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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中国竞争力排名第28位
反映教育和人力资源质量指标偏弱
2001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在47个国家中，中国竞争力处于第28位。而教育和人力资源指标处于优势的都是数量指标，譬如人口和劳动力数量均排名第一、就业比例排名第二、人口负担系数排名第六，但是许多反映教育和人力资源的质量指标是弱项，比如文盲率居第44位、熟练劳动力排名第44位、大学教育对竞争性经济的满足程度第42位、合格工程师在劳动力市场的已获得第47位，可见，人力资源和教育的质量是我们的弱项，影响了国际竞争力。
报告显示，2000年是全球经济表现最好的一年，特别是亚洲地区经济迅速复苏，中国香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从1999年的3.5%提高到10.5%，新加坡增长率也达到了9.9%；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内地纷纷取得了8%以上的增长。从全球GDP增长排名看，中国香港排在第一位，新加坡第二，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内地分别排名第四、第五和第七位。报告指出，伴随经济增长，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科技基础设施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从而使该地区的竞争力普遍增强。
2002:中国竞争力排名第31位
科技直接产出指标情况进步较快
在2002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中，我国总体排名第31位，其中科技竞争力排名第25位。
2002年《世界竞争力报告》评价的国家和地区达到49个，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总体排名第31位，比2001年提高了2位。按照调整后科学基础设施的21项科技要素指标的综合排序，中国列第24位，也比2001年提高了2位。
为充分利用洛桑报告的历年数据，按照该报告的原有科技竞争力指标体系的算法对2002年各国的相应数据重新测算，结果中国2002年科技竞争力的国际排名为第25位。2002年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上升，主要是2000年全国R&D清查结果中R&D经费、R&D/GDP、企业的R&D支出等项指标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从历年的评价来看，在洛桑报告的评价体系中，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总体排名基本稳定在第25至28位之间，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当前中国科技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
2003:中国竞争力排名第29位
浙江省以惊人速度领先世界经济增长
世界有名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近期公布了2003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竞争力排行榜。此次在竞争力排名，中国内地排在第29位。
从IMD选定的59个国家和地区来看，只有四个国家2002年的GDP总量是下降的，其他5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是增长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世界经济正在复苏。中国和中国浙江省以惊人的高速度领先世界经济增长，2002年其经济分别增长8%和12.3%。
2003年的排行与2002年相比，一个特点是改变了过去只有国家才能参加排行的情况，增加了8个地区参加排行，如中国的浙江省，就单独作为一个主体参加排行。另一个特点是将这59个国家和地区按人口进行了划分，人口超过2000万的为一组，不足2000万的为一组。
2004:中国竞争力排名第24位
中国成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浙江省与印度全球进步最快
2004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的评比对象包括60个国家和地区，评比的项目多达323项。本年度的洛桑报告显示，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整体竞争力表现突出，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都有大幅度进步。其中，中国和印度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中国内地的排名由2003年的第29位上升到第24位。报告预测，亚洲大国中国、印度以及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上升势头，将使全球竞争力排名在不久的将来发生重要变化。
2004年洛桑报告指出，中国去年的经济成就突出，国民经济增长9.1%，外汇储备达4000亿美元。中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全球第四大出口国。这次报告还预测，中国不久将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地区之一。
2005:中国竞争力排名第31位
内地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受全球瞩目
根据2005年《世界竞争力报告》，全球竞争力最强的10个国家和地区依次是: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冰岛、加拿大、芬兰、丹麦、瑞士、澳大利亚和卢森堡。中国内地排在第31位。
近年来中国内地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受到全球瞩目。虽然经济发展强劲，但此次在竞争力排名，中国内地从2004年的第24位降至第31位。据IMD解读，在对今年第一季度的企业界进行调查时发现，业内人士对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的持续力不十分肯定，同时由于金融体系、基础建设以及企业治理等方面的因素，或多或少对中国内地的竞争力排名也产生了影响。
2006:中国竞争力排名第18位
评估认为中国内地缺乏资深管理者
2006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在经济体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内地的经济竞争力排名大幅提高，从去年的第31位跃居到第18位，成为排名上升最快的国家。
在单项评比中，中国内地的排名仍存在两极化的现象。经济表现一栏成绩最好，排名全世界第3，其中就业率更是高居榜首。而尽管中国内地的公共财政也是世界第一，但由于商业立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缺陷，使得政府效率排名第17位。商业效率是中国内地落后印度的惟一一项，但与去年相比进步了20名之多，由第50位升至第30位，拉低分数的主要原因在于评估小组认为中国内地缺乏资深管理者。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印两国排名都被甩在后边，中国内地排在第37名，印度排在第54名，其中污染及城市规划一项，中国内地倒数第一。
评估报告显示，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势头，在四大类经济指标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进步，经济表现保持了第3位的水平；政府效率排名上升到第17位，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建设分别名列第30位和第37位。
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加强了对金融体系和企业的改革和治理，是中国竞争力排名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2007:中国竞争力排名第15位
位次提升不意味着已经处于竞争力最高群体
200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的竞争力排名从2006年的第18位升至第15位，而且排名18年来首次超越了日本。
报告称，伦敦和纽约是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为全球参与的交易提供了广泛服务。而两个城市在人力资源、市场准入及监管方面尤其突出。
在谈到亚洲金融中心时，报告称该组织2005年发表的报告认为，亚洲各金融中心之间没有明显领先者，而此次最新的分析却显示香港不单超越新加坡，还遥遥领先包括东京在内的其它亚洲金融中心。
该报告以人力资源、商业环境、市场准入、基础设施和综合竞争力为评比指标，对全球46个城市作为金融中心所具备的竞争力加以比较和排名。
人力资源是指该城市是否有足够的专业人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及推动人力资本不断增值的教育环境。商业环境则侧重于监管、税收环境、腐败程度、经济自由度和商业环境是否宽松。而该调查将监管视为衡量一个市场的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市场准入则指该金融中心的证券化程度，股票、债券的交易数量，以及城市中为金融领域服务的公司的数量。基础设施衡量的是该城市中建筑物租金和是否有足够的办公面积。综合竞争力则考量的是一个城市的生活条件。
据BBC报道，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由英国的Z／Yen调查公司为伦敦金融城统计制作，每两年公布一次，对全球46个城市作为金融中心所具备的竞争力加以比较和排名。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是根据对全球金融服务业决策层人士进行的网上问卷调查结果，结合47个有关竞争力的不同指数，综合计算分析得出。
排名目的
推出这个指数的日的是展示金融中心之间相对竞争力的变化，以助了解金融中心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从零开始建设一个世界主要金融中心(比如沙特的迪拜)是否可能；以及随着区域经济实力的增强，亚洲是否可能出现一个全球金融中心。
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斯耐德说：“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凸显了两个亚洲金融中心――香港和新加坡――在竞争力上远远超过伦敦以外的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城市。”
伦敦金融城2005年的金融中心竞争力调查报告显示，当时亚洲几个金融市场之间没有明确的高低之分，而今年的调查则清楚表明，香港不单超越新加坡，还遥遥领先包括东京在内的其它亚洲金融中心。香港被认为正在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而东京仅排名第9。
根据这次调查的结果，受访者认为香港最有可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报告认为，香港拥有严格的监管以及经验丰富的金融人才，而且已经成为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只要亚洲金融市场不再出现较大的波动，香港是成为另一个全球金融中心的最有力竞争者。报告称，由于在人才、市场监管及企业环境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作为中国经济“龙头”的上海，与排名第9位的东京，从各项指标来看，目前都无法跟香港比。
根据调查报告，成功的金融中心扮演了五个角色中至少一个：
全球金融中心，目前只有伦敦和纽约够这个资格；
国际金融中心，比如香港，承担了大量跨国交易活动；
特色金融中心，在某个领域独霸鳌头，比如苏黎世的私营银行业是世界第一：
全国金融中心，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金融服务中心，比如上海；
区域金融中心，承担了国内一个地区的主要金融业务，比如芝加哥既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又是一个地区金融中心。
伦敦和纽约扮演了全部五种角色，但伦敦在五项竞争力指标上都超过了纽约。
竞争力要素改变
今年的调查结果表明，金融界要人对构成金融中心竞争力的要素的看法跟两年前不同。2005年，在《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相对竞争力调查报告》中，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人才和技术是整体竞争力的首要因素，而这次的调查显示，人们的关注焦点已经转移到监管政策和税务环境。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说：“紧张的全球地缘形势，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以及财务状况可能出现的紧缩，都会给前途未卜的暂时性复苏带来风险，这就需要结构性改革，以确保更加可持续且具有包容性的增长。”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沙维尔・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补充道：“全球经济衰退之后的几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近，我们看到这种特征消失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差距，这种差距存在于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内部的高增长与低增长经济体之间。在这一点上，能够快速增长的经济体的显著特点是，它们有能力通过结构改革来获得竞争力。”
《报告》指出，尽管不同发达经济体之间仍有差异，但相较于过去几年发达经济体总体上面临更好的增长前景，而新兴经济体则面对更为温和的增长态势。美国的复苏得到了良好的出口与就业指数的支撑，欧洲的经济形势在内部出现分化，中国则继续面临调整经济结构的压力。
《报告》显示，中国、日本和东南亚最大的五个经济体取得了积极进步，进一步拉大了东盟和南亚的竞争力差距。《报告》同时指出，在采纳并落实长期经济增长所必须的结构改革方面，进展尚有不足。在决定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方面，创新、人才开发和制度保障继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是《报告》最受关注的内容。今年进入前十名的国家和地区有哪些？世界经济体前三名的美、中、日的国家竞争力如何？欧洲、亚洲以及金砖国家的排名又如何？
欧洲：瑞士连续6年排第一，
前十位中欧洲国家占六席
今年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中，前十名依然是去年的10个国家或地区。瑞士连续6年拔得头筹，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继续保持了强有力的竞争力水平，在前十名中占据六席。
瑞士排名第1，芬兰第4，德国下降一位到第5，荷兰、英国与瑞典分居第8到第10位。
出色的学术机构，在研发领域的高投入，以及科研与商业的紧密关联使得瑞士具有一流的创新能力；瑞士劳动力市场平衡劳工权益与雇主需求的能力也位居世界第一。此外，瑞士的竞争力还来源于“公共机构的效率与透明度”（第7位）、“基础设施建设”（第5位）、“发达的金融市场”（第11位）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第12位）。
同时，目前欧洲国家在竞争力上呈现出分化加大，在危机后是否进行了有效的改革也成为区分欧洲国家竞争力的一个因素。
《报告》指出，一些遭受金融危机严重打击的国家，如西班牙（第35位）、葡萄牙（第36位）和希腊（第81位）等国家在市场运作方式和生产性资源分配方面有明显进步。与此同时，另一些面临竞争力下滑风险的国家，如法国（第23位）与意大利（第49位）却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尽管落后的南欧、东欧与富有竞争力的北欧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但仍可看到欧洲国家的竞争力呈现出新面貌――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与未实施改革的国家之间出现了分化。
美国：排名重回前三，
GDP增速将创近10年新高
《报告》显示，美国全球竞争力指数连续两年上升，继去年上升到第5位后，今年继续攀升两名，排名第3。
美国竞争力的提升受惠于良好的商业成熟度（第4位）与创新能力（第5位）。同时，灵活的就业市场，以及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国内经济提供的机遇也保障了竞争力的提升。
但是影响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弱势仍然存在，例如“对政治家的信任感”（第48位）、“对政府官员偏袒的担忧”（第47位）、对“政府花销相对浪费”的普遍印象（第73位）。另外，尽管财政赤字继续缩小，公共债务水平在危机后首次小幅下降，但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仍是美国目前最大的软肋，美国在“宏观经济环境”这项指标中仅排名第113位。
尽管美国2014年第一季度的GDP下跌2.9%，创下5年来最差纪录，但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复苏幅度超过预期，当季的GDP增幅达到4.2%；同时，美国国内需求增长了3.1%，创下了2010年二季度以来的最快增速，这被认为显示了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此前，世界经合组织预测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今年预计将达到2.5%，并表示这一经济加速增长的势头将持续到2015年，预测增速将达到3.5%，这将可能是美国经济自2004年以来的最快增长速度。
中国：位列第28位，
腐败等成竞争力劣势
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名稳中有升：从去年的第29位前移至第28位，连续6年稳列世界前30，并继续在“金砖五国”中居于第一位。
报告指出，本年度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力差距持续扩大。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表示:“区域之间和区域内——特别是欧洲地区内——竞争力差距的持续拉大，是当今社会动荡的源泉，将危及未来的繁荣昌盛。我们敦促各国政府果断行动，采取长期措施提高竞争力，引导世界重返可持续增长的道路。”
不过每年的报告中，最受关注的还是世界各国的竞争力排名情况。今年进入前十名的国家和地区有哪些？美国是否还是世界经济的领跑者？中国的排名如何？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表现如何？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亚洲近邻俄罗斯的表现又是怎样？
欧洲各国：差距越来越大
每年全球竞争力指数的前十名，不仅是全世界先进经济体的代名词，也意味着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健康良性的发展环境之中。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XavierSala-i-Martin所说：“全球竞争力指数为一览影响全球经济体竞争力的长期趋势打开了一扇窗户。”
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指数排行榜上，稳坐第一名的还是瑞士，连续四年拔得头筹。新加坡稳居第二，与上一年持平。去年的第三名瑞典，今年被芬兰取代，两国位置互换。荷兰取代美国成为第五名，德国保持第六名不变，而美国则滑落到了第七名。
英国位居第八，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则首次进入前十、位居第九，日本则降至第十。
位居前十名的国家或地区中，欧洲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依然保持了强有力的竞争力水平，占据6席。
《报告》显示，第一名瑞士在创新和劳动力市场效率等领域保持了世界领先水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以来，瑞士和北欧国家正在巩固其在排行榜上占据的上游位置，而葡萄牙(第49名)、西班牙(第36名)、意大利(第42名)及希腊(第96名)等南欧国家的表现则不能令人满意，陷在竞争力劣势的泥潭中，存在的问题有宏观经济失衡、融资渠道不畅、顽固的失业问题和创新不足等。
这也体现了今年《报告》中着重提出的一点：“持续扩大的欧洲国家的竞争力差距。”
《报告》对希腊有着更为详尽的描述。与去年相比，希腊的名次又下滑了6位，居于第96名，在所有欧盟国家中垫底。在持续的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希腊的宏观经济环境指数已跌至所有参与排名的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后一位；与此同时，其金融市场发展和劳动力市场效率两项，也跌至相关指数排名的底部。希腊如何走出困境？《报告》给出的建议是，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来适应和接受新的科技去提高产品的质量；只有在正确的促进增长的改革中，希腊才有可能逐步走出阴影。
美国：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美国的整体竞争力连续下滑，是《报告》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今年是美国整体竞争力连续下滑的第四年，本年度下滑两位降至第七名。
《报告》指出，美国经济下滑的原因为：“除了宏观经济越来越脆弱之外,美国制度环境的某些方面继续让商界领导者感到担忧，其中最突出的是公众对政客的信任度较低，以及政府效率明显低下。”
今年1月正式拉开序幕的美国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然而无论是曾经代表着美国各界对于“变革”的热切期待的奥巴马，还是坐拥亿万身家的罗姆尼都无法获得公众完全的信任。
美国社会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令公众对奥巴马的信心一减再减。从历史数据看，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一个总统在失业率高于7.2%的状况下连任成功，而目前美国的失业率状况是8.2%。奥巴马能否创造奇迹，仍有待观察。
与此同时，挑战者罗姆尼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奥巴马在给竞争对手“泼脏水”的过程中做到了毫不手软。他公开表示，罗姆尼要老年人在医疗保险上多交钱，却让百万富翁与亿万富翁少交税，这是在试图摧毁美国以中产阶级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结构。
虽然要等到年底这场选举之战才会有最终的定论，不过这一次选民们显得更加理性，无论是谁当总统，经济发展仍然是选民最关心的话题。
当然，美国的优势也不容忽视。《报告》指出，美国仍是全球创新强国，市场运作依然高效。“美国仍然拥有着全世界最尖端的创新技术、大学研究机构与商业相结合的支持体系。”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或将在9月12日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苹果公司的新闻会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创新科技永远是山姆大叔最值得炫耀的必杀技。
香港首次进入前十
中国香港首次进入全球竞争力指数的前十名非常引人注目。
《报告》指出，中国香港持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保持着卓越的高品质，比如便利的交通运输、电信、电力系统。另外，该地区的金融市场保持了很高的效率和可信度，尤其是银行方面的可信度很高。该地区保持活力的关键，还表现在非常好的劳动力市场效率（第三名）上。
当然，《报告》也指出，为保证和继续提高中国香港的竞争力，需要在两方面进一步提高：一是高等教育和培训（第22名），另外一方面是创新（第26名）。在此前提下，香港的创新和科研能力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五年来首次下滑的中国
经过数年稳定上升后，今年中国的排名由去年的第26名下降了三个位次，位居第29位。2006年至2010年，中国的排名分别为第54、34、30、29、27位。
《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是在连续五年增长后的首次下滑，回到了2009年的水平。虽然中国的经济在金砖国家中的表现仍然是最为出色的，但是除了市场规模没有变化外，其他影响竞争力的指数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小幅下降。其中下降比较多的是：金融市场发展（第54名，下降了6位），技术采用率（第88名，下降了11位），劳动力市场效率（第59名，下降了14位）。
关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讨论一直存在。早在两年前，曾经成功预测了中国30多年前由市场改革催生经济发展热潮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帕金斯就表示，中国当前的高增长阶段最多还能持续10年。
原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余永定也曾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表示：中国要想保持增长，必须减少投资。应首先改进增长的质量，而非数量，可持续发展不能只依赖钢筋水泥。
近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也表示，中国经济的增长不可能再回到9％以上的高速，但中国经济潜力巨大，市场规模巨大。问题是机构的障碍、交易的成本很高。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他用四个字来表示他的观点，即“谨慎乐观”。
这一分析与《报告》的判断一致。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高通胀之后，中国的宏观经济仍然保持了第11名这个不错的位置。
“贫富不均”的新兴经济体
中国的排名虽然在今年下降了3个位次，排行第29位，但仍然领跑金砖国家。
其余四个金砖国家中，今年仅巴西(第48位)的排名有所上升（2011年第53位）。印度排名下降3位，位列第59名，南非(第52位)和俄罗斯(第67位)的排名也都略有下降。
从《报告》中可以发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差距非常鲜明。在144个经济体的排名榜单中，几乎各个档位都有亚洲国家的身影，其发展趋势也显示出巨大差异。虽然下降了3个位次，但马来西亚(第24位)在亚洲经济体中仍然位列前茅。菲律宾上升10位至第65名，柬埔寨跃升13位至第85名。另一方面，越南下降10位居第75名，孟加拉国(第118名)和巴基斯坦(第124名)则落后甚多。
谕饩赫ρ芯孔凼?1.1 国外关于竞争力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白宫和参议院要求美国技术评价局研究美国竞争力。1980年,美国劳动部经济研究办公室提交了《关于美国竞争力的总统报告》,第一份正式的国家竞争力报告。
1985年,美国总统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提交了其第一份国家竞争力报告:《全球竞争,新现实》,比较全面地分析和研究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随后 于1988年颁布了《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
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提交给国会1份研究报告《未雨绸缪—开创美国经济的光明未来》从下述4方面提出改革建议及相应的行动措施:
第一:培养1万名教师和1000万学生以及大幅度提升K－12年级的科学和数学教育来增强美国的人才库。
第二:通过科学和工程研究播撒种子,以保持和加强国家致力于长期基础研究的传统,从而保持促进经济发展、确保国家安全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新创意的持续产生。
第三:在科学和工程高等教育方面拥有最杰出、最聪慧的学生,从而使美国成为从事学习和研究的最具吸引力的场所,继而培养,征募并留住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国最杰出最聪慧的学生、科学家和工程师。
第四:鼓励创新及良好的投资环境,以确保美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地方,并通过使专利体制现代化,重组鼓励创新的税收政策及确保宽带接入,来创设基于创新的高收入工作。
英国政府的经济社会研究理事会1983年开始陆续组织了20多个项目研究国际竞争力。英国政府贸易与产业部1992年开始每年提出数量不等的竞争力研究报告,如1995年的《竞争力:帮助小企业》报告。
法国研计部1992年推出《法国:全球竞争中的业绩选择》报告,德国经济部1993年《联邦政府关于保证未来德国经济的报告》,葡萄牙竞争力论坛1995年提出了《葡萄牙经济竞争力报告》。其特点如下:
①争力分析越来越受到国家政府部门的重视,成为政府部门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成立专门机构分析竞争力;
②竞争力分析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③竞争力分析既包括对过去的判断和未来趋势的预测,还包括提出未来的战略选择。
1.2 国内关于竞争力研究现状
我国在1997年3月由原国家体改委体制改革研究院、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及中国人民大学联合组成中国国际竞争力研究课题组,运用《世界竞争力报告》的方法研究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1997年出版了《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1996)》。
该告用381个指标,分析评价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涉及宏观经济、工业、科技、企业管理、金融体系、政府管理等方面。之后,2年1个主题报告。1999年推出了科技竞争力主题研究报告,探讨科技竞争力与其它七大指标之间的关系,出经济活力、工业效能、财政能力、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对外经济活动活力、创新能力、国家干预8方面因素及其评价指标,比较研究了亚太15国(地区)的国际竞争力。
在科技领域,我国近年来逐渐开展以文献计量为主的学科发展态势与竞争力分析。主要用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和情报分析方法探讨世界科学发展态势,分析我国的优势领域,包括中国在世界科学中的位置,中国在世界科学中相对优劣势的国际比较等内容,为科技决策者提供可资参考的世界科学景图。
2 科技竞争力创新的内涵动态变化
《科学、技术和工业展望》(OECD 1996):创新是由不同参与者和机构的共同体大量互动作用的结果,把这些看成一个整体就称作国家创新体系。……从本质上看,创新系统是由于存在与企业、政府和学术界在科技发展方面的相互关系与交流所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之间的互动作用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成效和整个经济体系。
科研机构的科技竞争力,是指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立足科研机构的职能,通过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等活动,产生出有助于知识增长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科研成果的能力。
从分析科研机构与国家创新系统的关系入手,研究了国家创新系统的内涵变化,科研机构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功能定位与作用。综合分析了科研机构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界定科研机构科技竞争力的内涵,从科技创新价值链的视角,构建了国立科研机构科技竞争力5维要素研究与分析框架体系三层结构。简要分析了影响国立科研机构国际科技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研究结论与展望。
在知识经济主导的世界下,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主体,分析现有典型竞争力评价中涉及科研方面的指标,有助于构建科研竞争力的评价模型。目前竞争力评价中关于科技方面的指标,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科技人才:人才是科技竞争的根本,也是一个机构具有竞争能力的潜在优势,各种科技竞争力评价都把人才作为竞争力的一个主要因素;
(2)投入:投入包括经费、设备基础设施等,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机构之间开展竞争力基础条件不断改善;
(3)产出与影响:包括论文、专利、高技术进出口、高技术制造业等这是机构竞争力的外显因素,其发现的新知识与掌握的新技术越多,其在同类机构中的影响就越大,也就更容易吸引到高水平的人才和投资,因而其竞争力也就越强。
定量分析是手段,服务于作出判断和得出结论。利用情报分析和数理分析工具,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表现各种现象之间深层次的关系,或发现从表面(或从定性分析方法)上难以发现的联系和规律，有助于展现其他情况下可能被忽视的研究重点。得供有关某一学科领域中与各种科研活动相关的事实数据和相对全面的概貌。
3 研究与分析科技竞争力研究方法
如何系统性设计出将评估体系与科研机构的战略定位、使命及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建立联系的评价科技竞争力的模型与研究和分析指标体系,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3.1 科研机构科技竞争力研究与分析体系构建
(1)科研机构科技竞争力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2)研究与分析体系构建。
(3)影响科研机构科技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分析。
①战略定位与研究方向选择。
②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和跨学科团队协作。
③保障研究开发经费的支持力度。
④创新环境。
3.2 国家创新系统的内涵与动态变化
《科学、技术和工业展望》(OECD 1996):创新是由不同参与者和机构的共同体大量互动作用的结果,把这些看成一个整体就称作国家创新体系。……从本质上看,创新系统是由于存在与企业、政府和学术界在科技发展方面的相互关系与交流所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之间的互动作用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成效和整个经济体系。
OECD在《管理国家创新系统》(1999)将国家创新系统强调政策制定者促进国家的科技进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的政策分析工具 ……,“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机构内部相互联系在一起,来创造、存储和传递知识、技能和产生新技术产品的系统。”
科研机构的科技竞争力,是指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立足国立科研机构的职能,通过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等活动,产生出有助于知识增长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科研成果的能力。
3.3 WEF对竞争力理论评价
WEF在1996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定义竞争力为一国或地区保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增长的能力,并设计了下述国际竞争力指数:
(1)经济增长指数——结合初始收入和竞争力水平来进行的计算和排名;
(2)市场增长指数——国增长指数与其GDP全球份额的乘积(1998年调整为一国增长指数和其GDP绝对规模的乘积)与全球经济增长之比构成,它将各国经济增长和其经济规模相结合,反映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份额。
进行竞争力评价所依据的理论是多方面的,是在不断创新和变化的。设计和评价国际竞争力指数,主要依据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主要通过开放程度、政府、金融、基础设施、技术、管理、劳动、法规制度。1998年以后增加了波特关于竞争力和环境方面的理论。例如设计经济增长指数基于以下认识:
一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由三个因素决定:①竞争力指数;②初始GDP人均水平;③不可预见的偶然事件。一国的经济增长水平既与综合竞争力水平有关,又与一国的初始人均收入相关,往往穷国比富国更倾向于获得快速经济增长。因此,以人均GDP定义的竞争力评价,既要评价其环境因素,也要评价其增长因素。
参考文献:
《全球信息技术报告》是世界经济论坛在国际领先的商业学院英思雅德(INSEAD)工商管理学院的协助下完成的,隶属于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网络”和“信息技术与电信行业合作伙伴项目”框架下,已连续出版9年,涵盖世界上133个经济体,是世界上衡量各经济体利用信息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及提高竞争力的最综合、最权威的评估性报告。根据“信息通信技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本年度的报告多方面考察了信息通信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各种关联。
报告中使用的网络就绪指数(NRI)从三个方面衡量了各国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成熟度:信息通信技术在整体商业、监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环境;三大社会主要群体―个人、企业和政府―使用并获益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准备就绪程度;以及实际使用最新信息通信技术的情况。
香港首次进入前十
世界经济论坛是目前国际上从事竞争力评价最著名的机构之一，它从1979年开始对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进行评判，通过综合因素考评，推出一年一度的《全球竞争力报告》。
在2011年的报告中，香港排列第11位，亚洲区进入前十的只有新加坡（排名第二）和日本（排名第九）。
进入2012年，在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指数排行榜上，亚洲区内新加坡依然稳居第二，与上一年持平；但香港则首次进入前十，位居第九；日本则降至第十。三地均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列。
《报告》指出，中国香港持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保持着卓越的高品质，比如便利的交通运输、电信和电力系统。另外，该地区的金融市场保持了很高的效率和可信度，尤其是银行。该地区保持活力的关键，还表现在非常好的劳动力市场效率（第三名）上。
当然，《报告》也指出，为继续提高中国香港的竞争力，需要在两方面进一步提高：一是高等教育和培训，二是创新。
全球竞争力指数以12个主要竞争力因素（支柱）为基础，反映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世界各国的竞争力状况。这些因素包括机构、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健康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就绪度、市场规模、商业成熟度和创新。
对于香港晋身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十大之列，且仅次于新加坡成为亚洲第二大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香港政府发言人称，自由开放的贸易市场、法律制度、理想的营商环境、稳健的财政政策、成熟的制度及运作良好的金融市场，均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关键因素。
香港优势武器
2012年10月20 日，一个平常的日子，香港金管局突然向市场注资港元。到11月2日，总共注资300多亿元港元，承接美元沽盘，以压低汇率，这是一场香港稳定金融市场，狙击热钱的“金融之战”。
其实，这不过是香港保持港元平稳，保持市场平稳的惯常办法。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期间，6400亿港元热钱流入香港，但香港金融体系安然无恙。更早些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索罗斯等趁着新兴的特区成立不久，向港元发起阻击，但最终香港金融体系有惊无险。
这就是香港的金融业：一个得到全球肯定的、稳定而值得信赖的金融市场。这也是香港最引以为自豪的本钱，是执香港之牛耳的支柱产业。
香港是一个活跃的金融中心，拥有先进的金融基础设施，世界级水平的金融专才，完善的监管制度，而且资金的流动性和效率都很高。
在香港，最引人注目的地标建筑多与金融有关：几何图形的中银大厦、流光溢彩的汇丰银行大厦、国际金融中心（一期、二期）……花旗、渣打、东亚等全球排名前100家的银行中，70多家在这里都有一席之地。
2011年，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首次公开招股的集资总额达到2600亿港元，连续三年占全球第一位。
金融服务业对香港经济的贡献近数十年增长显著。数字显示，30年前香港金融服务业占本地生产总值不足7%，但到2010年已经倍增到15%。在香港所有就业人口中，金融业从业人员占6%，达22万人，他们带来的经济增值相当于每人120万港元，大大高于其他主要行业每名雇员的增值额。
香港被称为“上帝给中国人的礼物”，它与纽约、伦敦同称为“纽伦港”。这是世界金融资本24小时开市、闭市的运行路线图：香港市场－伦敦和欧洲市场－美国市场－香港市场……当美国市场闭市后，香港市场随即开市；而当香港市场即将闭市时，伦敦及欧洲市场开市了；伦敦及欧洲市场闭市后，美国市场又开市了……如此周而复始，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时差条件，赋予香港特殊的金融角色，令香港填补了欧美两大市场闭市之间的空隙时间，成为国际金融市场24小时不打烊营业所。不难想象，如果没有香港作为中间连接点，世界金融贸易会因为“晚上”而停止运作。
香港优势解码
除了金融服务业，香港，一个仅仅1000多平方公里、没有天然资源、鲜有世界级知名企业的小岛，何以在世界如此“闪亮”？
自由开放的贸易市场、严格的法律制度、理想的营商环境、稳健的财政政策，成熟的制度，是其优势所在。如今，更多人相信，“中国因素”，是香港最大的优势，成为香港保持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很多人认为，香港始于1960年代的经济起飞，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内地不发展，自身封闭而令香港获得巨大的机遇，担当着内地与世界连接的近乎唯一的经济桥梁，令香港成为世界航运、贸易中心。而中国内地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则给了香港发展巨大的腹地和空间。
到了今天，这一点更加明显，中央政府不遗余力的支持正在进一步提升香港的各项优势。梁振英日前承认，背靠祖国是今天香港最独特的优势。回顾回归以来的15年，中央通过“个人游”，向香港提供源源不断的旅游客源，增加服务业就业、保持消费零售市场的畅旺；通过cepa的实施，向香港开放内地巨大的市场。自2006年1月1日起，内地对所有原产于香港地区的进口货物实施零关税。截至目前，内地对1734项香港产品实行零关税。据统计，cepa实施以来，cepa项下内地自香港商品进口额合计为50.4亿美元，关税优惠为28.7亿人民币。
截至2011年底，港资企业在内地投资总额累计5267.1亿美元，占同期内地吸收境外投资的45.1%。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改革前，香港投资企业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2008年后，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施行前设立的香港投资企业，原先享受的定期减免税优惠，按规定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
中央还从多个方面帮助香港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是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一项重要措施。据统计，2009年至今，在港累计发行人民币国债340亿元。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11年中国大陆对外投资总额的65%，是在香港或通过香港完成的。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程雁说，由于香港市场是一个国际金融平台，各种资金都在这里汇集，来自中国内地的资金占到资金市场的50%左右。
“一国两制”的安排，也提升了香港的优势。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不用向中央交税，不用负担驻军费用，同时，为维护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经济地位，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为香港争取到诸多利益。
20
07年，东盟与中日韩（10+3）各方就清迈倡议多边化及建立区域外汇储备库开展谈判期间，港府提出希望以独立货币当局的名义参与10+3区域外汇储备库安排，一些成员国对此不赞成。为此，中央政府向其他成员国积极阐释“一国两制”政策，强调香港参与不仅不会改变10+3财金合作框架的主权性质，还有助于增强储备库的整体实力和影响力。经过两年多的细致工作，最终各方同意香港在中国政府“一国两制”原则下单独参与储备库。
2009年2月，经合组织（oecd）在g20伦敦峰会前提交“税收透明度和情报交换”评估报告，将香港列入不合作避税港及税收情报交换未达标国家（地区）“灰名单”，并拟进行制裁。中央政府经多方面协调，成功推迟了对香港进行同行审议的时间安排，为香港达到情报交换国际标准争取了时间。同时积极推动香港修订相关立法，高标准实施税收透明度和情报交换工作，现在香港已从“灰名单”中被删除。
港新双城“瑜亮情结”
香港与新加坡当年同为亚洲四小龙，此次《报告》中，新加坡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瑞士，令香港感触颇深。事实上，这两年来，香港一直在与新加坡较劲。
近年来，新加坡已经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尤其是在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来访游客，都对这个年轻的国家赞不绝口。人们称赞新加坡是世界上经商最便利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安全、廉洁的国家，也是亚洲地区最适宜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城市。
《报告》称，新加坡整体的低腐败、政府的工作高效率，以及货物市场效率和劳动力市场效率，这些都位居全球榜首。此外，新加坡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被评估为世界第二位，陆路交通、海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则位列全球第三位。
此外，《报告》还提及新加坡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以及为国民提供应对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技能培训。
香港和新加坡相似度很高，都是地方狭小、资源匮乏。新加坡国土面积714平方公里，只及香港的三分之二；人口不到518万，比香港少近200万。但近年来，新加坡不仅人均gdp超越香港（近6万美元，香港不到3.5万美元），经济总量也已超越香港。十年来，新加坡gdp翻了一番，但香港仅仅增长四成，新加坡人均收入增长14%，而香港扣除通胀的因素，实际上录得负增长。
在多个国际机构的不同评级中，新加坡也远远超越香港：全球最受欢迎的营商环境、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位居世界第一、生活质量亚洲最高……
分析新加坡与香港的评分，香港只有在基建与金融市场发展两个方面，为全球之冠，在宏观经济发展与科技应用方面，香港的评分优于新加坡。
但是，在创新力上，香港排名为全球第26位，高等教育第22位，大学生人口占比排53位，不仅落后于新加坡，更是远远落后于其他成熟的经济体。新加坡超过香港大约不到十年时间，香港舆论常常在问，香港为什么落后了，哪些地方落后了？
笔者日前去新加坡，访问了当地一些人士，有两方面感受最深：一是他们拥有强烈的的危机感，认为国家小、资源缺乏，唯有努力上进才能在世界立足并使人民富足——这是进取的最大动力；二是他们非常爱国，对自己的国家充满自豪。以笔者所见，忧患意识、危机感和强烈的国家民族感情，是这个国家成功的重要基石。
新加坡一直在跑步。从一些细小的事情可以看出新加坡与香港的差距：香港14年前提出要建世界级邮轮码头，新加坡六年前决定建邮轮码头。如今，新加坡的邮轮码头已经启用，香港的邮轮码头如今还是工地。梁振英在当选行政长官后，多次呼吁，香港不能再内耗下去，否则机会和竞争力就会丧失殆尽。
未来何去何从
当香港获评全球竞争力报告第九后，香港舆论对此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很多人困惑，认为与他们所见所识有很大落差。一些舆论指出，这不过是香港经济发展惯性使然，未来香港何去何从，还要看今天的作为。
有舆论认为，一个城市的前途，取决于可持续发展的能量。回归以来，香港只吃老本、甚至只靠国家给的优惠政策过日子，根本没有考虑持续发展，前景堪忧。
作为一个高度外向型的城市经济体，香港过去一段时间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积累了不少深层次矛盾需要解决：比如产业发展失衡，经济转型缓慢等等；在社会层面上，由于贫富悬殊加大，房地产飙升致民众望房兴叹，造成民怨积累；加上泛政治化风气滋长，社会内耗不断，为经济发展带来隐忧。
经济转型不成功，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香港发展面临的首个危机。
人们一般认为，香港只有两个产业，一是地产业，一是金融业。但有迹象显示，地产经济正在危及香港的竞争力，损害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中环被称为香港的“华尔街”，金融机构云集，但中环商业黄金地段的租金，几乎在世界上“称雄”。不但一般公司负担不起，甚至连外国政府也吃不消，一些外国驻港总领事馆，如瑞典、罗马尼亚以及加拿大使馆签证处，纷纷迁往香港他处，一些世界知名的基金公司、国际投行，也不得不转战观塘、新界等地落户。坊间议论，“这种动向一旦成为趋势，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影响不可低估。”
2012年年中，中国社科院一年一度的《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首度指出香港发展不足之处，措辞尖锐，并明确建议香港要加强科技创新，改变简单的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有学者建议，香港必须走高科技的路子才能保持竞争力，否则不进则退，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一度引领亚洲经济，而如今后劲不再，索尼、松下等享誉世界的品牌，也因缺乏研发后劲而式微了。而韩国凭借“三星”叫板“苹果”，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手机出自三星，韩国还是造船大国和汽车王国，现代汽车和其子公司起亚，是全球六大车厂中最赚钱的。
有学者认为，香港应该有发展高科技的条件——资金充沛，风险投资管理成熟；高校质量高，加上近年内地最优秀的学生不断进入，具有一定人才优势；联系世界广泛，信息畅通……但是，不可否认，香港这些年是蹉跎了：错过了it行业的高速发展，错过了电子商务的快速运用；自身提出的中药港等迄今不见踪影。
一、我国相关城市在GFCI中的最新排名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以下简称GFCI)是目前全球最具权威的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以及评估体系之一，是由伦敦金融城公司委托Z／YEN公司开发并管理。GFCI是在现有的一些评测指数和定期调查金融产业数据的基础上组合而成，是一个动态性的复合指数，其持续跟踪金融专家对潜在金融中心的评估，每半年一次数据，最新数据为2010年3月的第7期。
在最新的第七期报告中。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始终保持前4位。其中前两者优势明显高于后两者。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伦敦与纽约优势明显但与香港和新加坡的差距不断缩小。香港和新加坡得益于亚太经济，具有稳定和长久的竞争力，香港多次位居世界第三。东京、芝加哥、苏黎世、日内瓦、法兰克福、悉尼等传统金融中心排名前10。
我国的金融中心近几年迅速崛起，其评估值均显著提高，在全球十五大中心中占据三名。除了香港作为全球性金融中心稳居第三；深圳、上海、北京排名分别为全球第9、第11和15位。从历次评分来看，北京和上海与临近城市的评分差别不大，但其进步最快，详见表1。
二、中国金融中心优劣势分析
GFCI按照竞争力领域和测试者所属行业两个标准进行子指数分类。竞争力子指数包括人才因素、商业环境因素、市场准入因素、基础设施因素、总体竞争力等五大因素：行业子指数包括银行业、资产管理、保险业、专业服务和政府与监管。这些指数通过GFCI统计模型使用相关行业的测试者的问卷构造而得，每一个子指数反映各行业的测试者的观点。GFCI应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来处理问卷评估和工具因素的组合数据。SVM是基于统计技术，对复杂的历史数据分类、建模和预测，能够很好地处理离散、类别数据，也能处理连续数值或时间序列数据。从SVM得到金融中心的预测值，与金融中心的实际评估值结合起来生成GFCI。GFCI动态更新包括工具因素更新或新加入金融中心的评估值，截至GFCI7，共使用3千多专家的5.1万多条评估值共850万数据，为金融中心提供更全面和动态的评估。
我们应用战略管理的SWOT分析方法，按照GF-C1的竞争力和行业两个维度来分析我国金融中心的优势和劣势。
(一)宏观经济
我同的金融中心均为与实体经济相关的金融中心，其发展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我国金融中心在GFCI评估中整休良好，表明金融中心自身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我国具有稳定的政治和法制环境、雄厚的经济实力、高速的经济增长、一定规模的金融市场、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持续稳定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为金融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了金融业的良性发展。宏观经济与金融良性互动促进了两者的稳定发展。尤其在金融危机下，中国整体经济的良好表现为中国金融中心发展提供了契机。
(二)行业分析
从GFCI的评估来看，在传统的金融行业，如银行业和保险业，我国的金融中心表现良好。深圳、上海、北京在银行业和保险业均进入全球前十(表2)。结果也证实，我国对金融业的发展存在“重硬轻软”的问题。重视基础产业的发展，轻视配套产业发展。我国金融体系属于基于银行的体系，更侧重于银行业及保险业等传统的金融业，近年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在这几年迅猛的发展，多家银行已列入世界前十强。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在资产管理方面提高迅速，上升至第五位。但专业金融服务产业如评级、咨询、法律、会计、审计业的发展缓慢，这些产业是金融发展不可或缺的产业，也成为上海金融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此外，政府与监管表现欠佳，成为金融业稳定发展的瓶颈和隐患。本次金融危机再次诏示，严格的金融监管是金融良性发展的基石。
(三)竞争力分析
从GFCI竞争力子指数分析，在GFCI竞争力的“人才、商业环境、市场准入、基础设施、总体竞争力”五项子指数中，我国大陆获得突破。在第六期中的三个金融中心无一项指标进入全球前十，但在第七期中上海在人才、市场准入、基准设施和总体竞争力四个指数获得显著提高。但深圳和北京在竞争力方面评分较低，表明中国在整体竞争力还较低，中国金融业同样存在“重硬轻软”的老问题，重视产业的规模、利润、增长等硬指标发展，而忽视人才、环境等软因素的提升。从表3可以看出，全球排名前四的全球性会融中心主要优势在于五项竞争力，其牢牢占据竞争力指数榜首。前十名的其他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指数的变化不大，多在3―4位次变化。这说明金融中心的发展关键在于其内在的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发展，尤其是在GFCI在历次的报告中首推人才因素，始终认为人才因素是重中之重。
(四)稳定性分析
从GFCI历次报告可知，排名越是靠前的越稳定，其波动相对较小。本次评估我国的金融中心表现良好，但其结果是否可靠稳定，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GFCI报告肯定了我国金融中心的显著进步，但同时也给出中国虚高可能的原因，即一方面，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受到的冲击最小，其他地区都受到较大冲击，相对于GFCI5中国的指数恢复得很快，其他地区则较慢：另一方面。从样本来源结构来看，大量的测试者来自于亚洲，可能造成结果的统计偏差。亚洲外的评估值则显著低于亚洲评估值，这也表明亚洲的金融中心并未和外部有效联系。三个金融中心在竞争力子指标得分较低暗示可能蕴含着较大波动，一些测试者的评估存在较大的错配，其结果的稳定性还须随着时间推移来检验。
(五)总体分析
从实际发展来看，我国的金融中心表现出高成长性和稳定性，尽管与顶级金融中心相比，尚存在巨大差距，但差距不断缩小。从国际视角来看。在亚洲，除了传统的香港、新加坡和东京外，我国大陆的金融中心竞争对手表现相较弱，迪拜618分(24名)、首尔615分(28名)、卡塔尔600分(36名)。这表明，中国的金融中心发展更多是向标杆追赶，受到其他城市的威胁较小。一旦我国的金融中心成长为区域级或全球级。其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些金融中心竞争，亚洲竞争形势将是非常严峻的。从动态发展来看，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也为金融中心发展提供强力后援支持。GFCI报告对我国未来发展做出较好的预期。在GFCI所有版本均明确提出，中国上海可能成为继伦敦和纽约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全球金融中心，表明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中心的发展前景获得了国际广泛的认可和关注。从整体来看我国的金融中
心发展优势大于劣势。机会多于威胁。
三、中国金融中心之间的比较
目前我国有四个金融中心进入GFCI排名。其中香港稳居全球第三，大陆的深圳、上海和北京排名分别为9、11和22位。按照GFCI对全球75家中心的划分，上海和北京为全球级的竞争者，而深圳为国际级的实力型中心。其中上海和北京自GFCI第1期就进入GFCI，深圳在第6期首次进入排名即列第五，从GFCI统计来看，首次进入的排名有一定虚高，后续排名都有所下降。按照GFCI历史数据逐渐衰减的计算方法。深圳的评分可能会继续下调。目前上海和深圳仅差2分，按照发展趋势，上海将继续保持稳定的高速增长，而深圳在稳定之后也将持续增长。
GFCI报告也给出可能的原因，即一方面，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受到的冲击最小，其他地区都受到较大冲击；另一方面，深圳的主要支持者来自亚洲，评估深圳的80％的测试者来自亚洲，主要是香港。仅有16％的亚洲外的评估值。此外，深圳在竞争力子指标评分较低波动较大，评估存在较大的错配。
从我国的实际来看，深圳获得GFCI高分的原因，还在于其毗邻香港，被看作是香港与大陆的自然合作者。此外，总部位于深圳的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的良好国际表现也对深圳的高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国内的历年研究结果来看，对于上海的首位排名均一致，北京、深圳大多居前三。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在2009年6月16日在深圳首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也得出类似结果。从实际发展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上海、北京两个金融中心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上海已在金融市场(证券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期货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创新、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战略聚集等方面初显雏形。北京也因其有金融决策和监管、金融信息、金融服务和人才积聚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而初具条件。深圳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与境外市场合作、放松金融管制、拓展金融衍生品等方面也初具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基架。
四、GFCI对中国金融中心建设的启示
GFCI基于行业和竞争力两个维度对我国与全球领先的金融中心分析，对我国金融中心建设有如下启示：
一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金融中心体系。借鉴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波士顿―华盛顿”的雁型模式，我国的多个金融中心布局必须合理分工、统筹规划，避免低层次重复建设。以“香港―上海―深圳―北京”构建“全球―区域―国内”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布局。
中图分类号:F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11-0041-05
一、引言
城市竞争力的实质是城市发展的差异化,研究城市竞争力具有重大的战略性意义,一方面通过比较城市间的发展差异,找出影响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包括适合所有城市发展的一般性影响因素和城市特色影响因素,从而为城市管理者提供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导;另一方面对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而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综合竞争力反映了综合国力,城市竞争力的合力形成国家竞争力,城市竞争力理论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持。
城市竞争力反映的是一个城市吸引和集聚各种要素,创造社会财富,为城市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城市参与竞争的本质是通过一定的要素投入获得产出收益及社会和个人福利的最大化。显然,城市竞争力所体现的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是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体现。因此,选择一个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是城市竞争力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竞争力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开拓性的研究:1980年世界经济论坛和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提出了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波特在其产业竞争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指标体系构架[1];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一些开拓性的研究,如倪鹏飞的弓箭模型指标体系共88项,分为显示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两大类[2];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城市与竞争力指标体系由总量、质量、流量三大一级指标体系构成,包括14个二级指标和79个三级指标;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提出的城市竞争力评价系统包括5个层次:城市实力、城市能力、城市活力、城市潜力、城市魅力[3]。王贵新等构建的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由经济发展竞争力、社会发展竞争力、环境发展竞争力三个维度组成,采用了极差标准化和均方差标准化决策方法[4]。
在指标体系的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多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聚类法、模糊综合判别法等。但是这些评价方法均存在大量的主观判断,各因素的权重确定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同时多数学者所选取的数据样本量较小,多是基于省域和城市圈的层面,所得出的结论在更大的区域口径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叶衣农等的长江三角洲各城市综合实力的主成分分析[5],周玉波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模型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实证研究[6],唐伟等的基于AHP与模糊综合评判的城市竞争力模型应用研究[7]。在本文中,笔者拟尝试运用结构化方程模型的方法来评价城市综合竞争力,综观文献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少有运用该方法研究城市综合竞争力,仅有易丽蓉运用该方法对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进行了定量研究[8],王华运用该方法对中国省级区域餐饮业竞争力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9],他们的研究角度均基于某一具体的产业且所选取的样本数量都相对较少。
二、结构方程模型简介
结构化方程起源于20世纪初Swall Wright开创的路径分析方法,之后Jorskong和Sorbom在其基础上建立了机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简称SEM),SEM模型在近些年来得到广泛的应用和认可,其应用领域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卫生统计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它是一种实证分析方法,通过寻找变量间的内在结构关系检验某种结构关系或模型的假设是否合理。其最大的突破在于潜变量概念的引入,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有许多变量是无法用具体指标测度的,例如:社会威望、学习风气、城市综合实力、性格品行、顾客忠诚度、地下经济等,通过引入潜在变量可以将无法观测的变量具体化,以便更清楚地了解客观现实,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深层次分析。相比于其他的传统多变量分析方法,结构化方程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传统的多变量分析多局限于同一时间单一变量对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允许自变量有测量误差,无法分析和处理潜变量,显然无法解释潜变量和自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而SEM则可以对多组自变量和多组因变量进行因果分析,在进行单一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或路径分析时,同时考虑了其他因变量的影响,是一种广义的多元因果分析模型。SEM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包含测量误差,能清晰地反映潜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可同时估计因子结构和因子之间的关系,允许具有更大弹性的测量模型。另外,SEM还可以估计整个模型的拟合程度,通过修正模型的路径和删减指标来达到最优的拟合,可以对不同的模型进行比较,从而选择更加贴近现实的模型。除此之外SEM模型还可以进行一些传统的回归分析、方差分析、t检验等。
该模型分为两个部分:一类称作测量方程(Measurement Model),目的是描述显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另一类称作结构方程 (Structural Equation),目的是描述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测量方程可以表示为:
y=?驻y?浊+?着,x=?驻x?孜+?啄
式中Y为内生观测变量矩阵,X为外生观测变量矩阵;?浊为内生潜变量,?孜为外生潜变量;?驻x为外生显变量在外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描述外生显变量和外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驻y为内生显变量在内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描述内生显变量和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着和?啄表示测量方程的残差矩阵,描述方程中未被解释的部分。
结构方程可以表示为:?浊=?姿?浊+?祝?孜+?灼
式中?姿表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影响效应系数,?祝表示内生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效应系数,即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路径系数,?灼表示结构方程的残差项矩阵,?孜表示方程中未被解释的部分。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指标说明
由于结构方程模型要求样本数据为200个以上,本文采用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10](2009-2010年),选取了全球500个城市的相关统计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在结构方程构建前已经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使500个样本数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
《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含有近百个测度指标,本文在构建结构化方程之前运用SPSS13.0对近百个指标进行了聚类分析,综合考虑选取了20个核心测度指标,5个潜变量。内生潜变量即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由人均和经济增长两个指标测度,根据城市竞争力的定义,人均产出反映城市获取收益和为城市居民创造福利的能力,经济增长反映出城市经济发展的后劲和动力。另外4个外生潜变量,当地需求、当地供给、公共制度、全球联系是决定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四个重要的因素(见表1)。既有的城市竞争力研究具有片面性,或强调供给,或强调需求,忽视了竞争力要素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才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为只有供需的大体平衡,才可以有健康协调的发展。供需平衡包括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总量平衡是实现结构平衡的基础,结构平衡又对总量平衡产生影响。因此,笔者选择潜变量时又考虑了当地供给和需求两个因素。公共制度反映了政府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对要素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将有效提高城市的产出能力。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制定要素定价、价格监管、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制度影响要素需求和供给。国际联系包括了当地联系,国际联系是城市参与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分工的重要途径之一,建立广泛的内外部联系有利于本地优势要素和产业在空间上的转移,促进要素的配置效率并使世界城市间的分工不断深化,加深城市间的合作关系。空间的接近可以降低主体间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益,促进城市间的联系。因此本文均假设当地供给、当地需求、公共制度、全球联系均对城市综合竞争力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二)结构方程路径图与模型估计结果
运用软件AMOS18.0所构造的方程结果如表2所示,笔者所构造的结构化方程所选取的指标的P值均达到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指标选取符合结构化方程的要求。拟合方程的卡方值与自由度的比为2.372,略大于2,可能是由于采用大样本数据的结果。方程拟合指数RMSEA小于0.08,GFI、NFI、IFI、CFI均大于0.9,信息指数AIC接近饱和模型,表明被检测的方程与样本数据的拟合度良好,所构建的模型有较高的可信度。
图1是AMOS18.0给出的结构路径分析图,其中大椭圆或圆表示潜变量,小圆表示残差项,矩形表示可观察变量。图1清晰地反映出内生潜变量城市综合竞争力与其他四个潜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显然,当地需求、当地供给、公共制度、全球联系对城市综合竞争力均有直接的正向促进作用,对综合竞争力的直接影响效应系数分别为0.77、0.30、1.27、0.30,假设得到验证。其中公共制度通过两条路径来影响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作用,一方面较完善的公共制度可以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这是直接作用;另一方面公共制度通过影响全球联系进而决定城市竞争力,公共制度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总效应系数为1.7086(计算方法为:1.27+1.29×0.34)。由此可以看到,公共制度对全球联系的影响效应很大,超过其直接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来自全球500个城市的数据显示: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影响程度大小次序为公共制度>当地需求>全球联系>当地供给。这对城市管理者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城市的公共制度水平对提升城市综合实力有着重大的影响,政府应该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城市商务环境,促进交易的效率和公平等方面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通过大量的要素投入、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等完善当地供给水平,从而带动城市快速发展的传统思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依靠大量的要素投入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成本远大于促进公共制度、增强全球联系等,而其效果却远不及后者,城市管理者应警惕不考虑城市竞争力所处的水平、要素现状、当地需求等因素而采用扩大当地要素供给的短期行为。必须考虑城市的需求、区域联系、公共制度等相关因素的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
(三)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测评方法
定义:理论上的综合竞争力为F理论,F理论=(当地需求,当地供给,公共制度,全球联系)。
Ai为第i种潜在变量竞争力,有k种观测变量,?字k表示第k种观测变量的实际得分,该得分是对相关指标原始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数;?滋ik为第i种潜在变量与第k种观测变量间的影响效应修正系数,?茁i为第i种潜在变量对综合竞争力的影响修正系数。则潜在变量竞争力Ai=∑?字k?滋ik,城市综合竞争力F理论=∑Ai?茁i,为了便于比较不同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指数,结构方程中的路径系数均做归一处理,即∑?茁i=1,∑?滋ik=1,归一化后的修正系数见表2。由此可以对城市综合竞争力进行评价,而实际反映综合城市竞争力的观测变量是人均产出和经济增长,所以定义实际城市竞争力为F实际=(人均产出,经济增长)=∑?字l?琢l,其中?字l表示第l种观测变量的实际得分,?琢l为第l种观测变量和城市竞争力的影响效应修正系数。
下面笔者将根据《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9-2010年)的相关数据就具体城市进行演算,选取中国上海20个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测度指标指数进行计算:
当地需求竞争力A1=∑?字k?滋1k=0.562×(-0.22)+0.03×1.13+0.905×0.19=0.06
当地供给竞争力A2=∑?字k?滋2k=0.44×6.8+0.26×0.93+0.987×0.93+0.13×2.52+0.36×(-10)=0.88
公共制度竞争力A3=∑?字k?滋3k=0.98×0.07+0.41×0.37+0.81×0.18+0.4×0.37=0.51
全球联系竞争力A4=∑?字k?滋4k=0.15×0.72+0.11×0.45+0.22×0.55+0.11×0.57+0.2×0.33+0.06×0.39+0.51×0.31=0.59
城市综合竞争力F理论=∑Ai?茁i=0.06×0.29+0.88×0.11+0.51×0.13+0.59×0.47=0.46
城市综合竞争力F实际=∑?字?琢l0.3×2+0.14×(-1)=0.42。
显然上海的实际城市竞争力小于其理论城市竞争力,表明以目前上海各方面的综合条件,其城市竞争力仍然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通过改善影响城市竞争力的要素条件可以进一步提升其城市竞争力。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计算中国的城市排行,限于篇幅,现只列出中国排名前10的城市(如表3所示),该排名与客观实际较为吻合。综合来看:中国香港的竞争力与内地城市的差距较大,多数潜变量竞争力均列中国首位,并且其实际城市竞争力与理论城市竞争力间的差异相对较大,表明其发展潜力仍然巨大。上海的当地供给竞争力位列中国第一,但其公共管理能力与中国香港差距较大且低于中国台北和北京。中国最发达的10个城市均有提升空间,竞争力差距均为正值。其中北京的发展正处于一种良性循环状态,其竞争力差值最小,仅为0.01。
四、结论与思考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指标,无法直接观测,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将其视作潜在变量,用其他的观测变量进行反映。运用结构化方程来研究城市竞争力能够清晰反映出内生潜变量与其他外生潜变量间的路径依赖关系,同时还能反映出潜在变量、测度变量之间的作用大小,并且采用大样本观测数据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出影响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这对城市管理者和决策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导性理论依据,可为制定城市未来的发展战略提供支持。
除此之外,结构方程模型提供了计算城市竞争力大小的一种新的计算方法,将统计学和相关软件充分应用到在城市经济学中来。该模型不但可以对多个城市的竞争力进行比较,还能对同一城市的理论竞争力和实际竞争力进行比较,能直观地找出城市间差异性和共性。该方法可以算出每个具体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指数,通过指数的大小反映出城市间竞争力差异的大小,从而使每个城市认清自身在全球城市中的相对位置,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相互借鉴各自城市的发展经验,取长补短。通过计算同一城市的理论和实际城市竞争力,两者之间的差可作为城市发展绩效的判断标准之一,为城市管理者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实际和理论城市竞争力相等或接近,说明投入的每单位要素均获得了最优产出,表明该城市的发展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实际城市竞争力大于理论城市竞争力,表明该城市的投入和产出具有高效性,即该城市的收益能力和为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超过了以现有的要素所能决定的城市收益能力和为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城市处于一种超常规发展的状态;若实际城市竞争力小于理论城市竞争力,则表明该城市的投入产出能力较弱,仍有要素资源的闲置或者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城市竞争力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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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Urban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Guan Weifeng1, Zhang Ke1, Yang Xu2
(1.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0, China;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截止到2001年底，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主要是国有企业)，控制着300亿美元的国外资产(这个规模接近1990年拉丁美洲的全部资本输出总量)，拥有2万名外国员工，国外销售额达到330亿美元。同时，中国的民营企业也逐渐成为对外投资的主体之一，华为、万向、正泰等公司不同程度地走向国际市场。报告认为，中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将不断上升。但是，若把中国的跨国公司置于世界范围，就目前全球约6.5万家跨国公司，85万家海外分支机构，雇员有5400万人，销售额19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达到6.6万亿美元水平比较，中国的跨国公司规模、水平和能力与其在世界上大国地位相比，极不相称。
中国的跨国公司总体看有以下明显的弱点：
(1)跨国公司数量少。到2001年底，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企业数4000家左右，经原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的境外企业数为6513家，而目前全球有65万家的跨国公司共计85万家海外外分支机构(或子公司)。我国的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仅占全球跨国公司数的0.6%左右，海外分支机构数则占全球海外分支机构数的0.77%。而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2002年中国GDP总值为1.2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6，中国的对外贸易2002年已上升到全球第5位，我国的制造业在世界排名第4位，仅次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且中国的世界出口市场份额 2000年为6.1%位居第4。这样强大的整体经济实力而却只有这么少的企业走向世界，去分享世界市场，显见，中国的跨国公司发展是滞后的。
(2)跨国公司规模小。中国的跨国公司规模，无论是公司外国雇员人数还是海外资产数都是微不足道的。根据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以及全球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最大25家跨国公司的外国雇员人数和海外资产数计算有下表：
外国雇员数(人)
海外资产(百万美元)
总数
平均人数
总额
平均
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
发展中国家最大25家跨国公司
中国最大12家跨国公司
2，355，217a
245，718
20，000
98，134
9，829
1，667
1，410，771b
130，381
30，000
61337.87
5215.24
2500.00
此表根据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计算整理而得。
a.其中不包括排名第8位的日本Toyota Motor的海外雇员数；
b.其中不包括排名第16位的德国Daimler Chrysler公司和排名第23位的德国E.On公司海外资产数。
中国目前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平均每家雇员数仅为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平均外国雇员人数的1.70%，即便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最大25家跨国公司而言，也只占其17.96%。跨国公司中外国雇员数的多少，除了说明其规模大小外，还反映公司的国际化程度和管理模式及管理水平。就跨国公司海外资产数量来看，也有明显的差距。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平均拥有的海外资产规模为发展中国家的25家最大跨国公司平均拥有海外资产数的 47.94%，而仅为全球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平均拥有海外资产数的4.08%。显然，中国的跨国公司就海外雇员人数和海外资产数拥有量看都是小规模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时必然处于弱势地位。
(3)中国跨国公司的对外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FDI)水平低，生产销售能力差。中国跨国公司对外进行FDI的水平，无论是相对于我国的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还是相对于全球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处于低水平，有如下资料：
跨国公司
对外直接投资
平均每家跨国公司
(家)
(亿美元)
FDI(亿美元)
全球(2001)
中国(2000)
中国(2001)
65000
66000
1.0154
2620
116.3
0.0447
2800
79
0.0282
显然，2001年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水平仅为世界水平的2.8%左右，而同年，我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达到470亿美元(2000年为410亿美元)，引进FDI与对外FDI之比，发达国家为1:1.33，发展中国家为1:0.19，中国为1:0.03。低水平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跨国公司规模小的主要原因，这也就直接影响到中国跨国公司的生产销售能力：
该表由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资料计算整理。
*其中不包括排名第22位的新加坡的Singtel公司。
中国跨国公司平均销售额水平仅占全球最大 25家跨国公司平均数的6.02%，占发展中国家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平均数的41.78%。
从中国跨国公司目前的发展情况看，尽管发展速度比较快，但跨国公司的数量少、规模小、能力差是其基本特点，在全球跨国公司大家庭中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这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不利于中国充分利用世界资源和市场，使自己更有效的发展。
事实上，无论是就跨国公司的主流理论，还是国际经济发展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快培养和发展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都是一个急迫的任务，也具备了其基本客观条件。
1.经济的全球化为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舞台
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是两个相互紧密关联相互促进的事物，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论动机如何，也是人类智慧的充分体现。比较优势的客观存在，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的客观要求，必然使各国走向国际市场，只是经济强国先走一步，多占一份市场份额，但这使得各国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由此形成，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它因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产生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加强了这种趋势。显然，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应该乘势而上，因为客观上已经具备了一个重要的成长和发展的条件。作为一般的规律，跨国公司是一国经济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自身经济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对外贸易成果、对外经济合作以及吸收外资等方面已经显示中国经济深入地融人世界经济之中。根据联合国贸发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的公布，2000年中国出口世界市场所占分额已为6.1%，位居世界第四位，而在“1985-2000年根据出口市场的份额的获得成果的20个优胜经济体”中，中国遥遥领先而位居第一，达4.5%；同时在出口结构中，2001年，中国所有产业的出口中外国子公司所占份额为50%，在制造业中占44%；中国吸收FDI方面，2001年，在全球FDI流入量比上年下降51%的背景下，中国流入FDI达47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5%。2002年，中国实际引入FDI计53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3%。2003年1至7月，我国实际引入FDI共33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7％。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客观上已经较深入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之中。但是如何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如何更充分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积极主动地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之中，这是一个紧迫的课题，也面临极好的机会和条件。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主流的条件下，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2.各国的开放政策更有利于跨国公司的进入，为跨国公司提供了经营条件。
跨国公司进入国际市场进行跨国经营，最关心的是进入的效率和经营的成本。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都充分意识到利用国际资源的重要性，尤其是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WTO的规则也要求成员国清除壁垒，加大开放力度。所以，各国在对外开放方面，政策更加宽松、透明，管制减少，而自由化程度提高。如下表：
该表引自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
a 包括目的在于加强市场职能以及增加激励措施的放宽的改变；
b 包括目的在于增强控制以及减少激励措施的改变。
上表显示，2001年有71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法律进行了208项修改，这其中90%以上(即194项)旨在使投资环境更加有利于流人FDI。此外，2001年还有多达97个国家参与缔结了158项双边投资条约，使得这类条约的数目达到2099项。显然，各国在对外开放政策方面的宽松透明的趋势，为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和机会，使跨国公司的进入效率更高，经营成本也相应会更低。所以联合国贸发会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政策自由化是推动国际生产扩大的主要动力之一，这当然也是跨国公司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3.国际直接投资的机会较好，形式多样，为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行动的条件。
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有多种，目前在世界经济全球性衰退，特别是北美、日本和欧洲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股市下滑的背景下，给中国的企业对外进行FDI提供了较好的机会和条件。因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有关的国家需要刺激消费，扩大生产，增加就业以振兴经济，也就需要外来的支持，相关的进人成本也就会降低，中国的企业乘机低成本地进行新建工厂、并购企业、合资控股等对外进行FDI，都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就近几年非常流行的FDI并购形式来分析，2001年全球跨国并购额已为5940亿美元，但较2000年下降了一半，并购的案例数也从2000年的7800件下降到2001年的6000件。其主要原因是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乏力，削弱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对投资的能力和意向。但在这种世界经济增长缓慢，中国经济风景独好的形势下，可以说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进行联合或并购成本较低的时候，也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较好时机。根据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虽然跨国并购数量和规模大幅下降，但仍然是部分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在过去的两年中，从亚洲地区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从新建投资转向以并购为主，2001年规模达到25亿美元，占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0%左右”。由于中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独放异彩，这必然与引资国及其企业的合作带来机会，这就是中国企业成长和发展为跨国公司的—个重要条件。
4.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和状况，为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支持条件。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综合国力也不断强大起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不断增强，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无疑起着支持和促进作用。
(1)国家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能力上升，是中国跨国公司成长和发展的基础和后盾。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起突破1亿万美元，2002年达到1.23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第6位；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5098亿美元，也位居世界第6，2002年进出口总额达620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8%；我国的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和电视等的产量是位居世界第一，农产品中的谷物、肉类、花生、水果等产量也位居世界第一。不仅许多总量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经济的发展速度也非常引人瞩目。从1998年到2002年这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在7%以上，而从1989年到 2001年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9.3%，比世界经济增长快6.1个百分点。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具有强大的整体经济实力。
转贴于
就国家竞争力而言，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学院(IMD)在2002年的《世界竞争力年报》中的排位，中国国家竞争力位居世界31位(2001年为33位， 2000年为30位，2002年后退的主要原因是新增加的两个国家爱沙尼亚和斯洛伐克参与排名，这两个国家部分指标好于中国)，如下表所示：
IMD：《2001年世界竞争力年报》。
显然，中国作为一个基础较差的发展中国家与日本这样的经济强国比较，竞争力的差距也在缩小。而从我国工业发展及竞争力状况，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力》的资料有：
此表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发展报告2001／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中表A2.16和表2.4整理。①共对7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位。
此表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中表A2.17和表A2.8整理。
①共对7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位；
②中国在所有经济排位中没有进入前10位。
中国已经具有了较强大的综合国力，且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和工业的行业竞争力处于中上水平，并且还在不断提高，这些都为中国企业成长和发展为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良好基础和条件。
(2)我国外汇储备充足，币值坚挺，为中国跨国公司提供了投资条件。我国的外汇储备截止到2003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额多达3465亿美元，同比增加了42.7%。具体一点看，从2002年底到2003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从2800亿美元增长到3450多亿美元，仅半年时间就增加了600多亿美元，而且，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我国的外汇储备还将显著增加。理论上，外汇储备量与人民币汇率呈正线性相关关系(有研究表明，相关系数r=0.98)，外汇储备量的增长会促使本币汇率上升，即货币对外升值，而表现为币值坚挺态势。另一方面，进行国际直接投资，需要支付款项和转移资本，即需要外汇。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阿利伯的观点，国际直接投资通常会从汇率坚挺的国家流出，他证明了如果跨国投资企业拥有相对坚挺的货币，则在汇率上可获得所谓的通货溢价的额外收益。同时从经济整体看，由于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带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又会影响国家的外贸出口规模。所以，从政策上，为了释放某些压力，防患一些风险，同时也为了充分有效地运用这些资源，应该允许企业自己保留更多的外汇，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去投资，进行跨国经营。显然，丰富的外汇储备，坚挺的人民币汇率对海外投资是一个有效的刺激。
(3)中国产业实力的提高，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实体依据。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按工业竞争力指数 (CIP)的标准，中国工业竞争力排名世界第37位。
资料来源：长城战略研究所《2002年科技发展报告》。
根据长城战略研究所的《2002年科技发展报告》，200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已达35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国，制造业产品达2.2亿美元。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制造业的成长，制造业增加值占CDP比重基本维持在40%左右。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一个重要象征就是生产能力迅速扩张。根据初步统计，我国有上百种制造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位居首位，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产品占世界份额的50%以上。我国制造业中的部分企业将成长为跨国公司的实体。只要以中国制造业作为我国经济在 21世纪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全力以赴发展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创新为条件，将中国制造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过渡到竞争优势，便能迅速成长起一批中国的跨国公司。
中国的企业要成长为具有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还面临许多问题，毕竟中国经济的真正快速发展才仅仅20多年，且脱胎于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世界科技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没有停止，一直在快速前进。中国企业要成长为跨国公司，还必须建立适合市场经济运行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和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广泛深入地应用先进的科技成果，必须改革政府的管理体制，使其高效透明，必须扩大企业规模，壮大企业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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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意味着仅仅对于我们的制造业进行改进，而是应该大胆地创新地向前走。我们应该理解他们的软肋并加以开发。
我们的优势
* 我们必须加速使用具有竞争力的武器。中国与我们市场有很长的距离，需要考虑运输时间和材料加工补偿这些明确的要素，同时我们都了解这种精确预测的困难性。
* 跨国市场，为了经济节约需要用集装箱运输，中国的公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到达市场。如果我们行动，我们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 不管现代技术和通讯如何发达， 没有比面对面的交流更好的了。另外由于文化的差异，口语的交流也不太可能发生。
* 我们在墨西哥时看见，那些不是在美国就是在别的国家接受培训的人们在这里可以被高薪聘请，结果他们的营业额上涨了30%。在中国我们正在开始看到这方面的情况。
中国目前的软肋
* 生产主管和小时工在中国还将持续上升。在杭州，生产主管每年的收入是9268美元，在香港，生产主管每年的收入是32407美元。因此，在中国工资的基础结构将会逐渐上升，导致成本的增加要比美国增长得更快。收入的差距也会持续增大。
* 与美元相比，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相对来讲还比较稳定，没有完全市场化，因此美元的波动不能引起人民币较大的浮动，这会在直接贸易上占据优势。这已经引起了世界金融市场的密切关注，在这一点上中国必须打破这种局面，用一种意义深远的方式提升人民币的价值。
* 享受中国繁荣经济的中国人口购买力还是相对很小。这种不均衡的分配能够引起人们心理的不平衡和社会的动荡。大量的人口将变得难以控制。因此这种小比例的富裕阶层和大比例的贫困阶层的结合以及试图把持陈旧制度体系的政府会在未来变得一触即发。
那些选择离岸外包的公司，当你们的战略规划涉及到中国时，你要仔细考虑，如果可能的话你要把基地建在美国，因为如果中国的形势发生不好的变化，你可以迅速地做出反应，让自己有回旋的余地。
我了解到世界其他地方对于中国资源的竞争力在逐渐地增强。这在欧洲是必然的，因为随着欧元相对于美元变得更强，他们正经历着高成本的考验。
最后，我相信运用我们的想像力和激情，我们能够抵销中国所具有的优势。为什么不考虑这种可能性呢。
全球竞争力排名出炉：中国名列第49位
世界经济论坛2005至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芬兰、美国在今年的全球竞争力大排名中仍分列第一和第二位，而中国则名列第49位，领先印度、巴西和俄罗斯。
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主要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公共机构质量和技术革新这三项标准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指出，芬兰在这三方面都表现出色(分别名列全球第四、第五和第二位)，因而高居榜首。
最近五年中芬兰第四次排在首位。美国在技术领域名列全球第一，但在公共机构质量和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等方面只名列全球第18位和第23位，综合得分不及芬兰，因而屈居第二。排名第三至第十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瑞典、丹麦、中国台湾、新加坡、冰岛、瑞士、挪威和澳大利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的排行榜上，中国在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方面排名靠前，名列全球33位。但是在公共机构质量和技术领域排名靠后，分别名列全球第56位和第64位，其综合全球竞争力排名全球第49位，较去年下降了3位。中国香港的全球竞争力虽名列第28位，但和中国台湾一样，其全球竞争力均较去年有所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