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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审计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作用路径与实现机制》一文,基于国际金融危机的视角,从金融危机理论及其生成机理分析入手,提出了政府审计应对金融危机的战略目标;对政府审计维护金融安全的免疫功能进行了定位;分析了政府审计应对金融危机发挥免疫功能的自身优势;在描述当前我国金融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讨了政府审计维护金融安全的作用、路径;构建了政府审计应对金融危机、维护金融安全的机制框架;并从审计理念、方式方法与技术手段等层面提出相应策略和建议。
《经济案件线索审计研究及其案例分析》一文,以研究经济案件的本质属性、特征、表现形式为切入点,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点上,探寻挖掘经济案件线索的有效路径,并通过大量的审计案例,对审计在发现经济案件线索的总体思路、主要方法和技巧等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多层次分析和论证,运用多种学科及相关理论,归纳、梳理和提炼发现经济案件线索的科学有效的审计方法,为审计查找经济案件线索、加大审计执法力度、提高审计监督水平提供了思路。
《国家审计机关聘用审计风险防范研究》,主要从聘用审计的委托关系、聘用审计的动因、聘用审计的作用、聘用审计的过程管理和基本指标评价等方面构建出了一套国家审计机关聘用审计风险防范体系,充实和丰富了现有国家审计理论,同时为构建合理科学的聘用审计风险防范体系提出了科学的建议。
1.1审计独立性方面审计机构不能独立于其他部门之外,审计人员和被审计单位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审计公正的关系,都会造成审计风险。不良的审计环境也会对审计人员造成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和诱惑,使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的原则性、独立性和责任心受到挑战,从而加大审计风险。
1.2审计方法方面由于被审计单位业务的复杂性,受审计成本限制,不可能把所有审计事项全部查清。有的审计人员不讲究审计方法,只求样本数量,不求质量一味追求逐页看凭证,泛泛抄写数字、资料,审计工作中抓不住主要问题。目前,审计一般都是判断抽样,受审计人员经验水平限制,抽样时可能对被审单位一些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大的项目选择的样本量过小,这就加大了审计的潜在风险。
1.3审计对象方面大多数企业领导干部任期时间长,有的任职长达十几年,所形成的会计资料多,财务人员更换频繁,新的财务人员对过去发生的一些经济事实又不清楚,确认财务收支或资产负债及损益的真实性、合法性方面的审计工作量大,给审计实施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存在着潜在的审计风险。
1.4审计人员方面审计工作涉及面广,要求审计人员不仅要具备查账能力,还要熟悉宏观经济管理知识、政策法规、具备综合判断分析能力等,而目前大部分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不够全面,严重制约和影响审计工作的质量。如果审计人员综合素质不够高,则容易做出错误的评价和结论。职业道德是每个审计人员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如果审计人员接受被审计单位的好处,则会丧失其客观公正的立场,造成审计风险。如果审计部门内控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审计人员不能严于律己,必然会造成审计风险。审计人员缺乏应有的职业谨慎和职业关注,风险意识淡薄,也会产生审计风险。
1.5审计证据方面实现审计目标,必须收集和评价审计证据。审计人员形成任何审计结论和意见都必须以合理的证据作为基础,否则,审计报告就不可信任。在审计中由于取证不慎重,有时取得的证据不真实或者只凭被询问人的口证取得旁证,证明质量不高,使审计结论定性不准确。审计依据准确是加快审计任务顺利完成的关键。审计依据认定不准,迫使审计人员到处收集和寻问;有时审计人员对套用的法规依据产生模棱两可的看法,很有可能引起审计风险。
2审计风险的控制措施探讨
审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不仅需要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而且还需要会计师事务所从本单位实际情况出发,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在审计准备、实施和报告阶段采取各种风险管理和控制对策,以减少审计风险,避免风险损失。
2.1审计风险责任制度的建立审计人员要树立审计风险意识,在执业过程中要把风险意识积极地贯穿于审计计划、审计实施和审计终结的全过程。审计组织要建立健全审计质量管理体系,明确审计组织内部各层次、各个岗位的职权,做到事事有人审核、有人操作、有人负责督导和有人负责考核。审计部门还要按责任建立专业指导机制,保证审计人员在特殊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及时的咨询服务和恰当的业务指导;审计部门还要建立健全内部约束机制,实现审计工作有计划、审计项目有程序、审计底稿有规范、审计质量有控制。
2.2审计方法的合理利用采用合理的审计方法,是提高审计工作效率的得力措施。选用审计方法,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要适合审计目的。在审计方法上不但要使用传统的审计方法,还要使用一些先进的辅助方法,坚持账面审计和外围调查相结合,注意对非会计资料的审计。通常是采用趋势分析法、比率分析法和账户余额分析法,将所审阶段的情况与行业规律或平均水平以及被审计单位的历史记录相对照,从中发现异常情况,以确定审计重点和审计策略,在减轻审计工作量的同时,又能有效地降低审计风险。此外,在对会计资料进行实质性测试之前,要根据符合性测试结果来确定实质性测试的重点及工作量,对内控制度薄弱环节,多进行实质性测试,以避免审计资源不足情况下所产生的审计风险。
2.3审计风险的预控机制应树立只与正直客户打交道的原则。客户如果对其顾客、职工、政府部门或其他方面没有正直的品格,则出现差错和舞弊行为的可能性就大,固有风险就比较高。即使扩大审计测试的规模,审计人员也难以使总体审计风险的水平降低到社会可接受的程度内,出现法律纠纷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因此,审计人员在 接受委托之前应当采取措施,如与前任审计人员联系,了解前任审计人员与该被审计单位有无法律诉讼发生,了解该被审计单位更换审计人员的原因等,评价客户管理高层的品格,一旦发现委托单位缺乏正直品格就应尽量拒绝接受。
对陷入财务困境的客户要尤为注意。历史上绝大部分涉及审计人员诉讼案都集中在宣告破产或偿债出现问题的审计客户,审计人员一旦判断客户陷入财务困境,最好考虑拒绝接受这类客户。若无法拒绝,则应提高审计费用,执行较为详细的审计程序,以控制审计风险。
了解客户所在行业的情况及客户的业务。不熟悉客户的经济业务和生产经营实务,就可能发现不了经济资料反映的内容,也就可能发现不了某些错误。
2.4社会环境的完善应积极向社会宣传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在经济责任审计中应负的责任,使社会各界对审计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并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审计人员只能严格按应有的审计程序进行审查取证,必须要有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的积极配合才能有效执行,有效地降低审计风险。
一、铭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走来的印记
与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相比,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比较纯正的、生命力绵延悠久的。钱穆先生曾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绵延就像是由一个运动员坚持的长跑,从起点不断跑向终点。他还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文化可以产生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生出文化来。”【1】也就是说文化是一种精神的东西,文明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对文化和文明的定义没有必要深究,但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需要了解我们的文化形态,也就是文化精神的“成长”。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卓尔不群,它在这漫长的接力赛中,才能濯淤泥而不染,屡挫不败。在传播中未曾中断也未曾丢失本体。是什么铸就了它如此顽强坚韧的性质,我认为这要从它的起源说起。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如地理环境因素、人文因素、国家载体的实现等等,这些都可以归纳为它的内部因素。在探讨中国传统微博话的起源的外部自然因素和内部人文因素时,我们常常会涉及到“中国”这个词,我们应该知道在不同的时期“中国”一词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在先秦时期,“中国”它有地域、民族、文化的含义,与“四方”【2】是相对的。有的时候它有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发展较快地区,用来与“四夷”【3】区别。而在汉、唐、元、清时期,“中国”的含义屡有变化,民族中国与文化中国都有延伸。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发展在王强、包晓光先生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4】一书中被分为四个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文化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创生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古代转型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制度凝定与丰富、发展和普泛化时期。无论在哪一时期都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之路,铸就了它不屈不挠的坚硬品格。
二、深刻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质和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凡的包容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它从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它总是有这种无与伦比的会通精神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这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的精神。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著名的对话中提到的:“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地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5】正是因为这种包容的精神,使得中国文化有了非凡的融合力,这种融合力将亿万华夏儿女紧紧凝聚在一起,赋予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特有的亲和力。
值得我们自豪并铭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与外界文化交流接触时,既能包容借鉴,有能始终以本土自创的文化为主体。因此,在漫长岁月的磨砺下,中国传统文化仍能保持它始终一贯的体系和特点。我们以佛教为例,自古佛教就有“源于印度,成于中国一说”。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充实下,经过中国人自身的发展和塑造,可以说越来越像中国人。同样,佛教的传入也丰富了中国的音乐、雕塑、绘画等艺术,佛教中的禅学也使中国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得到了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超越了宗教,对鬼神敬而远之的基本文化传统。正是在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的渲染下,每个人才能把自己置身于现实社会中,考虑自我的生存之道。而孔子提出的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着其特定的道德规范,每个人既处于无常的关系中,又处于国家的宗法政治关系中,他们并不矛盾,每个在这个社会体系中,既履行着一定的权利,同时又承担着一定的义务。整个社会因此会显得井然有序,稳定和平。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和延续力。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发展至今的文化。事实上,在漫长的发展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就如万里长江,正如张应杭先生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一书中说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犹如万里长江,是由无数高山上的涓涓细流汇合成的一条奔腾的大河,它一直向前发展,从不中断,直到汇入大海。”【6】是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它凝聚了中华各民族的智慧,形成了独特的、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文化体系,它不仅使本民族熠熠生辉,也成为世界一道靓丽而恢宏的风景线。
三、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的精髓,引领时代前进的步伐
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学习,并不仅仅只是拓宽知识面,作为中国人,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祖国一无所知,那是不可理喻的。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继承”二字谈何容易,光是一个问题就能让年轻无知的我们这一代摸不着头脑。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立国之道,但翻开历史的篇章,又有几人真正做到了这种程度?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都不能先将事情的结局定格,这样,我们才会有努力的资本。我们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态度上,要有一种崭新的姿态。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对它要有正确的态度。“五四”运动以来,复兴儒家文化掀起一股热潮。而近代以来,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以儒家精神的继承者自命,力图恢复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为拯救中国人的精神,使中国走向自强提供良方。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新儒家”的价值取向引人注目。它不排斥“西学”,将“西学”引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中。换种说法也就是说,主张“中体西用”。对于这一理论,李泽厚先生认为,无论是表层还是深层,这种理论都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理论缺陷:“在‘四期说’看来,如果传统真的死了,今日靠几位知识分子在书斋里高抬圣贤学说,恐怕是无济于事,救不活的。‘四期说’以为,正因为传统还活着,还活在尚未完全进入现代化的中国亿万百姓的心里,发掘、认识这种经千年积淀的深层文化心理,将其明确化、意识化,并提升到理论高度以重释资源,弥补缺失,也许,这才是吸取、同化上述欧风美雨进行‘转化性的创造’的基础。
注释:
【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3】《诗经.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国危矣”。
【4】王强、包晓光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昆仑出版社,2004。
【5】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6】张应杭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文化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2]王强、包晓光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昆仑出版社,2004.
(一)面向用户,坚持实用性原则
伴随着全面改革的推进,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越发显著和不可替代,审计报告已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面向用户趋于多样化,因此,报告谋篇布局要考虑不同的阅读对象和使用者。审计报告要发挥切实作用,而不能只存在于形式上,审计人员从审计实践中得到大量宝贵的成果,经过深度分析和总结,得出阅读者工作和生活中需要的重要信息和客观论断,只有将其体现在报告中,才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得以充分利用,因此报告撰写必须考虑实用性。
(二)针对重点,坚持建设性原则
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摒弃与改进弊端缺陷,完善体制机制。审计报告要分清重点,抓主要矛盾,深入剖析,事实判断和整改建议要具有建设性,方能彰显审计工作的突出价值。尤其在审计全覆盖的目标下,审计工作更要有所侧重,目标明确,呈现给国家和人民建设性的成果。
(三)防范风险,坚持前瞻性原则
审计工作服务于国家治理,要立足国家战略,发挥免疫系统功能。当前审计机关以减少国家财政资金损失,优化管理为目的,已将审计监督工作关口提前,在审计报告中同样要关注国有资金管理中的风险,提出具有苗头性、前瞻性的问题和建议。(四)加速改革,坚持创新性原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审计监督对象和审计环境将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审计机关要适应这种体制机制的改革,同时还要走在改革的前列,充分发挥审计工作的揭示问题、引领发展、辅助决策等重要职能,审计报告必须在格式、体例、内容等要素方面有所突破和完善,以适应改革背景,服务审计工作和社会发展大局。
二、审计报告撰写形式分类
本文依据“五个机理”,将审计报告按用户不同,分为五类:
(一)揭示问题类审计报告
揭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财政资金运用和管理存在的问题是国家审计的基本职责,同时,通过审计揭示经济社会中的问题,也是国家审计以问题倒逼改革,发挥自身作用推动全面改革的主要路径之一。揭示问题旨在确定存在的问题的性质、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恶劣影响或损失的程度、问题产生的根源及问题所属政策制度的范畴,并以此确定惩戒形式和等级。揭示问题类审计报告的主要“用户”是司法部门或其相关领域的上级主管部门,这类报告宜于交代清楚问题线索、问题量度、法律及政策依据,以期具有足够法律法规说服力,便于相关权力部门进一步查晰和处理。
(二)公众应用类审计报告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审计工作要适应新的经济形态,调整监督领域和监督侧重点,在教育、社保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领域审计监督范围和力度将扩大和加强,这使得国家审计站在民众立场、服务于公众的职能更要充分发挥。服务大众的审计报告专门作为“公众应用”一类来编写显得尤为必要,公众应用类审计报告单独撰写,既要满足群众的知情权,使大量社会经济发展相关信息和数据供创业者和投资者使用,又便于社会对于审计工作和各类国有资金使用的监督。
(三)决策支持类审计报告
“决策支持类”审计报告的面向“用户”是政府决策部门。审计报告是向决策部门提供重要经济信息、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当前,深化全面改革的新形势下,审计机关服务于国家治理,要协助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做好相关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工作,审计机关以自身实际工作为基础,从微观审计中发现具有苗头性、倾向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审计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把握大势,着眼大局提出宏观的系统性建议,及时反映,为加强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
(四)实务指导类审计报告
审计机关重于追求问题的实质,经常要进行延伸审计,触及基层管理的方方面面,可以在微观审计中总结各地各领域有效的做法和经验、错误案例,为基层实务部门提出可操作性的改革制度设计和良好治理的建议。因此,国家审计有必要单列一类审计报告为“实务指导类”审计报告,面向“用户”是相关领域的实务部门。这将对于实务部门在干部管理、合规运营、风险管理、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具有指导作用。此类报告可以在下述“监督整改类”审计报告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总结,形成具有共性的经验和典型做法的案例集成,针对不同的行业和领域,每个季度定期。
(五)监督整改类审计报告
“监督整改类”审计报告面向的“用户”是被审计单位。国家审计要通过具体的审计工作来监督有关部门单位是否有效执行相关改革政策,促进政策落实,以发现政策的效果和缺陷。审计机关撰写审计报告要摆正审计机关自身监督者的位置,发表意见要客观,围绕审计目标进行。监督整改类审计报告要给予被审计单位和个人正确的鉴证和评价,通过交流意见和整改,保证企业和部门规范运作、提高经营或管理水平、防范和化解风险。
三、不同类型审计报告的撰写特点及完善措施
(一)揭示问题类审计报告:阐述准确深入,篇幅精炼规范
这类审计报告宜于采用标准格式,制定写作基本要求,编写审计报告时必须遵循要求,规范引用法律法规。报告必须突出重点,细致筛选反映被审计对象负有经济责任的事实、性质及严重程度等方面的情况,一般性问题不编入报告。报告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能包含任何夸大和缩小的内容。在行文用语方面,应逻辑严谨、词语简练、概念准确、措辞适当;在内容表达上应证据确凿、阐述问题深入、内容完整、评价客观公正。清晰阐述被审计对象是否存在内控薄弱点,从而取得涉嫌经济犯罪的线索。要充分挖掘第一手资料背后的问题,采用科学分析方法,做深入剖析,提出说服力强和价值较高的观点与问题。
(二)公众应用类审计报告:扩充信息量,弱化专业性,增强易读性
首先,审计报告要满足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将审计成果充分利用。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应该启动民意调查研究,对社会公众的需求和理解进行深入调查。根据需求,在合理范围内,增大审计报告所承载的信息量,丰富审计报告内容。面对社会公众,增强审计报告的透明度,打破审计过程这个“黑箱”。为满足信息使用者的期望,不断完善审计报告的信息内容极其必要。一方面可以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增强投资者信心,缩小审计期望差距,满足社会公众对决策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进一步提高审计中获取信息的利用率,实现信息共享、再加工再分析,使审计工作更加深入和全面,在公众的监督下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其次,由于报告的阅读者文化程度、社会阅历和专业水平等存在差异,在公众应用类审计报告中,要注意运用数据对比、图文结合等方法来描述审计内容。晦涩的财务和审计专业术语无法确切地与大众顺利沟通,会降低其可理解性和利用效果;公众应用类审计报告必须考虑报告使用者的理解能力,并且在报告中要突出重点,反映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以及具有宏观意义的苗头性问题。此外,还应避免歧义性语言,注意措辞,若扭曲了审计事实,造成煽动不良情绪的后果,将严重影响审计机关的公信力。
(三)决策支持类审计报告:立足国家发展战略,提出宏观系统性建议
决策支持类审计报告要求客观、真实地反映被审计者对国家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经营方针、内部管理规定、制度贯彻的情况,经济决策能力、民主集中制执行、经营实绩和廉洁自律的情况。在全面改革的大环境中,政府要承担责任、提升服务和增长目标,需要建立一个可以度量政策效果和具有透明度货币价值的体系,以便更具体清晰地核定各部门成本,承担公共责任,提高服务质量和经济增长。对数据产生的影响进行客观评价,以便专注于更高价值的活动。审计机关应拟定一个简单的框架来描述数据资源,控制数据披露过程,说明数据的局限性,对数据核查,控制隐私和欺诈等风险,提高数据的客观准确性。此类审计报告要提供对决策者有价值的信息,针对决策部门关注的事项和问题进行阐述。要对问题定性准确,有前瞻性,评价客观,反映情况用语恰如其分;内容要提示重大风险和制度缺陷,让决策层从审计报告中获取从其他渠道无法知晓的重要事件。因此,审计建议要站在科学发展的前沿,有效发挥审计的“免疫”功能。
(四)实务指导类审计报告:包罗基层事务错误与先进的操作性案例,注重细节层面
实务指导类报告宜于打破以往按照基本情况、发现问题、原因分析、审计建议的布置顺序进行的“流线型”报告模式,代之以“模块式”报告体例,即将被审计单位的工作分成多个模块,每个模块又分成更细小的工作单元来报告。每个工作单元又包括基本情况、审计发现、改进建议和被审计单位的回应等部分,并制作详细的索引目录,既能让读者迅速的找到目录中标注的篇章,又方便读者就其关心的问题集中阅读,从而提升读者的阅读效果。撰写者要提炼审计人员实践获得的典型性成果,整理关键要素,抓住共性特点,总结审计精华,分门别类的加以披露,发表审计意见或评价要原则性强,并点到为止,全面客观概括问题的利和弊,若只强调一个方面,会给阅读者带来误导,使之产生负面效果。
然而同为总结发现,国内学者大部分还是偏爱被动语态,这大大的影响了英文摘要的写作质量。关于医学英语论文的写作,我们应当与国际惯例接轨,更好地进行国际医学学术传播和交流。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2-0056-01
一、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
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悠久博大的文化传承至今没有出现中断,这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奇迹。在这深厚的历史积淀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学特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而审美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这一特征。
(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伦理性
这一点在艺术还没有完全自觉的时代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强调伦理纲常的儒家学说更是如此,它既是这一特征的表现,也是推动传统审美伦理性特点形成的思想动力。《论语》中孔子关于美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
在“美”与“善”的关系上,孔子曾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篇》)可见在孔子之时,“美”与“善”还存在着互换使用的现象,又如子张问孔子“何谓五美”,孔子答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谈,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篇》)直陈出五种德行。但这并非意味着孔子对“美”和“善”的使用是没有分别的,比如孔子评论《韶》 “尽美矣,又尽善也”,评论《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足见二者不同。然而这也不能说明孔子已经具有了独立自觉的美学标准,《韶》或《武》都是古乐舞,以艺术自觉的眼光来看,这当然是属于艺术表演,但在那个艺术没有独立和自觉的时代,同样的欣赏活动就不纯然是审美活动了。故而孔子在对乐舞进行鉴赏评论时,在总体把握上就不会采取单纯的美学尺度。对《韶》、《武》的评价来看,孔子无疑是认为《韶》要优于《武》的,原因就在于“尽善”与否。舜有德,尧把位置禅让给他,《韶》乐和赞美舜有关,而《武》所赞美的武王,是以武力取得了政权,孔子对于这一点不甚认可,认为其“未尽善”,可见伦理标准在孔子对乐舞欣赏的判断中起了多大作用!
在类似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文”“质”关系和“言”“德”关系上,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虽然看起来是将“文”“质”同等看待了,但“文质彬彬”所成就的是“君子”,仍然是从伦理学着眼的。又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篇》),在这一句中,孔子把德行和一个人的言辞用必然关系相联系,结合他“巧言令色,鲜矣仁”、“恶利口之覆家邦者”等等其他语录可以看得出,他真正看重的还是德行。
而在对待《诗》和“乐”上,孔子首先着眼的是它们的道德教化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都体现了这一点。《阳货篇》有言:“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可见孔子认为“乐”不仅仅只是敲敲钟鼓弄出乐音这么一个简单的形式,而是因为它蕴含的思想能给人熏陶,能陶冶人心,净化风俗。所以孔子说:“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篇》)
(二)将物比人的“比德”思想
将自然万物的美与人的美德相联系,也是传统审美文化的一大伦理性特点。在《诗经》中已有体现,比如《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以“皎皎白驹”比拟隐逸林中的高洁之士。《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以玉的温润比拟君子品格宽和。在《论语・雍也》中则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将山之稳重不迁比仁者宽厚的胸怀安静的性情,将水之灵动不拘比智者敏捷的思维好动的性情。屈原的《离骚》以佩饰香草比喻个人的美德和多才多艺:“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以草木凋零、美人将暮比拟报国的衷情和焦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而他的《桔颂》则以桔树比拟其高洁的情怀和独立不羁的精神,“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固深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如此发展下去,后世把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哦赋诗、挥洒作画的经典对象。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是“比德”影响创作的极好例证:“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三)伦理判断影响审美判断
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还表现在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判断的时候,往往会受到伦理判断的影响,甚至伦理判断还会起到第一位的决定作用。
典型的例子就是“因人废字”。司马光《治通鉴》有言: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很多人认为把人品低下的书家的书法作品收藏家中,等于收藏了邪恶之气,不仅玷污了家风,也有损于自己的人品。因此,奸臣蔡京、秦桧、严蒿等虽堪称书法大家,但他们的书法作品留传下来的却极少。书法史上有“苏黄米蔡”的“宋四家”之说,前三位均无疑问,唯独“蔡”,有人认为是蔡襄,有人认为是蔡京。最早对宋四家进行解释的应当是明初的王绂,他在《书画传习录》中提到宋四家的“蔡”是指蔡京,而后人因为蔡京是宋徽宗一朝的奸臣,遂以蔡襄代之。
宋徽宗的“瘦金体”,从艺术上来看,横画收笔带钩,竖画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每笔的尾钩都异常锐利、力透纸背,体现出宋徽宗极高的艺术天赋,然而因为徽宗朝奸相辅政,宦官掌兵,徽宗本人又贪恋女色等等原因,竟使得“瘦金体”落有“柔媚轻浮”、“锋芒毕露”的评语。
二.传统审美文化伦理性特点的成因
如果将“美”字进行字源考察,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从萌芽时期就与实用性有着关联,不论是“羊大为美”还是“羊人为美”,都有着很强的实用性意味。《说文解字》云:“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宋代徐铉补注《说文》曰:“羊大则美,故从大。”也就是说羊的体肥毛密不仅体现着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在味觉上给人以肥美味甘的味觉感受。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美”字都是由上边的“羊”和下边的“人”组成,在甲骨文中,“大”训“人”,汉字的造字是有比类取象原则的,在羊的下部画上“大”象,有一种促进羊繁殖生长的巫术意味。审美最初与实用相联系并不难理解,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又是因何逐步表现出伦理性特点的呢?笔者分析可能与以下两点原因有关:
(一)长期处于宗法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大体上都是由氏族血缘政治向文明地缘政治进化。
(二)儒家伦理思想的熏陶
前边已经提到,一种思想既是其文化土壤特征的反映,又在相当程度上推动文化特征的发展。儒家思想诞生于宗法制的文化背景下,而且又是主张维护这种文化秩序的。由于学说本身的强大生命力,在统治者的扶植下,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主张,“三纲五常”的秩序规则,一步步地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最终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现实和忠孝一体的伦理观念。
孔子“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感叹催化了文学创作中的“比德”理论的形成,更为后世的文人提供了经典的描摹对象。
相对于西方美学家对“美”的把握带有彼岸性的特点,中国的传统审美文化明显地是此岸性的,因为比起对经验的把握中国文化思维对彼岸世界的抽象能力是不足的,这也就导致了宗教意味的淡薄。宗教在西方社会发展中承担的伦理功用在中国传统社会正是由审美承担的。儒家“诗教”“乐教”的美育思想都是看重了审美对人的塑造、教育作用。这一观念影响深远,到了近代,美育在席勒看来是引导人通向自由的途径,而曾留学德国的却秉承了儒家的传统,主张用美来教导培育人。
报告称,“十一五”期间,科技产出成绩斐然,专利和论文位居世界前列。全国累计登记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17.9万项;累计颁发国家自然科学奖160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63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305项,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22项;李振声、闵恩泽、吴征镒、王忠诚、徐光宪、谷超豪、孙家栋、师昌绪、王振义等9位科学家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报告指出,这5年间,中国还涌现出了一大批有着深远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具体如下:
——“嫦娥”一号、二号探月卫星成功发射,使中国跨入深空探测新领域;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技术的国家;
——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研制成功,并在国际TOP500组织的最新排名中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建设任务圆满完成;
——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建成;
——首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支线飞机完成总装下线并首飞成功;
——首台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海上试验突破3700米水深纪录;
——首次环球大洋科考凯旋;水稻基因育种技术再获突破性进展;
——甲型H1N1流感疫苗全球首次获批生产。
报告指出,专利数量是反映一国科技产出能力的重要指标。“十一五”期间,中国专利部门累计受理境内专利申请363.6万件,授予专利权202.8万件,境内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以24.7%和35.4%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递增。专利数量的持续增长,反映了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日益提高。
司法审查在美国又称违宪审查,是指国家通过司法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进行审查,对违法活动通过司法予以纠正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给予相应的补救的法律制度。美国是西方最早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两百年来,司法审查制度在捍卫宪法权威性、确保法治实现、控制权力正常运转、防止权力腐败专横、维护联邦统一和公民合法权利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成为美国民主机制中至关重要的制度因素。正如19世纪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所说:“没有一个国家创制象美国那样的强大的司法权,它的职权范围,它的政治影响,联邦的安定与生存本身取决于7位联邦法官的才智。”
一、司法审查制度是权力制约、政治平衡的关键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特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出于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的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价值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于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裁缝在设计和制作传统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毫米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的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合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附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
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
兼收并蓄了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现代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传承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传承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都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能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现,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在13日上午的大会报告阶段,先后做主题报告的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叶平教授、吉林大学的刘福森教授、北京大学的郇庆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曹孟勤教授、东北大学的秦书生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的王鲁娜教授。14日上午的大会交流阶段,清华大学的蒋劲松副教授、南京林业大学的曹顺仙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的唐代兴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解保军教授、北京林业大学的杨志华副教授、东北大学的于春玲副教授等做了主题发言。专家学者们就生态文明的研究范式、理论体系构建、实践路径选择等相关主题做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