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6 17: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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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数人从事的并不是方案设计。
大多数人在不了解情况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将来必然是以做方案设计为主。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毕业5年后大多数建筑学专业的人在画施工图，只有少数人还在做方案设计；毕业10年后则只有极少数人还在坚持做方案设计。以方案设计专业而言，淘汰率一般高达90%！
为什么呢？因为方案设计的压力和竞争极大，对人才的要求极高！对某个方案设计项目来说，一般只有两个结果：胜或者败！获胜的方案还得面临大量的长期的不断修改、完善甚至方向性的改变！
这两样正好都是学校设计教学中没有经受过强化的弱项！比如学校对学生作业的做法是打分，即分出高中低档分数，社会上对方案则只有接受与不接受两种结果。比如学校里学生交了作业打了分就万事大吉，而社会则必须根据业主的意图不断修改方案直至业主满意。
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建筑学专业的毕业生由于忍受不了方案多次彻底失败的打击，忍受不了没完没了的修改，最终放弃了和上学时的理想大相径庭的方案设计专业，转而从事风险相对较小的施工图设计专业。
方案投标则更加严重，因为每次投标的成败直接影响着设计师的名气、人缘、受重视程度甚至受迫害程度。
投标分若干种，比如内部投标、多单位投标、投标、邀请投标等等。不论哪种，方案设计师生涯中主要面临的就是一次一次胜或败的毫不留情的竞争。
不论你是谁，你是哪里毕业，你曾经中过多少标，只要你某一次没能中标，则四处怨声载道！原因很简单：成本过高！
一次市级投标直接成本一般在1-10万元不等，一次省级投标直接成本一般在10-50万元不等，一次国家级投标直接成本一般在50-200万元不等。
仅仅由于方案设计师的无能或者刚愎自用导致投标失败，当然会使得设计师所在单位很是心痛！而由于方案失败导致建筑施工图、结构、给排水、采暖、空调、电气、概预算等各个专业没有好项目可做，这些专业的设计师当然不高兴啊。失败的方案设计师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我同事曾经参加的一次投标，最终我的方案以微弱比分获胜，第二名那家前后画了近100张效果图，最终却一无所获，您想想这家的成本吧，当时我虽然获胜，心里却是真的为那家的方案设计师感到悲哀！
一般来讲，只要一个方案设计师连续三次没能中标或者被直接业主接受其方案，设计师所在单位就会开始有意识地避免这位设计师参加方案设计或者投标了，因为直接成本和信誉成本都过高！
作为落后地区的设计单位，由于人才培养成熟后大多数必然走掉，所以不愿意投入大量精力培养设计师；作为先进地区的设计单位，由于根本不缺后备力量，所以也不会在意某个设计师的精心培养。最终，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和缺少关怀，屡战屡败的设计师很少会经受住考验而屡败屡战，而是一肚子怨气地远走他乡或者考研或者出国，最终大多数还是不情愿地以作施工图设计师终其一生。
业主的影响则更加可怕！方案设计师的等级完全取决于业主的口碑。如果一位设计师做某个项目失败，尤其是给业主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那么无论这位设计师多么有名或者多么默默无闻，业主都会在有意无意中就把这位设计师的“劣迹”传播到他所认识的人圈中，这种“公认”的失败形象会导致这位设计师在该地区很长时间内抬不起头来。
设想一下，您和中标的设计师同时出现，业主对待他自然象对待皇帝一样尊重，而对您视而不见，那种感觉不是谁都能持续承受的！
方案设计行业，犹如“走钢丝”的行业，只要失败一次就几乎是彻底失败，一次失败的影响一般在地区业内至少三年也不能平复。除非您真的能挺住，以平常心对待或者以“哀兵必胜”的心态拼命努力甚至多次自费参加方案投标（很多设计师由于失败过多被领导勒令不得用单位成本参加投标），并且最终的确保持了相对高比例的中标率，那么您才可能脱颖而出，被社会接受为方案设计师行列，从而开始面对更加频繁更加激烈更高等级的方案竞争，而且依然是要么胜要么败的残酷毫不留情的竞争！大多数人撑不住的，尤其是基本功差、严谨能力差、竞争心态差、工作方法差、人际关系差、自学能力差、换位思考能力差、为业主着想能力差、市场意识差、成本意识差、投资回报意识差、广告意识差、推销能力差、展示能力差、表达能力差、管理能力差、领导能力差、吃苦能力差、合作能力差的人，基本上是不可能在方案设计行业存活多日的。而上述这么多能力集于一身的设计师，怎么可能是多数人呢？！
方案设计实际上分为很多种：概念方案、策划方案、设计方案、施工图方案等等。但是我们的学校和社会都没有对方案设计行业给予科学和正确的认识及待遇。
多数没有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学生和其他专业人士并不了解一点：只有极少数投标是有标底的，即成本费。大多数投标根本没有成本费用，甚至您必须买标，买标的费用在5000-20000元不等，而且不退。只有中标单位才能得到成本补偿。
多数没有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学生和其他专业人士更不了解一点：由于大型投标的成本高昂（10-200万元），同时招标单位大多重视投标单位的所谓综合资质（一般都只要甲级或者特甲级资质），而且大多不允许个人名义参加，直接导致绝大多数中国设计师根本就难以参加大型投标，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什么所谓的“通往大师之路”！
恰好，国家并没有规定只有方案设计师才是设计师，施工图设计师也叫设计师，甚至制图、描图也叫设计师！尤其是注册建筑师并不考察设计师的方案能力，于是多数人自然转向竞争压力没那么大却很有“名分”的施工图设计啦。
2、施工图设计是建筑设计中极其重要的工作！
没有准确严谨的施工图设计，所有的方案设计都是空中楼阁！这是谁都明白的，这也是建筑设计从业人员中需要大量的施工图设计人员的原因，这也是国家的注册建筑师并不专门考察方案设计能力的主要原因。楼不好看不要紧的，但是楼塌了楼不好用了就出事啦！方案设计很大程度上是精神范畴，精神文明只能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上才能保持永久啊。
因此，千万不要错误地以为建筑学就是做方案，90%的人的任务是做施工图！
3、建筑设计是为他人做嫁衣，而不是给自己树碑立传。
举一个例子：如果您自己家做装修，找了一个设计师，这位设计师跟您说，您必须完全按照我的设计实施，否则我就不干。您会非常高兴地答应吗？到底是谁想实现理想啊？！当然如果这位设计师十分著名您可能会答应，多数情况下您自然会认为这个设计师不可理喻的！如果您家打算用10万元做装修，结果这位设计师做的设计需要造价50万元，其中包含设计费10万元，您会接受他的设计吗？如果这位设计师因此而揶揄您“俗”、“修养低”，您会做何反应呢？！
举一个例子：如果您去饭店，厨师给您做了麻辣的川菜，而您本身是根本不能吃辣的。如果这时厨师跟您说：因为我喜欢麻辣的啊！结果会怎样？您当然会愤怒地拂袖而去甚至找老板论理的啊！
举一个例子：您是一位事业上身经百战最终建立起来了一个集团企业的企业家，现在找一位设计师给您的企业设计办公楼，结果这位设计师跟您说：这个设计必须完全按照我的意图来设计，因为您和您的董事会成员不懂设计——到底是谁要盖楼啊？！难道您会放心把几千万甚至几个亿造价的办公楼或者小区交给一位刚愎自用的设计师吗？！
很多学生和想学建筑学的其他专业人士都有这种不可理喻的误解：以为建筑设计是能够实现设计师本人理想的理想职业。最常见的话就是：能够设计并建成自己喜欢的建筑，那多好啊！怎么可能？！您用人家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金实现您自己喜欢的方案？！一旦建成后楼卖不出去或者不好用、不好看、不受认可，您倒是拍拍屁股做下一个设计去了，业主怎么办？！怎么可能不让业主有决定权啊？！别忘了楼卖不出去跳楼的是业主，担风险的也是业主，而您却不想让人家有方案的决定权！所以认为可以设计并建成自己喜欢的建筑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啊！
尚未成名时的设计师与同时期的画家完全不同。画家是为自己而画，画的时候想的是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设计师是为业主做设计，做的是满足业主的综合需要。只有等您成名了，您才可能有着一定的创作自由，因为这时找您的业主和找张大千作画一样的道理，您怎么做他都认啦！
那么成名的设计师有多少呢？恐怕全世界的建筑设计大师的人数还没有全世界的国家首脑人物加在一起的人数多！这可是比考大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还要艰难的事情啊！
考大学很单纯，您努力学习即可，而成为设计大师则是一个综合的事情，甚至需要环境、命运、机缘的眷顾才行！
所以，建筑学在99%的情况下只是一个职业而已，与其它行业相比，虽然是行行出状元，但这个行业相对比起来更加艰难而不是相对容易！
所以，我们总爱说那些听不进去老师苦练基本功的劝告的建筑学学生是“小马拉车嫌路窄，幼鹰展翅恨天低”、“心比天高，命必纸薄”！
所以，我们总爱说那些一嘴皮的理论、一脑门的大师的建筑学的学生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所以，我们对那些没有真正参与多年设计实践的所谓理论人士的自以为是只能无可奈何地回避：没有实践检验的理论是什么理论？！
所以，我们对那些羡慕建筑学专业的其它专业人士只能苦笑：明明您们的专业又实际又赚钱，何苦来趟这趟混水呢？！
4、设计竞赛和设计投标是两个职业。
很多成名的设计人士是由于在某次或者若干次设计竞赛中获奖而成名的，由此使得多数人产生了崇拜情绪，甚至认为这些人比起设计院的设计师要高明许多。
实际上，设计竞赛和设计投标是彻底不同的两种职业，基本上没有任何可比性！原因很简单：前者分若干奖项，即使您得了佳作奖也一样光彩；后者只有胜或者败，即使您是第二名也一样是落选并不自觉地被歧视！
只有邀请投标或者招标时文件注明前几名可以获得成本补偿才可能不至于彻底亏本。经常是几十家设计公司投一个标，最终只能有一家获胜，其它各家只能节哀顺便、各安天命、血本无归！
因此，如果您是因为崇拜某位或者若干位在设计竞赛中获奖的成名人士而对建筑学产生好感，那么我只好奉劝您分清理想化竞赛与实际的投标的巨大差别和职业上的本质不同！
5、只有明确了实际目标，才能学好建筑学。
二、智慧教育现状
在信息技术的融合下，各个国家已经意识到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把智慧教育作为变革国家教育系统的战略选择。目前国内外在智慧教育设计和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对于我国发展智慧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软实力的发展
国内外现阶段的智慧教育中，非常重视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宽带接入、云计算存储、移动终端的开发等，这些对促进学生进行随时随地学习提供了条件。IBM根据智慧教育五大变革，提出智慧教育框架：数据收集、存储与分析；个性化学习体验和优化教育管理。在IBM智慧教育核心就是利用信息技术，为学习者创设智慧学习情境。国内华东师大与华为公司合作的华东师大教育云、宁波智慧教育，架设高带宽校园网，创建了高智能实验室和新教学设施。这些基础设计的建设为后期智慧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提供了很好地保障。
（二）实现跨学科、跨部门整合，促进全员参与智慧教育建设
在新加坡智慧教育系统中，通过整合公众学校、私人部门/企业、公共部门政府合作模式，与各地方教育技术研究团体、信息通信研究人员、企业以及知名海外教育技术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学校与教师在电子教材、其他教育资源与教育应用的开发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通过多方合作交流，从而获得有利的实时反馈，实现活跃的思想与合作交流，保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三）消除信息孤岛，促进各个系统融合共享
韩国智慧教育系统是结构化的插件式智慧教育系统，该系统由智慧内容子系统和家校学习子系统组成，通过学校和家庭联接，形成一个学习空间，促进正式和非正式学习，各个系统功能相互融合，全面实现数据共享和服务，有效提高学习和教学工作的效率。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经历了网络教育、数字教育。在数字教育中，我们基本实现了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教学系统、学习系统、管理系统等系统进行了开发，但这些系统是相互孤立的。在智慧教育未来发展过程中，整合各个子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和服务是我们智慧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
（四）重视智慧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
我国先后颁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等纲领性文件，这些对我国智慧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支持，同时为智慧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智慧教育有条不紊地持续发展还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建立更完善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为智慧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我国智慧教育建设在各个学校侧重点各不相同，有侧重硬件基础设施、侧重网络带宽、数字化教材开发、教学系统软件开发等。如何更有效的发展我国智慧教育，更需要上层理论指导。笔者以学习科学为理论，促进智慧教育合理、个性、针对性建设，让学习者获得更高水平的创造性思维。
三、学习科学内涵
智慧教育建设围绕“以学习者为中心”，设计学习中的硬件、资源、环境和社会因素，根据所收集到的实时或非实时的数据，对设计进行适应性调整。而学习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则可以指导这一设计过程和具体技术的实现。根据学习科学理念，对学习情境中学习者的具体学习行为、感知信息的方式和态度，进行设计。
四、智慧学习环境设计
本文结合学习科学内涵，根据冯锐经验学习环境模型，利用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和智能技术，全面感知学习情境信息、识别学习者特性，灵活生成最佳适配的学习任务和活动，结合技术支撑下的智慧教学法，构建学生的知识意义，从而使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思维得到大大提高，设计智慧学习环境模型（如图1）。图1智慧学习环境设计模型在本模型中，“以学习者为中心”，把学习活动镶嵌在真实情境中，学习者通过体验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再检索、分析、解决和验证问题，通过广泛参与、自由探索、合作共享，获得知识的意义建构。主要有以下功能：
（一）学习情境自动感知
情境感知主要表征智慧环境对物理环境和学习行为的感知能力。一方面传感器感知环境的物理因素，系统自动调节物理环境，促进学生适应性学习。第二方面传感器获取学习者的位置、姿势、学习终端、操作、学习方式、情感等学习行为方面数据，结合学习行为分析，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提供适应性支持，促进学习者个性化、自我导向的学习。
（二）学习资源自动推送
在智慧学习平台，结合学习分析呈现学习者特征、学习内容、处理信息的方式等数据，为学习者自动推送相关学习资源，促进学习个性化学习。同时智慧学习平台还根据学习结果数据分析采取干预措施，通过迭代循环过程，更好实现个性化服务，从而达到提高学习和教学成效的目的。
（三）智慧评价
评价促进教学改进。在智慧学习环境中从评价主体的多元性、评价内容的多元性、评价方式的多元性进行综合性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主体有学生、同学、教师和学习共同体。评价内容有学生在线学习时间、发帖数据、参与讨论频率和测验分数等。评价方式有调查、项目设计、考试等。
（四）智慧教学模式
据文献分析，目前国内关于教学模式的研究非常多。然而目前如何选择恰当的教学模式，却没有相关原则和技术。在智慧学习环境中，我们充分利用技术的“智慧性”，灵活地选择智慧学习平台社交媒体，利用各种交互方式和媒体工具，设计与自己学科相适合的教学模式。同时还可通过教学助手的设计，如在线求助策略，促进学生进行高效的合作学习。在科学实验课中我们可结合认知科学仿真技术，建立3D情境馆，如博物馆、图书馆和生活馆，实现学习者真实的学习环境沉浸式学习，提高学习者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技巧。
（五）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相结合
在智慧教育系统，我们结合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环境特点，主要是了解和改善家庭、工作场所，课堂等实现虚拟的共同体与现实共同体中的学习环境，针对教学设计的认知、社会和技术方面都给予跨学科的研究，从而达到利用创新的技术来改变学习方式。
五、总结
目前，信息技术与教育在不断地融合，教育信息化持续良好的发展势在必行，十分迫切。现阶段我国关于技术支持深度学习的学习环境设计与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结合学习科学理论，从理论上设计智慧教育学习环境模型，创建具有智慧特性的学习环境，促进智慧教育的研究更好地发展。
作者:张亚珍 单位:九江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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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私营企业较为普遍地存在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
从三年劳动争议的发展情况看，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乡村集体企业、机关社团、事业单位的案件数和劳动者当事人数都保持基本稳定，而民营企业的争议案和当事人数都大幅增长，其中私营企业案件数增长最快2002年为2000年的2．22倍。可见，正确处理私营企业劳资关系意义重大。共生是人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不同的人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劳资关系作为劳方与资方基于各自的生存和发展所建立的一种关系，是种共生关系。受胡守钧教授社会共生论及劳资共生论的启发，对劳资关系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2互补性与互斥性是劳资关系的两大属性
劳资关系既有互斥性又有互补性。首先劳资关系具有互斥性。假定参与生产的各种要素不限在这样的前提下，价值和成本也是不变的，由此可推导出工资(x)与利润(y)的总和也是不变的：x+y=k(常量)。可见，x增加，y必减少，反之亦然。所以劳资双方利益互相排斥。其次，劳资关系又具有互补性，因为只有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才能生产价值。无论工人还是老板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彼此合作。
3劳资关系按照两大要素——资源与约束条件可以分成四种类型
劳资关系是一种以劳方、资方为主体，资源为纽带，政府等三方机构为约束条件，以合作与冲突为现象的社会共生关系。对于劳方而言，资源主要指工资及一切与劳动有关的报酬以及社会资本，对于资方而占资源主要指利润及员工为企业带来的社会资本。约束条件主要指劳资双方共同遵守的共生规范，如法律、道德、政府政策等。对于约束条件的具体分类，可以参考国际上通用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标准SA8000(第四章会有专门论述)，它包含了9个方面的内容：童工、强迫劳动、安全卫生、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管理体系。这些内容集中体现了对企业在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薪酬、工会权利等的具体责任。以劳方获取的资源及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为分类条件，按照资源与约束条件的多少，劳资关系可以分成四类：
1、福利型劳资关系
1)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劳方获得的资源更多，同时由于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多使得劳方的工作条件更舒适，我把这种关系称为福利型劳资关系。
2)该关系主体要素特点：劳动力市场一般是处于求大于供的状况，劳动力拥有一定的稀缺能力或资源；资方遵纪守法，且企业责任感很强，在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工会权利等方面担负起了很高的责任。
3)福利型劳资关系集中的单位：垄断型企业(如电信)、政府、大型现代化私营企业(如本文所调查M公司)、一些世界500强公司(如强生、陶氏)、新兴高新技术公司(如google)
2、利益型劳资关系
1)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劳方获得的资源更多，但由于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少使得劳方的工作条件不怎么舒适，由于在这种关系中劳方主要为了报酬而选择与资方共生，因此我把这种关系成为利益型劳资关系。
2)该关系主体要素特点：劳动力市场一般是处于求大于供的状况，劳动力拥有一定的稀缺能力或资源；资方缺乏很强的企业责任感，在工作环境、工作强度、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工会权利中的某一或某几方面担负的责任不够。
3)利益型劳资关系集中的单位：一些对工作时间要求严格的公司(如投行、咨询公司、四大、软件公司等)
3、保障型劳资关系
1)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劳方多的资源较少，但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多使得工作条件比较舒适，劳动者比较看重这类工作有保障，因此我把这类报酬少但工作较舒适的劳资关系称作保障型劳资关系。
2)该关系主体要素特点：劳动力市场是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劳动力并不拥有稀缺能力或资源，因此获得的报酬不高；但是资方遵纪守法，具有较高的企业责任感，在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工会权利等方面担负起了很高的责任。
3)保障型劳资关系集中的单位：大多数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如银行)、工作强度不高的外资企业。
4、剥削型劳资关系
1)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劳方多的资源较少，同时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也很少，使得工作条件也不舒适，我把这类劳方待遇不好、工作条件不好的劳资关系称为剥削型劳资关系。
2)该关系主体要素特点：劳动力市场是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劳动力并不拥有稀缺能力或资源，因此获得的报酬不高；同时资方缺乏很强的企业责任感，在工作环境、工作强度、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工会权利中的某一或某几方面担负的责任不够。
3)剥削型劳资关系集中的单位：很多中小型私营企业、一些小型外资企业。总的来说，剥削型劳资关系属于单向度共生，利益型劳资关系及保障型劳资关系都属于偏正共生，福利型劳资关系属于均衡共生。
4资源与约束条件是影响劳资关系的主要因素
由于整个共生系统由资源及约束条件构成，因此资源与约束条件是影响劳资关系的主要因素，资源和约束条件的优劣必然影响劳资关系的优劣。这是本文的一个重要假设。一方面，劳动者通过劳动换取报酬，资方通过支付报酬雇用劳动从而获得利润，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这些资源的多少都将直接影响到劳资双方关系的和谐度。若一方很少必将引起矛盾甚至冲突。另一方面，劳动者与资方的雇用关系必须在世界公认的约束条件的规定之下。资方遵守的约束条件越多，标准越高，则劳资关系越好，资方遵守的约束条件越少，标准越低，必将引起矛盾甚至冲突。以上是从理论上对该命题所做的论证，那在中国的私营企业中，资源与约束条件哪个影响更大，约束条件中究竟又有哪些因素影响更大?
5斗争和妥协是劳资共生的方式
这里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共生论所认为的共生方式——斗争与妥协的互动。那在中国的私营企业中，究竟劳方更愿意斗争呢还是妥协呢？这里我认为是：
1、在私营企业中，劳方更倾向于妥协的方式。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隐忍、坚强的民族，这造就了国民的个性更偏向于忍耐与坚持。因此我认为劳方更倾向于通过妥协的方式解决劳资冲突。
2、职位的高低影响着劳方对斗争及妥协方式的选择。职位越高的员工由于对占有着一定的资源，与资方关系近，可能会偏向于斗争的应对措施，而职位较低的员工由于缺乏对资源的占有，与资方关系远，可能会偏向于妥协的应对措施。
对空间的认识
社会文化理论是由俄罗斯心理学家Lev Vygotsky提出的，其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占据重要位置。从社会文化理论来看，学习首先是社会化的，其次才是个人化的。Mitchell和Myles说：“意识和概念的发展首先是一种来自于不同个体间的交互式的脑力现象，之后，这些个体才会逐渐形成他们的个人意识，而这种意识将会成为一种脑内现象。”而语言曾被看做是意识发展的基本的工具（Mitchell，Myles 2004：198）。
Vygotsky派的学者都认为学习是社会化的。Lantolf提出：“发展的原动力是在环境中产生的，而非个人。”（Lantolf 2006： 726）也就是说，任何知识，首先都表现于社会层面，接着通过一系列的交互式活动和调控，才逐渐转变为人的脑内知识，为个人所熟知和运用。Wells认为，在学习者不断提高和掌握思维工具的同时，学习过程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而在学习过程中，语言则被认为是最核心的工具（Wells 1999： 319-320）。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James Lantolf开始尝试将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运用于第二语言学习中。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社会文化理论探索第二语言学习的问题。
社会文化理论包含多个方面，而在这篇文章中，更强调的是“最近发展区”，支架式教学，以及“新手”和“专家”或者同水平学习者间的交流。
社会文化理论主张学习首先是社会化的，其次才是个人化的；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其次才是个人的行为。新的知识通常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活动而逐渐积累。而且，学习常被看做是一个由学习者本身或他人调控的过程。在学习的初期阶段，学习者或孩子经由协作过程，被引入知识的学习。接着，知识经由社会化的调控最终进入他们的潜意识。也就是说，从很大程度上说，学习依赖于面对面的互动，例如集体讨论或集体解决问题等。因此，成功的学习可以被定义为“由协作式脑力活动转变为自发式脑内活动的过程”（Mitchell，Myles 2004：195）。
一、最近发展区
Vygotsky将“最近发展区”（ZPD）定义为：“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决定的实际发展水平，以及在成人或更有能力的同辈人的指导下所决定的具有潜力的更高级的发展水平”（Vygotsky 1978：86）。此外，最近发展区标记出由他人指导所完成的学习及自身独立完成的学习之间的距离。
根据上述定义，ZPD指的就是这样一个区域，即学习者未具备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在适当的指导下，也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要使学习发生在ZPD，学习者将学的知识就不能太难，超出其能力范围，必须在学习者所能适应的范围内。这和Krashen的“输入假说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输入假说理论”提出，给学习者输入的新信息必须在其能力范围内，这样才能够被学习者吸收。然而，有学者指出，ZPD和“输入假说理论”有质的区别，ZPD更强调学习者的“协作学习”，而非内在因素。Swain和Lapkin说：“和‘输入假说理论’不同，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在协作活动中产生的才是学习。也就是说，学习不是在‘表现’外产生的，它发生在‘表现’当中。而且，学习是一种积累性的、自然发生的并且持续发生的行为。”（Swain，Lapkin 1998：321）这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即ZPD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随着学习者的知识增长而变化。由此可以得出，知识和ZPD之间具有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交流”将两者联系起来——知识在ZPD内，通过不断的协作活动获得，而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ZPD的范围就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将会有更多更高级的新知识可以为学习者学习。
二、支架式教学
“支架式教学”和“最近发展区”有密切联系。有学者将“支架式教学”定义为：一个孩子在大人的引导下，逐步完成一个任务的学习过程 （Wood， Bruner，Ross 1976）。
“支架式教学”是一个单向过程。现在，很多专家认为，这种教学不仅存在于“专家”和“新手”或者“大人”和“孩子”之间，而是把它延伸到更为广泛的范畴——即这种教学也存在于同龄人的相互协作中。“在ZPD的范围内学习，我们不一定非得要有指定的老师；只要有人在活动中相互协作，其中有人能够指导其他人学习，这种过程都可成为‘支架式教学’”（Wells 1999：333）。因此，只要存在协作，“支架式教学”也就存在。
而问题在于此，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无论是受社会文化调控还是受自己调控），为什么需要他人的引导（scaffold）呢？“支架式教学”的首要目的是让学习者在适当的引导下，能够快速发现新知识的要点。而引导者（scaffolder）的作用是使得新知识不会太难或太简单（Drury 2007：53）。Wood为“为什么需要给孩子提供‘支架式教学’”给出了解释。他认为，当孩子进入他们不熟悉的领域时，会出现一种不确定感，而这种不确定感会削弱他们的学习能力。所以，引导者（scaffolder）在这里的作用，是将困难的问题肢解为更简单、更容易上手的小问题，降低新问题的不确定性，提高学习者的发展潜力。“孩子们通常是生活中的‘新人’，他们比成年人更易产生一种不确定感，所以他们选择、记忆和计划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受限的。如果没有别人引导他们，他们很有可能被这种不确定感所吞没”（Wood 1998：165）。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尤其是程度较低的学习者），他们就像是正在认识新世界的孩子，需要足够的指引（scaffolding）。
根据Wood， Burner和Ross的研究，“支架式教学”起到以下作用：
1. 使学习者产生学习兴趣；
2. 使问题简单化；
3. 保持学习者对目标不断追求；
4. 标记出已经掌握的和需要掌握的知识间的差距；
5. 控制学习者在解决问题时的沮丧情绪；
6. 展示出最理想的学习过程的范本
（Wood， Bruner，Ross 1976：89-100）。
简单说来，“指引”（scaffold）某人学习，就将系统地将学习者和其他社会成员联系起来（尤其是有学识的社会成员），让学习者在交互式活动中获得有效“指引”，并使学习发生在ZPD内。
三、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由Vygotsky派的学者A.N.Leontiev提出，他将活动定义在社会文化的范畴中，而互动、相互主体性及被“指引”的“表现”都会存在其中。他认为，一项活动必须包含主体、客体、行为及操作（Mitchell，Myles 2004：199）。让每个活动不同的因素即是活动中的客体。当然，就算所有主体所面对的客体相同，他们所采取的学习方式也大相径庭。而“操作”则是指主体做出何种行为以达到客体的要求（Donato，McCormick 1994： 455）。总体来说，活动就是由客体所引导的，而主体所采取的行动也是根据客体要求所制定的。
这些年来，社会文化理论（包括“最近发展区”，“支架式教学”及“活动理论”）都被广泛地运用到二语学习中。因为语言是所有脑力行为的必需工具，语言和人类的社会、文化及心理密不可分。
社会文化理论学家认为，孩子的早期语言学习是通过和其他人的交流活动进行的，如父母、看护人、同龄人等。通过这些活动，语言成了一种“制造意思”的工具（Mitchell，Myles 2004：200）。同样的，二语学习者也可以通过和其他人用二语交流的活动，达到语言学习的目的。
Vygosky派的二语学习研究者将二语学习看成一个这样的过程：二语学习者将二语逐渐变成自身用来思考的工具，就像孩子在学习母语时一样（Ortega 2009：220）。
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理论也面临质疑。有学者认为，有的二语学习者就算不通过人际交流活动也能够达到很高的二语水平，而有的二语学习者尽管经常和将其要学习的二语作为母语的人进行交流，他们的二语水平也没有得到提高。还有的专家认为，促进二语学习过程的是“可理解的语言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而不是社会文化活动。
尽管存在以上争议，没有人能够否认社会文化理论对二语学习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这个理论在二语学习中的运用对二语教学者及二语学习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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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rury， R. （2007） Young Bilingual Learners at Home and School： researching multilingual voices[M].Trent： Trentham Books.
[3]Lantolf， J. P. （2006） Language emergence： implications for applied linguistics-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Applied Linguistics[J].27， 717-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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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wain， M. and Lapkin， S. （1998） Interac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wo adolescent French immersion students working together. Modern Language Journal[J].82，320-337.
〔中图分类号〕G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4）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教育学领域，图书馆学领域和商业领域，信息素养已成为热点研究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机构开始重视信息素养，在世界各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信息素养研究计划、示范项目及实践。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素养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逐渐朝着标准化、合作化及网络化等成熟的方向发展。信息素养课程已经被广泛应用，尤其图书馆的相关基础课程在正式的学习环境中仍然更受欢迎，但对绝大多数的信息素养课程和研究，仍将信息素养解释为一种技能和能力。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不同的信息素养研究视角，尤其关注特定情况下使用信息经验的研究正持续增长。
信息素养要能够反映和提高人们在日益广泛、复杂的环境中使用信息进行学习的经验。目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两个关键的研究路线，分别为现象描述分析学和社会文化理论，它们与传统的以技能和能力为基础的信息素养研究路线形成了对比。在ALJ2000的文章中提出，信息素养没有自己的生命，它与经验化的背景（context）紧密相连的[1]。
笔者在清华同方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社会文化”或“实践理论”、“信息素养”以作为关键词，以逻辑“与”的关系检索，并未检索到相关文献。以“现象描述分析学”与“信息素养”作为关键词，以逻辑“与”的关系检索，检索到2篇文献，其中曾庆霞在《现象描述分析学及其在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中的应用》[2]一文中，采用现象描述分析学方法从学生角度分析和描述信息素养，了解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旨在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该文将现象描述分析学理论应用于课程的计划阶段及课程的内容的改进，并没有涉及如何将该方法用于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教学过程的设计。根据文献检索结果，以本文所述两种理论视角进行信息素养教育研究在国内还是很新的课题。
1社会与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以Schatzki（2002）的场所本体论为理论基础，说明信息素养是一种社会文化信息实践，该理论认为使具有信息素养及推进信息素养的实践过程的构建将取决于：实践理解（知道如何进行信息检索等操作）、规则（指出事情做法以及重点的明确规定）和目的性成分（与任务相关首要的目标、应对状态和情感）等[3]。信息素养应被视为存在于其他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实践，分析单元不应为信息技术，而是发展信息技术场所的社会文化渊源。社会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场所本体论与实践论。
1.1理论概述
1.1.1场所本体论（Site ontology）
本体论是人对于世界现实的认知。场所本体论主要观点认为：社会生活是在一定场所（背景或社会领域）中形成的，实践与安排在其中相互交织、存在演进。背景是由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暂时性和目的性特征组成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演变与其所产生的背景相联系；社会生活的中心要素是有组织的人类集体活动，而非个人及其思想状态，社会生活由人的活动安排组成，通过行为与目的性统一，这一统一正是实践的特征。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信息是“能引发变化的任何变化”[3]，这种变化可以是思想的、社会的或物质的，也可以是三者的组合。如果信息要引发变化，必须从社会生活背景的视角来理解它。知识不是独立于社会领域之外的，而是被实践（包括信息实践）带入特定社会场所，揭示文化和物质的本质关系，即Barad认为的“知识总是出自某处的一种看法”[3]。
1.1.2实践（practice）理论
场所本体论哲学兴趣在于了解社会生活是如何在实践中产生和演进的。实践不是个人产物，而被视为场所产物。信息素养作为一种分散性实践，是某些更广的综合性实践中与信息相关的活动的集合，分散于如学习、教学或办公等一些综合实践中。信息素养实践以其他实践的表现方式被场所中的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特征所形成，所以不同环境中作为分散性实践的信息素养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
实践理论强调：知识具有相关性，因而需要通过对话、实践或者特定的工具，来构建与获取；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政治的轨迹，形成在时间、空间和背景中；对实践的理解不仅仅要关注内化过程，更要理解具体行为表现的经验性本质[4]。
1.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社会文化理论要求人们考虑背景因素，理解信息素养及其相关活动是如何产生的；使人们探索，发现、理解支持这些活动的安排；使人们对实践安排展开更加广阔的探索，理解它对信息的促进或限制作用。随着关注点从个人转向集体，场所本体论和实践理论有助于发现新的方式，以研究人群、信息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促进或抑制的。
社会文化理论体现了构建主义理论思路，描述学习被嵌入到社会活动中以及发生在一个学习者与其他人物、物体和事件进行互动的合作环境中。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信息素养的教育，注重在信息素养教学阶段的合作与协商，教学内容的语境化及信息的相互作用。Li Wang（2011）将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Auckland大学四年制本科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构建，主要是通过教学前的问卷、访谈，信息素养教学实施与评价阶段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来实现的[4]。
2现象描述分析学
现象描述分析学研究、观察人们在他们所处的世界中如何学习和学到什么，以探索学习的过程、加强经验的特性。现象描述分析学是以人们对现象所作出的描述（对周围世界的经验）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描述进行研究与分类，进而研究人们在经历现象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实质性差别的各种观念[2]。
2.1理论概述
现象描述分析学主要有以下观点：（1）世界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世界是客观世界；第二层次世界是人类所特有的对第一层次的世界的看法。第一层视角中学习是将特殊主题、已经形成的观念和原则转移至学习者的头脑中，第二层视角中关注于学生如何与他们被教予的内容相联系，如何使用他们已经具有的知识，这个视角中，学习包括学习者与世界关系的经验，反映了人们对学习过程重要方面的解释。（2）人们对同一现象的各种描述可以归结为有限的类型，不同类型的描述之间有质的不同，代表了不同的观念。（3）为了识别观念的描述（现象如何被经验化的、观念化水平）的变化，既要根据描述类型的共同关键特征，又要能根据区别类型的特点（对现象解释的变化）来理解类型。（4）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情境与学习的内容这三者与进行学习的人是不能分离的。
现象描述分析学认为经验是人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该方法应用于信息素养教育侧重于研究人们对信息利用的经验以及反映该经验的观念。Christine Bruce（1997）最早开始现象描述分析学与信息素养关系的研究，强调以学习的视角对信息素养经验的整体评估，而不是评估与信息检索实践相联系的、可度量的属性与技术。Bruce采用Marton的观点定义学习，“人们现实世界观察、体验、理解、观念化方式的质的改变，而不是人们获取知识量的改变[6]。在Bruce提出“信息素养的七张面孔”模型中，Bruce以教育者的视角探讨信息素养的观念，认为“通过人们经验的各种方式即他们的观念来描述信息素养，通过人的观点学习信息素养，是迈向信息素养的相关视野的第一步”[6]。Bruce的研究引发了信息素养教育实践基础的改变，即从与传统图书馆相关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评估转变到信息素养相关模型反映方法的应用[7]。
现象描述分析学中的个人与世界关系体现了内在联系的主客体关系，相关的信息素养模型（见表1）将信息作为客体，揭示了主体（人）与信息内在关系的变化，源于该关系的类型的描述反映了主观对信息的感知和对信息素养经验的理解。
Bruce（2006）等人采用现象描述分析学视角设计了信息素养的6个观念框架，对主体与信息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7]。6个框架分别为：内容框架、能力框架、学会学习框架、个人关联框架、社会影响框架、关系框架。其中内容框架、能力框架体现主体和信息之间关系变化是外在――客观形式，该形式将经验化的信息作为外在环境的一部分；其余框架体现主体和信息之间关系变化是主观――内在形式，该形式信息是可以被学习者理解、思考以及内化的。信息素养的6个观念框架在信息素养的背景下探讨了学习者与信息之间的动态关系，其概念可以应用到任何特定主题场景中。
2.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基于现象描述分析学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开发，应侧重于主体的信息观念化，并建立在由Bruce提出以下原则基础之上：（1）学习是观念的变化；（2）学习有内容和过程；（3）学习是学习者与学习主题之间的一种关系；（4）提升学习就是关于理解学习者的视角[6]。信息素养教学要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过程，并注重学习者信息的观念化、内化及其同利用的关系，要使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可转化到学习者的学术、个人的职业生涯的其他部分。
Bruce（2008）提出基于信息的学习（informed learning）概念，突出了现象描述分析学对信息素养教育的价值。Carlos Argüelles（2012）应用现象描述分析学于信息素养教学模式设计，提出了由准备、计划、实施与评价4个阶段构成的护理信息素养教学模式，将信息素养引入护理课程，并关注于信息观念化，而观念化理解则取决于护士信息利用的经验。该模式是一个从新手专家的连续过程，使学生在复杂的方式下有能力使用和理解信息，并将给他们在其工作环境中（学习情境）中提供学术优势，使他们成为终身的学习者[8]。
3总结
综上所述，现象描述分析学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相同点为都重视学习者所处环境在信息素养教学中的作用及学习者使用信息经验研究，两种理论不同点在于：现象描述分析学关注于经验的变化，而社会与文化理论关注于对经验的共建，即人们如何将他们的经验的意义达成一致。
目前在一些国家，源于对信息使用和学习之间关系的兴趣，信息和信息使用的经验已经成为在信息素养研究和实践中重要部分，相关研究说明了通过研究信息经验来获得认知和人们参与信息环境的重要性。信息素养教育者需要继续发展对信息经验的理解、构建其理论框架，来推动信息素养的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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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i WangAn.information literacy integra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J].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2011，39（4）：703-720.
【关键词】社会学前卫/大众文化/微观政治/当代艺术
【正文】
在2005年7月9日举行的第2届成都双年展座谈会上，评论家李公明教授与王林教授对展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李公明认为展览具有嘉年华的特点，但艺术家还是对社会提出问题太少。他强调了艺术与政治的内在相关性，认为当代艺术应该有对世界的积极回应，承担对社会进步与公平的责任，从而继续寻求对宏大叙事的营造的可能性。
王林则对展览中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和展览策划提出了批评，他的观点与李公明有相近之处，即“当代艺术家距离问题太远”。他认为不能说新一代艺术家年轻就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当代艺术中的政治性不能回避，中国的前卫艺术从来没有回避过政治问题，而一个不触及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展览是缺乏学术性的。对于两位评论家的批评，展览策划人范迪安教授回应说：“当代艺术和大众文化相关联是我们讨论的问题，说我们没有考虑学术问题是不对的，技术和学术我们都要考虑。”（注：所引观点见《成都双年展学术座谈会纪录》，柳淳风记录整理，尚未公开发表。）
范迪安的简要回答提出了“当代艺术与大众文化”这一重要问题，即对于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具有浓厚大众文化特征和个性化日常经验的艺术表达，应该如何认识？在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宏大叙事之外，当代艺术有没有可能从其他方向切入当代社会？这一问题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对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当代流行艺术的文化判断，也提供了一种对过去二十年来由“八五美术思潮”所形成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的机会。判断一个展览是否具有学术性，不在于一个展览是否涉及重大的全球性问题，是否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反思批判，而是看这个展览与当代社会的视觉关联，以及这个展览以何种方式组织和表达这种艺术与社会的视觉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观察并表达当代艺术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与呈现，正是新世纪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课题。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处在不算发达的现代工业与商业环境中的中国的大众艺术，会有怎样的特殊表达方式和视觉形态？这是我们作为策展人不能不关注的艺术趋势。
1939年，格林柏格发表了他的最重要的现代主义理论名篇《先锋派与庸俗艺术》，在这篇文章里，他注意到在同一社会可以并存着看起来似乎并无关系的不同事物，例如艾略特的诗与锡锅街乐队的流行音乐，勃拉克的画与《星期六晚邮报》的版面，也就是所谓的“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差异与并存。问题在于这种差异是否就是诸多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它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新出现的和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格林伯格认为，讨论这一问题必须考察这样一种关系：特殊个体经历的审美经验与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由此，格林伯格讨论了先锋派艺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批判与历史批判的不妥协态度。这种对现实的勇敢批判却导致了现代派艺术家对社会的自觉疏离，它既排斥革命的政治也拒绝资产阶级的政治(当然，它无法拒绝资本主义的市场)。因此，先锋派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和最重要的功能是寻找一条途径，在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激烈冲突中保持文化的运行。“先锋派艺术家和诗人完全从大众中退离出来，通过把艺术局限于或提高到表现绝对来努力保持自己高水平的艺术，在这种对绝对的表现中，要么解决一切相对性和矛盾，要么对这些问题不予理睬。于是，‘为艺术而艺术’和‘纯诗’便应运而生，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题材和内容”（注：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载《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第195页。）。
先锋派艺术将注意力关注于艺术语言和表达媒介自身，将经验还原为“为表达而表达，表达比所表达的东西更重要”，这种专业上的专门化、精英化和对题材、内容的冷漠，疏远了许多不能或不愿了解他们技艺奥秘的人。大众对精英文化的漠不关心使先锋派在当代文化的发展中由于缺乏群众和市场基础而受到生存的威胁。
在对先锋派艺术在总体文化中的处境日渐艰难感到忧虑的同时，格林伯格注意到了工业化所带来的另一种“后卫”艺术——庸俗艺术。根据格林伯格的归纳，它包括流行的商业性的艺术和带有彩色照片的文学、杂志封面、插图、广告、通俗黄、喜剧、流行音乐、踢踏舞、好莱坞电影等(在今天，我们还应该加上电视娱乐节目、数码影像、动漫、电脑游戏等)，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流行艺术与大众文化，是一种为城市市民和住在城里的乡下人所需要的消费文化，这些市民与民工对正统的文化价值无动于衷而又渴望某种文化娱乐，借以打发无聊与排遣城市生活的压力。
格林伯格对庸俗艺术的生产模式做出了十分深刻的概括并且痛斥它对于志在创新的前卫艺术的巧取豪夺：“庸俗艺术为了自身的目的可以充分利用成熟文化所发现的东西、成果和完善的自我意识。它从这一文化传统中借取技法、诀窍、策略、经验方法和主题，并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体系，抛弃不需要的成分。它从历史的积累起来的经验库存汲取自己的生命血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今天的通俗艺术和文学曾是昨天属于创新深奥艺术和文学的真正含义。”（注：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载《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第195页。）
今天，大众文化已成汹涌潮流，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日益紧密，本雅明所预见的复制性艺术对传统的手工技艺的经典艺术造成极大冲击。我们对待大众文化与流行艺术已不能再持一种简单的批判与声讨，而应该更深入地研究当代艺术与当代社会的复杂的美学关系。
在我看来，格林伯格对于流行艺术的全面否定(虽然他也承认庸俗艺术有时也制作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某种带有真诚民间风味的东西)是站在美学前卫的立场上反对流行艺术对艺术语言的资源掠夺与形式上的自由挪用。但是格林伯格没有注意到当代流行艺术对大众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青年一代是如此重要与深远，与之相比，一些知识分子在专业刊物上对流行文化的批判与声讨就如同在大海中扔进几个石块。社会生活的潮流激变使我们和80年代以及80年代的青年之间日益陌生，而他们正是当代艺术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与接受者。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在北京“798区”举行的艺术展览和活动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陌生的年轻面孔，他们对艺术的定义和态度与我们已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对于当代社会的切入与表达，有关艺术语言和技术表达的问题不再居于中心，而是让位于对于现实生活和个人经验的综合性表达。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寻找当代艺术中的前卫性，那么这不再是一种专注于艺术语言与媒介的“美学前卫”，而是一种重视社会生活变迁与个体感受的“社会学前卫”（注：关于这两种前卫的概念与历史，请参阅我的论文《前卫》，载《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90年代中期的注重艺术语言的阶段后，在某种意义上又一次回到80年代后期新潮美术对于社会、政治的关心与表达（注：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有一句著名的话“重要的不是艺术”，说明了8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社会学性质而不是美学性质。）。区别在于，80年代青年艺术家对于社会、政治的变革热情是在历史与传统的背景上所产生的理想主义的宏大叙事，而今天的青年艺术家更多地从个体经验出发，在微观沉潜的层面上折射出时代与社会的剧烈变化。
借用语言与文学的概念，如果说，80年代的前卫艺术还具有一种古典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情结，它的表述方式更多地像一种演说与宣言。这种演说与宣言，具有古典主义的宏大叙事特征，是一种单方面的自我表现，它所面对的，是艺术家想像中的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叛逆与革命的对象，艺术家在自己的实验艺术中象征性地完成了对传统的批判与摒弃。
当代艺术中的价值观发生了转换，当代青年艺术家的表达方式更多地具有一种自语与对话的特点。观察成都双年展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70年代和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艺术家的普遍状态。这一代与80年代新潮美术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没有那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英雄主义与救世理想，而是将个人的生活和大众文化与影像图像作为重要的艺术表达资源，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用异样的眼光观察物象，从中获得异样的感受。当然，这种感受没有前辈画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由坚定的理想与价值教育所形成的不容置疑的确定性，我们在这一代青年画家的作品中看到若干游离与恍惚，暧昧与自恋。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会流露出无言的茫然和对前景的困惑，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在作品中对于闲暇与享受的表达更具有一种对世俗生活的体验、认同与投入。而他们在艺术表达方式上已经由于当代艺术信息的丰富来源和材料的多样化，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与综合性。
意大利艺术评论家奥利瓦在《超级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热超前卫”(HotTransavanguàrdia)和“冷超前卫”(ColdTransavanguàrdia)的概念，这大概是借用了现代艺术中的“冷抽象”与“热抽象”的概念。他所提出的这两个概念不是平行的共时性概念，而是先后的历时性概念，即“热超前卫”的一代人以使用语言的方式来利用强调艺术价值的机会，这种语言求助于历史，以此作为其分离于日常用语的标志。而当前的一代人却采用一种综合的、或然性的方法，即对材料和语言选择中的固有难题做出直接的反应，哪怕这些材料和语言是根据同样的疏离以及折中的能力来加以使用，奥利瓦称之为“矫饰主义者的模仿”。他指出“时下的艺术家们按双重意向来操作，即首先选用可辨认的事物，并将其加工处理，使之在与观众的目光相遇时起刺激作用；其次是采用形式化的场所和建设性方式，使之能够以新近精炼出来的距离感和意图来环绕其作品”（注：奥利瓦：《超级艺术》，毛建雄、艾红华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在这里，他实际上区分了早期现代主义的精致语言的前卫艺术与后现代时期受到大众文化影响与渗透的缺乏修养的流行艺术。
当代艺术的传播越来越依赖于艺术信息的获取和艺术活动的配套操作，大众媒介、收藏与市场日益成为具有评论价值的重要因素而发挥着影响力。当代艺术家已经意识到通过展览与大众媒介建立自己的符号系统即商品品牌识别系统，从而增加艺术神话的附加值的重要性。为此，选择社会熟悉的大众文化符号并对已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加以挪用，是一个与大众和传媒建立紧密的消费联系的公关策略。
美国艺术史家T·J·克拉克注意到前卫艺术的这种复杂性，也就是前卫艺术与“现代性”的关联：“在1860年—1918年间作为艺术的一些前后联系，前卫艺术的丰富性可以依赖它给予平面性的这种复杂和兼容的价值——必定从其他地方而不是从艺术中得出的价值——而重新得到描述。它将使那种平面性作为‘大众化’的同义词——因而将某种东西精巧地、清晰而显著地构想出来。或许它表示了‘现代性’，因为平面性意味着用幻觉召唤出的广告、商标、时髦画片和照片的纯粹两维性。”（注：T·J·克拉克《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艺术理论》，见《波洛克及其之后》，纽约哈珀与劳出版公司1988年版。）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与大众文化具有血缘关系的流行艺术？还是在成都双年展的座谈会上，陈瑞林教授的观点对我们可能会有启发，他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艺术家提出过多的要求，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消解，家长里短也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改变社会的还是大众艺术。改变社会思维方式的还是流行艺术。我对大众艺术、实用艺术比较感兴趣。让民众感受艺术，也是好的。大家不要太刻意，现代艺术是很宽松的。”（注：所引观点见《成都双年展学术座谈会纪录》，柳淳风记录整理，尚未公开发表。）这一观点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中国知识界与艺术界的影响，流行艺术已经并且将会获得更为宽容的发展环境。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今天已经不再存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先锋派，也就是说，不再有令人震惊的艺术和受震撼的社会之间的那种张力，这是一种普遍的观点。它证明了在西方社会，先锋派已经取得了胜利，社会本身已经接受了创新与变革，但这恰恰导致了“前卫”的制度化，并赋予它不断推陈出新的任务。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注意到西方艺术经过现代主义的前卫洗礼，已经获得了一种文化冲动力，即艺术“已呈现出一种追求新颖和独创性的主导性冲动，以及寻求未来表现形式与轰动效果的自我意识，这就使得变革与创新的设想本身遮盖了实际变革的成果”（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9页。）。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前卫已经死亡，理由是在当代艺术中，形式革命的空间已经发掘殆尽。而前卫艺术极端强调的个性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很大的虚幻性，个人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福柯认为，现代主义强调的主体性并不存在，所有的主体性都是虚幻的，个人在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中存在，为这种关系所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以及规范化，个体接受社会权力的制约和社会规范，自觉内化，这是一种被动的“生产性的主体”。但福柯也强调个人要从被他人改变转向自我转变，从而发展出以分散、多元对抗统一性的“微观政治”。“微观政治”是反体系性的、反中心的、多元化的，是强调主体行动的自觉性的，“必须把政治行动从一切统一的、总体化的偏执狂中解救出来，通过繁衍、并置和分离，而非通过剖分和构建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的办法，来发展行为、思想和欲望”（注：福柯：《反俄狄甫斯序言》，转引自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在福柯的著作中，主要讨论的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如何被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和规范化，个人处在全方位的社会权力网络体系中，每一种人际关系都是一种权力关系，个体似乎处于悲观的无助地位。但在福柯的晚期，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强调“统治技术”转向强调“自我技术”，即强调个人如何被他人改变转向强调如何实现自我改变，他呼唤一种在社会微观层面发展起来的多元的自主斗争，用一种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学概念取代了现代的宏观政治学概念。通俗地说，当分散的个体不具有对整体社会中心权力的控制权时，他可以通过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来获得对自我的控制权。这种“微观政治”以两种反话语形式获得自己的批判性策略：一种是“话语政治”，即边缘群体通过抵制将个人置于规范性约束下的霸权话语来解放自我，获得自由；一种是“生物性政治”，即个体摆脱规试性权力的束缚，通过创造新的欲望形式和形式来重塑躯体，从而颠覆规范化的主体认同和意识形式。将“”与“欲望”提升到一种文化与政治的高度来切入社会，是当代艺术对于传统价值的一种和平颠覆的后现代策略，这就要求我们对当代艺术中的“”和“欲望”从社会学的角度还原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大众基础，这也是我们了解行为艺术与身体艺术的一个切入点。
展览现场
1.引言
20世纪80年代，JamesLantolf等人将前苏联发展心理学家LevS.Vygotsky的学习理论应用于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得领域的，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理论，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Theory，简称SCT），对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与外语教学产生了巨大的指导意义（Lantolf，2000b；Arnold,2004）。中介（mediation）、最近发展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自言自语和内部言语（privatespeechandinnerspeech）、活动论（activitytheory）、调节(regulation)、支架（scaffolding）是SCT的核心理论。
2.SCT的学习观
与其他二语习得理论以关注语言本身（如语法、词汇等）不同，社会文化理论更多关注个体学习的过程与学习环境，研究人类借助语言这一学习中介的调节机制所进行的社会人际交流，认为社会文化、历史是影响个体发展的首要因素，认为发展或学习是先发生于社会而后通过以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为中介的活动逐步内化于个人的过程（赵磊等，2011），认为学习者习得语言与技能需要在更多更有能力的成员的帮助下完全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Vygotsky，1986和Wertsch，1994）。因此学习都应该先是社会的，再个人的；先是心智间的，再是心智内的。
3.SCT的语言学习观
3.1语言是认知活动的中介
SCT认为人脑的认知活动受到中介的调节，人们通过中介与世界相互联系，中介可以是具体实物，如房子、木棍等，也可以是人类创作的符号等，如音乐、艺术等（Lantolf,2000,p.80）。显然语言是中介，而且是人类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产生的最重要中介。语言是“思考的工具”，语言主要是预先准备好的信息和意义来回传送的工具（Arnold,2004）。
3.2语言学习可以受到支架的有效调节的
语言学习是在支架的调节中形成的，即学习是通过个体间协同活动的对话交流或能力较高者（如专家或教师等）的指导下完成的。在学习的过程中，由其对于初学者来说，大量的指导性、协商性活动可以更好地激发学习者的潜能，填鸭式而非主动性的输入只会让学习者受到更多的挫败感。
3.3语言学习是需要内化的
学习者是自己学习环境中的积极建构者，他们通过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或他人调节(other-regulation)完成从协同的个体间的活动向个人内在的自主活动转变从而成功解决问题、理解知识，最终实现学习（Vygotsky，1978）。当语言学习由社会转向个体时，学习者经常用语言调节内在思想，对自己说话而不需其他任何人的参与，从心智间的学习转为心智内的学习，实现内化，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表现，形成自言自语（privatespeech），内部语言（innerspeech）和模仿等。Ohta（2001）将内化时的不同形式看作是提供丰富的机会来重复和练习新的语言项、假设测试操纵语言表演时的目标结构和使用前自我重复练习互动中的基本句式。所有这些与自主观点和新知识程序化相关。内化不是简单的输入，而是学习者根据自己已有认知架构或知识体系进行有选择的吸收；内化不是简单地叠加，而是一个渐进的改造；内化不是线性地发展，而是波动的或螺旋式的升华；内化不是一次性的过程，而是反复的提高。
3.4语言学习应与社会环境相结合
SCT所支持的提问法（problem-posingapproach）强调在教室外的社区内面临的问题或复杂事件等，以此帮助认清学习者生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基础，提高学习者认识这之间的联系，通过让学习者思考和交流来发展对个人经验、社会不平等条件和现有知识的批判性理解，帮助学习者通过他们认为有益的方式获得必要的交流技巧和知识。语言学习不是将官方或非官方的知识填入大脑中，而是以问题形式来展示知识，以鼓励学习者定义现实生活问题、分享彼此的经验并详细说明他们的所见。
3.5语言学习应与其他多元能力相结合
首先是学习者的交际能力、特别是与那些更熟练的参与者的实践交流能力是实现语言发展的主要能力。其次是外显指导能力。该能力可以帮助学习者提供机会关注、训练，最后掌握顺利实现交际活动所需要的语言和其他相关规则。例如，向他人述说事件过程不仅需要知道语言本身的规则和词汇等，还要明白如何组织事件和观点使得事件描述得清晰易懂。再比如，日常交往需要知道如何选用可理解的话语，还要了解足够的社交技巧以获得他人关注、接话茬、选用合适的行为方式和避免成为话题的终结者。外显指导能力能帮助学习者发现并掌握这些规则，也能帮助学习者为描述交际功能和形式的情境关系而发展元语言。第三是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可以帮助学习者旁观活动并批判性分析、识别活动中的多样和复杂的观点，以理解他们所在的情景，如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等的情境。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学习者，会用已有认知对社会与文化情境进行分析和批判性理解，促进学习者拥有更广阔的视角来认识世界并改造已有世界观。第四是合作能力。学习首先是在社会中发展的，先是个体间的活动，合作就是必不可少的。学习者要相互依赖、共同分担、相对独立地进行有意的互动才能实现有效的合作学习（cooperativelearning），这是有意义学习的基础（Hall,2005,p.98）。
结语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学习最终目标不是语言与文化本身，而是通过合作、协同活动中语言和文化的认识，发展学习者的多元能力，实现学习者理解与文化相关联的语言使用方式。本文只是对社会文化理论指导的外语学习观做了简要阐述，本文的后续研究应是将其与我国外语学习与教学相结合，创出适合我国外语课堂的学习与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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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all,J.K.(2005)TeachingandResearchingLanguageandCulture[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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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antolf,J.P.(2000)SecondLanguageLearningasaMediatedProcess[J].LanguageTeaching33,79-69.
成人教育的个体功能是指成人教育在社会个体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对个体的身心健康等方面起到的作用和功效，成人教育的个体功能主要表现在促进个体的个性化发展，从而提高个体的生存能力和生命质量。以人为本是学习化社会的基础和核心，它提倡的是个体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成人教育能够促进个体个性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有利于个体差异性的发展。成人教育注重因材施教，针对个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开展因人而异的教育，同时，由于成人教育具有丰富性，所以能够根据个体的兴趣进行自主选择式教育，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能力。
（2）成人教育能够促进成人主体能力的发展。主体能力是指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外部对象的能力，成人能够通过参加多样的课程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由此可见成人教育是实现个性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成人教育能够提高个体的谋生能力和生命品质。首先，在成人参加技能培训的过程中，可以提高个体的谋生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更快地与学习化社会相融合。如农民工可以通过参加成人教育的课程获得非农技术，提高谋生能力和谋生手段，从而促进社会流动。其次，构建学习化社会能够满足成人更多的精神需求，提高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学习能够使人们获得心理和精神上的极大满足，能够提高精神境界，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所以，成人教育是提高人们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和支撑。
2．社会功能
社会功能主要是指教育所具有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功效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促进政府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快学习型政府的形成，从而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行政能力。通过改善政府人员自身的知识结构，使其成为爱学习、终生学习的知识性工作人员，同时可以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创新能力，通过对其思维能力、意志力等方面的培养，从根本上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2）成人教育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成人教育灵活的教育方法扩大了受教育的规模，提高了劳动者的知识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同时，学习化社会背景下的成人教育主张终生教育，这种理念使劳动者的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和进步，从而保证了人力资本自身的可持续性，其人才结构的稳定性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成人教育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传递和更新。由于成人教育不仅涉及科技知识，还涉及文学、艺术等，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交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得“和谐社会”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强调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使得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有了更大的意义。
一、儒家和谐社会观的内涵
和谐，指的是事物协调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和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十分丰富，孔子提出“和为贵”主张，孟子描绘了“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依然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内容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以人为本，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设想建立“大同世界”、“小康社会”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和为贵”———人际和谐。儒家极为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论语·学而》引有子的话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把一切礼乐教化的目的归结为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从字形结构来看，仁从人，从二，其基本意思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认为首先要“仁者爱人”，学会善待他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根本方式。孔子主张在人际交往中要“温、良、恭、俭、让”，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
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认为“仁”是人心所固有的良知良能，为孔子提出的“爱人”找到了一个人性的根据。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爱人要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爱所有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2.“群己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先秦儒家十分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他们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息息相关，只有将个体融入社会之中，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样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是“群己和谐”。“群”指“国家”、“天下”、“社会”等确定而具体的范围，“己”指一定程度的自我，即意识到自己是有个性的个人，但又不与“群”完全分立。中国古代和谐论立足于共性，更多的强调群体，主张从群体出发使个体服务于群体。
孔子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使天下大治，最高理想就是大同世界，《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制度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观点，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在同齐宣王的对话中孟子指出，个人的“独乐乐”不如与别人的同乐，“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只有与他人与众人共赏、共鸣，才能得到最大的乐趣。进一步论证了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荀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和”，强调“一”，强调“天下大齐”。他提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故人生不能无群……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则得其长，群生则得其命。(《荀子·王制》)即人之所以比禽兽强胜，是因为人能结成群组织起来，群体的和谐使人类战胜万物的保证。
从孔子到荀子，虽然由于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的理解也就有所偏重，但在把人与社会的和谐作为儒家的理想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却是一致的。
3．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天人合一”。《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也说：“君子之于物也，爱而弗仁，仁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思想更具体地将天、地、人的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合而为一”的观点。
“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儒家还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落实到制度上。如孟子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
4.以民为本。儒家和谐思想肯定老百姓的主体地位，主张建立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人本主义教育观，注重社会对人的道德教化。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尽心下》），主张“仁政”，强调当政者对老百姓的依赖。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进一步体现出对人民力量和作用的重视。
无论是个人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实现，还是主张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公平和谐的理想社会，儒家文化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并以此为理念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一种美好的和谐社会。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儒家和谐社会观
和谐的社会理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积极的意义，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应该如何理解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首先要理清，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是怎样的。
1.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社会学认为，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形式，是相当数量的人们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社会的特征有:
（1）社会由人群组成的。人是社会系统最基本的要素。当然，这里说的人，是指人群而非单个的人；（2）社会以人与人的交往为纽带。人与人的多方面的联系，形成了整个社会系统。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这种联系也逐渐扩大；（3）社会是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人类社会不像动物结群那样自由地生活，而是按照一定的文化模式，通过规范及制度将无数单个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合力，进行有序地创造活动；（4）社会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机体，它有一套自我调节的机制。通过政府这个管理中心，能够主动地调整自身的结构体系，调节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创造更适宜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社会是一个注重联系、注重整体的概念。它重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的组织性、以及社会结构体系的可调节性，所以说，和谐社会，如果用社会学来理解，就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第二，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社会整体上的和谐，尽可能避免社会失范。
2.社会学对和谐社会的两个理解视角。
（1）在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上，社会学中的互动论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作为微观社会学理论的代表，社会互动论认为，个体的社会化离不开与他人的互动，在互动中才能发挥出个性与自我。互动还是社会形成的条件。正是在社会互动的基础上，人类才一层层的建筑起整个社会。符号互动论认为，首先，人类特有的互动是传媒符号及各种内涵的载体，刺激的意义来自与他人的互动，而非刺激本身所固有；其次，人类具有与他们结交的特殊行为能力，并由此产生各种人际关系；再次，人类社会是由互动组成的，社会的各种特性是由个体行为维持与改变的。儒家强调以“仁”与“和”的思想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将“忠恕”和“礼”作为实践手段，要求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的要求，这里的“礼”就是一种传递和谐信息的刺激符号，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他所发出的便是这种和谐的刺激符号，这可能会引起其他人发出类似的符号作为回应，这样，如果大多数人以符合“礼”的行为方式进行互动的情况下，“仁者爱人”的目标便可能实现，社会内部的个体之间便会呈一种非常良性的和谐互动状态，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也能得到实现。
（2）在社会整合方面，社会学中则有社会整合的概念。社会整合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的不同因素、部分、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得社会利益协调与调整，促使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结合成为社会生活共同体，从而提高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通过社会整合，保持社会秩序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利益的协调与调整，而在儒家的和谐社会思想中，关于利益的协调有诸多论述。《论语·季氏》中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稳定，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分配是否公平;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少，而取决于人心是否安定。分配公平人们就不会觉得贫穷，和睦相处组织就不会觉得人少，安定和平国家就没有危险。
在孔子看来，贫富悬殊的危害要大于贫穷，而均平不是普遍的贫困，而是“均无贫”，即达到共同的富裕。富裕、均平、和谐、安定，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是孔子所希望达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超级秘书网
在荀子的思想中，社会和谐主要取决于各阶层得到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的回报。荀子称:“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之得其节，礼之序也。”(《荀子·大略》)等级贵贱之分与对物质财富占有多寡相应，在等级差别的对应中，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不同的人“或美、或恶、或厚、或薄、佚乐、或劬劳”，而人们又安于自己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
儒家重视利益协调，并主张通过相关机制的建立来实现社会整合，维护社会整体的和谐状态，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看，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关注利益协调机制及其对社会整合的作用，从而使社会达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状态，形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这些在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仍是重要的方面。继承儒家和谐社会观中的合理内容，并结合当代实际加以发展，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形成和发展有着特殊的综合效应
体育旅游概念众说不一,旅游理论中也没有涉及体育旅游的详解。这里引用较为公认的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体育旅游是以非盈利目的离开家庭所在地,以前往某一目的地参与或观摩相关体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主题旅游。它是旅游者在旅游中所从事的各种身体娱乐、身体锻炼、体育竞赛、体育康复及体育文化交流活动等与旅游地、体育旅游企业及社会之间关系的总和[2]。分为参与体育赛事的体育旅游、观摩体育赛事的体育旅游、自发进行体育活动的体育旅游、参观体育胜地的体育旅游等多种类型。另一种是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规定,体育旅游属于休闲论文格式、娱乐、度假、健康医疗类,依其旅游特点有项目型和综合型之分。如登山、攀崖、滑雪、放风筝、钓鱼、草地式羽毛球、网球、蹦极跳、热气球运动、沙地排球、江河漂流等属项目型体育旅游;综合型体育旅游具有体育项目类型化、多样性、集约式布局的特点。培育体育旅游市场,发展体育旅游业有着综合性社会效应。首先是陶冶情感,促进和保持身心健康的作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使人们的生活处于较为紧张的行进中,特别是信息业的发展,给人一种近地密集和远地压抑的心理感受,当然也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不良社会因素的存在和不时侵扰是现实情况。为此,通过体育旅游静化和放松被压抑的情感,保持和促进身心健康成为人们首肯的选择方式之一;其次是扩展视野,挑战人体极限,增长知识的作用。体育旅游者愿意选择自然风景区,特别是具有人文景观和探险地理特点的景区更为吸引人。究其原因,是为了满足城市化楼宇蒙蔽日久的视野渴望,是为了挑战自认为身体状况良好的身体极限,满足征服自然和险境的自悦心理,增长知识和见识,丰富人文史学占有理念;第三是体育旅游的社会、经济作用。通过体育旅游促进经济发展是旅游地和旅游企业的初衷,国家西部开发政策的转变,即由政府投资型转向民间、集体、个人投资型,允许在合理开发和正当投资的前提下,应得合理报酬。无形中盘活了资金运转和资金集中,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第四是有利于全民健身纲要的全面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是推进大众体育快速发展的有效举措,是提高全民身体素质的举国策略,体育旅游具有体育和旅游双重属性,体育有利于促进身心健康和保持身心愉悦,旅游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可谓一举双得;第五是培养热爱祖国,塑造美好心灵的作用。体育旅游便利的提供给旅游者了解祖国壮丽山河的机会,特别是西部地区有着广袤的地域,一望无际的草原沙漠,顶天立地的蜿蜒山脉,波涛汹涌的江河湖泊,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人文景观,旷世的自然奇观等等。这无不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塑造美好心灵的教育资源。体育旅游则是教育过程得以实施的组织形式和过程。
2.综合因素分析
2.1西部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提供了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物质基础西部地区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景观。根据统计资料,西部地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有8处,占全国总数的34.8%,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有40处,占全国总数的33.6%,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1处,占全国总数的33.1%,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座,占全国总数的31.3%,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处,占全国总数的26.5%,国家级森林公园39处,占全国总数的17.3%。(见表1)[3]不难看出,除森林资源较为缺乏外,其余将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此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分布在占全国二分之一多的土地上(56.8%),且人口总数不到四分之一(22.8%)。可以说拥有地广人稀的便利条件,培育和开发体育旅游市场的资源和土地是丰富的。此外,西部地区还拥有大量全国乃至世界旅游之最,如世界最高山峰珠穆朗玛峰,世界最深的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世界最为宏伟的溶洞贵州的织金洞,世界现存最大的殿内铜佛扎什伦布寺的强巴佛,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四川乐山大佛,我国最大的瀑布贵州的黄果树瀑布,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关隘甘肃的嘉峪关等等。当然多达20多条正在规划和建设中的西部旅游黄金长线也是极具吸引力的旅游亮点。
2.2人们余暇时间的增多和越来越集中,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使体育旅游人口继续增长成为必然趋势首先,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新的休假条例后,人们的余暇时间增多且更为集中了。有研究资料表明,农业人一生中自由时间为整个生命时间的22.9%,工业人达到38.6%;1997年国家统计局、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等6单位对全国29个省71个城市14977位职工的调查,职工用于消遣娱乐的时间为每日1小时37分钟,聊天时间为每日1小时21分钟[4]。说明职工在新休假制度后,每日可用于体育娱乐、健身、医疗及体育消费等的闲暇时间超过3小时。双休日和长假期,保证了外出参与体育旅游活动的时间。加之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小型化家庭(三口之家)成为主流型家庭结构,举家出游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其次,人们的旅游观念也由静态观赏型向新型动态参与型转变,这使得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有了人口数量上的保证。但从研究资料看,我国体育旅游消费市场的人口构成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人口类型和收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年龄特征表现为两头窄,中间宽的现象;工薪阶层和学生参加体育旅游的比重较大;文化程度集中在高中、大学文化程度以上;家庭结构的特点是三口之间的人数居多,其次是两口之间,四口以上家庭参与体育旅游的人数较少;体育旅游与经济收入成正比例关系,收入在900～2000元之间者占体育旅游消费人口的比重较高[5]。因此,营造良好的体育旅游环境,提高体育旅游服务质量,吸引中青年、中等以上收入者成为体育旅游市场的主体人群。这些群体对体育旅游的要求较为集中,大都期望通过旅游购买及消费来缓解生理和心理的紧张感,休闲、健身、观战、体育刺激和竞技体育等可能从不同方面能够满足人们的体育旅游需求。也是可被争取的体育旅游人口主体。第三,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提高生活质量的关注,追求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成为人们的共识。通过体育旅游满足和调整精神需求成为大众看好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体育旅游人口的继续增长将成为必然趋。
2.3挖掘、整理民族特色文化及遗产,有利于增添体育旅游市场培育的文化特色西部地区分布着壮、彝、白、傣、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等众多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也是当地宝贵的旅游资源。特别是西南地区聚居的彝族、白族、傣族、景颇族、纳西族等26个少数民族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习惯,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也构成了当地丰富而极富魅力的民族风情旅游资源[6]。其中包括了大量少数民族体育类活动项目或形式,且具有娱乐、休闲和广泛参与性,成为从事体育旅游的良好机遇。西北辽阔的草原、雪山冰川、沙漠风光也成为不可多得的体育旅游资源。特别是积淀了中华文化之精华的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大足石刻和黄鹤楼、岳阳楼等西部独特的文化遗产,联同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四大盆地、四大高原筑成了西部体育旅游开发文化链,极具文人景观吸引力。既能满足居多数旅游人口的中青年、中等以上文化程度旅游者的需求,又富有深厚的人文景观。有利于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文化特色。
2.4我国奥运会、亚运会、各论文格式类锦标赛等重大赛事申办权的成功获得,奠定了体育旅游市场培育的社会氛围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和各类锦标赛举办权的成功获得,大大促进了体育文化现象的深得人心。体育旅游集体育与旅游于一体,既有体验体育竞赛的成功感,又有旅游观光的心理满足和刺激感。但现代旅游已由“接待型”向“经济产业型”转变,体育旅游也不例外,不再是一种福利性享受,而是趋于消费性、产业化。因而对体育旅游的认可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人们参与体育旅游活动和进行体育旅游消费的动因,这些内在动因的透发与体育意识、体育价值观有关,国际性体育盛会的召开具有导向性。有利于激发人们从事体育旅游活动和消费的欲望,为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形成良好社会氛围。当然,也是吸引和扩大国内外体育旅游人口的有利机遇。
2.5西部地区体育训练基地的兴建,为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提供了科学导向西部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气候环境,成为国家、省区兴建体育训练基地的首选地,目前有国家体育总局直属、共建和命名基地36家,其中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地区,如云南海埂训练基地颇具影响力。这些训练基地的建成和运动队的驻入,无形中形成了体育旅游的亮点,有旅游者专程去训练基地观光旅游。当然,训练基地还需与周边旅游线路统筹规划,丰富体育旅游内容和形式,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参与其中。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3.1.1培育和发展体育旅游市场对促进旅游者身心健康、陶冶情感、美化心灵、挑战自我,繁荣经济,推进社会快速发展,全面实施全民健身纲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诸方面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1.2西部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提供了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物质基础。
3.1.3人们余暇时间的增多和越来越集中,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保证了体育旅游人口继续增长的可能性。
3.1.4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集,民族文化特色鲜明,培育体育旅游市场有着丰厚的人文底蕴。
3.1.5大型体育盛会的举办和一批体育训练基地的建成,营造了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社会氛围。
3.2建议
3.2.1鼓励和吸引多渠道融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前提和基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资金短缺成为规模化合理开发旅游资源的瓶颈。因此,利用国家西部大开发倾斜政策,多渠道吸引投资,综合开发,合理利用,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观。超级秘书网
3.2.2加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科学研究。西部地区有着丰厚的旅游资源储备,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而有些资源的开发具有一次性特点,因而加强开发利用的科学研究,做到保护性开发急为重要。
3.2.3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特色鲜明,体育文化极为丰富,有待进一步加强挖掘和整理工作。特色民族文化现象受现代社会的冲击异常严重,异化现象突出,整理和保护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现象是培育体育旅游市场且得以长久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3.2.4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体育旅游人口参与。利用国际国内重大体育盛会,加强对西部地区的宣传力度,吸引更多国内外体育旅游者参与到西部地区体育旅游行列,壮大培育西部体育旅游市场参与群体。
3.2.5体育训练基地的建设、利用,成为培育西部地区体育旅游市场的增长点,但急需科学评估,关注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双丰收。3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2005年)子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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