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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不够充分
很多教师在做课前准备时没有花足功夫，对学生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够清楚。他们没有对试卷所考的知识点进行仔细的分析，也没有分析学生主要失分的题目是那些，缺乏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没有对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进行了解。
（二）讲评过程没有重点
这一点的主要表现有：学生参与过少，从分配时间的角度来看，每题都讲，都用相同的时间，没有适当的迁移与分类；从课堂效果看，优生差生中等生的反应有着很大的差距。很多老师在进行讲评的时候没有仔细的研究透彻试卷所要考的知识点，同时也不清楚学生们对知识点的实际掌握情况，以至于最后讲评的时候没有侧重点。导致了学生不清楚知识的重点。而且也由于老师只顾自己讲，忽视了与学生进行交流，最后将学生没有掌握的知识没有进行重点的讲解，却对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大讲特讲。让学生学不到需要的知识。
（三）没有仔细分析学生考不好的原因
有的老师喜欢将考不好的原因归到学生身上，从而批评学生，但是却没有进行过自我的反思。这些老师一味地责怪学生，一味地对学生进行批评，有些过分的老师甚至还会冷嘲热讽，让学生产生情绪紧张、思维迟缓、注意力涣散等现象，严重的会厌烦试卷讲评课。
二、提高试卷讲评课效率的方法
针对前面所提出的几种问题，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与学生的学习效率，应该改进试卷讲评课的教学方法，此处就提高试卷讲评的方法提出几点个人的意见。
（一）充分了解学生情况，抓住学生薄弱环节
在进行试卷讲评之前教师应该对考试结果进行统计，例如最高分、最低分、平均分、及格率、各分数段人数、优秀率、区分度、难度系数及每题的得分率或正答率等。统计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对学生错题的错误类型进行统计，例如每题出错的人数及类型，对于选择题还要了解学生出错的原因；对考试的考查类型进行统计，可以按识记、理解、分析、综合、应用、评价六个层次统计相应题目的数量、占分比例和得分率，以了解哪个层次的题目存在问题较多；按考点分布进行统计，如每个考点或章节题目的数量以及所占分比例和得分率，以便于对出现问题较多的题目进行分析；最后是对试卷进行分析，从而全面掌握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的情况，以做好重点的确定，在试卷讲评的时候能够做到对症下药。
（二）讲评要详略得当
在进行讲评的过程中一定要详略得当，并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讲评课中来。讲评时要注意层次分明，并能够突出重点难点。同时还要注意借题引路，授生以渔，交给学生有效的解题方法。在讲解重点难点时应该由点及面，进行延伸辐射，让学生学会举一反三，并能进行知识点的迁移。
（三）讲评之后要进行巩固强化
在进行评讲之后还要重视重做试卷和新题布置。讲评分析结束之后，留下合适的时间让学生对评讲过程中的范题进行分析，用来让学生加深对所测概念、原理、规律、观点的理解，并强化学科建模思想。教师根据学生订正所掌握情况，指导学生进行自主纠偏，同时引导学生思考以下问题：题干的关键词与关键信息是什么？这些信息提示本题测试的书本中的哪一部分知识？解决这类问题的都有哪些基本方法？如何构建这一类题的解题模型？通过这些思考可以帮助学生发现他们知识中的盲点、思维的弱点、不良的习惯，做到了纠正一题，解决一片。在进行巩固是还应该指导学生找到预防错误产生的方法，如圈写题中的关键词和关键信息等。指导学生在每一道题旁写全缺漏的知识内容，解题方法和正确答案，要求学生要有自我反思归纳总结的过程，要防止练得很多，反思很少的不良复习习惯的出现。同时还可以进行适量的变式训练。教师根据教学目标，考查知识点和学生学习的现状，从典型错题所涉及的有关知识内容、技能、思想、方法等角度预先设计好变式试题，在课堂时间许可的情况下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
（四）重点突破，对症下药
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形态。随着文学现状复杂程度的加深和文学观念的更新，语言文化批评的价值和意义越来越得到学界的重视。所以，对语言文化批评进行全面的认识也就有了积极的意义。
语言文化批评的定义问题
就笔者所知，“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称谓最早由青年学者赵奎英提出。她把语言文化批评界定为一种以语言为本体、以文化为视野的批评形态。笔者认为赵先生对“语言文化批评”这一术语的提出与界定比较精确的概括了这种新型批评形态的内涵，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形态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这种批评形态立足于文本，把语言形式与文化内涵统一了起来，把科学研究与人文关怀结合了起来，对我们深入窥视文本极有启迪。
首先，以语言为本体。归根结底，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学。文学作品也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的。语言问题不仅仅是形式与表达的问题。“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不仅“美”，而且它自身还闪耀着思想之光，透析着思维之理。所以我认为，以语言为本体，从更为基元的语言视角出发对文本展开批评，定能取得可喜的效果。
其次，以文化为视野。文学是一个具有多重价值功能的有机统一体。它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还具有认识价值、教育价值等功能。而它的认识教育价值大都是通过文本中所透射出的生存境遇、人物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来实现的。所以语言文化批评要求我们要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探索文学，去挖掘文本的内蕴之美。
再次，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批评重在实践与应用。语言文化批评在应用中始终围绕文本展开，始终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文本在整个大文学活动中就处于核心地位，没有文学作品就无所谓有作者或读者。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作家的创作意图并非能够在文本中得到完全体现，读者的阅读感受更是千差万别，所以在批评中只有文本才是最可依凭的基础。语言文化批评就是一种以文本为终极依据的批评形态。
可见，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立足于文本的，以语言为本体的，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分析文学现象的批评形态。
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
目前，尽管从语言与文化的视角进行文学批评的实例屡见不鲜，但“语言文化批评”这一称谓还未得以正式使用，对“语言文化批评”这一称谓及其理解笔者最初从导师赵奎英先生处习得，这一批评形态究竟具有多大的理论价值、能否作为一种独立的批评形态而存在，这在学界还没有现成的定论。这也就涉及到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在文学现状日益繁复，文学作品日益精细化的当今，笔者认为语言文化批评理应作为一种颇具生命力的批评形态而得以重视。
首先，语言文化批评有其自身独到的批评视角，那就是立足于文本，从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语言角度入手去透视整个文本所蕴藉的文化内涵。在审美形式与文化研究强势风行的语境下，语言文化批评有助于端正形式主义过于重视文学分析的操作性而造成的乏生命以及文化研究过于重视文学的批判精神而忽视文学之“美”的缺失。它把对文学的科学分析与人文目标很好的结合了起来，为我们进行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
其次，与文学批评史上出现的几种典型的批评形态相比较，语言文化批评仍有其突出的独到价值。伦理批评由于把强调的重心固于文学内容的道德评价上，必然对文学的活力和灵性有所忽视。社会历史批评给当代文学批评带来很多积极启示，但这种批评的目光在透入文学之“理”的时候也天命样的划伤了文学之“羽裳”，这种批评形态更多的把文本当作了记载与考据。而审美批评与心理批评都把文学囿于一种视角之中，很难让我们对文学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语言文化批评正是汲取了群多典型批评形态的优势，在批评实践中更好的兼顾了文学的特性与多重性，协调了文学研究中的审美性与内在文化蕴藉性，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具开放性的视野。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文学现状复杂程度的加深，当下批评界鲜明的存在着内外之争，即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争论。阎晶明、吴玄等认为文化批评是一种异于文学本质的外部研究。文学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就是文学的自主性，而文化批评阻碍了文学的这种自主，并有消解文学之害，所以他们认为文化批评是非现代的形态或反现代批评形态，所以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即审美批评。他们把文学批评视为一种切合文学本质的内在批评来加以宣扬。其实，文学不只限于审美，文学研究也从来不只限于审美研究（也不只是以揭示“文学性”为唯一目的）。所以我觉得语言文化批评能够为当下存有的批评误解提供积极启示。
可见，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颇具开放性与启发性的批评形态，应该得到认可与重视。
语言文化批评的标准问题
文学批评犹为手术刀，贵在应用与操作，语言文化批评的价值和意义也只有在批评实践中才能得以彰显。如何运用语言文化批评分析文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语言文化批评视野下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标准可以概括为美与深，美关涉文学的天命与本质，深关涉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文学要美。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它的超功利性注定美是文学的一种天命。语言文化批评虽以语言为本体，但对作品美的要求并非仅限于语言或形式之美。它是立足于整个文本，“美”也是对文本这一自足整体的全面要求。具体说来，⑴美要“真”。美而不真是华而不实。我认为“真”要注意三个基本点，一是事真。文本中所讲述的事件要真实。《琵琶行》、《孔雀东南飞》中的故事如果是虚假的，它们肯定不会有那么大的震撼力。二是要情真。文学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不必事事真实，但必须情真意切。现象界虽然没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景象，但诗圣忧国忧民与败城亡生的真实感痛足以让此诗传诵千年。三是要追求现象真实与历史本质真实的统一，即包含着某种必然性的那种偶然的真实。本而言之，文学作品并不是直接的现实，它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但在这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中，我们只有追求了包含着必然性的偶然真实，才能提供某种真理性的启示与认识，才能光扬文学那种独到的魅力。文学史上那些伟大的文本，譬如《红楼梦》，譬如《百年孤独》，无不如此。⑵美要“当”。文学时常会让人感到无奈，就像“美”这一标准一样，谁都知道文学应美，可怎样才算是美呢，美的因素有那些呢？面对这些疑问往往只有不知所措。美其实常常只是一种直觉评价而已，对“美”这一标准的分析常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
“当”也是如此。“当”顾名思义就是恰当、适度之意。“恰当”与“适度”都存有一个程度的问题，只有处于一个整体或范围内才存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这里的“当”是立足于文本这一自足的有机整体而提出的要求，并不是仅仅针对形式或语言。具体说来，一是“当”要使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等要素在文本中不仅要各得其所，达到一种多样统一的完整和谐，而且还要富有弹性与张力，彰显表现力。例如我们分析余光中的《乡愁》，不仅要顾及诗歌的三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更要注意这种“美”具有何种意味以及是怎样表现这种意味的。二是“当”要求语言、结构、方法等文体与形式方面的要素要和文学形象以及文本内在思想内涵达到一种适当的统一，这是“当”的一种深层次要求。语言文化批评始终强调立足于文本这一自足的整体，所以传统的内容与形式在这一视野下不应再分为彼此。《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文本语言越“丑”的冗长、啰嗦、累赘就越美。因为语言越啰嗦，张大民的贫嘴形象就越鲜明，这就是语言与形象之间的一种“当”，一种美。在《丰乳肥臀》中，莫言用一种可逆性的话语来刻意表达一种对神性、男权和永恒的颠覆与消解，这种叙事风格和表达形式与作者所追求的效果以及文本所投射的底蕴是切合的，这也是一种“当”，一种美。所以说，“当”不是中庸，不是不要张力，恰恰相反，“当”要求众要素在和谐共处中能够鲜明的彰显弹性与张力。
美不仅要真，要当，且还要有启迪，要意味，有价值。这里也就又有了“深”的要求。语言文化批评不仅以语言为本体，也以文化为视野，所以语言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作品不仅要“美”，还要“深”。
深要求文学作品在其语言表达中能够呈现出人类群体或个体的生存境遇，能够透露出人物主体的心理状态，能够折射出文学人物的思维方式。当然“深”在此是一种概括的要求。在文本折射生存境遇、心理状态以及思维方式之时，“深”自身就蕴有精细、宏大等要求。古今中外的伟大文本无不昭示着“深”这一特征。《红楼梦》被称为中国封建末期的一部百科全书，政治的、文化的、社会伦理的生存状态都可在此书中找到踪迹。《卡拉马佐夫兄弟》简直就是一个心理冲突与斗争之域。而《阿Q正传》则为世界文学史贡献了一种特殊而典型的思维方式———精神胜利法。
当然，正如前文所言，文学作品毕竟不是记录与考据，文本在深刻反映出生存境遇、心理状态以及思维方式的同时如果失其“美”，那它就成了历史，成了哲学，成了心理学，就迷失了自己。所以“深”与“美”是统一的，美要深，要有启迪；深而不涩，要美。这就是语言文化批评视野下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
我认为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十分有价值的批评形态，合理的运用它一定会对我们深入的分析文本有所启迪与帮助。
参考文献
(二)城乡教育的选拔结果上不公平在艰苦的学习环境中，许多农村学生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拼搏，在高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然而，在择校问题上又面临了不同的境域。许多地区实行地区保护政策，报考分数均有户籍限制。由此，要想与城市的学生进入共同的大学，农村学子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教育结果上的公平要求达到学生的学业上实质性的公平，教育质量上和目标层面的均等。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
二、文化视角下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的归因
经济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没有在实质上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因此而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问题如不解决最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违背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原则，威胁社会的稳定。因此，寻求造成不公平的原因，想出解决办法成为目前面临的重要难题。近年来，研究此方面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各学者分别从经济、政策、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探讨。其中文化因素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部分，在文化方面，根据环境的不同，有学者按照家庭文化、学校文化、社会文化视角进行剖析。总体上来看，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等都影响着我国教育的现状。文化对城乡教育的影响重大，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教育事业全面的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文化因素。
(一)传统文化对我国教育公平的影响文化的形成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表现在思想、行为、认知等各方面。首先，总体上看，在研究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的文化根源时我们不难发现，在传统文化中教育理论相对薄弱。以儒家、道家、法家等为首的传统思想中，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尤其孔子的教育思想更是传延至今，“有教无类”的公平教育思想，尊师重道的和谐师生关系等一系列思想对我国教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然而，纵观传统文化中的教育公平思想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其次，具体而言，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状态之中，文化传统中等级制度分明，讲求秩序的同时忽视了公平的重要性。受缺少民主的文化传统影响导致我国城乡教育中本身就缺乏公平意识。传统文化中的等级制度，尊重权威思想与现代文化中提倡的自由、民主之间存在差异，尤其是传统文化强调的伦理道德、修身养性促使国人养成了保守、忍耐的文化理念。
(二)城乡文化对城乡教育公平的影响城市与乡村由于处于不同的文化生活圈，形成的文化传统也大不一样。受不同的地理环境、乡土人情、生活环境等的影响，二者的差异和异质性特点是形成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的现实原因。无论是城市文化还是乡村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丰富内涵，二者本无高低贵贱之分。城市文化具有崇尚理性、重视革新、思想开放的特点;乡村文化中有着较强的风土人情气息，思想保守，重视经验的特点。与城市文化相比，乡村文化中更富有传统文化韵味。城市中以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主，农村以农业为主。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远远快于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高新技术的率先使用，与城市相比农村发展相对缓慢，城乡差距并没有得到真正缓和。相反，农民成了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部分，近年来由于机械化的使用、生活来源单一、收入较低的农民纷纷进入城市。农民工群体大量涌入城市，一方面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支持;另一方面，出现了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困难的尴尬局面。与城市居民的不公平待遇，塑造了农民是弱势群体的心态。由此产生的城市文化优于乡村文化，处于文化之中的农民学子将自己划分为劣势的一方，成为“心理弱势者”。
(三)家庭文化对城乡教育公平的影响从结果上看，城乡文化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城乡学生所处生活文化环境的不同。在影响个体发展的环境中，家庭、学校、社会是个体发展面临三个重要环境。城乡教育公平问题受到家庭文化、学校文化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家庭是个体生存发展最重要的环境，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农民进城务农人数的增加，农村中留守儿童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有的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一次，家庭教育的缺失，儿童对亲情的渴望导致许多问题儿童的出现。在农村，辍学现象严重，许多子女失去学习兴趣，还没有成年就加入了进城务工的队伍。从长远上看，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着我国教育的发展和城乡差距的缩小。
(四)学校文化对城乡教育公平的影响学校文化影响学生的发展，教育资源是影响教学效果的第一资源。我国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全国城镇初中生均经费3479元，农村初中生均经费2190元，相差1269元。农村初中生均经费仅为城镇初中生均经费的60%;全国城镇小学生均经费2855元，农村小学生均经费1847元，相差1008元。农村小学生均经费不足城镇小学生均经费的70%。教师的城乡配置状态也不容乐观，中小学特别是农村学校总体上仍然存在教师编制过紧、年龄结构老化、学科结构不合理、教学水平偏低等问题，尤其是英语、体育、音乐、美术、信息技术、心理辅导等方面的师资缺乏。
(五)社会文化对城乡教育公平的影响长期以来，城市和乡村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城乡二元结构是导致农村公共财政投入严重缺失的体制原因。国家财政对农村文化教育信息建设无力顾及，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偏低，并且文化投入偏重于城市。社会文化更多体现的是精英文化主导的主流文化，而这种主流文化更多以城市文化价值观为主导，乡村文化价值观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位置。比较而言，城市文化能够较快吸收、体现、适应社会文化，而乡村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反应相对迟缓，往往呈现出与社会文化的种种不适应。如农村学生从学校转入职场所需转型时间比城市学生明显偏长，适应社会能力明显偏弱。
2评价因素影响程度
最佳投影方向各分量的大小实际上反映了各三级评价因素对综合评价的影响程度（图1），最佳投影方向a＊表明，各三级评价因素对综合评价的影响程度和贡献率大小依次为：景区级别（b41），贡献率9．77％；地区效用（b31），贡献率9．74％；文化价值（b21），贡献率9．59％；知名度（b11），贡献率9．59％；综合竞争力（b42），贡献率9．56％；观赏价值（b23），贡献率9．40％；时间价值（b24），贡献率9．15％；科研教育价值（b22），贡献率9．09％；社会效用（b32），贡献率8．99％；资源保护等级（b12），贡献率7．37％；经济效用（b33），贡献率6．08％；属地旅游经济效应（b43），贡献率0．94％；属地旅游发展水平（b44），贡献率0．73％。
3资源分类
为了对山东地域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分类，作如下分析计算：1）将20个样本的投影特征值z＊（i）从小到大排序，z＊（1）最小，z＊（20）最大；2）计算相邻投影特征值的差值δi＝z＊（i）－z＊（i－1）（i＝1，…，20；z＊（0）＝z＊（1））；3）计算δi的累加值yi＝∑ij＝1δj；4）以累加值yi为纵坐标，样本排序后的序号为横坐标绘制散点图（图2）。根据变化图分布趋势，将样本分为5类，如图2和表2所示。
4结果分析
1）地域文化旅游资源综合评价值（投影值）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泰山、三孔（孔庙、孔府、孔林）、三孟（孟庙、孟府、孟林）、刘公岛纪念地、大汶口遗址、临淄齐国故城、灵岩寺、曲阜鲁国故城、齐长城遗址、城子崖遗址、景阳岗遗址、牟氏庄园、四门塔、田齐王陵、嘉祥武氏墓群石刻、聊城山陕会馆、光岳楼、孝堂山郭氏墓石祠、魏氏庄园和丁氏故宅。2）三级评价因素对综合评价的贡献率从大到小依次为：景区级别贡献率为9．77％、地区效用贡献率为9．74％、文化价值贡献率为9．59％、知名度贡献率为9．59％、综合竞争力贡献率为9．56％、观赏价值贡献率为9．40％、时间价值贡献率为9．15％、科研教育价值贡献率为9．09％、社会效用贡献率为8．99％、资源保护等级贡献率为7．37％、经济效用贡献率为6．08％、属地旅游经济效应贡献率为0．94％和属地旅游发展水平贡献率为0．73％。3）20处地域文化旅游资源分为5类，具体情况为：泰山和三孔为第Ⅰ类；三孟、刘公岛纪念地、大汶口遗址、临淄齐国故城、灵岩寺和曲阜鲁国故城为第Ⅱ类；齐长城遗址、城子崖遗址、景阳岗遗址、牟氏庄园和四门塔为第Ⅲ类；田齐王陵、嘉祥武氏墓群石刻、聊城山陕会馆、光岳楼和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为第Ⅳ类；魏氏庄园和丁氏故宅为第Ⅴ类。
1980年，央视推出《新闻与观察》栏目，第一次把“电视新闻评论”作为节目形态亮相，但“三起三落”的命运注定它只是中国电视新闻评论史上的过客。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问世，这个在《东方时空》羽翼下孕育的新生儿，从一出生便显示出它的特殊地位，“《焦点访谈》的开播标志着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以它为标志，中国电视评论类节目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春天。”①
《焦点访谈》开播之后，连连创造收视神话，有数据显示1998年它的年平均收视率在27.48%左右，这意味着“《焦点访谈》成了近1/3中国电视观众每天晚饭后的一项生活内容。”②焦点访谈的成功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节目姿态的放低以及说话方式的转变，从“非我”向“我”靠拢。
这里的“我”与“非我”指的是在不违背新闻真实客观原则下，新闻性节目中传播者进入节目程度的深浅。“我”可以理解为传播者深入或者完全进入节目，以真实的“我”的姿态去理解新闻，传播价值。“非我”则体现为传播者与节目的绝缘，冷眼旁观。中国新闻评论30年，从《焦点访谈》开始，每一次新的评论话语的出现，多多少少有点“非我”向“我”嬗变的意味。
一、《焦点访谈》：用事实说话，刺破“假大空”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提出“自己走路”的诉求，但在具体操作上仍抹不掉浓厚的报纸印记。电视新闻脱不了“新华体”的束缚，评论走不出“画面+文字，以文字为主”的泥沼。直到1994年4月，《焦点访谈》横空出世。
首先是姿态，“真诚面对观众”。这是《焦点访谈》从《东方时空》处延续而来的品质。“真诚面对”不同于之前的“高高在上”式的俯视，这里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是平等、亲近的，节目“像说话一样地说话，要给信息传播带上强烈的个性色彩”，“传播者应该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他的思想、智慧、才情和价值观会通过哪怕是纯粹的、对事件的叙述传达出去。”③这里，传播的主体性得到彰显，“我”的意识觉醒。
其次是话语形式，“用事实说话”，述评结合。这是《焦点访谈》的口号，一直沿用至今。“用事实”是方法，“说话”是目的。《焦点访谈》重点在舆论监督，批评报道，它以“事实”做依据，要求传播者充分调动“我”的主观能动性，深入采访、调查，以证据说话。某种意义上说，用事实说话也是用过程说话，用最直观的画面语言展示事实。比如，《焦点访谈》的《罚要依法》报道的是山西309国道乱收费的现象。记者的摄像机拍摄下了整个过程：交警认定超载开罚款单记者试图减少数额交警再撕一张罚单记者无奈。而类似的镜头和手法是《焦点访谈》惯用的。《焦点访谈》的事实是“看得见的流动的过程”④，给当事人双方平等的对话空间，给公众展示公正的、完整的事实。
第三是叙事结构，故事式叙事。“用事实说话”是《焦点访谈》的话语形式，同样是它结构文本的依托。节目制作者对一个个鲜活的事实进行包装，加入悬念和冲突，用“故事化”的手法进行文本创作。《焦点访谈》的叙事结构一般是：“百姓利益受损——记者采访调查——上级领导惩罚非法者——百姓利益得到补偿”，事件本身就是故事；出镜人物一般是“地方官僚/非法者，老百姓/受害者，上级主管领导/拯救者”，多元人物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构成故事的看点。用故事化结构文本，加入戏剧性因素，比传统式的“提出论点——摆出论据——论证”更富说服力，也更有看点。
《焦点访谈》在摆出事实求证观点的同时，通常会在节目头尾加一段主持人的述评，或者在节目中间加入记者的现场述评，这种“述评结合”的评论样式集纪实性、说理性和思辨性为一体，是延续至今的经典模式，即“提要+引导式主持+主体事实+评论式主持”。
二、《新闻1+1》：引入人际传播，多元声音交流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泛滥愈演愈烈，“相对于过剩的信息，唯一稀缺的是资源，是人们的注意力。”⑤如何获取注意力？在这个新闻报道漫天飞的时代，要的是独家视角和观点。《焦点访谈》选择“用事实说话”，重事实轻言论的模式显然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央视开始了自己的言论节目探索，在经过《央视论坛》和《新闻会客厅》论坛模式的探索之后，2008年3月24日，《新闻1+1》上线，这是一次“事实”和“论坛”二合一模式的实验。
公路绿化情况实地调查于2011年10月上旬在苏南地区实地抽样调查，用皮尺测量各级公路两侧乔木带的宽度以及乔木冠幅、株距和行距、树高和胸径等基础数据，并计算各级公路的乔木密度。文献资料查阅查阅文献，收集江苏省各行政区的气候、土壤和植被地带性分布及乔木生产力等数据。乔木绿化面积计算根据公路绿化乔木的栽植特点，由单株乔木的冠幅乘以乔木密度来计算各级公路的单位里程乔木绿化面积。公路绿化综合效益［9］8－9包括:①直接经济效益:公路绿化乔木的木材价值;②生态经济效益:包括涵养水源、保育土壤、维持生物多样性、固碳释氧(包括固定二氧化碳和释放氧气)以及净化空气(包括提供负离子、吸收污染物、滞尘和降低噪音);③社会经济效益:包括减少交通设施投入和景观美学价值。依据目前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的2种主要方法计算生态经济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中的景观美学价值。直接经济效益计算利用市场价值法［14］计算公路绿化的直接经济效益。每年由乔木蓄积量增长而产生的木材价值的计算公式为U木材=A×P×E×NPP地上/D。式中，U木材为年木材价值(元•a－1);A为乔木绿化面积(hm2);P为平均木材价格，其值为700元•m－3;E为出材率，其值为75%［2］;NPP地上为乔木地上部的净生产力(t•hm－2•a－1);D为木材密度，即木材干质量与鲜材积的比值，其值为0．47t•m－3［15］。根据江苏各地气候带［16］确定NPP地上值，其中，暖温带地区［17］(徐州、宿迁和连云港)的NPP地上值为6．2t•hm－2•a－1，北亚热带地区［17］(其他各市)的NPP地上值为6．5t•hm－2•a－1。生态经济效益计算利用当量法［6］评估江苏省公路绿化在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及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生态经济效益价值;利用LY/T1721—2008评估法［7］计算江苏省公路绿化在固碳释氧和净化空气方面的生态经济效益价值。涵养水源价值计算通过专家问卷调查得到的涵养水源(水文调节)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为4．09［6］，那么，其价值的计算公式为U涵水=A×4．09×54×E汇率。式中，U涵水为公路绿化年涵养水源的价值(元•a－1);A为乔木绿化面积(hm2);E汇率为当年汇率。保育土壤价值计算保育土壤(保持土壤)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为4．02［6］，那么，其价值的计算公式为U保土=A×4．02×54×E汇率。式中，U保土为公路绿化年保育土壤的价值(元•a－1);A为乔木绿化面积(hm2);E汇率为当年汇率。维持生物多样性价值计算维持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为4．51［6］，那么，其价值的计算公式为U多样性=A×4．51×54×E汇率。式中，U多样性为公路绿化年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元•a－1);A为乔木绿化面积(hm2);E汇率为当年汇率。固碳释氧价值计算固碳价值的计算公式为U碳=A×C碳×(1．63R碳×B年+F土壤碳)。式中，U碳为公路绿化年固碳价值(元•a－1);A为乔木绿化面积(hm2);C碳为固碳价格，其值为1200元•t－1;R碳为CO2中碳的含量，其值为27．27%［8］;B年为林分净生产力(t•hm－2•a－1);F土壤碳为单位面积林分土壤年固碳量，其值为1．48t•hm－2•a－1［18］。根据江苏各地气候带［16］确定B年的值，其中，暖温带地区［17］(徐州、宿迁和连云港)B年值为6．4t•hm－2•a－1，北亚热带地区［17］(其他各市)B年值为8．9t•hm－2•a－1。释氧价值计算公式为U氧=1．19×C氧×A×B年。式中，U氧为公路绿化年释氧价值(元•a－1);C氧为氧气价格，其值为1000元•t－1;A为乔木绿化面积(hm2);B年为林分净生产力(t•hm－2•a－1)，其值同上。净化空气价值计算根据相关研究，当空气中负离子浓度在700cm－3以上时，人体感觉舒适;在1000cm－3以上时，有利于人体健康;在8000cm－3以上时，可以起到治病作用［19］。而道路绿地的空气负离子浓度通常在600cm－3以下［20－21］，因此，公路绿化提供负离子的价值可忽略不计。吸收污染物价值的计算公式为:U吸=K二氧化硫×Q二氧化硫×A+K氮氧化物×Q氮氧化物×A+K氟化物×Q氟化物×A。式中，U吸为公路绿化年吸收污染物价值(元•a－1);K二氧化硫、K氮氧化物和K氟化物分别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氟化物的治理费用，其值分别为1．20、0．69和0．63元•kg－1［7］;Q二氧化硫、Q氮氧化物和Q氟化物分别为单位面积林分年吸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氟化物的量，其值分别为88．65、6．00和4．65kg•hm－2•a－1［2］;A为乔木绿化面积(hm2)。滞尘价值计算公式为U滞=K滞×Q滞×A。式中，U滞为公路绿化年滞尘价值(元•a－1);K滞为降尘清洁费用，其值为0．15元•kg－1［7］;Q滞为单位面积林分年滞尘量，其值为10110．33kg•hm－2•a－1［2］;A为乔木绿化面积(hm2)。降噪价值计算公式为U降噪=K噪音×A噪音。式中，U降噪为公路绿化年降噪价值(元•a－1);K噪音为降噪费用，其值为13333元•km－1•a－1［7］;A噪音为森林面积折合为隔音墙的公里数(km•hm－2)，因30m宽的林带与4m高隔音墙的隔音效果近似［22］，故可由乔木绿化面积A换算得到A噪音。社会经济效益计算社会经济效益是指公路绿化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活动提供的服务，主要体现在交通服务方面。其效益包括减少交通设施投入和景观美学价值，其中减少交通设施投入的价值依据替代市场价值法［14］计算，景观美学价值采用当量法［6］计算。1减少交通设施投入的计算道路的中央绿化带可以代替防眩板的作用，减少交通设施的投入，其价值以节省道路中央防眩板建设的费用来计算。计算公式为U减投=S绿化×K防眩板。式中，U减投为公路绿化年减投价值(元•a－1);S绿化为有中央绿化带公路的里程数(km);K防眩板为防眩板造价(元•km－1•a－1)。景观美学价值计算森林提供景观美学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为2．08［6］，那么，其价值的计算公式为U美学=A×2．08×54×E汇率。式中，U美学为公路绿化年景观美学的价值(元•a－1);A为乔木绿化面积(hm2);E汇率为当年汇率。公路绿化综合效益计算将上述各项效益计算值相加，得到当年江苏省公路绿化的综合效益。投资收益率计算投资收益率为投资净收益与投入成本的比率，以百分数计。
结果和分析
关键词 运动员 文化教育 测评
运动员文化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体校师资缺乏，对文化课难以重视；学训矛盾突出，“有文凭无文化”现象严重，教学质量差；体校培养目标单一，非尖子运动员前途堪忧。国家体育总局相关文件对运动员文化教育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作出了指导性意见，即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走适合我国国情、适合竞技体育发展的体教结合的新路子[1]。
一、研究现状
首先是运动员文化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这类研究着眼于运动员文化教育的宏观层面，力求从全局角度解决问题或者以某一省市为重点介绍文化教育经验。提出正确解决举国体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合理调整从事竞技体育的利益格局；深入落实《义务教育法》，严厉对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2]；文化教育工作评估作为运动管理机构和教练员绩效考评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社会办学，走运动员文化教育社会化之路；吸取国外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的先进经验，借鉴国外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机制，譬如澳大利亚的“优秀运动员运动、职业发展和教育计划”等。
其次是关于运动员文化教育某一环节的研究。针对某一环节，提出可行之策。提出实施“学分制”的弹性教学计划；实施“长学制”，妥善安排文化学习进程和学习年限；利用地区普通教育优势，填补运动员文化教育资源空缺；运动员自身应转变观念，正确对待文化教育；完善竞技体育系，为运动员文化教育提供组织保障；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奖学助学计划等等。
最后是关于构建运动员文化教育体系的研究。构建运动员文化教育体系，是一个庞大而重要的工程，是体育工作者艰巨而光荣的使命。
二、运动员文化教育方法和测评
（一）教学方法
由于学科和教材内容的多样性，教学对象的差异性，决定了教学方法的复杂性。按学生获得知识的来源将所有的方法分为直观的方法（演示、图示、参观）、语言的方法（讲授、谈话、阅读书籍）、实践的方法（练习、创造性作业、实习作业等）[3]。
运动员文化教学与普教系统相比，流动性、实践性强，单纯依赖课堂教学效果甚微，鉴于此，运动员文化教育教学方法应充分利用运动员自身优势，在比赛地、训练地开展拓展训练和实践学习。换言之，运动员文化教育教学方法应以实践的方法为主，辅以其他的教学方法。运动员知识主要来源于实地考察作业、参观和教师共同构建的网络课程，并尽可能地进行练习和书籍阅读。
（二）教学组织形式
普教系统主要采用班级授课制，这有利于发挥教师优势，提高工作效率和教学质量。但是，班级授课制存在局限，要求教材和教学进度统一，不利于因材施教；教学场所局限于课堂，容易产生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学生难以到实践中灵活运用知识。显然，单纯的班级授课制不能满足运动员文化教育教学需求，运动员文化教育教学不具备实施班级授课制的充分必要条件。
运动员文化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应该以个别教学为主，参观、考察等课外教学为辅，适当“采用‘自学’考试的办法或在外借读（在国家队或在某一地训练基地时间较长可认其学分）或利用电化教育（多媒体）、网上教育、远程教育等方式”[4]。
（三）运动员文化教育教学测评分析
运动员文化教育教学评价，应服务于提高运动员综合素质、实现竞技体育长远发展和运动员就业的总目标。并在此目标指引下，细化目标，确定各级各项指标和权重，设计评价标准。运动员文化教育教学评价，应采用多种学习评价方法的结合，实现诊断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实现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绝对性评价和相对性评价相结合[5]。从运动员文化教育教学特殊性出发，过程性、定性和相对性评价较适合作为教学测评的主要方法。
三、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1.运动员文化教育教学特殊性，即流动性和实践性，是研究运动员文化教育教学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这符合关于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辨证关系原理。
2.基于流动性和实践性考虑，运动员文化教育教学方法适宜采用实践的方法，譬如参观、考察等，教学组织形式将是以个别教学为主。方法差异，源于独特性，独特性，使运动员文化教育教学富有特色，异于普通教育。
3.多种评价方法在运动员文化教育教学中的综合运用，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大有裨益，恕不赘言。
（二）建议
建议构建运动员文化教育教学全国一体化的统一管理和流动组织模式，为提高教学质量服务，为提高运动员综合素质服务。统一管理主要指宏观层面的教学行政管理一体化，流动组织主要指微观教学操作的区域配置。运动员文化教育研究仍将是一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对运动员文化教育特殊性的深化研究，对文化教育教学微观操作化的进一步研究，对整体文化教育管理模式的研究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刘鹏.在国家体育总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EB/OL].
[2] 李杰凯.我国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现实问题及改革的建议[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2（3）.
装饰绘画常常被看成是设计艺术中的主要表现手法，而传统绘画中则多采用真实感觉和实际感受获得形式的表达。实际上，在具体的绘画创作过程中，对形式的感知是与其他艺术创造过程具有内在的相同性和关联性，采用装饰意味进行绘画的语言表现亦是现代绘画创作中经常采用的方式和方法，尤其在近代的西方，装饰绘画给现代主义艺术的产生曾带来了一次表现形式的大幅度提升，平面性的绘画对传统语言的扩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给我们在教学中运用平面形式语言的基本训练来进行装饰绘画教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
纵观西方绘画历史的发展，从塞尚开始，将物体的存在状态及空间因素给予了平面化的认识；凡·高具有个人符号的笔触不但是激情的表现，也是将事物改变空间关系的认知结果；高更以非常主观化、象征性的平面油画风格，成为西方学习东方的艺术典范。此外，在蒙特里安、莫里迪阿尼、毕加索、马蒂斯等人的作品中，绘画的平面语言形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米罗、克利等艺术家以极端化的平面手法：色块、线、点的构成组合为纯粹的装饰性语言，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觉冲击，这些不但表明了艺术家对作品形式的着意探索，也是他们对作品内涵意义的扩展——试图在绘画作品中注入更多的思想观念和主观能动的创造意义。在中国传统美学中，也提倡“立象以尽意”的观点，这说明了形式传达意味的关系。美学家王弼也曾说过“得意而忘象”，所谓“记忆象者，乃得意者也”。“象”可以是具体的、切近显露的，而“意”则是更深远的、隐幽的。艺术形式是否具有广泛的感染力，并不在于艺术形式的本身，而要看它所包含的意味是否有感知的内涵。绘画中点、线、面、色彩等的排列与组合，如果能与人的深层心理美感结构相通融，与人的美感经验相吻合，就可以产生形式上的意味，使人获得新的美的感觉。东方是平面性形式语言的发源地，中国传统的装饰艺术语言朴素、单纯，从古代的象形文字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形式意味：它们既反映了客观物象的真实，又通过笔画形式把自然的具体事物高度概括，形成了一种线的艺术表现。在原始彩陶艺术中，出现了几何纹、曲线纹、水波纹、网纹、葫芦纹、涡纹、花瓣纹和蛙纹，这些纹样是一种将形象适应于感官的再创造，符合实践感受而又对它们进行了形式意味的概括，再如太极图形以一根相反互动的“S”线，将整圆分为阴、阳互缺又互补的两个相对的空间，一虚一实，相生相合，由此发展出来的许多以互相对应对照的装饰艺术形式，如双鸟、双鱼、双蝶、双龙等，都反映了装饰纹样自然又自由的生动意义。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09-0109-02
一、对“文化派”与翻译归结论的争论的评价
在翻译学研究中,常看见“文化派”与翻译归结论的争论。究其根本,实际上是翻译学研究在学科属性、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等方面的分歧的体现。我们可以逐条予以对比:
(一)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
支持“文化派”的学者认为,“霍尔姆斯(James Homles)于 1972年提出的翻译学构建图基本上可以说是翻译学努力的方向,而被归结论归结的“翻译过程 ”也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例如,陈学斌[1]认为我们国内对 “翻译学 ”的性质和研究范围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第一,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科学,是一门介于语言学、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综合学科[2];第二,翻译学是一门交叉学科。翻译学的研究当然不能脱离翻译活动,但它不是就翻译谈翻译,就译法谈译法,就事论事……,要将翻译过程中主体间的交往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语言活动规律性的表现提炼成为思维方法体系,成为反思翻译活动中人际交往问题的一种思维导向。[3]从以上观点不难看出,“文化派”视角下的翻译学研究是一种基于语言学并交叉了多门学科的边缘学科,翻译学研究不仅是对翻译实践活动的研究,更是对翻译实践活动中的语言规律与其他社会学规律的综合研究。
不难看出,“文化派”的观点中的关键是认为翻译是一门交叉学科,这就为翻译学的文化转向提供了理论的支持。这种转向有两方面的特性:
第一,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了译作,从作者转向了译者,从原语文化转向了译语文化;
第二,翻译实践的本质从“语言转换”转向到“文化转换”。这种转向扩大了翻译实践的内涵和翻译学研究对象的范围,提供了翻译学研究的新视点。
那么这种转向是否一定是一种对翻译学研究的积极发展呢?主张翻译归结论的学者则认为,翻译研究无论从文化着手还是从语言着手都只是切入点不同。从语言的转换切入并不排除文化因素,这种研究应该是蕴含了一切文化因素的语言转换规律;从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切入也不应该忽视或排除语言的转换规律。所以在翻译归结论者看来,这种转向不是一种批判的发展,而是对传统译论的颠覆与否定。赵彦春认为:“他们对传统翻译研究的态度不是批判继承,去粗取精,而是颠覆、瓦解、抛弃。文化派认识到翻译在文学中所起的作用,把翻译看作促进变革的一种主要的塑造力量 (shaping forces),这种力量是译者通过摆布原文而摆布社会的力量,不是或不完全是原作的固有价值所产生的力量。在文化派看来,传统的语言层面“忠实”、“对等”之类的研究正是消极、负面的,而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与翻译的互动研究才是积极、正面的。勒斐维尔(Lefevere,1998: 12)认为传统的规范方法长期以来阻碍了我们对于翻译的认识。芭斯奈特(Bass2nett,1998 : 124)则认为这类研究已经过时。”[4]
翻译归结论者的这种认识认为,传统的普通翻译学对翻译的本体研究是翻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而翻译学的学科属性也是由这个核心内容决定的,翻译学可以被认为是跨学科的,但是相互交叉的学科之间必须坚持普通翻译学研究的本体地位,文化学的研究是蕴涵其中的,而不是并行的甚至是主导的。
(二)研究目的上的分歧
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派以描写性论断为研究目的,不对“翻译过程”作“规定”,而是贯彻“最低纲领”,或曰“前期工作”的纲领――对现象进行描述。
霍尔姆斯(Holmes, 1972)认为“翻译学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描写从我们的经验世界里表现出来的有关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一些普遍的原理,以描写和预测上述现象。”[4]基于这个标准,翻译归结论者认为,在文化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行为,其出发点是对的,但文化派没有做到客观、全面地描述,描写上的失实与矛盾必然影响霍尔姆斯确立的第二目标的实现,其结果他们没找到,更没确立普遍的原理,因此也就不能描写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
看得出来,文化派和翻译归结论在研究的目标上有很大的差异,文化派以描写翻译实践中的现象和影响这些现象的外部条件为目标,翻译归结论却把描写当作目标之一,更重要的是确立具有解释性的原理来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二、对翻译学研究属性的理解
前一小节总结了文化派与翻译归结论争论的主要内容,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种争论呢?首先我们看看翻译归结论者给翻译实践活动下的定义:“翻译不是静态的代码转换,而是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以意图为归宿,尽量使译文向原文趋同的动态行为。”[5]既然是这样的话,翻译学研究的属性可以被认为是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其的本体是语言内部意义的趋同而不是本末倒置地把外部的因素看作翻译学研究的对象,最后认定翻译学研究的属性是以译文和译者为中心,以赞助者、译者、评论者和文化因素为决定因素、以操控和改写为翻译主要手段的一种研究。
“文化派”对翻译学研究的属性的理解主要有两方面特点:第一,翻译学研究的范围应该扩大;第二,否定传统译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忠实”与“对等”。不难看出“文化派”的理论优点在于极大地开拓了翻译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但是,“文化派”此认识的关键在于完全否定传统译学的概念,这样就会把边缘的、非决定性的和辅助的因素上升成为本体的、决定性的和骨干的因素,对翻译学研究的属性认识就出现了偏差。
三、“文化派”对翻译归结论理解的几个误区
那么我们继续分析一下“文化派”对翻译归结论理解的误区,从而来找到两派争论的原因。以陈学斌文为例:“归结论的几个误区:1.“文化派”的研究不属翻译学范畴……2.“文化派”属规定研究……3.“文化派”摒弃规范。归结论认为,‘文化派’的翻译观摈弃一切制约翻译行为的规范,‘随便怎样搞都行’。这也是对‘文化派’的一种误解……4.其他误解除此之外,归结论还在其他一些细枝末节上存在一些误区。文化派所指的‘翻译’并非全称概念,它的研究对象只局限在文学翻译领域……”[1]
我们来逐条分析“文化派”对翻译归结论的质疑。“文化派”认为,翻译归结论强调理清翻译学研究的本体问题,建立统一的核心范畴,分清翻译研究的对象的主次、目的的先后等问题。翻译归结论反对无论一切因素,根据非区别性特征进行对翻译学研究的过度切分,这种说法并没有也不可能将翻译学研究的本体范畴对立于其他范畴,否定两者的蕴涵关系,所以说翻译归结论认为“文化派”的研究不属于翻译学范畴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在笔者看来,“文化派”从各种社会因素例如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等方面论述文化对翻译活动和翻译学研究的制约关系,认为翻译从选材到发挥作用都受到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诗学、审美取向和译者、读者、评论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我们先人生活的世界里,文化的塑造力量在起着作用。“文化派”的这一判定只是简单的经验归纳,并不形成学科研究的范畴限定或者说范式。因为这些因素不能在一定的科学规律下按照相对稳定的相互关系而作用于翻译研究与翻译活动,所以构不成一个明确的概念范畴。可以看出,翻译归结论认为“文化派”的根本问题在于对经验的归纳无法形成科学的范畴体系,这种批评与认定“文化派”是规定研究还是描写研究无关,何况翻译归结论的学者还认为“文化派”“没有做到客观的描述”[4],不能从描写目的上升到解释目的。所以翻译归结论实际认为“文化派”是描写性的研究。翻译归结论对“文化派”的质疑和批评主要是对翻译学研究本体范畴的认识与对翻译实践活动本质的认识,并没有对“文化派”的研究的手段和方法质疑。我们来看翻译归结论的观点:“语言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张力是一切翻译的基本问题,也应是普通翻译学或翻译本体论的研究重点。相应的方法就是归结主义方法。”[5] 这段话讲明了文学翻译与翻译学研究本体的关系,也说明了不对翻译分类进行过度切分的依据,其实这并非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对翻译学研究定性的关键问题。
四、结 论
可以看出从对语言和语言使用本质的认识来看,翻译学研究的本质应当是对翻译学本体范畴的把握,使用科学统一的范畴来指导翻译实践,片面地夸大文化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力既在理论上不能符合翻译学研究的本质属性,也在翻译实践中无法正确指导译文和译员的实践。当然,我们应该肯定“文化派”对翻译学研究其他范畴扩展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也应该认识到外部条件对翻译学研究的积极意义,但不能本末倒置而失去了翻译学研究本身作为一个科学门类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学斌.为“文化派”一辩――试论翻译学归结论的几个误区[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3).
[2] 韩子满.也谈翻译学[J].上海科技翻译,1998 (2).
根据丁法章先生在2002年出版的《新闻评论教程》中给出的定义，新闻评论，是媒体编辑部或作者对最新发生的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和有普遍意义的紧迫问题发议论、讲道理，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和引导性的一种新闻文体，是现代新闻传播工具经常采用的社论、评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专栏评论、述评等的总称，属于论说文的范畴。①而新闻评论的主要特点就是：鲜明的政治性、强烈的新闻性、广泛的群众性和严格的科学性。②
关于娱乐化的问题，近几年来学者的表述并不统一，笔者以为，所谓新闻评论的娱乐化，是指对新闻进行评论的时候，忽视理性思辨，过于夸大新闻中软性的部分，过于讲求趣味性、刺激性，甚至通过文字游戏的方式来获得受众眼球。
虽然说，新闻评论不应该排斥多元化的表达，特别是轻松、自然、诙谐的表述方式更加容易为观众所接受。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新闻评论是以理性思考社会问题为生命的，对于新闻评论边缘性、变异性的探索或尝试，不能突破这一点。新闻评论从业者（主要是指作者与编辑）倘若利用市民文化批评能力较弱，利用当下浮躁的社会文化心态，以“贴近民众”为借口而哗众取宠，将娱乐化“化”得越来越离谱，置刚刚重新起步的新闻评论发展方向于不顾，则是缺乏社会责任感之举。
新闻评论因何难以拒绝“娱乐化”
凡是写过或者做过评论的人，都会感慨做评论之“难”：既要最大程度发挥评论以思考、分析、批评等方式，通过思想“干预”社会的功能，又要考虑到转型时期复杂敏感的社会环境，还要琢磨受众是否乐于阅读，是否能够接受。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一些媒体无法做到每天都有新观点、新视角，为了避免可能引发的诸多麻烦，便主动地逃避监督批评，开始以趣味性、刺激性作为取向，并在撰写形式上强调“五花八门”，越来越多地开始走“文学创作”的道路，也就不是十分难以理解了。此为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由于转型社会必然存在的现实问题，不正常、不公平甚至令人愤恨的事情的确很多，于是，一些文章空以一腔道德义愤，夸张地放纵嘲讽。没有观察、没有思考、没有分析、没有追问，只有简单的言语霸道。这似乎很“解气”，也在短时间里能够与读者形成很好的情绪情感的共鸣，却因为没有思辨而弥漫着浮躁的情绪，造成了评论娱乐化取向的扭曲。比如，在今年争论较多的打破水、电等行业垄断的问题上，业内人士提出“行业内也有差异、要区别对待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问题”的说法，这原本没有错，但说这话的官员却被套上了个人道德有问题的大帽子，甚至有的评论文章对其做出了人格上的污辱，迎合了一些读者的不满情绪，但就实质而言，却是在毫无建设性的基础上，放大了社会对立情绪。
原因之三，新闻评论理论支撑的缺乏。坦率地讲，新闻评论的娱乐化倾向，作为一种相对性的理念和操作方式，是客观存在的，在某些时候，也有一定的探索空间，稍有尝试、谨慎探索未尝不可。但坚守的底线在哪里？“化”的最低限度在哪里？怎样的探索才不会背离评论的本质？在这些问题上，都缺乏业务理论研究的成果作为支撑。
原因之四，新闻评论的娱乐化有强烈的社会背景，因为当前我们整个社会都在泛起一股强劲的娱乐化倾向。反映到媒体上，文娱娱乐化、体育娱乐化、社会新闻娱乐化、国际新闻娱乐化，甚至时政新闻也有了这种倾向。这些表象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闻评论的操作思维。
新闻评论娱乐化倾向的社会对策
1、 首先需要明确地认识到这股“娱乐化”潮流发展的终极方向
对于这个社会的娱乐化倾向，很多人的态度是悲观的，认为这股势头将“不可逆转”，笔者倒不这样认为。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受众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总是以庸俗化、肤浅化来迎合受众，最终也会被受众所唾弃，这是必然的走向。
很多人以为，今天的读者不喜欢严肃的东西，看不进去理性的思考，这是严重的偏见。以《华商报》的“华商时评”栏目为例，自从开办以来，不少人曾提出疑问，“没有视觉冲击的大图片，“没有醒目的大标题，干巴巴的全是紧凑的文字，你们再不迎合读者情绪，经常跳出来‘骂一骂’，会有读者吗？”尽管没有固定的版位安排、没有固定的版面大小，版面忽大忽小，忽前忽后，但操作一段时间以后，报社的各项数据调查表明，阅读率、精度率都“出人意料”地高，读者的反馈、来电来稿来信也很多。这让很多人意外，却也表明读者并非都是爱看娱乐化的东西，随着思辨能力的提高，他们具有强烈的“消费观点”的需求。整天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搞一些不痛不痒的小议论，读者是会厌倦、逆反的。这也是这股来势凶猛的“评论娱乐化”之风最终必将归于沉寂的群众基础――用葛优的台词来说，“要相信群众”。
2、必须从观念上无条件地坚持四大基本规律
近来的新闻评论有一些非常错误的倾向：对于没有明确的新闻作义正言辞的批评，当新闻明确了之后却又沉默不语；评论文章常常建构在“假想观点”的批驳之上，以某个网民某句及其特例的话为靶子；只要有人爱听，不讲逻辑起点、推理方式……这些都是损害新闻评论生命的行为。
新闻评论从本质上说是新闻传播的一种，所以必须无条件坚持新闻的传播规律：真实性、准确性、权威性、可信性。在泛滥的新闻娱乐化大潮中，无论哪一种类型的新闻方式，哪一种类型的娱乐化取向，最低限度都不能忽视这四大基本规律。
3、加强新闻评论理论的实务研究
对于新闻评论的理论问题，学院派研究过多地注重评论的结构、写作的方式等表象化的东西，常常缺乏对现实操作的个案研究。廓清必要的概念界限，为评论的整体操作设置好“沦落”的底线，这是新闻理论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义务。
从一名新闻评论实际操作者的角度来看，笔者以为下面这些议题似乎需要做出明确的理论回答：新闻评论的娱乐化倾向有哪些分类？哪些是可以做的探讨、哪些是绝对的误区？最近兴起的电视读报对于报纸的评论文章有哪些引导与误导？电视评论与报纸评论无法做到的同质化有哪些？时事评论与杂文的相通之处与最大界限又在哪里？等等问题都有待理论界作出更加明确的应答。
4、传媒工作者需要做好自律
面对新闻娱乐化与评论娱乐化，在新闻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和法律对其作出规范之前，作为新闻把关人的新闻从业者，需要先给自己的价值取向“把好关”，对自己这艘航船找好准确的方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以娱乐的笔法游走时，不能忘记道义的重担。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241-02
起源于宋元时期，到清代已繁荣发展的苏州评弹，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声音。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弹词的合称，它用苏州方言演唱，产生并流传于苏州及江浙沪一带，极具地方特色与民族特点，因其语言通俗，俗中见雅而广为流传。作为苏州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苏州评弹与苏州乃至苏南地区历史、文化、经济、生产、生活、民情、习俗等文化生态和地域人文因素的影响密切相关，它在上世纪中期前后经历过发展期和繁荣期，如今正面临着传承和发展的尴尬和困境。再加上如今纯正的“吴侬软语”只保留在苏州评弹之中，如何保护、传承与发展苏州评弹，使它能够发挥出更大的光彩这也是评弹艺术文化遗产保护的客观需要，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珍藏和保护这一珍贵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评弹的困境及其表现
随着经济的繁荣，社会文明的进步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电视、电影以及网络等各种新兴电子媒介的产生，由此带来的新兴文化休闲活动方式，使得受众的文化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导致评弹听众日渐减少，书场大批关闭，萎缩速度很是惊人。评弹表现出脱离时代，脱离群众的倾向，并在片面追求短期效应的恶性循环中陷入困境。具体表现在：
（一）书场萎缩。最高峰时曾遍布上海城乡各角落、总数可达五六百家的评弹书场，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后，现仅存“雅庐”一家还在艰难维持；江浙沪三地大小书场加起来仅有172家，苏州城里也只有10多家书场。书场萎缩的直接原因是听众规模小，并且听众以老年人居多、游客居多，评弹缺少年轻的听众是书场经营困难与萎缩的最主要原因。
（二）书目老化。苏州评弹的书目，历史上流传下来很多资料，但题材基本上是传统内容。因此，书场表演的曲目仍然是过去的曲目，即使有些改编的书目也没有脱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故事情节老一套，评弹艺术没有顺应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和现代人的生活出现了“代沟”，产生了很大的差距，并且与现代人的审美观也存在较大差异。
（三）演员队伍出现断层。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评弹界不少知名演员纷纷改行转向，从此就不再登台，评弹演员中坚人物严重缺乏，新演员由于自身业务素质等原因一时又无法衔接，是评弹演员队伍出现明显断层。不少评弹团体日渐萎缩，甚至停止活动。
（四）评弹团体管理体制僵化。一般的剧团都各自配备了一套行政班子，增加了评弹团的负担。在考核方面，只要演出一定数量场次，演员的工资奖金就可以保证，这些做法对演员演出的积极性有负面影响。
二、评弹处于困境的外部原因分析
评弹作为曲艺文化的杰出代表，曾经有过大繁荣时期。如今由于内外部原因，评弹的发展日趋艰难。评弹发展除内部曲目、演员队伍及管理体制等要素外，外部环境也有重要影响。
（一）财政支持不足，体制保障欠缺
无论是评弹学校的新建，还是市民听书看戏政府参与埋单的信息常常被报道，如无锡的“文化惠民年”公益评弹演出活动等。政府为扶持这种民间艺术、满足市民基本文化需求，通过政府购买等形式对评弹事业的发展给予一定的投入。但这些投入对评弹面临的困境来说，可谓杯水车薪。同时这种投入也没有一定的体制保障。没有足够经费投入，评弹事业的发展必然失去了基本保障。
（二）新兴娱乐方式的出现导致大量观众的流失。
互联网的普及、新兴文化休闲活动的兴起以及各种新型电子媒介的产生，观众获取信息以及娱乐的途径非常多，从而导致听众大量流失，特别是评弹对于青少年来说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致使在听众年龄层面出现了断层，导致书场严重萎缩。另外，社会价值观多元化也是观众流失重要原因。
（三）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稀释了本地人口
苏州实有人口已达1300万，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已超过本地户籍人口，达到了700万。苏州已成为仅次于深圳的全国第二大移民城市，再加上许多新苏州人的存在，稀释了真正的老苏州人，而评弹是极具有地方语言特色的一种曲艺文化，许许多多人外地人听不懂苏州本地方言，由于存在着语言“障碍”，外地观众自然也就很难欣赏评弹这一被称为“中国最美声音”的区域文化艺术。
（四）应试教育使学生缺少了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机会
应试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一种模式。传统文化氛围下的应试教育，把分数作为唯一标准，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升学考试不考的就不学，或少学；双休日的孩子不是学英语就是学数学，根本没有多余时间去关注课本以外的或考试以外的“闲暇书”，遑论评弹欣赏。
（五）对评弹艺术的学术研究未全面展开
对作为苏南重要的区域文化艺术之一苏州评弹的学术研究，由于很多研究者听不懂苏州方言，受到地域文化的语言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评弹研究领域和范畴的拓展。
评弹在传播和传承中，面临着挑战和尴尬，要冲出重围，固然少不了演员的的因素，他们需要有创新意识，无论是曲目的修改还是演唱方式的现代气息，都少不了演员与剧团的努力；也有受众的因素，可以通过评弹艺术进校园活动，邀请评弹艺术家现场教习学生演唱评弹，编写适合学生喜欢的曲目，或者评弹出现在学生课本上，介绍评弹的历史及其艺术特点，努力使得年轻人从了解评弹做起，以更好地使评弹这一传统文化得以源远流长，同时，继续努力办好书场，因为中老年是传统文化的主要受众者；但最为需要的是政府的作用，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就能够使评弹得到发展，看到了希望，政府在评弹文化的传承中到底需要扮演怎样的角色？需要完成哪些工作？下面我们就从政府的角度探讨一下其作用。
三、政府在评弹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一）转变观念
作为服务型的政府应该具有与时俱进的理念，锐气和品质，要“换脑筋”,抛弃传统的惯性思维,在思想观念上加快转型。评弹的传承与发展，要上升到文化事业的高度去认识，而不是仅仅作为解决部分人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书场的生存发展，虽然少不了社会力量支持，更需要政府部门大力支持。
（二）投入的制度保证
制度，也称规章制度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为了维护正常的工作、劳动、学习、生活的秩序，保证国家各项政策的顺利执行和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依照法律、法令、政策而制订的具有法规性或指导性与约束力的文件，是各种行政法规、章程、制度、公约的总称。评弹的传承与发展需要有制度的保证，主要是保障制度及其他相关的配套制度。这样可以保障评弹的传承有规范性、激励性和约束性。
（三）政府引导
评弹从民间走来，也要走回民间。它可以娱乐市井小民，也可以在其他娱乐场所向观众展现吴侬软语和江南雅韵。面对目前评弹发展的瓶颈，政府应引导评弹事业发展的市场导向，在政府、社会和评弹界人士共同努力下，相信评弹的传承和发展会有一个新局面。
（四）对青少年听众的培养
青少年朝气蓬勃他们是未来的希望，评弹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必须要重视对青少年听众的培养。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在大、中小学中设置相关的评弹课程，引导、学生们走进评弹艺术的殿堂；同时也可以利用大、中小学素质教育与艺术教育基地的优势，邀请著名的评弹团体及艺术家走进校园为广大青少年学子展示评弹艺术的独特魅力，进而吸引、培养更多的青少年听众。
苏州评弹作为吴文化的代表，在我国传统曲艺中占重要的地位，因为客观的原因如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受众者的流失，政府的投入制度的保障不到位，也有主观的原因如剧目的远离生活化，演员的断层和缺少创新等等，使得评弹这个曲种面临着诸多尴尬和困境。走出困境，走向灿烂，使评弹艺术重铸往日的辉煌，一方面评弹艺术要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的发展，及时更新书目、培养新的听众和演员群体；另一方面，加强对评弹艺术团体演员和剧团的软硬件建设，其中政府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评弹艺术能够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