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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315文献标识码：A
English Romantic Poetry and Criticism of the New Historicism
ZHENG Jingjing
(Shanghai Jing'an Branch of China PICC, Shanghai 200040)
AbstractThe 1980s produced the "new historicism", post-modern criticism as an attempt, break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of the romantic idealist research, but also subvert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s of literary self-discipline, closely linked the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olitics, analysis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esthetic and non-aesthetic discour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remodeling of prosperity Romantic poetry. Looking back the past has extraordinary significance on our present study of Romantic poetry and the "new historicism" criticism.
Key wordsRomanticism; new historicism; cultural poetics
1 从传统的眼光审视，对浪漫主义的研究有很多明显的共同特征和关注重点
这种研究一般是以通过对想象力的研究，来分析想象力怎么转变感情与事物为艺术。想象力对于传统浪漫主义诗歌研究这个中心议题不可或缺，原因之一也许在于浪漫主义诗人本身对想象力的关注。韦勒克提出浪漫主义艺术的三大标准，指的就是“诗艺观上的想象力，世界观上的自然，诗歌风格上的象征和神话”。意思就是，在文学形式、内容以及诗学上，浪漫主义文学都与之前的文学有很大的不同。在文学批评家艾布拉姆斯眼里，这也就是 “镜子”与“明灯”的区别：假如在浪漫主义之前，诗学研究的重点集中在通过艺术反映现实，那么浪漫主义重点要表述的就是怎么通过诗歌的想象去改变现实，去指引现实。他的《镜与灯》和《自然的超自然主义》两部作品非常系统的总结和描述了对传统浪漫主义批评，将其对想象力的崇拜表现出来，这两本书著作代表了传统研究很高的成就。
2 传统浪漫主义研究中，存在对浪漫主义诗人的思想和著述过分依赖的倾向，就像诗人对自己的作品有着不可质疑的解释权
浪漫诗人对想象力的推崇影射了对艺术创造的一种看法，他们觉得诗人的内心才是创作的源头，而不是对外部现实存在的依赖，诗歌所表达的本质上是诗人的一种内心活动。然而，并不是说诗人的心灵是一个很闭塞的空间，他们也不是能够独立的个体，也一样是构成社会的成员。但是传统的浪漫主义研究却没有注重这个方面。创作者从所处的环境中得到素材及语言，创作的作品最后也返回到社会，接受读者的检阅。文学创作不只存在作家的思想，因为其大脑参与了社会的运作，也被社会运作过程所塑造。所以，归根到底作家并不是作品的唯一创作者，而是由公众创作的。浪漫主义文学研究必须杜绝“孤立主义”的限制，将作品和社会与历史联系起来。
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不能只是局限于作家的自我表述，光从浪漫主义作家的看法，通过眼光来进行对他们作品的研究。浪漫主义诗歌很多地方有着情境上的升华和概念化，很多实际的社会问题放置在到被理想化了的情境中，因此导致其社会历史意义的丧失。而新历史主义方法的目的与方式，就是要把这些理想化的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让它重归社会历史环境中。
3 新历史主义是在后现代思想潮流中，逐渐流行起来的一种批评方式
在文学的范畴中，新历史主义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第一是针对历史的真实性问题，第二是针对文学和历史的界限问题。新历史主义的观点中，审美活动跟其他的社会活动是不可分割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艺术和社会话语之间是互相渗透、相互穿插的结构体制。从二者的关系来看，传统美学所描述的前者并不能反映出后者，只是二者之间的往复交替，是结合了“谈判”、“交易”与“协商”形成的艺术作品。新历史主义的观点中，文学批评为了重现社会和审美话语二者之间的 “谈判”和“交易”，要杜绝文学与历史、审美与真实之间的隔阂与芥蒂，不但要求文学批评的“历史化”，将文学融入历史环境，还要求在尝试中使历史“文学化”。
因为新历史主义在历史学方面，目的、方法以及对象都要有“自我意识”的体现，它能够体现出传统历（下转第251页）（上接第227页）史研究出现的不足和漏洞，进而产生不足和质疑。而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艺术在也很好地反映出了这样一种观念。
4 在文艺复兴研究的领域中，一方面新历史主义把蒂利亚德当成批评的对象，另一方面，浪漫主义在研究的范畴进行着相同的转变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浪漫主义研究的权威人物艾布拉姆斯及其学生布鲁姆。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二者至少有这两方面的问题存在：首先，他们觉得可以确定浪漫主义的起始点；其次，他们将浪漫主义定义成英国文学的统一的运动。实际情况下，浪漫主义作为这个概念直到19世纪后期才被使用，也就是说，浪漫主义作家对自身的浪漫主义作家这一角色根本没有概念。对于法国大革命，英国浪漫主义作家意见不一。所以，在浪漫主义时期，文学中很明显有着相当多的不协调和不连续。
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式通常情况是由细微的细节出发，并逐渐深入挖掘这个细节，探究其包含的历史渊源，然后通过历史渊源当作支点，对作品中的意识以及思想采取批判。
5 “新历史主义批评”是浪漫主义研究领域出现的特别现象，存在正确的理论导向和清晰的理论构想
然而其本身针对浪漫主义而言，研究的适应性是还有待商榷，原因在于其暗示的思辨以及理性思维对于浪漫主义中的想象力和思维模式是难以肯定的。理论与浪漫主义的相对立，其依据也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特殊看法。在“新历史主义”，特别是“解构主义”之后，人们已能渐渐地认识到，把浪漫主义当成想象力与感性思维的结合体，这只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想象构造。而对我们而言，还是存在其它建构方式的，所以浪漫主义会表现出很多各异的特性。我们并不只有一种浪漫主义，相反，我们拥有很多浪漫主义。
历史从某种角度而言并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叙述过去事情的一种途径和方式，它主要通过对作品的阅读以及诠释这些作品的策略组成的。后现代批评的本质其实也是一种信念，一种使我们感知到这一切的形式。新历史主义理念表现出历史的叙事性以及建构性，重点表述了认知主体和对象二者之间存在难以消除的阻隔，也就是即知识跟真理的脱层。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浪漫主义诗歌的研究已经渐渐延伸到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上，假如我们可以通过独立的态度面对新历史主义的获得与失去，彰显出它的优势，指出它的不足，就能使读者能够充分了解事情，再做出自己的决策。
6 结语
在对浪漫主义的研究中，我们只有把握住新历史主义的转向、在文学批评中的源头和发展、在研究中的各种运用，当然，还包括其引起的一些争端和异议，才能做到对历史以及这种批评现象在浪漫主义文学方面的研究变得有更加有意义。
参考文献
[1]丁宏为.理念与悲曲:华兹华斯后革命之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丁宏为.济慈看到了什么[J].外国文学评论,2004(4).
关键词:浪漫主义诗歌 结构主义诗学 阐释程式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结构主义批评是20世纪形式主义批评的一种,在将结构主义方法运用于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倾向:以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巴尔特为代表的叙事学的结构主义批评;以雅各布森为代表的对文学文本进行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以卡勒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诗学。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形式审美研究来说,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无疑是最能接近批评客体的阐释方法。卡勒汲取了乔姆斯基理论的营养,巧妙地将其“语言能力”说引入文学理论:讲话者的语言能力是对语言系统知识的一种无意识的同化和吸收,而读者的文学能力则是对文学文本阐释程式的一种无意识的积累和掌握。有能力的读者在面对文本的时候,遵循某些可辨认的程序和方式,知道怎样读懂真意,知道什么样的阐释是可能的,什么样的阐释是不可能的。
浪漫主义抒情诗,大致可以分为自然咏物诗和抒情叙事诗两大类,对这些诗歌的阐释首先可以按照卡勒所提出的抒情诗阐释程式来鉴别。卡勒认为约定俗成的诗歌阐释程式是:“诗的非个人性”,“诗的有机整体性”,“诗的主题统一性和顿悟效应”,以及读者在探索“终极意义”时所采用的各种更加“具体的、局部的阐释程式”。在此基础上,浪漫主义诗歌还有着“以我观物,崇尚自然”、“浪漫怀旧的神话用典”及“‘人在旅途’式的传奇叙事”的阐释程式。
一 以我观物,崇尚自然
浪漫主义抒情诗并不仅仅是为了歌咏自然、展现自然,而是将自然作为激发诗人去进行思考的动因。许多有代表性的浪漫诗篇其实都是颇具感染力的冥思默想的结果,这些诗歌尽管是由自然之物而起,但实则关注的是人类的核心经验与问题。华兹华斯就在对其主要诗歌的“内容简介”中宣称“人类的思想乃我所思,乃我所歌”。(⑧p178)华兹华斯甚至在他的《早春遣句》一诗中直接写下这样的诗句:“通过我的感受,大自然,把/人类的灵魂和她的杰作联接起来了”,在这首诗中诗人极力赞美大自然的和谐、美丽,处在自然之中的闲适与愉悦,但自然景物本身似乎没有成为他诗中审美的主体。诗人一方面沉浸于自然环境的美妙,另一方面却始终没有忘记自我的存在,以及与自然相对立相比照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诗人从美好的自然景物联想到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丑恶,思索着“人怎样对待人”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就表现了诗人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来歌咏自然。因此,浪漫主义诗歌所表现的物我关系也即主客体关系,是强调主体的情感与思想的,凭“以我观物”的视角来歌咏自然,体现了情寄自然和由物生思的情怀。而浪漫主义自然诗这种借物抒情,实际上就是为诗人的情感抒发找到一个艾略特所谓的“客观对应物”。浪漫主义诗人笔下的自然,并非为自然而自然,而是以我观物,借自然之物表达诗人的情感。
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最能代表“以我观物、崇尚自然”的诗人莫过于华兹华斯了,在自然中寻求智慧与美感、力量与慰藉的心境,构成了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在《反其道》等诗歌中,华兹华斯就明确表达了对自然的崇拜,在他的眼中,“现实社会与教育体制是人工的,充满了呆滞的惯例和虚伪。自然是比书本更好的老师,人们在被自然那‘巨大而宏伟的形式’穿透心灵之时,就能在自然中找到那丢失的自我。”(⑨p19)“写平凡而表达不平凡,写社会和自然环境而表达人物内心世界,写客观同时表达主观的情况,这是华兹华斯在艺术上的造诣。”(⑦p88-89)
华兹华斯的抒情诗多为歌颂大自然的神奇和伟大,将自然视作慰藉心灵的良药。如他在《咏水仙》的中所写到的那样,每当诗人在寂寞忧郁时,美丽的水仙都能够带给其无比的愉悦。在浪漫主义诗歌中,自然景物常常被赋予人的生命和情感,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水仙那在风中摇曳、无羁无绊、生机盎然的姿态,代表了诗人所崇尚的不被现代工业文明浸染的质朴自然之美,象征着无所羁绊的勃勃的生命力。水仙的内涵还不仅如此,在诗歌的后两节中,诗人说:
粼粼湖波也在近旁欢跳,
却不如这水仙舞得轻俏;
诗人遇见这快乐的旅伴,
又怎能不感到欢欣雀跃;
我久久凝视――却未领悟
这景象所给我的精神至宝。
后来多少次我郁郁独卧,
感到百无聊赖心灵空漠;
这景象便在脑海中闪现,
多少次安慰过我的寂寞;
我的心又随水仙跳起舞来,
我的心又重新充满了欢乐。
诗人在结尾写出了全诗的点睛之笔,将湖畔一片普通的水仙花上升到一个不平常的高度,它成为诗人的“精神至宝”,此中深意引申开去就是自然成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水仙的象征含义便上升到了一种精神力量的源泉,是一种慰藉人类心灵的快乐化身。这首诗体现了诗人的自然观:自然之美可以净化人的思想,可以给人的心灵带来慰藉。象征自然的水仙是对孤独的安慰,这就与诗歌第一节里那个好似一朵孤独流云的“我”形成了对照,人类精神上的孤独也只有在自然中才能得到解脱,只有自然才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在写自然的幽美和雄伟时,华兹华斯更是以细腻的笔触描画出自己内心澎湃的激情及所感所悟。在《写于丁登寺旁》中,诗人首先写经过五年之后重新又见到久别的景致,那“泉水”、那“山峰”、那“高天”、那“园地”,每一处都洋溢着浓浓的故地重游的真情与喜悦。而在接下来的诗节中,诗人追忆自然山水“这些美的形象”“如何”给与他“甜蜜的感受”和宁静的心境,他“如何”在景物中感到崇高的思想融和,心智和景物是“如何”交往感印,而他“如何”归依自然,观照万物,自然又是“如何”使“最纯洁的思想”得以凝定。由此,诗人将自然之美景又一次提升到了精神家园的高度:
而是每当我孤居喧闹的城市,
寂寞而疲惫的时候,
它们带来甜蜜的感觉,
让我从血液里心脏里感到,
甚至还进入我最纯洁的思想,
使我恢复了恬静:――还有许多感觉,
使我回忆起已经忘却的愉快,它们对
一个良善的人最宝贵的岁月
当诗人在精神上转向自然之时,又想起了那美好的童年时光:
去大自然指引的任何地方,与其说是
追求所爱的东西,更象是
逃避所怕的东西。因为自从
我儿童时代的粗糙的乐趣
和动物般的行径消逝了之后,
大自然成了我的一切。――我无法描画
这里,我们不免想到了华兹华斯的另一首《我的心在跳》,两首诗都是将童年与自然相提并论,童年时代和自然一样都作为成人社会、腐朽社会的对立面而成为诗人逃避现实的精神庇所。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派诗人,在写自然时,实际上是写诗人自己站在大自然中内心所思考的问题,深刻刻画出当时社会中人的精神状态。
浪漫诗中所描写的自然,乃是诗人心中的自然,带有主观情感色彩的自然。浪漫主义诗人在华兹华斯式“泛灵论”(Pantheism)的指引下,在自然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在对自然的崇尚和追寻中,也充溢着对古代神话的膜拜。许多浪漫派诗人似乎都乐于将神话的典故穿插于自然诗作之中,正如弗莱所说:“诗,不仅可以被作为对自然的模仿来考察,而且它也可以作为对其它诗歌的模仿来考察。正像蒲伯所说,维吉尔发现,追随自然最终和追随荷马是一回事。”(③p96)
二 浪漫怀旧的神话用典
“神话是原始初民对大自然的认识和征服自然的欲望,其中蕴涵了哲学、艺术、宗教、风俗习惯及整个价值体系的萌芽,是每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源泉之一。”(①p96)神话丰富了文学艺术,而卓越的文学艺术又反过来给古代神话以新的生命。因此,神话典故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始终保持着经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也是如此。提到浪漫主义诗歌中所使用的神话用典,不得不提及神话原型批评的代表人物弗莱(Northrop Frye)。弗莱作为新批评向结构主义批评过渡的灵魂人物,其理论体现了结构主义的系统观,因而被归于结构主义批评家之列,同时,他的神话原型批评还有着新批评的理论基础:“由于新批评不同于俄国形式主义的独特的英美批评传统,孕育其中的经验主义和人主主义思想,以及理查兹等人对生活与艺术等关系的一定程度的强调,其实已为以弗莱等为代表的原型批评思想客观上奠定了基础。”(⑥p303)原型是一种抽象的系统的文学形式,构成了结构主义批评系统观的一部分。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与古希腊神话之间多多少少有着一种姻亲的关系,希腊神话中那神奇而伟大的想象力,以及视自然万物皆有灵性、皆为神之化身的自然崇拜,都在浪漫主义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加之“浪漫主义”一词本意就是指古代传奇故事,这就更加深了两者之间的渊源。神话本身就是充满着浪漫与想象的,而浪漫主义追求理想与自由,在自然万物中寻求心灵的慰藉,这样的呼声无疑可以借助神话用典来进行表达。正如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说:“文学产生于神话”,“文学是神话性思维习惯的继续”,“神话模式――即有关神 的故事……是一切文学模式中最抽象、最程式化的模式”,浪漫主义诗歌更是由于与希腊神话之渊源而频繁使用神话用典,使之可以成为浪漫主义诗歌的一种阐释程式,而且,神话典故在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运用也体现为一种结构主义的“文本互涉性”,增强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历史厚重感。
济慈的《希腊古瓮颂》就题目来看,就闪烁着希腊神话的光彩,洋溢着浓浓的怀旧的情绪,是对古希腊艺术品的眷恋,更是对古希腊神话世界的向往。这个世界有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有着追求真与美的永恒之美。诗人在欣赏古瓮之美时,想到了遥远的美丽的神话世界。诗歌一开首就描绘出古瓮的纯洁无暇,它带着质朴的气息展现在诗人面前。由于是“受过了‘沉默’和‘悠久’的抚育”,因此它传唱一个神话、一段传奇便是自然而然之事了:
在你的形体上,岂非缭绕着
古老的传说,以绿叶为其边缘,
讲着人,或神,敦陂或阿卡狄?
诗人在诗歌中直接提及了“神”、“古老的传说”,还提到了希腊神话中的“敦陂或阿卡狄”。敦陂是希腊神话中的山谷,因为诗神阿波罗而成为圣地,而阿卡狄则代表了理想中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两个神话典故的引用,无疑为古瓮所刻画的故事奠定了基调。在诗歌最后一节的开首,诗人又一次点明古瓮具有“希腊的形状”,因此也有着希腊神话般唯美的故事传承:
哦,希腊的形状!唯美的观照!
上面缀有石雕的男人和女人,
还有林木,和践踏过的青草;
沉默的形体呵,你像是“永恒”
使人超越思想:呵,冰冷的牧歌!
从远古历史走来的希腊古瓮,在叙述一段传奇故事的同时对其进行了超越,刻画出人生美与真的辩证统一关系。
《哀希腊》是拜伦的叙事长诗《唐璜》第三章中的插曲,赞颂了英雄的古希腊人民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战的精神。诗中大量借用了古希腊神话的典故,古希腊神话所构筑的理想世界已离其远去,这是诗人对已失去昔日辉煌的古希腊所发出的喟叹,是遗憾,是留恋,是向往。通过对古希腊文明的追忆与怀念,表现了歌者那拳拳的爱国之心。诗歌开首就是通过神话典故来对希腊热情高歌:
希腊群岛呵,美丽的希腊群岛!
火热的萨福在这里唱过恋歌;
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并兴,
狄洛斯崛起,阿波罗跃出海面!
永恒的夏天还把海岛镀成金,
可是除了太阳,一切已经消沉。
萨福是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著名女诗人,以写爱情诗著称于世,她曾经著诗的地方必定充满浪漫的情调;狄洛斯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太阳神阿波罗的诞生地,诗人将希腊比作阿波罗的诞生之地,这就暗示出希腊好比那光明的圣地,用正义与和平来普照大地!
《哀希腊》全诗慷慨激昂,浪漫的希腊传说、古老的灿烂文明和悲壮的英雄故事跃然纸上,使人深切感受到诗人对自由与独立的向往与渴望。
布莱克的诗歌也散发着浓厚的宗教神话的气息。弗莱认为,布莱克的《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就代表了神话中的两种自然:一个是人类自然的上层世界,这是人们最早打算生活的地方;另一个是物质自然的下层世界,是自亚当落下后人类所生存的环境。“人们从天真落到经验:其教育、宗教即社会制度都帮助其重获随天真而丢失的意志的自由(freedom of will)”。(⑨p24)在这里,布莱克无疑将宗教故事的内涵直接通过诗歌折射出来,使这些哲理诗透出浓浓的宗教神话的意味。
然而,诗人引用神话典故,往往不仅仅是为了神话本身的瑰丽,而是借以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他们往往是取譬言志、以古鉴今。浪漫主义诗歌对神话典故的运用增添了诗歌的怀旧气氛和浪漫情怀,同时也是通过对神话世界的向往而表达对现世社会的逃避。
三 “人在旅途”式的传奇叙事
浪漫主义诗歌中,除了杰出的抒情诗,还有许多传诵至今的叙事诗及诗剧等。这些叙事诗及诗剧虽以故事情节打动读者,但它们往往借事抒情,仍带有抒情诗的特点。从整体上看,浪漫主义叙事诗往往集中在两个方面:“忏悔性的”和“历史性的”。( ②p74)“忏悔性”叙事诗的代表是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而“历史性”叙事诗的代表则是拜伦的《唐璜》。但是不论是“忏悔性的”还是“历史性的”,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一种“人在旅途”式的传奇叙事,这也从某个角度体现了浪漫主义诗人那种对自由、对理想的不断追求的思想历程。而且,这些叙事诗的主人公大都是孤独的背叛者,他们背叛的是为诗人们所憎恶的黑暗社会,而在追求理想世界的过程中,他们又都具有不畏、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性格特点。正是这样的性格特点,使他们勇于探索,执着前进,最后总会以自己的方式走完自己的旅途。
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一诗,既有老水手实实在在的海上传奇之旅,又体现了宗教色彩的自我救赎的心理历程,两者编织交错,是一种双重的“人在旅途”。诗人通过老水手奇异、惊险、神秘的海上之旅,造成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给人带来震撼和惊奇,呈现出一种“情景悖论”式的张力感。老水手一个人孤独地在海上漂泊,在寻找归家之途的过程中,也走上了在心理上进行自我反省的救赎之路。在诗歌所刻画的故事情节中,老水手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俨然一幅人生跌宕旅途的缩影。老水手在错杀信天翁后内心的痛苦与折磨,颇能给人以启示。这个“超自然”的奇幻故事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着重探讨了罪与罚的问题。在诗歌的最后:
别了!别了!请再听我
进一言,赴婚礼的客人!
谁爱人和鸟和兽,
谁就祷告有门。
谁最爱万物,不论大小,
谁的祷告也最灵。
因为慈心的上帝爱我们,
爱他造的万物和人。
在这里,诗人赞颂了爱的力量。从开始爱的失去导致厄运的降临,到最后爱的回归使老水手获救,突出了要以爱来解决罪与罚的问题。诗人通过老水手的不幸遭遇揭示出博爱与自由的精神是永存的。应该说,老水手的旅行虽历经磨难,但最后还是回到了温暖的家乡,实现了双重旅途的幸福回归。
拜伦的诗作,多以叙事为主,通过叙事来抒发感情,塑造了许多“拜伦式英雄”。1809-1811年间,拜伦游历了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土耳其等一些南欧和西亚国家,使他写出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这部抒情叙事诗。诗歌的主人公是一个孤独、忧郁、悲观的所谓“拜伦式英雄”的形象――哈罗尔德,他在欧洲各国游历期间,曾犯过不可告人的罪孽,但他并没有灰心绝望,而是积极地对待人生。通过对其游历的所见所闻,展现了哈罗尔德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呼吁各族人民为自由和解放而进行斗争。因此这首诗颇有一些诗人自传的色彩,诗人把他自己那满腔的革命热情全都灌输到了哈罗尔德的身上,哈罗尔德作为一个旅行者和探索者,虽有悲观消极的一面,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和英雄气概的。
《唐璜》中的主人公是另外一个“人在旅途”的“拜伦式英雄”。唐璜是一个纯真善良的热血青年,也是在偶然犯错之后被迫远走他乡。在他游历各国的传奇经历中,有时看到他的善良,有时看到他的机智,有时看到他的狡诈,在与形形的人物周旋之中,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中,总是伴有心灵的思索和淡淡的哀愁,诗人内心的情感也随着唐璜的起伏跌宕经历而若隐若现。长诗既刻画了主人公的旅途,也暗示出诗人的情感历程与精神轨迹。
在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时代,由于诗人的内心缺少归属感,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浪漫派诗人们大多都在欧陆游历过。这虽有游历四方、行走天涯的洒脱,但更多的却是一种背井离乡,是一种内心孤独、情无所寄的痛苦,于是反映在浪漫主义的长篇叙事诗中,就有一种“人在旅途”式的深刻思考。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诗作除了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拜伦的《唐璜》和《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等之外,还有其它一些题材的传奇叙事诗,虽没有主人公长途游历的情节铺叙,但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在旅途”的内心世界。有的诗歌充满异国情调,如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拜伦的《阿比徒斯的新娘》、《异教徒》、《海盗》、《莱拉》及《柯林斯之围》等系列“东方叙事诗”,有的诗歌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在宗教神话所构筑的世界中尽情徜徉,如布莱克的《由理生之书》、《伐拉,或四天神》及《精神旅行者》等。这些诗歌都体现了诗人去往异国他乡或宗教世界的想象之旅、精神之旅,在对另一个世界的精彩描述中暗示出诗人对所身处世界的逃避,以及对现世社会人生之旅的思索。
注: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批评研究”(项目编号:2009B26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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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4-0140-01
诗歌是一种高级文化形式，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诗歌会表现出不同的艺术气息，但是从本质上讲诗歌文化形式根植于其产生的地域和时间的文化土壤。不同的地域文化积淀和该区域这一时期的不同文化发展趋势都会影响诗歌艺术的呈现形式。因此从地域和时间角度出发对明朝中晚期和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对比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一、明中晚期文人的“狂”性美
从浪漫主义诗歌的角度来看，明朝中晚期和英国19世纪初在各自的文化环境影响下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其中命中晚期文人的主要特点是“狂”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人则突出的表现了“天才”的重要性。从活跃在明中晚期诗坛上的唐伯虎、徐渭等几个代表人物中可以看出明中晚期诗歌的这一狂放特点，唐伯虎的作品《李白有诗》中曾云：
李白前时原有月，惟有李白诗能说。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时。我学李白对明月，白与明月安能知！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诗中表达了对李白不等天子船的性情的仰慕，同时也在性情和诗才上以李白自比，表达出自己也不屑于科举、出仕。这与明中晚期的资本主义逐渐萌芽和封建专制制度逐渐走上极端的社会文化现实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而封建政权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严刑峻法，导致了当时社会文化领域内的冲突矛盾极为激烈，以唐伯虎、徐渭和李贽等为代表的文人，对封建制度的腐败和残酷充满了失望。这种失望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发泄，转而表现在诗歌当中，形成了一种藐视权威、发现自我的狂放诗情。这种发乎于心、表现于诗的自我流放式的“狂放”是根植于明中晚期的高压封建制度的，所以注定了其自身会随着所反对封建制度一起消亡的命运。
二、西方的“天才”理论
与明中晚期的浪漫主义诗人所处的实际环境不同，19世纪初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中编制的资本主义童话开始破灭，资本主义的弊端和丑陋开始展现，成为了西方文人抨击的主要对象，从避世厌恶城市文明的“湖畔派诗人”，到朝气蓬勃、奋争疾呼的雪莱，再到一生漂泊、狂放不羁的拜伦，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诗人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激励其奔走、思考，最终形成了英国浪漫主义的“天才”理论。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曾在《审判的幻影》一诗中这样写道：
他曾写诗赞美杀国王的人，他又写诗赞美一切的国王；他曾写诗拥护共和国，不论远近，然后用加倍的仇恨将它们中伤；他曾高唱泛民主的理论，现了聪明，却无道德的向往，然后变成雅各宾的死敌，翻穿了外衣，还恨不得换成皮。
从这一诗中可以明显看出拜伦对资本主义丑恶嘴脸的讽刺，这种讽刺是针对资本主义现象的普遍的讽刺和呼喊。
三、二者的异同与发展
从前文中可以明显看出明中晚期的浪漫主义诗歌是基于明中晚期的封建专制走向极端这一客观现实而产生的，而英国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歌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下产生。二者产生的客观现实和文化环境不尽相同，但是虽然其反抗的对象不同，但是其表现出的反抗精神是相同的，都强调了人的主观意识，突出了“人”的作用，所以在诗歌蕴含的情感和情感的表达方式上都存在着深刻的同一性。
明中晚期和英国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歌的产生土壤是有本质区别的，明中晚期的浪漫主义诗歌主要反抗的是严酷的封建统治，但是这一时期的封建统治已经逐渐走向极端，不惜使用“八股文”和“文字狱”等残酷的方式对文化自由进行封杀，残酷的统治集团使用残酷的手段镇压了诗歌艺术。而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虽然也强烈的抨击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毕竟是一种在自由和平等观念下建立的政治制度，不能否定自身予以镇压，所以明朝的诗歌艺术与其强烈抨击的封建制度一起走向了衰亡，而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却随着其强烈抨击的资本主义制度流传下来。
浪漫主义诗歌是诗歌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关系，本文从客观环境和文化发展状态两个层面对明朝中晚期同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进行比较，以期为世界诗歌的发展提供支持和借鉴。
本文系2014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4A333）阶段性成果。
浪漫主义艺术歌曲与诗有内在的联系，音乐与诗的结合实现情感的升华，这种强调诗化意境的美激发了作曲家在艺术风格上的创新。当时的文坛非常繁荣，形成了浪漫主义思潮。理论纲领是：强调诗人的幻想和想象完全自由、随意而不受任何规则的拘束，浪漫的诗歌是超越于一切现实之上的“纯艺术”，主张对现实采取一种所谓的“浪漫主义暗喻态度”，而表现“自我”是诗歌创作的基本法则。这种纲领也决定了艺术歌曲的内容和内涵。内容多为表现个人的深化的内心情感，注重内在的主观感受。而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的精髓是以诗歌作为歌词，必然，作曲家是在对歌词作出深刻的理解，在作曲家心中产生强烈的共鸣之后才决定将某首诗歌谱成歌曲的。这是一种二度创作的过程，是感情的延续及升华。诗歌与歌曲之间有一个情感作为二者之间的桥梁。并且诗歌谱成歌曲之后突破了诗歌的局限性。诗歌是给具有文学修养的人阅读的，具有一定的狭隘性，而艺术歌曲是由具有文学修养的作曲家将感情传递给大部分人，具有更广阔的情感传递性。例如，舒伯特的《幻影》用海涅的诗作为歌词，用音乐把诗人慨叹爱人离去，对月下孤影黯然神伤的情绪，以及世间知音难觅，孤独的心灵永远漂泊无依的感怀的心情表露出来，舒曼艺术歌曲的情感论美学特征，在上一章的《妇女的爱情与生活》中显而易见，在他的歌曲中，由于他具有更加高深的文学造诣和修养，对诗词的选择更加注重诗词本身的艺术性。使他的歌曲中音乐与诗歌达到水融的程度。此外，与舒伯特相比，他的艺术歌曲更富于激情，感情更加真挚和炽热，相比舒伯特的宁静、均衡、对称的风格有所不同，更加体现出浪漫主义艺术歌曲那种注重音乐情感内容的思想。
一、形式自律论音乐美学思想
自律论认为：“约束着音乐的规律和法则不是来自音乐之外的，而是在其本体中，音乐的本质只能从音响结构中理解，从音乐本体中把握。音乐是一种完全不取决、依附于本体之外因素的艺术。它的内容不是外来的、独立存在于音乐之外的什么东西，既非情感，也非某种符号、比喻、映像、象征、语言。音乐的内容也只能是音乐自身。除了它本身，什么也不意味，什么也不表达。所以音乐完全是自律的。”
这位西方自律论的音乐美学的奠基者非常反对以表现情感为主要内容的他律论音乐美学。占有当时的西方音乐美学界绝对主导地位的他律论音乐美学思想面对汉斯立克提出的自律论音乐美学，不可避免的产生一场大论战。从此，就出现了自律论与他律论二元并存的思想局面。《论音乐的美》一书集中体现了汉斯立克的自律论音乐美学观点。
汉斯立克对于他律论所持的反面观点是：
1.音乐的美不在于情感
他批评他律论情感美学往往只专注于研究音乐中的情感问题，以及认为“音乐的美是能够引起听众心灵上的情感共鸣的”两种观点。认为虽然音乐具有一定影响听者情感的作用，但音乐本身的美与它所引起的情感之间并不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必然联系，音乐之所以能对人的情感产生影响，是因为人在倾听音乐时需要用感官感受音乐，因为“所有因素都必须通过感官”，而并非情感是音乐本身所固有的美的基础。
2.音乐的内容不是表现情感
音乐的内容不表现明确或不明确的的情感，因为其目的不是为表现情感的，而且音乐本身也不具备表现情感的功能。因此，汉斯立克提出了两个基本理由：一是听众在欣赏音乐时，所获得的诸多情感体验均来自音乐各要素的象征意义，即来自于乐音、节奏、旋律、和声等所代表的事物，而不是来自各个事物本身，对于听众而言，只是移植了自己的主观情感到音乐中。所以，汉斯立克在书中说“我们的确可以用乐音来描绘事物，但要是企图用乐音来描述阳光、鸟鸣、暴风雨等事物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情感’，那简直是荒谬的。”二是虽然音乐可以表现情感的物理属性，如表现情感的“力度”等，但情感的物理属性只是情感的表象，而并非情感的本质，其本质是抽象的，而“音乐不是表现抽象的概念的” 因此，音乐不能表现情感。
3.反对从艺术史的角度对音乐的美进行界定
这样人们往往会把音乐美的本身以外的东西当作音乐的美，不可避免地把音乐美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社会背景因素联系起来，并最终错误地把一些本该属于历史范畴的解释认定为音乐美的内容。于是，汉斯立克认为把音乐审美和艺术史结合起来进行研讨，其结果只能算是对音乐的 “历史的理解”，而不能看做纯粹的“审美的判断”。
4.他认为绝对不能把音乐与语言混为一谈
汉斯立克认为语言是他律的，其音响不过是一种手段与符号，常被用来表达与自身毫无关连的其他内容。他说“所有语言规律都是围绕着如何正确运用语言达到表达的目的而进行。”他们本身就是内容：“音乐特有的规律都是围绕着音乐音的独立含义和乐音的美而转动。”
到底怎样的美才是真正的音乐的美？汉斯立克觉得音乐真正的美应该是“一种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不需要依附于其他外来内容的美，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优美动听的音响之间的巧妙关系，它们的和谐与对抗、追逐与偶合、飞跃与消逝――这些东西以自由的形式展现在我们直观的内心面前，并使大家感到美的愉悦。”这种别具一格的美并非由音乐本体之外的因素所决定，而是由“乐音”这一音乐本身的原始因素造就，它存在于乐音与乐音间的有机组合中，为客观存在的，即使在你不倾听音乐，也仍然客观的存在着。当人们用心倾听音乐的时候，它便以各种感性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能使人们感觉到它的存在。这些感性的形式可以是和声与旋律，也可以是音色与节奏……，它们被用来表达乐思。汉斯立克认为一个完整的乐思就完全能够体现客观的音乐美了，同时实现音乐的目的，不需要作曲家们再用它去表达情感或是思想，因为音乐本身并不具备表现情感或者思想的能力，所以这些都不是音乐的职责。
二、情感论与形式自律论的二元对立
浪漫主义艺术歌曲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便是极端强调个人主观情感的表现。这种在情感世界中的自我发现、自我表现、甚至自我崇拜，在浪漫派作曲家们的音乐中得到异常强烈的、深刻的表露。从三位具有典型性的作曲家的作品中可以体现出来。所以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的音乐毋庸置疑是对情感的表达，明确表达作曲家内心的感受，音乐中的主人公经常是那些充满丰富想象力和满心渴望的人物，但这一切又总带有某种空想的性质。他们的渴望有时会缺乏明确而具体的目标，因此常将自己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虑、忧郁、甚至惶惑之中。他们感到生不逢时，音乐中便会出现一些内心苦闷彷徨，又孤芳自赏、甚至愤世嫉俗的形象，时而高亢且热情澎湃，时而又陷入感伤、失望、乃至消沉。这种音乐的全部内容就是对情感的描述，是具有浪漫主义典型的特点的，也深深体现了浪漫主义他律论音乐美学特征。理所当然，在欣赏的时候运用他律论的美学观点，会起到比汉斯立克的形式自律论的美学观点更好的效果。
对于汉斯立克的“反对从艺术史的角度对音乐的美进行界定”的观点，在对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的欣赏中也是行不通的 。这一时期是充满动荡和矛盾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音乐则是反映这种社会生活的镜子，社会的现状从作曲家的音乐中被折射了出来。具体反映出的社会现状是：进步的市民阶层和艺术知识分子同社会现实之间不协调的社会心理以及对现状的不满，要求进一步解放个性，获得更多的精神自由。
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的都是根据文学诗作来谱曲，因而歌词与其他的音乐形式有很大区别，作曲家往往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并对诗词的内容进行深入的了解并精心挑选，再非常凝炼的表达歌词的深邃意境。舒伯特曾说“是歌德的音乐与诗的天才帮助了我的成功。”可以说浪漫主义的艺术歌曲是植根于浪漫主义诗人那优秀文学诗歌丰富的土壤里。他不仅重视诗歌的内容和意境，还在不断发掘诗词的内涵，在创作技法上，无论是外境的烘托还是内心的刻画，都在着重追求和深化诗词的意蕴和潜在感受，而成为一种在诗歌基础上再创造的艺术。因此，歌词与音乐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汉斯立克的“语言只不过是一种符号”的观点显然是与艺术歌曲相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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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对经典之作施以刀斧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李六乙在他的解读中删去了剧中的钱太太一角，把她作了暗场处理。这一处理看似压缩，实为此版《家》中的重要一笔，甚至是关乎到全剧的立意和风格。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幕第一景中和第四幕第二景中。原作中第一幕第一景的结尾表现的是觉新与钱太太面对面，“觉新蓦然抬头望见，惊痛万状，钱太太也愣住，说不出话来。”这样的结尾很容易把矛盾聚焦在觉新与钱家的情感矛盾层面，这显然是不够深刻的。把钱太太删去后，李六乙改写了这一段结尾，他把结尾定格于觉新迎娶瑞珏的艰难步履，觉新的不甘、绝望把矛盾指向的是封建家族的专制，这一改写不仅较原作简练，对觉新的性格描绘也更见力度，同时也对主题的表达做了艺术的铺垫。
第四幕第二景是最后一场戏，也是李六乙改写得最为大胆的一场戏，没有了钱太太这一角色，大大缩减了剧中的日常，而把重心落在了瑞觉之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真正意义上的觉新的独白，这里的场景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钱太太城外的旧屋，而是建构起一个对立的，正在坍塌中的封建家族的意象性墓地。舞台呈现着静态和动态的两层意象，家族的人群在舞台后场区僵立，与舞台布景一起构成静态的社会影像，动态的意象则由倾诉的瑞珏、逃婚出走的觉民和琴小姐、脱离了缠足厄运的淑贞、离家出走的觉慧乃至死去的鸣凤和梅小姐构成，他们实则是觉新在瑞珏之死的震撼下产生的内心世界，是他内心的独白，他在倾听他们的声音，他在叩问自己的内心，他或许仍然走不出自己性格的藩篱，但他的抗争一定具有了呼唤的力量和启示意义，这就是《家》的价值所在。
一个钱太太没有了，加之诸如删减剧中的大房女仆黄妈，黄妈的戏份由鸣凤和刘四姐分别替代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使得剧作大大洗练了，《家》的矛盾冲突和主题表达更为简洁、集中，更具有指向性。并由此建构起浪漫的主题呈现，得到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风格样式，我以为李六乙的这一裁剪很见功力，这是对经典《家》的极为适合当下语境的演绎。由此，主题得以更加鲜明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并且具有了诗意的美感。
情感抒发和点化主题在《家》中表现得极为凝重、浓郁，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剧中的情感与主题，李六乙导演在《家》中贯穿着一条舞台中轴线上的纵深表达模式。如第一幕第一景中，当觉新妥协于家族压迫，违心地去迎娶瑞珏时，觉新从舞台前，被小孩子牵着往舞台深处的大门走去时，我们看到的是觉新的无助与不甘，濮存昕用了三次回望来表现觉新内心的痛苦与煎熬，而他的痛苦是在孩子们天真的欢喜和家族中人的得意中流露出来的，这更是对主题的深刻指向。第二幕第二景结尾处，梅表姐的第一次出场就是以纵深的焦点式亮相来强调梅表姐对于觉新乃至高家的影响，这条爱情的主线以极少的笔墨给人以沉重的震撼。梅表姐沿着舞台中轴线向觉新和瑞珏一步一步走来，这种内心情感的逼仄不仅压迫着觉新和瑞珏，也压迫着观众，而观众正是在这种压迫感中体会剧中人物的情感世界，完成着对悲情的审美。再有，第二幕第一景中的鸣凤之死，李六乙以极其唯美的方式去表现鸣凤死前的内心世界，他让演员以肢体语言，以慢动作的方式，把鸣凤对觉慧的“我爱”表达得淋漓尽致。带着这个“我爱”逃离冯乐山的觊觎，保全了她的爱情和内心的美好，所以鸣凤可以从容地走向她的“胜利”的死亡。这种情感的拉伸极具张力，悲情与美纠结在一起，达到了怜惜与悲愤的情感互动与主题的审美表达。第二幕第三景中梅表姐与觉新离别的一场戏，也是以这样的一个纵深的方式，与梅表姐的出场相对应，当梅表姐走向舞台深处的出口，转身消失的时候，这一特定的离情别绪被释放得十分浓郁，真是五味杂陈，耐人寻味。最后一场，瑞珏的死像是唤醒了麻木的觉新，他在瑞珏、觉民、觉慧、鸣凤，特别是在梅表姐的意象中舔舐自己的伤痛，他挣扎着反抗着决绝着，当我们看到他徘徊着走向舞台后方时，我们马上联想到第一幕时觉新绝望的样子，但这里所不同的是，同是向后走去，我们从濮存昕回望的眼神中像是看到了希望的种子，而这正是巴金先生最最迫切的主题所在。这种纵深的一咏三叹的情感与主题表达方式极为贴切地表现了巴金先生原著和改编剧作的思想风貌，也极为贴切地表现了那个年代的沉重的节奏和压抑情状。这一手法并不新颖，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贴切。现在有不少创作者，过于强调新颖，而忽略了贴切，而不知贴切是最关乎艺术创作命脉的，是深入人心的一条最为质朴的通路。
Abstract: Concrete behavior of this text in the music of romantic style from the piano music, is it explain romantic style issue of piano performance to come from speed , dynamics , sound , freedom speed four respect mainly. Through to exposition of content the above, also from play romantic period different piano some questions that work should notice of composer explain I.
Key words: Romanticism Piano music Speed Dynamics Sound
哥特艺术是人类为表达某种特定的生存理念及满足其精神慰藉和审美诉求而创造出来的伟大艺术形式。哥特式艺术形式主要是指一种区别于罗马风格的玉树形式。从十八世纪末以来的一些文学中具有共同的基调与文体风格而被归类于哥特文学范畴，两者的联系是其浪漫主义精神气质。哥特文学代表H.P.洛夫克拉夫特曾指出：“哥特文学中最为有力的道具中最重要的是：地处荒野的一座高大灰暗的哥特古堡建筑，潮湿的楼梯、荒芜的藤蔓植物……”这说明哥特建筑在哥特文学创作中成为文学家长期的关注点。哥特文学与哥特建筑艺术具有极其相似的文艺观，并受到各方文化人士的关注。从社会人文背景看，哥特文学和哥特式建筑艺术产生的背景都在动荡和繁荣的冲击中。哥特建筑艺术和哥特文学的复兴繁荣并非偶然，导致哥特趣味复兴的特殊情感与精神状态在很大程度上由方兴未艾的浪漫主义所激发，它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在思想观念、审美旨趣以及文化重心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朱迪斯・本内特和沃伦・霍利斯特在著作《欧洲中世纪史》中指出：“从罗马式到哥特的转变过程，也正是情感向更强烈、更精致的方向转变的过程，哥特建筑是生动的、挺拔的、热情的，满含着抒情诗与浪漫传奇中那种高度的敏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哥特文学作为欧洲文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地受到影响。哥特文学对于哥特建筑艺术的关注从贺拉斯・瓦尔浦尔创造的第一本哥特小说《奥特朗托城堡：哈里发沉沦记》就已经开始。由此开始，哥特文学创作的初期到成熟时期，哥特建筑艺术始终是哥特文学创作中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哥特建筑艺术中的浪漫主义探析
西方建筑史几乎没有其他阶段像哥特时期一样带来如此的风格诠释，这朵充满诗意和结构天才的奇异之花曾被解释为天主教、民族特性、建筑守诚、经院哲学等原因的必然表达方式。建筑物作为“凝动的音乐”，不仅具有美学上的功效，而且是人们心灵世界的一种物化形态。几个世纪以来，许多重要的文学家、美学家和艺术史家对哥特式建筑艺术的美学特征与本质都予以了深入的探讨。歌德曾在《论德意志建筑》中以极其浪漫的笔调记录了斯特拉斯堡带给他的心灵震撼。而黑格尔则从哥特式建筑艺术所体现的宗教精神出发，明确将其归入浪漫型艺术。在《美学》一书中，黑格尔将艺术分为三种类型：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就建筑而言，浪漫型建筑要求在形式结构上最大限度地体现哥特的精神内涵。而宗教建筑无疑是浪漫型建筑之典范，因为宗教本身追求的就是无限精神对有限物质的超越。在黑格尔看来，最能体现浪漫型建筑特征的就是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艺术。
哥特建筑作为城市兴旺安定的标志，是社会生活的中心，是市民感情的寄托，是城市生机的精神反映。哥特式建筑艺术的结构是尖拱（ogival or pointed arch）或称尖拱券和肋架拱顶（ribbed vault）。独特的建筑形式的魅力来自于比例、光与色彩的美学体验，即通过对光的形而上的沉思，通过对数与色的象征性理解，使灵魂摆脱俗世物质的羁绊，迎着神恩之光向着天国飞升。哥特式建筑艺术的这种向上自由飞升的努力以及两侧立柱相交汇于尖顶的形式体现了人的心灵对有限存在的超越和主体与上帝的和解。哥特式的建筑艺术是“把自己提高到越出单纯的目的而显现出它本身的无限，这种对有限的超越和简单而坚定的气象就形成哥特建筑的惟一的特征。”哥特式建筑结构本身所体现的对精神无限性的追索正是浪漫主义的内在动力与需求。浪漫主义艺术崇拜力量、激情、诗意，追求奇异不凡之美，痛苦与冲突之美以及震撼之美，这使它们傲然自得地超乎那沉静、平衡、规矩、微小、平凡的事物之上。哥特式的建筑中追求的变动是浪漫主义打破古典式单纯与静穆的方式，变化本身是对自然千差万别、不拘一格的模仿，它把艺术从机械的程式与规范中解救出来，赋予其丰盈的生命力与生动的表现力。因此，哥特式建筑艺术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浪漫主义美学取向与精神诉求，为哥特文学的创作者们所推崇。
二、哥特文学理论中的浪漫主义
哥特文学中的背景环境通常会设置在哥特建筑中，通过对哥特式建筑的刻画与展现，孕育恐惧、黑暗、压抑的情感。建筑艺术中的哥特风格彰显了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涵，而文学中的哥特风格同样与浪漫主义息息相关。“浪漫”源于英文中的Romance，是“传奇”的意思，这种传奇最早由罗马语写成而得名。因此，传奇是滋养浪漫的根基。黑格尔也认为哥特式是浪漫的，因为它的不规整性打破了传统古典式的宁静。在哥特式文学诞生之前，浪漫主义运动已在英国悄然兴起，它表现为轰轰烈烈的复古运动以及一系列正在改变的审美趣味与标准。浪漫主义作为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来超越现实的乏味与有限。而浪漫主义的超常想象力正是哥特艺术的显著特点。
哥特建筑成为哥特文学作品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是由于当时的社会人文环境，整个欧洲文化界对建筑艺术的关注；二是哥特小说的创始人贺拉斯・瓦尔浦尔个人兴趣中，对哥特建筑艺术的热爱。他居住的草莓山庄是一所仿哥特建筑的古堡，在创作《奥特朗托城堡》时，为了在小说中创造哥特式的恐怖气氛，并使其产生良好的艺术效果，贺拉斯思想受到哥特建筑的启发。他率先把充满神秘浪漫色彩的哥特古堡引进小说中，使其成为人物活动的舞台和情节演进的环境。哥特文学的表达方式脱离了由笛福等人在l8世纪上半叶确立的文学传统，不受真实性与可能性之束缚。哥特文学的场景往往设置在遥远的中世纪或充满异域情调的东方和欧洲南部，这种时间与空间上的疏离为哥特风格的艺术家的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维度。它体现在哥特文学家们拒绝描写日常平庸的生活，他们采用超自然的素材，运用虚幻的场景、离奇的情节、夸张的手法讲述神秘、荒诞、超凡的人物与事件，浪漫主义者正是通过想象编织的奇迹来对抗常态的生活。
哥特建筑在哥特文学作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哥特文学的创作主题呈现了人类心灵世界的邪恶领域，它为理性光照下的十八世纪构建了一个野蛮而黑暗的过去。在哥特艺术构筑的世界中有对中世纪乌托邦式的幻想，对古诗民谣考古式的发掘，对如画废墟、风景园林以及东方异国情调的激赏。与此同时，也有一种恐惧、阴郁、颓败的艺术审美取向在文学中逐渐酝酿。哥特式文学艺术中总是着力表现消极的与非理性的方面，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将心灵世界放大，使之把失常与异化纳入进来，这些被压抑的情感与思想往往通过梦境、幻觉甚至疯癫来表现。哥特式文学艺术正是通过进入这些不受理性掌控的意识之外的领域来深入探讨人类的内心世界。从哥特文学的上述特征中我们不难看到浪漫主义所强调的诸多价值，对野蛮原始、离奇古怪、超常力量、非凡人物、强烈情感与夸张想象的偏爱以及对隐蔽欲望、邪恶本质的直面揭示。因此，哥特文学艺术享有“黑色浪漫主义”之称。
在艺术情感的表达方式上，哥特文学与浪漫主义都将情感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情感的抒发往往寄情于自然，浪漫主义欣赏田园牧歌式的静谧，也讴歌大自然充满原始野性的崇高之美。而哥特文学中层峦叠嶂的高山、岩石突兀的峭壁、强盗出没的幽暗森林、惊涛拍岸的海滨礁岩、骤然出现的雷鸣电闪、狂风暴雨无不唤起崇高的激情。爱尔兰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关于崇高与美的概念起源的哲学探讨》中将恐惧作为崇高的心理基础，因为恐惧是人类各种情感中最强烈的，没有哪种情感能像恐惧那样有效地使精神丧失一切行动与思考的能力。此外，哥特文学艺术又通过一系列的极端对立来保持情感的高度敏锐，助长了夸张的情感，唤起放纵的激情，它使读者不寒而栗，并满足其迷信的幻想，滋养他们对神秘与奇异的好奇。
三、结语
德国学者艾诺・雷罗在《闹鬼的城堡：英国浪漫主义要素研究》中指出：“如果哥特建筑消失了，整个浪漫主义运动就会失去根基。”哥特式艺术的复兴影响哥特文学的出现作为浪漫主义运动的先声，传递了浪漫主义的精神特质与美学主张。正如德国现代艺术家威廉・沃林格尔教授在《哥特形式论》中指出：“文学中的哥特主义与建筑艺术中的哥特主义表达了同样的美学与哲学观念，建筑和文学艺术都是对世界领悟和思辨的产物，他们形成了某种共同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渊源。”哥特式的艺术风格从属于浪漫主义，它是对启蒙理性与古典主义的反驳和颠覆。哥特式建筑艺术与文学艺术代表了艺术领域突破古典传统规范的革命性力量，而任何革命性力量都不会甘于平庸，在强大的意志力驱动下，在无法妥协的对立冲突中，哥特建筑艺术与哥特文学都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追求极至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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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168—03
19世纪（1830—1900）的音乐，常被称作浪漫主义音乐。钢琴在19世纪是颇受人们欢迎的一种乐器。尤其是踏板能使声音延长，并柔和地减弱消失，这种富于幻想的音响回荡，最符合浪漫主义的音乐理想。[1]（119）浪漫主义音乐的体裁及表现手法在钢琴音乐方面也与古典时期有很大区别。出现了诸如即兴曲、夜曲、音乐会练习曲、幻想曲、无词歌等名目繁多、前所未见的新体裁，而且许多都带有标题音乐的性质。
贝多芬的创作继承并发展了18世纪以海顿、莫扎特为代表的古典音乐风格，并且预示了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特征。他的作品既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又有强烈的时代感；既有古典音乐中的美感，又有浪漫派音乐中的真切感情，他是横跨两个时代的桥梁式的人物。
在维也纳这座城市里，舒伯特和贝多芬共同度过了30年，但他们是属于两个时代的人，政治上的巨大变动，艺术风格上的变化，以及舒伯特的个人经历与思想性格，使他以独特的艺术个性标志着新的浪漫主义时期的到来。[2]（229）与刚强热情、巨人傲岸般的贝多芬相比，舒伯特更多地表现出女性化的温柔和细腻；他将自己看做是这个世界的过客，将人生看成是一系列情绪的波动。可以说，钢琴音乐中纯粹的浪漫主义气息正是从舒伯特开始的。艺术歌曲和浪漫主义钢琴小品是舒伯特创作中绽放的两朵瑰丽的小花。
舒曼有着奔放、热情和光辉的气质，脑子里充满着优美的幻想。他的创作主要是写自己的内在感情和心理变化，具有一定的自传性，深刻而细腻、丰富而多变的感情以及鲜明而具体的标题是舒曼作品的特征。
李斯特是钢琴演奏艺术与技巧方面的巨人，他首创了“交响诗”体裁。这是一种单乐章的具有描写、抒情性、叙事性，可以表达某种诗意的管弦乐曲，最重要的特征是具有标题性。李斯特主张“标题音乐”的原则，他力图使音乐和文学、美术相联系，他的抒情小品和音画性的钢琴曲集也是浪漫主义钢琴音乐中富有特色的部分。李斯特晚年在和声上的大胆尝试开创了通向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音乐之路。
勃拉姆斯在19世纪下半叶文学化、标题化的音乐主潮中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用古典主义的旧瓶，装浪漫主义的新酒，写出了大量富于醇厚的抒情气质的交响曲、协奏曲、钢琴曲和合唱作品，钢琴作品虽不是他最主要的创作体裁，却是他的全部创作的起点。勃拉姆斯的钢琴风格虽没有肖邦的优雅，也没有李斯特的光辉和华丽，但具有更多史诗般的宏伟性。
19世纪钢琴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一举登上“乐器之王”的宝座。情感性、炫技性、民族性、标题性是浪漫主义钢琴音乐在表现、技术、根源和内容四个方面的特性。
一、 注重个性表现和强调情感表达
在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在19世纪已经被普遍接受，并成为时代的主流，在此观念指导下以强调个性独立、表现个人情感为特征的浪漫主义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与古典主义以及莫扎特乐曲中所表现出的乐观、理性、节制、人为的高雅等诸多特点不同的是，浪漫主义者更为注重自我感觉、自我表现与灵感，浪漫主义音乐更为侧重于将各种社会现象透过个人心理的主观感受表现出来，因而，抒情性、自传性、强烈的情感表达和心理刻画成为浪漫主义艺术的又一特征。这其中有代表纯主观的、但也有反映一定社会普遍性和典型性的情感。李斯特作为一个匈牙利人，高超的钢琴技巧下，蕴含着对祖国命运的真诚关注，民族的英雄和历史人物，民间音乐的节奏和音调，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鲜活的运用和反映；肖邦被誉为“钢琴诗人”，他通过钢琴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深情，把钢琴的表现力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舒曼的作品短小精炼，洋溢着生命的激情，富有深邃而浪漫的意境；门德尔松的作品均衡典雅、清新流畅，旋律富于歌唱性。浪漫主义钢琴家用极富个性的音乐语言，表达了主观的情感，丰富了我们的情感天地，成就了五光十色的钢琴情感世界。与细腻的表现手段相对应，用来指示乐曲情感特征的音乐术语也大量出现。如：激动的、热烈的、如歌的、忧伤的、可爱的等等。这些术语不仅对乐曲情感的表达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体现出创作上表情达意的目的，同时，也具有了某种标题性的含义。
二、 炫技性的作品大量涌现
19世纪的社会音乐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音乐家终于摆脱了对教会、贵族的依赖，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方面得以独立。艺术已不再是贵族们独享的娱乐，富裕的中产阶级成为新的音乐生活的重要参与者，他们购买音乐会或歌剧的票，订购作曲家作品的乐谱，以及让自己的夫人、女儿学习唱歌、弹琴等，这些都与音乐家的收入息息相关，为了在公开音乐会上增加自己作品的听众与买主，音乐朝着华丽辉煌和技艺高超的方向走去，无论是瓦格纳、柏辽兹，还是李斯特、帕格尼尼都曾经历过这种新的生活运转方式。
自1913年英国艺术家贝尔出版了《艺术》一书，其著名的论断“有意味的形式”在艺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贝尔把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形式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①发端于18世纪末期，兴盛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浪漫主义绘画是一种典型的“有意味的形式”，其代表人物包括格罗、热里柯、德拉克洛瓦等，主要作品有《拿破仑访问雅法的鼠疫患者》《美杜莎之筏》《自由引导人民》《萨尔丹拿帕勒斯之死》《向前冲锋的阿拉伯骑兵》等。17世纪中晚期以“四僧”为代表的清初个性派绘画，其代表人物是弘仁、髡残、山人、石涛，他们的代表作品分别有《黄山始信峰图》《苍茅凌天图》《荷石水禽图》《淮扬洁秋图》等。浪漫主义绘画与“四僧”的个性派绘画虽然是中西两种不同的绘画派别，但他们所处的时代都是社会大变革时期，在表达对社会的关注、对统治阶层不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在艺术表现方法和风格上又有较大的差异。
一、创作源泉上的比较
两个画派都善于取材于自然和社会现实生活，如清初弘仁的《黄山始信峰》、石涛的《淮扬洁秋图》、山人（朱耷）的《荷石水禽图》，其创作题材明显来源于对生活场景的仔细观察和提炼。而法国浪漫主义画家格罗的《拿破仑访问雅法的鼠疫患者》、热里柯的《美杜莎之筏》、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更是来源于对现实重大历史事件和生活场景的艺术再现。但是，其在创作取材的类别上有明显差异，“四僧”的艺术取材具有中国文人画的特色，善于抓取生活现实中的自然实景，借物抒怀言志，在他们的笔下，一座山峰、一片荷叶、一只水禽、一汪秋水便唤起了画家无限的遐思，他们把师法自然与其内心的悟性相结合，将自然之物的本身特性化为他们抒情写意的载体，而把现实的人置身于画外，即使画面上有些人物点缀，也只是草草几笔。法国浪漫主义画家的取材一般更看重人物的主体作用，把人的喜怒哀乐艺术化地再现于画面，特别是他们善于发现具有激烈动荡、打破常规、富有感染力的场景，在此基础上加以大胆和夸张的提炼，努力营造以人为主的画面场景，给人一种直观的视觉冲击感。
二、感情抒发上的比较
清初“四僧”绘画趋向于含蓄的表达，体现了东方文化的特征，要读懂其绘画的深层内涵，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和历史知识，如弘仁以黄山之风景来展现其独创的幽冷宁静的意境，②给人以超凡出尘的美感。而朱耷的变形题字，以及对荷草花鸟禽的夸张描述，则寄托着他对国破家亡的愤恨，同时也是对其终身不事清朝、以画笔表述反清情绪的写照。石涛的风景画时常流露出对明室灭亡的悲痛，像顶风不倒的芦苇、挺拔的荷叶、苍古的松树等，都表达了画家内心不屈的情愫。浪漫主义绘画更注重借人抒情，如热里柯在《美杜莎之筏》一画中，将人的命运、人的生存欲望作为其关注的焦点，③借助夸张变形的动作、扭曲伸展的躯体、明暗反差的海天，表达了对政府当局漠视民众生命的猛烈批评。而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以尸横遍野、硝烟弥漫的战场烘托自由女神带领人民勇往直前、冲破旧的统治枷锁的精神。德拉克洛瓦的另一幅画《向前冲锋的阿拉伯骑兵》，以红霞满天为背景，衬托飞驰而过的阿拉伯骑兵的勇猛，具有很强的动感，把紧张的战斗场景化为极富浪漫情怀的描绘。
三、笔法构图上的比较
两个画派都不恪守常规，常以不对称、变化的构图方式表现独有的艺术效果。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的油画《萨尔丹拿帕勒斯之死》，画面中主要人物被安排在一条对角线上，且以红色渲染，更凸显了场景的惨烈，表现了紧张、恐惧、残忍等情绪。这种艺术表现方式契合了黑格尔④曾指出的，浪漫型艺术让理念溢出有限的形式而返回到无限自由的自身。与浪漫型绘画的构图截然不同，朱耷的《荷石水禽图》则以大尺度留白的构图来引发观者无限的遐思。在具体笔法上，清初“四僧”更多的以笔墨的浓淡、线条的疏密表现一种极具文人情怀的画面意境，有一定的抽象性，他们以不同的皴法来表现山石的无穷变幻，以不同的线条来表现古树苍松的气势，以不同的墨色来表现花草的韵味。浪漫主义绘画则更多地采取对比强烈的色块来展现场景，营造艺术震撼力，更具写实性。
通过比较分析两种画派风格，给笔者以下几点启示：
1.要带着感情去创作。富有感情和激情的作品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画家要用画笔向世人传递明确的个性特征和价值取向，正如黑格尔所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因此，艺术家要把现实生活中人和物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艺术化地再现于画面。
2.要取材于自然和社会实践。艺术来自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艺术家只有到现实社会中去观察生活，才能取得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才能激发创作灵感，先贤们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搜尽奇峰打草稿”，强调了师法自然、取材社会的重要性。
3.要推动中外艺术相互借鉴。当今社会，各种艺术思潮和艺术流派异彩纷呈，这也引起了各种艺术观念、创作方法、表现风格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国际间文化艺术的跨界流动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积极借鉴西方艺术创作中有益的成分，特别是绘画技法和材料，能够进一步提升艺术创作水平，同时也能让艺术作品更好地得到国际上的认同。
结语
法国浪漫主义画派及清初个性画派在历史上都产生过较大影响，至今仍有借鉴意义。若在绘画教学和创作中，积极吸收两个画派在情感表达方面的风格特点和技法，有助于提高取材、造型和表现能力，提升美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认同度。
注释：
①王一川.艺术学原理[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7.
②洪再新.中国美术史[M].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370.
【中图分类号】：I【文献标识码】：A
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这一阶段，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这离不开古典主义文学的基础积淀，正因为有古典主义文学这一有力支柱，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才实现了继承与超越。古典主义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根植土壤，其在主题思想与体裁、题材及技巧上都继承了古典主义文学的精髓部分，因而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与古典主义文学之间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
一、主题思想和体裁的继承
主体性的体现、主观情感的表达、想象性思维的发挥，这些都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者所重视的三大元素，而这些元素通常都是凝聚成文本主题思想的关键部分，于是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其主题思想纷纷达到了一定的理性程度及文学高度，但这些都离不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在创作主题思想上对古典主义的充分继承。无论是一首浪漫主义的诗歌作品，还是一首古典主义的诗歌作品，其都是创作者心灵、情感与体验的表达，融入了创作者理性的主题思想，因而读者才能从诗歌作品中感受到其所特有的审美魅力。
如在浪漫主义诗歌作品《西风颂》中，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不仅在诗歌体裁上继承了古典主义，而且还将古典主义的理性创作思想运用在诗歌创作当中，于是乎这首浪漫主义的诗歌作品备受广大读者喜爱。在创作中，雪莱虽然继承了古典主义诗歌的十四行诗体裁，但是为了突出其诗歌中的理性主题思想，雪莱对十四行诗体裁进行了重新创造，具体表现在采用三行诗的结构形式，在诗歌创作中运用跨行诗与跨段诗的手法，还巧妙互换十四行诗与三连韵诗的位置。因而，《西风颂》这首浪漫主义的诗歌作品在体裁上就具有了一种恢宏的气势，当然要完成这样的创新，这与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具备理性的创作思想密不可分，因为只有诗人雪莱在诗歌创作中充分植入理性思想，这样才能驾驭整首诗歌在体裁上的重新创造，从而确保诗歌作品的浪漫独特性与主题思想内涵的深远性。
二、题材和技巧的继承
由于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主题内涵、主题意识的表达需要通过作品题材与内容才能得以被读者感知，因而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在对作品的题材与内容选取上十分用心，这一点在古典主义文学创作中同样备受作家们的重视，所以足以表明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在题材选取上对古典主义文学的继承性。当然，选取具有现实意义、针对性的题材与内容对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家来说十分重要，但作家们借鉴与运用古典主义文学的创作技巧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将讽刺技巧、比喻技巧、幽默技巧等运用到浪漫主义诗歌作品当中，能够进一步升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文学意蕴，从而更好地传达浪漫主义文学作家的创作思想及情感。
在选取题材上，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家大多都会选择那些极具表明自身主题思想与主题意识的题材，包括社会中统治者的残暴一面，从而传递出作家们对社会的关注，对民众的文学关怀，对一切残酷、阴暗现实的辛辣批判。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布莱克、拜伦等，这些诗人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都具有古典主义的影子，在作品题材与技巧上借鉴及继承了古典主义；雪莱的《麦布女王》、布莱克的《经验之歌》、拜伦的《唐璜》等，这些优美的浪漫主义诗歌作品都传达了诗人们对黑暗社会与残暴统治者的批判，寄寓了诗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在济慈的诗歌《赫坡里昂》中，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则借用古典主义幽默写作技巧在诗歌中传达他对英国民众的文学性关怀。
结语：综上分析，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与古典主义文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我们知道不同时期的文学都是在相互继承与相互超越中实现发展的，对于古典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同样适应。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是建立在古典主义文学的基础上实现发展，浪漫主义文学作家对古典主义文学进行了充分的借鉴与继承，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作家们对古典主义主题思想、体裁选用、题材选取、技巧运用的明显继承性。不可否认，古典主义文学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力，正因为有着古典主义文学的积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在继承其精髓经验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实现超越，进而推动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不断完善及成熟。
【参考文献】
[1]王莎烈.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对古典主义的继承与超越[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7（1）：84-86.
[2]田春，孙辉.论康德艺术观的古典主义倾向[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3（3）：21-24.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1-0077-06
[作者简介]方 丽（1965—），女，重庆人，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生态批评及英美文学研究。（重庆 101331）
[基金项目]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绿色的文化批评：英国生态批评研究”（12SKE1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Green Romanticism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Place： A Study of Jonathan Bate’s Ecocriticism
Author： Fang Li
Abstract： As a pioneer of British ecocriticism， Jonathan Bate reevaluates literary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He digs out a sense of place embodied in the romantic poems，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harmony between mind and nature. His research has offered an op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romantic poem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statement about Bate’s ecocritical theory. By investigating Bate’s ecocritical discourse about “romantic ecology” and “ecopoetics”， main characteristics are explored. Comments on hi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ecocriticism are included.
Key words： Jonathan Bate； ecocriticism； green romanticism
生态批评是继女性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等之后，新出现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生态批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英初露端倪，从90年代至今得到迅速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当代西方乃至世界范围的文学批评活动的重要力量。生态批评的出现，为面临种种困惑和争议的当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打开了新的思路，开拓了新的领域。在西方生态批评领域中，英美两国是这一新兴的文学批评模式中两支重要的力量，他们尝试以关注人类生存前景为出发点的生态批评为研究方法，重审经典文学作品，使文学研究走向了广阔的生态学视野。在英国生态批评领域，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贝特继承了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以来英国的文化批评传统，把生态学原理运用于文学批评中，将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为研究对象，重新审视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探讨浪漫主义诗人所具有的人与自然相融合的生态意识，挖掘这种有机论的自然观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对生态批评在英国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也因此被誉为英国生态批评的先驱。
一、《浪漫主义的生态学》：英国生态批评的开山之作
从通行的观点来看，英国生态批评的出现略晚于美国。美国生态批评萌发于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流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而英国生态批评的出现，一般是以1991年贝特的专著《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华兹华斯与环境的传统》（Romanic Ecology：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的问世为标志的。其实，贝特并不是从生态视角研究浪漫主义作家的第一人。早在1974年，美国批评家克罗伯（Karl Kroeber）在其浪漫主义研究中就引入了生态学的概念。①贝特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浪漫主义的生态学”这一概念的。1977年，美国环境史学家沃斯特（Donald Worster）就在《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一书中提出了“浪漫主义的生态学”的概念，沃斯特所说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主要是指美国超验主义作家梭罗的生态思想，同时也提到了英国和德国浪漫派文学家的生态思想。②尽管如此，浪漫主义研究的绿色转向真正开始得到批评界的广泛关注还是在2001年贝特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出版以后。
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中，贝特从文学和文化的意义上最早把“浪漫主义”与“生态学”联系起来，并从生态学的角度对浪漫主义文学进行了重新评估。在这部书里，贝特使用了“文学的生态批评”③这一术语，这一著作的问世，“标志着英国生态批评的开端”。④
《浪漫主义的生态学》被誉为英国生态批评的开山之作，它的出版引发了一股重新评价和解读浪漫主义诗歌的热潮，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生态批评的兴起和发展，生态批评在英国逐渐升温。
如果说美国生态批评与爱默生、梭罗为代表的美国先验主义文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话，那么英国的生态批评则与浪漫主义研究传统是分不开的。英国的浪漫主义研究传统上至18世纪末，下至20世纪90年代。在这些研究中，既有作为政治-历史阅读的外在批评，也有作为审美-形式阅读的内在批评。20世纪以来，无论是新批评、结构主义，还是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都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英国浪漫主义，也得出了颇有洞见的结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对浪漫主义作品的解读。在对浪漫主义诗歌的重新解读中，以哈特曼和布鲁姆代表的解构主义学派认为，浪漫主义诗人“寻找的是想象、独立和眼前的快乐……一种超验的自然”。⑤因此，哈特曼认为，华兹华斯并不是一位自然诗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梅甘（Jerome J. McGann）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批评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历史为代价，赋予想象以特权。它寻求超验而躲避现实，文化成为每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宏伟的幻想。”⑥哈特曼和麦克干等人对浪漫主义诗人的重新评价，颠覆了前人对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定论，他们以其敏锐的政治-历史意识揭示了浪漫主义作品所隐藏的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这无疑对我们全面理解浪漫主义作品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后，随着20世纪90年代生态批评这一股席卷全球的批评浪潮的兴起，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却受到了以贝特为代表的英国生态批评家的挑战。贝特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哈特曼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解读抛弃了自然，将我们带人先验的想象中；而20世纪80年代以麦克干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解读又抛弃了先验的想象，把我们带回到历史和社会中。21世纪60年代对浪漫主义的解读是理想主义的标准，赋予想象以特权；80年代对浪漫主义的解读则是后阿尔都塞式的标准。前者假定人类思想高于自然，后者则假定人类社会经济比自然经济更重要。在贝特看来，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具有与现实和未来对话的能力，华兹华斯的绿色阅读就是经典文学作品的典范。从一方面来看，华兹华斯的诗歌具有很强的历史影响力，在其诗歌中所体现出的浪漫主义传统就是尊重地球，质疑经济增长和物质生产的合法性，这正是当今生态学所倡导的观点；另一方面，华兹华斯的诗歌也具有很强的现代感召力，因为浪漫主义预言了有可能在下一个十年出现的最紧迫的政治生态问题，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稀薄，热带森林毁灭，酸雨，海洋污染等。贝特认为，是时候让华兹华斯恢复“自然诗人”这一称谓了。重新学习华兹华斯看待自然的方式，并不是真正能够对政府有关“绿色”问题的政策有任何影响，其重要的价值在于弘扬环境意识传统的历史。华兹华斯并不是开启这一传统的第一人，但是他对于这一传统有着重要的影响。贝特也指出：“如果说浪漫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它并不是如麦克干所说的是一种想象的理论，是一种理想主义者和象征的文本。它是一种生态系统的理论，一种实用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文本。”①
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的前言部分，贝特指出：“文学批评家的目的不仅是诠释，而且也要辩证地论述。批评家总是有选择地阅读文本、让文本为他们的目的服务。……虔诚的19世纪评论家评论华兹华斯时，使用的是宗教话语，自由的20世纪末的批评家们用女性主义话语论述浪漫主义，无论是那时的还是当今的评论，都是强调诗人作品中的某些东西，或没有的东西，以此来满足特定读者的特定的需求。而我希望我对华兹华斯的阅读属于另一类阅读：既是批评家的目的也是作者本人的目的。这样的阅读能够在读者与死去的作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交流，这种交流会带来某种特殊的享受和对忍耐的感悟。”②因此，《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倡导这样一种观点：华兹华斯让读者懂得如何看待自然世界，如何生活在自然世界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享受或忍受生活。在浪漫主义诗学中，诗不仅存在于语言之中，更存在于自然之中。它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的手段，更是人与自然界交流的手段。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敬畏着绿色的大地。因为它认识到，离开了绿色的事物，人类从肉体到心灵都无法生存。人类只能在大自然和感觉的语言里，找到最纯洁的思想的支撑，心灵的保姆、引导者和保护者，整个道德生命的灵魂。
贝特也关注华兹华斯诗歌中有关“地方的想象”的话题。在《浪漫主义生态学》“地方的命名”一章中，贝特探讨了华兹华斯诗歌中对地方的演绎。在贝特看来，熟悉、了解并珍视一个地方有三种方式：一是长期居住此地，二是对地方的命名，三是通过学习有关地方的知识。贝特提到的第二种方式主要是针对文学作品中作家对地方的命名而言的。贝特认为，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命名就是与地方同化。”我们感觉诗人就在诗里，诗人与一个具体的地方是结合在一起的。对于华兹华斯，命名是一种想象力的驰骋，也是与大地合一的象征。贝特指出，人对地方的记忆会堆积起来，不断被唤醒，华兹华斯“对地方的命名也是一个唤醒记忆的过程”。①
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中，贝特重新审视了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传统，概述了由华兹华斯以来包括约翰·拉斯金、威廉·莫瑞斯和爱德华·托马斯等人形成的关注环境的传统，采用“生态学的批评”，将“浪漫主义”与“生态”的概念连在一起，探讨浪漫主义诗歌中反映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理念，重新将浪漫主义诗歌与自然联系起来，挖掘了浪漫主义诗歌中心灵与自然相互交融而产生的家园意识，打开了解读浪漫主义诗歌的另一种可能性，使我们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当代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于新兴的英国生态批评起到了提示、倡导和促进的作用，此后涌现的重新解读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批评热潮，与贝特的开创性研究是分不开的。
二、《大地之歌》：“生态诗学”的构想
2000年贝特出版了第二部生态批评专著《大地之歌》，发展和完善了“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思想。在《大地之歌》中，贝特将文本范围扩大到英美两国的现当代作品，从简·奥斯汀（Jane Austin）到伊利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作品所具有的生态价值。
贝特提出了“生态诗学”（ecopoetic）的概念。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的哲学思想激发了贝特的灵感。eco-来源于希腊文oikos，意思是“家园”或者“栖居地”。贝特指出“栖居”意味着一种归宿感，一种从属于大地、被大自然所接纳、与大地共存的感觉。它的对立面就是失去家园。这种归宿感的产生有两个前提：一是“诗意地”生存，生存在审美愉悦当中，生存在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当中；另一个前提就是非常值得地生存，而要做到“非常值得”得生存，就必须尊重大地，对所栖居的大地负责任。在贝特看来，“生态诗学”不应该是政治性的，更不应该是宣传性的，而是提倡“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把地球当作家园或栖居地，这样，才能让诗歌成为拯救地球之所。贝特相信，文学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使用，能够把我们和自然世界重新联系在一起。②
在《大地之歌》中，贝特探讨了浪漫主义诗人对地方的演绎与实践，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地方与浪漫派诗人的环境意识、对地方的感知和意识等方面联系起来，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他试图建构一种浪漫主义的“生态诗学”。贝特“生态诗学”的关注点是诗歌所具有的诗性力量，他认为生态诗学是为“他者”代言，尽管生态诗学在自然之外代表“自然”说话，但是生态诗学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诗歌中，寻求人类的权利是寻求自然权利的一部分。”在贝特看来，诗是人类想象和体验的创造物，它从历史和社会中退隐到自然，诗人在自然中享受简单的生活，体验自然审美的快乐。“田园的主题是诗歌的主题，也就是诗本身。”在田园主义的自由、单纯和热情的生活中，人与自身的情感直接地相互融合。诗歌溶解了人的精神和自然，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之间的界限。诗人基于情感的体验与自然交流互动，与自然同在，走向与自然合一的状态。这种与自然的溶合并不是从文明社会中隐退，逃避社会的责任。因为诗人不是批判，而是写诗，使诗歌成为人类在自然中的栖息之地。所有的诗歌都是为人类在自然中建立的栖居之地。如果人类不再因物质的享受而掠夺自然，让自然在人类的心灵中安居，地球就可以得到治愈。“人类栖居着，因为他们拯救大地。如果诗是栖居最本源的进入，那么诗就是我们拯救地球之所。”①
贝特的“生态诗学”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环境以及生态系统的有机联系。浪漫主义诗人将自然环境与诗人心灵完美地融合起来，打破了笛卡尔式的心灵与物质、主体与客体、自然与文化等的二元对立，这是浪漫主义诗歌所体现出的最为重要的生态思想。拜伦的《黑暗》告诉我们，当生态系统被破坏，人际联系也会遭到相同的摧毁；济慈的《秋颂》和柯尔律治的《午夜霜》思考的则是我们与其他事物尤其是大地的联系，这种联系是脆弱的，但却是美丽的，而且对于生态整体性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三、绿色的浪漫主义
贝特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和“生态诗学”使浪漫主义研究的绿色转向得到英国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大量相关的研究和讨论。1997年举行的“文学与自然环境会议”，以及1998年的“文化与环境保护主义会议”都有从生态视角所进行的浪漫主义研究。2001年7月由“英国浪漫主义研究协会”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举行了以“长盛不衰（sustaining）的浪漫主义”为主题的会议，从生态视角对浪漫主义的重新解读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2006年6月，威尔士大学浪漫主义研究中心又举行了以“浪漫主义，环境，危机”为主题的会议，此次会议的所有议题都是探讨浪漫主义研究中的生态政治问题。
浪漫主义研究的绿色之风也刮到了大洋彼岸的北美学界。专注于浪漫主义研究的美国批评家卡尔·克罗伯（Karl Kroeber）于1994年出版了《生态学的文学批评：浪漫主义的想象和心灵生态学》（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omantic Imagining and the Biology of Mind）。在此书中，克罗伯提出了“生态学的文学批评”的概念。像贝特一样，克罗伯主张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对浪漫主义诗歌进行重新评价。克罗伯指出，文学批评应该重新建立与社会其他领域特别是现代生态学的联系，生态学的文学批评关注自然过程和文化过程的相互联系。有关自然的诗歌表达了浪漫主义诗人最深厚的政治义务和责任。浪漫主义诗人认为：“艺术的实用功效不仅负有对社会的责任，还负有对自然的责任。浪漫主义诗歌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这是人类最根本的能力，它能使我们与的环境发生互动。想象力在诗歌中得到实现，因此能为解决实际的社会和伦理困境做出贡献。浪漫主义批评家时刻牢记的是，人类是环境最重要的部分，这正是当今社会的人们所忽视的东西。在克罗伯看来，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是在文学上首次预见当代生态学概念的文学。”②
2000年9月，“北美浪漫主义研究会”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行了以“浪漫主义和自然”为主题的会议。在同一年，麦克库西克（James Mckusick）出版了专著《绿色写作：浪漫主义与生态学》（Green Writing：Romanticism and Ecology），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以及美国自然文学家置于“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或“绿色写作”范畴之中来加以考察和研究。也在同一年，由史蒂夫（Rosendale Steven）编辑出版了论文集《文学研究的绿化：文学、理论与环境》 （The Greening of Literary Scholarship： Literature， Theory， and the Environment），其中也有“浪漫主义的生态学”研究成果。
如今，“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或“绿色的浪漫主义”已成为生态批评的一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它倡导一种文学生态思想，弘扬有机整体论的自然观，具有一种深切关怀自然的生态伦理精神。同时，许多批评家将贝特的研究视角从关注浪漫主义作家的自然思想扩展到关注城市生态以及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浪漫主义时期的生态政治问题。
在近期发表的论文“英国浪漫主义研究中的生态学”中，加拿大学者哈钦斯（Kevin Hutchings）认为，华兹华斯提倡建立国家公园来保护湖区的自然景观，他的诗歌有时也表现出一种认可城市的微妙态度。哈钦斯指出，浪漫主义作家既批判城市空间，也承认城市自然的价值，他们其实也是创立或保护城市绿色空间的倡导者。哈钦斯预测，随着“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或“绿色的浪漫主义”研究的发展，与城市生态学相关的问题一定会在这一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①
“浪漫主义的生态学”研究的另一个最新发展是当代殖民主义生态学对浪漫主义时期相关议题的解读。比维尔（Alan Bewell）在《浪漫主义与殖民时期的疾病》一书中，采用了一种生态-唯物主义的视角，研究欧洲殖民主义的生物医学的语境。比维尔认为，“殖民化不单是一种军事行动，而完完全全是一种生物学的和生态学的事件。”②在浪漫主义时期，有关殖民主义的讨论中，疾病的意象，远非仅仅是指“有关种族文化焦虑的隐喻的投射，通常是指显而易见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现实”。③比维尔指出，事实上，殖民主义是由改进思想和文化来建立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健康的旗帜下，殖民主义也志在改善殖民的生态环境，以及居住在此环境中的人们（包括外来的和本地的）。”④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