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1 15: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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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划分网格，体系科学化
我社区成立于1957年，辖区面积0.86平方公里，管辖6个封闭小区，共有楼房74栋，平方15栋，居民1918户4703人；企事业单位23家；商业网点102家。按照“任务相当、方面管理、界限清新、全面覆盖”的原则，依托便民警务站，根据辖区内居住人口情况、商铺及出租房屋数、机关企事业分布数量、辖区管理工作的难易程度等，将社区划分为五个网格。通过建立网格，为全面摸清社情信息、实施精细的社区服务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组建团队，强化队伍
我社区网格化管理团队由“社区--网格长—网格员”三级管理梯队组成，确保社区网格管理服务运行高效畅通。按照“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在格上、事在格中”的网格化管理模式，每个网格按照“1+5+X”的原则分派人员，各网格的网格长由社区主要领导担任，网格员由访惠聚工作队队员、社区工作人员、联点单位和居民联户长等人员组成。
三、落实责任，工作规范化
1、每个网格建立基础数据台账，数据包含一张总表80项数据汇总，22张详细表数据。
2、每个网格细化分工，制定网格分工方案，明确责任，压实任务。
3、每个网格建立会议制度，在早派工后，细化当日派工，晚研判时汇总信息，并建立会议记录台账。
4、加强与驻区单位和企业联动，每周召开会议，收集各类问题以及需要协调解决事宜，形成派工单，由第一书记进行派工，在下周的联席会议上汇报完成情况。
5、加强双联户长的培训工作，发挥双联户作用，制定联户长管理制度。
6、建立建强网格党支部，发挥网格内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四、存在问题
1、社区工作人员对惠民政策了解不透彻，给居民回答的模棱两可，政策解释不清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也可能产生一些矛盾。
2、工作作风不实，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工作任务流于形式，日常工作流于纸面，为了留痕而留痕；一套数据能用很久，造成信息情报不准确。
3、居民参与性不高，对联户长的职责不明确，四老人员、楼栋长和联户长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
五、 解决措施
1、由社区各办公室，对所有的惠民政策进行梳理，选选出适合我们社区居民的一些相关政策，如医疗（能报哪些，怎么去报）、养老、大学生创业（如何申请贷款）、流动人口的医疗等，贴近老百姓的政策，真正把政策送到老百姓手里。每周进行集中培训，加强社区干部自身的素质。
2、工作人员要加大意识形态的培训力度，加大素质教育，让大部分人想去干事，想把事干好。每季度进行一次集中的意识形态培训，时间在三天左右，把培训坐实，培训结束后，集体发言，主要针对作风等方面进行讨论，并撰写心得。
3、对于居民存于率不高，在做好我们自身的同时，并积极发掘先进典型案例，加大宣传力度，调动起四老人员的积极性，以点带面的去开展工作。
第二社区居委会
二是强化理想信念，以严明的政治纪律推进工作。政治素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对于从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党员干部而言，更是要求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党员干部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上千万不能出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是我们精神上之钙，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牢固确立的主心骨，有了这个主心骨才能站稳政治立场。所以，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必须自身先在理想信念上硬起来，在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无论是思想还是言论都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广大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的生命线，也是最基本的政治纪律。只有理想信念坚定才能确保头脑清醒，政治立场坚定，做到不跑调、不走调；才能永葆正确的政治方向，做到不出现偏差；才能坚持政治原则，做到不犯错误；才能做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牢牢把握住正确导向，才能筑牢意识形态的坚固堤坝，才能打赢意识形态领域的艰苦斗争，才能真正做到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三是强化解放思想，以先进的思想观念推进工作。思想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是总开关、总闸门，思想上不去，一切上不去，必须把思想问题作为最根本的问题下大力气加以解决。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激发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创造潜能和发展潜力。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决定什么样的工作思路，决定什么样的工作效果。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切忌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必须吐故纳新、与时俱进。要占领思想舆论的制高点、掌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主动权，必须大胆解放思想，不为条条框框所限；时时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度，勇于打破思维定势，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的思路，推动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注重实效的原则，实行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细化任务目标，确保各项工作序时推进。
二、考评对象
[作者简介]曾永寿，柳州市政协经科委主任，高级经济师，广西柳州545001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11－0069－05
一、问题和意义
本文所说的“成本”，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不限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成本。所谓成本化解，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可以从如下三个角度提出。
(一)实践角度
不难想象，在原始条件下，人们无论怎么勤奋地劳动，其结果最多只能获得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其间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一巨额经济成本是怎样化解的?或许有人说，人是高级动物，不仅有体力能劳动，而且还有智慧可以发展科技，人类正是依靠科技不断进步才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的确，科技能够提高劳动效率，因而可以化解经济成本。但是，原始人终日赤身分散劳动，有什么条件和时间研究科技?此外，科技成果并不直接就是生活资料，原始人何来研究科技的动力?须知，人们从终日赤身分散劳作到有科学研究，其间同样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巨额成本又是怎样化解的?――于是，问题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形式。
(二)理论角度
大家知道，亚当・斯密提出了分工经济理论，研究了劳动生产力的改进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生产成本化解问题。事隔161年(1776―1937)，科斯在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时发现了交易成本。显然，交易成本是与生产成本不同的另一种经济成本。就此，我们提问：第一，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是事隔161年才相继提出并加以研究的，可见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成本的问题不易，那么，这两种成本是否穷尽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成本?第二，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抑或还有其他成本，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由此可能发现怎样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三)比较角度
科学史表明，仅凭人的感官不足以认识事物，理性计算才能发现更深刻的规律。物理学就有一个能量过程的计算问题，物理学家运用于探索原子系统，发现了一系列出乎经典物理学意料的全新过程和规律，创立了量子力学。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核算亦即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相当于物理学的能量过程计算。因此，笔者预言，通过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有望获得与量子力学相媲美的经济学成果。
二、问题视野中的成本分类
经验证明，提问方式决定着对事物的分类方式。本节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问题为主线，找出可能解释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过程所需要的成本分类。
(一)生产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康芒斯的划分，所谓“生产”，仅指人对自然的活动，亦即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物质变换活动；由此，所谓“生产成本”，仅指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此外，本文的目的是再现以往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由此探索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必须也只能从原始人开始。显然，对原始人来说，“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只能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没有分工没有交易，当然更没有物质资本。这就是说，对原始人来说，他们的经济活动只有生产活动，生产成本只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
如前所述，原始人这种赤身的分散劳动，最多只能谋得最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那么，后来人类的生活水平是如何获得提高的呢?对此，亚当・斯密做了开创性探索，其名著《国富论》开篇就写道：“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接着，他用大量的事例证明了上述论点，并且在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分工其所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关于后者，他写道：“这种由于劳动分工而使同一数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的增长，是由于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劳动分工，使每一个人的业务降为某种简单的操作并成为终生的唯一职业，必然使熟练程度获得提高，从而使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增长。第二，劳动分工，减少了劳动者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因而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在同样多的劳动时间中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量。第三，劳动分工，使劳动者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单一目标上，而不是分散在许多事物上，因而劳动者更有可能发现比较容易和比较迅捷地达到目的的方法，进而发明特定的劳动工具和机器；此外，劳动分工也包括一部分人从简单劳动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科学研究，而且科学研究本身也可因分工而获得快速发展；工具、机器的发明和科研的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力。诚然，斯密说的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另一面就是成本化解，因此，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可以视为第一个探索成本化解问题的理论。
那么，分工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是否有可能使人类从原始人的生活水平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呢?对此，可作粗略的逻辑演算。
第一步，假设整个社会只有两个人，遵循上述斯密所揭示的规律，如果他们不分工，那么其产出各是1，社会总产出就是l+l=2；如果进行分工，劳动效率可获提高，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2，而是大于2，即有
1+1>2
第二步，对上述计算进行逻辑推论。如果整个社会有3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3，也不止是>3[既然1+1>2而不是1+l=2，那么(1+1>2)+1也就不能是一(>3)]，而是>>3(可读为“远大于3”)，即有
1+l+1>>3
于是，如果整个社会有m(m是任意自然数)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
因为上式中的m可以是任意自然数，因此上式表明：只要社会总人数m足够大且分工的层次可任意深化，那么，分工就可化解任意大的生产成本。诚然，分工层次不可能任意深化。但是，现实是直到今天最发达国家社会分工的深化过程仍未终止。由此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二)交易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前面，我们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然而，这一结论只是逻辑上的，现实中并没有那么简单。1937年，科斯发
表了《企业的性质》，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交易成本。后来的学者通过重温康芒斯关于“交易”概念一般化的论述，从而将“交易成本”的概念也一般化了。于是，经济活动就分成两个领域即“生产”和“交易”，而经济活动的普遍成本也分为两大类即“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因分工化解生产成本而生成，这是容易理解的。分工的特征和结果，可用一个字来概括：专(产品专门、资产专用、劳动者专业)。词典解释，“专”，指“集中在一件事上的”。人的活动“集中在一件事上”，就能熟能生巧，增强从事这件事的能力。因此，“专”就是“偏”、“强”，它的“强”是以“偏”(即以放弃“完整”和“独立”)为条件的。产品专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消费，资产专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使用，劳动者专业(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劳动。这就是说，分工必须以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为条件，否则分工不仅无利而且有害。然而，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一种“专”必须与特定的另一(或几)“专”相匹配，而不能随意“拉郎配”，因此要完成特定的“专”与“专”之间的匹配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这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那么，交易成本的量及其变化趋势怎样?显然，分工就是行业分隔。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由此，容易想到，劳动者越多分工越深化，“行”与“行”之间的“山”就越多越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层山叠岭望而生畏。这就是说，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行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行业之间的协作配合越来越难，因而需要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本文第一节已经证明，分工可能化解生产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通过本节的讨论，我们又获得如下认识：分工所需要的交易将生成交易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生成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同样无止境。这正是“没有免费午餐”，人类从分工可能化解的生产成本，又被协作可能生成的交易成本所抵销。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分工是经济，爱你不容易!于是，又有如下结论：即使能够证明劳动分工可以化解生产成本，但仍不足以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那么，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在分工降低生产成本而协作增大交易成本的两难选择中，人类发明了交易组织。词典解释，“组织”是“按照一定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分工的特征在于“分”，而交易组织的特征则在于“合”。第一，交易组织是交易活动的中介，各成员可通过这一中介和获取分工、交易的信息，从而促成交易；第二，交易组织可压缩交易次数，交易有可能是同类多次，而有了交易组织则同类多次交易可一次进行；第三，交易组织可通过总结交流交易经验，发明简便高效的交易技术，制定交易规则，防范和制止交易欺诈，仲裁交易纠纷，监督交易的实施；第四，有了交易组织，交易本身还可继续分工，从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交易效率。如此等等，这一切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交易成本。
(三)管理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管理成本指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它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管理成本的内容，即管理成本是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二是管理成本的性质，即管理成本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前一要点大约无异议，无须多作解释；后一要点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已有理论相悖，需要多说几句。
毋庸置疑，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将其一般化，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拉近了理论与现实的距离，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其意义是深远的。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学者们将“交易”与“生产”并列对应，将“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并列对应，有意无意给人以如下信息：交易与生产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活动，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这是值得商榷的。从本文前面的分析可知，只有生产活动才是原生的经济活动，而交易则是生产因分工而派生的(有了分工才需要也才有交易)；因此，只有生产成本才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而交易成本则是生产成本的转化或替代。其二，学者们认为，交易成本是“利用制度的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这给人以如下印象：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这是不正确的。首先，人们建立组织，其目的在于化解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先在性是组织建立的逻辑前提，因此，就不能说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或者说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其次，一般的，组织绩效即被组织化解的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也即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所花费的成本，是两个不相等的量，如果用同一个名词“交易成本”来称呼两个一般不相等的量，必定导致概念混淆，以致对组织过程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无法进行。再者，学者们否定或忽视管理成本的独立地位，其理由可能是：管理成本归根结底是交易成本(因此没有必要确立独立的管理成本)。但是，这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交易成本归根结底也是生产成本，于是，按照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不存在独立的交易成本，这样交易成本的理论也就成为多余的了。由此可见，否定管理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行不通的。必须强调，认识到“交易成本是生产成本的转化”和“交易成本不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是重要的，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发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系列，揭示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的完整过程和规律。
那么，管理成本的根源何在?任何组织的建立和维持运行都需要管理成本，即使将来实现社会大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因生产不足而导致的利益矛盾，这种成本依然存在，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成本将十分微小。然而，在现阶段管理成本绝对不可忽略。其原因可概括为三大疑难。其一，一致同意疑难。组织建立和健康运转的关键，是集中组织成员的偏好，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然而，在分工协作必须通过交易(利益交换)才能实施的社会发展阶段，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组织强制(一部分人强制另一部分人)就不可避免，而组织强制需要大量的成本。其二，搭便车疑难。大家知道，组织运行需要管理制度，这在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需要采用强制手段实施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当然，如果组织全员自觉参与制度生产，制度生产成本尽管仍然需要，但可降低到最低限度(因为如果全员参与，那么收集制度生产所需要的信息就变得很容易)。但是，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发现，人们为了规避公共品生产中的个人成本，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这就使得制度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三，监督疑难。对组织成员实施监督，是落实组织制度实现组织目标从而维持组织运行必不可少的举措。然而，监督的困难在于：监督者也需要监督；于是，可能产生监督系列
无限倒退的逻辑困境――这就是监督疑难。监督疑难将使潜在的管理成本大得无法计量。
那么，管理成本能化解吗?如果能化解，其化解的途径又是什么?回答是肯定的，其化解的途径就是以各种文化(市场文化、企业文化、社会文化)为载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知识的结晶，因而是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情况下的组织目标孵化器和组织制度生产指示器。意识形态的建立，就如在组织中建立了一个磁场，从而使组织监督和控制变得容易。此外，意识形态的内容具有连续性和积累性，且具有利益外溢性(意识形态的效益不仅惠及意识形态的创立者)和成本内部化(意识形态的成本却仅由意识形态创立者承担)的特征。正因为此，意识形态成为化解管理成本的有效途径。
(四)意识形态成本
然而，意识形态的建立同样要花费成本。首先，意识形态的创造需要花费劳动；其次，经济利益集团化使意识形态的建立和替代过程充斥着矛盾和斗争，甚至需要通过残酷战争和政权更替才能实现；最后，意识形态对组织成员的监督和控制建立在成员自觉基础上，因而效率较低。这一切都可能成为意识形态成本的生成根源。
至此，我们已经知道有四种成本；且本文下面的讨论将证明，仅就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不涉及过程的循环)来说，意识形态成本是最后一类相对独立的成本。因此，我们有结论：在“成本化解”的问题层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有且仅有四种，即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确立上述四种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重要的，由此前进，我们将会看到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
三、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竞争
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由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所构成。在汉语中，“组织”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其中的“集体”，可以指人的集体也可以指物的集体(例如机体中的器官)。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也可视为一种组织，机器也可视为一种组织，因为他(它)们都是以物为元素组成的集体。这样，上面所说的“组织生态”中的“组织”，就有两类三种：以人为元素的集体，我们称之为狭义的组织(下称“人类组织”)；加上以物为元素的集体即人和机器，我们称之为广义的组织。
(一)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
要说清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必须先讨论机器及其在成本化解中的作用。机器是人类劳动的物化，它可替代人类体力和脑力劳动，这已经是人们的常识，用不着多说。本文要增加的新内容是：机器不仅可物化人类劳动，而且还可物化人类组织(物化企业，物化市场，甚至物化分工协作的整个社会)；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对成本化解具有特殊的即其他组织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机器可物化人类组织，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说明劳动分工可提高效率，曾经列举了许多分工协作组织，例如，制针业的分工协作组织、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但是，后来这些分工协作组织都被一台相应的机器(制针机和制钉机)所取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416－417页也曾谈到“一台信封制造机”取代“信封手工工场”的情况。显然，如果没有制针业分工协作组织和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就没有后来的相应机器；如果没有“信封手工工场”，就没有后来的“信封制造机”。这就是说，后来的制针机、制钉机是对前在的制针和制钉分工协作组织的物化；后来的“信封制造机”是对前在的“信封手工工场”的物化。历史走到今天，机器不仅可物化简单的分工协作组织，甚至可以物化复杂的局部市场(如电子商务)，物化庞大复杂的分工协作的世界社会(互联网)。可见，机器可以物化人类组织，这是一个日益明显和正在快速推进的事实。
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在成本化解问题上会带来什么结果?回答：机器物化组织，保存着组织分工协作对生产成本的节约，但并不继承分工协作所引起的交易成本(例如制针机各部件的配合协作并不需要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机器保存着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分工协作产生的效率)，而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诚然，制造机器也需要成本，但那已经是地地道道的生产成本――于是，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有了终端。由此，我们将看到成本从有到无这样一个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
(二)成本化解循环链
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就是成本化解循环链。
首先，从静态看，成本化解过程是一条链：生产成本一(分工协作化解部分生产成本但生成)交易成本一(交易组织化解部分交易成本但生成)管理成本一(意识形态化解部分管理成本但生成)意识形态成本_÷(机器化解上游过程中所有成本但生成)新的生产成本。诚然，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其“化解”的成本量与“生成”的成本量相比，逻辑上有三种可能，即有：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
然而，这毕竟显示了成本完全消解的可能性。
其次，从动态看，成本化解链是无限循环的。很容易看出，上述从静态角度所给出的成本化解链，其始点和终点都是生产成本。这就表明其动态过程是这条成本化解链的循环周转。在前面，我们已论证过，机器取代人类组织可保存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尽管生产机器仍需成本，但那已经是新的生产成本了――于是，回到了链条的始点，开始了新的循环。这样，每一次循环的结果将生成新的一代机器；继而人们又将在新一代机器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分工协作，因而将生成新的交易组织，生成新的管理模式，以至生成新的意识形态――这一切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已作了深刻的描述。于是，一条无限循环的成本化解链就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条链每循环一次都将一劳永逸地化解一部分成本，这条链无穷次循环周转就将化解无穷大的成本!
一、问题和意义
本文所说的“成本”，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不限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成本。所谓成本化解，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可以从如下三个角度提出。
(一)实践角度
不难想象，在原始条件下，人们无论怎么勤奋地劳动，其结果最多只能获得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其间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一巨额经济成本是怎样化解的?或许有人说，人是高级动物，不仅有体力能劳动，而且还有智慧可以发展科技，人类正是依靠科技不断进步才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的确，科技能够提高劳动效率，因而可以化解经济成本。但是，原始人终日赤身分散劳动，有什么条件和时间研究科技?此外，科技成果并不直接就是生活资料，原始人何来研究科技的动力?须知，人们从终日赤身分散劳作到有科学研究，其间同样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巨额成本又是怎样化解的?——于是，问题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形式。
(二)理论角度
大家知道，亚当·斯密提出了分工经济理论，研究了劳动生产力的改进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生产成本化解问题。事隔161年(1776—1937)，科斯在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时发现了交易成本。显然，交易成本是与生产成本不同的另一种经济成本。就此，我们提问:第一，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是事隔161年才相继提出并加以研究的，可见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成本的问题不易，那么，这两种成本是否穷尽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成本?第二，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抑或还有其他成本，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由此可能发现怎样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三)比较角度
科学史表明，仅凭人的感官不足以认识事物，理性计算才能发现更深刻的规律。物理学就有一个能量过程的计算问题，物理学家运用于探索原子系统，发现了一系列出乎经典物理学意料的全新过程和规律，创立了量子力学。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核算亦即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相当于物理学的能量过程计算。因此，笔者预言，通过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有望获得与量子力学相媲美的经济学成果。
二、问题视野中的成本分类
经验证明，提问方式决定着对事物的分类方式。本节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问题为主线，找出可能解释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过程所需要的成本分类。
(一)生产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康芒斯的划分，所谓“生产”，仅指人对自然的活动，亦即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物质变换活动；由此，所谓“生产成本”，仅指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此外，本文的目的是再现以往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由此探索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必须也只能从原始人开始。显然，对原始人来说，“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只能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没有分工没有交易，当然更没有物质资本。这就是说，对原始人来说，他们的经济活动只有生产活动，生产成本只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
如前所述，原始人这种赤身的分散劳动，最多只能谋得最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那么，后来人类的生活水平是如何获得提高的呢?对此，亚当·斯密做了开创性探索，其名著《国富论》开篇就写道:“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接着，他用大量的事例证明了上述论点，并且在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分工其所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关于后者，他写道:“这种由于劳动分工而使同一数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的增长，是由于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劳动分工，使每一个人的业务降为某种简单的操作并成为终生的唯一职业，必然使熟练程度获得提高，从而使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增长。第二，劳动分工，减少了劳动者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因而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在同样多的劳动时间中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量。第三，劳动分工，使劳动者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单一目标上，而不是分散在许多事物上，因而劳动者更有可能发现比较容易和比较迅捷地达到目的的方法，进而发明特定的劳动工具和机器；此外，劳动分工也包括一部分人从简单劳动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科学研究，而且科学研究本身也可因分工而获得快速发展；工具、机器的发明和科研的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力。诚然，斯密说的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另一面就是成本化解，因此，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可以视为第一个探索成本化解问题的理论。
那么，分工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是否有可能使人类从原始人的生活水平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呢?对此，可作粗略的逻辑演算。
第一步，假设整个社会只有两个人，遵循上述斯密所揭示的规律，如果他们不分工，那么其产出各是1，社会总产出就是ll=2；如果进行分工，劳动效率可获提高，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2，而是大于2，即有
11>2
第二步，对上述计算进行逻辑推论。如果整个社会有3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3，也不止是>3[既然11>2而不是1l=2，那么(11>2)1也就不能是一(>3)]，而是>>3(可读为“远大于3”)，即有
1l1>>3
于是，如果整个社会有m(m是任意自然数)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
因为上式中的m可以是任意自然数，因此上式表明:只要社会总人数m足够大且分工的层次可任意深化，那么，分工就可化解任意大的生产成本。诚然，分工层次不可能任意深化。但是，现实是直到今天最发达国家社会分工的深化过程仍未终止。由此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二)交易成本及其化解途径前面，我们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然而，这一结论只是逻辑上的，现实中并没有那么简单。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交易成本。后来的学者通过重温康芒斯关于“交易”概念一般化的论述，从而将“交易成本”的概念也一般化了。于是，经济活动就分成两个领域即“生产”和“交易”，而经济活动的普遍成本也分为两大类即“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因分工化解生产成本而生成，这是容易理解的。分工的特征和结果，可用一个字来概括:专(产品专门、资产专用、劳动者专业)。词典解释，“专”，指“集中在一件事上的”。人的活动“集中在一件事上”，就能熟能生巧，增强从事这件事的能力。因此，“专”就是“偏”、“强”，它的“强”是以“偏”(即以放弃“完整”和“独立”)为条件的。产品专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消费，资产专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使用，劳动者专业(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劳动。这就是说，分工必须以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为条件，否则分工不仅无利而且有害。然而，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一种“专”必须与特定的另一(或几)“专”相匹配，而不能随意“拉郎配”，因此要完成特定的“专”与“专”之间的匹配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这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那么，交易成本的量及其变化趋势怎样?显然，分工就是行业分隔。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由此，容易想到，劳动者越多分工越深化，“行”与“行”之间的“山”就越多越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层山叠岭望而生畏。这就是说，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行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行业之间的协作配合越来越难，因而需要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本文第一节已经证明，分工可能化解生产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通过本节的讨论，我们又获得如下认识:分工所需要的交易将生成交易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生成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同样无止境。这正是“没有免费午餐”，人类从分工可能化解的生产成本，又被协作可能生成的交易成本所抵销。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分工是经济，爱你不容易!于是，又有如下结论:即使能够证明劳动分工可以化解生产成本，但仍不足以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那么，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在分工降低生产成本而协作增大交易成本的两难选择中，人类发明了交易组织。词典解释，“组织”是“按照一定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分工的特征在于“分”，而交易组织的特征则在于“合”。第一，交易组织是交易活动的中介，各成员可通过这一中介和获取分工、交易的信息，从而促成交易；第二，交易组织可压缩交易次数，交易有可能是同类多次，而有了交易组织则同类多次交易可一次进行；第三，交易组织可通过总结交流交易经验，发明简便高效的交易技术，制定交易规则，防范和制止交易欺诈，仲裁交易纠纷，监督交易的实施；第四
有了交易组织，交易本身还可继续分工，从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交易效率。如此等等，这一切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交易成本。
(三)管理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管理成本指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它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管理成本的内容，即管理成本是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二是管理成本的性质，即管理成本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前一要点大约无异议，无须多作解释；后一要点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已有理论相悖，需要多说几句。
毋庸置疑，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将其一般化，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拉近了理论与现实的距离，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其意义是深远的。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学者们将“交易”与“生产”并列对应，将“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并列对应，有意无意给人以如下信息:交易与生产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活动，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这是值得商榷的。从本文前面的分析可知，只有生产活动才是原生的经济活动，而交易则是生产因分工而派生的(有了分工才需要也才有交易)；因此，只有生产成本才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而交易成本则是生产成本的转化或替代。其二，学者们认为，交易成本是“利用制度的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这给人以如下印象: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这是不正确的。首先，人们建立组织，其目的在于化解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先在性是组织建立的逻辑前提，因此，就不能说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或者说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其次，一般的，组织绩效即被组织化解的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也即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所花费的成本，是两个不相等的量，如果用同一个名词“交易成本”来称呼两个一般不相等的量，必定导致概念混淆，以致对组织过程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无法进行。再者，学者们否定或忽视管理成本的独立地位，其理由可能是:管理成本归根结底是交易成本(因此没有必要确立独立的管理成本)。但是，这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交易成本归根结底也是生产成本，于是，按照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不存在独立的交易成本，这样交易成本的理论也就成为多余的了。由此可见，否定管理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行不通的。必须强调，认识到“交易成本是生产成本的转化”和“交易成本不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是重要的，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发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系列，揭示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的完整过程和规律。
那么，管理成本的根源何在?任何组织的建立和维持运行都需要管理成本，即使将来实现社会大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因生产不足而导致的利益矛盾，这种成本依然存在，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成本将十分微小。然而，在现阶段管理成本绝对不可忽略。其原因可概括为三大疑难。其一，一致同意疑难。组织建立和健康运转的关键，是集中组织成员的偏好，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然而，在分工协作必须通过交易(利益交换)才能实施的社会发展阶段，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组织强制(一部分人强制另一部分人)就不可避免，而组织强制需要大量的成本。其二，搭便车疑难。大家知道，组织运行需要管理制度，这在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需要采用强制手段实施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当然，如果组织全员自觉参与制度生产，制度生产成本尽管仍然需要，但可降低到最低限度(因为如果全员参与，那么收集制度生产所需要的信息就变得很容易)。但是，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发现，人们为了规避公共品生产中的个人成本，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这就使得制度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三，监督疑难。对组织成员实施监督，是落实组织制度实现组织目标从而维持组织运行必不可少的举措。然而，监督的困难在于:监督者也需要监督；于是，可能产生监督系列无限倒退的逻辑困境——这就是监督疑难。监督疑难将使潜在的管理成本大得无法计量。
那么，管理成本能化解吗?如果能化解，其化解的途径又是什么?回答是肯定的，其化解的途径就是以各种文化(市场文化、企业文化、社会文化)为载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知识的结晶，因而是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情况下的组织目标孵化器和组织制度生产指示器。意识形态的建立，就如在组织中建立了一个磁场，从而使组织监督和控制变得容易。此外，意识形态的内容具有连续性和积累性，且具有利益外溢性(意识形态的效益不仅惠及意识形态的创立者)和成本内部化(意识形态的成本却仅由意识形态创立者承担)的特征。正因为此，意识形态成为化解管理成本的有效途径。
(四)意识形态成本
然而，意识形态的建立同样要花费成本。首先，意识形态的创造需要花费劳动；其次，经济利益集团化使意识形态的建立和替代过程充斥着矛盾和斗争，甚至需要通过残酷战争和政权更替才能实现；最后，意识形态对组织成员的监督和控制建立在成员自觉基础上，因而效率较低。这一切都可能成为意识形态成本的生成根源。
至此，我们已经知道有四种成本；且本文下面的讨论将证明，仅就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不涉及过程的循环)来说，意识形态成本是最后一类相对独立的成本。因此，我们有结论:在“成本化解”的问题层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有且仅有四种，即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确立上述四种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重要的，由此前进，我们将会看到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
三、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竞争
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由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所构成。在汉语中，“组织”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其中的“集体”，可以指人的集体也可以指物的集体(例如机体中的器官)。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也可视为一种组织，机器也可视为一种组织，因为他(它)们都是以物为元素组成的集体。这样，上面所说的“组织生态”中的“组织”，就有两类三种:以人为元素的集体，我们称之为狭义的组织(下称“人类组织”)；加上以物为元素的集体即人和机器，我们称之为广义的组织。(一)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用要说清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必须先讨论机器及其在成本化解中的作用。机器是人类劳动的物化，它可替代人类体力和脑力劳动，这已经是人们的常识，用不着多说。本文要增加的新内容是:机器不仅可物化人类劳动，而且还可物化人类组织(物化企业，物化市场，甚至物化分工协作的整个社会)；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对成本化解具有特殊的即其他组织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机器可物化人类组织，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说明劳动分工可提高效率，曾经列举了许多分工协作组织，例如，制针业的分工协作组织、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但是，后来这些分工协作组织都被一台相应的机器(制针机和制钉机)所取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416－417页也曾谈到“一台信封制造机”取代“信封手工工场”的情况。显然，如果没有制针业分工协作组织和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就没有后来的相应机器；如果没有“信封手工工场”，就没有后来的“信封制造机”。这就是说，后来的制针机、制钉机是对前在的制针和制钉分工协作组织的物化；后来的“信封制造机”是对前在的“信封手工工场”的物化。历史走到今天，机器不仅可物化简单的分工协作组织，甚至可以物化复杂的局部市场(如电子商务)，物化庞大复杂的分工协作的世界社会(互联网)。可见，机器可以物化人类组织，这是一个日益明显和正在快速推进的事实。
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在成本化解问题上会带来什么结果?回答:机器物化组织，保存着组织分工协作对生产成本的节约，但并不继承分工协作所引起的交易成本(例如制针机各部件的配合协作并不需要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机器保存着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分工协作产生的效率)，而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诚然，制造机器也需要成本，但那已经是地地道道的生产成本——于是，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有了终端。由此，我们将看到成本从有到无这样一个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
(二)成本化解循环链
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就是成本化解循环链。
首先，从静态看，成本化解过程是一条链:生产成本一(分工协作化解部分生产成本但生成)交易成本一(交易组织化解部分交易成本但生成)管理成本一(意识形态化解部分管理成本但生成)意识形态成本_÷(机器化解上游过程中所有成本但生成)新的生产成本。诚然，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其“化解”的成本量与“生成”的成本量相比，逻辑上有三种可能，即有: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然而，这毕竟显示了成本完全消解的可能性。
其次，从动态看，成本化解链是无限循环的。很容易看出，上述从静态角度所给出的成本化解链，其始点和终点都是生产成本。这就表明其动态过程是这条成本化解链的循环周转。在前面，我们已论证过，机器取代人类组织可保存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尽管生产机器仍需成本，但那已经是新的生产成本了——于是，回到了链条的始点，开始了新的循环。这样，每一
的结果将生成新的一代机器；继而人们又将在新一代机器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分工协作，因而将生成新的交易组织，生成新的管理模式，以至生成新的意识形态——这一切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已作了深刻的描述。于是，一条无限循环的成本化解链就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条链每循环一次都将一劳永逸地化解一部分成本，这条链无穷次循环周转就将化解无穷大的成本!
1.力求扎实活泼有序地提高学生读写听说的能力，发展智力，培养自学能力和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2.力求较好地体现中学生学习语文的规律，正确处理语言学习与生活实践的关系，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关系，掌握基础知识与实际应用的关系，以及严整有序与灵活多样的关系。3力求运用多种方法，有效地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充分调动学习的积极性。4.面向大多数，力求难易适度，线索简明，梯度合理，易教易学。
该社新编高级中学语文实验课本的编辑指导思想如下：
1.语文教学改革的根本目标，是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面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和效率，坚持走民族化和科学 化统一的道路，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语文教学新体系而奋斗。2.语文教学改革的基本要求，是既要适当提高程度，又要适当缩短学程；既要适当加大容量，又要适当减轻负担。3.高中语文教学改革的起点，是现代语文读与训练已经初步“过关”。4.高中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在初中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严格的语文训练，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5.语文教材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改革旧的教材体系。
英国是属于教科书自由制度的国家，“1988年教育改革法”颁行以后，出现了标有“国家课程”字样的教材，《牛津英语教程》、《英语》、《新阶梯》三套教材体现了以下编辑指导思想：
1.突出英语基础知识，注重听、说、读、写基本技能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2.强调学生主体的言语实践活动。3.密切联系学生的现实和日常生活。
通过对以上中英语文教材的编辑指导思想的陈述，我们尝试着作以下的比较。
一、我国语文教材的编辑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从总体上说，各国语文教材的编辑均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影响，它是一定民族、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最基本、最集中、最系统的反映，具体体现该时期对人才诸方面的要求，是教育目标的具体体现和课程计划的物化形态，也是社会化的人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强调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强调“三个面向”的精神，是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教材编辑的总思想，它能给教材建设以及教学过程方向性的指导，使我国的语文教育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相比之下，英国长期以来奉行教科书自由制度，没有国家层面上的总的课程标准，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教材，但由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其意识形态在语文教材中的渗透也是必然的，同时，随着国家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干预的加强，这方面也有加强的趋势。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我国的教材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材编辑的灵活性，另外意识形态在教材中的体现并不意味着它在具体的语文教育中的成功，如何在教材编辑中更好地体现这方面的指导思想，以更有利于语文教育的具体实施，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从两者的比较中可以发现，我国的语文教材的编辑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重视教材编辑的可操作性，而英国的教材编辑则具有效高的灵活性。我国的教材编辑思想是基于编辑和教学的实际的可行性，从知识、能力到智力和习惯，从学习规律到要处理的各种关系，从方法到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从阶段目标到长期目标，从教材改革到教学改革，都有比较细化的规定，这种规定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英国的编辑思想则显得空泛一些，语文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语言和思维，言语实践活动，现实和日常生活等等，更注重宏观的把握，它往往不易操作，这正是其奉行教科书自由制度的影响所在。这种可操作与不可操作，导致了两个国家在教材编辑中，一个较为拘泥于框框，一个则较为灵活，这同样给实际的语文教学以相类似的影响。
三、我国语文教材的编辑思想强调一个循序渐进的体系。“有序”、“梯度合理”、“在初中的基础上”等随时在强调构建一个语文教材的体系，可以说，这个体系是与我国长期以来基础教育统一的课程标准相适应的，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的这一体系是在长期的教材编辑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给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以积极的影响，同时也与我国的传统的循序渐进的思想密不可分。英国的教科书自由制度使得其在教材建设上缺乏系统性和一致性，就是在国家课程标准颁布的今天，也缺乏类似的体系，使得知识技能等方面的衔接以及发展缺乏相应的循序渐进性。即使在教科书建设走向多元的今天，我们也应继承这一传统，使得我们的教材更加科学，更加有利于学生的语文学习。
四、我国语文教材的编辑思想在重视教材编辑的同时，也重视在教材的实践方面给教学改革以支持。教材是为教学服务的，从一定程度上说，成型的教材是死的，教学是活灵活现的，死的东西很难适应活的教学需要，教学的变化要求教材作相应的变化。在教材的层面上重视改革，不仅是对教材建设的要求，而且也给教学提供了一个信息，即要重视实际的教学改革，这种教学改革反过来也会给教材的改革提供实践的支持。英国的教材编辑思想则没有对这方面的要求。
1.文化强国是历史的使命
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历史，五千年历史创造了璀璨中华文化，而璀璨中华文化又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绵延发展，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曾几何时，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有何等的影响力，作为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化是何等灿烂。以后，随着国家的衰败，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日趋下降，直到谷低。先进文化可以救国，先进文化可以启蒙，先进文化可以发展，先进文化更可以带来整个民族的复兴。对中华民族来说，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文化复兴不仅可以重新振兴中华文化，鼓舞民族士气，建立民族自信，更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与生命活力。因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也是民族昂首走向世界、增强国际影响力的精神资源。
2.文化强国是时代的呼唤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文化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渐渐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文化是国家实力的象征与体现。文化既是软实力，又是硬实力。当它成为一种科学核心价值观时，它是指导力、精神动力、吸引力和凝聚力，是软实力；当它转变为文化产业时，它又是物质生产力，是硬实力。
3.文化强国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随着科学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文化在经济生产与生活中的作用更加明显。从发达国家的状况来看，文化产业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飞速发展，2010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明显不协调、不平衡的方面，产业结构急待升级，创造力迫切需要增强，经济后劲急需提高。为此，做好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增强文化经济力就是必然选择。另外，从信息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看，消费引领生产的特点也决定着经济生产必须迫切带入更多的文化元素与文化成分。因为，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与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渐渐向精神、文化层面倾斜。一件物品仅仅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显然不够，它更需要有精神内涵、审美情调与思想品味。也就是说，当前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点就是要加强经济的文化力。
4.文化强国是人民的需要
文化既是人民信念、信仰之源，也是人民丰富生活之源。随着改革开放与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发展，人的精神生活显得越来越重要。就此而言，发展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是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文化建设也是民生建设，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只有多创造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才是富有活力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只有来源于百姓需求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只有让百姓亲切可感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才是有价值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
二、文化强国的建设
1.文化强国的本质是制度文化建设
从一般意义上看，文化可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在这三种文化形态中，制度文化显然是决定性的。制度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以及日常生活与工作规章制度等。在这些制度中，根本政治制度是最重要、最本质的。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需要营造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更需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中华文化弥足珍贵，西方不少文化也具有很强的先进性，但它们都不能从根本上指导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只有才能引领中国发展，中国的根本制度文化必须是与社会主义。这一点丝毫不能动摇。当然，与社会主义作为中国根本制度文化的地位，也不完全是由它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决定的，更是由于它的先进性与群众性决定的。是发展的，它以前是以后还将在跟不同先进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不断发展与丰富。
2.文化强国的核心是建立文化体制
首先，要建立先进文化特别是理论建设制度。先进文化总体上属于文化事业，但它又不同于一般文化事业，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化、政治文化。应该把这类文化放在文化建设的首位。其次，要建立产业文化发展制度。产业文化不同于事业文化，从根本上讲属于经济式的文化。文化产业的性质是：“文化”是中介、路径与形式，“产业”才是实质。产业文化的发展思路基本上是按经济发展思路来进行的，它服从的是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规律。因此，对产业文化的加强可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式来推进。再次，要建立文化事业繁荣制度。文化事业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文化活动，它天生就有抵抗经济引诱的性质，对此不能用经济生产与经济建设的方式对待，应该给予充分政策上的优待与资金上的支持。
3.文化强国的关键是营造文化氛围
文化强国需要人人参与，需要营造尊重文化、爱护文化与利用文化的良好氛围，需要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需要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这样，制定正确的文化政策、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就显得十分关键。只有让每一个人都享受到文化权益与文化资源，做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与规则平等，才可能提升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只有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提高了，文化的创造力才能广泛进发，文化的品味才能普遍提升，高雅文化才不会因鹤立鸡群而受到冷遇。在激发文化向社会不同领域渗透与人民广泛参与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至关重要。意识形态是社会总体指导思想，它可以普遍指导社会与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但它不可能遍及社会与人们生活中的所有细节，因此，提炼不同领域的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整体发展与个人生活发展就变得十分重要。它可以引领社会各方面进步与人们生活各方面发展，但又不限制社会与个人发展的活力与创造力。十报告在文化建设上有一个重要亮点，就是提炼了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这对文化强国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科学道德 科学技术 意义
课 题：本文系2011年河南中医学院科研苗圃工程项目成果，项目编号：MP2011-49。
一、科学道德的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对道德的定义为：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社会或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书对道德的定义为：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 科学道德能够规范人们在从事科技工作过程中的行为，实现科学工作者的人生价值，展现人格魅力，体现综合素质，是道德的一种形式。它可以纠正人们的错误行为，指导人们在社会工作中如何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科学精神是科学道德的思想内核，科研伦理是科学道德在伦理层面的反映，科研规范是科学道德在科研活动中的具体要求和行为指南。没有崇高的科学道德，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会给社会带来不可预知的灾难。
二、科学技术的含义及来源
“技术”一词源于古希腊语techne,意指“技能、技艺”等。技术与科学（scientia）都是人类在实践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但techne指的是主观性因素，是人们主观推断和推理等的思维方法，而scientia指的则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理性知识，是人们发现、挖掘的客观存在的但还没有被人类加以利用的知识。在我国古代，技术泛指“百工”，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技术不断应用自然科学理论，使得技术本身成为一个理论系统，成为一门科学。所以技术不再是零散的、不连续的生活经验的总结，而变成了有内在联系的、相互融会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首先从人类最基本的实际活动即物质生产劳动出发把握技术的本质，认为技术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劳动的进化史就是技术的进化史。而人的劳动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因此，可以把技术定义为人类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和自身发展，把社会生产实践中的实践经验、工作原理汇总而成的理论体系，它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技术活动，二是技术成果。在技术和理论上阐述了人对自然的积极能动行为，及日常生产过程中展示出来的精神观念，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是认识本质力量的展现，属于直接生产力。技术可以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同时，技术还可以改善自然环境，创造出更适合人类生存的外界条件。但技术运用不当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这就需要人类在利用技术的同时，用科学道德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更好地利用科学技术。科技的进步直接依赖于科学家们的科学劳动，科学劳动塑造人们勇于追求真理、注重实践、崇尚科学、遵循客观规律、直面困难、乐于开拓创新、甘于奉献的工作精神和态度。科学家们在长期的科学劳动中还形成了一套与科学本身的要求相一致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这种科学精神、科学态度、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推动了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在科学精神构成道德观念重要内容的同时，科技知识也深化了人们对自然、社会和自身认识，人们道德视野的扩大，又为新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建立提出了新的课题，并推动了科学道德观念的更新与发展。
三、科技工作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知识也需要不断地创新，但在创新的过程中，现有的科学伦理、道德会阻碍科技的进步。例如：在古代，我国的解剖学就已经萌芽了，但是由于封建礼教、道德思想观念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的发展。我国古代有这样的认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孝之始也。”这种落后的道德理念阻碍了解剖学的进步。清朝的王清任在舆论的压力下，对解剖学的探索异常艰难。当时的封建礼教维护者辱骂其为“教人于胳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而科学道德的建设没有和科技发展同步，也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例如：2009年，黑客入侵花旗计算机系统，向多台遭感染的电脑下达指令并攫取资料，窃取银行账户登录信息，造成花旗银行损失千万美元。这反映了在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网络道德建设相对落后，没有对人们使用网络的行为及时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致使人们在利益的诱导下，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损害他人利益，置自己于法律禁地而不顾。所以，我们在分享科学技术带来益处的同时，要关注科技的负面作用，及时完善道德建设，解决社会问题，使科学技术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四、科学道德和科学工作的辩证关系
在快速发展、变化的世界中，新的科学分支和前沿领域不断出现，对现有的科学伦理、道德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加强上层建筑才能有力地统筹管理社会的正常运行。科学道德和科学技术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科学技术要向前发展，在某些方面就要打破现有的落后的科学道德，从而建立新的科学道德体系。新的科学道德体系在形成的过程中，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对现实情况的否定和对自身发展中的问题的否定后，形成一套符合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相对先进的道德规范，从而更好地指导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两者是在运动中相互促进，同时又相互制约的。
五、恪守科学道德对科技工作的意义
首先，恪守科学道德有利于提高科学工作者的自律。道德自律是科技工作者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素质,也是在科学研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科学工作者自律性的提高有利于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科学精神激励科学工作者发扬求真务实，做人与做学问杜绝弄虚作假的科学工作作风。
其次，恪守科学道德有利于科学工作者确立正确的价值观,自觉地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坚决反对伪科学和封建迷信。
再次，恪守科学道德建设，有利于科学工作者遵守职业道德,坚持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自觉纠正科研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不良行为,有利于维护科技工作的神圣性与崇高性。
最后，恪守科学道德有利于科学技术工作者树立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信念，这是对科学工作者的最高伦理道德要求。这种高标准的要求有利于敦促科学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防止科技成果的滥用、误用和恶用，从而避免科技、经济、社会、环境和人类自身的协调发展机制的不平衡性，有利于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等。同时，恪守科学道德有利于科学技术工作者树立生态伦理观念,有利于科学工作者按照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总规律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促进生态农业和生态工业的和谐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蒋美仕,李玲,杨维.美国联邦政府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政策演变——从不端行为定义的争议与统一过程审视[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6).
图书馆治理道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但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回结为两大部分:一是治理道德的价值理论;二是治理道德的实践结果。前者是图书馆治理活动中的思维准则,它指导治理活动的实践;后者是治理活动的行为结果。治理道德的价值蕴躲在治理活动的过程中,并通过治理活动表现出来。图书馆治理道德的价值,从作为价值学和哲学的一般范畴来看,是人们在图书馆的治理活动中,将各种普遍现象和内容进行了本质的概括,将各种具体的、特殊的价值形态进行了全面的抽象和总结。说到底,图书馆治理道德的价值在于满足读者对知识、信息无穷追求的需要,满足馆员自我存在和治理活动的需要。当然,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有其自身的特点,并有巨大的导向作用。
1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的特点
1.1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治理道德的价值和特定的文化氛围相联系,任何一个治理者和被治理者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因此,他们的活动行为总是带有时代文化的烙印。每一个治理者的思想理念都深深受到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影响。治理作为人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整个治理过程,从决策到组织职员配备、计划、控制、信息沟通直至各个具体的治理环节,每一项职能无不受到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社会意识形态,直接影响和制约图书馆治理道德的价值和实践。我们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不仅指一般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更主要的是指民族、阶级、专业、职业、教派、政治团体等群体的观念、信仰、思维方式等。这些意识形态是受其各自群体的地理环境、天气、生活习俗、文化活动等环境所制约和决定的。因此,图书馆的治理者有必要了解价值观的演变,以便理解治理道德价值发展的基本气力,从而有效地控制治理道德的实践活动。而我们治理者的动机和行为都受到自己所处的社会价值系统的影响。所以,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服务于不同的社会阶层。
1.2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具有社会性
在现代社会中,人总是属于一定的治理系统。现代化治理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在一个确定的治理系统中,都具有交互主体性。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它既是治理者,又是被治理者。在图书馆,馆长、馆员、读者这三者之间是交互主体。治理道德的交互主体性要求把对方看作与自己同等地位,有着相同作用的主体或客体。尊重对方、尊重他人,从而互相承认,互相协作,形成一个理性的、***的公共生活秩序。图书馆治理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是:馆员治理读者,读者以馆员工作条例或职业道德规范来监视馆员;馆长治理馆员,馆员以行政治理规范监视馆长;馆长同样也要抽时间治理读者,读者以人性化治理和治理条例不完善、不公道为由,要求修改治理条例,改善服务环境等,同样也督促着馆长改变工作作风,改善服务环境。图书馆的这种主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本身就是社会群体的活动。可见,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尽非某一主体或个人所能创造的,而需要馆长、馆员、读者乃至社会的共同努力、参与。这就是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的社会性。
1.3治理道德价值的二重性
现代社会的治理活动要求将伦理道德作为一种扩展意义上的治理秩序,并形成为调整治理行为规范体系。治理道德价值是治理实践活动指导思想的准则,而治理活动作为社会实践是治理主体,即图书馆治理者的工作内容。治理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为读者服务。也就是说,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读者的需要而获得社会效益。否则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这种为满足社会客体的需要,也就是对社会、对读者具有价值性。可见,治理道德的价值是以对社会、对他人有价值的价值。只有实现了价值的社会性,进而才能实现馆员的自身价值。这就是图书馆治理道德的二重性。没有第一个对他人(读者)、对社会有价值,也就没有第二个对自身有价值。实在,在图书馆的治理活动中,治理道德价值的社会性与馆员的自身价值是同时实现的,二者不分先后,不能分离。
1.4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的创造性
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是一种创新活动,它既不是现成的东西,也不能立即见效,而是通过治理活动过程中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馆内各种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条件进行变革、调整、重新组合,获得新的治理绩效,实践治理道德的新价值。可见,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过程,治理活动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满足读者和社会的需求,达到社会效益。所谓创造性,是对过往的改变和超越,即改变过往的原貌原样,使治理活动出现新的气象、新的局面,从而创造出新的价值。在治理活动中,馆员的个人奋斗目标和爱好,决定了治理道德发展的内容和方向。假如馆员对电脑及其自动化等方面很感爱好,那么,他在工作中就会自觉地利用网络、多媒体等工具进行治理活动的改革与创新,为读者服务。从而实现了治理活动的目标:在服务治理中创造了治理道德的价值。也就是说,在治理活动中实现了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的创造。
1.5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的审美性
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治理活动,无非是管人、管物这两大类。图书馆的治理活动包含着这两大类,既管人,又管物。所以,就需要有高超的治理艺术。既然是艺术,就存在着“美”的治理道德价值。“美”作为一种道德价值的评判标准,是指主体运用内在标准在观念上往评判客体,它既有物质的价值,也有精神的价值,是物质和精神的综合境界。“美”的对立面是“丑”,而美的东西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美好的,为人们共同欣赏和赞美。
图书馆的治理活动与一般的治理活动一样,它不仅是一种单纯地追求绩效的活动,而且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个层面的意义。无论是治理的主体——馆员,还是被治理的客体——读者,都受到特定社会的浸染和熏陶。图书馆的治理活动是一种社会的集体行为,这种行为是要用审美的道德价值观来衡量的。馆员在治理活动中,既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精神财富。更重要的是,治理活动本身也有助于进步馆员和读者的思想文化修养,陶冶着人们的情操。我们以为,文化心理是治理活动的灵魂,人才是治理活动的主体,因此,决定图书馆治理效率和发展趋向的是具有各种各样的感情、欲看、思想所支配的无数个馆员的协力,只有激发和调动他们的各种潜能才是发挥了图书馆治理活动的艺术精华。这也是图书馆治理道德美的所在之处。
2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的导向作用
图书馆治理道德的价值观要求馆员在日常治理活动中,树立起服务观念,做好本职工作,改进和创新工作方法,进步工作效率,使馆员的服务得到读者的认可,从而在服务中实现馆员的自身价值。可见,治理道德的价值观具有导向作用,它可以引导馆员不断地努力工作,在治理中实现其自身价值,从而得到社会的认可。
治理道德价值的导向作用不是用行政手段强制实行的,而是靠社会***和传统习惯的作用,通过内心信念的转变、调整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要加强宣传引导,借助于社会***的气力,在读者和馆员中形成强大的***压力,用良好的道德习惯来约束、调整、引导每一位馆员的职业治理行为,在服务中实现其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
2.1引导馆员成为知识信息的导航员
馆员不仅要充分了解馆躲,还要充分了解读者的心理、思维、阅读需求与倾向,并针对读者的实际需求进行知识、信息、情报资源的收集和整理,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相对应的服务。馆员要对馆躲、信息资源进行搜集、加工、整理、排序,使杂乱无章的信息变成有序的知识体系,并使信息资源在馆员的加工、整理下不断地增值。馆员要方便读者,并引导读者进进知识的殿堂,利用各种形式为读者咨询,宣传网络资源及各种类型数据库的检索,开展课题查全、查新业务,编制二、三次文献等,以此来引导并服务于读者。
2.2引导馆员进行创新服务
2.2.1服务技术及其设备的创造与更新
服务技术与设备的创新是其他方面创新的条件与基础。治理道德的价值导向性引导馆员利用图书馆的上风及资源进行设备的开发研究与技术的创新。充分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网络等技术手段对信息资料、馆躲载体、借阅设备、场所设施等进行优化、更新、改造。
2.2.2服务观念的创造与更新
服务要创新,观念必须先行。现代社会人们对知识、信息质量本身和与此相对应的服务要求越来越高。现代图书馆治理道德的价值导向作用使得馆员必须改变传统办馆观念和服务观念,改变传统的“借借还还”、“重躲轻用”的老观念、老意识。树立起“开放办馆”的新意识,以及“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新观念。
2.2.3服务方式及其手段的创新与更新
服务方式及其服务手段的创新是进步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志。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的导向作用要求馆员的服务方式必须多样性,服务手段必须现代化。除了传统的借还、复印方式之外,还要利用数字、网络技术为读者服务,实现服务手段、方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2.2.4服务内容的创造与更新
现代社会是知识、信息爆炸式时代。知识更新飞快,信息瞬息万变。这样,治理道德的价值就要求馆员进行“快”、“新”、“准”的服务。于是,馆员必须深化服务内容,充分挖掘馆躲资源和虚拟网络资源的内在价值,充分实现服务内容的创新。
2.3引导馆员作为教育者
图书馆是没有围墙的大学,是读者终身学习的场所。无论什么样的图书馆,其教育功能都非常突出。因此,馆员不仅仅是服务者,而且是一个教育者。在解答读者的提问过程中;在服务读者、引导读者阅读过程中,都默默地体现了服务育人、治理育人这一社会理念。馆员对知识信息具有批评、审美、净化、整理的责任。在有声有色的导读活动中,能够促进读者文化素养的进步,接受健康思想的熏陶。馆员良好的治理道德形象、丰富的治理知识、有效的治理手段,都在潜移默化地引导读者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不断探索、进步。因此,馆员在读者中的教育作用是图书馆道德的价值观所决定的。
图书馆治理道德的价值指导图书馆各种具体的治理活动,使图书馆的治理活动具有公道性、科学性和人本性。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指导读者的治理思维是一种看不见的隐性网络,它把读者联系起来,把馆员同一起来,以一种共性的思维指导图书馆的治理活动。现代社会中的伦理观念是多元化的。因此,作为现代化图书馆的治理者尽对不能用一元化的治理道德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治理活动,而应该自觉主动地应用多元化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来指导图书馆的治理活动,并把这种多元化的治理道德价值作为图书馆治理活动的总指导原则。
参考文献:
万君宝等.治理伦理.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研究人员将胡蜂巢穴的周围铺设一圈松果，由于胡蜂的习性是利用地形地物去定位巢穴的地点，后来在巢穴旁边另外挖一个假洞，把松果移设至假洞，胡蜂回来后只认得有松果的假洞，近在眼前的巢穴，居然一点也不认得。
乌鸦则对人为环境的调适能力很强。乌鸦飞到高速公路内侧分隔树，看见美味的动物尸体躺在路旁，来往的车辆既快又多，但是他逐步实验，慢慢算准了两辆车间隔的频率，一步步啄食他的食物。乌鸦置身人为环境，以创新的技能调适觅食习惯，过程虽惊险，但效果甚好，还吸引同伴的注意，教导了同伴填饱肚子的方法。
传统达尔文“物竞天择”的意识形态，假设竞争是生命进化的基本动力，也是驱动个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主要能量。现代组织应用“混沌理论”却改变了这种观点，认为生物从“互助合作”与“共同进化”的过程，更能解释优胜劣败的生命历程，因为胡蜂只能在它习惯的领域生存，乌鸦却能不断创新，让生命因合作而不断进化，因此延续后代的可能性就大增。
努力为何与目的相异？
《乱中求序》一书中提到学者曾经统计，处于渔猎或农耕社会，每人每周平均只需工作18小时，就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但在现代工业社会，多数人每周要花费60至70小时工作，其余大半时间则用来缓解工作压力。
充满竞争的组织环境下，现代人工作会觉得和自己越来越疏离，发现越来越不想和别人合作。为什么上司一直要求加快工作效率但效率却增加不了？为什么把自己的能量全部献给工作，目的是为了使将来生活富裕快乐，让人生更充满活力，但结果呢？
努力的工作往往使人和周遭亲朋好友更加疏离隔绝，过分积极投入到过劳死，赚来的钱又消费在放松上。恶性循环的结果是愈想花钱，花完后又觉得空虚；愈是想休闲度假，愈是不能放下手上的行动电话与笔记本电脑，缓解压力的结果是不减反增。
企业和人一样，对于拼命努力想达到目的却适得其反的现实，古老的部落中有些决策的方式对我们有所启示。北美印第安伊洛克族传统的酋长议会里，发现任何决策必须完全达到全体出席者的同意，不然会议会进行几天或几个礼拜，直到全体同意达成团体协议。这显然违反了现代组织追求效率的原则。但一旦全体同意后，那就是每位出席者“自己的主意”，而且意识到有义务做到，也就是个人的承诺。
现代人开会时，经常受限于习惯的议事规则，或是有效的开会技巧等意识形态的引导，常常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只想听到自己的声音，不愿也不想知道对方的用意，但是常常有擅于谈判者容易跳脱既有思维的框架，能够欣赏双方解决方案的优点，但也存疑并非最佳方案，尝试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以帮助争执不下的双方，能够缓和一下情绪，避免仓促间做出不理性的零和决策，因为在和缓气氛中，总有灵光乍现的双赢方案。
因为没有人喜欢在会议中承认失败，或是屈服权力运作下的妥协，因为输赢总带给双方不确定感，赢家或许担心下次会不会翻案，或是输家在另外议事场合中杯葛其它的议题，虽然伊洛克族决议过程拖得时间较长，但是贯彻决策执行的效率却很高。
异中求同的跨文化融合
组织适应环境复杂变化，应该主动拣选、解释和创造自己的环境。卓皮那斯文化报告指出，在组织文化中，即使是跨文化管理的专家，都承认我们的思维、行为习惯都是来自文化的产物，而且拥有自我的习惯领域，组织文化必须超越这些惯性才有机会融合。困难的是如何学习跨越自我模式，而且不惧怕我们长期拥有的确定感会因此崩溃，卓皮那斯提供了几个不错的达成融合的观念：
一、认识文化差异。了解文化就是了解心理状态，包括自己及所遇对手的心理状态。跨文化管理必须跨出自我模式的障碍，不惧怕长期建立的习惯可能因此崩溃。例如日本商社总裁与美国执行长的会面，前者重视交换名片，以名片象征个人身分地位，因为日本商社总喜欢先建立关系，不直接进入谈判；后者并不喜欢日式传统欢迎仪式，不耐烦谈判只是停留在关系上打转。等到执行长手头无意识间揉烂交换来的名片，商社总裁也愤而离席，这些都是源自于文化差异，双方在初次不自觉的情况下，犯了对方禁忌而不自知。
二、尊重文化差异。培养尊重文化差异，可以从生活中找到一些自身行为与外来行为相类似的情境。虽然行为不同，有时只是角度的不同，了解对方意图后，需要表现出已经了解的态度与谅解，才能培养合作默契。因为协调差异、做自己的过程中，才能看出别人观点，并有助于我们拥有正确的观点。例如：德国工程师酬谢南非女佣，发给她圣诞奖金，结果女佣却消失两个月，直到奖金花完后才返回工作岗位，显然双方对于“金钱与责任”文化认知有差异，后来德国工程师了解事件起因来自文化差异，就会调整他对南非女佣的想法。
艾佛德·舒兹指出我们终究会遇上一些非我族类的人们，他们的组织文化早已自我定义、自我决定要如何生活、拥有一套世界观。我们可以为他们贴卷标，但却不能期待他们能了解或接受我们的定义，除非我们的定义可以和他们的定义相通。我们也无法剥夺他们的常识架构，或对日常事务的理解方式，他们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方式，是一套早已定型的意义和理解。我们只能试着去了解，在试着了解的同时，你也会开始以他们的方式建构你的思考。
反省组织迷思
40年来，VISA创始人狄伊·哈克一直问自己3个问题：为什么任何地方的机构，不管是政治性、商业性或社会性的，都越来越难管理好自身的事务？为什么到处都看到个人与所属的机构越来越对立或疏离？为什么社会与生物圈越来越紊乱？他以一个提问来解决上述3个问题：如果梦想都能成真，如果没有任何限制，那么一个理想的组织该有怎样的特质？
乌鸦则对人为环境的调适能力很强。乌鸦飞到高速公路内侧分隔树，看见美味的动物尸体躺在路旁，来往的车辆既快又多，但是他逐步实验，慢慢算准了两辆车间隔的频率，一步步啄食他的食物。乌鸦置身人为环境，以创新的技能调适觅食习惯，过程虽惊险，但效果甚好，还吸引同伴的注意，教导了同伴填饱肚子的方法。
传统达尔文“物竞天择”的意识形态，假设竞争是生命进化的基本动力，也是驱动个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主要能量。现代组织应用“混沌理论”却改变了这种观点，认为生物从“互助合作”与“共同进化”的过程，更能解释优胜劣败的生命历程，因为胡蜂只能在它习惯的领域生存，乌鸦却能不断创新，让生命因合作而不断进化，因此延续后代的可能性就大增。
努力为何与目的相异？
《乱中求序》一书中提到学者曾经统计，处于渔猎或农耕社会，每人每周平均只需工作18小时，就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但在现代工业社会，多数人每周要花费60至70小时工作，其余大半时间则用来缓解工作压力。
充满竞争的组织环境下，现代人工作会觉得和自己越来越疏离，发现越来越不想和别人合作。为什么上司一直要求加快工作效率但效率却增加不了？为什么把自己的能量全部献给工作，目的是为了使将来生活富裕快乐，让人生更充满活力，但结果呢？
努力的工作往往使人和周遭亲朋好友更加疏离隔绝，过分积极投入到过劳死，赚来的钱又消费在放松上。恶性循环的结果是愈想花钱，花完后又觉得空虚；愈是想休闲度假，愈是不能放下手上的行动电话与笔记本电脑，缓解压力的结果是不减反增。
企业和人一样，对于拼命努力想达到目的却适得其反的现实，古老的部落中有些决策的方式对我们有所启示。北美印第安伊洛克族传统的酋长议会里，发现任何决策必须完全达到全体出席者的同意，不然会议会进行几天或几个礼拜，直到全体同意达成团体协议。这显然违反了现代组织追求效率的原则。但一旦全体同意后，那就是每位出席者“自己的主意”，而且意识到有义务做到，也就是个人的承诺。
现代人开会时，经常受限于习惯的议事规则，或是有效的开会技巧等意识形态的引导，常常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只想听到自己的声音，不愿也不想知道对方的用意，但是常常有擅于谈判者容易跳脱既有思维的框架，能够欣赏双方解决方案的优点，但也存疑并非最佳方案，尝试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以帮助争执不下的双方，能够缓和一下情绪，避免仓促间做出不理性的零和决策，因为在和缓气氛中，总有灵光乍现的双赢方案。
因为没有人喜欢在会议中承认失败，或是屈服权力运作下的妥协，因为输赢总带给双方不确定感，赢家或许担心下次会不会翻案，或是输家在另外议事场合中杯葛其它的议题，虽然伊洛克族决议过程拖得时间较长，但是贯彻决策执行的效率却很高。
异中求同的跨文化融合
组织适应环境复杂变化，应该主动拣选、解释和创造自己的环境。卓皮那斯文化报告指出，在组织文化中，即使是跨文化管理的专家，都承认我们的思维、行为习惯都是来自文化的产物，而且拥有自我的习惯领域，组织文化必须超越这些惯性才有机会融合。困难的是如何学习跨越自我模式，而且不惧怕我们长期拥有的确定感会因此崩溃，卓皮那斯提供了几个不错的达成融合的观念：
一、认识文化差异。了解文化就是了解心理状态，包括自己及所遇对手的心理状态。跨文化管理必须跨出自我模式的障碍，不惧怕长期建立的习惯可能因此崩溃。例如日本商社总裁与美国执行长的会面，前者重视交换名片，以名片象征个人身分地位，因为日本商社总喜欢先建立关系，不直接进入谈判；后者并不喜欢日式传统欢迎仪式，不耐烦谈判只是停留在关系上打转。等到执行长手头无意识间揉烂交换来的名片，商社总裁也愤而离席，这些都是源自于文化差异，双方在初次不自觉的情况下，犯了对方禁忌而不自知。
二、尊重文化差异。培养尊重文化差异，可以从生活中找到一些自身行为与外来行为相类似的情境。虽然行为不同，有时只是角度的不同，了解对方意图后，需要表现出已经了解的态度与谅解，才能培养合作默契。因为协调差异、做自己的过程中，才能看出别人观点，并有助于我们拥有正确的观点。例如：德国工程师酬谢南非女佣，发给她圣诞奖金，结果女佣却消失两个月，直到奖金花完后才返回工作岗位，显然双方对于“金钱与责任”文化认知有差异，后来德国工程师了解事件起因来自文化差异，就会调整他对南非女佣的想法。
艾佛德·舒兹指出我们终究会遇上一些非我族类的人们，他们的组织文化早已自我定义、自我决定要如何生活、拥有一套世界观。我们可以为他们贴卷标，但却不能期待他们能了解或接受我们的定义，除非我们的定义可以和他们的定义相通。我们也无法剥夺他们的常识架构，或对日常事务的理解方式，他们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方式，是一套早已定型的意义和理解。我们只能试着去了解，在试着了解的同时，你也会开始以他们的方式建构你的思考。
反省组织迷思
40年来，VISA创始人狄伊·哈克一直问自己3个问题：为什么任何地方的机构，不管是政治性、商业性或社会性的，都越来越难管理好自身的事务？为什么到处都看到个人与所属的机构越来越对立或疏离？为什么社会与生物圈越来越紊乱？他以一个提问来解决上述3个问题：如果梦想都能成真，如果没有任何限制，那么一个理想的组织该有怎样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