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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中华艺术的海外传播及其文化影响作了深入细致的论述，有关传播情况的论述简明扼要，不仅重点论述中华各种艺术在海外传播后所产生的诸种“影响”形态，而且还分析了“影响”形态所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深刻性和广泛性，中国艺术文化在世界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巨大的、多方面的，而且其“影响”的历史也是悠久的。例如，中国园林艺术对世界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产生了明显的“模仿”影响，如法国园林界刻意“模仿”中国园林，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私人花园中建造楼台亭阁、多层宝塔、荷塘水榭、曲廊漏窗、小桥流水、石岛假山，引种中国花木，出现了许多深深渗透了中国情调的大型中国武花园。而在杂技艺术方面，中国的古代杂技在世界的“影响”可追溯至汉武帝时，其后，中国的杂技在许多国家留下了“踪迹”。越南流传至今的险竿舞，l7世纪末叶法国舞台上屡屡出现的中国杂耍戏、纸条等很多中国传统戏法，已成为国际魔坛的重要保留节目，都充分表现了中国杂技艺术走向世界的“足迹”和“踪迹”影响。
《大化无垠》的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体会到，中国艺术既不是靠武力强迫，也不是借助宗教宣扬，而是凭借其内在的美学价值和精神价值来获得认可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又进而揭示了中国艺术的美学特征和中国精神。
②DON STARR，“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Europe：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European”Journal of Ed-
ucation，Vol.44，No.1，2009，Part I
③⑥DON STARR，“Chinese Langua-
ge Education in Europe：the Confuci-
us Institutes European”Journal of Education，Vol.44，No.1，2009，Part I
④Guy Healy，“Call to let Conf-
ucius Institutes bid for funding”，Australia，2010 Newspaper Source
⑤⑦Jay Rey，“Confucius Institu-
tes debuts： UB site to become part of worldwide，Chinese-sponsored network” Buffalo News（NY），2010
⑨Carol Bellamy and Adam Weinb*
erg“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
ange to Restore America’s Image” A-
meric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07
⑩⒁，“孔子学院在欧洲生根”
⑾戴蓉，《孔子学院与中国语言文化外交》[J].复旦大学优秀硕士论文，2008
⑿http：///wiki/Fulbright_Program“Fulbright Pro-
gram”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3-0093-05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which is one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content，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dissemination， and also the media of dissemination. This paper firstly explores the basic features and motivators of language dissemin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paper then explores the forms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from such perspectives as the awareness of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 subject and media of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tform of Confucius schools.
Key words：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dissemination； tactics
汉语在海外传播历史悠久。在汉代汉语已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远播中亚；到元明之时随着海外贸易兴起，众多来华传教士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介绍到西方，西方汉学逐渐发展起来，汉语在海外得以进一步传播。近代以来，华人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计、到美洲做劳工，汉语也随之远渡重洋。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商贸往来，人文交流等推动了汉语在海外的传播。
近年来，海外“汉语热”持续升温，海外孔子学院建设获得长足发展，汉语教学主体已经由国内转向国外，国际汉语教学的广泛开展促进了汉语在海外的进一步传播。同时，汉语国际传播作为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已成为汉语国际教学学界和传播学界研究的新领域。但是众多研究多从语言学角度或孔子学院建设方面探讨汉语的海外传播，较少围绕传播的基本特征从国家文化战略角度讨论汉语国际传播。面对汉语在世界上传播带来的一系列挑战，我们不仅要从教学层面解决汉语教学中的出现的各种微观问题，也要从传播学角度考虑汉语传播策略、传播体系等方面的宏观问题，因而，本文分析汉语国际传播的特征和语言传播的动因，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之下地探寻汉语国际传播的途径和方法。
一、语言传播及传播动因
（一）语言传播及模式
由于研究者关注的角度不同，语言传播的概念也有差异。库柏（Cooper）将语言传播定义为“采用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所实现特定交际功能的交际网络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扩张的过程。”[1]该定义强调语言变体和语言变体的交际功能。李宇明从语言学习和使用的过程则将之定义为“民族（包括部族）的语言被B民族（包括部族）学习使用，从而使A民族（语言领属者）的语言传播到B民族（语言接纳者）。”[2]贺阳则从语言传播结果的角度 定义语言传播“语言传播是指掌握和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数增加和该语言使用范围的扩大。” [3]24总之，语言传播是语言及语言变体在更大的人群和更广的范围内交际功能的实现，语言向外传播并非是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有时会出现语言的变体，甚至在语言的接触过程中，也会导致传播语言内部结构的变化，出现语言的借用、双语现象、融合以及混合等现象。语言传播应该由“以我为主”向“主体间性”传播原则转化[4]，在对等交流和接触中，营造语言传播的良好氛围。
以上定义是从语言使用和学习的角度探讨语言传播，从宏观层面可以将语言传播归纳为三大类，即人口模式、帝国模式和经济文化模式。人口模式是指语言传播归因于人口大规模的|移，语言随着人口的流动实现传播。英语和西班牙语即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到美洲和南美洲等地，充当移民者的母语。帝国模式是将语言传播归因于殖民帝国的政治统治，语言作为做官方语言被强制接受而传播，同时语言的使用被视为身份的象征进而促进民众接受该语言。英语和法语在亚洲、非洲等地的传播即是这种模式。经济文化模式强调了跨国经贸往来对语言传播的作用。二十世纪美、加、澳等国的崛起、以英语为载体的科技和文化事业快速发展，加速了现代英语的传播速度，促使英语成为世界上通用语言[5]。
按照语言从以其为母语的人群向其他人群扩散的特征，语言传播还可分为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两类。语言的对外传播也可以称为语言国际传播，它是指一种语言超出了以其为母语的民族国家的疆域范围而逐渐被非该国公民学习和使用的过程， 该过程强调语言发展的自然性和自身主体性，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地传播语言，不同于语言推广。
（二）语言传播动因机制
目前，有关语言传播动因的研究多是基于英语，但是探寻英语的传播路径也会对汉语传播有所启发。根据语言传播的能动性标准，可将语言传播动因研究分为三大阵营：自然主义观、帝国主义观和文化政治语境观。“自然主义观认为语言全球传播的能动性完全归结于各国政府及其学习者的个人决定；帝国主义观主张语言推广的能动性完全掌控在西方霸权手中，各国及民众是不具有能动性的被动接受者。文化政治语境观则强调受到外力制约的现实语境。”[6]实际上，无论是基于实用主义的基础上的自然主义观，还是文化政治语境观始终未能系统揭示外部语境如何影响语言选择的具体过程。依靠武力和强权进行的语言刚性传播是语言传播中重要的动因，但是显然已不合时宜，过分强调语言背后的文化功能也会导致“语言主义”[7]。
一种语言在国际间能够持久广泛地跨文化传播是该语言的输出力和影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强权、民族迁徙、技术强制侵入等因素在短期内是语言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语言输出方的国际地位、经济拉动、科技带动、文化诱导等因素将长期影响着语言接受方的开放程度和跟进程度，直接影响着语言选择。语言选择的动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因素的研究无法真正揭示语言传播的真正原因，只有多维度才能更助于阐释语言选择。
语言的传播最终必须实现为语言接纳者选择学习和使用某一语言，语言国际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取决于行为主体的语言选择。当行为主体认识到该语言的有用性和以此解决交际目标的需要时，他们才会有意识学习和使用语言。整体而言，语言选择的动因机制包括语言需要、语言价值和语言态度三大要素。吴应辉在探讨语言国际传播的动力源泉时强调语言的需求决定论，他认为“只有具有传播价值的语言才能传播，只有具有国际传播价值的语言才能在国际传播”[8]。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语言需要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有作为基本交际工具满足生存的需要，也有更高层次精神需要，如获得尊重和归属感，基于兴趣爱好的自我实现等。语言价值可以理解为基于语言需要上的判断，李宇明指出“这一价值不仅取决于语言领有者的社会及历史地位，而且同时还要看它对语言接纳者有无价值，以及语言接纳者是否认识到其价值”[9]。语言的经济价值对于语言国际传播而言至关重要，可以说是语言国际传播的首要条件，但它并非影响语言国际传播的唯一因素。行为主体对于某种语言及其使用等一切相关事物的观念和认识也影响着语言的选择，语言行为主体的语言态度除受语言的现实或潜在用途大小、应用领域宽窄的影响外，还受情感好恶因素的影响。综上所述，语言选择的动因归根结底是语言价值、行为主体的语言需要和语言态度之间形成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汉语国际传播的内涵
汉语国际传播、国际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推广是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体现了汉语走向世界的时代特征。由于受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观念的影响，人们习惯将国际汉语教学等同于汉语国际传播和汉语国际推广，实际上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汉语国际推广具有主动性、强制性和目的性的一面，而汉语国际传播呈现出自然性、温和性和学理性的特点。汉语国际传播涵盖了人类传播和非人类传播，体现了语言传达和交流的一切，而汉语国际推广只能归入人类传播的行为，因而汉语国际传播的内涵要大于汉语国际推广。从语言的感彩和作用来讲，汉语国际推广显得积极、强势和功利化；汉语国际传播则重视接受者的态度，讲究传播艺术和策略，遵循语言规律，因而显得客观、规范。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的语言使用采用柔性的文化方略和全球视野，注重推广效果，不会因我方强力推进汉语而掉入他国所设的传播“陷阱”之中，为他人留下口实和把柄。因而，汉语国际传播作为一个较为学术中性色彩的学术术语，已广泛应用到国际汉语教学研究领域。
国际汉语教学是从知识体系角度进行的学科范畴界定，汉语国际传播则是国际汉语教学基础上泛化的概念，已不是简单的学科概念，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国家文化事业，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外交战略和国际经贸战略，体现着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汉语国际传播作为一种传播行为，“必须关心各类信息对人的影响和影响方式，关心这些信息赖以发出与接收的机制，必须研究传播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必须研究传播者、受传者、媒介和信息，社会功能和社会效果。”[10]6汉语国际传播要解决的不仅是教学问题，“还需要采取恰当的策略和措施设法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汉语，扩大汉语学习者的群体， 不断拓展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应用领域”[3]24。汉语国际传播应包含汉语符号信息传播和汉语能力培养及应用两个层次。语言符号在经济文化交流中作为一种元素或背景，依赖于文化的魅力和媒介的引导，被作为符号信息输出，带有无意识性，具有隐性传播特点；在汉语培养和应用过程中，需要通过教授和媒体的宣传引导，使得语言接受者获得应用语言的能力并在社会生活中加以应用。传播者和接受者均带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这时汉语向外传播则具有显性传播的特征。
国际汉语传播的功能不只是停留于语言知识和技能形成的基础上的信息沟通，也是中国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传播和创新的过程。国际汉语传播形式多种多样，并非国际汉语教学一种，“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10]41-55也应是汉语国际传播的方式。从传播学的角度上看，汉语国际传播需要围绕汉语这一传播内容，挖掘汉语传播的动因，兼顾受众的情感因素，从传播过程、传播行为和传播媒介等方面探寻汉语在海外的传播。
三、汉语国际传播的方式与策略
（一）提高汉语符号的信息功能，增强汉语隐性传播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同时语言符号本身也是一种信息，传递者特定的意义，影响着受众对语言的感知。一个人若想学习一门语言首先是获悉这种语言的存在，然后再去评估它的价值，最后决定是否学习和使用。因此，中国在提升整体影响力同时，需注重语言作为信息载体的功能，加大汉语符号传播力度和广度，提高世界各国人民对汉语的认识。首先，应该营造接受汉语的文化氛围，提升文化的诱导作用。比如，以经贸活动促进中国的表层文化和行为文化的输出，通过直观的文化要素和文化景观释放文化诱导的能量。其次，注重个人形象和企业品牌，形成文化输出自觉。语言符号描述着社会生活，也体现着科技文明发展程度。当前，中国企业在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应注重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形成影响世界的中国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在此基础上，以汉语为载体的品牌标志将会扩大汉语的影响。再次，以创新引领时代潮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并非只是强调民族的独特性。在文化交流的开端，“民族的”会让人耳目一新，但这并不意味着缚足不前。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活跃的当下，传统元素与新技术结合的产品才会彰显民族的独特魅力。所以，充分调动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挖掘传统文化元素，揉入人文关怀和时尚元素，开发文化创意产品，丰富中国物质产品的文化内涵，将会悄无声息地影响消费者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感知和理解。
（二）重视汉语的需求驱动，培育亲近汉语的态度
用该语言的选择来实现的。海外汉语传播面向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文化、社会环境的不同，受众对语言的需求也有差别，所以在进行语言传播时应当考虑受众的国家语言政策和文化特点，然后考虑受众的不同层次需求和不同国家、民族对汉语持有的立场，以便形成具有针对性的精细化汉语传播模式。
需求是语言学习和使用的驱动力。总体上语言需求具有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但一般可以分为满足工作需要的工具性动机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的内部性动机。前者属于生存驱动，因而创造工作机会，使用本土化人才，体现汉语在传播地域的应用价值，则会提高汉语的需求；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则可以理解为事业驱动和兴趣驱动。语言在实现交流的同时也提升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提高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使用频度和使用层次，充分利用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所带来的有利契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逐步为汉语争取更大的使用空间，比如，把汉语作为国际会议工作语言、学术交流语言，提升大众传媒的汉语使用比重，增加汉语节目的覆盖率，扩大中文图书的海外发行和经典翻译。这些都将带动汉语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不同的汉语应用和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上，人们对汉语的兴趣会更加持久，甚至会由兴趣驱动产生大批海外汉学专家。
语言传播的过程也是语言信息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信息传递过程中的“编码”是否合理直接影响信息的“解码”。无论是在语言信息的主动传输还是语言符号的客观呈现过程中，注重语言的呈现形式和语言接受者的反应，不仅有利于探索语言的柔性传播途径，也有利于语言接受者对语言的解读和选择。对不同国家的汉语传播，媒介需要改进语言组织模式和表达方式，进行换位思考和心理移情，提高受众对语言的接受程度。另外，受众对语言的理解是一个能动的过程，不可避免带有文化背景的影响。为了让受众顺利、准确地解读语言信息，必须注意跨文化因素的影响。
如上所述，语言态度影响语言的选择和传播。由于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区域民众的汉语态度存在差异。例如，拉美地区民众对汉语的需求和对语言的态度与汉语在北美和欧洲一些地区的传播大不相同，即使是在北美一国之内，不同地区对汉语所持有的态度也有差异。拉美文化既有欧洲遗风，又具本土特点，奔放热情的性格已根植与拉美民众的心里深处，他们在语言、宗教、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生活习惯等方面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他们对汉语带有急切的渴望，这与拉美文化特点不无关系。这说明汉语在走出国门时需要“知己知彼”，适时调整传播策略，避免由当地语言政策和文化环境等因素导致的传播障碍。
（三）扩大汉语传播主体，多方面传播汉语
“传播主体即传播者”[11]，在此不妨将语言传播主体理解为完成语言活动的个人或者组织，它既包括微观层面的个人，也包括宏观层面的机构团体、大众传媒等，它是多种传播主体共在结构。
语言教师作为语言技能的传授者在语言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人际交往、社会组织活动和传播媒介也在输出语言和语言的影响力，并影响着人们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语言的接受者在感受到语言的价值和意义之后主动地学习和使用汉语，在直接影响其他语言接收者的行为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华裔人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加之近年来出国游人数和双方贸易量的增加，汉语作为工具性的内外需求增加，使得汉语得以迅速传播。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人群为工作需要，学习和主动使用汉语，这些均是以语言的人际传播体现着语言自传播。
“凡有海水处皆有华人”，遍布世界各国海外华人是汉语人际传播过程中最具有活力的因素。分布各国的新老华侨虽已成为侨居国的公民，但是他们一般仍保持中国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参与各自社团组织，构成了当代各国的华人社会。汉语在维系华人的故土情怀和人际关系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加强与侨民组织联系，支持侨团建设，将会有助于推动汉语在华人群体和居住国人群中的传播。
资讯平台和活跃在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组织既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机构，也是语言人际传播的平台。例如，文化代表团、艺术演出团、对外展览公司、图书贸易公司、文化旅游公司等也在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向外输出汉语形式和汉语影响力。
当前网络、通讯技术日益发达，由各种媒介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新媒介形态对传统的信息内容和传播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改变了负载信息的语言。在全媒体时代，传播语言可以综合运用文字、图片、声音、画面、网络等形式全方位地展现信息，增强汉语传播的效果。例如，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西班牙、法语、俄语频道的开播，“新华网”“人民网”海外网络版本的开设，《今日中国》七种语言版本都是投射汉语的新途径。其中，中国影视在海外颇受欢迎，也是语言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因此，推动、引导中国电视剧、电影和中国纪录片的创作和海外传播，通过影视的立体化展示，并借助影视的娱乐性对语言文化传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此外，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使沟通变得更加迅速和便捷，汉语传播也可以尝试利用微传播达到汉语裂变式的传播目的。
（四）拓展孔子学院的平台功能，提升汉语传播层次
作为向世界各国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为主要任务的机构，孔子学院成为海外中国汉语热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目前，孔子学院数量已有500家，1000所孔子学院课堂，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应由数量扩展向质量提高转化。在尊重各国国情和遵循一般汉语教学规律的情况下，拓展服务功能、健全运营机制、明确发展目标、提高办学质量。
在汉语教学中，“教材”“教法”“教师”是常谈的话题。教师作为教学工作的实施者，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近年来，孔子学院总部向海外派遣汉语教师和志愿者人数逐年增加，但是与海外汉语教师的需求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为解决教师紧缺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制定海外教师及志愿者培训细则和规范；另一方面加大教师选聘工作。比如，从国内派遣专任汉语教师和汉语志愿者，聘用国外合作院校汉语教师，选聘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实现教师本土化；进而形成良性的执教机制，保证每所孔子学院都拥有数名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保障海外孔子学院的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促进教师从语言教学的技术层面更新教材内容素材，探索教学方法，形成具有国别化的汉语教学新方法，解决汉语难学的负面认识，使汉语学习成为一件具有成就感的愉悦事情。
海外孔子学院从事的汉语教学多属于非学历教育。众多海外孔子学院工作的重点在于营造语言文化氛围，展示中国文化，培养海外民众对汉语的兴趣和亲近汉语的感情，实际上孔子学院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校。为实现海外汉语的稳定传播，孔子学院需要在办学模式进行创新，拓展教学服务。比如，采用总部授权孔子学院与国内高校达成合作办学模式，推进“孔子新汉学计划”顺利实施，通过来华攻读博士等高端项目促进孔子学院所在国家重视汉语基础教育，推动汉语被纳入当地的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为此，孔子学院需要加强本土化汉语师资建设和教学标准制定，以输出语言标准和教学规范来降低外界对汉语传播的心理抵触情绪。
汉语教学法创新和教材本土化均是汉语传播技术层面的问题，是汉语传播中的“术”而非“道”。汉语国际传播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不同国家，需要政府部门、公司、学校、各类机构的参与合作，更需要从宏观层面整合各方面资源，协调各部门，引导和利用媒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汉语，在世界范围内提升汉语传播速度。单纯汉语教学和汉语向外自由扩散难以承担汉语国际传播之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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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建军.实现中国语言文化传播的六大转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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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学家奚密没有把“归化”与“异化”对立起来,或者说,她放弃执着纠缠于两者谁是谁非,努力调和两者的紧张关系,提出了“选择性的亲和”的理想方案。她在《现代汉诗:翻译与可译性》里说“,可译的中国”必须到“选择性的契合”或者说“选择性的亲和”里寻找。以现代汉诗为例,她说,首先,译者与其翻译作品之间最明显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创性的前卫作品”;其次就是读者、作家、诗人、翻译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建立广泛的、在知性与美学共鸣基础上的“接触”。她的结论是,“翻译既不是对‘同’的确认,也不是对‘异’的追求。它是相遇,是亲和,是一种开启新世界的方法”。④其实,不管是谈“归化”,还是谈“异化”,还是谈“选择性的亲和”,它们还都只是在封闭的纯翻译学的“小天地”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综合工程”的“大问题”。其视野的狭窄,观念的陈旧,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传统翻译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庞杂的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认识上的误区和盲区。从“译介学”的视角,分析制约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综合因素。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是,译介学“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⑤这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它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视野,“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多因素”;⑥也就是说,它不再追究“应该如何翻译?”、“什么是好的翻译?”、“翻译的原则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⑦
美国华盛顿大学伯佑铭教授认为,“中国国际综合实力、意识形态差异、影视传播、作家交流、学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风情、民俗特色、传统与时代内容,以及独特文学经验和达到的艺术水平等,都是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原因”。⑧质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域传播,不仅仅是如何翻译,翻译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要综合考虑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内因和外因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多文本之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传媒的介入和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化、电视剧化助力了它的域外传播,比如,电影《红高粱》、《人到中年》、《活着》、《边走边唱》(《命若琴弦》)、《大红灯笼高高挂》(《妻妾成群》)和电视剧《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等。谈到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莫言说,客观地讲,有张艺谋的功劳在里面。1987年,《红高粱》在德国得了金熊奖,很多人先是看了电影然后找小说、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后面的小说跟上去。⑨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电影、电视剧的助力强调到极点。其实真正能持续影响读者的还是小说本身的魅力,像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并没有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但它们在域外的影响不比《红高粱》低。尤其是近年来,域外翻译家、出版社和经纪人开始摒弃意识形态、文化隔膜和流行“跟风”,理性化地、审美地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比如,葛浩文对毕飞宇、苏童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就是例证。此外,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国立大学合作正在建设中的中文翻译网站“译道”,专为翻译提供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译者介绍以及翻译时间等信息,可以用中英文进行查询。它将大大便利于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与研究,等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大背景下,政府着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对外宣传。中国作家协会开展的与文学对外译介相关的工作有:一是中国作家百部精品工程,由中国作协组织推荐作品,如果国内外翻译家有兴趣,可以补助翻译出版费用;二是国家图书推广计划的工程,中国作协也接受汉学家、翻译家的申请;三是互译出版,中国作协与某个国家或当地文学组织相互出版文学作品,具体作品由双方商议决定,方式是各负其责;四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作协资助在域外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选有:俄文版4卷、英文版5卷、波兰版3卷、韩文版1卷、捷克版1卷、德文版1卷,涉及100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五是从2009年起中国作协在境内举办了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中日韩论坛活动。国务院新闻办每年都会提出“对外译介推荐书目”。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导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也加大了支持中国作家和作品的创作推广力度:2006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式实施,通过资助翻译费用鼓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计划;2009年“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启动,以资助系列图书为主,不仅资助翻译费,同时资助出版费用和推广费用。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已有22人获奖。200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立主宾国,至今有法国、俄罗斯、德国、希腊、西班牙、印度、荷兰、韩国等为主宾国,并在“文学之夜”等主题活动中提供中外作家交流的机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与美国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联合推出英文版的季刊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先由编委会从近年来中文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挑选出优秀者,翻译成英文,然后交美方出版社定稿。在此基础上,有人建议:一是建立“中译外”基地,如翻译夏令营、工作坊、翻译研讨班等;二是通过网络形成了几个翻译圈子,如着名的PaperRepublic(纸上共和国)等。三是设立域外译介奖。
许多中国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情感,有个别人为此停止乃至放弃原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研究中来。因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相关部分应因势利导,募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译介”专项基金,奖励那些翻译、评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外翻译家、图书评论员、媒体记者和中国学家,以资鼓励他们及时翻译中国文学的最新力作,撰写新书推介文章,并发表在域外主流媒体上,像当年拉美国家打开美国市场那样。真正要使翻译出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域外得以广泛传播,乃至有产生深度的接受和影响,落地生根,就必须把“走出去”方略与“中国学”建构联动起来。也就是说,鉴于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和“中国学”建构的有限性、零散性和可能性,我们有必要进行如下的多维度思考:既要建设好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工程;又要开展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推广活动,让自我传播与他者传播相融,把文化认同与文化改写结合,使小众话语与大众话语互渗,同时,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仿造性与原创性的关系;⑩还要分析外媒的相关报道;最后要研究现代文学的域外传播史与接受史。因为悠久的汉学传统,良好的汉学环境,以及领先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坚实基础。像法国那样有着深厚汉学传统的国家,18世纪就掀起了“中国热”,还由此催生了世界的“中国热”。那时,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是全世界的榜样,而中国的道德哲学,乃至康熙皇帝又是法国的楷模。也就是说,经由法国,汉学在世界进入了一种良性互动的传播轨道。正是有了这样的氛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在法国都有译介。另外,像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加紧了对中国的研究,而在美国译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影响到整个西方国家。因此,为了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须把“走出去”的战略考量与夯实“中国学”基础结合起来予以通盘考虑,以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传播得更长久,更有实效。质言之,我们需要从翻译层面、译介学层面、国家与社会支援层面以及中国学学科层面规划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战略方案。至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与“中国学”建构的探讨并没有停止。在此基础上,有的专家又作出了如下进一步的提醒。他认为,不要以为仅仅“依靠文本翻译输出、文学史扩容或者文学教学课程”,中国文学就能顺理成章地走向世界,更不能以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就真的成了世界文学了,要“重新理解和建立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观念”,要把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文学来反观自身,也就是说,只有以这种“文学外位性的普遍理解”,克服民族文学僵化的片面性和封闭性,中国文学最终“才有可能在鲜活的存在层面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部分”。
简而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不仅仅是浅表上的、空间上的“扩容”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时空兼备的、灵活的“融入”问题。看来,重新梳理、反思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翻译观念和译介学观念,从观念的改变着手,才不至于出现方向性错误,更不至于最终导致将西方文学永久放在“超经典”的光荣榜上,相应地,把中国文学始终钉在第三世界文学/弱国文学的耻辱柱上。对此,陈思和作了更为深入的反思。他说:“这时候‘走向世界’就成为文学界的一个时髦话题,这个语词里隐含着时代的焦虑与渴望:所谓‘走向’,即意味着中国至今尚未走进‘世界’,尚未成为世界的一个成员,那么,是什么样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国又制约着中国呢?(与此相伴的是当时的流行语‘落后要挨打’‘开除球籍’等,都反映了类似的时代情绪。)显然,在现代化的全球性语境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学关系相应地趋向于这种诠释: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惟有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模仿与追求中,才能产生世界性的意义。虽然在影响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关系,但所谓‘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标准,潜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认的渴望”。
今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此前许多现代中国作家获得国际各级各类文学奖项后,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不存在“时间性的同一差距”了?是否能够就此证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已然处于“空间性的同一位置”上了?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终极的“世界文学”?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同一性的“世界”标准?面对“中国走向世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时代呼声,以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文化走出去,到底是为了向世界解释中国崛起的意图?还是要另立一个足以与西方抗衡的主流文化标准?还是与西方携手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东西文化秩序?我想,后者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想境界。俗话说的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上这些思考纯属“远虑”或者说“愿景”。而愿景终归是愿景,现实终归是现实。现实是在中外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中,我们的文学赤字惊人!如果我们暂时还达不到双向、多向交流,那么在“走出去”不畅达的情况下,进一步“请进来”仍是必要的。这样以退为进、攻防并举的目的是,进一步促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相聚首,尤其是让世界文学理解中国文学,长此以往,中国文学“走出去”就顺当了。也就是说,增强沟通、对话与理解,在“走出去”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请进来”。因为,我们既在世界中,也在世界外。同
为适应传播全球化和我国对外传播事业发展的需要，高校承担着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的重要职责。传媒院校具有媒体技术的传播优势和特色，培养利用外语在媒体开展对外传播的专门人才，如广播电视英语节目主持人、电视英语记者等。媒体对外传播人才要求英语基础扎实，懂新闻并了解媒体技术的基本知识。近几年传媒院校借鉴汉语播音与主持的人才培养模式，开设了旨在培养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英语播音与主持专业方向。办学几年来,在社会上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报考人数逐年增加。本文以英语播音与主持的人才培养为例，探讨媒体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模式。
一、对外传播的内涵
在“对外传播”之前，我们总是在使用“对外宣传”。“宣传”(propaganda)最早在西方是个中性词，不带任何感彩。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国的宣传谋略而使德国受骗上当直至被打败，从此“宣传”(propaganda)在西方被赋予“欺骗、骗人”的含义。显然，“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有着本质上的差异。郭可认为，对外传播“顾名思义是指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针对另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所开展的信息交流活动，其目的是要信息接受国了解信息输出国，培养其友善态度和合作欲望，并创造一个有利于信息输出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取得最高程度的国际支持和合作。”①因此，对外传播还是一个国家外交的重要部分，其主要目的是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和打造新型的跨文化传播语境，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电视是当今信息传播的主渠道，我国电视英语节目承载着对外传播的主要职责，应实现的自然是对外传播的目的。
二、媒体对外传播人才
CNN、BBC的新闻节目报道及时，涉及面广，对国际社会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国际话语权。为改变美英在世界的话语垄断地位，我国正在加快实施对外传播策略，期望让全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当然，开展对外传播离不开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一般认为，我国外语院校培养的外语专业毕业生就能担当起对外传播的重要职责。其实，仅靠外语能力是不行的。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指出，“合格的对外传播人才首先要具备三个基本技能：新闻写作、语言和文字的操作；用英语思考、采访、写作的能力以及一技之长。”“要做好对外传播，首先要有一批高水平的中文编辑记者，还要有一大批能用英语或其它外语熟练地进行写作和翻译的专门人才。他们既懂政策，又熟悉两种文化和能熟练地运用两种文化和文字。对外传播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不是一般外语院校的毕业生能胜任的，而是经过专门的培训才能担当重任。”②媒体对外传播人才除了外语能力强外，还要求懂新闻业务，并掌握媒体的基本技术。从目前我国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管理体制看，新闻播音员、主持人应“一专多能”，应具备新闻“采、编、译”的综合能力，并具有制片和后期节目制作能力。以英语播音与主持人才培养为例，他们“应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表达能力，了解中外文化，具备广播电视学、新闻传播学、语言文学以及艺术、美学等多学科知识和能力，能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其它传媒机构和单位从事英语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进行涉外采访和新闻编译”③。
三、媒体对外传播人才培养模式
1、课程设置
美国教育学教授Jerrod Kemp （1998:2）指出，课程设计系统中的基本要素是学生、目标、方法和评价。这四个要素相互交叉，相互相成。具体而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1）为什么人设计（学生要素）？ （2）想要学生学到什么或展示什么能力（目标）？（3）怎样才能学到这些东西（方法）？ （4）如何测量学生达到的目标（评价）？ ④ 英语播音与主持是“播音与主持艺术”的专业方向，他们应最终达到的目标能力是集“采、编、译、播”为一体的综合能力，成为记者型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因此，除了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模块、校级平台课程等的学习外，结合目标能力要求，在实践中我们觉得还应有以下几个主要模块构成：
（1）英语语言技能课程。该课程模块主要系统训练学生的英语读、听、说、写、译等基本技能，打好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主要课程有：综合英语、语音、口语等；
（2）新闻播音类课程。该课程模块让学生了解新闻学、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为开展对外传播提供理论指导。主要课程有：新闻学概论、播音概论、新闻采写、现场报道等；
（3）专业课程。该课程模块主要使学生了解英语新闻播音和英语节目主持的基本理论，并在实践中掌握“采、编、译、播”的综合技能。主要课程有：英语播音与节目主持实践、英语采写、英语新闻编译等。
（4）柔性专业方向课程。该课程模块主要考虑专业拓展和学生继续升学的需要，针对他们的专业兴趣和个性发展而设置。主要方向可以有:①国际新闻方向，主要课程有：国际新闻、新闻专业英语等；②英语节目主持方向，主要课程有：汉译英实践、英语采访与报道、英语新闻写作等；③汉语播音与主持方向，主要课程有：播音节目主持作品分析、节目主持人文案写作等。
（5）实践性课程。实践课程围绕培养目标应构成综合实践体系，包括课堂实践教学、第二课堂实践、隐性课程、实践周和寒、署假期实践等。课堂实践教学包括实训和实践两部分。主要课程有：广播电视英语语音语调、英语播音与节目主持、英语采写、新闻编译等；第二课堂通常是课堂实践教学的延伸，主要是组织学生参与校园电台、电视台实践及校园网络新闻的编译实践等；隐性课程是指对学生分类、分层的指导，指导学生读“百部书”“看百部电影”，写出读（观）后感，参与电台、电视台节目编辑或栏目设计等实践任务；实践周和假期实践是为配合课堂实践教学，根据实践教学大纲要求为达到培养目标而设立的综合性实践，要求学生深入媒体。每次实践应有详细的实践大纲，学生应按大纲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实践任务，上交实践作品，最后给作品评定成绩和学分等。
（6）媒体技术类课程。该课程模块旨在帮助学生了解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掌握基本的媒体技术。相关的课程有非线性编辑、电视摄像、电视编辑与节目制作等。
（7）选修类课程。选修类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提高文化素养，增进跨文化传播意识。为学生提供的选修类课程可以有文学类、艺术类、时事政治类、跨文化交际类、公共关系类和媒介素养类等课程。
以上几个课程模块构成了一个系统的课程体系，即学生应首先打好扎实的英语基础，并具有较强的英语能力。通过学习新闻学、传播学理论，进行英语播音与主持技能的系统训练，熟练掌握英语新闻写作和新闻编译技巧，了解电视摄像、电视编辑与节目制作等媒体技术知识。在课堂实践教学的引导下，在大量的课外实践中，学生掌握“采、编、译、播”的综合能力。英语语言技能课应更具针对性，突出实践方式和手段。如英语语音语调训练采用小班（约15人）的实训教学形式，充分利用录音、录像等教学手段，强化英语播音与主持的语音语调。口语课应与英语专业的口语教学不同，在采用小班化系统训练学生自由表达思想的同时，通过录音、录像等手段，采用模拟现场、分组实践等形式，突出针对英语节目主持、采访、和现场报道的语言组织和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翻译课应突出汉译英训练，英语写作以强化英语新闻写作训练为主。课堂教学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特别在小组实践中，学生正确把握各自的角色，通过完成实践任务，形成探索、反思、追求，与人合作和解决复杂问题种种能力。教师真正成为“引导者”，“助学者”和“帮助者”。校园广播电台、校园电视台、校园网络等应真正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实践场所，并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通过大量的实践不断增强媒体意识，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2、培养模式
培养模式应能体现培养过程的阶段化、课程设置的模块化、授课形式的小班化、实践性课程的体系化。四年的培养可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一、二年级）的主要教学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德育、文化素质和新闻法规意识，掌握计算机基本技能，进行英语读、听、说、写、译等基本技能的系统训练，打好扎实的英语基础，强化英语应用能力培养。第二阶段 （三、四年级）的主要教学任务是让学生接受英语播音、英语节目主持、英语新闻采写和新闻编译等课程的系统训练；同时针对各自的兴趣和发展方向，学生选择柔性方向课程模块学习，参与大量的媒体综合实践。
课程设置的模块化是指英语语言技能课程、新闻类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实践性课程、柔性方向课程和选修类课程构成复合的课程体系，凸显出“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的人才培养特色。英语语音、英语口语等实行小班化教学，每班不超过15人；新闻采访、编译等分成若干个小组，这样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推动课外的自主学习和自主实践。
媒体实践由课堂实践、第二课堂实践、综合实践周实践、寒、暑期实践和毕业实践构成完整的综合实践体系。课堂实践可以有语音训练、主持报道训练、新闻编译实践和配音与解说等。第二课堂实践是课堂实践的延伸，学生充分利用校园电视台、校园广播电台等开展的系列实践活动。实践周、寒、暑期实践是为配合教学内容专门安排时间组织学生到媒体一线开展的实践，旨在认识媒体，了解媒体的运作规律及发展动态。毕业实践要求学生在媒体实践中锻炼“采、编、译、播”的综合能力，为寻求理想工作岗位打好基础，并获得论文所需的数据和资料。
人才培养还需解决好的几个问题：
1、人才培养的定位
媒体对外传播人才应加强汉语播音与主持能力的训练，特别应培养学生以跨文化传播的视阈用汉语开展对外传播，这也是目前地方媒体对外传播的发展方向。电视媒体对外传播人才应包含两个发展方向：1）以英语节目主持为主，也能用汉语采写、播报的记者型主持人；2）具有跨文化传播意识，用汉语开展对外传播，并能用英语采写、播报、进行双语配音与解说的记者型主持人。
2、实施分级、分层教育
鉴于学生在媒体创意和在媒体语言表现力上存在的个体差异，课外应建立导师制，对学生进行分类、分层指导，让学生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教师进行具针对性的指导；
3、实践能力的评价
实践能力的系统训练对以电视媒体为主的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实践性课程的考核应制订针对性的评价标准，建立实践性作品的评价体系。对上交完成的实践作品应从策划选题、编辑思想、语言表达和对外传播意识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量化考核指标。对实践作品还应认真组织评讲，实践课程的成绩可以从作品质量、努力程度、调查报告、和笔试等多方面综合考虑。
4、实践基地建设
实践基地是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的重要场所，应重点抓好校内实践基地建设，同时积极开拓校外实践基地，使校内、校外实践基地有机相联。校内基地应充分发挥校园电视台、校园广播电台、校园网络等的作用，使它们切实成为第二课堂实践的场所；此外，院、系应广泛拓展与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等的联系，努力建设好学生的校外社会实践基地。
参考文献
①郭可：《当代对外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②夏纪梅：《现代外语课程设计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2003
③林戊荪，《弱势文化条件下的对外传播》[J].《对外大传播》，2007（2）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3-0114-05
Overseas Sinologists and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Foreign Countries
Cao Weng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235000）
[Abstract]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promote going-abroad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paper stresses approaches， channels， perspectives， restrictive facto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sinologists is beneficial supplement.
[Key words] Sinologis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y
1 引 言
中现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研究主要依靠世界各地的汉学家，比如，英国的卜立德、蓝诗玲等，美国的葛浩文、白睿文、金介甫、沙博理、金婉婷、梅仪慈、夏济安、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叶维廉等，法国的杜特莱、安妮、居里安等，德国的顾彬、马汉茂等，捷克的高利克、普实克等，加拿大的杜迈克、梁丽芳等，瑞典的陈安娜、马悦然等，澳大利亚的杜博妮、雷金庆等，荷兰的佛克马、柯雷等，俄罗斯的李福清、谢曼诺夫、费德林等，日本的吉田富夫、青野繁治，等等。本文仅从发生学的视角探讨如下一些问题：他们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有什么重要渠道？相关影响因素有哪些？有怎样的视角与维度？特点与意义是什么？
2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方式
汉学家群体中既有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也有致力于其他方面研究的，后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也不容忽视。比如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他的《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涉及萧军等中国现代作家，同样是美国历史学教授的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也论及萧军；美国神学家陶普义，在《论老舍对中国基督教会和“三自”原则的贡献》中，从神学的角度研究老舍，他还出版了专著《老舍，中国讲故事大师》。这些海外非文学专业的汉学家大大扩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空间，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远非简单的中文与外文之间的语码转换，它涉及目的语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传统、文学观念以及读者的审美趣味、接受心理与思维习惯等传统翻译学之外各种复杂因素。因此，应该从文学社会学、文化翻译、译介学、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等多种视角加以考察。由此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是传统翻译学很难解决的难题，其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使得汉学家除了独自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外，还采取种种合作互动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汉学家与汉学家之间的合作。汉学家组织合作团队来翻译重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比如，铃木择郎等日本汉学家集体翻译《四世同堂》，在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刮起了一阵“老舍旋风”。 《四世同堂》之所以在日本成为畅销书，是因为这部以为背景的小说，“触动人们心灵的隐痛，加深了人们的忏悔”[1]。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与他的波兰学生斯乌普什基合作翻译《老舍短篇小说集》。
第二，汉学家与中国学者或海外华人合作。早在1940年代，罗伯特与白英和袁嘉华及中国学者杨周翰等编译《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收录鲁迅、老舍、沈从文、杨振声、张天翼、施蛰存、端木蕻良、卞之琳和姚雪垠的短篇小说[2]。中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杨宪益成就卓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他的英国夫人戴乃迭在翻译中的合作。他们一起创办外文版《中国文学》，向海外推出《熊猫丛书》，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英国汉学家詹纳尔翻译《西游记》时，每完成一章，都由中国学者汤伯文核定。美国汉学家沙博理也是在汤伯文的配合下，才完成《水浒传》的翻译出版。美国汉学家罗穆士对《三国演义》的翻译也得到中国学者任家桢的帮助。有“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3]之称的葛浩文与他的中国妻子林丽君合作翻译毕飞宇的小说《玉米》，使该作获得2010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
第三，汉学家与中国作家合作。如以研究萧红著称的葛浩文，对萧军也颇多关注，两人多次互访、通信。葛浩文还从萧军处获得了一些原始文献，在著述中多次谈到萧军的创作。他翻译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这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王际真曾写信向沈从文讨教，以便更好地翻译他的作品。 《四世同堂》的英译本是老舍与浦爱德（Miss.Ida Pruitt）共同完成的。在翻译过程中，老舍亲自念给不懂中文的浦爱德听[4]。杜博妮在翻译阿城的小说时，征求了阿城本人的意见，甚至还到小说中描写的西双版纳进行实地考察。德国汉学家顾彬与北岛、欧阳江河、杨炼、西川、王家新、张枣等中国当代先锋诗人过从甚密，他们的诗很多是由顾彬译成德语，传播到德语国家。除了与被翻译的中国作家合作外，汉学家还请中国作家推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1932年日本汉学家田增涉为编译《世界幽默全集》的中国文学部分，请鲁迅推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鲁迅向他推荐了张天翼的《稀松的爱情故事》和《皮带》。1933年，朝鲜的金湛然想编译一部“世界文学”，请鲁迅推荐张天翼的作品。1930年代，鲁迅和茅盾与美国汉学家伊罗生共同编选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角》推荐具体的选目。
第四，汉学家、中国作家与海外出版机构合作。如赛珍珠夫妇在美国创办的公司出版了林语堂和老舍的很多作品，他们之间的合作为这两位中国作家在英语世界声名远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老舍与浦爱德合作翻译的《四世同堂》英译本以Yellow Storm之名1951年由美国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出版。海外主流的出版机构通常会选择合适的汉学家来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葛浩文是英语世界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最成功的翻译家。他为英国企鹅出版集团翻译的中国当代作家姜戎的《狼图腾》，荣获曼氏亚洲文学奖，成为欧美主流图书市场的畅销书，引起西方主流媒体关注。当前，在海外产生较大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由海外出版机构策划发行、由汉学家进行翻译的。在英语世界，除葛浩文外，白睿文、杜博妮、蓝诗玲等汉学家也积极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5]。一些在法国取得较大反响的中国作家大多与法国汉学家及出版机构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例如，池莉、余华与何碧玉以及南方书编出版社合作，莫言与尚德兰、杜特莱以及瑟伊出版社合作，王蒙与傅玉霜以及中国蓝出版社合作。
第五，汉学家与中国有关机构合作。苏州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著名大学经常邀请海外知名汉学家来中国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探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相关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合作出版《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近年来，中国作家协会实施“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翻译工程”，向海外汉学家提供资助。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也面向海外汉学家。
3 汉学家推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介质和渠道
汉学家推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要介质和渠道有外文网站、期刊、专集、图书馆、高校等公共空间。外文网站有港书网、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资源中心等。外文期刊有中国的《中国文学》《天下》，美国的《东西方评论》《亚洲》《今日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当代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散文、文章与评论》《哈佛亚洲学报》《东西方文学》和《20世纪中国》，日本的《北斗》《热风》《中国文学》《鲁迅研究》《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野草》《未名》《飚风》和《猫头鹰》，英国的《生活与文学》，法国的《欧罗巴》等。英文专辑有斯诺1936年编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王际真1944年编译的《当代中国小说选》，袁家骅、白英1946年合编的《当代中国小说选》，赵景深1946年编译的《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米尔顿、克里夫德1961年合编的《亚洲现代小说宝库》，翟楚、翟文伯1965年合编的《中国文学宝库：新散文文集，包括小说和戏剧》，夏志清1971年编选的《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白之1972年编译的《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芒如1979年编译的《革命的起源：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杜博妮、罗宾逊1979年编译的《遗腹子》，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1979年合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919―1949》，伊布雷1981年编译的《中国文明与社会》，刘绍铭、葛浩文1995年合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沙博理2002年编译的《中国现代名家短篇小说选》以及王德威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合作推出的《中国文学翻译系列》等。海外图书馆有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图书馆等。国外很多高校设立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圣母大学等，日本和韩国也有些大学设有研究中国文学的专门机构。汉学家还经常邀请中国当代作家到国外去讲学、朗诵，进行文学交流。充分利用教堂、城堡、会馆和图书馆等艺术氛围浓厚的公共空间，向国外传播中国文学。
4 汉学家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制约性因素
汉学家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个选题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左右汉学家选择的因素是什么？汉学家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制约性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接近性。文化接近性是J.斯特劳哈尔于1991年提出的一种理论，是指接受者倾向于接受与本地文化接近的传播内容，外来媒体内容若要被本地受众接受，就应该贴近或符合当地的文化。“文化接近性已经成为文化传播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6]在历史上很长时期，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国家就是儒家文化圈成员，长期共享汉文化成果。中国与这些国家同文同种，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文化根基相同，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这些国家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翻译较多。近代以来，中国的东北与韩国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产生了相似的文学现象，韩国汉学家倾向于翻译“东北作家群”的作品。陆文夫的《美食家》之所以被翻译到法国并成为畅销书，是因为法国有着十分深厚的美食文化传统，法国人同中国人一样崇尚美食文化。
二是政治。政治色彩浓厚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特色，也是海外读者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惯常视角。在二战后“冷战”思维影响下，西方与东方长期思想对立，文学的传播和接受也必然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这些无疑都形成汉学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鲜明的政治视角。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要符合他所属国家的政治需要。《狼图腾》在海外出版时，出版商为了迎合某些西方读者的政治口味，刻意强化意识形态色彩，着力渲染作者经历与中国当代历史里敏感“时间节点”之间的联系。有这样一种文学现象，凡是在中国大陆有争议或被禁止出版的文学作品，都受到西方世界的追捧，比如，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李晓的《门规》等，诚如葛浩文所说：“美国人对讽刺的、批评政府的、唱反调的作品特别感兴趣。”[7]另一方面，应该承认意识形态差异性的存在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法和思路。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西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标志性著作，作者自述其写作动机竟然是“”。这部书以政治敌对的眼光来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像茅盾、郭沫若、丁玲、赵树理这样的解放区或左翼作家大加攻击，充满了政治的偏见。李欧梵、王德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充满了政治视角。这种政治化的文学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文学补救的作用。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的被重新发现及其在文学史上应有地位的确立，正是夏志清的功劳。但同时这西方世界与中国政治对立在文学上的表现。
三是审美习惯。西方读者偏爱某些中国作家作品，这与他们的审美习惯有关。他们喜欢苏童的小说。在苏童题材多样的小说中，法国读者青睐其女性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如《红粉》《米》《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等。而且，译者考虑到法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对小说的叙述方式和结构都进行了改写：将原著中没有加引号的对话都加上引号；用感叹号来代替对话结束处的句号；将一些长段改成短段。为了照顾英语读者的审美习惯，葛浩文在翻译《狼图腾》时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他对原著进行了大量删改，删去了小说中的按语和议论部分，对小说进行了改写，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使译本更接近英语小说的结构，便于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葛浩文深知西方读者爱看连贯的故事，这种改写式的翻译，更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习惯。
5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视角
因立场、观点、学术背景和客观现实等方面的不同，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不同的视角和维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维度。海外汉学家把本体论、公共空间、主体性、民族国家等哲学思想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促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研究向纵深掘进。如，普实克研究了鲁迅小说的史诗性与抒情性，认为主体性与抒情性的结合是鲁迅对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贡献[8]。韩国汉学家李福熙从哲学层面探讨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识，认为萧红的悲剧精神极具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超越封建礼教、社会不公、阶级压迫、红尘之类的层次，表现为一种生命意识，这使她的小说跨越了人与动物、生与死的界限。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都主张用“日常生活叙事”解构左翼叙事和五四叙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德威、胡志德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省思，打通了晚清与五四，把中国现代文学向前延伸到晚清乃至晚明，正如王德威所言：“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9]。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阐发，重新厘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格局，革新了述史范式，形成了晚清叙事、新左派叙事和启蒙主义叙事鼎足而立的三种文学史书写路向。
二是美学维度。美国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美学判断，显示出独特的审美取向和复杂流变。夏志清历来主张发现优美的文学作品，擅长用新批评的方法挖掘作品的审美意蕴。他肯定沈从文在小说中对优美情境的表现，赞赏张爱玲小说中自然意象的美学价值，如月亮这一意象在她的作品中被赋予朦胧、伤感、寒冷、仁慈、同情、光明等多种含义。夏志清褒奖钱钟书善用象征事物，能够将审美剖析与道德批评有机结合起来。李欧梵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早期，着力探求中国作家的浪漫质素。他的专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研究了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如苏曼殊、林纾、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萧军、蒋光慈等。后来，他的美学观转向了颓废美学。在他看来，上海促使施蛰存这类作家生成“怪诞”体验，颓废美构成了上海现代小说的审美特质，“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穆时英和叶灵风的小说表现了都市中的浮纨颓废，张爱玲把人生、历史和艺术对立，其小说被视为“颓废艺术”。王德威的美学视域则表现为抒情美学与怪诞美学的融合，他不仅着力挖掘小说中的怪诞美，还将怪诞美学的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结合起来。从夏志清、李欧梵到王德威，他们的小说美学观自探求优美美学伊始，经数次转变后回归于追求抒情美学，与之相对应的审美批评也相应表现出从传统到现代，然后又回归传统的发展轨迹。
三是传记维度。如葛浩文在印第安纳大学师从教授传记文学的柳无忌，以《萧红评传》为题撰写博士论文。1976年，这篇论文在美国出版。这是海外第一部用英文出版的从传记角度研究萧红的著作。此后，美国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记研究成果丰硕，如胡志德的《钱钟书》、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记》、梅仪慈的《丁玲的小说》等。
四是跨文化维度。有的属于性别文化研究。如刘剑梅的《革命与情爱》，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探究革命与情爱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一经典主题是不断变化着的，性别角色和权力关系在文学中得以再现。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从大众文化、电影等多个视角，对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心理分析、广义左翼思潮兼容并蓄，考察了女性主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构建。有的属于地域文化研究。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从文化研究和现代性视角对“海派文学”和“上海文化”进行观照。史美书的《现代的诱惑》研究了中国“半殖民主义”的文化政治，将京派与海派置于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双重视野之中，检讨出中国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联。
6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点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题对象的经典性。汉学家一般选择中国现当代经典作家作品来进行翻译与研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萧红、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丁玲、赵树理、老舍、王蒙、张洁、莫言、北岛、苏童、残雪、余华等。二是研究视角的多样性。除了前面讲到的思想视角、美学视角、传记视角和跨文化视角外，还有其他视角，如哲学视角、史学视角、文本视角等。三是研究的学理性和系统性。有的汉学家专门研究一个对象，如竹内好长期研究鲁迅，葛浩文是萧红研究专家，梅仪慈以研究沈从文见长。有的汉学家对某一命题有深入研究，如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的阐发，刘剑梅对革命与情爱这一经典主题的创见，张英进对文学与电影关系的研究等。四是研究成果的代表性。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批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高利克的《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普实克的《抒情与史诗》、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和《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奚密的《现代汉诗》等。这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经典性著作深刻地影响了内地文学史的研究方法、观念和视野，使重写文学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7 结 语
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有利于中外文学交流和中国文学在世界影响力的增强，还使中国文学研究在内地遭遇挫折的情况下，在海外却能继续下去。此外，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研究能够对国内的研究起到补救与纠偏的作用，可以为国内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启迪，与国内研究形成良好的互动，有力推动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
注 释
[1]孟泽人. 印在日本的深深的足迹：老舍在日本的地位[J]. 新文学史料， 1982（1）：215-224
[2]王建开.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英译的出版传播及研究方法刍议[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3）：15-22
[3]吕敏宏.中国现当代小f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背景、现状及翻译模式[J]. 小说评论，2011（5）：4-12
[4]乔志高.老舍和朋友们[M].上海：三联书店， 1991：9-12
[5]吴S，顾忆青.困境与出路：中国当代文学翻译探讨[J]. 中国外语，2012（5）：91
[6]何明星，妮. 文化接近性下的传播典型：中国网络文学在越南的翻译与出版[J].中国出版，2015（12）： 56-60
作者简介：张良（1973-），男，浙江嵊州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王云路（1959-），女，辽宁大连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浙江 杭州 31002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编号：Y201122829）的部分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35-0032-02
在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浙江大学充分发挥学科门类齐全、人文学科实力较强的特点与优势，整合学科资源，创新国际化的载体与方式，在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道路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有益的实践，设立了中国学（China Studies）专业。
中国学专业是全国第一个由浙江大学自主设置的、以外国留学生为招生对象、进行研究和教学的硕士学位授予点。2007年，浙江大学中国学硕士点获得教育部批准。目前该专业有在校外国留学生85位，已毕业25位。
一、设立中国学专业的背景与现实需求
中国学主要是为适应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要求、海外学生的需求与学科发展趋势而拟新设立的一门综合学科。
1.人文学科教育国际化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教育已明显呈现国际化趋势，招收外国学生从事中国学研究与学习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回顾一百余年来，无数英才跨出国门，远涉重洋，求取新知识、吸纳新观念、掌握新技术，他们回国后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吸收引进的同时，也同样需要在国际交流层面提供精神与思想资源，在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前沿和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不应缺乏来自中国的声音。通过招收外国学生攻读中国学学位，可以扩大学科影响力、提升学术声望和提高办学水平，有利于促进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有利于推动人文学科国际化办学进程，有利于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而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这也是提高中国综合国力与“软实力”的重要基础。
2.海外学生的需求
中国数千年灿烂的历史与文化对海外人士历来有强烈的吸引力。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渐提高，中外文化与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大量的外国人渴望走进中国、理解中国，想到中国来深造。他们既希望较好地掌握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又希望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情况。目前，在华学习的外国学生总数已近23万人。中国正在逐步成为国际学生流动最重要的目的地国之一。而我国目前的专业方向和学位体制主要是针对国内学生设置的，不完全符合海外求学者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专业划分过窄过细，不能满足海外学生全面了解中国的需要；学科分类复杂，海外学生无所适从，难以选择；有些领域太偏太深，大多数海外学生学习有难度等等。而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的某些大学都根据求学者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美国学”、“德国学”、“韩国学”等研究本国文化的综合性学科。了解研究中国，最好的选择无疑是到中国来学习，而国内高校恰恰都没有设置中国学这一学科，因此海外求学者都期待我国大学的学科体系能作出适当调整，开设出适应其特点、满足其需要的中国学专业。
3.学科发展的要求
当代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趋势就是在继续进行各种学科专精研究的同时，努力创造各种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学科，通过学科汇聚和各种知识的碰撞实现创新。中国学学科的设立符合当代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这一趋势。它继承和借鉴了已有的传统“国学”、海外“汉学”以及海外“中国研究”等学科的学术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又根据现代学术演进的趋势和中国本土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特定条件而有一定的发展与创新。传统“国学”与海外“汉学”的研究主要是以人文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而近来兴起的海外“中国研究”则多以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现实的经济、政治问题。浙江大学所设立的中国学是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中国的一门综合学科，既包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既涵盖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也涉及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它将有利于沟通历史与现实，打通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艺术、经济、管理、教育等不同学科，运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手段和多维视角，实行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使研究者（包括教授和研究生）在更宽广的视野下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必定能形成新的学术理念和视角，取得新的成果。
二、浙江大学建立中国学专业的探索
1.招生培养
（1）招生模式。浙江大学中国学专业的招收对象是具有本科学历，有较好的汉语基础，有志于学习、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学术的海内外人士，以外籍学生为主要对象。中国学硕士专业的招生有两种模式：一是通过个人申请、招考入学的方式，主要招收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克兰、泰国、韩国等亚欧1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二是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进行联合培养的方式，主要招收来自柏林工业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都灵大学、基尔大学等学校留学生。
（2）培养目标。通过专业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训练，使国际学生熟悉中国国情、理解中国问题，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较好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成为能够适应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合作与交流、知华友华的复合型、职业型人才。本专业的毕业生接受过系统的中国学专业知识训练，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意识，既可以在海外从事中国学研究或教学工作，也可以参与中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工作。
（3）学制与学分。学制2年，要求修满24个学分；其中中外合作培养的留学生在浙江大学学习时间至少一年，至少修满16学分，其余学分可由学生个人提出学分转换申请，认可后予以免修。
（4）研究方向。根据中国学专业不同的培养模式，学校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中国现当代问题研究两大研究方向，并设置相应的课程模块。各模块之间的课程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交叉。
中国学以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为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设置汉字文化圈语言文学研究、中国思想资源与和谐文化、中华文明发展源流、中国艺术与东方审美意识4个专业方向；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方面，设置中国社会与政策、经济与管理、历史与文化、特色课程四个模块。
（5）奖学金。中外合作办学的留学生可根据对等原则收费或者减免学费。其他国际高水平大学的优秀学生可以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国家政府奖学金、浙江省政府奖学金和浙江大学奖学金。奖学金涵盖国际学生在华期间的住宿、学费、医疗保险和基本生活费。
（6）学位授予。学生在修满学分后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学位论文选题要求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能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方法。论文完成后，经导师认可后进入答辩程序（论文可以用所在国文字撰写，但须提供中文文本）。论文完成后，经导师认可进入答辩程序，通过者经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核同意即可被授予浙江大学中国学专业硕士学位。
2.课程教学
中国学专业构建了综合性、交叉性、灵活性的课程体系，其中既有按宽口径设置的平台课，又有按方向设置的专业课程模块。
（1）双语教学和英语授课并存。为适应国际留学生不同的语言基础，除开设双语教学课程以外，还提供了系列的英文课程，部分课程还可以使用日语、韩语、法语、德语等进行教学。总体上，根据不同的培养模式，中国学专业课程分为两大模块：一是以汉语教学为主，在PPT、课件和课后交流时可以采用英语的双语教学。二是以英语教学为主，辅以一年汉语课程的学习。
（2）探索数字化教学。针对外国留学生思想活跃而语言能力一般的特点，要求每一位任课教师都准备PPT课件，通过多媒体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国留学生听力相对一般与课程内容较深之间的矛盾；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准备制作教学录像，通过互联网，供学生自我学习之用。
（3）不同课程分别要求。对新增的学位课程，要求初步形成专业教材大纲，为任课教师配备助手，协助一些录像、搜集同学意见、组织讨论等具体工作。对原有的学位课程，针对授课对象的改变，要求课程教材以文本为主、以原著为主，减少通论式内容，增加可以具体感知的篇章内容。
（4）加强教学实习。针对外国留学生对中国缺乏直观深入的体察与了解的情况，加强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就显得非常必要。如在讲授佛教文化时，学校组织他们参观新昌大佛寺等寺庙，体验寺院的一日生活，参加早课、过堂、坐禅等活动；再如在讲授中国音乐时，组织他们参加中国传统音乐赏读会，从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风采。
（5）强化师资队伍。目前中国学专业教师均为学术造诣高、教学经验丰富、具有国外学习（访学）一年以上经历、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其中教授的比例占60%以上。同时，还组织教师参加学术交流、调研和讨论活动，每学期举行“中国学教师沙龙”，开展研讨。
3.学生管理
为使留学生尽快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学，更好地投入到课程学习中，除加强与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联系与沟通外，在完善学生管理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专门为中国学硕士点留学生配备班主任老师。班主任由留学日本且有丰富留学经验的专业任课教师担任，并不定期与留学生谈心；组建班委，设立班长和副班长，不定期召开班会。二是通过开学典礼、座谈会等形式，加强与中国学硕士研究生专业留学生的沟通与交流，听取留学生对课程教学、管理、学位论文等的意见与建议。三是给每个留学生结对中国学生，在生活、学习、语言交流上进行指导与帮助等。四是通过组织大量的活动，尽量营造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交流及了解中国社会的机会。
转型的动力在“三化”
国内刊社的集团化建设都呈现了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实施集团化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实现或正在经历着两种转型，即：机构模式转型和出版形态转型。机构模式转型是指这些刊社由原来的事业单位通过转企改制成为了企业。这一转型对我国期刊业来讲是基础性的也是根本性的，它使文化出版业真正能成为市场的竞争主体，从而使整个产业具备参与市场竞争的资格和能力。第二种转型是出版形态的转型，即由传统出版到现代（包括技术）出版的转型。第二种转型属于期刊界质的飞跃，它决定了期刊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和核心竞争力的转化。
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除去集团化建设本身政府和政策层面的外部推力外，有几个内生力量在模式和业态转型中发挥着作用。它们不但在转企改制和集团化过程中发力，带动整个行业转型升级，还借规模化经营生成“走出去”的力量，将期刊经营扩张到海外。这几个力量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化”即：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
市场化是指在开放的市场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竞争的优胜劣汰为手段，实现资源充分合理配制，效率最大化目标的机制。“市场化”是国内期刊模式转型的首要推力，它源自转企改制，发力于集团化建设，最终使期刊的管理模式和运营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期刊通过市场化取得市场主体地位，又借助市场化实现了专业化和规模化运营。
专业化既是市场化的有效手段，又是实现规模化的途径。市场经济中，只有高度专业化集中的产业才具备比较优势。“国际化”是规模化经营的必然结果，体现为全球化资源配置和产品要素国际化流通。目前，中国期刊随着自身专业化、市场化的羽翼渐趋丰满，国际化步伐正在提速。目前，国际化主要表现为“走出去”，到海外拓展。走出去的形式多样，有的是实物直接输出，有的是版权合作，有的是直接到海外办刊。③ 《中国新闻周刊》、《读者》、《中国国家地理》、《浙江大学学报》，以及外文局所属的几本外宣期刊等都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只是，与国际一流的品牌期刊相比，这些期刊的国际化程度仍然较低。
与规模化密不可分的“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三股力量自始至终参与并推动着期刊的集团化进程，成为国内品牌期刊实现两个转型、做大做强的根本动力。这也是国际跨国出版传媒集团近20年的成长历程反复印证的经验。
他山之石
在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期刊出版市场是一个自由竞争、高度细分、相当成熟的市场。④市场化有两层含义。首先，期刊资源的配置、期刊编辑的运作、期刊产品的营销完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其次，期刊业与市场经济融为一体，在策划、制作、营销、合同、会计、统计、审计、法制、管理等诸多方面，建立了完整的健全的市场游戏规则，由市场决定效益，决定编辑的内容和出版时机。
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源自专业化。这里讲的专业化主要指出版传媒业自身的专业化分工。按照一般经济规律，在相对狭小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业务往往倾向于多元；当处于相对大的市场中，必定趋向专业化。过去近20年的历史表明，越是跨国公司，其核心竞争力越是向更加集中的专业方向壮大。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成为全球性企业的出版传媒集团开始改变多元化经营，越来越趋于专业化。多年前，国际教育和专业出版集团的并购浪潮已经在出版领域揭示出这一产业规律。最近，大众出版品牌企鹅出版集团和兰登书屋的合并再次印证这一世界出版业发展的主流趋势。⑤
在经济学中，国际化是企业有意识地追逐国际市场的行为体现。它既包括产品国际流动，也包括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自上世纪80年代，欧美传统区域市场渐趋饱和，出版传媒集团便开始通过兼并演变为跨国集团，以拓展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国际出版产业间发生的几轮整合和兼并，主要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例如贝塔斯曼和培生集团的兼并行为，就是通过国际化把自己变为一个全球性传媒集团。⑥
经济全球化使得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成功都可以归结为“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实现的过程。大凡成功的企业都离不开“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我国期刊集团化改革也正是在借助“三化”实现转型过程。这一经验除了被知名国际传媒集团的成功证明外，也被一般的国际集团（跨国公司）反复验证。
探索外宣期刊转型之路
借助集团化建设，国内品牌期刊通过三化带动模式与业态转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这为外宣期刊做大做强提供了借鉴。外宣期刊如想发展起来，实现规模化经营并推动两个转型势在必行。因此，在研究转型过程和特点之后弄清转型的动力何来异常重要。这对外宣转型具有现实意义。当前，外宣因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传播环境、国家文化软实力等因素制约，机遇与挑战并存。外宣期刊作为在国家外宣大局中承担重要使命的“国家队”，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应有之义，也是自身做大做强的需要。因此，借助集团化建设推进规模化运营，依靠“三化”内生动力进行转型发展应是外宣期刊做大做强的一条途径。
当然，外宣期刊的转身之路既需要尊重业界转型规律，借助“三化”实施完成，还需根据外宣领域自身的特点，在“三化”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断破解制约自身转型的许多难题。如果能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突破，外宣也许不难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第一，传统的政府机关思维向市场化的思维模式转型。
外宣期刊无论是模式转型还是出版形态转型，都离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经营、品牌经营等相距甚远，必须借助“三化”重新进行系统思考和改造。观念改变是一切改变的基础。外宣转型首先应是思维模式转型。外宣期刊多属于设置在国家部委架构上的参照公务员体系的事业单位。多年来，依靠传统行政权力管理的模式已使外宣人的思维定式固化，很难与市场化和企业化的运营模式相适应。此外，从传播业态规律上讲，观念的提升是参与国际话语权竞争的关键。要在对外传播中达到好的宣传效果，就必须尊重新闻传播和文化出版规律，转变传播理念，坚持国际化视野和专业化至上的原则。⑦ 因此，要用市场化的思维方式和专业化的组织理念、国际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对现有的行政管理系统进行彻底改造，改变固化的、狭隘的行政主导市场的意识，真正树立读者意识、受众导向和市场意识。切实推进期刊企业化改革，建立面向市场的体制和机制，向市场要发展，向市场要活力。
第二，由计划向市场的体制机制及管理模式转型。
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应该是市场需要什么就办什么期刊，市场需要到哪里办就到哪里办。根据专业化要求，现代文化传媒首先要按现代出版传媒和出版产业自有规律办事，媒体管媒体，媒体办媒体。然而，我国外宣期刊的布局和分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目前的出版机构大多是行政促成的，模式比较单一，运行机制缺乏活力。
外宣期刊的模式转型首先是管理体制的改革。由于外宣期刊的转企改制落后于我国出版业的改革步伐，面向市场化、专业化的体制和机制改革显得更为迫切。一是要借助“市场化”将以往传统僵化的政府管理模式向市场为导向的体制机制转型。二是利用专业化从靠行政命令运转的国家“政府出版机构”向外向型、国际化的文化及传播“商战机器”转型。外宣领域的市场化可以分几步走：首先，改革现行办刊体制，转变办刊观念，先从围绕市场入手，逐渐适应市场到完全依靠市场来办刊；二是，需要将介于政府部门与国企之间性质的事业体系进行市场化和专业化改造，使之具备完全适应全球竞争的市场化、专业化的市场主体地位；三是，依托国家支持的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等形式的市场行为，通过参加国际展览，承办、主办各种国际活动形成常规机制，将外宣与市场紧密结合起来，最终通过国际间的合作交流机制与全球客户建立一种事实上的“市场纽带”。
第三，队伍的专业化、市场化转型。
一个战略规划从设计到实施，成功与否取决于一支能否适应市场并取胜的专业化团队，特别是领导决策团队。立足于市场化、国际化的团队建设和全球化的人才战略是转型的基础。外宣队伍转型首先要从身份上实现转变，外宣国家队作为“政府的人”如何转型为“市场的人”；其次是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团队的组织管理结构和系统思考方式必须转型。此外还涉及到团队的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能力的转型等。国际传播能力体现在能否构建外向型国际化的信息采集网络和全球性覆盖的传播渠道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市场化的用人机制，汇聚海内外优秀人才，才能打造一支掌握全球化传播规律的专业化团队。只有将专业化的人才战略与市场化的传播机制嫁接，才能承担起整合全球新闻源，构建国际传播体系的重任。
第四，单一出版向多媒体立体传播转型。
当下，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重构信息传播路径，并重建媒体生态。特别是数字化催生全球传播形式多样化，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被彻底改变。数字化出版和新媒体平台的普及，使传统落后的期刊传播形态难以适应舆论的变化和受众的偏好。据业界分析，数字出版已成为中国出版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向，是中国出版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代表着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未来。⑧
外宣出版业态转型来自三方面的压力：一是传播的内容和产品不够丰富，无法满足国际社会对中国信息的极大需求；二是传播的手段和形式单一，难以体现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数字化、多媒体出版权重小，多数期刊出版形态仍主要是纸质版，数字化程度、技术含量低。
外宣业态转型方向是数字化和多媒体化。转型必须实现两个效果：一是通过以最新信息技术融合传统媒介，打造多媒体立体传播，通过提升内容和形式的吸引力提高外宣针对性。二是探索构建市场化、专业化、数字化、多样化的立体传播体系，通过设计外宣产品线丰富产品组合，提高附加值，延伸市场产业链。以多样的传播形态提供丰富的产品来提高外宣的有效性，最大化地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
第五，国内业务向海外业务转型，国际合作向跨国战略联盟转型。
国际出版集团的经验证明，只有完全掌握并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面向两个市场的企业才是真正称得上国际化的企业。一个企业需从管理体制、流程、供应链、生产、研发、人力资源等方方面面都实现国际化，形成相互配套、相互适应、彼此支撑的国际化体系，才能最终实现市场的全面国际化。
国际化是期刊实现规模化发展的动力，也是外宣期刊的使命所在。全球影响力关键在海外。外宣期刊通过多年实施海外战略，国际化已有一定的基础。外文局所属刊社现在欧美、日本、拉美、中东、俄罗斯等都设立了分支机构，有些期刊的生产和发行已拓展到海外，但是出版结构及经营模式国际化程度仍然不高。借助国际化力量，建立国际化外宣体系是外宣领域转型的方向。外宣国际化至少有三个方向。第一，在现有海外网点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家支持扩大走出去领域。将政府外宣与市场外宣相结合，调整产品结构，推动转型升级，建设面向两个市场，利用两类资源的运营体制，从生产经营外宣产品到经营外宣品牌。第二，将国内业务向海外业务转型，探索建立包括生产、运营、人力资源管理等流程的国际化体系。第三，与海外华文媒体和国际主流媒体进行战略合作，搭建长期战略联盟，形成牢固的“利益互换”、“渠道捆绑”机制。通过对内升级产品结构，丰富产品内容，对外拓展延伸传播网络，建设传播体系，稳步推进国际化，逐步分割世界传播版图，最终有效影响国际舆论。
「注释
①王国庆：《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获奖期刊综述》第8页，中国论文下载中心http：//检索2012-07-07 11：26：00 。
②《出版传媒企业上市优劣势分析》，《政策研究与产业动态》2012年11月26日，第17期（总第22期）第8页。
③王国庆：《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获奖期刊综述》第10页，中国论文下载中心http：//检索2012-07-07 11：26：00 。
④李杏林、丁丽：《国内外期刊特点分析与我国期刊发展趋势研究》，《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02期。
⑤冯威：《陈昕：专业化是全球书业大趋势》，《出版人》2012年12期，第36页。
音乐时空：提起您的名字，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扬琴演奏家”，事实上，您还曾跟随著名古琴演奏家李祥霆先生学习演奏古琴，这两件乐器在您的生活中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刘月宁教授：所有乐器都是表达情感的工具，对我而言，与扬琴是天赐的缘分，它是我接触音乐的契机。而古琴则是我的选择，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敬和热爱，我选择了这件古老的乐器。
音乐时空：可以说，您的人生是不断跨学科、跨领域、跨界别的过程，您在匈牙利访学时期又对音乐教育产生了极大兴趣。
刘月宁教授：人生就是一个学习与感悟的过程，当时并没有考虑到所谓的“跨学科”、“跨领域”、“跨界别”，只是当作学习的机会。匈牙利是音乐教育大国，柯达伊的音乐教育理念给我感触颇深，音乐教育的目的是要“让音乐属于每一个人”。
音乐时空：后来，您又远赴印度访学，谈谈这段经历吧。
刘月宁教授：我是以美国福特基金“亚洲学者”身份在德里大学音乐系进行为期9个月的学习，师从印度扬琴（桑图尔琴）大师希夫・库玛・莎尔玛，他是一位将印度扬琴从民间音乐提升到古典音乐的先驱者，在印度古典音乐界有很高的声望。访学期间，我在加尔各答举办了“首次中印扬琴二重奏‘对话’”;在贾坎德邦举办了“首次中印民乐三重奏‘印度・中国’”;在克什米尔举办“首次中国音乐讲座音乐会”等多场中印音乐文化交流活动，印度所有主流媒体都进行了相关报道。
音乐时空：中国扬琴与印度扬琴（桑图尔琴）有哪些区别呢？您是怎样进行融合的？
刘月宁教授：首先，演奏技法不同。中国扬琴的琴槌是竹制的，敲击时会产生很多颤动的音响;印度扬琴（桑图尔琴）的琴槌是木质的，演奏时要放在琴弦上来回滑动。其次，音乐风格不同。中国的扬琴音乐如同水墨画一般清丽脱俗;印度扬琴音乐更多的是宗教的冥想色彩。第三，文化背景不同。两个国家的扬琴音乐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尽管两种扬琴都具有独特的民族性，但是也存在一些共性。我们要做的是坚持中国扬琴民族性的同时，寻找二者的共性，最终达到完美的融合。
音乐时空：作为“音乐外交家”您的足迹已经遍及欧、亚、美等大洲30余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有什么新计划呢？
刘月宁教授：众所周知，扬琴是一件已经有4000多年历史的古老乐器，它的发源地是在中东地区，今年我与伊朗音乐家有合作计划，期待扬琴的“寻根”之旅。
音乐时空：目前，音乐孔子学院也是您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所音乐孔子学院成立至今已有近三年，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刘月宁教授：2012年6月，经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的批准，中央音乐学院与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合作建立了全球首家以“中国音乐国际教育与海外文化传播”为核心的孔子学院，为此，中央音乐学院专门成立了“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代表学院与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及境外大学合作建设管理音乐孔子学院，同时举办多种形式的中国音乐海外传播文化活动及研究项目，与世界各国分享美妙的中国音乐。
自成立至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与丹麦皇家音乐学院相关部门通力合作，以音乐孔子学院为平台举办了多项在欧洲广受好评的音乐文化活动，其中包括2012年6月的“音乐孔子学院揭牌典礼暨庆典音乐会”，2013年5月的“音乐孔子学院首届音乐节暨启动仪式”，2013年8月的“音乐孔子学院丹麦皇室夏季城堡专场音乐会”，2014年10月的“音乐孔子学院第二届音乐节暨中国日系列活动”等等。
同时，通过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派往丹麦的学院教师及音乐特长教师志愿者，也先后在多所丹麦高中开展中国乐器教学与讲座，并在2013年11月的立陶宛中国音乐周、2014年3月丹麦驻华大使馆官邸文化交流等活动中展示了高水平的中国音乐。
此外，中央音乐学院“孔子音乐学院办公室”还在国家汉办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组织承办了多项音乐文化交流与研究项目，这方面包括2013年12月的“首届中国音乐文化海外传播国际高端论坛及主题音乐会”，2014年7月的“首期北京/天津音乐孔子学院‘音乐夏令营’”，2014年10月的“‘纪念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中央音乐学院代表团欧洲巡演”以及2014年与中国唱片公司合作出版的《百首中国经典音乐作品》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全国音乐文化领域的人才与资源，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要求，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正式批准的“汉语国际推广基地――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与体验基地”于2014年9月落户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时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与体验基地”是怎样的工程？
刘月宁教授：“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与体验基地”是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的基础上建立的全国唯一以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为核心的新平台，协调国内外艺术院校与科研机构等多方面力量，具有教学、演出、科研与体验等多种综合型功能。“基地”以项目的形式举办各类中外音乐文化国际教育与交流活动，今年1月3日举办的“‘同一首歌’中德少年合唱团新年交流音乐会”就是“基地”揭牌的第一个项目。
音乐时空：音乐孔子学院的课程是否会被丹麦皇家音乐学院纳入教学计划？
刘月宁教授：我们的中国音乐文化欣赏课将于今年9月成为丹麦皇家音乐学院的选修学分课程。
音乐时空：您在去年接受网易采访时提到建立中国音乐文化海外传播数据库的倡议，现在教育部是否已经落实？
刘月宁教授：这是全国政协的提案，也是个庞大的工程，目前正在进一步洽谈中。
音乐时空：您很重视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兼顾外国受众的审美习惯，在具体教学、演出中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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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培训班开班
构建中华民族当代哲学精神的一位学术大师
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样保护与发展保护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启动“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巡察
“新丝路·新思路:民族文艺论坛”将于呼和浩特举办
时代哲思,高远境界——我心目中的哲学家张世英先生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4-0049-02
目前，我国的新闻传媒教育已从单一的本科教育向多学科、多专业、多层次方向发展。改革开放前，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几家大学设有新闻系本科专业，发展到今天，全国已有新闻专业和传播学硕士点数十个、新闻博士点十多个，每年培养新闻传播专业学生上万人。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对外交流合作亟需加强，国际传播的作用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须加大对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力度，而国内部分以培养优秀国际传播人才为重要办学目标的高等院校都对人才培养模式作出不同程度的探索。
一、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主要经验
（一）办学模式的创新
国际新闻传播高端后备人才的培养，需要办学模式的创新。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这五所院校采用了一种新型办学模式，有别于我国现行的新闻教育体制，且不同于西方新闻类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式。这一人才培养模式是在政府主管部门作为主导的前提下，有效调动各方资源投入来培养国家急需人才。为此，国内的诸多主流媒体都参与其中，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中新社等6家媒体直接参与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从而解决了教育与媒体实际工作相脱节这一长期困扰教育部门的老问题[1]。而这5所院校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特点，制定并实施具体有效的培养计划。
（二）依托本校资源，发挥“外语”与“新闻”的优势
国内高校依托本校的教学资源，目前已经形成了三种较为特色的教学模式，分别是“外语（新闻）”，“新闻（外语）”，以及“外语新闻”。其中，“外语（新闻）”模式的典型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他们偏重外语教学，学生入学后必须进行2年的基础语言学习，然后采开始接触各类用汉语或者外语开设的新闻实践及新闻理论课。在此培养模式下，学生的语言水平能达到较高水平，借助这一优势，并结合新闻知识，逐渐成长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而厦门大学采用的是“新闻（外语）”这一模式，在优秀的本科教学背景下，厦门大学尤其注重新闻专业课程以及人文学科课程的开展，因此，该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深刻的人文基础，该校国际新闻专业毕业生在国内众多媒体中担当编辑，记者，以及管理人员，在国际传播领域作出巨大贡献。
最后，“外语新闻”模式，即外语与新闻并重，其典型则为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入学后进行一年的外语学习，然后进入新闻相关课程的学习，高年级则加入国际新闻采访、编译、写作等专业课程的学习中去，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语言水平上要比普通的新闻专业学生要高，而新闻素养则比一般的外语专业学生要好，具备这种素质的学生往往深受新华社、国际台、人民日报社等大型媒体的青睐[2]。
（三）课程体系和评估体系的日益优化
众所周知，课程是高校教育的核心，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基础。高校必须要积极探索如何设置课程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而在课程体系方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这5所高校针对国际新闻报道的实际需要，在设置国际新闻传播课程的过程中尤其突出英语新闻采编、国际新闻采编和多媒体采编等课程，将新闻理论、采访以及英文写作融于一体，使学生具备从事英语新闻报道的实际动手能力，且掌握一定的基本技能，为将来从事英文采访与报道奠定基础。
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传统的媒介界限日益模糊，新的传播手段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传媒迫切需要能熟练使用目标语言，国内外环境，以及融合媒介特征和综合性采编方式的全能新闻人才[3]。为适应这种趋势，国内部分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就设置了媒介融合和融合新闻等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旨在培养通晓新闻传播理论和方法，掌握媒介融合规律，知识和技能，能够创造性地解决现实传播问题，适应传媒，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机构需求的高级传播人才，开设《调查性报道》、《人物报道》、《新闻编辑》、《媒介融合与新闻实务》等主干课程。
另外，评估体系的日趋完善是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保证。为此，不少国内高校新闻专业学生毕业论文不再限定为纯粹的学术性论文，它的形式也可以是对学生完成的新闻报道和实习实践成果的研究报告。采用“学术型”与“应用型”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能使学生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技能得到全面提高。
（四）师资队伍向业内延伸
师资队伍建设是关系教育发展和改革全局的先导性、基础性工作，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是建立在复合型师资队伍之上的。“与业界衔接、与学界衔接、与技术行业和相关专业领域衔接、与国际专业教育机构科研机构衔接”，是新闻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除了培养自身优秀的专业教师以外，聘请具有海外和进修经历、外国专家、资深新闻工作者等为高素质应用型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国传媒大学称得上是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典型，聘请新闻业内人士，或有过新闻从业经历，同时具有较高外语素质的教师。此外，还聘请国内外各大新闻机构的主编，优秀记者，制片人，编导等举办各种讲座，让学生真正接触到新闻界的精英，丰富其阅历，为未来的新闻从业道路做好铺垫。
二、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
（一）专业设置较为模糊
目前国内不少院校已开设国际传播专业，而在教育部的培养目录中并不存在这一专业名称，有的在英语语言专业名下，有的挂靠在新闻专业名下，还有的则挂靠在中文专业名下[4]，这一现状并不利于国际传播专业的发展。
（二）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
课程设置是复合型人才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些新兴院校如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国际传播类专业，包括播音与主持艺术（英语节目主持）、播音与主持艺术（法语节目主持）、播音与主持艺术（西班牙语节目主持）、英语（国际新闻）等专业，由于专业方向的特殊性，在课程设置上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并没有将外语与新闻课程实现融合，充其量只是叠加在一起。由于该专业培养掌握本专业相关理论与语言技能，熟悉对外传播规律，能够熟练运用外语、汉语两种语言从事播音与主持及语言文化交流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因此，学生的外语语言技能培养不能忽视。同时，新闻传播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也要加强，但在实际课程设置中，这两大模块并没有有效融合，由于没有统一的专业导向，在实际操作中给“外语+新闻”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带来了难题。
（三）师资力量相对匮乏
师资队伍建设是优化课程体系和专业设置的关键，也是一所大学存在的根基所在。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复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要求其教师队伍具备不同的学科及专业背景。从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所配备的师资队伍上来看，毕业于综合性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或者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或硕士仍占据多数，他们的外语水平高，专业知识扎实，但是缺乏新闻传播理论知识及实践经历，而真正具有媒体工作经验，同时又具备较高外语水平的教师并不多。这不仅导致教育与实践相脱节，国际传播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能及时充实到课程体系中去，课程的前沿性和实用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
三、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路径
国际传播人才已被国家广电总局《广播影视“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列为我国未来广电行业第三大紧缺人才，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一）专业设置问题的路径：树立“学科专业一体化发展”的理念，提高专业课程内涵和质量
高校应将学科与专业同步发展，“将专业建设的系统工程纳入学科建设规划，并通过政策、制度创新，形成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互动机制，促进学科建设的优势资源有效地为本科专业建设服务，通过学科建设提升专业水平，构建品牌专业，提升专业的社会声誉与竞争力”（唐纪良，2008）[5]。
（二）课程设置问题的路径：完善课程体系
课程是高校教育的核心，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基础。高校必须要积极探索如何设置课程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目前国际传播专业过于杂乱，需要主管部门统一规定教学大纲，培养体系以及培养目标等，以提高该学科的专业性和层次性。
（三）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对学生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以及国际视野的提高
此外，要顺应媒介融合趋势，拓宽专业口径，有效加强课程内容的融合[6]。媒介融合趋势对国际传播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不断提高学生的专业适应性。另外，为顺应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需要，要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国际传播人才是建立在扎实的中外文语言文字能力基础之上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中英文口语表达与文字组织能力是决定学生是否具备从事国际传播业务能力的基础与根本。同时，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知识、人员的国际流动，教育的国际合作等等都使得如今的高等教育必须树立开放办学的理念。
参考文献
[1] 胡芳，高晓虹.论新时期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应具备的三种基本能力[J].现代传播，2009（5）.
[2] 张毓强，尚京华，唐艾华.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历史沿革[J].当代传播，2010（4）.
[3] 高钢.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构建[J].国际新闻界，200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