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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诵读法
诵读法是学习古代文学课程的最经典的方法，在教学中可以说是占有一席之地。目前很多学生在朗读古诗词时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朗读不流畅，甚至于连断句都不能断准确，更有甚者连诗词的情感都不能把握准确。所以我们教师在课堂中更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培养学生诵读法朗读诗词的习惯和能力。俗话说“书读千遍，其义自现”，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有声朗读中可以使学生对其产生最直接的审美体验和最丰富的想象空间。比如在讲授李白的诗歌时，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情绪去朗读。李白诗歌中情感非常丰沛，喜怒哀乐在不同诗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将进酒》让学生在朗读中体会诗人情感的跌宕起伏：由悲伤到欢乐，再由激愤到狂放。这种情感的表达如果仅仅通过教师的讲授还不足以让学生体会深刻，只有加上学生自己的朗读才能真切地体会到李白那韶光易逝的悲伤，怀才不遇的激愤，恃才傲物的狂放，继而深刻地领悟到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所以古代诗词的情感品味通过朗读这种方法能够更好的使学生得以体会。
一.记游诗文：主理尚意，长于议论
就风格而言，宋代游记有受理学影响，以记游为辅而重在说理的，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有侧重抒情写景，描绘自然风光的，如朱熹的《百丈山记》、范成大的《峨眉山行记》；有清新简洁，流畅明丽的，如秦观的《龙井题名记》；也有纵横恣肆，气魄宏大的，如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更有陆游的《入蜀记》，以日记体形式状景物，记古迹，叙风俗，作考证，抒情感，内容丰富，笔法自如，从而开创了一种日记体游记。总之，宋代游记数量众多，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从而为后代游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宋代文人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常常意气风发地大发宏论，“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他们热衷于讲道论学，而理学也开始成熟盛行，因此，长于议论成为宋代旅游文学也是游记散文的一个鲜明特点。宋代许多游记，写景只是全文的铺垫，其中心则是阐明一个事理。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就是宋代游记散文具有议论化特色的突出代表。该文不以记游为重点，而是把记叙与议论巧妙地结合起来，借以阐发治学的见解。学习是没有止境的，“问其深，则好游者不能穷也”；学习愈深入，遇到的困难就愈大，而所得的收获也就愈多，所以说“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但一般人学习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又必须坚持不懈刻苦钻研才能获得，所以作者又说：“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全文借景说理，即景言志，说明做学问要达到高深的造诣，就必须具有不畏艰险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当然，借景说理抒情的游记散文名篇，还有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这些游记作品气魄宏大，文笔恣肆，议论纵横，是古代游记散文中不可多见的璀璨明珠。
宋代游记散文名篇荟萃，佳作迭出，除上文提及之外，还有王禹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曾巩的《墨池记》、苏舜钦的《沧浪亭记》、晁补之的《新城游北山记》、吕祖谦的《游兰亭记》、程端明的《游金华三洞记》、王质的《游东林山记》以及与南宋对峙的金朝文学家元好问的《济南行记》等。
以诗记游，始于先秦，盛于唐宋。唐旅游诗主情，重审美，韵味悠扬；宋旅游诗主理，尚意趣，议论风发。王禹的《村行》，林逋的《秋日西湖闲泛》，梅尧臣的《鲁山山行》和《东溪》，欧阳修的《伊川独游》，苏舜钦的《初游沧浪亭》，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和《泊船瓜州》，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和《题西林壁》、陈师道的《十七日观潮》以及陆游的《游山西村》等都是景、情、理水融的优秀旅游诗作。
二.记游宋词：市井气象，黍离之悲
以词记游，始于唐，盛于宋。宋代旅游词可大致分为歌咏市井风情、抒发羁旅愁绪、描绘自然风光和凭吊历史古迹等几类。
宋代的商品经济繁荣，城市富庶繁华，市井文化勃兴，众多的文人流连忘返以词唱和。这类表现市井风情的代表作首推柳永的《望海潮》。此词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交错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乐事。它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和都市风情，深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
特定的社会环境，使宋人旅游不再有唐人那样豪迈雄阔的气概。文人士大夫在旅游词中流露出更多的羁旅惆怅、离愁别绪和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家国之忧。秦观、周邦彦、朱敦儒等著名的词人都是如此。其中秦观的《踏莎行》可视为表现羁旅之愁的典范之作。
描绘自然风光的宋词较多。较为突出的有潘阆的10首《酒泉子》，咏杭州十景；欧阳修泛舟颖州（今安徽阜阳）西湖所作的《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李清照在建康（今南京）游湖所作的《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以及吴潜的《水调歌头・焦山》、汪莘的《沁园春・忆黄山》、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和的《望江南・三月暮》等。其中欧阳修的《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清丽明快，自然而富有神韵。
咏叹历史古迹的宋词，以辛弃疾的最为突出，他登建康赏心亭、江西郁孤台、京口北固亭时所作的词，将写景抒情融为一体，笔调沉雄凄婉，意境苍凉悲壮，堪称宋词中咏叹历史古迹的代表作。而孙浩然的《离亭燕・一带江山如画》、康与之的《诉衷情令・长安怀古》、张孝样的《水调歌头・过岳阳楼作》、吴潜的《满江红・豫章滕王阁》、方岳的《水调歌头・平山堂用东坡韵》、汪元量的《莺啼序・金陵故都最好》等，也都是这类词中的优秀之作。其中康与之的《诉衷情令・长安怀古》作于北宋末年南渡之前，是作者到长安游览秦汉宫阙遗迹的所见所思。深长凄怆的黍离之悲浸透纸背，无从排遣的的忧国之愁洋溢于字里行间。这种特定的情感正是北宋末年动荡的社会现实在旅游词作中的真实反映。
三.结语
两宋时期，国势远不及汉唐强盛。在外，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败多胜少，一再屈辱地签订和约输银纳绢以求一时之苟安。在内，机构臃肿冗官冗费，财政时有困难。这些内忧外患，不仅严重刺激了宋人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自尊，形成深刻的精神创伤，而且使得他们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日益强烈。社会忧患意识可以说是中国文人士子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孟子・离娄下》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以世俗地主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赵宋政权在立国之初就明确表示：“（本朝）与士大夫治天下”，并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昭子孙。在崇文抑武的国策之下，文人士大夫的地位空前提高，他们往往以国家栋梁自居，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计民生，具有较前人更深广的社会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 ，正是他们特有心态的真实写照。这种社会忧患意识在文人士大夫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并且深深地渗透到他们的旅游文学之中。
自中唐以来的由向外转为向内的人生追求指向日益强大以及两宋理学的形成，使得文人士大夫更加注重知性内省，造微于心性之间，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而一切世俗功利都只是人格修养的外在表现而已，这也就是以“内圣”控“外王”的人生路线。由于深受三教合一思潮以及南禅宗的影响，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改变。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苏轼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黄庭坚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便是这种新的审美情趣的体现。因此，宋人旅游理趣盎然，注重通过欣赏实在具体的景物去追求和领悟理趣，也就是因物及理，因景言理，因象悟道，因游得理。以上种种，正是宋代游记文学特点形成的深刻原因。
参考文献
[1]郑焱.中国旅游发展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163-164.
[2]（北宋）欧阳永叔著，储菊人校阅.欧阳修全集（一）[M].上海：上海中央书店，1936：16.
[3]（北宋）王安石.王安石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16.
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与发展虽各有其鲜明的特点，但在各自发展中有不少共通之处：两者均是自主办学，促进教育的社会化；均是开放办学和自由讲学，为学校的兴盛奠定基础；均是学术流派与思潮的发源地。宋代书院几度沉浮，至清末已经腐败不堪，最终全部由政府改为学堂，从此基本退出历史舞台。欧洲中世纪大学却蓬勃发展，不仅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运动。两者发展的分化在于独立性，研究其不同独立性的走向，对于更清楚地认识世界大学发展历程，探讨世界文明史上的文化教育与社会历史进步性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
一、宋代书院独立自主的丧失
五代十国升元时期（937―942年），南唐政府在庐山白鹿洞办学，称“白鹿国库”，后宋灭南唐，白鹿洞还有学生近百人，宋朝政府没有接管，于是这所南唐官办学校就成了私学[1]。在北宋前期的80多年，书院还是新出现的教育机构，朝廷没有加以控制。著名的书院如：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这些书院多半由私人隐居之所发展而来，最初由“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其后“前规后随，皆务兴起”。私人书院提倡高风气节，不为功名利禄折腰，强调读书，自由讲学，研究学问，推崇修已至诚之道，与当时的官学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仁宗朝中期，州县学大批涌现，各地的私人书院迅速衰落。在崇宁三年（1104）到宣和二年（1120），普通人士除非进入受政府严格控制的州县学和太学，否则就不能进入官员队伍，这种做法断绝了书院学生的上升之路，对书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孝宗朝和光宗朝（1162―1194年），朱熹等地方官为了传播理学，重建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宋代书院因而得到复兴。由于理学家的努力，它们的影响大大超过了私立学院，公私书院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时期朝廷不赞成理学，各理学家的观点和教学方法也很不相同，朱熹等人重建书院虽属官办却多少带有私人讲学的色彩。书院实行自由讨论的教学方式，强调以自学为主，师生共同研究学问，办学风格比较开放，气氛活跃。书院不限于本院教师，凡当世名儒，诸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均可应邀开座讲学。
理学在理宗朝（1224―1264年）以后，被定为唯一的正统学说，受到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从景定元年（1260）起，中央政府向每个州派出一名书院山长，规定担任这个职位的务必是正式通过科举考试或从太学毕业的官员。
在南宋后期，理学已经成为朝廷的正统学说，成了国子监、太学和州县学教育的中心内容，书院教育在这方面已经没有多少特色。虽然私立书院也有显著发展，但已不能与官办书院的强大势力抗衡。
二、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发展历程
早期的欧洲中世纪大学都是隶属于教会。11－13世纪教会处于鼎盛时期，形成庞大的国际神学中心，其势力渗透到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领域，文化教育为教会所垄断。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有的是学者和热心市民所创办，不是教会所设，但大学一出现，教会便力图加以利用。又因为有了教会的保护，大学可以免受世俗政权的干预，享有很大的自由权力。
13－14世纪的学校重要经院哲学家均属于托钵僧团。如海尔兹的亚历山大、波纳文都那、托马斯阿奎那等。他们既是当时最具有权威性的神学家，也是精通“七艺”的博学之士，不仅占据了基督教神学的制高点，而且也占据了欧洲各著名大学的讲台[2]。他们在大学里向学生讲授经院哲学，经院哲学虽在本质上是神学，但强调哲学的理性认识，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基督教的某些真理不必用启示的帮助，单靠理性就可以得到证明。而经院哲学唯名论和唯实论不断地批判抗争，其结果是“思想在自身之内发现和认识自身，由此产生了理性和教会学说或信仰之间的对立。”[3]当初罗马教廷和托钵僧团扶持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相信推广教育是对抗异端的有力手段。但是到了13世纪以后，欧洲几乎所有的异端思想都是在大学中茁壮成长。譬如，反抗封建主和教会对教育的控制而进行罢课、迁移。通过斗争，大学形成了自己的体制，具有了独立性：许多大学有权设立特别法庭，有内部自治权力；大学教师有参政权，有颁发特许证的权力；大学有罢教和迁移的权力；大学师生享有免除赋税及兵役的特权；大学具有管理自。[4]
三、基督教和儒学――影响两者独立自主性走向差异的根源
西欧封建社会的一般民众和绝大多数骑士、贵族没有受过正统的宗教教育，基督教教会组织为了扩大宗教影响而广设修道院，建立主教学校大教堂学校等，在保护和封建统治的同时也保存和传递文化知识。尽管一切学问在中世纪都沦为神学的婢女，但基督教并没有绝对排斥文化知识，作为基督教最重要学术思潮的经院哲学，由于它相信的可论证性，相信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规律性，从而不自觉地潜藏着理性复苏的因素。
在宋代，儒学主要是理学家继承，他们恪守传统儒学的伦理政治信条。如朱熹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五教之目”列入《白鹿洞书院揭示》[5]。另外，理学也是受到了佛学、道学的影响而著称的。理学家大量吸收了佛教的修养方法，提倡涵养静坐，以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致力于天理人欲之辩，提出“存天理，去人欲”。《中庸》讲到“慎独”，意思是指个人在独处时能够谨慎地遵守道德原则，这与禅法要人安静地“面壁”沉思，无我无他，一心向神的境界是一致的。作为书院的精神核心，理学同时也吸收了乐道家的神学观念，把理学涂上了神学的色彩，同时把忠孝和五常提到“天理”的高度，给神权披上了理性的外衣。
基督教和儒家思想导致欧洲中世纪大学和宋代学院的独立性不同的走向分别体现在办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培养人才的思想倾向和行为上。
1. 办学理念
中世纪的基本目的是职业训练。中世纪经济发展需要一批经过很好训练的人，大学热心接受这个挑战。虽然最初的大学是教会控制民众的工具，但在教会大学中的理性的萌发，使人们有了入世的要求。如萨莱诺大学，即是一批有志学医的青年人联合起来，和医师订立合同，规定学生纳费和医师传艺的条件，进行知识交易，从而使萨莱诺医学校发展成为大学。
宋代书院的生员，“最初目的主要是‘避锋镝’，就是为了避免战乱的影响，其次是一些学者为了追求避世隐居的生活。”[6]所谓“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然而科举仕进的吸引力毕竟难以抗拒，一些人所谓寂寞山林，怡情养性，不过是谋取功名的一种终南捷径。不少书院，一有机会便向官学靠拢，如曹诚在复兴应天书院不久就表示愿以学入官，宋真宗“为之嘉叹，面可其奏。”
2. 教学内容
欧洲中世纪大学基础课程通常是七艺，虽然教学内容有浓厚的蒙昧色彩，但宗教为论证教义的合理性而主张广涉博览各学科的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同时也陶冶了人们敬业钻研的情趣，锻炼了人们思维的严密性，为科学文化的发展积累了深厚的智力资源。大学的专业科目，如法学、医学等，皆直接服务于现实需要，因而也容易获得进一步发展。以著名的法学研究中心波伦亚大学为例，波伦亚地处意大利北部商业要冲，商业纠纷时有发生，诉讼案件颇多。另外，为求得地方权力和城市的独立，也特别重视罗马法的研究，民法逐渐成为单独的学科。欧洲中世纪大学走向独立，是与其教学内容与社会要求相呼应的。
反观宋代的书院，教学内容以经史为主，而且多是理学的大本营，以不切世务的理学为重要修习科目。就算是严厉批评理学的陈亮等人，在书院讲习也很少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书院的衰落和为朝廷所控制也是难以避免的。并且它注重人伦纲常的教育，把理论道德当作人们生活决定性因素的价值取向，从而限制了实证科学的发展；主张自省，而不主张向外探索宇宙的奥秘，反映在教学内容上就是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疏离。这就使知识分子无法突破儒家思想的单一性，也没有反封建的武器。
3. 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宋代书院实行自由讨论学术的方式，强调学生自学为主，师生共同讨论学问，学生可以自由择师。书院受禅林讲学的影响，实行行会制度，重视不同学术观点的辩论交流。但是，新颖的教学方法与以儒家学说为主的教学内容存在着矛盾。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规律来看，在儒家思想的禁锢下，书院学术自由教学民主的形式，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为儒学学说体系服务的顺向思辨的学术交流，它不可能冲破儒家思想的樊篱，一旦书院的自由化程度超过朝廷可以容忍的上限，等待书院的只能是被毁废或屈从权势。
欧洲中世纪大学规定以拉丁语为通用语言，使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都能听懂讲课并进行思想、学术和情感的交流，由于欧洲中世纪印刷术落后，书籍缺乏，大学里最通行的教学方法是由教师通读教科书原文及注释，逐章阐明梗概并举例解释、论说评论，学生笔记，讲课速度很慢。中世纪大学另一重要教学方法是学生论述：通常由两名学生或两组学生进行对辩，或者由一名学生提出问题，并自觉从正反两面阐述论据进行自辩，这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欧洲中世界大学的教育虽然在形式上并不比宋代书院强，但内容具宽广性，使其以后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独立空间。
4. 培养人才的区别
理性自由的精神，不仅使欧洲中世纪大学成为孕育近代科学的母体，让科学打开反对封建的缺口，而且使人民有了争取自由的砝码，例如法律被认为是一切人都必须遵守的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的诉讼程序。在基督教哲学引发的理性思维的指导下，人变得积极向上，敢于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欧洲中世纪大学享有的种种自由特权，不是一下子就获得的，而是经过长期斗争取得的。
儒家所遵循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教条；惟孔子是非为是非，不注重培养人的求知精神，扼杀个性的独立发展等基本精神随着封建统治制度的巩固渗透到社会人格，使人在精神上更“自觉”沦为统治阶级的奴仆，形成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害怕、拒绝变革的保守性格。另外，隐逸无为、功成身退、与世无争的道佛人生哲学遏制士人进取精神[7]，当统治者严格控制书院的发展时，他们多数采取的是“顺其自然”的态度。
参考文献：
［1］袁征.宋代书院的兴衰――兼论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发展［J］.学术研究，1995（6）.
［2］赵林.基督教与欧洲中世纪文化教育［J］.文化，2005（5）.
［3］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页.
［4］侯耀先.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独立自主性及其借鉴意义［J］.高教论坛，2003（3）.
关于朱熹《诗经》学的著述，自南宋末年就已出现，其多为引用、解释《诗集传》，如宋代辅广的《诗童子问》，元代许谦的《诗集传名物钞》，刘瑾的《诗传通释》，朱公迁的《诗经疏义会通》，胡一桂的《诗集传附录纂疏》；明代朱善的《诗解颐》，胡广的《诗经大全》，王鸿绪的《诗经传说汇纂》，方苞的《朱子诗义补正》等著作。清代学者则更是撰写了一些与此相关的单篇论文，如冯景的《朱子驳诗古序辩》和《驳阎百诗毛朱诗说》，萧穆的《重刊朱子诗义补正序》，冯登府的《书宋本诗经集传后》和傅维森的《读朱子诗集传》，等等。
自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对于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有了更大的进步，不但出现了百余篇学术论文，而且出现了许多专门论著，研究不断深入，角度越来越新，研究领域也大大拓宽，一些以前很少有人关注的问题也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朱熹《诗集传》前后稿差异和朱熹《诗》学思想转变的原因研究就是这样一个新问题。从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学界关于朱熹《诗集传》前后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诗集传》前后稿嬗变过程的研究
宋代《诗经》学是《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诗经》宋学的开端，其总体上呈现怀疑、创新的学术特色，朱熹《诗集传》更是代表了宋代《诗》学的最高成就。
自北宋时期起，欧阳修、刘敞等人就已不再遵循汉唐《诗》学的旧有模式，并且初步对《毛序》、《郑笺》提出了怀疑和批驳，开始注重以己意说诗，将《诗经》研究同政治、文学、个人感悟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趋势，从而奠定了宋代《诗》学的基本模式。至南宋前期，《诗经》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宋代《诗经》研究的代表作——朱熹《诗集传》。是书上承欧阳修《毛诗本义》，苏辙《诗集传》，郑樵《诗传辨妄》余绪，黜《毛序》而自创新说，成为《诗经》学史上一划时代的学术论著。
朱熹前后期《诗》学思想差别极大：前期主《毛序》作《诗集解》，依《序》说诗；后期随着自身《诗》学思想的发展成熟，以及废《序》派学说和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朱熹最终废《序》解诗，弃前稿《诗集解》而更为后稿《诗集传》。由于前人对前后稿的嬗变过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一度出现了一些误说，束景南先生针对这些误说，在《朱熹佚文辑考》一书中的《朱熹作〈诗集解〉与〈诗集传〉考》一章里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分析，认为朱熹解《诗》的历程基本上可分成主《毛序》作《诗集解》与黜《毛序》作《诗集传》两大阶段。
由于朱熹废《序》言诗及其《诗》学思想的最终确立，后稿《诗集传》成为宋代《诗》学的集大成之作，而其先前所作的《诗集解》却最终失传。束景南先生的《朱熹佚文辑稿》据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辑出了朱熹《诗集解》佚文的概貌，基本上为研究《诗集解》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辑本。
二、朱熹《诗》学思想转变原因的研究
朱熹《诗集传》前后稿的嬗变，实际上是由于朱熹本人前后期《诗》学思想的不同而造成的。因此，研究朱熹自身《诗》学思想转变的原因，才是考察和研究此前后稿嬗变过程已经原因的根本途径。
郝桂敏先生《宋代〈诗经〉文献研究》一书的第五章《朱熹的〈诗经〉研究》，谈到朱熹《诗》学思想转变的原因时提出：由于从理学角度看诗，朱熹对其先前所作的《诗集解》进行了改造。
朱熹着手废《诗序》作《诗集传》的时期，正是其理学思想刚刚确立的时期。朱熹理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为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和合理性作论证。朱熹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有一个统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常理，人类社会的常理便是“三纲五常”。在朱熹的《诗集传》中更是鲜明的凸显这一理念，尤其在解《二南》诗时更是如此。
檀作文先生在《朱熹诗经学研究》一书中也提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与其《诗》学思想的关系。在该书第四章《理学思想与朱熹诗经学之关系》中，他认为：朱熹作为理学大师，其为学的根本即在“义理”之中。其为学方法是“格物致知”、“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以后者为手段，前者为旨归。所以他的理学思想多假注解儒家的基本经典，其注解既能够尊重文本求其本义，又能够从义理上加以阐发，朱熹《诗》学就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特点。
论著。其代表性著作是齐梁时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体例、框架、结构、论述的完整性、系统性上，可以说前无古人，后乏来者。它是经过刘勰的缜密构思所完成的，总结了自先秦到齐梁时代文学美学史发展及其现状的丰富经验，回答了文学美学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论文。其代表作是西晋陆机的《文赋》。《文赋》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完成了文学审美的的根本性转化，特别是其中论述“诗缘情而绮靡”，把诗与情相连结，规范了诗的审美性质是“缘情”、言情，这就从根本上对“诗言志”的传统论述作了颠覆。由此，奠定了《文赋》在中国文学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序跋。为某一书、文(或自己，或他人)所写的序文、跋文，从而表达做序跋者的美学思想，例如南朝萧齐诗美学家钟嵘的《〈诗品〉序》。该序文建构了以情气为本源、以感荡心灵为方式、以悲怨为内涵的诗美学本体论，从而刷新了中国诗美学理论史。
他还建构了以“滋味”的审美感觉为中心的审美创作和鉴赏论，代表了那个时代文学美学的高峰水平，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南朝萧梁时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序》认为文学“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提出的是审美标准。“综辑辞采，错比文华”，有美的文辞，文学应具有形式美感特征。
谈话。儒家美学的奠基作《论语》，是由孔子几乎全部用谈话方式表达的。例如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美学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性特征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审美理想论，“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到南宋，朱熹所谈更广，辑有集大成式的《朱子语类》，其中涉及文道论、审美化育论、审美人格论、审美平淡论等。
通信。信函是中国文学审美论的重要载体。西汉司马迁《报任安书》，提出文学审美中“发愤”说。魏代曹丕《与吴质书》，可看成是《典论·论文》的姊妹篇。曹植《与杨德祖书》成为表述其文学美学思想的现存唯一资料。西晋陆机的弟弟陆云《与兄平原(陆机)书》提出“清省”论，“清”乃洁，“省”乃约，以此作为审美标准;“尽定昔日文”，考量过去的文章。
刘宋时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提出当时文学美学界最需要解决的“文”“笔”论。白居易《与元九书》是唐代论述文学美学最重要的书信。韩愈《答李翊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为唐宋古文运动铺垫了文学美学的理论基础。其他，宋代的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苏轼《答谢民师书》，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等书信都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以诗论诗。所谓以诗论诗，就是用诗歌形式，主要是绝句论说诗歌美学。唐代诗人杜甫开论诗绝句之先河，写有著名的《戏为六绝句》，涉及一系列诗歌领域，回答当时诗坛的重大问题，诸如诗美学的借鉴和吸受：“转益多师是汝诗。”诗美学史的气度和胸怀：“不薄今人爱古人。”诗歌语言美感：“清词丽句必为邻。”富于历史感的宏观评价态度：“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杜甫论诗绝句的影响下，产生了南宋戴复古《论诗十绝》、金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清代王士祯《戏仿元遗山(元好问)论诗绝句四十首》、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等。
诗话。这是中后期中国文学美学的主要存在形式。
诗话始于宋代，清代沈涛在《〈匏庐诗话〉自序》中指出：“诗话之作起于有宋。”宋诗话又始于欧阳修，成为诗话的开山祖，以《六一诗话》最著名。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因此命名《六一诗话》。他曾说：“(六一)居士退居汝阳，而集以资闲谈也。”是一种集录，实际上是对诗歌见解的语录体纪录。诗话自欧阳修开创以来，以其新颖的形式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宋代司马光有《温公续诗话》。明代诗话是一个发展高峰，清代又是一个高峰。近年来相继出版了《宋诗话全编》700多万字，辑录诗话562家;《辽金元诗话全编》300多万字，辑录诗话420家;《明诗话》800多万字，辑录诗话720家。如此惊人的字数、卷帙，就足以显示中国诗话的盛况了。诗话涉及中国诗歌包括诗美学的所有问题。
词话。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有《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收辑宋代至近代词话专书85种，340万字，可谓集其大成。
词话的论说形式跟诗话有相同之处，是诗话的派生。北宋时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是第一部词话，借鉴唐代孟棨《本事诗》的批评方式，做实证性的掌故、逸事的揭示工作，属于溯源式研究。初期的词话在审美学上比较粗糙，后来审美因素逐渐加重，例如王灼的《碧鸡漫志》、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张源的《词源》、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到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将词话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人间词话》的话语形式虽是传统的，但内涵却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融入了西方传进的文学美学理论，富于时代特点和论述深度。
评点。评点来自东汉以来的人物品赏，《世说新语》多有记载。品赏后来又称之为批点、评点。就小说而言，首创者是宋代刘辰翁的《世说新语》评点。后来者有明代叶昼托名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回评》，更有清代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等。其方式是在扣合小说文本的基础上，用简洁的话语表达评点者对评点对象的体察、认知和评价。“点”是体认方式，“评”则表明体认态度。评点涉及小说的意义、人物、情节、结构等诸多方面，有总批、夹批、眉批。
性格，作为一个明确的中国小说美学的概念，最早是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中提出的。他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个样。”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就历史小说创作、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处理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富于小说美学意义的见解。他在小说评点上有方法论意义上的突破，不限于单个性评点，而是联系式评点(比照、连接)，具有整体性。
戏曲评点。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其戏曲评点的成就突出。金圣叹以最鲜明的判断立场，指出“《西厢记》断断不是，断断是妙文”。他提出了石破天惊的文学主张，斩断《西厢记》的第五本，反对大团圆。
中图分类号：TN9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2.05.029
文章编号：1672-0407(2012）05-052-02
收稿日期：2012-04-01
一、引论
目前国内的绝大多数电子文献目录都是按文献物质形态或学科基本门类编排的，由于分类方式相对简单，每个类别下的文献数量数以千万计，面对如此海量的数据不可能逐条查看并从中选取，因而用户在检索文献时主要采用关键词搜索或主题词索引功能。
关键词搜索具有多检索途径的优点，而且对读者来说具有更强的适应性[1]。但由于同、近义词、上、下位词等语言现象的客观存在，容易发生遗漏或误中。例如某用户想要检索关于“文学与地理关系”的文献，如果他仅使用“文学+地理”作为关键词，检索结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将达不到要求。首先，关于“诗歌与地理”“词与地理”“文学与气候”等方面的论文很有可能被遗漏，因为它们使用的是被检索词的下位词，普通的检索程序无法判断它们的关系，这些文献将被排除在检索范围之外；其次，“天文学与地理”“水文学与地理”等与检索目的无关的论文可能也会被命中，掺杂在检索结果中成为冗余。虽然采用预处理技术可以部分解决该问题，但这类语言现象难于穷举。
我国索引学的研究事业从1991年起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状态，到了2005年以后开始平稳发展，可以认为索引学目前处于大发展与稳定发展的过渡期[2]。前人提出要规范化主题词，并确定一种或二种索引形式作为推广或希望采用的形式[3]。囿于目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瓶颈，主题词的选定与核对需要专业人士手工进行，机器只充当辅助角色。而且确定了主题词集合之后还要将文献逐一著录，其前期工作与关键词搜索相比显著增加。经整理后，文献的后续利用非常方便，检索时数据漏检和数据误中问题都能得到较好解决。我国现行的主题词索引主要分为汉语拼音字顺型和分类—主题词型两种[4]。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第二版）在中图分类法的基础上将主题词排列成树状结构，是一个不错的尝试。但由于人力、时间所限，枝叶未足够细化。该表目前主要被应用于出版社或图书馆的书目管理中，而对海量的论文文献却很少使用。原因有二： 1.在线数据库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著录模式，一般都是按照学科类别、发表时间、出版社、期刊等进行著录，而《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在其领域内又非强制实施，因而缺乏主动向其靠拢的向心力；2.客观地说，该主题词表的编制目的也主要是面向图书管理的，从一开始就就对论文类的文献缺乏足够的考虑，这也使它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书目管理。
因此，我们不仅希望主题词索引能在现有的在线数据库中得到应用，而且认为其分类层次应该而且可以得到细化和深化。
二、文献的著录形式
文献著录大体分为以下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以文献的物理组织形式为基本参考，可以称为“物理目录”或“载体目录”；第二种是以文献所涉及的内容为基本参考，称之为“内容目录”。
（一）载体目录
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谈及某段文字的出处，通常的表达是“出自某本书的第几页第几行”或“某本书第几章第几节”，如果更具体一点，这里的“某本书”还要细化为“某出版社哪一年出版的哪本书（书名）”或“××杂志哪一年第几期”。对文献的这一类信息进行著录，就是本文提到的载体目录。采用它可以方便地找到某段文字、某篇文章、乃至某本书的物质载体。
（二）内容目录
这是从古到今一直在发展，尚具有长足发展可能的目录，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人类对自身知识体系的总结。
西汉时刘向、刘歆父子编纂的《七略》是目前所知的最早以文献涉及内容为划分依据的目录。该目录将天下文献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个类别，为后世的目录编纂工作立了很好的榜样。此后出现的各种史志目录和类书，可以看成是我国目录编纂工作朝着不同方向的发展。前者以书籍作为基本著录单元，而后者以文辞作为基本著录单元。类书中使用的范畴划分方法，甚至可以看成是主题词索引的鼻祖。传统图书馆书目的基本著录单元为书籍和期刊发行本，对书籍内部，尤其是期刊内部分属不同领域和主题的单篇论文缺乏专门的目录整理，目前这部分的工作主要由在线数据库代工。如果要对单篇的论文进行编目工作，一种面向研究内容或研究主题的分类方法势在必行。而且基于维护的便捷性、修订的时效性考虑，最佳选择是采用电子版，并首先将其应用到各大在线数据库中。
三、网状结构的范畴索引设想
本文提出的面向研究内容或研究主题的网状范畴索引可以采用以下两个步骤进行实施：范畴构建和目录指派。
1.范畴建构：根据目前的人类知识体系及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状况，建立按层次划分的范畴体系；由于各民族不同的思维模式，或者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观察角度，允许同时存在多个不同的范畴体系。前文提到的分类—主题词索引已经初步形成范畴体系，但其层次划分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深化。例如研究单个文学家族的论文，除了按其研究对象所经历的朝代进行分类以外，还可以继续按地理位置和宗族世系详细划分为：六朝-陈郡-阳夏-谢氏-谢混/谢道韫/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朓、宋代-四川-眉山-苏氏-苏洵/苏轼/苏辙/苏过、明代-江苏-苏州-皇甫氏-皇甫沖/皇甫涍/皇甫汸/皇甫濂……以这种方式划分之后，知识体系能够更加清晰、明朗。
我们在文学研究领域建立“宋代-四川眉山苏氏-苏洵/苏轼/苏辙/苏过”的范畴体系之后，就可以把所有研究苏轼的单篇标记到“苏轼”这一范畴之下，它和另一范畴体系（例如：文学家-宋代-苏轼）中的“苏轼”是等价的。这些范畴体系除了具有传统树状结构的优点以外，处于不同体系的某些范畴之间还存在等价关系，因而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网状结构。这种网状结构比单纯的树状结构更接近人类大脑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模型。
2.目录指派：指为诸文献匹配相应的范畴类别。指派的过程，就是对某文献进行范畴标注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由文献的管理者完成，也可以由文章作者完成，还可以由读者在文献使用过程中完成。
同一文献可以同时匹配到不同的范畴体系中。以《唐宋词乐的发展变化与柳永苏轼词》一文为例，我们可以同时将它指派到“文学词学柳永词研究”“文学-词学-苏轼词研究”“文学-文学家族研究-宋代-四川-眉山-苏氏-苏轼”“文学-文学演变-词的发展-唐宋词”等多个不同的范畴体系中。此外，应以最小类、即深度为最深的范畴为匹配标准。以《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为例，在“文学-文学家族研究-宋代-四川-眉山-苏氏-苏轼”这一体系中，只需指派到“文学-文学家族研究-宋代”这一深度。
四、网状范畴索引的优点
这一目录结构有以下几个优点：
1.对树状结构的主题词索引进行了细化和深化，并提出网状范畴体系，符合人类的知识结构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关键词搜索带来的漏检和误检问题，提高了检索的准确性。
2.同一文献可以分属多个类别，而且同一类别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范畴体系中，这更符合文献的自然属性。虽然每一种文献都有它独特的写作目的和研究对象，但当它的内容涉及多个学科时，就显示出了多面性。传统的图书编目工作中，跨学科的著作难以归类，传统的解决方法往往是将该文献著录多次，这样虽然解决了检索的问题的，但却给文献数量的统计工作带来了不便。而网状结构的范畴索引的著录工作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文献进行的，不需要增加文献的著录次数，只需要给相应的文献同时匹配多个范畴并标记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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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服饰，是那个时代文化的表征。宋辽夏金时期，我国各民族交流频繁，融合进一步加剧。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各民族服饰在交融过程中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中原宋王朝传统服饰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元素，而北方草原民族服饰也逐步汉化。服饰是礼仪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礼仪、风俗文化在多民族政权并立的历史大幕下，通过服饰文化的交流，由中原王朝向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传播、发展。中原王朝内部，礼仪经历了统治阶层的不断调整、强化，最终形成了不同于汉唐的、独树一帜的风格、体系。服饰作为礼仪文化重要表现形式，其分等级、定尊卑的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为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婚礼而准备的婚服，是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象征。无论是婚礼用的服装、化妆、配饰、都是当时社会审美取向的体现。华美、精致的婚礼服饰，是服饰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礼仪规范的集中体现。研究婚服，能够更直接的了解这一时期各个区域的服饰审美取向和其中蕴含的礼仪文化内涵。近二十年来，虽然婚姻礼俗和服饰研究这两个方向研究成果卓著，但将它们相结合，研究婚礼服饰与婚俗、礼仪关系以及婚服的礼制内涵的文章却不多，可以说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
一、研究服饰、礼仪的古籍、专著
有关婚礼服饰的内容在众多史书中曾被提及，如在《宋史》[1]、《辽史》[2]、《金史》[3]、《西夏史》[4]中都对皇帝、后妃、命妇、官员等贵族的礼服形质有详尽的记载，并做了具体的规定。郑樵所著的《通志》[5]中对天子、太子、后妃、官员的章服和婚礼仪制也有明确记载。这类史书虽然记载了统治阶级的章服制度，但并没有专门对婚姻服饰进行记录。尽管如此，透过这些记载，我们还是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华美礼服的形质，婚服做为其中的精品，也必然包含了这些礼服的特点。
官方史书只关注了统治阶级，对于广大民众的婚礼服饰没有给与很多的笔墨。朱熹的《朱子家礼》[6]以及司马光的《书仪》[7]则对士大夫阶层的婚礼流程及礼仪规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俩部书侧重对礼仪习俗、规范的阐述，给我们认识和了解这个时代中下层人民的婚姻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但是对婚服给与的描述只有寥寥几笔，一带而过。
到了现当代，研究服饰通史的著作颇多，最著名的要数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8]，这部著作通过研究考古资料如壁画、画卷、刻印等，对中国历代传统服饰作了详尽的介绍，并对其中的文化内涵做了细致的刨析。其中第一百零二到一百三十一章是研究辽宋夏金的服饰，沈从文先生更多的从平民服饰入手研究，展现了这个时期社会各个阶层的衣着习俗。孙机著的《中国古舆服论丛》[9]对封建贵族阶级的舆服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描述了解那时婚礼服饰的基本特征。此外，陈茂同的《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志》[10]、朱和平著的《中国服饰史稿》[11]、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12]、陈高华与徐吉军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3]、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风俗》[14]、黄能馥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5]、王民泽编写的《中国古代服饰》[16]、臧迎春著录的《中国传统服饰》[17]、张书光《中国历代服装资料》[18]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服饰的著作，这些专著侧重点不同，叙述方式不同，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相互佐证，使我们更清晰的认识我国古代服饰的整体面貌。此外，王瑜所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19]对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进行了系统的介绍。王青煜所著的《辽代服饰》[20]、赵评春和迟本毅著《金代服饰》[21]为研究辽代、金代的服饰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黄强著的《中国内衣史》[22]是一部专门对历代内衣形质进行收录、介绍的著作。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妇女妆饰》[23]、孟辉撰写的《中国历代女子服饰史稿》[24]是专门研究女子服饰的著作。周汛和高春明编著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25]是研究我国服饰文化的重要工具书。阅读这些专著，可以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全面的认识宋辽夏金时期衣着服饰的状态，领略传统服饰的魅力。在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隐藏在这些靓丽衣饰下的礼仪内涵。在这些书籍中，并没有专门研究婚服的篇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外，相关的服饰美学著作也是做论文的重要资料，近年来研究服饰美学的文章不少，主要有：叶立诚的《服饰美学》[26]、蔡子谔所著的《中国服饰美学史》[27]、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服饰艺术》[28]、兰宇与祁嘉华的《中国服饰美学思想研究》[29]。
除了研究服饰的专著外，关于礼仪、民俗研究的著作也是我要了解的重要部分。台湾学者彭利云所著的《宋代婚俗研究》[30]，是一部全面介绍和分析宋代婚俗礼仪的专著。美籍学者尹沛霞著，胡志宏译的《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31]，从外国人的视角审视宋辽夏金时期的女性和婚姻，有许多独特、新颖的观点。王文宝著的《中国民俗研究史》[32]对我国传统民俗做了系统、深刻的分析研究。朱瑞希等所著的《辽宋金社会生活史》[33]对辽、宋、夏、金的社会生活面貌做了全面的展示。陈戍国著的《中国礼制史·宋辽夏金卷》[34]对这一时期几个政权的各种礼仪制度做了论述。此外，陈顾远《中国婚姻史》[35]、吴存浩《中国婚俗》[36]、彭林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37]、王炜民编著的《中国礼仪文化》[38]、钟敬文《中国礼仪全书》[39]都是研究婚姻礼俗的重要资料。
二、相关的论文
研究宋辽夏金时期婚服、婚俗的论文并不是很多，主要研究服饰的有：贾玺增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首服研究》[40]、殷冰瑶的硕士论文《探究中国历代婚服上的民族元素》[41]、邓雅的硕士论文《探究我国汉族女性婚礼服的演变和创新》[42]、王雪莉的硕士论文《宋代服饰制度研究》[43]。相关的有杉本正年著、樊一译的《中国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44]、许星《中国古代民间婚礼仪俗中的着装风俗初探》[45]、乔婷《宋代服饰特点的研究与探析》[46]，陈熠鑫、韩丽东、郝云华的《浅谈宋代服饰的民俗风格》[47]、谢檣《宋代女性词中的妆饰民俗》[48]，这几篇论文多从民俗的角度分析宋代服饰的特点，对婚礼服饰提得不多，也没有谈到其礼制内涵。
对于婚礼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有：吕友人、王立军所撰《宋代婚礼概述》[49]、于佐君《谈婚姻礼服文化的变迁》[50]、《中国传统婚礼习俗》[51]、甄进忠《中国古代婚礼浅论》[52]、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53]、包福存《婚礼仪式研究综述》[54]、李金玉《略论中国古代的婚礼》[55]、大勇《中国传统婚庆礼俗与当代婚礼》[56]、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异》[57]、王启发《礼义新探》[58]等等。
对于婚俗研究的主要有：王歌雅《中国古代聘娶婚姻形式略论》[59]、黄修明《中国古代“服禁”论》[60]、《中国各地婚俗》[61]、鲍宗豪《中国婚俗的文化意蕴》（1992年第5期）[62]、韩芳《中西传统婚俗之比较》[63]、《中国特色婚俗》[64]、鲁婷，陈娟娟《浅析中国“彩礼”婚俗存在原因》[65]。
对于少数民族服饰、礼仪进行研究的有：岛田正郎、何天明《辽代契丹人的婚姻》[66]、黄莉《辽代婚姻综述》[67]、杨富学与孟凡云《契丹媵婚制考略》[68]、夏宇旭及赵玮彬《辽金契丹女真婚制婚俗之比较》[69]等论文，为我们研究辽国婚姻礼俗提供了资料。谢静的《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服饰研究》[70]、孙昌盛所撰的《西夏服饰研究》[71]、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饰浅谈——以ДX.02822为中心》[72]、陈霞的《西夏服饰审美特征管窥》[73]等几篇文章都在西夏服饰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牛达生《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74]、艾红玲《西夏礼仪制度考论》[75]等文章对西夏婚礼制度作了介绍。关于西夏服饰、礼仪方面的论文相对而言很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不足。研究金代服饰、礼仪的文章同样比较缺乏，只见到俞超伟所写的《填补金代服饰制度的空白》[76]这篇文章通过考古发现充实了金代服饰史料。此外还有王春蕾《试述金代女真族服饰及演变》[77]以及顾韵芬、高岩、李丹《金代女真族服饰文化的整合性发展》[78]等。这些文章虽然为我们在服饰、礼仪这一领域进行探索、挖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让我们用以学习和借鉴，但是它们都没有对婚礼服饰及其与礼仪、风俗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鉴于这方面的内容对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宋代的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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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与义是两宋之交著名的诗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一，其诗歌以靖康剧变为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前期多简淡平远之作，后期多呈现雄浑悲壮的艺术风格。对于陈与义前后期诗歌风格转变的原因，论者多归于靖康之乱。而由于他人格理想的变化导致其诗风的变化则论之很少，笔者试论之。
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course should cultivate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from read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allusions， style and so on； by substitution method， reduction method and comparative method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of appreciation， and to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 guidance etc..
Keywords reading； appreciation； research； students’ ability； literature teaching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中文专业的核心课程，一般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中国古代作品选讲，但大多数高校将这两种课程归并讲授，多数在大学二年级开设。除此之外，中文专业学生还需根据自身情况，接受各类后续的提高性课程，亦即专业选修课。传统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多以讲授为主，强调知识授受，较忽视技能培养。古代文学课程不论教学时间长短，都应该培养学生阅读、鉴赏的能力，也应该适度培养学生进行初步研究的能力，帮助学生提高口头表达、写作的能力。本文拟对现有条件下，如何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相关应用能力，略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1 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首先，繁体字成为“拦路虎”。学生从小接受的是规范汉字教育，学习使用简体字，对繁体字认同度不高，存在距离感和陌生感，面对繁体排印的书籍十分茫然。虽然大一时已经开始学习古代汉语课程，但毕竟我们的社会语言是简化后的规范汉字，国家也倡导规范汉字，因而我们生活的环境中，仍然以简体字为主。学生看到古籍难免心生恐惧，但古代文学教学中应帮助学生尽快适应繁体字阅读。
一方面，尽可能地创造繁体字环境。例如，课堂上使用繁体字板书，制作的PPT也使用繁体字。另一方面，尽可能地让学生有机会使用繁体字。老师在教学时可以布置与繁体字相关的课后作业。这样，学生既熟悉了经典作品，又手写了繁体字。当学生经过一个学期的适应，扫清繁体字识别障碍，学生可以独立查阅、参考繁体字文献。这对学生后续的学习深造是有所帮助的。
其次，典故成为“挡道车”。使用典故委婉曲折地表达含义，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常用技法。但典故本身数量巨大，涉及面甚广，没有长期的积累很难熟悉典故的含义。这也成为学生们阅读的障碍。如辛弃疾《鹊桥仙・寿余伯熙察院》是结末云：“好将三万六千场，自今日从头数起。”①“三万六千场”看起来每个字都认识，却非常不易理解。事实上，这平白一句也在用典，出自苏轼《赠张刁二老》诗中“共成二百七十岁，各饮三万六千场”。但其典源自李白《襄阳歌》之“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②所以不借助旧注，不熟悉典故就无法读通作品。教学过程中所能做的是，遇到熟典，可提醒学生留心。遇到生僻典故，则解释典源、含义，并适当再举例证。当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适当地总结用典习惯。当然，这仍然不是最佳的解决之道。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会学生熟练使用工具书，或许是更直接的办法。
再次，不谙文体成为“堵门墙”。我国诗文之体，由简而繁，至《文选》已细分为三十九体，明清又有拓展。普通大学生自然不需要对此有过细的了解，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仍然会接触到若干常见文体。这些看上去很面熟，细看又不了解的文体成了学生阅读的障碍。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关于文学史现象、作家等的知识传播，介绍文学史发展沿革，以及各个时期的代表性文体，可以起到促进学生的文体认知初步作用。但在作品分析时，若遇到初次出现的文体，仍需详细说明。指出该文体的特殊语言形式，区别相似的文体。例如介绍到近体诗时，常规的讲授一般都会说明黏对和拗救。单是一两次课程的讲授，并不足以让学生完整掌握，可以推荐学生阅读相关读物加以补充。另外，也应该善用网络资源，将课堂延伸至课外。相关的慕课课程、国家精品课程等，一般都有助于学生复习巩固。
当然，也应该鼓励程度较高的学生进行诗文创作。因为课堂上讲授的文体知识，内容比较抽象，只有当学生自己动手，考虑诗词中的平平仄仄、一东二冬三江四支、起承转合等，才可能有更直观的感受。而创作本身，也有利于学生理解古代文学经典，有助于提高他们的鉴赏水平。
2 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
阅读障碍扫清之后，还应向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事实上，古代文学的专业选修课，更适宜在提高学生鉴赏能力处着力。在课堂讲授时，或许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赏析名篇。
其一，代入法。古代文学作家描绘的场景与当下自然会有距离，但经典作品之所以能流传千古，成为经典，其中反映的人类普遍情感，能引发后人的共鸣是其重要的原因。所以，鉴赏作品时，提示学生作品中反映的人类共通情感，贯通今古，代入作品角色，可令教学效果更加明显。例如五代牛希的《生查子》描写情侣送别的场景。分析这首词时，不但分析结拍“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两句，取草色与衣裙色彩上的相似为喻的修辞技法，还可请学生代入角色，体会女子期待恋人睹天涯青草而思人，多多怜惜守候在远方的她之内在情感。
其二，还原法。古代文学作品基本是书面的、案头的，学生理解、背诵总感觉不亲切。遇有叙事性的作品，还可以通过还原作品所叙述事件的方法指导学生理解。还原的办法，既可以采用现有的视频资源，也可以指导学生排演。如叙事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故事性很强，可以请学生改编、表演。在还原作品现场的过程中，也可以使得学生对作品把握更到位。再如一些山水游览诗文，也可采用此法。潘阆《酒泉子》（长忆观潮）写观看钱塘江潮水的感受，就可以找到钱塘江潮的图像、视频资料，以帮助学生理解词作。
其三，比较法。一是以经典作品相互比较，增进学生对美的感受；一是以不太成功的作品与经典作品比较，帮助学生鉴别优劣。
例如在讲述苏舜钦《庆州败》诗时，可以与高适《燕歌行》作对比。两首诗都是写敌军寇边，但苏舜钦的诗歌情感直露，将矛头直指领军将领，并且刻画了宋代边军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意志力涣散的丑态。高适的诗歌也批评边军将领，不关心将士，但仍然写出唐军战士血战沙场的雄心。相互比较，有助于学生在对照中了解两首诗歌的相似之处，与不同特点，了解唐宋诗歌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形成的时代原因。
电化教学手段使得类似的比较非常容易实现，在课件制作上，两首作品并排录入在同一张PPT上。播放时，让两首作品比较的部分同时出现，学生可以直观感受到其异同。有时向学生介绍的作品是同题之作，恰好是两位作家或多位作家相互唱和的作品。如唐代元稹、白居易；宋代苏轼、苏辙都多有唱和之作。以比较之法教学，其效果均胜于单独分析一位作家的作品。
当然，文学史教学本身有规定动作，限制较多，采取比较之法不宜过多、过频。否则牵扯过多，影响教学进度，反而不美。但专业选修课，如《唐宋名家专题》、《宋元诗歌专题》、《唐宋词专题》等，教学内容较为灵活，涉及作家、文学史现象等并不十分多，则均可采用比较法讲授。学生就像一位美食家，在比较的过程中，发现作家、作品的差异，提高他们的鉴赏能力。
3 培养学生初步研究的能力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相当部分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其中还包括一些进入研究生阶段深造的学生。本科阶段，为学生打下一个初步进行研究的基础，不论对他们今后从事科研工作，或是从事其他社会服务工作都有一定的帮助。我们在培养学生初步进行科研能力，应该是贯穿在学生学习全过程的。培养形式可以多样，可以结合本科培养方案的学年论文写作一直到毕业论文写作，也可以在不同类别的学生创新活动中进行。
首先，讲授课的课堂上，应该着重培养学生对研究的兴趣，引导他们发现问题。讲授文学史课程时，可以穿插介绍学术研究的前沿成果，可以渗透学术史的讲述。例如向学生介绍陶渊明、杜甫在当时的文人眼中的地位，以及后世的变迁。陶渊明和杜甫都是我们现在的文学史要着重讲述的对象，占的课时比较多。但陶渊明在宋代之前，地位并不特别高。在陶渊明自己的时代，魏晋人也不怎么欣赏他，《诗品》中也只给了他一个下品。直到苏轼肯定他，又写作多组和陶诗，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才上升。杜甫也是一样，唐人选唐诗很长时间都不选杜甫。杜甫的地位也是到宋代才开始经典化的。类似这样的现象很多，我们可以在授课时提出，并且引导学生进行课后思考。当这些问题积累多了，学生自然也就有了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观念。
课堂的讲授，还需要穿插文献学的知识。文献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研究的基础，文献的采集、校勘、辨伪，以及相关的版本、目录等学问很多都不仅仅是知识性的内容，恰恰偏重应用。可以在课堂上介绍知识性的内容，而由学生课外动手操作。例如，向学生介绍进行作家研究，如何获得该作家较为完整的信息，有哪些文献是需要参考的。这可以在讲授文学史的作家生平时，告诉学生如何参考已有年谱，如何查阅、使用昌彼得、王德毅的《宋人传记数据索引》、《明人传记数据索引》等工具书。
其次，讨论课的课堂上，也是进行初步研究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在讲授课程的基础上，设置适合讨论的话题，供学生课后准备。这种方式，使得学生掌握了学习的主导权，提高独立思考能力。在熟悉文献之后，学生自己到课堂上参与讨论，有助于锻炼学生的口头表_能力。
与讨论课的课堂相似，课堂展示也可提供学生独立L集阅读文献资料、独立思考讨论话题。课堂展示也宜事前设置话题，由学生课后准备。课堂展示也可以与鉴赏能力中的还原法结合，由学生展示他们所还原的作品场景。
再次，学年论文写作帮助学生初步建立学术论文的规范意识，树立明确的学术道德意识。进入学年论文写作的阶段，学生已经基本解决了阅读鉴赏、查找文献的问题。他们应该也具备了较成熟的写作能力，有一定的问题意识。论文写作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过程。学生前期受到的训练效果基本上就此体现出来。这时需要着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从写论文的最初阶段，就牢固树立不踩学术红线的意识，并且引导学生学习使用论文引文规范。这些问题看起来既琐碎，又费力，但只有从学生踏上科研外缘之路时，帮助他们及早、从速树立正确的科研观念和规范意识，对他们今后发展也会更有利。
总之，古代文学虽然只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的一个门类课程，但因为其特殊的教学内容，承载传统文化的信息量，仍然有其特殊性。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适当注重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应用能力，在学生本科阶段就系统培养其读、赏、研究的能力，夯实基础，树立规范意识。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南宋庐陵人。作为一位评点家，刘辰翁不仅评点过的著作、作家非常多，而且他评点的范围甚广，涉及诗、文、小说等领域。就目前研究状况来看，学术界对刘辰翁评点的整理和研究还不够充分，与其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极不相称。一方面，对刘辰翁评点著作的整理还只是零星地出现。另一方面，针对刘辰翁的评点进行的研究评论也还不够充分。为将刘辰翁文学评点研究引向深入，有必要对近二十年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本文将从诗歌评点、小说评点、散文评点、评点目的与地位四个方面探讨近二十年学界对刘辰翁评点研究。
一.诗歌评点研究
在诗歌评点方面，刘辰翁除了对李白、杜甫、王维、王安石、苏轼、陆游等唐宋名家进行评点外，《唐诗品汇》中还保存有他对二三流作家，甚至无名氏诗人、诗作进行的评点。而学界对刘辰翁的评点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诗歌评点的整体研究、杜诗的评点研究以及对王维、孟浩然、李贺、王安石等人的评点研究上。
从宏观角度研究刘辰翁诗歌评点有周兴陆的《刘辰翁诗歌评点的理论和实践》[1]，周兴陆论文以西方文论话语来关照刘辰翁的文学评点，立意与角度较为新颖。
刘辰翁是杜诗研究史上的一个大家，焦印亭指出其贡献在于继宋代整理杜诗、集注杜诗、编年杜诗、分类杜诗之后，又兴起评点“杜诗”一派。[2]邱旭《试论刘辰翁杜诗评点的特点》[3]、赵星《刘辰翁的杜诗评点初探》[4]在他们的论文中论及其评点特点。张静的《刘辰翁杜诗批点本的三种形态》[5]、焦印亭的《刘辰翁评点杜诗著作叙录》[6]，这两篇论文都是梳理刘辰翁评点杜诗的版本情况，对于研究杜甫诗歌及刘辰翁都有较大意义。
赵爱荣、焦印亭梳理了刘辰翁评点孟浩然诗的版本情况。宗瑞冰则指出刘辰翁全面评述了孟诗的艺术风格、语言修辞技巧、篇章结构特点等。[7]
焦印亭指出刘辰翁是第一个对李贺诗歌做全面评点的诗评家，极具代表性与时代意义，并论述了刘辰翁评点李贺诗歌的显著特点及其成因。[8]刘辰翁评批李贺诗歌偏重于文学的内部研究，鲜及作者的生平、创作背景、典故来源、句意的疏解等外部问题。
焦印亭《刘辰翁评点王维诗著作叙录》[9]通过实地考察与目录记载，梳理了刘辰翁评点王维诗的版本情况，对进一步研究刘辰翁评点与王维诗有重要意义。
汤江浩教授在《论刘辰翁评点荆公诗之理论意蕴》[10]不仅指出刘辰翁评点荆公诗的特点，而且对刘辰翁评点荆公诗的成败得失做了全面的总结，对其理论产生的渊源背景进行了纵横两方面的比较与探讨，颇有思想深度和理论意义。
二.刘辰翁小说评点研究
刘辰翁对《世说新语》的评点，开了小说评点的先锋。他的小说评点中所表现的美学思想、修辞观念对后世产生较大的影响，有着开创的意义。
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开了小说评点的先河，“为我国小说评点的创始人”[11]。他“不仅注目于人物、语言、情节，开始探索小说与历史的区别，还认识到小说与现实生活有联系”[12]。曾垂超和李军均认为刘辰翁的小说评点，摆脱了史传规范和儒家伦理价值相结合的标准，是以小说作为一种独立于史学的门类来进行评点，具备浓厚的文学性。[13]陈金泉在《刘辰翁小说评点的美学思想》中肯定了“刘辰翁不仅是小说评点史上的先行者，也是中国小说美学史上真正的开山者”[14]。曹新华在《论刘辰翁的小说评点修辞思想――以评点为例》一文中指出：“刘氏小说评点在修辞学史上的开创意义不容忽视”[15]。
张璇《评刘辰翁》是对刘辰翁的小说评点进行的专题研究。这篇文章从训释疏通、指出归类不当、指漏纠谬、质疑欠妥四个方面对刘辰翁评点特点、成就及不足作了详尽的论述，对刘辰翁小说评点做出了一个较为公允的评价。[16]
三.散文评点研究
刘辰翁对散文的评点主要见诸《班马异同评》，以及他对《老子》、《庄子》、《列子》、《荀子》等的评点。学界对刘辰翁散文评点研究主要集中于《庄子》评点研究，近年来有学者关注了《班马异同评》，目前暂时还没有学者对刘辰翁评点的《列子》、《荀子》进行研究。总体来说研究并不是很全面、系统，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拓展。
潘贞清在《刘辰翁评点的几个概念》一文深入剖析了刘辰翁评《庄子》散文的真、奇、画外意等特色。[17]万欣《刘辰翁开评点之先》、李波《刘辰翁散文评点略论》、杨秀达《刘辰翁刍论》这几篇文章都与潘贞清的论文观点一致，几乎没有提出新的见解。此外，还有万欣的学位论文《刘辰翁老庄评点研究》，从思想阐释和文学评点两个方面研究刘辰翁的老庄评点。这篇论文创新的地方在于指出刘辰翁通过以儒解老庄、以佛解老庄、老庄互释等方式，试图还原老庄的思想本质。值得注意的是，杨春旭的学位论文――《刘辰翁文学评点研究》没有对散文分章探讨，而是将《庄子》等散文放入小说这一章节中讨论。
可永雪认为，刘辰翁从赏鉴角度比较全面、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史记》塑造人物的一些经验和“决窍”，如传记文学写人不仅要写“功状”，还要写出展示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节；写人必须绘声绘色，婉曲尽情，写出人的“意态”；写人还要突入人的灵魂，洞见人的肺腑， 出人的“心事”[18]，等等，这对于后世作家和文学理论家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王晓鹃《研究三题》[19]注重考证方面，考证了《班马异同》的作者、版本，总结了一些刘辰翁评点的特色，总体看具有一定的价值，为以后的学者研究《班马异同评》作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国建松的硕士论文《与对比研究》[20]，从整体和具体两个方面入手进行比较研究两者的异同。
四.评点的目的与地位
与同时代的评点家相比，刘辰翁评点文学作品的目的有独特性：他逐渐摆脱了科举的功利性。他评点范围的广泛性与评点的深刻性使他在评点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评点这一文体的产生与科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宋代出现的一些评点著作，如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楼P的《崇古文诀》、真德秀的《文章正宗》、王霆震编的《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谢枋得的《文章轨范》等，都与科举考试论文联系密切。张静、焦彤在《论刘辰翁的评点目的》一文中认为：首先，刘辰翁的评点已渐渐脱离了科举的功利性。其次，刘辰翁是身处乱世而批书的，他的才华不能用于治国安邦，只能转而求诸文学，借评点以抒发心中的愤懑。再次，他在濂溪书院讲学，所作评点也是传授儿子门生。[21]张、焦二人较为全面地归纳了刘辰翁评点文学作品的目的。
孙琴安说：“在刘辰翁之前，还没有一个人能象他这样对诗歌、散文、和小说进行过如此广泛而深入的评点。”[22]他指出刘辰翁评点诗歌经常能提出一些创见性的意见，除抒发己见以外，他还喜欢提出一些与前人或时人意见相左的看法，带有辩驳的倾向。刘辰翁对历史散文如《班马异同》等的评论大都是从文学的角度加以评论，极少从撰文体例、史学思想等方面进行批评。刘辰翁评点小说能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进行评价，虽未及小说本义，也未成体系，却自有其独到之见。孙琴安在《中国评点文学史》中肯定刘辰翁对于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能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评点，并且能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刘辰翁不仅是宋代诗文评点家中的集大成者，而且是我国评点文学的奠基者。”[23]焦印亭的《文学评点的奠基人――刘辰翁》[24]、吴承学的《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25]都肯定了刘辰翁在评点史上的地位。
近年对刘辰翁评点研究的论文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所突破，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刘辰翁评点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杜诗评点研究、《世说新语》评点研究、《庄子》评点研究、《老子》评点研究。对于《班马异同评》、《史汉方驾》等评点未能进行深入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学者研究刘辰翁评点的《越绝书》，《荀子》，《阴符经》，陶渊明、韦应物、孟浩然、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的诗歌。此外，有关其诗文评点的论述，大同小异附和雷同的多；对他的诗文理论仍要做进一步的挖掘，他的文学创作与其评点之间有何关系？他的文学评点对后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从元明两代前人的序跋和评论中可以看出，刘辰翁在元明两代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但何以在清代受到冷落？其大量的诗文词赋都散佚了，而其评点却保留下来很多，这其中的原因都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探索。
注 释
[1]周兴陆：《刘辰翁诗歌评点的理论和实践》[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第110-113页。
[2]焦印亭：《刘辰翁批点杜诗论略》[J]，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第1期，第65-69页。
[3]邱旭：《试论刘辰翁杜诗评点的特点》[J]，河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36-40页。
[4]赵星：《刘辰翁的杜诗评点初探》[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78-81页。
[5]张静：《刘辰翁杜诗批点本的三种形态》[J]，杜甫研究学刊，2004年第1期，第47-51页。
[6]焦印亭：《刘辰翁评点杜诗著作叙录》[J]，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3期，第48-52页。
[7]宗瑞冰：《评点视野下的孟浩然诗歌艺术――以刘辰翁评点孟浩然诗为例》[J]，殷都学刊，2005年第4期，第83-85页。
[8]焦印亭：《⒊轿唐琅李贺诗探析》[J]，南昌高专学报，2008年第1期，第46-49页。
[9]焦印亭：《刘辰翁评点王维诗著作叙录》[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2期，第59-61页。
[10]汤江浩：《论刘辰翁评点荆公诗之理论意蕴》[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98-102页。
[11]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8―79页。
[12]杨星映：《刘辰翁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第28-33页。
[13]曾垂超、李军均：《小说评点文体的独立：从子史之评到文学之评――刘辰翁评点的源流及意义论析》[J]，蒲松龄研究，2011年第1期，第141-152页。
[14]陈金泉：《刘辰翁小说评点的美学思想》[J]，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第88-93页。
[15]曹新华：《论刘辰翁的小说评点修辞思想――以评点为例》[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6]张璇：《评刘辰翁》[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29-32页。
[17]潘贞清：《刘辰翁评点的几个概念》[J]，大众文艺，2010年第12期，第173-174页。
[18]可永雪：《与人物形象问题》[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2年第3期，第35-39页。
[19]王晓鹃：《研究三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66-75页。
[20]国建松：《与对比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
[21]张静、焦彤：《论刘辰翁的评点目的》[J]，中州学刊，2006年第5期，第246-248页。
[22]孙琴安：《刘辰翁的文学评点及其地位》[J]，天府新论，1997年第6期，第70-74页。
[23]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70页。
陈与义是两宋之交著名的诗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一，其诗歌以靖康剧变为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前期多简淡平远之作，后期多呈现雄浑悲壮的艺术风格。对于陈与义前后期诗歌风格转变的原因，论者多归于靖康之乱。而由于他人格理想的变化导致其诗风的变化则论之很少，笔者试论之。
北宋初期“重文抑武”的政策以及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促使宋代士人独具特色的精神人格的形成。“宋代士人，准确地说是仁宗朝以后的士人，不仅从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承继了基本的人格精神，而且广采博取，于老庄佛释中大量汲取了精神营养，从而建构起一种新型的人格结构”。 ②这种人格结构是“融进与退、仕与隐、以天下为己任与个体心灵的自由超越于一体，……即使在仕途遭遇较大挫折，亦不轻言退隐；即使仕途极为顺遂通达，也不得意忘形，任意而为，在穷困潦倒之时能关心社稷苍生并保持心气平和，在官运亨通之时又能存留一颗平常之心——这就是宋代士人所追求与向往的人格理想。”③也即在宋代士人的人格理想中，既有积极进取，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性的主体精神，又有追求心灵自由，向往和平愉悦的个体性精神。这二维人格结构不是对立的，而是同时存在，只不过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一个方面占主导而另一方面退居次要位置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