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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莞地区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的建设情况；
1.1东莞共享工程的概况与建设目标；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东莞市分中心自2003年成立以来，根据国务院、文化部的要求，结合地区实际和图书馆发展趋向，依托全市城乡图书馆总分馆网络体系建设，大力推进文化共享工程分中心、镇级基层服务点和村级基层服务点三级网络建设，形成了城市帮助农村、中心带动基层、区域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1.2如今东莞共享工程的建设情况；
从03年开始，东莞市共享工程分中心充分依托东莞图书馆总分馆网络体系，大力推进共享工程建设。截至2008年下半年，东莞32个镇（街）图书馆都已经成为基层服务点，实现镇级全覆盖率100％，镇、村两级基层服务点共达到123个。按照国家共享工程中心的要求，我们的基层服务点在硬件设备和服务效果上都已经达到一级标准，文化共享工程服务与东莞当地的图书馆之城建设相结合，共同促进，收到良好的效果。
1.3东莞图书馆总分馆体系的简介；
东莞地区在行政架构上分为市、镇、村三级，东莞图书馆（文化共享工程东莞分中心设在东莞图书馆内）是由市财政资助的公益型事业单位，目前东莞图书馆下属的分馆共有40个（其中镇级分馆26个，村、企业、学校分馆14个）。随着市委、市政府关于东莞打造图书馆之城的目标的实施，总分馆在业务上的往来越来越频繁，使得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变得密不可分，利用已经成形的总分馆网络推进共享工程建设，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东莞走的是一条有东莞特色的共享工程建设之路。
2．依托总分馆体系，推进共享工程建设；
2.1依托总分馆体系，把镇级图书馆改造成基层服务点；
从2003年起东莞着力构建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截至2008年下半年，已经加入总分馆体系成为分馆的图书馆达到40个，镇一级分馆达26个。已经建成的分馆从设备、人员和服务上都符合共享工程的要求。利用好现有的图书馆总分馆网络，推进文化共享工程必定事半功倍。东莞的镇（街）共有32个，我们通过对总分馆体系下26个镇（街）图书馆的整改，并对余下未加入总分馆体系的6个镇加以督促并进行适当扶持（举办培训班、现场辅导、搞活动、赠书、赠设备），终于在2007年下半年使得东莞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的镇一级覆盖率实现100％。
2.2以镇（街）图书馆为依托，发挥其辐射作用，向农村推广共享工程；
在建设村级基层服务点过程中，我们发现村基层图书馆的场地、人员素质、设备等都相对落后，如何选做在农村推广文化共享工程是一道难题。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到镇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具有地缘上的优势，他们比较熟悉自己本镇的村和社区的情况，因此，因此我们充分与镇级分馆合作，由他们负责大部分农村基层服务点的推广与建设工作，而我们主要负责最后的验收和支援。
举例：在东莞市常平镇，我们依靠常平分馆的工作人员对本镇的情况了解的优势，把选点、与村委会协商、人员培训、设备配置要求等工作都交由常平馆承担，我们分中心负责验收授牌和监督。截至2008年下半年，常平镇的桥梓村、金美村、下墟村、塘角村、板石村、东田丽园社区等都以加入成为基层服务点（按照当时的要求每个镇要有2个村建成基层点，常平镇超额完成了任务）。另外在此基础上，常平馆还发展了常平勤上集团、常平运城制版厂、常平宝丽美化工公司、常平振兴中学、黄水职业中学、常平第一小学等企业、学校图书馆成为基层服务点，把优秀的文化资源送到企业、学校中去。以镇（街）图书馆为依托，发挥其辐射作用，建设农村级基层服务点是东莞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出来的方法。
2.3以丰富的电子资源为卖点，"推销"共享工程，吸引基层加入成为服务点；
共享工程的建设的目的就是给人民群众带去丰富的优秀文化资源。新兴的电子资源服务，能很好地祢补传统图书馆服务的不足，给群众带来新的接受文化资源的方式。东莞分中心拥有着丰富的电子资源，包括：各类题材的影视资源和课件，30万种电子图书，龙源、维普等电子期刊和各种电子报纸数据库。随着社会的进步，基层图书馆传统的服务已很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文化的需求，我们打着"凡是加入成为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的图书馆，都能免费使用中心的电子资源"的口号，以此来吸引基层积极主动申请加入成为服务点，这在宣传推广的过程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树立了共享工程就是给人们带来丰富文化资源的形象。
3．依托总分馆体系，提升共享工程服务效果；
3.1定期组织培训班，通过考核制度提升工作人员的素质；
由于基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为此我们要通过培训以提高人员素质。通过现场培训和每年一次的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地给他们介绍文化共享工程概况、数字资源的使用和网上上报系统等，在集中培训时通过上机考试、颁发合格证书等形式加深基层人员对共享工程的重视，从而提升基层服务点的人员素质。
3.2不拘形式，以创新的服务方式服务群众；
在共享工程建设中，由于东莞的情况与西部地区不同。西部地区有专门资金用于购买卫星电视，并利用卫星接受信号播放影视资源的方式开展服务；而位于珠三角的东莞经济较为发达，没有国家资金的扶持，只能依托自身的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推进共享工程，这是我们东莞的特色之路。由于总分馆体系下，馆与馆之间可实现资源的全市大流通，因此文化共享工程的服务形式也可以创新，我们的服务形式包括：免费上局域网观看课件、每周末播放热门电影、定期开展巡回展览、光盘外借、电子资源凭证免费使用、开展少儿影视专场、生活知识讲座等等。
4．对东莞共享工程建设的经验总结;
4.1依托总分馆体系，推进共享工程建设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上事实证明，利用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推进共享工程建设，是可行的。传统的图书馆与共享工程服务相结合不但能增加图书馆的魅力，而且避免了文化建设的重复投资，节省人力与财力，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4.2共享工程目前存在的不足；
目前，东莞在共享工程建设中存在着不足。由于东莞地区经济较发达、休闲方式较多、家庭电脑和有线电视的较普及，所有对图书馆的依赖性不大。绝大多数人在选择文化消遣方式时会优先选择电视、上网等，对于到图书馆利用各种资源的动力不足。此外，共享工程所能提供的电影吸引力不够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4.3对进一步完善共享工程服务的探讨；
在共享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不断探索利用新的方式来推进共享工程建设。利用东莞地区互联网线路发达的特点，可考虑利用网络来传播共享工程优秀的文化资源，这比现在的光盘播放、硬盘拷贝播放的方式要快得多。所以，我们设想使用IPTV（网络电视）的形式，使广大市民只要能上网，就能随时观看地到共享工程的影视资源。以后无论在家、网吧还是在图书馆电子阅览室，读者都可以通过IPTV来点播自己喜欢看的节目。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使用上类似IPTV这样的手段来推进共享工程。
【参考文献】
网络是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媒介，网络信息传播手段的诞生，打破了以往信息传播媒介易受时间和空间制约的局限性，网络信息传播以一种超常的魅力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对网络信息传播现状进行分析和探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
一、网络传播
了解网络传播之前，我们需要对传播进行科学的定义。郭庆光教授在《传播学教程》一书中对传播的定义为：“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网络传播就是指以多媒体、网络化、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国际互联网络为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它是现代信息革命的产物（《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第49页）。中国现代媒体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诗兰给网络传播下的定义是：以全球海量信息为背景、以海量参与者为对象，参与者同时又是信息接收与者并随时可以对信息做出反馈，它的文本形成与阅读是在各种文本之间随意链接、并以文化程度不同而形成各种意义的超文本中完成的（《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第49页）。根据笔者的研究和和总结，我们倾向于这样定义网络传播：所谓网络传播其实就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的人类信息（包括新闻、知识等信息）传播活动。在网络传播中的信息，以数字形式存贮在光、磁等存贮介质上，通过计算机网络高速传播，并通过计算机或类似设备阅读使用。网络传播以计算机通信网络为基础，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从而达到其社会文化传播的目的。网络传播具有三个基本的特点：①全球性，网络传播的全球性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成熟和计算机技术的普及而不断发展的。成熟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低廉的网络运行成本为网络传播的全球性提供了软硬件保障；网络操作的简便化和大量网民的存在又为网络信息浏览提供了人才支持；②交互性，交互性是网络传播相对于其它媒介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网络传播的互动性更强，信息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可以进行良好的、实时的、畅通的交流。③超文本链接方式。这是网络传播的独有特征，网络上的信息传播是以网络地址的形式存在，进行信息传播和接受就是反复切换不同的超文本链接。网络信息传播实现了信息传播媒介的多元化，实现了传播手段的创新。
二、网络信息传播现状分析
网络自诞生以来便被迅速地运用于信息传播，网络传播媒介的诞生丰富了信息传播的媒介，当前网络传播媒介体现出以下的一些特征：
（一）网络传播的优势分析
网络媒介相对于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而言，其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即时性（网上进行信息不需要烦琐的制作程序，简单、运行快速，从而保证了信息的即时性）、便捷性（在网络上进行信息，不需要掌握高深的技术，不需要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只需要一台运行正常的电脑和联通的网线）、低成本性（网络传播的低成本性是由于其对设备、技术的要求简单）、高参与性（网络传播的高参与性是与便捷性、低成本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互动性（高互动性是网络传播的一大特征，网络传播转变了信息接受主体的被动地位，使其由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信息获取者，可以在网络的信息库里任意索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网络传播媒介的这些优势使得网络媒介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社会主流媒介并得到了良好的应用。
（二）网络传播的不足分析
事物总是辨证的，网络传播也不例外。网络传播在体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我们在今后加以克服。1．加强信息管理，营造和谐良好的网络信息环境
网络传播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而言具有便捷性、即时性、低成本性、高参与性和高互动性的特征，这同时会导致网络传播监管的复杂性。事实上，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就能实现的网络传播目前日益表现出其监管的难度。当前网络上存在着大量的虚假信息（如诈骗信息等等）、违法信息（如黄、赌、毒信息和其他法律、法规进行的信息等）这些信息的存在一方面破坏了和谐良好的网络信息环境，给网络用户造成了不便，另一方面，对信息接受着传递不良信息，危害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严厉打击网上黄赌毒信息就是网络监管难的反映。因而必须加强对网络传播的监管力度，加快制订网络信息传播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相关监管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严厉打击不良网上信息传播行为。
2．加强网络技术安全保护研究，提高网络信息传播的安全性
安全性是进行信息传播的重要要求。当前由于大量黑客、计算机病毒等的存在网络信息传递的安全性不强。信息者的信息可能会在信息传输过程中丢失，甚至被篡改，从而难以实现信息的初始目的；源信息和保存下来的信息储存在电脑中也可能会由于木马、病毒、黑客的攻击而造成损坏无法使用。因而必须加强电脑网络安全技术的研究，提高防火墙、杀毒软件等在网络安全保障中的性能。
网络媒体目前由于其良好的应用优势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其存在的不足，我们相信将会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完善而被克服。
参考文献：
[1]毕耕著，《网络传播学新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2]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网络传播》，网络传播杂志社2004年.
[3]程洁，张健著，《网络传播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
（一）评估目的及定位
对广播节目的网络传播效果进行评估的根本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在新的传播环境中，重新审视衡量广播节目的传播效果，站在更为科学客观的立场，对既有的传统节目评估体系做必要的补充修订，以适应转变了的节目传播方式和方法；二是在传统媒体与网络融合的大潮中，通过在评估环节加入网络考核因子，切实促进广播与网络融合的力度，促进和鼓励创新，为适应未来媒体发展的趋势做充足准备。评估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将有力促进采编播人员增强新媒体传播意识，加强相关技能的学习，站在全新的角度设计和策划节目，另一方面也将全面提升广播管理水平，激发管理人员从台、网两大角度考虑问题，促进传统平台和新传播渠道的共同发展。该考核体系主要评估广播节目在网络渠道中的传播及影响情况，广播节目在网络平台上的所有传播行为，如采编播人员的主动传播、网友的口碑传播以及多种形式的二次传播等都应该纳入考核范畴。
（二）评估层面及相关指标
考评广播节目的网络传播效果，需要对广播与网络融合的各个层面进行逐一分解，遍观节目在网络环境中的立体境态。总体来看，广播媒体的“台网互动”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实现网上视听。在线实时收听与点播回放收听是两种主要方式，目前大多数电台都已实现所有节目的在线直播和点播。根据收听渠道的不同，又可分为电脑端和手机移动互联网端两个出口。因为部分节目还有视频制作配合，所以网络收视指标也需考虑。二是网络互动。大致可归为三类：一是传统博客、论坛的使用；二是即时通信、直播互动应用工具，早期是直播聊天室、QQ和MSN等即时聊天工具，现在发展为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延展性互动；三是移动客户端上的互动。网络互动一方面实现交流，另一方面也引发网友对节目的评论，由此产生广播节目与网络融合的第三个层面，即网民通过网络发表对节目的评价，形成网络舆论。四是节目利用网络进行营销推广，甚至产生经济利润。根据节目与网络的融合层面，广播节目的“网络影响力”主要有四个维度体现：网络视听、网络互动、网络评价、网络创收，通过对这四方面情况的考察基本能够建构广播节目网络影响力的评估体系。
1．网络视听情况——网络视听率。网络视听率是指广播节目在网络上被点击收听（或收看）的有效次数，反映网民的主动收听（或收看）行为，是节目网络传播力的体现。根据收听收看方式的不同，具体又可分为网络实时视听率、网络点播视听率。体现广播节目网络视听率的具体指标主要有用户数、播放次数、播放时长三个指标，其中播放次数又包括总播放次数、有效播放次数。
2．网络互动情况——网民参与度。即网民关注节目板块、参与节目讨论、转发话题、引发互动的程度，反映节目在网络中的传播深度。根据不同的互动工具，可以设计不同的行为评估指标。以论坛为例，主题数是论坛上发起主题的数量，某种程度上体现论坛主题内容的丰富性；发帖数是论坛上跟帖和回帖的数量，某种程度上反映网民使用论坛的积极性，体现论坛的活跃程度。查看数是论坛中每个主题被网友点击查看的次数，某种程度上体现每个主题引发关注的程度；回复数是论坛每个主题被网友回复的次数，某种程度上体现每个主题引发讨论的热度。一般而言，一个广播节目的行为指标与网络影响力之间为正向相关，如论坛主题数、发帖量越多，查看数越大，回复数越高，其网络影响力越大。
3．网络评价情况——网络评价度。搜集网民通过网络发表的有关广播节目的评价、看法、建议，经过整理、量化，评判节目在网络中的影响力，主要包括正面、负面、中立三个角度。与网络互动情况不同，前者反映网民参与广播节目网络互动的热度，是网民介入节目网络传播流程的主动意识和行为体现，表明节目的网络人气；网络评价则是在此过程中网民流露出来的主观倾向，是网民对节目的主观意见集合。评估广播节目的网络评价情况需要使用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通过对网民讨论内容的分析实现对网民态度和观点的甄别分析，再通过数理换算转化为一定的指数。以“正面评价度”指标为例，通过搜集网民对节目或相关载体（如主持人、话题等）表达了赞赏、喜爱等正面积极的态度倾向的留言、帖子、话题等，加以数理运算计算出正面态度在网民所有态度中的比例数值，以此类推，未对节目本身做正面表扬或负面批评，只是表达了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和表达了批评、不满等态度倾向，分别代表的中性评价度和负面评价度。
4．网络创收情况——网络经济价值。广播节目通过网络传播创造的经济价值，如广告投放、活动创收等。如节目因极具吸引力而被更多网民点击收听，拉动网络视听率的提升，从而吸引网络广告的投放；或某节目论坛因聚拢特定听众受到部分广告主的青睐。随着网络媒体资源的不断开发，部分节目将有能力通过吸引特定网民，形成高黏度的用户群，从而吸引企业的关注，节目的网络经济价值也将由此实现。
（三）数据来源及支撑
广播与网络的融合有两个维度体现：一是自发办网，建设广播网站或移动客户端；二是向外借力，寻求与其他社会网络媒体的合作。鉴于两种用网方式的存在，广播节目在使用网络资源时也存在内网、外网两种区别，因而在评判广播节目的网络影响力时自然涉及广播网站和社会网站两类媒体，相关评估数据资料也存在两大渠道的区别。
1．自网数据采集。获取网站访问统计资料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在自己的网站服务器端或App客户端安装统计分析软件来进行网站流量监测；另一种是采用第三方提供的网站流量分析服务。两种方法各有利弊。目前，很多广播电台的网络部门通过自主研发软件、使用免费统计软件或者购买第三方公司数据的方式来监测自身网站和App客户端的数据。由于目前互联网存在大量的评估指标，而且多数指标的测量方法与解读并未形成业界公认的标准方法，所以一些电台往往购买多家公司的数据，不同来源的数据共同比对参考，全面衡量网站发展。
2．他网数据采集。首先，应该对节目使用社会网站或第三方客户端平台进行网络传播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摸底调查，挑选有代表性的社会网站或客户端组成样本库后，通过与社会调查公司合作或与社会网站协商的方式，获取节目网络影响力的相关基础数据，如节目的新浪微电台数据、蜻蜓.fm数据等。
二、网络评估与传统评估的关系及应用
广播节目网络影响力评估体系与传统评估系统的关系存在三种可能：一是网络影响力与传统收听考核指标加权糅合，制定台网融合背景下的广播节目综合评估考核办法；二是网络影响力与传统收听考核指标各自独立，网络部分单独奖罚；三是维持现状，仅将网络影响力作为参考，不作为考核分支。
（一）三种方案的利弊分析
第一种方案的指导思想是适应媒体发展的形势需要，将广播节目不同传播渠道的传播效力统一考虑，完全糅合，综合考量广播节目。这一方案带有探索性的创新，前提是广播节目与网络的融合已经比较普遍且充分，且网络影响力体系相对完善，获得较强可信度和认可度。但是，该方案的问题是：若将广播节目的网络影响力指标与传统考核体系加权糅合，各自比重如何确立，怎么把两个完全不同的指标在不损失数据表现力的前提下换算组合，操作性如何保证，能否向被考核人员解释清楚等。同时，这种统计分析方法是否具备逻辑和统计学上的合理性值得考虑。因此，在目前台网融合尚未完全、充分的情况下，将两套考核指标通过加权糅合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考评广播节目的时机尚不成熟。第二套方案的主旨思想是立足广播传统媒体属性，结合台网融合现状与趋势，在坚守舆论阵地、以传统考核为主的前提下，增加广播节目的网络影响力体系，与传统考核系统下的各个分系统互不交叉，各自评价。其具体的操作方法是保持传统评估的优先性和独立性，总台和系列广播按照当前的评估办法继续原来的节目考核，并以此为依据对节目进行奖罚；在此前提下，结合本台节目与网融合的实际情况，出台一套切实可行的“节目网络影响力考核办法”，将节目的网络传播单独进行考核奖罚。此举可能带来电台节目考核开支的增大，但从长远来看，有利于节目的创新性发展，是值得的。第三种方案趋于保守，对当下广播节目借助网络扩大影响、吸引受众的行为不具有实质性的鼓励作用，也不适应台网融合向深度发展的大趋势，是本研究所不提倡的。
（二）网络评估的适用性
由于不同频率和节目的用网方式和程度不一，在制定考核标准时应体现差异性。如舆论宣传任务较重的新闻广播与娱乐文艺节目为主的音乐广播、文艺广播，由于目标受众具有明显的区隔性，同时各节目类型和定位也互不相同，等等。这些实际问题的存在应该给予充分考虑。应按照频率定位和节目类型的不同，制定不同的考核基准。
三、可能出现的问题及难点
建立科学的节目考评体系对客观评价广播节目、建立公正的奖惩机制以及促进频率规范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网络影响力评估体系的提出对完善现有广播节目评估、促进广播运营机制改革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目前广播与网络的融合存在主体的多样性、内容和形式的复杂性、传播方式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对广播节目网络影响力的考核也面临一系列难点，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数据如何确保权威、科学
传统收听率调查领域，日记卡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业内标准较统一，调查手段和运作方式成熟。与之不同，互联网市场调查行业目前处在鱼龙混杂的阶段，数据产生过程也不相同，指标和定义也不统一，甚至术语使用也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调查公司才能保证数据采集的科学准确，并保证权威，让被考核节目和人员信服，是摆在网络影响力考核体系面前的一道难题。
（二）评估标准的确定
要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估体系，所选取的指标一定要独立、有效、灵敏、可操作。本研究只是给出了广播节目网络影响力评估的基础设想，相关指标的细化、确立有待严格的讨论验证，尤其是不同指标的数理换算和权重确立需要进一步研究。而具体到每个指标，涉及评估标准的制定问题，如何确立一个考核的基准线、刻度线，这些具体问题也待商榷。
（三）评估对象的确定
考核对象的复杂性。广播节目在网络上的呈现有时是以节目名称为主体，有时是以主持人为主体，在网络考核时如何精准确定考核对象，避免不同对象之间的重合交叉，也是一大难题。此外，有的广播节目除了常规形态，还被剪辑成了其它的形式，如“听吧”里的短音频，这些节目形态的网络传播效果应作为原节目的网络影响力，还是单独考量，此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
（四）如何避免人为数据造假
与传统的广播收听不同，广播节目的网络影响力评估一旦出台，如何让被考核人员理性地认识该考核的意义，并通过制定合理的奖罚力度杜绝人为数据造假，也是很关键的问题。
（五）网络传播效果评估的普适性
广播节目的非物质性决定了其考核的复杂性，目前广播媒体对于节目的考核就存在多主体、多标准的情况，这就对网络影响力评估的普适性提出了挑战。在媒体融合时代，广播频率和节目的不断调整、发展要求节目评价遵循“相对”和“发展”的原则。
二、电视媒体与其他媒体资源整合
1.2创新信息传播形式互联网为传播提供了很多可利用的工具，而思政教育网络传播过程正是利用这些多样性的工具使信息传播形式更具多样性，如影音传播、图像传播、广播传播、文字传播等，通过对网络多样化的工具进行有效利用，不仅可以让受众群体有了更多选择，还能丰富思政网络传播趣味，让受众群体在接受信息之余对其产生好感，从而更有效的接受思政信息。
1.3信息全球性覆盖网络的存在使网络传播过程突破传统传播，实现传播过程无区域限制与时间限制，传播空间无限宽广，将一切对传播造成阻碍的因素最小化处理。互联网从字面意思分析就可得知它是通过网络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将不同的区域与国籍相连，真正意义上做到全球信息的疏通与资源的共享，通过对网络的利用使得思政教育网络传播继承了信息全球性覆盖的特点，让思政教育信息网络传播过程在不同国家与不同种族的受众群体间传播，进一步加快信息传播效率与广泛。
2强化思政教育网络传播过程与管理的途径
2.1强化网络教育传播管理体系，重视机制建立首先应当对调控体系与机制的建立加以重视并进行强化，在强化过程中需要对目前欠缺的体系进行建立，对现有的体系进行完善，同时不忘贯彻党政工团理念，对思政教育网络传播管理和协调实施优化。其次，在思政教育网络传播过程中建立保障体系、自律保障体系、法律保障体系、队伍保障体系以及相应机制。
2.2制定健全的网络传播管理制度，有序开展管理工作对思政教育网络传播过程管理规程的建设工作进行加强，规程的建设要从始而终贯彻在管理规程建设当中，提升体系建设。要将管理部门的建立工作划分到整体工作规划之中，实现规划的统一性与责任的有效分配，按照职位等级高低对其进行管理，同时根据思政教育传播机构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从而完善机构保障体系。
2.3加强网络技术管理利用互联网进行思政教育网络传播其目的就是让思政教育的传播形式满足时展，做到与时俱进的整改，在利用互联网传播的过程中必须要顺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这就需要先进的网络技术对其支撑，从而可以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使传播技术得到进一步提升。强化网络技术管理的起始点可以先从对网络技术的利用开始，以先进的科技手段对网络进行运用，为受众群体营造一种思政教育与科技并存的效果，并用该效果去吸引受众群体。对宣传途径及宣传方式进行创新，有效利用发达的网络科技，将思政教育传播与声音、影像、光影等技术相结合，让受众群体在愉悦的氛围中体验思政教育网络传播过程。
前言：网络时代的“数字鸿沟”
当前，正当人们还沉浸在数字化传播所带来的种种神话中时，“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又译“数字区隔”等）的严峻现实却已摆在我们面前。“数字鸿沟问题是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问题。”⑴数字鸿沟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积累沟”，它是国家、地区、群体之间业已存在的社会发展差距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数字鸿沟表现在4个方面，简称“数字鸿沟ABCD”。A（access）指互联网接入与使用渠道。互联网不仅需要信息基础设施，而且对终端用户来说，互联网接入价格由硬件／软件、提供接入费用及电话服务费三者组成，因此，社会经济差异是产生数字鸿沟的一大主导因素；B（basicskills）指数字化时代需要掌握的“信息智能”。群体间信息智能的差异往往造成互联网利用能力方面的鸿沟；C（content）指网上内容。在四通八达的网络世界里，谁主导着多媒体、多语言的信息内容和网络信息产品，这些内容与产品又以哪些群体的利益、爱好为取向，最终决定了这些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鸿沟；D（desire）指个人上网的动机、兴趣。不同的“使用与满足”类型，决定了互联网用户在获取信息和利用信息方面的鸿沟。
上述ABCD所带来的种种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是互联网发展必须应对的难题。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数字鸿沟的存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着国家、社会、群体发展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网络的使用者与非使用者之间的区隔已成为社会分层的新维度，它对传统的社会结构正形成势不可挡的冲击；与此同时，网络传播的效果研究更是传播学界一个无法忽略的课题。鉴于此，传播理论中原有的“知沟假设”（knowledgegaphypothesis）所关涉的传播过程中由社会分层形成的知识差异现象，理应成为数字鸿沟时代传播学研究的题中之议。
“知沟”理论假设的文献回顾
1970年，美国学者蒂奇纳等人提出了“知沟假设”，其实质是对大众媒介普及时代信息流通的均衡性、公众在知识获取方面的平等性提出了质疑。该假设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长，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⑵假设以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SES）作为考察媒介效果的变量（主要以受访者接受正规教育的程度作为SES的有效指标），尤其关注公共事务⑶、科技新闻等与公共决策、社会发展有直接关联的媒介内容能否为不同社会阶层所平等获取。他们认为印刷媒介的中产阶级价值取向加剧了传播中的“知沟”现象。
“知沟”假设被置于“社会变迁”（socialchange）的理论框架中，认为社会变迁以公共事务和科技知识的积累为基础，其进程表现为公众对某些观念或科技的不断接受——也就是社会学理论中的“积累变化模式”（accumulativechangemodel）。由于社会结构的次系统（如各社会群体）之间价值观、行为模式的差异，某些次系统能较快适应变革，而另一些次系统反应较为迟钝，甚至一开始有所抵触，因此导致在接受变革能力和速度方面的“鸿沟”（gap）。在这一理论框架中，“知沟”假设揭示了大众传播的负面功能，即：随着社会信息流量的增加，高SES群体获取媒介知识的能力和速度较快，从而与低SES群体之间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以此推论大众传媒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对社会变迁具有深远的影响。
知沟研究的分析单元是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知识差异，其分析的层次主要是宏观的社会结构——社会系统（社会或国家）或次系统（如社区），他们对“知沟”的解释更多地涉及社会结构与整个社会秩序的冲突及维系的问题。1977年，艾特玛和克莱两位学者在个人层次上对该假设作了重大修正，认为个体获取信息的动机及信息对个体的功用差异，是造成“知沟”的另一重要原因。他们提议，从个体行为者的情境需求和动机角度解释“知沟”现象，从而在微观层次上开启了“知沟”研究的另一片天地。⑷
传统的“知沟”理论主要还是针对传统媒体。由于互联网具有与传统媒体不同的传播特性，加上网络时代整个媒介构成的变化，因此，我们在考察互联网对“知沟”的影响之际，原先研究的一些变量需要作适度的改变。
网民的社会结构分析
“知沟”假设着眼于社会结构，观察不同社会经济地位（SES）群体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知识差异，因此，其分析框架和社会意义也在社会结构及其制约性（社会结构的不平等状况、社会变迁、社会冲突等）中得以展示。这一视野，同样是我们考察网络时代“知沟”问题的着眼点。
数字鸿沟主要把全体社会成员区隔为网络使用者与非使用者两大类别，因此，在网络传播的“知沟”研究中，首先应关注这两部分人之间是否存在“知沟”现象。但是，以网民与非网民这两种身份进行社会分层，是否能反映传统“知沟”研究中的社会结构特征？传统研究主要以接受正规教育程度作为SES的有效指标，这与网民、非网民的划分是否契合？
我们首先根据CNNIC历年的统计资料，对我国（指大陆，下同）网民的人口和社会特征作一个基本描述。在社会学领域，个人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职业声望，是衡量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SES）的最重要指标⑸，我们先从这3个方面观察中国网民的社会结构特征。
1）教育程度。如表1所示，2001年以前，将近85%的互联网用户接受过大专、本科以上教育。2001年的两次调查，出现了新情况，高中（中专）学历的新用户有显著的增加。尽管如此，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即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网民，仍占网民总数的60%以上。如果以高中文化程度为界线，就可以涵盖90%以上的网民。由于互联网的使用需要具备基本的计算机、网络使用知识和一定的英语水平，因此，高中文化程度这一界限似乎很难突破。正如有专家指出的：“互联网的发展受到复杂的相互影响的驱动，这些相互影响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后工业化。也许，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教育。”⑹
2）行业结构。表2、表3显示，中国互联网用户除在校学生外，其他的主流群体主要分布在科研教育、信息产业、企业和商界、国家机关，这与网民的职业结构中专业技术人员和学生分列前二位的状况基本一致。近几年，在校学生用户比例发展最为迅速（2000年7月的统计可从“其他”一栏推断），从1997年到2001年7月增长近一成。需要注意的是，具有高中学历的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本科生，这与表1显示的近年来这一部分网民增长速度较快的趋向是一致的。
表1中国互联网用户的受教育程度结构（％）（1998-2001）
中专以下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
1998年7月6.934.249.67.51.8
中专以下大专、本科
1999年1月1177102
高中(中专)以下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
1999年7月212274892
2000年1月313324561
2000年7月2.512.832.845.94.91
2001年1月6.4423.4528.9738.821.910.41
2001年7月8.728.826.733.61.80.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表2中国互联网用户的行业结构（％）（1997.10-2000.7）
行业类别1997.11998.71999.11999.72000.12000.7
科研教育26.11912.614.911.412.6
学生13.613.916.419.321
机关9.410.38.111.610.712.2
媒体文艺体育11.84.52.33.65
社会服务3.33.13.634.64.5
计算机行业1518.817.414.912.913.6
邮电通信6.78.68.77.452.8
金融保险54.865.36.25
厂矿企业11.111.311.918.620.417.2
农业0.20.30.6
其他8.88.410.82.51.926.4
合计1001001001009899.9
资料来源：邱泽奇：《中国社会数码区隔》（）
表3中国互联网用户职业结构（％）――2002年1月、2001年7月（括号内）
国家行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
9.75（8.8）24.84（20.6）
办事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
13.43（18.6）11.43（12.0）
农林牧副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0.76（1.2）5.31（4.9）
军人学生
1.03（1.2）20.92（23.0）
无业人员其他
5.33（5.7）7.2（4.0）
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3）经济收入。一般说来，互联网的接入除了一定的技术要求外，还需要以经济条件作为保障，所以个人的收入也是一项重要的考察指标。但从CNNIC的数据却很难看出这一点，2001年1月和7月的两次统计都显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包括无收入）的网民占总体的三分之一；月收入在501—1500元的中低收入人群约占42%。这就意味着，目前中国网民的大部分（73—74%）属于中低收入甚至是无收入人群。可以确定的是，其中超过20%的无收入网民是在校学生；但对于另一半左右的中低收入用户，只能从另一项（用户上网的地点）统计数据进行推测，由于有43—45%的用户主要在单位上网，所以在中国大陆，工作环境中是否拥有上网设施可能比个人收入更能决定一个人能否进入网民的行列。
但经济条件对互联网接入和普及的决定作用仍不容忽视，以上的统计仅针对只占总人口2%左右的网民，如果从整体看，它更多地体现在中国当前地区性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上。从收入看，在中国这样一个基尼系数（测量收入不均的一个常用指标，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8⑺）已超过国际警戒线的国家，地区间、城乡间、不同的阶层和行业间的人均收入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基数庞大的低收入阶层（人口中“下等阶层和边缘化群体占83%”⑻）可能因纯粹的购买硬件及上网费用问题被拒于网络空间之外。而且，教育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如上海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的比例占8.68%；而甘肃这样的西部贫困地区则高达25.64%。根据2001年1月CNNIC数据，我们作了一下简单的统计，上海的互联网用户占其总人口约12%，而甘肃省的网民占全省人口不到1%。可见，区域性经济发展水平是造成地区性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
以上对网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分析印证了“创新扩散”理论有关新技术的采用与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关系分析。“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就人的社会经济状况而言，新技术的早期采用者往往有以下特点：（1）受正规教育时间比晚期采用者长；（2）求知欲较强；（3）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包括收入、生活水平、财富拥有量、阶级归属等；（4）进取心较强，更不安于现状；（5）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其所属单位通常也较晚采用者更大，更有实力，这使得早期采用者通常对前途更有憧憬、更有信心。⑼因此，收入、教育程度与职业（包括职业前景与职业环境）这3项代表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是决定是否采纳新技术的主要因素。
还有两项人口统计学因素也不容忽视。一是年龄结构。2001年前，21—35岁网民稳占80%左右（2000年分类法改为18—35岁），2001年以后出现了新趋势——18岁以下的网民数量大幅度增加，在2000年7月到2001年1月这半年间增加了十几倍之多。18岁以下青少年网民数量的激增和他们的网络接触与使用习惯及特征，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另一是性别。女性网民在2000年前只占百分之十几，但2000年后增长速度加快，据最新一次CNNIC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女性网民已占总数的38.7%，性别方面的数字鸿沟正在趋于缩小。
至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网民群体具有下述社会结构特征：年龄在18—35岁左右、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具有较好的职业声望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以男性为多数。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网民与非网民的划分，仍反映了传统社会结构分析所显示的等级差别，目前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状况确实反映在网络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区隔中，绝大多数低收入、低文化程度及从事低声望职业的人群成为漏“网”的边缘人群。社会经济地位是划定网民与非网民身份界线的主导因素，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在网络传播的“知沟”假设研究中，以网民与非网民代替原来的SES二分法，依然能反映原先假设的初衷——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可能造成传播中的知识差异现象。
但是，上述网民的人口与社会特征也说明，在网络使用与否的“知沟”测量中，原先代表SES的3项指标中的任何一项都无法准确描述目前中国网民的社会结构特征，即使是教育程度也只能作为互联网接入与使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此，传统的研究方法、即主要以受教育程度作为SES的指标已不合适。网民与非网民的划分标准，是一个由人口和社会特征构成的较为复杂的综合指数。
实际上，问题远不是设定一个新的统计指标那么简单。网民与非网民阶层的出现，甚至对传统的社会分层方法造成了冲击。“社会分层是一种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⑽社会分层反映的是社会群体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关系。就此，已有社会学家提出：在工业化发展早期韦伯提出的社会结构分析的3个维度，即权力、地位和声望，“已经不能穷尽互联网络引入以后的社会结构分析，进而无法替代‘是否使用互联网络’的区隔。在使用互联网络的社会中，社会学家必须考虑互联网络对社会的影响，是否使用互联网已经成为了超越传统社会结构分层标准的新维度”。⑾这确实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在信息就是财富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知识）资源与经济资源具有极强的可转化性，而且信息（知识）作为社会权力的象征，在信息化时代尤为如此。互联网的出现是否导致各种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及利益重组，这将对整个社会结构调整和变化产生影响。网络传播中“知沟”现象研究的现实意义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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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与非网民之间的“知沟”研究
本文主要以最近有关上海青年和市民的两项调查研究成果（杨鹏等，2000；张国良等，2000）为依据，考察网民与非网民之间的“知沟”现象。
按照传统的“知沟”理论假设，高SES群体在传播活动中获取信息的速度与数量，皆高于低SES群体，那么从理论上看，根据上述对网民SES的分析，这一部分群体的媒介知识获取能力本身就处于较高水平，问题的关键是，互联网是否使他们“如虎添翼”，进一步拉开了与其他群体间的距离。
网民无疑比非网民多了一种信息渠道，但由于受时间和生理条件的限制，人的日常信息消费能力是有一定局限与边界的。也就是说，个体接触与使用媒介的总时数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变，发生变化的是媒介接触习惯（包括时间分配）、信息寻求模式等。中国和美国一些调查均发现，互联网的问世，使得受众对媒介接触的时间分配正发生着剧烈的转型，越来越多的网民减少了对传统媒介的接触而转向了互联网。就上海青年上网后的媒介接触情况而言，收看电视时间明显减少及有所减少的占42.4%；阅读报纸时间减少的占25.2%；收听广播时间减少的占35%；阅读杂志时间减少的占30.6%。⑿这种从传统媒介向网络空间的转型，是否意味着获取媒介知识的模式、速度、数量方面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一、从网民上网寻求信息的目的看。上海青年上网的基本动机是学习和获取信息（共占59.7%），其中24.1%的被访青年上网目的是“了解新知识、新见解”，为上网动机中比例最高；此外，“查询各种有用资料”（14.4%）、“了解更多的时事新闻”（11.2%）、“获得传统媒体之外的其他各类信息”（10.0%）等，也是被访青年的主要上网目的。⒂但信息寻求的目的能说明的问题有限，因为坚持接触传统媒体的受众也可能以学习和获取信息为主。
二、网络在信息内容供应方面与传统媒体的差别。目前中国的网上新闻基本处于对传统媒介的整合状态，原始性新闻只是“玩球”，而且数量很少。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网络的使用与否对“知沟”毫无影响？情况可能未必如此。上海青年调查表明，有10.0%的网民认为，网络的优点是“可以获得传统媒体没有的信息和服务”；另有14.4%的网民则认为，网络的优点在于“超越国界，及时获取海外的信息”⒁。可见，网络信息在内容上的无疆域性为不少网民所看重，而且他们从网上获取的知识有一部分正是传统媒介所无法企及的。
媒介内容是“知沟”研究的一个重要变量。传统“知沟”研究的内容，基本限定在公共事务、科学知识、环境保护、医疗保健、农业知识等范畴。但互联网是一个远比传统媒介更具兼容性的信息平台，随着公共图书馆上网、政府上网、社区服务上网、电子商务、网上选举、远程教育及医疗等的出现，对网上信息内容的考察也宜进一步拓宽。但根据知沟假设的初衷应选择那些与个人及社会发展、公共政策、民主化进程直接相关的信息内容，这些内容能否通过网络传播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得到均衡分配，才是“知沟”研究的主旨所在。
三、网络在信息传播方面与传统媒体的差别。这可能是网民与非网民之间引起知识差异的又一重要原因。由于网络传播信息容量大（包括新闻条数及背景资料整合）；时效性强（主要表现在更新速度快，上海青年网民认为网络的快捷性在所有媒介中名列第一⒂）；页面制作采用适合阅读的编排及点击、链接等主动查寻方式；以及网民即时评论等互动性，使得网民与非网民之间可能产生多种知识差异现象。在网络传播的上述特性中，网络信息的广泛性和快捷性，正是它深受青年网民青睐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知沟”测量中，对知识的操作性定义一般分为“简单知识”——对某一事件或计划的知晓（awareness），和“深度知识”——对特定事件的关系、原因或背景的了解⒃。对网络传播中的“知沟”测量也应观察这两类知识的差异情况。网民在“深度知识”的获取方面可能与非网民产生极大的差异——互联网信息的搜索、链接功能，窗口弹出式信息编排方式等，极大地有利于个体对深度知识的寻求和了解，专业性网站、主页的细化（重要新闻和专题一般都专门设有主页）及个性化网上杂志的订阅，无疑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另外，新闻组、BBS等网上交流形式，也可能影响上网用户的“深度知识”水平。
综上所述，一方面，网民的社会结构分析反映出这一群体本身拥有作为高SES地位的“信息富有者”优势，这是传统“知沟”研究业已证实的；另一方面，网络的传播特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势必形成或加剧互联网使用者与非使用者之间新的知识鸿沟现象。就后一点而言，数字鸿沟对“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所产生的区隔，有可能对传统媒介时代的知识差距结构进行一次重新调整。
注释：
⑴2000/11/0610:42北京青年报
⑵P.J.Tichenor,G.A.Donohue,andC.N.Olien,“Massmediaflowanddifferentialgrowthinknowledge”PublicOpinionQuarterly,Vol.34,No2.1970.
⑶publicaffair（公共事务），据“美国传统辞典”，意为“大多数人关心的社会、经济、政府、军事、科学或法人活动的论题、问题或反映”。
⑷JamesS.Ettema&F.GeraldKline,“Differences,andCeilings:ContingentConditionforUnderstandingtheKnowledgeGap”,CommunicationResearch,Vol.4No.2,April1977.
⑸[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P242。
⑹2000/11/2011:40eNet硅谷动力
⑻：《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P34，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
⑼金兼斌：《技术传播――创新扩散的观点》，P116-11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⑽[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P238。
⑾邱泽奇：《中国社会数码区隔》，
⑿《传媒力量与当代青年：2000上海青年发展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P98。
⒀同上，P86。
二、网络传播对新闻采编的影响
（一）网络传播对新闻采编的正面影响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方式，网络传播具有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和条件，它成功地弥补了传统新闻传播在某种程度上的不足，其对当前新闻采编产生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网络传播实现了新闻采编的多媒体化和立体化，网络传播改变了传统模式下信息传播方式的单一性，它不仅能够将文字、声音、图像结合起来，还可以将传统模式下的多种传播形式同时使用，更有助于受众对所传播信息的全面把握和掌控；其二，网络传播能够将新闻传播的时效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传统的新闻采编非常注重新闻的时效性，但是因时常受到某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新闻的跟进性难度很大，鉴于即时采编与远程传播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一些新闻报道很难在第一时间完成，而网络传播完全可以摆脱这些因素的限制，且能够充分实现即时采编与远程传播的统一；其三，网络传播能够突破原有信息传播载体的容量限制，大幅度提升新闻传播的信息量，例如，报纸就容易受到版面的限制，编辑的信息很难将新闻的全貌呈现给受众，相对而言，网络则可以实现无线连接，确保新闻报道内容的全面性。
（二）网络传播对新闻采编的负面影响网络传播对新闻采编产生了很多正面的影响，但因其自身的随意性、复杂性以及难控性等特点，也给新闻采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新闻传播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网络传播使新闻采编的严谨性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挑战，与新闻的时效性一样，严谨性也是新闻采编的基本原则，是新闻媒体的生命线，但是，网络时代下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信息容量也要比传统新闻媒体大得多，这就加大了对信息的甄别难度，使新闻报道的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证，与传统的新闻采编相比，无论是文字措辞，还是对信息准确度的掌握，都缺少一定的严谨性，加之网络信息的难控性，虚假信息屡见不鲜，都给新闻传播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二，网络传播在新闻评论方面过于肤浅，与传统新闻媒体相比，新闻评论深度不够，尤其与纸媒相比，传统纸媒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新闻评价体系，且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新闻采编人员和评论人员，新闻评论深度能够得到充分保证，网络传播由于缺乏深刻性，受众对其信任度也就有所下降。
所谓的“知识沟”(Knowledge-gap)(有的文章也称为“信息沟”)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所形成的知识差距。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大众媒介的发展使信息流的迅速增长成为可能，但这并未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如预期般地等同受益。相反，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流的增长往往产生负效果，即在某些群体知识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群体；‘信息沟’将会出现并扩大一个社会群体与另一个社会群体之间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知识距离。”最早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是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Tichenor)、多诺霍(Donohue)和奥利恩(Olien)，他们指出，“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量增长时，那些受过较好教育，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比教育较少、地位较低的人们更好地吸收信息。这样，信息增长导致了‘知识沟’的扩大而不是缩斜。
网络的出现曾使传统大众传播时代长期处于信息匮乏，信息接受不均，形成严重知识差距的人们充满了憧憬：传播技术的改进将会缩减传播成本与费用，节省资源，实现信息与知识的均化；传播速度的加快与信息流量的增大使受众面临着一个更易接受与丰富的界面，从而提高个人的知识与信息总量；国外一些学者甚至勾画出“网络大学”、“虚拟教育”、“知识超文档”、“模拟系统”、“自动学徒系统”等设想，并称之为“没有围墙的学校”。
然而，令人遣憾的是，现实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般理想。也许在某些特定知识方面，网络确实缩小了人们的知识差距；但从知识总量来看，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网络以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优势进一步加剧了传统大众媒介下业已形成的知识分布的不均衡。
一、进入网络的经济和文化壁垒
当一种新的传播技术产生并试图普及时，面临最严峻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水平的制约。报业如此，广播如此，电视如此，网络更不会例外。信息与知识传播的民主与自由常常只是针对那些能挣脱经济束缚的进入者而言。这样，在媒介可进入者与不可进入者之间便形成了和媒介接触程度及几率的差距，这种差距不可避免地导致“知识沟”的形成。显然，与传统大众媒介相比，网络所面临的经济壁垒要坚固厚实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网络成为有经济能力者享有的特权。据了解，目前网络的普及率仅约为1%，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成为网络普及的瓶颈：70%以上的农村人口造成了中国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存在，他们甚至不知电脑为何物；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地区性网络接触程度的差异；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上网费用仍较高，用户也不得不考虑其有限的经济支付能力。正如美国旧金山一位咨询专家所言：“我们很难想象不花很高代价就能普遍访问计算机服务。对于计算机行业的人来说，每月支付17美元的服务费不算一回事，但对于收入较低的人来说，可能成为负担。”据2002年1月《第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在中国，网络用户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分别为10.4%、9.8%、9.2%，而在经济落后的、青海、宁夏等地分布极少，分别为0.1%、0.2%、0.3%。特别是在某些贫困山区，教育经费的投入量与实际需要还有相当一段差距，计算机普及难以提上教学日程。因而，这种媒介分布率与接触度的强烈反差，引起知识、信息接近程度的差别，从而形成地区间的“知识沟”扩散。
除去上网费用，地区性经济差别因素之外，额外服务费用的支付对于一般用户而言也是一个难以攻破的经济壁垒。随着技术革新的日益发展，新的网络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价值将逐渐为受众所接受。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建立在这些基础设施上的软件内容、服务成本使人望而却步，某些网站在接纳新用户时以高昂的进入费用作为条件，从而设置了又一道经济关卡。为此，美国传播学者马克·利维如此悲叹：“我常常为传播与技术正日益冷酷无情地把世界隔离成两个营垒而深感忧虑。一座营垒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极具经济实力的信息贵族把持据守，他们是计算机系统的经营者，控制着传播工具与条件。另一座营垒则属于传播圈的‘下层阶级’，这里成员文化水平有限，他们在巨大的传播机器的摆布下过着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生活。”
从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角度来看，网络传播中“知识沟”扩散的趋势也在所难免。前文已述，中国农村仍存在大量的文盲半文盲，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仍相当低，而网络作为一种新技术，较之于传统大众媒介，在使用与操作方面，对用户的要求更高，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阅读能力。网络虽然具备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如文字、声音、画面、图像、音乐等，但总的说来，文字是基础，其他手段是辅助，很难想象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仅从画面中能领悟出某些东西，更何况文字往往又是搜索网站、资料的必然途径。2)语言能力。网络90%的信息使用的是英语，虽然在中国，英语被作为一个重点科目加以普及，然而由于教学方式的不到位和学习目的偏差等多种因素，到底有多少人能通畅流利、毫不费力地阅读英文网站并获取信息还得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即使一部分大学生在进入英文网站时也会显得手足无措，更何况尚未接触过英语的人不计其数。3)专业技术操作能力。简单地打开机器，阅读新闻，收发邮件，这是每一个接触过网络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然而如何高效、快速、准确地从网上获取特定资料就不会显得那么轻松，势必要求使用者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和对网络的充分认识。同时，文化水平高的人一般接受新技术也较快，且他们有一种主动获取知识的欲望和积极性；而文化水平低者囿于自身能力所限，无法充分利用或有效利用网络来获取资源。然而，文化水平的高低与网络使用有效与否并不是一个全然正比的关系，实证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年龄、学习状况等原因，最善于使用网络的是高中、大专与本科生，而具有博士学历的用户仅为0.4%。在这里，知识的专业化成为知识总量增长的阻碍。
二、进入者的错识与迷途
正如一位传播学者所说：网络可以提供平等机会和民主传播，但仅限于那些可进入者。那是否意味着所有的进入者在相同的硬件设备、社会条件下获取同质同量的信息与知识呢?当然不是。这里的平等、民主仅是指可能性意义上的平等、民主，而不是必然的平等、民主。也就是说，即使在进入者中，由于对网络不同的态度、观念及使用方式同样会形成知识与信息摄取的不均衡，这时，“知识沟”就会产生或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散。
众所周知，传统大众媒介具有信息供应、娱乐休闲、文化教育、舆论监督等多项功能，但网络的出现将媒介功能的形式多样性发挥到极致，并扩展出许多新内容。这种功能选择空间的扩大为用户接触媒介的兴趣、动机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用户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知识的学习或信息的获取，而是被分散到其他诸如时尚流行、娱乐等更具吸引力的功能上去。据了解，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拥有电脑的家庭，其主要用途不是用来帮助学习，获取信息或处理文件，而是用来玩电脑游戏和看影碟。台湾学者在网络个案研究中发现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网虫”，他们连续20个小时在线而乐此不疲，然而并非在阅读或查询资料，而是昼夜不分地玩游戏或网上聊天。与此对照，那些非“网虫”的学生则主要通过信息检索系统和万维网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不仅如此，研究还发现这种在线时间的过度和网络使用方式的后果是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习。于是一条横亘在“网虫”与“非网虫”，“非理性者”与“理性者”之间的“知识沟”便形成了。前者非但未能获取有效的知识或信息，而且放弃了通过其他途径或媒介获得信息以缩邪知识沟”的机会。而能正确使用网络并充分发挥其功能的正是那部分理性而有节制的人。
首先，笔者认为，可开展网络古琴博物馆的建设。网络博物馆以互联网为纽带，可收集和整合珍贵的图片、视频资源并将其数字化；同时，它突破传统纸质资料的储存空间限制，检索便捷，图文并重，成本低廉；而且，它强化了信息资源的共享性。若建立网络古琴博物馆，其中的电子图片、视频、文字，可让人们随时浏览，没有时间限制。网络博物馆除了传播文化、介绍展馆、没有现实展馆的人流压力之外，还为访问者提供了不少方便：省钱省时省力，而且资料固定可以反复浏览，同时还可以保持难得的心境——一边欣赏古琴音乐，一边学习古琴知识。如“古琴专题库”这个网站就类似于一个网络古琴博物馆，其中的内容丰富翔实，分为“琴史”、“琴人”、“琴曲”、“琴谱”、“琴论”、“琴派”、“琴工”、“琴品”、“琴文”、“琴传”等专题。类似地，还可进行古琴专题网站的开发和建设。古琴网站可被打造成有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新媒体，其中应注意充分挖掘古琴的文化资源，如古琴优美的传说、古琴与名人的故事等，充分展示古琴的独特魅力。古琴生产厂家也可建立网站来展示和宣传产品。通过网络充分展示优秀的古琴艺术文化，合理开发和利用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让古琴艺术更加鲜活和生动，推动古琴艺术的创新和古琴知识的普及。目前，国内较有名的古琴专题网站有“中国古琴网”、“中华古琴网”、中国古琴学会网站等；一些综合性网站也设有古琴频道，如“拙风国乐频道”、“中国古曲网”的“古琴频道”等。然后，古琴音乐的在线传播还可与“土豆”、“优酷”、“酷6”、“爱奇艺”、“网易视频”、“搜狐视频”等热门的视频网站合作，通过视频与音频的传播，让听众近距离地感受古琴艺术的魅力，这可让古老的古琴艺术在大众中由神秘变得熟悉，传播的范围更广。同时，对于一些古琴初学者而言，通过视频的指法示范，还可更好地掌握古琴演奏指法。此外，个人化的“自媒体”（如博客、QQ群、网络空间、BBS论坛等）也是古琴音乐网络传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途径，如个人在网上帖子、图像、视频，介绍古琴音乐状况，解答网友对古琴音乐的问题等。通过这类民间网络的传播力量，古琴艺术可以更牢地扎根于网络。例如，网络即时通信工具就是当下古琴文化传播最普遍也最为常见的传播渠道之一，许多学古琴的网民通过这些工具有意或无意地交流、分享、介绍了古琴音乐，有的人甚至在自己的网络个人空间里介绍了内容多样的古琴知识。另外，网络的“贴吧”里有与古琴音乐有关的各种帖子，可达到向更多的人宣传古琴文化的目的。还有，一些古琴演奏家也开设了自己的个人博客（如古琴演奏家赵家珍的博客），既宣传了自己演奏的古琴曲，还积极地传播了古琴文化。笔者相信，随着新媒体的进一步普及，民间的个人化网络传播古琴音乐的力量将会继续发展壮大，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
2计算机病毒网络传播模型的稳定性及控制研究
计算机网络的安全技术发展过程非常的清楚明了：计算机防火墙技术计算机病毒入侵检测技术计算机安全防御技术。可以说，这个过程便是整个计算机病毒网络控制的主要发展过程。一般来说，计算机病毒网络防御的技术手段为以下几种：检验病毒技术、行为检测技术、预先扫描技术、特征代码技术以及模拟软件技术，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手段便是特征代码技术。当前，该种技术是被人们普遍认同的可以用来检测依然得知的计算机网络病毒手段，并且操作简单、成本费用低廉。事实上，生活中大多数人经常使用的计算机防毒软件中的扫毒模式便是将所有计算机病毒的代码进行分析归类，然后依次将其特征全部搜集汇总到计算机病毒代码的资料库当中。在计算机病毒扫描软件开始工作时，便会将计算机内所有的程序与系统和病毒资料库中的特征一一进行比对，一旦发现相互吻合的内容，便会判定该系统亦或者是程序已然被病毒所入侵。经过上述假定计算机病毒网络模型的实验中，也可以发现模型当中的病毒其传播非常依赖to的取值。在实际情况中，通过主动性的计算及防御以及病毒查杀来提高计算机网络的安全性能及稳定性能，从而有效的将计算机网络中的病毒传播率控制到最低，是最为有效的方式手段。而这一种方式对于计算机网络管理人员而言，并不是难以实现的事情。
二、美剧携载传播的价值观类型
美剧作为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载体，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将这些价值观有效的传达出来。对正处于复杂的社会转型阶段的中国而言，这种价值观的传播对中国的主流核心价值体系和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价值体系都带来挑战。对目前在中国网络中传播的主要美剧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传播的价值观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几乎所有美剧中都会贯穿其中的关于亲情、爱情、友情等人类共通的情感趋向，有些美剧更集中表现这些情感，如《人人都爱雷蒙德》《绝望主妇》《实习医生格蕾》等都是以家庭、友情等为主线展开。
第二、彰显个人自由、张扬个性、追求创新的个人主义精神，如《波士顿法律》《豪斯医生》等。
第三、具有“美国梦”特质的进取和冒险精神，作为美国文明最具号召力的“美国梦”在众多美剧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如《广告狂人》《丑女贝蒂》等。
第四、彰显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如《24小时》《越狱》以及各种系列的罪案类型剧集，在紧张的剧情中塑造出一大批美国式的平民英雄形象。
第五、救世主心态的美式爱国主义，如《国土安全》《白宫风云》等围绕政治、军事和安全话题的剧集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各类美剧所携载的价值观，在精良的制作、幽默的语言、紧凑的情节的包装之下，轻易地通过网络传播俘获了大批中国青年观众。但正如约翰•菲斯克所说：“我们还是把电视看成一种文化因素，特别是要把它看成是意义的激励和传播因素。电视播送了一些充满潜在意义的节目，它力图控制并把这些意义聚焦为比较单一的、为人们所喜爱的意义，起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质量优秀的美剧不仅仅是带来新的娱乐方式，而且传达了美式主流价值观，实现了跨文化传播，对中国青年受众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网络对美剧传播效能的促进作用
当前青年美剧受众覆盖了70后、80后以及后来居上的90后，生长于互联网普及的年代，对于新事物、新价值的接受度相当高。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语言基础的青年，更是充满了对外部世界渴望和了解的热情。他们往往不满足现有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教育，抱持突破体制束缚、疏离主流文化、创造青年亚文化的心态。网络为青年的精神渴求提供了天然温床，美剧则迅速成为这一渴求的具体能量来源。网络不同于以往传播形式的天然特性保证了美剧在中国青年中传播的速度、质量、数量的迅猛增长与提升。首先，网络开放性带来丰富的美剧资源为受众提供多元的选择。从点对点的文件传输工具到视频点播平台和迅速崛起的“云存储”技术，网络工具的不断创新为其开放性提供了保证，也为美剧在中国观众中的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平台，美国国内收视率较高的各类剧集在中国国内几乎都能免费获取和观看；各类字幕组通过翻译的过程填补了美国文化与中国受众之间的沟壑，降低观看难度、提升观看乐趣，从而丰富观众的选择空间。其次，网络传播的即时性和网络平台提供的沟通功能提升美剧对中国青年受众的黏着度。由于美剧的运作和播映模式基本采取每周一集、每年一季、多年连播的模式，所以对美剧的观看具有较强的黏着性，观众在观看过程中的意见、反馈直接影响到作品的存续，这本是完善的商业机制运行的结果，但相应带来了持续影响、稳定传播的价值观传播。这种极强的参与性给予观众以持续观看的动力，在前互联网时代，由于缺乏信息传播的渠道，对中国观众来说要参与到一部美剧的制作生产流程几乎不可能。而网络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态，青年受众可以在观看过程中通过网络获取相关美剧的最新信息，并利用各种网络平台——如百度贴吧、各字幕组网站、微博等——进行交流，从而能够保持持续的观看热情。
四、美剧价值观传播对青年受众的影响
在持续及循环的观看、讨论、交流过程中，对美剧中所表现的美国式的主流价值观的认知持续深入，并逐渐产生认同感，是大量青年在美剧观看行为中的共同走向。因而通过网络传播接触并持续性地观看美剧，带来青年受众在价值观领域的深刻变化。
其一，美剧中彰扬的人性、亲情、爱情、友情等价值取向，超越异质文化的差异，是人类共同的美好期冀，与当前我国的主流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文明的传统价值观并不背离。因此即便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此类价值倾向也很容易被接受，青年受众在接受过程中不会产生太多抗拒感，并能够迅速产生认同感。而彰显个人自由、张扬个性、追求创新等价值语言则正符合了新时期中国青年的价值需求，此类价值传播能产生积极的激励、指引作用，对于青年受众的个人成长也能发生积极影响。
其二，美剧中“美国梦”的价值话语表达和美国式的救世主心态，在当下中国青年受众中，接受与认同情况则相对复杂。这两类价值观表现较突出的剧集，多为罪案、战争、科幻类型剧集，剧情曲折、情节紧凑、扣人心弦，在网络传播中相当受青年受众欢迎，但剧中牵涉美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之间的情节冲突设计时，则会激起中国受众在网络中的激烈讨论。在美剧中常出现对亚裔、印度裔等美国少数族群的讽刺性语言，有观众认为有种族歧视之嫌，有人则认为不过是无伤大雅的玩笑；对牵涉美国对外政策、对外军事行动的情节，也会引发争议，有观众会对“美式帝国主义”进行批评，也有观众认为是美国普世价值的实践。这实质上是中国美剧观众对美剧携载的价值观的接受度受到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这一大背景下的制约，表现出对不同价值观认同、接受的差异性，同时也揭示出美剧蕴含的政治性较强的价值观在青年受众中正在产生影响，表现为基于特定美剧情节的网络沟通讨论中出现的观念上的分裂和对抗。
其三，美剧中描摹的异质文化社会的“现实”与青年受众在现实生活中接触的中国现实往往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会造成青年判断、理解现实问题时的混乱或偏执，甚至产生对现实的失望、反感情绪，疏离甚至否认主流价值观的表达。尽管青年的价值观往往已经基本形成，但不可否认，美剧这一精致的大众娱乐产品在令人愉悦的同时的确改变着众多青年受众的价值判断与世界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