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2 18: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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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1 专门用途法语FOS
专门用途法语（，简称FOS）是指针对职业人群或者学生群体进行某个特定专业领域的法语教学，如商务法语、法律法语、医学法语、旅游法语、科技法语等。在法国，对FOS的研究由来已久，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经历了军事法语、科技法语、工具性法语、功能性法语、专门用途法语等发展阶段之后，目前又产生了职业用途法语和学术用途法语等新概念、新分类。FOS在法国已经成为传统法语教学和法语应用语言学的重要分支，在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材编写、师资培养以及测试与评估等方面都积累了不少经验。法国众多大学开设有应用外语专业，课程设置通常为“法语+第二外语（英语、德语、中文等）+经济管理或法律”模式，就业率甚高。
在国内，法语教学界对FOS保持着应有的关注。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主任傅荣教授是国内法语教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专门探讨了FOS在中国高校的具体运用。①此外，法国驻华大使馆对FOS的推广也不遗余力，2005年组织召开了中国第一届FOS教学研讨会（南开大学承办），2008年协助编纂出版中国第一本FOS论文集。②
2 FOS在中国的应用——国内高校复合型法语人才培养经验
1998 年12 月教育部高教司转发《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若干意见》，提出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重要性。自此，对于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研究层出不穷。FOS理论可以应用到复合型法语人才的培养当中，国内不少高校进行了探索和实践，获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果。目前已经进行实践的复合型法语人才培养模式有“法语+专业知识”、“法语+专业方向”、“法语+专业”、“专业+法语”和双学位等。
在外语类院校中，北京外国语大学以“法语+专业知识”、“法语+专业方向”模式为主，培养外交、经贸和文学等方向的法语人才，同时可以辅修其他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工商管理、外交学、英语）或修读双学位专业（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以“法语+专业方向”模式为主，同时可以分校区（大连西路本部和松江校区）辅修其他高校的专业；另外开设颇具特色的“法语（副修英语）”专业，专门培养法语、英语都过硬的双语人才。
在综合性大学中，武汉大学一直走在复合型法语人才培养的前列。分别按照“法语+专业”和“专业+法语”模式，开设中法经济双学士学位班和法语法学双学士学位班等。2011年上半年开始，更是面向全校开办法语双学位（含主辅修）班，大力培养经济、法学、医学、物理等各领域的复合型法语人才。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医学法文班历史悠久，为中法医学界输送了不少人才。目前设有教育部特色专业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法语班），面向全国招生，学生在校以法语为第一外语，部分基础课程以法语授课。每年由法方派遣教授来校参与教学。学生完成规定的学业后，经考核合格者被选送赴法国的医院，作为实习住院医师培训一年，由法国医学院校授予“专业培训证书”。
3 浙江高校复合型法语人才培养现状
浙江省与世界上很多法语国家和地区有着广泛的交流，尤其是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但是我省法语人才特别是复合型法语人才的培养现状却与经济大省、强省的地位不符。浙江高校的法语教学起步较晚，目前开设本科阶段法语专业的公立大学只有浙江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从2012年开始招收法语专业本科学生，浙江传媒学院设有法汉双播相关专业；其他高校一般设有二外法语课程（面向英语专业学生）或全校法语选修课。浙江高校如何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培养复合型法语人才是浙江法语界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浙江大学是我省最早开设法语专业的高校，目前每年招收一个本科班，并设有法语语言文学硕士点，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根据浙江大学2010级法语专业培养方案，法语专业的课程分为通识课程、大类课程、专业课程、个性课程和第二课堂。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法语专业课程部分，既包括了基础法语精读、高级法语、法语听说训练、笔译实践、口译技巧、法语写作等传统课程，也提供了对象国研究类（法国面面观、法国问题研究）、文学类（法国文学赏析、法国文学史）、商贸类（法语商务信函、经贸法语、跨文化商务交际）、文化类（文化与旅游、法语影视欣赏）等各种专业倾向类课程。
浙江工商大学于2008年开设法语专业，目前已招收五届学生，2012年已有第一届毕业生。浙江工商大学的法语专业立足经贸类院校的优势，旨在培养法、英双语的商贸类人才。结合2008级到2011级四届本科培养方案，可以看出，法语专业的课程分为普通共同课、学科共同课、专业课以及其他类等。其中，专业课又分为专业核心课和专业选修课。专业核心课包括基础法语、高级法语、法语听说、法语语法、法语口笔译和法语写作等课程，专业选修课则包括英语类（中级英语、高级英语、英语口语、高级英语视听说、英文报刊选读、国际商务英语、WTO文本英语、经贸英语应用文）、对象国研究类（法国概况、法国报刊选读、简明法国历史）、文学类（法国文学）、商贸类（法国经济、国际商贸法语、企业法语）、文化类（法国社会与文化、旅游实务法语、法语电影赏析）等课程。从中可以看出，英语类、商贸类课程占了比较大的比重，文学类课程则少于传统法语专业，符合其专业定位。
4 专门用途法语FOS与复合型法语人才培养
综上所述，专门用途法语FOS理论可以应用到复合型法语人才的培养当中。但是，要结合中国法语教学的具体特点，对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材、师资等各方面进行调整和改进。目前，国内不少高校已经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也获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果，已经进行实践的培养模式有“法语+专业知识”、“法语+专业方向”、“法语+专业”、“专业+法语”和双学位等。浙江高校复合型法语人才培养的规模尚小、经验尚浅，可以以FOS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内外高校人才培养的先进经验，重点进行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方面的研究，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确立人才培养模式，选择复合的专业，努力培养出服务于浙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复合型法语人才。
本文为浙江工商大学第十一届“希望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课题成果，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专门用途法语FOS与浙江省属高校复合型法语人才培养研究》（项目编号：Y201223640）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orientation fonctionnelle en milieu institutionnel chinois de langues – le cas du FLE juridique.法国巴黎第三大学外语语言文化教学法博士论文，2001.
② 李克勇.GERFLINT SYNERGIES CHINE ， Enseignement du FOS， .
参考文献
一、生态博物馆的起源及界定
法国既是文化遗产大国，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它有着完善的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它的许多经验对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均产生过重要影响。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就起源于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走出战争的阴影并走入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期，而经济繁荣的背后却是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除此之外，人们对物质的过度追求以及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舒m、便捷的生活环境，使得人们逐渐遗忘甚至遗弃了优秀传统文化。而在新时代，传统博物馆的弊病逐渐显现，例如运行机制僵化、与时代特征不符、脱离大众生活等。这一系列原因促使了生态博物馆这一新理念和新思维的出现。在法国，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民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意识与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一种将民族传统文化与其所在的自然生态资源进行统一保护的新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逐渐兴起。1971年，法国人弗朗索瓦・于贝尔和乔治・亨利・里维埃提出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他们在向法国环境部介绍博物馆发展新方向时首次提出此概念，表达了人、文化、自然环境必须紧密结合的新思维。他们认为博物馆应改变传统的展示方式，由集中走向分散，由都市走向民间，并提出了“博物馆去中心化”的概念。可以说，生态博物馆是在后工业化社会随着人类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和回归自然呼声的高涨而出现的。
1981年法国政府颁布了生态博物馆的官方定义：“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文化机构，这个机构以一种永久的，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伴随着人们的参与，保证研究、保护和陈列的功能，强调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整体，以展示其有代表性的某个领域及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各国在引进生态博物馆理念时，都会与自己国家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概念。
其实，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发展至今是一直在不断变化的。生态博物馆最初的出现可能是为了保护工业革命时期的文化遗产并加以利用，以求人、文化和生态的统一。但是，现在的生态博物馆各加类型多样。例如，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有一家自然生态博物馆，博物馆借助一些高科技手段，将馆内分为热带雨林、极地、加拿大落叶林、圣罗伦斯河等四个自然生态区，每一展示区的气候都是模拟实际的气候，并且馆内有丰富的动植物种群、海洋馆，是集休闲、旅游、观光和教育意义于一体的生态博物馆。这种自然生态博物馆不但丰富了博物馆的展示形态，也为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总的来说，我认为对生态博物馆概念的界定应该是从其本质意义上出发，简单来说就是求得人文和生态的共同可持续发展。其唯一确定的一点是其“生态”的涵义既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强调的是保护文化遗址的原真性与完整性。
二、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
生态博物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随着当代中国环境意识的觉醒开始兴起的。从1986年开始，《中国博物馆》杂志比较集中地介绍了一批与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有关的论文和资料。之后，这一新的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把国际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引入实践。1995年初，在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海先生的倡议和推动下，贵州省文化厅成立专门的课题组，开始在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前期工作，最后决定把一支以长牛角头饰为象征的苗族分布区――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嘎苗族彝族回族乡确定为“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地。1997年10月23日，中国博物馆学会与挪威开发合作署在北京签署协议，正式启动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建设计划并于1998年10月31日正式开馆，并对外开放。这也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随后我国又陆续建立了堂安侗寨生态博物馆、锦屏隆里生态博物馆、花溪镇山生态博物馆等。迄今为止我国已先后在贵州、广西、内蒙古等地建成生态博物馆。随着生态博物馆理念的丰富，我国生态博物馆逐渐多样化。例如，浙江省的安吉生态博物馆包括“十二专题馆”和多个“村落文化展示馆”，涉及范围广，对覆盖范围内的农村文化展示更是全面，这也是我国生态博物馆在东部发达地区发展模式的探索。此外，福州三坊七巷博物馆在2011年也成为我国第一家社区博物馆，城市里坊制度、民清建筑特色、近代中国名人、闽都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向世人全方位展示中国近代史。
生态博物馆在我国的发展状况使得许多人很容易混淆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生态村。事实上，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生态村存在着一定的不同。首先是二者的产生背景不同。生态博物馆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是为了展示和保存其引起为傲的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而民族文化生态村产生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为了发展当地落后的经济而建。其次，二者性质不完全相同。生态博物馆虽然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但是仍属于博物馆的范畴，而民族文化生态村虽然会把博物馆作为建设重点，但却不是整体博物馆的规划，更多的是致力于民族文化保护和新型农村建设。此外，二者的功能也不同。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必须遵循博物馆的运作范式，必须把建筑、藏品、研究、展示、教育等作为其必不可少的功能，而民族文化生态村可以因地制宜，对文化遗产可以进行利用、保护和创造。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保护其文化多样性，纷纷建立了生态博物馆和民族文化村，对于二者是否有着某种联系，学者们看法不一。陈淑b认为生态博物馆和文化生态保护区在中国的实践，可谓是同一语境下的各自表述，其核心理念、保护原则及目标都是相同的。尹绍亭等以贵州、广西的生态博物馆和云南的民族文化村为例，讨论了二者之间的异同点，认为二者在背景、社会文化经济基础、倡导者、性质、功能要素和建设方式上存在着差异。
事实上，生态博物馆理念引入中国后，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我认为，在我国，首先建立的生态博物馆大多在偏远、落后、交通不发达地区，再加上地区浓郁的民族文化特征和建筑特征，大兴土木建设西方理论意义上的那种生态博物馆并不能很好地保证当地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保存，所以，我国的生态博物馆大多是依附当地的人文和建筑，尽可能保证原生态样貌而建立的，这就使得我国的生态博物馆更多的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区域化展示和保护。再加上博物馆管理经费的需要、发展经济的需要、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我国的生态博物馆就不得不与生态旅游相结合，这就使得我国一部分生态博物馆最后逐渐变成了民族文化生态村。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原因，一些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博物馆也开始显现，特别是在东部发达地区，例如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我国正积极寻求一种发达地区的生态博物馆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顾军.法国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J].江西社会科学，2005（03）：136-138.
[2]黎森.生态博物馆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应用研究[J].科技信息，2012（18）：216-217.
[3]海.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述略及中国的实践[J].中国博物馆，2001（02）：6-7.
[4]甘代军，李银兵.生态博物馆中国化的两种模式及其启示[J].贵州民族研究，2009（03）：42-43.
[5]尹绍亭，乌尼尔.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生态村[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05）：32-34.
2.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
3.也论刑法教义学的立场 与冯军教授商榷
4.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
5.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
6.中国刑法理念的前沿审视
7.刑法谦抑性是如何被搁浅的?——基于定罪实践的反思性观察
8.走向实质解释的刑法学——刑法方法论的发端、发展与发达
9.刑法教义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
10.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的调适
11.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及其限度
12.当代中国刑法理念研究的变迁与深化
13.刑法教义学方法论
14.刑法合宪性解释的意义重构与关系重建——一个罪刑法定主义的理论逻辑
15.刑法分则规定之明知:以表现犯为解释进路
16.罪刑法定与刑法机能之关系
17.论我国刑法中的法益保护原则——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新解
18.刑法方法理论的若干基本问题
19.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
20.论刑法的公众认同
21.刑法解释限度论
22.从首例“男男案”司法裁判看刑法解释的保守性
23.网络犯罪的发展轨迹与刑法分则的转型路径
24.刑法解释方法位阶性的质疑
25.经济自由与刑法理性:经济刑法的范围界定
26.“类推”与刑法之“禁止类推”原则——一个方法论上的阐释
27.刑法解释基本立场之检视
28.刑法知识转型与实质刑法解释的反形式主义
29.论我国刑法漏洞之填补
30.主观主义与中国刑法关系论纲——认真对待刑法主观主义
31.论我国刑法中的当然解释及其限度
32.论司法中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
33.刑法解释理念 张明楷
34.刑法规范的模糊性与明确性及其整合机制
35.形式理性还是实质理性:刑法解释论争的一次深入研究
36.刑法的可能性:预测可能性
37.刑法目的观转变简史——以德国、日本刑法的祛伦理化为视角
38.以目的为主的综合刑法
39.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
40.我国共犯论刑法知识的渊源考察与命题辨正——兼与陈兴良教授商榷
41.刑法解释的应有观念
42.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研究述评
43.刑法的修改:轨迹、应然与实然——兼及对刑法修正案(八)的评价
44.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刑法观的调整——兼评苏永生教授新著《区域刑事法治的经验与逻辑》
45.环境刑法立法的西方经验与中国借鉴
46.刑法立法阻却事由的理论界定与制度前景
47.论近代刑法和刑法观念的形成
48.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
49.刑法解释原则的确立、展开与适用
50.论刑法的司法逻辑精神——《刑法》前五条之总体理解
51.风险社会之刑法应对
52.风险刑法的现实风险与控制
53.中国刑法改革新思考——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主要视角
54.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
55.刑法解释论的主要争点及其学术分析——兼议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之合理性
56.当代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
57.以法益保护为目的的刑法解释论
58.共识刑法观:刑法公众认同的基础
59.刑法:“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的博弈与抉择——从两高“网络诽谤”司法解释说开去
60.刑法目的论纲
61.公器乃当公论,神器更当持重——刑法修正方式的慎思与评价
62.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63.风险刑法、敌人刑法与爱的刑法
64.法治国的洁癖 对话Jakobs“敌人刑法”理论
65.基于主体间性分析范式的刑法解释
66.量刑公正与刑法目的解释
67.“风险刑法”与刑法风险:双重视角的考察
68.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对刑法适用之影响
69.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探析
70.论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
71.我国刑法中“兼有型罪过”立法问题研究
72.刑法因果关系的司法难点——基于刑事司法判例全样本的实证研究
73.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
74.“扒窃”入刑:贴身禁忌与行为人刑法
75.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兼论解释论上的“以刑制罪”现象
76.积极刑法立法观在中国的确立
77.传承与超越: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刑法传统考察
78.刑法司法公信力:从基础到进退
79.超越主客观解释论:刑法解释标准研究
80.刑法主观主义原则:文化成因、现实体现与具体危害
81.论刑法解释的边界和路径——以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的区分为中心
82.刑法类型化思维的概念与边界
83.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与模糊性——诠释学视野下的刑法解释应用
84.论罪责刑关系作为刑法解释对象
85.刑法因果关系:从哲学回归刑法学——一个学说史的考察
86.论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
87.刑法国际化视野下的我国刑法理念更新
88.经济自由与经济刑法正当性的体系思考
89.刑法的目的与犯罪论的实质化——“中国特色”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机制
90.对风险刑法观的反思
9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专题研究
92.实质刑法的体系化思考
93.浅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94.风险规制的刑法理性重构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
95.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及其对环境刑法新发展的影响
96.网络时代的刑法理念——以刑法的谦抑性为中心
97.刑法中的推定责任制度
2.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
3.也论刑法教义学的立场 与冯军教授商榷
4.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
5.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
6.中国刑法理念的前沿审视
7.刑法谦抑性是如何被搁浅的?——基于定罪实践的反思性观察
8.走向实质解释的刑法学——刑法方法论的发端、发展与发达
9.刑法教义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
10.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的调适
11.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及其限度
12.当代中国刑法理念研究的变迁与深化
13.刑法教义学方法论
14.刑法合宪性解释的意义重构与关系重建——一个罪刑法定主义的理论逻辑
15.刑法分则规定之明知:以表现犯为解释进路
16.罪刑法定与刑法机能之关系
17.论我国刑法中的法益保护原则——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新解
18.刑法方法理论的若干基本问题
19.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
20.论刑法的公众认同
21.刑法解释限度论
22.从首例“男男案”司法裁判看刑法解释的保守性
23.网络犯罪的发展轨迹与刑法分则的转型路径
24.刑法解释方法位阶性的质疑
25.经济自由与刑法理性:经济刑法的范围界定
26.“类推”与刑法之“禁止类推”原则——一个方法论上的阐释
27.刑法解释基本立场之检视
28.刑法知识转型与实质刑法解释的反形式主义
29.论我国刑法漏洞之填补
30.主观主义与中国刑法关系论纲——认真对待刑法主观主义
31.论我国刑法中的当然解释及其限度
32.论司法中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
33.刑法解释理念
34.刑法规范的模糊性与明确性及其整合机制
35.形式理性还是实质理性:刑法解释论争的一次深入研究
36.刑法的可能性:预测可能性
37.刑法目的观转变简史——以德国、日本刑法的祛伦理化为视角
38.以目的为主的综合刑法
39.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
40.我国共犯论刑法知识的渊源考察与命题辨正——兼与陈兴良教授商榷
41.刑法解释的应有观念
42.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研究述评
43.刑法的修改:轨迹、应然与实然——兼及对刑法修正案(八)的评价
44.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刑法观的调整——兼评苏永生教授新著《区域刑事法治的经验与逻辑》
45.环境刑法立法的西方经验与中国借鉴
46.刑法立法阻却事由的理论界定与制度前景
47.论近代刑法和刑法观念的形成
48.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
49.刑法解释原则的确立、展开与适用
50.论刑法的司法逻辑精神——《刑法》前五条之总体理解
51.风险社会之刑法应对
52.风险刑法的现实风险与控制
53.刑法各论的理论建构
54.中国刑法改革新思考——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主要视角
55.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
56.刑法解释论的主要争点及其学术分析——兼议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之合理性
57.当代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
58.以法益保护为目的的刑法解释论
59.共识刑法观:刑法公众认同的基础
60.刑法:“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的博弈与抉择——从两高“网络诽谤”司法解释说开去
61.刑法目的论纲
62.公器乃当公论,神器更当持重——刑法修正方式的慎思与评价
63.刑法谦抑在中国——四校刑法学高层论坛
64.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65.风险刑法、敌人刑法与爱的刑法
66.法治国的洁癖 对话Jakobs“敌人刑法”理论
67.基于主体间性分析范式的刑法解释
68.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确立与展开
69.量刑公正与刑法目的解释
70.“风险刑法”与刑法风险:双重视角的考察
71.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对刑法适用之影响
72.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探析
73.论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
74.我国刑法中“兼有型罪过”立法问题研究
75.刑法因果关系的司法难点——基于刑事司法判例全样本的实证研究
76.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
77.“扒窃”入刑:贴身禁忌与行为人刑法
78.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兼论解释论上的“以刑制罪”现象
79.积极刑法立法观在中国的确立
80.传承与超越: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刑法传统考察
81.刑法司法公信力:从基础到进退
82.超越主客观解释论:刑法解释标准研究
83.刑法主观主义原则:文化成因、现实体现与具体危害
84.论刑法解释的边界和路径——以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的区分为中心
85.刑法类型化思维的概念与边界
86.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与模糊性——诠释学视野下的刑法解释应用
87.论罪责刑关系作为刑法解释对象
88.刑法因果关系:从哲学回归刑法学——一个学说史的考察
89.论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
90.刑法国际化视野下的我国刑法理念更新
91.经济自由与经济刑法正当性的体系思考
92.刑法谦抑理念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
93.刑法的目的与犯罪论的实质化——“中国特色”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机制
94.对风险刑法观的反思
9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专题研究
96.实质刑法的体系化思考
97.浅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98.风险规制的刑法理性重构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
99.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及其对环境刑法新发展的影响
100.网络时代的刑法理念——以刑法的谦抑性为中心
101.刑法中的推定责任制度
102.刑法规范的结构、属性及其在解释论上的意义
103.风险社会之下经济刑法的基本转型
104.刑法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的透析和批评
105.俄罗斯刑法恶意欠薪罪解构与借鉴
106.论我国刑法不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及利弊
107.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与运用
108.反思刑法明确性原则的机能
109.刑法社会化:转型社会中刑法发展的新命题
110.刑法关怀与刑法解释
111.刑法总则的修改与检讨——以《刑法修正案(九)》为重点
112.我国刑法中教唆犯的两种涵义
113.刑法解释立场之疑问:知识谱系及其法治局限——一种法学方法论上的初步探讨
114.刑法的明确性问题:以《刑法》第225条第4项为例的分析
115.刑法规范的供给不足及其应对
116.刑法解释的功能性考察
117.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未来图景
已故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20世纪60年代的著述中，将全世界分为四大当代文明：西方、穆斯林、远东和非洲。对布罗代尔来说，地理、社会、经济和思维方式界定了文明，而不是文化。
布罗代尔对文明的研究非常及时和重要，因为在1993年，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论文和著述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即在不同文明之间，尤其是西方的普世主义、穆斯林的军事主义和中国的主张之间，存在权力转移的平衡。亨廷顿相信，“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保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欧洲在竭力应对自己的欧债危机时，全世界球迷都在高清电视机前看欧洲杯决赛直播，为西班牙和意大利加油。今天，科技已超越了文化和文明，但国家、种族和宗教的分歧却深藏于表面之下。
对东西方在哪些地方存在差异的讨论一直富有争议，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正开始追问西方是否正在衰落。我最近参加的各种金融危机后果分析会给了我答案：虽然是逐渐发生，但我们仍可感受到对当今主流西方经济学整体思想基础的重新评价。致使经济学者、监管者和决策者没能预测和管理当前危机的整个分析框架的错误到底在哪儿？
当前的分析框架起源于17世纪法国数学家笛卡尔，他开创了通过局部研究可完全理解整体行为的现代科学思想。这一思想导致了科学学科的专业分工，集中于理性、归纳性和线性分析，将大部分问题分解为易于管理的部分，以发现其中具有预测能力的统计关系。
与之相反，东方思想一直是整体、多样、中庸和复杂的。印度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2005年《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论集》（The Argumentative Indian）中阐述道，“印度多种信念与观点的盛行，绝大部分来源于对非正统见解的包容和对话，无论是显性或隐性的。”无所不在的非正统见解是印度思想精华。
已故剑桥汉学家、生物学家李约瑟是西方研究中国科学和文明的学者中最为著名的专家，他认为中国思想的关键词是在一个庞大“有机体”中的“秩序与格局”。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的实践家们都立足于整体系统的语境进行思考，这一系统由“阴”（负）和“阳”（正）二元力量推动，二者在不断变化和演进的过程中相互作用。
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物理学家、系统思想家和生态学家卡普拉（Fritjof Capra）指出的：“分析是指将事物拆开以便于理解它；系统思想则是将它放到一个更大的整体背景下。”主流经济学家假设人类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但群体行为显然会与个人行为有很大不同，甚至往往背道而驰。整体不仅仅是部分的加总。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正是如此。
系统思想的问题在于，多维、复杂和非线性的预测要困难得多。这可能正是为什么东方思想一直被认为是神秘主义的和不科学的。幸运的是，超高速计算机、复杂非线性代数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挖掘人类行为的“大数据”（Big Data），因此今天的我们可以通过图像观察市场结构和变化过程，如金融市场中呈现出某种形态的大规模交易，有些有序，有些混乱，反映出市场的变化过程。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来自不同的国家、社会和民族的人们有更多机会互相交流沟通。虽然大多数人们用英语作为交流的工具，但是他们有时仍然发现在交流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障碍，自己话语的意思很难清楚地表达出来。特别是当一个口译员为重要会议或者政党工作时，他作为一座沟通的桥梁，也会常常面对这样的交流障碍，也称文化障碍。如何帮助口译员处理好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这个问题？一些专家和学者一直致力于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幸运的是他们的一些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可以帮助口译员上消除文化障碍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只有不到40年的历史。
在美国，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与人类学、心理学和交际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欧洲它则与语言学联系紧密。与西方国家相比，跨文化交际在中国的发展只有不到20年，并且主要是英语老师、语言学家和有些心理学家去研究它。［1］
口译员不仅仅要从书本里学习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知识，还要特别注意它在实际中的运用。他的工作不仅是困难和复杂的，而且很重要和兼负责任。本文通过分析因文化障碍造成误解的例子帮助口译员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而且试图找出消除文化差异导致的交流问题和提高口译员口译质量的有效方法。
一、跨文化交际的定义
胡文仲教授认为跨文化交际简言之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
1.跨文化交际的起源
毫无疑问的是人们会想对有关跨文化交际先有个大概的了解。首先，他们会试图去追溯跨文化交际的起源。根据胡文仲教授的研究成果，跨文化交际起源于美国。
美国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发源地有其内在的原因。因为它是最大的移民国家，大多数移民来自欧洲、非洲、亚洲，等等，这些人给美国带来了他们本身的传统文化和风俗。当他们互相交流时，文化障碍出现了，并且有文化障碍导致的冲突非常难处理。所以，当地学者更深入研究跨文化交际。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黑人为了自身的权利和平等地位斗争运动的展开，美国其他的民族也逐渐意识到他们应该维护他们原有的文化和增强自己的民族意识。［1］
2.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成果
在过去的20年中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一部有关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论文集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出版于1983年。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情况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的院校大幅度增加，跨文化交际教材相继问世，例如，许力生主编的《跨文化交流入门》（2004）和《跨文化交际英语教程》（2004）、杜瑞清等编的《跨文化交际学选读》（2005）。［2］同时有关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论文也层出不穷，以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作为基础平台，从介绍跨文化交际知识、语言与文化关系以及外语教学中渗入文化因素等方面入手，形成有关跨文化交际的一个系列论文集，极大地推动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和发展。
二、跨文化交际与口译
1.跨文化交际意识的重要性
当谈到跨文化交际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到跨文化交际意识，因为跨文化交际意识在跨文化交际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没有这样的意识，口译者就不会明白他在各种各样的文化氛围的环境里工作。在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时候，有两个方面是必须注意的。一是口译者在做口译的时候必须意识到在不同文化间译文是否存在引起文化冲突的可能性。对于口译者来讲，跨文化意识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译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认知标准和调节方法，或者说它指的是口译者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判断能力。［2］
例如，一个美国人来到日本，做一项商务访问。在汽车上，日本人问他是否到过日本，对日本有什么印象。他说他到过日本，是1945年来的。这时的口译有两种选择，一是照实一字一句地译，另一种是绕过敏感的战争历史影响，表达成为“我以前到过日本，但现在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发展变化很快”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后者的翻译显然灵活机动，而前者的翻译无疑在暗示这美国人当年作为占领者到过日本，他的对手怎么可能欢迎他，译得再准确也不能称为高质量的口译。［3］
二是口译员政治敏锐性的培养。在外交事件中，口译者的翻译代表了这个国家明确的政治立场，因此他的译文必须要表达出清晰准确的政治观点。例如，台湾事务是我国当前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问题，在翻译中涉及台湾的用语必须十分慎重，必须严格掌握“一个中国”的原则，注意避免可能产生“两个中国”或‘”的任何用语。“”应译为“Taiwan question”，不宜译为“Taiwan issue”。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终将与祖国统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解决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台湾作为一个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而“issue”这一词的含义是“a matter that is inispute between two or more Parties”因此，台湾“问题”应用“question”，而不能用“issue”。［4］
2.跨文化交际与口译的关系
现今，人们意识到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并且他们相信越深入地了解文化间的不同，他们就可以更好地与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一个口译员要想得出高水平的译文，他就必须了解跨文化交际与口译之间密切的关系。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的背景。口译员必须知道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并且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为口译是一个口头转述的过程，是一个把一种语言的信息快速和准确传达给另一不了解这种语言的人。作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的活动，口译拥有它自己的特点。因为口译员所面对不仅是两种语言，而且是两种文化，没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他就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一般来说，不论口译员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他应选择简洁和常用的词语，能让听众比较容易地明白译文。虽然英语是现今全球一种普遍通用的语言，但口译员还必须注意选词是否恰当。例如：各个不同民族的人语用习惯大不相同，如对于坦率、自信的美国人，口译者尽量避免用about，might，some等词语；对于办事讲计划、节奏不快的北欧人，译时应放慢语速，用清晰详细的字句效果最佳；对日本人各种级别的称谓不同；对重修养讲礼仪的英国人主动采用polite form，等等，这些均为跨文化交际中口译者跨文化意识的表现（，1997：45）。［5］
谈到跨文化交际，就不能不涉及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
三、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方法
培养口译员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有效方法是什么？不同的学者有各种不同的建议，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口译员必须充分了解自己本国的文化，以及能够熟练地运用母语，不然他就没有办法了解别国的文化，成为一个出色的口译员。除此之外，还要能够熟练地运用目的语，以及深入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
1.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语言的习得离不开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之中。意大利哲学教授恩贝托・埃珂认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由于相互间的差异，会产生文化间的冲撞。在这点上，有三种可能性：征服、文化掠夺、文化交流。［6］无论是征服还是文化掠夺都对两种文化间的交流造成巨大的障碍，甚至有可能误解和扭曲彼此间的文化内涵，因此作为一个口译员，为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他就必须先了解好本民族的文化，提高自己的语言文化修养，认识到本土文化的优秀性。例如英汉口译员，加强汉语言文学的修养成为了必修的功课，因为世界共同的文化正在形成与发展中，此时如果口译员有意识地输出中国文化的优秀因子，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自己，也有利于全世界的人类，使中国在世界语境下的文化交往更能被他民族所理解和接纳，减少文化间的冲突，增强中国文化的地位。而且口译员还要避免在口译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汉语思维方式和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达方式，导致产生一些语用性错误。在中国文化中，龙是古代帝王的象征，龙的图案在建筑中象征尊贵与庄严。在民间，龙也是吉祥之物。而在西方文化中，龙是传说中的有翼的鳄鱼。［7］口译员在碰到这样的情况时，就应该特别注意了，不能单用一个“dragon”了事，而要加上特别的注释，以便听众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中龙的概念，避免产生误解。
2.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内涵
要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口译员需要的不仅仅是掌握大量的词汇和流利的口头表达语言，还需要了解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是反射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语言学习不能独立于文化学习之外，而且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寄托。西方国家的历史由来已久，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和内涵，口译员想要了解和熟悉目的语国家的历史风情、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民族心理等，就必须学习相关的文化内容，从而开阔他们的视野，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语言习得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以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书使人渊博，交谈使人机敏，写作使人严谨”。因此在学习外国文化的过程中，阅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因为它能诱发口译员的求知欲望，使得他们的思想逐渐成熟，开阔他们的视野，以及丰富他们的生活。而且文化知识的积累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主要也是通过阅读去实现。通过这些方式，他们能了解外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外国的风俗和礼节。
观看电影和连续剧是了解的外国文化另一个方式。换句话说，电影和连续剧反映了文化的发展和演变。通过外国的电影和连续剧口译员可以从更多细节方面去了解外国的文化底蕴，易于克服由文化冲击所带来的不利因素。例如一个对美国社会的大部分领域，包括文化、风俗、法律等方面都有详细了解的口译员来说，成功完成一场高质量口译的几率就会大得多。而且用观看电影和连续剧学习外语这样的方式相对别的学习方式来说就比较轻松，寓教于乐的形式也受到许多口译员的喜爱。
3.参加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在传递信息和传播文化方面，各类的媒介起到了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通过阅读外国报纸、杂志，观看影视作品成为学习了解外国文化的渠道。然而，在亲身参与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中，口译员能有更深的体会，也利于培养自己的跨文化交际意识。这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沙龙、文化年等。沙龙是法语Salon的译音，原指法国上层人物住宅中的豪华会客厅。从十七世纪，巴黎的名人（多半是名媛贵妇）常把客厅变成著名的社交场所，戏剧家、小说家、诗人、音乐家、画家、评论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等，志趣相投，聚会一堂，欣赏典雅的音乐，一边就共同感兴趣的各种问题抱膝长谈，无拘无束。后来，人们便把这种形式的聚会叫做沙龙，并风靡于欧美各国文化界。文化沙龙是小会议或汇聚人们能谈论文化、文学、艺术等，口译员将有机会与来自不同的国家的外国人接触并且能够参与到交流活动之中，直接深入地了解外国文化。
文化年是一个新的国际交流的活动形式，由中国和法国首创。中法文化年是由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合作举办的一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动，根据两国政府的协议，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率先在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活动，2004年10月至2005年7月则在中国举办法国文化年活动。两国的文化年涉及了多领域的广泛交流，举办的大小项目达到300多个，涉及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广播电视、图书出版、青年、体育、民族、宗教、建筑、环保、旅游等方面，活动能让中国和法国人民知道关于彼此的文化，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加入这种文化活动，口译员能够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从更多细节方面去了解法国的文化。参加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口译员便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别的国家的文化，也能更好地体会不同文化间的差异。
四、结语
本文提到了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意识、跨文化交际与口译之间的关联及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而且文章通过分析由于文化障碍造成口译中的失误案例，力求消除由于不同文化导致的交流问题和帮助口译者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
谈论到如何学习外国文化和加深对跨文化交际的理解，比较各种不同的文化，以及结交外国的朋友也是较为有用的方式。口译者与外国文化接触得越多，他们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的文化，进而提高口译的质量。
然而，在学习外国文化中，有一点必须提及，圣雄甘地说：“我不想自己的屋子四面是墙，门窗紧闭。我希望八方的文化之风自由自在地吹拂在我的房院周围；但我绝不会在其中摇摆不定。”［4］那意味着，即使口译员身处不同文化之中，他也不能失去对自己国家文化认知的标准而轻易地被其他文化左右。意识到跨文化交际在口译中的重要性，分析由于文化不同导致的交流问题，加上不断增长的口译经验，口译员的译文质量必定会有显著提高。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胡文仲.趋势与特点：跨文化交际研究评述［J］.中国外语，2006，（3）.
［3］赵军峰，蒋楠.论口译者的跨文化意识［J］.中国科技翻译，1998，（2）.
［4］过家鼎.注意外交用词的政治含义［J］.中国翻译，2002，（6）.
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在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方面占有主体地位,导师的水平直接影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国际化也是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中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学院重点加强了海外人才引进的力度,引进的高水平国际教员充实了学院的教师资源,初步建立了一支国际化的研究生导师队伍,使之成为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的骨干力量。目前,音乐学院研究生导师队伍中68%的导师来自境外或国外,均毕业或曾任教于国际顶尖大学和音乐学院,如美国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茱莉亚音乐学院、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法国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德国科隆音乐学院、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等。在学院的研究生导师队伍中,64%的导师具有博士学位,他们有着丰富的教学和演奏经验、并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为学院营造了多样化和国际化的学术氛围。
二、优化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院秉承优化学科结构、突出学科特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原则,同时参照国内外先进的课程体系,重新制定了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从原来按照一级学科改变成按照研究方向设置课程,使研究生培养目标更明确、针对性更强。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国际化将为提升研究生的国际竞争力奠定良好的基础。培养方案的设置注重研究生课程的层次,课程的知识内容一般不与本科的知识相重复,并且在课程知识内容的设置方面将知识深度和广度有机结合。根据研究生教学与学习的特点,改革已有的课堂教学方式,采取案例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等方式使教学方式多样化。培养方案修订的内容提倡因材施教,根据各研究方向的特点,比如音乐教育、音乐理论、作曲等,每个研究方向具有不同的培养侧重点,因此在课程设置上注重发挥研究生在专业研究方向上的个人才艺和专业特长,突出研究生音乐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为其个人培养计划的设置留有回旋余地,使研究生的培养具有良好的灵活性,既满足培养方案的基本要求,又能根据音乐教育、音乐理论、作曲等不同研究方向的特点,对课程、音乐会等进行不同的安排,科学地设计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及考核手段,调动研究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形成具有音乐学院特色的研究生课程体系,进而提高学院研究生教学水平和培养质量。
三、课程教学方式逐步国际化
外籍教师的加入,为学院建立了良好的国际化语言环境,在课堂上,双语教学已成为学院的特色,《钢琴教学与实践》、《室内乐表演》等课程已完全实现全英文教学。由于刚入学的研究生英语水平难以接受全英文教学,因此双语教学在低年级研究生的课程教学中起到了良好的过渡作用。由于原版的英文教材具有更好的语义表达环境和良好的理论前瞻性,因此双语教学过程中尽量使用原版英文教材和英文参考资料。这有利于学生了解音乐专业的一些前沿理论知识和最新发展动态,同时选择原版英文教材也给学生营造了一个全面接触英语的环境,包括准确使用音乐专业词汇和专业术语、准确表达音乐专业内容,有利于熟悉国外的教学思路,真正使课堂教学从形式和内容上能够与世界主流艺术和专业思想接轨,也为逐步实现全英文教学奠定基础[3]。此外,针对研究生在今后科研和学习过程中的需要,学院为一年级的研究生设置了《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音乐理论与分析》的共同课程,任课教师采用高水平英文原版教材,课堂教学使研究生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意识和规范的音乐学术训练。这不仅有利于学生吸收先进的音乐专业知识,还能使其英文阅读能力有所提升。在课程教学师资配备上,根据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方案的要求,学院选择具有海>文秘站:
四、规范论文审核与答辩制度
根据国外高校研究生指导的经验,学院研究生的培养采取导师集体指导制。除主导师外,学生将选择本系和外系各一位导师来进行论文指导,以保证论文的质量。知识时代的学科交叉性要求研究生具有较宽广的知识面,而单一导师的知识局限性易导致研究生学习范围过窄、知识结构不宽,难以适应当前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趋势。实施导师负责制,辅以导师集体指导制,将不同学术背景、知识结构、研究方向的导师组成一个导师组来共同指导研究生,可相互补充,弥补导师个人知识水平上的欠缺,有利于学生较为全面地掌握知识,拓宽研究生的知识面,提高其
音乐水平和综合素质,能够培养具备宽广学术视野和深厚音乐功底的研究生。实行导师集体指导制,充分发挥各位指导教师的专业优势,对研究生进行综合指导,提高研究生的论文质量。论文通过评阅以后进入答辩程序。以往的研究生由于参加答辩的人数较多,一个答辩小组一天要完成多个研究生的答辩工作,每个研究生介绍论文、答辩委员提问、学生回答问题和讨论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因而没有充足的时间对论文进行详细评审和探讨,整个论文答辩过程也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部分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常流于形式。学院针对这一问题,2014届毕业研究生首次采用一人一场的答辩形式,每人答辩时间不少于一小时,答辩委员会对毕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提问,同时也给研究生足够的时间来阐释论文的思路以及创新点等。 五、鼓励研究生科研与国际化交流
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是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的重要实践环节。学院成立以来,大力支持和鼓励研究生科研并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学院研究生论文的发表数量稳中有升,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议的人数也逐步增加。2014年我院有4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3人获得了学校的国际会议资助,其中有同学赴日本奈良教育大学参加第四届“东亚音乐研究”会议(Music of EastAsia,MEA),并在会上全英文发表学术论文。另有学生参加“2014年民族音乐学研究生论坛”并。部分导师也根据自身的科研方向,通过模拟国际会议等方式积极参与指导和训练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提高学生的国际学术交流水平,培养其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能力。
拓宽研究生国际交流的渠道不仅要体现在“走出去”,学院内部也积极为学生营造国际化的学术氛围,开展多形式的学科前沿讲座。学院有众多外籍或国内教师与国外高校、研究机构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共同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学院充分利用这一部分师资与智力资源,邀请国外高水平音乐表演艺术家、作曲家等来我院开设各种形式的演奏会、前沿讲座、大师课等。学院在2014年由专任教师带头,举办了“古典艺术歌曲节”、“世界音乐演讲”等一系列活动。目前已有来自台湾、美国、法国、加拿大、印度等境外、国外的多名外籍专家来我院举办讲座、音乐会与大师课。学生通过与国外音乐大师的近距离交流和讨论,不仅收获了耳目一新的音乐知识,更能深刻体会到国外先进的音乐教育理念,让学生不出国门就能感受到国际化的学术氛围。
本次评奖活动收集到来自海内外的各类稿件共计100篇。为了办好首次评奖活动，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组织了由11位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评委会主席：王次荨F牢会成员：王次荨⑼醢补、伍国栋、张弦、陈志音、杨燕迪、居其宏、金湘、周勤如、梁茂春、戴家枋。
此前，评委王安国、梁茂春因故未能直接与会评审论文，但此前他们已经对送审论文进行了审阅，并将计分表递交组委会。经过9位评委的审议、讨论和7轮的反复遴选，产生出全国首届“音乐评论学会奖”的获奖名单。
获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2名）：
杨善武《敦煌乐谱研究的新突破――〈敦煌乐谱解译〉对同名曲〈倾杯乐〉旋律重合问题的解决》①（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桑德诺瓦（和云峰）《质疑“原生态音乐”》②（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三等奖（3名）
于庆新《歌坛又见“语录歌”――“八荣八耻”歌曲浪潮的反思》③（《人民音乐》编辑部）杨康民《建立音乐学术首先规范的关键在于综合治理相关学术环境》④（《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
范晓峰《音乐价值判断的“经度”与“纬度”――评“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审美问题的讨论》（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优秀奖（6名）
徐文正《生命与尊严的呼唤――评交响大合唱〈金陵祭〉》（河北省衡水学院音乐系）
陈荃有《当代音乐出版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⑤（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研究》编辑部）
钱仁平《谭盾有什么好？――〈亚信金融之夜――谭盾多媒体交响音乐会〉听后》⑥（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
南鸿雁《怎一个“尴尬”了得――评“青歌赛”原生态唱法综合素质测试的理论缺乏》（杭州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陈媛《交响的诗篇心灵的赞歌――论陆在易艺术歌曲〈我在这土地〉》（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石一冰《大气磅礴的英雄史诗――评朱践耳先生的交响乐大合唱〈英雄的诗篇〉》（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①原载《音乐研究》2006年第1期。
②原载《艺术评论》2004年第10期。
③原载《人民音乐》2007年第3期。
④原载《黄钟》2005年第2期。
⑤原载《人民音乐》2003年第11期。
⑥原载《周末画报》2005年10月30日。
2007“帕拉天奴”杯第一届中国音乐创作（钢琴作品）大赛落幕
6月4日，2007“帕拉天奴”杯第一届中国音乐创作（钢琴作品）大赛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圆满落幕。
2007“帕拉天奴”杯第一届中国音乐创作（钢琴作品）大赛，是由中央音乐学院主办、文化部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及上海超拨乐器有限公司协办、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与作曲系承办的一次全国性的创作比赛。此次大赛面向海内外华人自由征曲，征求2000年以来创作的原创新作品。作品以“突出中国音乐文化特色，具有时代感和民族风格，兼容艺术性、技巧性、可听性”为主旨，以钢琴独奏、双钢琴、钢琴四手联弹为主要演奏形式，限时10分钟。
大赛自今年2月征集作品以来，共收到来自海内外的381部作品。在经过8轮的初审后，最终有32部作品入围最后的决赛。参赛的选手除国内的各界人士外，还有来自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作曲家。作曲者的年龄差距也十分悬殊，最长者已有85岁高龄，最小者年仅7岁。
本届大赛的评委阵容十分庞大，邀请了15位海内外知名的作曲家、钢琴家担当评委，组成了以作曲家杜鸣心和钢琴教育家周广仁为主席，叶小纲、陈怡、杨立青、范哲明、曹光平、储望华等
人的评委会。
获奖名单:
成人作品：
一等奖 《皮黄》张朝
二等奖 《遗失的日记》 王笑寒、《生旦净末丑》王阿毛
三等奖 《中国画艺》王斐南、《盛开的沙罗双树》于川、《谐谑曲》董欣宁、《动感北京2008》赵梓翔、《即兴曲五首――望舒诗选》 龚晓婷
优秀奖： 《孤山探趣》张伊卉、《未找到的钥匙》赵曦、《恋镜・花溪》 贺圆圆、《雪盈盈》何F、《space―for prepared piano》谢文辉、《凌破》陈思昂、《闪烁Ⅱ》邓乐妍、《哭嫁》刘天石、《风月》游耀东、《鸿》钱琦
儿童作品：
一等奖 《恰央创意曲》 于川
二等奖《拾朝花》 丁冕
三等奖《往事2007》 方岽清
钢琴演奏奖：
一等奖王笑寒
二等奖黄亚蒙、于泽楠
三等奖于那、杨晓帆、莫野
儿童钢琴演奏奖： 陈浩果、谢子薇
（祁斌斌）
首届“全国音乐传播文论征集活动”揭晓
2007年4月28日，首届“全国音乐传播文论征集活动”在中国传媒大学圆满结束。本次活动由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传播学会、中国大众音乐协会以及《中国音乐》编辑部共同主办，《人民音乐》《音乐研究》《音乐周报》等学术媒体协办。自2006年10月开始征集到2007年3月截稿，共收稿件170余篇。经过初评、复评与终评，最终评选出入围作品23篇。
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王爽《用户创建的个性化音乐媒体时代》、姚 慧《当代音乐环境观――当代音乐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利益》
三等奖：姚杰《论新闻报道中的恶意叙事所造成的音乐传播效果的偏差》、何岭《从阿宝与喻显斌看民间音乐传播的两种路向》、张璐《对当代“原生态”音乐的几点思考》、陈镇华《网络歌曲互联网内传播特征及其文化现象思考》
优秀奖：张川《浅析音乐传播过程中影响人们选择的因素――以一种理论传播学视角》
等16篇。（刘聪明）
王次菰诿烙⒓跋愀劢邮鼙碚
5月29―30日，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萦σ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Dean Roberr Blocket之邀，参加由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发起组织的第一届国际音乐教育研讨会，会议主题是“Music:A Childs Birthright――音乐是孩子与生俱来的权利”。会间对来自美国各地区50名中小学音乐教师授予了荣誉称号。
在颁奖仪式上还特别设立了一个环节，由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Robert Blocker为来自中国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莅浞⒘艘鲁大学音乐学院SanfordMedal勋章，该勋章是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院授予的最高荣誉，表彰对音乐教育事业具有杰出贡献的人士，王次菔侨倩窀醚章的第一位中国音乐教育家。
本次会议还邀请了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Michael Yaffe、朱丽亚音乐学院院长Joseph Polisi、小提琴教育家Roberta Guaspari、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音乐教育研究中心总监Clifford Madsen担任会议的演讲嘉宾。作为当天演讲的第一位嘉宾，王次莶捎昧宋淖帧⑼计和音像资料相结合的形式，介绍了我国专业及非专业青少年音乐教育的现状及今后的发展方向，将其生动地展现在美国教育学者面前，现场听众反响强烈。本次会议在耶鲁大学1957届杰出校友的慷慨捐资下，筹得资金500万美元，今后该主题研讨会将每两年举办一次，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
王次萑涨盎沟毖∥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荣誉院士，香港演艺学院也授予他荣誉院士称号，近期他将赴伦敦和香港参加颁奖仪式。（凌钢）
第50届贝藏松国际青年指挥大赛两名中国选手成功入围
第50届法国贝藏松国际青年指挥大赛在纽约、贝藏松、北京和圣彼得堡四个城市举行的预选赛刚刚结束，中国两名选手朱曼（中央音乐学院）和易杰（上海音乐学院）脱颖而出，顺利通过预选赛的比赛，将于9月赴法国贝藏松参加决赛阶段的比赛。在四个城市的预选赛中，共有来自14个国家的20名选手入围决赛阶段的比赛。
本届比赛的亚洲地区预选赛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和法国贝藏松国际青年指挥大赛组委会共同主办，于今年4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中国音协邀请了法国贝藏松管弦乐团音乐总监、指挥宾彼得・查巴（Peter Csaba）和法国作曲家布鲁诺・曼托瓦尼（BrunoMantovani）担任预选赛评委，还邀请法国两位钢琴家和一位组委会工作人员来华参加评判工作。
来自日本、韩国、中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17名选手参加了预选赛。在北京预选赛上，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学生朱曼和另一位韩国选手入选。中国另一位选手易杰是在国外参加预选赛而入选的。（锡海）
2007上海之春“圣卡罗杯”钢琴新作品（中、小型）征集评选落幕
以“上海之春”冠名，由“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组委会”主办，上海音乐家协会、上海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出版社联合承办，在上海知音琴行的大力协助下，“圣卡罗杯”钢琴新作品（中、小型）征集评选活动于2007年4月顺利完成，共有九部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六部获得优秀作品奖。获奖作品于5月9日在上海音乐厅首演，乐谱及音像制品也将随后出版。
“鼓励原创，力推新人新作”是举办本次比赛的宗旨，在比赛章程中还明确提出参赛作品应能体现中国音乐风格，具有浓郁的民族音乐风韵。
比赛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国内各大音乐院校和德国、委内瑞拉、香港等地的稿件136份，作曲者以专业音乐院校的师生为多，也有少数热衷此项事业的知名专业作曲家，年龄最小的17岁，最大的73岁，大部分获奖作品的作者年龄均在20―24岁之间，完全附合“新人新作”的比赛宗旨。（王自东）
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吴羿明获国际管弦乐作曲奖
5月27日，年仅23岁的吴羿明创作的三管编制大型管弦乐《梦的回忆》，由东京爱乐乐团在东京歌剧城作世界首演，获得第九届武满彻国际作曲比赛三等奖，成为获得世界重量级管弦乐作曲比赛殊荣最年轻的中国作曲家。
武满彻国际作曲比赛自1997年创设以来，向全球35岁以下年轻人提供展示作曲才华的平台，历届由世界大师级作曲家，如迪蒂耶、利盖蒂、贝里奥等担纲评奖审查员。本届参赛国有42个（欧洲63人、亚洲61人、美洲28人、大洋洲3人、非洲1人），管弦乐作品156部，是历年来参赛国与参赛作品最多的一次，竞争也最激烈。
吴羿明1983年生于江苏无锡，17岁起师从徐振民、徐昌俊作曲，现为中央音乐学院大五学生，指导教师董立强。此前，他的室内乐《天鹅的十二月协奏》获文化部（06年）“文华”音乐作品奖。（吴国平）
韩万斋教授义务宣讲国歌600场
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委讲师团、四川省教育厅与四川师范大学主办的韩万斋教授义务宣讲国歌600场座谈会于4月26日在四川音乐学院隆重举行。
韩万斋结合专业知识，结合不同时期国际国内形势需要，以宣讲国歌为主题，推出系列爱国主义教育宣讲报告，十多年来宣讲600场，受众达83万人次，以满腔热血对广大青年学生和干部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增强“爱我中华，强我中华”的使命感，激发青年学生和干部群众的爱国热情，深受欢迎和好评。
座谈会后，韩万斋教授为大学生作了他的第601场国歌宣讲报告。（川音）
一、市民社会概述
（一）市民社会的演变
市民社会是特定历史和地理条件下的产物。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由来已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方，市民社会可能表现为不同的形态。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近代的市民社会”，从1790年的产业革命到19世纪末进入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民法在立法上虽然规定了人人平等，但是具体的规定并不平等，许多封建时期的制度被保留了下来。第二阶段是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的市民社会”，现代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使封建时期的制度丧失了存在的基础，这一时期的民法逐步修改，实现了法律上的平等。在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它始终离不开市场经济这个根本性的基础。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属于市民社会，因为市民社会的经济本质是商品生产和交换，而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本质上仍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
（二）市民社会的概念
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主要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由私人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构成的整体，明确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区分开来。国家作为普遍性原则的体现者是伦理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法规和利益都必须从属于它。黑格尔是从伦理精神的角度而不是从现实的角度考察市民社会的，所以他的市民社会概念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最突出地表现在他过分强调了国家是伦理精神发展的普遍阶段，使他得出了家庭和市民社会是从属于国家的结论。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提出了关于现在市民社会的思想。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社会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大领域，前者是特殊的私人利益的关系的总和，后者则是普遍公共利益关系的总和。所以，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定义为：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市民社会就是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进入20世纪后，当代西方思想家关于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又继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是葛兰西和哈贝马斯等人。当代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则是以经济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的分离为基础的。它以社会文化系统为研究对象，强调社会文化系统在整个社会再生产以及革命性变革中所具有的作用和功能。但其理论的缺陷就在于，不是把经济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的分离看作是市民社会内部结构分化的表现，而是把经济系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片面强调社会文化系统的功能，把来自国家和经济系统的影响都看作是消极的。
通过对以上市民社会理论的分析，笔者认为，市民社会应是社会生产、交换、生活赖以存在的个人、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是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它应该包括社会文化系统和经济系统。
（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中有三种观点：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托克维尔，他认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必须有明确的界限；个人在市民社会中享有广泛的权利，而国家就应保护并且不得侵犯市民社会的活动自由；社会的活动范围越大，国家的活动范围越小，就越民主。国家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是黑格尔，他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但又处在不同的层次，私人利益唯有通过国家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和法是高于市民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者则认为，国家从社会中夺走了全部权力，从而使市民社会充满了不自由和不平等，应该将国家废除。以上三种观点，虽然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有许多不同点，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都没有弄清楚市民社会对于政治国家的实质意义。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认为，市民社会是从商品生产和交换中集结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总和，是与政治国家彼此相对分离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根本对立和冲突。从最终意义上说，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实质上是统一的。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国家是市民社会的体现。市民社会构成了特定国家的经济基础，也是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国家和市民社会处于权利和义务相对等的双向互动的法律关系中，这种双向互动的可能以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合作为前提。国家为市民社会提供权利实现的途径，市民社会则回报以秩序。正确的方向应该是在总体上缩减国家的社会控制幅度的同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国家职能进行科学的调整，并且不排斥在某些方面强化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和扩展其职能范围的可能性。所以，未来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应该是一种既能保证社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又能充分发挥国家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与控制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家与社会之间主要不是对立和冲突，而是一种相互制约又相互合作、相互独立又彼此依赖的有机统一的关系。要实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这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就必须借助法律手段，通过基本法来确定市民社会自治权和政治国家公权的分野，以司法限制政治国家公权的扩张，保证市民社会自治权的实现。
二、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
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在社会中扮演两种社会角色，并发生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一是市民社会的角色，并直接与其他市民成员发生的关系，二是政治社会的角色，并通过国家中介而与他人发生的关系。对于前者，是一种个人在市民社会中根据自己的意识与他人发生的社会关系，即纯粹的市民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为私法所调整，是私法的调整对象。对于后者，是一种体现国家意志的社会关系，是为实现一定的社会公共利益目的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即由国家参与的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的关系，这一关系为公法所调整。在公法与私法的关系上“，基于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应遵循‘有疑义是为自由’的原则，以私法为优先。其主要理由是个人是自己事务的最佳判断者及照顾者，选择的自由有助于促进社会进步及经济发展。‘政府’必须保障司法制度能有发挥其功能的条件，并排除契约自由的滥用。‘政府’为更高的价值或公益而强制或干预时，应有正当理由，乃属当然。”（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自由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平等是自由前提下的平等，安全是市民社会的保障。市民社会必须运用法律来调整其运行秩序，规范市民的行为，以维护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安全。
社会中的人既是市民也是公民，它既要参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又要参与政治国家的关系。然而市民社会是其生存之本，所以市民社会中权利的享有与保障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通过两方面来保证实现：一是有赖于其构成成员的个人行为的合理性，二是有赖于政治国家于外部的强制保障。规范市民社会关系的法律就发展成为市民法，用来保护市民社会中人的权利；而规范政治社会关系的法律就是公法，它以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为目的。市民社会自我调节是第一位的，而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是第二位的。市民社会的自我调节体现为民法调整，而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要受行政法的限制。所以说，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的法，而政治国家中的权力从根本上说不是为了国家存在的，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保障市民社会的权利。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民法所规定的主体来看，民法中主体是被抽象为一般意义的“人”，是在平等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作为一般人格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实体。民法上规定的权利主体均平等地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民法不承认任何特殊的民事主体存在，也不承认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权地位。
——从民法的调整对象来看，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实质上就是市民社会的一般生活关系的基本形态。市民社会的本质就是私人利益，所谓的私人利益就是作为社会主体存在不可或缺的利益，包括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两个方面。社会及其管理者即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和合理价值，就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有序地满足私人利益的需要，而民法就是为有效调整和合理满足私人利益需要所确定的行为规范。
——从民法的基本精神来看，民法强调了私权本位、私法自治的理念。市民社会的内部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人们缔结市民社会中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就是为了获得积极的经济利益和人格利益，而这种利益的法律化便是权利。民法就是要为人们确定缔结市民社会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的权利预期，通过对权利的设置和保护而达到维护市民社会关系的顺畅和有序的目的。所以，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以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私法自治允许当事人在私法的范畴内有权自由决定其行为，即是由平等的当事人通过协商决定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则上国家不作干预，私法自治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契约自由。私法自治对于维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抵制国家权力的人以干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民法的基本原则来看，现代民法制度有三大基本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三大基本原则都与市民社会的发展及其内在要求密切相关，也是现代法律的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和主要内容。
三、确立民法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意义
民法对市民社会的调整涉及市民社会的全部领域，特别是对其经济生活条件更是进行了全面直接的反映，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确立民法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将民法确立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有利于明确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从而更为有效地保障私人利益。由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彼此分离，法律因而在传统上按功能划分为市民社会的法和政治国家的法，前者为私法，后者为公法。而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所以民法的性质应为私法。明确民法的私法地位，能更有效地对私人利益及其意思自治的保护，抵制国家任意的过多的干预，有效地实现民法私权神圣和私法自治的理念。
将民法确立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有利于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稳定发展。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各种经济力量从国家过多的干预中解放出来，以独立的人格、平等的地位和自由的意志追求自身的利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市民社会的出现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必然要培养我国的市民社会的观念。民法作为市场经济法制体系的支柱，就要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进行规范和保障，促进其健康、快速、稳定的发展。
将民法确立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有利于促进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实现。而且从法律角度看，原先市民社会的私法便获得了部分公法色彩；而原先的公法，也愈益染上了私法特征。经济法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就告诉我们，政府干预既已无可避免，那么这种干预则必须建立在严格的法律上。我国改革开放是一种政府决策，受政府引导。因此，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干预必将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目前法律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治权利的膨胀与扩张必然会导致对私权的限制和压缩。所以，应在对政治权力和市民权利进行正确定位的基础上，充分发展和完善市民社会，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法。这是实现经济民主进而实现政治民主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也是最终形成与现代市民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一、大学外语教学中西方文化导入的必要性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文化的导入和课本知识进行有机的结合。 根据实际授课内容，讲授相应的背景知识,把英美等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内容穿插到课堂教学中，使学生在快速掌握英语语言知识的同时，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实现对英语从感性到理性的质的飞跃，培养起英语思维能力，以英语的思维方式学习英语，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成为真正合格的跨文化交际的人才。在英语教学中导入跨文化的内容，有利于学生打开眼界、开拓思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其得到一定的艺术修养和中外文化精髓的熏陶，具备一种新的文化意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减少语用错误。
二、大学外语教学中西方文化导入的方法
1、文化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交际化外语教学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语言教学思想体系和方法体系，这一教学方法的目标是培养和提高学习者的交际能力。它把可理解的输入和输出看得同样重要，认为语言学习者通过输出活动不仅可以提高流利程度，生成更多可理解的输入，而且可以通过生成可理解的输出来加速第二语言学习。在教学上它十分重视交流活动，强调学习者之间的意念协商，其课堂活动有解决问题、做决策、观点交流、图画听写等形式。交际化外语教学带来的不仅是方法的改进，更是教学思想的转变。其教学理论明确指出，在交际化外语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正确掌握语言形式，还要考虑语言文化。在大学外语教学的课堂上，教师可根据需要对教材所涉及到的文化现象给予补充讲解。教师可以通过一些生动有趣的小活动来避免填鸭式的文化教学，如讲故事、小组讨论、小型戏剧、几分钟演讲、小组竞赛等。当谈到历史剧、文学小说的作品时，对人物的刻画、背景及性格的描写，进行专门讲解，否则学生不了解故事发生的政治背景，很难准确体会故事中主人翁心理变化过程。这些活动既达到了教授文化的目的，又丰富了课堂气氛，深受学生的欢迎。如笔者在讲授 “jobs and careers” 《工作与职业》一文时 (见高等教育出版社《体验英语》综合教程2 unit 2), 就组织了同学在班级内进行模拟面试活动。 同学们的亲身参与, 使他们对整个面试过程及国外的面试文化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也为他们未来的求职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还有利用图片展示法：此法可以展示说明某一个“文化现象”或具体操作。如：“throwing the sledge”(链子球)，通过图片学生可以对此运动得到更直观的认识，同时介绍此项运动是从苏格兰流传开的等；又如“pelotas”(回力球)——回力球又叫“小球赛”，最早起源于西班牙和法国，更广泛流行于拉丁美洲各国，人们称之为“杰莱”，意思是：“欢乐的节日”。
2、文化教学与课外指导相结合
课堂文化教学主要给学生起示范引路作用，文化的内容包罗万象，单靠教师在课堂上介绍不可能全面, 文化的学习不应只限于课内, 课堂外的文化教学是一个很好的延续和补充，它能为学习者提供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大学课堂教学之外，教师可鼓励学生多阅读文化方面的书籍，多听英文的故事、戏剧，多观看英文原版的录像和电影，主动地与外籍留学生、教师交谈，多参加英语角等活动，还可以利用互联网的巨大资源，以增加对异域文化的了解。可以指导学生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 收集一些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了解外国艺术、历史和风土人情；运用英语电影、电视、幻灯、录像等资料给学生直观的感受，使学生对英语的实际使用耳濡目染。向学生推荐阅读体现外国文化的简易读本，以增加对英语文化的了解。结合教学内容让学生改编对话进行表演，使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语言和文化，同时注意其中有意义的文化细节，提高对文化的敏感性和意识。邀请中外“英语通”作中外文化差异方面的专题报告：组织英语角，英语晚会等，创设形式多样的语言环境，加深对文化知识的实际运用。
3、开设专门选修课程及外籍专家讲座
除了大学英语的必修课以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开设选修课来丰富学生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如为学生开设“电影欣赏-美国历史与文化”、“跨文化交际技能”、“美国社会与文化”、“英国概况”等课程。相信通过这些跨文化课程的学习，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也会更加了解中西文化差异，提高文化鉴赏能力。为了充分利用校园中的文化资源，我们还可以邀请外教和外籍专家定期为学生开设讲座。通过讲母语的本族人（native speakers）来向学生传递最准确的异域文化和地道的表达方式。定期、限时、有的放矢结合某一章节进行一次或系列性的讲座。比如第一学期开设“英国概况”，第二学期开设“美国概况”。每门课都是由一系列相关的专题组成。文化讲座可以将支离破碎的文化信息重新整合构造，系统列出用以说明一个整体概念的有效教学策略(rosen shine & sevens，1986)。这种讲座可给学生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训练和提高了学生的听写和观察能力。
除了上述种种方法外，束定芳，庄智象两位老师合著的《现代外语教学》中也提出了有关文化导入的主要方法如：融合法、实践法、和比较法。这些也可以作为我们教学的指导。（束定芳，庄智象 1996：130）.总而言之，文化教学是大学英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学生通过语言学习文化，并通过文化学习语言。达到二者的完美结合是外语教学的最高境界。作为英语教师，我们既是文化的传播者，又是学习者。我们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平时又广泛涉猎英美文化作品，注意积累，采用多种多样行之有效的方法，争取为社会培养出更多有较高文化素养和英语水平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 bander, r, g. 1978. american english retoric.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broad.
［2］ 邓耘.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j］. 山地农业生物学报，2004，（23）.
［3］ 邓炎昌，刘润清. 语言与文化［m］. 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9. 147.
一、大学外语教学中西方文化导入的必要性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文化的导入和课本知识进行有机的结合。 根据实际授课内容,讲授相应的背景知识,把英美等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内容穿插到课堂教学中,使学生在快速掌握英语语言知识的同时,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实现对英语从感性到理性的质的飞跃,培养起英语思维能力,以英语的思维方式学习英语,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成为真正合格的跨文化交际的人才。在英语教学中导入跨文化的内容,有利于学生打开眼界、开拓思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其得到一定的艺术修养和中外文化精髓的熏陶,具备一种新的文化意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减少语用错误。
二、大学外语教学中西方文化导入的方法
1、文化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交际化外语教学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语言教学思想体系和方法体系,这一教学方法的目标是培养和提高学习者的交际能力。它把可理解的输入和输出看得同样重要,认为语言学习者通过输出活动不仅可以提高流利程度,生成更多可理解的输入,而且可以通过生成可理解的输出来加速第二语言学习。在教学上它十分重视交流活动,强调学习者之间的意念协商,其课堂活动有解决问题、做决策、观点交流、图画听写等形式。交际化外语教学带来的不仅是方法的改进,更是教学思想的转变。其教学理论明确指出,在交际化外语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正确掌握语言形式,还要考虑语言文化。在大学外语教学的课堂上,教师可根据需要对教材所涉及到的文化现象给予补充讲解。教师可以通过一些生动有趣的小活动来避免填鸭式的文化教学,如讲故事、小组讨论、小型戏剧、几分钟演讲、小组竞赛等。当谈到历史剧、文学小说的作品时,对人物的刻画、背景及性格的描写,进行专门讲解,否则学生不了解故事发生的政治背景,很难准确体会故事中主人翁心理变化过程。这些活动既达到了教授文化的目的,又丰富了课堂气氛,深受学生的欢迎。如笔者在讲授 “Jobs and Careers” 《工作与职业》一文时 (见高等教育出版社《体验英语》综合教程2 Unit 2), 就组织了同学在班级内进行模拟面试活动。 同学们的亲身参与, 使他们对整个面试过程及国外的面试文化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也为他们未来的求职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还有利用图片展示法:此法可以展示说明某一个“文化现象”或具体操作。如:“Throwing the Sledge”(链子球),通过图片学生可以对此运动得到更直观的认识,同时介绍此项运动是从苏格兰流传开的等;又如“Pelotas”(回力球)——回力球又叫“小球赛”,最早起源于西班牙和法国,更广泛流行于拉丁美洲各国,人们称之为“杰莱”,意思是:“欢乐的节日”。
2、文化教学与课外指导相结合
课堂文化教学主要给学生起示范引路作用,文化的内容包罗万象,单靠教师在课堂上介绍不可能全面, 文化的学习不应只限于课内, 课堂外的文化教学是一个很好的延续和补充,它能为学习者提供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大学课堂教学之外,教师可鼓励学生多阅读文化方面的书籍,多听英文的故事、戏剧,多观看英文原版的录像和电影,主动地与外籍留学生、教师交谈,多参加英语角等活动,还可以利用互联网的巨大资源,以增加对异域文化的了解。可以指导学生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 收集一些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了解外国艺术、历史和风土人情;运用英语电影、电视、幻灯、录像等资料给学生直观的感受,使学生对英语的实际使用耳濡目染。向学生推荐阅读体现外国文化的简易读本,以增加对英语文化的了解。结合教学内容让学生改编对话进行表演,使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语言和文化,同时注意其中有意义的文化细节,提高对文化的敏感性和意识。邀请中外“英语通”作中外文化差异方面的专题报告:组织英语角,英语晚会等,创设形式多样的语言环境,加深对文化知识的实际运用。
3、开设专门选修课程及外籍专家讲座
除了大学英语的必修课以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开设选修课来丰富学生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如为学生开设“电影欣赏-美国历史与文化”、“跨文化交际技能”、“美国社会与文化”、“英国概况”等课程。相信通过这些跨文化课程的学习,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也会更加了解中西文化差异,提高文化鉴赏能力。为了充分利用校园中的文化资源,我们还可以邀请外教和外籍专家定期为学生开设讲座。通过讲母语的本族人(native speakers)来向学生传递最准确的异域文化和地道的表达方式。定期、限时、有的放矢结合某一章节进行一次或系列性的讲座。比如第一学期开设“英国概况”,第二学期开设“美国概况”。每门课都是由一系列相关的专题组成。文化讲座可以将支离破碎的文化信息重新整合构造,系统列出用以说明一个整体概念的有效教学策略(Rosen shine & sevens,1986)。这种讲座可给学生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训练和提高了学生的听写和观察能力。
除了上述种种方法外,束定芳,庄智象两位老师合着的《现代外语教学》中也提出了有关文化导入的主要方法如:融合法、实践法、和比较法。这些也可以作为我们教学的指导。(束定芳,庄智象 1996:130).总而言之,文化教学是大学英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学生通过语言学习文化,并通过文化学习语言。达到二者的完美结合是外语教学的最高境界。作为英语教师,我们既是文化的传播者,又是学习者。我们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平时又广泛涉猎英美文化作品,注意积累,采用多种多样行之有效的方法,争取为社会培养出更多有较高文化素养和英语水平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 Bander, R, G. 1978. American English Retoric.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broad.
[2] 邓耘.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J]. 山地农业生物学报,2004,(23).
[3] 邓炎昌,刘润清. 语言与文化[M]. 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9. 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