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4 14: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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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金融界和法律界虽未对民间金融的内涵达成共识，但对民间金融是“处于国家监管的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行为”的这一特征都是认可的。民间金融运行形式主要集中于私人借贷、私人钱庄、合会、企业连结贷款等，这些常见的运行形式也已被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所认同。
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中，主要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两个罪名进行严厉的打击，以维护银行系统对于金融行为的垄断地位以及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所以，本文主要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对民间金融活动的入罪标准与刑事规则体系完善展开论述。
二、目前我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立法现状
（一）我国立法对民间金融活动合法地位确认的缺失
目前，我国所有从事金融业活动的经营主体或组织的设立都要经过我国金融业特许机关—央行或银监会的批准或审核。因此，除了对具有直接性私人合同关系（如个人借贷）的交易行为提出了法律上的明确合法地位之外，其他凡未经央行或银监会批准的从事和设立合会、私人钱庄、民间集资或其他形式的民间金融组织和活动均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也均不涉及民间金融相关法律地位确认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一些合理且确有必要存在的民间金融交易形式由于法律地位确认的缺失而被认列入从事类似于非法集资、放高利贷等非法金融活动的非法金融机构之列。
（二）民事法律对民间金融活动的规定过于简单
以民间借贷为例，在民事法律中只是规定了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即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以及企业内部的集股融资进行了法律规定和确认[1]。所以，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时，虽然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做依据，但是仍然缺少一部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使得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边界依然模糊，判案时易引发分歧。
（三）行政法规对民间金融活动过多的否定
针对目前金融市场出现的各种民间金融组织，我国金融监管机关对其是否合法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有关问题的答复》、《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部门规章。其规定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这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如合会、私人钱庄等擅自向特定多数人或者不特定多数人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等金融活动的机构都被视为非法金融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一概不被法律所认可。[2]
三、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完善
（一）合理运用前置法认定民间金融活动罪与非罪界限
在实践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刑事问题刑法来解决，民事问题民法来解决”这样的固定思维方式，在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很少注意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近年来，在刑法界引起广泛关注的“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即主张在对不作为故意杀人、婚内、财产犯罪的认定中运用民法理论来分析刑法问题，并指出不能简单地直接从刑法中寻找依据，而是应当首先从能否构成犯罪的刑法规定赖于建立的其他前置性法律当中去寻找。笔者认为，基于刑法对民法的保障属性，在刑法与民法交错问题的处理中，要注重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以外的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是否构成犯罪？实践中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非法集资解释》则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吸收资金，可以免于刑事处罚；情节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3]对于上面所述情形运用民法前置处理是否更加妥当？答案是肯定的。对于这类情况，可以赋予被害人自行选择维权方式的权利。被害人可以选择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自己的债权，也可以让自己的“存款”继续“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常见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的确定
目前，我国对于非法集资行为进行认定的法律依据主要是2010年1月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如前文所述，该《解释》首次对非法集资相关行为从法律要件与实体要件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并首次提出了不以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判定行为，的确较之前的行为界定标准而言，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然而，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与实践中的行为表现来看，该《解释》只是解决了部分应急性疑难问题，而且其部分规定也存在的一定的不合理之处。鉴于此，本文认为对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分应从筹资本质、筹资影响、筹资基础三个部分进行界定。
在筹资本质方面认定，应把握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行为的内在本质即行为方式和目的。既然是被视为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行为，其行为运作特点和运作目的理应体现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同的金融特征，即吸收资金的用途是投资或转贷谋利。这在行为表述用的是“存款” 一词，而非“资金”也得以证明，“存款”在金融学中具有特定含义，是指类似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社会公众的剩余资金的一种吸收，与之相对应的是贷款。刑法第175条没有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而是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是表明成立本罪要求行为人从事金融业务。如果将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之外的生产、经营活动，认定本罪，实际上就意味着否定了部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4]换言之，筹资人吸收资金的目的如果是用于自身生活或生产需要，则所吸收的资金不属于存款性质，应是资金或借款。但当筹资人吸收的资金是用于发放贷款谋利，则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如果不从行为运作特点和目的上严格界定去两者之间的区别，极易将民间借贷的合法筹资行为界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5]
在筹资影响方面，我国民间借贷行为范围相对比较窄，有一定的边界性，出借人一般是向亲戚、朋友等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借款，其范围的扩展和延伸也具有相对的地域限制，而且其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而非法集资行为多半是无范围限制和地域限制，大多数是向社会泛的采用散发小广告、发宣传单、派人劝说等非法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借款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产生的影响较大。
在筹资的基础方面，民间借贷的交易双方之间是既基于金钱利益又基于人情因素，甚至有时候人情占主要原因。而非法集资的交易双方之间则纯粹是基于金钱利益为基础，投资者多半是受到非法集资一方的高利率许诺诱惑。
四、民间金融活动刑事规则体系完善
（一）制定法律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
现行的民间借贷存在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日本和台湾做法，制定《民间借贷法》，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例如，日本于1915年制定《无尽业法》，对无尽（合会）的会金总额、运转期限、成员数量都进行严格限定，从而规范了无尽的运营。根据台湾和日本的民间金融经验：对待民间金融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过份压制，而是在充分尊重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健全法律制度，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位并加强法律监管。
（二）设置前置处理程序
在实体法方面，对涉及民间借贷的罪名，可增设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以参考《刑法修正案七》中对偷税罪的修改，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增加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规定：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公安机关通知，在限定期限内全额退还被害人本金及合法利息并依法缴纳罚款，受过行政处罚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相关行政处罚，可由行政法规来另行规定，比如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公众举报并查证属实后，可视情况责令嫌疑人在3至6个月内向被害人偿还本息，并要求其向金融主管部门缴纳罚款等。
注释：
①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罪标准》，载《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②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③参见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④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⑤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参考文献：
[1]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
[2]腾昭君，《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4月。
[3]胡运锋，《我国民间金融问题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
[4]杨兴培、刘慧伟，《论刑法介入民间金融活动的原则和界限》，载《海峡法学》，2012年9月第3期。
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培养目标定位是培养专业基础扎实、知识结构合理、创新实践能力较强、潜心服务基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高素质的会计类专业人才则需要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的高端培养。在课程知识传授过程中，注重采用探索促进学生发展的多种评价方式，考试评价的作用是有组织地提供调节教学活动所需要的信息的过程。分析会计类专业学生在微观经济学课程中实施动态评价考试的效果，是实践性强的课程讲授急需教学改革的创新方式，能满足专业的实习实训与教学研究能力培养的需求。同时近五年，我校先后组织人员到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等十余家省内外高校、深圳中联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等十余家大型公司进行专业考察学习和走访调查，邀请邵阳市财政局、审计局、税务局以及部分大中型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召开两次考试评价方案专家座谈会，针对会计类专业学生的特点提出了优化动态考试评价方式的改进途径，达到会计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微观经济学是会计类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包含了政治经济学、会计学、西方经济学和高等数学等各方面的基础知识。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评价仍主要采用考勤10%、作业10%、课堂提问10%、期末成绩70%，实质上是将期末卷面总分作为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总评分情况，评分结果过于静态和片面。然而，微观经济学课程是运用相应的经济学理论知识解释当前的政治社会文化现象的应用性极强的课程，若仍采取过往的静态评价方式，将使得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现状
动态评价过程中，教师通过与学生上课，了解学生的动态认知过程和随时的认知变化，进行适当干预和互动，推动学生进步。Lantolf＆Poehner认为，动态评价模式可分为干预式模式和互动式模式(2004)。动态评价在心理学、中小学教育、高等外语教育等领域研究硕果累累，彭湃，周兰兰(2016)发现学生反馈和自我评价是研究最多的主题，其次是评价方法以及教育测量等主题，而且更多聚焦于微观教学过程中。在经济管理类教学评价大多集中在实验教学中。张夏(2016)通过学生评价、教师评价和同行评价达到经管类实验教学互动、师生互动的目的，而对于微观会计类理论课程教学研究并不多。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建构微观经济学课程动态评价模式，对该课程过程性动态评价设计方案、设计方式进行探讨和应用。
三、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评价模式建构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针对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会计类学生的特点，在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以动态评价为理论指导，通过建立“课程学习档案袋”，运用按照预先准备的案例教学设计的干预式模式，同时课程设计和答辩的互动式模式，教师评价学生，学生互评、学生自评和教师的三位评价的全方位评价，建构微观经济学课程动态评价模式，以提高课程教学效果。
(一)建立课程学习档案
课程学习档案记录的是学生的基本信息和该课程的每次课的学习情况，包括课前学习、课堂学习、课后评价，以及这门课的课程评价、自我反思。另外一方面，也记录着老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的干预和课程反思等。
(二)干预式模式———案例教学设计
干预式教学模式可运用案例教学的方式进行。一般操作程序是:“教师课前选编典型案例→学生自主解读案例→师生就案例进行课堂讨论→教师总结理论提升→学生交流推广”的思路展开研究。在案例教学中，教师以学生为主体设计案例，教学全过程师生应该是全程参与的。案例教学的优点是一箭双雕的，不仅满足了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而且提升了学生的各方面的应用能力。但是案例教学中的“案例”是需要根据学生的自身理解能力和课堂大纲共同决定的，需要将这三个因素有效的融合在一起，才能发挥教学案例置于为教学目的服务作用，若应用不当，案例教学就会像“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三)互动式模式———课程设计和答辩
互动式动态评价模式强调学习是教师、学生和学习任务三者之间不断相互影响的过程;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和内容有意图的安排和设计相关知识点，适度放开教学范围，唤起学习者的求真意识和追求知识的想法，教师在学生自主学习的情况下进行多方面的评价和指导，最终实现学生学习潜能的评价，使学生在获得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获得专业能力，拥有人文、科学和专业素质。
(四)全方位评价
(1)教师评价学生。微观经济学课程动态评价过程中运用干预式模式时，每章节的主要知识点，教师在网络社交平台通过在线测试的形式或在上课的时候通过课堂测试和课后作业的方式，了解该课程的运用情况和学习效果。运用互动式模式评价时候，适度给学生设置积分奖励，锻炼学生的各方面的应用能力。(2)学生互评。微观经济学课程动态评价过程中运用互动式教学模式，将一个班分成若干3人左右的小组，小组之间的合作与互相学习是以学习任务为主题开展的。以PPT或WORD的方式向教师和其他同学进行答辩。在这些课前讨论和课堂答辩的过程中，学生不再仅仅是学生，更是合作伙伴。学生在伙伴式互动学习中内化知识结构的同时可以进行打分。学生合作撰写课程论文或PPT答辩是打分的主要依据，学生在与其同学交流的过程中，可以注重各类专业知识的积累、专注相关知识，同时培养自己团队合作的精神。(3)学生自评。从学生的角度结合制度建设、学习内容及课程收获等多个因素进行调查问卷，设计评价教学效果的指标，培养学生反思学习的能力和自学的意识。学生自评过高或过低都将引起师生的重视。(4)教师的三位评价。在严格执行学校教学质量监控的各种规章制度基础上，学校坚持“评教”、“评学”与“评管”“三位一体”的工作方针，建立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在学校领导和督导听课查课的同时，学院领导听课、教师同行评教、学生网上评教已经实现了常态化，学校每年公布评教结果，加强课程主讲教师的被评价效果。
四、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评价模式应用
(一)每个学生建立课程学习档案
作者选取了本校会计学院17级会计1班和会计2班共计99人，运用了动态评价法作为动态评估的推行对象。17级会计3班和4班作为参照组，仍采取过往的考试评价方法。本校教师让实验班学生登记好课程学习档案的基础资料，并让学委统一汇总。在参照组仍让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结果表明，建立了课程学习档案组的班级学习效果更佳，师生互动效果更好。
(二)采用案例教学方式加强干预式模式
由于本校是武陵山片区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生源质量以及学校品牌效应较东部地区和省会城市高校较低，学生理解力不强，干预式模式的应用要注重不要设置的太复杂深奥，因此，在讲授第三章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概念和应用这一节时，课前选取了与学生日常生活相互融通的“请客吃饭”案例教学，让干预式评价更接“地气”，学生更容易理解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教师要求学生对该案例进行衍生和拓展，上课时该小节的内容是由一名学生讲授，5名学生代表进行点评，使得学生明白了效用的不同计量方式和方法，若讲课学生讲的不够好，则要求其他的学生进行补充和解释。最后，教师对学生自己讲授的内容和方式进行打分，明确学生的不足和优点，并将学生自评的部分计入到个人课程学习档案。
(三)采用课程设计和答辩加强互动式模式
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师根据不同的学习情境进行课程设计和答辩。在讲授第二章供应和需求理论时，课前在社交平台上组织学生明白该章节的知识结构图，因为该章节比较特殊，属于学生过往已经学过的内容和知识，因此，在具体问题的探讨和理解时，就会鼓励每个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在讲授第九章市场失灵的时候，该章节的内容从未讲过的陌生章节，有些学生由于理解力较差或个人原因对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不太明白，因此就会针对性的先鼓励成绩优异的学生和表现一般的学生组成项目小组，在教师的指导下探索感兴趣的微观经济学的专题，主动查阅资料和搜索信息撰写课程论文和进行答辩。答辩的时候，每个人就自己各自所作的工作和内容进行阐述，教师将根据答辩内容计入到个人课程学习档案。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评价评分准则现在调整为考勤10%、作业10%、课堂提问10%、课程设计40%，期末考试30%。
(四)扎实推进全过程评价，教学评价全覆盖
在学校质量监控处的统一领导下，学校建立学校督导、二级学院督导、教研室三级教学督查制度。会计学院建立了由教学副院长牵头、各专业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教务秘书、学管秘书、教师代表组成的教学质量保障工作小组，对教学中的质量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保证制度的顺利执行。会计学院对教案、教学文件、课程PPT、学生课程档案进行检查。在学校领导和督导听课查课的同时，会计学院领导听课、教师同行评教、学生网上评教，作者讲授的微观经济学公布评教结果时，评教等级达到优秀，学生对动态评价方式反应较好。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一)美国博士招收规模 与我国的情况类似，并非所有美国高校都具有会计学博士学位授予资格。根据Hasselback的教职员工目录所提供的资料，全美3500多所大学中只有73所学校设有会计学博士点。另外还有少数一些学校则提供会计方向的商科博士学位(如杜克大学和佐治亚科技大学等)。在过去的15年中，获得会计学博士的人数呈逐年递减的趋势。上世纪90年代初时，大学每年有200名左右的会计学博士毕业，而到2002-2004年，每年只有不到100名左右的博士毕业，到2003年毕业生人数只有69名(如图1所示)。
与我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会计学教师近几年来出现了短缺。2005年，一项由美国会计学学会和Accounting ProgramsLeadership Group (APLG)主持的调查显示：2005至2008年，会计学博士毕业生只能够满足教育行业49.9％的需求，而高校急缺的审计和税务方向博士，仅仅能够满足22.8％和27.1％的需求，以至一个刚毕业的会计博士、新的助理教授的工资比一个大牌的生物、化学、或经济学教授的工资还高。导致该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近几年大批教授退休，另一方面是由于越来越少的会计学专业人士选择学术研究作为他们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份职业。
(二)我国博士招生规模 与美国高校近年来基本保持在百人的招生规模相比，我国的会计学博士招生规模则略显庞大。截至2008年，在我国1089所高校中，有508所开设会计学专业，其中有35所高校或研究所拥有会计学二级学科博士点。从1982年我国恢复学位制后设立首批会计学博士点以来，这些机构已为我国培养了上千名会计学博士。本文根据教育部网站以及各大高校、研究所的招生主页披露的信息搜集整理出的结果显示，2009年会计学博士研究生的招生人数将达290人左右，统计情况详见表1。
自1998年教育部明确设立“财务管理”本科专业以来，各高校已相继开设财务管理硕士点与博士点，然而人们对财务管理学科内容的认识却产生了较大的困惑与分歧。这种现象很大程度是源于国内学术界对“finance”学科内涵的不同认识，也就导致了国内的财务管理专业在系所设置、任课教师、专业名称、课程安排上产生了差异。鉴于我国财务管理学科设置的特殊性，本文还对各个高校的财务管理专业的博士生招生情况进行了统计。在这35所高校、研究所中，单独进行财务管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的学校并不是很多。另外，本文的统计数据并未包括企业管理或金融学等学科下的财务管理专业或财务投资方向的招生情况。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公开披露的会计学博士研究生招生数量为223人。如果按照已披露招生计划的高校平均每位博士生导师招收一至两名的平均水平，估计未公开披露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41名博导的招生计划约为60人，则每年会计学博士生招生数量应该在280人左右。这个数字约是美国招生数量的三倍。另一方面我国的博士生导师的数量增长也比较迅速，自改革开放以来至2004年底评选出的博士生导师共计100名，而近四年间这一数据又翻了一倍。近年招生规模和师资力量的迅速扩容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稳步发展的我国会计教育已进入了跨越式的发展阶段。
二、生源结构
(一)美国的生源情况 根据美国会计学会／APLG研究显示，现在就读的博士研究生中大约46％都有1至5年的工作经验，其中38％的人拥有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据一项调查问卷显示，在美国90％的学校都要求学生在在论文开题之前必须脱产学习，因为他们必须注册所有的博士课程，同时选择教学或研究助理的工作。有些学生会中途退出博士研究生项目，而选择在另外一个大学担任助教或讲师，但是在兼任教职员工的职位的情况下，想要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还是相当困难的，所以美国的高校并不推荐以兼职的方式完成学业。
(二)我国的生源情况 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博士招生中在职的生源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东北财经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厦门大学公布了博士录取的详细类别(见图2)，其他院校并未对此信息进行详细披露。在以上五所高校中，非定向类博士生的比重平均为44.8％。尽管已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继宣布停止招收在职博士研究生，但广泛的市场需求和会计学教师队伍整体研究素质的提升要求使得其他院校不得不在此方面做出平衡。从长期来看，就会计学博士的培养目标而言保持高的在职博士生比例仍然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如图2所示。
三、入学方式
(一)美国博士的入学方式 美国大学博士项目的录取标准因学校的不同而各异，但大部分的学位项目都会重点考评申请者在本科或硕士期间的成绩单，自我陈述、推荐信以及GMAT(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部分学校还会考察申请者的职业经验、职业证书，如注册会计师证(CPA)，注册管理会计师(CMA)等。在各项的考察指标中，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国际学生来说，GMAT成绩是评价申请者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主要侧重考查申请者的抽象逻辑思维、数理分析以及阅读和写作的基本能力，此外再加上自我陈述材料和知名教授的推荐信，使得各个学校得以较全面了解申请者的基本素质。
(二)我国博士的入学方式 国内各高校、研究所招生考试普遍采用笔试加面试的形式。笔试科目的不同设置体现了各个学校会计学的办学思路和研究方向，其中对于两门专业课的要求以经济学和会计、财务理论最为常见，但也有不少高校选择会计学加管理学或会计学加财务管理学作为考试科目。在命题方式上，大多数学校都以学院为单位统一命题，极少数学校如厦门大学则由导师依据各自研究方向，自主命题。另外，在35所高校、研究所中，只有财政部财政科学所在英文与专业课考察之外要求申请者加试一门理论，其余学校对于政治类课程均不做要求。
四、培养模式
(一)美国博士的培养模式 在美国，获得会计学博士学位平均需要4.8年的时间，其中修学课程需要2.5年，完成论文需要2.3年。尽管有更长的学习期限和更严格的课程压力，但是大约82％的学生还是能够获得博士学位。
(二)我国博士的培养模式 由于会计学博士教育与国际接轨，国内会计学博士教育与培养发展至今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文献回顾研讨课程，需要选修的研究领域，同时还有一些统计和计量研究的方法课。达到课程的要求之后，学生必须通过其相关领域的综合考试。然后进人了论文撰写的阶段。学生首先提出自己的研究设
想，在得到答辩委员会的同意之后，才能开题，继续论文的完成。毕业时，的质量和数量上，国内高校的要求不尽相同。另外，国内一些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采取美国的博士生培养体制――导师组制，即招生时不再分导师、分方向的单独招生，而是统一招生、统一培养，到博士生二年级或三年级时，学生根据个人学术兴趣，选择该领域内的导师进行论文辅导，但其他高校仍然以导师制的培养模式为主。
五、资助与补贴
(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资助与补贴方式 在美国，机会成本是很多人不愿意攻读博士学位的原因，而且商业界的薪酬增长会更加加剧这种机会成本。AAMAPLG研究显示，每一所大学都会以某种形式为学生减免学费。平均每人每年的学费减免额为16559美元，从公立学校到私立学校的金额不等。同时，学校还会为学生提供助学金和担任教学工作与研究助理的补偿。其中奖学金额度的差距非常大，受访的大学平均每年提供13132美元的奖学金，但最少的只提供3000美元，而最多的提供28000美元。部分学校也为学生提供健康保险。另外一个补助来源则是教授夏季课程，申请合格的博士生大致能获得3000美元，从1000美元到9000美元不等。其他的助学基金来源还有两项最著名的专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的AICPA奖学金和毕马威奖学金。除去生活花费之外，学生们还需要为学生活动、教材、研究材料和统计研究软件付费。大多数的学校不会为学生提供医疗保险，所以学生们需要自己支付保险金。参加学术研讨会的大部分费用也需要学生自己支付，学校只会提供很小的一部分补助。
(二)我国攻读博士学位的资助与补贴方式 目前我国博士生培养方式分为计划招生、自筹经费、委托培养等多种方式。其中，占研究生主体的国家计划招生的“公费生”，由国家下拨培养费，不仅学费免收，并且每月配有基本生活费。但在各高校为博士研究生所提供的补助无论是以奖助金形式还是减免学费的形式都相对较低。有的学校在经过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后，补贴形式由减免学费转换为奖助金的形式。评选的标准则是基于学生在上一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但由于现有的生活补助对于平均在学年龄较大的博士研究生来讲依然相对较低，目前各高校内非定向的全脱产博士研究生到外实习、兼职已成为普遍现象。博士研究生资助的主要性质，应当是研究生参与劳动的工资，而不应仅仅因为研究生这一身份。研究生资助来源，应当是研究生劳动的受益方，即如果能够按照恰当的方式向博士研究生提供足额、适量的资助金，一方面可以减轻在读生的生活负担，全身心的投入自己的学术研究当中去；另一方面也可以为高校和研究所吸引更多的优秀的人才，让一些优秀学生不会因为经济条件所迫而放弃选择本来更适合他们的发展道路。现阶段各高校博士研究生在招生和培养中存在的差异，归根结底是对于培养目标上的界定仍然不够清晰。博士阶段的教育应专注于培养学术、研究型的人才，从而实现教育资源更好的配置、促进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良性健康发展。
六、结论与建议
(一)适当延长博士生培养年限 如将现阶段大多数高校三年学制扩展到四至五年学制，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种隐性的选拔机制，一开始就保证对某领域有研究兴趣的人才进入，令很多不够坚定者“望而却步”。另一方面适当延长学制我国当前流行的硕士生两年制培养模式相契合。2002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纷纷改制，绝大部分文科专业都改为两年，理科专业介于两年和三年之间。依照国际惯例，硕士学位是高等教育中的过渡性学位，学制一至二年。尽管我国目前才刚刚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本科教育普及率与国外的一些国家仍有较大差距，然而随着近年来高校的不断扩张，我国的本科教育普及率正在逐步提升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研究生改制与国际接轨是一个大趋势。许多实行硕士两年制的高校也表示，缩短学制不仅可以节省国家教育资源，培养更多高层次的人才，还可以改善研究生教育结构，重新定位硕、博培养功能。培养年限的延长使得博士生入学后有机会接受更为扎实的系统学术训练和相关领域知识的完善，以适应当前国际上会计研究对基础文献、数理分析与实证研究的重视。
(二)控制招生规模与在职人数比例 在对2008年各院校招生数量的统计中，可以看到部分博士生导师一年招生人数多至四到五名。博士生的“批量式生产”使得人均占有教育资源的不足，而终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学术研究水平。根据财政部副部长王军(2008)的观点，现在会计理论文章发表的不少，但真正有深度、有见地、达到国际学术水平的文章却不多；会计审计著作越写越厚，越写越多，但真正能影响广泛、影响长远、影响国际的却不多。因而，国内的会计系和教授应该有意识地在博士招生和培养过程中贯彻会计博士项目以培养会计教师和开展会计学研究为目标，并为博士生创造研究的环境和生活上的保障。所以，会计博士项目应该本着小而专、少而精的标准，宁缺毋滥。
Lintner(1956)在最早进行的现金股利实证研究中，以目标股利支付率和上期股利支付率为解释变量，研究对于股利变动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股利政策体现了管理层对于未来前景的看法，最佳股利政策为平稳化股利政策。DhrymesandKurz（1967）认为，行业因素对于股利政策有影响，成熟产业的股利支付率高于新兴产业，公共事业公司股利支付率高于其他行业。Fama（1968）、Graham（1985）分别研究了现金股利与投资、融资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均表明现金股利与投资政策互相独立，支持了MM股利无关理论。Easterbrook（1984）、Kalay（1982）研究了债权契约对于现金股利的影响，结果表明高负债公司具有较严格的限制条款，因此，现金股利发放率较低；资本结构的变动、合约的变动都会影响股利政策。DeAnegefo（1990）从盈余角度研究了现金股利政策。研究表明股利降低最重要的原因是亏损。现金股利政策含有的信息内容，有利于从股利行为中预测未来业绩。Baker和Wurger（2004）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研究现金股利政策的理论，提出了迎合理论。其从投资者需求的角度来研究管理者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通过对美国市场1963～2000年的数据进行检验，他们发现股利溢价与公司的股利支付倾向呈正向变动。John、Knyazeva和Knyazeva（2011）从地区角度来研究现金股利政策的理论，他们指出由于成本的存在，偏远地区比中心城市分配更多的现金股利。国外学者对于现金股利政策全面细致地进行了方方面面的研究，例如从盈利能力、公司规模、公司的成长性、行业、地区、行为经融学等影响因素出发，研究其和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以及其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作用。为我国研究现金股利政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
二、国内学者对现金股利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刘星首先在我国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刘星选取了1992年和1993年的30家公司作为样本，通过主成份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影响股利的主要因素。主要结论是：（1）影响股利策略的主要因素包括资产流动性、公司的投资价值、长远发展信心和盈利能力等。（2）成长型公司的股利支付率显著低于非成长型公司，而非成长型公司的股利报酬率远高于成长型公司。
原红旗（1998）通过对我国的特殊市场环境进行分析之后，利用修正的琼斯模型，使用沪深两市公司数据进行验证，得出现金股利和当期的盈余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随盈余波动现象突出；大股东存在以现金股利转移现金的倾向。吕长江、王克敏（1999）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影响因素作了分析。研究表明：（1）国有股和法人股在公司股本中所占的比例越大，公司的内部人控制程度就越强，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就越低。（2）盈利能力与股利支付水平正相关。但是，业绩不佳的公司倾向于采取长期负债的方式支付股利以满足股东的要求。一些公司股票股利和现金股利的发放源于公司长期负债的增加，与公司盈利能力无关。（3）国有股及法人股控股比例越低，公司自我发展和成长性越强，股票股利支付额就越高，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就越低。赵春光（2001）对于股利政策的选择动因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现金股利与资产负债率、股票价格、市盈率、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和是否分配股票有关。但是文章没有对各因素对于每股股利的影响程度作深入的研究。
黄娟娟、沈艺峰（2007）以1994～2005年期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检验，证明Baker和Wurger提出的迎合股利政策在我国并不适用，我国的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没有考虑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而仅仅考虑如何迎合大股东的需要。
国内对现金股利政策的研究都是运用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运用国外的模型和方法对我国的现金股利政策进行研究。另外，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很多实证研究的数据较少，期间也不长，研究的范围也比较窄。
参 考 文 献
[1]吕长江，王克敏．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9（12）
[2]原红旗．股利政策选择时政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博士论文．1998
[3]Benabou，R.and J．Tirole（2006），Beliefs in a Just World and Redistributive Politic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forthcoming
维克拉姆・潘迪特出生于印度那格浦尔市，但又是在孟买长大。孟买是印度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孟买是印度商业和娱乐业之都，拥有重要的金融机构，诸如印度储备银行（ RBI ）、孟买证券交易所（ BSE ）、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 NSE ）和许多印度公司的总部。维克拉姆・潘迪特从小就受到孟买浓烈的金融气息的熏陶。
维克拉姆・潘迪特有个显赫的姓“潘迪特”，印度男子的名字前面是名，后面是姓，平时相互招呼时只称姓。“潘迪特”的意思是“学者”，尤指精通梵文、科学、法律和印度宗教的学者。因此，“潘迪特”意味着受人尊敬。
16 岁那年潘迪特远涉重洋，来到美国求学。他寒窗苦读数年，先是在纽约州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电气工程的学士和硕士学位，随后又在这所大学取得了金融学博士学位。
潘迪特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期间，著名经济学家拉吉尼希・梅赫拉曾是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梅赫拉回忆，当时分配给潘迪特的，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难的题目之一《不同家庭的递归竞争均衡》。“我们当时不知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给了他，而他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梅赫拉对潘迪特大加赞赏，认为潘迪特不只是极其聪慧，而且还极其乐观。
大学毕业后，潘迪特在美国老牌的州立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任教。 1983 年，潘迪特投身摩根士丹利，从此开始了他的金融职业生涯。
蛰伏摩根士丹利22年
潘迪特在摩根士丹利大显身手，他曾管理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业务，曾出任机构证券及投资银行部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潘迪特不仅为大摩赢得了更多 IPO 承销咨询等业务，还创造了电子交易系统，将交易成本削减了一半。此外，他还积极拓展大摩国际业务，尤其是在中国的业务，13年前，在潘迪特的努力之下，摩根士丹利与中国建设银行共同建立起内地首家国际性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事隔数年后，其他同行纷纷效仿潘迪特的策略。
潘迪特的出色表现，让他一度被视为当时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麦克的接班人。但大摩的公司政治却让潘迪特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他才华横溢却又遭人妒忌。
潘迪特的事业极为成功，尤其是在经营摩根士丹利的证券业务方面。但在他最后几年担任机构证券业务部门负责人时，同事们抱怨他优柔寡断，不敢冒险。事实上，在冒险投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方面判断失误，已经导致花旗和美林（Merrill）等银行出现近百亿美元亏损。
尽管潘迪特与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的高位擦肩而过，但在摩根士丹利前任 CEO 麦克的眼中，潘迪特是个“聪明的家伙，具有市场与风险概念，并拥有把正确的人放在正确位置上的领导能力”。他强调潘迪特“对花旗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麦克离去的4年中，摩根士丹利逐渐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其起点是继任者裴熙亮（ Phil Purcell ）的保守性格，因裴厌恶负债和风险，他每每要求提出新想法的员工进行更多研究调查，以降低行动的不确定性。这种缓慢的决策方法，让新想法难以浮出水面，最终在公司上下形成一种“否定文化”。而其结果，就是错过了很多好的投资机会。
在裴熙亮当权摩根士丹利数年中，他用不间断的公司政治手段成功地挤走了一系列潜在对手。于是摩根士丹利业绩欠佳，员工士气低迷，甚至公司政治盛行，管理层尔虞我诈，这让潘迪特感到无比失望。
2005年，摩根士丹利进行了一次管理层调整，潘迪特没能获得仅次于裴熙亮的“二把手”位置，愤愤不平，于是拂袖而去。俗话说：十年磨一剑。潘迪特在摩根士丹利蛰伏22年，却最终黯然离去。但潘迪特利用摩根士丹利这个金融平台，积蓄了一笔雄厚的能力资本，运作庞大的金融机器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他已历练成一匹振鬣嘶鸣的千里马，要奔向广阔的金融天地。
执掌花旗帅旗
带着满腔委屈，也带着满腹经纶，潘迪特离开了摩根士丹利。 2005年潘迪特筹建了一家名为Old Lane Partners 的对冲基金公司。凭借其卓越的理财能力和领导艺术，Old Lane Partners风生水起。
潘迪特异军突起，受到花旗高层的关注。买凤又买巢， 2007年7月，花旗斥资8亿美元买下潘迪特管理的对冲基金，同时委任潘迪特以高位――另类投资集团主管。
在华尔街，金融大鳄们互挖墙角已是司空见惯，然而像花旗这样，不吝花费血本，只为一个人才就把整个公司买下，着实是令人惊叹的大手笔。
而在时任花旗集团CEO的查尔斯・普林斯看来，这笔交易与其说是收购，不如说是一笔投资。他对潘迪特十分器重。
事实上，花旗招募潘迪特已有培养接班人的潜意识。那时候花旗首席执行官普林斯已接近退休年龄，正在全球收罗接班人，显然潘迪特已进入花旗当家人的候选名单中。
来到花旗以后，潘迪特保持低调作风。他委婉地拒绝搬入前任另类投资集团主管的办公室，称其太过奢华。相反他选择了一个较小的地方，这里让他更容易与他的团队接触，便于沟通。
仅仅用了5个月时间，潘迪特就完成了执掌花旗帅旗的“三部曲”，从最初的机构客户部主席兼CEO，到负责管理所有交易和投资银行部门，再到领导整个花旗集团。
担心和期待同在
有消息说，当初其实潘迪特并非花旗董事会的最佳人选，董事会的意中人还包括花旗前董事长维伦斯坦德、花旗企业信贷部门主管尼尔等人。对潘迪特的领导能力，花旗决策高层曾有异议。只因寻找接班人好事多磨，加上投资人已等得不耐烦（普林斯辞职后，花旗 CEO 空缺一个月时间），才让潘迪特得以脱颖而出，这是个次优的方案。
进入最后遴选时，其他董事似乎对潘迪特不太放心，但美国前财政部长、花旗执行委员会主席鲁宾力挺潘迪特，因为他认为潘迪特思虑周密，称其分析能力过人，并擅长拓展资本市场业务。
关键词：大股东控制；投资行为
我国上市公司一直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较大，掌握了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对大股东如何影响上市而公司的投资行为并且其影响路径的研究很有必要。
一、大股东影响投资行为的理论分析
在Berle和Means描述的情况更多是美国资本市场完善的国家，上市公司的股权是分散的，职业经理人的决策不会受到任何股东的影响。但是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委托问题更为普遍。大股东在参与企业治理行为中主要有着不同的倾向，既有积极监督的动机，又有可能对企业资源进行侵占。在股权比较分散时，其问题外部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当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增加时，经理人侵吞公司利益的成本就越大。当公司股权集中度增加的时候，大股东变成了此时的内部人，问题就转变为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冲突。我国中国股权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股东控制，资本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以监管大股东的非理性投资行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大股东会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大股东通过配股可以套取现金，并掠夺上市公司的财富，导致资本配置效率的下降，同时，大股东通过控制权优势能够侵占本应投向其他领域的现金流，造成投资效率低下。
大股东倾向投资于能给自己带来较高私人收益的项目，以实现自身财富的最大化。由于冲突的存在，大股东具有积极进行投资和使用企业资金的强烈动力，导致上市公司投资支出水平的提升。由于大股东小股东冲突的存在，大股东具有积极进行投资和使用企业资金的强烈动力，导致上市公司投资支出水平的提升。因此，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本性投资支出的的关系在我国资本市场的表现应当是正相关。
二、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研究我国企业股权结构同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样本选取为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了保证上市公司投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笔者选择了上市时间5年以上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区间为2007年-2013年，剔除ST，*ST经营业绩不佳的上市公司数据，得到上市公司1002家。
本文中的数据都是从CSMAR获得，除了机构投资者数据是从Wind（万德）数据库中搜集得到，其余数据全部从CSMAR数据库中搜集得到，数据处理采用spss统计软件和EXCEL完成。本文中的I是指企业总投资，I=总投资/当年总资产。而It指的是=当年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当年总资产。
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显示其对上市控制程度，进而影响公司投资行为，研究不同持股规模的大股东对投资支出的影响效应很有必要。把不同持股比例的第一大股东分成4组，分别为股权相对分散、集中度偏小、高股权集中度、及大股东绝对控股。其中第一组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为10%以内，第二组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有所增加，为10%-30%，第三组里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0%-50%，第四组显示大股东持股比例为50%以上。对不同组别的数据进行投资变量的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表1描述了2007-2013年间不同大股东控制程度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特征。
第一大股东通过其持股比例对企业产生不同程度的控制，影响着企业治理结构，进而影响了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水平。通过对不同大股东持股比例下的总投资和资本性投资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揭示第一大股东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内在的特征和规律。从总投资支出情况来看，不同组别的均值和中额位数都表现出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程度的变化趋势不规律，第一组到第四组总投资支出的均值分别为0.111，0.109，0.127，0.144，相似的是，第一组到第四章的资本性投资支出的均值0.075，0.061，0.088，0.094，说明当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就能够通过控制权来决定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并倾向于进行大规模生产性投资。当股权绝对分散（第一大股东的投资支出10%）时，其资本性投资的均值0.075大于第二组（股权集中度偏小）。这又验证了股权分散时企业内部存在管理者-中小股东的委托问题。此时，由于中小股东比较分散，对企业管理者进行监管的成本与收益不符合，所有最后中小股东会选择不作为。缺乏监管的企业管理者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很有可能选择过度投资行为，盲目进行资本投资，扩大规模。当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增加时，管理者和中小股东的之间的委托行为得到缓解，其投资倾向于理性状态。当股权集中度较高（大股东持股比例是30%-50%时），企业中的委托问题逐渐变为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第一大股东为了其私人收益有增加投资的动机。当第一大股东的达到50%，即存在绝对控股，第一大股东东通过行驶自身的控制权来决定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并倾向于进行大规模投资。
三、相关性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对资本性投资支出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到，说明资产性投资支出与第一大股东存在正的相关性，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增加时，资产性投资支出增加。
四、研究结论
上市公司不同的大股东持股规模的确对企业投资行为有着正的影响，由于我国的一股独大的股权特征，大股东通过其持股掌握着更多的中小股东无法掌握的资源，倾向于对自己更有利的投资，很可能有过度投资行为，我国应该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加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防止大股东通过其股权比例行使自己的控制权，影响企业合规的投资行为。（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2015年末我国 65岁以上人口约为1.4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超过了10.5%，根据趋势判断，人口老龄化现象在我国将一直长期存在下去。随着我国养老服务业由单一的国家负担逐步走向社会化，再加上老年人的消费观念转变、子女生活事业压力加大、老年人空巢率不断提高等原因，可以预见未来我国养老服务市场的发展空间极为广阔。日本是世界上较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之一，在政府引导下，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建设构建了较为成熟先进的私营养老服务产业，其经验可供我国参考借鉴。
在日本，存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养老事业”主要指由政府主办、以老年人为对象的公共服务事业，整体上是非营利性的；而“养老产业”则多为民间资本经营的面向老年人的营利性事业。
一、日本养老产业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20 世纪70、80 年代，养老产业的形成阶段。在此阶段，由政府指定专门机构负责产业指导，扶持养老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政府的养老事业主要为民间企业不愿涉足的低收入阶层提供必要的服务，大部分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尽量由养老产业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因此，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一是建立市场规范和行业标准，保证老年人的权益，二是在政府的指导下，扶持养老产业的建立，推动养老产业的发展。
第二阶段：80 年代后期，养老产业的成长期。在此阶段，日本政府及相关企业开始重视和关注老年人的商品开发和老年市场的发展。日本厚生省成立了“养老产业室”。通产省作为政府经济主管部门着手制定了“老龄商务伦理纲领”，以加强行业和企业的自律。民间养老院协商成立了全国性的中日两国养老产业发展比较研究行会，其下设立了基金会，以备个别养老院倒闭时对入住老人进行补偿和救济。同时致力于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建立职业资格制度。1987 年，日本国会通过了“社会福利师和介护福利士法”，并于1989 年进行了这两项国家资格的首次考试。
第三阶段：20 世纪90 年代，养老产业的发展期。在这个时期，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和推动养老产业发展。比如“促进福利用具研究、开发和普及的法律”、“长寿社会住宅设计的指针”等。为引导市场产品结构、培育新兴产业提供政策支持。
第四阶段，2000 年以后，养老产业的扩张期。在此阶段，改革与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促进养老产业的扩张。继“全民皆年金”和“医疗保险”之后，日本建立了世界上第5个护理社会保险制度。这项制度是日本最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此，养老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日本养老产业的模式
养老产业是一项营利性事业，内容可以划分为六个方面：一是老年住宅产业；二是老年金融产业；三是家务服务；四是福利器械用品；五是文化生活服务；六是其他相关产业。现已形成了老年住宅产业为基础、金融产业和家政服相结合、养老经营机构为主体的“三维一体”的养老模式。
（一）老年住宅a业
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老年住宅建设和管理、日本政府近20年内先后修订或制定了《老人福祉法》、《医疗法》、《护理保险法》、《高龄者居住安定确保法》、《住生活基本法》等法律；同时，地方政府也通过制定地方法规推动民间力量参与老人住宅产业的投入。住宅产业分为多种形式，有收费型老人公寓、老人集体住宅、昼夜看护服务旅馆、三世同堂住宅、老人住宅的改建和整修等。
日本企业在建设和运营住宅产业时，非常注重换位思考，站在老年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想方设法研究如何更好的为老年人提供便利。比如，居室的设计、卫浴的设计、座椅的设计、餐饮的配备等都交由专业的公司来操作。而每一个专业问题都涉及更为深入的细分领域，因此养老院的主办方往往将这些细节问题外包给专门企业。住宅产业社会化建设和运营的过程，带动了一大批类似“老人用品专卖”、“老年餐饮专营”、“老人之家管理咨询”、“养老服务人员培训”等企业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以养老设施为核心的“养老院经济”产业形态。
日本政府为保障老年人的居住需求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性金融产品，如厚生劳动省、国土交通省联合金融住宅支援机构（JHFA，日本政策性银行之一）提供部分政策性贷款，利率低，零手续费，较同期商业银行贷款低 1-3个百分点；采用固定利率法，便于借贷者还款；还款期限最长可达35年，充分减轻购建者还款负担。
（二）老年金融产业与家政服务
其中，老年金融产业包括了终身保险、看护保险、特殊医疗保险、年金资产代管等，家政服务包括了家务服务、保健护理、登门洗澡服务等。其中，护理服务是日本养老产业发展的重点。日本是世界上少数的推出“介护保险”、实行“介护保险制度”的国家，拥有标准化的介护制度，在养老护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优势，而养老护理服务又贯穿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全方式。所以日本是把金融产业和老人保健服务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日本在2000年4月开始实施的《介护保险法》，丰富了居家养老的服务内容，鼓励老年人原宅居家养老，并且“介护保险”的资金采取“税收+保险金”的形式，保证了筹措财源的稳定。日本的“介护”是指对老年人、病人、残障人士的照顾和护理，不同于一般的护士和护工，主要从日常生活照顾、基本医疗保障、精神生活干预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按介护程度轻重共分为7个级别层次。
很多专业的养老运营结构业提供专业的护理服务，如倍乐生集团的养老院都建在老人们多年熟悉的市中心的住宅区，24小时看护，家属可以随时来看望老人；日医学馆（Nichiigakkan）的看护部门提供家庭护理、日内护理、失智护理、残疾护理、上门护理和洗浴等服务，还开展护理学校，并且销售出租护理设备，保健分部销售保健产品，并提供家政、配餐和私人护理服务；西科姆（株式会社SECOM）提供生活救援、二十四小时紧急通报、室内对外应急求救设施以及高科技监护老人身体状况的装置，以高品质服务老年人。
（三）养老经营机构的发展
现有的养老经营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构建了集医疗、护理、康复、预防、娱乐为一体的服务网，切实解决了养老面临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对高龄老人和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照顾，极大地缓解了家庭养老的压力。
为了鼓励民间成立养老经营机构，日本于 2001 年专门成立福利和医疗服务机构（WAM），其主要职责之一：为符合条件的民营社会福利机构和医疗机构提供低息或免息的长期贷款，并制定了详细的贷款方案，对贷款对象从性质、业务、规模、资本作出要求。目前，其支持对象主要有社会福利设施、看护服务机构、盈利养老法人等，贷款通过直接发放或金融机构发放，融资额度为项目总造价扣除已获得的补贴×系数（根据融资对象不同分 80%、75%、70%三种）；融资期限在3年～30年以内，并且有6个月～3年的还款宽限期。
另外，商业银行还开发了针对医疗、护理机构建设、购买设备、运营所需资金的贷款。例如，瑞穗诊所辅助贷款产品，为经营诊所的医生个人或医疗法人，提供医疗场所建设、运转和设备资金，贷款额度根据有无担保控制在1000万～1亿日元以内，运营用途贷款期限为10年以内，设备购置用途期限在15年以内，同时，个人贷款人无需提供保证人，医疗机构需要法定代表人提供连带保证。
三、日本养老产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近几年，我国的老年人口增长迅猛，且数量巨大。因此，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远远解决不了养老问题，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养老才是根本路径。
1. 国家立法，确立养老制度。
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和《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鼓励政策和优惠政策固然重要，但通过立法的方式规范养老制度、树立为养老服务的理念更为重要。日本政府为扶持养老产业的发展，制定了明确的行业规范，并通过产业指导、培训及税收等一系列措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并且相继颁布了《国民年金法》、《老年福利法》、《老人保健法》、《推进老年人保健福利10年战略》、《护理保险法》等法律法规文件维护老年人权益，为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支持。所以通过国家立法，确立养老制度才能真正保障养老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2、政府引导，社会兴办养老设施。
在养老设施建设方面，一定要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兴办、市场推动、加快发展”的方针，政府要制定引导养老产业发展的税收、信贷等各项政策，采取税收优惠、减免费用、信贷支持等特殊政策，积极鼓励、引导和规范个体私营和外资等非公有资本参与养老产业的发展，从而增加对养老设施建设的投入，兴办不同档次的养老服务机构。尤其是在信贷政策上，各个金融机构在保证合理收益的基础上，互相配合、加强合作，大力创新，设计契合我国各层次、各类型养老服务类信贷产品；同时，对老年人给予财税政策支持，增强老年人消费能力，培育养老消费市场，为养老产业提供更大政策优惠，从而增强金融支持B老服务业的效果。
3、发展社区养老，细化养老服务。
我国的老年人口数量巨大，养老院根本无法满足养老需求，再加上较为传统的养老观念，所以，应该大力提倡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尤其重视社区养老的作用。日本推行的“小规模多功能型社区养老”值得借鉴，在老人的日常生活圈里（30 分钟以内），建设能够提供日托服务、上门看护、短期入住、夜间探视等全年全天候护理服的综合平台，一则在家里就可以接受来自社区的各种护理，二则可以接受日托服务、一起开展康复训练、一起开展娱乐活动，三则儿女前来探望也非常方便。在我国，应该通过财政拨款大力加强社区的服务职能，完善社区养老人员信息，熟悉养老人员情况，与医疗机构合作为老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增加娱乐设施，从而提高养老人数的生活品质。
与此同时，大力鼓励商业性养老机构开展短期居住型、长期居住型、疗养保健型等富有特色的养老服务，开展更为复杂、更为细化的护理，支持信息服务、管理咨询、人才培训等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紧急救援、心理咨询等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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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连芬.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产业发展问题研究[J].创新，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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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赵毅博.日本养老保障体系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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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唐振兴.对发展中国养老服务业的思考[J].老龄科学研究，2014（2）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企业融资结构,又称资本结构,是从融资方式的角度对企业资金结构的划分,指在企业融资总额中内源性融资与外源性融资所占的比重。我国关于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国外现有资本结构理论进行综述介绍,或在已有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各自相应的研究。因此,资本结构理论部分的文献综述大都集中于国外文献,国内文献相对较少。国外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以莫迪利亚尼和米勒在1958年发表的《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中提出的MM理论为界,将资本结构理论大体分为两个阶段:MM理论之前是早期资本结构理论,之后被称为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一、早期资本结构理论
早期资本结构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大卫・杜兰特于1952年在题为《企业负债及权益资金的成本:趋势和计量问题》的论文中提出的,包括净收益理论、净经营收益理论和传统理论。净收益理论认为,负债可以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负债程度越高,企业的价值越大,当企业100%使用债务资金时,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净营业收益理论认为,企业的资本结构和企业成本与企业的价值无关,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优化问题。传统理论介于以上两种理论之间,认为每个企业都存在一个最佳的资本结构,企业可以通过财务杠杆的使用来降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并增加企业的总价值。但财务杠杆的利用伴随着财务风险,从而引起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的提高。可以看出,净收益理论重视财务杠杆效应而忽视了财务风险,净经营收益理论又过分夸大了财务风险,传统理论则忽略了负债比率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而且三种理论都建立在经验推断的基础上,没有经过科学的数学推导和统计分析,是不成熟的理论。
二、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形成于20世纪五十年代,跨越到七十年代后期,它以MM定理为中心,沿着两个主要分支发展:一个分支是探讨税收差异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被称为“税差学派”;另一个分支研究破产成本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发展成为财务困境成本学派,形成“破产成本主义”和“财务困境主义”,这两个分支最后合并为权衡理论。
(一)MM理论。在最初的MM理论中,Modigliani和Miller(1958)假设了一系列完善的资本市场条件,如无税收、无交易成本、无破产成本、无信息不对称问题等。在这些假设基础上,他们运用套利原理,证明企业的融资结构与其市场价值无关,即企业的总价值将不受资本结构变动的影响。然而,公司所得税是客观存在的,无税收的假设显然与现实不符,于是1963年Modigliani在《企业所得税和资本成本:一项修正》中引入公司所得税因素,得出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最优融资结构应该全部为债务融资的结论。1976年Miller在美国金融学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引入个人所得税因素,指出当存在个人所得税时,负债经营的节税效应会被个人所得税所抵消,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大,这就是所谓的“米勒修订”。
修正后的MM理论虽然较先前有了一些改进,但在其理论背后的假设条件中,仍然存在非现实的假设――公司不承受任何与财务风险相关的成本。然而,在公司经营的现实条件下,随着公司负债比重的增加,不仅仅增加了公司减税收益(税收挡板效应),而且也增加了公司破产的可能性。
(二)权衡理论。六十年代末,资本结构理论沿着MM定理的假设条件形成两条分支――“税差学派”和“破产成本主义”。这两大学派最后归因于罗比切克和梅耶斯所倡导的权衡理论。Robichek和Myers在1966年所写的《最优资本结构理论问题》中指出在债务的减税收益和破产成本之间存在着一种权衡,公司存在目标资本结构,它是负债的税收收益与发行债务所引起的破产成本之间权衡的结果,这就是权衡理论。可见权衡理论是建立在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相互权衡的基础上的。随后,DeAngelo、Masuli和Kim等人建立了后权衡理论,将负债引发的成本从破产成本进一步扩展到成本、财务困境成本等方面,这实际上是扩大了权衡理论中成本和收益所包含的内容,把公司目标资本结构看成是各类税收利益与各类负债相关成本之间的权衡。
权衡理论放松了MM定理中无破产成本、企业投资决策和金融决策相互独立等假设,引入了均衡的概念,讨论了破产成本对企业不断增加的负债抑制作用,解释了企业存在最优资本结构的原因,使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取得了极大进展。相对而言,权衡理论的结论比较贴近实际,因而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它一度成为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中的主流学派。但也应看到,权衡理论考察的企业价值和资本结构都是以信息完全的资本市场为前提的,而现实生活中信息不对称是普遍存在的,再加之成本的量化存在困难,这就使得权衡理论应用起来大打折扣。
三、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资本结构理论
七十年代后期,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博弈论的引入,使资本结构理论研究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新资本结构理论以信息不对称为中心,大量引入经济学各方面的最新分析方法,从新的学术视野来分析和解释资本结构问题,提出了不少标新立异的观点,包括委托理论、融资次序理论、信号传递理论、控制权理论、金融成长周期理论等。
(一)委托理论。1976年詹森和麦克林提出委托理论,首次将委托关系引入资本结构的分析框架中,发现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该理论将公司资本结构看成是一种用来最小化成本的工具,指出企业内部和外部投资者之间潜在的冲突决定着最优的资本结构,企业要在成本和其他融资成本之间进行取舍,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二)融资次序理论。1984年梅耶斯和梅吉勒夫提出不对称信息下的融资次序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融资决策应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来依次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企业融资选择总是先内源、后外源,在外源当中,又总是先债务、后权益,即遵循“内部融资――发行债券――发行股票”的融资顺序。该理论强调信息问题对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这比各种使用均衡方法来寻求最优融资结构的主流理论有所进步,但这种理论重在解释在特定制度约束条件下企业对增量资金的融资行为,具有短期性,无法揭示企业成长过程中资本结构的动态变化规律。
(三)信号传递理论。1977年罗斯首次提出信号传递理论,他指出MM理论中假定了市场对公司的经营行为拥有充分信息,然而现实中经理人员本身是内部人,了解其企业收益的真实分布状态,而投资者不了解,如果市场高估企业证券价值,经理人员将从中受益;反之,如果企业破产,经理人员将受到相应的惩罚,因此投资者将高负债看作是企业高质量的一个信号。对任一负债水平而言,低质量企业的边际预期破产成本都较高,其经理人难以模仿高质量企业进行债务融资。这样,高质量的企业通过发行更多的债券可以将自己与低质量的企业区分开。可见,该理论是以市场有效为前提条件的。
(四)控制权理论。随着20世纪八十年代接管活动的日益活跃,有关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探讨公司控制权与资本结构的关系。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就是以融资契约的不完全性为研究起点,以公司控制权的最优配置为研究目的,分析资本结构如何通过影响公司控制权进而影响公司价值。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阿洪和博尔顿认为,对于一个对企业控制权有偏好的经营者来说,企业融资结构的先后顺序是内部融资、发行股票、发行债券和银行贷款;但从有利于企业治理结构和建立约束监督机制来说,其融资结构的顺序正好相反。
(五)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20世纪七十年代,Weston与Brigham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的假说,Berger等人将企业生命周期与融资结合,提出了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在其发展历程中普遍存在一个金融成长周期,即小的新建的信息不透明的企业多依赖内部融资,贸易融资或天使融资,当其逐步发展时,可获得间接融资,最后是公共权益和债务市场进行融资。该理论虽然涉及到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但它只是对企业融资路径的一般性描述,不适用于所有的小企业,因为企业的规模、年龄和信息不透明程度等并不是完全相关的。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从融资需求的角度出发,研究企业融资结构的决定因素及最优选择问题在国外理论界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体系,这对我国学者研究融资结构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经典的融资结构理论是针对一般企业提出的,且都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这与中小企业主的目标函数多元化的实际情况有出入,而且每种理论都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基础上的,具体使用时需要考虑理论的产生背景和适用环境。
(作者单位:河北省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7-043-04
对于股票价格行为的理解是人们参与市场、把握市场和塑造市场的起点。这对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金融市场建设，意义尤为明显。股票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对股票价格行为的解释和定价效率的研究，一直是金融投资领域中不断争论的热点问题。
用统计方法研究股票价格与收益问题，最初出现于Bachelier1900年的博士论文，他重要的贡献是认识到随机游动过程是布朗运动，但他对其分析工作起着重要作用的假设：市场收益是独立同分布（IID）的随机变量，却没有给出足够的实证支持。随后，人们几乎忽视了将统计分析应用于股票市场，直到1940年代，统计分析应用于股票市场才有了迅速的发展。Kendall（1953）年的研究再现了Bachelier的思想，他利用刚问世不久的计算机探求股票价格的波动模式，发现股票价格没有任何模式可寻，他提出股价遵循随机游走规律（Random walk）。经过最初的困惑，经济学家们对Kendall现象达成了共识：价格的随机波动，反映的正是一个功能良好，有效率的市场，而不是非理性的。之后，Cootner（1964）在其经典文集“股票市场价格的随机性”中。收集了一批计量分析文章，从而奠定了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的理论基础。
一、价格的随机游走与市场有效
有效市场假说（EMH）是主流的股票市场理论。有效市场假说实际上是信息效率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信息以不带任何偏见的方式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反应，那么就可认为市场是有效的。有效的股票市场意味着股票的现时价格充分地表现了对股票的预期收益，也反映了影响股价的基本因素和风险因素。Roberts（1967）根据市场价格所反映的信息集，将市场分为弱型有效、半强型有效和强型有效三种市场类型。弱型有效、半强型有效和强型有效三种市场类型分别反映的是市场的历史价格信息、所有公开的信息及所有可知的信息（包括内部的和私人的资料）。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市场有效性理论，Fama（1991）将传统的弱式、半强式和强式有效三个层次的市场有效性分类方法重新描述为收益预测、事件研究及私人信息检验三种。
EMH假定投资者是理性的、有秩序的和有条理的，人们是以因果线性的方式对信息做出反应。由于投资者对新信息立刻做出反应，所有的信息都反映在价格变化之中，每日的价格行为只同当前的信息有关，而与以前的价格无关，因而价格是独立的随机变量，当投资者足够多时，收益率分布趋于正态分布且方差有限。价格的独立假设和正态分布使得在资本市场的分析中使用概率和微积分得以正当化，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资理论（包括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期权定价模型（Black－Scholes）和套利定价理论（APT））与IID假设（独立同分布）和正态分布也是紧密相关的。
在有效市场理论框架下，价格的随机游走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解释了价格的不可预测性，对有效市场假说的大多数检验也是考察其随机游动的性质。随机游走及与之相关的收益的正态分布假设是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的决定性的理论基础之一，可以这样说，没有了价格的随机游走，有效市场理论和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也就所剩无几了。
可以看出，主流的金融计量理论基于一种线性思维，即认为相对于每一个作用，都有一个成比例的反作用，也就是认为市场是静态的、均衡的，在这种线性思维下，价格行为的独立性和收益分布的正态性是其必然推论。然而，如果价格行为是非独立的、非线性的，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市场的有效性问题。
对市场的有效性假说，几乎是从其产生之日开始，有关的实证研究、支持的证据和质疑就一直是金融界的热点问题。1970年代以前，大部分实证结果都是支持有效市场假说的，然而，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现象已无法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得到合理的解释，如收益率的尖峰和胖尾、元月效应、小公司效应、低市盈率效应、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等等。
1980年代以来，非线性经济学的兴起，尤其是分形等理论在资本市场研究中的开展，为我们认识股票市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展现了全新的理论前景。
二、股票价格的分形研究
Mandelbrot（1982）摒弃了传统欧氏几何关于物体形状的整数维数的表达方式，提出了对于不规则形状用分数维数来表示。比如对海岸线长度的度量，它就既不是1维的也不是2维的，在分形的概念里，用介于1和2之间的分数表示其维数。简单说，分形或分数维，就是没有特征尺度却有自相似结构及存在标度率。我们可以从看似杂乱无章的时间序列中计算其分数维来表征其结构。所谓自相似性，是分形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这里我们还用度量海岸线的长度进行说明，如果你用一公里长的尺子去度量，可以得到一个长度；如果你用一米长的尺子再去度量，又会得到一个更长的长度；如果再用一分米长的尺子去度量，长度会更长…，这样继续下去，可以得到无限多个长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海岸线没有特征长度。但如果将海岸线用两种不同的比例尺绘制，可以看到两个图形非常地相似，这种相似性就是自相似性（当然这种自相似性有严格的统计定义，这里只是为了便于对问题的理解而进行形象的说明）。关于不同时间标度的相似性就叫做标度不变性。没有特征尺度和具有自相似性是分形具有的两个基本特征。虽然分形并无统一的特征尺度，却有标度率，因而存在着规律性，这就使我们发现并掌握其规律成为可能。Mandelbrot（分形理论的创立者）和后来的学者将分形理论应用于资本市场价格行为的研究，揭示了股票价格运动中广泛存在的持久性、长期记忆性、自相似性、标度不变性等等非线性特征，表明价格行为是分形。
与主流金融计量理论的价格随机游走和收益正态分布的假设不同，分形市场研究表明价格运动不是随机游走，而是服从被成为“分数布朗运动”（Fractional Brownian Motion）的有偏随机游走，收益分布也不是正态分布，分形市场框架下，用“稳定帕累托”（Stable Paretian）分布的分形分布族来描述收益分布规律。
分数布朗运动与描述随机游走的布朗运动的最主要区别是前者不再是独立的增量过程，而后者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分数布朗运动包括了价格行为的相关和记忆特性。
在分数布朗运动中，价格增量间的相关性表示为：
CN=2(2H-1)-1
其中：CN－相关性度量； H－赫斯特指数（Hurst exponent）。
在分数布朗运动中，在时间跨度的事件之间有着相关性，因此，两个事件相继发生的概率不一定是50%，Hurst指数描述了这种相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Hurst指数有三种不同的类型：1）H＝0.5；2）0≤H
H＝0.5时，CN＝0，表明时间序列是随机的和不相关的，也就是布朗运动所描述的随机游走。
0≤H
0.5
当H不等于0.5时，观测就不是独立的，每一个观测值都带着它之前发生的事件的“记忆”。这同“马尔可夫过程”的短期记忆不同，它是长期的，近期事件的影响比远期的大，今天发生的事件影响未来，今天我们所处状况是过去我们所处状况的一个结果，这时“时间之箭”对于时间序列的进程就是有意义的。
在对资本市场价格行为的分形研究中，Hurst指数H对于研究时间序列是一个重要的统计量，它可以将随机序列与非随机序列区分开来，并对时间序列分类。其重要性还表现在对收益分布规律的描述上面。
人们很早就发现，股票收益不是正态分布，相对正态分布来说，有明显的“尖峰”和“胖尾”(概率密度曲线在均值附近有更高的峰度值和过多的尾部观测值)。Mandelbrot将之称为“稳定帕累托”（Stable Paretain）分布，即分形分布。由于其分布的密度函数难以用显式表达，故用其特征函数表示为：
其中，λ是尺度调整参数，它表示曲线的宽度，λ>0；β是偏斜度的度量，-1≤β≤+1，β＝0时，分布是对称的；δ是位置参数，表示均值的位置；α是特征指数，α既度量分布的尖峰程度又度量分布的胖尾程度，0
其中，m是正态分布的均值，s2是方差。因为稳定帕累托分布关于时间在统计意义上是自相似的，因此该分布是分形。
可见，有效市场假说是说α必须等于2，而分形市场研究认为α可以在1和2之间取值（H在0.5～1之间取值），这一范围内的α对应于上面讨论的具有持久性或称趋势增强的分数布朗运动，其特点是长期相关性和统计上的自相似性，这时，主流的随机游走和正态分布是不适用的。如果股票收益表现出持久性，那么概率分布就不是正态分布；如果随机游动不适用，那么大部分传统的数量分析工具将是不适用的，特别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作为易变性和风险度量的标准差的概念。
当0
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确定Hurst指数对于分形分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Hurst指数是Hurst提出的统计量，Hurst通过对尼罗河水位的几十年的观测，发现水位的变化并不遵循随机游走，即不是独立的增量过程，Hurst建立了如下的关系：
R/S=(aN)H
其中：R/S－重标极差，R是样本的极差，S是标准差；
N－观测次数；
a－常数；
H－Hurst指数。
将上式取对数，就得到：
Log(R/S)=HLog(N)+HLog(a)
Log(R/S)－Log(N)直线方程的斜率就是Hurst指数H。这就是Hurst提出，后来又经Mandelbrot和Peters等学者发展完善的R/S分析（重标极差分析，Rescaled range analysis）方法的基本思想（R/S具体算法及检验见文献）。
资本市场价格行为的分形研究表明价格行为存在长期记忆的特点，因此，价格不是独立的随机变量。同样，价格收益率分布也不是正态分布。人们早就发现金融市场价格不是正态分布，而是与正态分布相比，有更高的峰值和更胖的尾部。在分形市场分析的框架下，用分形分布描述金融市场价格的这种分布特性。早在1960年代，Mandelbrot就研究了棉花的价格，发现棉花的价格不服从正态分布，可以用α≈1.7的对称Levy稳定分布，也就是分形分布来描述。，Manlegna和Stanley使用了标度从1分钟到1000分钟的1447514个数据，研究了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分布规律，得出可用分形分布来描述该指数收益分布所具有的尖峰和厚尾的分布特征的结论，他们的成果发表在著名的“Nature”杂志上。
国外学者将分形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包括股票市场、货币市场以及各种经济指数等在内的金融市场的研究，将价格的分数维，长程记忆性、自相似性、标度不变性等分形特征深刻地凸现出来。
为了解释股票等金融资产价格的分形和混沌机制，Peters（1994）提出了分形市场假说（Fractal Market Hypothesis）来作为有效市场假说的一种替论。
三、分形市场假说及其涵义
分形市场假说（FMH）对市场的解释主要集中于信息对有不同投资期的投资人行为的不同影响上，而传统的有效市场理论对此不加区分。有效市场理论假定人们是理性的投资者，对信息作出理性的反应，追求特定风险下的收益最大或特定收益下的风险最小，这意味着所有信息对所有投资者具有同样的影响。而这正是分形市场假说与有效市场假说的不同之处。
FMH的主要观点有：
FMH 1. 市场是由大量具有不同投资期水平的投资者组成的，即由短期和长期投资者组成；
FMH 2. 信息对短期和长期投资者具有不同的影响；
FMH 3. 价格是短期技术性的交易和长期基本价值评估的综合反映；
FMH 4. 当短期投资者和长期投资者对信息的评估不同时，市场保持稳定。当市场上的投资者的投资期趋于相同水平时，市场趋于变得不稳定了。
简言之，EMH假定投资者是价格的理性接受者，价格反映了所有信息，所有信息对投资者的影响相同，在投资者足够多时，这导致了随机游走和正态分布。而FMH认为投资者是根据自己的投资期评估信息的，正是由于短期投资者和长期投资者对信息的评估不同，信息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所以价格并不是反映所有的信息，而是只反映对特定投资期的投资者有用的信息。价格正是短期和长期投资者根据对市场信息的不同评估而进行的投资活动的混合结果，这导致了价格具有自相似的分形特征。市场的稳定性取决于不同投资期的投资者对信息评估的趋同程度。
分形市场假说作为对有效市场假说的替论，它把市场价格行为与不同投资期水平的市场参与者行为联系起来，来解释市场的稳定性，价格的突变性及由此引起的资本市场的价格的分形结构，为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新的和非常有吸引力的理论视角，也启发我们从非线性和分形的视角重新思考股票市场的有效性问题。
四、从分形市场假说看股票市场定价的有效性问题
传统的统计方法和工具强烈依赖于独立假设和正态分布，对于揭示价格行为的持久性和记忆性等非线性特征无能为力，而对金融市场的非线性研究正是指出了价格行为的长程相关性和有序性，也意味着在主流有效市场假说意义下的市场的无效性。
非线性方法揭示的金融市场价格的非线性动力学机制，对于我们理解金融市场有效性的最大的启示，就是将“时间之箭”纳入了价格行为研究的视野。价格行为的对初始条件的敏感、路径依赖、长期记忆和自相似性，告诉我们“时间之箭”与价格行为是息息相关的，而在主流金融理论中，由于假定人们对信息的反应是理性和线性的，因此时间对于价格行为是均匀的，无意义的。
股票市场定价的有效性，必定是要同特定的时间标度和特定时段联系在一起的，否则是无意义的。股市上每种股票的价格的本质是它们作为相对价格而存在，即相对于其它所有股票的价格而存在，股市通过它，表达出对它所代表的企业的评估。说甲股票值5元是没有意义的，除非知道乙股票值10元、丙股票值20元，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谈论甲股票是否正确评估的问题，才可能谈论甲股票的价格是否有效的问题。而市场是根据与该企业相关的各种信息来确定一只股票的相对价格。各种信息传进股市，使相关行为人形成关于该企业的经营状况及可能的财务结果的预期，拿这些预期与别的上市公司的同类预期相比较，就可以给定股票的相对价格。各种信息不断地涌入股市，由于投资者对信息的非线性反应，决定了市场对这些信息的反映与反应需要时间，因此，股票的相对价格总是在走向合理的过程中。
由于股票的价格变动是互为信息的，这决定了股票相对价格走向合理的过程的非同步性，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标度里，比如年、月或日，市场中股票的相对价格总会有被错误定价的，其原因是人们对信息的反应是以非线性的方式做出的。
综上所述，股票市场对于股票的定价是相对有效的，股票市场的相对有效性就是在一定时间标度下的特定时段内，不同股票定价的相对正确程度。这也是笔者对“时间之箭”对于股市有效性的意义的理解。
股票价格行为归根结底是反映了投资者的行为，不同投资期的投资者对信息的不同评估及其趋同程度的不同，使股票价格行为在不同时间表现出不尽相同的特点，也使股票定价的有效程度有所不同。因此，我们更应该以动态的、相对的方式去理解股票市场价格行为，而不仅局限于静态、绝对和均衡的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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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8-0052-04
不良贷款是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中的一大隐患,是金融体系不稳定,银行出现亏损和倒闭,诱发金融危机最主要的原因。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自采取贷款五级分类方法以来,不良贷款的监管要求更加严格,大部分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实现了“双降”。但是,结合不良贷款五级分类结构变化以及行业结构来看,次级类、可疑类不良贷款迁徙率双双上升、不良贷款行业集中度较高,说明不良贷款“双降”背后存在较大的隐忧。为了能够清晰地阐述我国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现状,本文选取了12家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总资产排名前五位的银行的年报数据作为依托,这五家银行分别是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和民生银行。这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成立时间较早,并且已经上市,发展较为成熟,能够突出地反映我国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现状。
1 五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现状分析
1.1 不良贷款“双降”
根据银监会年报披露,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565.7亿元,比上年减少71.5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7%,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实现了不良贷款的“双降”。但是,伴随不良贷款比率“双降”的是26.83%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总量的上升和较高的核销比率,因而不良贷款的“双降”存在稀释因素。
如右图所示,2008―2010年,五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从1%以上降至0.7%以下,其中,兴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最低已至0.42%,比率最高的民生银行,也只有0.69%。同时,五家银行的年报数据显示,这三年五家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也在逐年下降。不良贷款的“双降”从表面上反映了几家银行资产质量的普遍提高。
但是,对比每年的核销比率,可以看出不良贷款率的下降,是通过较高的核销比率实现的,核销比率最高的是民生银行,2008―2010年都维持在10%以上,兴业银行虽然2010年核销比率只有1.96%,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其2008年的数据高至20.9%,而招商、浦发和中信三家银行的核销比率保持在7%至11%之间。五家银行维持如此高的核销比率,缩小了不良贷款比率的分母,为不良贷款余额的降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银行核销比率取决于贷款拨备率以及核销成本,从表1可以看出,五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2008―2010年上升了一倍,除兴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在逐年下降外,其他三家银行的拨备覆盖率都在迅速提升,为不良贷款的核销做了充分的资金准备。同时,2008年汶川地震后,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核销因地震无法偿还的债务。2009年财政部放宽了银行类金融机构关于中小企业和涉农不良贷款核销的自,单笔数额在500万元以下的贷款,经追索一年后可以核销,由此大幅度简化了核销程序,降低了银行贷款核销的操作成本,提供了银行提高核销比率的动力。
民生银行[]270.45[]206.04[]150.04 数据来源：五家商业银行2008―2010年年报计算及整理得出。
1.2 不良贷款迁徙率 “双升”
如表2所示,2008―2010年,五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正常类贷款迁徙率都在持续下降,平均值最高的浦发银行,也只有2.24%。这表明,五家商业银行正常类贷款向下迁徙的速度放缓。由于正常类贷款迁徙率是不良贷款产生的第一道关口,且基数较大,对其他几级不良贷款的绝对额影响较大。再看关注类贷款迁徙率,除民生银行2010年关注类贷款迁徙率上升外,其他四家商业银行的关注类贷款迁徙率都在逐年下降,但是,关注其三年平均值可以发现,除中信银行比率较低,为6.25%外,其余四家皆在10%左右。由于关注类贷款迁徙率是不良贷款反弹的诱因,其比率持续走高表明正常类贷款正以每年10%的速度转为不良贷款,未来不良贷款的形成压力增大。
再看次级类贷款迁徙率,五家商业银行的次级类贷款迁徙率平均值在28%至63.28%之间,即存量不良贷款每年约以45%的速度恶化为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横向来看,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次级类贷款迁徙率逐年上升,兴业银行在2010年甚至达到了63.28%,浦发银行和中信银行则是在2009年速降后又迅速上升,民生银行在2009年升至82.19%后下降。最后看可疑类贷款迁徙率,从纵向看,五家商业银行可疑类贷款迁徙率平均值在10%至38%之间,说明2008―2010年,五家商业银行损失类贷款每年约以20%的速度增长。从横向看,招商、浦发和兴业三家银行的可疑类贷款迁徙率都有不同幅度的上升,其中,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分别增加了2倍和5倍,而中信和民生三年来降速最为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滞后性,一些贷款客户的财务恶化状况在2009年才出现；另一方面,是由于关注类贷款可操作性比较大,逾期不超过三个月的都可以作为关注类贷款,因而一些本应划入次级类和可疑类贷款的项目在早期都划入了关注类,导致后期次级类贷款和可疑类贷款波动性较大。
1.3 不良贷款行业集中度较高
从表3可以看出,从企业贷款行业投向看,五家商业银行中,制造业比重都是最高的,其中,浦发银行和中信银行都在20%以上。这一方面是由于制造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关系着各行业的发展,对其一些重点行业放贷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大力支持,甚至还能获得政府贷款补贴。另一方面是因为银行制造业客户涵盖纺织、石油、医药、装备制造等30大类行业,因而整体贷款比重比较大,不良贷款比率也比较高(五家商业银行约在1%)。
再看批发零售业,五家商业银行中,批发零售业占比虽然参差不一,在5.83%至12.93%之间,但是不良贷款率都在1%以上。这是由于批发零售业客户多为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财务制度尚不健全,银行在贷款审核时成本较高,因而提出了更高的贷款利率,反过来却成为企业的负担,再加上企业信用意识不强,贷款到期时赖账违约状况时有发生,为不良贷款的产生埋下隐患。
最后看房地产业,由于房地产业属于敏感性行业,各家银行贷款给房地产业的客户时,既要符合监管当局信贷政策的要求,又要从自身利益和资产安全性角度出发,衡量机会成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因而银行资金流向房地产业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各家银行对风险的掌控和防范的措施及实施效果不同,造成不良贷款率也有差别。如浦发银行和兴业银行,房地产业贷款占比相差无几,但是不良贷款率却相差0.28个百分点,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房地产行业贷款占比只有0.1%之差,不良贷款率却相差约1个百分点。
2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
2.1 外部原因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整,银监会监管要求变化,都会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增减和结构产生影响。从2007年年底至2010年年底,中央银行再度启用信贷规模控制,并按季控制,每家银行每年的信贷规模都受到一定的指标限制。如果央行在某一季度准予发放的贷款增加,一些银行急于释放信贷冲动,获取利差收入盲目地增加贷款总量,忽视了资产的安全性,就会引起不良贷款的产生。而银监会对银行的贷款流向以及审核程序都有一定的监管要求,如2010年银监会出台多项指导意见,从“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引导到“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出台,对信贷规模进行严格控制,特别是一些敏感行业,如房地产开发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上半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在100点以下,监管当局限制银行信贷资金流向房地产开发业,致使一些房地产开发公司再融资困难,缺乏稳定的现金流维持其建造,形成烂尾工程或工程延期,造成贷款逾期或者贷款损失,催生不良贷款。
2.2 来自企业的原因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建立的时间比较晚,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企业信用意识不高,银行因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蒙受损失。一些效益不高的企业为了能够获得银行贷款支持其现金流,不惜通过关联交易及伪造贷款申请书的方式瞒过银行的审核；而贷款发放后,这些企业又通过编造或伪造财务信息,对银行的监督蒙混过关；贷款到期后,企业在经营中由于遇到经营困难,遭受损失,或者虽有偿还能力,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履行还款义务,冒险违约拖延贷款,甚至赖账不偿还贷款,为银行收回贷款造成重重阻碍。
2.3 源于银行自身的原因
(1)银行内部控制管理制度不健全,信贷人员素质不高,信贷员对贷款申请审查不严,盲目放贷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方面,信贷人员贷款前的调查不充分。银行给企业每笔贷款都应该是度身定做的,如果给企业过量的贷款,企业一定会将多余的部分用于其他未经银行审查的项目,无形中加大了贷款的风险。另一方面,我国银行业在员工教育和培训方面存在着内容上重知识技能轻心态与观念教养,培训结果上重短期效率轻长期效益等问题,一些银行信贷工作人员为了在贷款业务中获取私人利益背离了职业道德,通过虚假担保等违规操作帮助亲属及自身贷款,到期违约拖欠贷款,给银行带来巨大的损失。
(2)产权属性国有化使股份制商业银行受到政府干预。由于我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建立在全民公有制基础上的,是以政府(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部门及其附属的国有企业为股权结构主体,因而必然存在着政府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行政干预。如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是国有大型企业作为大股东或者控股股东的股份制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兴业银行都是由地方政府财政出资或者地方国有企业出资组建的,因而这些银行的董事长和最高经营层的人选最终都由地方政府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重大经营决策有可能受到地方政府的左右,一方面地方政府出于自身业绩考虑,为了增加项目建设,发展当地经济,往往对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项目调查、信贷决策等经营活动直接干预,在自身财政负债累累的情况下,违规或变相为效益低下的项目提供担保,导致银行决策失误,资产质量低下；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出于国有企业改革和规模扩张的需要,忽视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形成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情况也不时发生。
3 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防范不良贷款的对策与建议
3.1 在监管当局限制信贷规模的背景下,大力发展票据融资、委托贷款和担保贷款等业务
首先,票据融资业务的操作尽量不占或少占信贷规模,如采用买入返售对卖出回购套作模式,既能提高赢利水平,又能减少不良贷款的产生。委托贷款和担保贷款不占用银行的信贷资金,银行也能够免予承担贷款损失的风险,又能够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时银行还能够获得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其次,政府鼓励对中小企业担保贷款,对于向中小企业担保贷款的金融机构给予财政补贴。与此同时,在担保贷款中,银行要注意严格审核保证人的资信状况,对担保抵押物进行详细地审查,防止互相担保、连环担保的现象出现。
3.2 建立企业贷款保险制度
贷款业务发生时,由贷款企业、银行与财产保险公司三方共同订立保证贷款合约,企业自己为受益人,企业每年向保险公司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费,以企业贷款对应的抵押物为保险标的,当借款企业在借款期限内暂时失去还贷能力时,由财产保险公司负责向银行还本付息,而当在保险公司可承受的期限内借款企业收入流恢复后再向保险公司偿还垫付资金。这样银行就成功地把一部分风险转给了保险公司,减少了不良贷款的发生概率。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保险公司参与了银行的信贷决策,对于防止银行决策失误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3.3 建立多人贷款监督激励机制,改革员工管理模式,提高信贷人员业务素质
在进行每一单贷款审核时,都要有三位信贷人员的签名和盖章,贷款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提高员工对于防范不良贷款的风险意识。在贷款发放后,由已经签字的每位信贷人员定期与客户进行信息沟通,并且把员工对于客户的信息熟悉和准确度作为衡量其绩效工资的一部分,激励员工实时关注客户贷款资金流向,以便于客户出现偿债危机时银行能够迅速做出反应。
3.4 引入股权激励机制,进行公私混合型股份制改造,抗衡政府的行政干预
公私混合型股份制改造,尽管股东多元化,但共同的目标取向(赢利)则使激励约束更加集中,力度进一步加强。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管理层和全体员工通过购买银行的股票,成为银行的股东,使他们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分享利润、承担风险。当地方政府强制银行接受其项目融资要求时,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可能会出于私人利益考虑,倾向于排斥贷款给那些会给银行经营带来较大影响,易产生不良资产的项目,对这些项目采取更有利于银行长远发展的融资方式,如银团贷款、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地方政府筹集项目资金。而贷款给地方政府后,银行工作人员出于主人翁意识,对于贷后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和项目资金流向加强监督,以及时评估政府偿债能力,确保资金确实用于项目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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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陆岷峰,张玉洁.中小商业银行实现差异化发展的思考［J］.金融教学研究,2011(3):60-64.
［5］屠德俊.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与对策［J］.世界经济况,2009(2):23-27
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主体，在人才培养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我国会计本科教育过程中，因受环境影响，加之相关概念和目的不明确，在会计人才素质培养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针对这一情况，本文从环境分析入手，探讨了会计人才素质的三要素以及我国本科会计人才素质培养的理念，提出了我国本科会计人才素质培养的实施思路。
一、我国本科会计人才素质培养面临的环境和问题
我国会计人才素质培养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教育环境。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加剧，知识经济时代特征日益明显。伴随着原材料、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我国企业生存环境逐步恶化，竞争日趋激烈残酷，部分上市公司舞弊案件的出现使会计职业界在公众心目中的诚信度降低。此外，受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影响，以及国际人才流动加速，我国人才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
在教育环境方面，会计专业教育面对的是经过十余年基础教育的青年学生，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学习习惯已经基本形成。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基础教育环境始终得不到改善，应试教育的氛围依然浓厚，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学能力较差。而且，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毕业生众多的现实带来的就业压力给学生戴上了无形的紧箍咒，使得他们不得不疲于应付各种资格考试，由此形成了轻视素质培养、急功近利的学习风气。另外，无论是基础教育阶段还是本科教育阶段，教师和学校都被一系列量化的指标考核所束缚，加之不合理的师生比，使得教师工作压力巨大，和学生交流的时间匮乏，这些都给会计人才素质培养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其表现有：教学中主要采用教师向学生讲授书本知识的教学方式，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展开，教师与学生之间缺乏双向交流与互动，缺乏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会计专业的课程设置，从会计专业知识的传授角度来构架，以会计职业的知识需要展开教学，学生所学的知识局限于满足未来所从事职业的要求。
二、需要认识的会计人才素质观
对会计人才素质缺乏应有的认识，是导致我国会计人才素质培养现状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明确会计人才素质这一概念，必须从素质、人才素质进行分析。
关于素质与人才素质，1998年5月，在我国教育部高教司组织召开的文化素质教育研讨会上已进行了讨论。各素质教育试点高校对素质概念达成的共识是：素质是人们经过学习而形成的内在素养和品质；素质可以而且必然转化为人们的外在行为，表现为如何做人，表现为工作态度、工作质量等等（罗嵘2004）。
人才，是指那些具有良好的内在素质，能够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不断地取得创造性劳动成果，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人（罗洪铁2002）。可见通过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带来有价值的成果的人即为人才。而要完成具有社会价值和意义的创造性劳动，必须具有一定的内在素质，这些必备的内在素质即为人才素质。具体分析，人才素质包括不同的具体要素。如，钟志贤（2004）指出，知识时代在不忽视人才的基本素养（读写算能力）的前提下，比较强调人才的创新能力、决策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信息素养、团队协作能力、兼容能力、获取隐性知识的能力、自我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等九大能力。
由人才素质的含义可以得出，会计人才素质是指能够在会计领域完成具有社会价值和意义的创造性劳动的人员应该具备的内在素质。相关的机构和学者对会计人才素质包含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很多研究。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公布的《国际教育准则第9号》中，将会计人员应具备的素质分为知识、技能和职业价值观三类。同时，将职业道德和职业价值观、沟通技能、交流技能和理性思维能力作为核心素质。
有些学者通过问卷调查会计职业界、会计教育工作者以及会计专业学生等利益相关方，总结归纳了会计人员应具备的素质。林志军（2008）通过因素分析，从国内外学者研究得出的会计人员应该具备的多项不同素质中总结出几点最重要的要素，分别是商业/管理技能、商业/管理知识、核心会计知识、个性特征（personal characteristics）、基础知识和技能（general knowledge and basic techniques）。
根据人才素质的定义，总结之前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会计人才素质的基本要素包括职业道德素质、知识素质和能力素质三个项目。每个项目又包含多个具体要素，不同层次的会计人才应具备的具体要素不尽相同。
可以认为，会计人才素质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基本要素：
（一）职业道德素质
职业道德不仅是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标准和要求，而且是本行业对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职业道德一方面调节从业人员的内部关系，加强职业内部人员的凝聚力；另一方面，调节从业人员与其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塑造本职业从业人员的形象。会计职业道德素质是会计人员在会计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标准和要求，是会计职业界对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我国《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提出了敬业爱岗、熟悉法规、依法办事、客观公正、搞好服务、保守秘密等项目。特别指出会计人员还应当熟悉本单位的生产经营和业务管理情况，运用所掌握的会计信息和会计方法，为改善单位的内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服务。应当指出，会计职业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还应从社会经济效益角度出发，提供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判断和服务。
（二）知识素质
从事会计工作必须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包括一般性知识、组织和商业知识、信息技术知识以及会计专业知识。一般性知识包括数学、语言等基础知识，是进行思考、交流、逻辑思维、判断、分析、决策的必备知识；组织和商业知识是指有关企业、政府和非盈利组织性质和运作的知识，以及整个经济社会运行原理的基本知识；信息技术知识包括使用、管理、评价、设计信息系统的知识；会计专业知识指会计学科体系内的具体知识，是直接指导具体会计工作的理论和技术规范。如林志军、熊筱燕和刘明（2004）通过调查发现，财务会计、金融学、管理会计、税务学、商法、审计/鉴证服务、职业道德、信息系统、国际贸易和电子商务是最重要的知识要素。会计工作的要求不同，应具备知识素质可以有一定的差别。
（三）能力素质
会计人才的能力素质是指从事会计职业所应具备的能力。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在《国际教育白皮书》（IEP2）《成为胜任的会计师》中将职业能力定义为：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按规定的标准承担某一工作角色的能力。从事不同层次会计工作应具备的能力素质不完全相同。近年来得到普遍认可的会计职业能力素质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职业判断能力、沟通与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承受压力的能力等。
三、需要确立的我国本科会计人才素质培养理念
社会经济环境的特点和基础教育在某些重要环节的缺失，以及会计人才素质的内容特点，决定了在本科会计人才素质培养中要确立终身教育、创造性教育以及人本教育理念。
终身教育理念是一种着眼于学生发展的教育观，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强调学生在接受本科教育期间着重掌握继续学习的技能。树立终身教育理念，要培养学生探索未知事物的热情，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思考和学习习惯，这种热情和习惯使他们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依然能够根据变化的环境，不断地去主动学习。
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面对基础教育对创新能力培养的欠缺，在本科会计人才素质培养中必须树立创造性教育理念。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够应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做出及时和恰当的判断，最大化企业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人本教育认为教育就是发现人的价值，也即人的应有地位、作用和尊严，需要发挥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在这种理念下，应该尊重学生的个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会计教育，应该培养学生对于经济生活发展变化的兴趣和关注度，培养学生对企业经营管理的趣味。同时，在学生个性被尊重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四、我国本科会计人才素质培养的实施思路
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和教育环境的特点，结合会计人才素质的基本要素，依据会计人才素质培养的理念，笔者认为，我国本科会计人才素质培养的实施思路为：
（一）确定具体的会计人才素质要素
从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和会计教育环境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本科教育的生源质量、不同院校的教育资源都存在差异。高等院校可以根据会计本科人才的需求情况、生源质量和教学资源设定差别化的培养目标。依据差别化的培养目标，确定具体的会计人才素质要素。例如，生源质量较高的院校，可以设定培养高级会计管理人才和研究人才的目标，确定的具体素质要素可以偏重于高层次经济管理知识、数量分析知识、研究能力以及思维决策能力等。依据差别化的培养目标确定具体的会计人才素质要素，可以提高会计本科教育的效率，利用优势教学资源以及办学特色有重点地进行某一会计领域人才的培养，从教育主体来看有利于实施人本教育，有利于会计本科学生的个人发展。
（二）整合会计本科教学的课程体系与内容
目前会计本科课程体系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程、财经类公共课程、会计专业课程和会计专业方向课程。可以根据具体的会计人才素质要素，整合教学资源，调整会计本科教学的课程体系与内容。会计本科教学课程体系及其内容应该是相互交融与促进的，需要从会计知识掌握、能力培养的具体方面进行整合。其中会计知识掌握主要以“会计学原理”课为起点，从各门会计课程的理论讲授与实际操作两个方面展开；会计诚信品格塑造以属本科公共课程的“伦理道德”课、属会计专业课程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课为主线，并融合在“会计学原理”以及各门会计专业课程与会计专业方向课程中实施；会计职业判断能力形成则应从“会计学原理”课着手，融合在各门会计专业课程与会计专业方向课程中实施。
（三）创新会计本科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程体系及其课程内容确定以后，如何通过有效的方法与手段实施教学，是体现教育理念与培养目标的关键。这一过程同样需要根据不同的教学资源以及生源情况进行具体设计。1.创新教学方法。要体现以人为本，以需求为动因，以问题为基础，引导学生进行发现式、探索性的学习。即要了解学生的求知需求，把握学生的认知特点，帮助学生建立新的探索式、研究式学习方式，使学生掌握学习方法，能够主动地去寻求知识、拓宽知识领域，逐渐形成独立发现问题、善于分析问题、积极解决问题的习惯。2.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提高教学效果。例如，在实施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构建由网络支撑的师生互动系统，为学生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教学服务。除此之外，通过网络系统可实现与国家教育网络乃至国外教育网络的链接，充分利用精品课程等各种教学资源，开阔学生的视野，进一步提高教学的质量。
（四）构建适应会计人才素质培养的会计实践教学体系
在会计实践教学过程中，学生受到来自社会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伦理、法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学生知识内化、能力拓展、创新精神的形成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会计实践教学体系包括会计实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管理和教学保障等方面。会计实践教学应围绕会计人才素质构成要素设立具体教学目标。会计实践教学内容是在各个实践教学环节具体开展的实践教学课程的内容，包括会计实验与实习、案例分析、科研训练、毕业设计、社会调查等，应根据学生的能力和兴趣特点进行差别化的设置。
五、结论
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和教育环境中存在诸多不利于会计人才素质培养的因素，同时环境的特点也为会计人才素质培养提出了要求和挑战。本科会计教育工作者应该依据经济环境、生源质量和教学资源的具体情况，确定会计人才素质的具体要素，依据终身教育、创造性教育和人本教育的理念，整合会计本科教学的课程体系与内容，创新会计本科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构建适应会计人才素质培养的会计实践教学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1] 罗嵘. 论国民道德素质及其特征. 湖南商学院学报. 2004，11 （2）：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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