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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卫星电视的市场结构
目前，我国已有中央、省和副省级、专业频道和境外有限落地4种类别，90余个卫星电视频道，计有中央电视台14个频道和11个省级卫视的单频道覆盖人数超过了4亿，也就是说，如果以覆盖总收视人口的三分之一为标准，在中国卫星电视市场上的竞争者已经达到25个。如果从覆盖率的角度来看，中国卫星电视市场处于有很多竞争者的垄断竞争阶段。但从收视份额来看，情况则有所不同：
表一2005年8月中国11个城市的卫视市场份额
（18：30―24：00）
观察上表可以发现，由卫星电视构成的全国性电视市场，只占全国总收视的三分之一强，而且明显地向少数几个频道集中。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还可以进行市场集中率分析。市场绝对集中率又称CRn指数，它通常用来测量一个市场的集中程度，集中程度越高则垄断程度越高[2]。它的计算公式为：
对于一个特定市场，一般测量4家企业集中率或8家企业的集中率，也就是说，n的取值通常为4或8。根据上表左侧的数据求解：
a）4家企业集中率
CR4=收视份额前四位卫星电视频道总份额/全国性电视市场的收视份额
CR4=0.156363637/0.432727276
CR4=0.361345≈36%
b）8家企业集中率
CR8=收视份额前八位卫星电视频道总份额/全国性电视市场的收视份额
CR8=0.249090909/0.432727276；
CR8=0.57563≈58%
(“全国性电视市场的收视份额”系指由卫星电视组成的全国性电视市场在全国收视总量中的份额)
也就是说，市场份额大的前4家卫视频道占到了整个全国电视市场份额的近4成份额，市场份额大的前8家卫视频道占到了整个全国电视市场份额的近6成份额，前者显示整个市场的集中度比较高，更接近垄断竞争状态，而后者则显示整个市场的集中度相当高，更接近寡头垄断状态。有研究表明，一名观众能够有效收看的频道数在8个左右，实际上，我国电视观众还能收看本省和本市地面电视频道，因此，这里取四家，也就是CR4更为合理。
由于不少省级卫视是省级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上星，它们原本就在本地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如北京卫视在北京市的市场份额达到12%，但它在全国其他地方的市场份额并不高。因此，再计算上表右侧剔除了各家卫星电视在本地的市场份额数据：CR4=0.395403≈40%；CR8=0.629889≈63%（计算方式同上）
可以看出，在剔除了各家省级卫视在本地的市场份额后，市场的集中度显著上升。当然，这种计算方式也有缺憾：它对没有“本地市场”的中央电视台诸频道并不产生任何影响，只是减少了各省级卫视的市场份额）。
折中考虑，通过市场集中度计算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卫星电视市场处于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的中间状态。
二、中国卫星电视的市场力分析
尽管没有一个能在实际操作中精确度量市场力的公式，但是，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描述市场力的方法来帮助理解市场力的如何存在、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其内在逻辑。譬如需求弹性，它的表达式为：
抛开繁琐的定义和公式，其实需求弹性表达的产品或服务对消费者来说不可替代的程度，就电视频道而言，它的节目对观众而言越不可替代、就所有的电视节目的水平而言越更值得看、与看其他电视节目和其他阅读、休闲方式的比较而言更有意思，它的市场力就越大。人们认为电视是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中完成经营活动的：观众付出观看广告的时间，购回欣赏节目的时间，电视台将观众观看广告的时间再出卖给广告商，换回金钱。因此，电视的需求弹性公式可以地写成：E=广告投放量变化的百分比/广告价格变化的百分比
10年来广告主对中央电视台广告标王的狂热争夺，生动地说明了CCTV-1的市场力大小：
表二十年来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
安·道尔就表示：“受众是众多媒体公司的主要货币”[4]。因此，电视的需求弹性最后还是应该写为：
E=观众收看节目变化的百分比/广告投放量变化的百分比
它所描述的，是观众愿意花多少时间接受广告以欣赏节目，或者说，观众愿意支付多少观看广告的时间以购买欣赏节目的时间。湖南卫视2005年夏季的“超级女声”节目在全国掀起的热潮，为媒体市场力分析提供了另外一个生动的例证。
这个唱歌选秀节目几乎成了一场全民的狂欢。8月份的11城市收视份额调查表明，湖南卫视的收视份额已经达到3.55%，超过专门播放电视剧的CCTV-8（3.36%）和同样专攻综艺的CCTV-3（3.27%），跃居第二，仅次于CCTV-1（5.45%），超级女声总决赛的随片广告报价高达每15秒11.25万元，超过了CCTV-1黄金时段电视剧最贵的每15秒11万元的广告报价。9月份，湖南卫视播出韩国电视剧《大长今》，虽然根据国家广电总局规定被安排在晚上10点的非黄金档，而且广告超量受到观众的广泛抱怨。9月5日的《新闻晨报》就报道了一位上海观众的抱怨：“从晚上10：00开始播，首先要进行一轮赞助商的广告，之后才正式开播。在10：30左右就会再插播广告，广告有将近10多个，要播3.5分钟，之后再播出剧集。到近10：50第一集快播完的时候就又会有广告，等广告结束后就只有片尾曲了。花1个小时看1集，光广告就要看20分钟，实在是太累人了。[5]”但截止于9月17日的统计，其在全国11个样本城市的平均收视率达到4.3%，市场份额达到15%。媒体研究人员感到：“10点档的节目能达到这个收视率，已经相当厉害了。”还有同行表示：“除去自办节目不说，同样电视剧，湖南卫视总能高出同步播出的其他卫视”[6]。
图一湖南卫视全国市场份额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广播影视》、《每日经济新闻》、NielsenMediaResearch收视调查数据整理
“10点档的节目能达到这个收视率，已经相当厉害了”，说明观众愿意为节目等得更晚，付出更贵的时间成本；广告超量说明观众在支付更多的广告时间；“同样电视剧，湖南卫视总能高出同步播出的其他卫视”，说明就频道而言，其他卫视对于湖南卫视的可替代性较弱，也就是说，湖南卫视已经具有较高的市场力水平。湖南卫视能开出和CCTV-1差不多的广告报价，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可以说，从中国卫星电视市场来说，CCTV-1具有不容置疑的市场力，因此虽然广告竞标价格居高不下，大多数标王的最终结果也并不如愿，但还是保持强卖方市场的态势不变。而湖南卫视等少数省级卫视市场力经过多年蓄势，目前也已达到一定水平。
三、影响卫星电视市场力的因素
由于竞争者的进入和替代，会削弱目前的市场力，所以只有存在比较强的进入壁垒时，市场中的企业才能拥有较高水平的市场力。进入壁垒有很多形式，如规模经济、要素壁垒、品牌效应、消费者锁定、网络外延、政府设置的壁垒等[7]。
1、规模经济。当每多生产一个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降低时，就出现了规模经济。而电视市场的边际成本总是比平均成本低，因此，落地覆盖成为卫星电视竞争的关键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这方面，中央电视台尤其是CCTV-1具有其他卫视不可比拟的优势。各地卫视虽然没有中央台的政策资源，主要靠自身努力来进行推广，通过交换、补偿、协议定价、广告分成等方式进入有线电视网络，但从今年初的全国30个中心城市卫星电视入户率调查情况来看，省级卫视的覆盖率已经和中央电视台相差不大：
表三各卫星频道在全国30个中心城市的入户率
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尤其是“网台分离”导致的电视台和有线网络之间利益分离，以及“上星运动”导致的频段资源稀缺，有线落地的情况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观察上表可以发现，CCTV-9、CCTV-12和CCTV少儿频道的入户率已经低于大部分省级卫视频道。而对于地方卫视来说，落地的挑战来得更直接。据估算，如今一个卫星电视频道要完成全国市场覆盖，起码需要支付6000万元以上的落地费用，如果再算上上星传输的数百万元费用和数千万元的节目制作费用，一个卫星电视频道的年收入如果在一亿元以下，它为扩大覆盖所增加的边际成本就会大于因此而增加的边际收入，形成规模不经济，从而不得不从全国覆盖的市场中退出。
可以预计，包括中央电视台各频道在内，全国卫星电视的覆盖率将在近年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CCTV-1将因其特殊地位和政策优势将保持第一的位置不变，CCTV-2、CCTV-6、CCTV-3、CCTV-5、CCTV-8、CCTV新闻将与湖南卫视、安徽卫视、浙江卫视、上海东方卫视、山东卫视等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也许在某种情况下还会处于劣势——因为中央电视台不可能，也不能够为自己任何一个频道开付费落地的先例——因此，即使是CCTV字号的弱势频道，也可能将和其他没有能积聚起市场力的省级卫视一样，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进入弱者更弱的恶性循环。
2、要素壁垒。要素壁垒是指对于原材料的控制，它也是影响市场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节目就是电视频道的原材料。在中国电视市场，大众最喜欢收看的节目一般有四类：新闻、电视剧、体育、综艺（见图二）。在卫星电视领域，通过采购方式来对要素的垄断，主要体现为新闻、电视剧和体育赛事这三种“原材料”，其原因在于：这三种节目的社会化供给程度最高。电视剧自不待言，如果承认新闻和体育赛事不是由电视台生产出来，而是原本就在那里的，新闻和体育赛事节目的价值本质上也是由新闻和比赛本身的价值而不是阐释、解说和制作技巧来决定的话，新闻和体育赛事的采访转播，也就和电视剧的采购分销没有什么差别。而综艺节目，倒更多地是在电视播出过程中完成生产和销售的，因此，如果说要在综艺节目领域形成垄断，则要靠创新能力和制作能力，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经营能力等“原材料”了。
图二全国79城市节目收视份额2004年1-9月资料来源：央视-索福瑞公司
中央电视台在新闻“硬资源”的绝对优势不容置疑。地方卫视则另辟蹊径，寻找新的“原材料”。湖南卫视《晚间新闻》征集全国各地的逸闻趣事，江苏卫视则提出“民生新闻”的概念，努力寻求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台的视野之外的新闻资源。唯一有实力进行正面竞争的，只有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所属东方卫视。它通过与新华社、武警电视宣传中心的合作，尽力争取新闻“硬资源”；同时，通过后期的编辑、制作和组合，也就是东方卫视成立之初提出的“怎么说”[8]，来增加说明、分析和评论等“软资源”。不过，由于宣传纪律上对跨行政区域舆论监督的管理，由地方政府设立的地方卫视即使在“怎么说”上，其实是很难对中央电视台尤其是CCTV-1构成有效竞争的。当然，新闻节目还有另外一种潜在的“原材料”——议题设置，但议题设置首先要受到“主旋律”的约束，其次这也更需要“规模经济”的支撑。
2003年9月，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以东方卫视为播出平台，用1.5亿元的对外报价买断了2004年开赛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三个赛季的全国性电视播出版权。这是体育赛事“原材料”第一次落入中央电视台之外的地方电视台手中[9]。但由于两个原因，地方卫视很难有更大的进展：首先，2000年1月24日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体育比赛电视报道和转播工作的通知》，将国内外重大体育赛事的统一采购权、定价权、分配权、标准制定权都明确给了中央电视台；其次，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行，还将进一步为中央电视台加强在体育赛事领域的绝对优势提供契机。
这样看来，除中央电视台各频道之外的其他卫星电视能够争夺的垄断资源，只剩下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因此，全国卫视自觉不自觉，主动或被动地走上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的同质化竞争，就毫不奇怪了。但是，电视剧已经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首先从供片方来说，已经完全市场化、社会化，既可以以单集6、70万元的价格卖给中央电视台，也可以先走全国城市台首轮发行，再卖给省级台和卫视频道；其次，从播出方来说，作为最大众化的节目类型，没有任何电视台会对此掉以轻心，放弃竞争；最后，从购买方——观众来说，口味多变，地域差异大，而且是在数十个电视频道所组成的电视剧超级市场中寻找合乎自己口味的商品，不可能坐等一家“送货上门”。可以说，尽管谁也离不开电视剧的主要支撑，但通过对电视剧资源的垄断来形成在全国电视市场中的市场力，难度和风险系数极高。
最后是综艺节目。这是一个定义含混，外延极大的筐，如今已经不仅是《春节联欢晚会》、《正大综艺》这种综合了唱歌、小品、相声、杂技表演门类的文艺演出，还要包括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真情》、《超级女声》；东方卫视的《莱卡我型我秀》、《今天谁会赢》、《花开中国》、《创智赢家》；CCTV-2的《幸运52》、《开心辞典》、《非常6+1》、《梦想中国》；广西卫视的《寻找金花》；河南卫视的《百姓擂台》；江苏卫视的《情感地带》；安徽卫视的《超级大赢家》、《相约花戏楼》；湖北卫视的《超级星秀场》；江西卫视的《生活新发现》等具有娱乐、休闲、流行、竞技、生活等各种元素在内的，形式多样的，以满足人们休闲需求为主的综合性电视娱乐节目。可见，这一产品满足的是人们娱乐休闲需求，它与另外三种“原材料”的区别在于：它是生产出来的（因此不是新闻资讯和体育赛事），它是由观众一起参与创造的（因此不是电视剧）。因为它主要是靠生产出来的，所以任何电视机构都不具备先天的垄断优势，因为它是需要观众一起参与创造的，国家电视台可能反而缺少优势，诚如李咏所言：“央视是国家大台，这一定位决定其必需代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审美走向，也决定了央视制作的电视节目必须是大气的、有品位的、时代感强的、民族性强的、符合中国受众收视习惯的”[10]，换言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在迎合观众的休闲需求上，难免有腾挪不开的地方。这也就是“梦想中国”不敌“超级女声”的原因所在。由于综艺节目较少行政许可和外部资源的垄断特征，最可能成为中国卫星电视市场要素争夺的热点。
3、品牌效应。品牌效应在电视市场中尤其明显：电视频道向观众提供的是了解新信息、领略新知识和享受新娱乐的体验，但是观众无法提前知道他们是不是喜欢这种新体验以及这种新体验对他们有多少价值，观众只有“消费”了电视节目之后，才知道是否需要和值得，对电视频道的另外一方消费者——广告主来说，情况更是这样，他们只能根据过往的经验和数据来进行消费，从而降低付出不可测机会成本的风险。随着上星运动所带来的全国电视市场频道过剩，人们开始意识到：电视也正由节目的购买、制作、播放的竞争阶段，进入到品牌竞争的时代。从2003年开始，各家省级卫视就开始了一股更改频道标识和推广频道定位的热潮，至今未曾降温。但许多看似清楚的频道定位，其实既缺乏市场特点，更缺乏节目内容的支撑，真正能做到特色明显、内容相当的频道，也就是上海东方卫视、重庆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安徽卫视、福建东南卫视、广东卫视、旅游卫视、湖南卫视、江西卫视等十来家。而且光就品牌而言，任何一家单打独斗的地方卫视频道，都难以形成与多频道、集团化运作的CCTV相抗衡的影响力。倒是重庆卫视等推出的方言节目，因为其地域和文化的壁垒，倒是有可能在一定区域内，形成独特的品牌识别和品牌影响。
4、消费者锁定和网络外延。消费者锁定使得原有的消费者继续保持消费，而网络外延使得新的消费者不断加入进来。在电视市场中，消费者锁定可以理解为：观众切换到其他频道可能要付出较高的转换成本，譬如无法进入剧情，重新了解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络外延则可以理解为：当一档节目的观看人数增长到一定的数量时，它的提供公共话题，建立共享空间，增进人际关系的传播学价值就随着观众数量的增加日益增强，这就使得其他还没有观看这个节目的人不断加入进来，形成一个“滚雪球”效应。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电视剧越播越长，而且电视剧的拍摄期间会冒出那么多真真假假的“黑幕”、“绯闻”——因为拉长消费期，可以逐步增加期待，形成话题，增加消费转换的成本，形成消费者锁定，同时产生滚雪球效应，形成网络外延。不过，与通过购买有线电视网络节目包和直播卫星解码卡的中长期消费决策不同，由于遥控器的存在，目前我国电视市场的消费者是极为活跃和易变的，消费者锁定和网络外延所形成的市场力，虽然具有潜在的深远影响，但却是需要靠不断创新来营造和维护的。
四、如何看待卫星电视的市场力
可以预见，随着规模经济、要素争夺、品牌，以及政策影响的作用，2006年中国卫星电视市场少数卫视频道市场力日益增强，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两极分化的趋势将日益显现。如何应对在市场作用下，可能而且是实际上已经初现端倪的卫视频道资源运作与整合，将不仅是各级卫视需要考虑的问题，也将是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需要研究的课题。
从世界媒体产业的发展来看，媒体市场从垄断竞争走向寡头垄断的趋势明显。虽然传统的观点总是认为竞争越多越好，但也有人发现，“当一家企业支配一个市场时，它的行为就像垄断企业一样：它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其产量低于完全竞争下的产量。但是，如果它希望保持其地位，主导企业就必须将一部分利润重新投资到新产品的研究和成本更低的新工艺的开发上。依据熊彼特的观点，不完全竞争市场在垄断一方面的缺点——产量的降低——完全可以被垄断利润所资助的研究开发的优点所抵销。”因此，经济学家张五常表示：“要反对的并不是‘垄断’本身，因为它是普遍存在的，合理的经济现象。‘垄断’的成因有多种，包括天赋（如演员）、产品差异、知识产权保护、交易场所分散、人为准入障碍等等。在众多的成因中，我们只反对一种成因，那就是‘人为准入障碍’，换言之，我们只反对通过行政手段设置的行业壁垒。[11]”
由于媒体经济的独特性尤其是媒体产品的公共商品特性，广播电视的公共福利效用并不能完全在市场竞争中达到最大化，而且“市场也不能实现效率意外的其他对社会有利的目标，如维护民主和社会凝聚力。”我国应将研究将现有的事业、企业不分的电视体制分为公共频道和商业频道，分类管理。具体说来，可实行频道特许经营的权证化：公共频道采用招标方式，提供财政资助，商业频道采用拍卖方式，缴纳权证费用，以拍卖所得作为财政资助，从而取得一种制度上的平衡，以保证产业发展和公共目标的协调。
注释：
[1]（美）萨缪尔森.《萨缪尔森辞典》.陈迅、白远良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180.
[2]陈蕾、李本乾.《中国传媒产业市场结构、行为与绩效分析》.《新闻大学》.2005年秋.
[3]（美）S.Charles.Maurice,ChristopherR.Thomas.《管理经济学》.陈章武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365.
[4]（英）吉莉安·道尔.《理解传媒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9.
[5]邱俪华.观众抱怨<《大长今>广告太长湖南卫视：我们的广告比平时少一半》.《新闻晨报》2005年9月5日.
[6]王永连.《份额竞争时代来临》.《中国广播影视》2005年6月下半月.
[7]《管理经济学》.（美）S.Charles.Maurice,ChristopherR.Thomas著.陈章武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369-372.
[8]王惠蓉.《上海东方卫视：“怎么说”媒介品牌战略批评》.《中国广告》2004年6月.
2饲料市场与管理存在的问题
2.1饲料来源复杂，质量监管难度大怒江州境内饲料市场上所销售的饲料与饲料添加剂均来自州外厂家和保山市、大理市、昆明市的兽药、饲料市场。外地生产的饲料、饲料添加剂质量监管源头在产地和市场。省内目前对饲料生产和饲料添加剂的流通还没有严格的审查、准入制度，因此各种生产厂家和经营者所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好坏混杂，良莠不齐。在州内对其质量进行监管主要是查验产品包装和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范性和生产、销售证照，而要确定所销售产品是否有质量问题，则必须送省相关部门检验。2013年5月按云南省农业厅的统一要求在全州范围内抽检取样本猪鸡全价饲料20份（样本所涉饲料生产厂家13家），猪用浓缩饲料分送大理州动物疫病预控制中心检验。检验结果为3个厂家的3种饲料不合格，不合饲料品种占抽检数的15.0%。
2.2经营户经营规模小且经营的品种多杂、分散，管理难度大怒江州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原因，养殖业发展水平较低，规模养殖户少，规模小，饲料销量不大。但由于养殖户居住分散，导致饲料销售成小规模、多品种的网点式分布。根据2013年上半年统计，全州销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仅为6657.2t，但市面上销售的全价饲料品种多达75种（猪42种，禽33种）；浓缩饲料为39种（猪34种，牛1种，禽4种）；饲料添加剂97种（猪78种，禽13种，牛羊6种）。在县城和乡镇的经营户仅有43户，而绝大部分经营户则是从以上经营户中批发后分散在村、社经营。经营规模小而经营户分散、品种多杂不仅给质量监管带来困难，同时也给统计工作增加了难度。另外，存在从邻近地区进入的游商随街摆摊零售饲料和添加剂，街散即走；部分饲料厂不定期到农村直接向农户销售饲料，售完即去，很难对其所售的产品进行监管。
2.3饲料价格攀升较快，价格虚高现象严重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原料价格不断上涨推动了饲料产品价格持续提升。对某饲料公司的相同质量的种猪用浓缩料和4种猪用颗粒料2012年6月和2013年6月的价格比较，2012年6月浓缩料平均每吨5468元，颗粒料每吨3518元，2013年平均价分别为6127元/t和4750元/t。浓缩料每吨上涨641.0元，涨幅为11.72%，颗粒料每吨上涨1232元，涨幅为35.02%。饲料价格的持续上涨，使饲养成本大幅提高，因而部分厂家趁机以次充好，生产不合格的饲料。如送检样本中某饲料厂生产的“510”肉用仔鸡前期配合饲料标准粗蛋白质（％）≥21.0，实测仅为17.8；某饲料厂生产肉仔鸡饲料标准粗蛋白质（％）≥16.0，实测为6.5；某饲料厂特制膨化仔猪前期粒料标准粗蛋白质（％）≥21.0，实测13.5。这些不合格饲料产品价格稍低于合格产品，但厂家已是暴利，不仅使养殖户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且严重扰乱了饲料市场的经营秩序。
2.4管理体制不顺，多头管理，缺乏统一性饲料经营管理体制应为质检资质许可注册登记市场监督、管理，从而形成产品经质量监督、检验后由具有经营资质的人经注册后依法经营。然而，现实是产品均在外地生产，当地质量管理部门对进入州内的产品质量监管难以实施，而畜牧兽医行政部门未实行经营许可证发放制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注册登记时也不可能依据经营许可证给经营户进行登记注册。这就是多部门管理而管理程序不规范的原因。
2.5基础设施差，监管手段落后饲料质量监管基础设施差指的是对饲料产品质量能进行科学快速准确检验、监测的设备差。州县质量技术监督局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成立，但由于其监管的产品范围广、品种多，虽有部分检验、检测设备，但专用于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质量检验的设备缺乏。而州县饲草饲料站是新设立的单位，一是人员编制少，二是缺经费，三是缺检验设备。在“一少两缺”的工作条件下，面对“饲料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奶站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蛋白饲料资源专项调查”等重大饲料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时困难重重。
3饲料市场管理对策
3.1加强管理队伍建设和监测、检验设备的配置随着畜牧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饲料工业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饲料市场将更加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规范化、人类对食品安全的越来越重视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加速，要求对饲料市场的管理更具规范化和科学性。饲料产品不断增加，市场容量不断扩大，而要求监管的内容越来越多，对监管内容性质的判定要求越来越快捷和精确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显然，目前从饲料监管队伍的人员编制、自身素质和监管手段来看都不能适应上述要求。因此，目前在完善州、县饲草饲料站的建制，科学确立乡（镇）畜牧兽医站的职能，健全管理链的同时需要不断提高业务人员的素质，配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质量检测设备，逐步形成不仅能检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营养成分指标，同时能检测其卫生指标的行业监督监测管理体系。
3.2建立有效协调的管理体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对饲料的质量安全要求越来越高，标准越来越严，把饲料视为食品对待和现代饲料市场具有上述特征，不可能仅由一个部门独立完成有效的管理。因此，在饲料专业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兽医卫生监督、畜产品安全检验等部门间必须建立起科学的协调管理制度，形成上市产品有质量合格证，经营者有规范的许可证、工商注册登记证，管理者有执法证或受委托执法证的规范化市场经营与管理体系。州内上述管理部门间建立起管理信息网，一个部门在监管工作中发现问题及时向其它部门通报，以利于有效地采取处理措施。
3.3建立健全地方监管规章在认真贯彻执行和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等国家法律、法规的同时根据怒江州实际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在依据国家、相关部委和省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应从有利于统一多方管理出发，逐渐建立起具有怒江特色的地方性饲料市场管理系列规章与办法。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保险业掀起了并购狂潮。国际保险业的并购浪潮反映了世纪之交国际保险业发展的新动向，是国际保险业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增长以及竞争态势所做出的相应的战略调整。国际保险业并购涉及的领域广泛，不仅包括保险领域内部的直接保险领域、再保险领域、保险中介服务领域，还包括保险与银行、证券等其他金融行业的混业并购。主要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一）国际保险并购规模巨大
一是国际保险并购公司的规模大。国际保险并购中所反映的不仅是“大鱼吃小鱼”即资金势力雄厚的大公司兼并弱小公司，而是主要表现为大公司之间的强强联合，从而形成“超级公司”、“巨无霸”。通过国际保险并购使得保险公司数目减少，垄断程度不断提高。例如，英国的商联保险公司和保众保险公司的合并而成的CGU，成为全欧洲第九大保险机构。
二是国际保险并购数量多。有资料显示，近十几年来全球金融业兼并的总值相当于1.4兆亿美元，其中主要是国际保险业的并购。
三是国际保险并购金额高。以美国为例，1997年保险业的并购占美国市场并购总金额高达7％。表1描述的是美国保险业兼并的情况，可见一斑。
四是国际保险并购快捷。一般重大并购只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告完成。例如，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720亿美元的合并交易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
（二）国际保险并购以横向并购为主
从产业角度看，并购一般可以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三种形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保险业掀起的并购狂潮属于横向并购，即同一产业，或相近行业企业之间的并购。这不是20世纪初国际横向并购的简单重复，而是国际保险业进一步发展、扩大市场的主要手段。国际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之间的相互并购、融合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三）国际保险并购以跨国并购为主
国际保险业的跨国并购是指一家保险公司为了某种目的，通过一定渠道和支付手段，将外国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的一定比例甚至全部股份或资产收买下来，从而对其经营管理实施部分或全部控制。跨国并购包括直接向国外目标企业投资，通过在外国的子公司、分公司进行并购等方式。例如，荷兰国际集团收购美国的一家寿险公司，就是由其在美国的一家子公司与之合并的方式完成的。
二、国际保险市场结构发展模式
（一）国际保险市场结构的种类
一般，我们可以将国际保险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竞争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四种类型。完全竞争的国际保险市场，是指在国际市场上存在数量众多的保险公司，任何公司都可以自由进出市场，市场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同时存在大量买方和卖方，资源流动自由，每一买卖者均掌握或通过中介人掌握充分信息。投保人与保险人参加保险市场的交易活动是自由的，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市场自发地调节保险商品活动的价格。国外保险公司可以自由进入该市场，保险公司的数量基本上由市场供求自行调节，保险行业公会在保险市场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垄断竞争的国际保险市场中，则是大小公司并存，少数大公司在国际保险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垄断公司与垄断公司之间同时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寡头垄断的国际保险市场，是指在国际保险市场中仅有几家保险公司，这几家保险寡头瓜分垄断绝大部分保险业务。完全垄断的国际保险市场又称独家垄断的国际保险市场，是指国际保险市场完全由一家保险公司所控制。
（二）国际保险市场结构现行模式
根据国际保险业的并购现象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目前的国际保险市场属于寡占的市场。这主要表现在：国际保险并购浪潮导致了国际保险市场中“超级航母”的出现，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国际保险业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大并购，实现了强强联合。这不仅反映在保险业内部产寿险业的各大公司的兼并重组，而且还反映在保险业与其他金融行业如银行业、证券业的融合。因此，国际保险市场中出现了“金融超市”，汇集了巨大的资本和庞大的分支机构体系。国际保险市场中的保险资本等资源掌握在少数大公司的手中，形成寡占特征。
（三）国际保险市场结构发展模式
国际保险并购的目的，在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但是，并购之后组成的规模巨大的保险集团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也就是说，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金融融合所带来的范围经济也不是很理想。实证分析表明，国际保险企业的规模经济并不存在于大公司中，而是中小型的公司更容易达到规模经济。因此，我们认为，未来国际保险市场结构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国际保险市场中大小公司并存的垄断竞争模式。这是因为，国际保险市场潜在需求巨大，没有一个保险公司可以提供全部的供给，独家垄断国际保险市场；随着风险的变化和巨灾、巨额风险的存在，也不可能由少数几家国际保险公司来满足国际保险市场全部的保险需求。因此，客观上国际保险市场将会由目前的寡占市场格局发展成为既有大规模的公司，又有中小型的公司，大公司和小公司并存的垄断竞争格局。
三、国际保险市场区域发展模式
目前，从区域概念来看，国际保险市场由北美市场、欧盟市场、日本市场三足鼎立，形成区域寡占格局。可以说，无论从保险资本、保险资产、保险业务收入等各方面来看，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市场、欧盟市场以及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市场，占据了国际保险市场90％的份额，国际保险市场的主要供给来源于这三个地区。目前，这三个国际或地区的市场已经饱和，源自于此的国际保险资本正在向发展中国家市场流动。但是，总的来说，目前三足鼎立的国际保险市场格局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加快发展，由保险需求的收入弹性理论可知，发展中国家的保险业发展速度将超过其经济发展速度。因此，随着国际保险资本和技术的流动，将刺激保险落后地区的潜在保险需求，促进国际保险市场中保险落后地区保险业的发展。目前，亚洲地区、东欧地区、南美地区、非洲地区等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的保险业正在快速发展。国际保险资本正在逐步流向这些地区。
所以，未来国际保险市场区域发展模式将是一个资源共享、技术共享的融合性的统一的国际保险大市场。随着国际保险市场的中心将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由欧美向亚太地区转移，将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国际保险大市场。
理论上讲，根据Arrow—Lind定理，随着所汇集的个体投保人数量的不断扩大（n—∞），只要在损失概率即公平精算费率p=Π的基础上筹集保险费，投保人群体之间就可以解决内部个别投保人的损失补偿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相互独立的风险厌恶的投保人汇集起来，对于风险厌恶的个体投保人而言，是将自身面临的风险转嫁给了整体投保人群体；对于投保人整体而言，则是将可能的损失在群体之间进行分散。而且，只要投保人群体充分大，投保人作为一个整体仅仅依赖其整体内的期望损失，而与个体投保人的风险厌恶程度无关。这就是说，由风险厌恶的投保人汇集起来的整体就变成一个风险中性的“保险供给者”。也就是说，根据保险原理，我们应该利用国际保险资源在国际范围内分散风险。如果全球的保险资源都利用起来提供保险产品形成国际统一保险大市场，那么，个人、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的风险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那么，不仅可以实现投保人风险的充分分散，而且可以使得保险成本降到最低，保险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但是，在现实的国际保险市场中，由于诸如政治等原因还存在封闭、半封闭的国别市场。封闭、半封闭的国别市场基本不与外界交流，保险供给取决于自身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资本势力或资本总量。由于没有国际保险的支持，国内保险供给能力仅仅受到资本的限制，又不能够通过转移到国外的国际再保险来解决国内的承保能力问题。因此，封闭、半封闭的国别市场的均衡将表现为：有限的保险供给量与有效需求的均衡，潜在需求无法得到完全满足，存在帕累托改进。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融合，封闭、半封闭的国别市场需要外来的保险供给，才能够达到帕累托有效。
不过，从封闭、半封闭的国别市场到统一的国际保险大市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目前，最初的表现则是区域统一的保险市场模式，即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保险市场的融合和统一。当前，围绕着美国、日本、英国等保险市场发达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形成的欧盟统一保险市场、北美区域保险市场和亚太保险市场，就是向全球统一大市场过渡的区域统一保险市场。
然而，即使是欧盟这样的区域统一保险市场，在其成员国与非成员国进行保险交易时则还是体现出“国别市场”的相对独立的特点。所以，根据保险原理，区域统一的保险市场还需要帕累托改进，最终形成全球统一的国际保险大市场。
四、国际保险市场的经营发展模式
（一）国际保险经营方式的发展
国际保险业经历了产、寿险兼营——产、寿险分业经营——保险、银行、证券混业经营的过程。目前，国际保险并购似乎表现出了国际保险业的混业经营趋势，而银行保险也方兴未艾。但是，保险与银行、证券并不是同一的东西。保险毕竟不同于其他金融产品，有自己特殊的职能和作用。金融融合、“金融超市”所表现的更多体现的是保险、银行、证券三者相互利用各自的优势来更好完成自己的使命。作为独立的法人组织，国际保险企业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经营以保险产品为主的各种产品，但并不是只经营一种“混合”的产品。因此，混业经营只是国际保险企业的一种经营模式，但不是唯一的一种。
国际保险并购中还表现出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保留自身的优势项目，将自己不擅长的部分转让或者置换，同时吸收自身擅长的项目加大专业经营的力度，完善自身经营管理。
因此，我们认为：未来国际保险市场中的经营方式将依照不同的公司的各自特点、背景，实施专业经营、兼业经营或者混业经营的经营模式。
（二）国际保险产品的发展
当今，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在为各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型国际风险。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巨灾风险不断出现和加大。例如，1992年的“安德鲁”飓风，保险损失高达202亿美元（以2001年价格计）。而在2001年，由于地震、洪水、台风、爆炸，以及恐怖事件等重大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预计超过1150亿美元，并导致2万人的死亡。2001年9月11日发生于美国的恐怖事件，造成的保险财产损失和营业中断损失估计在190亿美元左右（总损失在900亿美元），若将责任险和寿险损失计算在内，预计损失总额在300亿美元至770亿美元间。这是保险史上财产损失最高的事件之一。
新型风险的不断出现，巨灾风险的不断出现，给保险人的承保能力和偿付能力造成很大的压力，迫使保险人寻找新的方法处理风险，导致了国际保险产品的创新。目前，国际保险市场上已经不再满足过去传统的财产和人身保险产品，已经开始出现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AlternativeRiskTransfer，简称ART方式）的国际保险产品创新。
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中的重要形式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出现的包括保险资产和保险产品的保险证券化。保险证券化的实质是通过借助证券方式和工具从资本市场获取大量资金，并通过将保险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上的方式扩大承保能力。如1995年美国投资银行、再保险公司及经纪人以负债证券化（融资证券化）的形式开发出场外交易的保险衍生产品。这种证券不在交易所交易，交易方式很像私募基金或者适应顾客需要的远期合同或期权；而1990年芝加哥交易所开发的保险期权、期货的组合，可以使保险公司对保险风险进行套期保值，可以使投资者从保险风险发生的概率中获利。目前，保险证券化的产品和证券化工具作为传统保险的替代或补充，能有效解决巨灾风险的承保能力的缺口，并逐步受到各国保险公司的重视。
不过，ART并不能够完全代替传统保险产品。国际保险市场中，未来国际保险产品的发展模式将是以传统与非传统的保险产品相结合的模式。国际保险市场中的经营者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保险产品的组合来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风险。
（三）国际保险销售方式的发展
国际保险销售方式的发展已成为国际保险业生存和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为了降低销售成本、提高销售效率、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新形势下更好的实现客户资源共享，国际保险业不断开拓各种销售渠道。
1.银行保险的发展
银行保险，即通过银行或邮局网络销售保单。主要业务类型包括：银行为保险公司保险业务（最原始的方式）；保险公司的银行子公司或银行的保险子公司；合资公司（保险公司控股，银行控股，或五—五合资）；境外保险公司与本地银行的合作等。
远安县地处鄂西，东邻荆门，南接当阳，西连宜昌，北靠南漳、保康，总面积1752平方公里，全县现设6镇1乡111个行政村，总人口19.5万人。远安县一无水路，二无航空，三无铁路，公路运输是唯一的交通运输方式。现在实现了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全县公路里程达到1300公里，营运总里程达到700公里，农村客运车辆42台559座，农村客运线路25条，通客车7个乡镇80个村84个班次，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的出行，促进了远安县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远安县客运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大量的非法面的车参与客运经营冲击了农村客运市场，严重干扰了农村客运秩序，形成了不安全隐患和不稳定因素。对于打击非法经营黑面的，远安县政府从2003年起至现在，每年都成立县政府牵头，交通、公安、税务、工商、城管参加的整顿客运市场秩序专班，但是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下岗职工的参与，不易查处，一旦扣车，频频上访，一级级一直上访到宜昌市政府；二是取证难，稽查人员在稽查时都是谎称“亲戚”坐车，如果取不到证则很难查处，弄不好反当被告；三是关系网难于打破；四是横搅蛮缠，以死相威胁；五是暴力抗法，今年9月远安县运管所副所长带队稽查时，被“黑面的”司机打成轻伤。由于以上原因很难查处，对此现象，基层运管所的同志苦无良方，对此很伤脑筋。笔者认为最主要原因在于对面的车参与农村客运经营尚未放开。
三、对规范远安县农村客运市场的几点建议
一方面，面的车以其方便快捷还拥有相当大的市场，另一方面，他们无证经营，严重干扰农村客运市场秩序，损害了合法经营者的正当权益。因此，运管部门要采取疏导与打击相结合的办法，大力宣传，按照农村客运发展计划引导愿意合法经营的面的车参与到村级客运班线经营中来，对于不愿意合法经营的“黑面的”，坚决打击，形成高压态势，使无证经营“黑面的”无经营市场。同时，因现在村级道路硬化，路宽仅3.5米，只适合面的这种小型客车从事农村客运。
（一）降低门槛，严格准入标准
开放农村客运市场，有计划开通通村客运班线，让10座以下的面的车进入农村客运市场。严格准入标准，凡进入农村客运市场的面的车，必须经过交警部门安全检测和运管部门的综合性能技术检测合格，车辆使用年限须不超过两年。从事客运的驾驶员必须符合《道条》规定的客运驾驶员标准，持客运驾驶员营运资格证方可参加经营。
（二）核准标准，规定经营范围
进入农村客运市场的面的车，经检测合格后，核发道路运输证。由职能部门核准规费标准，缴纳客附费、税金、工商管理费、运管费和保险费，由运管部门设计面的车的农村客运标志，以便区别。根据远安县实际，乡镇以下的客运线路可划给面的车经营，并制作线路牌。凡不按上述要求从事客运经营的面的车，按非法经营论处，对无道路运输证，没有悬挂客运标志的车辆、超范围从事客运经营的，予以严厉打击，以保证农村客运市场的有序和规范。
（三）统一管理，规范经营行为
进入农村客运市场的面的车按乡镇规属分别由县内各专业车队管理，这样便于相互监督和运作，畅通客运站统一设立售票点，对所有客运车辆进行配载售票，月底按规定提取站务费，凡参加经营的面的车统一进站经营，实行滚动发班，统一售票签章，统一进行场检、门检，不符合技术要求的车辆不准载客上路，确保安全运输。
标签不规范随着改革体系的深化,大部分县级国有种子企业不再有种子经营权,而是被民营单位替代,原来以县级单位为经营权的局限被打破,市场流通度越来越广;在种子营销面增大,营销网点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种子经营市场、经营品种、市场管理逐渐多样化,从而也就出现了市场混乱的局面。在2007年的《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出台以来,对种子标签进行了新的修改,但是从检查结果来看:除个别大型单位的标签比较规范外,很多公司依然有部规范的问题。具体有:生产日期、品种名称、警示标志以及栽培管理等。尤其是市场上的蔬菜包装,净含量、标注值、质量指标和标准字体根本不能满足相关要求。
1.2农业种子经营单位素质有待提高
除本部设有规范的种子经营点外,还有很多临时的代销经营点。而网点销售多半是小贩小商。商贩们只是在相关季节才进行代销,对种子没有特定的要求,所以很难对农户购进进行科学指导,更不可能进行优质服务。
1.3农户购种的盲从性与盲目性
从现行的农业经营状况来看:大部分农业都没有专业的知识,仅有的知识是从广告商与种植经验中得到的,在选购种子时盲目,从而也给农业安全造成了很多隐患。认识错误具体表现在:购买新种子,潜意识认为新品种才是好品种,从众心理让看见别人买什么自家就买什么。
1.4农业种子经营骨干稀缺
从当下的种子经营与管理过程来看:种子市场的管理经费稀缺为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由于种子管理人员没能时常深入市场进行指导与监管,造成很多不达标的种子上市;由于部分地区没有专业的质量仪器,从而对检验种子质量造成了很多不便,尤其是检验仪器不足,让质量检验人员根本不能及时检查出种子质量好坏,更谈不上杜绝不达标种子流入市场销售。另外,经营单位的人事调整与改革,在压缩编制的同时,让基层人力资源管理严重不足,加上个别管理人员素质不够,缺乏对法规法律的全面了解,所以在具体工作中很难做到妥善处理问题,这样很容易造成商贩不法行径,对市场管理带来困扰。
2增强农业种子市场管理的对策
2.1加大队伍建设
增强业务培训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促进农业发展,种子管理人员必须主动承担起种子管理相关工作。受种子管理的政策性、专业性影响,在保障种子管理的稳定性的同时,必须增强管理人员的法律知识、专业技能与执法培训工作。这样才能让种子执法锻炼、培训人员成为既懂业务、又精通法律;既能准确执法,又能讲原则的人员。目前,大多数种子经营者都经过了培训,并且拥有种子经营证与上岗证,但是大部分人员的业务水平与法律意识明显不够。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对经营人员进行有效培训;例如:在种子销售前,对其进行集中培训,具体内容由农技基本技能、守法经营,并且要求种子经营人员必须严格根据法规法律要求进行种子经营。对于不满足《种子法》规定的种子,除了不予销售外,根据管理要求做好记录工作,还应该向农业购种用户提供保单,通过健全种子销售档案,对种子经营内容以及标签负责,这样才能逐步扭转种子经营中存在的不良现象。最后,经营者还应该给每位购种用户提供一定的跟踪与售后服务。
2.2做好宣传工作
提升使用者素质近几年,很多地方都开展了各种宣传方式进行农业宣传,尤其是“走进三农”等活动,对普及法律与种子意识,提升使用者法律与质量意识发挥了很强的作用,同时它也让广大用户领会应该怎样使用法律意识保护自己,辨别种子真假,怎样做到合法经营,熟悉种子栽培技术与种子特性,科学购买种子,在选购种子时,查看种子经营者的相关证件等。在种子选定好后,通过查看信誉卡、包装袋、发票等依据,逐步提升农民的自我保护理念与维权意识,这样才能让假冒伪劣的种子经营者没有经营市场。
2.3加强委托与品种管理
为了避免多个企业家共同委托造成的混乱,在种子经营中,除了要增强事前监控,还应该尽量避免多个企业家共同委托的现象,一般情况下同一经营者只能接受1到2个种子公司委托,同时两家种业单位的每批种子都必须分开堆放,这样才能做到档案与经营的有效管理。对于没有经过审核的品种,我们应该做到坚决抵制推广与销售工作。
2.4增强设备建设
做好质量监管工作从农业生产过程来看:不合格的种子对农业发展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县级单位必须主动承担起本县种子检验监督与栽培工作。受检验经费以及检验仪器的影响,对种子质量检测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相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除了购置仪器设施外,还应该适应当地发展,做好加工、生产、检验、贮藏、检疫等相关工作。通过加大对种子市场的抽查工作,从源头上避免不合格种子进入市场。
1．1．1关于外籍船舶或飞机入境从事海上搜救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法》（1984）规定：“外国派遣船舶或飞机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或海领上空搜寻救助遇难的船舶或人员，必须经主管机关批准。”其中“搜寻救助”的对象既包括人命也包括财产（船舶）。但我国《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2006）关于外国籍船舶或飞机入境从事海上搜救审批的条件的第一项是“入境是处于海上人命搜寻救助的目的”。据此，如果外国籍船舶或飞机入境实施单纯的财产救助，则不受前者限制。显然，这部《海上交通安全法》相关条款已经过时，与国际法律、国际公约相关的要求都无法衔接。另外，我国《行政许可法》（2004年主席令第7号）规定：“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以及《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第三条规定：“海事管理机构在审查、决定海事行政许可时，不得擅自增加、减少或者变更海事行政许可条件。”据此，对于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外国籍船舶或飞机入境从事海上搜救的申请，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准予行政许可。
1．1．2对遇险（难）外籍船舶及财产的救助原交通部《关于加强在我国沿海水域遇险（难）的外籍船舶救助工作的通知》（交救发［1997］422号）规定：“对遇险（难）外籍300总吨以上的船舶及财产的救助，由交通部救助打捞局组织专业救助队伍及有关救助力量进行施救。”随后发文说明：“文中所述‘专业救助队伍及有关救助力量’系指中国专业救助队伍。”上述文件虽设定了对外籍沉船沉物的救捞的市场准入限制，即救捞权仍属中国，对国家救捞体系的市场主体地位给予了保护。但由于规定层级较低，缺乏法律效力，在实践中容易引发争议。
1．1．3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根据《关于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管理办法》（2011）规定，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可以采取共同打捞和合作打捞两种方式，且在报送合同时，必须提交我国港务监督机构对打捞作业实施方案审核的文件；涉及海上军事、军事管理区的，应当提交军事主管部门的有关核准文件。据此，似乎外商到中国沿海水域打捞只能采取与中国打捞单位合作打捞的方式。《办法》还规定：沉没舰船、武器装备及文物不在外商参与打捞的对象之列。虽然办法对外商参与打捞的资质做了一系列规定，但未作出实质性限制，对违法后果没有明确说明，办法缺乏法律效力。另外，根据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要求，要减少资质资格许可，需要对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进行水平评价的应改由有关行业协会、学会具体认定。这意味着今后政府部门对于外商参与打捞将更难监管和惩治。
1．2海上救捞产业资质管理方面的问题
1．2．1关于人命及财产救助的资质人命及财产救助是海上救助的主要对象。我国《海商法》（1992）规定：“船长在不严重危及本船和船上人员安全的情况下，有义务尽力救助海上人命。”；“救助方与被救助方就海难救助达成协议，救助合同成立。”对海上人命及财产救助主体的资质未做明确限制，目的应该是确保救助的及时性和成功率。及时救助和人船同救是国际惯例，也是国际公约和各国法律一致规定的人道主义义务。在目前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如果对主体资格予以严格限制，会影响人命及财产救助。海上事故应急救助打捞主要是政府的责任，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将这项职责陆续转让给市场。根据交通运输部最新统计数据（2014年6月），在救助主体中，社会力量占33．9％，仅次于国家专业救助力量。由于缺乏法律约束，加上经济利益驱动，其中的一些不具备救捞资质的民间救捞组织提供有偿服务。当然，在非合约救助下，救助人与被救助人之间仅存在最小的相互义务关系。［3］民间救捞组织没有法定救捞义务，在缺乏价格规制和市场监管的情况下，其行为也未触及法律线，这给管理造成了很大困难。
1．2．2关于海上环境污染物清除的资质最新的《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2013）及配套制度对海上环境污染清除单位设定了资质条件，规定：“申请取得污染清除作业资质的单位应当向海事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其符合下列条件的材料（略）”此外，我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管理规定》（2011）规定：“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是指按照本规定取得相应资质并与船舶签订污染清除协议，为船舶提供污染事故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服务的单位。”根据服务区域和污染清除能力的不同，清污单位的资质等级明确分为四级。尽管管理方式和法律法规不断改进和完善，现实中仍存在材料造假、权力寻租等问题。
1．2．3关于海上沉船沉物打捞原交通的《沉船沉物打捞单位资质管理规定》（1999）对沉船沉物打捞单位设定了资质要求，将沿海、内河打捞单位的资质等级各分为三级。《行政许可法》（2004）规定部门规章不能自行设定行政许可项目。但由于海上救捞产业工作的特殊性，打捞资质的行政审批不能立即取消。经争取，国务院同意将打捞资质、潜水员资格管理等项目列为转变管理方式的行政许可项目。2008年，交通运输部根据原交通部《关于公布第二批已取消和改变管理方式的交通部行政审批项目后续监管措施的通知》（2004）和《关于公布交通部经国务院批准取消和调整以及依法继续实施行政许可项目的通知》（2004）文件精神，将相关事务性工作移交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为了落实这一要求，进一步理顺关系，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潜水打捞行业管理的通知》（2011）要求协会在交通运输部及救助打捞局的指导和管理下，建立潜水、打捞单位和人员从业资质资格自律体系，制定自律管理办法。2012年，协会制定了《打捞单位资质管理办法》、《潜水作业机构资质管理办法》，前者将沿海、内河打捞单位的资质等级由三级变为四级。这样，在保证部救捞局管理职能不变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理顺了救捞市场的主体关系，提高了市场管理成效。尽管如此，目前我国获得打捞资质的单位仅有65家（数据来源：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网站），其数量和层次还不能满足海上救捞产业的总体需求。
1．3海上救捞产业作业管理方面的问题
1．3．1关于人命、财产救助作业管理海上事故危及公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因此国际公约和我国法律规定政府在人命、财产救助上负首要责任。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法》规定：“船舶、设施发生事故，对交通安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时，主管机关有权采取必要的强制性处置措施。”《海商法》规定：“国家有关主管机关从事或者控制的救助作业，救助方有权享受本章规定的关于救助作业的权利和补偿。”此外，《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也有相关规定。从以上法律规定看，我国法律虽然赋予了主管部门（交通运输部及海事机构）从事或者控制救助的责任和资质，但并未赋予其自主选择救助对象的权力。这在实际救助作业中往往会浪费救助资源、增加作业难度、影响救助作业时效，等等。
1．3．2关于海上环境污染清除的作业管理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规定，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发生可以合理地预期足以造成重大损害后果的海上事故或与此项事故有关的行动时，各国有采取措施保护其岸线或有关利益方免受污染或污染威胁的权利，包括沿海国就救助作业作出指示的权利。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规定从事环保打捞相关活动“应当事先按照有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此外，我国《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也作出了相关规定。尽管如此，对于海上环境保护主管部分的权责划分、环保部门独立执法保障等方面仍存在问题。
1．3．3关于沉船沉物打捞的作业管理根据交通运输部《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2011年）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我国水域和海域从事相关打捞作业，应当按照《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向活动地的海事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取得许可证。《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规定了通航水域沉船沉物打捞作业七项审批的条件（略）。其中，规定采用的表述是“参与打捞的单位、人员具备相应的能力”而非“相应的资质”，这会导致现实中打捞资质管理和作业管理相脱节。
2我国海上救捞产业市场管理的出路———法治化
2增强种子管理站管理的措施
对于很多农业大省来说，种子管理站是其存在发展的“顶梁柱”，对种子管理站的体制机制进行优化改革，可以直接增加当地农作物的产量，促进当地的农业发展。2.1增加技术构成根据分析可见，很多地区的种子管理站缺乏的是专业技术支持。这就要求很多地区的政府部门加大支持力度和经费拨款，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政策鼓励，促进种子管理站的改革。因为各地气候地形状况存在差异，与之有关的种子培育工作也需要“因地制宜”的发展。以吉林为例，夏季高温，冬季寒冷干燥，在冬季有很多农作物的种子难以培养，这就需要增加温室技术的比重，保证吉林种子管理站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也可以准确无误的培养出高质量的种子。此外，种子管理站在考虑种子管理数量时需要结合当地天气情况进行，例如，吉林地区的冬季时间长，需要大量的耐寒种子，可以确保农业生产的数量和质量。
2.2提高种子管理管理意识很多地区的种子管理站之所以效能低下，是因为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管理人员都没有对种子管理工作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种态度的不端正，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种子管理等工作的开展。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工作效率，并且使得当地农作物产量减少。有关行政管理人员需要定期对工作人员开展技能培训，思想培训，让工作人员了解到种子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同时增加对种子管理工作的宣传，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份工作的可贵，从而在源头上保证了种子管理工作的效率。
2.3增加经费支持种子管理站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进行支持，那么后续工作很难展开。这就需要种子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去有关部门争取资金，或者和其他的农业部门进行协调，只有种子管理站获得了足够的资金，才能保证从种子的生产到流通每一个环节都准确无误进行检测，进而促进当地农业的发展，增加经济效益。
2.4建立健全种子管理监督机制对于很多种子管理站而言，缺乏了配套的监督机制，致使很多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没有责任感，无法承担相应责任。种子管理站最重要任务的是对在市场上流通的农作物种子进行系统有效的监管，缺乏了管理监督机制，无法很好对种子质量进行监测，农民在购买的过程中，因缺乏专业知识，对种子质量也无法辨别，如果建立健全了种子管理监督机制，就会将种子管理站在日常监管能力提高很多。因为在监管过程中进行了相应的记录和标记，也可以促进辖区内种子更新换代，及时找出有问题的种子。
2.5建立种子管理档案种子管理站中的种子数量庞大，并且种类丰富，如果不能将其归类记载，将会带来很大的监管困难。定期对在售种子的记录进行更新和审核，可以避免很多不法人员对其伪造偷换。像是种子的质量检测书，营业执照，生产销售许可证等都需要一一审核，更需要加强对种子样品的管理和记载，将提高种子管理站的信誉，获得当地农民的信任。
次挑战；必须以积极的态度迎接入世的挑战。总行尚福林行长最近在农行全国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会议上明确指出“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要牢固树立办商业银行的经营思想；找准市场定位，以创新体制和机制为动力，强化内部管理，狠抓工作落实，加快业务发展，以卧薪尝胆、急、起直追的勇气；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拓展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奋力拼搏中不断发展壮大。本文依据这一指示，结合基层行实际，就拓展市场营销；加强客户经理管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谈点肤浅的意见。
拓展市场营销
农业银行目前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基层行如何转好这个轨，拓展市场营销？
一、树立外拓市场的观念。必须面向市场，并以市场为导向，以容户为中心，以利润为目标，改进金融服务、发挥系统优势、加大市场拓展力度。这就要彻底解决过去农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认识模糊的问题，在经营管理上逐步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工作重心实现“客户跟着银行转”向“银行围绕客户转”的转变；二是员工角色要实现单纯代表银行向“在银行面前是客户的代表、在客户面前是银行的代表”的双重角色转变；三是经营方式要实现“银行有什么就推销什么”向“，客户需要什么银行就提供什么”转变。与客户结成“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把资源配置到优质客户之中，并围绕优质客户拓展市场营销；获得足够的市场份额和取得良好的效益；在银行的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二、明确市场定位。当前基层行由于受到农业银行的市场定位和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不够明确的制约；没有很好地拓展市场营销。难以走出困境。所以，明确市场定位非常重要，它决定着抢占市场的策略，甚至影响到将来市场的份额，因此，要根据市场发展的要求和变化，及时调整和选准市场定位，当前要调整农村业务的服务对象，大力发展以小额质押、个人消费为主的零售业务，不断开拓农村金融业务，同时推进农行在农村小城镇市场的发展壮大。在基层行所在中小城市，主要围绕西部大开发和城市发展规划，瞄准优势行业和优良客户，选好项目，重点支持交通、城市水电等公用设施；电网、通讯网、广播电视网等基础设施、电信、邮政、电力、石化、医药等优势行业，报业、图书、出版等文化产业、教育产业、旅游业以及个人消费信贷等优良客户。并为客户提供“一揽子”配套服务。
三、加快金融产品开发。在市场拓展的竞争中，农业银行应该注重采取“有差别竞争”的策略，加快金融新产品的开发。努力开拓银行卡、保管箱、金融咨询、保险、代收行政事业收费、代付社会保险金、代个人理财、充当客户财务和投资顾问等等各种各样的中间业务、积极开办个人住房、商铺抵押、汽车消费、一般商业性教育助学贷款等等新业务品种，努力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和为众多客户提供更大范围的服务。
四、改进金融服务方式。服务是竞争之本，获取效益之源，必须建立起“一切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除充分利用自身资金和信誉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自身机构点多面广，遍布城乡，网络架设及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外，还必须改进金融服务方式，为客户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和方便。我行在过去的一年中，试行了客户经理制，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巩固和发展了一大批存款客户；通过贷款营销培植了新的效益增长点；全员营销金融产品，开拓了中间业务；客户状况的改善带来了经营效益的成倍增长。实践证明，客户经理制这种市场营销模式和金融服务方式，能够抢占市场份额，争夺黄金客户，开拓推广新的金融品种，实现利润最大化；是金融服务最好方式，是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必然选择。
加强客户经理管理
客户经理制是农业银行从制度上、人力资源安排上，服务内容上确定自身的营销人员与特定的客户有一个明确、稳定和长期形成的对应关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管理，使其卓有成效。
一、组建运行管理机制。在支行应设置客户经理部、配备正副经理和业务骨干。各基层营业机构；则要视其业务设大小，配备l―3名专职客户经理或兼职客户经理。并选聘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较强的敬业精神、熟悉各种业务技能、良好的公关本领的员工但任，逐步培养和造就一支过硬的营销队伍。
二、明确界定职能职责。按照审贷部门分离的原则；支行客户经理部应主要履行市场开发、系统公关、中间业务经营、对公存款组织、零售业务开拓、受理客户信贷业务申请、贷前调查、贷款合同签订、贷后管理、本息清收、信息反馈。基层机构客户经理基本职责：负责研究市场和客户、对客户进行动态管理、不断挖掘客户的资金潜力、组织对公存款和个人储蓄、搞好市场开发与中间业务经营；负责贷款选项、调查、评估、论评与贷款发放、管理、本息清收；负责探访客户，推荐服务品牌、配合客户经理部开展系统攻关工作、并建立好客户档案。
三、规范客户经理操作。客户经理制是一种全新的经营机制，必须及时规范其操作；充分发挥其职能。客户经理部应立足于农业银行“流动性、效益性、安全性”的经营原则，协调全行资源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多功能面对面的金融服务，开拓新的资金来源，营销金融新产品。挖掘发展优良客户、对其资产类业务的操作、负债类业务的操作、中部业务的操作的每个环节都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操作规程。基层机构的客户经理，是客户的接触者、贷款项目的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者、新业务的开发者和营销者、资金的组织者、中间业务的营销者、客户服务的顾问。对其一每个工作细节都必须建立统，的、完整的操作规程，合规合法有序的开展工作，以保障客户经理制沿着法制轨道不断完善，更好地面向市场、服务客户、拓展业务、稳健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培训定义为：为达到某一种或某一类特定工作或任务所需要的熟练程度，而计划传授所需的有关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训练。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市场的概念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今天我们所说的市场，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场所，而且还是一种运行机制或调节手段，市场的本质体现了各种交换关系的总和。
在培训活动中是否存在交换关系，培训活动是否具有产业性质是能否形成培训市场的关键所在。
(一)培训活动中的交换关系
一个市场的形成，最主要的条件为是否存在着买方和卖方，买方和卖方之间是否存在着交换关系。
从培训活动的本质上讲，它是一个传授知识与技能的活动，交换存在于这个活动当中。
首先，社会(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是培训领域交换的利益实体，是培训需求的一方，即买方。培训机构是办学实体，是提供培训的一方，即卖方。在培训活动中，受训者必须交纳一定数目的培训费，从而使资金流向培训机构，同时也使受训者获取了参加培训的权力。经过培训增长了知识，提高了技能，增加了在社会竞争的能力，这是培训活动中存在的一种交换关系。
其次，培训是传授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教与学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教育工作者的劳动实现的。在当今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工作者的劳动仍然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教师通过自己智能和体能的消耗，向学校和学生提供了服务，同时也获取了相应的报酬，实现了劳动价值的交换。
再次，发展教育事业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国家每年都提供大量的教育经费，通过设立培训机构，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满足社会需求。国家及地方政府也投入大量资金推行或举办大量带有公益性质的培训和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所开展的培训。国家通过教育投资，开发了人力资源，提高了综合国力。国家既是培训活动的投资者，也是培训利益的获得者。
可见在培训活动中，存在着国家与学校、学校与社会、学校与教师、学校与学生之间的交换关系。其中国家、社会、个人既是教育资源的供给者，又是教育资源的需求者；培训机构既是教育资源的供给者，又是产品的生产者。在培训活动中存在着供需交换和价值交换，为完成这种交换必然存在一个市场，通过市场，使社会、教育部门和个人之间实现价值交换和供需交换。
此外，教育交换与物质交换相比，教育交换更为复杂，有其特殊的规律性。首先，教育培训活动与一般商品活动的目的不同，教育不仅具有经济功能，同时还有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育人功能。教育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以为社会培养合格劳动者为目的。第二，教育培训交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交换。因为教育的对象是人，在人才形成的过程中，虽然教育起了巨大的作用，但人才并不是教育的独立产品，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培训者不属于培训机构所有，培训部门也不能把受训者作为自己的产品拿到劳务市场去出卖。
总之，培训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培训机构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必然与社会其它系统发生交换关系，这种供需和价值交换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培训市场就是完成这种交换的场所。
(二)教育培训的产业性质
教育培训活动的产业性质是由它的资源消耗性，生产性和可经营性所决定的。
1资源的消耗性。
开展培训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包括校舍、教学仪器设备、师资和教育管理者、教育经费、时间与空间等，这些教育资源在培训活动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消耗。
2生产性和服务性。
通过培训可以提高受训者的素质。经过培训的人，会导致个人价值的增长，一旦所学知识运用于生产，便会创造价值。在实际生活中经过培训的人比未受训的人就业机会更多。
3可经营性。
培训机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绝大部分办学机构自负盈亏，自主办学。培训机构的生产和经营就是通过对人力、物力、财力的有效结合来创造价值，发展壮大自己。
承认教育培训活动的产业性质，并不是把学校当企业办，并不是只强调经济规律，而不顾教育规律。它的实质在于明确教育部门与社会其它部门的交换关系，社会上的任何部门要想得到教育服务，就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培训机构要想在社会上发展壮大，就必须接受社会的选择，培训机构要有经营意识，要加强管理，提高教育质量，增强在社会上的竞争能力。
教育培训的产业性质与教育培训市场紧密联系，既然教育培训是产业，就得进入市场。教育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就是要通过市场的调节，来达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培训市场的概念界定
市场体系是一个大系统，是由许多专门市场组成的，培训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的大市场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教育所具有的产业性质和培训活动中的交换关系的存在体现了市场的特征。只是由于我们没从本质上去认识它，因而也没有形成相应的理论。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又是交换关系的总和，也是一种运行机制，它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因此，我们对培训市场的理解也不能过于狭窄。目前很多问题正在争议之中，给培训市场下一个定义确实比较困难。从一般的表面概念上界定它，培训市场是以与职业相关的知识技能的提供和需要为交换内容的市场。从深层次界定它，是指培训活动的运行机制或运作形式，是围绕着培训所发生的交换关系的总合。
培训市场本身也是一个小系统，它是由培训信息市场、培训教材市场、培训生源市场、培训师资市场等构成。
培训市场既可以作为单独存在的市场，又可以作为劳务市场、人才市场、科技市场的组成部分，它的形成是人才市场、劳务市场、科技市场成熟与完善的标志。
三、培训市场的本质
揭示目前业已形成的培训市场的本质，是我们认识问题的深化和具体化。具体地说，现阶段培训市场本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商品--市场"层面
精神商品与物质商品一样，都凝固着人们的一般劳动，都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从使用价值来看，参加培训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一定的知识与技能，以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高自身的价值，增强竞争能力。从交换方式来看，知识与技能进入市场后，最简便易行的方式是以"货币"为手段进行交换。要想获得某一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就得交费参加某一培训机构的学习，这些现象的存在充分表明了知识与技能等教育产品已具有"商品货币"性质了。
(二)"不完全"--"不成熟"层面
在一般市场中，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但在培训市场，有时却不能执行，有些类型培训的学费并不反映教育成本，也不反映教育价值和效用大小，学费并不完全成为调节教育供需均衡的杠杆。
竞争是市场运行的动力源泉，是市场的最基本特征。然而在培训活动中，国家为了全社会共同利益对某些培训项目进行某种程度必要的垄断和干预；某些行业本身就具有垄断性，使培训市场中的竞争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程度内。
培训市场从萌芽、发育到完善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对培训市场的认识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事实证明，现阶段的培训市场不论从性质作用意义上，还是从程度范围上看，都是不成熟、不完善的。主要表现在培训市场的界定不明确，发育不平衡、机制不完善、管理不得力，一些培训机构收费不合理，个别学校教育质量低劣，甚至还有以学经商的现象存在。上述种种原因表明，目前培训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虽已初步形成，但是不成熟、不完善。
四、建立培训市场的可行性分析
培训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结构的变革，市场体系的发育，企业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这一系列现实背景，是培训市场得以启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教育是政治经济的反映，教育体制总是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一旦经济体制发生变化，教育体制也必须相应地进行改革。党的十四大明确地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对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深化。这一重大变化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变化，也对教育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理所应当地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与方向。
成人教育是与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联系最紧的一种教育类型，经济领域中的一些基本运作方式，同样适用于成人教育领域。其中建立成人教育科技市场、成人教育生源市场、成人教育人才市场、成人教育培训市场等一批成人教育市场，是成人教育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这样，才能使成人教育与市场经济体制接轨，才能使学校面向社会办学，同时也使社会能够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学校的活力和动力才能得以增强，才能更好地发挥成人教育直接有效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这是培训市场得以形成的动力与源泉。
其二，劳动人事用工制度的改革为培训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是我国企业制度的重大改革。这一变化促进了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以往那种国家包分配，用工终身制等劳动用工制度必将被聘任制、合同制所代替。企业有权选择职工，职工也有权选择企业和工作岗位。需要学习，要求培训已成为职工获取新的工作，更好的工作、更高的工资、职务晋升的必要手段和途径。这种培训是个人根据自身的需要自觉自愿地参加，在经济学上称为"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只有当个人经过投资，而获得了收益成为可能，个人才会到培训市场寻找培训信息，参加培训。所以说，只有职工真正拥有了选择职业、企业和工作岗位的自时，职工培训市场才能形成。
其三，建立培训市场是成人教育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成人教育体制，存在许多弊端，学校缺乏办学自、奉命办学、教育资源得不到充分地利用和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来规划和设计成人教育，已成为成人教育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转变行政管理职能，下放权力，使学校真正成为办学的实体，建立以竞争为手段，以提高效益，优化结果为目的的运行机制(市场体制)，已成为成人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在这种背景下，培训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成为必然，它的出现可以使成人教育按市场的需求办学，使市场调节成为管理成人教育的重要手段。
五、北京市培训市场的现状分析
(一)北京市培训市场的主客体
据统计，北京市目前有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84所，成人中专校142所，各类民办教育机构2136所，此外还有近3000所乡镇成人学校、村办文化技术学校和培训中心。已初步形成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多渠道的办学培训体系。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各类成人培训机构中接受培训。可见北京市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卖方市场和一个潜力很大的买方市场。对于这个客观现实，我们只有正视它，承认存在，研究规律，因势利导，促使其不断发育和完善。
(二)北京市培训市场的专业设置
目前北京市成人教育培训市场所开设的课程大体分为四类，即文化补习类、外语类、艺术类、职业技术类。
文化补习类的主要对象是准备参加各类考试的人，如高考补习班，成人高考补习班，自学考试辅导班等；外语类主要以英语、日语为主；艺术类主要包括书法美术绘画、器乐声乐、舞蹈体操健美；职业技术类主要以美容美发、烹饪、服装剪裁、装璜设计、计算机操作、家政、家电维修、财会和汽车驾驶等。
当前，北京市培训的市场化趋向明显加强，除文化补习仍保持相当的热度外，职业培训越来越面向劳动力市场需要，面向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变革的需要。培训方向明显呈现以下特征：
(1)职业培训的专业多为实用性和操作性强的专业；
(2)办班方式灵活多样、讲究速成，见效快。
六、关于促进北京市培训市场成熟与完善的几点设想
(一)做好建立培训市场的基础工作
1认真搞好办学体制改革，这是建立培训市场的前提。必须切实地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改变政府对教育事业包揽过多的状况，按照《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精神，"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应在政府管理下，主要依靠行业、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举办，或由社会各方面和公民个人联合举办"的精神，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社会力量办学，欢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国外友好人士来华合作办学或单独办学。
2落实培训机构的法人地位，保证培训机构的办学自，这是建立培训市场的内在基础。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为培训机构的发展创造一个较为适宜的外部环境，促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办学实体，使其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宏观指导下自主办学。就目前而言，培训机构应享有招生自、设置专业自、制定收费标准的自、用人自和对外交流权。
(二)建立和完善培训市场体系
1加快筹建我市培训信息市场。目前北京市培训市场体系还不十分健全，其中培训信息市场是较为薄弱的一环，应加紧筹办，发挥其培训中介机构的作用。以市成人教育培训中心为中介，建立全市成人教育培训信息网，把企事业用人单位、各类成人教育培训机构、普通教育培训机构纳入信息网，开展各级各类教育的信息咨询服务，使之逐步完善。
2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培训市场开放的范围，目前首先应开放政府计划调节之外的培训领域--即社会培训领域。其次是系统内、企业内部培训，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范围，逐步使中小企业内部培训的任务由社会培训机构承担。
3在培训市场的组织方式上。组织与筹建培训市场时，要坚持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相结合，以无形市场为主的原则。在交换过程中应由目前的相互依附关系转向契约关系，使在培训市场中各方的利益都受到法律保护。
(三)加强对培训市场的宏观管理与调控
【正文】
一、金融集团及其市场支配地位界定
（一）金融集团的法律含义
金融集团（FinancialConglomerates）和金融集团化（FinancialConglomeration）是市场规律下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务综合经营甚至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跨业融合的必然产物。[1]国际上，1999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平之际，美国花旗银行和步行者集团实现金额高达730亿美元的合并，将金融集团形式推向；2008年1月，我国银监会、保监会正式签署《关于加强银保深层次合作和跨业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银保相互投资开闸，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展保险联合借记卡、住房抵押贷款配套保险等业务；此外，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合作开展银证转账、股票质押贷款等业务；保险公司与证券公司合作开展投资连结保险等业务。200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表示长三角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积极进行金融综合经营的试点。我国已经出现了商业银行与工商企业的相互参股，如上海橡胶轮胎集团、长江计算机集团等28家企业集团向交通银行入股，占该行股份数的50%以上；同时，交通银行也向宝钢集团投资入股。[2]我国金融综合经营和金融集团化已然兴起[3]。
那么，何谓金融集团？根据欧盟于2003年11月生效的2002/87/EC号《金融集团监管指令》，金融集团是指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集团：（1）集团的总公司是被监管的金融机构，或集团中至少有一个子公司是被监管机构；（2）如集团的总公司是被监管机构，该总公司可以是金融机构的母公司，也可以是金融机构的参股公司，或是与金融机构通过合同、章程达到统一管理的公司，或管理、监督人员的主要部分与金融机构的同等人员相互兼职的公司；（3）如集团总公司不是被监管机构，集团的业务应主要为金融业务；（4）集团中至少有一个机构为保险业机构，并至少有一个机构为银行业或投资业务机构；（5）集团的保险业务总量以及银行或投资服务业机构的业务总量都是重要的。根据该指令的定义，金融集团的任一个子集团满足上述条件也应当视为金融集团。[4]这是迄今为止，对金融集团所做的最为完整、且具有法律效力的定义。
实际上，金融集团是金融业务综合经营和产融资本跨业经营以及混合合并的产物。金融集团化不同于企业的横向合并（HorizontalMerger）和垂直合并（VerticalMerger），即金融企业集团化不是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公司之间的合并，也不是互为供应商的经营者的集中，而是在一个集团企业即控股公司之下多个金融法人企业综合经营甚至金融与非金融法人企业跨业经营组成的公司群体。各企业间通过相互持股、共同被控股以及人事兼任等方式形成紧密联系、拥有共同利益、彼此影响重大的金融企业集群，协同提供多元服务和多种经营。
金融集团资源整合的优势在于集团核心竞争力加强。但是金融集团的资源整合不仅给金融监管带来重重困难，同时，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垄断优势不断扩大，给市场竞争秩序带来潜在威胁或现实破坏。发达国家对金融集团在金融监管之外的反垄断规制有着较为成熟的法律理论和实践[5]。近20年来我国本土金融集团发展迅速，[6]尤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外金融大鳄逐渐加快进入中国市场，为了借重本土资源的优势，并购我国中小型银保企业已成潮流，但相伴而生的限制竞争尤其是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现象日趋普遍。虽然金融领域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其竞争不应当过于激烈，但并不意味着放任垄断力量在金融领域过度发展和滥用。我国对金融集团进行反垄断法规制势在必行。正如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1998年6月16日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所指出的：“培育竞争和创新对于繁荣经济至关重要”。
（二）金融集团市场支配地位及其认定的一般理解
我国《反垄断法》中的市场支配地位（MarketDominantPosition），又称市场优势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我们应该明确，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并不必然“有罪”，只有当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⑴扭曲竞争机制，剥夺中小企业的平等经济机会，阻碍技术进步；⑵以社会利益的损害为代价维持优势企业的高额垄断利润，助长不劳而获的获利动机；⑶促使优势企业在缺乏竞争压力的情况下，消弭进取心和创新意识。
在竞争法理论中，对于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人们讨论过市场绩效、市场行为和市场结构等几种标准。[7]但根据实践，竞争是否存在，基本上取决于市场的结构，它是世界各国认定企业市场支配地位的重要标准。一些国家的反垄断法明文规定，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一定标准，即被推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如德国《反限制竞争法》规定，如果一个企业占有不低于三分之一市场份额，就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8]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市场结构在认定市场支配地位过程中的重要性，市场份额是判断被告是否具有垄断力的最好的证据。[9]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列举了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情形。[10]在经济快速发展、市场行为多变的今天，列举不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于是立法者们便在列举基础上加上兜底条款。该规定同样体现了立法者的市场结构的考察视角，承袭了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的规定。
具体到金融领域中，由于金融资产与工商资产的共同逐利性以及信息优势等原因，金融机构往往更容易对外扩张并进行相互联合。[11]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金融混业经营和产融跨业融合趋势的兴起，美英德日等许多发达国家对于金融集团的发展和扩张往往采取积极鼓励的态度，而相对放松了对金融集团市场力量集中和市场支配地位滥用的规制，从而使得一些诸如花旗集团、汇丰集团、三菱集团、瑞穗集团、国际荷兰集团等超大型金融集团不断涌现。这些金融集团通过其雄厚的资金和庞大的金融服务网络，不仅占据着本国金融市场极大的市场份额，而且还将其触角伸向全球各地，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也占据支配地位。[12]在国内，2006年招商银行的信用卡中国内卡业务的市场占有率为42％。然而，依据我国反垄断法，“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就不可能对其发起反垄断法调查。对于可能的损害竞争也不能进行有效的抑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金融集团领域，市场支配地位的含义有所不同。因为以常规的从商品市场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概念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在金融服务领域直接适用。在金融集团领域，市场份额的标准是立法者首先予以采用的。不过，在市场份额方面的法律规定似有不足。就市场结构方案而言，市场份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市场份额达到了50%的企业，只有在根据其他因素可以明确地作结论时，市场上仍然存在着强度足够的残余竞争，方可不被视为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在另一方面，一个市场份额占25%的企业，只有当其他因素明确地说明，该企业的竞争对手仅占有一个相对弱的市场地位时，方可被视为占有市场支配地位。[13]然而，在反垄断实践中，市场份额基本上是对企业过去竞争力的说明，而不能确定企业以后的市场地位。[14]随着市场情势的变化，企业的市场份额可能会发生改变。并且，从更严谨的角度考虑，这个市场份额应当是一个相对的市场份额，即相对于相关市场上的竞争者的市场份额以及交易相对方的市场份额而言。因为，仅仅孤立地根据一个企业的市场份额，不能充分证明该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大小，其竞争者的市场份额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这个企业的市场影响力。例如，一个银行集团的市场份额占到了60%，这个时候，如果市场上的其他竞争者的市场份额均在5%以下，那么显然这个企业在相关市场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如果有竞争者的市场份额占到了30%甚至更多，则这个企业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此外，如果交易相对方的影响力很大，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销售商的影响力。所以，要把一个企业的市场份额放在与相关市场的竞争者以及交易相对方的市场份额的总的关系中来考察，才能对该企业的市场影响力进行正确的评价。所以，确定市场支配地位，还必须同时考虑其他可以说明企业的竞争地位的因素。具体包括：⑴对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设置的障碍。进入市场的障碍越高，企业相对于潜在的新的竞争者受到的保护程度就越强。⑵企业转向生产其他产品的可能性。企业转产的灵活性越大，该企业对其客户的依赖性就越小。⑶交易对手转向其他企业的可能性。交易对手的选择性越小，该企业对市场的影响就越大。
简而言之，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应当是建立在对企业和对整个市场众多因素进行一揽子评价的基础上的，但是市场份额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中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在金融集团领域，就市场结构而言，不能一味地过度保护，应该适当降低市场结构的比例，对于金融集团的垄断行为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以保证市场竞争秩序。这是从静态的方面来说。就动态的视角而言，应该对市场准入的障碍和竞争对手的他向选择进行必要的考察，以做出科学的决策。
二、金融集团相关市场界定
相关市场（RelativeMarket）（也称特定市场）的概念首先出现于美国反托拉斯法判决中，是指作为竞争主体的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开展市场竞争的市场范围，对这个范围的确定被称为相关市场的界定。相关市场又分为相关产品市场和相关地理市场，欧盟法院又进一步确定了相关时间市场。金融集团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取决于相关市场的认定。
（一）金融集团的产品市场
产品市场是指与被告的产品进行有效竞争的商品或服务的范围。确定产品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只有相同或相似的产品才属于相关的市场。所谓相似，并不是指产品物理、化学或技术上的同一，而是指产品市场就是由“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替代性的产品组成的”。[15]产品之间是否具有可替代性，可以从需方替代性与供方替代性两方面进行分析：第一，需方替代性——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如果不同生产者的产品在原则上都同样适用于某个确定的使用目的，即可以满足一个确定的需求，那么，它们相互就可以替代，并属于同一个产品市场；第二，供方替代性——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者都可能利用现有的技术、设备在很短的时间里，转产其他产品，给该相关产品市场的原有竞争者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供方替代性就是从这种有可能的、潜在的投入市场上的竞争中来分析判断相关产品市场的。
在金融集团化背景下，金融产品的研发是金融集团在市场竞争中十分借重的。为了规避产品市场的传统界定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产品研发都体现出差异化的趋势，尤其是在保险产品市场和个人理财产品市场，琳琅满目的产品更是推陈出新。所以，我们在对金融集团在相关市场中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中，必须对产品市场的含义做出更为严格的界定。
一般来讲，金融市场是指以金融资产作为交易对象而形成的供求关系及其机制的总和。[16]金融市场的分类依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按照标的物可以划分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黄金市场；按照中介特征可以划分为直接金融市场和间接金融市场；按照交割方式可以分为：现货市场和衍生市场等等。[17]但是，从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角度来讲，并非所有的划分都有意义。按照中介特征和交割方式的划分以及发行和流通特征的划分对于企业在相关市场的支配地位的认定过于宏观，取得支配地位的难度也非常大，如果采用这类划分，对于金融集团市场支配地位滥用的认定就过于宽松，不利竞争秩序的维护。按照标的物的划分方法比较适中，不至于过于宏观，而且在具体认定和相关功能以及外部特征方面更加明显，有利于执法的便利和执法成本的降低。
（二）金融集团的地域市场
地域市场是决定相关市场的另一重要因素。地域市场是指“消费者能够有效地选择某种竞争产品，供应商能够有效地供应该产品的一定区域。[18]欧盟委员会认为地域市场是指“在这个地域内，有关的供应产品或提供服务的企业处于基本相同的竞争条件下，并且这个地域和邻近地域相区别，因为相互间的竞争条件特别明显的不同。”[19]这些相互竞争的条件应当包括：在一定地域内不同生产者提供生产和服务的成本（最主要的是运输成本）、消费者的喜好、当地的社会文化背景等等与卖方或买方相联系的一切因素。
在一般的产品领域，地域市场的范围局限于国内或国内的某一部分。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集团的综合经营乃至跨业经营方式已经逐步为各国所认同，国际上大的金融企业之间相互持股、控股现象日益普遍，且大都得到了有关国家反垄断主管机关的许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反垄断机关在考察金融集团的市场地位时，重点不再是集团的绝对规模，而是其相对规模。随着全球多元化金融集团的继续演进，市场形态正由地区市场向全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发展。所以，在地域市场的划分方面，我们应该选择比较适中的地域。因为我国金融产业就全国而言竞争相对充分，而且在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基本开放了金融市场，外资金融企业的登陆使竞争在全国范围显得更为充分和激烈。为了充分的维护竞争，我们必须考虑被告的规模以及原告的地域和涉诉方所在地域市场的竞争状况，来确定地域市场的层级划分。
（三）金融集团的时间市场
时间市场通常指相同或相似的商品或服务能够开展竞争的时间范围。过去，由于市场经济节奏较为缓慢，很多国家的反垄断案件在界定相关市场时都没有重视时间市场，仅仅考虑产品市场和地理市场。然而，随着科技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很多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或许企业的产品在某一时间段确实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是这种支配地位的存在只是短暂的。因此，在市场效率越来越高、科技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判断企业的某种产品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间市场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认为，时间市场通常是针对某些季节性的产品和服务来考虑。就金融业来讲，金融产品通常都具有时间替代性，在某一时间段其支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由于金融集团的生存模式中还存在金融集团持股非金融企业，如银行持股工商企业，金融企业可以行使非金融企业的投票权，对非金融企业的经营决策做出相关安排，所以我们在考虑金融集团领域的相关时间市场时，应该予以区分，做出不同的处理。在金融集团中没有非金融企业时，可以做出相对宽松的考察；只有金融集团中金融企业对非金融企业的生产经营做出决定性安排时，对非金融企业的产品在时间替代性上进行考察，以充分维护竞争秩序。
三、金融集团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
（一）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构成与认定
所谓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即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金融集团的整体或局部实施的超过了合法使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界限，对相关市场的竞争秩序造成损害或者可能造成损害，从而为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行为。
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是为了规制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由于现代反垄断法越来越不禁止市场支配地位本身，而只是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20]因此，界定金融集团“滥用”行为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但是，如何划定这条界线却是现实中的一道难题，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反垄断立法或执法对一般企业的滥用行为（更罔谈金融集团了）下过一般性定义，只是给出一些标准，并根据本国的情况列举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若干典型表现。如《欧共体条约》第82条规定，“一个或者多个在共同市场内或者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地域内占有优势地位的企业滥用这种地位的任何行为，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因与共同市场不相容而被禁止”，然后由反垄断主管机关在实践中根据这些标准和典型表现就个案的具体情形来分别作出认定。从欧盟处理GE与Honeywell混合合并案中可以看出在界定金融集团“滥用”时更是依赖这种路径[21]。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列举规定了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所从事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22]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也需要反垄断机构对金融集团进行具体的认定。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构成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1、主体。滥用主体应当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金融集团整体（企业集群）或一个核心企业（金融集团核心即控股母公司）。[23]至于联合起来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金融集团内部各个企业是否构成滥用主体可能需要进一步考察和论证。
按照各国反垄断法的规定，具备支配地位的企业包括一个企业单独构成支配地位的情况和几个企业共同构成支配地位的情况，如前述《欧共体条约》中规定的“一个或多个企业”，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中规定的“企业或企业联合组织体”，法国《关于价格和竞争自由的法律》中规定的“企业或企业集团”。金融集团在法律的界定之内。
我国《反垄断法》并没有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主体做出明文规定，可以从立法目的推定，法律将所有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条件且有滥用行为的经营者都归入法律规制的范围，金融集团也不例外。按照反垄断法理论，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我国市场上具备支配地位的经营者[24]：（1）自然垄断行业中的企业。我国的相关法律概念是公用企业，包括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邮政、电讯、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经营者。[25]这些公用企业长期处于政策性垄断状态，大多在我国市场中占据支配地位。[26]由于金融行业是经济发展中的杠杆产业，与任何企业的联系都非常紧密，现实中，金融集团如果与自然垄断行业能够达成一致或实质融合，就能实现垄断性相互传导[27]从而更加巩固其垄断地位，在市场行为中往往会利用其地位实施滥用行为。（2）依法独占企业。是指由于企业的市场准入受到法律法规等特别限制，使得该企业在相关市场上独家经营或者没有充分的竞争以及用户或者消费者对其提供的商品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的经营地位。[28]一般有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烟草公司、盐业公司等。金融行业尤其是银行在贷款权的控制方面处于法律保护的优势地位。（3）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支配地位的企业。在我国市场结构中占重要地位的金融企业本身就属于国有独资或者经过股份制改造的国有控股企业，由于体制上的遗存原因，我国国有工商企业与国有金融企业有国家政策作为纽带，其信用联系本来就十分紧密，如果企业属于金融集团成员即发生产权联系，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会更加便利。[29]
2、主观方面。界定金融集团相关主体的行为是否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否违法，主要在于对行为反竞争目的的评价。主观方面体现在滥用主体有滥用的故意，即它或它们明知其滥用行为会造成限制竞争等损害后果的发生，却希望和放任这种后果的发生。实施滥用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或增强其支配地位，排除或限制竞争。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就主观方面而言，主要出自对竞争进行压制之目的。
3、客体。金融集团相关主体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侵犯的客体是有效竞争的秩序以及与竞争秩序息息相关的消费者利益以及企业自由。
4、客观方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占市场支配地位金融集团相关主体的各种滥用行为以及滥用行为对有效竞争实质性损害结果两个方面。
就主观要件和客观结果两个方面是否均为必要条件，各国在立法上存在差异。其中主流做法是目的与结果的两侧主义，即只要具备目的或结果的其中之一就可以作为认定滥用行为的依据。如《韩国规制垄断与公平交易法》第3条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是“为了不正当地排除竞争事业者而进行交易，或者可能明显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30]也有立法坚持结果主义，认为仅当支配地位的企业造成了损害或可能损害竞争结果时才被认为是滥用，不问行为前或行为时是否具有损害竞争的目的。例如，《欧共体条约》规定，“一个或者多个在共同市场内或者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地域内占有优势地位的企业滥用这种地位的任何行为，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因与共同市场不相容而被禁止……”。而并未明确规定具有排除或限制竞争的主观目的也是判断滥用行为的一种标准。
笔者认为，两者均应为必要条件。因为，坚持结果主义一般是考虑在执法中认定目的的难度。但是，我们可以在具体执法中以企业的行为为佐证来认定其目的。并且，没有主观上的不法目的支配下的行为，对其进行规制并不能达到法律应有的惩戒和规范的效果。
从反垄断法上来看，对于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要从反垄断法的最终目标入手。如果一国竞争法的最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那么金融集团对经济效益、社会福利的减损行为就是滥用；如果一国选择公平的交易作为竞争法的主要目标，那么对市场公平交易秩序的破坏、利用优势的谈判地位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就是滥用行为[31]。美国反垄断法注重市场效率，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分析理论深深的影响着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而欧盟的竞争法则注重欧盟内部市场的统一，保护中小企业的权利。我国认定金融集团滥用行为尤其要关注以下两点，即滥用行为是由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金融集团相关主体实施的；滥用行为主要在国内市场产生了反竞争的后果，具有违法性。
（二）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典型行为
金融集团，尤其是跨国公司控股或控制以及国内国有资本控股或控制的金融集团，其市场支配地位为其滥用这种优势实施垄断行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般认为最可能出现的垄断行为包括：1、金融子公司相互之间尤其是存款机构向集团内其他子公司提供不符合标准或低于市场合理价格的资金支持；2、金融子公司拒绝对其他子公司的竞争对手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联合抵制以确保其他子公司的市场优势；3、强制性搭售，即对锁定客户以提高融资成本或拒绝服务为要挟，要求其接受其他子公司的服务，等等[32]。其结果必然对市场自由竞争和消费者利益造成损害。我们主要对差别对待、拒绝交易、变相搭售三个最典型的行为加以分析。
1、差别对待。差别对待即歧视，是指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对象，就其所提供的商品的价格、配件供给、交货速度、担保、售后服务以及其它交易条件，给予明显有利或不利的区别对待。
差别对待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价格歧视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美国《克莱顿法》最早直接规定价格歧视为非法。[33]在很多时候，差别对待具有内在合理性，“这就使反垄断策略陷于效率与公平的冲突之中。人们一般认为，实施价格歧视行为的企业在市场上的势力越大，这种价格歧视对市场竞争的危险也越大。”[34]
典型的例子是附加条件限制，即交易中的优势相对方，根据对方企业的身份，对其做出不公平的附加条件限制，使两者在竞争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导致部分企业成本过高，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例如，一个银行在贷款中规定对金融集团内部的成员相对于非成员企业的竞争对手更加宽待的条件，这就使两者在竞争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差别对待行为在经济生活中比较普遍，它也不是当然违法行为，是否受到反垄断法规制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合理性分析。具体操作上应当考虑竞争者与金融集团的关系，是否具备成员的资格条件。
2、拒绝交易。拒绝交易也称为抵制，是指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与对手交易。如果一个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意图进入相邻的市场，例如一个占市场支配地位的钢铁企业意图进入汽车制造业，它就可能采取拒绝供货的方式，拒绝向市场上的某些汽车制造企业提供某种生产汽车的特种钢材。[35]拒绝交易可被视为差别对待的极端情况，是支配企业妨碍下一阶段企业市场竞争的重要方式。
拒绝交易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首先，生产商通过拒绝供货的方式，可以强迫批发商或者零售商按照其规定的价格销售商品，从而可以限制批发商或者零售商在这种产品上的竞争，“经验表明，拒绝供货是卖方在买方不遵守转售价格的情况下使用的最有力的武器”，[36]其次，拒绝交易会减少上下游生产阶段市场上竞争者的数量，降低该市场上的竞争程度；此外，拒绝供货还会限制消费者的购买渠道。
在金融集团中，集团的银行等机构拒绝为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融资，或者人为附加不合理的条件，变相拒绝一些企业的贷款，使其生产融资成本增加，无法与成员企业在同一地域市场或者时间市场上竞争，实际上便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当行为。
拒绝交易是合同自由原则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矛盾的产物。反垄断法并不给一般性的企业强加与其他市场主体合作的义务，以保证合同自由、意思自治的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同时，如果具有支配地位的企业无正当理由拒绝交易时，则属于滥用了合同自由原则，对自由竞争造成了损害。为了保护弱小的市场主体，实现市场主体之间实质上的平等，从实质上促进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必须对拒绝交易行为予以规制。
3、变相搭售。搭售是指卖主在销售一种商品时，要求买主同时购买另一种商品的行为，也就是出售人销售商品时以买方购买另一种商品为条件的销售方式。[37]这种销售方式也称作拥绑销售。反垄断法所规制的搭售属狭义的搭售行为，具有强迫性。另外搭售还要同促销相区别，如生产商为了促进新产品的销售，将新产品与老产品搭配销售，这时新产品的定价一般低于市场价，并且具有暂时性，因此不属于反垄断法的调整对象。
搭售行为一般发生在卖方有一定的市场支配力，购买方对一种商品有急切的需求，卖品又具有独特的特性，商品替代性较差，这时销售商才有可能要求购买方购买不需要的商品。
在日常的金融行业市场行为中，变相搭售行为随处可见。主要的形式是，在银行和保险业出现了混业整合的时候，银行在其市场行为中以购买其保险产品作为为企业提供贷款的交换条件，典型如房贷保险。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利用了其优势地位，在金融集团内部的银行业和保险业经营中达成了一致，从而利用客户的贷款需求，在保险业的经营上排除了任何潜在竞争对手的竞争可能。这种行为是典型的垄断行为。变相搭售是一种纵向的非价格约束，是搭售方利用其在搭售品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将这种优势延伸到搭售品市场上，从而企图获得高额利润的限制竞争行为。
与之类似的便是金融集团的排他易和选择易。如金融控股公司的银行利用与客户的关系，向客户强力推销其承销的证券或其他无法卖出的金融商品、联手促销的金融商品或将劣质商品转售与客户。[38]而且，行为可以变异为消费者欺诈。[39]在这种情形下，银行利用自身优势地位的行为显然是破坏竞争秩序的行为，但是否将其归入垄断协议行为，还要考察银行与保险公司就银行利用优势地位向客户推销保险是否具有明示或者默示但可推知的协议的存在。例如，2008年4月，都邦保险与兴业银行签署了全面业务合作协议书，此次合作包括协议存款、资金结算、产品、客户开发等多层面的业务。此次合作充分体现，银行与保险双方由单纯地利用银行渠道销售特定险种，逐渐扩大到多个领域，对消费者提供更多金融保险服务。[40]这实际上便是一种明示的协议，可以纳入反垄断规制范围。
四、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垄断状态和垄断行为相结合――规制模式的选择
反垄断法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国际上主要采用两种不同的制度，即结构主义规制方法和行为主义规制方法。
结构主义规制方式，是指通过对市场支配地位进行控制使之保持合理的市场结构目标的反垄断控制制度。即反垄断法针对的对象是集中的市场结构或者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该理论认为，当企业拥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其所在的市场就是一个集中的市场。这种情况下，反垄断法即确认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违法，需要采取分拆企业等手段减少市场集中度，使市场恢复竞争状态。行为主义规制方式，是针对企业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进行的不公平或不利于竞争的行为进行控制的制度。根据这种方式，反垄断法针对的对象是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而不是市场支配地位或者集中的市场结构。[41]结构主义控制制度以日本为代表，欧盟及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采用了行为主义控制方式，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结构主义为主，其后以行为主义为主。[42]两种方式的价值取向和法律后果大不相同，分析两种方式的理论基础和优劣利弊，对我国金融集团反垄断立法和执法实践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结构主义认为集中的市场结构对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有负面影响，反对市场的过度集中以鼓励充分的市场竞争。但结构主义并未达到理论的目的，单向的因果关系逻辑反而削弱了正常的企业发展动力，同时政府的干涉也干扰了市场的合理发育，影响了经济规模、经济效益和经济组织的发展。行为主义则纠正结构主义的“滥杀无辜”，使市场回归公平的竞争，同时并不反对企业的做大做强。行为主义注重的是市场效益、行为和结构的双向作用。考察主要的国家，可以看到，目前比较通行的是行为主义的规制方法，同时辅以结构主义的前提标准。
结构控制和行为控制，无论在控制对象还是在法律特征上，无论是在法律构成还是在主要表现形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在反垄断法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担负不同的任务。但是，纵观各国反垄断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我们又发现，结构控制与行为控制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在相互对应、互相区别的同时，又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在调整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维护竞争性经济秩序的过程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发达国家反垄断法目前均将具有垄断状态或市场支配地位作为界定垄断行为的先决条件，有的还做了明确界定。如英国、德国的反垄断法均具体规定了构成市场支配地位的市场份额。这样做的好处是增加了法律的确定性，不但有利于执法机关的执行，而且有利于企业遵守反垄断法。这一经验也被我国立法所借鉴。德国的反垄断法还规定了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制度，也就是说，对于具备一定市场份额的企业推定其具备市场支配地位。这个制度同样在我国立法中得到反映。[43]我国反垄断立法较为成功地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但应注意，推定制度不应绝对化，市场是复杂的，将标准简单化一方面固然有利于执法，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伤害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国反垄断立法者面对的一个难题，执法的便利性有可能导致“一刀切”。而且，如上文所述，笔者认为这样的一个绝对化的市场份额推定在金融综合经营乃至金融与工商跨业经营竞争的时代，似乎并不不能充分体现法律的正义。我们应当在秩序的法律价值下确保个案正义。
（二）个案正义――抗辩制度的完善
法律总有例外。由于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并不违法，只有滥用这种地位才是违法的。因此，反垄断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应采用“合理原则”，即被指控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企业应当有权对有关指控进行抗辩，为自己的行为进行法律辩护。法律应当允许被指控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企业对有关指控进行抗辩。
如果处于支配地位的企业能够对自己被指控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做出了客观合理的解释，即它所采取的行为是为了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恰当手段，并且主观上出于善意，反垄断主管机关和法院就可以认定其没有滥用。比如，拒绝交易是出于购买者本身的不当行为；独家交易所实施的排他性约束可以作为生产商之间开展竞争的合法手段；出于技术上和为使用者安全考虑的搭售是必要和适当的；等等。这也是在法律的一般规则下确保个案正义的体现。
我国反垄断法允许这种抗辩。如《反垄断法》第43条规定：被调查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有权陈述意见。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对被调查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核实。允许这种抗辩的目的，是要在处于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利益与其竞争者或消费者的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协调，防止明显偏向某一方从而更有利于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也实为一种对复杂市场行为的更接近真实的诉求。
（三）完善制裁――责任体系的充实
关于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责任问题，笔者认为，应充分鉴借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特点，建立形式多样、富于实效的法律责任体系。首先，我国应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责任来制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就行政责任而言，对于违反反垄断法的各种滥用行为，反垄断主管机关有权责令行为人停止违法、颁布行为禁止令、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就民事责任来说，经营者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损害他人权益的，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经营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并且可借鉴美国等的增加赔偿制度，如三倍损害赔偿等，以增强民事责任对滥用行为的制裁力度。同时，为充分发挥法律的权威作用，有效制止严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违法者，应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控制制度中规定必要的刑事制裁条款，对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对于世界各国在控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过程中所采取的其灵活多样的方法，如采取恢复竞争措施、责令改换替代经营方式等也可予以借鉴，这些方法既可降低审理滥用行为案件的成本，又可及时有效的制止违法行为，体现效率原则。
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我国《反垄断法》中均有规定，可以通过法条指引到相关的行政法和民事法律规范。如第47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而在第49条中，“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可以直接指引至整个侵权行为法律体系。在民事法律体系中有详细的配套规定，在《反垄断法》中没有必要明确规定。
但是，针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乃至经济型垄断的三种行为模式，刑事责任在《反垄断法》中没有体现。涉及刑事责任的是第52条和第54条，分别针对反垄断执法过程中相对人的不予配合和执法人员的渎职行为，而针对垄断行为本身则没有刑事责任的规定或者法条指引，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个遗憾。
美国的反垄断法经验表明，自1974年修改《谢尔曼法》大大提高刑事处罚标准以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得到了更好的遵守。”[44]因此，为了规制严重的滥用行为，反垄断立法中应当规定相应的刑事责任制度。笔者建议，对于情节特别恶劣、危害结果极其严重、证据确凿充分的滥用行为可依法追究支配企业和主要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对其处以罚金和徒刑。当然，鉴于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模式，关于滥用行为具体的犯罪构成和刑事制裁措施应由刑法作出补充规定或者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规定。
当然，金融集团反垄断规制研究在我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控制还需要与金融监管密切配合，[45]尚有许多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理论界的长期探索和实务部门和立法执法部门的及时总结，笔者期待更多的同仁能关注这个问题，期望我国金融反垄断法制建设早日完善。
【注释】
[1]FinancialIndustryConsolidationSurveyResults，AFPResearchDepartmentSeptember2000，AssociationforFinancialProfessionals.
[2]王健：《企业经济集中与反垄断法》，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二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95页。
[3]详见《中国央企的“产融结合”》，载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1月15日。
[4]杨勇：《金融集团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5页。
[5]（美）肯尼斯哈姆勒：《法律全球化：国际合并控制与美、欧、拉美及中国的竞争法比较研究》，安光吉、刘益灯译，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十四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第375-390页。
[6]我国金融集团的发展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产业资本涉足金融行业即“由产而融”，90年代末随着股份制银行兴起和国有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加速，“由融而产”也浮出水面，在我国出现产融双向结合的局面。
[7]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8]德国法还规定，由多个企业组成的整体有如下情况时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1)该整体由三个或三个以下企业组成，它们共同占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市场份额，或者；(2)该整体由五个或五个以下企业组成，它们共同占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场份额。除非这些企业能够证明其相互之间能够开展实质上的竞争，或者这些企业在总体上相对于其他竞争者不具有突出的市场地位的。
[9]例如，在微软垄断案的一审中，杰克逊法官在事实认定书中判定微软公司在电脑软件市场中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理由为：微软公司在全球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占有率已经的保持在95%以上；微软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受到产业高入门障碍的保护:消费者缺乏商业上显著的替代性选择。
[10]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第2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㈠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㈡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㈢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的。
[11]JosephG.HaubrichandJo?oA.C.Santos，BankingandCommerce:ALiquidityApproach，WorkingPaper，2001.
[12]AlexanderRaskovich，ShouldBankingBeKeptSeparatefromCommerce，EconomicAnalysisGroupDiscussionPaper,2008.
[13]（德）P·贝伦斯：《对于占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滥用监督》，详见王晓晔编《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14]市场份额，又称市场占有率，是“根据企业总产量、销售量或者能力的比例，对该企业在一个行业或者市场中的相对规模的测定方式。”市场占有率﹦（特定企业的销售额﹢特定市场的销售总额）×100％。各国法院或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认定企业是否居于市场支配地位时，经常将市场占有率视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1992年联合签发的《横向兼并指南》就如何计算市场占有率做出规定。根据欧盟1989年制定、1997年修订的欧盟兼并控制规则，欧盟主要依据产品价格计算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15]MarkFurse,CompetitionLawoftheUKandEC,BlackstonePress,1999,p69.
[16]张亦春，郑振龙：《金融市场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第2版，第1页。
[17]同上注，第8-11页。
[18]李小明：《反垄断法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违法认定问题研究》，《河北法学》2007年第11期。
[19]阮方民：《欧盟竞争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20]王婷：《应对反垄断，金融业准备好了吗》，载《中国证券报》2008年8月1日。
[21]CentoVeljanovski,ECMergerPolicyafterGE/HoneywellandAirtours,Competition&CommunicationsEconomists,Winter2003.
[22]我国法律禁止的滥用行为包括：㈠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㈡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㈢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㈣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㈤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㈥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㈦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23]金融集团之间以及金融集团与其它企业的联合滥用其危害更大，这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24]尚明：《反垄断――主要国家与国际组织反垄断法律与实践》，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25]详见1993年我国《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2条。
[26]孙晋：《自然垄断的规制改革与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科学构建》，载《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5期。
[27]笔者在这里把两个或两类及以上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的结合称之为“实现垄断性相互传导”。
[28]孙晋：《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构建与政策性垄断的合理界定》，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3期。
[29]笔者认为金融企业与工商企业的产融结合分两个层次：基于信贷形成的信用关系表现是较低层次的产融结合；基于单项持股或双向持股形成的股权关系则是较高层次的产融结合。发达国家更多的表现为后者。
[30]游劝荣：《反垄断法比较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31]种明钊：《竞争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32]闫海：《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研究》，载经济法网，2008年6月15日访问。
[33]张穹：《反垄断理论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34]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35]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36]Reportsofthecommitteeofexpertsonrestructivebussinesspractices.Paris.1969.p.21.
[37]殷志刚：《搭售的不正当竞争性质及其规制》，《集团经济研究》，2007年第20期，第168页。
[38]种明钊主编：《竞争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页。
[39]人民网：视频资料《银行推销保险美其名曰‘存款送保险’》，2006年9月25日.
[40]《兴业银行联姻都邦保险》
[41]如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并不限制企业的优势地位，而是反对优势地位的滥用。根据该法规定，当作为某种特定商品或劳务的供应者或需求者，针对下列条件下，如果具有突出的市场地位，就构成了企业的优势地位：第一，没有竞争者或者竞争者很少;或者第二，相对弱势竞争者。对于第二个条件，除考虑其市场份额外，特别要考虑其财力、采购或销售市场的渠道、与其他企业的财产上的关系以及对其他企业进入市场在法律和事实上的限制等因素。
[42]（美）马歇尔﹒C﹒霍华德：《美国反托拉斯法与贸易法规—典型问题与案例分析》，孙南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一、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
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标志是1986年欧共体通过的《单一欧洲法案》的提出。在这份法案中，欧共体提出了在1992年12月31日之前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在这个市场内，实现产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完全流动。在《单一欧洲法案》框架下，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成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点，而且随着德洛尔报告的和《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实施，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又成为推动欧洲向经济货币联盟迈进的关键动力。
《单一欧洲法案》只是明确了欧共体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方向性目标，具体的政策表现为欧共体理事会的指导性意见”。
早在1977年，欧共体委员会就了《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其核心条款是允许外国银行在符合东道国法规的前提下设立分支机构。它事实上打开了成员国银行在共同体其他成员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大门，具有重大的普遍性意义。但是，由于各国的立法差异并没有得到消除，因此《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并没有导致任何重大的跨国银行活动。真正标志着欧洲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走向单一市场的是1989年欧共体理事会的《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Directive89／646／EEC)，经过修订，1993年各成员国将其转化为本国的法律加以正式实施。这份立法涉及欧洲银行业金融服务和跨国活动的各个方面，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其核心是置于共同监管规则下的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根据这两项原则，任何一个成员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只要在本国获得了营业许可，就可以在其他成员国开设分行，不用事先征得接纳国的许可，其业务也只受母国监管机构的监督，而不受东道国的监督和管制。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对银行业跨国经营的便利性不言而喻，银行不再需要为了申请在国外开立分支机构的资格而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其经营活动也只由本国的监管机构监督，这样就避免了成员国之间由于监管规则不同造成的麻烦。另外，这两项原则也为欧盟各国提供了一个监管框架，这个框架有助于降低对欧盟各国之间进行协调的成本，并减少欧盟各国的监管负担，同时也限制了潜在的各国监管者的偏见。1986—1992年间，欧共体理事会还制定了8个附加的指导意见，分别对银行业监管、资本金要求、偿债能力标准、洗钱活动、信贷风险、年报的要求和银行并购重组各个方面做出具体的规定。
欧共体理事会的这些指导意见系统地阐述了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立法要求，然后各成员国将这些要求转化成本国的具体立法加以落实。因此，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不仅依赖于各项指导意见的有效性，而且也和各成员国的具体实施状况密切相关。芝摩曼(Zimmerman，1995)考察了所有单一市场指导意见在各成员国的实施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在1991年末至1994年4月间，已经被成员国采用的指导意见占全部指导意见的百分比已经从58％上升到89％。对于《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截至1994年4月，12个欧洲联盟的成员国中有11个已经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进行了国内立法，惟一的例外是西班牙。
总体而言，在欧共体一系列的指导意见之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法律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法律一体化比市场的实际一体化先行一步。
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经验检验
(一)假设和数据
首先，经验检验主要是针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同时也涉及货币市场，因为银行信贷市场利率是以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基础的，银行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关系很密切。
其次，检验的指标是利率，也就是以利率(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作为衡量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指标。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完全一体化的市场应该遵循单一价格原则，换言之，就是在完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所有相同金融资产都具有相同的价格。由此，利率可以作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衡量标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风险的不同，文化对银行与客户关系的影响不同，货币政策条件不同，以及各国银行为解决信息不完全而采取的策略不同，一体化的银行信贷市场内利率并不一定都实现均等化。因此，我们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不是以严格的价格均等化作为标准，而是使用协整的概念。协整分析认为，随着银行信贷市场日益一体化，区域内银行的定价行为将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一体化地区内成员国的利率将表现出趋同的关系。而从具体分析的角度说，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内，利率(非稳定时间序列)在短期内可以分离变动，但是在长期，市场力量将迫使它们恢复到一个均衡的关系。
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这是出于下面几方面因素的考虑。第一，在金融市场上，名义利率能够比实际利率更好地反映国际套利过程。借款者用以进行比较、评判的是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相应地，那些不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行跨国业务活动的银行一般也只是对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感兴趣。上述两者构成了国际套利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在国际套利过程中名义利率比实际利率更重要。第二，用实际利率进行衡量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方面，实际利率以各国的货币分别表示，其差异无法比较，同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对跨国实际利率进行比较，因此对于单个投资者或借款者来说，实际利率差异并不能够提供获利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平均实际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购买力平价，而各国的购买力平价在长期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偏离，也就是说各国平均实际利率在长期是基本相等的。这样，使用实际利率进行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检验具有潜在的误导性——无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是否发生，实际利率本身的差异就很小。因此，我们选择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作为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指标。
我们的研究范围包括欧洲联盟的六个核心国：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欧盟GDP总额的80％以上，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欧洲联盟的总体。同时，为了比较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我们把分析扩展到美国和日本。
我们将使用从1985年开始的月度利率对银行贷款利率和利差进行协整检验。对于银行贷款利率，选用各国的基准利率表示；为了计算利差，选用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存款利率的近似表示。银行贷款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的数据都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版的《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中得到，两者都从1985年1月开始。利差有两种形式：一是由贷款利率减去货币市场利率得到的绝对利差；二是由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得到的相对利差。
(二)模型的分析框架
1．协整检验的一般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如果两个时间序列yt、Xt各自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定义为I(1)序列，而且两个序列的某个线性组合是平稳的或I(0)，那么称时间序列Yt、Xt是协整的，或者说两者具有协整性。协整意味着两个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存在某种长期的均衡关系，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变化总是伴随着另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变化，两者不会分离太远。
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协整检验基本上是遵循恩格尔和格兰杰(EngleandGranger，1987)建立起来的方法，按两个步骤展开。首先，证明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然后，估计协整向量。
协整检验的条件是待检验的时间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定义为I(1)。为了确定贷款利率时间序列和利差序列是I(1)，我们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为此，我们要构建关于利率和利差的时间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的回归方程，然后分别进行t检验和F检验。两个回归方程都包括一个紧跟在利率的滞后差分项之后的趋势变量：
零假设表示时间序列服从随机游走，即非平稳。对于t检验，零假设是Ho：b＝0；对于F检验，零假设是H0：b＝d＝0。如果计算出的‘统计量或F统计量的值小于临界值，那么我们不能拒绝零假设，也就是说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
一旦确定了贷款利率和利差的时间序列是I(1)序列，我们就可以从杜宾一沃森(Durbin-Watson，DW)统计量开始进行协整检验。杜宾一沃森统计量从协整回归中得到，协整回归使用单个国家的利率或利差yt作为因变量，欧洲联盟其余国家的平均利率和平均利差作为自变量xt：
当由方程(3)的回归中计算出DW值比临界值大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即两个时间序列存在协整性。正如恩格尔和格兰杰指出的，杜宾一沃森检验只是作为证明存在协整性的一个近似指标，它需要更详细精确的其他检验加以补充，有代表性的是迪基一富勒(Dickey—Fuller，DF)检验和增广迪基一富勒(AugmentedDickey—Fuller，ADF)检验。迪基一富勒检验基于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构建模型：
这里，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表明了两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协整性。具体地说，按照绝对值进行比较，当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说明两个时间序列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另外，根据以下的回归方程可以进行增广迪基一富勒(ADF)检验：
这里，按照绝对值进行比较，当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即两个时间序列变量具有协整性。
2．存在结构性突变的协整检验
凯普雷(Caporaleetal．，1996)认为，对于趋同之前和之后的时间序列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协整是一个强有力的检验，但是对趋同过程中的时间序列变量则不然，也就是说，在趋同发生的时期内，时间序列变量经常表现出非协整性。换言之，非协整性能够反映时间序列变量的一种趋同进程，这一结论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是时间序列存在结构性突变，这种结构性因素常常是由外部作用引起的，而不是时间序列本身变化规律的结果。如果欧洲联盟促进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立法和政策措施(主要是《单一市场法案》和《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有效，那么欧洲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利率差异应该存在下降趋势，或者说利率的时间序列显示出结构性突变，欧洲联盟各成员国之间的贷款利率出现趋同。根据上述观点，如果存在结构性突变，那么样本将要划分为突变前和突变后两个时期，然后分别对这两个时期进行协整检验。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这种方法进行的协整检验，缺少协整性正好意味着存在趋同进程。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通过影响银行定价行为和竞争状况，从而对金融市场结构形成冲击，贷款利率就可能显示出结构性突变。因此，我们要对存在结构性突变的时间序列分别进行协整检验。《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于1989年通过，到1993年9月欧盟各个成员国将其转化为本国的具体法律加以落实，因此大致可以认为结构性突变发生在1990—1993年9月这段时期内。如果考虑90年代初期金融市场也经受多方面严峻的外部突发性冲击，如两德统一、欧洲货币体系危机等，将突变性时期确定在1990—1993年这段时期内是恰当的。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整个样本期分为两个不同的子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85年1月到1990年12月，代表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和措施没有实际实施的阶段，可称为前一体化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1993年9月到1997年12月，代表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有关政策措施开始实施后的阶段，可称为后一体化时期。1990年12月到1993年9月之间的这段时期被排除在外，以充分保证两个子时期相互独立，同时也力求减少90年代初外部冲击对欧盟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
这样，我们就对上一部分的检验程序加以修正，具体按如下步骤进行：第一步，对从1985年1月到1997年12月的整个样本期，根据方程(3)进行协整回归，得出DW、DF、ADF的各个值。但是，在存在结构性突变的条件下，这些检验的实际意义有所减弱。第二步，进行结构性突变条件下的协整检验，把整个样本期分为两个子样本，然后分别应用方程(5)对每一个子样本进行协整检验。
(三)模型检验结果
1．贷款利率和利差的趋势：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说明欧洲和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我们将对欧洲联盟六个核心成员国以及日本、美国的贷款利率和利差进行分析。
统计数据表明，整个样本期内，欧盟各成员国的货币市场平均利率水平存在不小的差异，最低的是德国(5．89％)，最高的是意大利(11．66％)；各成员国的贷款利率也并不相等，最低的是德国和荷兰，它们的平均贷款利率大约是8．2％，意大利则高达12．86％。
如果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能够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假定成立，那么我们将发现各成员国的名义利率会减少到一体化之前利率最低的国家的利率水平。统计数据表明，与前一体化时期相比，后一体化时期的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但是，这种情形并不是欧洲特有的，因为美国和日本的利率也表现出同样的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利率的下降更可能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而不是由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政策的独特后果。另外，在后一体化时期，各国的利率看起来更加接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利率普遍下降而导致利率之间的差距变小。而且，统计数据也不能够说明利率实现了均等化，毕竟在意大利和荷兰两个国家之间，货币市场利率的差距达到4．97个百分点，银行贷款利率的差距也有4．28个百分点。
对利差的分析表明，除了比利时和意大利之外的所有国家，与前一体化时期相比，后一体化时期的绝对利差普遍减少。但是这本身不足以说明欧盟金融市场实现了一体化，因为利差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各国名义利率的下降。而且，对相对利差的分析表明，在这一时期内利差实际上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在前一体化时期，相对利差的变化范围是从比利时的1．64的高点到英国的1．10低点；而在后一体化时期，这一变化范围是从比利时的1.87到意大利的1．15。利率的降低可以很大程度地解释这种变化。银行贷款利率可以表示为货币市场利率加上一个附加额，而相对利差又可定义为银行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因此，当货币市场利率下降时，相对利差将会增加。但是，统计数据表明，在后一体化时期，除了比利时以外的所有其他被分析的欧盟成员国的相对利差都更加紧密地朝德国的利差水平靠拢。总体而言，描述性统计量并不能有力地说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只是在较小程度上指出了不同国家利差更加接近。
2．利率和利差的单位根检验
首先，我们给出协整检验第一步的结果，也就是确定待检验的时间序列是否是一阶单整的，即时间序列是否I(1)序列。为此，我们分别对利率时间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对所有的利率(包括货币市场利率和银行贷款利率)，我们都不能够拒绝有单位根的零假设，也就是说所有的利率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进一步地，我们能够拒绝利率的一阶差分序列的零假设，也就是说，利率的一阶差分序列是I(0)序列。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有的利率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我们可以对利率的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同样地，利差的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也表明，绝大部分国家的利差时间序列都是I(1)序列，而仅有几个国家(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的检验值表明利差序列是I(0)序列。这里的利差是由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而得到的相对利差。
3．银行信贷市场以及货币市场的协整检验
(1)利率的协整分析
经过经验分析发现，除了法国、比利时，欧盟其他国家的货币市场利率普遍表现出缺少协整性。在现实情况下，对欧盟货币市场利率起基准作用的并不是欧盟的平均货币市场利率，而是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因此，我们对欧盟各国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表1。
说明：(1)欧盟各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序列相对于德国货币市场利率序列进行回归。(2)DW给出了的德宾一沃森统计量的检验值，100个观测值的相应的临界值是：0．511(1％)，0．386(5％)，0．322(10％)。当DW值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表明存在协整性。(3)DF给出了简单DF回归的φ的统计量，其相应的100个观测值的临界值是：4．07(1％)，3．37(5％)，3．03(10％)。根据绝对值比较，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表明存在协整性。(4)*数据代表存在协整性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出德国货币市场利率和比利时、荷兰、英国三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在两个子时期都是协整的，在前一体化时期协整性表现得更加强烈。法国和意大利有更低的检验统计量，表明它们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非协整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后一体化时期的检验统计量的值都比前一体化时期更低，也就是说协整性在后一体化时期显得更加微弱，这一结果符合凯普勒(Caporale，etal．，1996)的观点，即趋同进程中，能够检验到的协整性会减少，换言之，缺少协整性可以被解释为趋同进程的结果。总体而言，欧盟各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之间表现出较明显的协整性和趋同现象。
货币市场利率通过固定汇率联系在一起，从而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协整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转换成银行贷款利率之间的协整性，但是这种转换关系并不是很明确。从表1中可以看出，就比利时而言，在前一体化时期其货币市场利率是协整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也是协整的；但是对荷兰而言，货币市场利率的协整性并没有导致银行贷款利率的协整性。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即货币市场利率的趋同是银行贷款利率之间出现协整性的必要但绝不是充分的条件。
(2)利差的协整分析
这一部分我们进行利差的协整分析。利差的协整性反映了能够将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确立一种长期均衡关系的套利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来自于货币市场一体化，银行零售定价行为的趋同，以及信贷市场的套利过程，我们不追究这种套利过程背后的驱动力量，因为协整分析考虑的仅仅是长期均衡化的进程是否存在。
说明：(1)欧盟各国的利差相对于欧盟平均利差进行回归，对每一国的检验，欧盟平均利差中都已排除了该国的利差；美国和日本的利差相对于欧盟平均利差(包括所有的欧盟6国)进行回归。(2)DW给出了德宾—沃森统计量的检验值，100个观测值相应的临界值是：0．511(1％)，0．386(5％)，0．322(10％)。当DW值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零假设，意味着存在协整性。(3)ADF(k)给出了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括号中的k给出了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滞后项数，因此k＝0代表简单的迪基—富勒回归。100个观测值的迪基—富勒回归的相应临界值为：4．07(1％)，3．37(5％)，3．03(10％)，100个观测值的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相应临界值为：3．77(1％)，3．17(5％)，2．84(10％)。(4)表中*数据代表不存在协整性的结果。
表2给出了整个样本期的利差协整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欧盟各国的利差序列较为普遍地表现出明显的协整性。但是，将样本分为前一体化时期和后一体化时期之后，检验结果会表现出许多结构性变化。一般地，在第一个子时期，检验结果总体上表明存在协整性，惟一的例外是法国，只是部分地表现出协整性。在后一体化时期，我们发现协整性减弱。根据ADF统计量，在后一体化时期中能够确定存在协整性的只有英国。
4．地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和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