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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学生在记叙文《变迁》中这样写：……阿婆笑着对我说：“自以来，我们家的生活日益美满。我虽年高体弱，不再从事田间劳动了，然而干些家务还精神抖擞的。”
这几句话中的“日益美满”、“年高体弱”、“从事田间劳动”、“虽……然而”、“精神抖擞”等词语，用得不妥，不合乎老阿婆的身份口吻，这里将谈话的口语体，误用正规的书面语体。
再看学生以《道路》为题写的议论文其中一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我国几十年来的革命和建设得出的真理。现在，我国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生机。
从文体看，我们没有理由说它不是议论文，但从语言材料看，满篇政治术语，像报刊上的大社论，不合作文语体。
从以上两个例子看，证明我们在进行作文教学中，对“合体”的理解还存在问题。为克服这一弊端，我们必须重视作文的语体教学。
“语体”，简言之，就是语言运用的风格。作文语体是文章中体现出来的话语风格，它的形式取决于语境。平时我们在工作、学生、生活中用笔“说话”时，总会考虑对象是谁，目的是什么，从而选用与之相适应的词语、句式、语气，修辞手法等等。而不会不管什么情境，都用一个腔调说话，这种在具体的语言活动中，由于场合、条件、交际对象、目的的不同，选用不同的语言材料，采取不同的语言组织方式，就形成了不同的作文语体。从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的原则出发，我们把社会上常用的书面表述语言，根据自身特色，暂且将它划分为三种作文语体，口语体，正语体和雅语休。
这三种语体的特点是：口语体多用日常语言（包括方言，俗语、工语），句子可能不合语法规范，但灵活自由，亲切易懂，正语体使用普通话规范语言，还有专门用语、术语，表达规范，严谨，给人以严肃感。雅语体多用古今中外形象性。情感性词语、富于文采和感染力，遣词造句常常突破语言规范。
下面举例说明：如果我们以《路在脚下》为题，表达对挫折的看法：口语体：地上的路多着呢，哪一条不是坑坑洼洼的？人一辈子也难老是顺当啊，摔倒了爬起来就是了。
正语体：社会生活充满了矛盾，因而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困难也是必然的。只有坚定信心，克服困难，才能有所进步。
雅语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尽管人生道路上布满荆棘，我们也要披荆崭棘追求真理。
表达同一个意思，但各具不同的语体特点，这些语体又适合于不同的文体，中学阶段主要训练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四种实用文体和散文这种审美文体，在进行作文语体教学中，必须搞清文体与语体的关系。一般来说，文体如语体并不完全是一一对应关系，但以一种语体为主。
如：记叙文－－口语体为主，略带雅语体。
说明文－－正语体。
议论文－－正语体为主，略带雅语体。
应用文－－正语体。
实践告诉我们，小学生入中学后，身心都产生了质的飞跃，但活泼、好动的特点没有变，而且视野越来越宽，求知欲越来越强烈。相应地体育理论课就要多讲些既含知识，又有趣味性和启发性的内容，多联系实际讲解。比如，科学家爱因斯坦有一个公式：调＝A＋B＋C，X=成功，A＝勤奋，C＝？，B=体育锻炼。教师可将重点放在B上，?反复讲明，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大科学家，与重视体育锻炼有很大关系。以体育锻炼获得强健的体魄，以强健的体魄来支撑自己事业。还有医学家孙思逊，?他坚持体育锻炼活到101岁，写下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部专著。此外，诸如“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生命在于运动”等至理名言，也可在理论课上作富有启迪性的阐发。如果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在理论课堂上相机引入这些学生感兴趣的内容，那么就有可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收到预期效果。
其次，针对不同特点的班级，要选择不同的教学角度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以高中生为例，升入高二就开始有文、理之分，有的学校干脆分文、理两班教学。
给文科班上体育理论课，要抓住文科学生思想活跃，多数人性格外向，女生多等特点，灵活地选择适合这些特点的内容与方式来调动他们的求知欲。在强调学生要积极参加体育段炼时，可引用一些谚语、歌谣和术语来诱发其学习兴趣，例如“早晨起来活动活动腰，一天精神好”。引用“八段锦”中的“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似射雕”来烘托课堂气氛。在讲解球类活动时，可用明代李渔（高中生学过他的文章）的诗：“蹴鞠当场二月天，香风吹下两蝉娟……”来说明我国古代己有女子球类活动。让学生既获得了知识，又使体育和他们无声的韵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若讲解体育锻炼对心血管系统机能的影响时，可用林黛玉做比较。
“行动似弱柳扶风，娇袭一身之箔…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是因为林黛玉寄人篱下，心情常受压抑，事事都是谨小慎微；再加上她从小失情，生活得不到好的调养，更缺乏体育锻炼，造成心血管系统机能不强，于是导致她身体病弱。
1．健康和安全问题。纳米技术对健康和安全的影响，是纳米伦理面对的首要问题。由于纳米粒子极其微小，可以说无孔不入，所以也很容易进入人体，有可能成为许多重大疾病如肺部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诱因，给人类健康和安全带来严重的损害。研究表明，吸入的纳米颗粒可能避开免疫系统的吞噬作用，蓄积在某些靶器官，也可跨越不同生物屏障，重新转运分布到身体的其他组织器官，产生系统的健康效应［10］。而且，环境中的纳米颗粒由于具有较大的表面积而极易吸附大气中的有毒污染物，如多环芳烃等，被纳米颗粒吸附的有毒污染物可进一步对人和其他生物体产生毒性效应，还可能波及整个生物圈。纳米粒子对健康和环境的潜在风险涉及安全伦理和环境伦理的问题。安全不仅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安全更是伦理学必须考量的最基本的要素，因为安全既是人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的基本权利。离开了安全，人的其他权利和自由、尊严等也将无从谈起;而且，保障研究人员和工人在工作场所的生命和健康安全，也是国家和企业的基本责任。
2．平等与公正问题。首先，纳米技术的潜在利益和风险使得其风险与利益的分配，也面临着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伦理问题。纳米技术可能为技术发明家、企业家带来丰厚的利益，但也可能为研究者、受试者、生产者甚至消费者带来直接的和间接的健康风险，为公众带来环境风险。面对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冲突，应该优先考虑谁的利益?承担高风险的人是否应得到较高的回报?“如何分配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好处、风险和代价，就成为了我们时代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11］。其次，纳米技术的应用也可能加剧原有的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现象。众所周知，“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导致了迅速扩大的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分布严重不均的“数字鸿沟”问题，并且加剧了原有的经济不平等、机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成为当今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纳米技术的发展也可能产生类似数字鸿沟的“纳米鸿沟”问题。比如，纳米技术在医学上的应用，使得疾病的预防、早期诊断和治疗成为可能。研究表明，在不久的将来，用基因芯片、蛋白质芯片组装成的纳米机器人，有可能通过血管进入人体以诊断疾病、携带DNA去更换或修复有缺陷的基因片段，也可以将携带纳米药物的芯片送入人体内，在外部加以导向，使药物集中到患处，更理想地提高药物疗效［12］。但是，这些技术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往往比较昂贵，大部分人可能只好望而却步，仅能被少数人使用。如何使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公正地享受到纳米技术的成果并避免可能受到的损害，是纳米技术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伦理问题。第三，纳米技术还有可能带来代内与代际、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平等与公正问题，尤其是可能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加大。能够支付纳米技术研究与发展巨额费用的国家，可能优先发现和利用纳米技术的研究成果，在国际舞台上便优先掌握了“话语权”。当然，也不能排除发达国家将有污染的、甚至有毒的纳米研究项目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可能。诸如此类的问题会使国际间的不平等恶化。此外，还存在为了当代利益发展纳米技术而提前利用了过多的自然资源或给后代造成众多污染等代际不公正现象。
3．自主与尊严问题。人是有理性的存在物。理性之人的尊严来自于它的自主性，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决定。“大自然中的无理性者，它们不依靠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所以它们至多具有作为工具或手段的价值，因此我们称之为‘物’。反之，有理性者，被称为‘人’，这是因为人在本性上就是目的自身而存在，不能把他只当做‘物’看待。人是一个可尊敬的对象，这就表明我们不能随便对待他。”［1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生物伦理与人权宣言》中强调，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需要遵循本宣言所阐述的伦理原则，要尊重人的尊严。这包括自尊、享受别人尊重和尊重他人三个方面。在纳米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中，许多方面涉及人的自主与尊严问题。例如，纳米技术与认知科学相互渗透与融合，可以揭示人脑的工作机制，利用纳米药物可以增强人的认知能力或治疗某些脑神经与认知方面的缺陷。但是，如果利用这些研究成果控制人的思维、干扰人的决定，则侵犯了人的自、漠视人的尊严。再者，如果将能够随时获取他人信息的纳米电子芯片等极微小的纳米器件，毫不被人察觉地嵌入他人衣服或皮肤里，则不仅窃取了他人的隐私，更贬损了他人的尊严。又如，纳米基因工程不仅能够治疗遗传病，而且能够改变生殖细胞基因以达到治疗或增强后代的目的。但是，不论父母的主观意愿是否善良，这种行为确实忽视了子女的自主与尊严。而诸如赛博格(Cyborg)、生命产品(Biofact)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模糊人与机器、生命体与人工产品之间的界限，使得我们关于人与自然的基本概念发生动摇，什么是人、什么是自然等问题将变得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
纳米伦理的特征与评估
纳米技术的中介性和不确定性特征不仅使纳米技术可能引起一系列的伦理问题，而且也使得这些伦理问题展现出共同的伦理特征:可能性、整合性和前瞻性。这使得即时性、跨学科性、预警性评估成为应对纳米伦理的关键。
一、管理伦理的研究进展与问题的提出
国内外理论界真正关注管理与伦理之间的联系，并将管理的伦理问题在“管理伦理”的名称下加以专门研究，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管理伦理问题最初围绕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广泛研究，“利润先于伦理”还是“伦理先于利润”，企业是否具有道德地位是研究的中心问题。随着研究的发展，进而扩展到企业同有关的环境、社会，包括经济制度和政府经济政策方面的伦理问题研究。通过20多年的发展，管理伦理的研究进展大致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普遍意识到管理伦理的重要作用、地位和意义，注意管理的价值转向和意义的寻求。由于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早已超越企业范围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因此现代管理不应停留在传统的组织技术方面，而应着重研究反映现代人性的人文价值，批判传统管理学中的实证主义哲学观，建构组织系统的价值模式和考察现代人的行为价值逻辑，管理应力图“寻求使管理获得一种价值行动的意义”，以使现代管理规范化（注：这里的“规范”一词，不是指传统管理所规定的团体或组织的规章制度，而是指管理组织所应遵循的社会伦理规范。在西方学术界，“规范”一词是与“实证”相对应的概念。“规范化”同“伦理化”的意义相近。）、伦理化和哲学化；贝尔认为，管理学家努力追求的东西，“既是一种‘人性’，一种‘道德哲学’，一种‘精神科学’，又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注：丹尼尔·贝尔：《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9页。）。
其二，研究的主要问题基本上分属于三个层面：一是微观层面，主要探讨企业中单个人之间，即雇主和雇员、管理者或被管理者、同事、投资者、供应商和消费者这些单个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二是中观层面，主要研究各种管理组织之间，即各种经济性组织如公司、厂家、贸易联盟、消费者组织、行业学会、工会等组织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三是宏观层面，主要研究社会或制度层次包括经济制度和经济条件的形态如经济秩序、经济政策、金融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商务活动以及国际商务关系等方面的伦理问题和伦理责任。在这三个层面上，单个的人和管理组织都被认为是道德行为者，被假定有或多或少的决策自由度，这种自由中自然包含相应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其中尤其强调组织行为的伦理指向和伦理影响所具有的意义。
其三，在研究具体管理行为的伦理问题时，不同区域形成不同的特色和认识。一般而言，美国人更接近于强调决策和行为的自由以及相应的责任，而有一种忽视限制的倾向；德国人十分注重对管理伦理基本问题的探讨，如公司伦理的合理概念、公司战略的伦理取向、企业伦理可靠的哲学基础等；日本人则十分注重企业行为伦理的民族性和实用性，把符合日本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如忠诚、仁义等融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使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之间形成较为融洽的关系。
其四，通过对管理与伦理的整合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管理理念，给管理思想带来了深刻变革。劳伦斯·米勒认为，有八种基本价值观能为具有竞争力的新企业文化打下基础，这八种基本价值观是目标原则、共识原则、一体原则、卓越原则、成效原则、实证原则、亲密原则、正直原则（注：劳伦斯·米勒：《美国企业精神——未来企业经营的原则》，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第6-9页。）；肯尼斯·布兰查德认为目的(Purpose)、自豪(Pride)、耐心(Patience)、专一(Persistence)、洞察力(Perspective)是管理的“道德力量5Ps”，也是个人成功的要素（注：乔·L.皮尔斯、约翰·W.纽斯特朗：《管理宝典》，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3-195页。）。从管理方式上看，已形成一系列管理与伦理结合的管理方式，如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到通过合乎法律和伦理的方式，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增进社会福利的产品和服务；从以所有者为中心到注重利益相关者；从手段人到目的人；从遵守法律到法律和道德并重；从注重目标、战略、结构、制度到强调企业价值观；从他律到自律；从对立到兼得；从玩弄技巧到注重管理道德修养等（注：周祖城：《管理与伦理结合：管理思想的深刻变革》，载《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使管理方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其五，非常注重管理伦理的可操作性，把伦理融合到日常管理之中。主要表现在：(1)制定企业伦理守则。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幸福》(Fortune)杂志排名前500家的企业中90%以上有成文的伦理守则，用来规范员工的行为（注：JohnH.Jackson,BusinessandSocietyToday.PacificGrove:WestPublishing
Co.1997,p.126.）；(2)设置专门机构。美国约有五分之三，欧洲约有一半的大企业设有专门的企业伦理机构，负责企业有关的伦理工作（注：TheUncommonGood,TheEconomist.August19th,1995,p.57.）；(3)设置伦理主管。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前1000家企业中，20%聘有伦理主管，主要任务是训练员工遵守正确的行为准则，并处理员工对可能发生的不正当经营行为提出的质疑（注：一泓：《伦理主管——美国企业管理新趋势》，载《中外管理》1994年第4期。）；(4)伦理培训。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30%至40%的美国企业进行了某种形式的伦理培训（注：L.A.Berger,TrainAllEmployeestoSolveEthicalDilemmas.Life-HealthlnsuranceEdition,March,1995,p.70.）。
然而，管理伦理的研究也存在明显不足，即没有从根本上回答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一般而言，管理伦理的研究面临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管理与伦理的结合“何以必要”。它要说明的是管理与伦理之所以结合的事实描述和事实依据；第二个层面是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管理与伦理的“何以结合”所提供的事实描述和事实依据，并不能说明管理与伦理之所以结合的内在依据和深层学理。伦理学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从“事实”无法推导出“价值”，从“是什么”无法推导出“应如何”，即“应该”与“是”具有“不可通约性”（注：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09-510页。）。姑且不论“应该”与“是”之间能否通约，但对伦理学家的一般要求是：“不仅应该说明人们怎样去行动，而且应该说明他们应该怎样去行动”（注：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29页。）。管理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同时也具有丰富的价值内涵。揭示管理的“价值判断”性质以及管理的“应该”指向，是管理伦理的应有之义；第三个层面是管理和伦理“如何结合”。这是一种对管理和伦理结合所作的实证式研究，强调管理伦理的技术性或工具性（注：对管理伦理的研究，必然涉及管理学和伦理学，对两者的不同偏好决定了对管理伦理研究的两种致思方向：其一是在管理中关注伦理，这是一种“管理的伦理论”，是目前国内外管理伦理研究中的主要致思方向。这种研究取向多为管理伦理提供“一种察看现象的系统化观点，一组彼此关联的构念或概念、定义及命题的集合”，因而目前有关管理伦理的论述多是管理学的体系，伦理学的范畴和命题；其二是从伦理的视角关注管理，这是一种“伦理的管理论”，这种研究取向期望伦理学能为管理提供目标、方向和方法，期望把伦理精神转化为一种管理理念和管理规范，在管琨理论、管理实践、管理行为中体现人性之律与伦理要求。与此相联系，伦理知识、方法和手段被作为一种重要的管理方式而运用。这两种致思方向都没有超脱“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工具性研究层面。），其实质是“意指一种察看方式，一种关于世界的见解，一种将我们生活中互不相干的事件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加以统整的工具”（注：WilliamFoster,ParadigmsandPromises:NewApproachesto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1968,p.12.）。以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管理伦理的技术性或工具性描述，即对管理与伦理“如何结合”的研究，而对管理与伦理“为何结合”以及结合的“何以可能”，缺乏应有的关注，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所说：“我们唯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意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注：威利斯·哈曼：《未来启示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93页。）
由于没有在理论上科学地回答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因此，无论是管理与伦理的结合被视为管理组织通过与社会建立契约而获得合法性，抑或是从现代社会与经济活动具有内在联系的“社会整合论”观点来寻求管理伦理的内在依据，认为管理活动不仅具有建立于利润最大化之上的内部逻辑，而且属于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受道德要求的控制，都主要是从经济模式推导出管理伦理，而不是从管理活动的内在要求来探讨问题。而管理与伦理结合的理论前提——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是研究管理伦理必须解决的一个基础性理论问题。因此，科学地回答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对于深入研究管理伦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管理的道德性及其意义
要探究管理伦理问题，论证管理伦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首先在思想方法上需要破除一个障碍，那就是“理论—应用”的思维模式和方法模式。伦理与管理的结合，并不像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1+1=2"的机械凑合，更不是把现行占统治地位或主流的伦理学理论看作是一种“既成的”、先于管理活动的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的原则应用于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领域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格贝尔就经济伦理的研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经济伦理学模式：一种即所谓的应用模式，“这种应用模式所带来的危险首先在于论证是外加的并有悖于经济的，正如波普克(W.Popke)所说，一种‘对经济毫无所知的伦理主义’会对经济提出无法满足的要求”；另一种模式是所谓的“平等—协作”模式，即从两门科学价值相等出发，认为经济学和伦理学作为两门相互独立的学科并非互不相关，也不是一个支配另一个的关系，而是一定意义上的相互依存，以解决经济学领域中单靠经济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里不需要存在一种原先无价值的经济范畴，然后让伦理学经过外部修正而将经济理性纳入经济领域，而是从经济本身的结构和内涵上直接推导出经济伦理学”（注：格贝尔：《经济伦理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3年第6期。）。格贝尔的分析也完全可以应用到管理伦理问题的研究中。它提醒我们，研究管理伦理问题不能忽视管理本身的结构与内涵。管理与伦理之所以能够结合，关键不在于伦理学能够为管理学提供什么，或者相反，而是由于“管理”与“伦理”具有可通约性——管理本身内在地具有伦理性质。也就是说，管理与伦理之所以能够结合，在于管理本身具有道德性。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交织着管理问题，人类的实践活动一方面遵循客观规律，按照客体尺度去把握世界和改造世界；另一方面，人又是一种目的性存在，人的任何一种实践活动均是在需要和目的的驱使下亦即价值判断的驱使下把主体尺度运用于对象世界，使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使自然世界向属人世界转变。一部人类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人类的管理史，即人类从“最初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到“专属人的劳动”，不断摆脱单纯的偶然性和任意性（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94页。），不断实现自身价值和追求“应然”状态，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历史。正是人类管理活动的实践本质属性决定了管理本身必然具有道德性，决定着管理是人类的一种对客观规律与主观价值的整合活动。遵循客观规律是管理得以运作的科学基础，而体现人的价值追求则是管理的主体尺度的内在要求。同时，管理活动本身也可以作为一种伦理演化现象来研究，考察分析管理活动在其运作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或本身所蕴涵的伦理性质和伦理特性。在这一层面，管理的道德性表现为管理的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下文另论）。管理伦理就是管理的内在道德和管理的外在道德这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
揭示管理伦理是管理的内在道德和管理的外在道德这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首先，它确立了管理与伦理结合“何以可能”的理论前提。管理的道德性可以从根本上确立管理与伦理是相互体现的内在统一原则，两者具有内在同质性和相容性，这就决定了伦理与管理的结合并不是外在的强加，而是作为管理的内在要素而起作用的。当然，管理与伦理的同质性并不排斥两者的相异性，两者各有特点，不可相互代替。其次，为实现伦理在管理活动中的支撑作用找到了客观根据。既然管理在其运作过程中本身就具有伦理性质和伦理特征，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培植和规范与这些伦理性质、伦理特征相对应的管理伦理观，以发挥伦理道德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三、管理的外在道德
管理的外在道德，一般有三种情况：
一是人类的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总是体现一般的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一定的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总是蕴涵着相应的社会道德观念和伦理原则，管理须以合道德性为基础。经济学家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曾把一定的伦理道德当作制定规则的规则；富勒则指出，一个真正的制度包含着自己的道德性，即外在道德或实体自然法，一旦国家所施行的制度没能蕴涵道德性质，就会导致一个根本不宜称为制度的东西（注：李龙主编《西方法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34页。）；马克思在比较市场经济和自然经济体制时认为，市场经济蕴涵着“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利己主义）”等伦理特征（注：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在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中，管理者总是按照自己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伦理原则来对资源进行配置，使资源配置格局朝着理想的状态发生变化，使资源使用产生最大效益。
二是人类的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总是受制于对人性的认识和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从表面上看，管理活动似乎更多的是从客体的角度去研究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求得管理效益的最大化。事实上，管理活动均出自管理行为主体，在本质上是一种从主体出发，以人作为价值尺度“去设计、调配、决定和开展”的管理活动，使其有利于人和人的发展。管理活动对资源效益的追求，归根到底也是为了促使人的完善和发展。这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最终归宿。所以人的发展和完善也就构成管理活动的终极价值目标。然而，在实际管理活动中，管理总是表现为一定的发展过程，它总是同人类在一定时期对人性的认识程度和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相统一。人类对人性的认识程度和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总是制导管理活动的主要外在因素。
三是人们和社会总是要对一定的管理行为做出伦理评判，对管理行为在伦理意义上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从而把管理行为区分为善的或恶的，有利的或有害的，正义的或非正义的，合理的或不合理的等，通过对管理行为的伦理赞许或谴责来干预管理活动，使管理活动符合评价主体的伦理道德取向、伦理追求和伦理期待等，即符合评价主体认为的“应该如此”的伦理需要，从而促进管理活动的不断进步和不断完善。
管理活动作为人的主体性活动，在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管理目标的选择、决策的依据、管理关系的设置，以及管理方式的确定，都离不开人的价值选择与道德选择。人们总是从一种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和道德背景出发来做出判断，对某种管理行为的价值合理性或道德合理性做出裁定。管理的外在道德就是从这种价值判定中产生出来的，它是一种使管理行为和管理活动合理化的价值系统。这一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理性结构的组成部分，同时又随着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而不断地重构，“管理人员将受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影响，而他们分配和利用资源的方式亦将随着人们对经济、社会、政治机构和道德准则的看法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我们对人、管理和组织的思想，是根据整个历史中各种不同的文化道德准则和制度的变化而向前发展的。”（注：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12-13页。）管理的外在道德深刻地体现着管理的这一性质。
四、管理的内在道德结构与价值
管理的内在道德是维持管理系统并使之取得效益最优化所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对管理活动发生着根本的作用。
（一）管理关系体现了内在伦理关系与外在道德环境的统一
众所周知，管理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起源于人类社会成员劳动的集体性、组织性和社会活动过程中相互交往的必要性，其任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从而使组织有一个良好的结构，把各种活动引向共同的目标。组织是管理的“载体”，协调是管理的本质。对一个组织而言，管理就是要在其职责范围内协调组织内外部的各种关系，既包括对管理活动过程中人和物、物和物、人和人多种因素的合理配置与适时调整，也包括对组织成员行为的协调一致和对组织系统各成员之间关系的调整处理，还包括正确处理组织与环境（自然、社会、政府、其他组织等）之间的复杂关系，维护二者的动态平衡，以期达到组织所追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管理关系的实质是伦理关系，管理活动的关键在于协调管理的伦理关系。
首先，从组织的内部管理看，管理组织犹如一台机器，其内部有着特殊的机理和运行机制，依靠一定的组织制度和规范来进行，各个“零部件”只有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准则去行动，才能保证整个组织系统稳定、有效地运转。但是，组织的各种制度和规范不应该仅仅是技术性的，同时也应当是人文性、伦理性的。例如，管理必须对劳动时间、岗位、劳动定额指标等有具体规定，必要时还要实施岗位责任制度和经济奖惩、行政制裁，这些属于技术性、权力性的管理非常必要，但却经常同组织成员的个人需要、个性发展发生矛盾。纯粹的技术性、权力性的管理即使能强制规定组织成员的操作行为，在一定的范围内提高工效和激发其内在的物质冲动，却很难端正他们的工作态度，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也不可能保证人们勤奋工作的持久性，更谈不上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和智慧潜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现代管理理论认识到，组织活动要想取得最佳成效，就应该实施符合人性的、能发展人个性的、激发员工工作热情的管理模式，尽可能地满足组织成员对尊重、友谊、信任、理解、支持、感情等精神上的需要，正确处理组织成员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组织内部管理活动过程中所蕴涵的管理伦理问题。因此，就管理活动的内部关系而言，管理伦理就需要研究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管理关系中的管理者制度和规范；二是管理关系中的被管理者制度和规范；三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制度和规范。
其次，从管理组织的外部环境看，一方面管理组织是独立自主的经济实体或利益主体，不仅有正当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追求，它所追求的目标还必须满足人类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要求，否则就失去了自身应该具有的社会价值，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另一方面，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必须依赖于国家和社会所提供的条件，例如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以及良好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投资环境等，一个公正的、法制的、稳定的社会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生产组织和管理组织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重视社会利益，对社会负责。此外，一个生产组织能否有效地防止环境污染和合理地使用资源，能否遵纪守法，照章纳税；在同其他组织的竞争中能否相互协作、文明竞争，所有这些，都体现着丰富的伦理内容。因此，就管理活动的外部关系而言，管理伦理又需要对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管理组织对社会、对公众、对政府的关系及其制度和规范；二是管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制度和规范；三是管理组织与管理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制度和规范。这也意味着管理的内在道德与外在道德具有不可分割性，它们互相制约、互相规范，统一协调，从而达到最优化目标。
（二）管理的交互主体性是管理内在道德的出发点
如上所述，管理伦理以协调管理活动中的各种伦理关系为核心。作为管理主体的人或组织与作为管理客体的被管理对象之间的伦理关系，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结构体系。必须全面、正确地把握管理伦理关系的实质，才能正确地规范管理活动。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总是属于一定的管理系统。现代管理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在一个确定的管理系统中已经从以往的“管理者被管理者”的单向主体性转为“管理者被管理者”的交互主体性。美国的一些学者指出，现代管理人员经常处于一些固有的“两难处境”，他们面临着管理价值选择的五大困境：第一个困境是把个人的自身利益与组织的集体利益结合起来。个人利益往往是和组织利益相矛盾的；第二个困境是既要控制，同时又需要主动性；这样，管理人员必须履行适当的、特定的任务和职责，而他们同时又必须坚持发挥个人的主动性；第三个困境是既要执行不顾个人的规则和程序，又要照顾个人需求之间的难处，规则与程序的存在是为了减少凭个人好恶行事而增进集体的利益，但同时每个人都有他们各自特殊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常常由于要执行规则与程序而不能得到满足；第四个困境是必须平衡个人要求和集体准则时产生的矛盾。组织是由各种共同工作的人组成的，这些组合对每个个人有很大影响，它往往与个人的需要和愿望相抵触；第五个困境是既要执行组织的规范，又要改变这些规范，既要支持现状的某些部分，同时又得试图改变现状的某些其他部分（注：参见刘光明《商业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5-196页。）。以上五个困境涉及的事实上都是关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交互主体性问题。
另一方面，从管理组织的外部关系来说，社会、公众、政府、顾客和其他管理组织，亦是平等的、独立自主的、自由的“主体”，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自主主体和平等主体的交互关系。现代管理绝不能只顾追求自我利益而毫不考虑其他“主体”的利益，或者是采用对其他“主体”的利益进行否定的方式满足自我利益，即通过要挟、征服、利用、威逼甚至陷害对方来夺取利益，或者以坑蒙拐骗等手段来获取对方财钱。管理的交互主体性要求把对方看作是与自己有着同样主体性、同样“人格”而予以尊重，从而相互承认、互相协作的主体。管理的这种交互主体性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伦理意义。由于现代管理的普遍性、全面性以及无所不在的影响力，这种在尊重对方权利基础上，在交互主体性意义上建构的管理秩序、理性秩序，就是社会公共生活的秩序，或者说至少是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一个基本层面。
在管理活动中，人性价值是管理的最高体现。管理的交互主体性是体现人性价值的客观表现形式，它表现各种管理活动主体之间的内在共同性，从普遍人性的层面概括出管理活动和管理伦理关系在形式、内容和规则方面的超个体的、稳定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相互作用着的管理主体必须遵循的，它们使主体之间达到高度一致。管理的交互主体性作为一种调节原则和规范所体现的主体之间的一致性就表现为管理伦理的必然性。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页。），而“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而作为自主的、平等的主体的“合作”需要是管理的人性价值的重要表现。
管理的交互主体性表现一种公共理性，它存在于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中，而不以相互作用着的主体的意志为转移。就管理活动的内部关系而言，管理的交互主体性所表现的主要是管理集体主体中的个体之间相互联系的活动形式和内容中最一般的东西，它表征一定的管理集体主体中的个体和群体与管理集体主体之间相互交换其活动、产品、工具和交流、传递其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以达到理解、协调、合作、一致的相互作用。管理交互主体性的这种共性和普遍性表现为：第一，它形成于主体的共同活动且运行于主体间，是一种管理活动中的合理性和交互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因而是社会性的而非自然性的；另一方面，它又超越于任何个体主体且独立于任何个别的意识、意志，因而又是共性的并具有客观性。第二，它作为管理活动的产物又以前提条件、社会存在的形式反馈于管理活动本身，因而具有某种先在性；同时，它又在进一步的活动中不断充实、调整、修正、进化，其先验效力也需要论证，故不具有传统管理理论所理解的那种超出社会历史的抽象性、绝对性和对管理活动的外在性。第三，它具有系统论意义上的整体性质：管理的交互主体性作为结构和关系，它是整体的普遍制约性和主体的自主性的对立统一，作为一种调节原则和规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宽泛性，特别是内部外部有着种种互补关系。我们亦可以把这种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和客观有效性称为协同性，它以竞争、合作、选择、整合等作用形式调节着主体交互间的活动和关系，并制约着人们对管理活动的提问方式和答案的可接受标准。
管理的交互主体性所蕴涵的社会性和管理活动一起，构成了管理内在道德的客观根源和根据。正是在管理的交互主体的前提下，主体交相作用、共同活动，以共同体的眼光来反思和批判管理活动的目的、行为和过程与自身的需要、期望和行为，并相互渗透，从而形成普遍有效的管理价值系统和评价规范。因此，管理交互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和普遍性态度是管理内在道德的基本前提。
（三）管理内在道德的运作机制
管理的交互主体性要求管理活动将伦理规定和道德要求作为一种扩展意义上的管理程序，形成调整管理行为的规则体系。从制度的意义上讲，管理的内在道德也就是管理者或管理组织从制度方面解决管理活动领域或管理系统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表现为人们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管理内在要求的管理规则，或者说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4-0113-04
扎根理论，作为一种基础的质性研究方法，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许多不同的社会科学领域。此方法最早出现在1965年格拉斯（Glaser）与斯特劳斯（Strauss）合作的关于医院中的死亡过程的研究报告[1]。他们在进行这项研究时形成了系统的研究方法。随后，两人在《扎根理论的发现：质性研究的策略》一书中明确地交代此研究方法，提倡从质性资料的搜集和分析过程中生成理论[2]。
扎根理论方法同时混合了两个互相矛盾并且互相竞争的研究传统。它既带有明显的符号互动论色彩（透过田野研究进入研究对象的意义世界，并且将理论立基于这个意义世界），又包含了某些量化研究方法的元素（编码、抽样）。这一矛盾性与两位原创者的学术养成背景有关。斯特劳斯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熟悉米德（Mead）与布鲁默（Blumer）的符号互动论观点。格拉斯则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学习严格的量化方法[3]6-8。混合了符号互动论与量化方法元素的扎根理论，一方面似乎比较容易被人接受为严格的科学方法，另一方面又埋下了误导使用者的隐患。其中的一个典型问题就是使用者经常误解和误用了扎根理论方法的重要程序――理论抽样。
一、关于“理论抽样问题”的讨论
“理论抽样”是扎根理论方法的核心程序之一。当初，格拉斯和斯特劳斯提出扎根理论的目的是想要形成一套搜集和分析质性资料、从资料当中生成理论的严格方法。为了让扎根理论方法能够在量化研究方法占据主宰地位的20世纪60年代被人们接受，格拉斯和斯特劳斯挪用了量化方法的术语“抽样”。然而，理论抽样程序把资料搜集、编码、理论建构三项工作融合成一个持续往返的过程，其含义与量化方法中的概率抽样完全不同。挪用量化方法的术语固然给扎根理论方法披上了科学的外衣，但是也使得理论抽样的意义变得暧昧不明、易遭误解[4]624-625。
贝克尔（Becker）发现许多宣称依照扎根理论方法进行的研究其实并未采取正确的理论抽样程序[5]。卡麦兹（Charmaz）进一步指出一些研究者往往把理论抽样误以为：（1）处理初始研究问题的抽样;（2）代表人口特征分布的抽样;（3）寻找相反案例的抽样;（4）直到重复的模式一再出现的抽样。实际上，初始抽样是研究开始的地方，而理论抽样是研究将要去的地方;理论抽样不是要追求样本在人口统计上的代表性，而是要发展概念和理论;寻找相反案例的抽样也不一定就是理论抽样，除非反例被用来充实概念和理论;最后，理论抽样并非结束于重复的模式一再出现，而是结束于新的资料不能再产生新的理论见解[3]100-102。
为了澄清理论抽样程序的意义，扎根理论的原创者之一斯特劳斯在一本与科尔宾（Corbin）合作的书中将它分解成三个阶段：开放抽样、关系与变异抽样、区别抽样。在开放抽样阶段，研究者选择那些能够提供最丰富信息的人物、地点、情境。在关系与变异抽样阶段，研究者在多个情境之间搜集与理论类属有关系的资料，选取那些最可能引出变异的次级类属的人物、场景、文献。最后，在区别抽样阶段，研究者选择特定的人物、场景、文献以便确证不同类属之间的关联和继续发展尚未成熟的类属[6]181-187。斯特劳斯与科尔宾将理论抽样分解成三个阶段抽样的做法是为了帮助扎根理论方法的使用者掌握理论抽样程序。可是，扎根理论的另一位原创者格拉斯对于他们的做法却不赞同。他认为这样一来理论抽样的原有意涵反而被扭曲了[7]102。
尽管扎根理论家之间对于如何定义理论抽样程序还存在着争议，卡麦兹在《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一书中仍然试图借由自己的操作经验来向使用者介绍理论抽样程序。当她在研究人们经历慢性疾病的过程时，初步的访谈让她想出了一个尝试性的类属“体验侵入性疾病”。这个类属成为引导她接下来进行访谈的依据。以此依据展开理论抽样，她搜集了更多相关的资料。为了让“体验侵入性疾病”类属能够反映新资料中受访者对自身疾病采取的行动以及他们赋予疾病的意义，她将这个类属的属性进一步界定为：需要持续的关注、大量的时间支出、被迫调适。卡麦兹指出：理论抽样不仅能够让一个类属的属性具体化，它还会提供一些材料让研究者比较类属和类属。例如，她发现人们患病的情况不尽相同，所以她在“体验侵入性疾病”类属之外又增加了“中断”和“陷入疾病”两个类属[3]105-106。
卡麦兹认为理论抽样程序的逻辑是：从资料出发、形成关于资料的尝试性想法、借由进一步的经验探究来检验这些想法。这是一种结合归纳与演绎的诱导式推论。研究者在初步的案例资料搜集与分析之后，归纳出一个推论。此推论为这些案例资料提供了可能的理论解释。接着，研究者根据这个理论解释演绎出后续的研究假设，返回经验世界搜集更多的案例资料来检验此一假设和发展更细致的理论。总之，具体的理论抽样程序不能被事先设定，它必须生成于经验研究的过程当中。研究者进行理论抽样的具体原因取决于他（她）所察觉的分析性问题，包括：起步的尝试性想法、随后发现的模糊性与漏洞[3]102-104。因此，卡麦兹给扎根理论方法的使用者这样的建议：
分辨这些问题以及寻求解决之道需要一种坦率的态度，并且与它们保持一段距离。你的类属在分析上薄弱吗？得到充分的支持吗？类属之间的关系清晰吗？它们是模糊但可能具有启发性的吗？好的研究者会学着分辨这些分析性问题――而且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对分析性问题的捕捉是研究过程的一部分。你可能会感到困惑和不确定。但是，学会容忍这些模棱两可就意味着你作为一位研究者得到了成长。那些把研究过程当成透明过程的研究者往往只能进行肤浅的分析[3]104-105。
显然，卡麦兹认为：困惑、不确定、模棱两可是研究者在进行理论抽样程序时必须经历的感受;它们是研究者创造力的源泉。然而，一些扎根理论家的看法却与卡麦兹的观点不同。他们发现困惑、不确定、模棱两可会让使用者对于理论抽样程序感到无所适从。所以，他们试图借由提供更多事先设定的操作步骤来安抚使用者的焦虑。例如，前面提到的，斯特劳斯与科尔宾将理论抽样分解成步骤更加明确的三阶段抽样。矛盾的是，一味地仿效具有事先设定的操作步骤的量化方法反而使得扎根理论的核心目标――从有意义的社会互动过程生成理论――发生了动摇。
本文认为：解决“理论抽样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明确地指出符号互动论才是扎根理论方法真正的理论根据（量化方法元素只是起着装饰的作用）。使用者一旦认清了扎根理论方法的符号互动论根源，他（她）们在操作理论抽样程序时，就不再只是盲目地遵从和依赖方法教科书上烦琐的程序操作格言，而能够明了此程序背后的理由，从而拥有更充足的自信去面对这个程序带来的困惑、不确定、模棱两可。为此，笔者将梳理符号互动论的两大核心思想――米德的自我理论与布鲁默的自然主义研究。然后，笔者将从符号互动论的观点重新诠释包含理论抽样在内的几个扎根理论方法的核心操作程序的意义。
二、米德的自我理论
米德认为：相较于其他物种的智能，人类智能的最大特色在于人类有能力客体化环境而且有能力把自身也当成客体。也就是说，人类具备“自我意识”或者人类拥有“自我”[8]69，163，172，225。对于米德而言，“自我”意味着“成为自身的客体”。自我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被认识的客体，所以它与一般的客体不同[8]136-137。此外，米德的自我理论还具有明显的“社会”意义。他强调“自我”与“他者”是不可分割、同时存在的。人唯有透过他人的观点才能建立自我的形象。这个观点可以来自于个别的他人，也可能是一般化的群体观点[8]138-140。
米德相信联系自我与他者的媒介是语言，所以他声称人在拥有语言沟通能力之前是没有自我概念的[8]149。为何语言具有这种神奇的力量？米德又是怎样看待语言的？在米德的理论中，语言是“带有意义的姿势”。“姿势”意指动物机体拥有的一种社会行动，它能够引起其他动物机体对之做出反应。例如：两只正在打架的狗所进行的一连串互动。其中一只狗的攻击姿势会刺激另外一只狗立即变换姿势以回应之，而这一新的姿势又会刺激前一只狗立刻改变姿势。这种姿势交换被米德称为“不带意义的姿势”[8]42-43。带有意义的姿势是从不带意义的姿势逐渐演化而成的。当一个动物机体对另一个动物机体做出某一姿势时，如果这个姿势在这两个动物机体身上引起的反应是相同的，那么这个姿势就是带有意义的姿势，而此姿势引起的反应就是此姿势的意义[8]47。人类的语言就是一系列能够在说话者与听话者身上引起相同反应的声音姿势。因为一个语词在每位交谈者身上唤起的反应（亦即语词的意义）是相同的，所以人类能够运用语言互相沟通[8]57，69。此外，米德认为语言具有“客体化”和“自我控制”的作用。人类可以用语言指认出周遭环境中的某些客体，借此控制自己对于这些客体的反应行动。人类甚至可以用语言来客体化自己行动的潜在后果，从而反思和控制自己的行动[8]73，95，122，132-133。
语言使人与人的沟通成为可能。自我则是在语言的沟通过程中生成的。如前文提到的，米德认为自我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被认识的客体。为了避免混淆了主客之间的区分，他将自我进一步分解成“主我”以及“客我”两个部分。主我，作为认识的主体，永远无法直接看见自己。它必须以他者的语言为一面镜子，间接地照到自己的客体形象――客我。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他者可以运用语言来客体化主我。因为他者的语言会在主我那里唤起相同的反应，所以主我可以从他者的角度看见自己。换句话说，主我可以间接地建构出自己的客体形象――客我。客我让人得以从其他人的观点了解自己，从而约束了主我的行动。但是，这种约束只具有道德的意义而不具有机械的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主我具有突破这种约束的自由和创造力[8]174-178。
显然，人类的自我并非与生俱来的。米德认为：孩童在生成一个成熟稳定的自我之前，必须先经过“玩耍”和“游戏”两个阶段。玩耍阶段是从其他人的角度看自己的初级阶段。此时，孩童逐一扮演不同的成人角色，例如：妈妈、老师、警察。孩童会模仿这些角色的语言，让这些语言在自己身上唤起反应，从而感受到这些成人眼中的世界和自己。在游戏阶段，孩童开始练习同时从多个不同角色的位置看待世界和自己，并且将这些视角组织成一个整合的“一般化的他者”。米德以棒球比赛为例子说明游戏阶段的自我生成。为了顺利地参与球赛，孩童必须从不同守备位置队友的角度看球赛，还必须了解每个对手球员对球赛的态度，然后将这些观点整合起来。米德相信：一个人必须经历过个别的角色扮演并且学会将多个不同角色的观点组织成一个整体，才算具备了完全发展的自我[8]150-152。
完全发展的自我（或者一般化的他者）使群体的态度能够进入个别成员的思想，从而使这些成员的行动互相协调。在人类的群体生活中，每个参与者都必须从一般化他者的角度看待自己，根据这个观点控制自己的行动。换句话说，人类因为拥有完全发展的自我，所以能够进行众多类型的合作活动、创造各种复杂的制度、构成形形的组织机构。米德相信这样的自我理论阐明了人类社会与其他动物社会的根本区别[8]155。也正因为如此，米德的自我理论随后被布鲁默发展成一套独特的社会学主张。
三、布鲁默的自然主义研究
为了替从事田野研究的社会学传统提供理论根据，布鲁默创造了“符号互动论”这个词汇。符号互动论的主张可以分成两部分：（1）本体论――人类社会是由有意义的符号互动组成;（2）方法论――任何关于人类群体生活的研究都必须立基于被研究人群的行动意义。
布鲁默本体论的核心是米德的自我理论。对布鲁默而言，“自我”意味着“人能够成为自身行动的客体”。人会根据其对自身的认识而采取行动，而人的自我认知则来自于社会互动过程中他者对自己的态度。因此，人在进行社会互动时，会把自己放进他者的角色，从他者的观点看自己[9]12-13，62-63。
布鲁默认为“人具有自我”这一事实对社会学和心理学至关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人能够和自己沟通。如前段所说的，自我沟通的前提是解读周边的环境，亦即，将他者对自己的态度纳入考虑，从而做出适当的回应。人必须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做出解释，然后根据这些解释制定行动计划。换句话说，研究者不应该将人的行动看成是对某些社会或心理“因素”的被动回应。遗憾的是，许多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采取了这个错误的观点[9]15-16，64-65。
布鲁默并不否认某些人类行动（例如：膝盖的反射运动）是不经过解释和反思的立即回应。这一类的行动被他称作“非符号互动”。然而，布鲁默坚称：涉及解释和反思的“符号互动”占据了人类群体生活的绝大部分。在进行符号互动时，人们会把彼此的姿势解释成是带有意义的符号，这些符号指明了彼此行动的动机和计划，双方据此安排各自的后续行动[9]8-10，65-66。
简而言之，布鲁默的本体论主张人类社会主要是由符号互动组成。这也就是说：（1）人们会将意义赋予其所处的环境，并且根据这些意义在环境中行动;（2）这些意义是人们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习得的;（3）当人们将意义赋予环境时，他们是在主动地对环境做出解释[9]2。
符号互动论不仅仅提出了本体论主张，也为社会研究的方法论指出了不同的方向。布鲁默强烈地批评主流的量化研究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倾向将人类行为看成是特定因素（例如：心理驱力、文化价值、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完全不考虑人类行动的意义，或者只是将意义当成是造成因素与结果行为之间无关紧要的联结[9]2。量化研究者以为科学方法就是遵守一套严格的、可重复操作的研究程序来验证从形式理论演绎出的假设。这一盛行的方法论迷失让量化研究者相信社会调查方法是唯一的科学方法、盲从研究设计的教条、偏好使用统计技术来建构数学模型[9]26-28。然而，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当研究者刚刚开始进行研究时，他（她）通常并不熟悉其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所以，研究者会用自己的先见来解读研究对象的行动。这些先见可能来自于研究者自己的生活或者研究者所在学科的理论。如果研究者能够在后来的研究过程中小心谨慎地、持续不断地修正和测试自己的观点，那么研究者最初的局外人先见并不会阻碍研究。问题是，量化方法的研究程序并不能帮助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调整自己的理论立场。与此相反，僵固的研究程序让研究者始终没有机会亲自去熟悉其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研究者的先见从头至尾主宰了整个研究的过程。更糟糕的是，因为研究者由始至终都沉浸在自己的先见里、不了解其研究对象行动的意义，所以研究者甚至在研究结束之后都不知道自己错失了什么[9]35-37。
为了让研究者有机会亲近其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了解他们行动的意义，布鲁默鼓励研究者进入其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情境去做考察。他把这套另类的方法论主张称作“自然主义研究”。自然主义研究包含“探索”与“审视”两个部分。探索研究的目的在于：（1）允许研究者走进其研究对象的生活、熟悉他们观看世界的方式;（2）帮助研究者形成研究主题，并且确保研究的方向、问题、资料、分析、解释、概念都立基于其研究对象的行动意义。布鲁默强调探索研究是非常灵活的。研究者可以使用任何符合伦理的方法（例如：参与观察、倾听、访谈、阅读日记和信件、团体讨论……）来了解其研究对象。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必须时时警惕、不停地修正和测试自己的观点[9]40-42。
布鲁默认为：研究者最终必从描述其研究对象世界观的层次上升到建构理论的层次。这便是审视研究的任务。一个理论是由若干分析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所组成。审视研究的目的是确保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能够连接上具体的经验事例。布鲁默抱怨社会科学的概念往往缺乏明确的经验指涉。如果我们试着去确认习俗、整合、社会角色、异化、社会化、态度、价值、失范、越轨等常用社会科学概念的经验意义，我们会发现自己很难准确地说出这些概念的具体经验事例到底是什么。因此，社会科学概念的经验意义必须被补强。审视研究可以将模糊的概念与经验事例联结。首先，模糊的分析概念能够引导研究者的观察方向，使他（她）特别留意具体环境中的某些经验事例。然后，研究者把相关的经验事例放在一起比较，从中筛选出这些事例的类属性质，从而充实了分析概念的经验意义[9]42-46。
我们不难看出布鲁默自然主义研究与扎根理论方法的直接联系。事实上，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观点可以帮助扎根理论的使用者更好地掌握和领会此方法的关键操作程序的意义。
二、商务英语口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模式亟待创新
当前，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亟待改革与创新。多数高校依然采用传统的“一言堂”教学方法，教师是整个课堂的主角，缺少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学生处于被动听课、记笔记的状态，这样的教学模式无法培养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无法推动和促进商务英语口语教学。因为口语训练本身就是一个实际交流的过程，没有学生的积极发言、沟通和交流，就无法提升学生说英语的胆量，也不能让学生养成英语口语表达习惯，无法达到理想的商务英语口语教学效果。
（二）缺乏情境体验训练
口语训练需要在情境中进行对话交流、交际，真正的商务英语口语都是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的，需要在特定情境中展开训练，也就是说商务英语口语教学离不开情境。然而，目前的大学商务英语口语教学却偏离了这一方向，一些高校不是没有单独开设口语课，就是将口语课教学当作普通英语语言课处理，整个口语课教学从不设置任何情境，只是让学生机械地记忆或背诵一些商务英语口语单词或短语，目的是让他们熟练掌握商务口语表达方式，充实、完善他们的商务英语口语语料库，事实上这并不能培养与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相反，会让学生在口语交流中倍受约束、倍感压力，无法有效运用原本掌握的语料知识。
（三）理论教学与实践运用脱节
理论知识教育是商务英语口语教学的前提，因为学生只有掌握足够的商务英语语料知识，具备合格的理论基础，才能在实际表达中胸有成竹。但是，理论教学也要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即教师要确保课堂上所教授的商务英语口语课程内容及理论知识等能够满足实际商务工作交流的需要，能够帮助同学生顺利实现就业。然而，实际教学中，由于授课教师多为英语语言学专业出身，没有实际的商务工作经历，缺乏商务实践，导致商务英语口语教学缺乏目标和方向，理论上的口语训练与真正的商务工作相脱节，口语教学课堂无法发挥实际意义。
（四）课堂气氛沉闷、缺乏活力
口语教学课堂应该是生动活跃、积极向上的，应该伴随着学生接连不断的对话与讨论，然而，实际的英语口语教学课堂却略显沉闷，由于缺乏特定情景、规定任务、特定要求，学生不知道应该表达什么内容、完成什么任务，从而处于思想游离、思绪放任的状态，在沉闷的气氛中，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得不到锻炼，教学效果自然不佳。
三、体验学习理论在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
（一）模拟仿真，在体验中学习
众多教育专家认为，教育教学的过程就是学生体验与感受知识的过程，学生接受、理解与掌握知识需要一定的情境体验与切身感受，教师应该为学生创设一个自由、开放的情境，让学生自由发挥，尽情展示自我、表达自己的想法。学生有了各种体验，才能加深对理论知识与周围环境、世界的理解与感悟，这样学生的思维才能得到有效锻炼，内在动力和潜能才能得到不断开发。
通过模拟仿真方式，为学生模拟特定情境，让学生深入其中，产生主观的感受和体验，在不断实践训练—总结—再训练的循环中，培养学生积极的体验式学习习惯，从而达到预期教学目标，获得良好教学效果。
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利用学校拥有的各种资源，例如，实训教室、多媒体设备，等等。利用实训教室模拟各种真实的商务会谈、商务贸易交流活动，并预先布置安排实训任务，让学生进入高度仿真的商务实训课堂，在任务驱动下积极表达、主动交流。为了提高模拟情境的真实性，教师还可以事先从学生手中收集一系列物品，例如，带有包装袋的各种食品、各种文化用品、衣物，等等，将这些实物分类聚集，并贴上标签，这样能使学生产生一种更加客观、真实的商务交流感受，真正提起精神进入商务交易、口语交流状态。
（二）运用多媒体，进行听说互动
英语语言教学是一个系统化过程，即语言的听、说、读、写密不可分，其中听和说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学生要想流利地表达，就要在具备一定英语语料库储备后，接受一定的听觉训练，因为只有不断聆听英语表达，才能感受到英语语言的节奏、韵律，形成英语语感，了解英语表达的方式和习惯。因此，教师在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中，要注重听力教学，让学生一边听、一边模仿、一边表达，用“听”带动“说”，采用听说结合、彼此互动的方式展开口语教学。
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设备，播放一些国际商务谈判会议的视频，使学生明确谈判会议的主题，并把学生分成小组，分别代表中方谈判员与英方谈判员，让学生用心倾听中英双方的谈判发言，逐渐走进情境，懂得双方发言人的想法和建议，随着谈判过程不断走向，各小组学生为维护本方利益就会产生举手表达、跃跃欲试发言的冲动，此时教师则可以关闭多媒体视频，让学生在原定情境中，继续延续商务谈判。这样各小组学生便能够纷纷灵活运用视频中听到的一些商务谈判英语词汇、表达法，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Weareheretosolveproblems.”“Ihopethismeetingisproductive.”“Letmeexplaintoyouwhy.”等。
一堂生动、传神、满富活力的商务英语口语交流课自然而然地，不仅能够锻炼学生运用商务英语词汇与表达法进行规范的表达的能力，还能让学生通过模仿视频中谈判者的语音、语气提高口语水平，达到口语教学目标。
（三）深入实际，真实体验
体验式学习模式不应局限于学校的模拟课堂，而应走向实际，深入真实的工作岗位，学校要同一些商贸公司、外贸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创造更多实践、实习机会，让更多学生提前感受真实的工作环境，接触最真实的商务英语交流，这样才能实现商务英语口语理论教学与实际应用、实践训练的有效对接，从而达到体验式学习的目标。
二、体育教育专业理论教学的模式
策略指导。对于体育专业的学生来讲，与普通的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体育专业的学生中，在神经系统的分布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特比是在灵活性及兴奋性上占据着比较高的比例，而在其他类型中占据的比重则比较低。体育专业的学生在了解自己专业的特点后，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和能力，保证自己上升到高一个阶段，在此同时也不要放弃对文化课程的学习，要保证充分的劳逸结合，是自己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技能同时进步提高。开拓知识面。学生的知识面窄，统一造成学生在专业知识上的匮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专业知识课程的更新换代较慢，课程种类比较单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要做出积极的改进措施，要积极的引导学生，通过正确的引导和互动，能够为学生指出正确的方法和理念。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所有学生的学习过程都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到达教学目标的要求，在教学工作中，要指导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这是学生掌握知识的有效途径，不要将教学的重点单纯的停在理论知识的教育阶段，也要提高对实践能力的重视程度，要培养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能力相结合并综合运用的能力。同时也可以在实践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这样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是非常有效果的。
三、加强体育教育专业理论教学的主要途径
（一）创新教育理念
根据目前我国在体育教育中的现状分析，改变目前在体育专业教育的现状就要改变目前不合理的课程结构，同时改变现在的教育理念。要从整体的课程出发，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教学任务，同时按照大课程的教学理念，将教学工作与多媒体及多种教学资源进行整合，对学生的教学要注重在主要的知识点的讲解，保证学生在学习中能够理解、掌握并在实际中熟练运用。
（二）制定策略引导
制定策略引导主要是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和性格，制定不同的教学引导策略。在体育专业的学生与其他普通专业的学生相比，一定要保证学生可以有足够的营养摄入，保证学生具有良好的身体状况，这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基本条件及必备因素，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学生的身体状况和生理特点制定合适的强度训练。
（三）实行多媒体教学
在教学工作中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辅导对于目前的教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不但可以很好的提高教学工作的质量，同时还可以在教学工作中更形象的进行教学工作。在体育专业的教学工作中，采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工作也是非常必要的，对于体育教学而言，不但要保证教学方法的改进，同时也要保证教学手段的改进，要做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与时俱进，同时也可以多多的鼓励学生在进行学习的时候，多从网络中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的能力。
首先，会计是一个细致、复杂、关系到企业经营和管理体系运行的每一环节的关键岗位，其对职业技术能力和道德素质要求很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完善健全的会计体系来指导会计工作。从经济管理的发展角度来看，一个完整的会计体系，可以使会计工作更加全面和具体，在体系运行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经济管理。从会计工作者各人角度来看，由于工作人员需要与各部门进行沟通和资金管理，因此，在繁重的工作面前，体系化的管理可以帮助会计按照体系要求逐条进行财务管理，减少工作量和工作失误。
其次，在认识到构建会计体系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对于会计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更应该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会计理论之于会计体系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从国际上认可的会计理论的目的来分析，一方面会计理论为会计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统一规范的解释，规范了会计工作的规则和方法；另一方面通过会计理论的运用可以预测日后的会计工作方向甚至是经济工作运行走向。因此，会计理论的研究可以使财务工作上升到一个新的领域。
二、会计理论发展中的问题
尽管我国各种会计工作者和相关经济专家，都在为不断地丰富我国的会计理论基础而努力，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从长远来看，我国的会计理论和体系构建仍然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其不足之处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首先，会计理论研究中出现了很多理论性过强、实践性不高的情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计工作的内容和方式在不断地改变和发展，诸如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等运用都融入到了会计工作中，但是传统的会计理论对于这些方面的深度剖析和研究并没有很好地跟上时代的潮流。很多理论基础研究和培训中依旧是过时老旧的相关理论，不利于指导会计从业者的工作。
其次，在针对基层财务工作者的理论基础研究方面，理论重在考试，考试内容也基本上是会计书本上的内容背诵，并不能很好指导实践。很多基层工作人员对于会计理论的学习也缺乏重视，更多的是为了考试而考试，而没有认识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最后，理论语言表述复杂也降低了会计工作人员的学习积极性。会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是有时会计理论的语言表达抽象而复杂，在从业者原本就缺乏重视度的基础上又因为理解能力的限制削弱了研究理论的兴趣。这样，如何把会计理论发展得更加通俗易懂，但又不脱离现实和科学性，也是会计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挑战之一。
三、优化会计理论和体系的冷静思考
事物都是在向前不断的发展变化，尽管会计理论的不完善虽然是一个突出的现实，但是在多方人员的努力下，会计理论仍然在不断地适应我国的国情的基础上，不仅能够变得更加贴近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还能从更高的高度去指导着整个会计系统的构建。由此可见，不断改进理论研究中的不足，才是会计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
（一）从实践中提取理论基础，使会计理论灵活发展正
因为理论总是源于实践，财务相关工作更是如此。在会计理论和会计体系的完善中，要注意到在会计体系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的同时，要不断根据实际情况来作出理论上的修改，做到理论和实践在不断运动中达到统一，这既能体现会计理论的创新发展的生命力，又能根据我国会计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研究，保证了我国的会计理论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对于会计体系的构建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理论研究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将理论融合到实践之中
会计理论研究的最终意义是指导会计工作的进行，因此，理论研究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研究，要落实到财务工作者的切身工作中来，这也是构建完整会计体系的目的所在。所以，将“为了考理论而研究理论”转化为“为了使用理论而研究理论”，这样切合实际的理论研究会大大提高财务工作者的工作能力。
2．大学体育教师课堂语言暴力的类型
大学体育教师语言暴力具有隐性和显性两种，可以分为多种类型。隐性的语言暴力，虽其内容上未必涉及暴力方面的因素，但在课堂教学中试图强行将个人的意志强加给学生。所以，课堂中隐性的语言暴力往往是在思维逻辑上玩的花样，因此更为隐蔽性，表面上难以察觉到。从而可看出，有时隐形语言暴力的教育方式比直接的谩骂更伤害学生的心灵和情感。就显性而言主要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所用的言语在意义上暴力指向明确，言语多带有攻击性，如贬低压抑型、侮辱粉刺型、威胁恐吓型和抱怨哀求型等表现类型。
2.1贬低压抑型和威胁恐吓型
大学体育课堂中有的体育教师常常用贬低、压抑方式教育对所谓的“问题学生”，尤其是教育的过程中，常常用否定的态度来看待一个学生。如“已经练习这么久了，还是老样子，你有没有带脑袋啊”、“笨手笨脚的，能做什么啊”等，这些贬低性言语通常会使学生在内心里产生一种低能力的错觉，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很容易形成自卑的心理。大学体育教师倘若对大学生一味固执贬低的态度，不但在精神上和心理伤害了学生，而且会增加学生各方面的心理压力，同时会降低大学生对体育课及体育运动的学习兴趣。威胁恐吓型主要是指体育教师在体育课堂教学中使用威胁恐吓性的语言，这也会使学生在精神上和主观意识上产生恐惧情绪，不但在教学中起不到积极的作用，相反，会严重地伤害到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对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2.2侮辱粉刺型和哀求抱怨型
大学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使用一种侮辱、蔑视、讽刺性的语言，其教师是想通过严厉的言语行为激起学生的羞耻心，从而达到改进体育课堂的教学效果。如“你的手怎么像猪脚一样，动作做得那么难看”“这么简单的动作你都不会，你吃的饭到哪去了”等等，实际上，这种类型的语言暴力从本质上对学生造成的伤害，轻则在一定程度上会挫伤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使学生产生自卑感和厌学的情绪，造成在课堂教学中和教师产生对立情绪，干扰正常的体育教学，重则使学生人格和心理上受到重创，无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甚至向极端。哀求抱怨型，大学体育课具有行为方式随意性大，学生的注意力易转移，行为控制力难控制等特点。一些不良学习行为在体育课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正常的课堂教学造成较大的阻碍。有的体育教师在体育课堂上处理个别学生的不良学习行为时，通常会表现出一些哀求抱怨的心态。事实上，这种类型的语言暴力暂时性的或许对学生的心灵具有很强的震慑力，尤其对一部分女生作用更明显些，但也只是会让学生感觉到一种无力量感，无法真正让学生主动地、积极地参与到体育课堂教学中来。
3．大学体育教师课堂语言暴力的影响和危害
大学体育教师课堂语言暴力不管是哪种类型，不管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语言暴力，其结果都会对大学生产生不同程度的不良影响，并造成一定的危害。首先会对大学生心理上造成难以修复的创伤。语言暴力的伤害虽不能直接并马上看出对学生的伤害程度，但在以后的学习中容易产生反感情绪，对体育教师、对学校产生逆反心理，在性格上易形成自闭倾向，不利于大学生走上社会，甚至影响到大学生将来的正常心理。其次，在体育课堂上会造成师生情绪的对立，影响正常的课堂教学。大学体育课堂语言暴力不仅会伤害到学生的自尊，还会严重打击学生的自信。处于心理成熟阶段的大学生内心尤其敏感，其本身自己想法比较多，如教师在课堂中不经意的眼神，或暗示性的言语、下意识的动作都可能会引起大学生内心潜在的回应。大学体育课堂的教学过程应该是在一种轻松而和谐的氛围下进行的，教师的不恰当言语会伤害到师生间的关系，课堂中会产生敌对的情绪，最终影响到正常教学的开展。
4．大学体育教师课堂语言暴力的根源分析
万事万物都有其产生、存在和影响的根源，要分析原因需深究其根源。大学体育教师语言暴力现象的存在，追根溯源背后折射出大学体育教师课堂语言暴力现象形成的原因复杂多样，既有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也有教师自身人文素养的匮乏和缺失、话语权主宰、言语技巧等多方面的问题。
4.1传统文化教育观念的影响
在传统文化教育观念“尊卑有序”的观念下，极致的塑造出教师权威。在这种尊卑有序观念的影响下，学生被动服从成了无意识，且教学过程中惩罚成了中国教育的传统。“严师出高徒”、“不打不成器”、“教不严，师之过”，教师这种传统教育方式成了学生成器的法宝。从这个意义上讲，“尊卑有序”的传统文化违背以人为本，忽略了学生主体性，忽视了在大学体育课堂教学中学生人格上与师生应具有平等性的原则。大学体育课堂的教与学不应是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模式，应该建立在充分理解基础上的坦诚讨论学习，是在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环境下进行的。目前有些大学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之所以存在语言暴力的行为，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受到传统文化教育观念的影响，忽视了师生课堂上权益的平等性，教师教育学生不应该出现指责和辱骂学生，教师应该理解和尊重学生，毕竟学生学习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有错就改，教师应提出指正帮助改进。在新课程改革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早已深入大学体育课堂教学中，但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忽视大学生主体性的问题仍旧十分突出，“平等”、“尊严”等意识淡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体育课堂教学的效果。
4.2大学体育教师人文素养的匮乏和缺失
布迪厄在其符号暴力理论中指出：所有教育行动的实施都必须通过教育权威。教育权威是一种表现为以合法强加的权利形式实施符号暴力的权力。也就是说，教师以一种合法者的身份实施着语言暴力。在中国传统教育道德观念当中，师生间一直就存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教师被赋予了特殊的权利，而学生的话语权被长期忽视。从全局来看，大学体育教师的人文素养与快速发展的教育观念变化不相适应的。随着社会快速经济时代的急剧转型，价值观多元化的变化使师生间产生了较大的心理文化落差。一些体育教师赶不上信息化时代步法，不能以新一代人平等的心态处理与学生的关系，在课堂上依然沉溺于扮演权威者的角色，而未考虑学生心灵上的需求，让学生在话语霸权上能取得应有权益。
4.3大学体育教师话语权绝对主宰
话语权我们可以理解为人们运用语言来表达内心思想的权力。课堂上教师的话语具有客观而强大的力量，它一旦在教学中产生，就由不得学生主观意愿，它会强制性地迫使学生接受。有的大学体育教师在教学中拥有话语霸权，这就滋生了体育教师在课堂中使用语言暴力。大学体育课堂教学及对学生教育权都掌握在教师的手里，体育教师是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优势，教师“话语权优势”在课堂中得到充分的显现。大学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拥有单方面的主导性话语权，很容易成为话语权的主宰者，学生完全失去了话语权。当大学体育教师在教育学生时，总是强调自己是在为学生好，学生不接受批评意见就是不尊重教师，当起不到教师预期的效果时，很容易简单粗暴地下结论，如“怎么这么笨，不知道教你多少次了”等。
4.4大学体育教师言语技巧的欠缺
研究批评艺术，提高教育水平。从某种角度来看，教育是通过语言造就人才，消除教师语言暴力在教育中是个全方位的工程。因而教师的言语艺术技巧在批评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师在课堂中要增强批评的有效性，就要提高言语表达的艺术性和技巧性，增强言语的说服力、感染力。并把握好针对不同学生语言评价的“度”，采用巧妙的语言艺术，进行“语言暴力”的转换，从而使大学体育教师远离语言带来的精神暴力。大学体育教师课堂中语言暴力现象产生的原因复杂多样，其中教师自身言语技巧的欠缺是很普遍的原因。大学体育教师言语技巧的欠缺往往表现为言语中充斥着粗犷的呵斥、尖锐的讽刺并伴随着冷漠的情绪等。现在的大学体育课堂教学不仅要求教师功底扎实、教学理念先进，而且还必须具备一定的言语技巧，这就给大学体育教师的言语技巧和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大学体育教师的言语表达必须要有严密的逻辑性、较强的号召力，同时要掌握言语技巧中的幽默性和启发性。在教学中使用挖苦刻薄的言语只会破坏学生学习的动力，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消极、厌学的情绪，最终导致学生不喜欢上体育课，并失去参加体育锻炼主动意识。
习语是某一语言团体由过去的经验而形成的概念,是人们约定俗成和习惯性的表达方式,它的构成与应用有时不受语法和逻辑规则的制约。英语习语是英语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构成、功能与应用有别于其他词语。英语习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在使用中不可改动,其中任何成分不可替换、增减,它具有整体性(compositeness)、凝固性(institutionalization)、不可替代性(irreplaceability)。然而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多数习语可以根据语用者的交际需要而进行多方面操作或转换［1］,使它们的组成部分不同程度地替换、拆分、扩充、删减、位置更换,以及变换句法功能等,从而使语用者达到渲染气氛、烘托思想情感、突出某种概念或诙谐幽默等效果。英语习语的变体不仅反映了语用者熟练运用语言的能力和灵活的创造力,也是认知能力的体现。认知语言学以主客观相结合的经验现实主义(experientialrealism)认识论为基础,认为人类的经验源于人与大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源于人类自身的感觉动力器官和智力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类的认知能力,就是在这些相互作用、相互体验中得到运用发展。人类通过身体、大脑来体验世界并取得经验。这种经验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概念,并以特有的方式在语言结构中加以兑现。习语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习语表征为体验性,英语习语的变体是语用者基于自身体验的大脑认知活动,是对固有英语习语形式进行有理据的、灵活加工的产物,是语用者认知能动性和灵活性的反映［2］。本文试以认知语言学的框架理论以及与其相关的原型和范畴理论为依据来阐述英语习语变体的认知本质。
一、英语习语变体与框架理论
1.框架理论概述
Fillmore在1982年出版的《框架语义学》(FrameSemantics)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框架理论,即在特定的语言框架中把由于经验而相连的概念划分到同一集合中。框架语义学出自经验主义语义学的传统,认为框架是一种与某些经常重复发生的情景相关的知识概念,强调语言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它将纯语言知识和概念联合起来［3］。
框架理论从认知的角度出发,把框架看成是一种体现人类经验的认知结构,研究人类如何通过词语的意义,激活与这个词语紧密相关的成分。人们为了理解语言中词的意义,首先要在大脑中搜索相关的概念结构,这个概念结构为词在语言及言语中的存在和使用提供背景和动因。这个概念结构就是语义框架。框架由相互关联的概念组成,要理解这一体系中的任何一个概念,就必须理解整个概念体系,介绍任何一个概念都会激活所有其他概念［4］7－14。如uncle(叔叔)、aunt(姨妈)、niece(侄女)、nephew(侄子)等词语同属于kinship(亲属)框架的成员。这个框架中的任何一个词语都会激活这个kingship框架。
2.框架理论在英语习语变体中的应用
英语习语中某些词语可以构成语义框架,或者说,英语习语中某个语义概念属于某个语义框架。根据框架理论,英语习语变体是语用者在运用习语的过程中激活了某个语义框架或激活了属于某个语义框架的概念的结果。
请看例句:
He[ZZ(Z]pouredthebeans[ZZ)](他泄露了秘密)。
tospillthebeans这一成语的意思是“泄露秘密”,在例句中变体为pourthebeans。词语spill可解释为:Tocauseorallow(asubstance)torunorfalloutofacontainer(使溢出,使溅出:造成或让(物质)从容器中跑出或溢出)。而pour的释义是:Tomake(aliquidorgranularsolid)streamorflow,asfromacontainer(倒:使(液体或颗粒状固体)从一容器中流出)。可见spill与pour这两个词同属于“让(物质)从容器中跑出或溢出”这一语义框架,spill这一词所表达的概念,激活了它所属概念体系中相关的概念,使语用者自然而然地产生联想,从而生成了pourthebeans这一变体成语。pour与spill具有共同的属性,属于同一框架,但所表达的语义要比spill更强烈,语用者选择了它,来加强语言效果。
框架理论不仅对规则的语言现象作出合理解释,同时对不规则的语言现象也给予合理解释。例如,在restaurant(餐馆)的框架中,许多通过传统的上下义关系、整体关系等语义关系无法相连的概念,如customer(顾客)、waiter(服务员)、menu(菜单)、order(点菜)等获得了一种联系,即它们同属于restaurant(餐馆)这一语义框架中。再如,commercialtrading(商品交易)是一个认知框架,它包括四个语义要素:buyer(买方)、seller(卖方)、commodity(商品)和price(价格)。基于这种框架理论,英语习语变体的某些现象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请看以下例句:
Itisveryeasyforthoseacademicstolookoutoftheir[ZZ(Z]carpetedivorytower[ZZ)]acrossthequagmireofbusinessstagnation(对那些高等学府里的人来说,他们很容易透过他们舒适的象牙塔看到外面经济停滞的困境)。
英语习语ivorytower象牙之塔(高等学府,逃避现实生活的隐蔽处)被变体为carpetedivorytower。tower(塔楼)这个语义框架可包含其他一些与其相关的概念,如地板、楼梯、塔顶等等。那么,由staircase(楼梯)或floor(地板)我们会联想到carpetedstaircase,即铺了地毯的楼梯,或carpetedfloor,铺了地毯的地板。那么,tower就变成了carpetedtower。carpet与tower在词义上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在框架理论下,它们却会很自然地被联系在一起,引起语用者的联想,产生了习语变体,增强了语言表达效果。
3.英语习语变体与视角的关系
视角(perspective)也是框架语义学所涉及到的描述语言的方法。视角是人们看问题的角度。认知主体从不同的意向出发来观察同一情景或事件便可以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达。我们说出的每一个句子或每一段话语都有一个特定的视角,而进入我们视角的成分成为句子的核心成分［5］162。对一个事件,不同的句子可能有不同的视角。
下面的两个例子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同一件事情:
(1)BostonBridgecollapsed(波士顿大桥坍塌了)。
(2)thecollapseofBostonBridge(波士顿大桥的坍塌)。
例(1)描述的似乎是大桥坍塌的整个过程,观察的视角放在时间的不同状态的动态移动过程,所以凸显的是时间关系,具体体现为动词:collapsed。例(2)描述的是发生大桥坍塌的这样一个事件,凸显的是整个坍塌过程的结果。这种凸显是认知者以动词认知域为基体,进行更高层次的认知处理和概念化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状态是作为一个完型加以记录的,所以凸显的是非时间关系,具体体现为名词或名词化:thecollapse［5］163。英语习语变体也是语用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同一事物的结果。
请看例句:
Idoubtedwhether,evenwithmuchburningofthemidnightoil,Icouldassembletheanthologybythedeadlinesuggested(我怀疑,即使是点灯熬油我也不能如期完成诗集的编纂)。
在这句话里,英语习语toburnthemidnightoil(熬夜)被变体为theburningofthemidnightoil。习语原型toburnthemidnightoil所展现的是熬夜的过程,强调的是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语用者将它变体为theburningofthemidnightoil,与介词with连用,变成了完成任务(即如期完成诗集的编纂)的方式,是将熬夜这一动作概念化,由toburn变成了theburning,这反映了语用者以不同的视角来运用习语。
再如:comeofage(达到法定年龄)可变体为comeofcollegeage(达到上大学的年龄);keepcompany(结交)可变体为keepratherdisreputablecompany(与不三不四的人鬼混);force(ordrive)tothewall(逼某人至绝境)可变体为forcetothefinancialwall(逼某人至经济绝境);jumpthequeue(插队,抢先获得某物)可变体为jumptheimmigrationqueue(抢先办理移民居住手续)。这些例子说明,语用者,即认知主体从不同的意向出发来观察同一情景或事件,如age,company,wall,queue这些词,使它们在新的视角下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达。这些词前面的形容词所表达的内容就是语用者观察事物的新视野,这样一来,这些英语习语在原有的意思上得到发展、扩充,产生新的内容。这种变体说明语义联系着场景(scene),场景必须经过语言使用者的视角才能进入语言,并与语义发生联系［5］163。
二、英语习语变体与基体(base)和侧影(profile)理论
在框架语义理论里,显像指代词语象征的概念(相当于我们以往所说的指称意义),又经常被称为概念显像;框架则用来指解概念显像所需的背景知识或概念结构,也可以看成是概念显像所蕴涵的背景知识或概念结构［6］。根据Langacker的认知语法理论,词的意义由基体(base)和侧影(profile)两部分构成。基体指的是语义结构在相关的认知域中所覆盖的范围,即框架,如kinship一词,它是个基体,覆盖了“亲属”这一范畴,而侧影是在基体部分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部分内容,即显像。如uncle,它是个侧影,是“亲属”范畴中的一员。词义就是依托于基体语义域而成为侧影的部分。再如radius(半径)这一概念只有依托于基体语义域circle(圆)才能得以理解。可见,base就是个整体,profile的意义只有在base中才能确定。Fillmore曾经这样定义框架这个概念:“当使用‘框架’这个术语时,我心里想到的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概念体系,对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概念的理解都必须依赖对其所属的整个结构的理解。”［4］14－16
我们再以上面的句子为例,用基体(base)与侧影(profile)理论来解释说明习语变体现象。
Itisveryeasyforthoseacademicstolookoutoftheir[ZZ(Z]carpetedivorytower[ZZ)]acrossthequagmireofbusinessstagnation.
在carpetedivorytower这个变体的习语中,carpet属于tower这个语义框架范畴的一员,carpet是侧影(profile),tower是基体(base),要理解carpet所表达的概念,首先要理解tower这个基体所覆盖的概念,如地板、楼梯、塔顶以及地毯等等。语用者在识解这个习语的过程中,tower的这个基体引发了carpet这个侧影,并被激活,产生联想,导致习语变体。
三、英语习语变体与原型范畴理论
1.范畴理论
原型范畴理论与框架理论有密切的关联,都涉及到语义的范畴问题。世界是由性质不同、形状各异、色彩有别的事物组成的。人们为了清楚地认识世界,把这些千差万别的客观事物理出头绪加以区分,便采用了分类这一基本的方法。分类是人类语言的基本特性之一,分类的心理过程就是“范畴化”(categorization),而范畴化的产物就是“认知范畴”(cognitivecategories)［7］2－14。美国心理学家Rosch指出:“人类的类属划分不应被看做是历史事件的偶然性的产物,也不应被看做是某些人一时兴致的产物。”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来,在范畴化的过程中,人们对属于不同类别的事物进行区分,将具有共同属性的事物归成一类,然后提取某一个范畴中的物体所具有的共同属性［8］。如robin(知更鸟)、sparrow(麻雀)、ostrich(鸵鸟)等均属于一个范畴,即bird(鸟类)的范畴,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属性。
范畴化或概念形成过程具有认知特征,是一种认知活动。范畴化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人类心理标记的集合,它存在于心智之中,受直觉和感知的影响,并可以根据认知的目标和需要进行调节［7］60－90。
2.原型理论
原型理论所说的原型就是一个概念范畴或语言范畴中最具有突显性和代表性的成员。原型被看做是认知参照点。因为原型通常具有认知上的突显性,它们最容易贮存和提取。一个范畴的原型通常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事物,当问及一个范畴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个范畴的原型成员［8］。如当说到鸟的时候,人们会自然地首先想到麻雀、燕子而不是鸵鸟、企鹅,因为前者是人们最为熟悉的,所以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原型在范畴中起决定性作用。范畴是以原型为中心而构建的。
3.“家族相似性”理论
原型之所以能最好地表征范畴,是因为它有更多的特征与该范畴的其他成员相同,但是,这不是该范畴的全部成员都具有的共同特征。如robin(知更鸟)、sparrow(麻雀)、ostrich(鸵鸟)等同属于鸟类的范畴,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具有相似性,但却不完全相同。范畴的其他成员之间相似而又不完全相同的这些联系就如同一个家族成员的容貌都具有一些相似性,但彼此相似的情况又各有差异一样,Wittgenstein把这些联系称为范畴成员之间存在的“家族相似性”。Jackendoff认为,判断一个特定的事物是或不是某一个具体范畴的事例必须以范畴内部的某些联系为理据。同一范畴的事物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一些联系,正是各种不同事物的各种不同的联系组成了各种不同的范畴。根据“家族相似性”原理,一个范畴的所有成员,是由具有互相重叠特征的网络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相似性有时是一种总体上的相似性,有时却是一种细节上的相似性［7］24－41。以动物为例,动物按其特点被划分为多种类型,如猫科动物、鼠科动物等等。猫和老虎并不完全相同,但却属于同一家族。
4.“原型”和“非原型”理论
原型理论从认知的角度出发提出范畴具有“核心”和“边缘”之分,即“原型”和“非原型”这个事实。在原型理论中,完全符合范畴规定的是原型成员,部分符合规定的,则属于非原型成员。原型成员处于范畴的中心,其他成员则视其与原型成员的相似程度分别处于从原型到非原型之间的各个位置上并具有不同的范畴隶属度［8］。如麻雀、燕子在鸟类范畴中是原型成员,处于核心位置,而企鹅、鸵鸟的范畴隶属度最低,处于边缘位置,属于非原型成员。
5.原型范畴理论在英语习语变体中的应用
下面我们将英语习语变体的这种语言现象置于原型范畴的理论下来探讨其认知特性。
请看例句:
(1)a.IsArafathisbrother''''skeeper(此事与阿拉法特有关系吗)?
b.InDenmarknooneishissister''''skeeper(在丹麦,人们都是各顾各的)。
以上两句中被变体的原型英语习语为:AmImybrother''''skeeper(此事与我无关)。
(2)WeshouldnotentirelyrelyontheJapaneseevenwhentheyarenotbearinggifts(我们不能完全依靠日本人)。
原型英语习语为:TrustnottheGreekswhentheycomebearinggifts(即使希腊人带来礼物也不要相信他们;不要相信敌人)。
(3)Criticshavehad150yearstodowhattheywantedwithitandtheydidnothing.SoMariesteppedinwherecriticsfeartotread(评论家们花了150多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一事无成。而玛丽竟敢来接手连评论家们都不能做的事)。
原型英语习语为:Foolsrushinwhereangelsfeartotread(傻瓜总是胆大妄为)。
在例句(1)a和b中,习语AmImybrother''''skeeper中的“I”被变体为Arafat和noone。在例句(2)中,习语trustnottheGreekswhentheycomebearinggifts中的theGreeks被变体为theJapanese。在例句(3)中,习语Foolsrushinwhereangelsfeartotread中的fools和angels被变体为Marie和critics。不难看出,I,theGreeks,Fools和angels这几个在原型习语中被变体的词同属于一个范畴,其原型应该是human(人类)。在human范畴中,I,theGreeks,Fools是典型的成员;angel具有相似性,处于边缘地位。在这些习语变体的过程中,原型human具有认知突显性,成为一个认知参照点,语用者围绕原型进行相关推理。这种推理是建立在参考原型相似性类比基础上的,语用者之所以能够灵活地变动习语使之恰当地表达具体内容,就是利用了词语纵横交错的相似性网络和属性,自然而然地改变替换原型习语中的某些成分,虽然词语被替换,然而词语的属性并未改变,都是围绕着human这一原型变体的［7］133。因此说,以上几个习语的变体是认知范畴化的产物,是原型范畴理论的体现。
四、结语
习语作为语言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语言的运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准确、恰当地运用习语会使语言变得生动有力,而能够了解并掌握习语的转换功能,灵活运用习语则更会使语言锦上添花,使静止的语言产生立体的效果,充分发挥语言的作用。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论述了英语习语变体现象,目的在于更清楚地理解英语习语变体的认知特点与本质,对习语这一独特的语言现象有更透彻的理解,并能创造性地应用。
参考文献:
［1］FernandoC.Idiomsandidiomaticity［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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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美国一位教育学家认为，学校教育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对学生进行“3R”(读写算)教育———文化知识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他又新增了“2R”（尊严与负责）教育———善行教育、人格教育。由此可见，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要先教会学生做人（如何尊重别人，爱护集体和行为规范），再教会学生做事（掌握体育知识、技术和技能）。这应是体育教师的教学工作思路，也是教师应有的教育观念和教育目标。只有教师认清了心理教育对学生健康发展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把握了正确的教学工作模式，才能真正理解心理教育角色的内涵。
2.体育教师心理教育的角色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