑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人们获取信息及信息资源的影响是巨大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关于宏观经济数据信息产生、描述及分析决策的规范，它要对数据的生成、方法、及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的安排做出约束，进而，它也就通过这种影响力规范了与此相关的人们的行为或关系。但通常情况下，我们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可侧重于从统计方法的“标准”规范角度去考虑，这种制度规范了人们对宏观世界了解的基本方法和途径，使我们对大千世界的理解更接近现实。这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他的同伴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GNP 总量指标的称赞：“尽管GNP 并没有得到专利权，也没有在科技博物馆中展览，但它的确是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离开了像GNP 这样的经济总量指标，宏观经济学就会在杂乱无章的数据海洋中漂泊”。
具体来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可以作为制度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套规范和标准，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关于统计核算与统计工作的一套规范和标准，它详细规范了宏观数据生成的方法及途径。
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通过对信息处理的影响，进而影响人们的选择及行为，这内在地反映了制度经济学中制度与人们行为的逻辑。
三是作为统计工作制度的一部分，国民经济核算同时又是一种工作制度。一个国家的大部分统计工作内容，要么包括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要么与之相联系。总之，在实际的工作中，它就是以一个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而存在。
四是体系本身就是制度的代名词。就“体系”二字而言，体系也是一种系统或机制。在此，它指我" 们前面所述的统计方法库和统计信息库这样的系统或机制。并且，作为一种很具体的体系或系统，它就属于制度经济学中所言的组织，而组织本身就与制度有关。
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但很显然，它与经济学所述的制度是有所区别的，那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我们先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与经济学制度的差别开始分析。与经济学所述的制度相比，定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制度，明显有下述几个特点：
1.作为制度，它的内涵和外延比经济学所述制度要小。经济学制度不管外延如何，其内核在于规范制约人们的行为，这是它的内涵。以诺斯观点为典型，他将制度理解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制度，它所规范的是宏观经济数据、信息的产生及相应的方法，它规范的是方法论本身，而这种方法论是人们用以了解经济世界的最基本的工具。至于由方法的规范，演绎到相应领域人们的关系，这可能并不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制度主要考虑的方面。因此，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内涵和外延要比经济学制度小。
2.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确立了核算规则和分析框价。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确立了一系列人们认识宏观世界的统计核算规则，规范了宏观经济核算的基本方法论，建立了宏观经济研究和决策的基本分析框架。如果说，经济学科甚至包括社会学科是人类对外在人文世界的探索，那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这些学科提供的是制度性的帮助。更明确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的制度性帮助，是对基础方法论的规范。关于这一点，前文已经详细论述了。
3.人们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两个方面的不同理解。
一是学术性的，二是工作性的。作为学术性的理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和资料信息库，“库”内的东西是相互成体系的；作为工作性的理解，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是一种工作体制或制度。所以，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性的理解，也就有两个不同层面的理解：第一，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侧重于学术性的理解，是方法论制度，在这个制度内，它规范了相应的核算方法和数据生成；第二，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侧重于工作性的理解，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是一种政府统计制度，它规范相应的统计工作划分和职能部署以及相关的人员安排。
从表面上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两个层次，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但仔细分析，情况并不是这样。没有作为学术性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就不可能有作为工作性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因为众所周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一个工作手册，在这个文本指导下，各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要受到相应的规范和制约，以及做出相应的政府部门的安排。因此，确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学术性是第一层次的，工作性是第二层次的。
4.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组织”形式。
如果将体系或机制视为制度的一种有机形式，那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方法的这个“体系”和作为工作的这种“制度”，其实讲的就是“组织”形式。即便某些学者并不将组织认为是制度，但组织与他们眼中的制度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根据他们的研究，这些组织是制度变迁的主体。
5.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也是一种协调制度。
这种协调，体现在对经济统计体系内部的一致性规范上：第一，它需要在不同统计体系之间进行协调，以保证SNA 与更专业的统计在所使用的定义和分类等概念框架上保持一致，如SNA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收支统计（BOP）、政府财政统计（GFS）等的相互协调；第二，它是保证从不同资料来源采集的数据在数值上协调一致的核算框架，如对产业调查、住户调查、商业统计、增值税退税和其他行政资料的统一规范。考虑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特点，我们就可得到对这种制度的总体性认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方法论制度，它旨在规范宏观数据的生成及相应方法，同时，提供宏观经济研究的基本方法论。
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特性的启示
有了上述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界定，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推动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改革，以及促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自身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长远来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核算工作的广泛展开，必将对经济学科带来巨大的“震撼”，其意义深远。
简单说来，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判断，我们可以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纳入制度分析的层面。由此而展开的研究，会给我们带来非同寻常的启示。以下我们仅列出几个较重要的方面：
1.超越传统的市场或政府思想的认识。
制度分析的发展，改变了传统认识中市场或政府的两极思想。长期以来，经济学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认识，受两种思想或思潮影响：不是自由经营的市场思想，就是集权干预的政府思想。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制度性的分析，我们将会发现，认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在的性质时，必须要超越单纯的市场或单纯的政府这样一种两极化的简单观念。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这两种思想的结合产物。展开来看，经济应该是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所提倡的“混合经济”，而不是任何单一的一方。
2.重新审视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论。
作为制度考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我们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促使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就目前研究的情况来看，原因在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提供方法方面激励结构的安排。这如同其它所有的制度一样，一个好的制度提供富有效率的激励结构安排。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激励结构的安排，在于激励人们对宏观经济认识的方法优化，从而体现出制度经济学家们一般情况下认同的效率安排。方法的优化结果，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哪一种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能够超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为许多量化的分析方法无论是在方法理论的演绎，还是在方法的实证方面，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要么是将其作为方法论基础，要么是将其作为数据基础。
3.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明确。
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因而，它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但是，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原因，不单纯是制度的因素，还包括信息性质决定的因素。引入公共产品性质，可以使得我们的分析不再停留于制度面的抽象阐述上了，公共选择、集体行动与国民经济核算（包括统计制度）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分析，才会有可能进一步展开。而这需要结合下面所提出的制度变迁框架去解释。
4.用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国民经济核算工具理性的演进。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本身应是一项制度变迁，因此，我们可以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它。但鉴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同时具有市场与政府两种思想动力，所以，我们在考虑其变迁时，不能照搬经济学的一般模式，应该区分开来对待。并且，从改革的开始时期来看，国民经济核算变迁会表现出与公共选择无关的特征，但更长期来看，其变迁会是集体行为选择的结果。这就正如丹尼尔。W.布罗姆利（Daniel W.Bromley）所言：“任何一个经济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个人行为形成一个激励集？？通过这些激励，每个人都将受到鼓舞而去从事那些对他们是有益处的经济活动”。人们最终会发觉，统计非常有用，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能够帮助他们处理许多他们原先解决不了的问题。而到这一刻，国民经济核算就不再是政府官方统计的一项工作了，它会融入市场的每个角落。
9.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1996：《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商务印书馆。
10.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1996：《经济学》（第14 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1.诺斯，199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
13.丹尼尔。？W.布罗姆利，1996：《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
环境国民经济核算以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并对其进行了扩展，增加了经济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内容。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是基础性的国民经济核算，通过它能够对国民经济进行数量上广泛和细致的刻画。环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的辅助体系，从环境的角度对国民经济核算进行了拓展，但同时仍然遵循标准体系的分类、规则和计算方式等。因此，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是完全兼容的。联合国在2003年《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中，公布了这种包含环境辅助体系的计算方法，用以衡量各国扣除了自然资产（包括环境）损失之后的真实国民财富。环境国民经济核算占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在德国，这种辅助体系主要是在联合国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建议的基础上，在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中实现的。
环境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在于展示经济主体（生产者或者是生产行业以及作为消费者的家庭）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即在一段既定时间内的生产和消费）对自然的需求、消耗和损害，同时也展示对环境保护采取的措施。以上这些信息的总和是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并检测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成果必不可少的数据统计基础。
二、联邦统计局的环境国民经济核算
下图展示了环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哪些方式来展示经济和环境的关系，并对经济活动进行描述的。
环境国民经济核算的关键，是要扩展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关于财产的概念。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记录“生产出的财产”，同时考虑部分的自然财产，即有市场价值的自然。与此相反，环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需要考虑到所有不是被生产出的“自然财产”。其中包括重要的环境组成部分，例如：矿藏，土地，生态体系和其他的自然体系。 这些部分不仅包括有市场价值的自然财产，还包括那些有效用，但还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财产。
在德国，环境国民经济核算有四项模本。
四项模本之一的“物质的财产计算”，是将财产以非货币单位的形式表现出来。模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经济核算中的土地核算。它根据使用的种类以及经济活动的不同类型对土地进行划分。从土地使用的方式和对土地人为的改变中可以推导出土地的损害状况。
作为环境经济核算第二项模本的“物质流的计算”（或者被称为物质、能源流的计算），展示了经济过程中的物质流量。它沿用了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生产和消费概念。这里尤其将相应的流量，如对资源的使用和有害物质的排放，作为环境污染的指标包含到自然财产中去，但这些流量无法用相应的货币表示出来。同时，“物质流的计算”也考虑到了经济中的物质流量。最后，“物质流计算”将由经济活动产生的物质流量同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相应的货币量对应起来。
尽管人们已经在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中，用货币单位对经济活动中相对于环境很重要的流量和存量进行了描述，但是，还是有必要从环境的角度，对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中已有的数据重新进行分解。这就是环境经济核算的第三个模本“环保和环境税”的任务。目前，这一模本主要集中在统计有利于环保的私人和国家的支出以及与环境相关的税费。
第四种模本“货币估价”，主要是制定规则和实施方式，对第一、第二种模本下的物质存量和流量账户进行估价。这种评估方式会产生各式各样方法上的问题（评价／总和问题，地区差异，对因果关系的有限了解等），因此，这些计算结果应当由科学机构，而不是由对公布的数据必须有一定精确性的官方统计局来提供。所以环境GDP作为官方数据是不存在的。但是，对此还有其它的解决办法，比如可以借助研究机构的国民经济计算模型，对可持续经济发展指明道路和方向。联邦统计局可以和这些研究机构合作，为多领域的模型计算提供基础数据。
在欧洲以及民族国家层面上，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将环境利益纳入到各种产业政策中去。为了阐述这种政策和监督其运行，需要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报导体系。环境国民经济核算―――鉴于其体系的系统性和不同部分的稳固联系―――能够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显示出了与现存指数体系相比独特的优势。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联邦统计局在环境经济核算的框架下，建立了这个产业报导模本，通过环境国民经济核算向所挑选的政策领域提供更深层次的信息。目前“环境和交通”模本已经建成。“环境和农业”，“环境和家庭”的汇报模本正在建设中。
三、社会参与和信息
从1990年至2002年期间，联邦统计局关于环境国民经济核算的工作，一直得到由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反应堆安全部建立的顾问委员会的支持和帮助。委员会由科学界、不同部委、环保局和联邦统计局的代表组成，任务在于审核环境国民经济核算的设计草案，严格评估联邦统计局的工作并且提供相应的建议。为了使环境国民经济核算的工作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基础，环境经济核算顾问委员会从1994年起，扩大了其构成范围，吸收了社会组织的成员作为代表。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贡献
从1953年SNA到1968年SNA、再到1993年SNA,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不断发展和完善。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或社会再生产为对象的宏观核算,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对国民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是整个经济信息系统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在理论与方法研究、制度建设、数据提供上取得了许多业绩,为社会繁荣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宏观经济方面,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核算方法、核算指标来描述国民经济运行过程,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系统、详细的数据,为党和政府提供了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国际关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是裁定我国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应享受的优惠待遇的重要参考标准;在企业决策方面,国民经济核算为企业选择投资方向、进行投资决策提供了导向作用;在社会生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反映了居民生活的数量和质量水平,也为居民进行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虽然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随着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的演进,现行国民经济核算还存在着许多新问题,有些地方仍然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面临诸多挑战,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发展、完善和创新,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缺陷
朱之鑫曾在全国统计局长会议上用“三个不适应”来概括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局限:一是不适应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需要;二是不适应社会公众了解国情、认识形势的需要;三是不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这些不适应是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局限性造成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全面性日益受到挑战
1、忽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的核算。传统国民经济核算是以GDP为中心的核算,但在环境和自然资源核算方面日益显现其局限性。一是夸大了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率;二是没有测算作为未来生产潜力的自然资本的耗损贬值和环境退化所造成的损失,未能将环境和自然资源真正纳入国民资产负债核算中;三是因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损毁了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条件,使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难以为继。
2、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核算。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体中的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人是生产力中最能动、最本质的因素,人力资源构成一国可利用的人力生产力的总体,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是投资的结果,能够带来收益。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而且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但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只将教育支出中用于校舍等固定资产的部分作为投资,而将用在教师工资、图书购置等方面的开支不作资本处理;此外,人们用于健康等方面的支出,也未计为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在有关经济增长因素的核算与分析中,人力资本作用与贡献的核算,也就成为未来国民核算领域有待进一步加强的新内容。
3、忽视对科技因素的核算。全社会科技投入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科技活动状况的重要标志,是制定国家和地方科技政策和发展规划、进行宏观管理的基本依据,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正与日俱增,对我国科技投入与产出进行科学、准确的测定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具有紧迫性和新颖性。但传统国民经济核算除了在R&D核算及科技成果产出的直接核算方面取得进展外,在诸如如何深入描述科技活动与经济活动间的内在关系与规律,以及如何准确测度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方面难以满足政府决策分析的需要。
4、忽视对地下经济的核算。地下经济又称隐性经济,目前经济学界尚未对其概念及核算范围形成公认的解释,一般认为地下经济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法的、逃避纳税和政府监督的经济行为。联合国于1993年推出新SNA时,正式提出各国应尽可能将地下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范围之内。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地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成分已在逐渐上升,地下经济已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成为我国较为棘手的经济问题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将逐渐扩大,虽然近几年我国一些经济和统计工作者已经开始涉足于这一领域,但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地下经济核算领域尚属空白。
在资金流量核算方面,忽视对金融虚拟经济的核算。虚拟经济的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较权威的观点是将虚拟经济看作是一种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模式。如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货币资本不经过实体经济循环就可以取得盈利,即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运动有关的金融活动,经济系统是一个价值体系,由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组成,虚拟经济是心理支撑的价格系统,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系统。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目前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非常欠缺驾驭虚拟经济的经验。研究虚拟经济非常需要规范虚拟经济的内涵,界定统计范围,但目前国际上通行的SNA统计核算体系中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仍然是一片空白。因此,构建我国与国际统计核算体系一致、遵循国际统计核算原则、与SNA衔接的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迫在眉睫。
第二,国民经济核算的及时性、可比性较差。及时性是指统计核算工作要讲求时效,在规定的时间完成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上报的任务,及时满足各部门对统计资料的要求。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坚持及时性,一是要求及时收集核算信息;二是要求对核算信息及时进行加工处理,及时编制报表;三是要求及时传递核算信息,将编制的报表传递给使用者。在时效性方面,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分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因而不能提供有关每一个季度当季的国民经济变动趋势的数据,不能适应政府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经济运行情况的需求,而且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对外也不够及时,核算数据的收集、整理、周期长,不能满足各方面研究的需要。
可比性是指统计核算必须符合国家或国际的统一规定,提供相关可比的统计核算资料。可比性要求统计核算按照国家统一的核算方法、统一的核算原则、统一的指标口径进行核算,使所有核算单位的统计核算都建立在相应可比的基础上,从而使所有核算单位提供的统计核算资料能够相互比较,便于分析、汇总。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可比性较差表现在:其一,由于我国的不变价核算方法尚不完善,还没有提供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产业部门和最终使用结构数据,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具体地了解不同年度之间可比的经济总量规模和结构变动情况以及国民经济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情况;其二,由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的准确程度不同,地区汇总数据与国家数据之间的差距较大,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准确地了解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差距;其三,核算体系中指标的不完全可对比性,不能很好地适应对外交流工作的需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分类较粗、指标体系不健全、某些计算方法存在不可比性,因而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要求。
第三,国民经济核算的服务意识淡薄。受传统服务观念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部门对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很差。比如,国民经济核算各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较复杂,除非是核算界专业人士,普通民众很难理解,这给国民经济核算知识普及和工作实践带来障碍;对社会数据的时效性和完整性重视不够,对国民经济核算概念、方法、指标口径及其调整、变化宣传解释不够,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公众对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和准确理解这些数据的需要;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也需要了解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在这方面我们重视不够。
三、构建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以应对挑战
面对上述挑战,国民经济核算有必要进行变革,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做进一步的改革与创新。而建立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就是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按照统一规范的概念和标准,把原本属于不同领域的核算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内容更为丰富、具有更高层次、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核算体系,它涉及到国民经济核算、社会人口核算、科学技术核算以及环境生态核算等众多领域。
第一,开发一系列卫星账户,解决国民经济核算的全面性问题。设置环境、经济和生态卫星账户,向环境、经济与生态综合核算方向扩展,大力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提供关于可持续发展描述、评价的数据信息;设置知识经济卫星账户,向人力资源、科技信息和知识产权综合核算方向扩展,提供关于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知识经济和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的数据信息;设置金融卫星账户,向隐性经济、虚拟经济、跨国经济及衍生金融工具综合核算方向扩展,提供关于实体经济规模与虚拟经济测算的金融数据。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领域的核算不仅内容繁杂、指标众多、计量单位各异,而且自成系统,缺乏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的建立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按照统一规范的概念和标准,把不同领域的核算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核算体系。
第二,逐步建立分季度和分地区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解决国民经济核算的及时性问题。从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改进和完善地区核算方法,进一步搞好地区与国家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之间的相互衔接,实事求是地确定地区经济核算范围;及时地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和宣传,加强国民经济核算知识的普及教育。
第三,细化核算分类、健全核算体系、统一核算口径,解决国民经济核算的可比性问题。细化产业部门分类和支出项目分类;改革和完善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核算;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标准,借鉴外国的先进方法,提高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可比性。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选择合理的目标，是实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前提。在体系研究过程中，往往不能直接表达社会需要，并存在诸多社会需求的矛盾。因此研究者必须在不同的利益冲突中选择恰当目标，以实现决策的科学性。同时确立最终目标还可明确工作的研究方向与尺度，提高研究效率与质量。结合这一目标，当前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总体目标为：坚持全面、可持续、协调的发展观念，力争3—6年时间内建立与我国国情相符的基本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具体来说，在实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理论与框架的基础上，进行环境实物量核算、环境价值量核算等体系建设，以个别地区试点的情况，加快推广宣传环境核算体系，为全面实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奠定基础。
2加快资源环境损耗核算
首先，实现环境调查的制度化，通过对环境污染状况及损失调查，建立损失估算计算模式；其次，根据国家技术组提供的调查表，完成数据采集工作，实现对大气污染损失环境污染损失固体废物污染损失以及水污染损失等核算；再次，根据国家技术组提供的各企事业单位的环保支出情况调查表，对各单位的环保支出进行调查，以获得内部环境治理污染的成本情况。可见，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数据的采集或处理涉及到卫生、环保、农业、统计及城建等多个部门之间的配合。
3国民经济核算的技术途径
首先，完善系统的分析与评价理论，加快方法与应用的研究；其次，根据我国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完善或改进经济核算的理论方法，讨论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价值关系，建立绿色经济核算体系账户，及时调整系统经济指标，以获得如绿色增加值、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等关键指标。再次，在建立绿色经济核算体系账户的前提下，对现有的经济分析理论和方法实现修正，构建绿色经济计量模型、绿色投人产出分析矩阵和模型、绿色经济运行监控体系等；最后，根据绿色经济核算体系理论，计算绿色经济指标，对我国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合理性建议与规划。
4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为了确保其制度的连续性、数据的真实性等，需要各行各业提供核算资料，包括绿色环境核算、绿色会计核算、绿色统计核算等，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来支撑和保障，例如：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会计法规、统计法规、审计法规、资源环境法规以及政策、信息共享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顺利发展。
5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评价标准
由于我们面临较复杂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因此需要将原本复杂的问题划分成若干个简单部分，出于对我国资源、环境统计工作较为薄弱的考虑，再加上资源环境核算的复杂性，应建立一套完善的工作规程、评审标准与评价体系。将资源和环境核算加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既涉及到实物核算，也包含价值核算，这也是资源与环境核算的难题所在。目前，国际上尚未确定统一估价方式，其理论仍需进一步研究。
选择合理的目标,是实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前提。在体系研究过程中,往往不能直接表达社会需要,并存在诸多社会需求的矛盾。因此研究者必须在不同的利益冲突中选择恰当目标,以实现决策的科学性。同时确立最终目标还可明确工作的研究方向与尺度,提高研究效率与质量。结合这一目标,当前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总体目标为:坚持全面、可持续、协调的发展观念,力争3—6年时间内建立与我国国情相符的基本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具体来说,在实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理论与框架的基础上,进行环境实物量核算、环境价值量核算等体系建设,以个别地区试点的情况,加快推广宣传环境核算体系,为全面实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奠定基础。
2加快资源环境损耗核算
首先,实现环境调查的制度化,通过对环境污染状况及损失调查,建立损失估算计算模式;其次,根据国家技术组提供的调查表,完成数据采集工作,实现对大气污染损失环境污染损失固体废物污染损失以及水污染损失等核算;再次,根据国家技术组提供的各企事业单位的环保支出情况调查表,对各单位的环保支出进行调查,以获得内部环境治理污染的成本情况。可见,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数据的采集或处理涉及到卫生、环保、农业、统计及城建等多个部门之间的配合。
3国民经济核算的技术途径
首先,完善系统的分析与评价理论,加快方法与应用的研究;其次,根据我国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完善或改进经济核算的理论方法,讨论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价值关系,建立绿色经济核算体系账户,及时调整系统经济指标,以获得如绿色增加值、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等关键指标。再次,在建立绿色经济核算体系账户的前提下,对现有的经济分析理论和方法实现修正,构建绿色经济计量模型、绿色投人产出分析矩阵和模型、绿色经济运行监控体系等;最后,根据绿色经济核算体系理论,计算绿色经济指标,对我国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合理性建议与规划。
4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为了确保其制度的连续性、数据的真实性等,需要各行各业提供核算资料,包括绿色环境核算、绿色会计核算、绿色统计核算等,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来支撑和保障,例如: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会计法规、统计法规、审计法规、资源环境法规以及政策、信息共享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顺利发展。
5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评价标准
由于我们面临较复杂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因此需要将原本复杂的问题划分成若干个简单部分,出于对我国资源、环境统计工作较为薄弱的考虑,再加上资源环境核算的复杂性,应建立一套完善的工作规程、评审标准与评价体系。将资源和环境核算加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既涉及到实物核算,也包含价值核算,这也是资源与环境核算的难题所在。目前,国际上尚未确定统一估价方式,其理论仍需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