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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品的搜集、整理和校注
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方面目录整理工作起步较早。1980年至1981间朱永邦先生搜集整理出了《元明清以来蒙古族汉文著作作家简介》，连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收录了58位作家，作了简单的生平简介，并附以著作名。后又有翟胜健刊于《民族文艺论丛》（现已不多见，无法考证收录作家的具体数字）的目录。两位学者的目录搜集为后来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1984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王叔磐、孙玉溱）选注了86位蒙古族作家的330多首汉文诗，这本选注是至今为止收录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比较全面，且选注作品比较多的诗选集，为后来学者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文本资料。此外，有些学者把蒙古族汉文创作译为蒙古文，付之以刊刻。丹碧和星汉编著的《汉蒙合璧古代蒙古族汉文诗词选》（2002年8月）用蒙汉合璧的形式蒙译了49位作家的108首诗歌，博、博彦在《清代蒙古族汉文诗选》（1999年）里蒙译了45位蒙古族诗人的160首诗歌。这两本书为广大的蒙古族学者认识和研究蒙古族汉文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媒介。《古代少数民族诗词曲家研究》只收录了蒙古族汉文诗人阿鲁威和梦麟。古代蒙古族汉文诗人中有诗集留存下来的很多，但都是未校注的线装本，现见于世面的校注本只有三本。孙玉溱主编出版了《那逊兰保诗集三种》（1991年），张凌霄校注了倭仁的《倭文端公遗书》11卷，题为《倭仁选注》（199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池万兴校注了和瑛《西藏赋》（2013年齐鲁出版社）。而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第一次被编入文学史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情，1989年荣、苏赫等人主编的《蒙古族文学史》收录了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被冷落的文学遗产才在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以上学者所搜集、整理和校注的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作品为我们探索，研究文本内涵提供了既便利又有价值的资料。
（二）作家生平的考证
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考证工作是既艰巨又考研耐力的工作，但对于渐行渐远的古代文学作品和作家不去做考证的话我们的文学评论研究就会面临有失准确、严谨的学术问题，为此对于迎难而上，孜孜不倦的前辈们感到由衷的敬仰。在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品和作家的考证中对于单个作家、作品的零星考证较为多见，而对于整个群体的考证存在很大的空白。白、特木尔巴根老师编著的《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考证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的著作。著作中写到“我们已整理出170余人的创作目录，其中刻有诗文集的作家已逾80余名。这又是一笔极为可观的文学遗产”①该著作从元代蒙古族帝王的汉文创作考略，出身贵胄世家之作家考略，科第出身之作家考略，明代蒙古族作家考略，博明生平事迹考，翰宛名流梦麟、法式善、锡缜考略，边疆重臣松筠、和瑛、三多考略，八旗蒙古作家考略等部分，对元明清三朝主要的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做了详细的考证，并附有现存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及见录，主要作家传记资料擷要，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研究论著要目等，这些考证、记载不仅为我们这些后辈们研究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提供了准确、可靠的资料，而且还引导着年轻的学者们用严谨的态度探究学术问题。细查作品、作家的考证史不难发现在众多作家的族属问题上争论最多的莫过于元代作家萨都剌，对萨都剌的族属大致有蒙古族，色目人，回族，汉族等不同观点，目前尚无定论。现聊举一二例，仅供其作为参考。云峰老师1995年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上发表“元代杰出的蒙古族诗人萨都剌”，认为萨都剌为蒙古族。房建昌在《江汉论坛》（1983-02-10）发表“萨都剌为阿拉伯人”的论文，认为萨都剌为阿拉伯人。周双利《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12-31）发表“略论萨都剌的家世与族属”的论文，认为萨都剌为色目人。刘守刚在《中国民族》（1988-08-28）发表的“萨都剌的族籍”一文，认为萨都剌的祖籍为回族。对于萨都剌的祖籍问题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近50年的时间里，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公开发表的论文100余篇。此外，因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博明的生平资料未见与官载书，故对博明的生平也有零星的考证研究。如：王荔《文学界》2012年6月上刊登的“清代蒙古族诗人博明研究述评”。白、特木尔巴根老师著的《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里旁征博引更为准确 、明了地论证了博明的生平，履历。除外有些学者对蒙古族汉文作家的家族成员开始研究和考证。如：米彦青在《内蒙古大学学报》（2011年3月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清代中期蒙古族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贾熟村在《平顶山学院学报》（2010年6月）刊登的“晚清社会的倭仁家族”等。除外，对于其他的作家的生平，履历也有零星考证和论述。对于作家生平的考证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作家作品内涵和理解时代文学的全貌。
（三）对作品的解读和评价
对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品解读和评价成果较为可观，对于单个作家或者单篇作品的系统研究也偶有可见。就作品研究现状看，对清代蒙古族作家的汉文创作探索和研究的较多。如：法式善，和瑛，那逊兰保。西北师范大学的2009级中国古代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王娟娟的硕士毕业论文“法式善及其诗歌研究”，依据法式善现存三千余首诗作，分类介绍法式善诗歌的题材意蕴，同时解读诗歌作品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法式善诗歌的总体风格，以及含蓄蕴藉、富有禅味，运用孤清幽寂，高洁脱俗等意象组合的艺术特色。对于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法式善的研究更是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中央民族大学2004级硕士李前进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论法式善《梧门诗话》美学观”，针对法式善诗学主张和观点做了详细的阐述。除外还有新疆师范大学2007级硕士研究生黄建光的硕士毕业论文“《梧门诗话》诗学思想研究”等等。对和瑛的创作来讲，《西藏赋》系统研究的较多。内蒙古民族大学2003级硕士乌日罕的研究生论文“清代西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评《西藏赋》”，从《西藏赋》内容，文体特征和文学、社会价值等多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西藏民族学院2006级硕士孙福海硕士毕业论文“卫藏方志 雪域奇葩”也较详细地评析了和瑛《西藏赋》。对清代蒙古族女诗人那逊兰保的创作研究主要围绕着《芸香馆遗诗》展开的。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玉霞2005年6月编写的硕士毕业论文“那逊兰保和她的《芸香馆遗诗》”首先，援用可靠的历史文献考证了那逊兰保的生年，世系。之后就《芸香馆遗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并据以总结概括那逊兰保的诗论。最后援据《芸香馆遗诗》及相关的文献资料，论述了那逊兰保的生活观。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李晓涛2006年6月述写的毕业论文“清代蒙古族诗人延清及其《庚子都门纪事诗》”对《庚子都门纪事诗》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思想内容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除外对元代蒙古族汉文诗人秦不花、伯颜，清代蒙古族作家梦麟、博明，倭仁，松筠创作也有很多零星解读和研究，在此不一一举例评述了。
二、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存在的问题
1.对作品的选注、校注存在很大的空白。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蒙古族文学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各民族文化、文学交流的见证，蒙古族汉文作家群体庞大，留存下来的作品相当可观，据白、特木尔巴根老师的统计，“从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到清朝末年，操用汉文进行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共计179名。其中元代42名，有诗集者5名。明代7名，有诗集者6名。清代130名，有诗集者75名。”②由此可见，光有诗集者就有86名，对作品的研究空间很大。但是想要研究作家、作品的话对作品的解读是首要的，没有进行原文解读的话研究只会成为空谈，因此对作品的搜集、整理和校注显得尤为重要。元明清文学离我们渐行渐远，有些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只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或者各高校图书馆或者在民间，世面上很少看到此类文学的流传，现能找的校注本只有三种，一是倭仁集注，二是那逊兰保诗集三种，三是《西藏赋》校注。其他作家的个别作品选注只散见于各类作品选中。这无疑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2.从蒙汉文化交流的视角，对“汉文化对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多，对蒙古族汉文作品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的几乎没有。很多蒙古族学者认为非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品中根本不存在民族文化特征，也不值得去探讨，或者避而不谈，或者持否定态度，而汉文学研究者大多从蒙古族作者吸收中原文化视角去解读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的民族文化特征，民族文化心理研究一直被搁浅。对于此荣、苏赫老师这样说过：“蒙古族文人的汉文创作，由于采用非本民族语言文字，加之有的作家远离故土，甚或生长于汉地，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与本土的传统文学相比，民族特色较为淡薄。但淡薄不等于没有，更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没有”，③可见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是存在蒙古族民族文化特征的。白、特木尔巴根老师在《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中对此问题也表述过自己的观点，“事实上，在元明清三代蒙古族作家群中产生了许多人情陈达、世事洞晓、造诣深厚、创作丰富的作家。尽管他们使用的是汉语言文字，然而民族文化心理、时代意识与个体情绪交织凝结在他们的创作中，浑然而为一体，构成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特有的文化品性。舍弃文化品性的深层探讨，汉文创作研究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④显而易见，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民族文化特征是融合于作品之中的，解读和研究民族文化特征不仅要对作品本身有足够的理解，而且对蒙古族文化特征、蒙古族生活习俗、蒙古族心理特征有足够的认识和深入的掌握才能完成此项研究。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意义的重估
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蒙古族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清一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数量甚至超过了同一时期的用蒙古文创作的作品。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研究任何一位作家或者作品都应将放在社会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探究其作品的深层内涵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朝代的更迭，社会的动荡，自身社会地位的变迁都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作者的内心和创作。如：和瑛历任西藏帮办大臣，驻藏八年之久，熟知了西藏的一草一木，并时刻抱着保卫边疆和平的使命感创作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唯一一部以赋这种文体描写西藏的巨著《西藏赋》。那逊兰保亲历两次，在她的作品中我们能体察到她的丈夫、哥哥参战离别时的悲痛心理。延清深陷危城，亲眼目睹了庚子过程后创作了《庚子都门纪事诗》。可见其作者的创作受环境影响之深。我们在研究古代蒙古族 汉文创作时不该孤立地研究其作品和作家，而是应该把它们放在当时广阔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和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古代蒙古汉文创作的搜集、整理和校注仍处在停滞阶段，很多作者的作品仍沉睡在古籍堆里，此项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可利用文献学的方法，将目录、版本搜集整理后进行校勘和校注，为研究者提供准确、有力的资料。从研究视角上来说，不应单从文学的角度，或者从文学交流的角度去研究，也应从从民族学、民族审美心理学、民族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对蒙古族汉文创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前50年间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注重了蒙汉文学交流的角度去分析汉文化对蒙古族作家的影响，如果用跨学科的视角对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具体分析和阐释蒙古族汉文创作中蒙古民族心理的体现的话，能够深化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些蒙古族作家独具民族特色的汉文创作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用蒙古“民族气质的眼睛”④去描述和解读了元明清时期的社会概貌，是其他民族文学所不能代替的。并且有些作者的创作水平已达到和汉族文人比肩的程度，如：蒙古族杂剧家杨景显的18部杂剧《西游记》对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西游记》提供了蓝本。清代蒙古族作家法式善、梦麟、和瑛等人的作品思想、艺术水平已达到当时时代的高度。深入研究蒙古族汉文创作是探索蒙古族文学发展规律和蒙汉文学交流发展规律的需要，对于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形成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迄今为止国内少数学者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但这远远构不成体系。从文献的搜集、整理、校注到文本的系统研究，若能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多视角，多层侧研究和阐释的话，能够拓展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的传统视野，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去发现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社会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为推到蒙古族文学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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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②④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考[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3，170，20.
③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631.
④别林斯基.1841年的俄国文学.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78.
参考文献：
〔1〕嘎尔迪.蒙古文化专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预检人数为1197人，实检人数为853人（71.26%）、（不包括已报名但未来得及检查的人），未检人数344人（28.74%）。现将体检结果分析报告如下：
一、一般资料：实检853名干部中县级干部64名（7.5%）、科级干部和高级技术人员789
名（92.49%），男性671名（78.66%）、女性182名（21.34%）、汉族533名（62.48%）、维族160名（18.75%）、蒙族90名（10.55%）、哈族55名（6.4%）、其他族15名（1.76%）、年龄在40岁以下202名（23.68%）、40—49岁306名（35.87％）、50—59岁180名（21.1％）、60岁以上165名（19.34％）、在职干部717名（84.06%）、退休干部136名（15.94%）。硕士论文，预防。硕士论文，预防。
二、体检结果：
1、博乐市保健对象疾病查处情况；根据体检结果，853人检出疾病的前十位分布情况见表一。硕士论文，预防。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黄行研究员主持，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张昌东同志致辞，陈述先生的学生、著名契丹女真史专家刘凤翥研究员作主旨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荣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研究员讲话。会议分为上午大会发言和下午分组研讨两个阶段。
大会上发言的有宋德金、王曾瑜、景爱、崔文印、罗贤佑、穆鸿利、蔡志纯、姚大力、林荣贵、高路加等专家学者，他们高度评价陈述先生的学术贡献，深情回顾了与陈述先生的交往，对陈述先生的道德文章都敬仰不已。大会还宣读了因故未能赴会的孙进己、方衍等学者的贺信。最后陈述先生的女儿陈正代表家属发言，对会议组织者及与会者表达了深深的感谢之情。
在下午的分组讨论阶段，两个小组以陈述先生的学术贡献、辽金史及民族史研究为主要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宋德金的《纪念陈述先生百年提高辽金研究水平》、景爱的《陈述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郭康松的《陈述先生整理辽文献的主要成就》、陈志贵的《宗师百年德识永志――纪念陈述先生百年诞辰》等文从方方面面深入探讨了陈述先生的学术贡献。吴刚的《陈述先生对达斡尔族族源研究的贡献》，杨优臣的《达斡尔族族源研究的几个问题――纪念陈述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和卓仁、敖景峰的《辽金元时期的达斡尔人――学习陈述先生的治学精神，探寻达斡尔族历史足迹》等文阐述了陈述先生的论著对达斡尔族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
本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以辽金史、契丹女真史研究为多，论文有着较高的水平。王曾瑜的《也谈辽宰相的南、北与左、右问题》认为辽代“北府宰相”、“北宰相”即是“左丞相”，而“南府宰相”、“南宰相”即是“右丞相”。因为在东向而坐的皇帝面前，北宰相站立北方，即左面，故北宰相就是左宰相，而南宰相站立南方，即右面，故南宰相就是右宰相。曹流的《关于辽朝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史研究的两点思考》通过纵向与横向两条线对辽朝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史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两点建议。高福顺的《辽朝科举制度发展演变的基本特征》认为辽朝科举制度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既要吸收中原儒家文化为己所用，又要保持契丹族固有国俗的整体特征。它不仅是唐宋科举制度的继承与发展，而且也带有明显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民族性特征。其他辽史方面的论文还有张志勇的《辽朝行政伦理文化的特色研究》、杨树森的《辽代后期的政治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政争――兼说辽朝的衰亡》、肖爱民的《试析北宋人对辽朝政治中心的认识》、孙泓的《宫卫部落和契丹民族的发展》、冯永谦的《辽代矿冶采炼和金工的考古学考察――为“纪念陈述先生百年诞辰”而作》等等。程妮娜的《金朝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朝贡关系研究》阐述了金朝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朝贡关系问题，韩志远的《关于金代妇女的几个问题》探讨了金朝统治者对妇女的政策和制度、时人的女性观和表现、女性的风貌特征、妇女运动等几个问题。其他金史论文还有关树东的《金代的“冷岩十俊”――补遗》、周峰的《金代张仲宾墓志铭考释》等等。
民族志文献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另一重要议题。李宇峰的《公主表新补》以新发现的辽代墓志为中心，对《公主表》做了补充；康鹏的《版本源流考》对《松漠记闻》这部重要金源史料的著录情况及其现存版本进行了系统梳理；乌兰的《版本流传考》就目前所知《元朝秘史》诸版本的情况做了重新梳理，对前人的工作有所修正和补充{刘正寅的《波斯文《史集・部族志・乞儿吉思传)研究》将《史集》的“乞儿吉思部”由波斯文直接译为汉文，同时结合其他文献，作了进一步的注释与考订。此类论文还有崔红芬的《再考略》、孙静的《按语初探》等。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084-03
甘青地区自古历史复杂，民族众多，番汉杂处，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和明军西进，甘青故元官吏和少数民族首领相继归附，明王朝授他们以土司，而甘青土司不同于明王朝其它地区的土司有二：一、土司安置在卫所任职；二、这些土司按不同的行政管理形式分为两个系统，即僧人世官和俗人世官。历来研究土司者对其它地区研究详而备矣，或有综述，而甘青土司在明代土司中占有重要地位，还有一定程度的挖掘。全面研究掌握中国西北民族史乃至政治文化史，不能不正视甘青土司历史文化研究及其制度的研究。
了解和研究甘青土司乃至西北地区和全国的土司不得不了解以下两本基础性、专门性的著作。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是了解和研究土司制度的专业性和基础性的著作，作者详细考证了全国各地土司及其氏谱和史纂，并对各地土官做了详细的记载，是了解和研究土司制度者必读的、基础性、工具性书籍。高士荣《西北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本书从汉唐时代土司制度的建立讲到民国时期西北土司制度的改土归流，系统地阐述了我国西北地区土司制度的起源、形成、发展及其衰落的历史。
一、甘青土司制度研究
对甘青地区土司制度的研究学界一直侧重于青海地区，而对甘肃地区的土司制度很少论及，原因笔者猜想或是由于青海土司独有特点或是史料占有的多寡或是青海土司在明清历史发展中其重要贡献。主要论文有：王继光《甘青土司制溯源》(《西北民族文丛》1983年，第3辑) 对甘青土司制的形成作了初步考察，指出元明之交是甘青土司形成的关键，文章重点研究了明代的土司制度。其《试论甘青土司的形成及其历史背景》（《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4 期）则论述了甘青土司的形成及形成的历史背景。其他论文还有张卫红《甘肃青海土司制》(《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6期)、张维鸿遗稿，张令煊辑订的《甘肃、青海土司志》(《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12期) 等。李玉成《青海土司制度兴衰史略》(《中央民院学报》1987年第4期)系统论述了青海土司制度的由来、明清时代青海土司制度和19家土司情况以及衰落与废除。高士荣《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原因刍议》(《西北史地》1996，第3期) 分析了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的五个原因。李清凌《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的土司制》（《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认为元、明、清三代甘青地区不仅有数以百计的土司，前后相承，衔接清楚，有自身形成的条件和特点，而且其建制多有创意。崔永红《论青海土官、土司制度的历史变迁》（《青海社会科学院》2004年10月，第4期）对青海土官制度创始于元代，明代得到普遍推行，清代演变为土司制度，随着时代的进步，土司制度日益不合时宜，终于走向消亡进行了论述。朱普选《青海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从土族、撒拉族所处的历史背景、民族属性、地理环境条件、生产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土司产生的原因，认为土司制度是明清中央政权在这一地区实行的符合民族特点的地方行政体制。对稳定边疆地区的局势、调和民族关系、维护明清的封建统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王倩倩《青海乐都境内堡寨与明清土司制度》（《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月，第1期）通过对乐都境内三座堡寨的介绍，结合文献资料和调查情况，探讨了土司制度在“治兵保塞”、“平定逆乱”，加强与少数民族之间沟通与联系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作为长城防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堡寨所发挥的军事作用和土司与堡寨的最终衰落程。郭胜利、王希隆《西北土司流变考（《新疆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分析学术界对土司研究作了简要的回顾同时对西北土司的变革做了简单的介绍。
二、甘青地区卫所土司和僧职土司的研究
甘青土司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土司就是土司在卫所任职和有一定数目的僧职土司，然而学界近来虽对卫所土司有所论述，但主要论述集中点在永登鲁土司、西宁李土司和卓尼杨土司，对其他地区的土司很少论及，而对僧职土司就鲜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主要论文有：苏发祥《简论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治理》（《中央名族学院报》1990年，第2期）论述了明代在甘青藏族地区土司在卫所制度和千百户制度的详细情况，简要说明了土司的另一种存在情况通过僧职制度对地区的管理。崔永红《明代青海土官李文之籍贯及生平考略》(《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对明代青海土官李文的籍贯及生平做了深入考察和探讨。王树民《明代以来甘肃青海间的土司和僧纲及其与古史研究》(《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 年，第2 期) 等。王树民《明代以来甘肃青海间的土司和僧纲及其与古史研究》(《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杨士宏《卓尼杨土司传略》(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王继光《安多藏区僧职土司初探》(《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高士荣《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原因刍议》(《西北史地》1996年，第3期)和《西北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霍维洮《近代甘青地区土管制度变迁简论》（《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论述了甘青地区土管制度包括土司制度、寺院制度和盟旗制度三种形态。这三种制度的形成路径，由具体历史阶段的民族关系所规定，反映了复杂的民族结构所产生的不同政治制度，并对其进行了解析。骆桂花、高永久《明朝西宁卫的军事戍防与政治管控》（《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6卷，第1期）论述了有明一代对西宁卫的经略，说明了西宁为在西陲地区的重要性希望引起研究者对用卫所制度管理边区民族事务的重视。
三、土司家族的研究
在对土司家族的研究中就如上文所说主要集中在永登鲁土司、西宁李土司和卓尼杨土司，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是土司家族世袭考证，土司遗迹在佛教、艺术、史料方面的价值，甘青地区土司几十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主要论文有：马明达、王继光《明史鲁鉴传笺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通过对连城鲁土司鲁鉴的生平作了叙述使人们对鲁土司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多杰《卓尼杨土司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科学版）》1992年，第4期）对卓尼政教合一的杨土司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进行了解释与叙述。南德庆《永登连城鲁土司始祖考证》（《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对于最近学术界关注程度颇高的鲁土司始祖进行考证并得出其为鲁贤。王淑芳、王继光《蒙古族鲁土司家族史料系年》（《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连城蒙古族鲁土司是甘青土司中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历明清两代五百余年而世袭罔替、雄踞一方，于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以至民族变迁产生过重大影响。易雪梅《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谱考》（《史料研究》2002年，第4期）、郭永利《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始祖及其族属辨正》（《丝绸之路》2003年，第1期）、《试论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联姻及汉化问题》（《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甘肃永登连城蒙古族土司鲁氏家族的衰落及其原因》（《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等，则对甘肃著名土司家族鲁土司进行了系统研究。张生寅、崔永红《由(西夏李氏世谱)看李土司家族内部的组织管理体制》（《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一文，利用《西夏李氏世谱》披露的史料，从土司与土舍之间的关系以及土舍内部组织着眼对青海民和李土司的内部管理体制进行了分析考察。这就对土司家族政治文化传统有了较深的涉入。郭永利《试论甘肃永登连城蒙古族土司鲁氏家族的》（《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一文，分析了鲁氏家族特点及其背后的历史原因，认为鲁氏家族是其家族得到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罗文华，文明《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属寺报告》（《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1期）简述了鲁土司所属的妙因寺、显教寺，感恩寺、雷坛四处现存文物资料进行了全面采集和初步整理的情况，并论述了其在艺术和史料方面的研究价值。洲塔、何威《河州何土司家族考略》（《研究》2009年，第6期）对明初受封的何锁南普家族进行了考证与爬梳。赵英《李土司家族的婚姻关系及其社会影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吕建福《李土司先世辩证》（《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主要对土族李土司家谱中关于其先世为李晋王的传说加以考证，认为李土司家族传说的晋王即是曾五次出征河湟的西夏晋王察哥， 李土司初祖赏哥为晋王察哥子孙。格日才让《历史悠久的卓尼土司制度》（《民主协商报》2005年7月25日，第003版）对卓尼土司进行了介绍。武沐《岷州卫：明代西北边防卫所的缩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明初岷州卫是河、湟、岷、洮防御带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据点，运用《岷州卫建城碑文》的发现以及岷县《二郎山铜钟铭文》的保留为研究明初西北卫所的建制、规模、内部组织结构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硕士论文有程静微《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衙门及妙因寺建筑研究――兼论河湟地区明清建筑特征及河州砖雕》（天津大学建筑学院，2005年，6月）、米德《甘肃永登妙因寺明代佛传壁画探究》（西北师范大学，2009年，6月）赵英《李土司家族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4月）赵秀文《永登连城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及其旅游开发》（西北师范大学，2007年，6月）等对土司制度及其遗迹进行了研究并谈到了史料价值和利用。
2. 文稿中的文字、数字计量单位、符号等一律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法规书写。
3. 附图时请寄图坐标数据，表格请用三线表。
4. 文稿题目、摘要、关键词、作者姓名和单位、图题、表题等同时用中、英文表示。
5. 参考文献勿引用未公开发表的资料；参考文献应按顺序编码制进行编码，在正文中引用文献处右上角用方括号标注阿拉伯数字序码，并与文末文献序码对应一致。参考文献只列出作者亲自查阅过的文献，其著录项依次是序码、文献作者名、文题、期刊名、年、卷、期、页码。多作者文献必须写前3名并加“等”或“et al”。例如：
\[期刊\] 作者. 文题\[J\]. 刊名，年，卷(期)：起始页码-终止页码.
\[专著\] 作者. 书名\[M\].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起始页码-终止页码.
\[论文集\] 作者. 文题\[C\]//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始页码-终止页码.
\[学位论文\] 作者. 文题\[D\]. 所在城市：保存单位，年份.
\[专利\] 专利所有者. 专利题名\[P\]. 专利国名：专利号，日期.
\[报纸\] 作者. 文献题名\[N\]. 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技术标准\] 技术标准代号. 技术标准名称\[S\].
\[电子文献\] 作者.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 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6. 投稿时请附第一作者简介： 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略），籍贯（省，县），职称，学位，研究方向。并附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等。
7. 来稿文责自负，要遵守职业道德，如摘引他人作品，务请在参考文献中予以著录。署名的作者应为参与创作，对内容负责的人。合著的作品来稿应征得合著者同意，并写明联系人。文章发表后，作者如不同意其他报刊转载、摘编者，请投稿时声明。
2.论文摘要，要求摘出(或者说“提取出”)文章的主要观点，或者选摘出文中最重要、最具有新意的某一个或两个观点，不必追求全面反映文章的概貌;客观地把文中的观点摆出来，并以介绍的口气叙述自己的文章讲了哪些内容。摘要篇幅100-300字。中文摘要约600字左右，论文摘要一般包括：这项研究工作的目的和重要性;完成了哪些工作(研究内容各过程的概括性叙述);获得的主要结论。学位论文摘要应突出论文的新见解或论文内容中的创造性成果。
3.关键词：3至5个，反映文章最主要内容的术语、概念等。
以上三项置于论文之首。
二、论文中“注”和“参考文献”的区别
1.“注”指作者进一步解释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文中标码①，注释内容统一置文末，文末的序号与文中序号一一对应。
2.“参考文献”指作者引文所注的出处，一律放文末，文中设序号[1] ，文献说明统一置文末，文末的序号与文中序号一一对应。页码置于文中序号之后，例：[1](p12)。
3. “参考文献”也指虽未直接引述别人的话、但参考了别人著作和论文的意思，应在段中或段末设序号[1] ，并在文末注明。本项与第2项不必分列，交叉排序即可。文末的序号与文中序号一一对应。此种情况可以不注明页码。
4.同一参考文献多次被引用，文末只标一个序号，文中应多次出现同一序号，在文中序号后加圆括号，注明所引文献的不同页码或篇名。
三、文末参考文献格式
1.著作
[序号] 作者.书名[标识码].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1] 张志建.严复思想研究[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选、邓选以及《鲁迅全集》、《朱光潜全集》等每一卷设一个序号。
2.译著
[序号] 国名或地区(用圆括号) 原作者.书名[标识码].译者.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1] (英)霭理士. 性心理学[m].潘光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
3.古典文献
文史古籍类引文后加序号，再加圆括号，内加注书名、篇名或页码。例如：
文中“……孔子独立郭东门。”[1] (《史记·孔子世家》)
4.论文集
[序号]编者. 书名[标识码]. 出版地: 出版社，出版年.
[1] 伍蠡甫.西方论文选(下册)[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论文集别标出其中某一文献
[序号]其中某一文献的著者.某一文献题名[a]. 论文集编者.论文集题名[c].出版地: 出版单位，出版年.
[1] 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a].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册[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5.期刊文章
[序号]作者.篇名[标识码].刊名，年，(期).
[1] 叶朗.《红楼梦》的意蕴[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2).
6.报纸文章
[序号]作者. 篇名[标识码]. 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1] 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10).
7.外文文献
要求外文文献所表达的信息和中文文献一样多,但文献类型标识码可以不标出。
[1] mansfeld,r.s.&busse. t.v.the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and discovery,
chinago: nelsonhall, 1981.
[2] setrnberg,r.t. the nature of creativit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3]yong,l.s. managing creative people . journal of create behavior,
1994,28(1).
说明：1.外文文献一定要用外文原文，切忌用中文叙述外文，如“牛津大学出版社，某某书，多少页”等等。
2.英文书名、杂志名用斜体，或画线标出。
四、参考文献类型标识
参考文献类型 专著 论文集 报纸文章 期刊文章 学位论文 报告 标准 专利 词典资料 文献类型标识 m c n j d r s p z 五、作者简介
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省、市或县)、工作单位(包括邮政编码、所在城市)、职称、学位(何种学科的学位)等。
六、年代和数字用法
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分数、小数、百分比等采用阿拉伯数字，年份不能简写，如不能用96 年、97 年等。星期几一律用汉字。中华民国和日本明治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中华民国纪年和日本明治以后年号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如秦文公四十年(公元前722 年)，民国37 年(1948 年)，昭和16 年(1941 年)等。
约数用汉字，如“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整数用阿拉伯数字，如“50 周年”。
所引古籍的数字用汉字，与所据版本一致，如：
许慎. 说文解字号[m]. 四部丛刊本,卷六上,页九.
《朱文公文集》卷三六
克珠群佩：我是1977年结束后第一批大学生。当时在山南师范专科学校当老师，后来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因身体不适应高原（别看我是个藏族，在内地几年反而不适应高原气候了）就分配到设在陕西咸阳的民院工作。我先是到预科班当老师，预科班里的学生基础差一些，有好多是从县、乡考上来的，由于那时候基层的教学质量跟不上，所以学生的成绩普遍比较差，学生上大学的分数线也很低。到了大学，要先学一年的预科打基础，然后再接受正式的大学教育。预科班里有藏族学生也有汉族学生，我是教他们汉语文。后来又到干训部教书，也是教了2年汉语。
我从83年开始搞翻译，对藏学一点没研究，只是边翻译边继续着我的文学梦，先后用汉藏两种语言创作了一批小说，处女作《星星，请别讥笑我》在《文艺》汉文版发表，并获得五省区文学创作二等奖，被录入有关集子；藏文小说也接着陆续发表，写作手法在刚刚起步的藏文文学界显得特别新颖独特，受到了同行的好评，也受广大读者欢迎，有人把我的作品作为意识流小说加以评介，其中《归途》收入五省区藏语文高中教材，有数篇专门评论；《命运的抉择》时隔二十年后被翻译成汉文发表，并获得2010年《民族文学》年度奖；当年创作的藏文小说结集成册出版；在翻译上主要是把学者写的评论，还有外国名著翻译成藏文。
记者：您近几年翻译的主要作品大多是藏传佛教方面的著作，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藏传佛教的？
克珠群佩：在民院做名好教师并非难事，但在文学创作方面远离生养我的土地，远离我所熟悉的生活，创作源泉很快就会枯竭。于是，我有意改变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主攻方向，在教学和创作的同时开始接触藏学。为了对宗教有综合的了解，我阅读了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方面的典籍，还初步了解汉传佛教的禅宗、天台宗、净土宗等宗派，对佛教的教义教法有特别的兴趣。经过潜心学习和准备，我开始涉足宗教研究领域，最早翻译的宗教著作是《直贡法嗣》，之后写了介绍噶举派研究系列论文，有些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如《桑定多吉帕姆教派归属管见》，纠正了女活佛多吉帕姆系统为香巴噶举派的错误观点，在研究学习过程中我发现，佛教在修行方面，不管是显教还是密教，也不论怎样的修法，都离不开止观法，充分认识到这点，我便撰写了《佛教止观法略述》来系统阐释。藏传佛教从吐蕃开始非常重视道次第，在传播中形成了丰富的道次第学说，道次第是藏传佛教最实质的特点，有关的著述汗牛充栋。于是我撰写了《佛教道次第概述》。
道次第，是藏传佛教里最有特点的，很多人说藏传佛教的特点包括活佛转世、政教合一制度、念咒，但我认为这些只是表相，最本质、最核心的特点实际就是道次第，像阶梯一样。它不像禅宗，求顿悟，无次第。藏传佛教非常严格，从开始修行到显宗密宗的修行，道次第很严密。藏传佛教关于道次第的论证很多，特别是格鲁派关于道次第更加严格，宗喀巴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格鲁派思想于是就定型了，这是我这么多年研究佛教的一个体会。
当时我定的目标是要研究噶举派，噶举派是宋代时期产生的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教派，国内研究的还不多。我先是从翻译开始人手，翻译了《直贡传》，一边翻译一边学习有关宗教方面的知识，然后开始撰写噶举派系列论文。特别是《佛教史》，一百多万字的巨著，基本上对每个教派的教义教法、历史等都作了介绍。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佛教的方方面面，被中央统战部誉为“具有填补空白之意义”。这是我在民院民族研究所担任所长时主持完成的课题，此书耗费了我大量心血，于2009年由宗教出版社出版。
记者：您研究藏传佛教，体会是什么？
克珠群佩：我接触佛教就是从藏族传统文学开始的。我最早写的《佛教四圣谛与古代文学》，很多读者说对他们很有启发，从这里寻找到了藏族文学规律性的东西。对古代的藏族文学，有些人觉得没什么价值，认为全是讲解释迦牟尼的一生，是多余的东西。但是我总结出来不是这样的，因为过去整个藏族社会信佛非常普遍，佛教内容也是藏区生活的重要一部分，所以不能说写佛教的东西就不是反映藏族人生活的东西。到现在也是，不像内地，你写佛教的东西，不要以为不是反映现实生活，因为到现在，还是生活中重要的部分。写宗教的东西其实和文学没有冲突，至今佛教仍影响着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关键在写的时候立场和方法很重要。藏族传统文学里很少有悲剧的结尾，基本都是大圆满式的结尾，很多人就觉得这很雷同，但其实不是，这反映了过去的人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研究佛教后，我发现里面说了很多人生观，世界观的东西，怎么看待人生的生老病死？佛教反对比如贪念、愚痴这些东西，而现在文学里充斥和张扬的就是这些贪嗔痴，所以我现在不大看文学作品，没时间、也没兴趣。佛教里有很多对人生很有价值的东西，佛教的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对现在的人有教益。现在的人物质和精神享受都比过去好了，很多人并不是贫富的问题，而是心理不平衡的问题，如果真正领悟到佛教思想的意义，能够解决很多思想上的问题。
研究佛教需要毅力，从文学完全转到佛教研究，是有难度，但是佛教文化在藏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藏传佛教和内地不同，内地佛教相对比较单纯，但是藏传佛教需要十明精通，里面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不懂佛教没法看藏戏。包括内地的名著《西游记》，其实都是用世俗的故事讲佛教的道理。
记者：您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您认为翻译的核心是什么？
克珠群佩：我的翻译作品学术性都比较强，但我忠实原文，在形式上尽量保留原文风格，同时在语言上力求流畅优美，通俗易懂。藏译汉的汉文尽量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对于文中涉及到的专业术语或大众难理解的字词，均附以较详实的注释。注释需查阅大量的资料，翻译佛教教义的内容尽量保持藏文的字数和节拍，同时意思要保持一致，其实注释的学术价值更高一些。
翻译有时比写作还要难。首先要理解藏文，其次要了解汉文的佛教用语，我的优势是研究过内地佛教的各个教派，所以翻译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宗教谚语、哲理谚语这些比较难的东西，当了解了汉语和藏语的特点后，翻译起来就没那么难了。
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佛教再认识的过程。翻译的好处是必须每个字都要准确，提高就很快，原来在内地学的佛教知识，回到以后请教高僧或者专家进行藏传佛教方面的专门指导，把藏文佛教著作原文加以注释，翻译理解上就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不久前热振寺来人，说让我校对他们翻译的寺院志，校对后发现错误比较多，于是又重新翻译了一下，翻译后我觉得很有价值，可以提供给他人作为资料研究。有助于对感兴趣的人了解，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包括旅游我也很关注，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吧。
记者：目前您认为我国藏汉翻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克珠群佩：总的来说还不错。台湾的藏汉翻译水平也比较高，很到位，条条框框少些，教义教法翻译的多；我们大陆这边翻译历史的比较多。
目前搞藏学研究有个弊端，就是资料丰富的去研究的人也比较多，资料少的就没有人去碰。另外，藏文翻译上流行一种不好的方法，就是能译的译，不好译、不容易译的就图简便用音译，这样就造成了阅读上的障碍。比如在一些文学作品里面，说到藏传佛教时说成喇嘛教，这是谬误，当然这中间有历史原因，但我们今天就不能再这样错下去。我以前还提议过，要开翻译专栏，专门研究讨论翻译上的问题。但是难度比较大，需要培养人，文学翻译也是。尤其藏译汉的很少，文学方面就更少，别说佛教了。
记者：您现在担任《文学》的主编，您既编杂志又搞翻译，二者是怎么兼顾的？
新城区蒙幼作为一所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色的自治区幼教窗口单位，发展民族幼儿教育已成为它的重点，办特色教育成为它永恒的目标。2006年，领小园长提出“科研兴园、特色兴园，创办民族品牌幼儿园”的办园理念，在实践中以教学科研为先导、以管理为基础、以质量求生存、以改革促发展、以特色创品牌，着力传承蒙古族文化的精髓。对此，蒙幼让懂管理、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引领、带动年轻教师，从培养幼儿的良好习惯人手，狠抓细节管理，深挖幼儿园一日生活环境中蕴含的教育元素，提高教育质量。他们把区域活动与科研课题相结合，以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为着眼点，从材料的投放到环境的创设等各个方面充分照顾到了各年龄段幼儿的特点，满足了每个幼儿的发展需要，收到良好效果，起到了自治区示范园的辐射引领作用；为适应新课改对幼儿园教育教学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他们创新教研形式，组织教师钻研教材，共同研讨，集思广益，在探索出好的教学手段后，全体教师资源共享，使所有教师的业务素质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提高；为搞好科研工作，她们把科研课题研究与本园实际相结合，与幼儿园现存的问题相结合，体现了从教学中来、到教学中去的园本特色。
我喜欢给自己加压，让自己去充实自己的头脑来为教学服务。我多次担任全区历史课课程培训培训员，市历史骨干教师培训长，并严于利己。在学校，我经常辅导青年教师备课，并帮助他们设计教学活动，认真研究教材，并以互相听课、评课、说课的方式，使他们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我还积极地参与到地理教研组、政治教研组和生物教研组，去发现新的知识，去帮助我校文综教师，是我校初中的文综事业发展起来。
《基层建设》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政治部 主管 中国建材工程建设协会协办、政治部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期刊。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5628，国内统一刊号：CN37-1371/D 。
主要栏目：施工建设、建筑规划与设计、基础建设、景观设计、园林园艺、工程造价、工程建设、市政桥梁、给水排水、工程管理、水利水电、电力建设、地质勘查、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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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稿时请将稿件电子版(以WORD形式)发送至本刊投稿邮箱，在稿件中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单位、电话、电子邮箱、样刊投递地址和邮政编码，如需署笔名请注明;并提供作者简介、中文摘要和关键词、参考文献等内容，具体规范要求如下。
2、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职称、学位、简历以及研究方向(任选)。
3、中文摘要：篇幅为100～300字;关键词：每篇文章可选3～8个。
4、参考文献：
(1)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出版社：初版地，初版年.起止页码.
(2)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3)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报纸名，初版日期(版次).
0 引言
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省会昆明。云南,称为“彩云之南”,另一说法是因位于“云岭之南”而得名,也被称为“乌蒙山”。总面积约39万平方千米,占全国面积4.11%,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中面积排名第八。总人口4596万(2010年),占全国人口3.35%,人口排名为第12名。与云南省相邻的省区有四川、贵州、广西、西藏,云南省的3个邻国是缅甸、老挝和越南。北回归线从该省南部横穿而过。有8个地级市:昆明市,玉溪市,曲靖市,保山市,昭通市,丽江市,普洱市,临沧市。8个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
1 地理特征
1.1 气候类型
云南气候类型丰富多样:有北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南温带、中温带和高原气候区共7个气候类型。云南气候特点表现为:区域差异和垂直变化十分明显,年温差小,日温差大,降水充沛,干湿分明,分布不均。
1.2 地貌特征
地形极为复杂,整体上:西北部是高山深谷的横断山区,东部和南部是云贵高原,整个云南西北高、东南低,有84%多的面积是山地,高原,丘陵占10%,坝子湖泊不到6%。
2 自然环境
2.1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云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药材之乡“的美誉。植物:云南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不仅有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植物种类,而且还有许多古老、衍生、特有的以及从国外引种的植物。在全国近3万种高等植物中,云南就有1.8万种,占全国总数的一半还多。拥有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宜人的气候、诗画般的自然风光和多姿多彩的民风民情,构成一幅美丽而动人的画卷。
2.2 有着丰富的水资源
云南的水资源有产量大,人均水平高的特点,人均拥有量是全国平均的四倍。有六大水系和六大湖泊。地跨六大水系:长江水系,珠江水系,元江(红河)水系,澜沧江(湄公河)水系,怒江(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水。六大湖泊:滇池,洱海,抚仙湖,异龙湖,程海,泸沽湖。蕴藏有巨大的水能资源,由于地貌特征河流落差很大,所以保证了我省的电力事业。在充分利用环保发电的同时我省还参加了“西电东送”过程。丰富的水资源环境为我省的经济稳步健康发展做下了坚实基础。
2.3 对于云南水资源环境浅谈我的看法
加强水资源的综合利用与开发;解决需水增长较快,供水日益加剧的矛盾;杜绝用水严重浪费的现象;加强公众水资源统一管理薄弱的意识。我省现在面临着:水体污染日益加重水环境质量不断下降,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供水基础建设设施滞后。所以应加强流域内不同地区的水资源配置基本思路与政策。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的对策措施,即增强水危机的忧患意识;保护水资源,防止人类对水的伤害;转变观念,正确认识水资源的价值及加强水资源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2.4 有着丰富的动植物
有着热带,亚热带,温带甚至寒带的植物物种。如:云南松,橡胶树,望天树,跳舞草,丽江云杉,三七,马尾松等。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形成了寒温热带动物交汇的奇特现象。有脊椎动物1737种,脊椎动物中,兽类有300种,鸟类有793种,爬行类143种,两栖类102种,淡水鱼类366种,昆虫1万多种。鱼类中有5科40属250种为云南特有。鸟兽类中有46种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54种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主要特色物种有:(抚仙湖的)抗浪鱼,滇金丝猴,绿孔雀,小熊猫,蟒,亚洲象等。
2.5 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我省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特别是在当今不可再生资源匮乏的时代云南拥有着:黑色金属矿产,建材非金属矿产及彩石矿产,能源矿产,有色金属及贵金属矿产,冶金辅助原料矿产,化工非金属矿产,稀有及稀土矿产,特种非金属矿产九大矿产资源。
3 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
3.1 谈到云南的旅游,人们最向往去的就是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州。丽江的古城可以让你流连忘返,丽江古城已经在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可在这里,我想全面的介绍一下云南的风景名胜。云南因为特别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造就了云南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列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就有十二个:泸西阿庐古洞,路南石林,瑞丽江-大盈江,滇池,九乡,大理,玉龙雪山,三江并流,丘北普者黑,腾冲地热火山,建水,西双版纳。
3.2 由于云南有气候兼具低纬气候、季风气候、山原气候的特点。所以每天早晚温差大(12~15℃),请注意备装,防止感冒,外出时多注意喝水补水。云南海拔比较高,所以刚到云南是有感应反应,有缺氧的感觉,在观光时步伐可以放缓一些。
3.3 个人观点:充分发挥旅游资源是云南确保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部分,能让云南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确保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充分体现人文与环境的和谐发展,符合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发展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不仅能推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还能缓解云南的就业压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完善云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充分体现社会文明,人与环境的和谐。
4 区域名族文化与旅游开发
4.1 区域名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