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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类政策主张有悖于自由贸易学说的经典理论，但是给当前风行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辩护。毕竟，人们看到，诸如日本这样的国家从贸易保护主义和指导性产业政策中获得重大利益。而与此同时，美国由于其自由贸易政策遭受了损失。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在WTO这样一个趋向于对贸易干预持否定态度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的影响向纵深发展的情况下，战略贸易理论与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另外，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透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内容、实施条件和政策效应能够得到什么有裨益的启示？
一、重新审视国际贸易理论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上，按照这一理论，发展中国家在选择贸易战略时顺理成章的行为就是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换取他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然而，这一理论本身的完美却因其在指导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发展中目标的战略选择时的不适应性而面临挑战。由一系列“完美”假设而推导出的“自由”必须要放入现实重新加以审视。
（一）自由的代价
在人们的观念中，发展中国家缺少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低廉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资源优势。因此比较利益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的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则反之。我国目前的进出口结构基本上是这种格局，但是问题在于，我国的这种贸易结构能否长期化，这种低附加值的出口战略是否会使我国的所谓比较优势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
曾就不平衡发展进行研究的部分学者发现国际贸易有一种内在的不平衡机制在起作用。世界上总是只有一部分国家率先开始工业化的，不管是由于国家历史、经济结构、社会制度发展的必然因素，还是由于诸如个别伟人的偶然因素，也不管工业化的资本是来自“清教徒”式的节俭还是来自圈地运动、奴隶贸易的残酷的掠夺。不平衡发展在工业国出现即开始。工业品的投资利益率高，导致资本向工业聚积，其规模经济发展空间远大于农业，导致工业增长速度高于农业，再加上工业的外部效应远非农业可比，所以工业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实力迅速改变，并挤占了农业国独立发展制造业的空间。工业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一部分资本将流向少数相对比较具有发展条件的国家，但是不会流向更穷的国家，从而形成一定比例的“中产阶级”国家（如“四小龙”等）。这样以来，工业国、新兴工业国和穷国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但新兴工业国和工业国的差距将越来越小。这个推导与90年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格局相吻合。在没有外在因素的时候，这种专业化分工将持续不变，相对的生产率分别按照工业的高速和农业的相对低速不断地深化发展下去。
并且，由于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低，工业品收入需求背景性大，农业国对工业国的产品需求增加，而工业国对农业国的产品需求不变或变化相对要小，则贸易条件恶化，农业国不得不用更多的农产品换取同样多的工业品。虽然随着两国的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农业国在国际交换中还是能够得益，但是，第一，它的得益的增加小于工业国得益的增加，长期看来，差距会扩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第二，农业国因片面出口农产品可能导致对外贸易引起的有效需求增加大部分都流向工业国了；第三，农业国的得益是静态的（与本国既生产工业品又生产农业品相比），但若动态来看，如果放弃暂时的静态得益，发展本国的工业品，努力降低成本，从长远来看可提升本国的贸易条件。
（二）自由的挑战
按一般分类，我们可将产业由低位到高位划分为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划分依据主要在于各类产业产品的生产率的增长率和收入弹性分别由低到高，进而决定了各类产品的竞争能力由低到高。产业高度化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有竞争优势的国家）的贸易条件越来越优，其维持固有贸易格局的意愿就越来越强。如果现实按照主流贸易理论的假设运行，那么产业低位化国家的福利日相对缩短小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可是，由于主流贸易理论的诸多基本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释世界贸易中的如下现象：一是里昂惕夫之谜展现的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实证分析与该理论不符；二是国际贸易伙伴结构揭示出的国际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而非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三是国际贸易内容主要是资本品与资本品之间的贸易而非资本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
于是，经济学家们日益重视世界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他们以此为出发点，结合产业组织理论和搏弈论探讨对国际贸易格局的解释。他们的研究是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贸易各方的政策及行为对国际市场竞争、贸易获益、贸易量的影响入手，结合对国内种种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相互关系以及旨在提高市场绩效的各种管制政策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是，一国采取在称之为“战略性贸易政策”框架内的多种贸易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增加本国企业成本竞争性：第二是，出口补贴可降低本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其市场份额和利益；最后是，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紧密结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术机会和外在性产业的发展。这意味着，如果国内厂商行为及其后果不能令人满意，则要求设法纠正即产生了政策干预的可能性，一些产业和压力集团要求保护的特殊利益与国家的贸易利益有时是一致的，与别国是冲突的。总之，这类经济学家认为，相对于完全竞争这一最优境界而言，不完全竞争的次优境界并不能保证潜在的收益一定能实现，理论上政府干预能够改善市场运行的结果，一种贸易政策新思路似乎产生了。
至此，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产业结构级别通常不同）的竞争优势是由产业级别决定的，两者间的贸易越自由对发达国越有利，而同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则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并不会使某国自然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政策主张倾向于干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减少管制，促进自由贸易，一方面似乎是一种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的形成正掀起为保护正言的逆流。
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得到启示：接受现有国际贸易格局的产业发展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增长，并且在国际贸易利益这块日益膨胀的“馅饼”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干预的贸易理论与产业政策的结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高度化的手段。发展中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联合体要么通过资源转换在高位产业中拥有与发达国家同享贸易利益的竞争优势（“四小龙”的发展轨迹是一个例子），要么形成对低位产业的垄断优势（欧佩克组织因为输出石油而获得贸易顺差，但国家竞争力并不强），才不致于使贸易条件恶化。
（三）再定义自由
因此笔者认为，所谓自由贸易的目标应该是全球各利益集团（以国家或国家联合体为单位）致力于尽量“公平”地分享国际贸易得益而达成的使贸易自由度最大化的激励与约束相交织的贸易制度的形成。这里提到的自由隐含“公平”的前提，已非主流贸易理论中的绝对“自由”。在这种“自由”目标下的国际贸易制度存在一个使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实施其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边际区域。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等保护性理论应服务于这一边际区域。各国只能在这一区域内实施贸易干预，并且通过干预尽快改善市场运行的结果，否则就要落后于自由化的趋势而陷入被动，自由化的进程是主流。在这样一个多边体制下，发达国（工业国与新兴工业国）有必要协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其加入自由化进程的条件。另外，实现这种“自由”的结果也与主流贸易理论的“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的论断矛盾，因为即使这种贸易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使得“自由”的程度越来越大，那也是各国政府作为“谨慎的干预者”（克鲁格曼）合力的结果，是努力创造“自由”条件、减少“不自由”的产物。
二、新贸易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
在确定我国的对外发展战略时，需要明确我国发展开放经济的目标定位。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对国家贸易依存度与发展中小国不可同日而语。发展中小国的国内市场狭小，其经济的发展要依赖出口的扩大。我国的国内市场容量和资源条件为其发展专业化和规模经济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我国的对外贸易目标不是片面追求外向度，而是在扩大开放和扩大对外贸易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那么，为了创造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国家要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通过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位资源换取高位资源，引进技术和资金或使两者结合的机制，有重点地培植一批高位产业，如目前比较切合我国市场需求的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建筑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某些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性产业如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对国外资源及国外产业建立一定进入壁垒，鼓励高位资源和高位产业进入我国。确定目标后，我们可根据我国的市场结构、发展水平的实际并运用战略贸易理论的基本内容、实施条件、政策效应得到一些启示。
（一）我国的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与贸易干预
要探索传统贸易理论（或比较优势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或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适用性问题，首先必须从一般理论意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实践历程分析这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一）两种国际贸易理论前提假定
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质是自由贸易论，其基本理论立足点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思想，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比较优势论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尽管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理论史上遭到了众多的批评，但其理论大厦历经100多年的风雨却从来没有被摧毁过。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国际范围的延伸，它所倡导的是基于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贸易互利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可以达到整体世界经济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从理论的应用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较客观地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但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作用空前加强、产业的规模经济明显等现象。
新贸易理论正是抓住了比较优势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对其进行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以古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其精髓和要义集中体现在规模经济理论中。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厂商存在内部规模经济，也即大厂商比小厂商有成本优势，从而可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在这种前提下，同行业厂商数目少，各厂商生产有差异产品，从而每个厂商一定程度上都是价格制定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这就是说，假定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是异质的，那么即使在资源禀赋相似的情况下，各国出于规模经济考虑来专业化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也必然产生国际贸易。即除比较优势外，规模经济成为国际贸易又一独立动因，通常用来解释行业内贸易现象。由新贸易理论必然逻辑推演出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有限保护政策。
单纯就理论本身的适用性而言，两种理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对国际商品市场结构的把握和判断上。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比较优势理论就是绝对成立的；反之，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攫取垄断租金必然成为各国或各经济主体追求的目标，因而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其合理性。为此，我们需要从国际贸易历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效果来进一步分析。
（二）从国际贸易历程看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反对比较优势论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比较优势论的完全竞争假定不能成立，因而，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具体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普雷维什，1950）。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情况看，确实出现了各国经济差异越来越大的特征，因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行有限的贸易保护政策存在合理性。问题是，实行有限保护政策是否就意味着完全否定比较优势论的适用性？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可以完全替代比较优势论，并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基础？我们认为不可。
第一，尽管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但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反，国际贸易规模变得更大了，各国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依赖性更强了。以1996年为例，低、中、高收入国家外贸依存度分别达到了43%、52%和40%（世界银行，1999）。研究表明，自50年代以来，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关的各经济指标中，要数出动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最高；而且，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使其经济增长率保持在高于出口增长率的水平上（瑟尔瓦尔，1983，第351～360页）。这说明，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表明，尽管各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程度不同，但均从中获益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第二，尽管国际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因素，但商品的竞争程度一般大于国内市常一方面，世界经济的自由贸易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各国间贸易壁垒的解除，自由竞争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面对众多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某一经济主体要想在一个广泛的国际市场上长期控制某一类产品的价格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相反，比较优势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上更具有适用性。
第三，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改善贸易条件，但实施的难度很大。从理论上看，
这一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但发展中国家往往既面对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又面临条块分割的国内市场结构；而且，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日本在钢材业实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就招致了美国的报复。相反，比较优势理论不存在招致报复性的问题，它是一种“双赢”政策。
显然，无论从两种贸易理论的假定前提还是世界贸易实践来看，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更强的适用性，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前景并不乐观。更具体地说，探讨一种理论政策在某个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就是要研究这个国家是否具备这种理论或政策所要求的前提假设与实施条件。我们认为，中国现阶段尚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前提和条件。原因在于：
其一，行业及企业规模经济不明显。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实施的行业要求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这就首先要求这些行业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地理集中度偏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不足以与国外同类部门相抗衡；另一方面，企业“遍地开花”，重复生产，过度竞争严重。国内市场的行政性分割造成了这些行业的规模不经济。
其二，容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对自由贸易的干预，它可能带来两种市场扭曲。第一，扭曲微观经济主体。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重要产业多属于国有企业，尚未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内部转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行政色彩，企业现有的垄断地位是一种行政性垄断，而不是由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压力，无法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因而不能胜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微观主体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强制性推行反而可能使行业或企业产生更多的政策依赖性，甚至引发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造成效率流失。第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同时，对战略性贸易产业或企业进行垄断性保护，让其在“温室”中成长，也牺牲了市场竞争的效率，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
除了以上制约条件及招致外国报复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外，战略性贸易政策还需其他一系列苛刻的必要条件及应用领域限制。比如，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由此可知，我国现阶段不宜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但是经济理论逻辑推演的必然，更是中国现实经济利益保护所必需。
二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现阶段对外贸易地位相适应
第一，中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克鲁格曼(1998)认为，“行业内贸易、行业间贸易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国家之间的相似性”，而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可以用资本劳动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他的基本观点是：国家之间若资本劳动比率非常相似，则行业内贸易占据统治地位；相反，若国家之间资本劳动比率截然不同，则所有的贸易都会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国香港、日本、美国、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1998年出口为例，当年我国出口额为1837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73.3%，而对其他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出口所占比重还不到27%。由此可见，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然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第二，中国出口商品更多地是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控价能力差。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判断市场结构是否属于完全竞争类型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进入市场的生产厂商数目；二是厂商是否为价格接受者。一般而言，生产者甚众且产品之间差异不大的属于完全竞争市场，最典型的例子是农产品市场；反之，生产者较少且产品之间差异大的归于非完全竞争市场，比较典型的如汽车业、飞机制造业等。虽然我国在“八五”期间已基本完成出口商品结构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而精加工和高科技产品所占比重很少（徐复，1999），这意味着我国大多数出口产品仍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控价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的主要出口行业如纺织、服装、制鞋、加工装订业务等诸多产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雷同、产业相似、竞争角逐日趋激烈，但还是具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而这些产品都属于比较优势产品。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站稳和拓展国际市常
（二）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现阶段仍具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比较优势理论伴随着这种转型而得以在外贸领域贯彻和适用。可以说，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外贸成就就是立足于比较优势而取得的。具体现现在：第一，外贸结构逐步反映了要素禀赋。从进口品的结构变化看，农业密集型产品大幅度下降，资本密集型产品增长最快；在出口结构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在1986年后较快增长，虽然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也在提高，但它的大部分生产是对进口原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其中进口零部件占到出口值的4/5，因而这类出口实质上仍属劳动密集型（张军，1998）。第二，加工贸易充分利用了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将我国劳动力同外商的资金、技术、市场相结合，贯彻和体现了比较利益思想。近些年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比重不断上升。由是观之，我国已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初步建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模式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模式。
我们认为，目前，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我国还远未发挥其潜力，仍有很大增长空间。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贸易形式的转换过程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劳动力成本未大幅上升以前，不宜转换成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充裕、就业压力巨大的大国而言更是如此。如此我们运用巴拉萨显示比较优势指标进行衡量，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具有明显比较优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约为3.5，远远高于系数值为0.5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而香港地区、韩国、台湾地区1980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分别是6.98、4.95、5.24，这就说明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有很大增长空间。
当前，世界经济正逐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只有用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实践，才能顺应这股国际潮流。要言之，无论是从经济理论的逻辑推演还是从贸易实践看，以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现阶段贸易战略的理性选择。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金碚、李扬等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WTO允许采取保障措施吗？”这看上去是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但本文的考察表明，答案并不那么简单。从WTO的规定和各国的做法看，答案是肯定的。然而，从WTO过去的案例看，一个非常技术性的要件使得“合法”使用保障措施几乎不可能。
本文从三个方面试图对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作一个较为全面的回答。首先是说明WTO协议明确允许采取保障措施，
并且很多国家都在采取这种措施。然后揭示了一个事实，即过去采取保障措施的所有国家在WTO中都败诉了，而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证明进口增加与国内产业严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没有将“其他因素”与进口增加所造成的损害区别开来。本文提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WTO上诉机构所确立的这种确定因果关系的严格要求实际上是否能够被满足？由于在WTO过去的判例中找不到答案，所以本文在第三部分建议应放松这一要件，使其可以实现。但本文同意保障措施是一种特殊的措施，应当有比较严格的纪律，因此本文在结论部分建议各国慎用这种措施。
一、WTO的规定与各国的实践：保障措施是允许的
1、WTO的规定
在进口产品增加，给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有可能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下，进口国可以通过提高关税或者实施进口数量限制，对该国内产业进行保护。这种保护措施就是保障措施。WTO明文允许各成员采取这种措施。关贸总协定第19条（“对某些产品进口的紧急措施”）和WTO《保障措施协定》就是专门为此而制定的。
当然，这些规定同时要求，采取保障措施必须遵守一定的纪律。最为基本的纪律就是：进口确实增加了，国内产业确实受到了严重损害，并且，更为重要的，也是本文所要重点分析的是，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必须是由进口增加造成的，即进口增加与严重损害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
2、WTO成员的实践
实践中，在过去几年时间里，WTO成员采取了许多保障措施。[1]
从1997年到2001年，共有18个国家对几十种产品采取了保障措施。[2]WTO保障措施委员会2001年报告显示，[3]仅从2000年11月10日至2001年10月29日，该委员会就审查了30个根据《保障措施协定》第12条第1款（a）所作的发起保障措施调查的通报，14个根据《保障措施协定》第12条第4款所作的实施临时保障措施的通报，17个有关确定严重损害存在的通报。共有8个国家对15种产品采取了保障措施。到2001年10月29日为止，共有46个成员向该委员会通报了其保障措施的国内立法和有关规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都是有可能采取保障措施的。
二、WTO保障措施案例：采取措施的所有国家败诉
上述保障措施，有些被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至2002年7月，在WTO已经审结的5个保障措施案件中，所有采取保障措施的国家都败诉了。[4]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败诉原因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没有证明进口增加与国内产业严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5]
1、进口增加与国内产业严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WTO的规定及WTO判例
采取保障措施，必须证明是进口增加造成了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这个因果关系要件在WTO协议中有明确规定，而WTO判例则从操作的层面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解释。
（1）WTO的规定
《保障措施协定》第2条第1款规定，只有在一产品进口正在绝对增加，或者相对于国内生产相对增加，并且对国内生产相似或直接竞争产品造成或者威胁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下，才可对该产品采取保障措施。该款列出了采取保障措施所必须具备的主要条件，即进口增加和严重损害。但严重损害必须是由于进口增加造成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而《保障措施协定》第4条第2款（b）项则更加明确地规定，调查机关应根据客观证据，确定进口增加与严重损害或损害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causallink）。对于如何确定这种因果关系，第4条第2款（b）项的第二句话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标准：如果进口增加之外的因素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则这些因素造成的损害不得归咎于进口增加（suchinjuryshallnotbeattributedtoincreasedimports）。这常常被称为“不得归咎要件”（non-attribution）。本文重点分析这个要件的使用情况。
（2）WTO判例
WTO在过去的保障措施案件中，设定了一些确定因果关系的标准。[6]我们此处要研究的，是上述“不得归咎要件”。
对于如何满足这个“不得归咎要件”，上诉机构认为，调查机关审查因果关系的第一步，应当是将进口增加给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性后果与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性后果区别开来（distinguishedandseparated）；第二步是将包括进口增加在内的所有不同因素造成的损害分别分配给进口增加和其他有关因素。经过这样两个步骤，调查机关就能够确保实际上由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没有被归为进口增加，从而确保这些损害不被作为进口增加所造成的损害对待。也只有这样，调查机关才能最后确定进口增加与严重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且这种因果关系是否为两者之间真实和实质性的（genuineandsubstantial）原因和后果的关系。[7]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可能对进口增加所造成的损害进行适当的评价。[8]因此，调查机关应当确定进口增加之外已知因素的损害性后果的性质和范围，并且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调查机关必须在合理、充分解释的基础上，明确证明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没有归为进口增加；解释应当用明确的词句（expressterms）表示，是清晰（clear）、不含糊（unambiguous）、直截了当的（straightforward），而不仅仅是暗含或表示了某种解释。[9]
在以上阐释中，上诉机构已经说明，因果关系必须是真实和实质性的原因和后果的关系。我们可以把“不得归咎要件”称作一种排除法，即将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从国内产业的整体损害中剥离开来，使得进口增加造成的严重损害显露出来的角度确定这种真实和实质性的关系。
2、对具体案件的考察
如上所述，采取保障措施的国家在WTO过去的案件中有一个共同的败诉点，即没有证明进口增加与严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让我们从“不得归咎”要件的角度来看看，WTO是如何就此裁决的。
（1）韩国奶制品保障措施案：调查机关没有审查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
韩国对脱脂奶粉原料采取保障措施，欧共体将此案诉诸WTO。专家组认为，该措施的实施，违反了《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
韩国称，由于脱脂奶粉原料进口的增加，国内生产奶粉的原料，例如生牛奶的生产受到了严重损害。专家组在审查因果关系时，认为韩国有义务不将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归咎于被调查产品的进口增加。例如，专家组发现，奶酪进口不属于韩国的调查范围（即脱脂奶粉原料），但奶酪进口对国内生牛奶的消费和需求有直接影响，因此属于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对于这个因素，韩国调查机关的报告中根本没有评价或者分析它的影响，即奶酪进口如何使得国内生牛奶的需求下降。因此，韩国没有证明奶酪进口等“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没有被归为脱脂奶粉原料进口增加所造成的损害，因此韩国没有证明脱脂奶粉原料进口增加，与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例如国内生牛奶产量的下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0]
（2）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其他因素未被充分评估
这是欧共体诉阿根廷对鞋类进口采取保障措施的案件。专家组裁决，阿根廷违反了《保障措施协定》。
关于对“其他因素”的分析，阿根廷承认，当时发生的墨西哥比索贬值，以及由此引起的1995年阿根廷经济衰退，严重影响了国内消费能力，也相应影响了衡量国内产业是否受严重损害的其他经济指标。阿根廷在回答专家组提问时说，调查机关在调查时考虑了墨西哥比索贬值和阿根廷整体救济衰退等因素，但结论是，尽管宏观经济状况恶化，进口本身仍然是对国内生产造成损害的原因。
专家组认为，由于阿根廷多次承认国内经济衰退极大地影响了国内产业的状况，因此就有必要分析这种经济衰退的影响，使之与进口的影响相区别。阿根廷将鞋类和整个救济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比较，不是对那些“其他因素”可能造成的损害的充分评价（sufficientconsideration）。专家组裁决，阿根廷没有充分评价其他因素，因此其认为进口造成了国内产业严重损害的结论没有被充分解释，也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11]
（3）美国钢管保障措施案：分析其他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方法不符合《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
美国作为被告的三个保障措施案件，即面筋、羊肉和钢管保障措施案，美国调查机关国际贸易委员会使用了同样的确定因果关系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在三个案件中都被否定。因此，我们此处仅选择钢管保障措施案进行分析。这个案件是由韩国提交WTO裁决的。专家组认为，美国钢管保障措施不符合《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
对于因果关系的分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确定了一些进口增加之外的对美国钢管行业造成损害的因素：由于石油和天然气钻探活动的减少而引起的钢管需求下降；国内生产商之间的竞争；1998年和1999年中期出口市场下滑；从产油国管道产品生产向钢管生产的转换；以及原材料成本的下降。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重点第一个因素，即由于石油和天然气钻探活动的减少而引起的钢管需求下降。国际贸易委员会承认，钢管需求下降无疑会对钢管国内生产所出现的严重损害状况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比进口的影响大。因此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委员会分析这种因素的方法，是为了确定与进口相比，它是否为造成损害的更重要的原因（moreimportantcauseofinjurythantheincreasedimports）。专家组认为，这种方法不能满足《保障措施协定》第4条第2款（b）项的要求，即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不得归咎于进口增加，因为从这种分析中看不出国际贸易委员会是否将这种因素造成的损害与进口增加造成的损害区别开来。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分析没有涉及这种因素所造成损害的性质和范围（natureandextent），而只是假定钢管需求下降没有造成应归为进口增加的损害。国际贸易委员会对这个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分析，使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即确定某个因素与进口增加相比是否更为重要。
专家组还发现，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是立即确定进口增加与严重损害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而不是先将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区分开来。然后，国际贸易委员会每次分析一个因素，看它在已经确定的严重损害（即由进口增加和其他因素共同造成的整体损害）中的相对重要性。专家组认为，这样分析的损害，就受到了剩余其他因素所造成损害的“污染”（polluted）。因此，美国不是在分析这种因素与进口增加相比的相对重要性，而是在分析与进口增加以及剩余其他因素相比的相对重要性。专家组认为，使用这种方法，调查机关无法确定进口增加和严重损害之间真实和实质性的因果关系。因此，专家组裁决，美国没有充分解释如何确保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未被归为进口增加。[12]
三、可能的解决办法：放松要求
1、概述
从上面两个部分的考察可以看出，WTO明文允许采取保障措施，很多国家也在使用这种手段，但使用保障措施的国家，在WTO中都败诉了。这开始让我们怀疑WTO允许采取保障措施这种说法是否名副其实。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担心，采取保障措施，不成被告则罢，成了被告则必输无疑。
我们已经看到，WTO对进口增加与国内产业严重损害因果关系的要求非常严格；每一个案件都败在这个点上。我们不禁要问：由WTO判例所发展起来的这种“不得归咎”的技术性要求是否过于严格，以至于根本无法满足。
试想一下，如果进口国某一行业出现利润率下降、失业率上升、产品库存增加等状况，表明国内产业受到了严重损害，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多种，包括进口增加、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世界经济形势不好等等。按照WTO上诉机构所确定的“不得归咎”的分析方法，即把每一种因素所造成的损害在整体损害中的性质和范围加以确定，才能证明严重损害是否为进口增加造成。这样的分析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可能是过去理想化的。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可能不具有操作性。
事实上，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是为了确定进口增加与国内产业严重损害之间的“真实和实质性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使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上诉机构所确定的那种方法，应当理解为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唯一的方法。
本着这个宗旨，让我们试着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确定因果关系。
从WTO保障措施案件中，显然已经不可能找到答案。因此，我们不得不把眼界放开一点，看看其他规定和案例。
我们发现，WTO反倾销协议（第3条第5款）在要求确定进口产品造成损害这种因果关系时，也要求调查机关审查已知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这些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不得归咎于进口。这个规定与保障措施的要求极为相似。不仅如此，涉及这一规定的美国热轧钢反倾销案可能会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
2、美国热轧钢反倾销案
这是一个日本在WTO中诉美国对热轧钢进口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案件。[13]
专家组审查了两个重要的“其他因素”，认为美国调查机关适当地审查了它们对国内产业损害的影响。[14]
（1）小钢厂生产能力的增长的影响
专家组认为，调查机关在审查国内产业生产能力时证明，国内生产能力从1996年的67.3百万吨，上升到1997年的70.0百万吨，再上升到1998年的73.5百万吨；这与美国1996年至1998年的国内消费水平大致相等。从1997年到1998年，小钢厂生产能力有所增长，但其增长没有1996年到1997年的增长大。因此，调查机关考虑了小钢厂生产能力增长的情况，证明了这种增长与需求的增加相当。
因此，专家组认为，调查机关适当的评价了小钢厂的竞争。
（2）1998年通用汽车公司罢工的影响
专家组认为，调查机关明确审查了1998年通用汽车罢工的问题。罢工持续了5周，未购买的所有钢板（包括热轧钢板）共685,000吨。调查机关承认，这次罢工对1998年的钢材总需求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对国内价格的下降（即国内产业受损害的指标之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次罢工只有5周，未购买钢材的数量不足以解释钢材价格下降的状况。事实上，1998年钢材的整体消费是很高的。
因此，专家组认为，调查机关审查了罢工的影响。
专家组认为，调查机关对“其他因素”所造成损害的性质和范围作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充分证明它们所造成的损害没有被归为进口。
我们可以看出，专家组在此处并没有要求调查机关将小钢厂生产能力增长和通用汽车公司罢工这两种“其他因素”的影响从国内产业的整体损害中区别开来。调查机关证明了小钢厂生产能力增加为国内需求增加所吸收，罢工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就满足了“不得归咎”要件。
3、建议
鉴于WTO保障措施案件在因果关系问题上都作出了否定的裁决，而我们又没有发现怎样才能将不同因素造成的损害区别开来；并且这种确定“不得归咎”要件的技术性方法有可能阻碍对保障措施的使用，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建议：只要能够证明进口增加与国内产业严重损害之间“真实和实质性的”因果关系，只要能够证明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不存在或者非常小，就是满足了因果关系要件。换句话说，只要进口增加和国内产业严重损害已经确定，而其他因素没有改变严重损害的性质，则应认定因果关系成立。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只看结果的要求，而不是对实现结果的手段作出硬性要求。
我们同意专家组在美国热轧钢反倾销案中的观点：很多因素可能会以各种方式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而调查机关的任务就是对进口之外的因素进行审查，确保它们不要打断进口与（严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15]
结论
回到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WTO允许采取保障措施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恐怕不会否认这一点。例如，上诉机构就曾指出，保障措施是给WTO成员一种机会，即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在特殊情况下援用一种有效的救济，以临时保护国内产业。[16]
但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在确定适当、合法地使用保障措施权利，与确保保障措施对公平贸易实施时不超过特殊和临时救济的限度之间，有一种天然的紧张关系。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员会说，使用保障措施的权利应受到尊重，以维持国内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动力。而另一方面，受到保障措施影响的成员则会说，这种措施应当限于保持正在进行的贸易减让的多边完整性。成员之间想达到的平衡就是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17]
我们可能要问：在这两者的紧张关系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站在哪一边呢？从WTO裁决所有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员都败诉这一情况看，他们好像是正在后者这边的。上诉机构的一段自白似乎对此提供了佐证：保障措施是一种特殊救济措施，只应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这种措施是在没有证明存在不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实施的进口限制措施。在这一点上，保障措施与反倾销和反补贴是不同的，因为这两种措施是针对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因此，保障措施所针对的，可能是其他成员的公平贸易做法，从而影响其他成员享受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所得到的贸易利益。[18]
这段话说明了保障措施的特殊性质，但我们大概不应由此猜测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具体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会故意设置一些技术性的障碍，例如要求证明因果关系时将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区别开来，使得保障措施事实上无法使用。[19]因此，为了使保障措施名副其实为WTO所允许，需要放松一点在过去的案件中所设定的技术性标准。不知上诉机构能否同意这种建议。
最后需要声明的是，建议放松要求，使得采取保障措施成为可能，并不是鼓励采取，甚至鼓励滥用保障措施。真正的目的，是让各国在进口大量增加，国内产业状况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合法地使用WTO所允许的保护手段。相信这也是保障措施起草者的初衷。
【注释】
本文是参加美国天普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举办的“中美WTO专题研究班”（US-ChinaWTORoundtable,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LawandPublicPolicy,TempleUniversityLawSchool,2002年7月8日至8月12日）的研究成果之一。在此感谢天普大学主办了这个项目。还应特别感谢该所所长JeffreyDonuff教授；他是最早与我讨论本文内容并提出珍贵意见的专家。此外，纽约Debevoise&Plimpton律师事务所的GaetanVerhoosel先生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1]有人指出，保障措施没有反倾销频繁：在WTO成立后最初5年的时间里，只有20个保障措施，而仅从1995年至1997年，反倾销就高达333个。见ChadP.Bown,WhyAreSafeguardsUndertheWTOSoUnpopularWorldTradeReview,1(1)2002，第49页。
[2]WTO保障措施委员会1997年至2001年年度报告。见WTO文件：GL200(1997)、GL272(1998)、GL338(1999)、GL409(2000)、GL494(2001)。
[3]见WTO文件：GL494，2001年10月31日。
[4]这5个案件是：
1、欧共体诉韩国对奶制品进口实施保障措施的案件（简称韩国奶制品保障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于1999年6月21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98R；上诉机构报告于1999年12月14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98ABR。
2、欧共体诉阿根廷对鞋类进口所采取的临时和最终保障措施的案件（简称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于1999年6月25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121R；上诉机构报告于1999年12月14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121ABR。
3、欧共体诉美国对面筋进口采取保障措施的案件（简称美国面筋保障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于2000年7月31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166R；上诉机构报告于2000年12月22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166ABR。
4、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诉美国对羊肉进口采取保障措施的案件（简称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于2000年10月21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177R、WTDS178R。上诉机构报告于2001年5月1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177ABR、WTDS178ABR。
5、韩国诉美国对进口钢管采取保障措施的案件（简称美国钢管保障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于2001年10月29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202R；上诉机构报告于2002年2月15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202ABR。
此外，WTO于2002年5月3日散发了阿根廷诉智利对农产品采取综合价格制度（pricebandsystem）和保障措施的专家组报告（WTDS207R）。该案处于上诉程序中，因而可以说尚未审结。专家组对因果关系问题的裁决是，智利没有适当证明进口增加和严重损害威胁的存在，因而没有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专家组报告第7.176段），所以智利败诉。
[5]关于这些案件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可参见杨国华“WTO保障措施基本法律问题研究”，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211.100.18.62researchacademydetails.asplid=4445。
[6]例如，在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中，上诉机构指出，在分析因果关系时，进口动向（数量和市场份额）与损害指标动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核心因素，即进口增加与相关损害指标的下降之间一般应当具有一致性。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第144段。
[7]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第177、178段。
[8]美国钢管保障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第180段。
[9]美国钢管保障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第215、217段。
[10]韩国奶制品保障措施案专家组报告，第7.87-7.96段。但专家组在此处裁决韩国没有满足因果关系要件，主要不是因为韩国没有审查“其他因素”。专家组认为，韩国没有评估第4条第2款所列的确定损害的因素（第4条第2款（a）项规定，调查机关在确定是否存在严重损害时，应当考虑对该产业状况有影响的所有客观和可量化的相关因素，特别是有关产品进口在绝对和相对两个方面增加的比率和数量；增加的进口所占国内市场的份额；销售、生产、生产能力、设备利用、盈亏和就业等水平的变化。）；即使是已经评估的因素，也没有包括支持其结论的推论、分析或者证据。因此，韩国的损害裁定不符合《保障措施协定》第4条第2款的规定；也就没有必要对韩国是否证明了进口增加造成国内产业严重损害作出裁决。专家组对“其他因素”的说明，仅仅是附带的。
[11]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专家组报告，第8.268-8.269段。
[12]美国钢管保障措施案专家组报告，第7.282-7.292段。
上诉机构在美国面筋保障措施案中，还具体审查了其中一个其他因素，即国内生产能力的增长，是否更为重要的问题。上诉机构发现，在调查期内，如果国内生产平均能力不变，则生产能力的使用率应为74.8％；而当国内生产商和进口商维持一个稳定市场份额时，则这个比率应为54.2％。因此，上诉机构认为，国内生产能力的增长，对国内产业的整体状况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见美国面筋保障措施上诉机构报告，第90段。
但应当指出的是，即使上诉机构认为国内生产能力的增长不太重要，也不等于说“不得归咎”要件满足了，因为这个因素的损害并没有从进口增加的损害中分离出来。
专家组在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中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专家组说，即使每一个其他因素都不比进口增加重要，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即这些其他因素一起造成的损害程度很高，使得进口增加本身所造成的损害达不到“严重损害”的程度。见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专家组报告，第7.261段。因此，关键的问题仍然是把不同因素造成的损害区别开来。
[13]日本诉美国热轧钢反倾销案（简称美国热轧钢反倾销案）。专家组报告于2001年2月28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184R；上诉机构报告于2001年8月23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184ABR。
上诉机构说，虽然《保障措施协定》和反倾销协定中的因果关系要求并不相同，但两者在“不得归咎”要件方面非常相像，其解释可以相互借鉴。见上诉机构报告，第230段。
[14]美国热轧钢反倾销案专家组报告，第7.240-244段。
[15]美国热轧钢反倾销案专家组报告，第7.251段。
[16]美国钢管保障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第82段。
虽然改革开放已有二十多年了，但在建设工程领域里是不允许国外，甚至于港澳台地区的工程造价咨询机构（测量师行等）在中国独资注册开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所以我国工程造价咨询业尚未感到竞争的压力，这些年来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进步不大，如果继续安于现状，维持简单、低效、被动的工作状态，势必被蜂涌而至的国外造价咨询机构所冲跨，所淘汰。我们应尽快适应国际惯例，接受国外先进理念，早日与国际惯例接轨，增强能力，提高水平，向公正、优质、全方位服务方向发展。
一、必须加强对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的培育和管理
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已成为工程造价管理的中介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出现，是市场经济对建筑市场规范化管理的必然趋势。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如何进一步健康地发展状大，如何使其在对外开放的建筑市场中，与国外同行竞争并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我国工程造价咨询机构起步较晚，基础较差，相关政策法规还未完全配套，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国家定价”的惯性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企业特别是建设单位的“大而全”观念仍然在存在，咨询服务在社会上仍得不到理解和接受，政府的监管力度不够，因而在前进和发展中尚存在一些问题。目前工程造价咨询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
首先受主管部门的制约，不能公正地进入社会。工程造价咨询业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产生的，还带有计划经济色彩和行政管理模式,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有各级主管部门主办的、有设计单位主办的、有大型企业建设单位主办的、有施工企业主办的、有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行业主办的，甚至于“一套人员两块牌子”的机构等等。这些主办单位一般把工程造价咨询机构视为内设机构，或作为附属二级单位，人员由主管部门下达、收入按比例上缴，成为主管部门搞福利、发奖金的重要来源地。这些咨询部门必然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各行政主管部门权力的支配。这样就严重的损害了工程造价咨询机构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形象，同时也违背了中介组织独立、客观、公正服务的宗旨．
其次是基础差、素质低、单一从事编制工程预算业务、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绝大部分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只开展施工图预（结）算编制服务工作，极少有综合，更谈不上进行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在这些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的从业人员中，普遍存在着专业知识面窄、素质不高、年龄老化、兼职挂名多、专职人员少等问题。
第三，行业、地区、部门垄断封锁。由于现已成立的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大多挂靠在行业主管部门或大型企事业单位，他们利用挂靠单位的行政权力和业务便利，垄断本行业、本地区或本部门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形成了众多条块分割、行业封锁的死胡同，严重地阻碍了平等竞争的发展，也很难适应建筑市场蓬勃发展的需要。
产生上述问题尽管有基础差、素质低、发展过速和市场发育不健全等多种原因。但关键是：体制不顺、法规不全、监管不力。这就需要健全法规，规范行为，政企真正分开，建立自主经营的合伙制、股份制、有限责任制等多种组织形式，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服务的综合性工程项目咨询顾问公司。否则，就难以在激烈的竞争环境里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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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必须使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尽快提高
工程造价咨询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是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健康发展，能与国外同行开展竞争并能取胜的保证。新时代的工程造价工作者应是既懂工程技术又懂经济、管理和法律并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良好职业道德的复合性人才。而传统的只会编制工程概预算、事后有不负责任的人员必将为时代所淘汰。由于种种原因使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的从业人员普遍存在专业知识面太窄、素质偏低、年龄老化等问题。不可否认，我国现阶段工程造价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同国际水平比起来是有一定差距的，其中最明显的是对工程技术知识的掌握程度不如国外，甚少做到能动地确定和控制工程造价，更难做到优化设计、优化施工组织方案。在已实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后，如果还是维持目前的状况，还是满足于识图、计算、套定额、取费、算总价等工作，怎能适应现代建设项目全过程的工程造价确定和控制管理的要求？我国目前从业人员原有的专业知识水平远远不能适应建筑大市场发展的需要，更不适应在国际市场竞争的环境，所以必须制定从业人员培训和再教育计划，并监督实施．同时要制定相应的实际问题处理和判断能力的考核考试制度，使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不断更新。与此同时还必须强调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以促进工程造价咨询业队伍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
三、造价咨询服务工作重点转移
“索赔”是国际工程承包中经常发生并且随处可见的正常现象，正因为它是在正确履行合同的基础上争取到合理的偿付，是一种正当的权利要求。所以，在国外建设市场里，中介的工程咨询机构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已把服务的重心转移到为发包方或承包方“索赔”方面来了。我国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注意学习、引进、开展国外流行的“索赔”工作，近十几年来，虽然在一些大型涉外工程项目和世行贷款项目施工中，一些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尝试了一些工程索赔工作，学习和积累了一些处理工程索赔的经验。但是，在过去长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下，工程索赔管理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受到来自建筑市场各种主体本身和客观条件的阻碍，导致工程索赔管理工作中存在一系列问题。主体本身主观上的问题是施工企业不懂索赔、不敢索赔、不会索赔；客观条件方面的问题是建设单位不准索赔，同时建筑中介服务机构也缺乏专业性的和健全的工程索赔仲裁制度。
2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新型实践教学模式的实施方案
2.1加强实践教学案例的选择并及时更新案例库通过上文叙述，我们已经大致了解到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教师在对实践教学案例进行选择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案例的系统性、针对性等方面，尽可能保持实践教学的丰富性。其次，教师还要选择与国际经济贸易热点问题有关的教学案例，让学生们自主进行探讨交流，以此来对学生的分析能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其次，教师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对案例库进行更新，多多采用一些研究性较高的案例，这就需要学校领导给予高度重视，加大对案例库管理系统的建设，促使国际经济贸易实践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增强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们在对案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灵活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进一步提高自身专业学习能力。另外，教师也要尽最大限度的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同时还可以采取情景模拟的教学方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实践教学活动中。
2.2加强实践教学的组织由于国际经济贸易专业涉及的学科内容较多，学生需要学习的理论体系也相对复杂，再加之受到时间方面的限制，教师不可能将所有的章节都进行实践教学。所以，教师在对实践教学进行组织规划时，一定要充分做好前期备课工作，制定明确的实践教学目标，并将教学重点以及主导思想划分出来，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实践教学。其次，教师要选择出合适的实践教学案例，还要在实际的实践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解决提出的疑问，尽量让学生自己参与到案例的讨论、操作和总结环节中，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同时也可以拓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能力。此外，教师要在实践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提示，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重要作用，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学习到过硬的理论知识，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2.3及时反馈并评价实践教学效果在传统的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要分离并科学合理地建立实践教学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尽可能做到教学目的、原则具体化为可操作性的标准或程序。合理的实践教学效果评价体系能帮助老师获得教学的效果，并能够及时改正以使实践教学效果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另外，通过反馈的效果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习惯、兴趣，从而不断完善教师的实践教学。因此，必须科学合理地构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体系。
3明确国际经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这门课程的理论部分主要包括“国际贸易组织”“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概述”等方面的内容。实务部分内容主要包括“国际贸易合同的磋商订立和履行”“市场调研”“商品价格核算”“贸易术语”“国际货款支付”“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等。《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牵涉的知识点也相对比较多。同时，随着国际贸易实践的不断发展，相关的内容也随之更新。例如，国际贸易理论中关于新的贸易保护壁垒，美国以及欧盟联合推行了新的“碳关税”，自由贸易区协议也更新了。再如，《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2010年9月12日正式生效。在国际贸易实务方面，英国2009年1月1日正式开始应用《协会货物运输保险条款》；2011年1月1日，国际商会正式推出新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10》等。这些都表明不管是国际贸易理论还是实务方面的变化较多。但是，目前一些独立学院的教学内容更新速度较慢，没有完全跟上国际市场的变化。在教学中没有融合最新的内容，导致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很难有机融合。同时，有的独立学院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往往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教学观念。教师基本上都是根据教材的编排教学，没有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以及理解能力。在教学过程中，他们传授专业理论知识基本上是照本宣科，与实际严重脱节。讲授的内容偏难、偏深，学生们很难理解。而在实务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会过于强调实际操作，没有解释具体操作的基本概念及原理，导致很多学生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比如，在学习“国际货物运输和保险”的相关内容时，教师将课堂教学时间主要投放在填制保险单、计算保险费及运费、提单等方面，导致和后续课程内容出现重叠。其次，有的教师在实务教学中并没有注重讲解、解释和实务操作有关的国际国内法律、国际贸易惯例等，导致学生没有建立一个整体的国际贸易理论知识框架，树立严格遵循国际贸易法律、惯例进行操作观念。这样的最终结果会导致学生的实务操作流于表面，不能帮助到学生日后的学习。
2.教学方法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普及应用，很多教师在《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教学中都已经学会应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辅助教学。基本上每个授课教师会通过PPT课件列举案例，让学生们根据布置的任务相互讨论，然后开展课堂演讲。但是因为受诸多方面的影响，多媒体教学效果并不乐观。比如，有的教师在采用PPT课件授课的过程中，一味强调PPT课件的内容，忽略了课件设计的生动性。教师只顾自己讲解，缺少学生之间进行互动，导致学生很容易产生学习疲劳。小组讨论是目前教师最为常用的互动教学方法，也就是教师选择比较合适的几个实际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并且要求制作成PPT课件在班级上演讲，最后再由教师点评学生的发言。但是这种小组讨论的教学方法也存在很多问题。因为学生并不能全面掌握所有的知识，也因实践的局限性，使他们并不能全面搜集相关的资料，这样会导致分析失误。有的教师协调、控制能力不足，也会影响教学效率及效果。
二、独立学院《国际贸易理论及实务》教学改革建议
1.教学内容改革
⑴应注重理论知识的应用。
独立学院教师应注意整体把握《国际贸易理论及实务》这门学科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真正理解、掌握教学内容的内涵及本质，不断学习关于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最新研发成果，不断补充、完善课程教学内容。教师的教学目光不能仅仅盯在课本教材上，而应该从相关的报刊、网络等多种途径和渠道获取更多相关的信息，向学生们灌输最新的知识。比如，从2012年8月1日起，我国正式开始执行“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将核销单制度取消，企业不会再办理出口外汇的核销手续。针对这一改革，教师在备课时应根据新的要求做出适当调整。按照新的办事程序、要求，向学生们讲授关于“退税”“报关”的相关知识和内容。同时，教师不仅应该引导学生们主动关注一些贸易理论作用及背景等方面的知识，还应注重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培养。例如，政府出台保护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国家的自身利益，都有实施目的、作用及条件。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会出现正面、反面两种效应。因此，教师应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将理论和实际有机结合，培养和提高学生们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例如，如果从国际贸易地理的层面上分析，我国主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是日本、美国、欧洲国家。但是近些年来，我国也增强了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针对这一现象，教师可以提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化？”这样的问题引导学生们进一步深入探究和思考。其次，教师应该增加贸易理论教学中实用性的教学内容。比如，“非关税壁垒”“反补贴、反倾销以及保护措施”等，这些内容都是现代外贸企业亟需解决的实际问题。教师应让学生熟悉、掌握我国对进口产品应该怎样进行“两反一保”，而国内外贸企业对外国又如何采取“两反一保”措施，外贸企业怎样突破外国建立的非关税壁垒，特别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等相关知识。传授这些知识有利于为学生以后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⑵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突出考证的要求。
国际贸易实务的任课教师应采用多种渠道和途径与外贸企业人员交流、合作，共同开发教学课程。在课程教学内容中引入外贸企业的实际案例及工作流程，突出、强调教学内容的实用性、针对性。其次，教师应以职业技能鉴定的相关标准，根据相关的考证要求，合理安排相关的教学内容。现阶段，国际贸易专业相关的考证主要包括外销员、商务师、跟单员、单证员等，教师平时应仔细留意这些考试的试题内容，以及考试大纲要求。尽可能帮助学生们能够顺利通过考试，既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信心，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也能为他们日后应聘提供基础和条件。
2.应丰富课堂教学方法
多媒体技术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及教学质量，教师在制作PPT时应适当加入视频、图片等，增强PPT课件的吸引力。比如，在讲解“非关税壁垒措施”的相关内容时，教师在课件中插入相关的新闻视频，有利于增强教学的趣味性。在小组讨论教学时，教师应合理分组，并且明确每一个小组成员的任务分工，使小组成员能够通过团队分工合作，提高小组讨论效率。同时，教师应注重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不在于教学案例数量的多少，而应该选择合适的经典案例。教师在案例解析时，应给学生们留出充分的独立思考时间，然后再让同学们自由发言，最后再由教师进行简单的总结。如果案例较为复杂，应先让学生们在认真讨论后，制作一份案例分析报告。另外，教师也可以采用模拟实践教学方法。比如，在讲解国际货款结算中的“金融票据”的相关内容时，教师可以让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模拟票据流转的过程。或从外贸公司拿到真实的票据复印件（空白），让学生们按照教师提供的资料以及相关的要求，模拟完成出票、提示、背书转让、付款、拒付、承兑及追索等一系列票据行为。这样有利于学生更好、更快地熟悉、掌握票据的实际操作流程，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实践操作能力。
3.丰富考核方式
考试是评价教师教学效果，掌握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目前，独立学院《国际贸易理论及实务》课程的考试形式比较单一，考核方式缺乏科学性，没有发挥出考核的应有作用。考试不仅应采用传统的笔试方式，同时也可以结合演示考试、操作考试、口试等多种形式，加大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实际技能的考核力度。笔试的内容除了包括选择、名词解释、判断、填空、案例分析等知识记忆能力考核题型外，还应该加大综合性主观题型的比例，尽可能做到全面反映学生的创新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他们的综合素质。
学生对知识的获取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通过个人或小组对案例的探究来实现，教师主要起到鼓励和指导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案例的剖析、引申使学生的视野更开阔、思维更灵活和深刻，创新能力也得到进一步发挥。案例教学的使用，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增加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交流互动，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2.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传统教学法注重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强调的是学生记住多少，强迫学生死记硬背，而忽视了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忽略了学生对知识的灵活运用。通过案例教学的运用，学生可以运用学过的理论知识对案例进行分析，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能力，养成自学习惯，不再一味地依赖教师的讲授和解答。并且在对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的过程中，学生积极发言，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与不同意见同学间的交流，可以锻炼学生的沟通协调能力。
3.便于学生熟练掌握国际贸易业务流程。
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应用科学，教学内容涉及到国际贸易术语、国际贸易条件、国际贸易程序、国际贸易方式、国际贸易法律法规等多方面知识，具有流程长、涉及面广、环节多、难度大、涉外性等典型特点。通过案例教学，可以把枯燥的理论知识连贯起来，使学生对相关知识融会贯通，掌握完整的国际贸易业务流程。
二、国际贸易实务案例教学法的设计理念
(一)注意案例的典型性和时效性
由于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信息量较大、涉及知识较多、案例选择也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所以教师在确定案例时，要选择与理论知识关系密切且具有典型性的案例。例如，学习不可抗力时应该了解:不可抗力是一项免责条款，是指合同签订后，发生了合同当事人无法预见、无法避免、无法控制、无法克服的意外事件(如战争、车祸等)或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水灾等)，以致合同当事人不能依约履行职责或不能如期履行职责，发生意外事件或遭受自然灾害的一方可以免除履行职责的责任或推迟履行职责。构成不可抗力的条件主要包括:1.意外事故必须发生在合同签订以后;2.不是因为合同当事人双方自身的过失或疏忽而导致;3.意外事故是当事人双方所不能控制的，无能为力的。有以下两个案例可以选择:1.某年，我国A公司与英国B公司成交小麦100公吨，交货期为当年5—9月。签约后，A公司购货地发生水灾，于是A公司以不可抗力为由，要求免除交货责任，但对方回电拒绝。问题:A公司要求以不可抗力免除交货的理由是否充分?2.某年，我国A公司与日本B公司签订进口日本某高新技术设备的合同，交货期为9月15日，合同签订后，日本政府发文限制了对该高新技术设备的出口，从10月1日开始限制出口。日本B公司以不可抗力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我国A公司坚持要求履行合同。问题:该合同以不可抗力免除交货的理由是否充分?以上两个案例都有助于巩固学生对不可抗力的理解，但明显可以看出，第1个案例要比第2个案例更具典型性，更需要学生通过自己思考才能回答。因此，在教学时间紧的情况下，可优先选择第1个案例。
(二)注意案例与其他知识的联系性
由于国际贸易业务是由多种知识串联在一起组成的流程操作，因此在案例的采用上要注意与其他知识的联系性。例如:我国某外贸公司与国外B公司达成一笔出口合同，信用证规定“数量9000公吨，7—12月份分批装运，每月装1500公吨”。卖方在7—9月份每月装1500公吨，银行已分批凭单付款。第四批货物原定10月15日装运出口，但由于台风登陆，第四批货物延迟至11月2日才装船运出。当受益人凭11月2日的装船提单向银行议付时，遭银行拒付。后来受益人又以“不可抗力”为由要求银行付款，亦遭银行拒绝。问题:在上述情况下，银行有无拒付的权利?为什么?此案例就是考察不可抗力与信用证条款的联系性。不可抗力是一项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即发生不可抗力时，进口方不能以此向卖方索赔或拒付货款。但信用证是一项独立于合同外的自足文件，银行不受合同的约束。根据《UCP600》的规定，银行不承认受益人因不可抗力而有改变信用证条款的权力。因此，本案例中的受益人引用不可抗力而要求银行付款，银行有权拒绝付款。通过这个案例就使学生加深了对不可抗力的理解，同时也更巩固了对信用证相关知识的掌握。
(三)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
在案例教学中教师的引导作用不容忽视。在每一次案例教学之前，教师要认真备课，对相关案例做到心中有数，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由于课堂时间有限，教师应要求学生提前预习案例，提示学生做好相应的理论知识准备。教师可根据班级人数要求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成员人数相等、实力相当，每组设组长一人，组长可轮流担任。在学生自主讨论时，教师在全班巡视，观察各组讨论进展，适时参与，可以进行提示，可故设疑团，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勇于发言。小组讨论结束后，每组选派代表发言，表达本组观点，其他学生可作补充发言。最后，由教师对学生的发言进行总结，并指出每个小组对相关知识掌握的不足之处。在整个过程中教师应始终扮演引导者与鼓励者的角色，通过鼓励、提问、奖励等方式调动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
三、国际贸易实务案例教学法的注意事项
(一)注意建立长期有效的学习激励机制
由于学生习惯了教师讲授、学生听讲的模式，因此在案例教学中，可能会存在一些学生不积极思考，不积极参与，缺乏主动参与的动力。因此，良好的案例教学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即将每个学生在讨论过程中的表现进行量化计分，计入平时成绩。当然，该成绩的评定并不仅仅是答案的正确或错误，还在于学生事前的准备、讨论时的参与以及事后的总结，还可以通过考虑其思路是否清晰，思维要点的选择是否科学，能否抓住问题的实质等进行综合评分。此外，为了激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还必须让学生明白:积极参与讨论是让自己的观点接受挑战的过程，也是锻炼从业能力的好机会，可以让自己的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说服他人的能力得到锻炼，这些能力都是在现实工作中所必需的。
(二)注意对学生案例分析的总结评估
案例教学是对理论知识的巩固与加深，学生的表现可以体现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因此，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针对学生讨论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及时的总结与归纳，以期发现理论知识掌握的薄弱环节，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强调。所以，案例教学与传统教学法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三)注意与其他教学方式相结合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较先进的教学方法，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能够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但也要注意案例教学法也应与其他教学法相结合。例如，以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法对于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是非常好的教学方法，而且此种知识类型也不适用于案例教学法。另外，把案例教学法与多媒体教学手段相结合，能使教学内容更形象、生动、直观，信息量更大，更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有利于学生的理解、记忆和掌握。
根据国际贸易实务这门课程具有极强的综合性、教学内容广泛性、涉及面广、变化快等特点，在《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的教学中，我们除了采用传统的讲解授课方法以外，在教学过程中还应当采用案例分析教学方法来弥补目前教学方法的不足。因为实施案例教学方法达到既能扩大专业口径，又能保证专业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实用性，是对传统教学的肯定与完善。所以，采用案例教学方法促使学生在参加实际操作的基础上掌握专业理论和知识。本文结合实际谈谈在该课程中案例教学的应用。
1.选择适合的案例教学内容
1.1案例与教学内容的一致性
这个一致性指的是在选择案例教学时应当结合教学内容有针对性的选择案例，也就是说要保持所选择的案例与教学内容的一致性。没有好的案例就没有成功的案例教学方法。以往我们教学习惯于把案例局限于教材，采用的都是一些已经发生的离学生生活或接触很遥远的案例来教学，这样的案例讲授方法对教学来说起不到很好的教学效果。所以，要求有好的案例教学内容，我们教师应当通过国际贸易实训过程等来收集案例，编写适合教学的案例，为国际贸易实务案例教学收集更好的素材库、为提高案例教学效果奠定基础。
1.2案例的典型性
案例的典型性是指在案例教学过程选择案例时应当选择与教学内容有必然联系的案例，并且要求教师在选择案例的时候、设计案例的时候应当结合知识点经过仔细的推敲，设计出一系列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的案例，这样的案例更具有操作性与诱导性，更符合案例教学目标的实现。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案例案例，体现了教学的现象与本质、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有利于揭示教学内在规律的典型性，能从中总结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更好地指导教学实践。典型性的案例更有利于学生对基础知识的了解和掌握。
1.3时效性
时效性指的是在国际贸易实务这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案例教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让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弥补理论的滞后性。才用实效性的案例教学从而更能启示学生开拓新思路、新策略，推动课改健康、深入地发展。随着国际贸易活动的进步与时世的变化，很多贸易惯例等都会有所改变，如2007年7月1日开始实施《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600号出版物，m所以教师在选择案例时应注意案例的时效性，以便正确的引导学生学习。
2确定合适的案例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是以教师为主导、学员为主体、案例为内容，根据教学目的、内容的需要，通过教师的精心策划和引导，运用典型案例将学生放在实践环境中，让学生通过对实践环境和事件本身的分析、讨论，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以达到高层次认知学习目标的一种启发式教学方法，是师生的双向活动。学生在整个案例教学活动中居于主要地位，案例则在教学中占中心地位，比举例教学中的例子的涵盖面更为广泛，更为精致。案例教学具有使学员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变注重知识为注重能力的特点，体现了教学相长、共同提高的一种互动式教学模式，符合人在社会化进程中不断发挥主体性的客观规律，这也是案例教学法之所以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育方向的成功教育模式的原因所在。
2.1教师的定位
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在选择合适的案例教学内容之后，就是对自身位置的确定，即教师的定位，变传授者为组织引导者在案例教学时教师提出问题，创造一个良好的合作环境，提供学生讨论分析的条件，正确引导学生结合基础知识分析和解决案例。这就要求教师在有限的教学时问内实现理论教学和案例教学，科学合理的课堂控制是关键。因此，案例教学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学能力、工作态度及教学责任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2学生的定位
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学生应当改变以前的被动学习地位，积极的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实现自身的学习主体地位的转变。在确定自己学习主体地位的同时学生应当学会正确的分析方法。传统的讲授方法使大多数学生养成了依赖教师追求结果的习惯。当教师拿出案例叫学生自己分析时，许多学生不知从何着手、找不到案例的关键点，很容易根据案例表面象征下结论。另一方面，学生在初步熟悉案例分析技巧之后，又表现出很强的功利性，即认为与教师的答案一致才算正确。+}因此，教师应当使得学生明白一点案例教学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学生一味的追寻正确的答案，而是要开发学生积极思考、正确的分析能力。学生应当结合案例找到所需要的知识来分析案例，可以通过团体或小组讨论等多种途径实现分析的目的，即学会运用理论知识分析问题、总结观点、运用观点说服他人，以达到案例分析的真正要求。
2.3结合实训进行案例教学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传统人文主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GATT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之一是“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
过分地强调人的“主体性”一方面导致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
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讲，该假设其实是基于人本主义、功利主义的，把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不管是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还是H-O模型等)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 疑;国内禁止产品出口或对外投资问题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不同待遇对非歧视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提出了挑战;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还有数量限制是否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等。众多的多边、双边环保协议，大量的国家环保法规、政策和措施与现有的多边贸易存在很多不协调之处，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
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一方面促进发展中国家积极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将环境成本纳入贸易利益的评价体系中去，阻止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也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从是否应该将贸易与环境议题纳入WTO新一轮谈判议程这一激烈争论中也可略见一斑。以美国、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积极倡导，因为如果在WTO中进行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谈判，要求各成员实施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发达成员就可以阻止发展中成员低环境标准和低附加值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发达成员可凭借自身在经济实力和环保科技上的优势，在庞大的国际环保市场中占据领先位置。
而发展中成员(包括我国)则普遍反对，因为保护环境固然能为发展中成员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执行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无论从提高生产成本还是从限制出口潜力来说，对发展中成员都是严峻的挑战;一旦发达成员所主张的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为WTO所肯定，很可能被发达成员滥用，成为“人文壁垒”(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发展中成员的产品将无法进入其市场。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2][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一、前言
使用计算机软件对贸易文件传递进行管理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实现无纸贸易，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企业之间的通讯，改进客户服务，缩短交易时间，加快贸易循环，加快信息、资金流动，提高经济效率和竞争力。国际贸易业务中涉及46种不同的单证，连同正副本共有360份以上，要在二十多个部门间进行流传，用计算机系统进行管理就势在必行。
用建模技术对国际贸易文件实现面向对象的描述方式。在具体系统功能实现之前，建立起系统模型是很必要的，这里采用具有可视化、能够柔性实现分析、设计和开发系统的统一建模语言实现系统模型构建。
二、国际贸易文件传递系统用例分析
要开发一个软件系统，首先要对软件系统的需求进行分析，深人描述目标系统的功能和性能，确定软件设计的限制和软件同其他系统元素间的接口细节，定义软件的其他有效性需求。运用UML ( United Modelling Lan-guage，统一建模语言)可以捕捉系统的功能需求、分析，提取所开发系统领域的类以及描述它们之间合作概况，在完成系统的OOA( Object一Oriented Analysis，面向对象分析)基础上，对系统进行OOD ( Object一Oriented De-sign，面向对象设计)。
UML的用例图(见图I}较详细和确切地描述了用户的功能需求，使系统责任明确到位，奠定UML对系统建模的基础，这样，其他模型图的构造和发展依赖于用例图中所描述的内容，直至系统能够实现用例图中描述的功能。采用用例图描述的文件传递管理主要包括三类用户:进口公司、出口公司、其他部门。对于系统，进口商可以向出口商发盘、发送订单和其他票据、查询信息，直接联络其他部门，海关、商检、其他出口公司、运输公司等。出口商可以接收发盘、订单、检查订单、发盘、发送订单、联络其他部门和查询等功能。
基本事件流:
1.用户输人请求传递信息。2.系统显示输人身份验证密码。3.用户输人密码。4.系统确认有效。如果无效则执行其他事件流AI。如果与主机联接有问题，则执行异常事件流EI。5.系统提示:请输人对方公司名称及代码。6.用户输人要传递信息对方公司名称及代码。
7.系统进行对方身份验证。8系统确认有效，提示按钮一确认。如无效则执行其他时间流A3。9.系统提示输人有效信息。10.系统显示正在检验信息是否标准。11.系统确认有效。如果无效则执行其他事件流A2。如果与主机联接有问题，则执行异常事件流E2。
扩展事件流:
A1;1)密码错误，请重新输人密码
2）退出，用例结束。
A2:1）文件不标准，请按照标准重新输入
2）退出，用例结束。
A3:1)用户不存在或代码错误。
2）退出，用例结束。
E1:1)系统告诉客户连接主机出现错误。
2)系统在错误日志记下错误。
3)退出，用例结束。
三、系统静态建模
在用例分析基础上，根据需求可建立起系统的数据模型，即建立系统类图，以及相关的关系和方法。在面向对象分析中，一般只考虑与问题描述域和系统功能相关的对象，针对这两部分，可以分化为以下相关类:发送的用户类、接收方、文件类等。这些类之间可以用朴素的关联关系作一简要表达。如图2为国际贸易文件传递类图，在图中每条有直接多重性关联的线上已标示出多重性，这为以后编程中提供了更好的关联参考价值，并为类在整个开发中的统一性奠定基础。
四、系统动态建模
在考察了系
统某一时刻的对象及对象之间朴素关系的静态结构后，下面要关注的是在任何时刻对象及其关系改变的情况，这些情况可以用UML的动态模型进行形象化描述，可以借助UML中的活动图、时序图(State/Ac-tivity Model)来描述，在活动图中(见图3)，把每时刻的系统状态抽象成状态和事件，然后组成一个网络，侧重于描述每一类对象的动态行为。它是对某一时刻中属性特征的概括，并且每种状态间存在着迁移，迁移则表示了这类对象在何时对系统内外发生的哪些事件作出何种响应。活动设计一般是在对操作序列的顺序图细化的基础上表达。建立起系统动态数据的逻辑视图，如图4所示，以此为点，可以建立起整个系统的状态流程分析。
五、系统部署
关键词：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风险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涵、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研究中，Brander和Spen—cer(1981，1984，1985)描述了政府如何将外国生产者的垄断利润转移到国内生产者手中来，并得出结论：一国政府总存在出口补贴的单边干预动机。他们运用“第三国市场”模型，分析了一国政府通过对生产者干预如何提高本国生产者从双头垄断的共同出口市场中所获得利润的，在自由贸易和Coumot竞争的情况下，企业间会达成一个Coumot—Nash均衡，该产业最终趋于均衡状态。但当有一方政府进行干预时，竞争就会演变为Stackelberg竞争，有政府补贴的一方厂商就会处于Stackelberg领导者的地位，而外国竞争企业则处于跟随者的地位，外国企业会做出向本国企业让渡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反应，此时，即产生利润转移效应。也就是说，政府已经承诺对行业的干预行为，并且外国企业也会认为，即使其拒绝退却而使得转移利润失败，补贴也会持续下去，此时的政府补贴成为可以置信的威胁。因此，政府最佳反应是给予一定的出口补贴。
Krugman(1984，1987，1992)设计了一个模型从保护幼稚产业的角度进行了战略方面的分析。他通过一个含有一种机会的非正统假定，从根本上改变了分析的焦点，该假定使一个国家通过限制进口的战略部署来实现另外一种福利。其分析依赖于两个基本要素：卖方的国际垄断和规模经济。对于卖方的国际垄断，类似Brander和Speneer的分析，他假定有两个企业，一个国内企业和一个外国企业，每个企业只生产单一产品，企业之间进行Coumot竞争，但有一点的差别是，Brander和Spencer仅分析第三国市场，而Krugman的模型允许产品向多个市场销售，这样，国内和国外市场由于政府的政策就有可能被分割开来。其结果是获得了一个多元市场的Cournot模型。对于规模经济，他通过给予本国生产者在本国市场上拥有特权的地位，这样，本国生产者可以获得一种较外国生产者在生产规模上的优势，这种规模上的优势即使在没有保护的市场上也将转化为较低的边际成本和较高的市场份额。规模经济的获得有静态的规模经济、动态规模经济以及干中学。而当一国政府把外国生产者从开放的市场中挤出的时候，干预行为会在竞争双方的边际成本上引起相反的变化，结果是国内生产者产量扩大，边际成本继续降低，而外国生产者产量减少，边际成本增加，这样就形成了从产量到边际成本再到产量的循环的因果关系链条，而这一循环过程就形成了进口保护和出口促进的机制。
二、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风险分析
1、扭曲的规模经济风险。规模经济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的理论假定，但在一些国家和一些行业却存在很大的扭曲。在相当多的国家和行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实际上并不是该行业存在着高效率与低成本，而有可能是政府垄断的结果，在中国就存在这种大量的情况。尽管目前我国国内市场巨大，规模经济明显，但是全国并没有形成统一有序的国内大市场，这种分割的国内市场严重阻碍着一些行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所需要的规模经济。另外，Markusen和Ven—ables(1988)以及Horstmann和Markusen(1986)认为，如果该行业是自由进入的，出口补贴给本国企业带来的利润会诱使新的企业加入，这将会造成行业集中度的降低，提高行业的平均成本，从而降低利润转移效应。对于中国来讲，如何设定行业准入机制，既保证行业的一定寡头垄断来保证规模经济的存在，又要保持企业的竞争能力，也是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否获益的重要因素。
2、微观基础的缺乏风险。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中需要通过一定的市场途径来进行。如果一国不存在微观基础，或者国内市场处于分割的状态，就会影响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缺乏国内市场运行传导机制，政策就缺乏实施的渠道。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中，市场主体、市场机制及市场体系等因素发育不全，创新机制还没有有效建立，在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缺乏企业和企业家的推动。
3、竞争模式风险。Eaton和Grossman(1986)指出，根据战略贸易模型的Cournot竞争假定，每一厂商的最佳产出是假定对手的产量给定而推测出来的，但是，如果厂商进行的是Bertrrad竞争而非Coumot竞争，那么最佳政策应该是出口税而非补贴，因为出口税可以使得本国厂商做出不与外国厂商打价格战的承诺，这样，两家厂商可以维持较高程度的合谋；另外，他们认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只有一个本国企业，如果本国企业的数目大于1，在确定政府干预政策时会出现相互矛盾的倾向，这种矛盾会存在于以出口补贴来转移利润的动机和传统的为改善贸易条件而施加出口税的动机之间，所以，只有当本国的企业数目不太大，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如果寡头双方致力于不变的推测变量，而且每一厂商的推测变量与其竞争对手的实际政策的反应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转移到国内公司或利润转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贸易政策成了一种最优政策。
4、资源竞争风险。Dixit和Grossman(1986)放松了经济中只有一个寡头行业的假定，考虑了存在多个寡占行业的情况。他们研究了与一种固定供给资源相关的几个垄断性行业的情况，称之为“科学家”，其研究表明，当国内出口行业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具有相同的生产能力时，被补贴厂商大量使用国内竞争性稀缺资源“科学家”，对其中一两个行业进行补贴，会把国内竞争性稀缺资源“科学家”从其他行业转移到被补贴的行业，从而使得被补贴行业的出口增加是以其他行业的规模缩小和出口萎缩为代价的，其代价往往要高于利润转移效应，因此自由贸易仍然是最佳选择。在中国很多行业都存在类似的资源竞争状况，如何化解不同行业对于同一资源竞争的状况将是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及实施能否获益的关键。
5、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风险。政府干预论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团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当进行微观经济干预时，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些集团随时准备获取更大的利益，而成本却由大的分散的集团承担，他们不能获得有关政策的所有信息。结果，政策的干预经常被误导。因此，进行经济决策时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强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经济手段，必然会降低国家福利。政府为了履行政策的承诺对厂商提供补贴时还存在着一个固有的道德公害问题。国内厂商会发现追求补贴比追求生产行为有更高的收益，这样只能增加依赖性。这种追求补贴的做法属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寻租行为。
6、收入分配风险。Gruenspecht(1988)和Neary(1991，1994)认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隐含了出口补贴和企业利润被同等对待的假定，政府并不关心国内收入的转移支付，但在实际生活中，筹集补贴资金会给经济带来扭曲的成本，这意味着1美元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大于1，另外两国企业的成本也被认为是一致的。Gruenspeeht和Neary分析了这种情况后得出结论，只有当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不太高时，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另外，政府的有效干预不可避免会产生有害的再分配效应。出口补贴将有助于把收入从社会其它方向转移给被保护行业的所有者和雇员。因为，受补贴的行业一般是高科技行业，这种收入的转移将或是表现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或是股东超乎寻常利润的增加。
7、信息风险。Qiu(1994)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风险进行了分析。他首先假定外国企业的成本是公共知识，而本国企业有可能是高成本也有可能是低成本，本国企业完全了解自己，但外国企业和本国政府不了解。得出结论，在信息不对称时，如果企业进行的是Coumot竞争，那么政府倾向于设计分离政策，分离政策具有信号作用和信息甄别作用，提高社会福利。但如果企业进行的是Bet-trand竞争，政府将选择一个统一的政策，允许本国公司隐藏其信息，这样，利润转移效应较大。Wong(1991)、Brainard和Martimort(1992)以及Collie和Hviid(1993)也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共同的结论，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政策对于信息依赖的重要性。而政府要获得这些信息却是几乎不可能的。
8、国外报复风险。Collie(1991)指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很容易引起对方国家的报复，尤其是在知识密集性行业。这样，即使政策是有效的，也只是一方受益另外一方受损，世界总体福利水平并没有上升，而只是全球福利的再调整。这种报复更可能发生于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中，那里与世界市场相关的规模经济被这些新理论的支持者假定为更具意义，因为，这些产业被普遍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三、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注意的问题
总体上看，中国存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条件和可能。具体说，市场化的总体推进程度已达到60％以上，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有独立的决策能力，信息完备性比较差，但有改进的可能，并且在中国有一些特定的寡占行业，如汽车等行业(胡昭玲，2002)。但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因条件的不完备而带来实施效果的弱化。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