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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的大潮中，不断涌现出新颖的体系架构和灵活的课程实施形式。我们学校经过调研，决定在“齐鲁文化课程”上另辟蹊径。既然突出地方文化，为什么不可以走出书本，走进富有文化气息的山水名胜呢？古人尚且重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何不也让学生去亲近故乡的山水田园、名胜古迹、文化场馆，去身临其境地感受、体验呢？据调查，学生甚至家长，对家乡的政治经济了解不全，对于历史文化更是一知半解，只有不到50%的家长到过全市所辖的五区三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才做出了走出校园，走遍淄博的社会实践课程的设想，并在实施中逐步完善。
根据课程方案的设置要求，校本课程一般都是每周安排一节课，一学年为36～40课时，我们创造性地打破了这一限制，集中一周时间参与课程实践活动，既保证了课程课时总量，同时又能极好地协调各种教育教学资源，保证课程效果。这种集中的活动，便于组织，教师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也很高，家长也因为学生能四处走走看看，增长见识而十分满意。在确定了以“走遍淄博，探寻齐鲁文化”为内容，以“实践活动周”为形式的活动模式之后，我们着手制订具体的实施方案。
一、初步感知阶段
我们以班级为单位，提前一周布置自主探究学习任务，作为实践活动的开端，让学生通过各种形式对家乡各区县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名胜古迹、民风民俗等内容进行收集整理。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民间采风、倾听家长或村居长者的讲述等形式，以小组为单位，对各自收集的资料进行整合，制作成诸如粘贴报、报告集等文字书面材料，更鼓励制作成PPT等形式进行直观地展示。与此同时，任课教师也要进行积极准备，每人详细地梳理一个区县的资料，制作成图文并茂的PPT课件。周一的课程表按照区县名称命名，分别安排张店区、临淄区、淄川区、博山区、周村区、沂源县和高青县、文昌湖度假区和高新区等七个板块，教师这时俨然成为各区县的“代言人”。课堂分三步完成，首先集中学习学校整理印发的材料；其次是由教师集中展示自己负责的某一区县的相关资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学生展示自己搜集并制作的相关素材，并进行开放式的交流。在我们的实践中，教师都对学生收集的相关资料感到吃惊，因为很多甚至连教师也未曾听说，同时也为学生那种探究的热情、资料整理的细致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二、实践体察阶段
在接下来的四天时间，是学生真正的体验活动时间。根据周边区县的地理方位分布，我们设计了三条不同的路线：A线向南以淄川、博山、沂源为一线，分别选定蒲松龄纪念馆、淄川博物馆，博山的赵执信纪念馆、文姜祠广场、沂源博物馆、江北第一溶洞、齐长城遗址等景点，并在沂源县进行采摘活动；B线向东北历经临淄的中国足球博物馆、齐国历史博物馆、齐都古国遗址、桓台的王渔洋纪念馆、高青的引黄工程、黄河浮桥等景点；C线向西经过文昌湖度假区，到周村的古商城大街、淄博体育中心、高新区、山东理工大学、中国陶瓷馆、淄博博物馆等主要站点。在参观学习的过程中，沿途经过的大型企业、重点国道省道、重要的地理地标性建筑、以及相关的地理历史背景等都由随车教师及时讲解。周五上午集中安排学生参观代表了齐鲁文化精髓的山东省博物馆。
整个活动过程，从中国最古老的头盖骨化石，到淄博现代的繁荣发展，从悠久的陶瓷文化到享誉世界的足球文化，从王渔洋到蒲松龄，从黄河岸边到齐鲁国界，走遍淄博，历经古今。这样的活动，对学生是全新的课程，丰富了阅历，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感受了家乡的秀美，领略了地域文化的魅力，那种以故乡为荣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三、总结提升评价阶段
外出探究活动于周五上午结束，周五下午返校后，学生进行总结交流，填写实践活动记录表。利用周末把活动中的感悟整理成考察报告的形式，在自己的空间、博客上。接下来的一两周时间，学生在网络上交流心得，把自己拍摄的照片起上一个靓丽的标题，在班级宣传栏办起了小小的摄影展。总结中，学生有太多的感慨：终于见到“母亲河”了；我们家乡原来有这么多的历史名人；这么多的中国第一、世界第一原来就在我们身边……有的家长这样说：我们四十多岁了，都没有机会走遍淄博各地，感谢学校和老师们给了孩子这次机会，孩子们归来的讲述让我们都知道了很多，学会了很多……在学校层面，组织了“探寻齐鲁文化”的图片展，优秀实践活动报告展等活动。同时，我们对每个学生在活动过程的表现进行评价，对表现出色的学生进行表彰。有效的评价不仅激发了学生的成就感，让他们认识到这项活动作为“课程”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提高了课程实施的力度和效度，落实了课程的育人效果。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这样的实践类课程是课程体系建设中的有益探索，丰富了课程内涵、创新了课程实施模式。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善于创新的教育才是最有效的教育。这种“另类”校本课程，是符合教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的，在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上做出有益的尝试。
参考文献：
方李莉认为，从遗产到资源创新是一种更深刻的保护。在后工业社会里，事实上文化产业已经带动经济发展了，而且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当中，每个民族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所以方李莉团队考察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的报告书定名为《从遗产到资源》。他们发现，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一种资源，成为一种政治认同的资源、民族认同的资源，还可以成为一种经济资源。各种力量都在运用这些资源，然后又呈现新的民间文化。
方李莉研究团队的诸多理论都来源于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的启示。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完全为了寻找精神家园。方李莉认为，最重要的是寻找我们未来的路，寻找我们的民族理想。梭嘎在当代的遭遇正是一面反映中华民族昨日的镜子――我们曾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甚至出现全盘否定的极端态度。
现代化的进程不可逆转。方李莉试图忠实地记录长角苗文化的变迁过程。她在考察中亲历了一个少数民族文化剧烈变迁和重构的过程，也不得不面对种种复杂的心理矛盾。方李莉通过考察看到的是，在生态博物馆没有建立以前，当地的文化一直在缓慢地变迁，但它的文化还活着，还在继续发展，甚至有很强的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但生态博物馆建立后，它的文化表面上是被保护了，但事实上只是被曝光，被展示出来，其文化的内涵，文化自身的创造力、生命力却逐渐萎缩。
生态博物馆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但对于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来说，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当地人改善生活的重要途径。2006年春节期间，方李莉的研究团队再次来到梭嘎，对回来团聚的中青年人进行了深度采访。她了解到他们的生活困境，在外地打工的长角苗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最危险、最累或是工资最低、劳动时间最长的那种工作，其中挖煤是他们从事最多的工作。方李莉在的考察报告中说道，挖煤的工资相对高一些，也不过是每月1000元左右，而且他们不懂得签订合同，一旦出事了，能够获得多少赔偿只能听凭老板的良心。
2006年，方李莉团队统计了长角苗的年收入，大多数人年收入在5000元至6000元之间，其中有一半是通过打工得来的。方李莉认为，这些不识字的苗族兄弟，进入城市，就像在黑夜中行走，他们害怕这种黑暗，想驱逐这种黑暗，但他们又无能为力，只好寄希望于下一代，希望他们的下一代不要再做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也要供孩子们读书，这是生活教给他们的真理。但据本刊记者了解，长角苗念完高中和大学的费用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能上高中和大学的很少。
生存权和话语权孰轻孰重，这也是方李莉在考察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期间思考的问题，一个群体在生存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能够拥有自吗？“我到过世界上最苦的地方，梭嘎我觉得是世界上最苦的地方之一，然后到过世界最富裕的地方，只有经历这样的反差你才可以理解这个世界。”2011年8月24日，本刊记者专访了刚从美国考察回来的方李莉。
寨子里90%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外面打工
文化月刊：您刚从美国回来，最富裕的地方和最贫穷的地方，通过这个反差你能认识什么呢？
方李莉：它让我了解世界的多面性，太多元化，差距也太大。
文化月刊：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去探究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
方李莉：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是挪威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的保护项目，我就想欧洲的经验到中国这块土地上来实践，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如果失败了，我们找出失败的原因，那么对我们今后的保护工作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成功的话，这个经验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来推广。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了解到长角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族群，这个民族没有文字，所以他们的历史没有文献记载，所有的历史都靠口传心授。在我的想象当中，生态博物馆肯定有很多记录，但是当我问他们要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只有很少的资料，我就觉得很危险。
文化月刊：2005年你们刚到梭嘎的情景是怎样的？
方李莉：2005年，我们课题组第一次到梭嘎，住了一个多月，那时候寨子里90%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外面打工，我们接触的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我们了解到自从建立博物馆后，寨子最大的变化就是90%的女孩子纷纷开始上学念书了，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些读了书的女孩子不仅不想穿民族服装了，甚至想嫁给汉族人，读书让她们变成了民族文化的叛逆者。
文化月刊： 10年的时间让梭嘎变化很大。
方李莉：怎么叫变化很大呢？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对他们的生活已经不熟悉了，因为他们感受到他们的文化在这样一个时代已经没用了。以前梭嘎是一个封闭的地方，他们跟外界接触很少，活动的范围大约在方圆50里。但是我们去把这个封闭的社区给打开了。一个是很多的外来的人到了那里，另一个就是电视进入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忽然意识到了他们的贫困落后。
长角苗没有把自己当成文化的主体
文化月刊：教育水平的提高让他们接受了现代文明，这也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方李莉：只有读书他们才能顺利进入另一个文化体系。以前他们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只会牢牢地被捆在他们的土地上，但生态博物馆的建立首先就是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解决教育问题也是一把双刃剑，当你解决了他们的教育问题以后，他们就有了离开这块土地的能力，到外面去打工，而且他们也有了不再继续传承他们文化的能力了。我们做了很多统计，我们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走的就越远。这么多人离开了这块土地，那么谁来传承文化？人离开了之后它就没有传承的主体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文化月刊：那么对于留在当地的人来说，文化意味着什么？
方李莉：当然，还有留下来的这些人，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表演。如跳花坡本是长角苗年轻人聚在一起的爱情活动，但就是这样一个仅限于年轻男女之间的爱情活动，在梭嘎生态博物馆建立以后，却让其成为一年一度寨子里所有人，包括外来游客都参加的盛大的表演活动，人数最多的一年达到5000人，以至于找不到表演场所。之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一种文化还是生活的指南的时候，或者跟我们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时候，它不会进博物馆，也不会用来表演。一旦它进了博物馆，一旦被表演，就证明这个文化已经失效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么多少数民族文化在被表演，那么多的民间文化在被博物馆化，实际上就是意味着他们的文化已经消失了。
文化月刊：2008年考察结束至今，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您有关注吗？
方李莉：我们现在一直在追踪考察。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形式上已经脱离了政府，现状并不是很乐观，还是很冷落，当地的民众觉得生态博物馆跟他们生活关系不大，没有当地民众参与，这是很遗憾的。我去考察的时候，我就想象接待我的人肯定是他们当地的村长，最后发现接待我们的是文化干部。我以为跟我们解释这个村庄来由的人肯定是他们当地的村干部，但是给我们解释一切并带着我们参观的，也都是当地的文化干部。这就表明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跟他们当地的村民没有关系。2005年在贵阳举办的生态博物馆研讨会上，发言的人并不是他们当地的干部和村里边最有权威的人，而是一个女中学生。为什么没有让他们当地的村干部来发言？因为当地的村干部不会讲普通话。
文化月刊：所以您特别想为他们培养一个研究生？
方李莉：当时我们很想培养一个大学生，发挥他们自己的力量记录民族文化。我们说服当地领导安排梭嘎的第一个大学生小熊在博物馆工作，但他现在到外边工作去了。
文化月刊：我了解到他考上大学的时候，他家里一连摆了十几天的酒席。
方李莉：对，我问他有什么理想，他说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想法，上高中的时候，他曾想研究自己的民族文化，写一本关于自己民族的书，非常想改变家乡的贫穷落后。但上大学后，他觉得自己高中时的理想不现实，就想早点毕业，找工作，还助学贷款。我当时希望他来报考我的研究生，这个想法也无法变成现实，读研究生的学费很贵，他根本读不起。现在我们失去了联系。
文化月刊：是否可以说，生态博物馆在客观上加剧了当地的文化流失？
方李莉：应该说加速了它的流失程度。其实生态博物馆不是不可以建，但是国外的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民众自发性的保护，它强调的是，只有当地的民众才有文化解释的权利，才是他们的文化的主体。但是，我们现在反过来了，当地人没有把自己当成文化的主体，而且他们希望丢掉这个文化。对于在外地打工的长角苗来说，他们发现不懂他们的文化没有关系，只要懂汉族文化就可以生存下去。
“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文化的不平等性”
文化月刊：在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考察期间，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事情？
方李莉：那当然有呀，就是对那的人印象非常好，他们非常纯朴。而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文化的不平等性。人类学讲文化是平等的，所谓的平等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但事实上我在那里看到的是文化的不平等。当一种文化非常强势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弱势的文化群体看成是没文化的。因为他们的自卑心理，他们也觉得他们是没文化的人。但相对于他们的文化，我们才是没有文化的人。他们要是不懂汉族文化的时候来问我们，我们会瞧不起他，你怎么这么没文化。但是我不懂他们的文化时，我去问他们，他们会非常高兴，而且非常热情地告诉我。所以每次在他们的婚礼上，或者葬礼上，本来别人非常忙的时候，我还去问东问西，打扰别人，但他们非常尊重我，而且领我们吃饭。
文化月刊：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反映了中国非遗保护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保护与开发的矛盾，这么多年似乎都没有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方李莉：我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一个就是把流动的、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化、物质化，要用物质载体把它记录下来。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跟整个社会的发展紧密相结合。如果它跟现实生活没有关系，它就没有生存的可能性，它只能留在博物馆。以前我们老觉得文化创新和文化保护是矛盾的，事实上现在看来不是矛盾的，其实这个问题要解决的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成为我们文化创新的资源，把它融入到我们当今民族的机体里边，变成民族机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要把它跟创新对立起来。
文化月刊：我们经常是把它们对立起来的。
方李莉：如果把它们对立起来就会发现有很大的矛盾，实际上这也是后工业文明的一个状态。在工业文明时期，人们往往认为传统和现代是对立的，发展与保护是对立的，但是到了后现代社会，人们发现其实这两个东西已经不再对立了，它们已经成为一体化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后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建设，没有文化建设的经济发展怕是很难有持续性的，所以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是相辅相成的。
文化月刊：您之前也认为它们是对立的，您的思想和结论前后也是有变化的。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方李莉：梭嘎它确实是一个太贫困的地区，所以考察梭嘎的时候，我很失望，我记得当时我对《新京报》的记者说，发展和保护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当时我确实觉得两难，但是后来考察了很多案例以后，我发现并不是两难。在研究梭嘎以后，我在景德镇看到了另外一个景象，就是传统的魅力。景德镇是世界的一个艺术陶瓷中心，很多国外艺术家都到景德镇做陶瓷。吸引他们的是什么？吸引他们的是景德镇的传统手工技艺，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德镇有全世界最优秀的陶瓷技术，最优秀的陶瓷艺人，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和传统的技艺结合在一起，创作了新的作品。这些传统的工匠有他们新的生存方式，很多的传统工匠工资很高。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必须要有它生存的空间。像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更多地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但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它们已经融为一体了。
“一个失去了理想的民族是很可怕的”
文化月刊：是否可以说，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里的长角苗的生活与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蜕变？
方李莉：从传统走向现代，他们确实要经历一个蜕变和阵痛的过程。其实我们整个民族都有这样一个痛苦期。从以为我们是强大的国家到发现我们其实变成了一个落后的国家的痛苦与迷惘，为了走向现代化，我们也曾经否定我们的传统，但是到了今天突然发现其实这个传统是宝贵的。遗憾的是，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传统已经没有了。欧洲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事实上它有过文艺复兴的运动，而我们中国没有这样一个过程。
文化月刊：我们从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获得的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
方李莉：现代中国遇到的所有问题不仅仅是政治、经济问题，还有文化的问题，如果文化的问题不解决就很麻烦。我们的民族还有没有共同的理想？我们共同的理想是什么？一个失去了理想的民族是很可怕的。旧的评价体系已经被我们否定了，新的评价体系是什么？新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新的道德准则是什么？如果我们对这些东西非常迷茫，找不到方向，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要寻找一个民族的理想，一个民族立足的根底。所以我觉得文化建设很重要，我们寻找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要回到过去，我们要让传统不变，事实上是通过回到过去重新寻找通向未来的路，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仅是为保护而保护，我觉得意义不大，如果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未来文化的重构结合在一起，这样才会有意义。
我们想通过“乌江流域民间原生态文化艺术审美价值应用性研究” ，明确高校就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学习园地，以青年为主体的大学，是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传承、创造、发展的主体。随着老一辈艺人无声的故去，许多民族民间艺术也随之悄悄的消失。活态的民族民间艺术的消失是永远的，是不可再生的。整个社会对民族民间艺术的认识不够，缺乏抢救与保护资金，民族民间艺术原生态传承受现代社会冲击大。一个民族文化的创造力是建立在民族文化基因发展基础上的，其实也是要靠青年群体参与的。所以将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审美教育引入高校是至关重要的。
一、研究内容：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思路
研究目标：民族民间原生态艺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起源和最初形态，作为我国美术传统的主流，作为今天应该重点研究的，主要是指那些“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那些“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不是经过专业工作者“取之”、“用之”后再创作的东西。作为大学教育――一个智能、知识、信息集合的现代基地，不了解本民族的现实、丰富的传统文化的存在，而只去学习西方文化，那么大学教育为社会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在能力实现上将受到怀疑。不是西方的月亮就比东方的月亮圆。文化既要多元化，更要本土化。只有保持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可持续发展，才能在精神上独立、成熟起来。
二、研究视角、途径
乌江流域民间原生态文化艺术具有持久的审美价值和永恒的魅力，在时间、空间上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在复制品、批量产品泛滥的今天保持着神圣性、权威性、不可复制性，从而更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研究价值、收藏价值。民间工艺美术的作者（生产者），往往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等条件，陶冶不同地域居住者的气质。地产的资源，提供了在那个地区产生特定作品的物质基础。各民族的风格习惯和文化传统，有着各自特殊的爱好方式和心理因素。
1）“乌江流域民间原生态文化艺术保护与调研”――乌江流域民族民间艺术象一个大海，每个人来到乡间田野，都会发现许多令人激动的民族民间艺术。随着老一辈艺人无声的故去，许多民间艺术也随之悄然消失。活态的民族民间艺术的消失是永远的，是不可再生的。然而我国的民族民间艺术的现状并不乐观，整个社会对民族民间艺术的认识不够，缺乏抢救与保护资金，民族民间艺术原生态传承受现代社会冲击大。随着乌江流域民族原生态民俗旅游市场对民族民间艺术遗产无止境、廉价的滥开发，由于对民族民间原生态艺术价值认知肤浅，缺乏文化规划，对原生态文化艺术造成文化误导和原生态破坏。近期形式有所改善，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社科院也在积极准备民族民间艺术方面的普查抢救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对乌江流域民间原生态文化艺术传统特色的村庄和民间工艺、民间艺人进行有计划的考察和采访，文字记录、拍摄照片、录音采访、收集实物资料等同步进行，积累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考察调研、采风的基础上，分门别类的加以整理、研究，进行个案分析，并写出考察报告。民间工艺文化生态保护的具体内容和措施：举办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民艺藏品展，目的也是在唤起年轻一代对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的认识和兴趣。感受到民间文化的魅力，意识到民艺在民众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借西部大开发的机遇，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表明传统文化的生态建设是需要全社会的重视才能完成的，如同自然生态保护一样，它是全社会的义务。如果能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唤起人们对乌江流域民间原生态文化艺术的重视。应该说比仅仅完成一项科研课题更有意义。
2）“乌江流域民间原生态文化艺术”引入高校审美教育――在国家大范围推行基础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我院有幸承担了“重庆市中学美术骨干教师市级培训”工作，在培训过程中，我们对《新课程标准》的理念、目标、实施以及在基础美术教育教学的应用与实践进行了探索，根据重庆市大农村的现状，在“新课标”的精神下，结合地域特色，开发乌江流域民间原生态文化艺术资源，建设特色教材，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中央美术学院在国内高校率先将民族民间艺术正式、系统引入高等教育。标志着建国以来，真正开始了在中国教育体系中把本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引入高校教育教学体系中，预示着更多与文化遗产相关新学科的延伸。目前中国民间美术史上乌江流域民间原生态文化艺术审美价值应用性研究几乎是片空白，地方志上有零星记载。随着电脑广泛应用，许多画家用电脑喷绘取代画笔，我们的学生一上装饰图案、广告设计、包装设计等课程，只会想到用电脑做。提到外出写生只想到广西、陕西、云南丽江，而不想到乌江流域最具民间原生态文化艺术的龚滩、龙潭等地。说明我们以往的教育忽略了对学生宣传乌江流域民间原生态文化艺术的教育，本文想通过“乌江流域民间原生态文化艺术审美价值应用性研究”，如苗族服饰审美功能研究、乌江流域传统建筑审美意识、乌江流域民俗文物审美情趣、乌江流域民族服饰文化符号与文化内涵、乌江流域民族民间色彩的“情感”特征、乌江流域民族民间色彩的现代特征、乌江流域民族民间蜡染艺术装饰图案美学特征等应用性研究，将乌江流域民族民间艺术引入高等教育，非美术专业学生可以选修，美术专业学生必修课。我们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艺术教育，让学生了解乌江流域民间原生态文化艺术辉煌的历史，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今后他们走到哪里，就可以将乌江流域民间原生态文化艺术带到哪里。唤起更多的人们对乌江流域民间原生态文化艺术的关注，
三、研究价值
一个民族的发展，基因是不能丢掉的。只有守住自己的根，才能向上发展。我们相信本项研究形成的调研报告、研究论文等应用性成果将会唤起人们对乌江流域民间原生态文化艺术的关注，我们应在继承对乌江流域民间原生态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加强对民族民间艺术的探索，从民族精神、民族艺术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使自己的艺术创作、艺术研究更扎实，更富于中国民族特色！乌江流域民间原生态文化艺术是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也是民风民俗的产物，不仅蕴涵着劳动人民的智慧、经验、知识，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具有真正的艺术魅力。也体现雅拙、粗诳的审美意向只有传承民族民间艺术才能真正自立于中华民族艺术之林，并对世界艺术产生重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晓勇.《乌江流域民族文化与色彩崇尚研究》.中国美
术出版总社,2004.5
[2]李晓勇.《土家族神秘的图腾崇拜》.四川美术出版社
我国浙江、广东以及江苏等地人口密度高，自然资源比较匮乏，但是经济却得以快速发展，这是因为实行了产业集群，但是我国产业集群还处于初期阶段，研究也比较少。本文为更好的说明法国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对珠三角技术创新的启示，先从法国企业产业集群发展特点与历程说起。
1 产业集群理论概述
产业集群又可以称作企业的集群，是指多家企业在特定空间上形成的一种群集现象。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它的产生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还与企业以及机构存在一定的关系。对于其定义，目前还没有统一，通常定义为产业区，它的基本特征包括空间性、专业化、网络化以及根源化，由于所属地区以及历史条件不同，可以分为纵向集群、横向集群以及区位集群。产业集群其实就是产业空间布局和专业化的有机结合，能带给当地经济动力和能量，平衡经济以及产业的发展，我国从国外经济借鉴发展比较好的如江苏纺织业集群。
2 法国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概况
本文所讲的法国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是指位于法国东南部地区的索菲亚科技园，园区包括1400多个研究机构，计算机、通讯领域占园区的71%，生物学和健康领域占10%，新能源占4%，发展至今已有30多年历史，由于世界知名度高、自然环境优美等社区配套完备，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园区也能以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吸引和留住园区的高科技及人才。探究其发展模式是从依靠外部资源转变为自身创新驱动，对我国的技术创新可以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科技园技术积累主要集中在科学电信等电子产品、生命健康科学产业以及地球科学方面，科技园中的一个关键性的角色便是设备制造商，一方面与电信运行商关系紧密，另一方面与本地商家也是相互联系。
法国索菲亚科技园的发展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60～80年代，这个阶段是高科技资源集聚的阶段，从当地资源角度来看，所在地区没有工业基础，也不存在大学和科研资源，并没有发展高科技产业的优势，因此科技园在成立初期最大的特点便是经过多种渠道引进外部科技资源，首先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以及优越的自然人文环境不断吸引扩过企业研发机构，科技园地处风景旅游区，有尼斯国际机场，气候宜人，适合人类居住，有着良好的文化传统，对跨国企业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在1960年开始有公司在附近建立实验室，希望能借此打开欧洲市场。
其次对于一些科技型企业来说，科技园的创始者法国Ecole国家矿业大学的校长Pierre Latte教授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他把科学和智慧落实到了实验项目之中，凭借自身的影响力来吸引最初的高科技产业。政府的参与使得科技园迅速汇聚了大量科技资源，政府逐渐参与创新活动，并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营销活动，使得科技园快速的成为了有目的地筛选产业活动的国际园区，并筛选出创新性强、无污染、附加值高的企业来进驻科技园，建立高质量的电信基础设施。从此开始科技园在科技资源累积方面走向了良性发展。
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个阶段是科技园本土化创新性资源的过程，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始，企业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就逐渐变成了知识经济和全球化创新的过程，在这一时期，科技园也陷入了大的发展危机之中，很多大型企业大幅度缩减，科技园对外部资源的吸引力变得日益衰退，科技园的发展还出现了劳动力市场不足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Nice大学积极参与到科技园的建设中，使得当地劳动力市场得以快速发展，满足了科技园对高科技人员的需求，科技园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在这一阶段科研人员数量明显增加，逐渐有许多小型企业进驻科技园，很大程度避免了外来资源的流失，使得技术被很大程度上的扩散。
3 法国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对珠三角技术创新的启示
3.1 珠三角专业镇概况
广东现有专业镇的数量达到两百多个，如南海西樵的纺织、石湾张槎的针织、东莞厚街的鞋业、澄海澄城的玩具、潮安枫溪的陶瓷、顺德乐从的家具、中山古镇的灯饰等。最早专业镇是自然形成的，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大中型企业所需要的零配件通过外包给周边地区加工生产，让邻近的珠三角许多小镇获得机会，发展成“一镇一品”专业镇。20多年珠三角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土地、人力等资源的日益紧缺，环境承载度已近饱和，这些都严重制约了产业升级与扩张，走科技创新道路已成为珠三角地区发展的必然选择。
3.2 法国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对珠三角技术创新的启示
目前广东全省产业集群试点单位达到50多个，已逐渐建立了技术创新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以及企业内部的技术研发中心，为专业镇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进作用，但在区域技术创新体系中体制建立的还不够完善，主要是小型企业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来进行发展，速度比较缓慢，也无法及时得到信息，因此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目前广东省专业镇技术创新总的方向很明确，实践性也比较强，借鉴法国产业群发展模式特点，结合我省地理位置以及经济发展趋势，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是政府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如上文所讲在法国索菲亚科技园的初期发展中，正是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科技园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发展，同样在我国也很适用，我国经济正处于追赶型的经济形态中，政府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政府需要加强扶持力度。
第二是全面推进珠三角地区专业镇技术创新工程，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借鉴法国成功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来建设和完善技术创新中介机构，尤其是一些综合性、协调能力以及实用性比较强的技术创新服务机构；二是使得各级技术创新机构的服务功能更加完善，给予中小型企业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市场创新方面更多的支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还要组织中小型企业家把眼光放到国外，加强与国外同行企业之间的交流，以寻求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机会，帮助中小企业做好可持续发展的品牌战略，加强产学研结合，以推进大学与科技园的交流；三是我国驻外使馆、领事馆及行业协会也要发挥最大的作用来促进国际化行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小企业及时的提供国际市场上的信息咨询服务等。
最后要做好产业延伸工作，为专业镇营造新的增长点。珠三角地理环境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下游，可以大力开展旅游专线，利用地理优势来宣传专业产品取得企业以及产品，旅游路线也能促进专业镇区域及企业的品牌宣传，对专业镇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先简单介绍了法国产业集群模式的发展历程，重点讲述法国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的特点，以及对三角技术创新带来的启示，随着产业集群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将会期待越来越大的作用，更多的内容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陈荣.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以安徽、浙江为例[D].安徽大学，2008，06.
工艺基础是室内设计师必须掌握的基本专业技能之一，主要包括装饰材料和装饰构造两门学科。装饰材料是设计要素的物化形式，装饰构造是对其加以拼接的工艺方法，只有对二者的基本知识进行全面的掌握，并不断关注科技发展下新材料、新工艺的发展趋势，才有可能做出蕴含创意的设计作品。秉着如上的教学目标，大部分的设计院校都将工艺基础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但现实是学生走出校门后却无法直接与社会接轨，原因之一即为设计工艺基础不牢固。因此如何提高该类课程的教学效率便成为设计专业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将对国内外基础工艺课程的教学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找出目前部分院校在该类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对课程今后的发展方向及教学方法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一、教学模式的现状分析
室内设计专业工艺基础课程一般设置在二年级，授课时间总共为6周左右，每周8到12节课。在教学方式上，绝大部分教师都采取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包括市场调查、现场工地参观、引入设计案例等，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但在教学中需要“教”与“学”相互配合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而目前大多数院校工艺基础课程的作业以施工图的临摹或考察报告的整理为主要形式。如此一来，由于缺乏对基础工艺的实际体验，学生无法形成深刻的记忆，也就无法对设计造型形成独到的见解。在这样的模式下所培养的学生，毕业之后花费很多精力来重修工艺知识以适应工作的需要，可见教学效果并不理想。相比较之下，一些国内外知名的艺术院校所培养的毕业生则更加成熟。我们可以通过对其教学体系的分析，试着找到目前部分院校工艺基础课程未来的教学发展方向。
二、国内外著名设计院校装饰材料课程模式和体系
1.美国的设计院校
美国有很多的知名设计学院，如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美国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罗德岛设计学院等。“美国的设计院校最重要的宗旨就是学习与实践的紧密联系。具体到室内设计专业，对市场上真实材料的认知和应用是重要的训练之一，几乎所有的室内设计专业都拥有丰富的材科实验室或材科库，学生可以使用和研究其中的任何材科。”①
美国的设计院校对技术性课程给予的高度重视首先体现在课程的设置上。以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室内建筑专业2012年的课程为例，分别开设了 Design with Materials Seminar、Matter and Structures 2、Structures 3、Design Materialization等课程。课程采取设计与材料、加工工艺、建筑结构以及现代材料加工系统等技术性知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在作业的形式上，美国的材料技术性课程多以实际的改造或建造1：1的实物的形式完成的。例如，“美国纽约的帕森斯设计学院，二年级的建造和材料课程是与对本院工作室的改造相结合的。”②学生的作业通过不断完善，最终会被建造出来。技术方面的长期实践使得美国的毕业生能够很快地适应社会，这一点是国内在教学方式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2.亚洲的设计学院
（1）日本的实践教育
日本的设计教育较为注重动手能力，学生的最终创意和构思大多会以模型表现出来。比如日本多摩美术大学就以“实践、练习和讲座”作为教育课程的三大支柱。学校非常重视对于学生技能方面的训练。学校的本科课程体系包括导入教育、基础教育与专门教育。导入教育着重培养设计的基础技能。学生将在每年的素材演习中全面地学习各种原材料的性能及加工工艺。导入教育阶段学生要完成真实大小的模型作业。在基础教育环节，学生将进一步学习与环境艺术设计相关的材料与结构，以此来获得更多的专业技能。
（2）中国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
中国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是全球最优秀设计学府之一，作为设计专业学生向往的亚洲著名学府，对于技术性的课程也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以设计学院的环境和室内设计学为例，其中技术类课程分布于各个学年，分量约占必修课总数的近30%（见表1）。
三、教学弊端的深层次剖析
通过比较可见，我们在工艺基础课程教学中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工艺课程的比例、课堂教学与实践相脱离等。然而方法的陈旧必然缘于观念的落后，课程教育方法的落后缘于长期以来各院校对工艺课程部分的忽视，西方学院派对中国近现代教育模式的影响或许是原因之一。
1.国外传统的学院派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
在我国，设计教学的模式长期深受“学院派”的影响，使得在设计教学中忽视了材料和技术工艺课程。“西方学院派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正规建筑教育体系，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建筑教育的主要来源”。学院派“强调社会、历史、艺术文化等的价值”“是建筑样式和绘图表现训练的典型代表”。③这种偏重于建筑绘图和设计理论的思想，往往使得在教和学的过程中忽视了材料与技术工艺，因而要扭转这种思想误区，转变教学观念，对工艺技能课程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四个学年中适当提高工艺课程的课时量。
2.教学内容过于集中
工艺基础课程不仅内容多，而且难度大。大部分设计高校都将课程一次性安排在二年级。二年级学生处在美术基础和设计学科的衔接阶段，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接受有相应的承受限度，大量的工艺基础知识极易使学生产生厌学心理，课程内容必然无法及时被学生吸收。
3.教学与实践的脱离
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是学生完善自我认知的完整过程。然而由于缺乏中间环节——实践，学生们对所学无法检验或投入应用，从而对理论课程的理解无法达到应有的预期效果。在脱离实践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往往忽视工艺问题，而使设计沦为“形式设计”“理想主义设计”；单调的图纸临摹又使得学生对工艺的了解一知半解，更不用说根据实际条件创作出既符合空间功能又极富创意性的设计。
四、教学模式的革新及发展趋势
1.课程体系的调整
知识的学习需要循序渐进，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吸收过程也应该由浅入深，在课程的设计上也应该由易到难。国内大部分院校大都将该类课程设置在二年级，在短时间内过于集中的教学内容使得教师无法依据学生的接受能力有针对性地对基本专业技能或设计结构进行深入的讲授。而通过上文对国内外优秀设计院校课程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技术性课程在各年级是逐渐渗透的，难度亦逐级加深。从初入学到高年级，随着设计课程的介入，基础技能课程可以依次从材料、基础加工工艺到设计与装饰结构相结合来讲授。如此一来，工艺基础课程才会是易于接受的、有意义的。
2.教学模式的变革方向
合理的课程安排是保证教学效果的前提，教学方式的选择则是教学效果的主要决定因素。恰当的教学方式能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使教学事半功倍。以往的一系列教学方法虽然对课程的讲授效果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通过4年的教学检验，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因而应及时对课程的教学模式做出必要的调整。
（1）由被动的教学向主动探究转换
认知理论中的重要分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在教师指导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过程”“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④
在课程的设计上应该鼓励学生主动地去探索和验证，发扬创造性精神，独立思考，这样才能使学生牢固掌握知识并形成创新本领。如此，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引导学生去解决某些问题就成为了课程的关键。环境艺术设计属于应用科学的范畴，实践才是最终的目的，因而让学生参与实践才最能调动室内专业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对于其中的工艺基础课而言，让学生去接触材料的制作及工程设计的创作才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及学习潜能。
（2）侧重实践性教学
实践性教学所培养的是实践型人才，学生在毕业后可以更快地融入社会。实践性教学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化教学与学生的动手操作。在基础工艺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实践性的体现则可分为对常用装饰材料的动手操作以及社会技术专家对学生的专业指导。
①模型的制作
图纸或书面性的课程作业最突出的弊端就是无法使学生体会到由规格尺寸、结构、造价等带来的实际问题，从而使学生的作品流于理想、形式。然而社会更需要能够学以致用的设计师，因此在教学中应创造机会让学生对基础工艺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借鉴国外院校在技术课中侧重模型制作的教学方式。通过实物模型的制作，学生可以检验课堂的所学，并且发现一些新问题，如材料的选择、模型总体造价、如何解决突发问题等，这些不仅能够加深认知，还能够帮助他们学会协调、交流与互助。
②教学与社会接轨
在基础工艺课程中，教育和社会紧密联系主要体现在专家的工艺指导上。国外的艺术大学经常在工艺课程中邀请社会上优秀的技术人员和实验人员对学生设计的实体模型进行技术指导，目的是使学生熟练掌握材料的特性及加工工具，同时学习到社会最尖端的科学技术。
另外，学生们也可以在实际项目的参与中去学习设计工艺技能。欧洲最大的艺术设计教育机构英国伦敦艺术大学在室内设计教学中的目标，就是使学生在毕业之后能够在其专业领域作为一位熟练的设计师工作，使学生能够充满自信地步入行业，因此在课程的设计上紧密联系行业实践。学生在学校完成了一系列的工程项目，如迈哈密旅馆的重新设计、摩洛哥精品酒店设计、化妆品品牌贝嘉专卖店设计等。设计工程的参与以及明星设计师的点评能够帮助学生开阔眼界，以更为现实的方式让学生了解到实际工程中各种材料与工艺的应用方式。
3.教学环境的完善
硬件设施的完善是学生学习基础工艺的保证。大多数知名设计院校都配备了完善的工作车间。如上文提到的我国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即为学生提供了木材和金属车间以及塑料陶瓷等工作车间。木材和金属车间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加工木材和金属所需的工具，还配置了先进的计算机数控建模和激光切割设备；塑料陶瓷车间也提供了各种专业的空间和设备，供学生进行陶瓷和塑料在各个过程中的制作。加工工作室的创建是实践性教学模式转变的基础条件之一。
当然，国内的设计教学发展较晚，课程体系发展相对不完善。对于工艺基础课程的教学模式，很多的设计院校和室内设计专业的教师已经开始着手进行探讨。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在暑期主办的“创意未来——装饰材料创作营”，就与国内外建筑装饰材料企业及行业专家合作，通过学生的亲身触摸与创作来贯穿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思想，旨在“通过实践教学使学生真正地了解和触摸材料，提升艺术设计的表现力与创新力”⑤。相信通过国内各设计院校及设计专业教师的共同努力，我们会培育出更多年轻的优秀室内设计师。
注释：
①②梁文，杨宇.材料的理性与情感[J].室内设计与装修，2010（6）.
③姜涌，包杰，王丽娜.建造设计——材料·连接·表现：清华大学的建造实验[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④梁宁建.应用认知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⑤杨冬江.材料悟语：室内装饰材料设计与应用实验教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企业国际化，通常指企业围绕将资源配置范围由国内市场拓展到国际市场所进行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控制活动。根据产品市场定位不同，企业国际化可分为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两个层次⑴。内向国际化指以国内市场为基地，通过引进产品、技术、管理经验等提升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俗称“引进来”战略，主要包括进口、购买技术专利“三来一补”、国内合资合营、成为外国公司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外向国际化则指企业向国际市场提品、技术、资金等一揽子生产要素，以实现生产过程的国际化，它是企业国际化的高级阶段，俗称“走出去”战略，主要指直接或间接出口、技术转让、国外各种合同安排、国外合资合营、海外子公司和分公司。限于研究目的，本文将国际化的内涵及研究的重点限定为外向国际化，主要立足于企业的视角，考察影响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经营的关键因素。
一、广东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现状与问题
(一)广东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现状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境外投资业务经历了一个规模从小到大、逐年加速发展的过程。从在香港设立广东省第一家境外企业起，经过20多年的发展，广东目前已经在境外88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设立企业累计达1404家，协议投资42．83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32．06亿美元(以上数据均包括境外企业再投资)。如康佳、格力、美的、华为、TCL、中兴通讯等企业在美国、巴西、墨西哥、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国建立的加工贸易企业、研发机构。商务部、国家统计局的《200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显示，截至2004年广东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净额，不包括再投资)在全国各省市中独占鳌头。
1．对外投资的主要行业集中在家电、通讯设备和服装等行业。其中的佼佼者有TCL集团、康佳、华为、中兴通讯、格力、格兰仕、美雅、金蝉等企业。
2．境外投资的主体和投资方式呈多元化趋势。投资主体从以国有外贸企业为主向以具有自有品牌的各种所有制生产制造企业为主转变，特别是民营企业成为境外投资的重要增长点。近几年，民营企业由设立贸易公司向建立生产企业转变：由个别企业“走出去”向多家企业“走出去”转变。外向型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地从开始在香港设立贸易窗口到走向周边国家建立销售网络和办厂，再向美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等扩展，逐渐形成向世界发展的趋势。
投资的方式也从以直接投资占主导地位向参股、并购、股权置换等多元化方式转变。如TCL于2002年收购德国彩电企业施耐德公司：2003年上半年，收购美国渠道商GO-VEDIO公司：2003年末，宣布收购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并合资成立全球最大彩电企业；2004年4月，公司又宣布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合资成立手机研发、生产与销售平台。
3．境外企业的类型趋向多样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类型从早期较单一的境外加工贸易发展到科研、资源开发、投资控股等多种类型。投资规模从2001年的27亿美元发展到2004年的42．83亿美元，三年间的增幅达58．6％。
4．大型龙头企业的跨国经营已具有一定规模。如TCL、中兴通讯、华为、美的、格力、健康元等知名大企业通过在境外投资设立销售网络、研发机构、控股企业，并开展跨国并购，实施跨国经营战略。格力电器、国光电器、德豪润达等企业在国内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在境外投资的项目均取得成效，部分还进行了增资扩产。
(二)广东制造业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综合来看，广东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已经进入了快速、规范的发展阶段，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各个企业所面临的行业和自有资源等条件的不同，他们所选择的进入市场的模式也有些不同，但同处于广东这块土地上，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具有类似的性质。
1．投资规模偏小。从海外投资项目的规模来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平均规模为600万美元。与之相比，广东对外投资的项目规模明显偏小，多数项目的规模在100万美元以下，民营企业中的境外企业平均投资额仅为47．4万美元，最少的在香港地区的投资还不足l万美元。
2．境外投资主体不断扩大，但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不强。广东制造业企业的跨国经营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世界500强相比，在经营规模、技术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化经营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距。
3．企业仍然依靠个体力量“走出去”单打独斗，尚未形成集群效应。广东制造业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已呈现产业集群的态势，出现了分工明细、配套齐备的大型“家电城”、“陶瓷城”、“灯饰城”、“服装城”、“纺织城”等．但这种优势并没有扩张到海外市场，各企业间尚未建立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流的平台，先行“走出去”并已取得初步成效的企业在境外经营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资源未能惠及其他企业。相反，一些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不仅不能以长远利益为重来开展合作交流，反而互相挤压，大打价格战，形成恶性竞争，结果是产品质量降低，企业声誉受损，乃至最终失去海外市场。
4．缺乏国际品牌，研发投入不足。广东以中小企业居多，这些企业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等)投入来维持经营，自有知识产权少，研发投入不足，企业技术水平落后，产品技术含量较低，仍然靠低成本来抢占市场，而像华为、格兰仕这样在国外市场享有一定知名度的民营企业还不多。
二、影响广东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因素分析
由于国际投资环境的变幻莫测，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往往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除了一般国内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之外，还要承受包括政治风险、汇率风险、国有化风险、法律对抗风险等在内的国际风险，因而跨国企业必须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才能在东道国立足并图谋发展。从企业层面来说，影响广东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因素主要表现为：
(一)观念误区广东省外经贸研究所的调查表明．广东企业对“走出去”进行跨国经营在观念上存在相当偏差①。
企业的认识偏差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一是认为国内市场已经足够大。在国内经营好就已经不错了，没有必要到国外市场冒风险投资；
二是虽然在广东已经有不少企业认识到“走出去”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但由于怕承担风险，认为不了解国际市场环境、法规政策和国际惯例，又没有跨国投资经验，保险起见还是不“走出去”为好；
三是企业的等待心理，突出的表现是对自己的实力估计不足，担心技术不过关，管理跟不上，其中85％的企业认为目前还不具备“走出去”的条件，希望等待将来条件成熟了再开展跨国经营。
企业在跨国经营问题上存在的畏惧、等待和不屑一顾的心理影响了广东企业向外扩张参与国际竞争。
(二)缺乏独占性的生产要素垄断优势根据海默(Hymer，1976)⑵的垄断优势理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在于它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垄断优势，特别是拥有独占性的生产要素优势，这些优势具体表现在技术先进、规模经济、管理技能、资金实力、销售渠道等方面。依此衡量，广东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存在如下不足：
1．海外投资经营规模过小，集约化程度偏低，不具备规模经济优势。企业规模偏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也难以与世界大型跨国公司相抗衡，极易被他人挤垮。
2．企业资金实力明显不足。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经营需要支付额外的成本，因此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否则，企业进入目标市场的初始投资能力和抵御东道国政治、经济风险的能力都将大大削弱⑶。广东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同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相比，明显存在资金实力不足的问题，外汇短缺、税收债务负担沉重、融资渠道不畅、融资方式单一，已严重束缚了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一些企业尽管拥有在海外市场很有发展前景的产品和技术，也因资金约束而无法走出国门；而那些已进行跨国经营的企业，也普遍面临资金短缺问题，不少企业在进行初期规模较小的试探性投资后就无后续资金再扩展投资规模和进一步的研究开发工作。
广东的工业企业的平均总产值和工业平均销售收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企业的水平，其中大型企业的平均销售收入只相当于2003年世界500强排名第500位的川崎重工当年销售收入101．731亿美元的4．1％。2002年，广东工业50强平均每家营业收入为101．7亿元，仅相当于世界500强中148家工业企业平均水平的3．9％。特别是一些行业，如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业、石化通用机械行业、环保机械行业、建材行业等行业，普遍存在企业规模小、集中度低、行业内低水平产品重复生产、缺少骨干企业和有竞争力的名牌产品等问题②。
3．销售渠道网络不畅。广东在海外投资的企业多数是以外汇作为出资物的直接投资，而以设备、技术、管理折股投资的间接投资很少，投资水平较低，再加上企业对国际化经营中销售渠道的特点不太了解，销售管理经验也不成熟，营销网络国际化程度不高，最终导致国际化经营失败。TCL收购法国和德国的企业，一方面是为了避开贸易壁垒，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他们原有的销售渠道。但合资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技术。合资前汤姆逊彩电业务不必支付专利及品牌使用费，但合资后的公司每年却要向汤姆逊交纳这两笔费用。有人称之为“变相的贴牌”。由此可见营销方式很粗犷。
4．企业的决策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低，投资决策过于草率。企业在进行实地考察时，由于受经费和时间的限制，或因怕错失机会，考察团往往是走马观花，草草决策，有的甚至为了图省事，就只是找华侨或者驻外使馆作些简单的咨询和调查工作，回国后就匆匆起草考察报告和可行性研究报告，造成立项不当，决策失误，投资决策过于草率。例如TCL在收购德国施耐德后发现原有企业存在很多事先没有看到的问题，给收购后的整合和经营带来很大困难。由于公司没有进行详细调查，在收购完成后施耐德品牌的推广过程中，TCL发现施耐德这个品牌在一些国家已经撤了出来，品牌的使用权和当地的商是有纠葛的，当TCL重新要做这个国家业务的时候，发现他们首先要面临的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法律问题。这充分暴露了企业治理结构的不完善。
(三)企业制度落后目前，广东制造业企业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大多数企业还没有按国际惯例完成现代企业制度，海外企业在组建形式、管理模式、经营方式方面仍残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运营模式的烙印⑷。而民营企业普遍采用的是家族化管理模式，在企业的治理结构、激励约束机制和外部监督制度建设方面与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相去甚远，企业管理的制度化和科学性欠缺，削弱了在国际化进程中与同行的竞争实力。
(四)人才缺乏成为国际化软肋据《中外管理》杂志于2004年11月对600多位企业经营者的调查，“国际化人才的短缺”被认为是“实现国际化的最大障碍”。显然，人才问题也是广东企业走向世界所面临的最大瓶颈之一。目前广东无论国企还是民企，不少涉外管理人员大多只是有外语专长或在国外行政事务部门有过工作经历，但缺乏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国际人才的缺乏使企业很难有效实施国际化战略，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根据调查，即使是华为、TCL这样的大企业，在实施国际化战略的过程中也因国际化管理人才的缺乏而进展不顺。TCL和法国汤姆逊的合资公司TTE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中法双方的工作人员语言不通、公司奖励机制难产以及欧洲工厂运营支出过高等等。因此TCL集团在宣布与汤姆逊合并后不久，旋即开始大规模招聘海外人才，计划在全球招聘2200名具有国际化背景的中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研发人才。TCL这一举动恰恰暴露了TCL缺乏国际化人才的软肋。
(五)文化冲突与组织内的文化协同障碍我国的企业发展海外直接投资一般是采取与东道国企业合资的形式，因此所构成的合资企业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共同经营的跨国界、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企业。于是，这些跨国合资企业及其母公司的经理人员、工作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生活质量与数量等方面的认识是相异的，于是就出现了不同形态的文化或其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这就是跨国合资企业中的文化冲突。为了缓解和消除文化冲突，搞好企业管理工作，必须加强跨文化的沟通和管理，建立中外管理人员共同确认的企业管理模式，形成共同一致的企业管理观念和企业文化。这一过程被称为组织内的文化协同过程，它必然导致跨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成本上升，成为企业发展海外直接投资的一大障碍。
企业文化的整合是在并购后整合过程中最困难的任务。一方面，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文化的差异加大了整合难度。从中国企业的文化特征来看，中国人对风险的接受程度低，倾向于远离权力中心，导致中国企业的成败往往取决于企业最高领导。但是用这种方式管理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往往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被并购企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十分成熟的企业环境，他们往往会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度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企业将自身的文化强加给被并购企业，其结果只能是“貌合神离”。
TCL在收购汤姆逊后，尽管RCA处于经营亏损的状态，但RCA仍然拒绝接受TCL提出的有关产品结构调整的中国设计方案，TCL-汤姆逊合资公司TTE首席财务官VincentYan曾在合资公司成立多个月后对海外媒体表示：“合资公司在经历了三个月的正式运营之后，我们发现遇到的挑战和困难要远远超过预想。”而TCL一位负责人曾表示：“在中国，如果领导说某件事情是对的，即使他错了，那么员工也要服从他。但是在外国公司里，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文化。”由此可见，与发达国家企业间并购后的文化整合相比，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将面临更艰巨的文化整合。
三、广东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战略选择
(一)调整并建立适应国际化经营，与国际规则接轨的企业制度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建立以公司制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高效、精简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国际化经营的要求。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就是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产权明晰化、管理科学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激励与约束机制对等化的公司制度，加强内部审计监督，规范企业的跨国投资经营行为，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和企业利益受损。当然建立符合企业国际化发展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除了明确产权关系，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和企业组织制度改革外，还必须按国际惯例强化企业的科学经营和管理，以利于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上发挥新的企业管理制度的作用。
(二)不断创新和把握独占性的生产要素垄断优势，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加强在技术、管理、资金、品牌、创新能力、市场控制能力等领域的创新，依托企业的核心产品或核心技术，实施品牌战略，形成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强品牌意识，创自己的品牌。目前，广东不少制造企业采取了贴牌生产的策略。对于刚刚起步的企业来说，这一方法有助于促进出口。但当相当一批企业在其专业领域内已颇具知名度的今天，应及早结束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尴尬局面，创出自己的品牌，强化研发环节。企业应充分认识到技术是企业的生命线，只有锐意创新，积极进取，才能保住和进一步争夺有限的市场资源。
(三)培育企业“走出去”的人才队伍一是要注重培养、吸引、聚集一批熟悉国际经济运作的高级人才：二是采取措施聘请世界各国的人才(初期可聘当地职业经理人)充实到跨国经营的企业和机构中；三是组织高、中层骨干参加国内的有关教育培训，选送人员(主要是高层人员)到国外学习；四是广纳贤才，有效利用华人资源。实践经验表明，管理人员的本土化对企业海外经营的成功至关重要。丰富的华人资源既熟悉当地市场又传袭了中国文化，是将企业与市场结合在一起最为便利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