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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犯罪心理概述
（一）犯罪
尽管不同国家、同学者对犯罪概念的界定有一些不同之处，但笔者认为，无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犯罪的概念都应该是由这个国家的法律所决定并且由刑法加以明确的。我国《刑法》第13条从犯罪的阶级实质和法律特征的有机结合上，科学地界定了犯罪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以及应受刑法惩罚性的实质性内涵，是关于犯罪的一种科学定义。“犯罪”亦是犯罪心理学中的一种核心概念。缘于犯罪心理学关于犯罪人及其犯罪心理、犯罪行为等概念都必须以犯罪概念为理论基础，对犯罪概念的正确把握决定了学科的严谨性以及学科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中我们所说的犯罪的外延大于刑法学概念中犯罪的外延。它是以犯罪发生前的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的，它应该是指所有严重危害社会的应受制裁的行为。
（二）犯罪人
对犯罪人的认识是从对犯罪概念的理解中得来的，两者具有实质上的相关性。具体来说，“犯罪人”就是指实施了具有违法性、社会危害性，依照刑法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并被法院定罪判刑的人。犯罪人作为犯罪行为的实施者，是犯罪现象结构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基础。对犯罪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示每个犯罪人产生具体犯罪行为的心理机制，对分析整个犯罪心理的结构特征，具有长远的意义。不同的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具有不同的犯罪心理。正像理性选择论者所说，犯罪人是有理性的，在许多情况下，犯罪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犯罪是犯罪人在权衡犯罪的风险与回报、犯罪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作出选择和决定的结果。因此，犯罪人在冒险心理和侥幸心理占主导地位基础上实施的犯罪，必然要对作案对象进行精心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有一定规律的。
（三）犯罪心理
不同的犯罪人具有不同的犯罪心理，犯罪人的犯罪心理是犯罪心理学首要的研究对象。在犯罪心理学中，犯罪心理是指影响和支配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各种心理因素的总和。这些心理因素包括犯罪认知、情感、动机、不良的个性倾向性和个体心理特征以及犯罪时的心理状态等。犯罪心理是犯罪人大脑的活动，它具有内隐性，在没有以语言和动作表现出来之前，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犯罪人的犯罪心理，离不开犯罪行为。因此，通过分析犯罪心理的表现形式，可以正确的揭示犯罪心理的实质。犯罪心理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个体在不良的客观环境影响下，在一定的生理素质基础上，依靠心理的内化而形成，是个体在一定时空内整个个格的大暴露，是各种社会因素、心理因素、自然因素等大交汇、大融合的产物。因此，本文也主要以女性犯罪人为视角阐述不同环境、不同因素作用下的女性犯罪人及其犯罪心理。
第一，社会因素。社会因素主要包括：政治形势波动、利益冲突、贫富不均、不良交往等。在社会动乱的状态下，必然强化那些对社会怀有敌意人的反社会意识，实施各种具有反社会性、报复性的犯罪行为。这样以来就会打破原有的社会格局，在新的格局还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社会失范、心理失衡、利益冲撞。因此，必然催生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其中，个人利益至上观，就会滋生拜金主义和攀比意识，为了追求无止境的金钱而背离社会道德准则。这种主观性和利己性的私利，成为犯罪心理的动力因素和指向目标。在贫富不均的状态下，会使一些人心理失衡，人在心理失衡时，其心理活动往往是焦虑、紧张、不安、攀比甚至嫉妒等，在这种心理失衡过度与复归的过程中，往往会使一些人产生复仇心理。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通过不良的人际交往，学习和模仿消极的行为模式，甚至包括学习一些犯罪行为方式，以便使犯罪得以“传宗接代”。同时，不良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强化个体的犯罪动机和犯罪行为。
第二，自然因素与犯罪心理。所谓自然因素，指能够诱发、触引或促成犯罪心理形成和犯罪行为发生的各种自然环境和条件。包括地理条件、气候和自然灾害等。当然，单纯的自然因素并不能导致犯罪心理的形成和犯罪行为的发生，只有与原有的心理品质和社会因素相结合才能对犯罪心理的形成具有实际意义。不同的地域环境可以为某些具有不良欲望的人提供需要的对象和机会，同时，也为犯罪人实施犯罪和逃匿提供了方便条件，增强了犯罪人的侥幸心理。研究表明，城市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环境，其犯罪总量和犯罪率比农村同等数量的人口基数要高出很多。不同的社区环境与犯罪心理的形成也具有不同的相关性。这是因为，不同的社区环境，适合犯罪的条件、犯罪的种类以及犯罪率的高低有很大差异。
二、女性犯罪及其心理
（一）女性犯罪概述
女性犯罪，从字面上来说，即是女性犯罪主体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男女平等意识的增强，女性对社会事务的普遍参与，为女性犯罪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女性犯罪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正如美国犯罪学家路易斯·谢莉所指出的：“女性犯罪是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范围和卷入社会活动的晴雨表。妇女的犯罪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参与犯罪活动的增多与他们的社会作用扩大直接相关。”女性犯罪与其心理生理的矛盾、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与为独立的经济地位的矛盾、依附心理同自我保护能力差的矛盾、生理周期特定心理与其意志脆弱的矛盾存在正相关性。女性犯罪在认识、情感、意志、个性等方面都表现出与社会需要相悖的心理特征。开放、文明的现代社会也为满足妇女的正当权益提供了最大可能和空间。机会多了，诱惑也多了，处在社会环境中的女性，面对众多的机会和诱惑，就会出现道德观念、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冲突，有些女性自然而然就成了犯罪者。
（二）女性犯罪的心理特征
第一，认识肤浅、片面，法律知识匮乏、利己主义的人生观。长期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形成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也使整个女性群体表现出自卑的特性。绝大多数的女性犯罪人脑海里没有一个清醒的用以约束自己行为的法律概念，不知晓最起码的法律常识，更谈不上对法律权威和严肃性的理解。她们评价事物的标准只能是以自己的低级需要和直接经验为准，而不是以传统道德和新型法律，这就使得她们很容易被小恩小惠所诱惑。习惯用直线的思维剪裁多变的社会现实，对社会上的是非、善恶、真假等并存的情形，不能完全的辨别，有时甚至会混淆和颠倒。她们生活的核心是剥削阶级的个人主义享乐观，追求颓废没落的生活，同时缺乏良性的道德观念，真伪、善恶倒错，甚至以耻为荣。正如有些卖所讲的“假名假性假地址，骗人骗物骗感情，没有钱什么都不行”。当女性犯罪主体把享乐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思想支柱时，她们就会把金钱视为世界上唯一的神，不择手段的攫取金钱便成了她们唯一的人生追求。在她们看来，世界上的万物都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甚至包括她们自己。除去金钱的损失，她们甚至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痛苦。这种个人利欲恶性膨胀，得不到应有的遏制，经不住客观刺激的诱惑，就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犯罪行为。
第二，情绪特征上的两极性、不稳定性。由于女性受传统文化及生理特点的影响，人格相对情绪化，感情上具有易感性、丰富性、细腻性、不稳定性等特征。由于缺乏道德意识及正确的人生观来控制自己，从而表现的情绪变化无常、波动较大。当理智和情感发生矛盾时，理智不能控制情感，从而使行为完全被感情所左右。有时为了一点利益或是为报答男性对她的帮助，可以“慷慨地”失身，轻易地被唆使去犯罪。一般女性犯罪主体情绪上的多感易变，在杀人女犯中则变现出相对立的特征。女性杀人犯往往情感深沉专一，一旦感情受到压抑或挫折，很容易使她们发生心理上的变异，其深沉、专一的情感结合性格上的内向、孤僻，在长期的忍耐、期望的过程中，会发生质的变化，即演变成典型的由爱到恨。这时，一旦遇到外界的适当刺激，就会出现暴发性情感，支撑着她们去杀人。
三、女性犯罪现象的原因分析
（一）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未独立的经济地位的矛盾
女性的自尊心和爱美心较强的特点使其较重视打扮享乐，重视物质需要的倾向。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欲望也随之强烈，又由于通货膨胀的存在，家庭收入的局限，没有自主独立的经济来源，需要得不到满足，内心严重失衡，一些女性经不起诱惑，对物质追求超出了家庭及个人经济所允许的范围，就容易导致各种贪财动机的犯罪发生，典型的如盗窃，诈骗等。
（二）女性生理周期的特定心理与其脆弱意志的冲突
女性在周期由于生理的变化，易导致心理刺激敏感、冲动型强、心情易变、难以抑制怨恨、嫉妒、绝望等消极情绪。女性在绝经期，由于大脑皮层功能和内分泌的变化，其心理变得易焦虑、烦躁、心境变化大，情绪变化大，攻击性增强。日本学者广濑胜世认为，杀人和放火犯罪与月经有密切关系。杀人犯罪、放火犯罪以及盗窃犯罪，有很多都发生在月经前到月经之间。这期间，女性易敏感、易激怒、攻击性强，易于实施各种犯罪行为。根据对日本女性服役者精神医院方面的调查，从月经将来之际到月经开始时实施犯罪的频度，杀人占39.4%，放火占12.6%。同时，女性的意志水平较男性差，其自制力、坚韧性都较脆弱，因此，女性在特定的生理周期中显露出异常的情绪化从而缺少理智，易于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2]王恩界，乐国安，严俊 心理学关于影响犯罪因素的研究进展 《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5期总第91期.
[3]罗大华 犯罪心理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
[4]徐文成 青少年违法犯罪自我控制研究 2007 专业硕士学位论文43页.
[5]金灿灿，邹泓，侯珂 情绪智力和父母社会支持对犯罪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影响-直接效应还是缓冲效应？ 心理科学， 2011，34（6）1353-1359.
人格心理学中的人格概念
目前在心理学界对人格的探索已相当深入和广泛，尽管如此，至今还没有一个为所有心理学工作者共同接受的人格定义，但从众多的人格定义中可以看出共同的倾向：第一，人格是个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价值观、气质和体质等各方面整合的心理组织，人格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第二，研究者认为人格是内部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过程。人格表现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及倾向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稳定性，即个体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表现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具有连贯性或者说是风格或性质的相似性。正是这一稳定性使得可以通过个体的人格预测人的思想和行为。第三，黄希庭认为人格是个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个体的心理特征、行为方式和行为倾向各方面综合作用形成独一无二整体的心身组织①。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但这并不排除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上的共同性。正是人格的稳定性使得人格得以测量，正是人格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预测性使得有了人格测量的必要。目前，人格心理学已经发展一套完备的方法对人格进行测量。刑法中人格测量与评估恰恰是为了对犯罪人的再次犯罪可能性进行预测，从而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对社会造成再次危害。
刑法中的人格概念
刑法中的人格和人身危险性的关系。“人身危险性”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然而严格按照司法程序明确将人身危险性判断运用到定罪、量刑、行刑的过程中却不多见。目前，在司法过程中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往往依赖经验判断，经验判断与规范刑法学的要求不相符，所以人身危险性理论的瓶颈就是如何科学评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则人身危险性的理论难于付诸实践，于是有学者提出将人格概念纳入刑法视野②。人身危险性这一提法始于刑事人类学派，最早主张定罪量刑考虑犯罪人个人情况的学者是龙勃罗梭，龙勃罗梭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危险性这个概念，但他认为由生物学因素导致的生理上的异常进而产生的犯罪倾向是人的危险性所在。相反，加罗法洛认为犯罪人以道德情感缺乏为主要标志的心理异常是构成其危险性的主要原因。危险状态一词最早是由加罗法洛在《危险状态的标准》一书中提出的，将其定义为“某些人变化无常的、内心所固有的犯罪倾向”③。菲利则认为犯罪人的生理因素、自然因素及社会因素三方面的综合作用构成主体的“危险性”④。李斯特作为刑事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仅强调社会的危险性还强调个人的危险性⑤。作为李斯特的学生牧野英一认为犯罪行为是“恶性的征表”，应当重视犯罪主体的心理状态⑥。曾经人身危险性的理论被法西斯恶意利用致使侵犯人权，最终使人身危险性理论一度成了禁忌性的话题，引起了学者的批判和反思。而后，作为激进的社会防卫论代表人物格拉马蒂卡提出社会防卫更重要、更本质的目的是改善的人，主张用“性”概念来代替“犯罪”概念，摒弃犯罪和刑罚⑦。新社会防卫论的代表人物安赛尔对人身危险性理论重新审视并提出在对犯罪人定罪量刑时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不仅要考虑客观的犯罪行为，还要根据与人格相关的主要因素。安赛尔认为行刑过程是为了让罪犯更好地回归社会，人格调查是必不可少的，人格调查不仅调查犯罪行为外部的诸特征和有关前科资料，而且还应该组织专家对被告人的生物学体质、心理学反应、生育遗传史及社会等问题展开调查⑧。总之，安赛尔对“人身危险性”没有完全否定，他认为人身危险性与道义责任论二者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在“行为人格”上统一，两者都是人格的表现，与行为紧密相连，二者可以共同作为刑罚的依据，安赛尔发展了人身危险性理论。随着刑法观不断演进，出现了以团藤重光为代表的人格行为论者，他认为行为是人格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基于行为人的主体性态度所实施的。团藤重光强调责任的基础不仅仅是具体行动，而且是行为者内在的人格，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人格责任论的观点⑨。在团藤重光的影响下，日本学者大塚仁采纳了人格责任论，并受人格责任论的启发，将这一理论发展深化构建了人格刑法学。作为一种新的刑法学说，其中的人格责任是人格刑法学的核心思想和理论基石⑩。通过对行为人刑法到人格刑法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发现人身危险性这一概念和人格的关系密切，由最初的危险状态、危险性到个人的危险性、恶性逐步演化为性、主观危险性，最后提出人格的概念。由此可见，刑法中人格的概念是在人身危险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使用人格概念来诠释人身危险性既有理论基础又切实可行。刑法中人格的内涵。刑法学界人格一词的涵义是建立在人身危险性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当前关于人身危险性有代表性的表述主要有三种：一种观点认为：“个体对社会造成侵害的可能性就是人身危险性。”第二种观点认为：“初犯可能性和再犯可能性的统一构成一个人的人身危险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身危险性指的是犯罪人存在的对社会所构成的威胁，即再犯罪的可能性。刑法中人格的内涵与人身危险性的涵义一脉相承，故刑法中的人格内涵不同于心理学中关于人格的内涵，心理学中的人格比刑法中的人格外延广泛。人格心理学是心理学中最具整合性的领域，它关注整体的人，主要从三个层面来研究人：“第一，人类本性的层面；第二，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的层面；第三，个人唯一性的层面。”人格心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层面不是刑法所关注的，刑法所关注的只是犯罪人群的人格特征。心理学研究的第三个层面强调个体的独特性，而刑法作为部门法，其重要的特征就是权威性、高度统一性、普遍适用性，所以刑法中的人格不关注个体的唯一性、独特性。人格心理学研究的第二个层面着重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点和异同点及某一群体成员的共同人格特征和不同群体成员间的差异性，这一层面的研究能够满足刑法的需要。根据人格刑法观，在定罪量刑阶段就要考虑犯罪人的人格，在行为人做出刑法所规定的行为后综合行为人的人格做出行为人是否是犯罪人的判定活动。因此，刑法中的人格强调的是有社会危险性、倾向于再犯的一种人格类型。早期在系统的介绍人格刑法的过程中将这种人格类型界定为犯罪人格。
犯罪人格概念的提出与争论
犯罪人格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关心和争议的话题，争论的焦点包括有无“犯罪人格”和“犯罪人格”的本质特征。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犯罪人格确实存在的。张文、孙昌军、顾婷、李玫瑾等分别为犯罪人格下了定义，对上述几个定义进行分析发现性是犯罪人格的典型特征，即使在没有出现一词的定义中也均强调行为人对社会的规则和法律的无视与反抗。顾婷和李玫瑾二人在对犯罪人格定义的过程中着重强调犯罪人格的形成过程，认为犯罪人格是社会化作用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社会化失败的结果。不同意“犯罪人格”存在说的研究者事实上是不同意“犯罪人格”这一提法，并非真正反对这一群体人格特征的存在。反对者更多地从刑法学这一规范学科的特点出发认为犯罪人格这一用词容易造成歧义，对于一个没有犯罪的人用犯罪人格来形容其自身的心理特征会产生标签效应，有侵犯人权之嫌。梅传强用“缺陷人格”代替“犯罪人格”，缺陷人格这一称谓同样强调社会化的作用，是行为人社会化失败的结果。然而，缺陷人格这一提法忽略了性这一本质的特征，在健康心理学的视角下谈缺陷人格更贴切。李玫瑾认为“犯罪人格即人在后天早年的社会化缺陷下造成的个人长期与违法生存方式相伴，或因违法犯罪而长期与监所为伍，在一种近犯罪化而非正常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较稳定的犯罪倾向和犯罪个性特征”，这一定义尤其强调犯罪人格的动态形成过程，主要从家庭抚养状况、早年经历、生活方式、违法犯罪史等方面来定义犯罪人格的，是动态性犯罪人格的定义。人格的形成与个体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在对犯罪人再犯的可能性评估时需要考虑犯罪人动态成长过程、重大生活事件等，因此，本文沿用动态的犯罪人格的定义。
刑法中关于人格的界定
沿用动态性犯罪人格的定义同样存在局限性，犯罪人格的群体范围变得狭小了，仍有一些具有特质且再犯可能性高的人群被忽略了，如人格障碍者—变态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在犯罪心理学中将其称为人格。人格不同于犯罪人格之处在于人格对他人或社会的扰乱或破坏行为是没有理由的，是从小就显现的，不是因为后天的家庭变故或生活环境的变化引起的，他们情感淡漠，不具有被情感牵制或被感化的现象，类似于龙勃罗梭提出的“天生犯罪人”。在犯罪人群中也不缺乏一些有健全的家庭和生活环境的人，他们缺乏是非观念、自我为中心，缺乏生存能力，好逸恶劳，他们同样为了自己的需要不择手段，无视社会的法律，从而做出各种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将这种人格称为缺陷人格。缺陷人格和犯罪人格的共同点是均是后天社会化失败的结果。李玫瑾将这三种人格统称为危险人格，有先天禀赋为主的危险人格，即人格，还有后天养成为主的危险人格，包括犯罪人格和缺陷人格。研究表明：“这三种类型的犯罪人占总犯罪人群的少数，再犯率高，是重点防控的对象。”因此，刑法定罪量刑中人格评估的对象应该是危险人格，而不仅仅是犯罪人格。余论在系统介绍人格刑法的过程中，研究者认为：“犯罪危险性人格就是一些有可能导致犯罪的人格障碍。”因此在对犯罪危险性人格测量的过程中运用了人格障碍的量表作为量化工具。事实上，人格障碍和犯罪危险性人格是不对等的，分别来自不同学科的两个术语—人格障碍属于变态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是从社会适应、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及统计学的角度下的定义。犯罪危险人格是犯罪心理学的术语，更多从个体能否遵守社会规范或法律制度的视角来谈的。另外，人格障碍的内涵不能揭示犯罪危险性人格的本质—性，因为不是所有的人格障碍都是的。只有人格障碍最突出的特征是性，所以是犯罪心理学研究者关注最多的，而其他类型的人格障碍与犯罪没有必然的联系。进一步说，如果人格障碍者所表现出的人格特征能够代表犯罪危险性人格的本质特征，那么人格刑法中的“人格”测量与评估将不再是一个瓶颈，更不会出现那么多的争论和分歧。目前关于人格障碍的测试方法，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已发展出相对成熟的系统的测试方法。明确了人格刑法中的人格应界定为危险人格后，需要严格按照量表编制的程序和方法完成危险人格的静态的标准化的量表编制。静态化的量表可以对目标群体中的成员重复使用或对某一群体成员同时测量，可以极大程度地简化司法人员的工作量，减少司法人员的主观性。然而，使用静态的标准化的量表也会忽略犯罪人的大量的个性化的信息，甚至是很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在使用静态危险人格测量工具的同时还需要辅以个性化的调查问卷包括年龄、性别、犯罪史、结婚状态、居住状况、家庭关系等，将静态量表和动态因素协调统一起来实现对危险人格的精确评估。
作者:张丽欣 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注释】
①黄希庭：《人格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页。
②翟中东：《刑法中的人格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③［意］加罗法洛：《犯罪学》，耿伟、王新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94页。
④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184页。
⑤翁腾环：《世界刑法保安处分比较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2~49页。
⑥⑧⑨宋伟卫：“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人身危险性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3页，第323页，第382页。
⑦鲜铁可：“格拉马蒂卡及其《社会防卫原理》”，《中国法学》，1993年第4期，第106~112页。
⑩［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5页。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改革与法制建设》，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540页。陈兴良：《刑法哲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6页。
邱兴隆，许章润：《刑罚学》，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第259页。
郭永玉：《人格心理学：人性及其差异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胡东平：“人格导入定罪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5页。北京大学法学院编：《刑事法治的理念建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518页。
张文，刘艳红，甘怡群：《人格刑法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第156页。
孙昌军，凌辉：“犯罪人分类标准新探—以犯罪人格为视角”，《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第5~9页。
（一）问题的提出1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现状1
1、犯罪性质以盗窃犯罪最为突出1
2、犯罪形式群体犯罪居多2
3、作案手段残忍，犯罪心理扭曲2
4、犯罪年龄逐渐趋向低龄化2
5、犯罪身份以辍学少年人数居多2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心理因素分析2
（一）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特点3
1、犯罪罪行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3
2、暴力犯罪比例很大3
3、违法犯罪者的文化素质低下3
4、有组织犯罪较多，3
5、流动人口作案较多3
6、前科罪犯比例大4
7、无业人员比例大4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成因分析4
1、不良动机的影响4
2、自身素质低，抵御能力差4
3、各种文化糟粕的影响4
4、婚姻、家庭因素的影响5
5、学校教育的片面5
6、各种社会因素和舆论的影响5
（三）青少年违法犯罪心理分析5
1、好奇心理的驱使5
2、盲从意识的作祟6
3、爱慕虚荣的攀比6
5、蓄意报复的躁动6
6、寻求刺激的诱惑6
三、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预防及对策7
（一）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家庭预防7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学校预防8
（三）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社会预防8
摘要：我们知道，在法律上，犯罪是这样一个过程：行为人产生犯罪意识，把犯罪意识付诸行动，并被法律认为犯罪。我简要地把它概括成三个基本点、两个环节，即人形成犯罪意识并实施犯罪，这里包含了形成犯罪意识和实施环境两个环节。所以，犯罪行为的主观方面指的就是犯罪意识。人的犯罪意识的形成是复杂的，犯罪意识反映了社会客观环境对人的主观世界的影响，是人凭借自身条件对社会客观环境所形成的认识。
随着当今社会高科技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网络与通讯等传媒的空前发展，使得青少年一方面以敏感的心灵感受着时代的快速变化，见多识广，早知、早熟、思维变得相当活跃。而在另一方面，青少年地犯罪现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无论从犯罪动机、犯罪形式、犯罪的手段等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青少年本应是天真、烂漫、无邪的，但令我们心酸的是，当今许多青少年却因为各种各样的罪名锒铛入狱或成为少年犯，接受训导，过早地结束了美好的青少年时光，他们的犯罪形式和罪行的严重程度，给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敲响了警钟。
针对当今社会上典型的青少年违法犯罪现状，研究与分析青少年的犯罪心理、犯罪动机、犯罪形式、犯罪手段等。在对这些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现代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特点和心理因素，以期能更好地预防现代青少年的犯罪。为从根本上解决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提供相应的方法、途径和措施。
为了预防青少年的违法犯罪和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我国特制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根本途径，一方面是要针对青少年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及思想品德的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还要在教育中讲究方式、方法和策略，把青少年的思想引导到健康向上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还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以进一步净化社会风气，创造积极健康的社会环境，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彻底根除滋生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土壤。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犯罪心理分析犯罪预防犯罪特点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世界各国都普遍重视和面临的社会大问题。“违法犯罪青年是指那些沾染上坏习惯，有流氓、偷窃、打群架、赌博等行为，违法乱纪或者犯罪的青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针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现状实行了综合治理，曾经一度控制了青少年违法犯罪迅猛增长的势头。但是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至今在许多地方仍然很突出，并
且呈现出“四高一低”的趋势，即：青少年暴力犯罪比例偏高；14至18周岁年龄段抢劫犯罪比例偏高；18周岁至25周岁年龄段盗窃、抢劫犯罪比例偏高；农村青少年违法犯罪比例偏高；青少年违法犯罪年龄偏低。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21世纪的主人。青少年的成长关系着社会的安定、团结、繁荣和昌盛。青少年的犯罪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一直是困扰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消除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维护社会安定，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重要课题之一。分析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心理、特点，如何从青少年违法犯罪心理上寻觅预防其违法犯罪的对策，越来越显得紧迫和重要，对我们法学专业提出了一项非常严峻的研究内容论文。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现状
在当今物欲横流、网络遍及城乡的年代，各种垃圾网络也是无孔不入的出现，青少年违法犯罪状况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一些正规的商业网站存在或提供链接的毒害青少年心灵的垃圾内容，同时最容易诱发犯罪的暴力游戏得盛行，在虚拟游戏中使得他们对于实际的犯罪后果淡化，对自身的约束力大大降低。根据近年来青少年的违法犯罪现状研究分析，违法犯罪现状分类如下：
1、犯罪性质以盗窃犯罪最为突出
首先由于大多数青少年贪图吃、喝、玩、乐等物质享受，但又想不劳而获，就从小偷、小摸逐步走向盗窃犯罪的深渊；
其次是强取豪夺、寻衅滋事等犯罪人数众多；
再者，就是模仿电影电视中或暴力游戏中的主人翁做案手法，呈“英雄”，无所顾忌，以致犯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罪行。
2、犯罪形式群体犯罪居多
有些青少年尤其是农村里的孩子由于经济或教育水平等原因而过早辍学，他们无所事事，流浪街头。因此便三、五成群自发聚集在一起吸烟、酗酒滋事、交流作案经验。有的甚至模仿影视片中的黑社会组织，成立帮派或团伙。
3、作案手段残忍，犯罪心理扭曲
有的青少年犯罪手段已经达到智能化、成熟化、专业化。首先作案前进行周密策划，准备作案工具，多次踩点，选择时机；其次作案时分工明确，注意配合；再者有某些青少年已会运用反侦察手段；最后有的一人就犯有数种罪名，而且情节都较为严重。据说某市一名少年犯杀人案，该少年竟然看着手表杀人，计算杀一个人需多长时间。可见现代的青少年违法犯罪手段是何等残忍，心理是何等扭曲。
4、犯罪年龄逐渐趋向低龄化
据统计，在受到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当中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数逐渐增多，而因不满16岁不予刑事处罚和不满14岁不负刑事责任的人数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有些甚至从10—13岁就开始走上违法犯罪的生涯。
5、犯罪身份以辍学少年人居多
近年来，十五六岁少年轻易犯重罪的事件频频发生。根据来自中国青少年违法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年内，青少年违法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占到了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心理因素分析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社会安定、团结的主要因素。青少年由于没有太多经历的社会经验，思想没成熟，性格没定型，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理所当然的成为各种犯罪团伙拉拢的主要对象。为此国家制定和修改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和修改，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重视程度。认真研究和分析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总结归纳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特点，解析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成因，才能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发生，促进社会的繁荣、昌盛和进步。
（一）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特点
近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呈现出名目繁多的趋势，但这并非无迹可寻，根据大量的资料统计分析，其犯罪特点可大致归纳如下：
1、犯罪罪行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
青少年由于自身因素的关系，年龄较小、自律能力差，极易冲动，违法犯罪经常表现为抢劫、故意杀人、盗窃、绑架等，很少为过失犯罪，犯罪不计后果，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极大。
2、暴力犯罪比例很大
“暴力犯罪是以给被害人造成肉体上的损害为主要手段或以人的生命、健康为直接侵害对象的各种犯罪。”据统计，青少年涉及的故意杀人、抢劫案件分别各占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总数的20％以上，1999年重大杀人、抢劫案件占总案数的70％。
3、违法犯罪者的文化素质低下
在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罪犯当中，有很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部分只接受过中低等学校或社会教育，许多犯人在小学期间就已辍学，有的甚至没上过学，初中以下文盲、半文盲占90％以上。据统计，某市“审理的53名少年被告人中，小学（含小学和文盲）以下文化程度的为39人，占总数的73.5%，其余均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4、有组织犯罪较多，
青少年罪犯虽年轻力壮具有体力优势，但由于他们的思想不太成熟，缺乏作案经验，对犯罪心理压力过大，且大都实施暴力犯罪，担心被害人反抗，总感觉单人作案势单力薄，因此他们经常纠集几人共同作案，形成犯罪团伙甚至犯罪集团。
5、流动人口作案较多
当今社会产生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再加上现今我国对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上的不健全，许多暂住、录用外来人员不予申报，给一些犯罪分子制造了可乘之机，而且作案后逃之夭夭、不留任何踪迹，同时给侦破工作带来很大难度，助长了流窜分子大肆进行作案的嚣张气焰。
6、前科罪犯比例大
据统计，“1999年在所有的青少年犯罪的案件中，有前科、累犯分别占22％和79％。”再犯比例过高，一方面说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大，恶习根深蒂固，虽经劳动改造仍不思悔改，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我们在特殊案件的预防上存在严重不足。
7、无业人员比例大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机械化、智能化和自动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大量剩余，许多单位都实行裁员政策，许多青少年失业或根本没有职业。这样就形成大量的“闲散”青少年。这些无所事事的青少年游民自然成了罪犯拉拢的主要对象。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成因分析
鉴于近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的增多的现象，给我们法学界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因此认真研究分析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成因，对于如何预防青少年犯罪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对青少年违法犯罪成因分析归纳如下：
1、不良动机的影响
凡违背禁止性规范的动机均为不良动机，它可以诱发很多犯罪，成为犯罪人实施犯罪的内在动力。例如，经不住金钱诱惑的拜金主义会产生贪污、贿赂等犯罪；不劳而获、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的享乐主义可以诱惑青少年去盗窃、抢劫；复仇的报复心理可以导致杀害、伤害别人；赌博、吸毒不良习气等均可以引发大量刑事案件的发生。
2、自身素质低，抵御能力差
由于青少年正处于长身体学文化的关键时期，加上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分辨事非能力较差，其涉世未深的无知性、盲目性就很难应付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不良影响，经不起诱惑，很容易被别人拉拢、利用，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义气用事，不计后果等，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3、各种文化糟粕的影响
一些“黄色”书刊和不良“网络游戏”的毒害，一些新闻媒体播放的暴力等影视制品和暴力游戏的影响，都导致一些青少年效仿而犯罪。
4、婚姻、家庭因素的影响
一些青少年因恋爱、婚姻的不成功，造成与恋人或夫妻反目为仇，进行暴力、凶杀等报复。有一些因父母感情不好或离异造成性格孤癖、内向、不好交往、憎恨男性或女性等不正常心态导致犯罪，还有的因父母溺爱，不良影响（如赌博、吸毒等）而失足犯罪。
5、学校教育的片面
当前，有些学校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情况下，而忽略了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和法制教育不够，导致许多青少年学生缺乏正确的理想信念，不知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缺乏普通的法律常识，头脑中没有辨别是非的标准，不懂法、不知法，也就谈不上遵纪守法，这是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6、各种社会因素和舆论的影响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容易产生高消费意识的盲目膨胀，追求物质金钱的欲望及腐朽思想严重侵蚀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一时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重新抬头，另外经济收入的差距加大，造成了青少年心理上的不平衡，诱发青少年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使得一些青少年为获不义之财疯狂作案。
（三）青少年违法犯罪心理分析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跨世纪的接班人。青少年的犯罪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王极盛曾在北京做过一项调查，在调查中发现32％的中小学生都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因此分析研究青少年的犯罪心理，从心理上消除犯罪因素显得异常重要。只有充分了解犯罪的心理，清楚了犯罪的起因，才能从根本上遏制青少年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
现把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心理原因归纳如下：
1、好奇心理的驱使
青少年对外界事物充满了好奇，这是他们的天性。本应成为求知欲望的资本，促使成才的心理保障，但由于他们的社会阅历浅，辨别是非的能力差，有时对好坏良莠缺乏全面正确的判断，在缺乏良性诱导的情况下，
就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随心所欲，甚至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2、盲从意识的作祟
在一些团伙共同犯罪案件中，相当一部分青少年根本没有完全认识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知道所犯罪行的严重性，而只是盲目跟随其他成员做事，人云亦云，并没有明确的犯罪动机。
3、爱慕虚荣的攀比
近年来，由于惨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使得一些青少年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爱慕虚荣的种子。讲排场、讲穿戴、讲吃喝，好逸恶劳，梦想一夜暴富，不劳而获，这些都极大地助长了贪污受贿的心理，一旦瞅准机会，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地侵犯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4、逆反心理的促使
从生理角度讲，青少年时期是逆反心理最强烈的时期。对一些家长的“棍棒之下出孝子”的腐朽思想和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歧视差等生的做法，许多青少年都“不堪忍受”，有的甚至产生了强烈的对立情绪，严重时甚至会采取暴力手段进行反抗。
5、蓄意报复的躁动
蓄意报复是青少年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主要动机之一。由于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的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心理状态不稳定，控制力不强，容易冲动，当遇到别人的挑衅时，往往表现得格外烦躁，缺乏理性思考。对于挑衅和伤害总想着要“讨个说法”的心理，决不肯轻易放过别人，总想着只有一报还一报，心理才平衡，才“不吃亏”，这些造成了青少年违法犯罪频率的提高。
6、寻求刺激的诱惑
现代的青少年，生活的主旋律基本上都是家庭、学校和食堂三点一线。一方面由于极少接触外界的生活，使得他们的心理及其空虚，总想这点刺激来增加自己生活的乐趣；令一方面由于一些腐朽的精神文化产品的腐蚀和诱导，一部分青少年对物质和精神生活有着畸形的追求，喜欢寻求一些所谓的刺激，甚至超越了法律和道德的范畴。极大的诱发了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心理因素。
从上述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心理来看，社会、家庭、学校等各方面不良因素的影响都在他们心灵中有着不同程度的折射和反映。因此，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根本，一方面是要针对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及思想品德的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还要在教育中讲究方式、方法和策略，把青少年的思想引导到健康向上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还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以进一步净化社会风气，创造积极健康的社会环境，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彻底根除滋生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土壤。
综上所述，以上认真分析和考虑了青少年违法犯罪特点、成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只有正确了解和掌握了青少年们的犯罪因素，才能针对具体的每一位青少年施行合适的方法来预防他们的犯罪，从违法犯罪的根源入手，努力把违法犯罪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
三、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预防及对策
近几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十分突出，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对如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家、学者以及热心于预防青少年工作的人员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办法，但仍不能有效地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率的逐步上升。“预防未成年犯罪应结合未成年人不同年龄的生理、心理特点，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心理娇治和预防犯罪的对策的研究”。对青少年违法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以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对于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预防，在分析和研究了它的特点、成因和心理原因之后，我们知道并不是单方面就可以满足要求的，它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共同作用。
（一）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家庭预防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计划生育政策的充分落实，现代社会的家庭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家庭日趋瓦解，由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小家庭，逐步取代了存在几千年的“四世同堂”的传统大家庭。传统家庭中的诸多功能正在逐渐丧失，广大青少年对家庭的依赖和保护作用开始减弱，家庭教育职能逐渐弱化。正是由于家庭教育职能的逐渐弱化，引起了青少年违法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家庭教育是教育的一种基本形式，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少年教育的基础。家庭教育的早期启蒙作用、长期感染作用、环境熏陶作用都是学校和社会教育无法比拟和难以取代的，甚至会影响孩子们的一生。
作为父母要努力为孩子的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并非简单的物质基础方面，更重要的是道德素质的教育和影响。使孩子们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接受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父母来说，生育子女是一种本能，而教育子女，进而把子女培养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才是父母之爱的升华。培养、教育子女是父母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只养不教，是父母的失职；教子不善，则是父母的罪恶。作为父母应该努力从思想上教育
孩子，使他们远离罪恶，千万不要把孩子当作宝贝一样，对孩子过分的溺爱，以免将来铸成难以挽回的过错。
因此，家庭预防在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预防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应该担当和强化对青少年的违法犯罪的预防责任。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学校预防
我国很早就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但是具体落实情况有许多并不尽人意。但事实上，学校在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上负有最为重大的责任。如今在学校管理中存在着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要在教育导向上进行预防。尽快贯彻和落实素质教育，使其更好的和后面更高阶段的教育目标进行衔接。真正改变应试教育的误导模式，努力使教师、家长和学生，接受所谓的素质教育，不要使素质教育形同虚设。
其次要切实改变不良的教育方式。作为教师要对学生充满爱心，尊重学生的人格，改变通过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而降低教育的效果。教师应以身作则，起到表率作用，重视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避免学生因处于诱发环境中而酿成的违法犯罪行为。
最后要加强学校管理，营造良好的校园治安环境。对于升学率较差的学校和贫穷地区的学校，由于资金缺乏，使得教师难以安心从教，导致学校管理松松垮垮、毫无生气。这时要特别注意避免校外恶势力趁机渗入校园，彻底根除恶势力滋生的土壤，防止诱发青少年学生的偏差行为，为广大青少年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三）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社会预防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止这些变化给青少年带来的不利影响。
首先人、财、物的大量流动造成大范围的社会供求失衡。我们要采取措施，防止大量青少年劳动力盲目无序的流动，避免青少年因陷入生计困境而滋长各种违法犯罪行为。
其次社会文化的污浊和网络媒体的误导造成青少年道德滑坡。因此，我们要行动起来，尽量使青少年远离不良影视和网络文化的影响，尽量减少对青少年传递的错误信息，防止引起社会化的偏向，使他们的保持自己的行为准则，减少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最后社会“控制体系（约束力）”的虚弱加重加快社会环境的恶化。我们要加强社会控制体系，壮大社会对青少年的约束力，预防青少年自发发展现象的蔓延，尽量减少青少年涉足对他们不宜领域的机会，使青少年主动远离违法犯罪。
近几年来，有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重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颁布和实施，使我们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做到了有法可依。
总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工作，只有在党政组织领导下，实行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的综合治理，充分利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教育、文化等手段，不断改善社会风气，消除各种消极影响，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目的。
注释：
郝欣、吴翠珍、杨欣、魏尚洲著,《青年犯罪心理活动规律及心理诊断研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第1页；
倪泽仁著，《暴力犯罪刑法适用指导》中国检察出版社，第2页；
杜衍庆著，《对农村青少年城市化犯罪现象的调查分析》，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第3页；
郭卜乐著，《未成年人犯罪》，中国心理热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一章第五条。
参考文献：
1、傅孙满著，《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情况及对策思考》，中国监狱信息网，2004-11-17；
2、廖纪源著，《青少年犯罪心理学分析》，法律图书馆，2004-6-7；
3、赵廷鹏著，《该“救救孩子”了》，中国青年报，2004-6-7；
4、张爱梅著，《青少年犯罪心理与教育初探》，中国监狱信息网，2005-2-21；
5、于伟、韩丽颖著，《非公有制经济对青年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与应对策略》，2004-8-23；
6、郝欣、吴翠珍、杨欣、魏尚洲著，《青年犯罪心理活动规律及心理诊断研究》，2005-11-16；
7、吴长开著，《论青年心理发展的动力系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8、罗大华等著，《青少年犯罪心理分析》，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9、罗大华、石起才著，《青少年犯罪心理学》，江西省心理学会法制专业委员会，1984年版；
Abstract: at present, wants to make the garden and its facilities was not damaged, you must make full use of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rotection of landscape garden cause damage to control behavior. The author of the related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garden design analysis indicates, garden design of landscape protection law realization has certain effect, some quality is not high landscape design can cause garden protection law difficult to achieve.
Keywords: garden design; Humanized desig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arden protection law
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引言
园林设计是一项比较复杂、综合性的学科，其与自然科学以及技术问题、人民群众的生活、社会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之所以建造园林，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人。所以，园林设计不单单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也不单单是一个美学问题就能够概括的，它更应该不断的对社会、人的心理以及人的行为进行充分的研究，还有就是研究园林设计对园林保护法实现所造成的影响。
1．园林保护法的实现与园林设计相互关联的理论依据
我国虽然制定了关于园林保护法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看到了实际效果，然而，即使这样园林破坏行为的发生率并没有降低，园林保护法的实现程度依然较差。本文主要对园林设计与园林保护法实现之间存在的关联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主要论述的内容是园林保护法难以实现，除了不法人员的破坏行为对其造成影响之外，园林设计是否对其的实现也造成了影响呢？如果园林设计对园林保护法的实现有一定的影响，那么，理论依据在哪？
园林设计与园林保护法的实现存在关联的理论依据主要涵盖了犯罪心理学理论、环境心理学理论、以及设计学理论；从犯罪心理学理论角度而言，之所以有破坏行为的发生，主要还是因为该处发生破坏行为的机率很高，并且还相继有人采取同样的破坏手段对该处实施破坏。总而言之，园林之所以存在破坏行为，是园林本身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园林自身就存在着容易被破坏的因素；丹麦学者杨・盖尔曾经说过：“如果环境存在了缺陷，那么不良行为的发生机率也就会越高”，他提倡相关人员应从环境设施方面着手，为人类营造出良好氛围的交往空间。那么，这时我们不难发现，园林保护法与园林设计这两个看上去并不相关的问题，实质上它们之间却有着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
在对园林进行设计过程中，园林设计者必须对园林破坏行为进行充分的考虑，只有这样，园林设计的整体质量水平才会得到提高，园林破坏行为的发生率才会降低，从而促进园林保护法的实施。如果园林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不重视起人的行为因素，那么，园林设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将会面临着困难。可以说，人们对于质量不高的园林设计产生的失望是造成园林破坏行为发生，让园林保护法难以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
2．园林设计对园林保护法的实现造成的影响
前面我们说到，园林设计与园林保护法的实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首先体现在低质量的园林设计对园林保护法的实现造成的影响上。园林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如果没有对使用者的空间行为进行全面的考虑，那么，低质量的园林设计就成为了园林破坏行为发生的潜在因素。近几年，园林设计的理论和实践有着较大的局限，园林设计者和园林工作者更多留意主观的美感意识，神韵和风格，对使用者的空间行为缺乏考虑。而且，设计者也很少在意建成后的园林作品，它们被启用后设计者很少回顾察访，倾听使用者的呼声，其主要兴趣乃是注重内行的评价，这种做法，无疑更加疏远了设计者和使用者本应默契的关系。俞孔坚提出：忽视人的破坏行为，缺乏人文关怀：“非人性的设计和暴发户与小农意识下的‘城市化妆运动’”，招致人的破坏行为。
低质量的园林设计不仅不能够将园林破坏行为的发生率降低，相反还可能进一步加大园林破坏行为的发生次数。从实际角度而言，园林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如果对休息者、游玩者的特殊行为忽视了，那么就会产生园林破坏行为。园林保护法的实现的社会环境指的是园林保护法在实现过程中，社会系统的内部与园林保护法的实现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些因素可以和园林保护法的实现产生信息交换，对园林保护法的实现有着直接、间接的正面与负面影响。例如（“我区十年前的桔乡广场绿化”），如果按照常规走法，某人依广场设计的路径行走，从广场绿地的入口深入广场中，需要行走的距离为635米(实测)。而横穿草地直接进入广场同一点的距离仅为112米，所以草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还有公园里的圆球形景观被人粗暴的打破；园椅被游人踩踏；本来用于某些功能的设施被无端的挪做它用；所谓美观的草坪被抄近路的行人开辟新径等等。撇开其他原因不谈，单就园林设计来看，依据“设计必须为人”的理念，我们便不难看出园林设计阻碍或部分阻碍了园林保护法的实现。
3．园林设计能够促进园林保护法的实现
园林设计与园林保护法的实现之间存在着关联，不仅体现在低质量的园林设计对园林保护法的实现造成的影响上，同时，它还体现在人性化的园林设计对园林保护法的实现的促进上。现代的园林设计的基本概念与内容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行为科学的介入，使得其新的内涵更加的充实。
设计师们在最初的园林设计的时候，必须对未来的作品作出预测和评估，并且其作出的预测和评估须尽量准确与全面。譬如园林设计须尽量保障人在园林中的行为安全，避免安全隐患；设置必要的包括园林灯具、园椅等休息设施、垃圾箱、指示牌、厕所、停车场地、园林道路等园林硬件设施，使游人站立、行走、坐息舒适、便利；增加包括园林绿化植物(乔木、灌木、地被和草本植物)以及相当数量的管理人员等必要软质设施，从而避免、减少园林破坏行为的发生。
园林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使用者提供服务，因此，，园林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对人的心理、人的一般行为、人的特殊行为全面的考虑，从而让设计出的园林作品不仅满足了人的审美需求，同时也满足了他们的功能需求，真正实现人性化的设计。有的园林破坏行为本身就带有故意的性质，因此一个园林作品出现了问题并不一定就是因为设计不全面而造成的，园林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并不能完全以使用者的需求为主，因为这样也无法降低园林破坏行为的发生率。
园林保护法的实现主要是将园林保护法实施的过程性与园林保护法实施的效果性进行相结合的一种概念；相关法律法规要想消除园林破坏行为发生的现象，就必须在园林设计上实现人性化的理念。因为只有人性化的园林设计才能确保人与环境和谐共处，才能为使用者提供自然舒适的环境，让他们感受到园林艺术具有的魅力以及其丰富的内涵。
4．结论
综上所述可知；园林作为人们休息、游玩的公共场所，是园林设计者在一定的范围领域中，将园林艺术与工程技术相结合，通过地形改造、种植花草树木等渠道设计出较为美观的自然环境。园林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通常是将山、水、植物、建筑这四大要素合为一体，以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一致，从而让人们在休息与游玩的同时，体会园林艺术给他们带来的自然和谐的美感。园林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充分的考虑人的心理、人的态度、人的行为，只有这样，园林破坏行为才不会发生，园林设计才能够促进园林保护法的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唐学山，李雄，曹立坤．《园林设计》．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8）：1．
[2]罗大华．《犯罪心理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0997，141．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又称病态人格、悖德性人格等，是最易于发生犯罪或违法行为的一种人格障碍，往往给社会造成不良后果，所以在各种类型的人格障碍中最受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关注。他们非常容易触犯社会规范和法律，在违法犯罪人群中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占一定的比例，同一性质的屡次犯罪及罪行特别残酷或情节恶劣的犯罪人中，大约1/3至2/3都属于此类型①，但其对自己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是否有足够的刑事责任能力来承担，一直以来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
二、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概述
（一）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概念及行为特征
在了解什么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之前，我们需要先弄清楚人格障碍的涵义，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手册》第三版（CCMD-3）将人格障碍描述为：人格特征明显偏离正常，人格障碍者形成了一种一贯的反映个人生活风格和人际关系异常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显著偏离了文化背景和大众的一般认知（尤其是在待人接物方面），明显影响了个体的社会功能与职业功能，造成对社会环境的适应不良。人格障碍通常开始于童年、青少年或成年早期，并一直持续到成年乃至终生。
根据人格障碍者不同的行为特征，将人格障碍分为10种，其中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系个体常以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经常违法乱纪，对人冷酷无情为其行为特征，男性多于女性，往往在童年或少年期（15岁以前）就出现品行问题，例如，逃学、打架、偷窃、离家出走等，青春期开始出现不负责的性行为；成年后（18岁后）习性不改②。他们无视法律规范，并且屡教不改；反复说谎，为自己的利益或快乐欺骗他人；冲动、易怒、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做事不计后果，不负责任；缺乏愧疚感，缺乏同情心，不容易接受教育和改造。
（二）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形成原因
关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形成的原因很难用一种因素进行全面的解释，目前的研究进展主要关注于遗传、神经生物作用、心理和社会因素等。
早在1876年意大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人类学家和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在其主要著作《犯罪人论》中提出了“天生犯罪人”概念，龙氏认为这样的一类人无论在体力、神经和心理上，与正常人相比，都存在种种反常现象，而这些反常现象都是由于人体素质退化或隔代遗传的结果③。由于当时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的发展还远没有达到现在的水平，所以，“天生犯罪人”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和讽刺。今天，由于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并认同了异常人格的存在，家庭、双生子和领养研究都显示出遗传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犯罪行为有影响。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不少研究开始关注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形成与脑损伤、皮层唤醒水平、脑电波等结合了起来。此外，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无疑会受到家庭的影响，个人与母亲之间建立的关系、情感表达的方式、关心他人的能力等，都会影响个体在日后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进展。这些都会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形成产生影响④。
总之，在反社会人格的形成过程中，生物学的、生理心理学的和文化的因素以复杂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共同塑造了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犯罪的特征
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的基本特征是缺乏道德情感，少有或根本没有内疚感和怜悯心，更没有责任心和义务感。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犯罪过程中表现出一下特点：
1.缺乏情感，完全没有道德感，作案手段极端残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在犯罪的过程中其手段残忍、冷漠、令人发指，甚至对他们的亲人也没有丝毫的情感。正如犯罪学家加罗法洛在其著作《犯罪学》中所描述的那样：“他们的道德麻木可以从他们当众描述犯罪时的厚颜无耻观察出来，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描述犯罪的最可怕细节，而对自己的行为使受害人家属蒙受的耻辱和痛苦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感知”⑤。
2.无智力缺陷，对犯罪行为谋划性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学习能力强，他们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超出常人的能力，例如，石家庄爆炸案主犯靳某虽然存在耳聋这样的生理缺陷，但是他的视力超好，枪法极准，还会制作炸药、修理电器等。湖南常德“9?18”大案主犯张某在作案中行为诡异，精于谋划，措辞在繁华的街道抢劫金店与大商店，擅长控制和领导同伙，并成功策划逃脱警察人员的追捕。
3.肆意犯罪、不易教化、重返率高。正如意大利犯罪学家加罗法洛在《犯罪学》（1885年）中的描述：“他们不具有真正的悔改，不惧怕刑罚”⑥。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不在乎法律，也不在乎惩罚，他们更看重自己的欲望能否得到满足。他们不会去反思，不会去反省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伤害。菲利曾引用莫罗的一句话用来形容反社会人格障碍者：“他们在监狱里并不感到痛苦，就想一个在画室里构思下一幅杰作的画家一样。⑦”仅仅通过执行监禁刑来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进行惩罚，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性格、完善他们的情感。因此，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重复犯罪率比较高。
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
（一）刑事责任能力判断
刑事责任能力，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的、行为人具备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其中，辨认行为能力指的是行为人能否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刑法所禁止、谴责和制裁的，即对是非善恶的分辨能力。控制能力指的是行为人是否具备决定自己是否以行为触犯刑法的能力，即对是非善恶的选择能力。
此外，我国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教授认为，判断刑事责任能力的关键是考察犯罪嫌疑人的智力因素⑧，即对犯罪嫌疑人的责任能力的判断应重点考察其作案的智力水平，即有无犯罪目标的选择，有无犯罪预谋和策划，犯罪的客观过程，犯罪实施的具体实施方式等，如果犯罪带有隐匿性的实现准备，犯罪时间和犯罪地点的选择均显示出刻意选择性，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判断该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刑事责任能力？
（二）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探析
一般认为，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的认识能力与正常人一样，无明显减弱，明白自己实施行为的内容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在这一点上不存在任何争议。但反社会性人格者是否具完整的控制能力，这个问题在学术界还存在着争议。有学者认为反社会性人格者的行为只是“与其特殊的人格有关，没有精神病所致的辨认和控制障碍”，应认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虽然反社会性人格者不像刑法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那样丧失了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能力，但其也不如正常人那样支配自己实施或不实施某种行为的能力，这类人介于精神病与正常人之间，因此应该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毋容置疑，反社会人格障碍者是一种不同于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的心理障碍。因为反社会性人格障碍者不符合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发生、发展的规律，只是人格表现超越正常范围。根据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的行为特征，它显然也不是精神健全的状态，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特殊性。他们往往社会生活适应不良，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合情合理地处理生活中的日常事务，从这种意义上说，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属于心理异常的范围。
事实上，许多犯罪人在犯罪时其心态都不是正常的，如：激情犯罪者，变态犯罪者等。因此，衡量犯罪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其心理的健康状态不是最关键的，关键在于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这件事上有无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这也正是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根本意义所在，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关键是确认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过程中有无辨别能力，有无自我控制能力。例如，有些精神分裂症患者其发病状态具有间歇期，在间歇期此类患者具有正常人所具备的分辨和控制能力，如果此类患者在这种无病的状态下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就需要负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尽管在整体上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属于心理异常的范围。由此可见，尽管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属于心理异常的范围，但是这并不足以构成其限制责任能力的理由，以邱兴华案和靳如超案加以说明，二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前均经过了细致而严密的预谋、在实施犯罪行为后策划秘密逃脱、有明显的隐秘实施犯罪的过程（选在人们熟睡时间作案）、有反侦查的表现等，这些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所以，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实施犯罪的过程中非常清楚自己的行为后果，完全有能力选择合理合法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以危害他人的、自私的、残忍的、冷酷的方式来面对问题，所以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属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者。
注释：
①龚锐.反社会人格障碍者者刑事责任能力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②④王建平.变态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第207页.
③[意]龙勃罗梭著.黄风译.犯罪人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页.
人格是指在一定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人格不同于性格，性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鲜明而稳定的、多维的心理特征，它无好坏之分，无道德评价问题。而人格却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倾向性、实践性，它链接着一个人对待他人、集体与社会的态度，反映一个人人品的好坏、善恶、美丑等。人格的道德性是人格最重要的内涵。人格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心理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人格是由特质和倾向性构成的，它们决定了个体行为的差异，每个人尽管在某些方面像其他人，却都有一个独特的人格。心理学认为，正常的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其心理多少都会残留一些不健康的特质和倾向性，本文将其称为人格缺陷。
人格缺陷，又叫人格障碍，它是相对于人格健全、精神健康者而言的。是介于正常人格与人格障碍之间的一种人格状态，也可以说是一种人格发展的不良倾向，或是说某种程度的人格障碍。常见的人格缺陷有自卑、抑郁、怯懦、孤僻、冷漠、悲观、依赖、敏感、多疑、焦虑或对人格敌视、暴躁冲动、破坏等等。这些都是不健良的心理因素。它们不仅影响活动效率，妨碍正常的人际关系，同时还会给人蒙上一层消极、阻阴暗的色彩。
一、人格缺陷的表现特点
1、重自我价值，轻社会价值。人生价值涵盖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自我价值是实现社会价值的前提，而实现社会价值则有助于实现自我价值，是自我价值的最终归宿。因此自我价值应融合于、服务于社会价值的实现。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格的价值过于定位社会，重社会价值轻自我价值。而如今则过于定位个人，在当代一些学生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吃了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读书更多是为了自己将来有个宽裕舒适、安静自在的生活，更多是为了出人头地，一路风光。而对自己将来如何对社会、对国家尽份责任却考虑甚少。
2、重书本知识，轻道德实践。人格问题的实质是道德问题。受传统应试教育的不良影响，某些学生关注得最多的是自身的成绩，“搞好学习是我的唯一任务”，成绩搞好了便能赢来一路赞歌，便会一好百好。因此他们不愿参加班集体活动，不愿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不愿反省和检讨自我，缺乏道德实践，无视道德评价，在情感、品质、习惯、为人处事等方面不讲原则，没有“格”的标准，缺乏正义感，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3、重主动人格，轻和谐协调。过去被动人格的人较多，一切服从安排，对人生缺乏设计，奋斗目标模糊不清，没有前进动力，顺其自然，得过且过。而当代学生更多则过于“主动”，以自我为中心，摆不正自己与社会、集体、他人的关系。盲目炫耀自己，逞强斗胜，抬高自己，压低别人，没有协作精神、团队意识；有些甚至为了个人出人投地，无视集体利益，不顾他人感受，不择手段，我行我素。乃至于限入一种病态，处处与他人为“敌”，与群体、他人格格不入。
4、重外表形象，轻内在素养。笔者认为，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面貌、衣裳、心灵、思想。当代青少年渴望表现自己，关注自身形象，这本无可厚非，是一种积极健康的心理反映。但某些学生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外在美。他们讲究穿着，追求时尚，崇尚“潮”、“款”、“名牌”，什么“靓”、“酷”、“帅”经常挂在嘴边，而对自身的知识积累，内在气质，个性修养却很少顾及。这对健康完美人格的形成极为不利。
二 人格缺陷的常见类型
缺陷是相对人格障碍而言的，人格障碍是一种病态，心理学上对其研究已较为丰富，而人格缺陷在正常人身上均有所体现，参照人格障碍理论将其归为以下几类：
1 偏执性人格缺陷。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当自己从外面突然走进房间内，里面正在聊天的人全都闭口不谈了，此时我们脑中会闪过一丝念头：他们是不是在说自己呢？但这只是一时的，可能很快就消失了，不至于影响正常的工作学习，但有些人却会因此而心烦意乱，甚至寝食难安，人物别人一定是在讨论他、说他坏话，也许他们有时也知道这不大可能，但就是无法摆脱这种猜疑，而进行一系列的联想，以致影响正常的工作学习，这就是偏执性人格缺陷者的惯常表现。主观、固执、敏感、多疑是他们显著的性格特点，例如，他们在单位表现一般，却总是无端夸大自己的重要性，甚至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受到别人的压制和迫害，等等。针对他们的人格特性，在某些掌握证据不是很充分的案件当中，进行审讯时可适当的出示证据，并根据推测对没有证据的部份进行言语暗示，制造全面掌握证据的假象，施加压力迫其如实交待。
2 戏剧性人格缺陷。戏剧性人格缺陷者最大的特点是过分情绪化和吸引他人注意，他们大多追求新奇、爱幻想，处处以自我为中心，情绪外露且夸张；在生活中，常常将自己视为受人尊崇的主角，干什么事情都希望得到外界的赞扬、承认，否则，就表现的没精神、感到难受；他们只为寻求自己的新鲜体验而努力，对别人的利益、疾苦从来没有发自内心的关心。这类人常常有活力，能做出巨大成就，待人看似热情比较容易结交，常是社交界的宠儿，有的则适合冲任领导干部。这类犯罪嫌疑人一般智商较高，人际关系较好，审讯外围较难突破，应结合证据情况适时出示，打乱其心理防御体系，出奇制胜。
3 强迫性人格缺陷。此种人格缺陷者有一种较为强烈的完美主义心理，在待人、接物、对待自己时，经常有种求全的心理，做任何事情都要力求完美，他们对合作者、对下属总是百般挑剔，很少有满意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觉得别人做不好。同时，他们的原则性很强，对于不符合他们要求的事情从吧接受，他们认定的事情也很难改变，相对来讲，他们较难接受新事物。因此，这种人格缺陷者犯罪时，对自己所犯罪行常有自己的一套解释谬论。
4 回避性人格缺陷。具有此种人格缺陷者通常的表现是行为退缩、心理自卑、胆小懦弱，面对挑战多采取逃避的态度或无能应付。他们被人批评指责后，常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并且很难弥补，不能从中解脱出来，因而非常痛苦，他们害怕参加社交活动，唯恐自己的言行不当或不能回答别人的提问而被他人讥笑讽刺，因此他们即使参加集体活动，也多是躲在一旁沉默寡言。在处理某个一般性问题时，他们往往表现的瞻前顾后、左思右想，常常是等决心下定时，却又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时机。这类人好漫无边际的想象，审讯中若要其积极地配合，应给予其生的希望。
5 冲动性人格缺陷。这是一种以行为和情绪具有明显冲动性为主要特点的人格缺陷，有称为爆发型或攻击型人格缺陷。具有此种人格缺陷者常有不可预测和不考虑后果的行为倾向，他们多不能控制不适当的发怒，易与他人争吵或冲突，尤其是行为受阻或受批评、指责时。这类人临时起意犯罪较多，且过后容易后悔，审讯时教育适当便可突破。
6 依赖性人格缺陷。此种人格缺陷者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某些方面发展不成熟所造成的，如自立、自信、自主等方面。他们从小一切多由父母安排和照顾，很少为自己的事情考虑，走向社会后，他们的这种缺陷便会有所体现。工作当中对一些日常事项也常会犹豫不决，总希望他人能够给予指导和帮助，他们一般很少有个人见解，因为他们不自信。因此，这类人在犯罪中多为从犯或者是被教唆者，对他们给予适当的压力，根据实际情况解除其后顾之忧，便会突破其口。
7 反社会性人格缺陷。具有此种人格缺陷者大多会触犯法律，他们责任感很差、性格暴躁、攻击性强，对社会规范和周围的事物常心存敌意，犯错后无内疚感。他们在学生时代经常逃学、欺负弱小同学、参与破坏公共财物活动，经常撒谎等，成年以后他们多不能维持长久的工作，或多次无计划的变换工作，常有作出不符合社会规范行为的念头。这类人的犯罪率最大，且多为惯犯、累犯。
三 人格缺陷与犯罪
当人格缺陷在遇到合适的诱因时就非常容易使人走向犯罪道路。爱和恨都是需要理由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只要他神智正常，他的行为就会有原因，就会有理由。只是这个理由是他自己心目中的理由，这个理由合理还是不合理，是不是要付诸行动，付诸什么样的行动，因人而异。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愤怒的时候，确实有泄愤报复心理，但是对什么事情会愤怒，愤怒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手段泄愤，泄愤时候的理性考量的深浅大小，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每个人情况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忘了诱因的存在，也就是理由。做出犯罪行为不一定需要巨大的冤屈，也不一定需要合理的理由，但是冤屈、理由总是存在的。我们要反对这种残暴的行为，但这种残暴的行为后面总有一些理由存在。这是我们预防犯罪、惩治犯罪的基础，也是我们敢到大街上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常态条件下，犯罪总是不外乎为财、色、名、利、仇、怨。在精神正常者中，不可能有所谓的无理由的犯罪。
任何犯罪心理的形成和犯罪行为的发生都是主客观因素相结合的结果，具体来说，犯罪就是外在环境诱因和内在人格缺陷相结合的结果。诱因可以多种多样，如受到委屈、情绪波动、天气变化、金钱刺激、言语、不公待遇等等，然而什么样的因素可以成为犯罪的诱因也是与人的主观心态、人格缺陷分不开的。常见导致犯罪的人格缺陷心理有：
1 敌视社会和他人的心理。对社会环境和他人抱有负面的看法，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甚至还会产生一种报复社会的潜意识。在这种社会态度的作用下，个体不仅难以与周围环境和他人沟通与协调、社会适应不良，而且还会使其在犯罪时缺乏心理压力，从而使犯罪变得轻而易举。日本犯罪心理学家森武夫曾指出，“欲杀人的情况下，需要把对方视为垃圾、敌人、魔鬼、畜生、忘恩负义之徒，不把他看作人，割断与对方的情绪联系。”[12]敌视社会和他人的心理的存在，就使个体不用经受犯罪前的心理痛苦和压力，较易导致犯罪行为发生。
2 漠视自己的生命和前程。敌视社会和他人意味着个体的自私、自我中心，但同时也表现出对自己生命和前程的不尊重、不珍惜，不懂得生命的真正价值，甚至对死亡无所畏惧，视死如归。这种缺陷非常具有致罪性。因为，如果一个人不首先对自己负责，就不可能相信他会对别人负什么责；如果一个人不首先珍惜自己的生命，就不可能指望他会珍惜别人的生命，生命的意义就会被淡化，穷凶极恶的过激行为、鲜廉寡义的无耻行为就会变得轻而易举。
3 缺乏共鸣和移情的能力。所谓共鸣，是指与他人情绪体验的同一性，即喜他人之所喜，忧他人之所忧。所谓移情，是指与他人在情绪体验上互换位置，即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己所不欲，不施与人。缺乏共鸣和移情的能力，是人格缺陷的一个重要方面。
4 思维偏激极端、相对剥夺感强。思维偏激极端者往往不讲分寸，不讲度，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所谓相对剥夺感是指与别人相比较感到自己在某方面或多方面被剥夺了而感到不公平的一种心理不满状态，与绝对剥夺相对应。相对剥夺感高的人容易产生反社会意识，导致违法犯罪。
四 人格与人格缺陷在司法实践当中的运用
1 建立缓刑适用前的人格调查制度。缓刑是人道化刑罚制度的具体体现，根据法律规定对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至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因此适用缓刑前，应当对罪犯是否具有再犯可能性进行预测。预测本是基于现已掌握的信息对将来可能发生情况的一种推理，其掌握的信息越是全面，得出的结论就越准确。笔者认为为了保证这种预测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应当对罪犯的人格素质进行评判，建立缓刑适用前的人格调查制度。所谓缓刑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指的是法院在适用缓刑前，通过适当的方式，了解罪犯的个体素质，判定再犯罪可能性的大小，以此决定是否对其适用缓刑的制度。人格是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各种心理特征的总和，人格具有稳定性的特点，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品质具有很强的贯穿力。人格缺陷者，其某些特征相比与正常人即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成为社会危害的重要原因。那么就应当对罪犯进行科刑前的人格调查，评定是否具有人格缺陷以及其具有的人格缺陷是否会导致再犯罪。同时缓刑适用前对人格进行调查，将突破刑法现有的对再犯罪可能性的预测局限于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的缺陷，为法院在判定再犯罪可能性的问题上提供更多的信息，使得再犯罪可能性的预测更加准确。 转贴于
其依据在于，首先罪行相当原则一个重要的派生规则就是刑罚个别化，刑罚发展的趋势要求在进行实际科刑时要充分注意到罪犯的个体因素，将刑罚由原本局限于对罪犯概括性犯罪行为的评判上延伸至对犯罪行为实施者的关注。该原则认为犯罪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导致一个人实施犯罪的原因却不尽相同，忽视这些个体的差异性将有碍于刑事司法个案公正的实现。因此刑法要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就必须在科刑时充分衡量罪犯的个体因素，那么进行缓刑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实质上是刑罚个别化原则在缓刑适用上的具体体现。其次，司法实践对罪犯进行人格调查首先在未成年人犯罪处置问题上进行有效的尝试，且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自然缓刑判决前对罪犯做一定的人格调查是司法实践发展的要求。
其意义在于，第一，进行缓刑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将使得法院对罪犯的个体品质有着充分了解，保障缓刑适用的准确性，减少缓刑适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使被害人、社会公众对个案的合理诉求得到司法上的认同，实现这部分人对刑事司法公正的期待，充分保障普通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第二，进行人格调查，将使反映个体本质属性的关键因素纳入评判的范围，使得法院能够避免被罪犯的“假象性”悔罪等所蒙蔽，切实保障缓刑的正确适用。第三，进行人格调查，在于收集客观的事实对犯罪人的个体素质进行认定，并成为法官决定是否适用缓刑前的参考，将有效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2 在具体案件当中人格缺陷理论的参考。在很多的案件当中，分析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环境、学习经历、身体状况、身心特征、性格特点等方面的信息，可以充分抓住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点，抓住其人格缺陷，从而真正抓住侦破案件的关键点，为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奠定基础。如案件的侦查，从接受线索开始到查明主要犯罪事实，一般都是背着侦查对象进行的，由于这整个侦查过程对犯罪嫌疑人的判定是初步的，必须经过审讯来查证核实。审讯非但是侦查的必经阶段，更是使有罪之人得到应有惩罚，无罪之人不受刑事追究的保证。同时，审讯是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进行的一种面对面的对话活动，要在法定的时间内侦结案件，必须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深入了解，这就迫使我们对其进行人格剖析。
司法实践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如何确定人格缺陷类型的问题，条件允许的话当然是寻求专业人士，当然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司法人员具备这个意识，出于慎重可用心理学上诊断人格障碍的标准根据案件实际情况设计问卷，以对犯罪嫌疑人本人及其亲朋好友、合作伙伴的回答为主，目前常用的人格障碍诊断标准有《DSM—IV》与《CCMD—II—R》。其次，要明白人格缺陷不是智商低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存在一定的人格缺陷，只是明显程度不同而已，我们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存在较为明显地某类人格缺陷而认为其智商存在问题，相反人格缺陷者往往是有“特长”的，比如戏剧性人格缺陷者若从事导演、演员便不逊色，强迫性人格缺陷着从事文秘、校对、安检正是发挥其“特长”，依赖性人格缺陷者会是个不错的下属，正所谓“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不能轻视人格缺陷明显者。最后，要注意 慎用人格缺陷理论，人格缺陷是相对人格障碍而言的，它是属于心理学范畴的概念，将其引入侦查审讯当中尚处于尝试阶段，两种学科的衔接、理论结合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它可以做为一种对传统讯问思路的补充，在案件难以推进之时可做适当的参考。如有兴趣可以在案件讯结之后加以验证，不断地积累经验，熟能生巧。
当然人格缺陷理论绝不仅限于上述方面，它应该有更广阔的运用空间和价值。
五 预防人格缺陷及诱因，减少犯罪的发生
一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于其身体成长、知识积累的青少年时期，青少年的成长历史可能会决定一生的趋向，所以笔者认为对青少年加以必要的引导和人格缺陷预防，是积极的、有益的，也是可行的。
1 预防人格缺陷方面。应该说，如果我们整个社会（特别是家庭和学校）对青少年能从小就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帮助，哪怕是在他们已经表露出这方面问题的时候，加以及时的心理干预，类似的悲剧是能够避免的。那么，怎样预防人格缺陷？笔者认为，可从两方面进行。
（一）对全体青少年进行一般预防。我们的家庭和学校应该在尊重和关爱的前提下，着重对青少年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教育和培养，并贯穿于他们成长的全过程。
(1)培养移情能力和自我反省能力。要教育青少年凡事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多从别人角度考虑。所谓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教育他们既珍爱自己，也珍爱别人；既学会欣赏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也学会欣赏自己。
(2)培养处理纠纷、应对挫折的能力。要培养青少年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能以正确的方法应对并调整好心态。要教给他们一些具体的人际交往的技巧。
(3)培养合理发泄郁闷和挫折感的能力。要教育青少年在遭遇挫折时善于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不满，学会正常、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情感，而不是动辄就走极端，采取各种自虐或攻击的做法，走上一条害人又害己的道路。
（二）对某些青少年进行特殊的预防。我们应该对那些内向、孤僻、忧郁、与社会联系面狭窄的青少年予以特别的关注，这类青少年往往会因自卑、脆弱而导致适应社会不良，产生消极心理倾向，从而导致违法犯罪。而且，因为他们的沉默寡言和平时表现不突出，往往会受到人们的忽视。因此，我们应该对这类青少年给予及时的心理关怀、沟通、疏导、教育，使他们感到社会的温暖，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调适能力和对社会、对他人、以及对自己的责任心，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各级各类学校要尽可能开设学生心理辅导中心，及时发现在人际交往、两性相处、学习和生活等方面有困难和问题的学生，进行一对一的帮助和辅导，防患于未然。
2 预防环境诱因方面。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减少不公平社会现象的发生，增加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的乐趣和幸福，这当然需要全体社会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和加油。
仅针对司法执法活动而言，如何使我们的执法工作更加规范、文明、柔性化；如何使我们在纠纷发生后的息访说服、疏导劝解工作更加有效；如何使我们对恶性犯罪的预警工作更加有力，避免或减少牺牲和损失。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深地反思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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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6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4―0110-05
早在2006年，江苏、上海的法院系统就开始了聘请心理咨询师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心理辅导的探索实践，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也是较早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心理疏导机制的法院之一，且经过多年探索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吴中样本”。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况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心理疏导；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也可以对被告人进行心理测评。司法解释首次规定了心理疏导机制，但对心理疏导与法庭教育的关系、心理咨询师的选任、心理评估报告的运用等均未作进一步明确，亟待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为此，本文结合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实践，以心理疏导与全程法庭教育的良性互动关系为新的研究视角，力求对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的心理疏导机制作出比较完整的研判与解读。
一、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心理疏导机制的基本概念
“概念乃是解决问题所必需的和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故有必要对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心理疏导机制的概念加以界定。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理疏导，是指遵循人的心理活动一般规律，运用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方式，循循善诱、平等沟通，帮助人们进行心理调适，消除心理障碍，解除心理（思想）疾病，促进人的心理和谐，保持心理平衡，使人能够用阳光的心态认识社会、接纳社会。有人指出，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引入心理疏导，则是指采用心理咨询、心理矫正等心理学方法，帮助查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症结，把握其负面的心理状态，了解其犯罪原因，找准教育的感化点，有针对性地调整其特殊心理，扭转偏曲性格，促其心理素质的良性转化，以增强教育和预防的实际效果。也有学者指出，它是指通过对涉案未成年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心理疏导，以缓解未成年人的紧张情绪，消除当事人心理障碍，化解当事人的矛盾，尽力矫正未成年被告人的不健康心理，促进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并通过多种形式的心理测评活动，为法院的裁判提供科学参考，也为判后对未成年犯进行个性化的矫治提供客观依据的一系列心理干预措施的总称。笔者认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中的心理疏导机制不同于生活中的心理疏导，也不同于检察机关在审查阶段引入的心理干预，它是立足于实现教育矫正的司法目标，由心理咨询师通过开展心理测评、心理评估、疏导干预等专业方法，全面探究和判明未成年人犯罪心理及个体与社会原因，为贯穿审判全程的教育矫正及司法裁判提供客观依据的少审工作机制，是法学与心理学叠加效应的融合。有学者指出，法庭教育的内容应是多层面的，贯穿于整个审理过程，它不仅仅限于教育少年犯“认罪伏法”，还包括对少年犯不良情绪的疏导和启发。可见，心理疏导是一个相对概念，其与寓教于审的少审理念融通共向，与全程法庭教育的模式相辅相成，离开法庭教育谈审判阶段的心理疏导，其意义将大打折扣，故以往孤立研究心理疏导的倾向亦应有所转变与调整。
二、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心理疏导机制的必要性及其价值分析
（一）心理问题普遍存在的迫切需要
不完全或者错误的社会化是罪犯犯罪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讲，罪犯都存在或轻或重的人格缺陷。不仅如此，在特殊的监禁环境中，具有不同人格基础的罪犯心理的发展变化，还会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因此，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是心理问题高发地带的判断在理论上已无争论。同时，实证研究也表明，未成年被告人的确存在着人格缺陷，个性相对比较孤僻、内向，进攻性强，有敌意，缺乏同情心，是非感较差，适应社会的能力较弱，并且情绪不容易控制，一旦情绪被激发，就很难平复，容易对外界的事物抱有偏见，以自我为中心等个性心理特征。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需要审判活动及时引入科学的心理疏导机制，辅助少年法庭消除被告人的性，建立守法心理结构和良好行为习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也发现，由于未成年被告人文化程度和认知能力偏低，对心理健康知识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不仅察觉不到自身的心理异常，也认识不到这些异常心理对其身心健康与教育矫正的消极影响，更无法采取正确的方式进行自我调适或寻求有效帮助，审判实践中引入心理疏导机制的紧迫性也由此显现。
（二）实现“个性化”、主体性法庭教育的必然要求
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与教育条件下，同龄的未成年人一般总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上，表现出相似的心理特点。但由于遗传素质、教育条件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未成年人的心理发展也各不相同。各种心理机能开始出现和发展的具体年龄、发展的速度、各种心理机能发展所达到的最终水平以及各种心理成分在某一个体身上的结合模式都有所不同，在认识、情感、意志、能力、气质、性格等方面都可以表现出每个人独特的一面。故要真正实现“因案审理、因人施教”的个性化法庭教育，就必须立足于通过开展专业心理疏导和干预等充分掌握被告人的性格和心理特点信息，进而制定出符合被告人个体特质的法庭教育方案。此外，心理咨询师可以在宣判后对被告人开展法庭教育的做法已经为司法解释所确认，故其作为教育主体，能够运用心理学专业知识配合做好法庭教育，充分激发被告人开展“自我教育”的主体性。
（三）契合涉罪未成年人犯罪心理教育矫治的现实需要
否认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把自己看成某种社会环境的牺牲品）、否认犯罪行为的后果（把犯罪行为作与众不同的界说来否认其行为所带来的危害）、否认犯罪行为有被害人（把犯罪被害人看作是罪有应得），甚至产生道德责任感转向（转到与社会规范和准则相对立的方面）是被告人的典型心理特征。这种心理的形成要经历一个不完全社会化或者错误社会化的过程，是一个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同样，促进被告人心理、行为的良性转变和人格成长也需要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与转向过程。审判阶段引入的心理疏导，能够与公诉机关已经开展的心理疏导及刑罚执行机关后续进行的心理矫治功能衔接配合，实现心理疏导、干预和矫治的全程覆盖，与对被告人罪错心理过程性矫正治疗的需要科学契合。
（四）审判活动顺利推进的有效保障
首先，我国当前的刑事审判程序从英美吸收了一些对抗式程序的因素，法官的主导地位有所削弱，控辩双方的对抗性有所增强，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抗辩式”审判方式。由于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尚未从成人模式中独立出来，因此，涉少刑事审判的庭审程序也势必体现出一定的成人审判方式中的紧张对抗性质。这可能强化被告人在庭审中的疑惧心理和紧张情绪，影响诉讼活动有序进行。其次，由于未成年被告人理解能力和知识的欠缺，对公诉人、承办法官或陪审员提出的问题可能一知半解，或者不能准确、恰当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由此产生未成年被告人与公诉人、法官或陪审员之间的沟通困难与障碍，进而导致其出现各种生理、心理问题，影响审判程序的正常推进。此时，心理咨询师可以在审判人员的安排下，适时疏导和排遣未成年被告人内心的紧张、害怕等心理感受，在公诉人与未成年被告人的博弈之间形成一个心理缓冲区，冲淡庭审中的紧张气氛，防止上述情况的出现，有效凸显制度的程序保障功能。
三、心理疏导机制“吴中样本”的具体实践
心理疏导机制的“吴中样本”，是指少年法庭聘请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爱心妈妈团”成员，依申请或依职权介入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在庭前、庭审和判后全程参与刑事审判活动，为被告人提供心理测评、心理评估、疏导干预等服务，从而提升教育矫正实效的一系列做法构成的样式。
（一）心理咨询师的选聘：从“外援特约”模式到“爱心妈妈团”固定参与
吴中法院着手探索心理疏导机制初期，邀请辖区木渎高级中学心理健康教师等担任特约心理疏导员，为未成年被告人提供心理辅导和心理干预。在这一阶段的试点工作中，法院对心理疏导的条件、心理疏导员的工作职责等均作了相关规定，保障心理疏导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发挥其应有的独到作用。后法院与苏州市吴中区妇联于2009年5月联合成立“爱心妈妈团”。“爱心妈妈团”由该院热心青少年维权事业和具有专业素养的女性人民陪审员组成，心理疏导机制“吴中样本”也得以构建：即从“爱心妈妈团”中选聘具有专业心理咨询师资质的成员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为需要提供帮助的被告开展专业的心理疏导工作，并形成常态化的工作机制。通常来说，未成年被告人大多不了解心理疏导，也未接触过心理咨询师，这可能对推动此项工作形成一定的障碍和阻力。但是，“吴中样本”依托“爱心妈妈团”青少年维权平台开展工作，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成效。当心理咨询师向未成年被告人表明“爱心妈妈”的身份后，他们都会自动将心理咨询师与充满温情慈爱的“妈妈”相联系，大大增进了他们对疏导机制的理解和接纳程度。心理咨询师以“爱心妈妈”为桥梁，不仅得以较快获得工作对象的信任，及时建立起良好的交流沟通，拉近了心理咨询师与被告人之间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这重身份也有助于增强疏导干预机制在顺利消解未成年人的疑惧、紧张、孤单情绪方面的功能和实效。
（二）心理疏导机制的运作程序
1.程序启动
“吴中样本”的心理疏导机制有法院“依职权”和被告人“依申请”两种程序启动模式。法院在庭前准备程序中向未成年被告人发放涉少刑事案件权利告知书，书面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人有权申请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爱心妈妈”提供心理疏导，被告人或其法定人口头或书面申请的，立即启动该项机制。如被告人或其法定人未主动申请，审判人员在庭前准备程序中发现被告人存在紧张焦虑、交流困难或灰心倦怠等情形而需要开展心理疏导的，也可依职权启动上述机制。
2.庭前介入
心理疏导机制开启的具体步骤：（1）审判人员向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介绍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爱心妈妈”的基本情况，并由其按照自身意愿选定心理咨询师。（2）审判人员将确定的“爱心妈妈”人选交人民陪审员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由办公室联系“爱心妈妈”至法院领取“心理咨询师参与刑事审判通知书”。少年法庭向心理咨询师介绍案件基本情况并安排阅卷。（3）审判人员与看守所协调，心理咨询师由审判人员陪同，持“参与刑事审判通知书”进入讯问室，由心理咨询师与未成年被告人进行面对面的单独交流。交流尽量安排在没有隔离栏杆的讯问室，以免不适当地拉开交流双方之间的心理距离，尽量打消未成年被告人的对立情绪和思想顾虑。对于未被采取羁押措施的被告人则由法院负责联系确定其与心理咨询师的会面事宜，面谈通常安排在法院会议室、调解室等宽松温馨的环境中进行。交流过程中心理咨询师的位置安排在和未成年被告人相邻、相近的地方，避免出现类似侦查程序中讯问人员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相向而坐的情况。被告人对周围事物的认识比较敏感，审判人员举动和态度稍有变化，都会对他们的心理变化起相当大的作用。心理咨询师则能够以专业知识以心换心，实现交流者之间的心理相容，有效消除他们的疑惧心理和对立情绪。（4）心理咨询师根据阅卷和会见情况对被告人进行心理评估，有效缓解被告人开庭审理前的紧张疑惧心理，消除沟通交流障碍，帮助其正确认识刑事审判活动。（5）心理咨询师结合会见情况和审前社会调查报告，全面掌握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文化程度、工作学习表现及犯罪前后表现及犯罪心理等情况，开展心理测评并运用其专业知识制作心理评估报告。心理咨询师应在开庭审理前将心理评估报告提交少年法庭，并协助少年法庭为庭审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干预事宜做好应急预案。
3.庭审参与
（1）少年法庭在开庭3日前向“爱心妈妈”送达《心理咨询师出庭通知书》，心理咨询师应按时参加庭审活动。开庭前，法庭将安排专门的时间，供心理咨询师与未成年被告人再次进行单独的庭前交流，缓解其焦虑紧张心理。（2）庭审中，审判人员适时安排心理咨询师对未成年被告人出现的生理、心理问题加以疏导。（3）法庭调查阶段，审前社会调查报告宣读完毕后，心理咨询师宣读心理评估报告，从犯罪心理、性格缺陷、原因剖析、行为认知和判决心理预期等方面进行测评，帮助被告人深刻认知罪因和失足的根源，使其做到自省自立，认罪悔罪（这也是全程法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心理评估报告由各方当庭发表意见，并作为少年法庭判处非监禁刑、采取相应帮教措施的重要参考依据。（4）宣判后，心理咨询师以平等尊重的身份立场，配合法官、人民陪审员、公诉人和辩护人开展判后法庭教育，由不同教育主体根据各自的身份特点，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叩击被告人心灵的各个点位，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合力。心理咨询师则着重激发被告人受教育的主体性，努力指引其自我觉察、自主改变和自我教育，并从“爱心妈妈”角度出发给予其有针对性的社会关怀教育。
4.庭后帮扶
罪犯因负罪服刑，处于法律上强制与心理上压抑的状态下改造。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有许多心理上的困扰需要加以引导，有许多内心的苦闷需要倾诉和宣泄。为此，作为全程法庭教育判后帮教的组成部分，“吴中样本”的“爱心妈妈”们在案件判决生效后，积极配合人民法院对社区矫正及监禁矫正的未成年犯罪人进行跟踪帮教，做好心理过渡测评工作。研究认为，司法程序对青少年情绪产生较大影响，为他们提供的心理等方面的服务应注意服务对象情绪修复，并应当持续一定时间。“爱心妈妈”采取回访、信函、电话等多种方式及时延伸介入帮扶矫正环节，保证对未成年犯罪人开展持续性的心理辅导和社会关怀教育。心理咨询师以其特有的人格、心理学专业知识以及对未成年犯罪人了解程度深、业已取得未成年犯罪人信赖等优势，帮助其调整复归社会和融入社区的目标与认知，有效协助提升教育矫治效果。
四、存在的问题及其建议
（一）出台文件规范心理疏导工作机制，并使之与全程法庭教育模式良性互动
由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仅有两条规定涉及心理疏导、心理测评的内容，规定较为原则，司法实践中有关心理疏导的启动程序和适用对象、心理咨询师的选任和身份定位、心理评估报告的性质和运用、心理咨询师的法庭教育内容等仍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规范。试点法院如能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出台相关规范性意见，能够使机制运作更加严谨有效，也可以为立法者提供有益的借鉴参考，如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出台的《少年审判心理干预机制实施意见》等。吴中法院也拟在对“吴中样本”开展进一步的提炼总结的基础上谨慎出台相关实施意见，使之与此前已经实施的全程法庭教育模式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衔接互动，提升教育矫正工作实效。
（二）进一步增强心理咨询的准确性和心理疏导的有效性
在心理疏导过程中，心理咨询的效果会受到许多误差的影响，大多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趋利避害的心理会本能地从有利于自己的方面与心理咨询师进行交谈，或者故意提供歪曲的信息，从而提升其在心理咨询师心中的印象，降低了心理咨询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为此，心理咨询师应紧紧依托“爱心妈妈”身份，不断提升专业素养，更好地创造和谐的工作氛围。心理咨询师要妥善运用保密、友善、倾听与同情等要素消除被告人的防范阻抗心理，而切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开展法庭教育或与被告人进行沟通，违背价值中立和平等助人的职业特征。选择恰当的咨询时间和地点，与被告人建立充满人性、友好、支持性和对话性的关系和情境，用行动无声宣示治愈、改变、重生和问题的妥善解决，从而为心理疏导和教育的层次推进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保障。
（三）逐步建立完善心理咨询室、测评室和疏导室等软硬件配套设施
由于心理疏导机制尚未在法律层面得到规范，受经济条件和探索试点启动时间先后等因素影响，各地法院的实践运作和硬件建设水平也参差不齐。比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建立了经过精心设计布置、别具一格和颇具人性化的心理咨询室、测评室和疏导放松室，并配备了相应的设备和软件。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设立了名为“秋日私语”的心理咨询室，并配备国内先进的测评系统及相应的软硬件设施。在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层面已经确立心理疏导机制的背景下，法院系统落实心理疏导机制的相关软硬件配套设施建设必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提升。此外，人民法院还应依托社会管理创新平台，积极推动羁押未成年被告人的看守所逐步建立符合心理咨询和疏导要求的专门场所，与法院工作进一步衔接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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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一般行为形成机理
所谓机理指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道理。人类行为的形成机理在于解决人类行为产生、发展及变化的道理。社会是一个“行为场”,整个社会系统尤其是行为系统无不同人的存在有关,它们是一种由许多关联的因素组成的复杂网络。1按照一般系统理论与控制论的原理,不同的人处于统一系统中对相同的刺激输入的反应方式通常并不一致,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内对同一环境刺激输入的反应方式通常也会不同。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人们总是会对他人的行为进行一定的揣测,也会对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做出事先估计。这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因人类本身行为的复杂性也变得极为复杂,因此对于内部含有诸多变量因素和各种类型关系式的行为系统控制自然也就是一个异常浩大的工程。而对犯罪行为的研究也应该从微观单一的方法即局限对于犯罪行为的研究视界与论证过程的方法向宏观整体方法即将研究方向概统定位于一般人类行为及与社会各范畴之间关系阐解的方法进行转变,这样更有利于揭示犯罪行为深层原因及奠定犯罪行为防控的理论基石。
(一)人类一般行为与社会关系
1.人类行为是社会关系发生的中介。社会关系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诸方面的各种复杂的关系的综合体,是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关系,是社会大众在共同认可及遵守的行为标准规范下的一种互动,在这种互动中个人以其独有的社会地位为基础而扮演不同的角色。人们基于人类特有自然与社会属性必然成为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与推动者,从最早期的生存结盟到后来的发展结盟,人类基于生命的要求、发展的要求、尊严的要求以及社会联系的天然规定性,在追求需要满足的过程中,形成了人际之间的联系,而追求本身的行为就成为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不可回避的唯一桥梁或者纽带,我们可将其成为中介。比如,在茹毛饮血的野蛮而残酷的原始社会,人们依靠本身所萌发的天然依赖过着一种亲密而团结互助的生活,这种天然依赖来自最原初的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关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形态中,人类是软弱的,生产工具的原始人不可能离群索居,一旦他们脱离群体,迎面而至的残酷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乃至于弱肉强食的生物蚕食世界就会令其不堪重负而遭受灭顶之灾,离开集体的原始人根本无法抵抗所面临的任何一次的外界侵袭。在这样极端恶劣的外部环境中要满足生存的利益,就必须共同劳动、在团体中生活、做集体中的成员,任何离开集体单独的个人只会有一种命运,那就是死亡。正如古人所言“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用仁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2而此时的共同劳动成为人类生存与繁衍的必然凭借与社会关系的形成中介。
没有行为就没有人类与其需求之间的衔接互动,也就没有了利益与资源之间的结合。即便是同样的主体、同样的需要、同样的资源、同样的环境,但社会关系也会由于行为中行动方式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外部样态。比如,采用交换的行为方式获得某种物质资源,就会形成买卖关系;采用一方主体无偿给予的行为方式就会构成赠与关系;采用窃取的行为方式就会构成侵权关系。3凡此种种更加深刻地向众人展示了行为是社会关系的中介这一常理。
2.社会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4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紧密相关。而社会指的就是由于共同利益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所谓利益,英文中称为interest,本意为利息。在中世纪,它主要被用来表示债权人对利息的要求是正当的。后来,利益作为个人与社会的一种关系体现日益得到广泛的应用,比如,美国著名的社会法学学者庞德就是将利益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的核心的。中国人则一向将利益指称为“好处”,比如《后汉书・循吏传・卫飒》中载“教民种殖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民得利益焉。”而庞德则将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是“直接涉及个人生活的要求或希望,并被断定为是这种生活的权利”,5是从个人生活的角度处罚,以个人生活的名义所提出的主张、愿望和要求。公共利益是“涉及一个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要求或需要或希望,并断定为是这一组织的权利”。是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出发,而由各个人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社会利益是“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6它包括了一般安全、个人生活、维护道德、保护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利益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任何时代的历史活动都是由无数单个的具体个人的社会活动所构成,个人是最基础的人类历史的单元,个人利益则是利益动力结构的原始细胞,通过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私权关系来加以实现。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某些私人利益受到普遍的公共利益的限制而形成社会利益,所以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又可以被称为微观利益、宏观利益、中观利益。7社会关系的形成是在人类不断去获取或寻求获取这些利益的过程中产生的,没有人们利益的所求,就不会人类行动的起因,也就自然不会形成行动的进取。不同的社会活动个体在社会活动中,形成同一的交互点是社会活动个体之间关系的重要成因,人与人的关系的形成,无论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建立,都离不开利益的导引与左右。如直系血亲关系的形成是基于人类生存与繁衍的利益需要而形成;夫妻关系的形成是基于人类之间感情及生理利益要求而形成。人们发生各种交往,进行各种合作,结成各种关系,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满足自身利益的要求。人的各种需要和利益要求直接导致人的各项实践活动,直接产生社会交往,结成社会关系。人的利益要求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实际内容,因而,社会关系从本质上讲就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3.人类行为是涉利行为。从利益构成的角度来看,利益可以被分解为三个要素,分别是利益主体、主体需要和主体需要指向的对象。8利益的主体即是利益的享有者,其种类可分为个人、集体和社会等。主体是利益的载体,没有主体,利益也就没有依附,当然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正是由于主体的存在才使得利益实现具有了意义。利益主体是三个要素中最基础的要素,其他两个要素都是在这个要素的前提下而存在。而利益的三个构成要素都离不开人的行为,反过来人的行为的动因形成及展开都离不开对于利益的期待与追求。
前苏联学者列昂节夫认为“需要本身作为主体活动的内在条件,只是一种否定的,即贫困和匮乏的状态;只有与客体会合才能获得自己肯定的特征。”9也就是说由于主体活动的内在否定状态,即主体在与外界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状态。正是这种状态使得主体需要得以现实产生。比如,伤害是个体与外界生活互动过程中的不平衡状态,解决伤害问题使得人类要求健康的需要得以产生并被追求;饥饿是个体与外界交换中出现的生理不平衡状态,解决饥饿问题使得人类要求温饱的需要得以产生并被追求;物质有限是个体发展过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不平衡状态,解决物质有限问题使得人们要求财产利益的需要得以产生并被追求。个体需要是客观的存在,并不以主体的主观意识作为前提。
利益的三大要素,个个都离不开人类的行动,而反之,人类所进行的每一项活动同样也离不开利益的驱使,有时这种驱动表现为显性,是行为主体积极的追求,比如为获得政治上的利益,而积极进行各项政治组织活动;有时表现为隐性,是行为主体不自知状态下的不得不为,比如为获得生命有机体的生存延续而进行的呼吸脉动。人类的任何一次的行为都是关乎利益要求的行为。
4.犯罪行为是极端逐利行为。当然,正如马克思所讲“利益就其本性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具有不法的本能。”10事实有行为与事件之分,而犯罪是一种行为而非一种事件。研究犯罪行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搞清楚犯罪行为得以形成和进行的原因,也就是人为什么会犯罪的问题。而据北京大学的白建军教授的统计,关于犯罪原因的理论已达130多种,这种局面直接说明两个原因:一个是犯罪学研究的花团锦簇,一个是罪因理论的非权威困境。
西方犯罪学发展经历了古典犯罪学、犯罪生物学、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和现代犯罪学五个研究阶段。犯罪古典学派认为犯罪原因是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犯罪生物学派认为犯罪原因是隔代遗传;犯罪社会学派把犯罪原因归咎于社会;犯罪心理学派研究了心理因素与犯罪的关系;现代犯罪学研究则更为广泛。11
波兰学者布鲁伦、霍维斯特认为是:“在一定地区,一定时期内所发生的为法律所禁止并 将受到法律制裁的一切现象的总和”。贝卡利亚认为:犯罪是一种对社会的损害,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反映。边沁认为:犯罪是人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结果,是对社会造成危害,应受处罚的行为。黑格尔认为:犯罪是不法中的一种,是故意进行的、丢掉了法的名义或假象的不法,是公然对法的根本否定。 萨瑟兰和克雷西提出:“犯罪行为是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除非为刑事法律所禁止,否则不为犯罪。而刑事法律则是由官方机构所有关于人类行为的一套集体规范。它应毫无判别地引用至社会各阶层,而由国家对违反者施以惩罚。”比利时统计学家阿道夫・凯特勒提出:“社会制造犯罪,犯罪人仅仅是社会制造犯罪的工具。”12而无论是上述哪种原因都不同程度说明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犯罪行为的逐利特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使得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空间也在不断地寻求新的拓展,但由于各项资源地限制,它的扩大面临阻碍,于是在社会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城市空间相对较小,而人口密度却在不断增大,加之人的逐利本性,人与人之间在各种固定利益和可变利益的追求的过程中由于资源的稀缺导致摩擦与冲突的几率升高,矛盾和纠纷逐渐增多。而人作为一种生理机体的存在,其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使得其逐利行为成为必然,加之整个地球资源的稀缺状态不可能实际得到改观,那么各种利益之间的就不断发生着碰撞与争夺。社会中的各项规范,尤其是法律规范都试图去平衡各种冲突的利益,但从某种意义上却无法挡住人们基于本性而逐利的行为,于是越规行为必然在社会中发生,而严重越规行为,即犯罪行为就必然会在这个过程中孕育产生。而为了使社会共同体不毁灭以及社会统治秩序免遭瓦解,那么就必然需要对犯罪进行预防与控制。
(二)人类一般行为的发生规律
人类行为发生的规律可以概括为六大环节:环境影响、主体需要、行为动机、行为、客观结果、主体满足状况。这六大环节是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环境影响指的是主体所在环境对于主体本身的作用力。环境影响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消耗已有,产生了主体在与外界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存在状态下的不平衡状态;二是导引需要,产生主体在与外界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发展状态下的不平衡状态。
而环境影响带来的这两个方面都使得主体需要得以产生,需要是人类基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即基于人的本质属性而产生的欲望表达,其一般内容或者说是概括性内容指的是主体在环境影响下将自身的不平衡状态具体化为恢复平衡状态或达致新的平衡状态的要求。
行为动机是推动人从事某种事情的念头或愿望,是需要驱动主体事实一定目标的内心力量,是直接推动行为人去行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内在动力或动因,是主观意识的内容。按照现代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的行为因需要引起动机,动机产生行为,行为趋向目的,目的实现满足,满足导致新一轮的行为循环。动机的形成过程是极为复杂的,需要的激励性因素是其形成的主导,但也还会取决于一定的行为情境和主体的人格特性。
此处环形链条中的行为指的是动机外化后的活动。行为总要以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行为形成的过程中虽然有很多的主观性因素,但是行为的客观性却是行为区别于纯思想的根本。行为必须将动机外化为行动才可能完备其客观特质。而外在的行动又分为物质性行动和信息性行动,物质性行动表现为一系列的躯体动作,形成一定的物质现象表现。而信息性行动则表现为一系列的言语相向,形成一定的精神激励与压力。一个外化的行动有时是单一的物质化行动,有时是单一的信息性行动,有时有时物质性行动与信息性行动的结合。
客观结果是主体通过行为获得外界资源的状况。没有结果的行为必定是不完整的行为,要么它正在行为的进行中,要么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客观结果体现的是行为在客观领域的终结性标志,意味着行为在客观领域的谢幕。
主体满足状况体现的是通过行为的努力、行为链条的联动效应使得主体与外界社会的不平衡状态的颠覆,平衡状态重新得以建立的状态。然而这个满足的过程并没有办法阻挡住发展的步伐,新的不平衡状态又出现,形成了新的环境影响,又开启新一轮的行为过程。这是一个周而复始、永不停歇的过程。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过程,世界才有了新旧、老少、长短的对比,才有了地球的运转与人类社会的发展。
二、法律行为的形成机理
(一)法律行为释义
法律行为是法律事实中的一类,以法律关系当事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是人们所实施的、能够发生法律上效力、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13
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在要素,又可以称之为主观要素。一类是外在要素,又可以称之为客观要素。内在要素包括法律行为的动机、法律行为的目的及行为主体的行为认知能力。外在要素包括法律行为的外在行动、手段及结果。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法律行为虽然属于人类行为,但其形成机理却和其他的行为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其不同点体现在在其行为的环形链条中,行为主体行为认知能力的法律标准检测,行为主体的行为认知能力指的是主体对于自己行为的性质、意义和结果的认识程度及对于自己行为的控制能力。通常情况下,各国都以法律的形式设定了既定的行为认知能力的标准,比如,中国的民法通则中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18岁是一个判断行为人行为认知能力的一个标准。达到这个年龄即具备了行为认知能力,表明其能够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意义和结果,也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其所为的行为才不只是一般人类行为,而成为了特殊的法律行为未达到则不具备认知能力。另外需要点明的是此处的结果虽然仍是客观结果,但却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法律后果,法律后果涉及到的行为之后的法律评价,比如,实施了违背法律规范中设定的行为模式的行为则承担否定性后果,实施了合乎行为模式行为则承担肯定性后果。而无论是肯定性后果还是否定性后果都是法律行为完毕之后的问题。而行为结果则处于法律行为运行的环形链条之中,缺乏这个客观结果,行为便不是完整的,当然也更谈不上什么承担何样后果的问题。法律行为的运作机理,如图2所示:
(二)法律行为分类
法律行为的分类情况很多,其中比较普遍与意义重大的分类便是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的文类,这是根据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内容要求为标准而对法律行为做出的分类。合法行为是行为人所实施的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与法律规范内容要求相符合的行为。违法行为则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违反法律规范的内容要求、应受到惩罚的行为。违法行为与不法行为指称范围一致,仅仅是强调层面上的差别,不法往往强调对于法律的违背,不强调行为主观过错问题,而违法行为则不仅强调行为对于法律的违背,还强调行为人存在主观过错。犯罪行为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是违法行为治理中的重要内容。法律行为的分类图谱,如图3所示:
三、犯罪行为的归属及形成机理
(一)犯罪行为释义及其归属
犯罪行为,是指行为人实施的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严厉处罚的有意识的客观外在活动。14是犯罪人的犯罪活动,是犯罪动机及其要求的犯罪结果之间的联系通道和作用杠杆。同犯罪心理,犯罪心理形成的环境因素,以及犯罪心理发生、发展的控制因素与运作结果就构成了一个行为机制。15存在这其中的道理即犯罪行为形成机理。
人的行为都有社会效应,究竟哪些情况应该被确定为犯罪?人们的认识在此有很大的差别,起初的规定比较含糊、笼统,还带有一些随机性。各国法律文件中都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地位。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该原则从立法上表明了一个基础性观点:犯罪是由法律规定的,而不是行为本身的性质,它是对社会现实行为的法律性的确认。人的行为都有社会性,各个社会主体的行为都会相互发生作用,如果社会主体的行为与其他主体不发生关系(纯个人行为、隐私),那么它就不会(或不应)受到来自法律的压力,当然也不会被定为犯罪。16在相互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冲突总是难于避免的。法律就是要将社会主体的行为纳入到一个合理的模式范畴中,以减少冲突,或矫正冲突的状态,或弥补冲突的损害,同时对冲突行为的实施者予以惩罚,限制其行为范围和能力。17所以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中最为重要和核心的结构就是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是来自于实际行为,但又不是简单的实际行为,它是生活中实际行为的范式,是对于实际行为的理论抽象与奠基框架。如果人们行使的行为与法律给人们设定的行为模式出现背离,就意味着违法,如果这种背离的极端表现就是犯罪行为,可以说犯罪行为是个人极端过错行为模式与法律一般行为模式的冲突表现结果。
(二)犯罪行为形成机理
各个概念的构成是理论思索的基石,不同的目的会形成不同的理论架构,不同的理论架构会达致不同的实践预期。搞清楚犯罪行为形成机理就必须要理清犯罪要素的相关概念
1.刑法学的角度。现代刑法学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在于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在这样的目的支配下,现代刑法理论认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包括客体(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客观方面(犯罪活动的外在表现)、主体(达致责任年龄的人)、主观方面(罪过,包括故意和过失),在每一个构成要件内部,又存在不同的构成要素,比如客观方面的构成要素有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间、地点、方法。
犯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行为人产生犯罪意识,然后将犯罪意识付诸行动,该行为被法律认定为犯罪。这个时候犯罪就产生。换言之,犯罪的形成有三个要素:一是犯罪意识,二是犯罪行动,三是法律明确规定。
而犯罪意识反映了社会的客观环境对于人的主观世界的影响,它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可以总体概括为:人与外界的不平衡状态带来的差异性的结果思维。这句话的意思实说,任何的犯罪行为都必然包含着行为人的目的,解决着行为人的某种需求,行为人必然从中受益,而之所以产生行为的需要并形成一定的目的的原因在于主体与外界的不平衡导致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差异性状态,包括既得利益的差异、身份地位的差异、资源占有的差异、所受教育的差异等等。这些差异状态在行为主体大脑中经过辨别后而寻求相应的行为方式,就是俗语所讲的“罪恶的种子的萌芽、生长”。而就其差异来源,主要是物质方面、生理方面、心理方面、教育方面、家庭方面、社交媒介复杂化方面、社会治安方面、社会政治方面等。犯罪行动是犯罪意识确定之后的结果,然而又有着一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当人们选择犯罪行为时,可能的情况有四种:一是按照犯罪意识的引导按部就班为犯罪行为;二是未按照犯罪意识仅是部分为相应的犯罪行为;三是未按照犯罪意识为犯罪行为,而是在特殊的情境影响下产生新的犯罪意识,为新犯罪意识导引下的行为;四是未按照犯罪意识为犯罪行为,放弃为犯罪行为。犯罪行动并不必然是犯罪意识的客观结果,但反言之,任何犯罪行动一定存有相应的犯罪意识却是成立的。之所以会出现犯罪行动独立性的原因是行动的具体实施总会受控于特定的时间、空间、心理等等因素。
2.犯罪学角度。犯罪学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在于达致对犯罪行为的防控。在这样的目的支配下,犯罪学理论认为犯罪的要素主要包括主体(犯罪人)、受体(受害者)、载体(空间)等。
所谓犯罪场,是将物理学中的概念引入犯罪研究当中,来表明犯罪行为的连续性。关于犯罪场的界定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领域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界定。从犯罪学的观点来看,犯罪场是犯罪原因产生犯罪效应的特定领域,或者说,犯罪原因实现为犯罪行为的特定领域。18从犯罪地理学的观点来看,犯罪场是犯罪行为者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实现其犯罪行为的特定空间。也就是说犯罪场是主体与客体相交融、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存在于潜在犯罪行为者体验中的特定环境。19犯罪场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信息传递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犯罪时间因素、犯罪地理环境因素、犯罪行为者的作用对象因素、犯罪行为的结果是信息载体,犯罪行为者是信息受体。信息载体与信息受体的结合,使犯罪行为者得以对犯罪场信息提取、处理、再现和施效,使潜在犯罪行为者变成现实犯罪行为者,而现实犯罪行为者的行为过程,导致了犯罪场的形成。任何的“场”都存在空间结构,犯罪场也不例外,其空间结构模式可以表现成这样图形,如图4所示20。
四、 城市犯罪行为形成机理
城市犯罪行为如影随形于城市产生、发展的过程,是以特定空间为立足点的犯罪行为类型。
城市是以人为主体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地域实体,是周围区域发展的中心。相对狭小的地域空间里集聚了众多的人口和巨量的物质、能量、财富和信息。21所以个体与社会的不平衡状态在拥挤的城市中更为频繁的出现,因此逐利行为愈演愈烈并最终演发成城市犯罪行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市犯罪率高于乡村犯罪率的原因。
城市犯罪的类型是非常特殊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城市犯罪所具备的这样一些特点:“现代型”犯罪不断出现、“侵财型”犯罪居高不下、追逐热眼利益,“寄生型”犯罪逐渐滋生、权钱交易土壤依存,“寻租型”犯罪时有发生、劳动就业容量被挤占,“过剩型”犯罪量大面广、步西方不良文化后尘,“堕落型”犯罪蔓延、社会矛盾积淀,“激化型”犯罪萌发、家庭功能弱化,“离弃型”犯罪增多、犯罪技术含量大幅度提高。
城市犯罪行为的构成包括三个要素:主体(犯罪人)、受体(受害人)、载体(城市空间场),如图5所示。其形成过程同样遵循法律行为以及犯罪行为的运行轨迹,并结合城市犯罪的特点,如图6所示。
犯罪需要是犯罪人对其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的已然状态,是犯罪人对自身与外界环境不平衡状态的认知。在犯罪需要被犯罪人以清晰或模糊的方式感知即形成犯罪意向,需要通过意向转化为动机,犯罪动机固定为犯罪决策之后,犯罪行为就进入到实质阶段,即外化阶段。犯罪决策是犯罪人对于犯罪目的、犯罪对象的选择、犯罪计划的涉及与确定、犯罪时间与空间、犯罪手段选择等问题的斟酌后并决定做出犯罪行为的心理状态。在实施一定的犯罪行为并达致相应的结果时,一个完整的城市犯罪行为即告成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与城市这个特定环境紧密相关,受其制约或影响,比如一般来说,城市中有住宅生活区、文化娱乐区、工业区、商业区、郊区和飞地等,在商业区,因为这个区域中经济往来活动是商业区主流,所以犯罪人处于这样的环境下,其能够感知的不平衡状态主要集中于财产获得、商品交易、金钱占有等方面,所以在商业区,“侵财型”犯罪是主要的犯罪形态。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法学院法理法史教研室主任)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77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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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班固:《汉书》之刑法志。
3 同注1。
4 司马迁:《史记》之货殖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
5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及其方法》,张智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136页。
6 (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1页。
7 董保华:《社会法源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8谢邦宇、黄建武:《关于法行为的一般研究》,黎国智、马宝善(主编),《行为法学在中国的崛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9 (前苏)列昂节夫:《需要、动机、情感》,莫斯科出版社1971年版,第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9页。
11 王冠:《西方犯罪学理论百年嬗变脉络梳理》,《中州学刊》2006年第1期(总第151期)。
12 傅孙满:关于犯罪行为的分析,法律论文资料库/lw/lw_view.asp?no=4075。
13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
14 许章润主编:《犯罪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15 宋浩波:《试论犯罪行为机制》,《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校报》,2001年2月第13卷第1期。
16 胡振民:《犯罪的实质分析》,《甘肃理论学刊》,2004年7月第4期。
17 同16。
18 储槐植:《犯罪场论》,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关键词：被害人过错；合理性；基础界定标准
一考虑被害人过错的现实背景
被害人过错是否应当成为定罪量刑的考虑要件之一，目前在我国司法界已经引发了关注，且相关案例也表明这一问题亟待解决。著名的许霆案就是一例。2006年4月21日晚，许霆来到广州市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在取出1000元后，他意外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除了1元，惊喜之余，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一年后，许霆被抓获。不过这仅仅是开始，广州市中院一审认为，被告人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遂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一出，舆论哗然，民众普遍认为这种判决结果明显太过苛重，无法接受。当时互联网有一项调查显示：支持ATM机出故障，男子恶意取款应获重刑的仅占7%，而反对者占到了93%。
大部分反对者质疑法的正当性，认为是“恶法”作乱的结果。但是法院作出判决必然是依据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正是如此，在社会争论中可以看到我国法律规定的不尽完善之处。质疑声最激烈在于：在银行ATM机存在问题而银行负有极大过错的情况下，是否还要判此重刑。银行作为被害人固然遭受到了重大损失，许霆作为犯罪人，他应该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但是，法律责任是个体由于一定法律事实导致所处法律关系发生变化而承受的法律上的负担，这里的负担既包括实体意义上的不利后果，也包括价值角度的否定评价①。银行是否也应该为自己的过失承担一些责任呢？
在我国，对被害人过错责任的系统研究起步还是很晚的，目前也只是探索阶段。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仅有《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在处理时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其他大量的关于被害人过错责任的规定都没有反映，只是在司法实践中体现于酌定情节的范畴。
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10月27日颁布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对故意杀人犯罪是否判死刑，不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者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它适用范围狭窄，依据《会议纪要》，只是涉及婚姻家庭 、邻里矛盾激化的故意杀人罪，适用死刑时必须十分慎重。并且《会议纪要》仅作为指导性精神而不是法律的明文规定，在实践中也不受重视，特别容易被忽略。
我国传统刑法立场是以犯罪人为中心，缺失有关对被害人过错的研究与规定，这导致出现了大量问题。
首先，易导致被告人家属抵触情绪难平，不利于社会稳定、公平与理性。犯罪心理学也强调，被害人因素与犯罪动机的最终形成、发展及其转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味的只看重对犯罪人一方的惩罚，追究犯罪人的责任，而不考虑被害人因素对犯罪实现的影响，不考虑被害人对犯罪是否也存在过错，这样的审判会缺失公正，缺乏理性，以致社会矛盾尖锐。
其次，易导致缺失程序正义。一味的追究犯罪人的责任，往往会忽视案件的全貌。如办案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只会重视对犯罪证据的收集，往往忽略了或轻视对有关被害人过错的证据的收集，难以真实呈现案件全貌，程序正义层面公平的缺失也会导致实体正义与公平的缺失。
再次，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罪行均衡原则存在矛盾。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也就是刑罚的轻重应当与客观的犯罪行为和主观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人各种各样的有意识的活动都是由一定的动机引起的，而在犯罪动机中，被害人的情境刺激为犯罪动机的产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而“责任是‘应为的义务’，即一定的人对一定的事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后果，负有积极助长的保证义务或者对一定的恶果或危害的负担着，即一定的人，基于一定的原因，对一定的事所造成的恶果或危害，须处于承担补偿或采取挽救措施的地位”。②所以在被害人存在情景刺激的犯罪中，被害人对犯罪行为的发生也是有一部分责任的，那么就应该承担相应的一些责任，使罪刑相适应。
最后，易导致犯罪率上升，不利于更好的预防犯罪。刑事案件中考虑被害人的过错，并不是要减轻对犯罪人的惩罚，而是要尽量公正的对待每个人，包括作为刑事诉讼当中第一当事人地位的被害人，认识被害人的过错是如何生成，如何引发犯罪行为的发生，认识过错及其诱因并及时加以克服，从而提高自身的防范能力，避免或减少被害机会。
二被害人过错国外立法例研究
学习国外成熟的立法经验研究对我相关立法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此从国外的立法中借鉴相关被害人过错的立法例对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将会是意义重大的。
《德国刑法典》第213条规定，非故意杀人者的责任，而是因为被害人对其个人或家属进行虐待或重大侮辱，致故意杀人者当场义愤杀人，或具有其他减轻情节的，处1年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
《联邦量刑指南》中的“被害人行为”条款。如果被害人的过错行为明显地促使了犯罪行为的发生，法院可以在指南范围以下减轻处罚以适应犯罪行为的性质和情节减轻处罚的幅度时，他相关的身体特征；法院应当考虑：（a）与被告人相比，被害人的体型和力量，在决定以及其（b）被害人行为的持续性以及被告人为了避免冲突而做出的努力；（c）被告人合理感知到的危险，包括被害人的暴力倾向等；（d）被害人给被告人带来的现实危险；（e）其他任何被害人能实质性地导致现实危险的行为。③
国外有关被害人过错行为的规定出现在“合法辩护”中和量刑中，而不影响定罪。如在基于激怒、家庭或情绪压力等这些源于人类脆弱性或巨大压力下的因素产生犯罪的场合，这些因素可能成为减轻处罚的事由。虽然各国对被害人过错在立法规定上不是完全一致，如俄罗斯将被害人过错写入刑法的总则，作为一般犯罪案件适用标准；而德国则将被害人过错问题写入分则，依据不同罪名，各自分析。但是各国都将明显的挑衅，侮辱等写入法条，作为减轻犯罪人刑罚的依据。
三界定被害人过错的立法建议
对“被害人过错”的界定，可以从“被害人”和“过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被害人的概念及范围
被害人，亦称被害者、受害者、为加害人（或曰加害者）的对称，其词源为拉丁文Victima，最初含义是指宗教仪式上的祭祀品，后来引申为遭受侵害或不利后果的承受者。有学者在论述中即称被害人为被害者④。广义上的被害人范围广泛，不仅包括刑事犯罪案件中的被害人，还包括因受自然界中不可抗力等侵害的情况。在这里，我们只研究遭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
（二）过错的分类
对于被害人的“过错”问题，我认为可以将过错分为两类，即被动的被害人过错和主动的被害人过错。被动的被害人过错即我们常说的正当防卫问题。正当防卫是刑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每个公民在遇到不法侵害时，有权实施反击甚至对侵害者以必要的损害，来保卫自己、国家或社会的利益。就是说，在正当防卫中，侵害人的不法行为本身是有过错的。不过，正当防卫一定要符合不法行为的存在、不法行为正在进行、存在真实不法侵害者、紧迫性且能通过防卫手段加以制止这几点。在正当防卫中，最初的加害人着手实行犯罪行为，在犯罪进行的过程中被最初的被害人以正当方式反击，由最初的真实的加害人转变为最终的被害人。这种情况下，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极为严重，对于犯罪行为负“完全责任”。⑤
主动的被害人过错，即除了正当防卫问题的一般的被害人过错问题。我认为，对主动的被害人过错界定需要从主体、行为、因果关联性、过错程度进行分析。
首先是主体，被害人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不管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只要对犯罪行为起了引诱、刺激等诱导作用，都应该为自己的过错行为付出一定的责任。自然人作为主体的情况下，又可以分为具备责任能力的被害人和不具备责任能力的被害人，具备责任能力的被害人对于因自己的过错而引起的犯罪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其次是行为，即被害人过错违反的是法规范、道德规范还是风俗习惯。如果被害人违反了法规范，那么承担被害人过错责任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违反了的仅是道德规范或是风俗习惯，那么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之所以可以在社会流传至今，并且人们愿意遵从它，必然有其正当性，被害人作为社群动物之一却故意违反，存在主观故意的过错，那么理应承担相应的被害人过错责任；但是如果被害人仅仅是因为过失违反，或此规范或风俗习惯本身与法律条文相悖，那么被害人则不需要承担过错责任。
再次是因果关联性，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应与被害人的过错有一定的必然的直接联系，即由于被害人的过错才导致的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发生，且是针对被害人自身的犯罪行为。如果甲存在过错，但是乙却针对甲的亲属实施犯罪行为，则不应当认为甲存在过错而减轻对乙的处罚。
最后是过错程度，并非被害人对自己的任何过错都要承担责任，这种过错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被害人才需要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如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女性夏天喜欢穿时尚迷你的短裙，很容易引起犯罪人的犯罪动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仅因为被害人的爱美就要她为犯罪人的犯罪承担部分责任，未免太不公平。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要谨慎对待被害人的过错影响量刑问题。（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王佳明：《互动之中的犯罪与被害》，北京大学出版社王佳明：《互动之中的犯罪与被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3]《美国量刑指南：美国法官的刑事审判手册》，逢锦温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4]欧阳颖思：华南理工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刑事被害人过错研究》
[5]赵可主编：《被害者学》，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张智辉、徐名娟编译：《犯罪被害者学》，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
[6]张建荣：北京大学1996年硕士毕业论文《论犯罪被害人及其预防》
[7]任克勤：《被害人学新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注解：
①王佳明：《互动之中的犯罪与被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②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1页
一、我国自首制度的嬗变
（一）自首制度的形成时期和确定时期
中国古代的自首制度是指犯罪人犯罪后未被官府捕获或者犯罪事实未被发觉之前主动投案坦白罪行，官府对其予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的制度。
早在西周时期，《尚书·康浩》中就有“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的记载，意为如果犯罪人已经把犯罪事实全部述说出来，即便是犯了大罪，也可以免除死刑。据此可知，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自首制度的雏形。
时至秦朝，自首逐渐形成为一种法律制度，秦律中“自告”、“自出”等就是对自首的规定，其中也提出了相应的减轻处罚的办法。
汉律继承和发展了秦律中有关自首的规定。在汉律中，自首被称为“自告”，意为犯罪人在犯罪行为未被发觉时，就先自行投案，与之前的定义基本相同。
在随后的魏、晋、南北朝及隋律中，“自出”、“自告”等称谓都被取消，而统一为自首，自首制度从而确定下来。
（二）自首制度的成熟时期
古代的自首制度在经过漫长的发展后日渐完善。其中，《唐律》可以说是封建社会自首制度的立法典范。
《唐律》中的自首，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犯罪人在犯罪未被发现时主动投案自首；二是犯罪人在交代此罪时主动陈述和承认彼罪的罪行。此外，《唐律》还对“视同自首”和“不视同自首”的情形作出了规定，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自首制度。
《唐律》无疑是中国法制文明的集大成之作。正如清朝大学士纪晓岚先生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唐律》为“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可以说《唐律》是古代中国“礼法合一”的典范，并充分体现了在严厉打击犯罪的社会环境下我国法制的人文情怀，同时也对后世的自首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自首制度的发展时期
宋朝对于自首的规定与唐代大致相同，但也有发展之处。例如，宋代法律增加了“犯罪已发”的自首，并将“坦白”纳入自首范畴，从而扩大了自首的范围。
明代法律同样以《唐律》为立法渊源，不同的是在内容上有所改进。比如《唐律》中的律注“自首免罪，犹惩正赃”上升为明代律条的正文，并增设了律注对“正赃”这一概念作出了立法解释。
至清代，《清律》以明律为蓝本，但对自首制度做了一些补充规定。清律对自首内容的补充规定过于繁琐，在适用上远不如《明律》简便。为此，清政府于1910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采用近代资产阶级刑法体例和刑法原则编纂的刑法典，即《大清新刑律》。在新刑律总则的第九章规定了自首制度，其中对唐代关于自首的规定进行了简化，使得自首的概念、条件等更为明确。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自首制度，起源于西周，确定于秦朝，完备于唐代，发展于宋、明、清。经过漫长的演变与发展而日渐完善。可以说，我国古代的自首制度，不仅是中国古代法制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我国现代的自首制度奠定了基础。
二、我国现行刑法中自首制度的概述
自首制度，也称自首从宽制度，因其对鼓励犯罪人改过自新，分化瓦解共同犯罪人，减少国家对于刑事侦查、司法审判等人力及物力的投入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而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中。
我国现行《刑法》第67条对于自首做了明确规定，规定法院可以根据犯罪人的自首供述并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对犯罪人予以从轻处罚。其中，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果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的罪行的，也属于自首范畴，可以根据情况减轻、从轻或免除刑罚，可以说这一规定有效节约了司法机关的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八条又增设了一款规定，即“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这一规定扩大了自首的范围，放宽了自首的从宽幅度，在体现刑事法律精神的同时凸显了我国法制的人文关怀。
三、自首的本质和意义
（一）自首的本质
所谓本质，即为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的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而事物本质的隐蔽性，则更要求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待和掌握本质。
自首的本质，绝非简单的悔罪。所谓悔罪，更多的强调犯罪人犯罪后的一种主观心理，只是从犯罪者主观的角度看待自首，并不全面。从我国现行刑法典中即可窥见，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自首的界定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司法机关所掌握的犯罪人的罪行来源于犯罪人的主动交代和如实供述；第二，在认定自首时，犯罪人处于司法机关的实际控制下。
因此，我们认为自首的本质是犯罪人主动认罪，并自愿将自己交付给司法机关追诉其罪行，并接受审判和刑罚的行为。
（二）自首的意义
我国刑法规定的自首制度是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为根据的刑法裁量制度中的一种。实践证明，自首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对及时查清犯罪事实，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分化和瓦解犯罪分子，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1.有利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贯彻实行
我国刑法根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和刑罚个别化的原则设置了自首制度。“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内容具体表现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我国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必定会促进“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贯彻与实行，使其在刑事犯罪领域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有利于分化与瓦解犯罪势力并感召、激励和促进他们悔过自新
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表明，作案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会产生复杂的心理，例如恐慌、惧怕法律制裁等，这些心理可能会导致他们继续犯罪，这种情况对于社会无疑是有害无益的。而自首制度往往在这些情况下发挥作用，自首一般都是基于自我悔悟或求得从宽处罚的目的，无论其主观目的如何，其本身也是一种从善的表现。自首后减轻犯罪人刑罚，对于达到预防犯罪的最终目的应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有利于降低司法机关的追诉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