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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农村建设是城镇化的动力与补充
党的十八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经成为我国规划未来农村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思路和指导思想，是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根本途径，是城镇化建设的动力和必要补充，更是推动城镇化的必经之路。如何用稀缺的耕地养活13亿人口，让每个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并且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就需要大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大机械生产以及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将有效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同时，也就又使得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增加了本就过剩的农业人口，也就加快了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速度。然而大、中城市的承载空间有限，不能满足大量流动人口的需求，所以部分农民就会选择向城镇转移，这也就催促了城镇的建立、发展和壮大。在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生活环境的变化影响了农民人生观和价值观、生活习惯和自身素质。农民不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的素质，由“靠力气吃饭”转向“靠技术吃饭”，为城镇化提供了人力和智力的支持。新农村建设还是城镇化的必要补充。首先，我国幅员辽阔，农村发展的基础和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交通不便，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农村就地城镇化就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发挥其农业生产的优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为城市提供充足的绿色农产品，同时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保障农民收入的稳定。其次，我国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农村劳动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愈加明显。据测算，到2016年，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劳动力比例将达到50%。并且，农村留守人员也呈上升态势。这些留守人员大多是妇女、儿童、老人，他们往往都或主动或被动地留在农村，尤其是一些一辈子都生活在农村的老人，故土难离的情结使他们不愿意离开生活的热土。如何让这些农民和留守人员过上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的农村生活，加强新农村的建设至关重要。最后，由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甚至举家搬迁到城里，农业耕作缺乏充足劳动力，导致许多耕地撂荒、农村住宅废弃、田园荒芜。如何改善农村荒芜、废弃的景象，也离不开新农村的建设。城乡协调发展离不开城镇化建设，更离不开新农村的建设，只有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理想。
（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一直以来，黄河三角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脆弱，历史欠账较多，虽然近年来发展速度加快，但仍然不能满足城镇化发展的要求。目前，该地区仍然缺少与周边区域贯通的干线铁路，高速公路网络尚未完全形成，港口规模小、吞吐量较低，能源、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很完善，特别是绿色、低碳型的城市基础设施更少。由于地势较低，不少城市夏季经常出现内涝现象，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给城市生态系统带来较大破坏。
（三）产业结构层次较低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取得了明显成效。该地区产业结构由2008年的7．59∶66．79∶25．62调整为2012年的7．33∶61．27∶31．40。但是这与山东省8．6∶51．4∶40．0的结构相比，产业结构层次仍相对较低。第二产业比重较大，与城镇化息息相关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低。第二产业中仍然是石油化工、石油装备、纺织、造纸、铝业制造、盐化工、皮革制造等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而这些产业又是污染性较强的产业，对环境影响较大。从总体上看，资源消耗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仍占较大比重，科技创新型产业所占比重较低，导致经济增长代价日增。
（四）环境保护面临较大压力《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实施以来，区域内各市、县（区）采取了有力措施，积极推行节能减排，万元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都有了大幅度减低。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节能减排的空间越来越小，压力越来越大。据2012年山东省政府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中期评估显示，经济指标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指标完成情况呈现不一致的状况，涉及生态建设与节能减排的指标完成情况不够理想。［2］仍然占有较大比重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给生态环境带来较大影响，雾霾天气增多，PM2．5浓度在多个城市处于“严重污染”或“危险水平”。这些无疑给该地区的生态型城镇化建设带来很大挑战。
（五）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偏低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黄河三角洲城镇化水平为46．63％，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区内各个县（区）之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不均衡状态，4个市辖区的城镇化水平较高，超过50％，而利津、阳信、高青、庆云、乐陵等县市的城镇化水平还在35％以下。从黄河三角洲对人口集聚的能力来看，尽管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净流入人口到达了21．1万人，但城镇常住人口占全省的比重却由10．69％降到了10．57％，19个县（区）中有11个县市区对人口的吸纳力有所减弱。［2］而对人口的集聚能力直接体现了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的高低。从人口密度上看，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人口密度仅为全省的61．2％，城镇密度亦相对稀疏，是全省城镇密度的79．4％。这样的状况不利于形成显著的空间聚合态势，难以形成高效率的城镇化空间布局。
二、黄河三角洲生态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对策
（一）以人为本，树立生态化发展的新理念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为此，城市社会生态系统运行必须有利于人的健康发展。生态城镇化的建设过程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过程，因此，生态城镇化要把人看作是生态系统中主体要素，并实现人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城镇化建设要紧紧围绕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基本要求，树立生态文明的新理念。一方面，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增强城市建设者和市民的生态意识，提高他们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形成保护生态环境、弘扬生态文明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要倡导绿色低碳的城市生活方式。在适度的物质消费的基础上追求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城市市民养成健康绿色的良好习惯，低碳家居、低碳消费、低碳出行，将资源节约保护意识融入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每个领域。
（二）科学规划，以现代化理念构建生态城镇建设的新格局生态型城镇化的重点不是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地域的扩展，而是城镇的内涵式发展，生态化转型。要从战略的高度理解生态型城镇化的任务和目标，要注重城镇功能的完善，注重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此，必须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做好生态城镇发展战略的制定，做好整个区域城镇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中都非常注重编制城镇建设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生态城镇化建设也需要制定科学的规划。为此，要结合《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各地市、县（区）的高效生态经济区、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十二五”发展规划、城镇化发展规划等先期规划来科学制定生态城镇化发展的蓝图。既可以把生态城镇建设纳入到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去，也可以专门制定生态城镇建设的具体规划。在规划设计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生态优先的方针，统筹本地生态城镇建设的长期与短期发展目标，明确各自生态城镇建设的重点领域和主要任务，全面考虑涉及生态城镇建设的人口、土地、产业、生态、环境、设施等各方面因素。在规划中应该以新城区为规划主体，以行政中心、绿色居民区、湿地公园、城市综合体等项目为重点，在优先考虑城市整体环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土地、人文、自然资源，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系统性。
（三）加快载体培育，积极推进高效生态产业集聚发展生态城镇建设必须坚持城市发展与产业成长“两手抓”。生态产业是生态城镇发展的载体和基础，生态城镇化又为生态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黄河三角洲日益发展的高效生态产业为该地区生态城镇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效生态产业是具有典型的生态系统特征的节约集约经济发展模式，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等产业体系，是建设生态城镇的有力载体。2013年，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实现生产总值7985．2亿元，增长10．9％，成为山东省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当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体系初步建成，可以和生态城镇建设相得益彰，协同发展，构建产城互动的新格局。当前，黄河三角洲地区产业生态化与城镇生态化的互动发展一般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与老城区相联系的传统产业的生态化转型。对污染较为严重的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减少它们对城市的破坏，重构它们与城市的生态联系。同时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在城市中和城镇周边大力发展具有绿色低碳特征的现代服务业。二是在传统城区之外建设生态新城。主要包括两大载体建设：生态产业园区和生态社区。生态产业园区是承载生态产业生态行为与市场行为的空间场所，也是黄河三角洲地区生态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形式。当前，黄河三角洲地区建设了众多的生态产业园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绿色产业经济区，这为生态城镇建设提供了产业基础。生态社区是生态城镇空间中承载人类生活、居住的载体，是构成生态城市的基本单元和细胞。生态社区建设是生态城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生态社区建设可以使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低碳化、生态化，为生态产业园区建设提供生活支持。
（四）遵循生态规律，优化城镇发展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由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其中自然生态系统是物质基础，社会生态系统是精神、灵魂。生态城镇建设不仅需要优美的自然生态系统，更需要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本身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二是城市周边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但无论哪种生态系统的优化，都必须遵循生态规律，符合生态城镇建设的实际需要。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不是自发形成的，必须有一个自觉行动的过程。其中的关键是要明确系统优化的主体。企业是生产方式转变、产业园区建设的主体，居民是生活方式转变、生态社区建设的主体。无论是在生态保护和修复、城市自然景观的建设与维护方面，还是在环境保护和环境卫生维护方面，都必须有企业和居民的共同参与。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属于人文生态系统，反映的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社会生态系统更复杂，更具有脆弱性。因为社会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此，社会生态系统的优化既要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也要遵循自然演变规律。社会生态系统建设的关键是要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为此，要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主要内容，崇尚公平正义，大力推动和谐城市、和谐企业、和谐社区、和谐家庭建设，构建良好的城市社会生态系统。
（五）以科技为支撑，构建生态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生态型城镇化需要产业、科技、体制、管理、政策等方面的动力推动。在所有的动力要素中，科技起着决定性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传统产业的生态化转型、资源的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都离不开科技的创新。科技支撑已经成为影响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的核心要素。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科技投入和科技创新水平与全国、山东全省及其东部较为发达的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的重要环节。为此，必须加大科技投入，推动机制创新，全面提高生态科技水平，推动生态城镇化建设。“生态城镇科技是生态城镇与生态科技的有机结合，是专门服务生态城镇建设的科技手段。”［3］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促进生态科技创新，推动生态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一是要构建与生态城镇适应的多元化的生态科技体系。主要包括绿色建筑技术、绿色交通技术、生态工业技术、生态农业技术、现代服务技术等等方面。二是构建一体化的生态科技合作创新机制。由于受行政区划和行业限制，黄河三角洲区内各县区之间、各行业之间的合作力度不够，难以发挥科技创新的整体竞争优势。为此，要打破行业和区域的限制，处理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生产应用的协调发展，建立生态城镇科技研发体系，构建“产学研”或“政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机制。三是加大生态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政府和企业都应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力度，作为政府要在财政拨款、减免税、优惠贷款、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风险投资等方面，对生态科技发展给予政策支持，作为企业要重视科技创新的作用，加大研发投入。四是加强培育生态科技创新人才。科技人才的教育与培训是生态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2010年，黄河三角洲地区6市共有科技研究人员100522人，博士毕业2657人，硕士毕业9154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明显偏低。区内唯一一所211院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也移居青岛。吸纳高科技人才的政策支持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为此，要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多种层次开展生态科技人才的教育培训，健全生态城镇建设的科技队伍。高等学校要开设相关学科和专业，为生态城镇化以及生态科技创新培养一批善生态管理、懂生态技术、会生态经营的人才。
2.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同时推进农业现代化。花桥建设国际商务城，首先明确选择了四大产业：服务外包、金融机构后台处理中心、制造业企业的区域性总部、物流采购中心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酒店、商业、文化和居住等项目，形成以中央公园为核心、周边布局商务园的城市框架，呈现“城在景中、人在林中”的生态景观，成为商务集中、商贸配套、商住齐全、环境优美的生态型商务功能区。但是，国际商务城的建设，并未让鳞次栉比的城市高楼成为这里唯一的风景，伴随着土地的精心整治，碧浪滚滚的万顷良田展示出现代农业的风貌：曾经零星分散的小块农田、穿插于田间地头的零散农居、杂乱铺展的自然村庄以及常常被忽略的闲散土地……终于连成一片，在新建的沟渠、桥梁、涵洞以及众多机耕路的勾勒下，变成网格状的标准农田。经过整治后的良田，全部采用现代化生产方式，实现农业机械化耕作和规模化经营，而原土地权属关系不变。在“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下，参与万顷良田整治工程的村庄，整治或复垦后的土地所有权仍属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则进行统一流转，集中经营。通过这种土地和体制的“整治”，实现了三个“集中”：土地向规模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社区集中，促进了三个“转型”：农村向社区转型、乡镇向城市转型、农民向居民转型。
3.在城镇建设中推进功能优化与形态优美的耦合发展。花桥坚持“产业升级+城镇转型”的产城融合发展模式，努力打造“一带一轴、四心五区”的现代化城市架构：“一带”——在花桥商务城中部形成一条由东向西的产业与生活配套空间跳跃式发展的城市综合发展带，实现“融沪通苏”的发展目标；“一轴”——依托东城大道便捷的交通条件，形成集服务外包、商贸交易、会展经济、商务办公于一体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轴；“四心”——打造具有引领性的行政中心、商务中心、商业中心、文体中心四大城市核心功能，显著提升城市综合能级；“五区”——按照功能类别，形成东部的总部商务办公集聚区、西南部的服务外包产业区、西北部的海峡两岸商贸合作区、北部的天福现代农业休闲区、南部的高尚居住配套区等五个片区。
4.在开发融资中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创新。花桥借鉴新加坡等国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实行政府主导推进的开发模式，以大投入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功能环境建设，营造产业进驻和转型发展的空间载体，成立昆山花桥商务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充分发挥公司开发主体作用，组建置业、市政、物流等若干专业公司，构建符合市场运营机制的公司化管理运作模式，并积极推进土地融资、项目融资、信托融资等融资方式，形成了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引进绿地集团等一批品牌响、信誉高的大集团大公司参与商务城开发，形成了面向市场、开放资本的城市投资建设新模式。同时，针对现代服务业企业大多是轻资产，按照传统金融担保模式从银行融资比较困难的实际，推进金融服务模式创新，主动融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创建国内首个服务业基金产业园——花桥基金产业园，将其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集聚度较高、特色鲜明的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基金产业园。5.在管理方面形成上下协同推进城镇化的强大合力。企业在市场、资金、招商、管理等方面具备优势，政府在资源、服务和行政管理方面具备优势，为充分发挥各自所长，按照“事权集中、管理统一”原则，整合花桥经济开发区和花桥镇资源，归并政府职能，减少管理层次，形成“一办六局一公司二街道”的扁平格局，统一领导、强化管理。以“昆山层面的事不出花桥就能办理”为目标，整合全市行政服务资源，在花桥设立昆山市行政服务中心分中心，通过昆山市相关部门职能延伸、权限下放、流程再造等举措，实现“一栋楼、一个窗、一站式”服务，形成了高效便捷、科学规范的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模式。
二、花桥镇产城一体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效
2006年以来，花桥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了倍增，经济发展更具活力，城市功能更加完善，生态环境更加优美，社会发展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其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转变”：一是产业结构从“二三一”迅速向“三二一”转变。三次产业比重从2005年的2.5：67.0：30.5，调整为2013年的0.5:26.9:72.6，第三产业已经居绝对优势。以业务流程外包为主的金融BPO、以研发销售为主的制造业企业区域总部、第三方物流为主的现代物流业、电子商务等快速发展。引进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认证机构等专业服务机构，形成完善的金融外包上下游产业链。大力发展以产品研发、工业设计、影视服务、广告会展、休闲娱乐、培训认证等为主的新兴产业，扶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壮大。二是农村居民成功地实现了向城镇居民的转变。2009年，花桥被列为苏州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先导区，村级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实现翻番，贫富差距逐步缩小，共同富裕逐步实现。特别是通过万顷良田建设工程的实施，农民身上发生了三重改变：一是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相当一部分农民经过培训，掌握了现代化耕作技术，驾驶着播种机、插秧机等各种机械回到昔日的田地上，成为现代化合作农场里的产业工人；二是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新型社区建设加快，建成农民动迁房100多万平方米，农民搬到了建好的社区，住进了花园般的公寓小区，而且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险覆盖率近100%，城镇登记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三是身份发生了改变，农民手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土地股份合作社以后，拥有土地股份，成为新田地经营的股东之一，获得长期回报，即土地流转后的定额补贴。无论遇到何种自然灾害，无论流转后的土地有无受灾以及程度如何，定额补贴都会按时发放。三是城镇面貌快速从传统乡村向新型城镇转变。花桥积极推进“双集中”（集中使用村级集体预留土地，集中投入村级集体动迁资产补偿资金）、“双置换”（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土地股份合作社股权，以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置换城镇住房和商业用房收益权）、“双调整”（调整社区管理格局，调整村级资产管理办法），完善街道社区级功能配套，实施“355”工程，即建成3个综合医院、5个文化场所、5个体育设施，实现街道行政中心、卫生服务中心、文体活动中心一体化建设。打造高品质居住配套环境，以国际社区为试点，将服务外包区打造成为具有示范性的国际化低碳生态社区，将核心区打造成具有都市活力的城市中心社区，营造绿地板块综合性国际生态社区，形成国际高尚社区、普通商品房、专家楼、人才公寓、动迁安居房等多层次的居住配套环境，完善适应产业发展、人才集聚、生活便利、生态优化的功能体系。四是发展后劲从单一竞争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延伸、沿沪大道等一批重大交通工程建成，新东变、电信枢纽等一批电力电信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提升了城市承载力；希尔顿逸林酒店、中影国际影城等一批高品质功能项目的投运，增强了城市服务能力；服务外包、总部经济和人才引进等产业扶持政策的出台，加快人才结构从“蓝领”向“白领”转变；低碳城市建设的全面启动，在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金融服务需求的预测
为了更好地引导地方法人银行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创新，课题组在梳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需求后，拟对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服务需求量进行简单的测算。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报告将主要以重庆市为例对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金融需求量进行测算。由于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所以这里的金融需求量着重强调的是使现有的准市民在身份地位、思想意识、社会权利及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向市民转换所产生的最低资金需求量。本报告的金融需求测算模型主要依据微观意义的人口城市化成本结构，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改，然后按照以下逻辑推演该测算模型。首先，新型城镇化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其中关键的金融需求来自于住房建设和消费领域。其次，准市民即将作为城镇居民应该享受与正常城镇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这样就产生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需求。最后，城镇化建设的基础在于工业化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这两方面建设的作用在于解决准市民就业问题和拉动经济发展，所以其产生的金融需求量可以从城市就业投资成本的角度出发予以测算。因此，为准确清晰地测算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需求量，本报告将采用灰色预测模型，从农民市民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工业化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四个方面着手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需求量进行测算。具体的思路是先分别计算2006—2011年上述4个方面的单项数据，汇总后利用灰色预测模型对2012—2020年的数据进行测算。
(一)市民化产生的金融需求量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市民化产生的金融需求量分为住房、就业、养老、医疗和基本生活消费保障等领域，但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各个领域的需求规模，本报告将只对住房建设和消费领域产生的金融需求进行测算。所谓住房建设产生的金融需求就是说为确保农民在转换成城市居民后，能够像城市居民一样正常居住而付出的最低资金投入成本，居住产生的金融需求是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市民化的主要需求之一。现阶段在测算准市民居住成本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一部分研究人员认定的准市民居住产生的成本要求比较低，它不是支付城市人均标准面积的房屋价格，而是只需要付出取得城市最低标准住房面积的人均房租成本。另一部分研究人员认定的农民市民化居住成本指的是该城市城镇住宅投资总额除以年末总人口数。本课题组结合前文对农民市民化的描述、界定，认为解决农民市民化居住问题有自购住房和租房两种途径，但由于现阶段政府的保障性住房存量不足，所以无论是自购住房和租房都需要新建住房才可满足其住房需求，因此这里的人均居住成本更接近于城市廉租房、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平均建设成本，而非房地产商所定的将成本与利润相加后商品房的平均价格。因此，重庆市农民市民化居住成本测算，可以用城镇人均住房面积(Q)乘以城镇单位住房面积造价(P)得到，用公式表示为C住=Q*P。按照以往的经验数据，重庆市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大约保持30m2/人，同时从重庆市统计信息网查得2006—2011年相关数据并计算得表2:消费产生的金融需求C消是指准市民在成为城镇正常居民后，为满足正常的生活水平而需要的最低资金需求量，本报告将借用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予以表示，并根据重庆市统计信息网查询相关数据并计算得表3。
(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产生的金融需求量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产生的金融需求量指的是为满足城市物质生产和居民正常生活的需要，尤其是农民市民化转型后，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建设交通运输、给排水、通讯、能源、环境清洁保护等设施所需的最低资金投入成本。由于重庆市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滞后，尽管农民已经进入城镇工作生活，但是与此相对应的城镇公共服务设施还十分匮乏。鉴于数据收集困难，本文将重庆市年固定资产投资扣除住房投资后的余额视为重庆市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公共服务设施投资成本。同时从重庆市统计信息网查得2006—2011年相关数据并计算得表4。
(三)工业化建设产生的金融需求量新型城镇化的基础是工业化，工业化的重要目的是解决准市民的就业问题，让他们更好的融入城镇生活。所以，对工业化的金融需求测算可以基于工业化的目的———解决准市民的就业问题，换句话说，工业化产生的金融需求可以用解决准市民就业的成本来代替，具体的做法就是先估算城镇化背景下准市民在工业领域的人均就业成本，进而测算工业化产生的成本(金融需求)。按劳动经济学观点，劳动资本量与劳动力的需求量具有正相关关系。所谓劳动资本量是指在既定的生产条件下，单位生产资本所对应的劳动量。劳动资本量可以用来衡量一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密集程度和劳动密集程度。劳动资本量越大，部门的资本密集程度就越高;反之，则部门劳动密集程度越高。因此劳动平均资本量还可以用来估算一个区域的就业投资成本。由此本文用公式A=E×(C/D)计算区域城镇化的平均就业成本，其中E为平均劳动资本量，C为平均每户城镇家庭就业人口数。D为平均每户城镇家庭人口数，设K=C/D，则K为城镇人口的就业系数。以上公式可简化为A=E×K。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报告拟用第二产业的数据代替工业化的相关数据，L代表第二产业从业人数，重庆市第二产业的劳动资本量E可根据公式E=L/H计算，其中L为重庆市第二产业生产总值，H为第二产业从业人数。通过查询重庆市政府及统计局信息网站，收集整理到2006年至2011年的相关数据并计算得表5。
(四)农业现代化建设产生的金融需求量新型城镇化进程同样也伴随着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现代化的目的之一就是解决准市民的就业问题。所以农业现代化金融需求的测算方法与工业化测算思路一样，先计算城镇化过程中准市民在现代农业产业领域的人均就业成本，进而测算农业现代化产生的金融需求(成本)。借鉴公式A=E×(C/D)，其中E为平均劳动资本量，C为平均每户城镇家庭就业人口数。D为平均每户城镇家庭人口数，设K=C/D，则K为城镇人口的就业系数，以上公式可以简化为A=E×K。同样用第一产业的数据代替农业现代化的相关数据，L代表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总量，重庆市第一产业的劳动资本量E可根据公式E=L/H计算，其中L为重庆市第一产业生产总值，H为第一产业从业人数。通过查询重庆市政府及统计局信息网站，收集整理到2006年至2011年的相关数据并计算得表6。通过前文的分析计算，求得2006—2011年重庆市城镇化进程中的各项成本(如表7)，包括人均市民化成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工业化人均就业成本和现代农业化人均就业成本。基于上表，本报告将采用灰色预测模型分别对上述四项成本在2012—2020年的数值进行预测。限于篇幅，本报告仅以人均市民化成本为例，预测过程如下。根据重庆市委市政府的规划，2012年至2020年，重庆力争每年新增户籍城镇居民90万人，则2012年至2020年市民化成本和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分别等于各自平均水平乘以90万，工业化成本和农业现代化成本分别等于各自人均水平乘以每年新增人口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领域的就业人数(此次按较低口径计算，分别取20万人)，则重庆市2012—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产生的总成本(即金融需求量)为表9所示。如表9所示，依据灰色预测模型及重庆市政府未来9年内的规划，预测到重庆市未来9年每年的城镇化建设金融需求分别约为1846亿元、1949亿元、2061亿元、2165亿元、2277亿元、2389亿元、2502亿元、2614亿元、2726亿元。由此可见，本文预测的金融需求量占到重庆市GDP(2013年约为1．3万亿元)的较大比重，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会为重庆市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法人银行带来巨大的挑战和机遇。所以，根据预测结果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那么资金筹集的渠道和方式就显得十分重要。
城镇用地粗放低效，“摊大饼”式的城镇扩张方式，使得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远高于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加速度高于农村人口减少速度。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推进城镇建设，加剧了土地粗放利用，浪费了大量耕地资源，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
（二）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匹配
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雾霾等“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服务管理水平不高，在东部地区，部分城镇密集地区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在中西部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不平衡。一些城市空间无序开发、人口过度集聚，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不注重公共服务，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强，增加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成本。
（三）不健全的城镇化进程中机制体制，也阻碍了城镇化发展
目前实行的城乡分割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各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固化着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阻碍着城乡发展一体化。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对策和建议中国正处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经济转型和体制
转型时期，把握好人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理念，不仅要以城镇居民为本，更要以农村居民为本，要把统筹城乡发展、缩短城乡差距、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以及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
（一）坚持把以人为核心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就必须坚持以人口城镇化为首要任务
建设新型城镇化的过程，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城镇化工作中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切实维护好农业转移人口的合法权益。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在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实现数以亿计人口城镇化的深刻社会变革，就必须把以人为核心摆在首位，强调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维护好农业转移人口的合法权益。历史上世界城市化浪潮衍生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城市病”，也为我们城镇化建成敲响了警钟；我国过去几十年倾向以物为主的城镇化实践，只讲土地城镇化，不重人口城镇化，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城乡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使各式各样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圈地造城运动愈演愈烈，造成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等时刻提醒我们要坚持把以人为本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
（二）坚持把以人为核心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必须坚持以多元并行为主要路径
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大、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均、城乡差距明显等特点，决定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无法简单遵循一种模式进行，必须选择多元并行的发展模式。首先，布局应多元化。按照国家“两横三纵”宏观战略布局，要在我国的中西部和东北等有条件的地方，依靠国家规划引导和市场的力量，逐步发展形成若干的城市群，使其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从各地区位优势、现实大势和未来趋势出发，因地制宜，上下衔接，抓紧编制各地区域性城镇化规划。其次，推进模式应多元化。实现数以亿计人口的城镇化，发达国家单一型、集中式的大城市发展老路肯定走不通，必须按照以人为核心的要求，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的新路，必须推进建立开发区、新区、新城、旧城改造、乡镇产业化等多种模式的结合。再次，主体应多元化。坚持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思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共同推进城市化进程，努力培育和壮大城镇化发展的市场化、多元化主体。
（三）坚持把以人为核心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必须坚持以产业发展为重要支撑
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需要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相应的产业作为支撑，否则，新型城镇化建设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城镇化的本质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客观现象，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全国各地产业发展均面临着依据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进行产业更替、产业挖掘、产业优化、产业培育和产业升级等单一策略和组合策略的选择。从另一方面讲，坚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也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只有让进城农民稳定、充分就业，才能正真的使农民市民化，优先发展基础产业，大力发展主导产业，适当保护弱质产业，积极调整衰退产业，形成工业、农业、服务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不同的城镇产业带动类型。
（四）坚持把以人为核心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必须坚持以生态集约为基本原则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逐步推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人们对城镇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和生存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人口向城镇的大规模集聚，必然导致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中期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以及面临的巨大城镇化历史任务，要求我们必须走绿色、低碳、循环、集约、智能的城镇化发展新路，不可能再走过渡依赖资源开发和投资拉动的发展老路，要求我们要注重生态保护，注重资源集约，同时要彰显城镇自身的人文历史，突出城镇历史文化传承和创新，协调环境，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打造新型宜居城镇。
（二）劣势分析1.过度负债。地方政府为追求高速经济指标，不顾债务承受能力促使融资平台大量举债拉动投资；同时，商业银行为做大贷款规模并取得即期收益，高估政府信用，对融资平台大量放贷。这些激进的融资政策，带来了财政和金融风险隐患。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短贷长投，致使平台现金流不足，面临巨大流动性偿付风险。2.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融资平台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政企不分，导致部分融资平台公司治理薄弱，公司治理制度没有切实执行，偏离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方向。强行政化使得融资平台经营发展缺乏自，有些甚至成为政府贷款的空壳公司，自身没有实际经营。3.信息透明度低。融资平台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信息披露缺乏，以及财政对融资平台债务情况和担保状况信息的不完全掌握，抑制了外部主体对融资平台负债的约束能力。
（三）机遇分析1.城镇化建设需要融资平台继续发挥作用。中国城镇化建设离不开政府宏观调控，现阶段仍是政府引导经济发展战略。一方面，城镇化速度和质量的提高要求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融资平台在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投融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实现政府战略的融资主力；另一方面，目前普遍存在的政府债务率高的问题不能仅靠财政收入增加来弥补，而应该依靠融资平台经营能力提高和盈利水平提升来弥补财政资金不足。2.规范发展融资平台，提高业绩。政府融资平台可以国家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规范和整顿为契机，在功能定位、治理结构、信用建设、机制建设和模式创新等方面加以完善，改变过去融资资本实力差、融资结构单一、资本利润率低的状况，整合成市场透明度高、运作规范、治理结构完善的平台公司。在实施有现金流的公益性或非公益性项目时通过融资杠杆撬动社会资金，提高资金运转效率。
（四）挑战分析1.投融资体制不完善。投融资规划不到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财政承受能力及债务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等因素摸底不清楚，致使融资行为盲目；投融资风险内控管理不到位，对政府直接债务、融资平台间接负债、各类或有负债统计不全面，上一级财政不了解下一级财政负债情况，没有制定可操作的风险控制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欠缺，金融机构难以获取准确的政府债务信息，导致无法评估合理的融资边界。2.融资机制和模式单一。融资平台资金来源大多是银行贷款，如果现金流与还款期限不相匹配，还款现金流存在断裂风险。大多数融资平台对财政依赖程度高，与土地收入关联度高，一旦财政吃紧或土地出让价格下降，就会造成现金流紧张，还款困难，影响再融资。
二、融资平台发展路径选择
（一）构建统一评级授信机制，提高债务透明度目前，各金融机构分别对融资平台评级授信，由于各自掌握信息的能力不同，有些金融机构很难准确判断融资平台的偿债能力。融资平台资金需求和银行贷款规模扩大需求的一致性促使双方都希望多贷款，在政府债务透明度不高的情况下，造成了融资平台过度负债。为此，需要能够对融资平台进行统一评级授信的机构，其他金融机构在此评级授信范围内开展业务，从而控制融资总量保证不突破偿债能力。一是需要掌握平台债务结构信息，以确定总债务负担。二是考察平台总营运资金是否连续三年至五年做到预算平衡。三是确定平台可得到的地方税和政府间接收入具体款项，以及收集有关税收征得率和地方预算对特定收入来源依赖程度的历史记录。四是评估平台所处整体社会经济环境。另外，公开融资平台债务信息，包括依赖政府财政资金还款情况、依靠自身经营现金流还款情况和抵质押物情况，积极制定政府对融资平台的债务集中统一管理办法，提高信息对称性。
（二）不同平台分类处置按照还款来源，对完全依靠政府财政还款或担保还款的融资平台，要重点监测、关注财政风险、逐步化解转型，综合考虑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和债务水平，逐步降低其负债水平，进而向有经营收益的方向发展；对于部分依靠财政还款、部分依靠自身收益的融资平台，要合理分析平台的投资经营状况与地方债务情况，充分发挥经营项目市场效益，借助政府信用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积极构建混合型融资平台；对于完全依靠自身经营收入还款的融资平台，积极支持其做大做强，谋求多元融资渠道。按照贷款模式，对于省带市（县）贷款模式的融资平台，尝试建立统一化省级平台，整合资金和资源，利用市场化手段，通过多渠道募集资金，以落实重大项目配套资金、补充项目建设资金，实现政府投资引导意图；对于市带县贷款模式的融资平台，应着重强化治理结构建设，规范投融资决策和管理，加强公司信用，弱化政府信用，加强债务风险管控；对于县直贷模式，应控制县财政实力弱、平台经营能力弱的融资平台贷款。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融资的风险种类
从政府角度而言，新型城镇化建设融资的需求需要克服困难予以满足，同时，也应对其风险加以防范。如果从项目角度而言，融资风险的来源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信用风险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兴建和农民市民化的投入都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任何一个部门的缺位或阻碍都可能导致项目搁置、资金成本会剧增。一方面，城镇化基础设施兴建的合作方选择需要优先考虑资金实力雄厚、信用卓著的企业，以免项目中途搁置，由政府兜底；另一方面，农民市民化的投入中，养老保险支出是远期支出的项目，而中短期项目的支出，主要包括教育和住房保障等。资金的筹措就需要兼顾中短期支付与长期支付的信用风险。
（二）经营风险经营性城镇化基础设施如供水、供电、供暖设施投资，需要正确估算市场需求，一旦市场需求结构或数量发生不可预期的变化，投资者需要承担经营性收入不足而导致的投资回收延期的风险。如果投资者因收入不足而降低服务质量导致供需方矛盾激化，政府不能卸责。因此，在项目投融资决策过程中，政府需要凭借其信息优势，帮助投资方准确估计与研判可能遇到的经营风险。
（三）市场风险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需要的大量资金来源可能是多渠道的，因此，各种资金来源的数量与时间配合需要专业化的设计，才能在保证资金充裕的基础上，节约资金成本。但具体操作过程中，可能因利率、汇率政策变化或市场管制变化而导致资金链条断裂，进而导致市场风险。政府在项目推动过程中，应会同投资合作方科学预估市场风险并制定预案。
（四）完工风险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需要依托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又有赖于精心设计的施工方案。项目实际投资过程中，因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无法完工或不能按期完工、完工后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并不鲜见。完工风险可能导致投资回收不利或延期，从而导致融资成本骤增。政府有职责会同水文、地质、工程专家，合理预期完工风险。
（五）政策风险以上资金来源中，政府财政投入有预算约束；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为城镇化基础设施的贷款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市场化的融资方式便利与否也有赖于货币政策的宽严程度，因此，城镇化融资受政策影响较大。地方政府也需对新型城镇化中遇到的政府策性风险预留空间。
三、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融资的风险传导途径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尽管可以吸纳较多的融资渠道资金注入，但总体来看，由于地方政府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其风险主要还是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从地方政府融通资金的来源看，财政投入主要来源于国家税收；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外国政府贷款，上述融资渠道均由政府信用在做担保；国内政策性银行贷款如果出现呆坏账，需要认定核销，但最终还是要由地方政府来买单，因此，体现为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通过政府融资平台来组织的专业投资商或吸引外商的投资，地方政府需要做出相应市场需求承诺的，体现为政府的或有债务。通过资本市场、产业基金、信托、保险等经营机构来向社会公众发售融资票证进而融资的，如果地方政府未做担保，政府可以免责。但辖区内若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期回馈投资者，金融领域的风险具有传染性，融资风险可由金融领域迅速扩展到整个实体经济领域，进而演化为通货膨胀风险，危及社会的稳定。由上述风险传播链条看，新型城镇化融资风险的控制源头在于项目风险的控制。地方政府需从新型城镇化项目的遴选入手，严格控制项目的规模与进度。一方面，要使项目能够及时铺开不误整个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要控制其风险规模，不使某个项目的搁置，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四、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融资的风险防范措施
由上分析可知，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融资的风险防范根源还在于对项目的审慎抉择。目前，辽宁省正在多个城市同步推进新城区建设，沈北新城、铁岭新城、沈抚新城、沈本新城、灯塔新城、辽阳河东新城、鞍山达道湾新城、海西新城和营东新城等31座新型城镇正在崛起。大量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正在建设。在此过程中，政府对项目融资风险的科学评价至关重要。从风险防范的角度而言，政府可做的选择有风险自留、风险转移、风险转换和风险控制。
（一）风险自留风险自留意味着对于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新型城镇化的软性投入，以及非盈利性的公共绿地、公共道路、桥梁铺设等公益基础设施项目仍由政府承担主要风险，其资金仍沿用传统的财政拨款渠道。辽宁省在做好城镇发展规划的同时，可以将各新城区的多个建设子项目统一融资，分别建设，当小城镇中的多个子项目“先批发，后零售”的投融资思路确定后，就会吸引大量的投融资机构由于规模经济而给予辽宁省更多的关注，也有助于提高辽宁新型城镇化的投融资效率。为保证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的如期完工，可在技术难度较小的传统项目中采用代建制，通过招投标方式优中选优，以达到预期目标，合理控制融资成本。
（二）风险转移对于经营过程中，具有显著经济效益如供水、供电、供暖等项目，民间资本有较强参与意愿。政府可以通过契约、合同、金融工具等形式，将风险责任转由具有更强风险控制管理水平的企业或金融机构来承担。经过多年的发展，辽宁省的金融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投融资机构进驻沈阳、大连等核心城市，截至2013年6月，全省共有银行业机构143家，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5家国有大型银行、11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2家域外城市商业银行、15家城市商业银行、29家外资银行、11家农村商业银行、59家村镇银行，邮储银行、省农信联社、农村合作银行、信托公司各1家，财务公司4家。⑥这些金融机构正在积极拓展业务，为辽宁的新型城镇化推进提供了良好的投融资基础。同时，以法国水务公司为代表的实业资本家也在积极地寻找投资机会。这为利用公私合作方式共同投资建设城镇基础设施提供了可能性。从理论层面看，风险转移可分为全部风险转移和部分风险转移。全部风险转移的主要形式为外包、租赁、委托和出售等方式；部分转移的主要形式常见的形式有证券化、股分化等。对于金融相对发达的沈阳、大连两地，新型城镇化项目多，融资额大，收益性项目获利的可能性大，可以优先考虑证券化融资创新；对于省内其他地区项目，金融基础弱、收益性项目需求不足，融资规模小，可以更多地考虑使用银行贷款的传统模式。
（三）风险转换风险转换中在风险无法转移的情况下，将风险预期值较大、风险集中的项目预案，替换成风险预期值较小或分散可控的风险预案。过去，辽宁在引进外资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时曾有过承诺外商固定投资回报率的经历。今天看来，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增加投资建设方积极性的作用，但企业就此放弃提高服务质量、积极市场拓展的努力，政府承担了较大的市场风险；城司发债的方式使得一任政府借，多届政府还，可能导致债务负担集中。在未来的融资过程中，就需以此为戒，在大量引进社会资本参与收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对于供水、供暖等项目中合理设定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因用户数量不同而设置的阶段性定价机制；合理设计城司发债的规模、频率与还债时段等，以期将债务风险转换为可控风险。
（四）风险控制风险控制是指在风险客观存在的情况下，采用资源合理配置的做法，避免风险的扩大化。例如，辽宁的沈抚新城以新材料和动力装备为特色；沈本新城以生物制药为主体，其产业化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势。新型城镇化本身会为产业的发展带来良好的契机，明显受益于城镇化的产业会有较好的获利空间，从这些产业入手，积极筹划发行产业发展基金，吸引公众投资者为融资对象，产业与城市共同发展，就是较好的风险控制的方法。以产业发展为依托的城镇化实现了基础设施“硬件”的改进与市民化的“软件”文化及服务体系完善相匹配；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实体经济的生产设施运转需求相匹配；新型城镇化融资工具创新与金融机构风险控制需求相匹配。换言之，新型城镇化的投融资活动应既着眼于现实，又为进一步的发展预留空间，合理控制投融资规模、地区与分布时段。
2012年，温江区旅游总收入15.29亿元，接待游客1170.55万人。其中全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年总收入达5.85亿元，占旅游总收入的38%。但同期，成都市全年旅游总收入为1050.78亿元，温江区仅占1%；全年全市共接待旅游总人数12246.47万人次，温江区仅占10%。2013年，温江区旅游总收入21.11亿元，同比增长38.70%，接待游客1482.73万人次，同比增长26.67%，旅游总收入占全区GDP比重达到5.8%，安置就业2万余人。同年，成都市旅游总收入1330.66亿元，温江区占到1.5%；2013年成都市共接待15539万人次，温江区占到9.5%。此外，温江区乡村旅游从业人员达46240人，从业人员中农民就业比例达到83%，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面达到85%以上。
（二）温江区乡村旅游现状分析
从以上几组数据不难看出，温江区的旅游产业发展势头较好，增长幅度也较大。尤其2013年，整个成都市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入境游客增幅下降的大背景下，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增幅。乡村旅游的发展，对解决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等问题也都起到了较大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不难分析得出，温江区的旅游业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一，温江区的全区旅游收入在成都市范围来看，所占份额较少，最近两年都只占到了全成都市的1%。旅游接待人数也远远不足，近两年也仅占到全成都市的10%左右。二，就温江区自身的旅游结构而言，乡村旅游总收入在全区旅游总收入中仅占到了三分之一。就目前温江区乡村旅游现状、产业结构以及区位条件来看，乡村旅游还大有潜力可挖掘。
二、温江区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品牌产品
通过对温江区乡村旅游的调查可以看出，温江区的乡村旅游虽然起步早，资源多，但真正的乡村旅游品牌并不多，可以说根本还没有“叫得响，拿得出”的品牌产品。究其原因，其一是从业人员多数都是农民，素质参差不齐，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没有品牌意识和品牌营销观念。其二，政府缺乏有力的引导。某些地区出现了一些品牌，比如“万春卤菜”、“红枫基地”等，但对品牌定位不准，挖掘度不够深入；其三对品牌的宣传力度也有限。所以温江区虽然乡村旅游产品众多但还没有形成如“郫县农科村”，“锦江三圣花乡”这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产品，自然也就难以发挥出品牌效应。
（二）缺乏对文化的深入挖掘
作为文化重镇的温江区，一直以“金温江”的美名享誉海内外。不仅有着丰富的物产，还因为温江区独有的文化积淀。温江区不仅是4000多年前古蜀鱼凫王国的发祥地，更有文庙、陈家桅杆等名胜古迹。可惜的是，温江区的乡村旅游发展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形式和定位上，就是“吃农家饭、干农家话，住农家屋”，以休闲娱乐为主，形式单调，缺乏特色。没有更好的深入挖掘温江的地方文化特色，形成自己独有的核心竞争力。
（三）缺乏与产业的结合
温江区是我国三大花木基地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西部最大的花卉苗木集散地、中国第二大花卉苗木生产销售市场。此外，温江盆景还是川西盆艺的代表。但目前温江区的乡村旅游很少和花卉苗木产业相结合进行发展，还处在单纯的农家乐阶段，形式也是以私人老板为主，规模较小，基础设施和接待能力也有限。不仅没有利用好当地的产业优势，使得乡村旅游本身也缺乏长久持续的吸引力。
（四）缺乏区域间的合作和统一规划
以温江区为例，其核心产业主要是花卉苗木，与周边接壤的郫县在产业上有很多交集。但这两个区县并没有就乡村旅游展开深入的合作。两区县的乡村旅游基本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政府也没有在区域间进行更深入与更全面的统筹规划。使得这些农家乐不仅接待能力有限，同时还容易在同片区内造成产品同质化，缺乏差异性和特色性。从而出现低价竞争，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乡村旅游产品无法更进一步的提档升级，也无法出精品。
三、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温江区乡村旅游的影响
对温江区乡村旅游问题的总结，可以发现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人民需求的提高，城乡结合进程的加快，乡村旅游不再是简单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我们对乡村旅游的定位也不能仅从旅游产业单一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应该更加多元化，产业之间的结合也更加的密切，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出，温江区的乡村旅游应以发展现代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为目标,以内需为导向进行产业发展。同时应当通过内需型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发展（如温江区的花卉苗木产业等），拉动乡村旅游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和全面质量提升，并推动乡村土地配置市场化、农村土地资本化，提升和保证农民的基本财产权利，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直接带动农民就地就业、农业就地转型、农产就地增值、农村就地城镇化。
四、温江区乡村旅游提档升级的对策
（一）以“大区域”的整体理念进一步打造温江区乡村旅游
在乡村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独立发展逐渐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需求。统筹区域旅游发展对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都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出后，区域旅游发展对促进形成高效的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实现旅游产业经营的大型旅游企业集团化、中型旅游企业连锁化、小型旅游企业专业化都有着积极的作用。而温江区地理位置优越，产业基础好，更有着良好的区位交通优势，因此更应利用自身优势，树立“大区域”的理念，对旅游产业链进行更加有机的整合，推行和打造区域之间的无障碍旅游和无缝隙服务。积极推进合作区域内旅游交通体系化、旅游服务一体化、旅游信息联动化。
（二）打造精品特色旅游村的同时对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温江区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应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契机，打造一批精品文化特色旅游村。在建设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圈，基本医疗服务圈，整体带动农民生活水平和乡风文明水平的提高的同时，提高旅游基础设施的等级。如：村级道路、沟渠、田园绿道等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建设，移动光纤、WIFI等信息化资源的进一步覆盖等。
（三）引导乡村旅游项目集群发展
温江区应充分利用自己的产业优势，加快乡村旅游项目的集群发展。以旅游为主导，带动花卉苗木业、奇石产业、有机农产品产业等与旅游相关的泛旅游产业的发展。形成一批以特色产业聚集为依托的旅游产品。如：川西特色林盘、鱼凫民俗文化村落、特色花木产业区等特色旅游产品。
（四）强化乡村旅游品牌创新
温江区的乡村旅游虽然起步早，发展快，但缺乏叫得响的品牌。温江区应在做响温江休闲农业名片上加大力度。不仅要加强国家A级景点和景区申报评审，更应通过开发特色旅游产品、节庆营销等手段，打造出一批能享誉四川乃至全国的旅游精品，扩大温江都市休闲农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发挥大企业龙头作用，带动园区发展。在发展产业园区时，运城市充分发挥大企业的龙头作用，培育和引进一批带动力强、规模实力大、关联度高的大企业、大集团，通过培育产业龙头，壮大骨干企业，带动配套企业，形成“大企业———大项目———产业链———产业群———产业园区”的发展格局。运城市高度重视龙头企业的培育，尤其是创新能力建设，鼓励企业围绕产业主攻方向，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强化企业的创新能力建设，抢占主攻产业自主创新的“制高点”，同时政府注重本区域的创新体系建设，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2.发挥园区聚集优势，培育重点产业发展。园区化发展具有很强的优越性，众多同行业企业在同一个空间集聚，实现资源、信息、公共服务的共享，集聚起规模效应，放大比较优势。运城市将工业现代化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工业重点行业发展时注重园区对产业的培育作用。如，河津市新耿区以老城区和高新技术园区为依托，重点发展商贸物流产业;龙门区以铝工业园区为依托，重点发展铝深加工产业;万春区以樊村镇和王家岭循环经济园区为依托，重点发展煤化工产业。
3.强化园区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运城市把园区作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如，夏县水头工业园区充分依托产业和区位优势，围绕打造加工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以现有的企业为主体，按照“加工制造区、农副产品加工贸易区、高新技术产业区”三大产业区域，加强园区建设，建成夏县对外开放的窗口、工业聚集的核心、项目对接的基地、产业升级的高地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区。
(二)园区社区化
1.园区社区化促进产城融合发展。产城融合指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社会事业发展同步推进、相互促进、互为补充和一体化发展，以产业集聚发展实现人口集中，为城市化提供基础支持;以城市的服务功能为产业发展、人口集中创造条件。园区把产业集聚起来，而产业的入驻和发展必然要增加就业岗位，一方面可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另一方面需要引进外地的高级人才，随着产业园区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园区，这就需要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提供社区化的生活条件，尤其要做好社会公共服务，如解决进城农民的户籍、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身份和社会保障问题，使他们充分融入城市，真正转化为市民。在生产和生活配套上，一方面，完善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另一方面，加快园区内住宅小区、学校、医院、商场、超市等服务配套设施建设。
2.以市场化运作促进园区社区化。园区社区化的本质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产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化运作促进园区社区化。一是在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以图书馆、体育馆、影剧院、康复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民综合服务中心为先导，打造城市综合体;二是以中小学为依托，打造教育园区;三是加快建设商品房住宅小区，引进现代化医疗机构，培育新型商业形态，完善服务设施，进一步提高开发区的承载能力。
3.用工业园区化带动农村社区化。农村社区化是“就地城镇化”的战略基础，通过城市周边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为城市未来发展留下空间。农村社区化可以通过工业园区化的带动快速形成。如，运城市稷山县用工业园区化带动农村社区化，投资近2亿元完成“县城低碳产业聚集区”、“西社新型煤焦化循环经济示范区”、“翟店纸包装文化产业园区”三大工业园区规划建设，有效地促进了园区周边农村的社区化发展。
(三)社区城镇化
1.社区城镇化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化。社区的发展推动城市交通、排水、污染处理、水电供应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产业区、生活区、商业区、娱乐区等空间布局的优化，从而使社区发展为新兴城镇，进而引导更多的资源要素向城镇集聚。在这种条件下，城市建设的推进必将创造更多的生活和生产需求，推动商贸、餐饮、旅游、金融、保险、物流、医疗、文化和服装等生活业和生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吸引力，加快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进程。
2.城市社区的城镇化。城市社区的城镇化包括老城区社区的城镇化和新城区社区的城镇化。运城市通过对老城区进行改造促进社区城镇化。老城区改造，通过机关、企业外迁，形成商业区和服务区，保留城市文化特质。如，平陆县筹资8.2亿元，重点实施打通新老城区的“两街一路”(春元街东西扩及中段改造、向阳街改扩建、傅岩路南扩)、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承载力的“两馆一园”(图书馆、体育馆、实验幼儿园)、“两个市场”(春元街蔬菜市场、太阳文体广场)、“六大工程”(天然气进企入户、垃圾填埋场、星级公厕达标、天眼工程、汽车客运站、三线入地)等14个项目。特别是在“两街一路”拓宽改造中，坚持最大程度规范程序、最大限度让利于民，加快了新老城区的渗透与融合。运城市通过拓展建设新城区促进新城区社区的城镇化。新城区通过工业新区建设，发展实体经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依托。对新城区通盘考虑、整体规划，进一步提升城市承载力和辐射带动力。围绕新规划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发展配套服务，将产业集聚区打造成新城区的增长内核，推进社区城镇化发展。
3.农村社区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村连片示范区建设。新农村集中连片示范区，即围绕“抓典型、出精品、成规模、做示范”的工作思路，按照“一县一区、一区10村”的要求，使集中连片示范区达到道路循环、产业相连、林网方田、设施齐全、环境美观的标准。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配套体系。如，垣曲县在新农村建设上，按照“完善基础设施、健全服务网络和加强乡村文明建设协调推进”方式，分类编制全县行政村发展规划，打破行政区划限制，重点发展区位优势明显、人口相对集中、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心村，集中资金和项目，加大中心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主导产业培育和人居环境改善力度，引导和吸引山庄窝铺、空心村等居住分散区域的群众向中心村聚集，不断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四)土地规模化
1.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土地流转。运城市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通过发展设施农业，提高农业机械化率，引导土地流转，推动农业发展走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道路，使土地向职业农民、产业带头人、种植大户手中集中，让有进城意愿的农业剩余人口逐步向城镇集中。通过土地流转，一方面可以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最大限度释放土地价值;另一方面可以淡化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让农民不必再邻地而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增加经济收入，为农民搬入城镇排除思想、地理、经济上的障碍。运城市土地流转的主要特点有:一是流转方式多样。呈现出转包、转让、出租、互换、入股、委托、代耕代种等方式。二是流转模式多元。有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和公司农场独立经营等多种经营模式。三是经营主体多种。有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等多种经营主体。四是土地用途广泛。不仅用于粮棉等作物生产，还用于果蔬、花卉等农业生产和观光农业开发。
2.调整村庄结构促进土地规模化。近年来，随着运城市“八区联动”的全面推进，城市框架不断拉大，许多城郊村已变为城中村;同时，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在城市安家就业，造成一些村庄形成空壳村。面对目前的村庄情况，运城市对村庄结构进行调整，进一步促进土地经营的规模化。
3.建设产权交易平台促进土地流转。为实现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运城市通过建设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农村金融提供服务。同时，运城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搭建一个有效的对接平台，让农村资产、资源流动起来，激活和发展农村生产力。通过交易中心对土地流转过程真实性、公正性、合法性的认证，维护土地流转双方权益，农民不怕租赁费拿不回来，企业不担心农民反悔收回土地，这有利于促进土地顺利流转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五)城乡生态化
1.坚持生态优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运城市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坚持生态优先，走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突出资源集约节约和生态环境友好，加快生态经济发展，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运城市在产业发展上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坚持走低碳化、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之路。第一，鼓励发展节能性环保产业，降低产业发展对能源、水资源、空气等生态资源的消耗或破坏。第二，支持探索循环经济模式，以更少资源创造更多经济价值。第三，要求工业入区、入园，促进产业集群，既可以集中处理污染，又可以使各产业分享外部经济。第四，加强节能环保宣传，鼓励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节能环保。第五，加强城市绿地资源建设，提高生态环境自我净化能力。第六，倡导绿色消费，减少消费污染。第七，重视调解资源占用与分配、环境污染方面的矛盾、冲突，促进城镇化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2.用城乡生态化增强城镇吸引力。运城市的城镇建设在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加大生态建设，通过绿化、净化、美化提高宜居指数，增强城镇的吸引力，让农民向往进城，愿意进城。保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加快步伐，深入推进。
3.城乡生态化注重传承和弘扬本地传统文化。文化是城市生存的魅力和灵魂，文脉是城市发展的远景导引，文化产业是支撑城市发展的关键。运城市在促进城乡生态化、一体化发展时，既遵循历史文化的传承，又衔接现代气息的植入。如，盐湖区通过建设国家5A级盐湖生态文化旅游风景区，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首先打造出20平方公里的板块，让游客在休闲娱乐中感知运城根祖文化、盐文化、关公文化的博大精深，未来把盐湖风景区打造成山水相连、林湖辉映、历史厚重、文化发达的历史文化风景区。
当前，河南经济建设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之中，仍处于中原崛起蓄势积累的过程之中，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弱的基本省情还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差距大等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根本解决。尤其是目前受刺激政策退出、成本上升等综合因素影响，需求动力减弱、企业效益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问题表现愈加突出，要促进河南城镇化建设，其政策措施还需要进一步调整。
一、明确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的职能定位
政府不是万能的，很多事政府也会受到制约，“有所为有所不为”应成为政府的一个基本理念，为了保证一些公共设施的顺利进行，政府就需要集中更多的资金以及注意力，团结一致，一心为城市居民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而努力。同时，政府与企业的分开，各自运作也是政府迫在眉睫的工作任务之一。首先，提高对农业产业的关注度。农业产业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政府须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投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政府在发展城镇的同时，是不能忽略农村的发展的，否则必将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甚至城镇也不能得到迅速发展。充分利用各地的农业资源，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全面提高农业的素质和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吸引外部企业，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做大做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其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加强。通讯交通这些基础性的设施建设不仅仅给居民带来了诸多方便，改善了城镇的生活环境，同时也促进了城镇的经济建设。政府应顺应时代要求，实现由新时期地方政府的角色转变，即：从单纯行政管理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从管理城镇向经营城镇转变，从人为治理向依法治理转变；把政府该管的事情管好，该办的事情办好，该交给市场的，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交给企业、公司、中介组织和社会团体，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二、发挥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1.打破城乡分治传统体制，完善城镇发展规划
首先，打破过去重城市、轻农村的城乡分治的传统观念和体制，着力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机制，积极推动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各类社会力量到农村创办教育、科技、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建立城乡一致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以及财政制度等。大力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增加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和农村公共卫生领域的政府投入，加强农民健康教育、保健普及、改水改厕和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实现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全省覆盖。大力推进公共文化事业建设，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探索建立农户、集体、政府三方共担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将土地出让金、集体资产租赁承包收入、政府粮食补贴和转移支付，视情况全部或部分用于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基金。将农村“三老”和正常退职村干部首批纳入养老保险范畴。
2.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完善就业保障机制
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河南省推进农村城镇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要解决传统二元社会结构问题，重点是促使广大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合理的向城镇转移，让大多数农民变市民，由“乡下人”转变为“城里人”。目前，制约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某些政策性障碍还存在，农民工从事的非农产业不尽合理，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还得不到有效保护。因此，逐步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对促进农村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推进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将农民工就业纳入未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之中，进一步改革制约农村劳动力不平等就业的体制和机制。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建立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度。将农民工劳动工资纳入法制化轨道，建立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相同的激励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制度，即凡在河南省进行统计与决策户籍登记的农民，依法享有同等的教育权利。落实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政策，建立以农业部门、劳动就业部门、职业学校和社会力量办学等多种形式、多种层次、多条渠道的劳动技能培训体系，提升进城务工人员的技能水平。河南省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和资助，培训实行农民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内容和时间。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定期为务工农民各种准确及时的务工信息。加强劳务基地建设，创建知名劳务品牌，建立稳定的劳务基地与流入地用工单位的密切联系，为进城务工农民搭建良好的平台。
3.建立和完善农村经济产业支撑体系
城镇化的推进必须以产业为依托，立足本地资源，形成城镇发展的特色产业支撑。
（1）合理布局农产品基地。按照河南省农业产业规划，着力实施“3321”工程，抓好3个万头良种猪场和10万亩河南省蜜橘、10万亩优质苎麻、10万亩高产油茶三大农业产业化基地，形成规模化生产和区域化布局。
（2）扶持有产业影响力的中小企业，协助它们快速发展。这些扶持企业都具有关联度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等重要特点，我们可以帮助其做好以下三点：①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采取兼并重组，强强联合的方式来增强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②增强企业的生产层次。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刻关注最新技术的动态，引入或研发新技术，使得各方面的加工水平飞速提高，发挥引导作用；③促使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让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服务水准，跟上国际潮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使得企业具有国际竞争的实力。
（3）实行品牌化经营。①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树立品牌形象；②加大品牌扶持力度。很多企业对生产原料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这也进一步确保了产品的良好质量，为了满足企业的这一需求，我们就要协助企业建立起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基地，提高全省农产品质量的竞争力；③树立良好的品牌制度。引导企业提高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将产品质量作为衡量企业水平的标准。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就要将严格的执行质量标准作为一种基础性工作，这也是企业建立良好的品牌制度的基础，没有良好的质量，就没有良好的口碑，更不会有良好的品牌。因此要尽快帮助企业与国际规则接轨，按照国际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标准来要求企业的产品质量，提高产品质量档次。
（4）对于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企业应给予高度重视。科技对于推进企业的发展，对于提高产品的质量，对于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均是最大的推动力。企业可以加强产业培训，这对职工的技术水平有很大程度的提升，教授农民更多的使用技巧，对整个企业的发展水平也有很大的助力作用。对企业职工进行技术培训，可以造就一支高水平的生产队伍，从而迅速的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对企业的管理者进行培训，培养他们良好的经营理念，建立最适于社会发展趋势的经营头脑，只有这样的管理人才才能带领他们的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
4.着力加快服务业发展
（1）完善旅游业发展规划，统筹推进红色、生态、观光等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策划一批旅游景点和主题公园，搞好景点串连和精品线路打造，做活山水文章。加快建成第三产业集聚平台、城市生态新区；高品质建设好一批旅游休闲项目。加强历史文化挖掘，注重景区文化内涵宣传。
（2）积极发展商贸物流业。加快完善城镇商贸网点布局，完善商业布局，重点规划建设城镇中心商贸市场和社区商贸网点，兴建一批专业特色街和专业批发大市场。以建设物流设施、物流信息、物流配送三大平台为重点，加快发展以物流配送、仓储批发、电子商务为主要业务类型的汽车货运业。
（3）积极发展金融保险业。目前来看，要保证政策方针、银行业、企业整合发展，尽可能完善它们之间的协作体制，使得社会经济与金融保险业共同发展。现在很多种金融企业都是以民营资本为主的，我们要支持这一类企业的发展，并积极吸引国外的各类金融机构进驻我国，国有性银行、地方性银行、股份制银行与外资银行共同存在并良好运营，我们就是为了形成这样一种共同健康有序发展的新格局而不断努力的。为了达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共同发展的目标，对金融服务我们要努力找出创新点，对金融服务水平我们要努力有所提高，对直接融资方面我们要努力拓展更广泛的渠道。积极拓展保险业务，开辟渠道促进保险资金保值增值。
（4）放手发展社区和其他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社区和其他服务业也占很大的比重。社区作为服务业的一种，它的最为基本的目标就是要满足社区居民的要求以及为社区居民提供帮助，这才是建设社区服务业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现在社区的发展目标就是渴望得到政府方面的扶持，并能够呼吁社会大众的参与，以此来促进社区服务的发展体制。只有得到来自社会的广泛的认可，这样才是对继续创办各种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业的鼓励，更多的乡镇社区服务中心被建立起来，这对于养老托幼、家庭教育等服务业具有相当大的好处，通过一步步地努力，逐渐规划进而形成良好的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王志强．小城镇发展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二)依借国家政策获取财力扶持虽然有了清晰的发展思路，但是对于一个年财政收入只有数百万元的小乡镇来说，如何能把蓝图变成现实，最大的困难在于发展资金的筹集。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基层政府抓住国家优惠和扶持政策，以翔实的调研数据为基础，附以客观的分析和论证，撰写了大量项目申请报告，向上级部门争取发展资金。近年来成功的事例如下:集镇改造项目连续两年被纳入神农架林区“双十工程”和“三十工程”，目前已累计投资1500余万元;积极与上级民族部门联系，争取散居少数民族发展补助资金。据初步统计，近年所获资金已超过100万元;争取神农架林区人民政府将下谷坪少数民族工作经费纳入区财政预算，每年安排4万元专项经费，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通村水泥路每公里多补助1万元;2010年，与省林业厅建立对口帮扶关系。获得省林业厅政策、资金、信息等多方面的扶持。仅发展林下产业、保护绿色财富的专项支持资金就达50余万元;通过争取生态移民和危房改造项目，实施生态移民近50人，年均完成危房改造20户;争取现代农业示范项目———高效茶园建设，建成近千亩高效生态茶园，集观光与产业调整升级为一体。这一系列的支持和帮扶既得益于国家和上级政府所推行的发展政策，也得益于基层领导干部扎实的政策把握能力和勇于实践的行动能力。
(三)以人为本开创和谐建设局面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取得群众的支持，尽可能减少建设中政府与群众间的摩擦。因为太多的事例证明，在涉及土地征用、群众投工投劳、城镇管理等事情时，经常会造成干群关系的紧张，甚至是产生群众与政府间的对抗，破坏社会和谐。有鉴如此，当地基层政府在正式开展相关建设前，就积极主动做好群众动员工作，从群众实际出发不断调整具体方案，杜绝负面事件的发生。其具体做法是:一是以工作专班的形式，分组进村入户对群众开展宣传工作。特别是对抱有疑虑的群众，工作专班从将来旅游业发展所能带来的经济收入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改善、交通便利的提升等多方面做好解释工作;二是通过群众大会的形式进行政策宣传。在集体性的会议上，与群众面对面的就集镇改造等相关事宜进行交流，解答他们的疑惑和要求;三是借助政府公示栏、宣传标语、宣传手册、文艺活动等载体持续性地做好宣传动员工作。通过这些细致工作的逐步开展，造就了当地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后续建设过程中极少发生群众阻挠的事情。一般来说，普通群众所期盼的发展与基层政府所推动的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在实践过程中经常发生干群冲突的根源在于相互之间理解问题的角度不同。从群众的角度出发，需要的是合理的解释和可预见的收益，以及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和承诺。其中必然涉及到每个个体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差异性。而基层政府则是从较为宏观的发展角度出发，大多只考虑整体性问题，以期快速达成目标。因此，即使发展的目标一致，但缺少两种观点之间的互相理解，摩擦与矛盾的隐患也就产生了。而作为较强势的政府，如果不能做好解释动员工作，以主观的善意去强行开展工作，也无法取得好的社会效益，只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违背了建设的初衷。更深层来看，下谷乡基层政府的做法体现了权力实施中对“人”的看重，即一切工作的开展围绕每个具体的人来进行，充分考虑到群众的利益、意愿和要求。而不是抛开具体的人去谈论地方发展，这也是符合国家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四)以民族文化提升城镇文化品质在把下谷坪乡未来的发展定位于旅游城镇后，基层政府并没有走上只注重物质和经济发展，只注重GDP增长的粗放式发展道路，而是充分考虑到民族乡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一实际情况，通过多种途径促进文化建设，使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伴随城镇的建设同步繁荣。在具体的实践中，该乡围绕“堂戏”和“皮影戏”两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走出了一条以民间智慧为源泉，以学校教育为基点，以民族文化传习为平台，以公司运营为助力的文化创新与发展之路:一是突出当地民族文化爱好者在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政府经常组织召开民族文化爱好者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策略上从不主观和武断地做决定。在调查期间，笔者参与了一次座谈，目睹了新老两代人就“堂戏”剧本应当专注传统剧目还是应当不断创新这一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虽然最终也没能形成统一的意见，但能看出这些与传统民族文化联系最紧密的人在相关问题上确实具有真知灼见，特别是争论中流露出的那份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让人敬佩。也正是通过这样的途径，这些最基层的民众，近两年来在政府的引导下，撰写了少数民族文化书籍两部，通过网络报刊等形式发表多篇相关研究文章，使当地传统文化具备了持续发展的根基。二是引导民族文化进校园，扩大民族文化在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当地政府意识到如果要让民族文化更具生命力，必须重视代际之间的传承，因此结合民族乡的实际，决定在该乡民族学校开设专门的课程，每周设置2节课80分钟的时间，通过自己编写的乡土教材在学生中宣传和普及民族文化知识。为了更具体的展现当地民族文化特色，学校还在日常教学活动中，经常性地举办“堂戏、皮影戏进课堂”“巴山舞进校园”等活动。这一系列举措，使当地青少年不断加深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了他们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三是走专业化的人才培养之路。为了使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具备合理的人才梯队，该乡于2010年完成了“堂戏”、“皮影戏”文化传承大师的申报工作，确立了他们在传承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紧接着，为了使文化传承大师传授其精湛技艺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该乡制定了“堂戏”、“皮影戏”传习实施方案，并成立“下谷堂戏、皮影戏文化传习所”。以传习所为平台，聘请文化传承大师收徒授课，所有学员一律免费，并由政府补贴生活费。还购置设备录播授课过程，便于学员们仔细揣摩大师技艺，实现教学与训练的统一。由此一来，专业有序的人才培养体系就较为完善的建立起来，传承大师们也感觉自身的价值得以体现，而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学员们也少了后顾之忧，能够潜心学习。四是以市场化运作推动民族文化发展。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和引导民间力量组建表演队伍和文化公司，结合旅游业的发展把该乡优秀传统文化推向市场。目前已组织建起了两支表演队伍，在神农架主要景区长年进行传统民族文化表演，扩大下谷乡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另成了一家宏缘喜庆文化传播公司，自组建以来，已演出100多场次，特别是在2011年春节举办的迎春篝火晚会，在神农架和相邻恩施、巫山等地引起很大反响，在网络上也受到网友们的高度关注。可以说下谷乡民族文化发展的每一步都充分体现了当地政府新颖的工作思路和细致的工作态度。仔细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以当地旅游业发展为导向，从奠定民族文化发展的群众基础，到普及民族文化知识，再到挑选优秀人才进行专业培养，最后把专业人才推向市场，几个环节环环相扣，很好的解决了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下如何促进文化发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使未来的城镇更具文化内涵，也使得下谷乡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能凸现自然风光的独特性，更能体现民间文化的差异性，有利于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
(五)引导企业投资落户增强城镇发展动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问题在于解决好就业和增收问题，在启动下谷土家族乡集镇改造之初，当地政府就着手准备解决未来人口集聚后就业问题。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创造良好环境引导企业投资落户，并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应当说，招商引资，吸引外来企业投资落户是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在进行的一项重要政府工作，下谷乡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对外部力量的借用。当地政府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始终把坦诚相待作为基本理念，既要求企业不破坏生态环境，并有效解决当地群众就业增收问题，又注重保护企业利益，不以虚假信息诱导投资者，使企业能够持续发展。比如为了解决当地群众种植中药材、魔芋、茶叶等农产品的销售问题，政府引进了一家农特产品加工公司，为了既方便群众运输产品，又不造成水土污染，对该公司的厂址就进行了反复研究。同时，政府组织农户进行选择性种植，放弃以往产量低、市场价格不高的部分农特产品，转而有针对性地连片种植，形成几个较有规模的产品。不仅使村民的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也保障了企业原材料供应。再比如2012年为了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吸引外来投资兴建了一座精品酒店。洽谈时，政府就以详细的发展数据为依据，充分论证了投资的可行性，解除投资者的担忧。而且精品酒店的建成能够提升当地的接待形象，并可提供数十个工作岗位，还能带动周边居民从事小商品销售等相关商业活动。不以短期的所谓“政绩”为目的，而是将一个地区的长远发展放在工作首位，从群众、投资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使引进和培育的企业发挥的社会效益逐年增长，在当地创造了一个政府、企业、群众三方多赢的局面。
(六)量力而行夯实持续发展根基所谓量力而行，是指在下谷土家族乡发展过程中，基层政府虽然着眼于未来，却是步步为营的去攻克困难，不采取超出地方政府财力承受能力的发展方式。因为从许多地方的发展事实来看，经常因不合实际的超前发展策略导致地方政府负债累累，从而严重影响到社会各项事业的均衡发展。或者是在不恰当的引导下，导致群众急功近利，造成经济损失。以该乡太和山村为例，村内自然风光优美，但一直缺乏资金进行大规模开发。面对这种现状，基层政府从神农架旅游发展全局出发，没有简单的把资源开发权利转让，而是积极与神旅集团进行沟通，并签订合作协议，拟定该集团对景区进行开发以前，每年向该村支付5万元，用以加强自然景观的保护，景区建成后按一定比例分享利润。这一做法不仅使当地村民能在发展中获得持续性的收益，而且大大改善了村集体的经济状况，夯实了发展根基。总而言之，该乡无论是集镇建设、特色民居改造还是其它工程的实施，都依据自身财力和所争取资金的大小，以及村民的经济基础来按规划执行，极少超出预算。使政府得以轻装上阵，逐年落实发展规划，完成城镇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群众也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和质量，在看得见的成效刺激下，更加拥护政府决策，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一)加大上级政府持续性投入从下谷土家族乡的城镇化建设来看，即使如前文所述在具有战略眼光基层政府的带领下，在当地各族群众的奋斗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其整体水平来说还是处于较低状态。2001年底，该乡城镇化水平为20．3%，到2010年城镇化水平达到32．5%。10年来增长12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移民搬迁安置、城镇改造规模扩大等。该乡预计再经过10年的努力，使城镇化水平在2020年能达到42%。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还存在许多不可预见的困难。因为，城镇规模受地理环境限制，难以扩张，要想容纳下更多人口，必须解决包括水、电、公路、住房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而这些工程中的任何一项，如果没有上级财力的支持，单凭乡镇自己筹集资金，是很难妥善处理的。而且，从该乡长远规划来说，要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与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对处于以传统农业为主转向以旅游业为主的小乡镇来说，过渡时期财力的紧张使其没有能力承担景区开发、接待条件改善和提升等事项的前期投入。因此，必须在今后的发展中，争取上级部门的持续性的财力投入，才能保障所有规划得到落实。
(二)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优美的生态环境是该乡生存与发展的命脉，虽然当地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基本杜绝了企业或是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对环境大面积破坏。但由于人们传统的生活习惯难以在一时改变，因此，由群众日常生活所导致的对环境的破坏还是时有发生。比如向河道倾倒垃圾、生活污水直接排放，捕杀或捕捞野生动物，采伐野生植物等。对此，主要从两方面着手解决:一是通过宣传教育和制定更严格的规章制度进行控制，防止这些现象的发生，对于涉及违法的事件不能姑息迁就。特别是在人口集中的城镇范围内，要把保护环境的意识通过长期的宣传教育和监督，使之内化进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从而自觉维护;二是提供支持，帮助群众改善人居环境。比如争取农村污水处理项目资金，在集中连片居住区内建立综合的污水处理设施。完善城镇垃圾回收处理体系，便捷群众集中放置垃圾并及时处理。
(三)健全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机制从该乡未来发展来看，短时期内难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成效，需要人们长时期不懈的努力。现实存在的问题有:部分领导干部流动性较大，不利于展开持续性工作;当地人才流失严重，可能导致后续发展缺乏智力支持;当前社会环境复杂，离不开熟悉当地情况的基层干部协助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加之少数民族干部具有其他民族干部代替不了的作用，少数民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中起着桥梁作用、保证作用、骨干作用、带头作用。他们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力量、骨干力量。所以我们提出健全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机制这一观点。具体方法是:出台激励政策，以优惠政策吸引人才进入。特别是鼓励从本地走出去的大中专毕业生回乡就业;其次，从基层挑选人才。以当地优秀民族青年为主要考察对象，并为其走上领导岗位提供机会。一般来说，这些人对家乡感情深厚，而且熟悉乡情，一旦成为领导干部，其对于本地区、本民族的发展所能发挥的影响力更大一些，有利于切实地促进当地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支结构合理，能够在当地长期坚持工作的人才队伍，逐渐让该乡宏伟的发展蓝图一步步成为现实。
(四)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前文介绍过该乡与巴东县旅游重镇沿渡河、重庆巫山小三峡、神农顶、国家湿地公园大九湖等地区相邻，处于这几个旅游业发展较快地区的中心位置。但目前并没有与这些地区形成良好的互动，其中心位置的特殊性和便利性没有体现出来。旅游业发展上，大家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合力去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因此，应当注意从政府层面上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可以建立一个互动机制，经常性地开展交流活动，从而促进区域性旅游资源的整合，便于为游客提供既丰富多彩又具备差异化的观光游览享受。当这种局面构建出来后，该乡所具有的区位优势才能转化成促进当地发展的实际动力。
(五)城镇化建设必须具有层次性下谷土家族乡人口少，分布广，如果要让所有村民都享受便利的基础设施，其投入十分巨大，成本过高。但要把人口集中，又面临诸多问题。因此，根据全乡11个自然村组的发展条件和该乡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我们建议构建“一般镇———中心村———基层村”的村庄集镇体系。这样可以循序渐进地推动城镇化建设，缓解资金压力，消化掉建设中产生的问题，让建设成效能够长久保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