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1 16: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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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在电脑上看到一个消息：15岁的小新由于沉浸在网络里，学习成绩陡然下降。初中还没有毕业便辍学。因担心儿子整天沉迷于网络，小新的妈妈让他照看家里的台球桌。小新把看台球桌挣的钱拿去上网。后来家里不再提供上网的钱，小新就想到了偷。6月上旬，小新偷了爸爸2000多元在网吧呆了一个星期。父亲的一顿打骂对小新来说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仅仅几天后，上网的欲望又像虫子一样噬咬着他的心。此时，爸爸月初给奶奶生活费时说的一番话浮现出来。爸爸说爷爷那儿有4000多块钱，当时听了也没太注意，后来就想去偷爷爷的钱。6月15日中午我就去爷爷家，晚上，看爷爷奶奶都已经睡了，就去翻，可一想怕把奶奶吵醒了，就想用菜刀把奶奶砍伤了再翻。”睡梦中的奶奶倒在了血泊中，响声惊动了爷爷。不顾一切的小新又将菜刀砍向了他。爷爷受伤后逃出家门。小新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那4000元钱，只在奶奶兜里找到了两元钱。事后，小新的爷爷说，那是奶奶为孙子准备的早点钱。小新捏着两元钱在村口的一个洞里躲了起来。思来想去，还是投案自首。投案自首后，小新说：“奶奶从小最疼爱他，有什么好吃的都惦记着他。他在看守所里最想念的就是九泉之下的奶奶。“我当时只想着拿到钱后就去网吧，根本没想后果。如果让我在上网和奶奶之间重新选择，我肯定选择奶奶。”说到这里，他痛哭流涕起来。
就象酒后开车，有一天上有3个人去亲戚家里喝喜酒，他知道开车不能喝酒的，可因为自己太高兴了，忘记了有这回事，就和自己一同去的好友痛痛快快的喝了一场，在当天晚上大约9点多点的时候，客人都送走了，他们3个人也就回去了，当他们的车开到一座大桥下面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了，司机感到头晕，就晃了晃几下，这不晃不要紧，可这一晃却没看清楚前面的路，只听见砰的一声，车头就撞到了桥墩的一根柱子上面去了，这喝酒伤身，如果又撞到了人，不就是害人害己吗？
闯红灯也是一样。在一天中午，一个小孩子要去商店去买东西，他等了一会儿灯还没有变绿，可他又想马上去买东西，这怎么办呢？他就不管红灯还是绿灯，就冲了过去，他正好走到一半的时候，喇叭发出震耳欲聋的“滴滴滴”声可这小孩子见有辆车开了过来，就被吓的手忙脚乱，他的脑子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紧跑过去，可还没等他开始跑，车子就撞了上来，闯红灯事虽然小，可万一正好有车过来就是大事了！
以下便是一个实例：
这一天，天气十分炎热，某同学心想：要是现在有支冰棒吃，该多好呀！忽然，该同学看见前面一个休息椅上有一名孕妇和一个皮包，于是他跑了起来，跑到休息椅旁边时，顺手拿起了皮包。后来，该孕妇通过110方式抓住了这名同学，找回了皮包。事后记者采访该同学，问他为什么要抢包时，他语出惊人：“没什么呀！只是想买只冰棒吃！”
再来看下一个故事：孙某是大连人，中考后放假在家，经过家人的同意到上海旅游，到达上海后，到一家宾馆住宿，正巧房间电视中正在播放一部电影——《古惑仔》，这部电影孙某以前就非常喜欢，现在看起来也很过瘾，孙某看完，觉得心中热血沸腾，也想像电影中的主角一样打打杀杀。于是，孙某拿着切西瓜的刀下了楼，遇见在上海某大学上学的小玲及其同事正迎面走来，孙某便冲到小玲面前，在小玲有胸部、腹部刺了十余刀后，猛然清醒，弃刀逃逸，可怜的小玲因失血性休克而离开了人世。后警方立即出动将孙某逮捕归案。
以上两个犯罪实例是青少年对法律无知的真实写照，也是近几年来为什么青少年犯罪案件增多的原因。
中学生陈某是学校出名的打架大王，在学校打，还在外面打，父母平时对他说：“儿子别怕，有人欺负你的话就打他，打不过还有我们呢！”于是，陈某更加无法无天，后来在一次值日中，甄某顶撞他几句，陈某便与校外团体连合在一起殴打甄某，甄某因失血过多致死。
中学生王某，见父亲经常从工厂“拿”回家一些东西，也模仿着，把同学们的一些东西“拣”回家，父母竟很高兴地夸王某有本事，王某得到表扬很高兴，依旧向家里带东西。日子长了，王某迷上了网吧，就把“拣”来的东西拿出去卖，后来就开始偷东西，总计偷了二万九千五百元！第二年，被警方逮捕。
“我还不了解你，准是书店又进新书了，否则你怎么放弃看电视的美好时光而溜出来？”这个“韩非子”心思果然缜密，只好和她一起去了。唉，真不想带她去，她这个人什么都好，就只有一样—十分热爱法律，总是动不动就给我上课。
书店离这还有些距离，我们回家骑自行车一起去。虽然本人极爱看书，但从不看关于法律的书，我压根就认为我和地法律根本没关系，到了下班的时间，加上周围路口又多，性急的我当然没有耐心。我正飞速急驰在马路上，听见耳旁风声呼啸，当然还有心中的喜悦，让我心旷神怡。这时，一阵刺耳的喇叭声穿过我的耳朵，这小司机可真狂，怒火三丈的我，与那司机开始进行激烈的角逐，至于“韩非子”早不知道让我“扔”哪儿去了。
我一会儿“漂移”一会“加速”，玩得不亦乐乎，可人家小司机却根本没把我当回事儿。经过一个路口，人家一拐弯，跑了。而我却直接扑倒在地，好好地拥抱了一下大地母亲。接着就听见“韩非子”响彻云天的叫喊。
把我扶起来之后，当然在她扶我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韩非子”果不其然的对我进行长篇大论式的攻击：“你这么大的人，怎么不长记性，老师说过多少次了，在马路上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逞一时之勇。平时让你多看些法律书籍你从来不看，现在吃亏吧。还有上一次，那张你捡得一百块，是假钞，被人家警察批评了一顿你还不长记性。还有上次，也是和别人赛车，你怎么这么没有法律意识，你再不看重法律，我看你还不一定惹出什么事……”
一、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思想必须与时俱进
全民普法二十多年来，人民法律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国家民主与法治进程取得了巨大进步。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必须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思想，做到与时俱进。一是树立正确的普法观念。普法工作是一项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伟大事业，其长期性、艰巨性和渐进性是不言面喻的，尤其是我们这样长期浸透在封建历史长河中的国家，更是如此。要牢固树立长期作战、吃苦耐劳、默默无闻、坚忍不拔的思想，克服一切可能的急功近利和悲观情绪，把功夫下在对广大群众的潜移默化和润物细无声上。二是树立科学的普法理念。要从侧重普及法律知识，转到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法治精神和法律信仰上来；
要从侧重履行法律义务方面教育，转到增强公民积极的法律意识上来，尤其是要用现代法治理念教育引导公民的权利意识和义务观念；
要从侧重法制教育的普及率，转到强化公民自觉自愿参加法治实践活动上来。
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形式必须不断创新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规律要求我们必须将普法活动有机地融入到公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使普法的单向灌输关系变为双向互动关系，因此，我们必须突破惯性思维，进一步创新法制宣传教育的形式，尤其要更加注重法治文化的熏陶。一是加大法制文艺的创作和演出。充分挖掘城市街道、社区民间文化资源，鼓励支持群众自编、自导、自演各具特色的法制文艺节目，让群众在日常文化活动中实实在在感受法律的存在。二是加强与现代媒体联手。法制宣传教育主管部门要全力利用影视、报刊、网络和广告载体等资源，以法制主题词句、动漫图片等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活动，还可以尝试市场化运做的方式，组建法制文化艺术传媒公司，编写拍摄播出法制文化艺术影视作品和组织舞台演出活动，编导有关法律与政治、法律与民生、法律与文化、法制史与社会发展等专题电视记录片，着力解决法制文化节的社会性、参与性。好的影视作品既可以产生社会效益，也可以产生经济效益，有了经济和社会效益，就可以使法制文化艺术的创作活动产生良性循环，就可以产生更多的有影响力的法制艺术影视作品。
“勿以恶小而为之”，这是三国时刘备告勉自己儿子刘禅的一句话，这位古代政治家的至理名言虽然历经1700多年，但它的哲理光芒永存。是啊，“小恶不制，必然发展”，看看社会中那些犯罪分子哪个不是从“小恶”一步步走向犯罪道路的呢？就如一只小白蚁在般板上咬一个小洞是很不起眼的，但如果任期发展起来，船就会沉没。我们少年儿童预防犯罪要从预防不良行为的发生做起。
目前，种种迹象表明，青少年违法犯罪率呈直线上升趋势。去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已点全部刑事案件的10%。这是一个多么让人痛心的数据！有许多案子让人触目惊心。杀人犯赵某仅12周岁，因向一女童索要一包方便面横遭拒绝，竞将她拖至水中溺死。一初中生杨某，只因与一同学几句不和，竞一气之下将该同学用刀捅死。事后，他还无知的说“是他先说我的，难道我错了吗？
一、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思想必须与时俱进
全民普法二十多年来，人民法律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国家民主与法治进程取得了巨大进步。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必须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思想，做到与时俱进。一是树立正确的普法观念。普法工作是一项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伟大事业，其长期性、艰巨性和渐进性是不言面喻的，尤其是我们这样长期浸透在封建历史长河中的国家，更是如此。要牢固树立长期作战、吃苦耐劳、默默无闻、坚忍不拔的思想，克服一切可能的急功近利和悲观情绪，把功夫下在对广大群众的潜移默化和润物细无声上。二是树立科学的普法理念。要从侧重普及(来源：文秘站 ）法律知识，转到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法治精神和法律信仰上来；要从侧重履行法律义务方面教育，转到增强公民积极的法律意识上来，尤其是要用现代法治理念教育引导公民的权利意识和义务观念；要从侧重法制教育的普及率，转到强化公民自觉自愿参加法治实践活动上来。
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形式必须不断创新
法制宣传教育本身是一门面向人的应用科学。人民对法制宣传教育认识总是有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同时又是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认识和对待它，克服“走过场”和“教条主义”，注重抓好法制宣传教育系统性建设。所谓系统性建设，就是用系统论的观点，将法制宣传教育看作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强调依据“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顺应新形势发展要求，针对不同教育对象特点，开展目标环环相扣，内容层层递进，方法包罗万象的法制宣传教育，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相适应的公民法制宣传教育的新体系。
一、目标上的远近配套。目标是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归宿和起点，在整个法制宣传教育系统中处于指导和支配地位，对于确定公民法制宣传教育的任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按照目标的实现时间、可能程度，可以分为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等等。改进法制宣传教育，首先就是要分层次设置目标，要从公民各自不同的特点开始，根据培养广大公民“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总目标。设计出切合不同群体的分目标，由近及远、阶梯式、连贯性将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导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在不同群体的分目标下，各群体中的教育对象又分别有不同的具体目标，有的要着重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有的要提高公正执法能力，有的要提高依法经营、依法管理能力，有的要提高法律素质，有的要着力培养法制观念等等。所有这些分支目标、近期目标，都是对总目标、长远目标的分解和具体化，他们都是最终指向总目标和长远目标并成为其基础。我们在确定目标时，就应该做到既立足现实找对策，突出针对性；又把握未来求发展，看到远近目标之间的连贯性，使二者上下相接，互相配套。
二、对象上的分层有序。法制宣传教育的对象是一个多层面的复合体，包括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是普法教育对象。按每一轮五年普法工作综合情况考察，可分为重点普法对象和一般普法对象。重点普法对象类别可分为领导干部、公务员、司法人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村级组织领导。领导干部还可分为地（厅）级、县（处）级、科级；公务员还可分为行政执法人员、无执法职能的公务员；司法人员还可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行政干警；青少年还可分为青少年学生、社会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还可分为企业经营管理者、企业员工；村级组织领导还可分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般普法对象类别可分为工人、农（牧、渔）民、城镇街道居民、个体工商业者、常住外来人口。这些类别和层次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表现在公民作为社会成员上，他们有共同的基本需求和行为规范；表现在公民作为独立个体上，他们又千差万别、各不相同。成功有效的法制宣传教育，就是要抓住公民的共同规律，把握整体性的同时，仔细分析公民不同特点和实际接受能力，对症下药，因人施教。
三、内容上的系统衔接。法制宣传教育内容的确定，很大程度是受教育对象不同特点的制约和影响。具体到公民的法制宣传教育，就是一方面要适应社会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法治社会”的需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另一方面要着眼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公民，为公民的健康成长服务。根据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既要鲜明地体现时代特色，紧跟形势的发展，又要从实际出发，保持一种动态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就法制宣传教育内容的总体框架而言，可以概括为四个大方面：一是要深入学习《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要将学习宣传《宪法》，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工作摆上日程，努力提高广大公民的《宪法》意识。要学习宣传国家基本法律，进一步培养公民法制观念、爱国意识和国家安全统一意识。二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学习宣传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法规，引导经济主体依法进行经营和管理，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积极开展人口、资源、环境、公共卫生和文化，体育等方面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建设，推进文化和体育 事业发展。三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劳动和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法律法规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树立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观念。同时，在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农村土地征用和承包地流转、国有企业改制等工作中也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努力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四是要深入开展“一学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即：“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加强对公民守法和依法维权观念的培养，引导公民依法表达自己利益诉求、依法解决各种矛盾纠纷，进一步提高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自觉用法律规范行为的能力，促进遵守法律、崇尚法律、依法办事等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应该看到，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要素根据它本身所要解决的问题，又表现出等级有序的层次性。比如，同属法制教育对象的领导干部和农民教育就是两个不同的层次，领导干部是提高依行政的能力，农民是提高法律素质的问题，领导干部教育层次要高于农民教育层次。法制宣传教育的全过程就是一个有序递进的运动过程，它立足于公民不同特点的实际，有的放矢；又根据人的认识规律，循序渐进。
通过前一段时间的学习，本人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了新的认识。
理念是行动的指南。建设法治社会，必须牢固树立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社会建设，就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苏办发〔2014〕1号文件明确指出：试点镇综合执法机构作为镇政府的职能机构，代表镇政府统一行使由镇政府承担的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权相关的行政强制措施权、监督检查权，并具体负责相关行政管理事项的日常监管。根据文件要求，试点镇综合执法局不但要承担行政处罚职能，还要承担相应的日常监管职能。试点镇综合执法局等职能机构是在镇行政、事业编制总量不突破的前提下通过调节编制组建的，这就决定了综合执法局的编制难以大幅度增加。所调研的试点镇，执法人员最多的张浦镇也只有22人。现有的人员力量难以承担起下放的几百项行政处罚权。
（二）人员专业技能与需要承担的工作任务不适应
县级职能部门下放给试点镇的行政处罚权，权力多、领域广，而且农业、环保、食药等很多领域的行政执法工作专业性很强。目前试点镇虽然采取了跟班学习、加强培训等措施，但一些执法领域专业性偏强的特点，导致一些执法工作在试点镇难以得到有效开展。省、市业务主管部门和试点镇综合执法机构的工作指导机制尚未建立，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案件评查等工作很难直接顾及到试点镇。
（三）衔接不畅和运行机制不健全
有的地方没有按照基本目录的要求下放、承接行政权限；有的地方下放给试点镇的行政权限多且时间紧，试点镇暂时无力承接；有的地方县级职能部门与试点镇没有建立有效衔接、平稳过渡的工作机制，有的县级职能部门对试点镇的行政指导、业务培训和监督检查工作不到位；试点镇获取上级的工作部署和要求、有关政策的信息渠道不畅；有的行政许可事项审核受理，省、市主管部门仅认可县级，试点镇难以具体操作；有的试点镇的综合执法机构和日常管理机构的职责没有完全厘清。衔接机制和运行机制的缺失，导致部分领域出现执法监管的空白地带和真空现象。
二、加强基层农业行政执法工作的对策
（一）稳步做好权力下放和承接
按照苏办发〔2014〕1号文件“凡试点镇确需且能够承接的行政权限，都应赋予试点镇行使；试点镇暂时无法承接的行政权限，要积极创造条件，成熟一批，赋予一批”的工作要求，积极稳妥做好权力下放和承接工作。一是有序下放。在县级政府编制、法制工作部门的指导下，县级主管部门和试点镇加强协调，充分考虑到试点镇的实际需求和承接能力，在“可放”和“能接”之间找到平衡，下放一批试点镇能“接得住、管得好”的常用行政处罚权，对专业性特别强、实践中不常用的权限暂缓下放，并明确放权部门的指导和监督职责，确保权力平稳下放。昆山市2012年下放给张浦镇行政处罚权655项，其中农业类134项。根据一年多来的实践，根据张浦镇的实际承担能力，为防止市场监管出现真空情况，昆山市政府下发了《市政府关于停止张浦镇人民政府行使相关市级部门下放的部分综合执法职权的通知》（昆政发〔2014〕49号），决定自2014年10月1日起停止张浦镇人民政府行使涉及燃气管理、农业投入品、药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191项综合执法职权。停止的191项综合执法职权中农业类的有99项。二是有力承接。试点镇对县级职能部门下放的行政处罚权，细化落实承接实施方案，优化、充实人员配备，做好权力承接各项工作。三是有效行使。县级职能部门加强对下放权力运作的指导、培训，试点镇综合执法局对承接的行政权力要履职到位，避免出现下放权力悬空的现象。
（二）加强试点镇综合执法机构队伍建设特别是专业人才的培养
随着权限的大量下放，试点镇面临人手少、任务多，权力大、能力不够的情况，急需提高综合执法人员法律素质和执法水平，避免试点镇扩权带来的“隐性违规”，构建权力运行的有效机制。县级职能部门必要时可定期派人员充实试点镇的行政执法力量，适应新的管理体制需要。试点镇应通过引进专业人员、加强业务培训、派员到县级相关执法机构跟班学习等方式，加速培养各执法领域的专业执法人才，适应权限下放后执法工作需要。
我们先把争论过程和文本情况简介如下：
伽达默尔首先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文本与阐释”的主题报告。该报告经会后增扩，长达31页，译成中文大约有3万字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可以把它视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一个总结性文本（该文后来也被收入伽达默尔：《文集》第二卷，即《真理与方法》第二卷）。在次日的圆桌讨论中，德里达向伽达默尔提出了三个问题，作为他对伽氏报告的反应；而伽达默尔也作了答复。之后，德里达在会上作“对签名的阐释（尼采／海德格尔）”的报告，不算短，印刷页码约有16页，其中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尼采这个“名字”；“整体性”概念。
以上文本为伽达默尔－德里达这次争论的全部材料。完整文本首先于1984年在慕尼黑出版德文本，题为《文本与解释：德法之争》。五年以后有英文版（纽约1989年）。我们依照德、英文版的办法，把争论文本辑为“巴黎对话”。
事后几年里，伽达默尔对他与德里达的这次巴黎论战一直念念不已，又相继作了“致达梅尔的信”（1984年）、“解析与解构”（1985年）和“解释学与逻各斯中心主义”（1986年）三篇文章，意在重梳他与德里达的异同，进一步回应来自德里达的对解释学哲学的解构论挑战。不过，在德里达方面，似乎没有迹象表明他对此事件有进一步的反应。尽管这两位思想家之间还有过第二次“交锋”，即1988年2月由德国海德堡大学法语系组织的会议，但这次会议设定的主题是“海德格尔与政治”，应该比较热闹，而对于“解释学与解构论”这个课题并未形成更深入的探讨。
关于伽氏－德氏巴黎论战，有多个国家的各路哲学家进行了评论（英文版收集了有关评论文章共计15篇）。主流的意见大抵是：这是一场“不可能的对话”。我们在此只能选译两篇文章，一是英文版《对话与解构》一书的编者米歇尔菲尔德（Diane P.Michelfelder）和帕尔默（Richard E.Palmer）为该书撰写的“导论”，其中对“伽氏－德氏之争”以及学界代表性观点作了一番简明扼要的介绍；二是德国波恩大学哲学教授约瑟夫?西蒙（Josef Simon）的“求理解的善良意志与强力意志——评一次‘不可能的争论’”一文。它们与上述伽达默尔的三篇后续文章一起，构成本书第二部分，我们立题为“不可能的对话？”
作为战后欧洲大陆哲学的两大主流思潮，解释学与解构论有着许多共性，特别是在对现代性危机的体认，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主义、主体主义的批判上，两者是有一致之处的。按照德国哲学家曼弗雷德?弗兰克（Manfred Frank）的总结，解释学与解构论之间有五个重要的“共同因素”：一是作为一种理论基础的“语言学转向”；二是“贯穿于现代思想的危机批判”；三是对一种“绝对精神”或无时间性的自我在场的拒绝以及一种对有限性的确认；四是两者都回到尼采和海德格尔对“西方理性主义”的诊断及其终结这一论题上；五是两者都强调审美现象的原初意义，特别是文学与文艺批评。
于是我们要问：既然有如此之多的共同点，为什么人们还能把伽达默尔－德里达的这次巴黎对话称为“不可能的对话”？
实际上，如果把伽达默尔的理解要求彻底化，那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对话。伽达默尔认为求理解的善良意志是自然的。人只要加入对话，为的就是理解和被理解。你德里达既然与我坐在一起了，而且也参与了讨论，而且也向我提出了问题，回应了我的演讲，当然就已经服从了求理解的善良意志。对话中理解的善意与被理解的愿望本身就构成了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在两人的辩论中，伽达默尔总是以“善良意志”勾引着德里达，偏偏这位德里达是一个“刺青”，不领伽达默尔的情，时刻保持着一个解构论者的警觉。伽达默尔的善良意志与德里达的解构警觉之间，构成巨大的张力。 转贴于
看起来，伽达默尔的辩证法式的“狡猾”可能是有一点点讨厌：喏，你只要和我坐在一起，哪怕是一声不吭，跟我翻着白眼，也已经落入我的“善良意志”的同一性圈套中了！不过，正是这样一种稀松平常的诘难触着了德里达解构论的一大“软肋”：主张非同一性和差异化的解构论如何反身面对自己，如何要求自己的主张？非同一性的诉求本身是不是一种要求理解和认同的同一性诉求？伽达默尔不无刻薄地指出：德里达对自己“不公”。
事情的关键在于同一性形而上学及其批判。因此两人的讨论势必演变成一场哲学史的论辩。伽达默尔认为他与德里达都是以海德格尔思想为出发点的，并且把自己和德里达称为“海德格尔原创思想的两个完全独立的发展者”。德里达大概也会同意这个说法。德里达在会上的专题报告显然也是有备而来，题曰：“对签名的阐释（尼采／海德格尔）”。
战后欧洲大陆哲学各路向可以说都带上了海德格尔的“签名”。海德格尔思想在法国知识界获得了某种激进化的推进和发扬，而在其本土德国则似乎构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美国哲学家约翰?卡普托（John D.Caputo）认为，德里达的解构论构成“海德格尔主义”的“左翼”，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则成为“海德格尔主义”的“右翼”（参看《对话与解构》，第258页以下）。这个意见虽然过于简单化，也容易被简单化，但基本上还是可以成立的。如果说伽达默尔强化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向心”方面，那么，德里达则发展了海德格尔思想的“离心”方面。
伽达默尔自以为得了海德格尔的真传，而且特别强调自己是以后期海德格尔思想为主要背景的。这话似乎不可全信。无论就思想高度还是就课题范围来看，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话解释学、辩证解释学）未能超越前期海德格尔的“此在解释学”，充其量还是对后者的一种内在化拓展，也就是说，伽达默尔并未真正跟随海德格尔实施思想的“转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伽达默尔“延续了海德格尔解释学的中断”（中文研究可参看张志扬：《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1992年，第118页）。
德里达的一些基本思想和观点或明或暗地承继着海德格尔。他的基本词语，诸如“解构”、“涂抹”、“踪迹”、“分延”、“游戏”等，多半是从海德格尔那里发挥出来的。德里达的“解构”（deconstruction）一说就是对海德格尔的“解析”（Destruktion）思想的一个发展。海德格尔在前期哲学中提出了对传统存在学（本体论）进行“现象学的解析”的任务，其目的却是积极的，是要标明存在学传统的各种积极的“可能性”，即“标明存在学传统的限度”（《存在与时间》，第23页）。尽管海德格尔后来也讲“克服”和“经受”形而上学，但他讲的“克服”（überwinden）或者“经受”（Verwinden）也不是纯粹消极的、否定性的，而倒是一种“原始的居有”。
与海德格尔的“解析”、“克服”或“经受”相比较，德里达的“解构”似乎更为激进、更带有“暴力”性质。在德里达那里，所谓“解构”首先是一种“策略”，意在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等级制度，摧毁“在场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虽然德里达对海德格尔多有承继，但他仍指责后者在形而上学批判上的不彻底性。在德里达看来，不仅前期海德格尔以“此在”为中心的“基础存在学”奠基，而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等后期著作中海德格尔对人道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都仍然是“一种对人的本质和尊严的重估或重获”。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存在的真理之思，虽则名义上是对人道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划界，但依然脱不了是一种“人之思”（德里达：《哲学的边缘》，英文版，第128页）。德里达还以“声音中心主义”来攻击海德格尔，认为后者的语言观仍然是强调“说”（声音）而贬抑“写”的。尤其是，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所思的“亲密的区分”和“二重性”的“本有”（Ereignis）都还有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具有本源意义的“终极能指”的危险，而他自己的“分延”（difference）则是“非完满的、非单一的，有结构的和区分化的差异之源。因此‘本源’这个名字就不再适合于它了”（《哲学的边缘》，第11页）。
德里达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解构论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基本分歧也在于形而上学批判，而就形而上学批判来说，焦点恰恰在于尼采和海德格尔，更具体地讲，在于海德格尔在战乱中集十年之功形成的尼采阐释。正因为这样，德里达才把自己的报告题目设定为“对签名的阐释（尼采／海德格尔）”。该报告表面看来犹如空穴来风，与会议主题毫不相干，实则不然。温柔敦厚的伽达默尔屡屡声明，他对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持毫无保留的信服态度，与之相反，德里达则认为这种阐释是大成问题的。德里达的思路可谓清清楚楚，直击两点：“名字”（专名）与“整体性”。
德里达认为，虽然海德格尔试图摆脱人们对尼采的心理学－传记式的误读，但他坚持尼采哲学的系统性，为尼采加上了一个人名的统一性，努力把“尼采这个名字或者‘谁是尼采？’的问题还原为西方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其实就是还原为在这种形而上学的极顶上的一种边界境况的惟一性”。德里达这个责难尖锐有力。这个尼采，这个惟一的尼采“专名”，被海德格尔树立在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史的完成（终结）点上，成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而在德里达看来，尼采实在要比海德格尔更具解构性，更不形而上学。德里达问：“难道尼采不是除基尔凯郭尔之外少数几位把自己的名字多重化，并且玩弄签名、身份和面具的大思想家中的一员吗？难道他不是那个多次、并且以多名来命名自己的人吗？”（参看《文本与阐释》，德文版，第68－72页）。非形而上学的尼采不是单数的“尼采”（Nietzsche），而是复数的“尼采们”（Nietzsch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