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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庄吉服饰文化的一点思考
现代服饰企业的经营，无法回避品牌文化这个热点。庄吉从品牌立业到名牌打天下背后潜伏着一个品牌文化支撑。品牌文化的经营是多元化的，它渗透到服装设计、店面装璜企业策划等各个方面。从而引发了如下思考。
品牌的定位具有浓重的文化倾向。庄吉品牌之所以长期为消费者所接受，关键在于初始阶段长远的考虑，即想多远才能走多远，居高声自远。庄吉品牌文化营造上，从一开始就把“弘扬服饰文化，根植高雅观念”作为诉求重点，把高中档西服定位在能积极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文化教育层面，即明确在大中城市及文化名城的白领阶层，找到了服饰文化艺术价值取向与消费目标群体之间的切入点。
注重文化氛围的营造和渲染。庄吉服饰研究中心和企业文化无疑是品牌文化提升的双翼，去年6月、7月，庄吉集团先后2次召开庄吉文化升位研讨会，其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追求品牌价值；向消费者传递的“购买庄吉西服，也是购买庄吉文化”的信息。通过在各种媒体上塑造企业及品牌形象，并举办全国营销员培训班，凝聚了庄吉品牌深深的文化底蕴。
推崇以人为本、以点夺面的营销理念。庄吉集团利用在外经商的温州“百万大军”优势、构筑连续专卖网点。但非温州人一概都用，挑选专卖店经理，除了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外，还必须是“文化人”，营业员是企业形象的代表，选其“长相”，视其“亲和”，“年长的见她如闰女，年轻的视她如妹妹”；店面的装修必须具古典与现代为一体深厚的文化韵味，构成了经营的殿堂。
0 引言
蒙古民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中的规模较大的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多元，蒙古服饰以其独有的特点和美学价值广受人们喜爱，随着蒙古族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蒙古族服饰的发展也是变化万千。服饰是研究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是传统文化的有效载体，通过对一个民族服饰的研究，我们能够分析出一个民族的历史延续和文化特征，服饰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是直接识别民族的形象标识，保存好完整的服饰进化记录是对一个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
1 蒙古族服饰的演变
1.1 蒙古族早期服饰特点
早期蒙古草原上生存着很多部落，大风、寒冷的自然环境，游牧狩猎的生活方式决定了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的服饰主要以保暖和易于骑射为主。13世纪之前，蒙古族的服饰多是以动物皮毛和毡子为主要材料，服装造型比价简单，因为那时人们制造服饰主要是为了保暖、防身，生存的基本要求使他们对于服饰的审美基本没有任何要求，那时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较低，服装样式较为单一。
成吉思汗对于蒙古族的发展功不可没，他是建立元朝的领导者，随着各部族的逐步融合，蒙古族逐渐成形，服饰文化也相对统一，北方蒙古民族人们性格粗狂、彪悍，服装也多是以宽松和实用为主，慢慢发展，宽松肥大的长袍样式被人们广为接受，白天作为衣服，晚间可作为铺盖，在骑马时可以保护肚腹部，这种实用性较强的服饰一度成为蒙古族的服装样式代表。蒙古族还有一种高耸的冠帽，在草原上很远的距离也能辨认，是蒙古族根据环境研发出来的一种帽子。这一阶段，由于社会经济状况，服装还是相对单一，样式和颜色不多。
1.2 元朝兴盛时期蒙古服饰的演变
随着元朝的建立，社会经济一度进入到一个繁荣兴盛的阶段，元朝是我国历史上扩张版图最大的朝代，可见成吉思汗带领部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贸易繁荣和生产力的提高变相促进了衣着服饰的演变和发展。这时期的蒙古族服饰呈现出百花齐放、色彩斑斓的特点，甚至一些王公贵族的衣服上镶嵌有珠宝，服装很是华丽。
由于成吉思汗西征，元朝版图的扩张，西域文化传入中土，对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域的纺织品源源不断地流入蒙古地区，一些优质的皮毛被蒙古人广为使用，一些精细的棉纺织品和丝织品成为了蒙古服装的主要材料。
1.3 明清时期蒙古族服饰的发展变化
元末明初，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畜牧业逐渐衰退，蒙古族草原手工业逐渐消失，一些服饰商人转而不做，使得曾红极一时的高等纺织物生产很少，一些纺织品禁止流通，蒙古的服饰样式也逐渐减少和简化。直至明朝中后期，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回暖，服饰才开始又有所发展，一些纺织品被重新启用，款式相对丰富起来。明代的宗教对蒙古服饰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一时期，蒙古族服饰和喇嘛服饰有一些关联。
由于蒙古族是游牧民族，体型彪悍，性格粗狂，清朝一直将其视为存在威胁的部落或组织。因此，在管理上很严格，划分界限并颁布一些禁令，导致部落之间服饰差异很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2 蒙古族服饰的文化价值
蒙古族服饰对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弘扬民族优秀精神有着重要作用。服饰是文化的载体，是民族风俗习惯和文化特征的直接展示。因此，研究蒙古族服饰可以透视蒙古族的发展历史和文化特点，蒙古服饰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
2.1 民族文化的传承
蒙古族由于地域原因及其他原因，早在清代就形成了不同部落，不同服饰风格。不同的服饰风格代表了不同的地域特征，如巴尔虎服饰传统实用、鄂尔多斯服饰高贵典雅、乌珠穆沁服饰华丽夺目，不同的服饰特点呈现出来的外在形式是不同的，研究服饰特点就是研究文化特点的途径，服饰是文化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我国蒙古族历史悠久，服饰文化也是源远流长，一些关于蒙古服饰的图书资料近些年倍受学者关注，作为研究蒙古族文化的资料，为文化传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2 审美价值的体现
蒙古族服饰以其美丽的外表和文化属性得到了很多学者的青睐，服饰是集中反映人们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的载体，对于人们提高审美素养有着重要作用，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研究服饰就可以看出蒙古族人们的审美特点和性格特点，一些服饰的制作是很复杂的，这种工艺研究也是服饰研究的重要内容，工匠的制作手法和装饰手艺也是服饰艺术的一种展现，我们看到的一些蒙古服饰精美绝伦、配饰精致，有些甚至成为很多民俗爱好者收藏的藏品。
3 蒙古族服饰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3.1 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加强组织，建立传承和保护体系
国家和相关部门要重视对蒙古族服饰文化的继承和保护，要出台和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政策，各管理部门要结合蒙古族服饰的发展现状，制定文化保护措施和方案。其次，各地可以建设蒙古文化场馆，将服饰作为主要展览内容，充分发挥展览馆的宣传作用，使人们认识到蒙古服饰研究对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3.2 致力于保护文化的基础环境
“原生态”是近些年被热议的词语，我国现在正致力于原生态保护，包括环境、生活方式、民俗、文化等方面，蒙古服饰是蒙古族文化的代表。因此，保护原生环境，使服饰文化有其生长和发展的土壤。蒙古族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是现代服饰风格形成的基础，因此要保护服饰产生的基础环境。
3.3 加强对服饰工艺的保护和传承
蒙古族服饰的美感源于手工匠人精湛的手艺，服饰的美学价值要通过工艺技术运用才能表现出来，传统服饰都是由一些手工艺人制作完成的，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此要重视其地位，要加强服饰工艺的保护和传承，鼓励年轻人传承优秀技术，为传统文化的弘扬做些实际的事情，在继承的同时要创新服饰工艺，促进蒙古服饰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融合。
4 结语
蒙古族服饰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研究民族文化的重要依据，构建蒙古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机制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紧身胸衣与缠足实质上都是对身体进行变形，这种变形在其成长过程中受到谴责，并被扣上“刑具”的帽子。然而从性的角度来看，紧身胸衣是以强调曲线美来展现女性的性感的身体，缠足是以强调柔弱美来展现女性的性感的身体，它们都是显示性方面强势的一种服饰。同时也都表达了两个相反的欲望，即在束缚身体的同时又放纵了它。紧身胸衣最早产生于希腊克里特岛，直到中世纪之后的16世纪的上半叶，才在西班牙流行起来。人们以鲸须为骨架制成一种无袖胸衣，这种胸衣呈倒三角形，穿上身后从肩至腰都非常紧身，可调节的系带能将女人的腰肢勒到一个理想的程度，同时又把向上提高得更加丰满。与之相配合的下装则十分的膨胀，一种由鲸骨、藤条、木块或金属丝制成的圆环将吊钟状的裙裾层层撑起罩上长及地面的华丽面料，正面看去是X型，背部却很舒缓，这种曲线形体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完美的。但这种完美是残酷的，由改变内在生理机能而使其外在形体得到当时社会的认可，这是人类服饰史上绽放的一朵奇异的虐恋之花。由于当时人们性观念与并不保守，在给外界留下极为得体优雅和明显的性感印象的同时，紧身胸衣还以一种为大众接受的方式，赋予了女人表达自身对性的渴望的权利。并且人们还认为紧身胸衣能掩盖女性身上不够“理想”的部位，从而使她们看上去更妩媚动人。这一点在文学作品巴尔扎克的《贝姨》中有具体的描述：“在这一时刻，一个既不丰满又不苗条的女人，却美的非凡，她的曲线因不经意地遮掩而若隐若现、因闪光的衬裙褶皱和紧身胸衣下摆垂片的衬托而清晰可辨，这一切让她如此的性感可爱……。”和紧身胸衣并驾齐驱的缠足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是始于南唐。缠足一般于六、七岁开始，要到十岁左右才能解除。用四尺长的窄布条将双脚紧紧地缠绕，除大趾外，将二趾紧紧约束，以后越来越紧，一直要缠到“小瘦尖弯香正软“才算大功告成。当这样的小脚穿上长三寸、尖锥型精美的小鞋，“三寸金莲”由此而产生了(如图3)。我们可以从南朝潘妃“步步声莲”、南唐后主李煜的窅娘帛步缠足轻歌载舞中看到，那纤小如初月的三寸金莲让女人们步态摇摆不定，身形婀娜多姿是多么的娇弱，让多少男人们迷恋。虽然女子缠足，要蒙受极大的痛苦，即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可是俗语说的好“女为悦己者容”，在这种痛苦中，由于男人的“注视”而使女人们得到。男人的“注视”最终决定女人的着装的趣味，使她们在精神上体味到虐恋的快乐。
2.纹身
虐恋美学现象并不仅仅限于缠足和紧身胸衣，在世界的很多地方纹身和穿孔也成为时尚，是一种皮肤化妆，就如同人们穿各种漂亮衣服一样是藉此展现一种美、一种精神。美国著名的服装心理学家弗格博士认为：人的装饰形成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即肉体装饰和外表装饰，而纹身绣面就是肉体装饰的最古老形式、是人类童年时期对美的一种追求。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深受人类社会的喜爱，谱写着人类追求痛苦和快乐的传奇。中国的纹身历史悠久，《礼记•王制》记载：“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这“文身”“雕题”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纹身装束之一了。纹身的过程是痛苦的，但同时纹身者也在痛苦中磨练意志，享受着快乐。纹身可以在很多部位进行，如脸部，胸部、背部，或者在性感部位如、臀部、腰部等。当我们进入纹身世界中，不论在哪个部位纹身，都会发现纹身同样是一种精神上的行为，它需要一种信念，就象缠足和紧身胸衣一样，在对人体本身进行改变的同时，精神上获得和满足。这已经不是原始的冲动，是一种思想信念的反映，是痛并快乐着的一种美的形式。
1.1食羊文化传统
羊,作为最早被人类成功驯养的家畜种类之一,人的贡献在衣食住行乃至祭祀方面都有着突出体现,而最重要的应属饮食方面。食羊的传统古来已有,先民们很早就捕猎野羊为食物,羊被驯养为家畜之后,更是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周礼?天官》中有记载:“春行羔豚,膳膏香”;《礼记?月令》也记有:“仲春之月”,“食麦与羊”;“医食同源”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先人们在用羊来满足口腹之需的同时,也不断发掘出了羊肉的药用功效。东汉名医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中记有“当归羊肉生姜汤”能治疗血虚寒疝等疾病;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羊肉甘热无毒。食之肥软益人,治冷劳山岗疾痢,妇人赤白带下,疗筋骨急强,虚劳益气,利产妇”。羊肉的祛风驱寒功效看似与三伏天的暑热格格不入,实际上夏日候湿热,人们食欲减退,体内积热,在这样的时候吃上一碗香辣美味的羊肉,不仅使人胃口大开增强食欲,同时也能促人发汗,以热制热,驱散体内湿毒,补虚健体,对提高人的身体素质及高温天抗病能力十分有益。“伏羊节”食羊,既是对羊肉本身鲜美味道的追求,同时也是对羊肉药用功效的充分利用。
1.2地域文化内涵
一、引言
当前世界范围内，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建设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人们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对时尚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服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就时尚文化与服装设计这一重要议题展开讨论，重点介绍了时尚文化概论相关概念，分析了时尚文化与服装设计之间的共同性，并讨论了时尚文化与服装设计之间的相互影响，以期得出时尚文化与服装设计在文化方面、设计方面、灵感方面相互契合之处。
二、时尚文化概论
艺术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充分迎合了人们在审美情趣上的要求，在精神世界上的诉求以及情感方面的需求，充分体现了文化的相关内涵，因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生活中积累的民众内部非正常行为的集合叫做时尚，时尚这一概念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分配方式，生产关系，以及物质财富以及精神财富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来说，时尚文化是社会一小部分人（潮人、艺术家、非主流人群以及歌星、影星等社会知名人物）所创造和倡导的，迅速通过现代媒体的传播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的现象。时尚涉及到生活的很多方面，比如说在情感方面、行为方式方面、生活方式方面等。
从某种角度看，时尚文化是当下最为流行的文化的精髓部分，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可，换句话说，时尚是当前社会风尚中的乡里巴人部分，不是艺术家所匿藏的阳春白雪。时尚文化能够将社会大众，特别是年轻人在思维方式方面、情感方面以及心理方面联系更为紧密。当前，年轻一代人（特别是八零后和九零后一代人）在期望获得社会认可方面以及在实现个人价值方面有很多的共同之处，他们的价值意思、个人成长规划上与老一辈人有着深刻的不同，很多观念上的差异以及行为上的诉求导致他们对于文化的理解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而时尚文化成为他们生活总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他们本身的思想、行为也构成了当前时尚文化的一部分。
在我国文化建设的大潮中，时尚文化很自然地成为文化建设的前沿阵地，要在维持整个社会文化健康成长的基础上，处理好传统与叛逆、古板与情趣、规矩和个性等方面的矛盾十分重要。时尚文化从某种角度上看，难以捉摸，但是确是切切实实地改变着这个社会。大家都知道，服装设计过程中设计到很多元素，其中艺术元素、文化元素的融入更是使服装设计成为大家追求时尚文化的有效载体，分析当前时尚文化和服装设计之间的关系就很有必要了。
三、时尚文化与服装设计的共同性
服装设计和时尚文化在很多方面有着共同性，而且在很多方面相互补充，相互借鉴，分析下来，主要有如下几点共同之处。
1．商业性
无论任何文化元素都需要必要的市场操作才能体现文化本身的商业价值，时尚文化也是如此。在当前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今天，众多的文化形式都需要通过各种文化衍生品实现商业价值的获取，而这些文化衍生商品由于有各种文化的嵌入，更能够满足社会大众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在情感方面的需求，从而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促进了商品的销售，而商品的销售又推动了文化元素在社会更为深入的推广。
在当前，时尚文化元素已经成为很多产业前进的内在动力，为这些产业带来了巨额的利润。比如说日本的漫画文化、泰国的人妖文化，已经成为推动这些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我们在将话题回归到服装设计上来，服装的设计工作最终是要为了服装的销售服务，因为服装产业的直接目的在与盈利而不是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所以当前的服装设计师必然在设计时考虑服装的受欢迎度，以期望获得更为高额的商业利润。而消费者在购买服饰的同时，也满足了自己在生活品味上、在审美情趣上、在穿着功能上的要求。服装设计和时尚文化在商业价值的获取上找到了契合点。而另外一方面，时尚文化和服装设计融合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一旦流行元素选取失误，必然会导致服装在市场销售上的失败，导致巨额亏损。
2．时效性
时尚文化是某个时间段社会时尚元素的集合，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产生、发展、衰退和消亡。和传统文化相比，时尚文化就如昙花一现一般：来得快、影响大、消失快，有着内在的时效性。时尚文化没有所谓的“保质期”，它在一定时期内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但是很快就会被新的时尚元素所取代。很多过往的时尚文化或许在老一辈人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会被他们时常回忆，但是却不能取代当前的时尚文化。当前社会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加上文化多元化的不断加重，导致文化在表现形式上以及获利方式上更为功利。更新换代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服饰也是如此，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流行元素，时尚文化在服饰上的体现就是新颖元素的不断加入，老旧概念的迅速消亡。服装设计和服装概念对文化是十分敏感的，一旦过时，相应文化的服装产品就将迅速过时，失去了市场购买力。
从根源上看，时尚文化以及服装设计的时效性来源于社会大众内心无穷无尽的欲望。人们总是对未知的事物充满了好奇感，而这种好奇感驱使着人们不断追求新鲜事物，一旦他们成功，又会将注意力集中到新的事物上去。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类是之所以是一种群居性生物，是社会性事物，根本原因除了对繁衍要求很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天生的好奇性，西方神话中夏娃吃禁果反映的就是这一观点，而人类无穷无尽的欲望正是推动我们整个社会前进的内在动力。
3．群体性
时尚文化具有着很强的群体性，能够很好地被人们所接受，进而不断被传播。社会群体的划分有很多角度，但是从文化取向角度出发，人们可以被分为很多群体。一旦新的时尚文化出现，按照对新的时尚文化接纳程度来看，可以将社会人群分为各种不同的群体。
从时尚文化接纳程度来看，对时尚文化接纳程度最高的是女性群体和青年群体，这个两个人群也是时尚文化的忠实支持者，是时尚文化产业的忠实支持者和消费者。这两个群体对时尚文化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和认同，他们消费时尚文化衍生商品，并通过日常生活的演绎推动着时尚文化的普及，从而形成一个循环。服装设计具有很强的群体性，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不同风俗习惯的社会人群在服装设计上也各不相同。
四、时尚文化与服装设计的相互影响
时尚生活通过很多层面影响这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深刻的改变着服装设计，指引着服装设计的方向。另外一方面，服装作为社会消费品中的一个较大的门类，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时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时尚文化的流行趋势，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1．时尚文化催生这服装设计的风格定位
某个特定时期某个特定社会范围内，服装的设计理念、设计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时尚文化的影响。从本质上说，这是由于这一时期内设计师本身会受到周围环境时尚文化的影响，会将时尚元素融入自己的设计中来；另外一方面，只有符合当前时尚文化风格的服饰产品才会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
2．服装设计引领这时尚文化的潮流
因此，我们根据其内涵，结合西方行政改革的实践，把推行公共服务方式多样化作为提高政府有效性的一条重要途径，其为我们所借鉴的形式主要有：
1.政府业务合同出租。政府将某些公共服务以合同的形式承包给私人部门，私人部门必须在合同规定的框架内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2.建立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大多数西方国家将政府投资兴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工程，通过招投标的形式交给私营企业，从而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约了资金。
3.公共服务社区化。从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向社会转移来看，主要是将政府过去承担的一些职能从政府中剥离出来，交由社会中介组织来承担。
4.有选择地实行公共服务使用者付费制度，部分地取消了“拨款”，其主要目的是想通过付费把价格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中来，这样能够克服免费提供公共服务所导致的对资源的不合
理配置和浪费，从而使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领域得以良好运用，缓和政府的财政危机。
二、我国实现公共服务方式多样化的现实基础及存在的问题
1.实现公共服务方式多样化的现实基础
在国外新公共管理改革趋势形成的同时，中国的政府改革也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
(1)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初步形成为公共服务方式多元化提供了经济基础和体制基础。中国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形成并日益成熟。
(2)法律和制度体系的建立及完善为政府职能的外移提供了法律保障。我国已基本上形成了适应公共服务方式多元化需要的法律法规体系。
(3)社会中介组织等非政府公共组织迅速建立起来，为公共服务方式多元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如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组织，公共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等。
(4)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大大增强，形成了公共服务方式多元化的人才基础。公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直接参与或间接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大大增强。
(5)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建立灵活高效政府，推进公共服务方式多元化提供了可能性。
2.公共服务方式改革过程中的负面影响
(1)政府的管理和监督不到位。不少政府部门将市场化改革当作一种推责任、卸包袱的方法，疏于管理和监督，对公共服务中的问题听之任之，使公众利益受损而得不到政府保护。
(2)公共服务提供结构缺位。从现实情况看，许多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政府服务未能及时跟上，如老龄人口服务、农村公共服务、贫困群体服务、信用服务、法律服务等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位现象。
(3)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仍未理顺。事业单位依然主要由政府举办，社会组织官办色彩较重，公共服务意识不强。
三、实现公共服务方式多样化的途径
1.培育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化体系
公共服务方式多样化要求是一种开放式的休系，在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领域，其强调打破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化使公共服务不再由政府独自承担，政府不再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唯一机构，许多非政府公共组织加入到公共服务提供者的队伍中来。
2.推行公共服务方式多样化的配套改革
进行公共服务方式多样化，政府就要进行配套的行政管理方式变革。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进行行政组织架构的调整。政府将成为网络组织体系的协调者和组织者，成为社会合作力量的发动者和促进者。
(2)规则的制定。在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法制建设相当落后，《社会中介组织法》、《执业条例》等都还是一个空白。只有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才能使得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的合作有法律保障。推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合作。这就要求政府努力在市场和社会之间找到最佳的结合点，建立一种合作关系，推动公共服务方式多样化的进展。
3.转变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关系
各类非政府公共组织进入公共服务领域，与政府分担责任，可以使政府从具体的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从而以一种监察者和指导者的身份审视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益。非政府公共组织可以利用自身多样和供给优势，与政府形成互补关系。政府可以把许多不宜直接插手干预，或者干预成本过高的公共事务，交给非政府公共组织来做。政府成为社会合作力量的发动者和促进者，通过一些合理的机制“激活”社会力量，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输出。
参考文献：[1]杨冠琼.政府治理体系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10.
一、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文化即人化，同时也是指人类认识和改造的结果。广义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联系十分密切。物质文化是人们生产实践的产物，也是人们精神文化的体现;精神文化既具有形而上的层面，也具有形而下的指向。物质是精神的载体，同时也体现出精神文化的内涵。
在传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很明确的，物质文化基本上等同于器物文化。精神文化依赖于物质基础才得以传播与发展，但物质之于精神成果的作用仅在于承载与续传，至于物质本身对于精神的作用并不被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一种物质具有最大范围内承载和传播精神文化的特质。例如纸张，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精神文化的传播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物质本身的实存性对这种传播具有约束，精神文化的传播并不能随心所欲。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只不过是人类文化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它们本质上应该是一体的;但是从传统物质与精神层面之间的关系来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未能融为一体，它们之间的界限仍然很明显，且易于区别。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这种界限不利于文化整体性传播，要使文化整体性传播必须需要另一种方式的出现，这种方式能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其界限最小化。但是，在传统的技术范围内要找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的方式只能是一个梦想，这一梦想在上个世纪}o年代才开始出现现实的内容。信息技术成为时代的一种带有主导性的技术取向，文化也因此呈现出新的形态。“特别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都显露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质，新型的社会文化形态—信息文化正在形成。”信息技术带来的符号化与数字化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这一愿望成为可能。其中，符号化主要是针对器物而言，数字化则主要是针对符号的转化而言。
如果说信息化在技术层面使符号化与数字化具有技术的可行性，那么随着信息化技术兴起的一系列文化认知方面的变化则为人们整体化审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阿诺德认为一个民族最为重要的东西不在于纯粹对物质财富的追逐，而在于文化与文明的调和，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和谐共存。斯图亚特·霍尔把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文化的概念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抽象的价值和具体的规范，物质的和精神产品，都被纳人了文化研究的视野”。这种“文化主义”的观念带来的文化认识是:文化的意义在于集体而不是个人。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种最为深刻的心理暗示:必须从整体的观念来看待文化的意义，这种整体最主要的层面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同样的暗示也来自于f·r.利维斯对“大众文明”的担心，他对于现代技术，特别是传播媒体在精神文化方面弱化的批判，昭示出他对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失衡的担忧。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认为对文化的理解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但作为文化本身而言，则是由具体的人的意义与实践构成。文化在他那里不仅具有物质的基础属性，而且在物质的基础上体现出其价值与意义。由此可见，无论斯图亚特·霍尔、利维斯和威廉斯对文化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但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即对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考虑的诉求。他们的这种暗示式的诉求，以及哈贝马斯、利奥塔等人的理论，在客观上都让人们意识到了:在信息技术成为现代主流技术的背景下，人们应从整体的角度审视文化本身，这就为在信息化基础上整体化考虑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
当代文化观念的认识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之中，而信息化技术，特别是信息化中的数字化技术则从方式上确定了上述关系整体化考虑的途径，即符号化与数字化。符号化是一种具有传统意味的方式，而数字化则是信息化时代中的一种新的符号化的方式。符号与器物比较起来，它们都可以承载文化的内容。但是它们也有显著的区别，器物是具体的东西，有着实体的存在。而符号则不同，它可以承载实体的意义，但是对于物质本身并不替代，它的存在基础在于人们对物质实体的了解。因而符号化带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人们有可能从这些符号化了的对象中进行交流与分析。器物基本上不具备大范围内的交流，但符号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具体的器物而言，器物的符号化，可以有效地传播其文化内涵。但与此同时，对于器物本身的物理特征却无法传达。因此，不难发现，传统的符号化虽然带来了一系列认识事物方式的变革，对于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其缺点也十分明显，这就从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技术的出现。这个新的技术一定要满足符号化的传播优势与器物本身实体特征的要求，而数字化技术的出现，正是符合了这个要求。
人们对数字化的认识多种多样，但是最基本的一条是，人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把事物或器物变成相应的信息，并最终把这些信息以符号化的方式展示出来。数字化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它可以存储海量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以符号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可以使器物或者现实中的物体能够实现最为全面的符号展示。在没有数字化之前，人们可以把事物的影像呈现于前，但那是平面的。数字化出现以后，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符号世界里从立体的角度观察与实物基本一致的状态。通过超链接，与之相关的熟悉与不熟悉的事物，以及关于事物本身的其他非物质信息都得以体现。这种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必然带来新的认识与观念，它把人从现实时空的实践发展为虚拟时空的实践，虚拟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一种新的实践方式。而当这种建立在虚拟基础上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的一种常识时，当代关于文化观念认识中的焦虑就会得到释放。阿诺德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可以在数字化中得到合理的共存，斯图亚特·霍尔的整体文化观念可以得到实现，利维斯对于现代技术的垢病能够得以改变，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也许可以用虚拟或数字“文化唯物主义”来重新加以阐述。他们对于文化暗示的诉求，在信息技术和传播方式符号化与数字化的趋势下，可以真正成为一种现实。
综上不难发现，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三个阶段是很明确的:一是一种基于物质或器物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二是一种基于符号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三是一种基于数字基础上的符号文化传播，即数字化文化传播。符号化是文化传播的趋势，不论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符号化，还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符号化，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内涵的转变，从与物质、符号的对应关系转化为符号与意义的对应关系，实现了从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向数字化意义的符号转化。与之相应的变化是，物质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弱化，立体、深人的意义与形体因素得以强化。文化传播的这一方式的擅变所形成一个结果就是，物质本身与文化的关系从来没有如此的紧密，通过符号化与数字化，特别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物质与文化内涵紧密、完美地实现结合，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是实现整体文化传播的必要途径。
二、文化数字化的局限与感知
数字化基础上的物质与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并不能代表文化数字化的全部，同时数字化本身也具有局限性。最主要的局限在于数字化隶属于信息化，而信息化对社会文化具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迈克尔·默林的《信息技术革命:益处与危害》中得到较为全面的总结。迈克尔·默林总结了10种信息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危害，它们分为对人的意识的危害、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危害、对生活品质的危害等三个部分。毫无疑问，从社会角度来看，迈克尔·默林的这种担忧以及他对这些危害的认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符号化的转化方式来看，这些局限并不是主要问题。因此，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于符号化与数字化方式与方法上的局限，而具体层面则是物质符号化与数字化以及精神层面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除此之外，在符号化与数字化的方式与方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在于“人文精神的悖论”，齐鹏在《当代文化的感性革命》一书中深刻地揭示出了这种悖论的存在。他认为数字化会导致人依赖于技术，成为技术的奴隶，最终形成新的人性的异化。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存在先天性的因素，“悖论是事物发展的本质”，同时也有技术本身的因素，“数字化平台的单一性”，还有符号化与数字化中介中时空关系对人文精神影响的原因。齐鹏认为，要解决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必然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科技人文化”，二是“艺术手段与审美功能”。不可否认，上述两种解决方式从学理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很难完全实现，尤其是在技术领域，其实现的难度更大。
除了信息化技术本身给数字化带来的危害，以及在符号化与数字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人文精神的悖论”外，在具体的符号化与物质化的转化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其他问题。其最现实的间题是，物质及其所代表的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文化虽然借助了物质载体，但却是以精神层面的状态存在。这种层面的文化相对于以物质为主体的文化而言，其范围与内容更广，甚至可以说是文化的主体部分。并且一旦数字化以后，对于这一部分的文化了解与传统方式在本质上并没有巨大的改变，而真正引起巨大变化的，还是物质文化的那一部分。
数字化的过程是一个精细信息化的过程，信息精细的程度直接决定物质数字化的程度。数字化虽然带来了物质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并不一定带来精细化，这是文化数字化所面临的主要的局限之一。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使人们有可能全方位展示某个物质存在，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很难做到完全展示。尽管人们精细信息化的程度会越来越深，但也无法达到完全精细的程度，因此，这个局限只是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显然，如何消解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局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的事情。在可以预知的技术发展的所有趋势中，现代技术无法实现这一目的，也无法找到最终的结果。既然从数字化技术的角度无法得至昧最终的结果，从别的角度寻求解决途径就成为必然。
欧亚旋覆花采自山西运城地区，经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生药教研室聂凤禔教授鉴定为菊科植物欧亚旋覆花InulaBritannicaL.。
2方法与结果
2.1提取与分离取10kg欧亚旋覆花地上部分，粉碎后用95%乙醇室温提取3次，提取液减压浓缩至膏状物762g，将膏状物分次以1g:2ml的比例悬浮于水中,依次用石油醚、氯仿、醋酸乙酯和正丁醇萃取，萃取液减压浓缩得干膏。取正丁醇萃取物100g，经AB-8大孔吸附树脂富集,聚酰胺柱层析,硅胶柱层析，氯仿-甲醇系统梯度洗脱,葡聚糖凝胶LH-20（甲醇）纯化得到化合物Ⅰ(8mg)、Ⅱ(80mg)、Ⅲ(12mg)、Ⅳ(30mg)、Ⅴ(7mg)、Ⅵ(8mg)、Ⅶ(100g)、Ⅷ(7mg)。
2.2结构鉴定
2.2.1化合物Ⅰ黄绿色粉末，m.p.173～174℃，盐酸-镁粉反应阳性，Molish反应阳性。用TLC（三种不同的展开系统）和HPLC检测，与芦丁对照品的Rf值和tR值相同，且与芦丁对照品的混合熔点不下降，确认为芦丁（rutin）。
2.2.2化合物Ⅱ黄色针晶（甲醇），m.p.283～285℃，对改良碘化铋钾试剂呈阳性反应。EI-MS：m/z：335。IR（KBr）cm-1：ν-OCH32947cm-1，νC=N1633cm-1，νAr-OCH31276、1331cm-1，ν-O-CH2-O-1387、1359、1232cm-1。1HNMR（400MHz,DMSO-d6,TMS,δppm）：9.87（1H,s,H-8），8.91（1H,s,H-13），8.19（1H,d,J=9.16Hz,H-11），7.98（1H,d,J=9.00Hz,H-12），7.78（1H,s,H-1），7.08（1H,s,H-4），6.16（2H,s,-O-CH2-O-），4.91（2H,t,H-6），4.06（3H,s,-OCH3），4.08（3H,s,-OCH3），3.19（2H,t,H-5）。13CNMR（100MHz,DMSOδ）：150.85（C-3），150.29（C-9），148.15（C-2），145.92（C-8），144.10（C-10），137.95（C-13a），133.41（C-12a），131.15（C-4a），127.21（C-13），123.96（C-12），121.86（C-1a），120.90（C-11），120.64（C-8a），108.89（C-4），105.87（C-1）,102.54（-O-CH2-O-），62.36（-OCH3），57.49（-OCH3），55.63（C-6），26.77（C-5）。经与文献［1，2］对照，以上数据与小檗碱的波谱数据基本一致，确定化合物Ⅱ为小檗碱。
2.2.3化合物Ⅲ黄色粉末（甲醇），盐酸-镁粉反应阳性，Molish反应阳性。酸水解后薄层层析，与糖的对照品对照，证明糖为葡萄糖。LC/ESI-MS:m/z:493.3［M-H］-，二级质谱m/z:331.3［M-H-162］-。1HNMR（400MHzDMSO-d6,TMS,δppm）：7.72（1H，s，H-2＇），7.55（1H，d，J=8.48，H-6＇），6.94（1H，s，H-8），6.90（1H，d，J=8.38，H-5＇），5.13（1H，d，J=6.38）。经与文献［3～5］对照，确认化合物Ⅲ为万寿菊苷（patulitrin）。
2.2.4化合物Ⅳ黄色粉末（甲醇），m.p.234～236℃。盐酸-镁粉反应阳性，Molish反应阳性。经过酸水解后与糖的对照品进行薄层层析实验，证明为葡萄糖。LC/ESI-MSm/z:463.2［M-H］-。1HNMR（400MHzDMSO-d6,TMS,δppm）：6.18（1H，s，H-6），6.38（1H，s，H-8），6.82（1H，d，J=8.96Hz，H-5＇），7.57（1H，s，H-2＇）,7.55（1H,s,H-6＇），5.44（1H,d,J=6.96,H-1＇＇）。13CNMR（100MHz，DMSOδ）：155.6（C-2），132.8（C-3），176.9（C-4），160.7（C-5），98.1（C-6），163.6（C-7），92.9（C-8），155.8（C-9），103.4（C-10），120.6（C-1＇）114.7（C-2＇），144.3（C-3＇），147.9（C-4＇），115.6（C-5＇），121.1（C-6＇），100.3（C-1＇＇），73.5（C-2＇＇），75.9（C-3＇＇），69.4（C-4＇＇），77.1（C-5＇＇），60.4（C-6＇＇）。以上数据与文献［6～8］对照，确认化合物Ⅲ为异槲皮苷（isoquercitrin）。
2.2.5化合物Ⅴ黄色粉末，m.p.183～185℃,盐酸-镁粉反应阳性，Molish反应阳性。LC/ESI-MS：m/z:447.1［M-H］-，二级质谱m/z：301.2［苷元-H］-。用TLC（3种不同的展开系统）和HPLC检测，与槲皮苷对照品的Rf值和tR值相同，且与槲皮苷对照品的混合熔点不下降，确认化合物V为槲皮苷（quercitrin）。
2.2.6化合物Ⅵ无色针状结晶，m.p.207～209℃,三氯化铁反应墨绿色，与绿原酸已知品对照，用TLC（3种不同的展开系统）和HPLC检测的Rf值和tR值一致，且与绿原酸对照品的混合熔点不下降，确认化合物Ⅵ为绿原酸（chlorogenicacid）。
2.2.7化合物Ⅶ黄色粉末（甲醇），m.p.312～316℃，盐酸-镁粉反应阳性，Molish反应阴性。LC/ESI-MS：m/z：301.2［M-H］-，二级质谱：m/z151.0［A1-1］。用TLC（3种不同的展开系统）和HPLC检测，与槲皮素对照品的Rf值和tR值相同，且与槲皮素对照品的混合熔点不下降，确认化合物Ⅶ为槲皮素（quercetin）。
2.2.8化合物Ⅷ黄色粉末（甲醇），m.p.276278℃，盐酸-镁粉反应阳性，Molish反应阴性。LC/ESI-MS:m/z:284.9［M-H］-。用TLC（3种不同的展开系统）和HPLC检测，与山柰酚对照品的Rf值和tR值相同，确认化合物Ⅷ为山柰酚（kaempferol）。
3讨论
欧亚旋覆花正丁醇萃取物中所含的化合物主要是黄酮苷，大部分是槲皮素苷元，我们在醋酸乙酯部分得到1g槲皮素，己在另文报道。
欧亚旋覆花中除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外，还有酸素化合物和生物碱，为进一步研究欧亚旋覆花奠定了基础。
该部分还有一极性较大的成分没有得到，且通过HPLC观察其含量很高，值得进一步分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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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30日，梅艳芳去世。她的逝去迅速和《十面埋伏》扯上关系，为这部尚未开拍的影片平添了许多神秘色彩；
2004年5月13日，张艺谋携《十面埋伏》参加嘎纳影展，国内媒体报道说观后掌声达26分钟之久，引起多方质疑；
2004年6月22日，继沈阳万名观众宣布将签名声援影片首映后，福建2.7万名观众也在当地院线的组织下，联合签名声援《十面埋伏》全球首映庆典礼。主办者称，这一行动将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一时引起不小的震动；
2004年7月10日，《十面埋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全球首映庆典，巨星云集、六个分会场、200个城市电视台的轮番轰炸，就连春节联欢晚会也只能自叹不如，张伟平更是给予了首映礼“观众一进来，保准傻眼”的不菲期望；
2004年7月16日，在美国大片《特洛伊》草草放映完毕，留了一个星期左右的空档期后，《十面埋伏》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在长达几周的时间里在所有影院独揽放映全的电影……
7月16日至8月2日，短短18天，国产大片《十面埋伏》在国内（不含港、台）狂卷1.503亿元票房，超过进口大片《后天》、《特洛伊》的票房总和。这似乎说明《十面埋伏》无论从商业宣传还是影片本身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另有权威人士认为，《十面埋伏》的票房高涨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观众被之前媒体的四面炒作勾起了兴趣，电影本身的好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张艺谋的名气和观众们被一波狂胜一波的宣传轰炸吊起的胃口。从网上和媒体的反应看来，现在对《十面埋伏》总体上来说是贬大于褒的。《十面埋伏》一面继续享受着成功宣传炒作后的票房奇迹，同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骂声震天”，不少观众由高期望陷入巨大失望之后，开始对张艺谋产生了“炒作信任危机”。在《十面埋伏》之后，张艺谋和张伟平的这种“轰炸是宣传”是否还能让观众乖乖买帐？
对这些，制片人张伟平一直坚持《十面埋伏》既然是个商业片，就应该运用商业化的宣传手段，在商场上怎么宣传都是天经地义。然而，他忽略了一点，电影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不但具有商业属性，更重要的是它的社会公益性尤其不能受到半点挑衅和质疑。
在现代产业经济学中，产业是指介于微观经济细胞（企业和家庭）与宏观经济单位（国民经济）之间，生产和经营同类产品的企业群。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层意思其二，文化产业是由企业群组成的，在现代经济学中，企业被界定为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因此，文化产业像其他一般产业部门一样具有经济属性，必然是以追求利润、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增值为目标的。这一特点，也使文化产业与以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为最高目标的公益性文化（如学术研究、学术性书刊、图书馆、博物馆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一，文化产业是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的行业，因而与生产和经营物质产品的一般产业不同，具有特殊的精神或文化的属性。
柏拉图阐明，客观地、内在地不真实的东西也不可能在主观上对人类是好的和真实的。即使是文化产业的商业维护者们也很难公开与柏拉图的观点相左。虽然说文化产业的编造物并不是什么幸福生活的向导，也不是富有道德责任的新艺术，而是被商业鼓吹者们抬的高高在上的经济利益。它所大肆宣传的"一致同意"强化了这种盲目的、不透明的权威。正因为如此，它的社会角色，它的质量，关于它的真实性或非真实性，关于文化产业所表现的美学水准等核心问题没有被突出出来，或者说至少被排除在所谓的传播社会学之外了。即使它触击了无数人民的生活，某种东西的功能也不能保证它的特殊品质。美学与它残存的交流性的若干方面的混合，并不导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艺术走向与所谓艺术家的势力相对的公正的位置，而是导致艺术以多种方式维护它的有害的社会后果。文化产业在大众的精神构造中的重要性，并非绝对不是由认为它自己注重实效的科学赋予的，这种赋予是对它的客观的合法性的反映，是对它的存在本质的反映。正相反，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反映变得必不可少了。像它的无可质疑的角色所要求的那样严肃地对待文化产业，意味着批评性地严肃对待它，而不是在它的垄断性格面前当懦夫。社会公益性和美学艺术本身应该占据文化产业的主导，商业利益虽然是文化产业的车轮得以转动的驱动器，但它也仅仅应该起到一个驱动的作用而已。
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兴起，无疑同西方一样，也具有“消费社会”逐渐形成这一宏观的社会背景。在詹明信看来，文化消费乃是消费社会的孪生儿，是“消费社会本身的要素；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像这个社会这样，为记号和影像和影响所充斥”。与消费社会相适应，在中国文化领域，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人们不但通过消费来表达某种意义或信息，而且消费品作为符号所表达的内涵和意义本身，也构成消费的对象。在匮乏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年代，消费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持温饱，精神文化的消费的空间无疑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随着小康社会的到来、教育的普及，至少在中国当代城市以及一些沿海地区，已经有中国相当一批人的消费已经超出了维持“生活水准”的标准并潜入了文化的精神的因素，不再仅仅是满足生存的生理性和物质性活动，它同时也是一种符号活动、交流活动和表现活动。符号消费因此成为相当一批人的一种基本的生活风格和生存体验。这正是当代中国消费性、娱乐性、休闲性、益智性大众文化产品需求急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社会背景。在当代中国，各种不同层次的文化受众，呈现出了对不同种类的文化产品的需求。它既可能是对如街头雕塑、广场音乐会等人们无须支付价格就可满足的非商品性文化产品的需求，也可能是对人们必须支付一定价格才能满足的商品性的娱乐性文化产品的需求；既可能是对武打、言情等通俗文学和科普读物的需求，也可能是对生理感官上的颐养、休憩或享受的需求。满足这些需求无疑需要社会“大批量的生产指向消费、闲暇和服务，同时符号商品、影像、信息等的生产也得到技术的增长”因此，像西方一样，消费社会的来临及其所导致的大众对于娱乐性、消费性、益智性、消遣性文化产品的需求，在中国也催生出了一种以工业生产方式制造文化产品的行业，即文化产业。
文化消费的根源在于人们对美的需求，而对美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为社会，特别是成人提供教育和培训也是文化产业的一项内容。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在1994年就指出：“持续学习”将成为人们越来越重要的需求，这种需求必将支撑起一个日益庞大的产业。根据需求分类，文化产业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诸如唱片业、影视业、出版业、教育培训业、电子游戏等，由于多媒体及互联网的发展，各行业在载体和内容上的交融日益增强，从而不断产生出新的领域，如电子图书、MP3、在线点播等，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相互交融。由于各种行业大都是买方市场，在市场上的竞争异常激烈，如何获得消费者的好感便成为取胜的关键。
然而，文化产业的商业化是一只锋利的双刃剑，过分商业化将扼杀文化的高雅与魅力；没有商业成分，不进行产业运作，纯粹的文化将难以续存。
前两年冯小刚的《大腕》，应该说也是这样一部身份模糊的泛中国电影。这部影片由华谊兄弟太和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和刚刚在全球成功发行华语电影《卧虎藏龙》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联合出品。据报道，影片的投资规模为300万美元，哥伦比亚为主要投资方。虽然对于好莱坞来说，300万美元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制作，但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它已经超过了国产电影一般投资规模接近10倍。正是这样一种跨国生产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大腕》的文化定位：首先，它与目前大多数国产电影不同，没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政府资金注入，因而它的基本功能是在保证政治底线的前提下、在中国国情许可的情况下，争取市场风险的最小化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为投资方换回成本和获得利润；其次，它的操作方式是市场化的，从成本核算到制作方式、从演职员阵营到市场营销方式，都是按照市场规则来设计的，例如影片将市场划分为中国本土和其他亚太地区、欧美地区不同市场，还计划了电视、录像等市场，并将中国大陆本土票房指标确定为3000万以上，由中国合作方负责发行，同时则通过哥伦比亚的国际营销资源开发中国本土以外的市场，来获得其余三分之二以上的成本回收和利润创造；第三，为了适应这样的市场规则，影片将放行档期定位在贺岁片档期，邀请中国最近几年来票房记录最好的导演冯小刚、既具有本土影响力也曾经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影帝头衔的葛优及其长期组合的班子为主创，同时邀请来自好莱坞的名演员DonaldSutherland和来自香港的女明星关之琳为男女主要演员，对中国化的贺岁片进行国际包装，一方面既通过这种包装使电影有一种西化的符号意义诱惑中国观众消费，同时也使中国以外的观众能够容易地与这部具有国际包装的华语电影更好地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腕》是全球化的结晶，其投资方式、制作方式和发行方式都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所谓中国电影、国产电影，它只能说是一部华语电影，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部具有地域重点的世界电影，是好莱坞电影工业国际化战略的一个棋子。好莱坞跨国电影生产模式在中国的发展将来可能会让人们所谓的与狼共舞、所谓的对抗好莱坞、所谓的民族电影事业繁荣都面临一种困惑，狼就在羊的血液中了，狼的基因也许最终将改变羊的属性，此羊早就非彼羊了，民族电影、中国电影的概念将被一种跨国电影或者泛中国电影的概念所冲击，中国电影文化也将改变它原来的面貌。
（一）投资渠道不畅通
文化产业的投资渠道总体上可以分为：国有（政府）的文化投资、民间文化投资和外资的进入。长期以来，文化被认为是纯粹的公益和消费部门而由政府财政包办，这种体制使得投资渠道过于单一、狭窄，只讲投入不讲产出，许多重大的文化基础设施由于缺乏资金，其建设受到严重的限制。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文化产业大多实行“出身”准入制。即只有是“我部门”、“我行业”、“我地区”以及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才能优先进入市场，这就把部门出身、行业出身、地域出身和所有制出身变成了文化市场准入的条件，由此导致民间资本的产业进入壁垒比较高，使得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难以向文化产业靠拢，急需资本扶持的文化项目只能望梅止渴。而外资由于在文化的市场准入方面受到限制，其资本的进入也受到一定的控制。
（二）投资方式不合理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的直接财政拨款和一些文化经济优惠政策给予了文化产业发展以很大的助力，“九五”期间，全国文化、文物、广播电影电视和新闻出版事业财政经费投入大幅增长，如文化事业费财政拨款年均增长14 .96%，至2000年达到67 .03亿元；但是，对一些产业或项目的资金投入上缺乏明晰的终端目的性，往往造成投入和产出不相协调。在根本上仍然是一种事业型投入方式，而非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化投资方式。此外，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程度较低，在融资手段上比较原始，即以资金方式投入为主。缺乏现代化的筹资方式，如通过股票、债券等方式筹措资金。
（三）法律保障机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法规体系还不完善，诸如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所关注的法律地位、权益保护、退出机制等核心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此外，国家对文化事业的管理主要依靠政策号召和行政措施，而缺乏用法制手段引导、保障文化建设和文化活动的顺利进行。法制环境的不完善，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投资的风险成本急剧攀高，令投资者望而生畏。
（四）文化投资效益的体现也是影响资金向文化产业投入的重要制约因素
从单纯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投资者只对其所投资的项目的利益实现感兴趣，投入少、收效大、周期短自然能够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而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无论是用于形成固定资产的文化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用于形成流动资产的文化的知识产权投资和用于培育文化战略后备资源的投资，其建设、创作、培养周期和成型期都比较长。出于对投资回报的考虑，政府投资、企业投资、私人投资等，所选择的投资重点也不一样。这就需要政府统筹兼顾，采取必要的投资倾斜政策，促成一个比较合理的投资结构。
二、国外文化产业投资情况简介
（一）政府加大投资力度
加拿大为了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努力扩大和占领文化市场。在连年削减联邦预算的情况下，却不断增加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如为支持电影业发展，投资2亿加元，建立了一个故事片生产和发行基金；对投资电影业的加国公司实行一定程度的减免税政策等等。
法国政府非常重视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每年都拨出几十亿法郎用于兴建图书馆、博物馆、剧场等文化设施。这些资金先由政府拨给文化部，再由文化部分配给各施工项目。近几年，法国兴建了一批大型文化工程，如巴士底歌剧院、新国家图书馆、大卢浮宫扩建工程等。这些工程耗资巨大，施工时间长，如新国家图书馆工程建设资金为80亿法郎，1989年开工，1996年建成，工期为7年，每年均需十几亿法郎的投资。1999年，文化部用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为35 .43亿法郎。因此，文化设施的建设是法国最重要的文化产业。
韩国近来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得益于大量巨额资金的投入。近年政府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投入，文化产业预算由1998年的168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878亿元，文化事业占总预算的比例由3 .5%增长到约17 .9%.
（二）投资主体的多元性
美国文化产业之成功经验之一在于实现了文化产业投资主体的多元性，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博物馆学会对文化艺术业给予资助，州和市镇政府以及联邦政府某些部门在文化方面也提供资助。而美国文化艺术团体得到的主要社会资助则来自于公司、基金会和个人的捐助等，其数额远远高于各级政府的资助，1997年文化艺术业的经费总额为175 .83亿美元，其中社会赞助为37. 6亿美元，政府直接资助20 .96亿美元。
近些年来，澳大利亚文化产业之所以向前发展、文化市场日益繁荣，商业赞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赞助形式表现出来的商业参与文化活动，正成为一个重要的筹集资金的方式。进入9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政府和文化机构越来越认识到，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只靠传统形式上的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其发展所需的资金，政府和文化机构的目光均逐渐转移到了企业，寻求赞助以弥补政府财政拨款的不足。1991年3月，澳政府出台了文化组织登记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向这些已登记的文化组织（目前已有将近1000个）提供赞助，便可免纳相应数额的收入所得税。同时澳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澳大利亚人文基金会）为企业和文化机构双方牵线搭桥，提供咨询；出版期刊宣传和指导；实施有关减免税政策。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企业和个人向文化机构提供无偿捐赠或商业赞助的积极性。
印度政府通过给予优惠政策等方式鼓励国内私人企业和财团投资文化企业，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印度的新闻社、广播电台、报纸杂志以及电影制作发行，图书发行，演出团体等主要文化产业部门都采用了官办、民办多种形式。如印度报业托拉斯这家全国最大的通讯社就是一家私人机构，而在印度最有影响的时报系、印度教徒报系、印度快报系等全都是有私人投资，这些报系不仅发行出版报纸杂志，而且涉足更广泛的文化产业领域。
（三）融资方式的多样性
美国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程度比较高，在美国，各个文化产业集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融资体制，一些有实力的文化产业集团如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其背后都有金融资本的有力支撑，文化产业集团与金融集团间互相渗透，互相参股、控股，二者之间建立了稳定的伙伴关系。
英国对企业投资文化产业实行“政府陪同资助”即如果企业决定资助文化事业，政府将陪同企业资助同一项活动，为这项活动的质量和成功打上“双保险”。政府特别鼓励“新投入”，即当企业第一次资助时，政府“陪同”企业资助，其比例是1∶1，对于第二次资助，政府则对企业多出上次资助的部分实行1∶2的比例投入。资金的加倍投入，必定会扩大文化活动的规模、质量和影响，广告效应自然增倍。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明显地提高了英国企业资助文化事业的积极性，已有3000多家公司加入了资助文化事业的行列，资金高达近亿英镑。
韩国在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机制中，运作“文化产业专门投资组合”。这是以动员社会资金为主，官民共同融投资的运作方式。文化产业振兴院2000年至2001年两年期间，成功运作“投资组合”17项，共融资2073亿韩元（政府350亿，民间1723亿）。计划以后每年通过“投资组合”至少融资1000亿韩元。2001年韩国电影振兴公社通过“电影专门投资组合”融资3000亿韩元，保障了电影事业的发展。
（四）投资具有良好的法治环境
加拿大强调立法，用法律进行行业的宏观管理。加拿大是联邦制国家，文化由联邦、省、市政府分别管理。一般情况，联邦政府负责全国性的文化事务，主要是通过颁布各种法规对全行业进行指导和管理。省、市政府也依据所辖范围，通过颁布各种法规和条例进行指导和管理，对主要文化投资领域采取了完全透明和基本开放的政策，任何人都要严格遵守，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使投资者所面对的政策风险降到最低。
日本文化产业得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法律法规健全，通过法律法规调控文化市场的手段已经逐渐机制化；在文化产业中，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法规就是1970年5月6日颁布的《著作权法》，迄今已经修改20次。该法明确规定，保护各类著作物作者的所有权利，以及对有关部门作品和表演、唱片、广播电视等的权利及相关权益。其目的是公正使用这些文化成果的同时，有效维护作者的权利，使文化产业得以健康有序地发展。
近些年来，智利也不断适时出台并不断修改完善法律条款，为文化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使智利的文化产业走上了一条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同时也使政府对文化工作的管理做到了有法可依。例如：为使智利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匹配，智利政府于2001年着手对原《文化捐赠法》的有关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并获国会通过，颁布实施。修改后的《文化捐赠法》拓宽了文化机构筹集资金的渠道，灵活了捐赠方式，扩大了受益群体，提高了捐赠资金的免税百分比，进一步刺激了捐赠人的积极性，逐渐形成了“企业办文化、文化全民化”的风气。
重症监护室（intensivecareunit，ICU）属于呼吸内科，有呼吸机16台，护士26名，均为女性，医生6名，护士长1名。科室90％的住院病人平均年龄60岁以上，年龄偏高，病情严重，对护理技术水平及科室医疗设备要求高。
1．2对象与方法
1．2．1对象
一部分为病人，在2012年12月—2013年12月每月随机选取90名ICU的住院病人，共计720例。纳入标准：所选择病人均意识清楚，无精神系统疾病，能正确表达自己的需求及意愿。另一部分为ICU的全体护士，共计26人。纳入标准为：在本研究期间科室护士无任何变动，无休病假、产假、离职和新聘用人员。
1．2．2方法
1．2．2．1干预方法
本研究从2011年9月开始至2012年9月结束，在1年的研究期间分为3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进行4个月。第一阶段：学习和培训阶段，制定护理理念，讲究护理服务艺术，树立服务品牌，实行人性化服务。第二阶段：试运行阶段，首先在呼吸ICU试行，通过4个月的实施，归纳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修正和完善方案。狠抓护理服务质量，规范护士行为准则，修订护士专业知识和技能考核条例。第三阶段：进行全医院推广阶段，全院工作人员集思广益，提出创新性思想，进一步完善方案。在护理服务文化建设前后在每个病房每月随机抽取病人及家属满意度问卷调查，我科室自行设计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病区环境及氛围、护士职业素质、病区管理、医德医风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实施护理服务文化建设前抽取住院病人问卷调查360份（每月90份），实施护理服务文化建设后抽取住院病人问卷调查360份（每月90份），所有护士在护理服务建设前后每月均参加“三基”理论和操作考试，每季度参加护理质量考核，分别统计“三基”理论、操作以及护理质量考核成绩。
1．2．2．2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护理服务文化建设的内容
2．1更新护理服务意识和观念
护理服务文化是医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疾病复杂性与病人健康观念的转变，医学治疗和护理服务模式发生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在护理服务文化建设活动中，需要更新护理人员的服务意识和观念，激发护士的工作热情和激情，建立一种全新的、具有凝聚力的护理服务文化。更新护理服务意识和观念需要将过去病人求医院的思想转变为现在将病人当做亲人、朋友的思想。科室通过护士座谈会，护士交心会等活动形式，利用全新的服务理念引导护士思维方式的转变，建立“一切以病人为中心”；将病人的舒适和满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要我做”的思想观念转变为“我要做”；确立“病人舒心、病人满意、病人健康是我们的共同心愿”的新型护理服务意识和观念。
2．2强化护士形象，树立服务品牌
护士形象是社会公众对护士的感知印象，是护士在护理服务文化的社会表现和社会评价。科室护士通过积极学习护士服务礼仪手册，在日常工作中规范行为礼仪，强化形象。科室对护士仪容仪表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如在工作期间要求护士穿工作服；护士帽统一用发夹别住；严禁上班期间戴耳环、手镯和戒指；衣着整洁；举止稳重；仪表端庄强化护士形象；树立良好服务品牌。
2．3实行人性化护理服务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人文关怀成为医院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树立以“人文关怀”为理念的人性化护理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人性化服务理念是实现病人从住院到出院的全过程得到护士的全方位护理服务。人性化服务的核心理念是“病人第一、服务第一、质量第一”，在护理服务过程中护士始终以病人健康为中心，对病人态度和蔼、耐心倾听、热情帮助，主动疏导病人心理、及时了解病人需求，让病人得到贴心的服务，让家属放心满意，实现真正的人性化服务。
2．4建立特色重症监护护理服务
ICU护士责任重大，承担着危重病人抢救及监护工作的重责，护士的护理技术水平和质量直接关系病人的生命安危，因此ICU做好重症病人的急救和监护护理工作尤为重要。科室通过建立特色急救和重症监护护理服务，为重症病人提供优质服务，比如护士应定期参加培训，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操作技术，解决重症病人病情严重、病症复杂等难题；重症病人容易被感染，因此做好ICU无菌管理尤为重要，如对医疗器械（手术刀、手术钳、雾化器、呼吸机等）要做好消毒灭菌工作，护士的双手需要在操作前后进行清洁，严格控制外来人员随意进出监护室。2．5提高护理人员的职业素质ICU接受治疗的病人病情复杂及难治疗，护士工作量繁重，因此需要护士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理论水平和操作技术水平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病人的需求。护理服务文化建设可以提高护士的专业知识素养和职业技能操作水平，使护理文化建设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室通过以下方式加强护理服务建设从而提高护士专业素质：定期对护士专业理论和技能操作进行考核；鼓励护士积极参加继续教育，提高其专业知识储备量；评选“优秀护士”，进行荣誉激励和经济奖励，从而激发护士工作的热情度和主动性。
3讨论
3.1提高了护士的综合素质
实施护理服务文化的建设，一方面，从规章制度、纪律等方面规范了护理人员的言行举止，使其注重护理礼仪，讲究护理艺术，在护理过程中具有良好的仪表形象；另一方面，提高了护理人员的职业素质，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有了明显的提高，“三基”理论考试成绩从建设前的88．45分提高至建设后的96．38分，操作考试成绩从建设前的865．9分提高至建设后的95．28分，由此可见，护理服务文化建设对护士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3.2提高了住院病人及家属满意度
在医院护理工作人员始终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第一、服务第一”的理念为准则，使病人在舒适、亲切的人性化护理服务环境中治疗、康复。通过护理服务文化的建设，这项工作得到了病人及家属的认可，科室病人及家属对护理满意度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从过去的88．12％提高至96．69％，这是对护士护理服务工作的进一步肯定。
3.3提高了护理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
护理服务质量是护士为病人提供护理技术水平和生活服务效果的程度，护理技术水平决定护理质量水平，提高护士技术操作水平和技能熟练程度，对于提高护理质量，减轻病人疼痛，提高病人及家属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科室通过加强护理服务文化建设，护理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从建设前的89．38分提升至建设后的95．88分，病人及家属满意度从建设前的88．12％提高至建设后的96．69％，在今后的日常工作中不断加强专业技术操作训练，定期进行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考核，不断提高理论知识和技术水平，最大限度地满足病人及家属对护理服务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