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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0-0005-02
社会资本是人们在一定网络基础上产生的信任和合作关系。人们行动的社会结构由市场、社会、政府共同决定。社会资本形成首先有其认知基础，人们的行为动机和客观情境与社会影响一起决定其行为的方式。社会资本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统一，由结构和认知两方面组成，随时间和环境而变迁。组织及其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推动者。社会资本形成与组织特征关系密切。人们生活的网络对不同的社会资本形成有决定作用。社会资本有生产性的和分配性的。民间参与和联系各种网络的桥，是更能带来一般信任的社会资本。本文较为全面地综合了国外关于社会资本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形成了系统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加速社会资本形成及推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社会资本形成是结构和认知的统一
1.社会资本的结构方面。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结构减少不确定性，目的是抑制人们可能有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的统一。国家制度、法律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等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宏观基础。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一定的网络基础上的信任与合作。这些网络和组织有的是生产性的，有的是分配性的，都呈现特定的结构，属于正式制度，我们称为结构社会资本。结构社会资本是外表上可见的，有明确的角色、规则、程序，根本原因是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使合作的成果更可预见和更有益，促使成员形成相互有利的集体行动，使组织得以运转而实现一定的目的。社会组织形式，由相互性规范维持，由相互有益期望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组织中的每个人有一定的角色，规范人们以可预见的行为方式而行动。没有角色和作出决定的规则和资源动员，集体行动更困难。角色由期望创造，同时创造期望。角色和规则是客观的，由监管和期望而加强。支持角色和期望运行的是程序，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的。
2.社会资本的认知方面。诺思认为，非正式约束普遍存在，而正式规则只是型塑选择的约束的很小部分。在我们与他人的日常互动中，不论是家庭内部，还是外部的社会交往，还是事业活动中，支配结构的绝大部分是由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惯例来界定的。非正式约束来自于社会传递的信息，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心智处理信息的方式依赖于大脑的学习能力，而这种能力通过一种或多种精心构造的自然语言程式，将感性的、态度的、道德的以及事实的信息转换为能被接受的符号。文化是由教育与模仿而代代相传，并能影响行为的知识、价值等因素。认知社会资本起源于精神过程和相应的观念，由文化和意识形态加强，特别是规范、价值、态度、信仰，创造人们将如何行动的期望，如是否合作、友好，促进合作行为和相互有利的集体行动，属于非正式制度。认知种类社会资本一旦被广泛共享，使合作更可能，是事前约束人们朝相互有利的集体行动。人的行为从外在约束到内在约束间存在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当合作行为由内在激励时效果更好。认知性社会资本是不可见的、内在的。认知社会资本投资更不明显，遵守他们需要成本。如果人们确信其他人团结、信任、正直，社会多数人才会相信这些规范、价值是有活力、好的和应该遵循的。
3.社会资本是结构和认知的统一。两种形式的社会资本不可分离而是内在联系的。尽管社会网络与角色、规则、程序一起是可观测的，最终来自于认知过程。“结构的和认知的领域由人们的主观期望相联系，客观因素有复杂的主观基础。在各种社会结构内，角色、规则、程序同规范、价值、态度、信仰一起，由人群共享、相互依赖、相互适应、相互加强，取决于人们如何评估其结果和利益，都通过期望机制影响行为。两种现象都有经验条件，由文化等加强，最终是精神的。制定的角色、规则可以客观存在，但甚至物质影响依赖认知过程的有效性。”（Norman Uphoff，1999）作为社会资本产生的价值、规范、态度、信仰随时间而建立，可创造内在的相互加强的合作期望，不是通过物质激励或强制行为取得合作。人际关系和各种社会网络，需要人们相互利益的贡献维持。多数社会资本的存在由于友好和利他而不完全是个人利益。
二、社会结构与社会资本形成
1.组织是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来源。具有社会资本的组织是人们按相互利益一起行动的模式，是生产性的而不是纯粹分配性的。组织提供稳定的交流空间和持续的社会交往机会，容易建立正式社会资本，为感情社会资本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作出决定、动员资源、交流、解决冲突是组织的四个基本过程，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个人共同行动。交流可以解决冲突、增进友谊、团结人们一起完成工作。工作中的团队合作、学徒关系、在职培训、午间休息等各种面对面接触，是转换成稳定、持久的个人关系的来源。组织还提供同顾客的市场联系，如销售员同买者、教师同学生、医生同病人的关系。这些弱的、非正式的关系可以转变成强的、正式的关系。有更高程度市场联系的组织可以发展更丰富的个人网络。公共关系，如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人们以正式角色行动，没有为个人感情留有空间，因而不是社会资本。必须转换成个人的、非正式的、持久的关系，使人们相互信任、心理上相互依赖、感情上相互交流、资源上相互共享，从而拥有社会资本。
2.和的哲学有利于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组织中。组织是在现有制度约束下利用机会，存在的根本条件在于内部的和外部的以及之间的和谐。一个社会中受约束的政府、公正的法律、完善的市场和开放的程度，都是有利于组织中一般信任形成的客观环境。人本的组织根植于社会中，受到经济激励和社会影响，追求利润和更高生产率，遵守道德约束、社区约束，承担社会责任，从而拥有外部的和谐。在组织内部，囚徒困境模型说明雇员之间往往存在冲突、竞争超过合作，导致组织的低产出和更多的资源消费。而在给定不确定性时，有效率的任务完成需要员工的团队合作，朝共同的目标协调工作，而不能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和的哲学可以管理员工隐形的心理合约，使强而可靠的合作行为被提供，机会主义倾向被削弱，从而带来员工之间的相互和谐。组织应当有完善的制度和相当的监督机制，鼓励集体行动和员工参与，哺育强的同组织目标相适应的和的规范，通过物质和精神的激励培育员工潜在的利他主义倾向。
3.人本组织促进社会资本形成。人本组织更能形成人力资本，也是信任的一个来源。人本的理念应该贯穿于组织的全过程，哺育特定组织结构中期望的成员行为，形成特有的组织文化，产生更高的经济社会成绩。组织是人的实体，体现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存在，应该使人的能力和潜力最大限度发挥，而不仅仅是古典经济学的机器概念。人本的组织既包含物质上可见、可测度的硬的存在，如组织结构、组织信息存量、成员和组织的匹配；又包含难以测度的软的存在，如人的热情、公平、友好、协调和同情，更多与人的大脑右半部相联系。人本组织应该重视人的兴趣的充分发展、人的智商和情商的协调发展。情商是人们认识自己和其他人感受、激励自己、管理和他人关系的能力。敏锐的政治意识和感情影响能力、更多的人际影响使人们更成功。以人为本、增进人的自由、提高人的可行能力，是组织特征的体现。组织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全面、自由、可持续发展。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是社会性发达及社会资本形成的前提。
4.更能产生一般信任的社会资本。个人社会资本既能形成人力资本，同时主要是分配性的。社会一般信任水平的提高是生产性的。首先，要更多发展表达性社会资本。工具性参与是为了获取新资源，如政治利益集团和等级结构中的关系。更高地位和职业可以提高人们的工具性参与而不能提高表达性参与，属于分配性社会资本。表达性参与是为了保持和维护资源，如邻居关系、年轻和老年人小组、各种俱乐部。家庭关系有利于表达性参与。高教育的人们有更多的参与性网络。其次，要更多发展松散型社会网络。大的、开放的、提供相异人们桥联系的网络有利于资源获取。桥网络联系不同的成员，使多样化的个人拥有一般相互性和一般信任，帮助社会困境中的合作水平和创造理性结果，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传统的社会具有更多的紧密社会资本。而松散网络减少小组约束、鼓励创新、给结构洞中的个人提供企业家机会。组织中相异的个人更能带来新的思想，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重要来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需要有更多的桥社会资本联系不同的网络，和而不同是社会生命力的来源。乡村社会的进步需要发展更多弱的社区外关系，使信息等资源在城乡和社区间流动。城乡互动、城乡协调发展能为社会资本发展创造条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社会资本种类多样化、信任半径扩大的过程。再次，要更多发展各种民间行业组织。行业协会能动员已存的社会网络，提供各种网络联系的空间，协调产业和公众关系，维持本行业的利益，是市场化的必然趋势。垂直的社会结构是个人社会资本不平等的原因，水平的社会结构与市场化是相互促进的。最后，要更多发展民间参与网络。为培育一般信任，需要开放和多样的民间参与网络，使人们在接触多样化中获得广阔的社会知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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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后，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教育领域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和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相继提出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深化迅速运用于世界政治、经济和教育领域的研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资本理论的辩证关系，理论界多有分析和阐述。科尔曼认为在通常情况下，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相互补充。[1]356-357林南则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人力资本的生产，而人力资本也可以导致社会资本的增加。[2]95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的关系做了研究。这些研究大多从人力资本理论的局限性出发，探讨了人力资本理论到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轨迹，分析了社会资本理论对教育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的新解释功能。为了更加深入地探讨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之间的辨证关系，本文在区分两种资本本身和两种资本理论解释工具的不同层面分别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具有资本性质的两种资本之间的关系
作为具有资本性质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从他们所具有的一般资本属性、二者的互动关系和功能上进行比较分析。
1.二者均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
人力资本概念出现以前，资本概念所指仅限于有形的物质资本。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物质资本上，具有时代的局限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广义资本观的产生，撇开社会制度的差异，市场经济中资本可以定义为“凡可以获取利润之物都是资本”[3]。“凡是预期将来能获得一定的利润或收益，而在目前一定时期内付出代价获得的所有物，就是资本。”[4]因此，资本的一般属性具有投资性、生产性和增值性等特征。首先，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一种投资，都需花费成本才能形成。人力资本强调通过获取知识、形成能力、保持健康等过程的投入，需要通过对个体自身一定的投资形成。社会资本可能是个人后天获得，也可能是先天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要获得嵌入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社会资本，就得投资来维护这种关系。因此，“社会资本的生产不能够不花费成本，它也需要投资——即使不投资金钱，至少也要投资时间和精力。”[5]只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对象有所不同，人力资本投资于个体自身，而社会资本投资于个体或组织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其次，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具有增值性。物质资本的使用过程本身是损耗的，而人力资本的使用过程是增值的。[6]人力资本会随着劳动者不断的学习和应用知识而积聚和增多，但如果人力资本长时间处于闲置状态，人力资本便会逐渐退化而贬值。社会资本也一样，利用得越多，价值越大，不会由于使用而减少但会由于不使用而枯竭，具有再生性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可以在使用和生产过程中增值。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言，“如果不使用，社会资本就会迅速恶化。如果不经常锻炼自己的技能，个人也会迅速地丧失其人力资本。”[7]
2.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互动关系
首先，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二者之间能够互相促进。社会资本有助于产生人力资本，社会关系广泛和经济条件好的父母能够为孩子获得较好的教育、培训以及技能等创造更多的机会。良好的人际关系会促进双方人力资本的增长，互相学习、互通信息使双方人力资本在无形中增加存量。同时，社会资本还有整合人力资本的作用，社会资本以其独特的合作机制，对一定范围内的人际关系加以整合，通过提高有效利用率，激活、放大有限的人力资本，产生总体人力资本的整合效应。因此，人力资本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其能否充分发挥潜能。反过来，人力资本也会促进社会资本的产生，受过良好教育与培训的个体社会交往能力强，往往能够接触和融入资源丰富的社会圈子和团体中。因此，二者之间具有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总之，只有人力资本而没有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效用就不能充分发挥，同时人力资本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意义。反之，如果没有人力资本做依托，社会资本就会成为无根之木，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性。[8]其次，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功能具有互为补充的关系。博克斯曼和费拉普(BoxmanandFlap,1991)发现，当社会资本缺乏时，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较大，而当社会资本充裕时，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较少。[9]此外，费拉普和博克斯曼(FlapandBoxman,1998)对荷兰经理人员的研究发现，对于高层经理，无论其人力资本处于什么层次，社会资本都会带来更高的收入，但是当社会资本处于高层次时，人力资本的回报会减少。[2]96这个研究意味着人力资本在地位获得中对社会资本起着补充作用。国内学者徐晓军认为，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以人力资本积累的本科毕业为临界值，在本科以下，社会资本对社会就业的贡献率大于人力资本，而本科以上则刚好相反，本科水平本身则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双重作用并重的状态。[10]以上研究均表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相互补充的关系。
3.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消极效应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具有消极的“马太效应”。依据社会分层理论，社会资源在社会各层级中的分布是不平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会互相加剧对方在社会各层级中的不平等分布。教育是获取人力资本的最主要途径，教育支出水平决定了人力资本质量形成的高低。而教育机会和教育支出水平的直接关系者是家庭，在众多的家庭特征因素中，家庭的经济状况、家长的文化程度、家长的职业以及家庭所处的地域环境等社会资本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的获得。因此，拥有较好社会资本的个体更容易获取质量较高的人力资本。反之，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和利用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社会阶层中的分布存在着互相对应的关系。这就使好者更好，差者更差，加剧两种资本在社会各阶层中的不平等分布。有时人力资本的提高是以牺牲社会资本为代价的。爱丁堡大学的斯库勒(Schuller)教授在1997年的研究发现，一些个体总是沉浸在他们学习的课程之中，而没有一点把所学的东西与别人分享的意识，包括朋友、同事、家庭和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人力资本因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而提高，但这种提高是以削弱人际沟通和人际关系为代价的。如果人力资本的积累确实独立于社会环境之外，这种人力资本至多只有很有限的社会和经济价值，而且这种人力资本也很可能会消逝。[11]社会资本同样对人力资本有着消极的效应。波斯特提出了“消极社会资本”概念，认为社会资本限制了个人自由，社群或团体的参与必然产生服从的要求，组织和团体的规范对个体产生严格的控制水平，这样很可能抑制了个体人力资本的发挥，抑制了个体创造性思维的产生，使人力资本的激励功能受到影响。这样，组织规范就被用来消除秀异之人，并且可能强迫更有野心的组织成员离开，从而使组织或团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总量都受到损失。
二、作为资本理论研究工具的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
1.社会资本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延伸和发展
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都是广义资本观发展的结果，人力资本为社会资本的提出建立了词源上的基础。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史上第一次将资本概念从钱物扩展到人本身，启发了人们提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再在人本身的基础上往前进了一步，将资本概念延伸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因此，社会资本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一种延伸，更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深入和发展。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都有其自身的理论假设，人力资本理论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理性的个体追求功利的最大化。根据这一假设，社会由众多独立的个人组成，每个人的行动都是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社会系统的活动便是这些个人行动的总和。但是这一假设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实有不同，“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并非独立地行动，目标也并非以独立的方式予以实现，个人追求的利益更不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1]352因此，科尔曼和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格兰诺维特等对人力资本等经济理论都有着非常直接的批判。科尔曼说，“经济理论存在一种失误，即使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也不例外，忽视个人的关系及其社会关系网络对产生信任、建立期望以及确定和实施规范的重要影响”。[1]353每个人的行动都是嵌入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的，科尔曼认为的理性行动就是指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或为了获得一定的资源而通过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网络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格兰诺维特全面驳斥了“人的不完全社会化”，他对主流经济理论提出了相同的批判，他认为经济交易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主流经济理论的失误在于，忽视了个人关系及其社会网络对产生信任、建立期望以及确定和实施规范的重要影响。[12]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是独立的个体，是没有经过社会融合的人，社会中的人还有其它各种非理性、非经济、持久起作用但变化缓慢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追求。人力资本的个体依附性特征决定了人力资本理论运用的局限性，忽视了群体人力资本的研究，尤其无法解释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关系。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中，它关注的是处于各种社会结构中的人。因此，理性社会人可以说是社会资本理论的假设基础，它试图把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层次的个人选择与宏观层次的集体和社会选择结合在一起，是资本理论假设的一种进步和发展。社会资本理论突破了人力资本理论单纯将人作为资本要素的研究，将人提升到资本运用的主体地位。社会资本理论对人的审视层次更高，更接近人本身具有的主体生存状态。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反映了社会科学中一度削弱和低沉的人本精神的复兴。理性选择范式虽然顺应了市场对社会全面渗透的现实，但是夸大了生活中冲突的一面，对人的理解片面化、实用化，追求定量分析和指标体系背离了社会科学研究关注人、完善人的根本目的和基本精神，忽视了社会心理的人际关系、群体间关系的作用。[13]另外，社会资本理论直接把社会心理这一无形资本因素引入了对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分析中，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在这些研究领域中的不足和缺陷，使许多社会现象更加全面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在研究视角上，人力资本理论虽然也从世界各国之间竞争的角度涉及到宏观视野，但是总体上还是微观个体分析法，从个体人力资本的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分析人力资本。[14]社会资本理论同样关注微观个体的行为选择，关注影响微观个体行为选择的社会关系。但社会资本理论更倾向于宏观分析法，从群体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什么样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心理结构能够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经济增长。这是社会资本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突破和发展，也是人类社会科学研究进步的一种明证。因此，无论从理论假设和理论内容上，还是从理论研究视角上看，与其说社会资本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一种补充，不如说社会资本理论更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2.社会资本理论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教育等领域的运用
人力资本理论源起于经济研究领域，解释了经济增长中的“余数”和“列昂锡夫”之谜等问题，指出了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却无法解释具有相似人力资本的地区和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差距问题，究其实质是因为人力资本理论没有深入到经济增长的全部因素。同时人力资本理论也无法解释在不完善和信息不充分的市场经济中的许多社会现象，比如教育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等。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的，“经济学家的可贵之处在于明确提出了教育投资与经济投资(及其演变)的利润率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无法解释不同的行动者或不同的社会阶级，为什么分配在经济投资和文化投资上的比率会如此地差异悬殊，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系统地思考不同的利润的可能性的结构，这一结构是各种各样的市场提供给那些行动者或阶级的，这一结构的差异在于，财产的数量与构成情况的各不相同。”[15]193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只看到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却没有注意到人力资本投资来源的差异性特点，不同阶级(阶层)经济地位不同，因而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而且“教育资格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收益也依赖于社会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又是继承得来的，它又可以用来支持人们获得那种收益”。[15]194因此，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虽然从一开始就具有人文主义的内涵，但却始终没有超出经济主义的范畴。因为人力资本理论从一开始就排斥了人的社会性的特性，而社会资本理论显然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教育等领域的运用。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在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学术语提出的。卢里(Loury)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他在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差异进行比较后指出，以社区性的社会(关系)资源体现的社会资本决定了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机会。[16]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利用社会因素来解释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所存在的贫富差异，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新的观念：影响经济绩效还存在一种新的资本性要素——社会资本。[17]社会资本是解释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国外多位学者采用跨国截面数据研究表明，那些社会资本存量较高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18]国内学者崔万田等指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社会资本的差异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优质的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劣质的社会资本则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19]类似这样的研究还有很多，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经济领域的探讨，而且也明确了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即社会资本影响人力资本的形成，人力资本的积累又有效地促进了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社会资本又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是作为生产要素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增长。自舒尔茨采用收益率法测算了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高达33%后，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被众多学者所证实。由此，人力资本理论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本理论成为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的研究工具。随着世界教育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人力资本理论在教育领域应用的局限性日益显现，时代呼唤新的教育经济理论。比如国内学者蔡晓良和蔡晓陈采用信任衡量社会资本，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区的社会资本与人均教育经费和人均学杂费显著正相关，与1997—2004年文盲率显著负相关，与1997—2004年高中及大专以上人口比率显著正相关。[20]借鉴社会资本理论对人际关系、社团组织、网络沟通以及规范契约等的研究，在教育经济学研究中，教育对经济的影响同样也会因为教育对人际关系、社团组织、网络应用以及契约规范的影响而对经济产生影响。它会遵循着“教育—社会资本—经济增长”，即教育促进社会资本的增长，社会资本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规律，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21]因此，从社会资本理论这一新的视角研究教育对社会资本投资、形成与影响以及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我们才能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握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三、结语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属于资本的一种形式，都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二者既相互补充，又相互促进。而且二者之间既有积极方面的互动性，也有消极方面的互动效应。人力资本理论适应时代的需要破土而出，社会资本理论又是在对人力资本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二者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性。一种理论的性质决定了该理论作为研究工具的有效性，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都具有自身固有的基本特性，因此，无论单独运用哪一种理论来解释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等现象，均显示出其固有的理论本身的局限性。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只有把两种理论结合起来才能对一些社会现象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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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是近年来社会学研究中新兴的理论，这个理论也被经济学家用来分析和解释经济和管理领域的问题，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在他的著作《普通社会学通论》中明确划分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各自的研究领域，即经济学研究理性行为，而社会学研究非理性行为。这一划分使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局促，对很多现实中的经济管理活动缺乏解释力，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发现，理性选择理论存在缺陷，现实中人类的很多决策行为，无法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个人行为的目的不仅要满足自我的物质需求，还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其行为是在历史文化和制度的背景下做出的选择，受到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体系等的影响。人们偏离理性最优化的现象往往不是随机的，由于社会或心理方面的原因，这种偏离经常是系统的。这时需要一种新的分析工具或视角，而且这种新的分析工具或视角必须具备能够使社会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范式相融合的特点，即在一个行动者身上具有使理性选择假设与社会结构约束假设相容的功能。于是学术界把注意力投向社会资本。
一、社会资本理论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首次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以后，使“资本”首次摆脱了具体的物质形态而向广义的、抽象的层次扩展，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纷纷从自己研究领域出发引入资本范畴，于是，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组织资本、体制资本、权力资本等概念应运而生，丰富了资本理论。法国社会学家皮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 ，1979）首次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后，社会资本理论很快就成为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分析框架之一，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大量涌现，并引起广泛争议。
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虽然争议很多，但其基本思路是统一的，即社会资本是基于信任、制度、规则、惯例、习俗或投资于社会关系的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可以为个人和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动力或方便，即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资本能够改善法律、法规的执行效率和政府政策的宏观经济绩效；从微观层面来看，社会资本能够减少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大量事实证明企业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与它所嵌入的关系网络是相关联的。强大的企业社会资本可以大大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社会资本构成了企业的一项重要经济资源。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中，企业与市场都是管理非常相同的交易的备择组织形式。在新古典的完全竞争假定中，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的同时也促进了集体的福利，这是一个市场中的“看不见的手”博弈，在这种博弈中，纳什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是由于存在市场失灵，诸如囚徒博弈的社会两难困境就会出现，个人的理性博弈恰恰降低了集体福利，而集体的利益只有在个人非理性的时候才能达到。在经典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如果两个囚徒合作的话，他们的处境都会改善，但是由于每个人对私利的考虑，导致最后的结果并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只是一个陷阱，而不是能够达到有群体效率的机制。要达到有效率的群体结果，必须运用某种社会的交互作用而不是个人对自利的追逐。对这种社会两难困境经典的解决办法是建立科层（即企业），在科层中赋予某个人强制性的权威，由这个人去促使别人做本不会符合自身利益的事。也就是说，企业就是一个融合了经济、政权、法律三方制度形态。用权威、命令、强迫性调和甚至亲情、友情、爱部分取代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人的组合。因此人的自利倾向被部分限制了。所以企业组织对市场的取代有助于减少交易费用，然而，科层或企业的建立也不能彻底解决市场失灵所造成的问题。因为即使是企业也不能完全消除单个经济活动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个人在企业中像在市场中一样，理性地运用各种策略行事，并不和企业融为一体，人们仍在其中讨价还价，这就造成了企业管理困境。企业管理困境与企业内部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垄断和外部息相关。
二、企业管理困境
企业管理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业化与组织失灵
企业里不同工种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可以增进效率，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专业化同时也意味着信息不对称、垄断和外部性。如果团队生产的产出大于人们分别生产的总和，足以弥补组织和管束团队成员的成本，团队生产就会被采取，但是企业面临两个重要难题：考核投入要素的生产力和分配报酬。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他的任务就是监督和考核下属的工作并根据他们的绩效给予报酬。如果他能够洞悉下属在生产中的努力程度并公平合理地给予报酬并进行奖惩的话，那么就解决了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种种难题。但是由于专业化，使监督和考核的难度越来越大。首先，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生产合格的产品必须依靠成员之间的合作，每个人的边际生产力依靠企业其他成员的努力。团队成员的相互依赖性模糊了个人的工作成果，这种外部性促使每个人都有搭便车的激励，对团队成员进行考核，必须知道他们的真实努力的水平。然而每个人的努力水平和他的知识技能是每个人的私人信息，管理者难以观测到，而且团队越大，每个人的努力对团队产出的作用越小，越难以衡量，就像南郭先生混在人群中吹奏乐器，别人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吹得怎么样，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如此一来，每个人都难以有足够的热情投入于团队生产。其次生产过程越是专业化则赋予员工的垄断力量越大，因为他们难以被替代。既然努力程度难以衡量而且具有外部性，所以人们的理性决策将是搭便车，即推卸责任，即使被监督者观测到他们的卸责行为，也不能立刻替换他们，因此卸责者就更加有恃无恐。最终该博弈的均衡将是稳定且毫无效率的。
（二）讨价还价失灵
关键词:社会资本 概念界定 测量理论
Key words:Social Capital Definition Measurement Theory
作者简介:周娟, 河北任丘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07级本科生。
近20年来,与社会资本相关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工作取得了迅速发展。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从结构和功能主义视角到社会网络关系视角再到多学科研究视角,尚未形成统一定论但也不乏代表性理论;基于对概念的不同定义和理解,关于社会资本测量的理论也较为明显的分为三类,即依据概念层次进行测量、依据构成要素进行测量和结合二者的综合测量。
一、社会资本概念界定回顾与总结
首先,我们对前人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发展脉络及不同学者对此概念界定给出的不同答案进行简要回顾。“社会资本”一词最早由汉尼芬(Hanifan,1916,1920)用来说明社会交往对教育和社群社会的重要性时独立使用。19世纪80年代法国着名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上首次对社会资本进行正式界定并在社会学领域广泛使用。他提出社会资本市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同队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的战友联系在一起(Bourdieu 1985)。布迪厄第一个把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起来,江社会资本的界定放到了社会学的框架下。詹姆斯・科尔曼在《作为人力资源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1988)一文中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界定,他认为社会资本即“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科尔曼较为全面的从学理上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全面的界定与分析。布迪厄和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普特南(Putnam)则让社会资本全面进入了经济学、政治学领域。普特南在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绩效时候引入社会资本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向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
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无疑是社会资本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代表性性人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社会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福山(Fukuyama)、奈克(Knack)、伯特(Burt)、武考克(Woolcock)、林南(Lin)以及国内的一些学者。
二、社会资本测量方法归纳
由于社会资本概念的抽象性,使其在操作化上困难重重。不过近几年来,不少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索。笔者认为可对其依据重点的差异对现有测量方法进行如下分类。
1.依据概念层次的测量方法
在微观上,对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有局部网方法和整体网方法,局部网方法依据个体自我的属性特征主要用来判断和测量个体自我在网络中的社会连带问题,而整体网方法则关注网络的整体结构性质。在宏观上,普特南、奥尼科斯和布伦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普特南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通过自发性组织成员资格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社会资本, 他认为可以从个人拥有的社群网络来描述和量度他的社会资本。布伦、奥妮克丝做了社会资本方面的小规模研究,总结出了一套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的方法, 他们根据对社区的参与、社会背景中的能动性、信任和安全感、邻居间的联系、家庭与朋友的联系、差异化的承受力、生活价值和工作联系八个指标设计问题, 继而同坐人们对问题的回答测量社会资本水平。
2.依据构成要素的测量方法
厄普霍夫和帕克斯通等人将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分类后再测量。厄普霍夫认为社会资本对发展的影响是通过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在相互作用中体现的。结构型社会资本与作用、规则、先例和程序以及大量有助于合作的网络,特别是互惠集体行动相联系;认知型社会资本得出于智力过程及其引起的思想,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得以加强。帕克斯通认为社会资本由个体间的联系和包含了积极情感的“主体间”的联系组成,利用调查数据对这两个部分进行测量可以避免对社会资本的结果――行动和资源获取的测量,而仅测量社会资本的构成形式。
3.综合性测量方法
世界银行认为,无论是从概念层次还是从组成要素来理解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理论考察的核心内容都是人们之间合作行为的实现。因此,主张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为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和测量方法提供一个完整的框架。格鲁特尔特和贝斯特纳尔将社会资本的纵向维度(按布朗的分类)和横向维度(按厄普霍夫的分类)相结合,提出社会资本的测量框架。目前大多数的研究关注在微观层次上的结构型社会资本的测量,重点在于那些与家庭、村庄和社区有关的制度或规范。宏观层面上的认知型社会资本的测量是研究者的长期目标。
2004 年,格鲁特尔特等人扩展了3 个指标,他们针对凝结性社会资本、桥梁性社会资本、连结性社会资本,以及认知型和结构型社会资本进行了综合考虑,最终确定了社团和网络、信任和团结、集体行动与合作、信息与交流、社会凝聚力和包容力、授权与政治行动六方面内容。2006 年杜维克等人又针对这六方面的定量指标进行了补充,将定性方法与定量测量结合在一起。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复杂多维的概念,只有将定性分析与定量测量方法的结合,才能够对其进行更清晰的理解和更准确的测量。
参考文献:
[1][美]托马斯・福特・布朗,木子西编译. 2000.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与现实(2)
[2][法]布迪厄.1997.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
[3][美]詹姆斯・科尔曼,邓芳译.1990.社会理论基础[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33)
[4][美]林南.2005.社会化资本一关于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社会资本”一词来源于经济学，是从中演化出来的一个最有影响的理论概念。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详尽的阐述过其理论上的细节。社会资本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的“集体意识”和齐美尔的“互惠交换那里，不过真正作为社会资本理论,是从布迪厄的研究开始的，他最早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到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但是正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教授布朗指出的一样：“关于社会资本的第一个重要的理论表达是由詹姆斯・科尔曼于1988年提出的”[1]，科尔曼则被认为是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而具体的界定和分析的第一位社会学家，1988年他在《美国社会学学刊》上发表了专门论述社会资本的论文。
一、定义解读
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科尔曼是从功能的角度给它下定义的：“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的资本财产，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而没有它则不可能实现。”[2]
深入理解科尔曼所定义的社会资本，即在复杂的行动系统中，人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并形成了不同层次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可以为个人提供新的资源。原始性的社会资本是由家庭、村社提供的，它使个人在遇到困难或者需要帮助时能够得到必要的社会支持，这种社会支持包括物质支持和感情支持。社会资本是一种表现为相互关心、相互信赖关系的无形资本或者公共物品，这种资本很难通过市场交换来提供。科尔曼认为信任的源泉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信任的存在个人自我利益最大化是相关的，两个个体之间建立的有偿还的义务关系构成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纽带。这种关系纽带也是一种资源，人们需要时可以利用它，从而解释了社会资本依据理形成的原因――创造社会资本是理性的，并且是有利可图的。这种利益或者说收益是存在于未来，就像我们将钱存入银行，以备将来可以用，同时也会产生利息一样。
尽管科尔曼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的资本财产，但是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要严格区分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源两个概念是困难的，在二者都指出个人可以利用社会关系实现工具性目标的意义上讲，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如果要试图对二者做出区分，暂且可以这样理解，社会资源是在社会网络中嵌入的、可摄取的资源，而社会资本则是从社会网络中动员了的社会资源。比方说：一个人有亲属、朋友、同事等各种关系100人，这100人的权力、财富、声望等对他来说，就是他可摄取的社会资源。只有当他有具体的行动，利用这些被“动员了的”关系拥有权力、财富、声望等资源时，这些资源才会成为他的社会资本。
二、社会资本的特征
资本分为很多种类型，科尔曼指出，每个自然人一出生就拥有以下三种资本：一是由遗传天赋所形成的人力资本；二是物质性条件，如土地、货币等；三是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3]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具有其本身的特征。
第一，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由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它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社会资本是个人所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是一种个人通过自己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而获得的资源，在结构中对网络关系的投资可以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收益。在个人从事一些目的明确的活动时，他们不仅能从社会网络关系中获得各种有价值的信息，还可以从网络中获得一些实质性的帮助，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二，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的特点，这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具有相趋性。科尔曼认为，只有那些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人，才能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社会资本一经创造，它就会有益于相关社会结构内的所有个体，行动者通过利用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不仅可以实现他们个人的目标,而且可以实现集体行动目标。
第三，社会资本只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它具有不可转让性。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是相互信任关系，因而可以户型提供资源。其他的形式还有：共享的信息网络、有效的社会规范、权威关系以及合作行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是可以提供公共物品的。[4]
三、社会资本的形式
在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中，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五种，包括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社会规范、权威关系和社会组织，这些形式都直接来源于他的理性选择理论的概念体系，与行动系统的基本元素直接相关。
1、义务与期望。社会互动创造了义务的“信用卡”和互惠的规范，这种义务能够被转换为社会资本，所谓的期望也就是义务将会得到回报。当某个人为他人做了某些事情，并相信此人日后会报答自己，且为此承担一定的义务时，他就拥有了一种社会资本。
2、信息网络。信息网络是基于“相信他人会提供作为行动之基础的准确信息”的观念发展起来的。个人可以用自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种信息来为自己的行动提供便利，这就构成了信息网络的社会资本。当一个人自己不愿意花时间去看新闻、读报纸了解世界的形势时，可以通过跟朋友聊天的形式得到相关方面的信息。当然，这种信息网络必须存在于相当水平的信任基础上。
3、社会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社会规范可以通过有效的惩罚措施限制一些社会行动，同时为另外一些行动者提供便利。在科尔曼的理论体系中，特别强调个体利益的既定性特征，认为社会规范是在行动者的微观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并伴随着一定赏罚措施来影响人们行动的宏观社会建构。社会规范是微观层面的产物，是理性行动者的有意创造，并不是既定存在。社会规范形成以后，现实社会生活中行动者们会发现，规范中也同样蕴含着利益，如果行动者遵守规范，就会获益，否则就会受到伤害。于是，人们在对可能的商法进行权衡之下，情愿放弃对某些自我行动的控制以换取对他人某些行动的控制，通过规范的实施，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某些利益。
4、权威关系。即以人们控制权的转让为前提形成的社会资本。科尔曼区分了不同的行动，有一种行动是行动者控制着能使自己获利的资源，但是却对这种控制实行单方转让。科尔曼指出，行动者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有时会将自己的某些资源和行动的控制权转让给他人，从而形成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权威关系。处于社会管理的需要，权威的支配者往往会将一些资源转让给第三方人控制，由他们来使用这些权威，关系越来越复杂，权威关系也得以产生。
5、社会组织。由于社会资本具有所谓的“公共用品”的性质容易使人们产生“搭便车”的心理，即只想获取，不想付出，所以有时候就需要一些社会行动者特意投资和建构，如各类公益事业组织等。科尔曼认为，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家庭和邻里、社区等原始性社会组织所提供的，正是依靠这种大规模的社会资本以及规范结构，传统社会的各种信任和义务关系才得到支持与保障，社会才得以不断发展。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原始性社会组织的逐渐衰落，原有的社会资本不断受到侵蚀，社会资本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针对这种现象，必须通过多种途径重新建立社会资本，有目的地创造一些社会组织，来填补原始社会资本的缺口。
四、社会资本的“过程”
之所以要用“过程”一词，是因为在社会资本理论中，科尔曼论述了社会资本的创造、保持和消亡，这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科尔曼认为，影响社会资本形成和存亡的因素有四个。一是关系网络的封闭性，这是一种对相互信任进行维持的保证。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网络中，行动者不会只局限于在一个领域中互动，这就有助于为社会资本的产生创造条件。二是环境的稳定，社会组织或者社会关系的瓦解会使社会资源消失殆尽，这种稳定不仅是社会组织意义上的，还是人员意义上的，个人的流动也会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三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形成社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即要他们按照某种既定的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行动，而不考虑其自身利益。”[5]科尔曼的意识形态是广义上的，他认为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会对社会资本的形成起消极作用。四是官方支持下的富裕或者需要的满足，这种因素会降低社会资本的价值，使其无法更新，因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的人越多，创造的社会资本数量也越多。
总之，为了维持社会资本创造更多的资本，需要保持期望和义务的长期关系，进行定期交流，维持规范的存在，正如科尔曼自己所说的一样，社会关系必须尽力维持。
五、结论与讨论
尽管科尔曼本人和后来的学者都对于社会资本作了经验层面的研究，但是笔者认为他最大的贡献还是在于对社会资本的系统阐述，以及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科尔曼在学理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不仅使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动因解释更加全面深入，而且对于描述和分析宏观层次的集体行为也有很强的说服力，为我们也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
很多学者对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提出质疑，认为他用社会资本的功能社会资本本身下定义是错误的，从而造成了理论性不足，过于简单化，用结果给社会现象下定义是混淆了前项和后项。[6]但是，正因为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的目标并不是社会结构理论，而是在社会结构的大系统中，承认社会背景的理性动因选择理论，所以笔者认为，科尔曼从功能意义上给社会资本下定义，正是想引导我们重新认识社会结构，了解社会结构中所产生的因素对我们行为的影响。也有人认为科尔曼关于社会资本的承载主体的论述是不明确的，实际上，社会资本的拥有者可以小到个人，大到家庭、组织甚至是国家或者全球组织，而且科尔曼的理论中强调的是行动者，行动者作为社会资本的主体，是无可争议的。
参考文献：
[1]托马斯・福特・布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与现实，2000（2）.
一、引言
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最初以社会结构中的个人为主体，后被发现其可应用于多种层面，如个人、组织、组织间层面以及整个国家层面（Tsai and Ghoshal，1998）。最初把社会资本由个人层次延伸至企业层次的Burt认为关系资本存在于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他属于社会资本，决定企业的最终成功与否。由于企业是有目的的社会行为者，而社会资本是社会行为主体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的资源，社会资本概念便理所当然地被一些学者扩展到企业层次。在企业管理领域对于社会资本的早期研究大多侧重于个体社会资本，但事实上，社会资本的观念对于公司和个体都是可用的（Uzzi，1997）。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的提出重在强调企业是其关系网络中的扭结。
发展和维系社会资本需要个体和群体共同参与以及彼此承诺。开发社会资本经常需要付出专门的努力并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经验的丰富而积累下来。尽管企业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资源，但是它要通过个体关系网络去构建。例如，企业间的社会资本是经由各企业人之间相互交往而发展起来的。两家企业的资源交换会受到两家企业人之间非商业性连带关系的影响，如两个企业的经理人可能是同一社会组织的成员、可能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可能是同一所大学的校友、可能去同一家教堂或者可能是同一家非盈利机构的志愿者等。
二、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
与社会资本概念类似，不同学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界定企业社会资本。
虽然企业社会资本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基于资源的观点，如Gabbay（1999）认为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结构为载体，有助于企业这一主体目标实现的那些资源，是企业通过社会联系所能够获得的用于实现一定目标的资源；一类是基于能力的观点，边燕杰（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企业摄取稀缺资源的一项能力。社会资本的资源观将企业社会资本看做一项企业的资本，它能为企业带来收益。而企业社会资本的能力观则认为社会资本是企业获取网络资源的一种能力，这种观点更重视企业社会资本在获取资源中的功能属性。国外学者多采用资源观点，而国内学者采用能力观点的居多。
企业社会资本可以被看作是企业关系与企业通过与其他公司关系所获取资源的一种组合。在商业活动实施过程中，企业通常会与多个其他组织发生互动。企业社会资本可以被定义为企业与其他企业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可独立于企业的人而存在（即制度化的），或它们也可以明确的依赖于经理人、关键雇员和公司外部其他人员的关系。
三、企业社会资本的构成维度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企业社会资本，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划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Nahapiet和Ghoshal二人的研究。
Nahapiet和Ghoshal从企业社会资本的自身构成进行研究，从构成方面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三个不同纬度，即结构维、关系维、认知维。“结构维”涉及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方式，即网络结构、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以及网络配置等。“关系维”涉及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已经不同密切程度的关系中包含的资产，包括信任、规则以及关系负债和期望、嵌入身份等内容。“认知维”涉及行为主体之间对彼此的认知程度以及是否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等。通过统计分析，Ghoshal和Tsai（1998）得出结构维和认知维对关系维有较强影响；而结构维认知维的影响则较弱”。
我国学者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从企业的联系对象方面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划分，分为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张其仔（2001）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三种：蕴含在员工之间的社会资本，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资本，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资本。但这种划分没有考虑存在于企业外部的各种联系和资源。
四、企业社会资本的不同测量层面
对于企业社会资本进行研究，对其测量至关重要，定量的测量可以使得对主体社会资本拥有情况的描述更加精确。现有关于企业社会资本测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组织层面和企业家个体层面。
1.企业组织层面
王霄和胡军（2005）对企业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性和非结构性两个部分，对结构社会资本的测量采用Landry提出的方法，而对非结构性资本包含的信任、价值观的部分，则设立了多指标进行测量。韦影（2007）则在考虑社会资本认知维度、结构维度和关系维度的基础上从多角度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李克特量表，从而测量企业社会资本。
2.企业家个体层面
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企业社会资本往往由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转化而来，因此，从企业家层面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变相应具有科学性。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在将企业社会资本从企业向个体层面转化：分为企业主有无在行政机关工作经历的纵向联系，企业主有无在不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工作经历的横向联系，和企业主社会交往广泛程度的社会联系，并在此划分的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资本的三个层次分别进行测量。
除此之外，对企业高管团队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以此反应企业社会资本，也是当前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
五、结论
针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是当前关于社会资本研究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对企业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研究的研究者来自不同行业、不同专业，并采用了不同的视角，因此对其便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划分以及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测量。本文对现有的、有代表性的企业社会资本主要研究文献进行归类和划分，并进行系统性的阐述，这对于相关后续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Nahapiet J，Ghoshal S.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creation of value in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Best Paper Proceedings
[2]Tsai，W.&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and Value Creation： The Role of Intrafirm Network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41： 464-478.
[3]Uzzi，B.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
[4]Portes，A.，&Sensenbrenner，J.1993.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Notes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8：1320-1350.
[5]Adler， P. S.， & Kwon， S. Social Capital： Prospects for a New Concept[J].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 （1）：17-40.
[6]Coleman，J.S.1988.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4：95-220.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成熟的产业集群不仅仅是很多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一种表征，而更在于企业扎堆在一起这一表征下隐藏的深层次的社会资本——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服务机构之间、企业内外、区域内外所形成的各种网络关系、信任关系、规范制度等。因此，需要从社会资本理论这一角度出发，把握社会资本的实质内涵及其对产业集群的作用机理，提出产业集群组织内社会资本的重塑方向，积累产业集群组织的社会资本，促进产业集群走向成熟。
1 社会资本的概念综述及外延界定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首次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概念，并将起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此外，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对社会资本给予了不同的界定和解读。国外比较广泛认同的定义有以下几个：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于1988年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它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行为——不论它们是结构中的个人还是法人。”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提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效率”。亚历山德曼·波茨（Alejandro Portes）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处于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指出，社会资本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林南（Lin）认为社会资本是“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
国内对社会资本概念研究比较早的是张其仔，他将社会资本简单地定义为社会网络，认为社会网络是一种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边燕杰和丘海雄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涉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卜长莉认为，社会资本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以一定的文化作为内在的行为规范，以一定的群体或组织的共同收益为目的，通过人际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国内比较得到认同的是李惠斌和杨雪冬给的定义，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通过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研究领域和不同的研究视角，因此关于社会资本也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界定。将以上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社会网络；二是将其定义为一种普遍联系或社会关系；三是定义为一种行动者的隐藏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四是定义为信任、网络、规范、制度等。
2 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作用机理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社会关系结构之中的。企业等组织集聚形成的产业集群是嵌入在区域的社会资本之中的。这种社会资本通过信任机制、流动机制和创新机制作用于产业集群。
2.1 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信任机制
信任被普遍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它是经济活动得以稳定协调进行的重要因素。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信任是一种有助于“使人们在群体或组织中为共同目标而团结合作”的因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rrow也曾言，没有任何东西比信任更具有重大的使用价值，企业中的每一项交易活动都包含有信任要素，信任是社会系统的重要剂。在产业集群组织内，企业的信任比集群组织外的信任更为重要。格鲁特尔特（Grootaerl）等人认为，企业密度高的地方，信任显得更为重要。对于产业集群组织内的任何一个企业来讲，理性的选择是在经济交易与合作中采取信任。在产业集群组织内，信用的选择与放弃（即冒险、背信、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实质上是一场囚徒困境博弈。在有限的博弈次数下，信任的囚徒困境博弈均衡是产业机群组织内每个企业都理性地选择互不信任。但产业集群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和企业之间重复博弈的可能性约束了企业的行为边界，使企业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实施面临着很大风险。格鲁特尔特（Grootaerl）等人认为，“社会资本建立了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减少了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导致了交易成本的下降”。
2.2 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流动机制
产业集群组织内的要素流动以及产业集群组织内外的要素流动是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键。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有利于要素在企业之间、区际之间充分流动和高效配置。格鲁特尔特等人认为，“社会资本有利于传播技术和市场信息，从而减少市场在信息传播中的失败”。在目前信息渠道和信息系统尚未建立和完善的条件下，通过非市场渠道——社会关系网络来传播和扩散信息，加快信息在产业集群组织内的流动与共享很有必要。林南（Lin）认为，“在市场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网络充当了信息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获得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社会关系网络作为集群组织内部以及集群组织与集群组织之间的重要载体，不仅提高了信息流动的频率和效率，同时也为知识流、经验流、技术流、资金流以及人才流等“要素流”创造了机会和便利。对于产业集群组织来说，内部的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深厚，要素就越能自由而充分地流动。产业集聚促使社会资本集聚，而社会资本集聚为要素实现价值最大化创造了“便利通道”。另一方面，要素的充分流动反过来强化产业集群社会资本的形成。彼得·布劳（Blau Peter）指出，“社会关系取决于接触的机会”。
2.3 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创新机制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产业集群组织系统内，社会资本是创新的关键所在。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就认为，在新经济中，社会资本已成为科技创新的一个关键因子。社会资本加速创新的动力之一是合作与信任。福山认为，“组织中人们之间的彼此信任，蕴涵着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大而且更明显的价值，高信任度的社会，创新的可能性更大”。在一个企业高度密集的产业集群组织内，企业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是组织创新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正如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所言，“成功的创新取决于合作与信息共享。没有合作的网络——如果这种网络还能运转的话——会导致交易成本急剧增加，引发合同纠纷，使各方蒙受巨大损失。”对创新来说，加强产业集群组织内企业之间知识共享与交流合作很有必要，而这依赖于网络关系资本的畅通和信任关系资本的有效发挥。社会资本加速创新的动力之二是流动性。产业集群组织内，丰富的社会资本网络使信息流、知识流、技术流、经验流等高速流动，从而为知识文化的相互碰撞创造了条件，而正是这种碰撞的火花使创新成为可能。
3 产业集群组织的社会资本发展方向
3.1 产业集群组织的社会资本应从封闭性走向开放性
我国产业集群尤其是自然生成的产业集群大都根植于传统社会资本之上。这种传统社会资本的核心是家庭（血缘、亲缘），社会网络本质上是血缘、亲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社会资本通过血缘、亲缘得以传承。正如著名学者对传统社会资本的描述，如一轮轮波纹，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推，愈推愈远，关系也愈薄的人际网络。
传统型社会资本对产业集群的影响是双向的，在产业集群发展的初期，成为其形成的助推器；当产业集群格局初步形成，需要在市场机制逐步完善、法制体系逐步健全的条件下重新整合的时候，传统型社会资本又成了阻碍力量。另外，从信任来讲，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中国社会是一种低信任度的社会，因为一切社会组织都建立在血缘之上，人们缺乏对家族外其他人的信任。这种传统型社会资本有利于节省短期交易成本，但是从长期来看不利于形成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制度结构和可靠的行为预期。传统社会资本过于封闭、保守、排外，只在血缘、亲缘、地缘网络内形成紧密的关系和信任，对外界资源普遍缺乏信任，因此也就阻碍了外部信息、技术、知识、人才等资源的流入。在经济发展以开放为目标取向的条件下，传统社会资本必须以开放、理性的心态向现代型社会资本转化，由非正式社会资本或关系型社会资本（信任、关系、网络）向正式社会资本或契约型社会资本（规则、制度）过渡。
3.2 产业集群组织的社会资本应从凝固状态走向流动状态
根植于传统社会资本的产业集群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凝固的系统。从产业集群组织内部与外部的流动性角度来看，存在着产业集群组织内外封闭，即我国产业集群组织内部的社会资本对外部的社会资本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排斥现象，对外来的社会资本不信任，从而产业集群组织内外的合作很难实现。比如温州人的观念中存在“自己人”与“外人”之分。“自己人”形成帮带，注重抱团，形成很好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但对于“外来人”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信任感和排斥感。另外，从产业集群组织内部来看，存在着横向封闭和纵向封闭。横向封闭是同类企业（生产替代品）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以及企业与中介机构之间存在着信息的阻塞、合作的欠缺、互信的不足；纵向封闭则指处于上下游产业链条的各类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机会主义行为频频发生，长期合作信任关系难以得到有效维持的状态。产业集群组织由发育、发展到成熟必须打破内外封闭、横向封闭和纵向封闭，加强内外交流、横向交流和纵向交流，促使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从封闭、凝固走向流动，优化要素在产业集群组织内部的配置。
3.3 产业集群组织的社会资本应从单纯的竞争走向竞合（竞争与合作）和信合（信任与合作）
产业集群使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聚集在一起势必加大了企业生存的压力，造成企业之间盲目竞争、过度竞争甚至无序竞争。这种状态导致了产业集群组织自身的内耗，不利于产业集群组织提升竞争力，更不利于与产业集群组织外企业或其他集群组织进行竞争。当今世界经济竞争的哲学基础是“大范围竞争、小范围合作”。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区域与区域（国家的经济“发展极”）之间的竞争，而区域经济之间的竞争表现为区域内产业集群组织的实力较量。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和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依赖于区域内产业集群组织的社会资本整合。因此，产业集群组织的社会资本必须转化定位，从过度的注重竞争向注重合作基础上的竞争，尤其是长期互信基础上的合作转变。通过信任、合作，建立产业集群组织深厚的社会关系资本和广泛的社会网络联系，而这又反过来强化集群组织内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规避风险和机会主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频率和效率，促进产业集群的良性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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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资本 贫困 反贫困
key word: Social capital impoverished counter-impoverished
作者简介：周治勇（1975―），男，贵州毕节人，贵州省毕节学院政法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与反贫困作为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社会问题，无时无刻困扰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解决贫困问题，实现社会大众的和谐发展、社会有机体的健康进步，是当代乃至未来人类面临的挑战和重要任务。如何消除贫困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和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的首要目标和现实追求，他们解决与消除贫困问题的实践得到学术界的回应与反馈，这种回应和反馈又指导和影响了反贫困的实践。学术界各学科的研究视角与路径为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提供了可参考与借鉴的范式。
在已有研究中，对贫困形成原因的探析经历了从物质资本范式到人力资本范式，再到社会资本范式的渐进认识过程。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贫困者的物质缺乏状态。从物质资本范式出发，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被视为消除贫困的不二法门。但实践证明，尽管经济持续增长，但其反贫与减贫效果却收效甚微。贫困群体未消减，反而呈现扩大化的态势，并出现一些新的贫困形态。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困者获取收入机会的匮乏，造成贫困群体无法参与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致使贫困差距依然存在甚至出现扩大化趋势。这一扩散效应的具体化就是每一位贫困者、贫困家庭、贫困社区的就业机会匮乏、就业质量低下，难以维系个人、家庭、社区的生存和发展，甚至出现集体返贫现象。
随着对反贫困及其成因研究的深入，对贫困群体自身的状况关注成为研究重点。而这一时期盛行的人力资本概念启发了研究者，使他们的研究转向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贫困问题。通过对贫困者自身状况的分析研究，发现大多数贫困者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弃儿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缺少，即便某些人能就业，但收入的低廉也难以维持其生活。于是，人力资源素质提升培训与教育成为反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
随着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和对社会资本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社会资本在职业获取过程中的作用印证了社会资本与贫困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由个体与所属群体、组织、国家、社会结构的关系和个人自身社会关系网络二者组成。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必然会对其内部的个人行为施加影响和产生效用。已有的研究证明各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在青年人创业、就业中发挥了作用。 特别是民间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国家社会资本在消除与减轻贫困状态程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说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社会资本在减轻、消解贫困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反贫困研究中导入社会资本范式必然会对消除贫困、促进贫困地区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二、社会资本缺乏与贫困的关系
既然社会资本与贫困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探讨社会资本的缺乏与贫困之间的关联度，必然会对分析贫困工作有所启示。
（一）社会资本缺乏产生贫困
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最重要社会结构资源，其作用在于人们可以通过它实现某些既定目标并获得更多资源。而一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多寡，取决于其自身的社会关系的广度与密度。如科尔曼所说，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个人的社会网络越大越广，镶嵌在其身上的社会资本质与量就越大，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汲取与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当处于强势地位的人或群体大量占有和使用镶嵌于社会关系中的资源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可使用的社会关系资源就大大减少，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因关系的缺乏而陷入关系贫困，关系贫困剥夺了贫困者占有资源的权利，而资源的缺失必然导致贫困者陷入贫困状态。正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或群体自身社会资本的单一性和有限性，使其必然走向贫困。
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者创收能力和机会的缺失。当一个社会成员或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和质量都极低的时候，那么其在市场上的位置就极为尴尬。一个社会成员没有社会资本或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能在劳动力市场中给他支持或支持有限，那就容易陷入失业境地或极少的收入状态。可以说，社会资本的缺乏是一个社会成员或一个家庭贫困的重要根源。
（二）社会资本缺乏加剧贫困
社会资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非均衡性是由社会群体所处的结构性位置的优劣、高低、等次，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时空位置差异导致的。这又必然导致社会群体的社会行动能力出现差距。社会结构系统中的某些社会成员或群体因其拥有的先赋地位或自致地位，在社会结构系统中占有相对较多的资源。他们因而容易借助社会资源获得特定利益与达成行动目标。而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或群体，由于自身占有社会资源量少或缺失社会资源，限制了社会行动能力，无法借助社会资源获得利益与实现行动目标，致使其现有境况更加恶化。而社会资源的匮乏使得他们失去了改变贫穷状态的能力。正是获取资源的机会和能力的缺乏。让原本就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或家庭雪上加霜，出现更加贫困的“马太效应”局面。
（三）社会资本缺乏能再生产和固化贫困
贫困具有再生产和固化的倾向。社会资本缺乏对于贫困的再生产最典型的是贫困文化的形成。这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对贫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在贫困文化代际传递机制中的作用。长时期处于贫困的生活状况与生存状态经过无数代人口传身授的强化，成为贫困地区人们的一种心理暗示与心理状态；这种贫困文化通过限定人们的所思所虑塑造人的行为，生活在贫困环境中的个体，极易受这种贫困文化的影响，最终导致贫困的代际遗传和再生产，并固化成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三、社会资本与反贫困策略
社会资本的匮乏是贫困者丧失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原因，波茨认为各种背景下的社会资本通常具有三个基本功能：（1）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主要关注使社会处于良好运转中的社会规则的执行；（2）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关注家庭对子女的支持以及家庭内部的相互支持；（3）作为通过家庭外的网络获得收益的来源，较多地用来解释就业、职业阶梯上的流动以及企业家的成功。[1]这一理论论断为社会资本与反贫困工作的解释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资本是镶嵌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使社会行动得以实现的资源，贫困群体和贫困社区正是因为处于社会结构系统的底层与社会关系网络的末端，从而导致在实施改变自身状态行动上的力不从心和无能为力，因此，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的保障作用来提升贫困者的社会地位，延伸其社会关系网络，构建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系统、以及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强他们的反贫困能力，最终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与发展。
（一）培育家庭外的社会资本
在社会资本的解释框架下，我们发现陷入贫困境地的个体或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家庭层面外的诸多社会资本的普遍匮乏。比如物质、教育、发展机会、权利等。而这种社会资源的缺失必然限制贫困者及家庭施行计划与行动的能力。因此，国家及地方政府应加大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各种社会组织、当地社区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上来。根据贫困者及家庭社会资本匮乏的现实，有针对性的给予贫困家庭相关帮助和社会资源的提供。其次，贫困个体和家庭也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中去，加强与社区、个人、政府和各种民间组织的联系。实现了彼此的认同与理解、合作与发展。
国家、地方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当地社区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真正关注。修复了贫困者原已断裂的社会关系网络。重新配置了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缓解社会关系网络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二）消除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理论认为，排斥会作为一个社会的总体力量压迫某些个体或群体制造出贫困；也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对人群做出自然或人为的类别区分。排斥是贫困的直接原因之一。贫困群体由于被排除在许多的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之外，从而被剥夺和丧失了摆脱贫困、进行自我发展的机会，这种社会人为设置的“门槛”使得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缺乏越加严重。因此，消除有关社会排斥的机制对于贫困群体社会资本的累积乃至摆脱贫困十分必要。
首先，政府方面在制定有关社会政策时，充分考虑贫困群体的利益和实际。社会政策既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也可以再造贫困(比如政策本身就是排斥之策、解救贫困的政策因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等)。 [2]因此，政府应该提高消除具有社会排斥作用的社会政策的工作效率，比如加大废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建立社会补偿机制等。
其次，应警惕和减少社会富人集团以及既得利益群体对国家社会政策的影响，提升其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减少社会生活的底线失守的情况发生[3]。强势群体应积极主动的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社会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
（三）建构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网络
贫困群体的个人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缺失，决定了他们在面对困难或者贫苦的生活状态时，不可能获得社会结构系统以及社区的有效帮助与扶持，进而陷入绝望无助的境地，加速了他们掉出社会安全网外的概率与可能性。所以必须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为贫困者建构一个多方参与、协作配合的社会支持网络，从而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一方面可以满足贫困者及其家庭的心理需求与现实需要，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对于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全体成员来说，频繁而积极的成员互动可以增强社会结构系统的稳定性与成员间的凝聚力，有利于社会系统内部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维系社会组织自身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并且，社会支持网络作为社会安全网络的一种形式，对个体的社会行动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四、结语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科学技术的进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贫困群体的规模有所增大，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的贫困状况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怎样有效地治理贫困、消除贫困，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从社会资本的分析贫困产生机制和制定反贫困政策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视角。
参考文献：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控制效果并不显著，存在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的矛盾。社会资本理论为未成年人犯罪防控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和研究范式。社会资本理论与其他犯罪控制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暗合和差异关系。其中存在的本土化困境也需要与相应具体问题结合来解决和完善。通过强化未成年人家庭社会资本、科层式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来间接增强未成年人的整体社会资本，借此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社会资本体系。
关键词: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社会资本;犯罪控制
一、问题的提出
与成年人犯罪相比，未成年人在犯罪动机、犯罪心理等方面具有显著特征。强化对未成年人犯罪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研究具有特殊价值和重要意义。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从未成年人犯罪的不同特征到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因素，从事前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到事后的处遇控制等不同的角度和方向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述，尤其是不少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较好地把握了当代语境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特征。尽管如此，我们发现，未成年人犯罪现象似乎愈演愈烈，犯罪类型和犯罪方式不断更新。传统的财产犯罪仍然居于未成年人犯罪构成比例的首位，但是与以往单纯的盗窃、抢劫方式相比，似乎融入了更多的科技含量，利用计算机网络及现代通讯工具犯罪特征愈来愈明显，而基于炫富消费的需要，“”等现象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现代市场经济流动性特点相适应，未成年人犯罪也表现出明显的流窜作案特性。我们发现，一方面是犯罪控制资源源源不断地投入，另一方面却是犯罪现象屡禁不止，有人甚至认为控制犯罪“从来没有象失败那样成功过”，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犯罪行为，犯罪现象是否可以人为控制，相应地，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是否可以进行预防和控制。笔者认为，从实践来看，制度的构建，政策的推行，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消除犯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对遏制犯罪行为没有积极作用。我们需要检视以往未成年人犯罪理论的不足，强化对现有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深入研究，进而通过对比分析，挖掘现有的研究资源，整合现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解释视角。而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对已有未成年人犯罪理论进行历史考察，在此基础上，整合已有的研究资源，从社会资本的维度提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控制的新策略。
二、社会资本理论的界定与解读
社会资本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产生之初，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尽管毁誉参半，甚至有学者公开呼吁放弃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的魅力似乎丝毫未减，相反，它被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引入和借鉴，以服务于本学科的发展和完善［1］。国内外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在国外，作为该领域的先驱之一的James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由包含两个共同因素的各种不同实体构成，即它们都包含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都为处于该社会结构中行为主体(不论是个人还是公司主体)的特定行为提供便利［2］;RobertPut-nam从社会资本的功能出发，认为社会资本具有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如网络结构、规范以及信任，以此促进行为主体的行动便利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3］;Fukuyama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可以被定义为某一群体所共享的非正式价值观或是行为准则，该群体在此基础上进行合作［4］;PaulS．Adler和Seok－WooKwon从交换标的、交换标的明确与否等维度分析了市场关系、科层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之间的异同，在此基础上归纳了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的观点，进而提出一个操作定义以及社会资本概念模型，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或组织享有的声誉，它来源于行为主体所处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为行为主体带来信息资源、影响力以及友好协作关系［5］。国内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6］:其一，指代社会网络关系;其二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主体所具备的，通过网络关系以及社会结构获取资源的能力;其三，从行为主体的功利动机以及社会资本的工具价值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是主体所动员的持有回报预期的社会结构资源，是一种有助于实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其四，从社会资本属性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本身即是一种资源。尽管关于社会资本理论国内外不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差异化的定义，但是通过对比，我们认为在社会资本理论中以下的基本事实是不言而喻的:从性质上看，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它必然具有资源的效益属性;从表现形式来看，它是一种网络关系，存在于社会交互关系之中;从形成的路径上来看，它具有一定的生产实践活动性，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从具体内容来看，它至少包括信任、规范、标准、声望(誉)、价值观等等。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具有效用的属性，即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或是期望。由此如果我们对社会资本进行良好的运用，必然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它所具有的效用，如果利用得不当，亦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如未成年人之间的团体性犯罪。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的首要特点就是“共同犯罪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形式”。所以，笔者认为，如果通过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可能具有的不良“社会资本”进行控制或者是遏制，未尝不是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一种有效的途径。也就是通过一种倒逼机制来发掘未成年人犯罪所具有的资源，然后对其可能存在的资源进行有效的梳理或指导，引导他们正确地利用上述资源。事实上，这其中所蕴含的基本原理并不新鲜，它在社会预防理论中具有更为详细的描述，但是社会资本理论在未成年人犯罪运用中又具有特殊的效益或价值，而这也正是社会预防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在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所具有的不同之处。关于此，笔者将在下文展开论述。
三、社会资本理论与其他犯罪控制理论的差异与暗合
通过对犯罪学界常用的犯罪控制(预防)理论进行概括总结，发掘其与社会资本理论的契合之处，同时找出其中差异点所在，可以为社会资本理论在犯罪学研究中的适用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一)主要犯罪控制理论概述
明确将法律与社会控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始于美国社会法学派创始人庞德，在其名著《法律哲学导论》中，他指出法律以社会控制的方式承认、满足和保护人们的利益需求，认为法律是一项日益有效的社会工程［7］。在犯罪学研究中也存在着社会控制理论，但与庞德法律社会控制功能角度不同，犯罪学界的社会控制理论只是众多研究犯罪预防和控制理论中的一种。在犯罪学界常用的社会控制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社会预防理论。该理论认为犯罪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预防、控制犯罪也需要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干预控制。社会预防理论着眼于构建健康和谐的社会秩序，提倡社会主体广泛参与犯罪预防，倡导积极预防、控制违法犯罪行为。其二，社会联系理论。社会联系理论被认为是“解释和控制犯罪关系的最主要的理论”。该理论重点关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认为该种联系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的依附，这种依附关系由依恋、奉献、卷入和信任等四个因素组成，共同构成了我们不犯罪的理由，因为在赫希看来，“如果一个人与传统社会的联系中断，其必然会进行违法犯罪”。其三，犯罪情景预防理论。情景预防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即已提出，与以往对犯罪预防和控制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研究视角转移到了犯罪行为和被害人之上，因而更加具有操作性和可实施性。其基本含义是，通过确认、管理、设计、调整的方式持久有机地改变环境，影响行为人的理性选择，减少犯罪机会情景因素和犯罪促成情境因素，从而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此外，还有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它认为应当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采取不同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其基本假设是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是因为主体与社会联系的弱化乃至破裂。上述四种犯罪学社会控制理论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与社会资本理论联系着，所不同的是，它们控制或预防的层面不同，有的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如社会预防理论，强调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来分析犯罪产生的原因及其预防对策;有的从微观的角度来分析，如犯罪情境预防理论，强调以犯罪行为和被害人为中心来分析未成年人犯罪;有的从中观的层面来分析该问题，如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同时我们还发现，犯罪现象首先作为一种违法行为而存在，主要是犯罪学家重点关注的对象，同时犯罪现象还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引起了社会学家的极大兴趣，因此我们会发现社会学家也不余遗力地提出自己的社会控制理论。这为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也为犯罪预防添加了更多的资源。
(二)社会资本理论与其他犯罪控制理论的异同
通过将以往犯罪控制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对比研究，我们很容易发现二者既有相似的地方，同时又有差异之处。二者的暗合之处主要表现在:它们都为犯罪控制预防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视角，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范式，尽管上述的理论中同样存在着交叉关系，甚至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但是不能不说每个理论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它们共同贡献于犯罪现象的研究、犯罪规律的把握和犯罪措施的供给。从更为具体的角度而言，我们发现，与社会预防理论相适应，社会资本理论同样强调控制犯罪的多主体性和多样性，尤其是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上。从未成年个体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讲，它强调未成年人自我，家庭，成长的社区等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促进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改善;与网络理论相适应，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而社会联系理论似乎构成了社会资本理论内容的部分构成要素，同样强调信任依赖等等。二者的差异之处则更多地表现在社会资本理论所具有的特殊功能上:首先在于社会资本理论“是一个有概括力和解释力的概念”，这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本理论强大的包容性上，它的内涵极其丰富，包括关系网络、非制度因素、文化因素，但是又不限于这些因素。同时，社会资本包含一定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网络关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该种社会关系中必须包含一定的信任、合作或者一定的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即使不具备，也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共同遵守的规则、规范或者是标准等等。事实上我们通过对以往犯罪控制理论分析也可以发现，社会资本理论与它们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看成是前者的集合。即社会资本理论为诸多种存在着的犯罪控制理论提供了一种共同对话的平台，具有根本上的整合功能。正如McCarthy所言，社会资本理论为更好地理解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它可以被用来整合其他的犯罪理论［8］。其次社会资本理论是一个伸缩性很强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它作为理论的整合，具有宏观的视角和向度;另一方面，在与某一犯罪主体如未成年人犯罪结合研究时，它又具有了非常强的实际功能和效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更加强调对个体的社会资本的关注，因而也突出了人文情怀。最后，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和适用，为寻找更为合理的犯罪控制理论提供了支撑。与传统的社会控制理论相比较而言，社会资本理论为犯罪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支持，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为寻求更加有效的社会控制方法提供新的契机。
四、社会资本理论
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控制中的可行性社会资本理论对我国而言属于舶来品，其在引进和适用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本土化的问题，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
(一)适用的理论和实践可行性分析
社会资本在我国犯罪控制中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理论上而言，我国的犯罪学研究整体上起步较晚，尽管目前已经构建了犯罪学研究体系，但是其中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都是移植和引进而来，尤其是涉及关键性的理论运用更是如此。我们大量借鉴西方已有的犯罪学成果，结合部分的国内原创，然后以我国的犯罪实践土壤，使之本土化，在实际的运用中进行不断的修正和调试，使之完善，这是我国众多的犯罪学研究成果的构建和实施的基本模式。与众多的其他犯罪学理论本土化模式相似，社会资本理论同样具有适用的可能性和空间。所不同的是社会资本理论是一个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因而在适用过程中更加需要解构和发散，更加需要寻求合适的土壤供其生长。此外，上文我们已经分析了社会资本理论与其他犯罪控制理论的关系，作为一个更为宏观的概念，逻辑上应该更加具有适用的可能性。实践上而言，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具有适用的社会文化土壤。学者们在论及我国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时使用最频繁的解释视角就是先生的“差序格局”观念，它认为中国社会基本结构如石子入水所激起的波纹一般，水波逐渐推出、推远、推薄［9］。所以，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而言，笔者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适用具有天然的实践性土壤，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适用空间上具有极大的广阔性，正因为如此，不论是企业管理，水资源的治理，高等学校教育资源管理还是政府治理中都或多或少地对社会资本理论给予了关注，所以，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具有相当的实践土壤。
(二)适用的本土化困境及其解决
尽管我们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具有天然的适用土壤，但是仍然不能忽略其适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本土化困境。一般认为，本土化具有三种不同的情形［10］:一是简单移植，直接照搬适用;二是对外来理论修补使之本土特色化;三是，本土理论原创化。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我国犯罪学界，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它是作为社会学而不是犯罪学的理论而存在，因而在适用前，应该对其进行学科交叉的过渡，使之更加具有犯罪学的表征和内涵;其次，社会资本理论最初产生于西方社会，是西方学者在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特质进行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因而可以用来指导西方的犯罪控制实际，但其是否与我国的社会文化特质相适应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研究。同时结合我国的城乡分立的二元化实践，我们要从不同的分析框架中对社会资本理论在城乡的适用进行分析。而结合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的增加的实际情况，也要注意到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理论问题。前文已经分析，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具有理论和实践适用上的可行性，因而尽管存在着文化和特质上的差异，该理论依然具有适用可能性。而从未成年人犯罪的角度来看待上述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它们都构成我们研究社会资本理论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应该重点关注的课题方向。例如在未成年人流动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问题，城乡不同的环境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类型的影响等等，所以，笔者的思路是如果我们将上述的诸多问题细化到每个具体的领域，则可以实际地研究其是否具有本土化适用上的困境以及困境的解决方式。
五、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措施探究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措施的前提是分析未成年人这一特定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在其成长道路上对其影响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结合上文的理论分析以及以往学者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强化对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干预实属必要，一方面需要增加利于其成长的社会资本存量，提高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是控制、切断、减少不利其健康成长的“社会资本”，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是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是社会结构的最小单元，也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场所，家庭关系和睦与否、融洽程度如何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影响重大。实证研究表明，父母对孩童投入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有利于降低他们实施违法行为的可能性。家庭社会资本亦可以有效降低青少年实施违法犯罪行为［11］。考察父母参与(作为社会资本因素)孩童学习成绩、逃学、辍学关联程度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父母参与程度是衡量孩童学习成绩、逃学等行为结果的一项“相当重要的因素”，在逃学等诸多不良行为的案例中都发现父母参与程度较低的现象［12］。因而，良好的家庭关系，充分的父母参与是未成年人学习、成长的首要社会资本，是未成年人顺利社会化的必要前提，应当给予家庭社会资本密切关注，增强未成年人家庭归属感，培养其健全人格和良好品质。其次是科层式社会资本。科层制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维度，它通过塑造社会关系的结构来间接影响主体的社会资本，例如影响机会供给、培育激励因素以及强化能力培养等。科层式社会资本是基于组织结构形态而划分的一种资本形式，宏观上的科层社会资本主要由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来调整社会资本的供给，进而影响行为主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和获取社会资本的机会。具体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社会资本政策供给主要包括:
一、良好的教育政策。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进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人接受教育的最佳时机就是未成年时期。实施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主体中相当一部分没有接受或者没有完整接受义务教育。据调查，流动青少年不能适龄入学问题严重(失学率高达9．3%)。随着年龄的增大，流动儿童中失学者的比例逐渐提高，以8岁、14岁、18岁为分界点，其比例分别为0．8%、15．4%、30．2%［13］。这其中固然有未成年人自身的素质方面的原因，但是笔者认为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教育制度的不合理，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等等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国家应该通过科学地制定教育政策，合理地组织教育制度，规范地拟定教育计划来促进教育目的达成，改善未成年人整体受教育水平低下的状况。
二、适当的未成年人犯罪处遇政策，即所谓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如非刑罚化政策、非刑事化政策、恢复性司法政策等。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进行了引进，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处遇上更是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在原则、抽象法律规范之下缺乏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以至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实践中存在着诸多混乱，不利于相关政策和制度精神的发挥。故应进一步细化未成年人犯罪的处遇政策。最后是社区社会资本。除家庭之外，社区是未成年人生活成长的最重要环境因素。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状况、社区友好程度甚至是社区的政治参与等都潜在地影响着未成年人成长步伐与发展轨迹。关于社区环境对未成年人成长的研究并不少见，如Ross的研究发现，人们对于一个犯罪率高、资源供给率低的社区更易产生不信任感，而且在应对恐惧威胁时更容易产生无力感，而这也反过来强化了社区的失序和不信任［14］。社会信任被认为是公民参与的核心因素［15］，高度的社会参与水平有利于将未成年人整合为一体，阻止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和发展［16］。所以，作为未成年人成长环境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的社区，社区整体信任程度、公民社区事务参与水平以及社区资源供给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未成年人社会关系的认知状况以及在此状态下的行为选择。毫无疑问，打造良好的社区氛围，睦邻友好合作，将社区整体信任状况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强化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是丰富社区社会资本的有力途径，亦是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犯罪的必需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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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3.7；C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1-0010-06
一、引 言
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使用的资源。由于企业的经济行动都嵌入在更大的社会背景当中，并且任何企业都不可能拥有自身发展所需的所有资源，而必须通过与其他组织建立联系，并交换有价值的资源才能生存发展下去，因此，企业可以被看做有目的的社会行动者，所以社会资本概念被引入到企业层面的研究中就自然成为理论拓展的基本方向。显然，这种拓展是由社会学者和管理学者共同完成的，但学界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分析层面、产生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结构及社会资本的前因与结果变量等问题尚存有较大的异议。在这个大的理论背景下，本文旨在通过梳理1995-2010年间发表在15个高层次管理学期刊上的有关社会资本研究的学术论文，力图展示组织与管理学研究中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理论，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主要的发展方向，同时本文还将关注该研究领域中对社会资本的操作化方法，为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概念框架
在社会资本被引入管理学领域之初，学者们多是关注个体通过发展社会关系和网络所获得的资源如何影响其行为，但学者们逐渐注意到个体的社会关系和网络也会对组织产生一定影响，比如高管的社会资本可以为组织带来收益，因此，社会资本在管理学中的应用被逐渐拓展到组织层面。
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可以通过其社会关系所处的社会结构中所获得的资源，其核心思想是关系网络对个人或组织而言是有价值的资源(也就是资本)。在复杂的企业网络中，企业对社会资本的可得程度取决于企业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
社会资本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包含着不同的形式和分析层次。Nahapiet和Ghoshal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于个体或社会单位的关系网络内，并通过这个网络获得的实际和潜在资源的总和。同时，他们从结构、关系和认知三个维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考察，这为管理学研究中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也提供了研究操作的便利性。这三个维度是高度相关的，尤其是结构维度和关系维度，这两个维度是以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理论为基础的。其中，结构嵌入是指社会系统和整体社会网络的性质。因此，结构维度是指行动者之间联系的整体形式，这一维度着眼于有无网络联系，网络的结构和形态等。关系嵌入是指人们通过交易历史所建立的关系的类型。企业间关系代表了社会资本的原因之一是企业间互动建立起以互惠和平等的规范为基础的责任和期望。因此，关系维度是指通过关系创造并受关系影响的资产，这一维度着眼于信任与可信性、规范与制裁、责任与期望、身份与认同等。
企业的社会资本是通过行动者的社会关系获得可见的实际的并促成目标实现的资源。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组织内社会资本和组织间社会资本。正如Leana和Pil所言，在组织层面，社会资本既是组织成员之间关系的总和，也是组织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竞争者或者伙伴之间的联系总和。关于组织内社会资本，Leana和Van Buren认为，组织的社会资本是反应企业内社会关系特征的资源。Koka和Prescotl认为，企业间关系代表了社会资本，因为企业之间通过互动建立起以互惠和平等的规范为基础的责任和期望，为企业从这些关系中获取资源提供了便捷的途径。Chung等认为，一个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与外部相关方存在潜在收益的关系。相似地，Zahra认为组织的社会资本是企业从与其他企业的关系中得到的信誉和资源。
我们发现，学者们对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概念并没有统一的说法，多是借用或套用社会学中社会资本的概念。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发现在多样的社会资本概念中，其共同因素有两点：一是社会资本源于网络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二是行动者有能力得到网络或社会结构收益。综上所述，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包含组织内和组织间社会资本两个方面。首先，组织内社会资本是蕴含在组织内个人与个人、部门与部门或个人与部门之间关系当中的资源，这种资源有利于个人与个人、部门与部门或个人与部门之间信息交流、技术共享，从而促进组织目标实现。其次，组织间社会资本则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蕴含在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这一部分完全体现了组织间关系的特征；另一部分是蕴含在组织内个人(尤指边界人员或高管人员)或部门与其他组织的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这本来是属于组织内个人或部门的社会资本，但当它能为企业或组织带来利益的时候，就成为了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因此，这一部分体现了个人或部门的社会联系对组织的影响。
三、组织层面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问题――“前因”和“后果”
(一)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前因”
Leana和Van Buren把组织社会资本看做反映企业内社会关系特点的一种资源。他们认为，雇用活动在关系、规范、角色三个方面影响组织社会资本。Bolino和Jaylor认为，组织中的社会资本和组织公民行为是相互促进的。Lazarova和了aylor把无边界职业生涯分为四种类型，并指出特定类型的无边界职业生涯会减少(或增加)组织的社会资本。
学者们还把战略联盟、跨国公司、家族企业等作为具体情境对组织层面社会资本进行研究。Koka和Prescotl认为，企业随着社会资本程度的变化而变化，社会资本的程度不但在于企业在联盟网络中的结构位置，而且还在于联盟形成和维持背后的动力。而Kostovat和Roth认为，社会资本的程度和形式由跨国公司总部和分部相互依赖的性质决定，并随跨国公司形式的变化而变化。Arregle等通过同构机制把组织社会资本与家庭社会资本联系起来，这些同构机制包括共享的组织身份和理性、人力资源实践以及重合的网络；并通过考察家庭社会资本稳定性、互动和相互依赖的作用，连同家庭的规模、承诺和为企业提供关键资源的能力，提出家庭社会资本如何影响组织社会资本的发展。
(二)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后果”
组织绩效是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因为社会资本的得失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组织绩效和竞争力的好坏。Fernandez等发现，企业对雇员社会资本的投资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收益。Lee等检验了企业内部能力和外部网络对
企业绩效的影响。内部能力和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外部网络对绩效有显著影响，而以赞助关系为基础的外部网络对绩效并没有单独的影响，但与财务机构的联系对投资在新兴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财务资源有多重作用，可见，获得财务支持对企业绩效有重要影响。Batjargal从社会嵌入视角去考察了前苏联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他发现，关系嵌入和资源嵌入对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而结构嵌入对企业绩效并没有直接影响。Koka和Prescott在指出联盟网络构成社会资本的同时，还发现社会资本的信息维度对企业绩效有不同的影响。Gopalakrishnan等也发现，企业的可信度与获得联盟伙伴的财务支持是积极的影响关系。Maurer和Ebers对创业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管理和演化如何影响企业的绩效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当企业成员不断采用社会资本的结构去适应变化的资源需要时，企业可以实现绩效收益；这种惯性会把企业的社会资本变成一种可靠性。Acquaah发现，来自于管理者的网络和与其他企业、政府官员和社区领导社会关系的社会资本会提高企业的绩效。企业的竞争力是企业绩效的重要表现之一，Wu发现，信息共享在社会资本与企业竞争力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具体地讲，信息共享在新人和网络联系与提升竞争力的关系中起完全调节作用，而在重复交易和提升竞争力的关系中只起部分调节作用。Tsai认为，社会资本(先前的网络中心性，可信性)与战略关系之间的互动极大地影响组织内联系的形成。Miller等认为，企业的内部社团以及企业与外部相关者的联系在家族企业中更为普遍，这些关系会提高新兴市场中高科技企业的绩效，这种影响取决于重要的专业知识和组织社团内外部的社会资本。
有关智力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研究组织层面社会资本与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Nahapiet和Ghoshal认为，社会资本促进创造新的智力资本，同时，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密集，则在创造和共享智力资本方面越有优势。Reiche等认为，个人的社会资本必须明确转化到组织层面才能对部门间的智力资本有持续的作用。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智力资本由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三个部分组成的，以此为基础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Reed等认为，社会资本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取决于其他两个部分的价值。Subramaniam和Youndt在研究中发现，智力资本的各方面对创新能力具有不同的影响，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紧密相关，除非把知识通过关系网络化、共享、传播，否则很难对组织的创新能力有益。Tsai和Ghoshal发现，社会互动和信任与部门间的资源交换极大相关，这对产品创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组织行为包括：企业的生存；投资于新企业、在起步阶段发展商业关系以及对新企业的管理；选择外部董事；组织学习等。Fischer和Pol-lock发现，在企业作为一个公共实体的前5年，管理团队的平均任期和IPO协议的网络嵌入降低了企业失败的可能。Lester等把前政府官员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分为深度、广度和衰退程度三个维度，并发现这些维度是公司选择外部董事的重要标准。Zahra发现，组织社会资本对企业投资、交易、合资、联盟以及对新企业的管理等方面有积极的影响，并且企业的所有权在其中起了调节作用。Kang和Snell也把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三个部分，整合出三者互补的框架，以促进两方面的组织学习，包括知识开发和知识利用。Inkpen和Tsang将网络分为三种类型，即公司内部网络、战略联盟和产业区，每一种网络类型都有各自的社会资本维度。为了有效和高效地转移知识，企业要预先管理和建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使信息转移的社会联系具有双向性，因此，员工流动给企业带来双向的信息流。
组织间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是以战略联盟为背景展开的。Chung等发现，来自银行直接和间接的合作经历的社会资本在联盟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Gopalakrishnan等发现，在制药企业拥有较大管理控制权的联盟中，制药企业能从生物科技企业获得更大的财务资本。在较早的研究中，Walker等发现，社会资本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企业间网络的形成和产业增长。后来，Stare和Elfring认为，高度网络中心性和广泛的“桥”联系会加强中心联系；而企业间若少有“桥”联系，中心性则会减弱创业导向和绩效之间的关系。
从文献的回顾来看，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研究呈现出“轻前因，重后果”的局面，绝大部分研究把组织层面社会资本作为因变量，而忽视了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前因变量。在解释组织或企业社会资本从何而来的问题上，基本是套用了社会学中对个人社会资本的解释，但是社会学的理论是建立在个人层面上的，把它直接转化到企业层面有可能产生重要的理论问题，我们要注意到这种转换不是随意的，要建立在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在对组织或企业社会资本“后果”的研究问题广泛，而且重点突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研究中，绝大多数发现了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有少部分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某个维度对企业绩效有不显著的影响；Yli－Renko等甚至发现社会资本的关系质量维度与知识的获得是负向联系的。另外，Yoo和Lee还发现，缺少高度信任的社会资本并不会妨碍企业取得好的经济绩效。
四、组织层面问题的社会资本测量
从现有文献来看，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来获得数据，也有研究通过二手资料来获得数据，还有的研究通过调查访问来搜集数据。现有文献的研究对象也是对外界资源依赖较大的企业，值得注意的是，Leana等把我们的视野从对作为营利组织的企业转向了非营利组织的公共学校。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主要是采用了量表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由于学者们对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的概念还没有达成一致看法，因此在过去的研究中，测量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主要指标并未形成统一的指标体系。以往的研究大多基于Nahapiet和Ghoshal的研究中社会资本的结构、关系和认知三个维度，尤其是结构和关系维度，每个维度选用一个或多个指标进行测度。如结构维度主要选择的指标有网络联系(如“我们企业与许多财务机构有密切的关系”)；关系维度主要选择的指标是信任(如“我们的商业伙伴从来没有机会主义行为”)；认知维度主要选择的指标有共同愿景(如“我们部门与正在合作的其他部门有共同的目标和愿景”)等。现有研究已经表明这些指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测量量表则是根据过去相关研究，根据具体指标选择适当的问项，如测量网络联系多选择Peng和Luo，测量社会互动和关系质量则多选择Na-hapiet和Ghoshal以及Tsai和C，hoshal等。
在Zahra的研究中则是根据Adler和Kwon、Arregle和Hitt、Tsai和Ghoshal等之前的研究开发出了新的量表。
由于对组织社会资本的测量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标体系，因此，不同学者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指标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些研究直接利用量表对社会资本总体进行测量(Su等)，有些研究把社会资本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进行操作；有些研究虽然采用了Nahapiet和GhoshalLllj的划分方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测量了其中的一个或两个维度。
五、现有研究小结、不足与未来方向
社会资本引入管理学研究领域十余年，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已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首先，在社会资本的概念框架上，虽然研究者们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表述不同，但基本包含了两个共同要素：一是社会资本源于网络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二是行动者有能力得到网络或社会结构收益。这为在管理学研究中应用社会资本选择研究问题以及社会资本的测量指出了方向。其次，学者们应用社会资本对组织层面的其他变量(组织绩效、组织学习等)和组织间关系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一致性结论，这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再次，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虽然还没有达成统一的指标体系，但现有研究中所采用指标的信度与效度已被证实，这也为今后研究中选取社会资本测量指标提供了方便。
虽然现有研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未来的研究进行更加深入地探讨。
笫一，在现有有关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研究的重心在其“后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社会资本在管理和组织研究中的“工具性”。但是，组织社会资本来源显然是不能靠简单地套用社会学的概念就能解决的，因为组织间的联系具有不同于个人间联系的特质。同时，组织内个人或群体的社会资本如何跨层次转化为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也是未来研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3-0084-03
f众创新的概念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创业创新的鼓励力度，推出一系列辅助创新创业的优惠政策，孵化器和高新创业园区如雨后春笋，数量不断增加。孵化器培育了大量综合型、技术型创业企业，创业的不确定性从一定程度上得以控制。对企业而言，创新创业也是提升生产效率和刺激业绩增长的重要手段。创业绩效成为企业在创业过程中的结果衡量标准。学者们从不同视角、不同分析框架研究了企业创业绩效的前置影响因素，其中包括资源、行为、文化、能力等诸多方面。而由于社会资本可以为企业带来创业过程中亟需的各类资源，因而在企业创业绩效方面具有更好的解释力，备受关注。
一、研究对象界定
（一）社会资本
最初正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皮埃尔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是体制化关系网络。Nahapiet和Ghoshal将企业层面的社会资本界定为以企业为原点的外部关系网络中，企业可以直接或间接获取的各类资源总和。根据学界对于社会资本的一般分类，基于概念，可以把社会资本按维度划分为结构维、关系维以及认知维度三方面。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将企业存在的社会网络以及企业外部联系的网络视为整体，描述在个体层面或组织层面之间的非个体的联结架构。企业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主要是企业关系中的包含的各类无形资产，重点描述企业在长期重复博弈中因连续交往而形成的个体间联系及企业间联系。通过有效的个体或组织联系，创业者或企业因此占据社交网络中的中心位置，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建立更高的市场声誉和网络威望与权力。因此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主要探讨企业间信任程度、网络规范是否存在、价值取向和结果期望一致性等。按此标准划分的社会资本第三维度被称作认知维度，主要描述在认知层面组织内、个体间或组织间在共享过程中，对目标的共同理解程度。在企业内部，愿景往往指导各职能部门与个人对未来的努力方向，因此组织内部周知的愿景以及一直的价值取向可以导致企业内认知趋同，该过程又反作用于个体及部门，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升，强化个体及组织行为。因此，目标一致性以及文化背景趋同成为认知社会资本的基础。
社会资本的分类方式较多。从系统角度出发，可以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微、中与宏观三个层次。宏观社会资本是指社会基本存在的广泛信任、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主要是外部文化、政治对网络性质、网络结构和网络动态性的宏观影响。中观社会资本指的是关系网络及组织网络内一致认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行为规范。而微观社会资本是指个体间社会关系网络在重复博弈中的预期，表现为彼此信任与互惠，共同价值取向与主张等。按企业边界划分，社会资本又可以分为企业内部以及企业外部社会资本两部分。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主要基于内部信任的关系网络，组织内部各部门沟通顺畅，有效协调，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加强组织凝聚力；后者是企业外部存在、有助于企业获取各类稀缺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类社会资本包括基层员工间、基层员工与中高层管理者之间以及中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内部社会资本可以实现内部的交易成本降低、员工投机行为的减少等。因此社会资本表现为规范、网络和信任。组织亲和与组织信任可以促进知识信息共享，增强员工对组织的承诺、增强企业柔性，并可以大幅提高组织或企业绩效。
（二）创业绩效
创业绩效是从组织绩效概念中衍生出来的，主要从管理、运营、市场和营销等多个角度进行衡量，创业绩效是绩效理论中，尤其是组织绩效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分支。创业绩效主要指企业在创业活动中表现出在组织层面的绩效产出结果，包含多个测量指标。对于科技型在孵企业而言，创业绩效的探讨尤为重要。创业绩效的第一表现应该是企业达到可持续经营的逻辑前提，即保证企业可以存活，然后通过外部环境中的机会识别、资源整合与利用，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积累竞争优势，以提高在孵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对于在孵企业而言，都是初创型企业，其企业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学习能力的影响。如果企业环境较为宽松，且变化性较大，则以稳定方式对各类资源进行整合，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绩效。当然，初创企业的企业绩效主要会受到各方面能力的影响，比如企业学习能力等，这些都能够影响企业绩效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企业绩效也会受到团队稳定性以及团队或组织职能划分的影响。很多研究从三个层面对创业绩效进行概述。第一个层面主要考虑利益相关者，该层面中主要将创业者以及创业团队纳入框架。第二个层面主要是在异质性方面上对创业绩效进行衡量。在这个思路影响下，环境、战略和资源都被纳入研究框架范围，而且环境占据着更高权重。第三层次是从时间层面上对创业绩效进行衡量，主要体现的是创业绩效在时间变迁过程中的变化程度。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具有长期的发展能力以及企业对风险抵抗的能力等。国外学者在衡量企业创业绩效时指出，研究应注重生存和成长两个不同侧面。生存绩效主要是从财务指标进行衡量，包括市场占有率、企业销售额、企业投资回报率等。这三类指标是初创型企业创业绩效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一般情况而言，财务绩效是绩效测量的最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因为数据具有公开性，相对易于获取，因此财务绩效成为上市企业最偏好的绩效测度指标。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在发展中都会受到资源的限制，企业的成长会受到如资金、技术、人才、原材料等各类资源的限制，因此企业在可存续发展中应当通过资源共享及稀缺资源补充克服资源束缚与限制，进而达到提高自身竞争力的目的，形成竞争优势。对于处于初创期的企业绩效测量体系的设计，多数学者都赞同从财务和非财务两方面进行测量，除了包括企业的营运能力、创新能力，也包括了企业成长能力等。因此，成长绩效是初创型企业的重要绩效维度，也代表着初创企业的成长能力高低。
学界对企业创业绩效的理论研究得到了较多创业者的认同，其前置影响因素的识别也为创业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参考和证据。但是，关于企业创业绩效的测量，对于创业绩效分维度绩效指标的选取，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尤其针对企业生存绩效的测度方法，争议最大，目前主流思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根据企业是否破产的时间节点，采取两分变量的测量方法；第二类是根据企业年限进行简单判断；第三类思路需要结合企业年限和该企业在未来八年的存续可能性两个方面综合衡量企业生存绩效。而企业成长绩效的测度较为简单，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根据一些关键财务指标，如销售收入、净利润增长等；第二类是企业长短期获利能力的增长，比如市场份额扩张增速、员工数量的增长等。本文对在孵企业创业绩效的衡量从生存绩效和成长绩效两个维度衡量。
（三）变量间关系
学者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社会资本在创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并开始将企业社会资本作为企业创业过程中企业利用环境资源来克服限制和解决瓶颈的主要工具。学界也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证实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与企业经济效益提升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企业利用社会关系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绩效，企业通过同类企业间的社会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升创业绩效，以及初创型企业社会资本以及企业创业绩效之间的关联。
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是通过网络规则建立起来的规范，与此同时，由社会资本联结在一起形成网络的各节点，根据网络位置确立关系角色。孵化器与在孵企业之间、外部创新主体与在孵企业之间，以及在孵企业间都存在信息与资源的分享过程，在重复博弈中，组织惯例以及组织制度形成，网络联结以及网络资源配置制度形成。异质性信息及资源使各主体间交互联系增强，同时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识别并捕捉商业机会。在此过程中沟通的频率增加、沟通内容的深度增加，在孵企业与其他主体间的互动程度活跃，彼此间建立有效信任，并达成奖惩机制默契，进而再次促动了信息和资源的流动与交互。而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主要是基于共享与一致性的表现结果。认知程度高低来自于信息的通畅程度、沟通双方或多方的理解以及沟通各方所处环境的预设目标和背景文化等，认知意愿则来自于成员可以从中获取的资源质量。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重点讨论的话题是信任。该维度重视各种类型的关系，包括个体间、个体与组织间以及组织间的网状关系。涵盖了各种关系的内容、各方联系的强度、信任的程度，各方交互沟通的频率与深度等等。在孵企业和网络中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信任有助于信息交换、资源共享、知识转移等对产品创新、技术提高、绩效表现具有积极帮助作用的因素。
二、在孵企业社会资本对其创业绩效的影响机理
在孵企业生存在企业孵化网络环境中，往往属于初创期企业，在孵年限处于48月以内，因此在孵企业在生存成长中往往受到各类资源的限制。而学界认为创业者如果具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则越容易在外界为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因而能够获取更多的异质性资源，从而推动企业创业绩效的提高。因为创业者或企业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强度越大，则更容易发现识别更多、更有效的创业机会，并且通过在关系网络中获得更加丰富的异质性资源，也更容易同社会关系网络中、甚至网络外的其他个体间建立有效的信任关系，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好的成长性。因此，企业拥有较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可以帮助企业更有效地获取价值稀缺的资源，对于科技型在孵企业而言，这类资源往往可以促进企业学习，知识转移与资源补充可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从而表现为新品开发速度加快、企业创业绩效积极等有利侧面。
（一）结构类型社会资本对在孵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
结构类型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社会性的大型网络，具备整体性特征，包括个体间、个体与组织以及组织间各类关系结构，囊括了对于网络联系强弱、网络结构特征以及网络资源配给等不同方面的解释，具体表现为网络组织成员间联系以及价值资源流动与配给等。网络作为有效工具，降低了在孵企业在初创发展过程中交易成本敏感的问题，以较低成本获取各类稀缺资源，为企业建立合法性，通过竞争优势积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孵企业往往是组织规模较小，对成本较为敏感的小微企业。财务敏感是小微企业的共同特征。降低交易费用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保证企业存续下去的逻辑前提，节省下来的费用可以投入关系联结的建立，以获取更有利的资源，建立成本更低的资源获取渠道。广泛的联系也可以为企业赢得网络位置、网络声誉，得到网络认可。长期的成本优势以及知识技术积累，可以为企业赢得更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良好的发展能力又会反向作用于企I与其他节点的联系。有效运用网络资源改变网络位置，提升获取资源的层级，进而达到刺激创业绩效的最后目的。因此本文认为在孵企业结构型社会资本对生存绩效有正向影响关系。
良好的互动关系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良好的社会交往可以保持关系的长期性与稳定性，而长期合作基于重复性博弈，促进了企业间交流，有利于优势资源共享以及稀缺资源获取与利用。网络知识的迁移，正向增强了企业间沟通的意愿，拓宽了沟通渠道。良好的互动导致知识和资源在企业间有效流转，产生技术创新，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各企业高速成长。因此，本文认为在孵企业结构类型社会资本对其成长绩效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关系类型社会资本对在孵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
关系类型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人们由于社会联系或友谊等形成的特别联系，主要包括信任、规范和期望等。孵化器以及外部创新主体对在孵企业的扶持帮助较大，可以为在孵企业提供潜在的市场、需求的知识以及欠缺的资源。良好关系与重复博弈导致了网络主体间较高程度的信任，信任也推动了资金流、技术流、资源的流动，各类资源的聚集触发协同效应，实现了经济价值增值的效果。同时也形成更具体的行为规范与惯例制度。成员间的良好关系引发了成员合作深度加大，协同能力增强，凝聚力增强，目标一致性增强，进而导致企业可存续能力增强，应对风险能力增强。因此，本文认为在孵企业关系类型社会资本对其生存绩效有积极的促动作用。
信任建立后，重复博弈使成员间更意愿遵守行为规范，执行组织惯例与制度，不同组织规模间互动的前提是资源互补，尤其是知识和技术为典型代表。因此，合作双方或多方在协同过程中深化信任，创新资源开始有效流动，促动了企业的成长成熟，增强了在孵企业在初创过程中面临市场和技术的广泛不确定性。因此，本文认为，在孵企业关系类型社会资本对其成长绩效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三）认知类型社会资本对在孵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
认知类型的社会资本较为抽象，更常见表达为网络组织中的认知范式。所谓认知可以理解为对同一事物的理解程度。包括了对于目标的理解，对于自身的定位，对于反应的选择等诸多方面。具体可以表现为共享概念，比如对于目标一致性的理解与执行，其中涵盖着语言一致性的要求、背景差异化的消除、愿景一致性的期望等等。也就是说，从宏观的外部环境，到微观中企业的具体执行，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认知的左右与影响。就在孵企业的运营而言，愿景是与企业联结的各主体对于企业未来目标与发展方向的认同与期待，这是在重复合作过程中的基础与保障；其次是文化，这是在不同企业合作中最常见普通的问题，即是否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最后是沟通过程中的媒介选择――语言，这是彼此双方理解的核心要素。因此，认知类型的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在孵企业迅速在合作企业中建立合法性，赢得环境与合作主体对自身的认可，进而占据更高的位置，获取更优质的资源。同一性的认知水平，使不同合作企业针对在孵企业的发展目标清晰化，将不同主体的分工合作内容明细，有利于在网络组织层面对资源进行综合性整合与利用，避免重复与浪费的同时，提升了在孵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多主体合作将松散的组织间关系扭转为紧密联系，情感交流与维系在中国情境下可以有效增强成员的合作动力与凝聚力，有助于企业在不确定与变动性环境的生存。因此，本文认为，在孵企业认知类型社会资本对其生存绩效有积极影响。
在孵企业成长的具体表现，可以简单体现在销售增长、份额增加、规模扩大等方面。目标一致性、价值取向趋同催生了在孵企业的认知类型社会资本，其他创新主体与在孵企业在互动过程中，受认知类型社会资本的反作用影响，增加合作，促进了资源流动与隐形知识转移。不仅如此，共同性认知使合作各方合作意愿提升，弥补了不同主体间目标间差异和价值认知不同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认知趋同的背景下，在孵企业的创新效率提高，新产品开发速度加快，人手需求量增多，组织规模发展迅速。因此，本文认为在孵企业认知类型社会资本对其成长绩效有正向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认为可以从在孵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认知维度和关系维度均可以提升在孵企业知识获取及其创业绩效。社会资本有助于科技型型在孵企业接触更多的供应商和投资资本，可以在市场上获取更多的信息和潜在客户，可以吸收更多更有价值的技术知识及信息，进而促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孵企业，尤其是在孵企业创业者及创业团队要大力发展社会资本，通过个人连接的社会资本、企业连接的社会资本不断扩大企业社会网络连接的规模，不断建立以人、团队、企业为联系的广泛的社会网络。这就要求在孵企业创业者及创业团队在创业阶段亟需通过各种个人联系、业务交往和社会交往与联系来获取企业运营中所需的各种稀缺资源和需求信息。
提升在孵企业社会资本的方式主要可以考虑通过加强与政府部门的联络，拓宽资源获取渠道；主动参与孵化器建设，主动接触孵化器连接的外部各类资源，积极参加孵化器与政府举办的各类会议；加强与孵化器内其他在孵企业的沟通，促进知识与技术交流，形成新的合作领域与关系；与科研院所有效连接，加强技术交流与成果转化，加快新产品开发及上市速度等。总之，在孵企业利用各类社会资本弥补其在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缺口，因此，在孵企业构建有利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资本对其生存绩效和可存续成长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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