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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概念本身蕴含的问题和争议使得它难以满足科学实验研究的要求关于“民族心理”的定义方式存在多种可能性。其中一种定义是以整个民族群落为主体，这个主体在社会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性的心理和行为倾向性即是民族心理。这种定义方式强调民族的整体性和集群性，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定义策略。比如，冯特以黑格尔的“时代精神”概念为基础，将民族心理定义为民族整体的精神活动特征;另一种定义方式则是通过寻求同一民族的大多数个体在类似社会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来界定民族心理。这种定义则强调个体是构成民族的基本单元，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定义策略。近年来，有研究者试图通过对隶属于不同民族的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进行实验研究或量化测评，从而考察不同民族的整体性心理特征。他们所依据的就是民族心理的第二种定义方式。持前一种观点的研究者对后者的研究结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个体的简单叠加不能形成群体，对个体的实验研究或测评结果不能用来描述民族整体。即，自下而上的研究只能考察个体心理而不能描述真正的民族心理或群体心理。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必须要采取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宏观的、整体的视角。也就是说，民族心理学研究只能发端于关于民族心理的第一种定义方式。而在这种定义下，民族心理作为研究对象缺少了进入实验研究的必要限定条件与确定性，因为实验研究者只能对具体的个体进行精确测评，却不能对民族整体进行测评。辩解:除了民族心理学之外，还有很多学科都存在核心概念界定分歧而导致研究策略与研究方法的差异。这种现象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也不少见，比如牛顿经典力学与量子力学之间的区别。因此，核心概念定义方式的多样性本身并不构成实验研究的障碍。质疑意见的中心议题是，民族心理学的两种主要概念定义方式中，只有自上而下的整体性的策略才能够真正言说民族心理的课题。那么，这种理论建构策略是否与实验研究不相容呢?固然，实验研究的实施过程只可能针对个体而进行，实验研究遵循的是从个体到整体的归纳方法。那么归纳的方法是否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障碍呢?不可否认，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正是归纳的方法。人的认识过程正是通过对个别对象的考察而形成一般性结论。与自上而下的演绎法相比，归纳法不能保证结论的确定性，但是归纳法是为演绎法提供前提的认识方法。民族心理学是我们认识民族群体共同心理和行为特征的研究，同样需要归纳法和演绎法的配合才能形成新的知识。因此，断言民族心理学只能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即演绎法，并不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再者，是否存在这样的分别，归纳法是属于自然科学的而演绎法是属于社会科学的?经典的自然科学实验通过在实验条件下观察事物的变化而形成结论，研究者应该保持中立，客观地描述观察到的现象，不能事先持有某种理论或假设，这就是传统实验研究只做描述不做解释的法则。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往往是带着某种预设介入研究主题，他们会用自己的预设或理论对观察到的现象做出解释。社会现象纷纭复杂，也需要研究者对其做出解释。于是，在传统的学科分类标准中，描述与解释是两个不相容的思维体系，只能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解释与描述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一方面，社会科学理论，包括哲学也在寻求通过观察与描述的实验来验证其命题;另一方面，自然学科的研究也更多依赖演绎法，用理论去做解释和预测。比如当代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建构就是从自然选择理论出发，通过演绎法推导出操作性假设，再运用这些操作性假设去预测社会现象，最后通过观察、实验等方法去检验操作性假设的预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学科属性与核心概念的定义策略并不构成民族心理学使用实验研究方法的障碍。
(二)民族心理是一个高度生态化的概念，其所涉及的大多数内容只能在真实的社会条件下才会展示出来
在实验室的控制条件下所观察到的被试的表现不能准确地再现其民族心理特征辩解:对实验研究的生态效度的质疑并不局限于民族心理研究领域。在所有的实验研究中，研究者都要事先考虑实验条件下得到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衍到一般。比如经典力学的实验，研究者在实验室中营造了一个理想的环境，在其中物体不受力时可以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但是在现实条件下我们不可能观察到始终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摩擦力很快会使得运动的物体停下来。那么这是不是物理学的实验缺乏生态效度呢?任何实验都建立在一个理想态模型的基础之上。这个理想态模型的建构则有赖于对现实的形式化表征。也就是说，当我们难以言说纷繁复杂的现实时，需要将其中无关的，或不那么重要的因素先剔除，只留下我们认为对我们了解现实最重要的因素，然后对这些重要因素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个因果关系的假设，这就是形式化的模型。实验的目的就是检验这个因果模型假设是否成立。因为假设模型是在剔除了大量无关或不重要因素后才提出来的，所以对它的检验也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那么，在理想条件下获得的实验结果如何返回现实环境呢?让我们再以经典的物理学实验为例。在实验室的理想条件下，实验结果显示物体不受力时可能做匀速直线运动，我们把这个模型称为模型一。现实的环境中存在摩擦力影响物体的运动，于是研究者需要另外建构一个关于摩擦力与物体运动的假设模型，这是模型二。模型一和模型二结合就可以描述存在摩擦力的条件下物体的运动特征。现实中物体的运动轨迹往往不在一个平面上，于是物理学家还需要建构一个斜面与运动关系的模型，模型三。模型一、二、三结合就可以言说在不平坦的，有摩擦力的表面上的物体的运动特征。随着加入的模型的增加，实验描述的对象越来越接近现实。面对民族心理的研究课题，实验的生态效度自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但是生态效度也不应该成为民族心理引入实验研究方法的障碍。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实验研究需要从现实中抽离出来，同时，实验结果也能够返回现实。民族心理实验研究的生态效度可以通过，最终也必须通过实验设计的改进，多组实验的相互配合、印证等方式来得到提升。
(三)在面对文化影响的问题上，民族心理学的和实验心理学存在分歧
民族心理具有高度的文化渗透性，以至于在很多场合民族心理与文化心理这两个名词具有几乎同样的涵义。因为文化是“民族”构成的最重要条件，所以民族作为主体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不可能离开文化而抽象成为某种具有超越文化限制的一般性概念。在实验心理学的基础性研究中，文化渗透却是需要被仔细地排除的干扰因素。也就是说，在研究目标上，民族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存在分歧。民族心理学需要考察文化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而实验心理学却要尽量避免文化因素对研究结果的渗透。辩解:将实验研究与文化因素的影响对立起来其实是一种误解。事实上，文化对个体或群体心理的影响也是可以通过实验方法来研究的。在一些基础性研究中，比如有关痛觉的研究，研究中需要尽量避免文化因素对被试痛觉体验的影响，从而精确界定人的痛觉阈限。之类研究是对人的最一般意义上的身心特征的考察，因此避免文化因素的渗透是必要的。比如，被试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被试对实验目的的认识，被试与主试之间的关系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被试的痛觉体验。为了获得精确的结果，研究者需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因素。同时也有研究者专门考察某一类文化因素对痛觉阈限变化的影响，比如在测试前让被试听不同风格的音乐，结果发现音乐影响了人的痛觉阈限。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因素在实验中的渗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实验研究中要控制哪些文化因素的影响是依据研究的目的来确定的。今天的心理学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基础性实验研究的跨文化比较。这样的跨文化比较可以帮助研究者分辨出哪些心理特征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哪些是特征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文化因素在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中既可以作为一个自变量，也可能是需要控制的干扰变量，也可能出现在因变量之中。因此，文化因素也不是民族心理学开展实验研究的障碍，相反，民族心理中的文化成分正是实验研究的目标。在涉及文化或跨文化的研究中，研究材料或工具的跨文化一致性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无论是实验还是量表，在一种文化背景下有效的研究工具或材料在另一种文化中未必适用，这就是研究的跨文化效度问题。这个问题提醒着研究者，即使已经在一种文化中获得了有效的结果，也不能对研究工具或材料做简单的语言翻译就投放到另一种文化中施测，并且还把这两个结果直接进行比较。当然，跨文化研究效度问题不仅仅出现在实验、测量等量化研究中，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的质性研究同样也会遭遇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前面提到的生态效度问题一样，即，通过改进实验设计、重复检验、多组研究相互印证等手段来提升研究的效度。总体上，对民族心理实验研究的质疑意见涉及到了这个领域的主要困难，但这些困难不是不可能逾越的，相反，它们只不过在提醒着从事这类工作的研究者应该时刻警惕，不要犯技术上的错误。回顾心理学实验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很多过去认为不能通过实验来研究的议题后来都被列入实验研究的名单内。冯特最初断言记忆不能通过实验来研究，但是在艾宾浩斯以后，关于记忆的实验就不再新奇了;弗洛伊德理论以潜意识概念作为基础，直到20世纪50－60年代，心理学家都认为潜意识是不能用科学的方式来认识的，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缺少必要的科学性，但是当內隐研究技术被发明以后，对潜意识的实验研究也不遥远了。类似的课题还有自我、思维、决策、推理、社会认知等［14］。在某一阶段，实验研究遭遇到理论与技术的困难，突破这个困难的力量来自对研究课题做出恰当的操作性定义，以及采用合适的技术手段。本文已经对民族心理实验研究的质疑意见做了辩驳，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1．类比实验研究的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民族心理的实验研究尽管在今天正面临一些困难，这并不意味着用实验手段研究民族心理问题是不可能的;2．从研究历史看，研究技术的进步，提出核心概念的恰当的操作性定义是心理学实验研究进步的原动力;3．实验研究的本质是模型模拟，这个特征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因此，实验民族心理学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之间并没有矛盾。
二、民族心理学有必要采用实验研究技术
前文已经讨论了民族心理学有采用实验研究的可能;接下来，本文还将论证，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有采用实验方法的必要性。人类获取知识的目的一是为了满足对世界的好奇心，期待获得关于未知现象的解释;二是为了满足对世界的控制欲，通过知识预测世界的变化，进而达到对世界的掌控。每一门学科都承担了解释某一个领域内的现象、传承领域知识的责任，即，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尽可能地达成人们的愿望。为了实现解释、控制的目标，人们必须建构一个关于世界的假设模型，通过对模型运行机制的考察来解释世界的变化，同时，也是通过对模型运行特征的评估从而实现对世界变化的预测和控制。人们建构的模型是对真实世界的模拟，这个模型是否能够担当准确描述世界的任务呢?于是，对模型的检验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将已知的世界变化特殊输入模型，观察模型运行结果与世界的现实变化之间是否契合。这是验证性实验;如果我们的模型已经通过验证，那么我们可以将当前的现实数据输入模型，通过模型运行结果来预测世界变化的特征，这是预测性实验或叫住探索性实验。自然科学是对物理世界做出描述与解释的知识。在模型建构与检验方面，自然科学已经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研究规范，这种规范就是科学范式。按照库恩的分析，自然科学已经进入范式阶段，即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总有一个具有统治性的世界模型，大多数研究者都信奉一个主流的范式。这时，研究者的主要任务就是用这个范式所规定的方法去描述和预测世界;关于这个模型或范式本身的质疑和争议则常常被忽略。目前的心理学处于什么阶段呢?研究者对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目前的心理学已经进入范式阶段，也有人提出心理学还处于前范式阶段。存在这种争论暗示了目前心理学缺乏统一的理论模型，也没有被大多数同行所认可的主流范式。与当前处于范式阶段的自然科学所不同的是，心理学以人和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范式，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心理学永远也不可能像今天的物理学、化学那样成为一门真正的范式科学。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实际上还处于前范式阶段，即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用以描述和预测世界的模型，也没有形成得到公认的主流研究规范。在这个时期，各种声音彼此争论，相互竞争。因此，常常听到对某一种研究方法的批评就不奇怪了。要公正地评价某种研究方法在这个学科中的贡献，我们需要跳出这些争论本身，在元理论的层面上，从学科的研究目标的角度来评价研究方法的取舍。如前所述，每一个学科知识都是对世界某个领域的描述和预测，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学科知识必须要建构理论模型。心理学当然也不例外。同样，为了检验模型的有效性，验证性实验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将经过验证的模型用于描述与预测未来，探索性实验也是必要的。因此，在学科建构的元理论水平上，心理学的实验性研究方法是必要的。所不同的是，由于心理学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主流范式，各种实验规范之间还存在竞争与争论。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争论的焦点在于某种实验规范是否可行，而不是实验本身的元理论价值的评价。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应该遵从心理学的学科规范。如果实验研究对于心理学来说是必要的，那么对于民族心理学而言同样是必要的。第一，如果说心理学需要实验，而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的民族心理学却不需要实验，这个判断在逻辑上和学理上都是不成立的。在逻辑上，如果民族心理学是隶属于心理学的下位概念，那么心理学的所有属性都会体现在民族心理学之中。如果实验研究对心理学而言是必须的，那么对于民族心理学而言也应该是必须的。在学理上，这个判断意味着将心理学研究分成可以用实验的和不可以用实验的两部分。这个分割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因为通常我们也会将不同的研究课题与适合的研究方法对应起来，比如，一些课题适合采用这种方法而另一些课题则适合采用另一些方法等。但是，当我们讨论研究课题与研究方法的对应关系时，是在操作层面上对研究方法的划分。即，用什么方法控制变量、用什么技术收集反应数据等。所有这些区别或差异都是在统一的元理论之下衍生出来的变化。如前所述，心理学的元理论模型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其有效性。于是，在统一的元理论之下，心理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都要遵循实验研究的基本准则，这就是让心理学成为科学的那些规范。如果研究者强调某一个领域可以不受此条件限制，那就意味着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被划分到了心理学的领域之外了。正如冯特将民族心理学与他自己创建的实验心理学分开一样。在他断言高级心理活动不适合通过实验来研究时，实际上是将研究高级心理活动的民族心理学和研究基本心理过程的实验心理学看作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其中实验心理学属于科学，而民族心理学则应该属于人文学科的研究。两者赖以描述和解释行为的假设模型是不一样的。冯特的实验心理学遵循的是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型，而他的民族心理学则遵循社会学和文化人类的模型。而今天的民族心理学的理论建构如果不希望脱离科学心理学的主流范式而独立经营，就应该遵循心理学统一的元理论规范。也就是说，和心理学的其他研究领域一样，采用科学的研究范式是让民族心理学成为科学的前提。反对者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即使民族心理学遵循心理学统一的元理论规范，但是在操作层面上，由于民族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它可能采用相应的特别的研究技术，比如，观察法、个案法、质性研究方法等，而实验法则不是民族心理学的必须技术。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虽然某些特殊的研究对象对研究方法会有特别的要求，但是为了获得精确的认识，研究者往往要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相互配合、印证。即使是感觉阈限研究这样的课题，也不是单单采用实验法就能够应对的，往往需要观察法、访谈法等技术的配合才能获得精确的结果。通常，越复杂的研究对象越是要求多种研究技术的配合。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非常复杂，正因如此才需要多种技术的共同参与，实验法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第二，正如数学是人类理性思维的通用语言一样，实验逻辑也是民族心理研究的公用语言。民族心理学研究以民族为主体的心理和行为机制，要识别某一民族的特有心理和行为特征，需要将该民族的心理和行为表现与其他民族进行对比。在心理学研究中，在两个或多个民族之间进行对比时最主要的控制变量是文化因素。因此，民族心理学本质上是研究文化的科学。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者一定持有自己特有文化的在场。于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实际上是用一种文化去描述自己和他者的文化。当两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要对话时，各自的文化在场可能成为他们之间交流的障碍。比如，关于地域文化的称谓就体现了这种文化在场的障碍。欧美人习惯将来自欧洲大陆以东的所有文化都称为“东方文化”，而东亚人则习惯将东亚以西的所有文化都称为“西方文化”。那么，介于两个地域之间的西亚和印度文化当属于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呢?显然，所谓东西方文化的称谓在学理上和伦理上都是不严谨的。而认真思考过不同地域文化关系的学者会采用更为客观、严谨的文化识别标准，比如车文博先生提出了一个从整体－分析、神性－理性两个维度来区分“四方文化”的标准。根据这两个维度，文化类型可以被分为四大类别:整体神性、整体理性、分析神性，和分析理性。东亚、西亚、印度和欧美文化依据各自在两个维度上的表达而被识别为不同的类型。由于提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识别标准，各种地域文化的特征才有可能放在同一个体系中来比较、交流。就像在地图上标出经纬度，地图上的任意两个点就可以相互定位了一样。民族心理研究可能采用多种研究手段，包括各种人文研究的手段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各种研究方法得到的结果要能够相互交流，需要有一个像地图上的经纬线一样的坐标体系。这个坐标系统就是研究的元理论范式。前面已经论述过，实验是支持并验证这个元理论的过程。于是，实验逻辑就成为了界定文化阅读有效性的坐标。在统一的实验逻辑下，民族心理的各类研究才拥有相互比较的可能。
二、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具体措施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未来及希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如何。良好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可以使得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未来有良好的发展，而相对较差的心理素质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未来的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一）大力开展活动增强人际关系为了大力拓展少数民族的人际关系，则需要经常开展一些多种形式的社会活动，使得学生们可以在活动中进行相互交流并相互促进，并为学生创造相应的机会使其更多的接触社会。如此，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学生对于社会的认知能力并在某些方面锻炼了学生们心理承受能力，也对其心理健康起到了相应的促进作用[2]。
（二）对少数民族学生予以关怀若高校想要在一定程度上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提升，则需要对其进行了解，并通过解决实际困难使得大学生可以得到自身所需要的东西。同时应及时在校园成立一个心理特别服务中心，为了方便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遭受一些烦闷的事情时可以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并教会其合理的运用科学方式来解决问题。应该具有针对性的来为大学生们解除烦恼以及内心的忧虑。如此，便可以更好的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们心里状态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创造良好校园氛围良好的校园氛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自身的心理素质，也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起到了一定影响。构建和谐的校园氛围是我国为缓解民族关系的重要条件。因此，校园中应积极培养乐观、开朗的校园气氛，进而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起到促进作用。只有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才可以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广阔的空间中尽情的与人交流，并在某些方面培养其自身的性格特点。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拥有健全的心理，进而提升高校中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3]。
前言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重要品质．这已为越来越多的人十所认知。“谁掌握了面向2I世纪的教育，谁就能在2l世纪中处于战略领先地位”、“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志在全国科技火会上的讲话，成为国内高等院校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的动力。
机械设计是理工院校机械类专业的一¨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实践性，凝聚了从认知机械到设计机械的创造性思维过程。目前，我国许多院校对机械设计教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教学改革，从课程内容设置、教学手段、实践性教学环节、考试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取得可喜的成绩，有力地推动了教育改革的发展。
但是．创新能力不是先天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影响F．通过教育培养、制度促进、实践锻炼以及个人和群体的勤奋努力等形成的。而在教育培养因素中，民族文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冈索之一。笔者曾在日本山形人学学习工作过几年，有一点浅显的体会，想与各位前辈同行讨论。
一、民族文化的差异对学生能力的影响
(1)教育模式对学生畿力的影响我国从古至今都非常重视考试，_人学生在进入高等学校之前，基本上是以应试教育为主。著名学者杨振宁将中世方教育模式概括成一句话：“中国教育给了我严谨，美国教育给了我创新。”这句话概括了两种教育模式的特点，反映了一定的实际，中国教育比较严谨，比较按部就班：两方的教育可能比较自由，自由就是说不像我们教学那样死，可能比较鼓励学生敢说、敢想。考试的确能反映山学生对基础知识掌握的程度。经过火大小小若干次考场的检验，造就了学生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很强的运算能力，但是，考试反映的只是分数，并不代表J二程实践能力。从某种程度来说，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模式，使学生在实践性环节上的投入相对减少，在青少年时期的许多兴趣与爱好难以发挥出来。日本实行以素质教育为主的全面综合教育，在基础知识的学习阶段同样要考试．但考试的压力远不及我国学生大，而且。学校为学生创造了大量的接触实践的条件和机会，因此，在进入大学时，日本学生的实践能力已经与我国学生有所不同。
(2)生活方式对学生能力的影响日本人向来阻蝴头工作、细致整洁、做事弗井有条而闻名，从小注重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日本学生上课纪律非常好，在公众场合安静、沉默，学生对家庭的依赖心理较轻，学校只负责学生的学习，日常生活由学生自己安排。学生对于布置的作业、实验、设计埋头钻研，特别是对一些细节问题处理得细致周到。相对而言，我国学生思想活跃，计算机运用能力强，易于接受新知识，似乎自立能力显现得晚一些。
一定的活动方式与创新习惯的养成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教学活动中，在坚持继承良好传统与创新精神相结合的基础上，注意综合运不同的教育方式爿∈培养学生发展不同的心理需求利活动样式，可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刨新质。
(3)学习环境对学生能力的影响创新能力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也要有一定的内在因素。外在条什主要有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适宜的群体心理氛围、有效的激励措施等。创新能力的形成，最主要的条件是有一种宽松的社会生态环境。这种环境是指已有学者所认为的那种“心理安全”与“心理自由”的宽松境况。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学生的精神可以经常处在“不逾矩”的状况中。
宽松的学习环境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即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不是老的概念，世界上优秀的学校一直把它作为非常重要的一条来考虑的。“学生的头脑不是一个用来填充知识的容器，而是一个待点燃的火种”每个人的火种是不一样的，需要靠同学的力量、靠家长的力量、靠教师的力量一起把不同的火种点燃。“学校的任务就是发挥学生的天才”。就学籍管理而言，日本的高校的政策相当宽松，工科类学制为四年，不能按时毕业还可以继续读。作者所在的研究室有一个八年生，虽然他?|5读得马虎，汽车联轴器却研究得很好．老师就发挥他的氏处，对他进行鼓励，并不因此限制他。一个学生八年投有毕业还能继续保留学籍，令人难以想象，这就是环境给他的宽容1不仅如此。山形大学在实践环节的管理上也非常宽松，学校没有为某门课程设专用的实验室，课程的实验基本上在教授的实验室进行。但有一个专用的机械工厂，工厂实行开放式管理，学生在工厂的实习自主性很强，在约定的时闻内进入工厂后几乎无人指导。工厂的设备可随意使用，材料任学生选用，测试工具非常齐备。这种宽松的实习环境为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很大方便。
(4)课程设置为能力培养所创造的条件日本的机械类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的机械设计类课稗有机构学、机械运动论、机械设计学等。机构学主要讲常用机构如连杆机构、凸轮机构、齿轮机构和传动机构等的基本知识，类似丁国内的机械设计基础课，但内容较浅，方法基本上采用解析法，周学时1．5，总学时30～40左右。机械运动论主要讲平面连杆机构和空间连杆机构的分析与综合。机械设计学主要讲齿轮机构的啮合原理、加r方法等内容。但课程内容也与授课教授有关，教授们往往结合自己的科研课题来上课。总的感觉是国内的课程内容多而广，而日本的机械运动论和机械设计学课程内容少而细，学生学习负担较轻。课后有更多的自主时间。我校的“机电创新训练”分集中进行和分散进行两种形式，学生们对此训练很感兴趣，但由于学习任务较重．用在训I练上的时间有限，所以，还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待改进的问题。
(5)高校内部结构对学生培养结果的影响高校的内部结构差异导致了学生培养方法上的根本不同。任何高等院校的内部结构都是纵横交错的，纵的方向是本科教学，横的方向是科学研究。不同的学校其内部结构是不一样的。国外的研究型大学纵向简洁。横向丰富；但一流的高等职业学校纵向丰富．而横向简洁。我国的高校却趋丁二雷同。我国的高中生考入高校，往往被分入几十个不同的系、院。世界上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都把广博教育放在培养本科生的首位，把专业培训放在次要位置。日本学生入学厉，第一年都要学文化、逻辑、修辞、几何、天文、数学、音乐等课程，而学生分专业是_人学二年级之后的事情。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可以具各思考的能力、清晰沟通思想的能力、明确的判断能力以及能够识别普遍性价值的认知能力，这种宽基础、宽专业的培养方式带来了与专业分得太细的培养方式全然不同的结果。可喜地看到国内有些学校已开始试行，部分新生入校不分专业，进入“元培计划班”，获得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在一年半后再选择专业。这无疑是一个好腔开端。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一般来说，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客体包括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普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所获得的规律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所获的规律也可以丰富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传统上着重于研究个体、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则着重于研究群体中的个体、群体、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复杂。美国心理学会迄今仍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放在一个分支里。一般说来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特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关系、涉及较稳定的心理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直接社会情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这个情境的解释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直接社会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虽然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但真正开创、推广这个方向的是奥尔波特和默德。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50年代以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过。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绍过作为心理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社会心理学。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以及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重要著作的译本，中国学者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大型群体和群众的心理现象，如拉察鲁斯、斯坦塔尔、冯特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塔尔德、西格尔和勒邦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还有影响，如塔尔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体极端化和个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纪初态度的研究成为中心。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出现以后，社会促进的研究成为中心。以后，群体过程、说服、顺从、认知失调、归因等分别成为某一时期的研究中心。
语言文化学自产生来时，在人文思想上坚持以为文本的理念，对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加以尊重，对文化的内在性、民族性与本然性作出阐释。表象与知识更具有名族地域特色，因此对表象理论的研究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情感倾向、自我文学、艺术等的发展与独特的思维特征。
一、表象理论综述
本文所写的是表象问题，它与知识更具有民族特性，其独特的表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在表现其独特的民族族心智特征上有重要意义。
表象一词并不是语言文化学先发明的，在古老的东西方早有其渊源。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概念来自表象”和“灵魂不能无表象而思维”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表象思想主要表现在《周易》中，其中所表述的“象”更多的是意象，《周易》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角度出发，通过不同的意象来阐述世界本原以及事物的本质。
哲学认为表象是对客观事物的印象留存于大脑记忆中，其产生是由外在的刺激物所引起的。心理学认为在头脑中形成的对感知事物的形象，无论是否受到刺激引发都存在于人们的意识里，也就是说，表象在生活中的作用很大，已经潜入到我们的思维之中，不自觉的影响我们的活动，同时表象还具有强烈的民族倾向性与思维特性。因此，对于语言文化学的民族文化研究来讲，表象更具重要性。因此语言文化学的表象理论研究对国际间文化的交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表象的特征与分类
1.表象的特征
语言文化学中的表象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表象，包括形象与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意义属性。可见，语言文化学范畴的表象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可以是集体也可以是个体的。表象结构在当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更为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多媒体网络技术所提供的独有形象，其结构所带给我们的直观刺激性、可感性更是让大众感到快意。也就是说，表象在更广范围的国家文化交流中，通过研究民族语言文化的特点，进而探询民族思维和精神世界，达到为国际文化交流服务。
2.表象的分类
表象可以分为集体表象和个体表象，因为表象具有双重性，它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集体的，这是表象特有的个体性和超个体性。具体到个体来说，每个个体都具有各不相同的个体表象，而从个体所属的民族文化角度来看，必然要接受从这一文化共同体中继承下来的民族的共同的表象，这就是集体表象。两者之前的区别研究在语言文化学之前便有：有的把集体意识看做社会成员世代继承的公同的信仰和感觉系统，在这个基础上群体可以产生共鸣；有的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认知形式，是“一般思想”中的知识，其内容、功能和再现都受社会制约；有的认为社会表象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认知现象，它们是关于行为、思想和价值的多层次系统等。
三、表象的结构
由上文可知，集体表象是语言文化研究的重点，因此，在表象理论中一般指集体表象。在集体表象的结构体系中主要有先例现象、定型、艺术事实与鬼神。
1.先例现象
“先例”或 “前例”，指“已有的事例”或者“可供后人援用或参考的事例”。语言学术语“先例性”，基本是这个含义，表示“己有的可以供后人援用和参考的事例”。
先例现象作为一种表象，自然具有表象的特征，但是又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作为先例现象需要具备几个条件：具有超个体性，在这个个体共同体或者民族文化体中他们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很熟悉，如同常识知识一样熟知，至少知道这些现象存在；在认知层面上这个现象是现实存在的；此种现象在某个民族文化群体的言语中经常出现，带有民族标识。
先例现象具有自己的原型性与单一性，也就是说同一个民族中的先例现象有着相同的原型形象、评价取向及伴随意义。先例现象非常广泛，可以是言语思维活动的各种文本，也可以是非言语类的绘画建筑等。但是语言文化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是语言化先例现象，并按照语言单位本身特点将其划分为先例名、先例语句、先例情景与先例文本。中国的四大文学名著，他们的书名、故事情节、重要人物等被后人时时提起。这些文本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象征，具有先例地位。
2.定型
定型作为一种复杂的现象，可以从社会学、心理学、认知学、语言学、民族心理学与民族语言学等方面加以论述，其中研究最多的就是社会学，社会学家们主张定型是在一定的民族精神需求与文化动机基础上产生的，是同种族行为方式相关的模式，它反映了一定的民族、或社会团体对某个需求的语言化符号，是社会需求的反映，在社会化进程中对个体意识有着典型的促进作用。
定型作为表象主要有情景和表象两种形式，前者是一种行为定型，后者是表象定型。因此定型又可分为情景定型与形象定型，情景定型如排队、交通、考试等情景，形象定型按照事物所属的不同领域有动植物定型、人类定型、职业定型、社会定型与人定型等。语言文化学主要是对反映民族文化的行为定型和形象定型有所关注，如民族行为定型中的传统风俗习惯等。在现实中有的行为定型仍在农村地区多以种植农作物为为主的形式保存着，还有在婚礼中的行为等也有不少不存。形象定型则侧重于更多的动物形象，如在西方文学中，绵羊多指性格上愚钝、倔强或者顺从命运等群体，狗熊是指笨拙、没教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代表。从上可知，定型与先例现象基本相似，都带有民族性标识，是民族文化的表现，是主观对客体现实的反映。
3.艺术事实
艺术事实是现实的模仿，可以算是第二种现实，通常是文学等艺术作品中的人或物，它具有一定的民族标识性，对文化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艺术事实主要分为两类：现实生活中的对应物与潜在世界、第二艺术世界，它们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前者以镜子为例，一方面它具有客观属性，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在自我的传说、神话或文学作品中，镜子被赋予了神奇的魔力，能够知道古代、展望未来，这是在前一种现实镜子对照中的艺术事实。后者是仅仅存在于第二重现实中的艺术事实，如《西游记》哪吒三太子烽火轮、乾坤圈等，这些在现实中没有的东西，也只存在于潜在的艺术世界。
4.鬼神
鬼神不具有原型性，同时在唯一性上比较缺少，他们存在于各种形象之中，如西方古希腊文化与古罗马文化中的鬼神由于地域民族的不同有着区别。鬼神和先例现象处于原型性和唯一性标尺的两端，具有完全截然相反的两极性质。
参考文献：
“内初班”学生大多来自我区较为偏远的地区，在语言、风俗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与汉族学生有着较大差异，如何结合”内初班”学生自身特点进行有的放矢的教育，帮助学生在学习中取得进一步的提高与发展是很多教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笔者根据自己在教学中的一些经验和体会进行了思考和梳理，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着手。
一、联系学生已有知识背景，寻找切入点
“内初班”的学生来自不同的民族，在家庭教育和生活习惯、汉语交流和理解上都和汉族学生有很大的不同。开设地理课前，教师就要通过与学生谈话、问卷调查、咨询班主任等多种途径深人了解学生的情况，为地理课教学做准备。在教学过程中，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结合教材提出很多问题，用学生能理解的方式进行教学，这样便于把”内初班”学生生活中熟知的却不留意的一些现象引人到地理问题中，使学生不仅认识了什么是“地理”，而且能激发学生对地理学习的兴趣。
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奥苏贝尔曾说过：如果我不得不把全部教育心理学还原为一条原理的话，我将会说影响学习最重要因素是学生己经知道了什么，根据学生原有的知识状况进行教育。因此学习有用的地理知识和生活地理，必须充分重视学生原有的生活经验。例如：在讲“地球和地图”时，利用学生切西瓜的经验在学生中展开次经纬线和经纬度的讨论。经过讨论学生切西瓜的方式大致归纳为两种切法：一种是先把瓜从中间切为两半；另一种是先用刀把瓜从瓜头向瓜尾切成两半。教师分析这两种切法：从中间切无数刀可以切出无数个圆，每个圆代表地球上的一条条纬线圈，中间切面代表赤道，地球表而就有无数条纬线。给每个纬线圈上标上度数，就可以用不同的纬度表示不同的纬线。纬度实质是线面关系，即从每条纬线圈上任意点向中间切面(赤道面)圆心连线，所连线与中间切面(赤道面)的夹角就是该纬线圈的纬度教育学论文，纬度最大是90度。按第二种切法，并且每刀都切到瓜头和瓜尾也可以切出无数刀。每刀切出的曲线就代表每条经线，给经线标上度数就是经度。经度实质是面面关系，即两个切面的夹角，最大只能是180度。这样利用学生生活实际为课堂注入了新鲜的生活内容，把地理知识移植到生活中去，使学生在生活中学到了有用的地理。
二、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爱学乐学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最后的老师，这一点对于”摘要性。
三、让学生在动手做中获得成长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百看不如一验”，亲自动手体验不仅能培养”内初班”学生的动手能力，还能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认识、理解和巩固，成倍提高学习效率。学生在地理学习过程中，保持良好的学习兴趣，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教师在教学中集思广益，合理的运用教育教学的规律，积极探索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善于引导，就一定能够在地理教学和学习中取得很好的效果。如：讲中国34个省级行政单位时，我买了五组中国政区拼图，让学生动手，学生兴趣一下就来了。再如：地图知识一直是较为突出的重难点，但又是学好地理的重要基础知识。如何打好这一攻坚战?可以从其实用性出发，在学习一开始，就布置一道作业，学完这一章后，要结合课本上“动物园游图”和“某村平面图”，绘制一幅校园平面图。这样，学生有了一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就会引发兴趣，激发对新知识的探求热情，学习态度认真而主动，反而会随时将自己在作业中遇到疑难向老师提出，寻求支持，最终全而掌握地图知识，出色完成这一项作业。另外，还可组织学生进行地理模型的制作(如：简易经纬网、等高线地形图模型、地形模型等)。组织学生收集与教学内容有关的明信片、邮票等，组织学生结合教学进行野外考察，组织学生进行气象观测……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地理课外活动，学生不仅体验到知识的力量，学习兴趣大增，更能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四、教会学生学习，培养严谨认真的学习习惯
地理对于每个学生来说，是一门全新而又陌生的学科。因此，我们在思想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还有就是”内初班”的学生学习汉语的时间短，在学习中理解能力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在讲授每节新内容课之前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预习时，除了要把新课内容仔细通读外，还应在不懂和不理解的地方做上记号，这样带着疑问，做到有目的去听课教育学论文，听课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课堂上，要求学生在认真听讲的同时，还要做到积极、主动的去思考问题、讨论问题，并勇于将自己的理解和观点表达出来，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理解能力，提高听课效率。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自身获得锻炼，并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从而将每节课的知识理解和消化。在学习过程中，要仔细倾听、认真细致地观察、如实准确地记录、积极主动地思考，要善于合作、主动交流，敢于质疑、勇于探索。
由于初中地理知识点杂乱而零碎，教师在讲课时，都是围绕着重点内容展开的。因此应要求学生在认真听讲的同时要做好课堂笔记，这样不仅有利于课后进行复习，掌握知识重点，又可以有效的避免学生上课时“走神”。教导学生在记课堂笔记时，必须讲究方法，要在听清楚老师所讲内容的基础上，记重点、难点、疑点和课本上没有的内容，与课本内容相同的部分可在课本上标出，课后整理笔记时可补全。要经常不间断的进行复习，循序渐进，每天认真阅读课堂笔记，同时对知识点进行梳理归纳，达到对课本内容融会贯通。每章节讲完后还要对知识进行整理归纳。这样就可在整理总结的过程中发现知识间的内在联系，连点成线，织线成网，使知识系统化、网络化，便于掌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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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是一种法律制度，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围绕着该法律制度的产生、推行、应用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文化效应，形成特定的文化类别。法律制度的发展，始终与该环境下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相关联，是特定社会文化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制度是文化的物化形式，文化是制度植根的土壤。仲裁由西方传人我国大约才有10年左右的时间，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单从制度来讲，仲裁是一个舶来品，在我国推行带有很强的植人性。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特有心理，却为仲裁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提供了深厚而滋润的土壤。
一、特定社会历史铸造的中国人尚和心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农耕型社会。农耕离不开土地，而土地是不动的，这使得依附于土地的人民能够长久稳定在居住地而有较少流动。只有在自然灾害或战乱时，人们才会被迫背井离乡，寻找新的土地。正如所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在稳定的生存空间中，生于斯，长与斯，死于斯，因而造就了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人们之间彼此知根知底，自然地形成了一个熟人的社会。而熟人社会又必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在群体规范的压力之下，每个人都遵循着以和为贵的社会规则，这为中国人民的尚和心态的养成制造一个了良好的温床。另一方面，农业的生产完全依赖着气候的变化，旱灾水灾的整治以及因时令限制而导致的高强度劳动，这些都是个人或少数人无法完成的，所以必须依靠多个人的齐心协力来共同完成。同时，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强化了人们的农本思想，轻视财富利益，并把安贫乐道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这种经济背景还使中国人形成了尚“和”的心态，使得中国人更加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尚和”作为平衡人我关系和群我关系的根本准则。
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很早便确定了一个人的观念，由人的观念中分出己与群。但己与群都已包涵融化在人的观念中，因己与群全属人，如何能融凝一切小己，而完成一大群，则全赖所谓大道，即人相处之道。中华文化一贯主张社会重于个人，提倡群体内部的团结与和谐的社会取向成为中国人社会生存与适应的基本方式。“尚和”心态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潜意识而影响着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处世之道。
二、中国人尚和心态的文化思想根源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历史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儒、释、道三家，同时它们对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自汉魏两晋南北朝以来，儒家、道家、佛教三家的思想体系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经过相互对立、相互渗透、彼此转化，融合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中国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一直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
在动荡的东周时代，诸子百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和的概念。推崇中庸思维的儒家将“和”字赋予了“和谐”、“谦和”、“和睦”等一系列具有中庸色彩的涵义。和，是处理人际关系及一切事物的最佳准则，也是人行动自律的内在原则。孔子曾说:“礼之用，和为贵”、“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于将个体视为一个成就圣贤积极主动的自我，因此儒家强调，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便是不断地自我修养以完成“自我”的超越与转化。自我修养的主要功夫在于“自制”，在于压制自我的欲念，以遵守外在的礼制和规范。而悟守规则的最终目标和结果，则是最大程度的减少了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存在，营造了平和的社会环境，从而巩固了封建王朝了统治。
如果说儒家带有自上而下的政治色彩，那么作为儒家补结构的道家，则以自然为依归，崇尚“无为、不争”，“至虚、守静”，“寡欲、知足”及“安时而顺处”以达到精神自由的超越境界。让长期处在“克己复礼为仁”的心理紧张和裹足在社会关系和责任中不自由的中国人，获得一个消解内在冲突和紧张的处方。如果说儒家思想的文化要求产生了中国人的内在紧张，那么道家思想就是提供了每一个中国人可以继续忍下去的心理空间，透过它的“不争哲学”而有了一个可以保持内在平衡的心理场。“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意思就是说，和是万物的本质与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道家强调出世、适意的人生观扩展了中国人的心理空间，其“正言若反”的朴素辩证法则大大地增加了中国人谦忍、尚和的能力。
佛教的人生哲学则经由苦、集、灭、道四谛的精细论证，来说明人生是苦的判断，进而强调通过抑制自我、排除我欲，达到无我的状态，以进人涅架的解脱境界。佛教所宣扬的忍辱哲学，让中国人更能无条件地忍受他人诸般恶行，其心性学说，对极力主张禁欲的理学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础，更是佛教学说对中国文化的最大影响。
总体而言，中华文明所重视的以道德修养为人生主要目标的禁欲思想，是中国人时时刻刻皆须要忍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历史文明从未断裂并顽强地传承至今仍生机勃勃的国家，它与这种国家至上、以和为贵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不无关系。正是在这种“和”文化氛围的几千年熏陶下，尚和心态深深浸润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给中国人的“和谐”气质烙下了一层重重的文化印迹。 三、尚和心态下的中国人司法理念
前面说到，尚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在中国人心理结构中的具体成果，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道德的民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道德修养是中国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加之长期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中国人在面对司法事务方面有着极其鲜明的处世态度和原则。杨知勇认为古代中国政治体制最重要的特质是“家国同构”，国是家的扩大，国和家族在组织结构、权力结构、伦常原则等方面都具有一致性，国与家相通，君权与父权相互为用，君统与宗统一致，专制主义与宗法主义同质。在这种政治体制中，法律要服从于伦理，人治胜于法治。法律的严苛和不健全使得人们遇到争端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中还长期存在着“族诛”、“连坐”之类的苛刑酷法。因此对于同处一个家族的成员而言，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在家族内部，则利用法律化了的“族规”、“族约”来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家族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人们要时时处处克己修身，用自己的成功显亲扬名，避免做出危害家族利益的事情。同时，人们也形成了“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因为“家丑外扬”将会影响到家族每个成员的利益，甚至会牵连整个家族遭受刑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人尚和，注重道德修行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具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司法领域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便是“无讼”。司法官员主要运用道德教化来解决法律纠纷，以收到平息纷争的效果。邻里发生纠纷难以协调时，也是请求德高望重的贤者出面调停。所以古时衙门里野草丛生，被认为是社会和谐的表现。在千世百代的中国普通百姓中，“厌讼”、“贱讼”、“耻讼”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无论是孔孟“中庸”哲学、老子“无为”思想，还是佛教生死轮回的义理，都主张融和冲突、息事宁人，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有位学者曾这样评价中国文化:“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蕴含着和，一切思维都浸润着和”。正如中国古典哲学所说，和，是一种有利于事物发展的状态。这种以和融突的思想就是中国诉讼文化的最高价值理念。仲裁恰恰满足了这种价值理念的需要，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专家断案。选聘来自法律、经济贸易等各行业的专家、学者，以他们的人格力量、专业威望和对市场主体的感召力来赢得社会和当事人的信任。除此，仲裁的不公开性及商业保密原则又极大地复合了中国人的面子观。从字面来说，“仲”乃仲裁核心:仲裁之德即中正;仲裁之情即中和。仲裁制度强调的是法治与人文的有机结合，重视柔性执法和社会效果。仲裁文化则体现了法律制度和社会公德的高度和谐统一。它既能平息冲突，而相对于诉讼而言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际关系的破坏和商业信息的泄露。而仲裁的人本主义思想正是其有别于法律的最大不同。由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仲裁以主体意思自治为原则，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依托当事人私权的行使，实现国家公权对经济生活的有效调控，使每一位社会成员依自己的理性判断，管理自己的事务。对当事人的充分尊重，正是仲裁文化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
二、多元文化教育与多元文化教育课程
把新疆的教育现象定义为“多元文化教育”，就要对多元文化教育这一概念有所认识。国外学者的研究认为，多元文化教育即“能促进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相互理解和丰富”，通常是指多民族国家对各民族的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进行的有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以使学生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能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并享有应有的文化尊重。
我国学者认为多元文化教育是以教育中存在的文化多样性为出发点，使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学生都享有同等机会的教育，这种教育是在尊重不同文化且依据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特征的条件下实施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形成对待自身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得当方式及参与多元文化的能力。而“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是指能体现学校学生中的不同民族、区域、经济状况、宗教、语言、性别、习俗等方面文化差异的课程内容。
由上述理念，“多元文化教师”可以理解为具有多种不同文化间的知识与理解并拥有能在不同文化间进行积极的交流与充实关系的能力的教师。
三、多元文化教师应具备的能力和素养
在新疆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区域担任中小学教师，要实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素养?有学者认为:教师完整的多元文化教育能力应包含知识、态度和技能三部分。也有学者提出从文化认知、文化态度和文化实践三个层面形成多元文化教育教师的能力和素养。
1．文化认知层面，是指教师应对多元文化教育的内涵有基本的了解，才能进一步实施多元文化教育。这个内涵包括所有的人，无论其种族、性别、社会阶级或文化特质等，都必须享有学校教育机会的平等;都享有学习成就平等的机会;并以促进不同文化或族群的社会公平与机会均等实现为终身目的;教师对自己文化历史脉络和其他族群的历史文化有基本的认识;教师要具备熟悉不同学生次级文化与生活经验的知识等。教师如果能对不同的文化有足够的认识，不仅可以带给学生了解不同文化的动机，更能敏锐地察觉到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需要和反应。对多元文化的充分了解，使教师可以在考量不同文化规范的情形下，更加客观、多元地看待历史与冲突的现象，以随时对自己原有的刻板印象加以调整。
2．文化态度层面，是指教师对处于多元文化环境中的人和事的情感体验，有正负之分。如果教师对与自己不同的文化群体持负面态度，那么在进行教学和解读课程时，会间接地影响学生对其它文化的感受。在多元文化教育过程中，教师的态度首先要了解教室中学生的文化差异，以建立学生起点行为的基准。教师必须是一个具有反省、主动思考、道德敏锐的观察者与行动者，才能清楚地觉察到这些差异。其次，教师对学生的示范作用较强，教师对多元文化的态度往往直接影响到学生对多元文化的态度。因此，教师应随时反省自己的教学过程与课程内容，避免因自己主观的意识形态与偏见，而忽略了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另外，教师也应具备民主、包容与欣赏的文化态度，允许不同文化的学生能在民主包容的学习环境中成长。
3．文化实践层面，是指教师自己形成的正确的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在教育教学行动上的表现。教师对多元文化有了正确的认知与态度之后，要把它真正落实在课堂内，面对教室中各种文化差异现象，教师无论在环境布置、对学生的期待、师生的互动以及语言交流方面，都必须呈现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如此才能创造出一个公平、正义、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教室环境。另外，教师在进行课程内容展示时，应注意依据学生的文化经验来设计教法，并将文化多元性的议题纳入课程教学中。特别要注意教师应避免在教学中传达对不同文化的负面印象，在课堂上对教学内容的解释与举例，也要顾及不同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若教材中有不适合的内容应进行调整。
四、多元文化教育中的新疆高师教育类课程模式和课程设置体系
关于多元文化教育的课程模式，国外学者提出的多元文化教育课程模式值得借鉴。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学者提出多元文化教育实施中的难点是“教师必须接受特殊的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训练”，这给多元文化教育中的高师教育类课程设置指明了一个方向。由此，国外形成三种多元文化教师教育模式，即单独学程模式、整合模式、三阶段模式，分别在高师教育类课程设置方面有一定的见解。单独学程模式是在现有的师范教育课程基础上，开设相应的多元文化教育课程;
整合模式是不改变现行师范教育的课程框架，只是在课程内容上重新加以组织，将多元文化相关的材料经验进行整合，融入相关知识学习与实践当中，从而使教师形成能从不同族群的视角看待事物和多元文化教育要求的教学策略和方法;三阶段模式即学习、发展与参与，尤其在第二阶段通过心理学等学科形成多元文化教学观点，在第三阶段通过教学实习使师范生形成符合多元文化教育要求的教学技巧和策略。单从课程设置方面看笔者认同单独学程模式的观点。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在长期的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共性的因素，在文化教育方面相同的和精神状态方面相通的内容是较为广泛的。以单独学程模式来处理新疆多元文化教育课程，能较好地把握课程的国家统一性和普适性与民族区域多元文化教育的特殊性的关系。
关于高师教育类课程设置体系，国内学者提出多种观点，有教育类课程的三大板块即基础理论板块、拓宽视野板块、操作技能板块的观点;有教育基础类、教育技术类、教育工程类三类课程的观点;有教育基础类、学科教育类、教育工艺类、教育工程类、教育实践类、教育论文六类课程观点;有教育理论课、教育技能课和教育实践课三个层面的课程递次构成观点。同时，学者们一致认为高师教育类课程中最重要的课程是教育实习，应大力加强和重点实施，提出了延长实习的时间，加强实习的管理，把教育实习与进行教育研究和撰写教育论文结合起来，增强对教育实习的政策和环境支持等观点。
以此为启示，用单独学程模式的观点，笔者提出新疆高师多元文化教育类课程可以设置为教育理论基础、教学实践基础、教育科研基础、教育实习见习、多元文化教育基础五大板块的课程体系。
五、多元文化教育中的新疆高师教育类课程设置构想
(一)关于课程的目标
体现多元文化特点的新疆高师教育类课程要达到的目标除包含树立现代教育理念并养成专业精神;掌握和理解教育的基础知识、理论和技能;形成教育的实践能力及教育科研的意识和能力之外，最主要的目标是要求准教师具有跨文化交际及多元文化教育实践能力和正确的民族交融意识;了解民族文化，熟悉民族习俗，具有正确的民族观和宗教观以及多民族文化教育与课程观;具有跨文化知识理念与多元文化教育实践能力;能在多民族地区工作，容纳与尊重多种民族文化的差异;能欣赏各民族文化教育，自觉抵制文化教育中的偏见和歧视;具有多元文化社会所具备的价值观和态度;能熟练运用多民族语言，有效地进行文化教育沟通，具备在不同文化间进行交流与充实关系的能力，成为跨文化的多元文化人。
(二)关于课程体系
据前述观点，笔者提出包括教育理论基础、教学实践基础、教育科研基础、教育实习见习、多元文化教育基础五大板块的高师教育类课程体系。
(1)教育理论基础。内容主要有关为什么要学、为什么要教等理论问题，包括教育学基础、心理学基础、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专题、教育经济学讲座等学程。旨在掌握教育的基本知识理论和形成教育的观念，养成专业精神。
(2)教学实践基础。内容主要有关教什么、怎样教、怎样能教好、怎样才算教得好、怎样知道教得好等实践问题，包括以课程论和教学论为核心的教育教学的、心理的、管理与评价的学程，旨在掌握教育教学的基本实践知识、实践技能，培养参与实践的意识和教育实际的实践操作能力。
(3)教育科研基础。内容主要有关怎样才能教得好、怎样才能教得更好等教育教学过程中需要探究和思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包括教育研究方法论、行动研究、课堂观察、教育热点和焦点问题研讨等科研理论与科研实践的学科。旨在形成教育科研的意识和能力，发展专业理性，培养专业精神。
(4)教育实习见习。实习见习时间延长到18周。见习分散在大一到大四年级进行，实习在大四第一学期进行“支教实习”。实习见习内容以专题活动形式开展，见习以教育教学考察、观摩为主，实习以教育教学实践操作为主。每个实践主题的具体活动内容与当时的教育类课程学程相关联，由相关学程的任课教师负责设计实践活动计划。在实习和见习地点、学校和对象学生的选择上，要进行民汉混合交叉的安排(主要是让学生积累多元文化实践经验)。教育实习见习一方面训练学生实践操作技能，另一方面还使学生融汇理论与实践课程和科研课程，让学生理解理论，学会实践并创造实践。
(5)多元文化教育基础。内容主要有关新疆各民族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知识和政策基础，民族心理理论知识，多民族教育特征，怎样认识多元文化教育，如何融汇民族文化和进行多元文化交流，跨文化的多民族教育教学怎样进行操作等问题，包括民族教育学、民族心理学、教育人类学、教育文化学、新疆多元文化教育讲座、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教育报告、新疆地方民族教育史等课程，旨在了解民族文化教育的知识、事实和现象，掌握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教育的教育文化学能力与技巧，形成多元文化教育的意识、观念，具备处理各民族文化教育差异的知识和能力。
【摘要】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对族群认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文章从族群自我认同、族群归属感、族群态度和族群卷入四个方面对旅游背景下大理双廊村白族群体的族群认同现状进行了田野调查，通过四次深入调查，我们发现旅游业给当地居民带来经济收益进而促进族群认同感强化的同时，亦因族群内部贫富差距的加剧而导致成员间凝聚力下降。同时，旅游业卷入程度对族群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旅游业卷入程度较高的成员对族群的认同度普遍高于未参与旅游业的成员。要想培养族群自信心和自豪感，进而增强族群认同感，需要当地政府“扶贫帮困”，积极引导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探索出一条让大多数原住民受益的旅游业发展之路。
【关键词】旅游；族群认同；田野调查；大理双廊村
一、概念简述
“族群”一词来源于英文“ethnic group”，指“同一文化的种族或民族群体” [1]，在文献中有时还等同于“ethnos”或“ethnie”，即文化性民族。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美国族群关系研究的发展，“ethnic group”一词开始出现于民族研究中，
用来称谓具有共同族源的群体，侧重群体成员在文化及血缘上的共同性。随着中西学术交流日渐深入，该词通过港台学者的著作被大陆学者引用，并逐渐出现于相关研究文献中。现有研究中，“族群”通常用来指“具有共同血缘及文化性质的群体，注重群体成员在文化上的共同性”[2]。因此，“族群”通常用来指称少数民族，本研究中的“族群”即用来表述居住于大理双廊村的白族群体。
认同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族群认同”是社会认同理论在少数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发展，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定义。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identity）一词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个人或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3]；先生把族群认同的发生称之为“人己之别”形成过程；梁启超先生则将其视为“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过程；Phinney认为，族群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涉及人的自我概念的复杂结构，不但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还包括个体对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参与等[4]。Carla等则认为，族群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族群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族群身份的承认[5]。族群是人类把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的最典型的分类系统，综上所述，族群认同的内容主要包括族群自我认同、族群归属感、族群态度和族群卷入（个体参与族群活动的积极性）四个方面。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和旅游活动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同族群被纳入到统一的世界体系中，族群间频繁和深入的互动促使族群认同需要愈来愈强烈，族群认同成为社会心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争相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对旅游背景下族群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业开发和发展给旅游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带来的不同影响。孙九霞对不同类型旅游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后发现：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因环境和开发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此基础上，她将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归纳为三种模式：第一类，在低强度、深接触的旅游作用下保持了自然景观社区的族群认同，如云南迪庆州的雨崩村；第二类，在高强度、浅接触的旅游作用下，人文景观社区的族群认同得到了强化，如云南西双版纳州的傣族园；第三类，以各类主题公园化的民俗村为典型， 在该类型社区中， 高强度、异接触的旅游作用分化了社区的族群认同[6]。
对族群认同变化的研究，许多学者以某一民族旅游社区为研究对象，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分析了旅游背景下族群认同的变化情况。如：赵红梅以丽江白沙乡为田野点，通过考察族群的节日、音乐、宗教等文化要素，分析了旅游情境下纳西文化的内外部展演方式，同时审视在“主-客”互动关系类型下旅游民族的形成与旅游人群的诉求，进而阐述了文化差异、“舞台真实”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内在影响[7]。刘青梅对安顺地区屯堡人、苗族及土著民族聚居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后，从认知、情感、态度、行为四个方面论述了文化旅游开发背景下屯堡人族群认同的传递与转变过程[8]。
此外，部分学者通过田野调查，详细分析了旅游业开发对民族旅游社区族群认同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如：通过对安顺屯堡社区实地调查，黄瑾发现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收益使屯堡人的族群认同意识得以重构并不断强化，族群关系随着族群意识变迁，经历了对立、缓和到无猜，屯堡文化成为屯堡族群认同的符号而走向区域化，族群边界淡化，族群关系逐渐走向和谐[9]。陈浩通过考察三亚回族社区，发现旅游业开发以后该社区的族群认同和宗教意识得以强化，旅游业带来收入的增加使更多回民参与到朝觐活动中，但旅游发展刺激内部贫富分化造成了族群内部凝聚力不断下降[10]。罗芳洲认为：旅游业的发展使傣族文化逐渐凸现出强势存在，进一步增强了傣族人对自我文化价值的重视，使傣族人重新构建自己新的身份意识和文化认同，进而在傣族村寨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族群认同[11]。
以上研究对旅游业开发和发展给民族旅游社区族群认同带来的不同影响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和探讨，但对于如何趋利避害，充分发挥旅游业的积极作用，提升民族旅游社区族群自信心和自豪感、强化族群认同较少提及。本文以大理双廊白族村为田野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分析旅游背景下大理双廊村白族群体的族群认同情况，积极探讨有益于族群认同和族群文化保护的旅游业发展之路。
三、调查实践
（一）田野点情况简介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点双廊村位于云南省第二大湖泊――洱海的北岸，地处东经110°11′，北纬25°33′，背靠青山，面朝洱海，远眺苍山，自然景观得天独厚，素有“大理风光在苍洱，苍洱风光在双廊”的美誉。双廊处在“萝莳曲”、“莲花曲”两曲交界，居沙洲之上，沙洲又有“南诏风情岛”、“玉几岛”分列其左右，且“双曲”环抱“双岛”故而得名――双廊。双廊村为双廊镇的七个行政村之一，先后隶属于大理州的宾川县和洱源县，2004年开始，为了统一保护洱海，双廊镇划归大理市行政管辖。双廊村是双廊镇沿湖四个村中最北端的一个村，也是镇政府所在地，包括双廊、康海和天生营三个自然村，人口902户，3578人。双廊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渔村，近年来为保护洱海而实行的“双取消”（取消机动船只，取消网箱养鱼）政策，使渔业逐渐衰退，传统渔业劳作方式慢慢消失，但仍保留着浓厚的渔文化。此外，双廊村人多地少，常年干旱，农业种植受限，经济十分相对贫困。为实现脱贫相关部门积极筹资，先后投入6000万元将金梭岛建成集旅游、度假、观光为一体的“南诏风情岛”。1999年洱源县通过多方筹资投入45万元改造双廊老街，建成双廊民族文化街。近十年来，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浓郁的人文风情，以及杨丽萍、赵青等名人效应使双廊旅游业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成为大理州旅游业发展中的典型代表。
（二）大理双廊白族村族群认同现状调查
1.调查内容与方法
在以往族群认同现状的研究中，大多通过对诸如语言、服饰、饮食习惯等文化元素的保留程度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进而得出“更强”或“更弱”的结论性抽象描述。为了使族群认同现状描述更加直观和具体化，本文以构成族群认同的四个基本要素――族群自我认同、族群归属感、族群态度和族群卷入为调查内容，对大理双廊村白族群体成员的族群认同现状进行田野调查。为了使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主要考虑以下两点：其一，年龄构成方面老、中、青各约占30%，14岁以下儿童占10%；其二，以上成员中参与旅游业从业人员（Tourism Involved）和未参与旅游业人员（Tourism Uninvolved）各占一半，其中：旅游业从业人员包括导游、旅游餐饮店经营者、旅游商品销售人员、民族歌舞表演者、旅游汽车司机等，未参与旅游业的人员包括教师、政府职员、各类企事业职工、私营业主以及农业劳作者等。通过对众多访谈对象进行筛选、分类与编号，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老年村民（OR，编号001-100）、中年村民（MR，编号101-200）、青年村民（YR，编号201-300）、儿童村民（CR，编号301-400）共20位族群成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见表1）。
为了考察不同旅游场域中白族成员对本族群的认同情况，我们在人类学田野周期内选取了四个旅游活动最为密集的时间段进行调研：第一次为 2011年 10月1日至7日的“国庆”长假期间，共计7天；第二次为2012年1月25日至2月6日的春节（双廊白族传统的本主节）期间，共计13天；第三次为2012年4月5日至11日白族传统节日“三月街”期间，共计7天；第四次为2012年7月26日至8月15日（恰逢农历6月25日的白族火把节）期间，共计21天。四次田野调查历时48 天，期间通过参与观察法、个别访谈法获取相关信息。
2.田野调查实践
（1）族群自我认同调查。族群自我认同，也叫族群自我界定或族群自我标定，是个体为自己所贴的族群标签。族群自我认同的主要任务是看个体能否正确地标定自己的族群身份。
在受访的14岁以上的青少年和成人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与长期“驻留”在双廊的赵青、杨丽萍等名流之辈以及在此经商和生活的外地“驻客”①不一样，自己才是真正的“双廊本地人”。对儿童的自我认同情况调查，主要是看儿童能否根据父母的族群身份标定自己的族群角色，在问及“你是否是双廊本地人？”时，100%的儿童均回答“我的父亲（母亲）是双廊人，所以我也是双廊人。”
“我的小儿子在广州工作，多次要求我到那边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我是白族人，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靠打鱼为生，到我小孙子这一辈，已经九代人了。落叶归根，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离不开这个地方。”――TU-OR002
“我爸爸姓杨，是丽江的纳西族，而妈妈是土生土长的双廊白族，我随妈妈姓寸。假期我和爸爸去奶奶家做客，但奶奶说那里也是我的家，自出生以来我一直生活在双廊，我是白族，还是更喜这里的白族生活。”――TU-CR302
“年轻时在外面开货车，常年东奔西走，每次吃到我们白族的凉粉都觉得很亲切。这几年很多外地人来双廊旅游，给我们带来了就业机会，而且现在年纪大了，也不想往外走了，还是生活在自己的家乡踏实一些。”――TI-MR103
（2）族群归属感调查。族群归属感是衡量族群认同的主要因素之一。一个人虽然选择了相应的族群标签，但内心深处可能对自己所选择的族群并没有强烈的归属感，所以在研究族群自我认同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族群自我归属感。个体的族群自我归属感可以通过“我对所属族群的生存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对我的族群有强烈的依恋感”等方面进行测定。就目前双廊旅游业发展导致本地乱建房屋、周边洱海遭受污染、白族文化移植与失真等问题，受访者均一致认为：“这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努力保护好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这几年来双廊的外地人，不是来看新奇、就是冲着‘钱途’而来，很多人在这里干几年赚一笔钱之后就转到其它更赚钱的地方，根本不会用心保护村里的环境卫生。我们就不一样，我们自己要长期生活在这里，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要生活在这里，现在污染越来越严重，我们白族人民就更应该齐心协力保护好家园，不然我们的后代还怎么生活呢？” ――TU-OR003
“很多城里人嫌我们的碗筷不干净，要求用一次性餐具，旅游旺季时，我们快餐店每天要用掉200多个饭盒，很多游客根本不像在家里一样爱护卫生，吃完之后就随手扔在路边，天热时招来很多苍蝇，气味也很大，每天我们不得不把这些饭盒及时送到垃圾站去。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当然应该爱护环境，如果路上到处是垃圾，不仅我们本地人生活不舒服，来玩的人也会不尽兴。”――TI-YR203
“最近几年，外来的开发商在村子里盖的房子越来越多，而且全是钢混结构，这些房子虽然更结实、更干净，可看起来就像鸟笼一样，把人关在里面，很不舒服。我觉得我们白族的三房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的房子不仅漂亮，而且住起来冬暖夏凉，老人和小孩也不用爬楼梯。最关键的是还有一个院子，可以摆放车辆和其它东西，生活很方便。”――TU-MR102
（3）族群态度调查。族群态度是族群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持积极族群态度的个体，往往表现出积极的族群认同，能够积极地看待自己的族群身份，并为自己的族群身份和族群文化感到自豪；反之，消极的族群态度促使个体以悲观、颓丧的心态看待本族群的一切。在受访的80%以上的族群成员眼中，本族群的语言、文化、宗教和习俗等都是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精神财富，是他们用以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主要依据，也是促使双廊这一小小渔村的社会经济得以持续协调发展的宝贵资源。
“来我们店住宿的很多外地人都说我们白族话很好听，就像唱歌一样，有些人还跟我们学了几句打招呼的话呢，后来每次见面就用白族话跟我们打招呼。每天和很多外地人打交道，也听了很多方言，但我还是觉得我们白族话好听，不然那些外地人也不会学了。”――TI-MR104
“很多游客告诉我，他们来双廊除了想一睹杨丽萍的别墅外，主要是想感受一下白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他们说大理古城里到处都是浙江和福建人开的商铺，几乎见不到白族人。当得知我是白族时，他们挺高兴的，除了和我合影外，还不停问我白族的饮食、歌舞和节日等习俗，有时候我就一边介绍一边表演。我觉得我们白族的这些文化习俗挺好的，它是我们祖祖辈辈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把它保护好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TI-YR202
（4）族群卷入程度调查。通俗地讲，族群卷入是指族群成员对本族群文化元素的保留程度和参与族群活动的积极性，是衡量族群认同的主要指标之一，其外延十分广泛，包括语言使用、服饰偏好、饮食习惯、宗教礼仪和文化习俗的操守、人际交往的范围和偏好等方面。田野调查期间，我们目睹了白族接本主的壮观场面，在阵阵唢呐和鞭炮声中，男女老少穿着白族盛装，手捧祭品，浩浩荡荡的队伍尾随本主花轿涌向村子中央的本主庙，引来不少游客驻足观看。近年来，名人效应带动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促使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很多人选择“驻留”双廊，与当地人“共享一片天地”。尽管如此，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长期生活在双廊的本地人，仍习惯讲白族话，过白族节日，穿白族服装，并保留着传统的习俗和信仰。
“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都信奉本主，本主是我们的保护神。不管贫富贵贱，家里有升官发财、疾苦病痛、婚丧娶嫁、生儿育女这些大事的时候，都要去村子的庙里祈求本主的保佑。以前一个人在外面，遇到不顺心的事，也会在心里默默请求本主的保佑。”――TI-MR101
“在外面工作那些年，时常觉得生活枯燥，似乎缺少了点什么。现在回到村子里，感觉踏实多了。每天晚上村里的很多老人都会不约而同的到本主庙前唱唱歌、弹弹琴，聊聊天，生活充实多了。每逢本主节和火把节，村里还会组织唱大戏、歌舞表演和舞龙耍狮，很多年轻人也会情不自禁的参与进来，非常热闹。”――TU-OR001
“现在村子里每个月都会安排一些歌舞表演来吸引游客，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很多人拿着相机不停的拍照，有些游客还不停的追问舞蹈和乐器的名称。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来，他们对我们的这些习俗挺喜欢的。每次表演都有很多人围观，觉得挺有成就感的，也很自豪。” ――TI-YR204
四、结论与建议
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缘于杨丽萍、赵青等名人效应带来的“井喷”式旅游业发展，不仅使双廊这个长期以来“深在闺中人未知”的千年小渔村迅速出名，同时也从两个迥异的方向深刻影响着当地白族群体的族群认同：一方面，正如安顺屯堡社区和西双版纳傣族园一样，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收益使白族文化凸显出其强势存在，族群意识得以加强，族群认同不断强化；另一方面，利益驱动下的白族文化在各类展演活动中也难逃商品化、舞台失真的厄运，同时随着族群内部贫富差距加剧，群体成员间相互妒忌、相互仇视，关系日渐疏远，族群凝聚力不断减弱。此外，双廊村族群认同的强弱程度与族群成员的旅游业卷入程度密切相关，参与旅游餐饮与住宿、旅游商品销售、旅游运输和导游服务等行业的族群成员，能直接从旅游业中获益，在与外来游客长期互动中，他们从“他者”的眼光中认识到了自身文化的吸引力和潜在的商业价值，因而，比之其他成员来说，他们的族群认同意识和需求更加强烈。
双廊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引来了众多外来投资者，他们带着自己的理念和文化，像磁盘一样以插入的方式融入当地社区，争相租用海边农户的土地，按各自的印象碎片建造各种房子，致使洱海沿岸的土地租金在几年内增长数倍，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当地政府对此秉着一种开放的态度，而对于靠山和没有土地的村民来说，却看在眼里，妒在心里。此外，接踵而来的游客和各类投资者给双廊带来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破坏环境、与原住民争利、文化移植和失真等问题。几十年来，这种情况在中国数个旅游社区不断重演，空间和时间上与双廊最近的先例要数丽江：古城的原住民们将房屋出租给外地人，自己搬到新建的现代楼房里，世界文化遗产只剩下一具躯壳，她的灵魂已不复存在。如何避免“丽江化”？是目前双廊面临的最大难题。发展旅游业固然是好事，但核心问题是当地人，旅游开发时一定要兼顾不同族群成员的利益，如果找不到一条让大多数原住民受益的开发之路，族群认同和文化保护将无从谈起。
因此，当地政府应充分发挥调控和引领作用，积极探索社区参与旅游业的良策：对于那些没有土地的村民，通过“请进来、派出去”的方式，让其免费接受旅游服务知识与技能培训，最后进入各旅游企业从事服务工作；对于有土地的靠山村民，通过项目扶贫让其从事家禽家畜养殖和蔬菜瓜果种植，满足双廊村旅游餐饮业的食品需求；此外，将村子中掌握白族传统文化的年长者聚在一起，从州财政中下拨经费，成立白族文化研习班，吸收部分白族青年参与学习白族传统歌舞、戏曲、乐器和其它文化知识，定期在村子中开展歌舞、戏曲等文化表演活动，不仅可以丰富旅游内容，增加游客参与地方文化活动的机会，还可以在自娱自乐中增强族群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提升族群凝聚力。
总之，旅游业的发展应该让尽可能多的村民受益，有了利益，族群成员自然会重视自己的文化，增强对本族群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团结一致，积极参与到保护和传承白族传统文化的行动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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